低收入家庭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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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是国家对年满60周岁且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实行的一项养老保险制度，从2009年开始试点实施。截至2022年已经开展近13年，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其中，“新农保”中的基础养老金是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惠农支出，有助于解决好群众“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也提升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本文利用2017-2020年万余户低收入家庭数据，用年龄作为断点进行回归，研究“新农保”实施10余年后基础养老金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的稳定发放，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对改善农村老年居民生产生活起到基本保障作用，增强共同富裕的获得感。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新农保”通常显示出“财富效应”和“健康效应”：对于“财富效应”，“新农保”政策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主观福利和劳动供给等多个方面产生影响，张川川等（2014）、郑晓东等（2020）认为，“新农保”提高了农村老人收入水平，促进了消费，改善了福利水平。马光荣和周广肃（2014）对2010年和2012年的CFPS数据研究发现：“新农保”降低了60岁以上居民的储蓄率。这部分老年人不需要缴纳保险费，直接可以领取基本养老金，为老年人提供稳定的经济保障。何晖和李小琴（2020）则对“新农保”促进消费的时间、结构和空间进行具体的异质性分析，得出“新农保”能够促进消费，有利于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的结论。“新农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发挥增收保障作用。首先，“新农保”对低收入家庭的作用比一般农户更强，周广肃等（2020）认为，“新农保”对缩小中低收入家庭消费差距的作用更为明显。其次，“财富效应”导致“健康效应”，易定红和赵一凡（2021）研究得出：“新农保”的稳定发放，增强了农村居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更进一步展开分析，“新农保”让老人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增加，子女照料的依赖性降低，提高社会保障的倾向性（程令国等，2013；王小增等，2020）。本文梳理文献发现：仅有较少文献聚焦于低收入家庭，张静和周慧（2022）通过2006-2010年农村贫困监测的家庭面板数据分析，认为到户扶贫资金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收入和支出水平。在生产经营方面投入和生活性消费支出都有所增长。“新农保”也是到户资金的一部分，同样提高农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增加其共同富裕的获得感。以上文献大都是研究“新农保”的普惠性问题，但较少涉及“新农保”对低收入家庭的研究。基于此，本文着重研究“新农保”政策实施对低收入家庭的增收效应，以期为进一步缩小农村收入差距、提升低收入家庭的共同富裕获得感提供政策着力点。

二、低收入家庭“新农保”获得效应的理论分析

“新农保”是政府为解决农村居民老有所养问题开展的，以保障农村老年居民的基本生活为目的，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一种保险制度。“新农保”政策实施后，增加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一）农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来源多样化

2021年，全国现行标准下有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脱贫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从被帮扶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获得感看，在各项扶贫政策的激励促进下，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收入有明显的提高。家庭的总收入包括工资收入、生产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新农保”收入是转移性收入的一部分，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不同。以两户家庭为例：第一家有4口人，2020年的家庭总收入为31214.8元，其中，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所得的财产性收入1800元，国家转移支付18024元，扶贫政策通过市场带来的转移收入6894元，其他收入如电价补贴等为2998元。“新农保”收入1498.8元，占总收入的比重为4.8%。第二家有3口人，2020年的家庭总收入为23040元，其中，种植性的生产经营性收入为2000元，小麦补贴726元，生产经营性支出900元，净生产经营性收入1826元，国家转移支付14031元，市场带来的转移收入—移民分红2610元，其他收入1561元，“新农保”收入3012元，占总收入的比重为13.07%。根据政策，各个家庭收入来源和数额有所差别，但总体上收入来源呈多样化。

（二）收入来源多样化保障低收入家庭收入的稳定性

2022年7月11日，国家乡村振兴局发布：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拓展，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没有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这是精准扶贫的成果检验，也是共同富裕进行的基础。扶贫政策的有效性保障农村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多样化保障收入的稳定性，而收入的稳定性是巩固扶贫成果的重要方面。低收入家庭在收入方面的获得感稳中有升。

三、低收入家庭“新农保”获得效应的模型构建

（一）数据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是2017-2020年L市的调研和建档立卡的工作数据，包括12699户低收入家庭，涉及人口22695人，来自发展程度不同的五个街道（乡镇）的189个村庄。结果变量是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分配变量是年龄，60岁作为断点，分析断点附近的低收入家庭是否领到新农保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程度。岳希明等（2021）从方法论和实证分析政府对居民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率，认为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资金分配进一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张静和周慧（2022）研究是否收到“到户资金”对不同类型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程度。鉴于此，用收入作为结果变量。

（二）数据的统计分析

通过建档立卡表和调研表，前定变量是家庭的个体统计性特征，包括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以及家庭特征是否是低保户等外部环境变量。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分析“新农保”对低收入家庭的获得效应发现：领取“新农保”基础养老金使得低收入家庭增收效应达到14%，显示出“新农保”基础养老金对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影响作用，估计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低收入家庭的户主是女性时，获得效应明显比男性户主家庭更强。基于上述结论，得出如下启示：

1.“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现金补贴增强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新农保”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农村家庭的消费支出，从文献的研究、数理模型和实际调研都证明了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且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影响作用比高收入家庭更加明显。低收入家庭从“新农保”的现金补贴中获益，用于日常消费，起到对低收入家庭的生活保障作用，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2.“新农保”基础养老金在特殊时期对低收入家庭产生稳定向好的心理预期。“新农保”的定时发放，对家庭收入产生了持续增加作用，低收入家庭减少了特殊时期生活质量降低的可能性。在当下疫情反复的情况下，“新农保”对低收入家庭日常消费起到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保障作用。

3.建立与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养老金账户支付制度。从目前的“新农保”发放情况来看，应大力推广“新农保”。同时，基础养老金支付水平要保证“新农保”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新农保”政策重点仍然是在国家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新农保”的覆盖面，使更多低收入家庭受益。“新农保”的两个账户（社保账户和金融账户）要根据各地发展水平适当提高发放标准，发挥出稳定托底低收入家庭的兜底作用，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式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川川,John.Giles,赵耀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效果评估—收入、贫困、消费、主观福利和劳动供给[J].经济学(季刊),2014,(10):203-230.

[2]周广肃,张玄逸,贾珅,张川川[25].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20,(4):1467-1490.

[3]马光荣,周广肃.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J].经济研究,2014(11):116-129.

[4]何晖,李小琴.新农保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评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6):61-72.

[5]易定红,赵一凡.新农保养老金政策效果评估———基于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41(06):99-112.

[6]程令国,张晔,刘志彪.“新农保”改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模式吗?[J].经济研究,2013,(8):42-54.

[7]王小增,王林萍.新农保”拉近了父母与子女的空间距离吗—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0,(6):90-102.

[8]张静,周慧.中国到户扶贫资金政策效果———来自家庭层面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季刊),2022,22(02):385-404.

作者:黄娟娟 郭春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