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一篇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已成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最强劲力量。作为教育信息化的新阶段，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进教育现代化，构建公平的教育体系，培育符合时代需求的人才。因此，乡村教育也需要利用教育数字化转型助推自身高质量发展。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将数字技术整合到教育领域的各个层面，推动教育组织转变教学范式、组织架构等全方位的创新与变革，从供给驱动变为需求驱动，实现教育优质公平与支持终身学习，从而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1]。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就指将数字技术整合到乡村学校教育的各个层面，推动乡村教育全方位的数字化创新与变革，构建乡村教育的良好生态。目前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效率问题，指出亟需抓住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契机，实现计算机辅助教学、“互联网+教育”、“人工智能+教育”三阶段并行发展[2]，提升乡村教师使用数字教学资源的有效性[3]。但对于乡村教育为何需要数字化转型、如何实施数字化转型等的探究还不够。由此，更加科学、合理地推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就有需要廓清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所在，剖析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堵点，抓住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出现的的重点问题，明晰乡村教育相关主体的责任，精准匹配乡村教育资源、乡村教师以及乡村学校发展方式，从而探索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方略。

二、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取向

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生存、发展、完善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而价值取向是指特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4]。因此，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是数字技术之于乡村教育相关主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取向是指乡村教育相关主体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在面对或解决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基本价值倾向。另外，国家、乡村社会以及乡村学生是与乡村教育关系紧密的三类主体[5]。综上，厘清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取向，需要着眼国家、乡村社会和乡村学生三类主体。

（一）推动教育现代化和助力教育公平的国家价值取向

从国家层面审视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取向，可以明晰国家对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引领作用。目前，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价值的国家取向主要集中在推动教育现代化和助力城乡教育公平两个方面。一方面，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推动国家教育现代化的价值。由于西部乡村教育与东部教育、西部城镇教育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化水平差距[6]，乡村教育一直是现代化建设中的短板。另外，从全面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背景来看，教育数字化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关键特征，其发展将直接影响到乡村现代化教育教学体系构建的速度和质量。教育数字化转型将升级改造乡村教育教学基础设施和环境，搭建便于师生交互的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立乡村教育教学数据库。这些有利于推进乡村教育现代化，弥合城乡教育“数字鸿沟”，打通乡村学校的“数据孤岛”，为乡村教育输送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乡村教育质量的有效提升，从而进一步实现国家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促进乡村教育现代性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将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助力城乡教育公平发展。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城乡之间的教育经费投入、教学资源、师资力量等存在巨大差异，城乡教育公平堪忧。提升城乡教育公平需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走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7]。随着教育信息化进入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为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能够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破解教育不均衡的发展难题，打破地域物理环境限制所导致的教育资源分布壁垒，从而促进教育公平[8]。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合理地使用数字技术能够促进教育起点均等，为过程均等和结果均等提供了形式上的保证[9]。可见，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正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使得每一位学生都能获得公平且高质量的教育。

（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社会价值取向

一方面，教育受到来自人类社会内部其他子系统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教育也会反作用于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村教育就能促进乡村社会发展[10]。但是，这样的促进作用是受限制的。如今，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将缩小这样的限制，增强乡村教育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乡村数字治理、乡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文化等数字乡村建设领域。首先，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助于调动乡村数字治理主体的能动性。通过扩大5G、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乡村的覆盖范围，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降低了数字技术使用难度，帮助乡村学校及教育主体在乡村数字治理中获得成就感，积极动员其参与乡村数字治理，提升主体参与性和能动性。其次，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在数字时代，乡村教育要积极助力乡村经济发展[11]，同样乡村经济也需积极服务于乡村教育事业。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手段让乡村受教育者更加深刻地理解乡村社会，再生产更加有意愿服务乡村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本作用于乡村经济发展，激发乡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并引领乡村社会经济建设，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数字化经济体系。再次，利用教育数字化转型，重塑乡村数字文化。以数字化技术深度挖掘乡村文化发展的生长点，使得乡村文化在保留自身传统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元素，重塑自身文化优势，构建乡村数字文化生态。

（三）提升乡村学生素养的育人价值取向

数字技术融入乡村教育，有利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过程来看，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乡村育人模式变革；从结果来看，乡村教育培养了具有较高水平数字素养的乡村人才，促进了乡村学生的全面发展。首先，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正在以数字化的方式推进育人方式变革，提升乡村育人效率。现今，乡村学生将借助新型数字技术，快速收集学习的资料，积极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在此过程中，数字算法技术可以根据乡村学习者的学习特征、学习偏好、学习风格、学习需求等，建立教与学大数据，精准生成学习者画像，全面、科学地诊断学情，生成学生全学段数字档案，为学生学习提供个性化、差异化以及多元化的教学服务，从而创新育人模式，提升育人效率。不仅如此，近年来，借助多方力量，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及教育机构还为乡村学生输送了大批量优质的学习资源。例如，深圳研发了7866个在线教学课程资源包，免费开放1.4万节优质课例，打造了教育云资源平台，实现了在线教学资源的扩容提质。此外，乡村学校将通过数字技术，完善终身学习的供给和反馈机制，为乡村受教育者的终身学习提供保障；建立“线上+线下混合式”终身学习网络，丰富乡村受教育者的终身学习方式；搭建乡村终身学习组织，促进知识创新[12]。其次，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还将提升乡村学生的数字素养——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信息社会责任等[13]。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还关注乡村学生的信息意识，提升他们对数字信息的敏感度与判断力，构建乡村学生利用数字技术解决问题的行动模式，帮助乡村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逐步形成问题抽象、分解、数字算法设计等数字化思维方式；提升乡村学生的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力，帮助他们科学合理地选择数字平台、设备、技术等，创新性地解决实际问题，最大化数字资源的可利用价值；重视提升乡村学生的信息社会责任意识，规范其数字安全意识。

三、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堵点

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乡村教育的现代性增长，助力乡村振兴。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仍然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只有精准找到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堵点，乡村教育才可能突破现实局限性，通过教育数字化转型，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一）教育信息化多阶段并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划分为了起步、应用、融合以及创新的四个阶段。由于融合与创新紧密联系且不可分割，我国学者将融合阶段和创新阶段统称为“融创”阶段[14]，并指出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处于“融创”阶段[15]。经历脱贫攻坚之后，乡村教育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已经全面改善了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但是，审视乡村教育的发展，因乡村教育发展的特殊性和城乡二元发展结构的历史局限性，现今的乡村教育信息化发展处于起步、应用、融创多阶段并存的发展态势之中。疫情期间，这样的发展态势更加明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调研了东中西部教师在线教学情况，收集并分析了18万份教师问卷，发现东中西部教师对于在线教育的态度、信息化能力、作业布置方式、在线教学时长等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16]。另外，教育基础设施空间分布也呈现出差异化发展趋势。2020年一项关于中国教育设施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表明：华中、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教育设施配置严重失衡，华东地区教育设施配置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华南、华北地区处于中等水平[17]。可见，乡村教育信息化处于多阶段并存的发展态势，需要推动乡村教育跨越式发展，以此实现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创。

（二）主体性缺失

人的主体性是指在与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人作为主体所显示的自觉能动性，其基本内容包含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创造性等[18]。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中，主体性有着多重表现形式。第一，从活动目的角度来说，其表现为“指向自我”的为自性；第二，从人产生行为的动力源来看，其表现为以“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和本性”为出发点的自为性；第三，对于客体要素而言，其表现为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19]。目前，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主体性缺失，增加了数字技术变革乡村教育的难度。首先，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机制不完备，缺乏系统规划，使得主体的为自性偏低。马克思认为人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20]。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当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时，主体的自我生存与发展将不能得到保障，使得主体很难预见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之于自身的利益，导致主体缺乏其应该具备的为自性。其次，由于乡村教育发展存在局限性，乡村学校通常缺乏教育数字化转型所必备的资源，使得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主体很难基于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和本性而产生强劲的源动力，从而导致他们缺乏自为性。最后，在主体缺乏为自性与自为性的情况下，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主体的自由意志很难被激发出来，不利于释放主体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客观要素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认识并改造客观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不足时，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停止不前。

（三）供需局部错配

为推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政府部门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改善乡村学校教育信息化环境。但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中，诸多供需错配问题仍旧存在，如数字教育资源供需错配、数字技术供需错配、资金供需错配等。这些在局部层面上的供需错配问题阻碍着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并延缓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数字教育资源供需错配主要表现为乡村学校教育资源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实施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共享。但在实践过程中，乡村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共享却出现供求错位、区域配置不均衡、同质性供给过多、差异化供给不足以及数字资源平台缺少对用户的有效服务等供需错配问题[21]。其次，数字技术供需错配主要表现在数字技术与乡村教师的匹配度低。目前，乡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教育信息化水平也得到明显提升，但乡村学校信息技术设备利用率低的问题日益凸显。这从侧面反映出数字技术未能得到乡村教师的充分接受和有效利用，难以真正实现与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机整合，使得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出现了最关键的“最后一公里”障碍。最后，资金供需错配主要表现为乡村教育数字转型的经费投入不能满足乡村教育数字化持续发展的需求。从农村教学点的信息化政策的实施过程看，许多教学点仍面临“有电脑，无网络；有网络，无资源；有资源，无师资”的困境[22]。近年来，大量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财政资金投向了信息化教育硬件环境建设，大幅改善了乡村学校的信息技术硬件设施，并且也更加重了乡村学校在数字技术日常维护与更新方面的经济负担。研究调查显示，乡村学校对信息化设备运行与维护的投入很大，乡村学校根本就无力承担设备运行与维护所产生的费用[23]。显然，这种将资金简单地投向信息技术硬件设施更新的方式很难全面地实现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更难以充分发挥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所应当发挥的育人功能。

四、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向

剖析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取向和现实堵点，有利于更加合理、准确地探索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向。针对乡村教育的特殊性，充分利用数字资源和技术，探索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合理地迭代更新乡村教育发展模式，构建乡村教育高质量体系，从而培育具有现代乡村意识的公民和能够践行乡村振兴的人才。

（一）实施重点突破，驱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跨越式发展

教育数字化转型促进乡村教育跨越式发展，亟待抓住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重点问题，逐个击破。因此，需加快建设和更新乡村教育新型基础设施，搭建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硬件平台，提升乡村教育的网络服务质量，输送优质的教育资源；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搭建智慧网络，建设智慧校园，实施智慧教育工程，提升课堂教学质量；逐步建设乡村数字化转型试点学校，打造新型乡村教育空间。

1.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及教育资源更新

新一代信息技术正逐步融入教育教学之中。乡村教育位于教育体系的边缘地带，已有的信息化技术设备以及教育教学资源亟待更新。2021年7月21日，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结构优化、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24]。乡村教育新型基础设施重点服务于整个乡村教育系统。乡村适龄学生人口数量、乡村社会发展水平、乡村学校信息化水平、乡村学校教育网点分布等因素都会影响教育新型基础设施的效果及其发挥的价值。因此，利用教育数字化转型有效推进乡村教育跨越式发展，应当关注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乡村社会发展及基础设施配置现状，合理预测适龄受教育人口数量，综合考虑新型基础设施空间布局，做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的顶层设计，落实“一乡一政策”，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搭建性能良好、传输稳定的乡村教育城域网，针对性开发、输送符合每个乡村教育信息化发展需求的教育资源。

2.创新教学模式以实施智慧教育工程

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最终要实现乡村教育的提质增效。因此，利用教育数字化转型实现乡村教育跨越式发展，需要直面乡村教学实践场，提升乡村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有效发挥其育人价值。作为当代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教育形态，智慧教育有助于更新乡村教育教学理念。智慧教育工程的实施则有利于强化乡村教育资源的融合与创新，以此为抓手能够促进乡村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变革。此外，实施智慧教育工程还可以利用教育大数据创新乡村教育管理与决策，推动乡村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数字化技术支撑的课堂教学区别于传统课堂教学，教师不能将原有的教学模式生搬硬套地运用在新型智慧课堂教学中。当前，为使教师能跟上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帮助学生快速适应数字化课堂教学，需要实施智慧教育工程，创新现有教育教学模式；也需通过数字技术和工具，记录学生课堂学习行为大数据，描绘学生学习效果，关注学生学习个性化特点，提升学生课堂行为参与、认知参与以及情感参与；还需为师生精准推送教育教学资源，切实减轻教师教学负担、学生学习压力，极大程度地开发乡村教育潜能，提高乡村教育教学效率，优化乡村教育教学全过程。

3.切实做好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

目前，教育数字化转型才初步启动，大多数学校都在努力地寻求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路径。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更需要长期努力探索，一方面，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数字技术与乡村教育教学的简单结合，它需要利用教育数字化转型改革乡村教育，提升乡村教育教学质量。另一方面，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涉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更新教育资源、提升转型主体数字素养等。上海作为国内首个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区，先后实施《上海市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上海市教育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1—2023）》等专项计划和方案，出台《上海市教育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文件，系统部署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这样的探索对于乡村教育是否适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否可以借鉴上海经验，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单凭乡村学校难以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乡村教育的相关主体需要积极探索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路径，做好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总结出一条较为普适性的、可推广借鉴的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之路。具体来说，横向上，中东西部农村教育发展存在较大差异，需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学校开展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纵向上，需要建立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区域、试点学校，搭建互联互通的数字化转型沟通网络。

（二）发挥主体作用，增强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动力

从教育改革主体的角度思考乡村教育发展，可以明晰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体责任及其动力。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通过发挥乡村政府部门的引领性作用、提升教育主体的数字素养、落实乡村首席信息官的培养等方式，可以共同激发乡村教育主体释放强大的数字化转型动力。

1.发挥乡村政府部门的引领性作用

数字技术进入乡村教育体系，离不开乡村相关政府部门的直接领导和积极推动。因为在构建乡村教育支持体系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比家庭、学校、社会和学生自身的作用要强得多，支持力量也大得多[25]。因此，未来应当发挥乡村政府部门的引领作用，努力通过数字化转型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具体来说，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教师、学生、家长、学校管理者的生存与发展状况，逐步开发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人力资源。其次，超前谋划，做好科学合理的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规划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未来路径，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积极助力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再次，协调与乡村教育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和社会机构参与到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之中，推动政府、学校、社会三者形成强劲的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合力。最后，合理分配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资金，帮助乡村学校减轻由转型过程所带来的经济负担。

2.提升乡村教育主体数字素养

乡村教育主体主要涉及课堂教学中教与学的两大主体——学生和教师。学生数字素养的全面发展是数字时代学生发展的显著特征，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持续提升也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内容[26]，不仅如此，在推动学校信息化教学发展过程中，教师的信息化教学领导力水平也起着关键性作用[27]。所以，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高度关注乡村教育教学主体的数字素养。一是需要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其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必要时需要拓展学习数字算法的相关内容，丰富学生的数字技术相关知识；培养学生借助数字技术沟通交流的能力、探索新兴数字技术的兴趣、利用数字技术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推动乡村学生学习和认知方式向“人机结合”的方式转变。二是，需要关注乡村教师的数字技术使用情况，定期开展相关数字技术培训活动，大幅度提升乡村教师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教学的实践能力、营造虚实融合的课堂环境的思维能力等，变革乡村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提升乡村教师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教育模式的能力，推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快速地走向教育信息化的融创发展阶段。

3.落实乡村首席信息官培养

2016年，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首次引入“CIO（ChiefTechnologyOfficer）”一词，指出“要在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建立由校领导担任首席信息官(CIO)的制度”。首席信息官的能力发展模型涉及信息化决策规划、信息化应用管理等外显能力特征以及信息素养、人际沟通等内隐驱动要素[28]。实现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就需要参照首席信息官的能力发展模型，结合乡村教育实际，培养大量的高素质乡村CIO。具体而言，未来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应以乡村CIO的专业发展为导向，创新乡村CIO能力认证的培养方式，培育出优秀的乡村首席信息官；健全激励机制，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提升CIO的发展动力；选拔优秀的数字化人才，提升首席信息官的数字素养，丰富相关数字技术管理知识。总的来说，加快未来乡村CIO职业化进程是当前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之举。

（三）供需精准匹配，推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实现

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解决供需错配问题。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重视供应与需求的精准匹配，使得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满足乡村学校的发展需求；提升技术的有用性和易用性，使得乡村教师能紧跟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步伐；关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式，探索出可推广的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方案。

1.实现优质资源与乡村学校精准匹配

近年来，优质教育资源正往乡村教育下沉。为推动乡村教育接轨城市教育，多地开始向乡村中小学精准地输送大量优质教育资源，有条件的地方还实现了线上名师授课、线下实时辅导的双师教学活动。不过这主要是针对在线课程学习资源的开发与输送。因此，未来需要精准匹配教育财力资源，不让学校兜底，解决乡村学校设备维护和软件更新问题，使得投入建设的相关数字设备能够正常使用，提高设备使用率，增大其效益；合理调动乡村师资力量，精准匹配到乡村各个中小学，避免造成数字素养水平高的教师扎堆，导致区域性教师资源不平衡问题，使得每个乡村中小学都能拥有较高水平数字素养的教师，整体上带动乡村学校数字化发展；提供精准的培训计划与资源，引导乡村教师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改善教师对技术的抗拒心理障碍，以便有效推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综上，为推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提升乡村教育教学质量，应直面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所面临的供需局部错配问题，制定并采用精准的解决方案。

2.按需推动技术与乡村教师精准对接

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离不开一线教师的努力。当前，教师尽可能不用信息化教学设备而采用传统教学方式、乡村信息化技术设备与乡村教师之间的适切性偏弱等怪象频繁出现。造成此怪象的主要原因是乡村教师自身数字素养偏低，无法正常地操作新型数字技术以及相关设备，也不愿意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教学。因此，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走进乡村中小学，观察乡村教育的真实情况，调研乡村教师使用数字技术的现状，分析乡村教师面临的技术难题，把握乡村教师的技术需求；根据乡村教师的技术所需，设计、开发适用于乡村教育的数字技术与设备，满足乡村教师技术使用和乡村学生发展的需求，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教师技术需求精准对接；建立CIO联盟，培养乡村学校CIO，实现CIO与乡村教师的技术素养协同共进，提升乡村教师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培养乡村教师的技术自信，增强教师与数字技术的适应性，最终有效地推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落地。

3.精准设计区域性乡村学校数字化发展方式

当前东中西部乡村学校的信息化技术设备、数字资源配置等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需要精准设计区域性乡村学校数字化发展方式，才能有效促进乡村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第一，精准设计区域性乡村学校的精准帮扶方式。汇聚城镇优势学校力量，一对一、多对一帮扶乡村学校，逐步形成区域性城乡学校帮扶联盟，给予乡村适当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行动指导，帮助乡村学校解决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难题，从而保证乡村学校跟上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激发乡村学校发展的内在活力。第二，精准设计区域性乡村学校数字资源共享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同一区域的乡村学校数字化会存在共通之处。由某一学校牵头，引领同一区域的其他乡村学校建设该区域乡村学校数字教育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建成乡村数字课程平台、乡村数字化名师工作室、乡村数字教研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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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天平 李珍 单位: 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