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学研究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中药学研究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2药源异同教学法

教材中具有同一植物来源、不同入药部位的药物很多。如姜、桑树、橘果、茯苓、瓜萎、莲、竹、紫苏、乌头等，其入药部位不同，功效也有区别，可列表比较。另外，蚕砂与僵蚕，何首乌与夜交藤，冬瓜皮与冬瓜仁，侧柏叶与柏子仁，槐花与槐角，仙鹤草与鹤草芽，车前草与车前子，芦根与苇茎，枸杞与地骨皮，金银花与忍冬藤，大青叶与板蓝根，马兜铃与天仙藤、青木香，槟榔与大腹皮，肉桂与桂枝等也属此类。教材中具同一药名、不同来源的药物也有很多，其功效各异。如，黄偏入肺疏风，白偏入肝明目；贝母，川贝母清肺润肺化痰，浙贝母清肺化痰散结；防己，木防己偏祛风，汉防己偏利水；五加，南五加偏祛风，北五加偏利水，刺五加偏补益；牛膝，怀牛膝偏补肝肾，川牛膝偏活血利尿；旱莲，墨旱莲偏补肝肾，红旱莲偏凉血止血；红花，红花偏温经活血，西红花偏凉血活血透疹。

3类药分组教学法

即先讲授每一类药的具体药物，然后按功效特点分组，再将功效相近的2~3味药物进行对比教学。以辛温解表药为例，此类药共有15味，可按功效特点分为四大组。第一组，功偏散寒，有麻黄、桂枝、紫苏、生姜、香薷、羌活、蒿本、葱白；第二组，功偏祛风，有防风、荆芥、白芷；第三组，功偏通鼻窍，有辛夷、苍耳子；第四组，功偏透疹，有胡荽、柽柳。教材第二章清热药中清热解毒药按所治病症不同将药物分为4类也属此法[4]。

4脏腑系统（归经）教学法

该教学法以中药归经理论为基础，即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通过脏腑辨证用药、临床疗效观察总结出来的用药理论，使学生理解药物对人体各部位的病变有选择性治疗作用，而体表病变可通过经络影响到内在脏腑，反之亦然。如用朱砂、远志治疗心悸失眠的心经病变，说明其归心经；用桔梗、苏子能治疗喘咳胸闷的肺经病变，说明其归肺经；而用白芍、钩藤能治疗胁痛抽搐，说明其归肝经；能治疗阳痿、遗精等肾系疾病的药物归入肾经，如仙茅、羊藿。另外，同归一经的药物其作用也各有不同。如人参黄芪、百合玉竹、黄芩石膏、干姜细辛、苏子杏仁、五味乌梅、麻黄葶苈、车前石韦、厚朴桔梗等都入肺，但人参黄芪甘温补肺气，百合玉竹甘寒滋肺阴，黄芩石膏寒凉清肺热，干姜细辛辛温散肺寒，苏子杏仁降肺气，五味乌梅敛肺气，麻黄葶苈宣肺利膀胱，车前石韦清肺利膀胱，厚朴桔梗降肺气以通腑气等。

5效近比较教学法

即将功效相近、主治相似的药物予以比较，找出其异同。中药学教材中功用类似的药物特别多，该方法适宜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的功用比较学习。其优点是简便易行，掌握准确、牢固，可为临床合理用药打下基础。如三棱与莪术，乳香与没药，龙骨与牡蛎，附子与干姜，黄芩、黄连与黄柏，玉竹与黄精，龟板与鳖甲，肉苁蓉与锁阳，桃仁与红花，荆芥与防风，麻黄与桂枝，金银花与连翘等。

6功效推理教学法

即根据性味、颜色、质地等推导出药物功效。从性味上，苦能燥湿，寒能清热，故而苦寒药多有清热燥湿之效；再如辛味药的麻黄、细辛一般都能治疗肺部病变；麝香芳香开窍入心经，佩兰芳香醒脾入脾经。从颜色上，色白入肺，色青入肝，可推出青黛、青箱子、茵陈、柴胡等能治疗肝经疾病。从质地上，桑叶、蝉蜕质地疏松而轻，故有生浮疏散之功；赭石、朱砂质地细密重浊，故有沉降之性。

7取类比象教学法

即利用中药的原植物和生药的形态特征来比喻其性能功效，该教学法形象直观，利于指导学生理解和学习。如人参，其形似人，而人以元气为本，故人参大补元气；钩藤形似抽搐的四肢，善平肝息风；血竭色紫红，能生肌止血、化瘀定痛，治跌打损伤瘀血疼痛；栀子、连翘形圆中空有瓣似心脏而归心清心；冬虫夏草是冬虫夏草菌寄生在蝙蝠幼虫的菌座，因夏天在越冬蛰土的虫体上生出子座形的草菌而得名，为平补肺肾、止血化痰，治诸痨虚损调补之要药；沙苑子似肾形，因而补肾固精；橘核、荔枝核形似，因而治疝气肿痛等。另外，中医注重以脏治脏，如以肝治肝，以心治心，以皮治皮，以藤治藤、以核治核，此等药例不胜枚举。

8顾名思义教学法

即根据中药药名来分析其性能的教学方法。中药来源广泛，品种繁多，名称各异。部分中药系根据其突出功效而得名。如防风祛风熄风，防风邪侵袭；升麻升脾胃清阳，其力较柴胡为强；续断续筋接骨，治筋伤骨折；番泻叶通泄大便，清导实热；木通苦寒通经，利尿清火；肉苁蓉为肉质植物，药性从容和缓，补而不峻；决明子长于清肝明目，为明目之佳品；益母草功擅活血调经，为妇科经产要药；千年健能祛风湿，强筋骨，治风寒湿痹兼肝肾亏虚。名中寓以主要功用，言其名则知其用。

篇（2）

中图分类号：G642.477 文献标识码：A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Base on Dissertation Remote

Network Assessment in the University of TCM

WAN Zhiqiang[1]， ZHANG Haomin[1]， WEN Hongjuan[1]， ZHANG Lili[1]， SHAO Shuai[2]， WANG Hongfeng[1]

（[1]Graduate Schoo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Changchun 130117;

[2]Medicine Schoo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Changchun 130117）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expanding of the proportion of graduated students in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quality of the dissertation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changed， and scope of the study has been expanded. Take X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e scope of the study does not be limited to a particular area， widely involv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clinical medicine， nursing， literature， chemistry， management and some other related professional. X University invited many professors of other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omplete the dissertation review in 2014，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we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long review cycle， high management costs， and inefficiency and so on. In order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we need to design an easy to use and high security system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dissertation review.

Key words dissertation; network assessment system; graduate education

X大学2014年度共有368人申请博硕学位，学位论文评阅工作量相对较大。由于中医药专业在X省高校、科研院所分布不均匀的局限性，X大学论文送审以省外院校及科研院所为主。

1 中医药院校学位论文评审的特点

从全国范围看，设有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博士学位授权点、硕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较少，且中医药大学以外的其他院校、科研单位的中医学、中药学专业发展与中医药院校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论文评审很难在省内找到一定数量的评阅专家。论文评审需要送到省外高校，近五年来，X大学论文送审院校主要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贵阳中医学院、哈尔滨商业大学等高校。

中医药院校的专业领域较为独特，随着近年来交流的不断增进，中医药相关学科专家数量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总量是小的。地理位置相近的各院校之间的指导教师大多互相熟识。论文评阅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人情分，不太好意思提出尖锐的看法，也很少会给论文不通过。因此，作为研究生学位部门管理人员，亟需寻求一个更为合理的、有效的论文评价方法。

2 传统论文评阅的弊端

2.1 评审过程繁琐

传统学位论文评阅的方法主要是，X大学随机抽取部分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将抽到的论文隐去作者和导师信息，编号，记录好编号对应的作者，将论文送至复印社打印。提前与送审院校研究生处联系，将打印好的论文邮寄至送审院校研究生处，送审院校研究生处领取论文，按论文方向将论文分发至各院系，各院系研究生秘书将论文发放至相关专业专家评阅，专家评阅论文后返给各研究生秘书，研究生秘书返回所在学校研究生处学位办，学位办将评审完毕的论文评阅意见书邮寄回X大学研究生处。整个工作十分庞大而复杂。很多学校大多只接收5～7所院校论文，邮寄的论文如涉及专业过多，或涉及专业在不同校区、不同医院过多，很多学校不愿意接收论文。特别是，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论文评阅意见书返回延误。加上往返快递时间，一般最快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②

2.2 论文评审费用高

送审论文需要印刷，1本硕士论文印刷价格大约在50元左右，1本博士论文印刷价格大约为100元左右，邮寄费用大概在每本10元左右，管理费在每本50元左右。这些费用占论文评审费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花费巨大。③

2.3 论文评审时间集中，工作压力大

从全国中医药院校看，学生多在3月份提交论文，很多导师在提交论文前，会临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尽管学校有论文提交截止时间，但碍于导师情面，很多学生要在3月底才能提交论文。由于每个学校都需要将研究生的论文送到外校审阅，且各个学校发放论文评阅意见书的时间都为四五月，这一期间，全国的研究生处工作都比较繁忙。很多学校不愿意接收大量的论文。特别是很多学校同时接收10余所、甚至更多院校的论文，这无疑加大了高校研究生处学位办的工作压力。因此，学校在选取发放盲审论文比例时，不太放心选取过多学生的论文，怕给自己、给他人造成工作负担。由此可看出，这种工作方法，容易产生不良情绪，束缚了学校发放论文的热情。

3 采用网络评审的优势

3.1 网络评审简介

现代计算机快速发展为网络评审体系提供了技术保障。网络评审可不受时间、地域限制，利用互联网将更多的相关领域专家纳入论文评审专家行列，且学生的论文可以快速呈现到专家面前，同时，利用WEB程序开发技术，④提供更加安全、有效的论文评阅方法。最大限度地对论文保密、对评阅专家信息保密，较传统评审方法更安全、更有效、更快捷。

3.2 网络评审节省资源，降低费用

传统评审方法，需要将送审的论文印刷，邮寄至送审单位（多为外省份）。通过快递公司邮寄论文，通过快递公司取论文，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而采用网络审阅，环保、快速、省心，优势明显。

3.3 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基础材料收集好，只需给评阅专家网址（或二维码）、账户、密码，专家即可在网络端审阅论文，不受办公环境制约，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⑤

3.4 提前知道评审结果，便于安排答辩

专家审阅论文过程中，可随时提出评审意见，待论文评阅完成后提交论文评阅结果，学生收到评阅反馈意见后可及时修改论文，管理单位可随时了解评阅情况，以尽快通知各学科、各学院，各学院可根据反馈结果合理安排答辩时间。

3.5 建立评审专家库

网络评审经过几年发展，管理单位可对评审专家建立评审专家库。今后，管理部门可直接与专家交流、沟通，不再走传统的研究生处、各学院研究生秘书、专家这一繁琐的工作流程，直接同专家面对面建立关系，评阅论文。专家库的建立不受地域限制，可以选取更多院校、更合适的专家评审论文。

3.6 利于数据分析，指导管理者调整政策

网络评阅论文，数据更容易分析，管理者可清晰、直观掌握各年度论文评阅情况，有利于论文评阅工作的总结，及时调整下一年度的论文评阅工作方法和思路。

4 网络评审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1 年龄大的专家不习惯

年龄大的专家接触网络相对偏少，对网络评审工作还不适应。这要求我们开发更为清晰、便捷的网络论文评审系统。目前的解决方案是，如不习惯网络评阅，可在线打印学生论文及论文评阅意见书。

4.2 电子版论文暂不能实现快速标注服务

纸质版论文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标注，网络评阅论文暂时无法随意标记。目前可采取在线打印的方案解决，未来尽快实现一种简单、方便、快捷的网络标注服务。

4.3 网络评阅论文对软硬件有一定要求

网络评阅论文对专家使用的电脑系统、浏览器有一定的要求，目前兼容性还不够完善。论文评阅使用说明书的编写上，尽可能地把所有能考虑到的问题汇总编入。

4.4 培养用户习惯

目前国内采用网络评阅论文的学校还非常少，特别是中医药院校，尚处于未开发阶段。X大学尚未接到网络送审的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论文。由此可见，中医药院校的评审专家，还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网络评审。

4.5 电子支付

专家评阅论文后，填写论文评阅专家费用领取单，由X大学研究生处学位办审核无误后直接支付。目前正与技术人员协作开发，争取未来可通过支付宝应用来支付评审费。

4.6 网上签名和盖章

网上签名已无技术障碍，电子盖章相对困难。目前的想法是，在线打印后，盖章，传真回X大学研究生处。

远程网络论文评审工作才刚刚起步，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未来，论文评审工作将会变得越来越快捷、安全、有效。

通讯作者：王洪峰

基金项目：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编号：20140204070YY）

注释

① 张德勤，龚道华，杨勇.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实行网上评阅的探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3）：34-37.

② 封旭红.学位论文盲审区域合作的实践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9）：22-25.

篇（3）

一、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语类分析

语类分析是篇章语言学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Thompson，1999;Hyland，1999，2004a，2005a，2005b；Paltridge，Starfield，2007）。语类是为实现某一交际目标，得到特定交际社团公认的语言交际类型（葛冬梅、杨瑞英，2005；庞继贤、叶宁，2009）。语类分析主要在语篇层面结合功能进行，目的是阐释学术文体的语篇推进结构和语言特征，体现了学术文体写作的规范要求。

语类分析学说认为，每个学科的语类都有自己的特点，都遵循该学科的写作要求，都采用相似的范式和步骤安排结构和语言形式，学术论文作者通过适当的语步构建学术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得到所在交际社团的承认（Swales，1990）。当前有许多论文对期刊论文摘要的语类分析（如刘胜莲、魏万德，2009；余莉、梁永刚，2006等），但学位论文摘要和期刊论文摘要在语篇结构和语言特征上不尽相同（Hyland，2005b），需要认真研究。

（二）摘要研究述评

学位论文摘要是位于学位论文正文之前对论文整体内容进行概述的独立学术语类。《MLA格式指南与学术出版准则》（1998）对论文摘要的要求是长度不超过350字，内容包括该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结论。英语摘要，在中医药研究生学位论文中，除标题外，是唯一用英语写作的部分，其质量直接影响着论文的整体质量，是评判研究生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

目前对学术论文体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论文引言的研究。普遍认为引言的组织结构与整个论文的结构基本一致，即Swales的CARS语篇模式（Create a Research Space），包括导言（introduction）―方法（method）―结果（result）―讨论（discussion）四个语步，即I-M-R-D模式（Swales，1990）。在导言部分，Swales（1990）有详尽的语步分析，如下表1（改动自黄婷婷、许明武，2003）。目前对于方法（method）、结果（result）、讨论（discussion）三个语步的语步分析较少。

Swales的CARS语篇模式已经成为学术论文体裁研究的通用分析模式，为学术界所公认。而国内大多数对学术论文体裁的研究，也沿袭Swales的CARS语篇模式，对论文的引言部分进行体裁分析，而鲜有用此模式对学术论文的英文摘要进行分析。实际上，摘要和引言属于不同的体裁，Graetz（1985）认为论文摘要由四语步构成，即问题的提出（problem）―方法（method）―结果（result）―结论（conclusion）。Bhatia（1993）认为，摘要由以下语步构成：（1）介绍研究目的；（2）描述研究方法；（3）总结研究结果；（4）讨论研究结论。因此，学术论文英语摘要区别于引言，一则在于摘要由于字数限制，较少涉及研究领域的前期研究成果，侧重点在于提出问题和介绍研究目的；而引言部分必须从文献综述入手，否则很难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无法开展下一步的讨论（徐有志等，2007）。二则摘要语篇较之于引言语篇，更需要有效提供研究结论，而不宜占用过多篇幅展开讨论。因此，一方面，鉴于国内对于学术论文摘要部分研究较少，而另一方面，学术论文摘要区别于引言，在第一语步和第四语步有其独特特点，所以，有必要借鉴Swales（1990），Graetz（1985），Bhatia（1993）等前人研究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国际上对学位论文摘要的研究，包括对机械工程、西医外科学、应用语言学文、社会学的研究，当前对中医药英语摘要的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偏误分析（如段平、顾维萍，2002；戈玲玲，2002；王高生，2005），没有对硕博士学位论文摘要的研究，也没有在更高层次上对中医药期刊论文摘要的语类特点进行考察。

二、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的语料是中医药硕士学位论文英语摘要（500字左右）、中医药博士论文英语摘要（500―1000字）、中医药期刊论文英语摘要（50―100字）各20篇。以上论文从中国知网期刊论文库和硕博士论文库中随机抽样。论文上传的时间在2009年、2010年及2011年。为了保证本项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结合中医药类学术论文实际，在对论文进行编号后我对语料进行预分类，分类标准如下。

（一）理论研究类

就某一时间内，作者针对中医药类某一专题，对中医理论进行分析梳理，或者对大量前人经验、数据、资料和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整理、分析提炼而写成的论文，如文献综述、医案研究、名家经验总结。

（二）实验研究类

在实验室中，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进行较为严格的变量控制，观察假设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从中探索中医药作用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受试往往为实验动物。如观察某经典方对受试的治疗效果。

（三）临床研究类

在临床研究中，或在临床实际运用中，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进行较为严格的变量控制，观察假设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从中探索中医药作用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受试往往为患者。如观察某经典方对受试的治疗效果。

同时，根据Swales的CARS模式，并借鉴黄婷婷、许明武（2003）的研究方法。我对论文摘要进行四大语步的分类：导言（introduction）―方法（method）―结果（result）―讨论（discussion）。判断摘要的文字的语步范围，来自于该文字使用的关键词和关键句型。

三、研究结果和讨论

（一）语步及体裁分类

通过对语料进行初步分类。分类结果如下：

如表2所示，中医药学术论文摘要并不完全遵循传统的论文英语摘要写作模式。首先，理论研究类是区别于其他学科领域论文的特有类型。由于中医药研究重视对传统医学知识的集成和积累，因此文献综述、医案研究、名家经验总结是不可或缺的论文体裁，而其他学科领域中，尤其在理工科和西医学术论文中，除期刊论文可以有文献综述的体裁，一般不允许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论文以纯理论研究的形式出现，因而在摘要中也不会出现理论研究的类型。

其次，通过实际分类发现，在中医药学术论文摘要中普遍存在混合研究的情况，即介绍和讨论理论背景后，通过实验室或者临床应用证明理论指导下对受试进行实验，或者对患者进行施治的情况。而期刊论文摘要由于篇幅所限，往往选择省略对理论背景的讨论，使用直接描述实验或者临床应用的写作策略。同时，在硕博士学位论文中，也存在省略背景讨论的情况，只对实验过程或者临床作用进行讨论。

最后，可以发现，在类型分布上，硕士学位论文学位摘要的种类数量比较平均，以理论研究稍多；而博士学位论文明显以理论研究加实验室研究的混合研究类较多，可以推断，博士论文在理论深度上要求更高，博士生也更多参与实验室研究工作，故而此类较多。同样，因为大多数博士论文的摘要中会包含理论背景，临床研究类的论文数量较少。期刊论文除不存在混合研究外，在其他三种类型中分布平均。这可能和期刊论文的篇幅有限有关，侧重点往往只在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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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步分析

1.理论研究语步分析。

通过对理论研究的基本语步进行分析，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理论研究类并不遵循Swales的CARS模型，往往只有导言部分（introduction）。另外，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虽然长度不同，均涵盖导言部分的三大语步，即M1:建立研究领域（Establishing a territory）；M2:建立研究地位（Establishing a niche）；M3:占据研究地位（Occupying the niche）。以硕士学位论文A7每段开头为例：

The virus pneumonia is a commonly significant disease in clinic （M1 S1） .

That the Chinese medicine treats virus pneumonia has the unique superiority and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M2 S4）.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Xuanchangfeiqi Tang on virus pneumonia and its clinical utilization rule of ventilating lung （M3 S1）.

在期刊论文全文中有相似语步，以C2为例：

Di dang Decoction， a classic prescription of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to remove blood stasis，was used to treat stagnated blood syndrome in ancient times （M1 S1）.

Recently，physicians have found that interior stagnant-heat syndrome is manifested in many kinds of internal damag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so the prescription can treat diseases of different systems （M2 S4）.

This paper aims to review the recent clinical reports of Didang Decoction （M3 S1）.

2．实验研究、临床研究语步分析。

在具体语步分析中，我们发现实验研究、临床研究语步极为相似。硕博士学位论文均采用IMRC的结构，即introduction（objective）―method―results―conclusion的结构。有两点值得注意：（1）与表1进行对照，论文作者在摘要的导言（introduction）部分只阐明研究目的（Outlining purposes），达到占据研究地位的效果（Occupying the niche）。但很少有作者提及Swales的导言部分的其他语步。（2）IMRC结构与Swales（1990）的IMRD结构略有不同，讨论部分（discussion）为结论部分（conclusion）所替代，实际上印证了Graetz（1985），Bhatia（1993）的观点，可见摘要语篇篇幅所限，作者往往选择突出研究方法、步骤和结果的策略，而省略导言语步和讨论语步。

3.混合研究语步分析。

首先，在三种英语论文摘要中，在期刊论文摘要中混合研究数量为零。我认为，并非期刊论文的实验过程和临床应用没有结合理论，而是在语步中理论并没有体现。

同时，博士学位论文英语摘要的语步特点最完整，使用IMRD或IMRC的语步推进模式，对理论研究部分的描述最全面。以博士论文B9为例，有清晰的元语篇标记（meta-discourse）完成语步转换：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article holds that ...（第二段第一句）

In experimental research，we reproduce the mouse model of ...（第三段第一句）

然而，并非所有的元语篇标记在硕博士学位论文中都十分明显。在博士论文B19中文摘要中，然而，并非所有的元语篇标记在硕博士学位论文中都十分明显。在博士论文B19中文摘要中，原作者在首段介绍感染性肺炎的定义和分类，提到此病“一般属于中医风温、咳嗽等范畴”。第二段的元语篇结构为：

“本文分为理论研究和临床研究两个部分。理论研究方面，运用温病学理论、认识感染性肺炎的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重点探讨中医与现代现代医学之感染性肺炎在病因、病理认识上的契合点。”

第四段出现对应的元语篇结构：

“临床研究方面，根据症状表现，对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省中医院收治的105例感染性肺炎住院患者进行辨证分型，总结临床用药，结果显示，感染性肺炎临床常见证型为痰热壅肺与风热犯肺型；最常用具有宣降肺气以透邪的中药属解表、清热、怯湿、止咳、化痰等类。”

在英文摘要中，相对应的原作者的表述为：

Pneumonia is classified under Feng-wen，or Ke-sou （cough） catego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Literature study showed that both conventional and TCM shared similar views on causes and pathology of pneumonia.However，in terms of treatment，TCM has its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which is currently still being recognized as clinically effective.

对比后可发现，原作者的中文摘要中用第一段中对感染性肺炎的分类代替了对本文结构的阐述。而临床研究部分合并缩短至理论研究之后。我检查全文，此后的段落中，只有对研究意义的阐述，而没有对临床研究中更详细的阐述，如中文摘要中涉及的患者人数、所在医院情况，都没有再提及。由此可以判定，原作者虽然对中文摘要的语步和元语篇功能具有有效应用，然而该意识没有顺利转移到英文摘要中，导致英文摘要内容空泛，语步不清晰。

最后，我们发现，和实验研究、临床研类的语步不同的是，硕博士学位论文摘要中混合研究的语步更多出现讨论部分，或者讨论和结论并存，更符合Swales（1990）的IMRD的语步推进模式。主要原因是篇幅容量足够进行讨论，以及论文评审的要求。

四、结论与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中医药学术论文英语摘要的语类分析从两个方面体现复杂性。首先，在前人研究中（Swales，1990;黄婷婷、许明武，2003），也发现类似的语步分析。但前人研究并没有对论文进行分类，中医药论文类型复杂，除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长度不同造成内容取舍外，中医药论文本身也有理论研究、实验研究、临床研究和混合研究分类，刘胜莲、魏万德（2010）指出，国外论文摘要的IMRD语步出现频率很高，而国内论文作者常省略方法语步，或者将方法语步和引言或结果语步并合，而我们发现，在中医药论文摘要中，理论研究甚至会省略方法、结果、讨论等多语步，实验研究部分有独立式的结论语步。此外，在论文抽样中没有出现混合研究的期刊论文摘要，原因可能是篇幅所限无法展开导言（introduction）部分，只能完成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的语步推进。因此，中医药学术论文英语摘要除IMRD语步推进模式，还有I及IMRC语步推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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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中医药学术论文摘要的语类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和归类，对中医药研究生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教学和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在教学中应当注意规范学生对论文写作语篇规范和论文分类的意识。同时，由于选取的语料数量有限，抽样样本较小，而不能和摘要作者进行交流，不能了解论文摘要建构过程。最后，论文作者可能的中医药文化背景和教育经历可能对语篇建构产生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1］Bhatia，V.K.Analyzing Genre:Language Us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 ［M］.London: Longman，1993.

［2］Graetz，N.Teaching EFL Students to Extract Structural Information from Abstracts［M］.In J. M. Ulijn and A. K. Pugh. Reading for Professional Purposes. Leuven: ACCO.1985：123-135.

［3］Paltridge，B.& Starfield，S.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M］.London: Routledge，2007.

［4］Swales，J.M.Genre Analysis: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M］.Cambridge: CUP. 1990.

［5］Thompson，P.Exploring the Contexts for Writing:Interviews within PhD supervisors［M］.1999. in P. Thompson （ed.） Issues in EAP Writing Research and Instruction. Reading:Centre for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6］Hyland，K.Talking to students: Metadisourse in introductory coursebooks ［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999，18：3-26.

［7］Hyland，K.Disciplinary interactions: Metadiscourse in L2 postgraduate writing ［J］.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004a， 13：133-151.

［8］Hyland，K.Metadisourse:Exploring Interactions in Writing［M］.London: Continuum.2005a.

［9］Hyland，K.Stance and engagement: A model of interaction in academic discourse ［J］.Discourse Studies， 2005b， 7：173-192.

［10］刘胜莲，魏万德.英文摘要方法语步中体裁结构及语言特点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0，32，（14）：197-200.

［11］段平，顾维萍.医学论文标题与摘要汉译英常见错误分析［J］.中国翻译，2002，23，（4）：47-55.

［12］葛冬梅，杨瑞英.学术论文摘要的体裁分析［J］.现代外语，2005，28，（2）：138-146.

［13］戈玲玲.科技论文摘要英译的语用失误――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的一项调查［J］.中国科翻译，2002，15，（2）：44-46.

［14］黄婷婷，许明武.中外经济类期刊英文摘要语步结构分析［J］.外语教育，2003：34-38.

［15］庞继贤，叶宁.语类意识与英语研究论文写作.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3）：34-36.

［16］王高生.论文摘要的撰写及英译［J］.中国科技翻译，2005，18，（2）：9-12.

［17］徐有志，郭丽辉，徐涛.学术论文体裁教学不可或缺――英语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引言写作情况调查［J］.中国外语，2007，4，（4）：47-51.

篇（4）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2)01―0026一11

一、前言

20世纪中叶，探究人类感知、思维信息处理过程及心智工作机制的认知科学，成为引起全世界科学家广泛关注的新兴研究门类，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70至80年代，为了更好地促进人类的学习，不少认知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开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设计开发学习软件，并发起“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1978年，美国西北大学特聘请关注这一领域的耶鲁大学的尚克(Roger C.Sehank)成立学习科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the Learning Science，ILS)，此时，学习与技术的研究日渐深入。1991年1月，由尚克、柯林斯(Allan Collins)和奥托尼(Onony)等学者发起，《学习科学期刊》(the Journal《kamin Science)创刊，同年在西北大学的学习科学研究所召开了被尚克称为学习科学的第一次国际会议Ⅲ，至此，经过不断酝酿的学习科学正式诞生了。2002年，国际学习科学协会(ISLS)创办，使得学习科学这一学术共同体日趋成熟，国内一些学习科学的研究机构纷纷成立。

而今，伴随着脑科学研究的深入进展，特别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脑磁图(MEG)、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fPET)等多种无创伤脑研究技术的问世，研究者可以对人脑高级功能进行诸多实证性的研究，不断揭示着大脑的学习机制，这促使人类对学习是如何发生的追问从猜想走向科学。

索耶(Keith Sawyer,2006)在《剑桥学习科学手册》的序言中做出如下界定：“学习科学是一个研究教与学的跨学科领域，学习科学家研究多种场景中的学习，不仅包括学校课堂中的正式学习，也包括发生在家庭中、工作中和同伴间的非正式学习”，而学习科学的目标则是“更好地理解学习的认知，过程和社会化过程以产生更有效的学习，并运用学习科学的知识来重新设计课堂和其他学习环境，从而使学习者进行深层学习”。本文就学习科学的缘起、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及其方法论进行探讨。

二、“跨学科”的学习科学

20世纪40年代以来，科学的不断分化被看做是科学发展综合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原有学科的邻接区域纷纷成为新学科的生长点，早期的学习科学与认知科学息息相关，或者如达菲(TDuffy,2004)所说的“是认知科学的一部分”。然而，传统的认知科学所崇尚的事实规律，总是将人们身处的社会和自然情境抽离出去的结果，对当时认知科学狭隘视域进行批判的一些研究者，逐渐成为后来学习科学的奠基人。

实际上。关于人类学习能力相关的研究涉及一个包括生物学、心理和社会学等机制在内的宽广频谱，学习科学关注真实世界里的认知，知识的理解和创新逐渐成为其研究重心，为此，“它吸收了有关人的科学的多种理论视野和研究范式，以便弄清学习、认知和发展的本质及其条件”，它涉及有关学习的科学(The Scienceso0fLearning)的不同领域，如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脑科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从多学科领域吸收成果并综合了许多学科的方法，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相对独立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最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研究者对于将认知神经科学纳入学习科学。有着较为一致的共识，因为，成熟的学习科学不仅要关注学习的发生，还应了解学习为何发生，怎样发生：而神经科学的研究揭示了人类学习的内在机制和生理基础，来自脑科学的微妙、灵敏的技术手段及与行为数据的结合还可能对理解学习的个体差异提供帮助(Gopnik。Meltzoff＆Kuhl，1999)。

国际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了“学习科学与脑科学研究”项目(1999-2008)，该项目召集了26个国家的相关研究者，在教育神经科学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学术组织也举办了相关论坛，如2000年美国的纽约论坛(主题为“大脑机制和早期学习”)、2001年西班牙的Granada论坛(主题为“大脑机制和青少年的学习”)、2001年日本的东京论坛(主题为“大脑机制和终身学习”)、2003年德国的乌尔姆大学论坛(主题为“情绪和学习”)等。世界一些著名大学也纷纷建立起跨学科、跨领域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机构，作为学习科学研究重要基础的脑科学及认知神经科学的不断发展，更新着对学习过程及本质的认识，激发着学习科学领域中更有价值的研究和探索。

三、学习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学习科学的研究发展迅速，涉及人类学习的诸多方面，尽管学习科学成为一个日臻成熟的独立的学科领域，但其研究领域的轮廓并不清晰，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其研究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和阐述。

(一)知识的本质

一般认为，本质即隐藏于事物背后的绝对不变的性质、结构与形式，被认为是通过理性而得到的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因此，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知识也就具有普适性。知识的本质观对教与学有着长久的影响，也深刻影响着人们对知识价值和知识习得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反本质主义知识本质观)对知识本质主义的批判与解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知识的本质，并且形成了一系列带有浓厚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知识本质观。尽管人类对知识的探究总是在逐步地趋向某个“本质”或“真理”，现代复杂性科学认为。事物本身就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体。这种不确定性也就决定了人类认识事物的有限性、暂时性和不确定性(石健壮，2010)。同时，人类的实践及其创造的世界却是不断变化着、生成着的，生成性便是知识的基本属性。

作为理性认识结果的知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如果过分地强调知识的绝对性，会导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误读，从而导致僵化的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的模式。后现代主义因此在对本质主义的批判与解构中逐渐壮大，确立知识本质的多样性、差异性以及不确定性。因此，知识在本质上是对事物认识的一种简约化，是对客观事物复杂性的一种理解与阐释而学习科学关注知识的复杂性、情境性和社会性，

能够帮助学习者在恰当的情境中逐步理解并实现对知识的完整建构，并不断地探究问题情境隐含的深层知识，得以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

当人类社会经由工业化社会、信息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的时候，强调知识的建构性、社会性、情境性、复杂性和默会性等知识观，成为创造知识生产和运用新范式的主要动因，而今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日益深化，不断冲击着传统的知识观，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知识是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对无限发展着的客观世界的动态认识，是基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构建，是动态发展的、开放的生态系统，呈现出相对性、不确定性、动态开放性、情境性、多样性与差异性等特征，而日常生活的多样化世界是文化和历史中各种差异性和偶然性的基础，对现象学家而言，“世界的知识需要有作为世界的认知者的自我(self-as-knower-of-the-world)的知识。

因此，有效的学习应该关注在自然情境下学习者个体的认知积储过程，扎根于社会文化境脉，探究个体的、社会的认知过程。在一系列的社会共同体内存在的多样性绝不仅仅是学习者学习的调为剂，由此而产生的差异更是深入学习的重要资源，在特定情境下的社会交互，尤其是隐含个体经验的案例呈现，使得缄默知识可视化，一定程度上促进学习者之间的相互学习。

20世纪上半叶，哲学家们通常认为科学知识来自于对世界的表述和应用这些表述的逻辑操作(逻辑实证主义观)，而当时行为主义支配下的学校教育以教授主义的方法实施教学，即向学生传播(“灌输”)事实和程序。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开始研究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他们逐渐发现，科学知识并非简单的对世界的表述及相关的逻辑操作，而是包括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深层知识的模型，并且两者通过解释原理(explanatoi~DrinciDles)连接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框架。他们认可科学知识情境性、实践性的特征，并强调协作在科学知识产生的重要性。因此，他们认为传统教室内的教学无视科学知识的这些性质。

传统的学校教育以为学生提供显性的确定的客观知识为主，将考核的标准也界定为对这些客观知识的保持和记忆的程度，但知识毕竟是有情境性的，杜威把知识界定为“通过操作把一个有问题的情境改变成一个解决了问题的情境的结果”。波兰尼也在《隐性之维》(the Tacit 0f Dimension)一书中，探讨知识不可言传的另一特性，赋予知识的个人色彩和情境性，这都意味着强调学生在知识学习中亲历体验、探究的重要性，知识的“隐性之维”提醒我们，需要引导学生在不确定性的情境中探究某些确定性的结果。

不仅仅是学生，社会的从业者包括专家也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这些知识通常能够帮助人们快速地在新情境中解决问题，笔者在此想强调的是适应型专家知识(adaptive ex.oertise.有学者译为“适应性专长”)，即支持持续学习、即兴创作和自主扩充的专业知识。学习科学的研究发现，专家会注意到情境或问题的特征，而这常被新手所忽略。伯利纳(Berliner.2001)已经证实新手教师和专家教师在注意力上存在巨大的差异，而这又影响他们快速识别问题与时机，并做出回应的能力。对于“适应性专长”的关注，成为2005年4月在加拿大举办的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年会的重要议题，研究者们将通过常规专家(routine expert)与适应性专家的对比来界定适应性专长，并大多聚焦在概念性理解、对新情境(问题，任务)的反应、对已知与未知的反应、弹性或适应性改变、革新或发明与创造、作为学习者的身份意识和信念、元认知等多元维度，而以适应性专长作为目标的学习对知识的获取与应用有着不同于常规专长的理解。

(二)学习的实质

1.真的学会了吗

在课堂中，有些教师经常感到迷茫，该讲得都讲了，该解释的都解释了，为什么学生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些司空见惯的“常识”学生们就是不能理解和应用?在现实的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理解的“鸿沟”，这一鸿沟经常使得教师与学生的知识(观念)难以共享。因此，教育者经常面对一个困惑的现象就是：尽管教师们用心良苦地为了学生而授业解惑，但学生的学习效果却往往与教师的期望有着明显的差距。如，王光明(2005)的调查表明，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师生对于数学学习投入了很大精力，但对知识的理解水平远未达到深刻理解，多数学生对带有识记性与操作步骤的问题解答表现较好，但在陌生的问题情境中却常常不会应用数学知识，未能达到迁移性理解，意味着没有真的学会。

没有理解就没有真正的学习。诸多的研究者认为，面向理解的认知发展的特点是概念转变(Concepfion Change)，即学习者掌握知识(或概念)的过程中，主要的是在原有知识(概念)的基础上的发展或转变，而非简单的信息增叠。概念是异于个体的特殊主观性中的共同因素，是反映在主观性中的事物的客观普遍性。概念转变的意义，在于引发深层学习，为知识的有效理解和迁移准备了条件。杜威(John Dewey，1936)特别强调概念在人的理解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首先，概念使我们能够类化，使我们能够把对某一事物的理解转移于对其他事物的认识：其次，概念使知识标准化，它使流动的化为凝固，易移的化为永恒；再次，概念帮助我们认识未知、补充所知。

2.迷思概念

概念是构成知识最基本的成分，也是科学思维的网结，概念的获得和理解是学习科学重要的关注点之一。学习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发现就是：学是在原有知识背景下发生的，进入课堂的学生总是带着对现实世界各种各样的半成型的观点或者前概念(Preconception)　(有时被称为“朴素科学”、“孩童的科学”)，而课堂里“教师的科学”，是教师借由“课程的科学”转化成包含自我理解的意义，尽管儿童的前概念未必都是错误的，但往往是片面、模糊甚至是与科学概念对立的。在学习新知识时，不少学生只注意到自己所理解的部分，所以，即便在学习后，学生通常不会放弃原有的概念(观念)，而是对新概念加以排斥，甚至扭曲对新概念的理解。这些在学生头脑中存在的与科学概念不一致的认识，称为“迷思概念(Misconception)”或“相异概念(Alter-nati’ve Conception)”。

相关的研究(Gilbert et a1.1982)证明，通常的课堂教学后，学生并未真正获得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原因是他们习惯。性地将课堂中的知识与原有知识(概念)隔离，学习之后，他们仍会在真实的世界中应用原有的知识，而教师教授的知识则只用于学校的课堂中；或者学生获得了对科学概念有限的认知，却不能达到有效的理解和内化，因而，形成孩童的科学与教师的科学的混合物。

因此，从建构主义的理论视域来看，学习是学习者在选择知觉向度和从长时记忆中已经存在的概念之间获得联结，

并对获得的意义进行重构(Gamett et a1.1995)。但面对新的知识，他们并不喜欢转变来自长时间的经验和观察的“前概念”，只有当他们意识到原有概念无法进行指导现实的问题解决，进而对他们的概念不满意，才会真的接纳科学的概念，实现概念转变(Posner.Strike.Hewson.1982)。

3.理解性学习

从行为主义的学习观到建构主义的学习观，对于学习的界定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多学习科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有效学习”、“深层学习”，来自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不断推动着该研究的进展。Petitto和Dunbar等研究者(2004)曾利用FMRI技术对物理系大学生和非物理专业的成年人进行“自由落体运动”概念的实验㈣，研究显示，当出现正确的运动图像时，物理系学生脑中的相应区域(尾核和副海马区)激活，说明他们已经接受了正确的科学概念：当出现错误的运动图像时，他们的前扣带回激活增加，表示了概念上的冲突，普通成年人面对正确的和错误的图像时，脑中激活的区域则相反，说明非物理专业的成年人仍然持有自由落体运动的错误概念。

以技能训练、知识记忆为指向的传统教学方式，容易造成学生对知识和概念的迷思，因此，与机械的记忆性学习相对的“理解性学习”备受关注。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主持的零点计划(Project zero)中，已将理解性学习与教学(Learn.ing and Teaching For understanding，LTFU)作为其研究的重点之一。

那么，什么是学习中的理解?认知心理学中将其阐述为学习者基于原有图式的个体心智的意义建构过程。从心智表征模型来看，理解是一种学习的程度和状态，表明了心理意义的获得，也是个体内隐的“意义生成”的心智活动，当然这一活动过程往往依赖于社会文化的中介作用。笔者认为，心智模型@的建构是理解的内在心理学机制，基于心智建构而在环境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即理解性实作(Understandin~Performance)也是理解的重要成分，因此：(1)理解是基于个体的已有知识和原有经验来建构意义：(2)理解是一个层次上深浅的问题(所谓的浅层理解与深层理解)；(3)理解是有个体差异的、多样的(因个体的心智结构差异)；(4)理解是基于心智建构而在环境中表现出来的行动和“实作能力”。

从学习科学的视角看待有效学习，其实质便是理解性学习，即学习者对某主题知识的掌握，在量增加的基础上，逐渐的精致化，围绕专业知识的核心概念或原理形成知识结构的内在表征或心智模式，在事实和观点之间直接建立关联，并能用不同的方式在真实情景中去运用。学习科学强调的就是理解性学习，为学生设定的目标便是达到深层理解(deeo un.derstandin)，即获得专家用来完成有意义的任务时所用的那种知识，这绝不是对事实或程序的机械记忆与再认，而是把概念和策略组织到一个层级框架(hierarchical framework)中，用于决定以怎样的方式在何时把知识应用于理解新材料并在特定环境中解决相关问题。

因此，理解性学习就是让学习者将陈述性的有序的知识结构化，将程序性的知识整合原有经验得以条件化，最终表现为环境中理解性实作能力的提升，这也体现出理解性学习的“迁移”本质，即学习者将已有知识和技能“迁入”新情境时的适应性改变与调整，进而能够弹性的适应新环境，“为新学习做准备”。

最近的一些研究认为，教师、教材是不能把知识传递给学习者的：相反，学习者通过探究周围的世界、与环境交互、观察现象、产生新想法、与他人讨论，来积极建构知识，即学习者只有根据自己的经验与外界交互并积极建构意义的时候，深层理解才会发生吲。尽管在不同生活情境中的学习者有不同的描述生活情境的方式，以及因此所产生有差异的“意义”，但学习者在描述情境过程中，意义也就被建构起来。而且他们对自己的表达和想法的反思，也会让他们学到更多，也即他们自身想法(观点)的可视化有利于在新旧知识之间建立联系。现在，越来越多的方法和工具被用于支持这种有意义的学习，如小组学习、类比策略、概念图工具等；不仅如此，有研究者发现学生群体在学习科学概念时，会随意地与同伴使用“隐喻”(Joel J.Mintzes.2002)。隐喻具有对某一不熟悉概念的符号相似性(symbohc similarities)，可以促进学生在概念上的理解，学生使用的隐喻是依据他们的经验而产生的，可以作为有效的认知策略。

布兰思福特(Bransford,2000)等研究者在《人是如何学习的》一书中总结出7个促进理解性学习的策略，即：(1)围绕学科的主要概念和原理形成结构；(2)运用已有的知识建构新理解：(3)运用元认知促进学习；(4)利用学习者之间存在的差异：(5)激发学习者的动机；(6)在实践活动的情境中学习；(7)构建社会交互的学习共同体。

值得注意的是，学习科学家还发现，当学习者外化并表达自己正在形成的知识时，学习效果会更好(Bransford，Brown＆Cocking,2000)。原因是表达引发了学习者思考的过程，产生了可能的反思，即自我启发的学习：最好的学习方式是在学习者知识尚未成形时就开始尝试进行表述，并一直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因此，学习者之间的协作和对话是很关键的，可视化的社会交互，使学习者从清晰表达中获益，而如何支持学习者的表达过程，也成为学习科学重要的研究主题。

4.从新手到专家：学习的过程

专家们是怎样获得那些专业知识的?从新手到专家的转变，学习者经历了怎样的心智阶段?

一般认为，专家是在特定领域具有专门技能、知识和经验的个人，能够有效地思考该领域的问题。与新手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体现出专家知识的特征：第一，在知识的组织上，专家从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密切相连的纵横维度，围绕核心概念或“大观点”构成了开放稳定、丰富内涵的体系化知识网络或图式(sehema)，专家能够挖掘事物中隐含的条件和联系，觉知有意义的信息模块或组块(chunk)。并据此进行推理和评价，因此，“知道得越多”意味着在记忆中拥有的彼此联系的概念模块或组块就越多：第二，在面对问题解决时，专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隐含哲学的思想智慧，善于纵观整个问题的背景和其中各成分间的关系并对问题进行分类(新手往往只看到孤立的问题本身或表面特征对问题进行归类)，然后结合自己的体验(或经验)自动地调用大脑中的图式应对当前的情境要求。提取相关信息以执行一系列的认知操作。因此，专家的知识是在经久训练和具身体验中得到的相互连接、融合、组织化的体系，是“条件化”的。并且能做到“自动化”的顺畅提取。第三，与新手相比，专家更擅长规划和检查自己的工作，即进行反思性(Reflective)的思维活动，如同作家，边写作边出声说出自己的思考过程，当觉察到不

妥之处时进行反省和调整，

由以上二者的差异看出，其实学习也就是“某领域的新手转变为专家的过程”，不过，从心智模型的相似性来衡量新手向专家转变的程度值得推敲，因为其前提认定专家们的心智模型是高度相似的。就简单任务的完成而言，成功高效地完成者确实有着相似的任务技巧，相似性也体现在具体情境下运用哪些关键概念和程序的信息，但环境因素的复杂及可变性，专家心智模型的唯一性也难以存在，而且不适应环境变化的心智模型也会是僵化、低效的。因此，即使相同领域的专家也可能存在有差异的心智模型：同理，先前经验在新手的学习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准确把握专业知识的内涵属性，仅仅通过观察模仿专家间接经验的学习是不够的，而是要去经历体验，让新手沉浸在特定的情境中，通过参与特定领域真实的活动，在与专家的互动交流中，逐渐形成自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Lave＆Wen~er,1991)。当然这类活动会对新手来说是有难度的，脚手架的搭建帮助他们更好的跨越因实践经验差异造成的“专业鸿沟”。

5.学习的情感考察

学习作为人类重要的心智活动，个体心智模型的差异演绎着个体学习风格的不同，而个体内在的动机、态度、兴趣、自信、焦虑程度等与学习效果息息相关，这已成为研究者们的共识并对此开展了诸多深入地研究。然而，直到20世纪末，情感作为认知过程重要组成部分的身份才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实际上，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总是带有某种倾向性，表现出鲜明的态度体验，充满着感情的色彩，即内心主观体验的外部表征。认知科学家们把情感与知觉、学习、记忆、言语等经典认知过程相提并论，重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非智力因素，认为学习情感(即学习中所产生的情感过程)贯彻于学习过程的始终，正向的学习情感对学习者的认知活动将产生增效的作用。

人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情感参与和认知投入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情感也是错综复杂的心理现象，是各种心理因素的组合体。加之情感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特征，若与人们的愿望和期待相符合的情境则能够引发积极的情感，反之则引起消极的情感。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学习中情感、归属和交互的融合，探索学习中情感的多维心理特征的外在表征及其对学习的正向和反向的作用。如相关研究(焦彩珍，2008)表明，“学困生”在学习中情感的心理特征对数学成绩就有着显著的影响，而这些情感心理特征的各不同维度之间也密切联系，相互作用。

如今，情感与其他认知过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成为当代认知科学的研究热点，以至于由此产生的情感计算(AffectiveComouting)成为一个计算机科学中新兴的研究领域，这是一个高度综合化的研究和技术领域，通过计算科学与心理科学、认知科学的结合，研究人与人交互、人与计算机交互过程中的情感特点，设计具有情感反馈的人与计算机的交互环境，让计算机通过对人类的情感进行获取、分类、识别和响应。最终可能让计算机像人一样能进行自然、亲切和生动的交互，即人与计算机的情感交互。

(三)学习的方式与形式

人类学习方式的演变体现出不同时代的人类学习活动的特点与规律，传统的学习研究，常常聚焦于个体如何主动加工和建构知识，作为“完成学习任务时的基本行为和认知策略与倾向总和”的学习方式。而今，在逐渐摆脱行为主义指导下以“教”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后，随着人类学习的认知、心理、神经学基础的发展，特别是近十余年来产生的一些有关学习的新理论，如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协作学习理论、情境学习理论以及泛在学习理论等等，推动着教与学方式的变革，而学习的形式也趋于多样化。

1.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

从知识获取角度看学习发生的方式，学习可以分为正式学习(Formal Learning)与非正式学习(I,fformaI Learning)两种基本形式。非正式学习通常发生在学校以外，但与正式学习区分的主要依据却不是学习发生的地理位置，而是是否发生于具有说教色彩的教学实践。也就是说，在学校中也广泛存在非正式学习，而在非学校的环境中也可能有正式学习的发生(如社区教育中的培训活动)。作为正式学习的学校教育，提供的是与学习者日常生活并不连续相关的知识体系，密集的训练使得学习者的抽象推理能力得到提升，但人脑的发展不单纯是教育的产物，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模仿学习获得的经验也有助于对其大脑的塑造，“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l的发现验证了这一观点，凸现了“非正式”的模仿学习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学习者在没有正规的教学(或学习意识)参与的情况下，为适应新环境而与周围人或物的互动(或观察模仿)中，获得了那些用言语难于表达的知识，这也即内隐学习的发生。

对非正式学习实质的探究，也可以从正式学习的内涵来推演。众所周知，正式学习通常发生在学校，信奉普适的行为价值和标准，以语言为主要媒介来传递常常脱离境脉的知识，学习者也倾向于用语言来描述习得的知识或问题解决的过程。对比正式学习，斯克里布纳和科尔(Scfibner＆Cole，1973)提出非正式学习三个特点：(1)非正式学习是个人取向(person-onented)的，或者说是自我发起的，目标的设定取决于个体本身的意愿而非掌握的知识基础：(2)非正式学习的过程融合了情感和智力，常常表现为包含着认同和移情的“观察学习”之中；(3)非正式学习中因个体身份的建构而助长传统主义，非教学性质的社会交互形成“实践共同体”，学习者身份及参与结构把专家于核心位置，

现在，学习科学专家对非正式学习的关注体现在三条线索的研究：(1)内隐学习与大脑；(2)非正式学习；(3)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设计。研究者将他们的观点和发现应用于教育中，并提示学习科学家如何借鉴这些研究更加深入地理解学习㈣。

随着通讯移动设备的普及，非正式学习的形式和机会越来越多。需要注意的是，新手在非正式学习中仅仅观察模仿专家的示范，尚不足以保证他们注意到所有相关细节，如前文所述，专家的知识不是一张互不关联的陈述性知识的清单，而是依据学科中的重要观点(或核心概念)进行有机连接和组织的知识网络，包括了应用关键概念和程序的情境信息。因此，强调专业知识和注意力也暗示学习者不能简单地从经验中学习，而是要学会去经历。

2.个别化学习与协作学习

个别化学习源于个别化教学的概念，是学习者高度自主性的学习方式，通过自我探索、自我思考实现知识的获取或更新，适合于认知领域和动作技能中大多层次的学习目标，个别化学习体现以学习为中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协作学习则是一种通过小组或团队的形式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学习方式或策略，学习者个体之间通常采用对话、商讨、争论等形式在进行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获得知识进而达到学习的目标。

学习科学的研究者将个体认知延伸到群体认知是相当

有价值的，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也证实，小组合作的学习者较之个别化学习者更易在交互中提取有用的信息，更易得出有产出的推论(Simon，1997)。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今，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ompu~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CSCL)成为研究和应用的热点。众多学者认为。CSCL是继承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CSCW)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上将协作学习的教育理论融人其中发展演变而来的，考希曼(Kosehmann,2002)曾指出，CSCL的历史发展轨迹为：计算机辅助教学一智能导师系统一学习LOGO程序语言CSCL。Gallaudent大学的ENH项目(让聋人学生以新的文字媒介方式进行写作)、多伦多大学的CSILE项目以及加州圣地亚哥大学的“第五维度”项目(the Fifth Dimension Proiect)，成为稍候出现的CSCL研究领域的先驱，这三个研究都通过尝试使用技术来促进有关读写能力的学习，

尽管小组合作学习的研究要比CSCL早得多，但CSCL的软件环节提供不同形式的教学支持和脚手架支持，即通过设计技术(工具及人工制品)来支持学习者的意义建构，技术的社会性提供了更多地学习机会，而技术本身也表现出在支持协作学习过程中的独特性，如：(1)自由配置的计算机媒介实现了动态表征，技术的潜能本身又促成了新的交互，(2)计算机为媒介的沟通“实体化”，使得学习活动本身可以被记录和重现，成为新的学习资源。为此，考希曼在2002年CSCL的会议上做主题演讲时，对CSCL给出了一个概括性的描述：“CSCL着重研究在共同活动环境下的意义和意义建构的实践活动，以及设计的人工制品被这些实践活动应用为媒介的方式。

3.学习共同体

“共同体”是人类群体生活的表现，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待人类学习，那些有价值的综合的实践性知识都隐含在特定的共同体中(赵健，2007)，共同体内部面向共同愿景的社会建构和文化协商，促进了成员的认知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本质上是对一定文化历史背景下的特定实践共同体的参与。

很多的研究者将学习置于共同体境脉中考察知识的社会建构性。维果茨基认为，每个学习者在协作的情境下发展的知识和能力和他们单独学习时是不同的，他用“最邻近发展区”的概念来衡量这两者的差异，大多研究者也认为“共同体”在促进个体学习方面表现得很有效。群体认知或主体间的学习，存在于共同体内面向知识建构的互动，实际上，共同体内部因成员差异而存在着客观的异质性。根据知识分布式的特点，协作团队中的知识会呈现出异质性和多元化，Jehn(1999)等研究者称之为“信息异质性”(另外还存在着“社会属性异质性”和“价值观异质性”)，由此，协作中的会话(discourse)显得尤为重要。贝克(Bake~2004)曾将其作用概括为：明确知识、通过差异化促进概念转变、阐述新知识及知识精致化等方面。

因差异而产生的认知冲突在协商会话中起着中介的作用，成员之间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提供解释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进而能够促使参与者在彼此思想的基础上共同建构新解。因此，共同体内协商合作的过程也就是基于知识异质性而进行的心智模型共建共享的过程，而共同体内的学习可以看做是协商不同观点的行为，这种协商是基于真实的辩论而非等级观念下的妥协。我们需要关注群体互动中如何达成主体间性，需要了解学习本身如何在成员之间的互动中发生。不仅如此，在协作学习的氛围中，参与者会利用持续交谈的方式进行群体思考来建构共同知识。辅助以手势、图板等进行观点(知识)的可视化表达，进而实现相互理解或共同解决问题。而且即使同伴缺乏成熟的观点，仍然可以通过有意或无意的提示为其他学习者搭建脚手架，这种即兴发生的同伴脚手架(peer scaffolding)是成员个体心智模型分布与认同的联结，是增强团队效能的潜在动力；当然。协作活动有时并不顺畅，协调的工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4.数字土著的“多任务”学习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断拓展用以呈现和信息加工的技术手段，由早期的多媒体通道呈现发展为以超媒体、计算机网络等为支撑的新媒体技术，支持着社会协商和意义建构，构造出丰富的学习情境脉络。而信息技术成为认知工具、学习伙伴，这对学习者的心智模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学习的方式也悄然发生着变革。早年尼葛洛庞帝在面对数字时代的学习时，认为年轻的学习者是活跃的独立学习者。当时，他试图以其设计的百美元电脑实现“人人电脑”，让孩子们的可以进行直接探索、表达、体验，直至跨语言和文化的无缝学习。今天看来，尽管尼葛洛庞帝认为的只要借助于数字化技术，学生就能自发实现有效的学习的理念确实是缺少说服力的，但是对于学习者来说，他们的主体性增强。而且教师的角色重新定位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今，随着智能手机、iPad等各种数码产品的使用及其无线上网的普及，在学校里就读的学生便成长在数字化的环境里，钟情于“三屏”(手机、电视、电脑屏幕)，生活在由网站、电子邮件、短信和移动电话组成的数字世界里，(美国神经学家盖瑞・斯莫尔的著作《大脑革命》把从小接触数字技术的年轻一代称为“数字土著”，而把只在成年后才接触计算机和网络的人称为“数字移民”)，他们喜欢也擅长同时处理多种任务，他们敏锐的快速的接收着各类信息，对于知识的学习习惯于“随机进入”，喜欢游戏而非“严肃”的有条理的工作。传统的教育者坚持认为他们的学生在上网或者听音乐的同时不能成功的学习，因为这些教育者们自己不能做到(MarcPrenskv。2009)：而且知识的获取必须是个人参与的结果，离不开参与者的热情、信念和理解，当学习者的生活空间和信息空间融合的时候，在个别化学习、小组学习等正式的学习方式之外，泛在学习将与之并存。

基于数字土著的学习特点，教育者们不仅关照诸多教育情境中具有的共同性与一致性要素，而且更专注于把握教育情境中知识本质变化的复杂性与规律性，关注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情境设计：如今，特定情境与条件下知识变化与发展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备受关注，而多样化和人本性的学习活动设计和课程设计越来越得到重视，而学习方式变革的重点也放在了变“浅层学习”为“深层学习”上，要让学习者变消极应付为主动加工，变机械记忆为探究思考。在学习方式“转型”的十字路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出倡议，他们不仅提倡与“他主”性、被动性相对的自主学习，还要求教师创设恰当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关注学习中的创意和深层的情感体验，促成认知深加工和行为卷入，而且还要关注学习者之间的协商合作、共享互补，重视学习中的主体间性口硐。

(四)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设计

信息技术融入日常教学使得教学的手段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一线的教师发现，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

带来的效果有时并不如原来期望的那么大。库班(Cuban，1986)探究了技术没能成功支持学习的原因，Soloway、Guzdial及Hay等研究者(1994)在此基础上提出信息技术的应用应该围绕学习者的(特殊)需求、目标、活动过程和教育情境来设计教育软件，即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设计(Learner-CenteredDesign.LCD)。通过搭建基于软件的脚手架(Scaffolding)构建知识整合的环境来帮助学习者构建新的理解。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设计，突出了“使知识更易于理解”，主要体现在：

首先，使得知识具有情境性(Situativity)。“情境”是一个现象学的概念，它是指通过个体或群体的“意向性”组织起来的环境因素。情境化观点认为，学习环境是活动系统，学习者在活动系统中与环境中的其他人，以及物质、信息与概念资源相互作用。传统教学中的学生常常获得不易激活和提取的僵化的“惰性知识”，即便所接受的结构化组织的知识，但这样的结构化也多依赖学科逻辑的链接，缺乏情境脉络的支持，而导致学生在遇到问题时无法将知识和问题情境对接而不知所措。

后胡塞尔主义的现象学研究所产生的知识形式不是自然法则性的，而是情境化地理解和交流意义。因此，知识是情境化的，学习者需要在有同伴和专家的共同体中建构他们自身的知识(Brown et aI.1989)。所以，获得专业知识需要参与到专门的文化情境中，这样可以使学习者明白共同的实践、语言、工具和文化的价值所在。如Jasper系列给学生提出个性化的有意义的问题，激励学习活动，将学习者当前所学的材料与具有相似情境的或者先前的知识建立联系。

其次，采用不同的方式为学习者提供“脚手架”。在维果茨基(Vy~otsky，1978)关于脚手架的理念之后，更多地研究者进一步明确脚手架在为学习者提供协助的支撑本质，并在不同的情境中应用，如提供辅导训练、建构任务、提供建议或指导等。让学生可以投入到真实的练习中。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设计中，脚手架将整合知识建构与应用的方法，面向提升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而将知识更易理解，在情境中使得思维过程可视化，进而加强了学习者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不过，信息技术应用到课堂中对教与学的效果的促进很多时候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早期的一些教育软件的设计开发，设计者一贯的思维是关注软件的功能及可用性，而忽视了学习者的真实需要和教育情境的特殊要求，教育软件本身也即学习情境的一部分。古兹德尔(Guzdial，1994)在传统脚手架的理念基础上，提出的“基于计算机软件实现的脚手架”(software-realized scaffolding)受到关注，搭建起来的脚手架将学习者置身真实的实践情境中(如软件呈现的虚拟实验室)，使学习者学习的各个方面可视化和直观化而提供认知支持(特别是类似科学、数学那些需要运用软件工具进行练习的学科)。在特定方面给学生提供帮助，这些特定方面决定了软件中脚手架特征的类型，设计者开发不同的搭建脚手架的方法，例如，制订计划是一项比较内隐的活动，因为专家似乎凭先前经验就可以自动产生计划，而不需要刻意思考：而学生由于经验不足，未能认识到制订计划在调查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给学生提供提示和引导成为支持学习者将操作步骤概念化的一项策略，以帮助学生制订有效的计划(Ouintanaet a1.2004)。在实践中，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设计的效果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使用不同的基准去判断脚手架的可用性及其对学习者的支持活动是否成功。

值得关注的是，有研究者以学习者为中心提出了促进学习的新的教学方法――从设计中学(Learning bv Design，LBD)，该方法采用基于项目的探究方法安排学习过程和课堂环境，如通过设计某岛屿侵蚀问题，来学习关于侵蚀、潮汐及水流方面的知识，设计的具有挑战的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并学习复杂认知技能、社会技能和交流技能的机会。重要的是，这样的学习能够提供学生引发其深层学习的各种经历，促进学生对学习经验的反思(Kraicik＆Blumefeld，2009)。LBD的学习活动为实现挑战目标而从设计开始，利用调查手段，并以循环的形式整合了设计、合作、沟通等方面的技巧，如图3所示，学习活动从“设计，再设计”循环开始，当学生发现有新知识需要学习的时候就开始了“调查，探索”循环过程，而调查的结果又为设计过程提供了应用的内容。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LBD活动的设计最终是为学生的深入思考提供脚手架，上述的循环通常呈现出两类课堂脚本，一类是行动，一类是会话；前者融合了科学和设计的技能，后者则安排报告呈现及内容讨论的活动。

(五)学习环境及其支持

威廉・格里诺和他的同事以“环境对大脑的影响”进行了前沿研究，认为人类的进化已使其大脑的神经系统在特定时期对环境的信息输融入产生“期待”(expect)，大脑的发展是一种“受期待的经验”(experience expectant)，而丰富的环境资源提供大量的社会交互、直接接触环境的机会，增进并加深了参与者的认知体验，构建良好的学习情境将可能促进更为有效的学习。而“情境化(situative)”的学习将焦点集中在促进意义建构与有效理解的活动系统上面，让参与者在活动中进行着经验的积累与改变。

在使抽象知识具体化的过程中，计算机系统的支持不仅有助于概念的可视化和空间理解，还会在学生表达抽象概念知识时提供脚手架。计算机应用于教育实践，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的计算机辅助教育(CBE)、70年代的智能教学系统(ITS)、80年代的学习环境建设和90年代开始的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SCL)。CSCL的方法体现出网络交互作用的优势，支持更多社会层面的学习环境的创设，具有支持有效辩论、引导深层理解的潜能，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个人可能通过参与学习，也可能通过内化经验进行学习，也促进了小组内知识的构建。如CSILE软件就是为了让学生在几周的时间中，异步合作地建构科学概念和知识而设计的(Scardamali，a＆Bereiter.1991)。

当前，CSCL的研究突出了技术化、多元化的趋向，应用计算机智能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支撑，促进学习者的知识建构、概念学习、问题解决和设计创作等等学习活动；这些研究的热点如：CSCL中的协作交互(黄荣怀，刘黄玲子等。1998，2005；Henfi.F.1991)、CSCL促进知识建构(李克东，2007；王陆等，2009；Stahl.G.1999)、协作学习模式(赵东轮、黄荣怀等，2008；Wilfred Rubens等，2005)等等，也因此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习平台，如国际教育资源网I'EARN(1988)，Scardamalia等开发的CSILE平台(1989)，Berkeley大学(1998)开发的

WISE平台，斯里兰卡国际中心(SRI)开发的教师专业发展的网络学习平台Tapped In(2005)、亚卓市(EduCities，陈德怀等，2005)、思摩特网(SCTNet，台湾中山大学)等。

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性能的提高为将更多学生提供新的学习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约翰.R.安德森(John R.Andemon)提出一种在智能导师系统发展和测试方面跨越更多学科的方法，即把认知心理学的原则融ru 到人工智能中，这样的智能导师系统将围绕学生已有知识的认知模型而建构，成为“认知导师(Cognitive Tutors)”系统，该系统监控学习者完成预设任务的程度，并采用模型和知识跟踪的算法来体现辅导和(共同体内的)学徒制训练。大量的实践证明，将认知原则从个体延伸到群体活动是很有价值的，因此而产生的“情境化视角”整合了个体认知与交互研究这两种取向，将学习环境界定为活动系统，关注个体的表征(即其信息结构的呈示)符号与情境之间的联系，即学习者在活动系统中与环境中的其他人、物、信息等相互作用，与之周围的存在物结成认知伙伴关系(cognite partnership)(Nersessian et M.2003)，个体的学习就是在这样的交互中产生。

(六)学习效果的评价

学习的目的是内化以熟练掌握相关知识并在真实的情境中得以应用，学习效果的认定不应该像传统的课堂测试和基于标准的评价测验那样关注学生对所授课程内容的辨认和回忆，因为那样的评价既不适合于探测学习者对知识的深层理解程度，也难以揭示学习者的真实思维过程和问题解决能力。瑞典的Marton和Salia最早进行了对学习的“表层方式”和“深层方式”的研究(Thomas＆Nelson,2005)，在Ma~on的理论框架中，采用深层方式进行学习的学生，对学习有内在兴趣，注重理解，强调意义，集中注意于学习内容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系统地陈述问题或概念的整体结构的假设。

“真正的理解，只有当学生在新的或者是未预料的情境中灵活而恰当地运用知识和技能的时候才发生的”。也就是说，知识迁移是深层理解的一个重要特征，有效地运用知识是深层理解的本质，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任何学习都是在学习者已经具有的知识经验和认知结构、已获得的动作技能、习得的态度等基础上进行的，而这种原有的知识结构对新的学习的影响就形成了知识的迁移。知识的深层理解意味着学习者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中顺畅、灵活而有效的运用习得的知识，类似“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说法。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知识是指经过检验的确实可靠的信念。一般来说，对于知识的深层理解也一定与学习者的兴趣、偏好及家庭背景、所受的教育等有关，个体对外部世界的知觉形式、概念归类及信息处理策略，形成路径依赖(Dath-dependence)。深层理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学习者能够在个人所掌握的知识的基础上经过重构或调整创造出新的知识。因此，对深层学习(Deep Learning)效果的评价，应在复杂情境中设置有层次的递进式问题间接评价、设置开放的、结构不良的问题进行对知识和技能要求的深入评估。

鉴于有效的学习通常发生在复杂的社会和技术环境中，那么评估的手法也不应单一，考虑多种来自不同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发展心理学等)的评价方法的融合，如，民族志、对话分析、参与观察等。

四、学习科学的方法论

学习科学的研究者认为，深层学习通常发生在复杂的社会和技术环境中，为此，学习科学在多重理论基础的指导下，发展了一系列新的方法论以及可操作性模式，采用各种方法论的组合来理解、探究学习的过程。如认知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教育学领域的比较实验、采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论进行的社会交互研究以及一种称为“设计研究”的混合方法论。根植于对理解“儿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持久兴趣，在早期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临床访谈法、维果茨基的“发生历史法”和单元分析方法、杜威实用主义探究思想的基础上。基于设计的研究过程fDesign-Based Research Collective)已经逐渐成为学习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方法论的设计研究(De.siva Research)，在继承临床访谈研究的基础上延伸了教育领域的实验设计，尤其是教学交互研究，旨在提供系统的、有根据的关于学习的知识，并试图运用建构理论来指导和促进学习的教学决策(徐晓东，杨刚，2010)。

基于设计的研究(DBR)仍然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研究新范式，更多的学习科学家将其看做是“方法论工具箱”，以期通过有效的设计改变环境来研究该环境中的学习，通常在自然情境中通过多次迭代循环，采用民族志、会话分析等方法深入探究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以此发展能推广到其他学校和课堂中去的新理论、人工制品和实践方案(Barab&Squire,2004)。也即是说，设计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当时的需求，重要的是形成一种理论框架，以及揭示、探索和辨别知识之间的联系。

如在“探究亚特兰蒂斯岛”的项目中，根据角色扮演的在线游戏策略，糅合了商业游戏策略和教育研究中有关学习和动机的课程，并围绕教学中的复杂问题构建“探索”(Ouests)、“使命”(Missions)和“单元”(Units)三种层级的任务体系，项目让用户在虚拟的环境参加教育活动，并与虚拟空间上的其他学员和教师进行交流，建立个人的形象，逐步让学生实现对相关知识和理念的意义建构。“探究亚特兰蒂斯岛”项目最初的设计，是基于“娱教理论”创设三维多用户环境，结果当时的调查发现，大部分的学生都只是被华丽的在线学习环境吸引，对活动的讨论、学习及他们所参与的活动的类型都知之甚少。后来，Barab等研究者通过实地走访师生、分析与学习者互动日志寻求需要改进的因素，不断尝试改变设计路线，经历了螺旋上升的迭代修正，明晰了三位一体(教育、娱乐和社会责任)的设计方案，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应。而设计者的思想也经历了多次转变，逐渐将最初的思想发展为设计实践的…情境中的理论”，深刻理解了理论与情境的相互作用，以设计研究的方法完善了寓教于乐的理论框架。

在学习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中，民族志和会话分析是最为常用的方法，

(一)民族志

民族志(Ethnographv)是20世纪初期由文化人类学家对其所研究的文化对象或目的做田野调查所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需要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对象所在的特殊的社区生活中去，从其内部着手，通过观察和体验，记录客观行为的民族学描写，然后对这些记录进行分析，以期理解和解释社会或文化现象，因此。“真实性”成为民族志研究的核心理念。

在对“学习共同体”进行考察时，民族志的方法在记录一系列的描述性案例显得很实用，研究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被观察者进行的复杂互动中寻求不同层次的细节，也可以采用共同体成员交谈的影音或记录来揭示小组成员完成学习的

情况。寻找出共同体内意义建构过程中的重要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志方法本身也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包含了长期参与的细致观察以及民族志文本的撰写和记录，在必要的时候，民族志方法也可以采用设计研究的理念，或者一种混合的研究方法论(Johnson＆Onwue uzie，2004)。

如今。互联网已成为新的传播媒介。将人类学领域的民族志法移植于Web中，基于其多元互动及超文本的特点，形成虚拟民族志法(Virtual Ethnographv)(孙建军，2009)，是民族志方法在网络中的延伸。所以，网络共同体内部，来自不同地域的学习者进行共同主题下的学习，即使是儿童，他们也会通过观察、提问或参与某些活动来进行主动学习，对学习者与他人日常交互进行民族志研究，有助于了解学习者在共同体内推进自身发展的过程和方式，笔者在进行的基于网络的校际协作学习的实践中，通过提供较为有效地技术环境支持，参与者逐渐构建起具有共同性、建构性为学习活动特征的“网络学习共同体”，采用虚拟民族志法参与观察和交互活动，对成功的学习活动进行记录、归纳和分析，发现学习主题共同性基础上的“差异”(反映出社会和自然的属性)是校际网上协作的重要资源和深层学习的出发点，这样“基于差异的学习”逐渐在网络共同体内清晰起来，成为开展校际学习活动的重要指导策略。

(二)会话分析

始于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领域的会话分析方法(con―versation analysis.CA).现已成为研究“互动中的言谈”常用的，实证研究分析方法。在教育领域，关于会话的早期研究关注在课堂中发生的师生会话，第一个对课堂会话进行录音并转录的研究出现在美国学者贝拉克(ABellack)在1966年出版的《课堂语言》一书中，该研究采用话轮转换(interactional turns)来分析课堂会话，即首先把会话分割成话轮，然后对每个话轮进行分析编码。来分析课堂结构和教学方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研究者开始研究协作学习中的会话交互(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出现了不同的研究流派，其中，社会文化流派最为重视协作中的会话研究，他们结合皮亚杰的认知冲突理论及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强调“知识(意义)是在社会情境中通过话语交互共同建构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协作学习中发生的会话交互，会话分析研究的语料完全来自于自然发生的会谈，研究者们采用录音或录像的方法如实记录包含开端、发展及结尾的整体的会话过程，通过转录(transeription)捕捉文字所不能提供的信息，如在基于项目的协作学习中，成员之间在协商问题解决时的谈话语气、停顿、中断以及重叠性的话语等现象所隐含的信息，可探测成员在共同体内的角色地位、认知程度及觉知(awareness)水平。

笔者在对基于网络校际协作学习进行知识建构的效果分析的研究中，从共同体内成员的参与程度、话题集中程度、交互程度、观点多寡、协调结果，知识共享程度等方面进行考察，在借鉴Robert Heckman和Hala Annabi(2002)的内容分析表(Content Analytic Scheme)的基础上，制作了一个“协作呈现(Collaboration Presence)”的标示器(Marker)，据此可以将对话分析得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较为客观地把握成员在协作过程中知识理解和建构的过程。

五、发展中的学习科学

(一)走向协同的学习科学

索耶在2006年主编的《剑桥学习科学手册》中，列举了跨学科的学习科学所关注的学习的基本问题，即概念理解、教与学并重、学习环境创设、原有知识及反思与学习，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分布在内隐学习与大脑、非正式学习、正式与非正式学习的设计这三条相对独立的研究主线中，并指出未来的学习科学将整合神经和行为层面的学习，自然促使内隐的、非正式和正式学习活动及其成果的整合。但并不意味着各自研究领域独特观点的消解，甚至所有这三条研究主线都试图用各自独特的研究工具探究并解决类似的问题，这些超越个人层面研究取向的不同观点的彼此交叉和影响呈现出研究触角多元兼及的状态，并在这样的融合中，可能会形成更有用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的学习。

如前所述，走向协同的学习科学，得益于其丰厚的学科基础，比如发展神经学对于大脑的研究中，解释“大脑如何在交互中发展”等相关成果，有助于学习科学的研究者们更好的理解学习的内在机制，或者提出更为合理的学习策略。总之，学习科学越来越具有生态学的理念：“没有孤立的存在”。

(二)从“如何学”到“学什么”

这个观点的提出或许能引发一些批判的声音，因为通常的看来，社会及人类发展决定着其成员学习的内容，而学习科学的工作应该是促进人们更好更快地掌握这些内容，其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如何学”。比如在《人是如何学习的》一书中，从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等多个视角，探索采用更好的教学来让学习者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被很多的研究者视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即使如此，该书中仍不否认“即使是婴幼儿也可以进行富有成效的学习”，而作者本身对当前的学校教育状况也并不乐观。

教育者们常常将“素养”作为学习者知识获得和增长的评价维度，在网络和信息通信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现代教育必将赋予素养新的内涵，学习科学视域下的素养观将更加关注特定社会文化境脉中的真实性实践。一个典型的现象是：计算机已经较为普遍的应用到学校的教育中，但儿童们发现学校使用计算机的方式与越来越数字化的社会中的行事方式并不一样：而且高校中越来越多的学生宣称他们所学的知识与现实生活并不相关，新的“读书无用论”抬头，“学无力”在学生中蔓延。然而与之对应的事实是：他们在学习复杂的电脑游戏时并不无力。因此，仅仅通过一些手段或策略教会学生如何正确理解知识是不够的，还应该通过变革教和学的内容来改变这样的现象。

篇（5）

1 、材料与方法

1。1 中药选取选亳州售中药饮片，经副主任中药师鉴定。配对见表1饮片经常温干燥，分级粉碎2遍，过80目筛，防潮保存。

1。2 样品制备称取单味中药生药粉10。0 g，”对药“中每种成分各取10。0 g，用纱布包扎，分别放入250 ml烧杯中，加入150 ml二次蒸馏水，放在电热套中加热，沸腾后调节温度使之微沸，60 min后停止加热，将溶液过滤后分别得中药单煎液及药对组合的水煎液 表1 对药组合与对照组合的药物组成”对药“组合[7，8]对照组合苍术、白术 苍术、钩藤砂仁、白豆蔻 砂仁、茜草紫菀、款冬花 紫菀、土茯苓黄芪、甘草黄芪、苦楝皮天门冬、麦冬天门冬、钩藤羌活、独活 羌活、蒲黄半夏、天南星 半夏、蒲黄。

1。3 测量方法取30 ml上述中药水煎液于50 ml烧杯中，室温下测其pH，然后分别用0。1 mol·L—1NaOH溶液、0。1 mol·L—1HCl溶液滴定，每加入0。1 ml酸或碱测定1次pH，共加入3 ml酸或碱。计算加入一定碱液或酸液后溶液的pH，并计算溶液缓冲容量β（mol·L—1·pH—1）。

篇（6）

During the past decade， many Chinese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cross-cultural studies in an attemp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glish abstracts written by Chinese. Most of them （Huang & Chen， 2012； Xiao & Cao， 2014； Hu， 2015） focus on abstracts of scientific works. Yet， few people have mad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egation in English abstracts of medical research articles. The study was intended to reveal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bstracts of medical research articles written by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and those written by Chinese authors.

2 Research Methodology

Considering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negatives” mean sentences that express negation. Such “negatives” are always marked by “negators”， words expressing negation （Chalker and Weiner， 2001）. Common negators are not， no， never， no one， nobody， nowhere， none， neither， no longer， etc. Sentences with one or more such negators will be marked as negatives.

Due to differences in scope of negation， nega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sentential and constituent negation or into clause and local negation （Quirk， Greenbaum， Leech and Svartvik， 1972）. In clause negation， the scope of negation covers the whole clause， or specifically the predicate， while in local negation， “the scope of negation does not extend beyond a particular word or phrase”.

In the current study， a total of 120 English abstracts （60 written by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Corpus A） and 60 by Chinese authors （Corpus B）） of medical research articles were randomly chosen from issues published in four prestigious journal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BMJ），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CMJ） and Journal of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JFMMU））， and were studied both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in terms of clause negation vs. local negation and negators.

3 Results

Prior to the presentation of results from a comparative study on negation，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two corpora is shown in Table 1 to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corpora.

The above table shows total words， average abstract length， total sentences and average sentence length of abstracts in each corpus and sub-corpus.

The figure within parentheses represents the percentage of that entity in proportion to all the entities used in one particular corpus.

The figure within parentheses represents the percentage of that entity in proportion to all the entities used in one particular corpus.

The above two tables indicate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orpus A and Corpus B in negation and negators. One of the similarities was that clause negation was used more frequently than local negation in both corpora. Another similarity was that not was used more frequently for clause negation than no in both corpora.

The major difference lied in negators used for local negation. In Corpus A， no was used most frequently， followed by other negators such as few， little， neither， nor， and neither …nor. In Corpus B， no and not were used equally frequently； two other negators （none and never） were used once. The finding that not was used less frequently for local negation in Corpus A than in Corpus B may be due to chance or the possibility that Chinese authors， compared with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might be more familiar with not than other negators， because they have learnt the rule that not was often used to negate a positive sentence by role. The finding that negators in Corpus A showed more diversity than those in Corpus B may be due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were more flexible in employing negators than Chinese authors.

4 Conclusi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has revealed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bstracts of medical research articles written by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and those written by Chinese authors in terms of negation. Compared with the similarities， the differences deserve more attention. They are caused by the fact that that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of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It is suggest that EMP teachers or learners should read the latest issues of some prestigious medical journals such a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Lancet， 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nd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writing.

References

[1]Chalker， S. & Weiner， E. （2001）.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grammar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Hu X. （2015）. A comparative study on lexical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moves of English abstracts by Chinese and English writer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J]. 38（6）： 813-822.

[3]Huang Y. & Chen L. P. （2012）. Linguistic features of English abstracts of influential medical journals. Chinese Journ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iodicals [J]. 23 （4）： 685-687.

篇（7）

小学生总是对自己见到、摸到、嗅到、听到的事物感兴趣，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5岁的孩子你问他1+1等于几他可能不知道，但如果你给他一块糖，然后再给他一块糖，这时你问他一共有几块糖，他马上就会回答有两块糖。其实，小孩并不是不知道1+1等于几，而是他们的认识和思维过程总与具体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该多使用直观教具，有助于学生直观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

2、抽象概括能力弱

低年级的学生抽象概括能力弱，他们对抽象概念的理解总是借助于对直观事物的了解。例如：在二年级时，讲除法的初步认识“平均分”这节课时，学生对“平均”不理解，我在教学中正是利用直观的教具来帮助学生突破这一难点的。我拿来20根粉笔，分给4个人，我是按照8、4、5、3的顺序分的，然后我问同学们“这是平均分吗？”学生回答“不是”。后来，我一个一个的分，正好每人都分得5根粉笔。学生说：“这就是平均分，就是每个人分得的粉笔同样多。”学生对“平均分”这一抽象的概念的理解正是借助直观的实物粉笔来实现的。

3、有效思维的时间短

由于小学生思维品质的特点，小学生自我控制能力弱，因此，学生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较短，那么学生有效思维的时间就较短。所以在教学中要经常变换教学方法，这样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也就能够较长时间的保持学生的有效思维能力。

4、小学生的思维浅显，不深入

由于小学生独立思维能力不强，在遇到困难时不能深入的思考，只考虑表面。例如在教学找规律时，2、4、8、14、22＿＿44、58中间的数应该填几，有很多同学找不到规律，就放弃了，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在他的印象中像2、4、6、8、10、12、14这样的等差数列，才算有规律，因为它们每相邻两个数之间差2。而2、4、8、14、22＿＿44、58它们的差是2、4、6、8、10、12、14具有一定的变化，学生学习起来困难较多，这与学生的思维特点是分不开的。所以，在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思维特点，循序渐进，因材施教。

5、小学生的思维缺乏灵活性

小学生往往不考虑客观条件的变化，常以旧经验来解决新问题。比如，在二年级下册《角的初步认识》一课中，由于学生刚刚学习直角，在学生的思维中形成了思维定势，认为只有这样的角才是直角，而出现这样的时，在学生生思维中与以前学过的直角不一样，所以，误以为这个角不是直角。正是由于学生思维的这种定势，所以我们在教学中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练习。

二、正是由于小学生有以上一些思维的特点，所以在教学中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1、培养学生的听力

让学生主动听课，积极动脑，边听边记，不仅要认真听老师讲，还要认真听同学发言，听同学发言中存在的问题。为了训练学生的听力，我们可以把口算题，通过教师口述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学生直接写出得数；也可以口述应用题，让学生直接列式计算。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2、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凡是学生通过自己想，自己看就能掌握的知识，教师可以不讲或者适当点拨。在教学中教师要提供给学生观察的材料，观察的材料要准确、鲜明，要能引起学生的观察兴趣。教给学生观察的方法。例如，出示一个游乐场的主题图，就应该让学生观察图上有几个人？在干什么？几个人在玩过山车？几个人在玩跷跷板？……告诉学生观察的顺序，通过观察还应该让学生发现问题，通过观察找到答案。

3、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小学生求知欲望浓，想象力丰富，课堂上教师要给学生足够的动脑思考的时间，让学生有机会去想问题，教师要启发学生，为学生创设想象的情境。例如，在讲两位数笔算乘法的时候，我出示应用题“小红和妈妈去书店买《少儿百科全书》全套16本，每本15元，＿＿＿＿＿＿？让学生把问题补充完整，再列式计算，这样既给了学生思维的时间，又为学生思维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4、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语言是表达思维的重要方式。要说就要去想，在课堂上尽量让学生多说，就能促进学生多想，让孩子真正做课堂的主人。

5、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只有学生动手参与学生才能记得牢，因为在学生的操作过程中不仅是身体的动作，而是与大脑的思维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脑支配人体的各个器官进行协调的工作。操作中学生不但要观察、分析、比较、还要进行抽象，概括，从中发展思维。如教学“长方体和正方体体积的认识”时,我让学生通过观察，触摸，数一数长方体有几个面，学生用多种方法数出长方体有6个面。这时，我继续追问：“这些面有什么特点？”有的学生用手摸，有的学生用尺量，有的把两块长方体拼在一起进行比较，有的学生把长方体相对的边沿着外框画在纸上比较，等等。通过动手实际操作初步感知长方体相对的面的大小、形状一样，掌握了长方体的特征，通过实践探索得出的知识学生印象深刻，记得扎实，正是这样学生在思维中操作，在动手中思维，并通过语言将过程“内化”为思维，使思维得到发展。

三、在教学中还要创设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良好的教学氛围有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

1、师生要平等

课堂教学中，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这只是角色上的分工。在人格上师生是平等的，教师应从高高的讲台上走下来，深入学生中间，以饱满的热情，良好的情绪和真诚的微笑面对每一个学生，让学生感到老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从而乐于和教师交往，主动参与学习。

2．教师要努力拉近与学生之间的心理距离

篇（8）

一、正确的学习动机的形成，是促使学生自觉学习的动力

事实证明，小学生没有形成正确的学习动机，便表现出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定，意志力薄弱。所以形成正确的学习动机是促使学生主动学习的心理动力。

针对一年级孩子的实际情况，首先，我讲一些科学家小时候怎样立志成才；工农子弟怎样克服重重困难，刻苦学习，结果成为农艺技师，养猪、养鸡专家等故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孩子心目中树立一些榜样，通过具体、形象而生动的语言，让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才是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而学习，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而学习。激发他们“我要学，我想学，我一定要学好”的信心。但是，动机教育是长期的，不可能一步到位。我对随着年龄增长，却没有形成良好学习动机，情趣不稳定，注意力不集中或意志薄弱的个别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辅导，直至改正为止。其次，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学习，还必须靠教师良好的教学过程来影响。

低年级学生注意力相对分散，观察力不集中，情趣易变。针对这些特点，在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时，要坚持持久性。通过生动的教学过程，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意志品质，激发他们独立思考和探索知识的兴趣。为此，我重视运用符合儿童心理特征的形象语言，配合教具演示，指导操作学具，由直观形象思维逐步过渡到抽象思维。让学生学得高兴，学得乐意，不觉疲倦。

二、教给学习方法，是形成学习能力的关键

学生学习能力的构成，有四个要素。一是基础知识，二是基本技能，三是智力技能（指观察、思维、记忆、想象等心理内部活动的技能），四是学习方法。过去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学中只重视前两者，而忽视后两者。因而出现高分低能的倾向。为加强学习能力的培养，我在加强双基教学的同时，又重视思维、记忆等能力的培养，尤其重视教给学生学习方法。

1.重视教给学生使用教材，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方法，就是学生不会使用教材。一堂数学课往往是到给学生布置作业时才打开书。教材不只是教师教学用的材料，也是学生学习使用的材料，因此，教会学生使用教材也是培养学生自主的独立的学习能力的重要内容。

在低年级培养学生会使用教材应重点放在指导观察的方法上，新课本提供了大量的图画、图形、直线、线段等形象直观的内容。我根据儿童反映在观察过程中的几个心理特征（注意力易分散，观察事物时随意性强；情绪易变，兴趣横生，观察事物时具有易变性；浮于表面，粗略笼统，描述观察现象时带有主观性等），在指导学生掌握观察图画、图形等时注意了以下几点：（1）观察图，了解图意和要求，按顺序观察；按方位观察（指导学生分清方位并能用上、下、左、右等词语）。（2）按图意要求，会操作学具，并能按图意会组织语言表述操作过程。（3）按图意要求会填数、填符号或计算。（4）能明确图里标明知道的是什么，要求的是什么。为进一步学习做准备。

在中高年级的数学教学中，我注意指导学生学会运用课本中提供的学习方法，来理解概念与规律。通过实际的操作，尽量引导学生依据课本去动手、动口、动脑，由感知到表象再到概念，充分体现知识的形成和指导过程。对课本中设置的有问无答或结语不完整等形式，注意引导学生自己去探索和概括。

2.重视充分表露并训练学生掌握学习的过程

应试教学造成讲风过盛。数学课也照样是以“讲”代学生的“学”，实质上是以教师思维活动占有学生的思维活动——学生的学习过程。从数学课来说，学习过程主要是思维过程，因此，数学课上重视把思维过程充分地表露出来，并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是教给学生学习方法的重要内容。

3.重视训练学生掌握操作技能的方法

操作技能是指需要掌握某种操作工具才能完成某种活动任务的一种技能。如测量、画图、制作等技能。受应试教育影响，过去严重忽视这种技能和能力的培养。因为考试很少甚至根本不考它。但从素质教育的要求出发，应重视这种技能的训练。我在低年级教学中，注意指导学生掌握量线段的长度、画线段，用三角板判断直角、画直角，在方格纸上画长方形和正方形等技能方法；在中年级教学中，注意训练学生运用测量工具在地面上测定直线、测量较短的距离，会用量角器按指定的角度画角等；在高年级教学中，注意训练学生画图，制作简单的统计图表等。在训练中，我重视教师的示范，注意教给学生方法。通常情况下，我把这种训练分为两步。第一步，我边做边教方法，使学生清晰地获得操作过程中每一个具体动作的准确无误的视觉形象。第二步，在这个基础上再指导学生操作实践，强化和巩固学生掌握的操作方法，逐步形成技能和能力。像测量这样的操作，我重视让学生到现场去练习，实地演练的效果更好。

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发展学习能力的重要途径

习惯是一个人在长时间里逐渐养成的、一时不易改变的行为或方式。好的学习习惯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学习能力，而且对将来工作和学习也有较大帮助。

良好的学习习惯应该从小养成，在一年级教学中，就应开始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在数学方面，学习习惯大致包括：（1）认真听讲，独立思考；（2）仔细观察，用心去记；（3）规范地写，准确地算；（4）及时检查，调节思路。到中高年级我还重视验算习惯的培养。这些学习习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融会贯通地加以培养。

（1）认真听讲，独立思考

儿童的思维具有不稳定性，在学习过程中，我教给学生认真思考，会想问题，养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如：看到应用题的问题，要想需要知道什么条件，解答的思路是什么，怎样想问题最简单。这样，学生思考得准确、深刻。这种习惯的养成有助于思维品质的形成。

（2）仔细观察，用心去记

低年级教材里直观的东西较多，高年级教材中线段图较多。从低年级开始注意教给学生学会比较、观察，做出正确的判断、推理。如：在教9加几与8加几时，我让学生说一说9加几与8加几有什么相同与不同；9加几与8加几的计算方法相同，都用凑十法。不同点是9加几想9加1等于10，把另一个加数拆成1和几；而8加几想8加2等于10，所以把另一个加数拆成2和几。这样指导学生观察，比较，找区别，抓联系，养成仔细观察、善于比较、发现异同的好习惯。让学生用心地记，指的是记数学中的常用数据（如3.14×1，3.14×2……），记数学中的公式、法则等，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计算速度和准确性。同时，又能促进学生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

（3）规范地写、准确地算

小学低中年级，数学课上的写很重要，如一年级学写等号不用格尺，既要规范又要快。再如规范地书写数字、答题等。计算更为重要，强调规范书写的同时，计算的准确性不容忽视。有的学生计算只图快，不图准，这样是不行的。（4）及时检查，调节思路

小学生多数乐于做题，而没有检查的好习惯，甚至不会检查。我在数学课上训练学生检查的方法是：一看是否抄错题或数；二看运用公式是否准确，计算过程是否出错；三看答题书写是否完整。

篇（9）

近年来，我国的医疗费用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远远地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10%左右的增长速度，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增长已成为大家所关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药品费用是医疗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医疗费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影响医疗费用急剧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医院的业务收入中有50%左右来源于药品，因而医疗费用的控制焦点之一就是如何控制药品费用的迅速增长。

控制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关键是弄清楚药品费用上涨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造成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因素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合理因素即不可控因素，如人口增加和老龄化、疾病谱改变、慢性病增加、居民保健意识增加、药品成本提高等；二是不合理因素，如价格管理存在漏洞，医疗补偿机制不完善，以药养医、用药管理松懈，现行的医疗制度存在弊端和不合理用药等。

药品费用控制要从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即医院，付费方、需求方即病人等方面着手，重点是在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的基础上控制费用上涨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核心是合理使用有限的卫生资源，保证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特需性。

目前国内外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如药物利用评价[1],药品价格控制，风险共担合同[2],制定基本医疗目录和医疗保险用药目录，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改革城镇职工医疗制度即费用共担[3],以及职业道德教育。这些方法对控制药品费用的上涨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一是它更多地考虑药品的价格，而忽视了药品的成本效果，因而其在控制药品费用短期上涨的同时，可能带来药品费用的长期上涨；二是它对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的控制带有一定的强迫性，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药物的经济学评价可弥补这一缺陷，它从药物的成本和治疗效果两个角度出发，综合评价药物治疗的成本效益。

一、药物经济学。

（一）定义：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是指药物治疗对卫生保健系统和人类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和产生效果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地说，药物经济学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手段，结合流行病学、决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分析不同药物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方案与其它方案，如手术治疗以及不同医疗或社会服务项目，如社会养老与家庭照顾等的成本、效益或效果及效用，评价其经济学价值的差别。药物经济学的服务对象包括医疗保健体系的所有参与者：政府管理部门、医疗提供单位、医疗保险公司、医生以及病人。药物经济学目前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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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4种：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analysis,CMA）,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CEA）,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analysis,CUA）和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

1.最小成本分析：最小成本分析是在临床效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何种药物治疗，包括其它医疗干预方案的成本最小。它首先必须证明两个或多个药物治疗方案所得结果无显著性差异，然后通过分析找出成本最小者。由于它要求药物的临床治疗效果，包括疗效、副作用、持续时间完全相同，应用范围较局限。

（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http:??www1lunwennet1net）2.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是较为完备的综合经济评价形式之一，比较健康效果差别和成本差别，其结果以单位健康效果增加所需成本值即成本效果比值表示。其特点是治疗结果不用货币单位来表示，而采用临床指标，如：抢救病人数、延长的生命年、治愈率等。成本效果分析的比值通常采用两种表示方法：（1）成本与效果比值法：成本与效果比值，即每产生一个效果所需的成本。（2）额外成本与额外效果比值法：是指如果给予一额外成本，是否能产生额外效果，成本效果分析虽然受到其效果单位的限制，不能进行不同临床效果之间的比较，但其结果易于为临床医务人员和公众接受，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常用手段。

3.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效果的发展，与成本效果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均用货币来衡量成本，并且测量结果也都采用临床指标作为最终结果的衡量参数。所不同的是成本—效果为一种单纯的生物指标，如延长寿命时间、增加体重、降低的血压数等。相反，成本效用分析中的结果却与质量密切相关，注意到病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采用效用函数变化，即常用单位是生活质量调整年（qualityadjustedlifeyears,QALY）,而非健康结果变化。可以进行不同疾病药物治疗措施的比较，是近年来受到推崇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然而，不同疾病影响病人生活的不同方面，通用的生活质量指标不能反映疾病的特殊性，因此，药物经济学研究界对于成本效用分析的合理性尚有争议。

4.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成本和结果均以货币单位测量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与成本效果分析所不同的是结果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具有直观易懂的优点，还具有普遍性，既可以比较不同药物对同一疾病的治疗效益，还可以进行不同疾病治疗措施间的比较，甚至疾病治疗与其它公共投资项目，例如公共教育投资的比较，适用于全面的卫生以及公共投资决策。然而，许多中、短期临床效果变化，例如患病率、死亡率、残疾状态难以用货币单位衡量，有关长期效果的数据资料很少或者很不全面，而且经济学家以外的临床医疗人员和公众很难接受以货币单位衡量的生命、健康的货币价值。所以，成本效益分析在卫生经济学以及药物经济学研究上的应用远远少于成本效果分析。

（三）实施步骤：药物经济学分析的实施需要10个步骤来完成：（1）明确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问题；（2）确立研究的观点；（3）治疗方案和结果的确立；（4）选择恰当的药物经济学方法；（5）结果的货币价值；（6）资源的区分；（7）确立结果事件的概率；（8）决策分析；（9）进行成本兑现或敏感性或增量成本分析；（10）结果表示。

必须明确药物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观点。

药物经济学的观点可来自于社会、付费方、机构、部门、病人、任何或所有这些方的一个结合。其次，必须区分治疗方案和与它们相关的积极或消积的后果。选择药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其治疗结果用货币价值来表示。药物获得成本与医疗成本包含在与临床效果直接相关的成本之中，也可来源于文献或者历史记载，也可以将其建立在合理的假设基础之上。

二、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控制药品费用上涨方面的作用。

药物经济学不仅注重药物治疗的成本，同时也关注药物治疗的结果，因而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药物经济学的作用主要通过下面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指导新药的研制生产：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需求取决于商品的价值和质量。药品虽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但其仍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其需求同样的取决于药品的价值和质量（效果）。药品的成本效果（效益）越大，其需求量也越大。因此，对研制生产药品的厂商来说，必须尽可能研制生产出成本—效果好的药品，从而获取所需的利润。药品生产厂商可根据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作出是否生产某种药品或在遵循药品价格制定原则的前提下适当降低药品的价格以提高药品的成本效果。

（二）用于制定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用药报销范围：目前我国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主要是根据临床医疗需要来考虑的，即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经济因素、价格因素考虑较少。该药物名录适用于全民，主要是指导和规范临床用药行为。基本医保医疗用药核销范围的药物遴选是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基础形成的。用药核销范围既考虑临床需要，又考虑经济等综合因素。其经济因素主要指药物的疗程价格，它没有考虑药物治疗过程中的其它费用，如检查化验费、住院费等；它也不考虑药物的成本—效果比或成本效益比，因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目前国外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确定药品报销范围时，除了要求厂商提供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外，还要求厂商提供该药与国内治疗同样疾病的最常用药物或以适当的非药物治疗措施作为对照比较物的药物经济学结果，国家指导委员会将参考药物经济学的结果来作出是否给予报销的决定。

（三）帮助医院制订医院用药目录、规范医生用药：

目前我国许多省市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上涨，开始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政策。其基本思想是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降低医院的药品收入，使药品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政策的推行，对医院的药品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医院尽可能使用疗效好、价格低的药物，即成本效果好的药物，将成本效果好的药物纳入医院的用药目录中，以便药物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药物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医院将那些成本效果好的药物选进医院用药目录中。同时，医院用药目录的制订可规范医生的用药行为，阻止不合理用药。

（四）确定药物的适用范围：任何药物都不是万能的，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对患某种疾病的某一人群有效的药物对另一人群不一定有效，其成本效果也是低的。例如，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高胆固醇血症病人，是公认成本效果好的治疗措施，而用于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成本效果不佳。若将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许多没有危险因素的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不但不能降低医疗费用，相反将引起医疗费用的上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是特定人群特定疾病药物治疗的成本效果，因而其针对性较强，目的比较明确。

（五）帮助病人正确选择药物：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医疗体制的改革，病人的自我保健意识将逐步增强，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也将因此有所改变，不会纯粹是医疗服务的供方市场，尤其是药品服务，越来越多的病人将会自己到医药商店选择和购买药品。因此，病人对有关药品信息的需求将会增加，尤其是药品的价格、效果和成本效果。

病人希望得到成本效果比较好的药品，药物经济学研究可满足病人这方面的需求。

药物经济学可从多方面来控制药品费用的迅速上涨，在我国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必须给药物经济学在控制药品费用中的作用以一席之地。目前，我国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人对其还不了解，知之甚少，国家在制订《公费医疗用药报销范围》没有完全考虑药品的药物经济学特性。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大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并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家一样将药物经济学研究纳入有关的规定中，充分发挥药物经济学的作用。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医疗纠纷;医疗责任事故;仲裁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一、仲裁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可行性

(一)现行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缺陷

根据2002年《条例》第46条规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解决途径有三种，即协商和解、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其中对前两种途径《条例》进行了重点规范。但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解决似乎越来越向“私力救济”的方向发展。而这种“私力救济”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暴力的普遍化和激烈化。

1.协商和解

尽管数据表明医患双方之间的协商和解是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主要途径，但是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缺陷。在实践中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医疗事故纠纷协商的过程中，有一些自力救济或者私力救济处于法律的边缘甚至是规避法律的产物。[2]在实际争议发生后，往往会因医患双方的立场及利益观点不一致，使得医患关系无法调解。于是“闹院”等事件频频发生;[3]患者漫天要价，出现“大闹弄大钱，小闹弄小钱，不闹不弄钱”的不正常现象;甚至有社会恶势力参与其中，严重扰乱了医疗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借“私了”之机，回避了第三方的监督，规避了其可能要承担的刑事、行政责任，不利于对医疗质量的监控和提高以及对患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护。[4]

2.行政调解

在我国以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患者(家属)对卫生行政部门解决纠纷的公正性存在疑虑。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既管理医疗机构，又开办医疗机构。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大多数医疗机构还具有明显的公益服务性质。因此，卫生行政部门出于行业保护和其他考虑，易存在“偏袒”或“隐瞒不报”等弊端，导致其权威性在患者(家属)中大打折扣，公正性令人质疑。二是在行政调解方式上，当司法机关与卫生行政机构未形成合理协调时，卫生行政处理结果常被法院推翻，从而导致案件解决的拖延。

3.民事诉讼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现有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解决途径并未能为医疗纠纷的解决提供良好的机制，难以缓解日益矛盾化和尖锐化的医患关系。在当前这种医患矛盾急剧增加，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解决机制存在诸多缺陷的情势下，开展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实属必要。

(二)可仲裁性问题

尽管我国部分地区的仲裁委已经开始尝试性地受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全国范围内开展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提供了范例，但是其普及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在我国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的问题。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可仲裁性，是指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仲裁机构可以受理的纠纷种类范围之内，当事人能否将有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交由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加以解决。依据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要求，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提交的仲裁事项，必须是国家仲裁立法允许采用仲裁方式处理的事项。否则，就会导致仲裁协议无效，做出的仲裁裁决也不会被承认和执行。因此，可仲裁性是构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制度的基本前提。

1.从现行规定看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可仲裁性

从《仲裁法》第2、3条对仲裁范围所做的规定来看，在我国，纠纷是否可以用仲裁方式加以解决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争议主体的平等性，即发生纠纷的双方应是平等主体的当事人，若当事人之间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则其纠纷不能仲裁;第二，争议事项的可处分性，即可提交仲裁的事项应当是当事人有权处分的，当事人之间因其无处分权的某些身份关系及其他关系发生的争议，不能仲裁;第三，争议内容的财产性，即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事项应该是合同纠纷，或者非合同的财产性纠纷。[6]《仲裁法》未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可仲裁性作出明确认可或排除，由于《仲裁法》在仲裁范围的规定中使用的是“其他财产权益”，加之立法对“财产权益”的内涵没有明确界定，司法解释上也没有统一说明，[7]故而使得我国理论与实务界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此外，在2002年的《条例》中，仲裁也未被列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解决方式之一。在立法层面上，是否可以通过仲裁解决没有得到明确支持。

学术界也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否定说认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不具有可仲裁性。理由是尽管医疗事故责任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意味着对医疗事故既可以提起违约之诉也可提起侵权之诉。但现实中出于对权益保护最大化的追求，在多数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患方都是以医疗机构侵权为由提出各种赔偿的诉讼请求。但医疗侵权行为所指向的侵权客体是患者的健康权、身体权、生命权、隐私权等，而这些权利并非属于财产性权益。因此，也就不能采用仲裁方式来解决。这样，由于《仲裁法》对争议限定为必须具有财产关系的内容，从而使得医疗纠纷不具有可仲裁性。而肯定说认为，医疗纠纷可分为医疗侵权纠纷和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但无论是哪种纠纷，双方当事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除强制治疗关系外(如传染病的防治)，医患关系的建立、变更或终止以及医患关系中权利义务的确定，医疗纠纷的处理，均应实行意思自治。医患双方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在不涉及国家和第三人利益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实体权利，其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是经济赔偿责任。因此，从决定可仲裁性的三个方面衡量，可以确定医疗纠纷应当具有可仲裁性。[8]笔者赞成肯定说，虽然医疗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权利本身不是财产性权利，但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争议焦点通常是：是否存在赔偿责任以及赔偿多少的问题，这种纠纷的实质是具有平等地位的民事权利主体之间具有财产内容的纠纷，并且当事人具有自由处分权，因此可以将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医疗纠纷解释为“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从而使得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具有可仲裁性。

2.建立医疗纠纷仲裁机制的理由

笔者认为，抛开对现行法律规定的分析，从应然的角度看，基于下述理由，也应当在相关立法中明确规定可以用仲裁方式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1)仲裁本身所具有的优势。就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而言，仲裁和诉讼相比，其优势表现为：其一，更具专业性。其二，快捷且经济。其三，具有更好的保密性。

(2)尊重当事人的仲裁意愿。仲裁建立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只要发生争议的实体权益纠纷在当事人自由处分的范围内，就应当允许当事人选择仲裁这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当事人不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权益的情况下，当事人利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意愿应该受到尊重和法律保护。[9]

(3)构建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在现阶段的医疗体制下，应当建立多元化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解决机制。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能够以其各自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而共同结合成为一种互补的、满足医疗事故纠纷主体多样要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调整系统。多元化的解决机制相对于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而言，更能体现出诸多的理性因素。[10]现代法制国家总是设法避免和排除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向其成员提供多种解决民事纠纷的途径和方式，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让其自由选择。而冲突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选择相应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和医疗诉讼、调解等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共同存在，可以形成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各显其能和分流案件的局面。竞争可以使得仲裁、诉讼、调解等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不断弥补自身缺陷，吸取其他程序的优点和长处，完善自身程序。

3.有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的实践

(1)美国

除了医学技术的发展导致医疗过错几率增加，医患沟通不足导致医患关系恶化，国家整体经济不景气等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因素外，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诉讼费用高昂，效率低下，无疑也是导致整个医疗市场成本增加，最终产生医疗事故危机的主要原因。[13]为了解决危机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弥补医疗责任保险资金的缺位或不足，美国各州相继出台了多项综合改革措施以减少社会医疗成本的剧增。其中具备多种优势的仲裁纠纷解决机制为许多州立法机构提出并采用，以降低飞速增长的医疗成本。

多数的州法院对仲裁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表示支持。在Madden v.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s[14]案中，原告Madden先生，接受医院治疗前已经在医疗计划中表明，医疗过失以及一切产生于Kaiser Founda-tion医院治疗过程中的纠纷将提交仲裁解决。当医疗纠纷发生后，Madden先生将医院诉诸法院。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裁定撤销诉讼，责令原告将案件提交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在Buraczynski v.Eyring[15]案中。医生依据仲裁协议将先后发生的两起医疗事故纠纷提交仲裁。患者主张，由于仲裁协议过于宽泛而违反了公共政策，患者与医生之间签订的仲裁协议无效。田纳西州最高法院认为，医疗护理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都可以适用仲裁解决纠纷;医务人员同患者之间签订的仲裁协议不违背任何公共政策。

概括而言，美国各州关于医疗纠纷的仲裁模式可分为三类：自愿仲裁、强制仲裁、自愿强制混合仲裁。

第二种仲裁模式是强制仲裁，即当事人双方在发生医疗纠纷后，必须首先将医疗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例如，马萨诸塞州法律要求所有的医疗过失诉讼都必须首先经过一个由法官、律师和医生所组成的仲裁小组审查，看是否存在责任或者判断损伤是否是由医疗过失造成的。若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而提起诉讼，法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仍可以接受仲裁小组的意见。[20]从笔者查阅的相关资料看，这种强制仲裁的裁决一般不具有终局性效力，并且仲裁庭认定的事实和裁决对之后提起的诉讼也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涉案双方当事人如不服仲裁庭作出的裁决，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将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

第三种是强制仲裁与自愿仲裁相结合的模式。采取这一仲裁模式的州法院，依据一定的标准来确定医疗纠纷需要强制性仲裁还是可以自愿协议仲裁。以新泽西州为例，依据该州医疗过失侵权法的规定，对于争议标的在20，000美元以下的医疗事故纠纷，法院要求首先通过仲裁解决，而对于超过20，000美元诉讼标的额的医疗纠纷，当事人则可以自愿选择以仲裁还是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但是，仲裁裁决不具有约束力，在双方当事人不服仲裁庭做出的仲裁裁决时，可将纠纷诉至法院，原先的仲裁裁决对案件的审理没有任何影响。[21]

在美国，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案件通过有效的仲裁协议而提请仲裁解决。[22]

(2)墨西哥

墨西哥的医疗事故纠纷案件数量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同美国一样，高昂的医疗责任保险迫使医生不得不“采取保守医疗策略”，即通过增加检查项目，扩展疾病诊断程序以降低医疗责任事故的风险，减少医疗纠纷诉讼的几率。[23]但增加医疗费用又激起了患者的不满情绪，致使医疗纠纷更容易产生，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3)日本

综上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具有可仲裁性。其次，对于支持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仲裁的地区，是否要求仲裁强制性前置存在不同态度，但多数国家或地区采取自愿仲裁模式，并通过风险负担等机制鼓励当事人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提交仲裁解决以提高纠纷的处理效率。再次，除美国极个别州规定当事人一旦签订仲裁协议即丧失提起诉讼的权利外，美国绝大多数的州和其他国家都允许当事人在不服仲裁裁决时可以再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仲裁庭认定的事实和裁决不影响之后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最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裁决是否具有终局性也存在不同规定，有的规定只要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作出后的一定期限没有提出异议，则仲裁裁决即产生终局性效力;有的则不承认仲裁裁决具有终局性效力，当事人可以再提起诉讼，但是一旦原告败诉则会由其承担一定的经济负担。综上，前述国家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方面的立法和实践无疑将对我国建立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机制起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建立我国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机制的若干建议

(一)仲裁模式

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宜采用自愿仲裁模式，即允许医患双方通过签订仲裁协议处理日后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裁决一旦作出即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为鼓励医患双方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提交仲裁解决，可以借鉴美国部分州的做法，通过风险承担或设定诉讼标的额“门槛”等方式，使当事人尽可能选择仲裁方式。此外，为排除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再缠诉，久拖不决的困境，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裁决应该具有终局效力。不过，鉴于医疗事故往往侵害的是患者的身体权、健康权等重要权利以及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应当允许在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时，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若超过期限没有提出异议，则仲裁裁决产生终局性效力。

(二)仲裁机构

关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机构的设置存在不同设想。有的学者以医疗纠纷具有特殊性为由，主张通过专门性仲裁机构对医疗纠纷进行仲裁。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不可取。我国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可直接利用现行的仲裁机构，无须再设专门的仲裁机构，可考虑在现有的仲裁委员会下设立医疗事故赔偿中心。因为，医疗事故责任的特殊性并不在于法律适用上，而在于对医疗行为的认定上。由专业的鉴定组织对医疗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因果关系等进行认定即可较为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因此，只要吸收部分医学专家为仲裁员，就有利于公正、准确、快速地裁决纠纷，这样既节省资源，又降低解决争议的成本。其次，由于我国的仲裁制度起步较晚，仲裁制度本身尚存在不完善之处，将仲裁运用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这一特殊领域时，难免存在诸多不适之处。因此，现阶段首先要解决的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的具体制度的合理设计，民众对医疗仲裁意识的提高等问题，而不是是否设置独立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机构这样的问题。

(三)仲裁员

就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而言，聘任仲裁员，首先应当坚持专业性原则。因为提交仲裁的案件大都涉及复杂的医疗技术性事项以及医患法律关系，要迅速公正地对案件做出裁决，仲裁员就必须具备必要的医疗、法律知识。其中，医疗技术的专业性知识无疑至关重要。所以，必须严格按照专业性原则来选聘仲裁员，将医疗专业水平作为医疗专业仲裁员聘任的首要资格条件。除此之外，由于临床医学本身是涵盖十分广延的学科，高级医疗技术人员往往只能对自己的专业领域给出权威的意见。因此，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员的聘任，也应当按照各个专业领域进行。

(四)仲裁庭的组成

(五)仲裁协议

在实践中，医疗仲裁难以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医疗事故发生以前，医患双方之间没有签订仲裁协议。而当发生纠纷后，又几乎不可能让充满抵触情绪的患方和医方达成合意签订仲裁协议。因此，医疗仲裁协议可按两种形式进行：一是在医疗机构门诊病历以及住院病历的说明内容中增加仲裁条款选择项，患者(家属)在接受医疗机构的治疗前在医务人员的说明下，可自行选择是否同意仲裁条款，若划钩选择则视为对该仲裁条款的认同，若不填写则视为对仲裁条款的默认。另一种是印制独立的仲裁协议。患者(家属)在接受医疗机构的治疗前在医务人员的说明下，选择是否签订协议，医务人员也可自主决定是否签署该协议，任何一方拒绝签字则视为该仲裁协议不成立。鉴于大多数患者不了解仲裁，甚至会误以为医疗机构在玩花样以剥夺自己的某些权利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协议的书写应当注意语言使用和具体内容的编写，仲裁协议的语言应尽量平实、简单。

(六)举证责任

在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在国内一些知名的仲裁委员会制定的仲裁规则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也是遵循这一原则，即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在举证责任倒置后，并不意味着作为弱势一方的患者(家属)就可以不负担任何举证责任了，举证责任倒置只是最大限度地减轻或部分免除了患方的举证责任，但是并没有完全免除患方的举证责任。因为，患者还必须证明其医疗事实存在的过程。在举证责任倒置后，患者(家属)也有责任就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向仲裁庭提供一定的证据。比如，证明自己确实在某家医院就诊、治疗过;证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对自己的人身造成损害的事实;自己的诊治经过等。

三、结束语

2002年《条例》中对“医疗事故民事赔偿纠纷解决方式”相关规定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对患方权益保护的社会呼声日益强烈，同时，也表明完善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刻不容缓。笔者建议，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宜采用自愿仲裁模式，允许当事人在不服仲裁裁决时，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若超过期限没有提出异议，则仲裁裁决产生终局性效力;在现有仲裁委员会下设立医疗事故赔偿中心;将仲裁协议作为选择性条款列于门诊病历或住院病历的说明内容中;把医疗专业水平作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专业仲裁员聘任的首要资格条件，并按照医学各专业领域进行仲裁员的聘任;将举证责任倒置作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的举证责任规则。笔者希望，通过上述建议，尽快在我国建立起公正、经济、高效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机制，以有效缓和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维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双方的合法权益。

【作者简介】

郭玉军，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杜立，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

【注释】

[2]范愉：《浅谈当代“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发展及其趋势》，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4期。

[3]王泽琛、王永周：《解决医疗纠纷的新思路》，载《西部医学》2007年第1期。

[6]黄进、宋连斌：《仲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第24页。

[7]陈立峰、王海量：《论我国<仲裁法>的管辖范围》，载《北京仲裁》2006年第1期。

[8]余承文：《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研究》，载《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9]前注[8]，余承文文。

[14]Madden v.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s,supra,17 Cal.3d 699(1976).

[23]Studdert DM,Mello MM,Sage WM,DesRoches CM,Peugh J,Zapert K,Defensive Medicine among High-risk Specialist Physicians in A Volatile Malpractice Environment,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Vol.293,2005,p.2609.

[26]黄丁全：《医事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页。

[28] 天津仲裁委设立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受理事实清楚、责任明确、当事人仅对赔偿方案有争议的医疗事故纠纷。按照天津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规则的规定，医疗纠纷仲裁调解坚持当事人自愿原则。双方当事人如果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调解中心调解，即可以向调解中心提出申请。《天津仲裁委设立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中国仲裁网china-arbitration.com/.

[29]《深圳将成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免费调解纠纷》,网易新闻news.163.com/08/081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