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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自今天开始算是从嘴上搬到了现实中,资本市场所面临的风险也由预期较为明朗的美联储加息、流动性紧缩等,过渡到危险程度不知道上限在哪里的贸易战。黄金板块的暴涨从侧面反映出,投资人避险情绪的立即释放;投资人当前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考验,但即使如此,市场的强势个股的投机情绪仍然没有停歇。像上周关注的603580逆势拉回。
对于已爆发的中美贸易战,做为投资者应该从多视角来考量。中国的很多进步都是有外力推动,此番贸易战,将加速淘汰出口美国的低端污染产业,发展受制于美国的高端科技行业,从而助推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因此从中期看并非坏事。
当然具体到目前的盘中,阵痛是难以避免的。
2005年美国财政部汇率报告认为,人民币挂钩政策“造成了全球市场的严重扭曲”。2006年报告提出,中国货币政策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问题”。2008年,美总统奥巴马曾阐述了如下观点:“若要实现双边经济关系的均衡发展,中心问题是中国必须改变其汇率政策。”[①]2010年9月20日奥巴马继续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称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上未尽全力。由此可见原因与影响,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焦点。
一、中美双方的人民币汇率之争
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始于2002 年免费论文下载。美方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低估是导致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冲击美方制造业市场,造成众多工人失业。有鉴于此,美方要求中国升高人民币汇率,改变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经过双方不断的摩擦、对话,中国于2005年7月21日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升值2%,同时,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美方积极评价中方这一举措,但又认为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够大,要求中方继续提升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进入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更是愈演愈烈。2月,奥巴马施压人民币,表示全年都将“劝说”人民币升值;3月,美国考虑征收人民币汇率反补贴税,奥巴马请人民币采行“市场导向”汇率政策,美国130名议员上书奥巴马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听证人民币汇率原因与影响,表示5月前投票;6月11日,美将审议针对中国汇率议案,议员再次强压人民币升值;6月19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三周之后,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堪称史上拖延最久的关于主要贸易伙伴国汇率半年度报告,未将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但9月15日,美国会就人民币汇率展开两天的听证会,督促人民币升值。历时近十年,人民币汇率之争始终处于风头浪尖。
二、美方为何抓住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放?
首先,政治需求:
当前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民众不满情绪增加,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原因与影响,奥巴马急需转移国内焦点,将制造业压力大的原因归结到廉价的国外商品上。而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在即,美国政府迫切需要为国内近10%的失业率找到借口免费论文下载。而议员们更希望操纵议题,为自己选举拉票,进而掩盖其自身未能有效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事实。因此,在选举的压力下,立法者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
第二,美国公众认知偏差:
美国公众认为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汇率政策。典型观点是中国汇率机制导致美国贸易赤字不断上升。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顺应市场供给的需要,则人民币自然升值,中国出口商品价格自然上升,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自然下降。[②] 因此,尽管从理论上讲原因与影响,中美经贸关系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但美国公众认为普通民众是中美贸易的受害者,“美国人中的大多数认为贸易收益没有在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公平分配。”[③] 在美国,持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影响美国制造企业及工人就业”的言论也越来越高。不少美国人认为促使人民币升值是舒缓这一问题的“良方”。因为人民币升值将会降低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优势。
第三,转移债务、转嫁风险
中国拥有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又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美国财政部3月15日公布,1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余额8890亿美元,日本为7654亿美元),人民币升值就意味着美元贬值,也意味着相应减轻了美国对中国的负债。这才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真实意图。同时美国对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也万分忧虑,一方面,美国人担心中国突然减持美国债会对美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另一方面原因与影响,又担心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增加会使美对中国金融依赖加深免费论文下载。因此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转移债务、转嫁风险。
第四,中国崛起触动美国危机感
美国表面上宣称,美中关系并不是零和博弈,中国繁荣对美国也有利。但在实际外交策略中,美国总显露出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迹象。首先,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其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逐步推进,让不少美国人顿感压力。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崛起之势更加明显;人民币正朝着实现自由兑换并成为重要国际货币迈进。如此一来中国对美元的需求就会大大降低,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受到威胁。美国允许中国发展,但是绝不允许发展成为它强劲的对手原因与影响,更不允许中国崛起到美国之上。中国的发展和增长必须纳入美元本位体制,要受美国掌控,紧咬人民币汇率,逼迫人民币升值,打压人民币,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是美国的必然选择,也是美国的真实政治意图。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对中美贸易影响分析
(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化分析
2005年7月中国汇率改革以来,分析五年来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情况(见表1),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的币值对美元已经大幅升值23.5%。2005年7月21日 中国开始汇率改革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11:1;
2005年底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5%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07:1;
2006年5月15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8.0关口 为7.9982:1;
2007年底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6.5%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7.30:1;
2008年4月10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7.0关口 为6.9920:1;
2009年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基本上在6.81-6.85元区间;
2010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宣布重启汇改后的首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6.8275。9月21日原因与影响,人民币对美元一度升值至6.6997元,破6.7元免费论文下载。
表1 历年人民币汇率统计
年度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1-7
汇率变化
8.07
7.9
7.3
冯教授:请问钟国伟同学,你提出“越是‘中国味’,越具‘世界性’”的论题,是基于什么依据考虑的?
钟国伟:近年来,中美贸易战提示了我,我们要发展自己的科技和工业,不要总是存在依赖他人的企图。所以,我提出这个论题。
李教授:请钟国伟同学,你能够再简要地阐述一下你的论题的正确性吧。
钟国伟:好的。我之所以要论述“越是‘中国味’,越具‘世界性’”的论题,我是有充分的论据和严密的论证过程的。
首先,人类学常识告诉我们,作为黄种人的中国人颇具“世界性”。作为中国人无论你生活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你都无法改变你的肤色。即使你不承认是中国人,或者你加入了外国国籍,但你的“肤色”无法改变,你不再是中国人,但依然具有“中国色”。所以,这种“中国味”就颇具世界性。
再次,中国传统建筑告诉我们,越是“中国味”就越是世界的。中国的万里长城,安徽徽州的传统建筑等很具中国特色,一直被认为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很具“世界性”。相反,有的地方为了建设所谓的洋楼而破坏具有传统特色的古建筑,结果让清一色的洋楼掩盖了“中国味”,走到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一样的洋楼感觉。由于失去了“中国味”也就无法在国际上具有“世界性”了。因此,想要我们的建筑具有“世界性”,就要保持我们的“中国味”。
再次,一步破碎的中国的科技史告诉我们,没有“中国味”,就没有中国科技和民族工业。众所周知,我们的汽车工业一直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依赖于欧美和日本汽车,跟他们合资制造汽车赚钱而不思进取以至于失去了独立的创造能力。我们的电子科技一直在依赖于欧美国家,所以一旦遭遇人家卡脖子,一些电子工业就会瘫痪。例如,我们的中兴、华为等已经尝到了这种苦味。我很敬佩华为老总任正非,他带领他的团队“卧薪尝胆”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科技“5G”,给了欧美科技大国史无前例的震撼。华为公司这种极具“中国味”的科技产品,代表了中国,震惊了世界,是十足“中国味”的,更是震惊“世界性”的。
综上所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属于自己的作品,缺乏民族性的,个性化实业,是永远不会代表中国,具有“世界性”的。所以说,越是民族的,越是国家的,越是国家的,才越是世界的。所以说,“越是‘中国味’,越具‘世界性’”。
各位教授,关于“越是‘中国味’,越具‘世界性’”的论题,我就谈到这里。谢谢!
人民币汇率之争硝烟再起。2010年9月,美国国会秋季刚刚复会就提出了2009年初拟的《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亦称莱恩-莫菲法案);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连续发表讲话对人民币汇率施压。9月24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通过了一个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将中美之间的这次争端推向了。该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对货币汇率低估的国家征收关税。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也颇有微词。中国有可能在即将召开的G20会议上面临更大的人民币汇率压力职称论文。
中国的宏观决策者对汇率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并不陌生,但是此次面临的压力不同寻常。与之前几次相比,这次发达国家所处的国内经济环境更困难,政治压力更大。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选择空间更小。下文中,我们首先介绍了国际上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强硬派和中间派观点,以及他们提出应对中国的策略;然后提出了应对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的八点建议。
一、人民币升值言论
(一)强硬派代表观点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硬派代表是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其主要观点和压迫人民币升值的系统方案包括:
1.人民币汇率被低估25%-40%。不仅是人民币,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的货币也存在类似低估。该机构认为,只有人民币做出上述幅度调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才有望降低到3%-4%,这是解决全球失衡所需的调整。
2.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美国利益。人民币25%-40%的汇率的重估将减少1000亿美元-1500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增加60万-120万就业机会。
3.需采取多边和双边手段同时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可能不会屈服于中美之间的双边压力,但很可能在多边压力下做出调整。
4.迫使人民币升值的三步走战略:(1)在4月15日向国会提交的外汇政策报告中将中国指定为汇率操纵国,进入与中国的货币问题协商机制。(2)寻求欧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51%的多数达成要求中国迅速解决问题的特别提案;如果不能达成提案,美国需寻求执行董事会当中70%以上的多数一份批评中国汇率政策的报告。(3)寻求其他国家支持,要求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解决小组,确定中国是否违反了WTO章程中第9款(通过交换行为破坏了协议的实质内容),并提出补救措施。
5.以上三步走战略的目的主要在于强化全球范围关注人民币汇率失调和中国缺乏更正行为的意愿。吸引更多国家,尤其是日本、印度这样受困于人民币汇率但是不愿直接挑战中国的国家加入到美国阵营。鉴于WTO和IMF难有实质性惩罚行动,美国可以通过对中国的单边制裁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制裁的方法是对中国进口商品施加与汇率低估程度相当的进口关税。
克鲁格曼最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观点,并引起了全球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作为一个新兴的、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强硬派代表,他的主要观点包括:
1.要求人民币升值对美国有利,可以帮助美国提升(外部)需求,缓解失业压力。
2.美国无惧中国抛售国债。美国市场上流动性充裕,中国即便出售美国国债,也不会伤害美国。
3.对中国采取贸易战至少在短期内对美国有利,可以帮助美国提升(外部)需求,缓解失业压力。
4.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自身也有利,可以帮助中国缓解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减少中国外部不平衡。
(二)中间派代表观点
美国本土绝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知名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是,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的全球贸易失衡原因非常复杂,人民币汇率调整仅仅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但并不足以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erBlanchard)曾撰文讨论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他的看法获得了众多经济学家的认同。中间派的代表性观点包括:
1.人民币汇率应该做出调整,增加波动幅度,这将对纠正全球失衡发挥作用,对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积极意义,这对于中国自身利益也有利。
2.造成全球失衡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人口年龄变化、全球化等一些合理的因素,也有政策扭曲造成的不合理因素。不合理的政策不仅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也包括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由此带来的低储蓄率。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国内政策,不能归因于人民币。
3.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的关键在于纠正不合理的政策,对中国而言,解决贸易顺差的政策落脚点不仅在于汇率政策,还在于纠正要素价格扭曲、发展服务业、增加社会保障等。
4.应该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贸易战对全球经济不利。
5.避免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
综上所述,国际社会总体上认为人民币应该做出调整,分歧在于人民币汇率对于解决各国当前问题是否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否应该通过贸易战的方式逼迫中国调整汇率政策。
二、应对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的相关建议
美国之于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国外对人民币汇率压力挑战的不仅仅是人民币汇率,而是中国以出口和投资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中国能够采取包括汇率政策调整在内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妥善应对,来自汇率方面的压力将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动力,中国经济也将因此进入更可持续、更和谐的增长阶段。
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有两个核心目标。其一,打消市场上的较大幅度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其目的在于维护短期内的宏观经济稳定;其二,实现资源在贸易品部门(出口、进口替代部门,集中在制造业)和非贸易品部门(集中在服务业)之间的合理分配,其目的在于优化经济结构,减少贸易顺差和对外部经济的过度依赖。
我们认为,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具体包括以下八项内容:
(一)尽快采取一次性升值后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调整模式
与保持当前事实上钉住美元汇率体制、钉住一揽子货币、小幅渐进升值等方案相比,这项方案的主要优点在于:1.向外部经济体表示了积极的合作意向,不仅在姿态上为中国争取了有利地位,也有利于避免发生贸易战;2.较其它方案能更好地消除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有助于降低发生资产价格泡沫的概率;3.降低近期内的通货膨胀压力;4.实现了人民币双向波动,有助于推动企业和居民的汇率风险意识,有助于推动相关金融市场和衍生产品的发展。具体的一次性升值幅度,可选择5%-10%。我们的研究发现,即便是10%的一次性升值,对出口增速的负面影响也只有3.3%。
这项措施的缺陷在于:1.会对部分低附加值出口企业和非熟练劳动力就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但是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这些都不可避免,迟早要发生,在当前经济活力较高和民工短缺情况下调整成本较低。2.这不是一劳永逸的汇率制度安排。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根本上讲还是固定汇率制度,不能自动发挥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调节资源配置的价格杠杆功能,也不能彻底消除单边的人民币升值或者贬值预期。但是这不失为近期的权宜之计,是进入更富有灵活性汇率制度的过渡安排。
(二)加强短期资本流动监管,如出现资产价格短期内的过快增长需采取果断措施
至少从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的经验来看,当汇率升值压力转化为市场上的人民币持续升值预期以后,带来的最大负面冲击并未体现于出口行业,而体现于以房地产、股票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人民币持续保持了单边升值趋势,期间出口增长和出口行业利润都保持在较高水平。以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出口行业为例,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这段人民币升值的样本期内,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总平均同比利润增速达到29.9%,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达到19%。这个期间内,对汇率变动比较敏感的一般贸易出口平均增速达到30.4%。
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中国的资产价格在总的货币供应量并没有太大变化的背景下,出现了快速的上涨和严重的股票价格泡沫,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价值重估效应对于资产价格暴涨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鉴于历次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一旦未来面临由于升值预期引发的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管理当局需及时采取果断措施,降低出现严重资产价格泡沫的概率。
(三)增强货币当局在汇率问题决策的独立性
货币升值突出的负面影响在于升值预期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企业生产和投资的不确定性。通过赋予货币当局在汇率问题决策上更大的独立性和更权威的发言权,有助于形成市场上明确的汇率变动规则和稳定的汇率变动预期,企业和居民可据此采取有效的汇率风险规避措施,有助于减少由汇率变动不确定性带来的各种损失。
此外,汇率调整,会让部分企业减少数百亿的出口收入,也会让部分企业和居民减少数百亿的进口成本。这意味着汇率调整会涉及巨大的利益格局调整和复杂的资源配置调整。为了使汇率政策不至于成为保护少部分人利益的工具,为了增加决策的合理性,应该由独立于部门利益之外,且具有高度专业化知识的货币当局独立决策管理。
(四)对低附加值和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减少出口退税,增加出口税和自愿出口限制
我国为出口退税付出了巨大财政资源,但是所得有限。2009年全年的出口退税大约6700亿,据估计,由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弹性较低,如此大规模的出口退税新增就业不超过70多万。巨大财政资源补贴带来较低的出口价格,把更多的福利让利给了国外消费者。
并不是所有出口都对中国有利,保护落后的出口是在阻碍产业升级。对于附加值低、高能耗、高污染的出口产品,通过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增加出口税或者资源出口限制,不仅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减少贸易摩擦,还有助于加速产业升级。
(五)设立“结构转型”再就业补偿机制
包括汇率政策改革在内的结构性转型势必会带来短期内结构性失业增加。为了顺利渡过转型期,可考虑设立“结构转型”再就业补偿机制,帮助因结构转型带来失业人群的职业转换培训补贴和提供必要的生活补贴。“结构转型”再就业补偿机制可取自下面的能源和矿产进口附加税。
(六)设立“临时能源和矿产进口附加税”
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以能源和矿产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人民币价格下降,但也可能因为市场预期人民币升值会提升中国对此类商品的需求从而引发国际价格上升。人民币升值期间,可通过建立能源和矿产进口附加税,保持人民币升值前后的国内人民币价格稳定,这样做既避免了市场预期中国对此类商品需求增加带来的国际价格上涨,增加了财政资源收入,同时也不会对国内企业和居民带来额外的负担。
考虑这样一个例子:假定人民币升值10%,能源和矿产品美元价格不变,升值后的能源和矿产品人民币价格下降10%,国内企业和居民从中得利。但是,如果市场预期中国会因为人民币升值引发对能源和矿产品需求增加,国际市场上此类商品的美元价格会因此上升,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人民币价格不会下降很多,甚至有可能上升。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引发能源和矿产品国际价格上涨,可考虑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施加对此类进口商品的临时性进口附加税,具体税率以保持升值前后的此类商品人民币价格不变为目标进行设计。这项专类税收可专用于“结构转型”再就业补偿机制。
(七)禁止发达地区对出口企业采取用地、税收等政策优惠
当前人民币升值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四重风险
第一,快速、大幅升值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在成功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后,“调结构”已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相对价格变化会促进企业转型和行业结构调整。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需要一定的缓冲时间。最近,一些行业进行了压力测试,劳动密集型产品普遍感到可以承受的升值空间十分有限,这与人民币在2006-2008年期间已有较大幅度升值关系十分密切。
还应当清楚的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一定的水分,部分顺差是披着各种合法外衣流入中国的“热钱”。因此,中国的出口优势并没有数据显示的那样强大,对出口行业的承受能力应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升值,而无其他政策支持,出口行业将会难以承受。而且,去年底和今年初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广东等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制造业工资水平有所上涨。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出口产品的价格上,从而削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如果此时人民币再次走上升值之路,将会形成对出口部门的双重压力,非常不利于出口行业的稳步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
第二,缓慢升值并形成稳定预期易导致“热钱”加速流入。经验表明,人民币升值是导致“热钱”进一步流入的主要原因。对2006-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升值预期和中美利差与资本流入高度相关,人民币对美元每升值一个百分点和中美利差每扩大一个百分点,各可能吸引每月5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流入。在2005-2007年间人民币升值较快时期,升值不但没有起到防止“热钱”流入、抑制经济过热的作用,还因为预期进一步升值反而加剧了境外资金流入、流动性增长过快的局面。
因此,人民币升值与“热钱”流入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旦形成“升值资本流入再升值资本进一步流入”的恶性循环,经济过热将难以避免。
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经济过热往往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流动性相对比较容易控制,外部资本的流入则防不胜防,给宏观调控增大压力与难度。经验表明,我国经济过热在很大程度上与“热钱”的推波助澜有关。2007年净新增外汇占款(剔除对冲掉的部分)2.6万亿,占当年新增M2的比重近45%,当时正是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物价涨幅扩大、经济有明显过热迹象的时期。
当前,外部流动性在危机后又明显增加,对其未来加大流入的可能性不能掉以轻心。海外资本的源源不断的流入,必将进一步推高境内资产价格,孕育新的资产泡沫,从而给货币政策带来新的更大压力。
第三,被迫升值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未来升值压力。其实,在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储蓄率有所上升,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较为明确、进口需求强劲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的真实贸易顺差将趋于下降,人民币升值压力自然会随之缓解。
但如前所述,中美贸易顺差应有部分是热钱在借道进入中国。如果人民币在压力下被迫升值,在升值反而加速资本流入的情况下,数据显示的贸易顺差很可能因为热钱“水分”的增多而没有呈现下降趋势,还可能进一步上升,从而给部分美国政客以强迫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理由。
在升值趋势明朗的情况下,伴随着资本金融账户顺差的扩大,甚至有可能形成升值-国际收支顺差上升-再升值-国际收支顺差进一步上升的循环。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升值压力得不到缓解,还会因为资本流入过多带来流动性过剩、经济过热的局面,货币政策会面临新的尴尬的两难困境。
第四,以升值来抑制通胀并不可取。今年2月份CPI和PPI分别同比增长2.7%和5.4%,涨幅分别较上月扩大1.2和1.1个百分点。物价超预期上涨,进一步加大了通胀预期。
以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通胀的观点似有重现,但我们坚持认为,无论是从理论和实践来看,以人民币加速升值来治理通胀都是不可取的。从政策功能属性来说,作为一种相对价格变量,汇率水平变化可以对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进行调节,以达到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目的。治理通胀从来就不是汇率政策的主要功能。汇率并不是影响价格的唯一变量,行业组织、市场结构、差异产品等因素均是影响价格的重要变量。尤其是对于石油、铁矿石等价格波动较大的资源类产品来说,升值的抑制作用不大。更由于传递不完全性的存在,最终消费品价格也难以发生明显变化。
我们以1995年3月至2007年3月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对抑制国内通胀的效果甚微。具体来说,人民币升值10%,进口价格指数大约下降不到0.3%,而消费价格指数下降仅为0.1%,这表明人民币升值对通胀的抑制作用很不明显。同样,人民币升值对于进口价格指数上升的抑制作用要强于对消费价格指数的抑制作用,这说明货币升值在通过进口价格指数向消费价格指数传递的过程中,其传递性是递减的,正是这种衰减性影响了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
事实上,在2006-2008年人民币升值期间,我国CPI每年都出现了一轮上涨,且2008年是上涨幅度最大的,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实证研究同时还表明,如果希望通过升值来有效影响国内物价水平,那么短期内人民币需要有相当大的升值幅度。但这毫无疑问是以出口、产出大幅下降甚至是以就业形势严重恶化为代价。
美国强迫人民币升值将“得不偿失”
目前美国失业率较高,美国想通过多出口,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扩大就业。但美元对人民币贬值并不能有效改善中美贸易失衡,指望靠人民币升值来挽救美国经济、扩大就业机会的想法不仅不可能有明显收效,反而不利于美国和全球经济复苏。
第一,中国的真实贸易顺差规模并非数据显示的那样大。近年来,热钱流入问题一直受各方的关注。除了在资本和金融账户以及错误和遗漏中可以看到热钱的踪影外,经常账户中也存在十分明显的迹象。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突然从321亿美元增加到1020亿美元,并在随后的几年中持续增加,这是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带来的资本流入增多就是原因之一。热钱披着各种合法的外衣持续不断地流入,只是在统计监测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困难,难以真正认清其真面目。有关测算表明,近几年我国贸易顺差中热钱的比例占到60%以上。尽管测算方法和依据有待进一步推敲,但贸易顺差中存在一定比例的热钱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真实的中美贸易失衡很可能本就不十分严重。
第二,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有效改善美国贸易收支状况。以货币贬值来改善贸易收支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但这些条件在中美两国很可能都不具备。从2005年人民币汇改到2008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过20%,但同期中美两国的贸易失衡却未见明显好转。显然,经常项目顺差并非仅仅是汇率问题那么简单。
而且,近年来国际经济学的最新研究认为,汇率变动能否影响到产品的最终价格、进而影响消费,还要视具体的定价方式。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以低端消费品为主,竞争较为激烈,中国企业定价能力不强,因而多以当地定价法为主,即在美国本土以美元表示的出口品价格不易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变动改变的仅是中国出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当地的美元价格变化不大,因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所受影响较小。根据有关估计,人民币升值1%,仅能够带动美国从中国进口品价格上升0.3%,对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不会有太大作用。
此外,美国对中国进口高新技术产品设置了多重贸易壁垒,限制美国高技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两国贸易失衡的局面。
可见,中美之间存在的小于实际数据的失衡主要是由中美的经济结构以及美国单方面限制高新技术出口所致,以人民币升值来减少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就业机会的观点显而易见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即使人民币升值,美国已经失去的那些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也不可能再回到美国。事实上,远在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之前,美国已经开始大量失去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这实际上是由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成本和比较优势决定的。即便因为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产品退出美国市场,越南和印度等低成本国家的产品也会很快取代中国的出口地位,美国的公司不可能与这些低成本国家竞争。因此,中国的退出不会给美国带来新的工作机会和就业的显著增加。
第四,美国从人民币升值中的所“得”将十分有限,所“失”却不小。毋庸置疑,得益于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美国民众是中美贸易的受益者,中美贸易有利于美国国民福利的提高。不可忽略的是,低价位的中国商品降低了消费者在日常消费上的支出,美国民众因此可以消费更多的高档商品和服务,从而有助于消费的持续稳定增长。
通过人民币升值或强行进行贸易制裁来限制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受损害的不仅是中国,更是享受中国廉价商品的美国消费者,从而对美国居民消费的恢复和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影响。此外,人民币若一次性大幅升值,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成本必将提高,盈利受到侵蚀,同样对美国经济不利。
很显然,人民币若大幅升值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火车头”均不利--中国经济减速,美国经济“熄火”,从而严重拖累全球经济的复苏。美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中国经济的企稳回升也为其他经济体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增长机会。
一、引言
随着国际贸易发展的自由化趋势,尤其是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措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作为国际贸易中非关税壁垒之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日趋增多。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BarrierstoTrade,TBT)是指一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措施或法规,这些措施和法规对其他国家或区域组织的商品、服务和投资进入该国或该区域市场产生影响。TBT形式繁多,大致可归为五大类,即技术标准与法规,合格评定程序;商品检疫检验措施;包装标志和标签要求;信息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已经遭遇了多次商品出口被拒的事件,给我国造成了很大损失,国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更多是持一种批判态度。事实上,在国际分工格局变化的今天,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起着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及促进技术进步等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会引发贸易争端,封闭市场,阻碍经济增长。因此,不同利益主体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甚至会出现激烈的冲突。客观理性地认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功能,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而且直接影响着我们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态度,进而影响有关决策。本文主要讨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双重社会功能,以期有助于人们更为准确地理解技术性贸易壁垒。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有利于社会进步
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可以保护环境,保障人类及动植物的健康和安全,提高生活质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在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和便利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污染物过量排放,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技术壁垒之所以能在WTO规则体系下存在与发展,最重要的是技术标准体现了对产品质量、产品安全、生命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关怀,因此,也体现了对人类的福利和动植物的安全的终极关怀。技术性贸易壁垒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而制定的。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对食品卫生的要求正成为国际贸易的热点,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人类和动植物却面临着更多的安全挑战。有些病虫如松树线虫,一旦由出口产品带入进口国,很容易在进口国领土上“定居”繁衍,造成危害。于是目的明确、用意良好的食品检验检疫和食品标准措施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
当今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开始由重视物质价值转向以强调非物质价值的绿色价值观,尤其在发达国家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和需求促进了国际贸易中绿色产品市场的扩大,为发达国家制定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提供了市场基础,使某些国家可以借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理由,提高环境水平、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环保技术落后,过于追求低成本等原因,采用的环境标准低于发达国家,这就为发达国家采用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商品进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国际贸易中也存在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如不安全家电、不安全儿童玩具、含汞化妆品、假药、旧服装、未经过安全证明的转基因食品、农药含量超标的食品等。如果不对这些商品的国际贸易严加限制,就会危害进口国国民的健康,因此,为了保护消费者健康,在贸易中加强检验、检疫措施极为重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完全有必要就各种商品制定相关的技术规章、技术标准、认证程序、包装与标签的要求等技术性贸易措施。一旦这些措施超出WTO有关协议的规定与约束,就成为阻碍商品贸易的壁垒。
日趋成熟的消费群体对生命健康的重视,对消费的产品质量和档次的要求不断提高,技术贸易壁垒措施产生并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同时,随着新化学物质不断增多,导致近十多年以来,全球环境日益恶化,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动植物的安全。气候变化、臭氧层损耗、温室效应、越界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海洋污染、有毒有害与危险废物的处理,以及包括干旱和沙漠化在内的土地资源退化、森林破坏、酸雨沉降、物种灭绝等,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地破坏。对于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出现对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保护健康与安全,促进公共目标的实现。技术法规与标准吸引着一个面临相似问题并能产生共同的消费利益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标准与技术法规本身就是公共产品。比如制定有关废气排放量的技术法规与标准有助于保持清洁空气;可以保障人民健康和安全,如强制规定产品的安全标准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一国建立有效的TBT体系可以帮助其维护基本的安全。在国际贸易领域,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措施即绿色壁垒,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又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这些产业将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会损害社会公平
虽然技术性贸易壁垒在保护环境和健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往往在环保绿色、安全卫生等名义的掩护下,打着合法的外衣行贸易保护之实。许多发达国家积极制定标准法规,为技术贸易壁垒提供法律支持。技术性贸易壁垒或者通过其数量控制机制的作用将外国产品阻挡在国门之外;或者通过价格控制机制,抬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使出口方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出口方往往会对对方采取贸易报复措施,从而引起贸易纠纷和贸易战。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贸易争端的重要领域。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的案例中,技术贸易壁垒就占据了28个,双边贸易中的技术壁垒争端更是层出不穷。技术性贸易壁垒经常会被用为经济制裁的手段。在国际社会中常常会出现某些国家由于一些政治原因而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例如发展中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制裁的主要对象。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然与发达国家控制的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冲突。而西方发达国家倚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不断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寻找各种借口对不合他们胃口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制裁或禁运。这种强权政治的行径遭到了发展中国家日益强烈的反对和抵制,效果越来越差。这时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广泛性、形式上的合法性及保护方式的隐蔽性等特点而常被使用。
根据WTO有关协定要求,在运用TBT时,不得任意采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但实际上,由于很难界定合法性和歧视性,加上TBT涉及面广,有关风险评估、科学论证及合理保护水平等常常引起争议,TBT较易被滥用,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发达国家利用TBT的合法性,变相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其直接影响,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产品由于技术、环保或劳工等因素无法进入目标市场或被迫退出目标市场。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法规、法令等方式设置的技术壁垒的程度非常高,其中美国有2.5万个,英国有2.2万个,法国有1.6万个,日本仅在农残量方面的技术标准就达6000多个,这样就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种产品无法进入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比如在肉类生产上我国一直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美国检验局采用拖延方式拒绝接受我国企业进行有关检验、审查申请,使我国对美国的肉类出口仍是空白;在机电产品方面,由于欧美等国严格规定机电产品的性能、排污量限制、兼容性、可回收率、节能性等,给发展中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带来了许多障碍;在纺织品方面,欧美调整了原产地规则,轻而易举地就达到了限制的目的;在化工产品、药品等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就给市场准入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有三个:一是我国出口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的标准要求,被拒之门外;二是贸易对象国任意提高标准,致使出口企业无法达到;三是标准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出口企业无法承担费用,不得不退出市场。
四、简要结论
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有助于环境、健康等社会目标的实现,并具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一面,但同时会损害社会公平,成为一些国家变相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正在复兴的大国,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角度出发,更加理性地看待各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而不是只停留在一般的应对国际贸易中层出不穷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贸易纠纷。我们必须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热潮,正视技术性贸易壁垒,并以正确的态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建立自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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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正在崛起的贸易大国,我国正面临着国际经济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虽然在后WTO时代,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但是,贸易摩擦是我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沉着应对,以科学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贸权益,弱化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并更多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简析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状况
(一)从全球贸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各国都致力于保护本国经济的情况下,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据世贸组织秘书处最新的统计,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102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有116.8亿美元,涉案金额1亿美元以上的贸易救济调查有17起。这是中国从2002年以来,首次遭受贸易救济调查超过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额就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从1995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已连续3年(2007-2009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对中国实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数量也是出现增长的状态。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将成为全球国际贸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国家。
(二)中国贸易摩擦的时间纵向发展
因为中国一直是遭到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国家,同时反倾销调查也是我国遭受贸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倾销为例来分析我国贸易摩擦的历史发展状况。
2008年,国外对我国启动了73起反倾销调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倾销调查已多达64起,见图1。
总体发展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贸易分工,将面临更多的贸易冲突和矛盾,可以说,中国进人了一个“国际经济贸易摩擦的时代”。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笔墨放在强调中国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上,而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去理解和运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积极的一面;如何推动中国外贸的加速改革,同时融入中国的特色来制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笔者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理解贸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释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理论依据与例证分析
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一国的发展对他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伴随着贸易摩擦形势日益严重的历史必然性。以下对当前相关研究作了简要综述,同时以理论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相对优势变化。
(一)理论依据
1.比较优势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当今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要素察赋理论更进一步支持了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的观点。以此观点为依据,中国在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指导,进行充分的自由贸易。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伴随着同步增加的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与美国、欧盟等大国和地区之间的争端。因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涌向他国,使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受到一定的冲击,从而引发他国内的失业、产业结构不平衡等社会经济问题。为了转嫁社会矛盾,他国会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提出抗议和制裁,同时还会从其他产业的贸易层面制造争端。总之,由比较优势理论支撑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会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而形成贸易摩擦的局面。
2.国家生命周期论
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从1400-1800年,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820-195。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951-2020年,经济追赶期。2020-2050年,经济强国期。特别强调的是1980-2020年为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一个国家的兴起,意味着该国的国际社会地位的上升,将要分享原有国际体系中强势国的主导权,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其中贸易摩擦的发生也是在所难免的。
3.霸权周期论
这一理论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权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频繁的经济摩擦。之所以中美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导致贸易争端不断。但要说明的是,运用该理论并不是说中国追寻世界的霸权,而是中国的发展不断冲击着美国霸权的地位,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产物。
4.从国家福利看
众多学者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观点:较发达国家与较落后国家进行贸易,较落后国家的实力增强将有助于本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当其增强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达一定水平后,其继续的发展会减少较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较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的福利水平会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由此贸易摩擦将会增加。随着中国不断地改革开放,不断地学习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等种种因素综合起来,不难看出,中国与他国频繁的贸易是肯定会有摩擦的。
5.国际摩擦“倒U”曲线
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提出了国际摩擦“倒U"曲线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崛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摩擦就会减少,见图2。
由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可知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崛起的时期,国际摩擦包括经济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冲击都应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倒U曲线的上升或波峰阶段。
综上所述,说明面临严峻的贸易摩擦,并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而是每个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由发展向发达国家转换过程中都会经历的困难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冷静、客观、积极地去接受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借鉴他国发展经验,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议和对策。
(二)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历程诊释理论的现实意义
1.各国经济发展特点及比较
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所以就简单应用各国GDP的增速来大体上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趋势对比做一个表述,以便为后文各国争端历程的演变作铺垫。搜寻了一些权威的官方网站,摘录出了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四个国家或区域的实际GDP(RealGDP)从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见图3。在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有几点要说明:(1)之所以选择从1995开始,是考虑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国际争端记录更加准确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数据资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没有完全绘制出美国的GDP增长曲线,但对整个分析没有太大的影响(见第三点);(3)在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中,将重点放在分析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变化态势上。因为整个的国际大背景很明确,美国从二战至今,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不管美国哪一年经济形势是好或是差,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必定与各个兴起的国家产生众多的经济摩擦争端。中国在人世之后,作为“过渡之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与社会体制的问题,必然会给中国带来众多的贸易摩擦和争端。简而言之,美国与各国的贸易争端严峻的形势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增多这两个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着重强调;(4)对图3的分析应该以相对变化趋势为基础,而不能以绝对值的对比为基础。因为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必然慢于一些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所以绝对值的比较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
2/(1>中国与美国。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发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图3中形成一个波谷到波峰的形状,由2003年开始增速呈上升趋势。美国的数据不完整,在图3中没有完全表现其趋势,不过可以确定一点是美国的GDP增长速度至今是比较平稳地维持在2%~4%之间。
(2)日本。由图3中看出,日本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甚至长期出现负增长。显而易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出现了衰退现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着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这一轮改革促进了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环境优化等;(2)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新经济”的成型,使得美国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重新获得了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而同时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被逐渐抵消;(3)欧美制造业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进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方向的体制改革,则从降低政府规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传统制造业部门在内.的各种企业的活力,在传统制造业内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曾经具有的竞争优势;<4)美国在日本等国的挑战面前逐步放弃曾经给予日本的不对称贸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一方面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又落在了美国的后面,所以最终引发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又有加速发展趋势,但是明显不及欧盟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态势。
<3)欧盟。由图3可以看到,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确具有优越的发展趋势,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欧盟乘着国际经济的大好形势,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以贸易带动经济的发展。据统计,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倾销税在内,欧盟按贸易额加权平均的关税也只有300,远低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同时,欧元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国与日本的,见表1;其次,欧盟也日趋重视多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也加强了与欧盟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尤其还把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双边贸易网络作为其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欧盟的经济发展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从现存状态还是从发展趋势上,欧盟都是和美国对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摩擦状况的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状况,此处采用了贸易争端(Disputes)作为贸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数据容易从WTO官方网站上获得,并且统计标准统一准确。数据采用的是从1995---2009年9月截止的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数量,其中分为原告国(Compliant)和被告国(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验证四国之一作为原告国与他国或地区产生的贸易争端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时间段(1995-2009年)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是否能够证明贸易争端数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是有相关联性的。
<3)最终目的是要证明:若前面两点都成立,则充分说明中国现在的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4。
由图4的不同国家的线条可以清晰看到,的确存在与美国的主要贸易争端国时间替代的态势。图4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995--1997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日本和欧盟;从1997-2005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欧盟,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逐渐的减少,有几年持续为零争端。从2005年起,中国接住了这一接力棒,成为了与美国主要的贸易争端国。
这种替换变化的态势也是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对西方国家而言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劳动强度或劳动参与度、技术改进方面的某些优势等不断地发展自己,同时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日本采取不对称贸易政策。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原因,日本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以美元计算的货币储备额也越来越多。这就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那时美、日贸易摩擦是非常频繁的。虽然在90年代日本经济逐渐在衰退,但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会马上消失,所以产生了图4中的第一阶段的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势力会逐渐的削弱,同时,欧盟的成立并且更加开放型的发展,其经济的势力逐渐又触及到了美国的敏感点,贸易争端逐渐又增多,到达了第二阶段。最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又使美国感到新的威胁的存在,第三个阶段随之产生。
第二,以欧盟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5。
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的分析一样,当欧盟作为原告国时,将这一时期也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1995--1999年为第一阶段,存在着日本与欧盟的贸易争端;从1999—2005年,只有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争端;从2005--2009年,中国与欧盟国家也开始出现了贸易争端。其阶段划分也与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具体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在这就不赘述。
但要提出一个特别之点,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摩擦的频繁性应该作为一个背景来考虑,而不是作为一个分析要素纳人研究的因素中。从图5看,在这一阶段,虽然有日本和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的出现,但是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肯定是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的,也是最为频繁的。所以着重从图5中得出贸易摩擦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各国经济发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结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6和图7。
这里只简要强调贸易争端国之间的一种替代和周期性的现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国分别与他国出现贸易争端的发展过程中,其贸易争端国家之间可能的替代时间和对象都一致的,即都是从2007年开始与欧盟的贸易争端开始显著地出现。周期性在图6中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主要贸易争端国由美国开始转向欧盟,这与欧盟的不断壮大和成熟、美国的“老年化”密切相关。
由这一小部分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一定是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就必然伴随着持续不断地摩擦,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贸易摩擦。但同时特定两国之间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随着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将与不同的新的国家产生新的摩擦曲线,也是图4~7中所描绘的曲线。纵观国家贸易摩擦的历程,就是贸易摩擦曲线组,此起彼伏。这一结论,可以与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论相结合起来,对如国家的周期发展产生摩擦,国家维护霸权产生摩擦,维护更发达国家利益产生摩擦等等进行充分说明。
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