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学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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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经济学;价值;利他主义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5）04015505

生态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学者博尔丁（K.E.Boulding）创立的一门新兴学科，它大体上属于一种规范经济学，主要针对经济学中的机械论传统和实证主义传统。在存在论方面，生态经济学与机械论经济观根本不同，它实现了从知识论到生存论、从“以客体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从物质形而上学到人的全面发展等多维度的转变。生态经济学与机械论经济观的存在论差异，直接从它们在价值论、伦理学层面的差异中表现出来。本文初步分析了生态经济学的价值蕴涵及其对机械论经济观的超越。

一、事实与价值的具体化：自然观与价值观

以笛卡尔（R.Descartes）的二元论为基础，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D.Hume）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涉及伦理关系的基础。在生态经济学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生态经济学中的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关系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相互依存。自然观决定价值观和伦理观。因此两极相通，异化的自然观导致异化的价值观和伦理观。

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上的问题是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作用，相应地，它在价值观上的问题是忽视人的终极目的，自然观上的问题与价值观上的问题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具体地说，由于机械论经济观忽视对自然资源的节约和保护，在价值观方面则忽视人的终极目的。对此，戴利（H.E.Daly）指出，机械论经济观中“经济学自然与终极的或绝对的东西不沾边”[1]27。因此，“增长经济学既是非常物质化的，也是极其非物质化的。在忽视最终手段和热力学定律时，增长经济学表现的物质性很不够。在忽略终极目的和伦理时，却又表现得非常物质化” [1]28。也就是说，机械论经济观对经济发展的终极手段和终极目的的双重忽视导致了它的双重问题：在自然观方面，它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自然前提，忽视了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之承载力的有限性，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极其非物质化的;在价值观方面，它只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因而是一种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它将人物化为经济人，导致人生存的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非常物质化的。这就是机械论经济观的基本问题。

生态经济学在价值观层面对机械论经济观的批判和超越也存在着两个维度，“对增长的批评可以分为以目的为基础的（道德的）和以手段为基础的（生物物理的）两类”[1]29。即超越机械论经济观的路径有两个，一是自然观的变革;二是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变革。不仅如此，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还具有内在联系的一体之两面。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方面的异化，在经济学层面必然走向生态经济学，即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有机整体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和依存性，凸显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在价值观和伦理观方面的异化，必然走向德性的经济发展观，即凸显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的感性生存，凸显经济学的人文维度、价值维度和伦理维度。因此，生态经济学必定同时又是德性经济学、规范经济学。这一变革透射出事实与价值、自然观与价值观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为此，如果要消除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和价值观上的异化，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辩证关系在机械论经济观和生态经济学中都是同样适用的：在机械论经济观中，关于人与自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互割裂的自然观与关于人与自然对立斗争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总是成对出现的;同样，在生态经济学中，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自然观与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的价值观总是成对出现的。生态经济学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就是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这一最终手段更好地为人的终极目的服务。

为此，生态经济学的理想要得到落实，既需要制定一种新的自然观，确立人和自然界正确的存在论地位，也需要制定一种相应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确立人和自然界正确的价值论地位。可以说，这是生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克服当代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人的自然观的变革并将其与价值观、伦理观的变革协同进行。

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延伸的利他主义

生态经济学在自然观上的整体论延伸到价值层面，就形成价值观和伦理观上的整体论。这种整体论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是，生态经济伦理观凸显人类是一个整体的“类意识”，并试图在这种整体意识下协调代内、代际的利益矛盾。于是，生态经济伦理观开展出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针对他人和可能主体的责任伦理观。

（一）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存在论根基：人的关系性

生态经济学的自然观基础是现代有机整体论，它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张人和自然、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张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同时，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有机统一的。因此，生态经济伦理观以人的关系性为其存在论前提。与近代哲学将人视为彼此分离的社会原子这一实体论观念不同，马克思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都主张从关系、主体间性的维度理解人的存在论地位。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是共同存在。人的存在论结构是“共同存在与共同此在。日常的自己存在的方式就奠基在这种存在方式之中”[3]。因此，每个人都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共同存在，这种关系性是人的责任性的存在论前提。关系性意味着每个人在存在论地位上都既是自身也是他人。每个人都不可能以绝对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人的存在总是表现为个体性对关系性、公共性的让度，因而每个人都有责任性，必须承担责任。不仅如此，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他人负责，对他人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萨特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4]。进而言之，人的关系性决定了人的存在是一种相互塑造、相互占有的关系和过程。因此，塑造就是被塑造，占有就是被占有。每个人在塑造自身的同时也塑造他人，在占有他人的同时也被他人所占有。一个人在何种意义和何种程度上塑造或占有他人，他也就在何种意义和何种程度上被他人塑造或占有，反之亦然。人的关系性在价值层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依存关系。生态经济伦理观正是对人的利益关系的一种处理方式，正是从这种利益关系中引申出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原则――捍卫自身利益与捍卫他人利益相统一。对此，生态经济伦理观倡导的基本原则是“利他的利己主义”。也就是说，“利己”与“利他”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利己”包含着“利他”，“利他”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利己”。

（二）生态经济伦理观的道德诉求：中道原则

根据“利他的利己主义”原则，生态经济伦理观实质上就是要在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而寻求利益平衡点的基本原则是“中道原则”，它是生态经济伦理观的灵魂与实质。从空间维度看，生态经济学的道德诉求是要实现代内公平：在共时代的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肯定并限制每个人自身的利益和发展权，从而确保他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从时间维度看，生态经济学的道德诉求是要实现代际公平：在人类的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肯定并限制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从而确保后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生态经济伦理观就是这样一种平衡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的中道原则;是一种肯定并限制自身利益、肯定并限制当代人利益，从而确保自身与他人、当代人与后代人共享平等发展权的“利他的利己主义”;是一种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延伸的利他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决定了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特征。

首先，生态经济伦理观是与不在场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当代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空间方面扩展到全球规模，在时间方面扩展到人类未来。经济发展不仅涉及自身利益而且涉及他人利益，不仅涉及当代人的利益而且涉及经济发展对后代人利益的影响。因此，当代经济发展就构筑起自身与他人、当代人与后代人、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当代人彼此之间的代内利益矛盾和当代人与后代之间的代际利益矛盾。由于他人、后代人都不在场，因此，生态经济伦理观是当代人与不在场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它试图在每个人自身与不在场的他人、在当代人与不在场的后代人之间贯彻中道原则，寻求利益平衡点。生态经济伦理观主张，当代人在发展经济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应该破坏代内的他人的利益和代际的后代人的利益，要为他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负责。生态经济学要求“尽量公平地为我们的后代做事，也就是说，他们对付那种抵押的机会不要预先就被褫夺了”[5]27。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中道原则正确处理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代内发展权与代际发展权的关系，实现当代人与他人的和谐、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和谐。在这种意义上，生态经济伦理观是一种公平观、和谐观和整体观。在价值观上，它试图将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统一起来，坚持“利他的利己主义”，即如同尊重自己的利益和发展权一样尊重他人及后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生态经济伦理观就是这样一种针对不在场者的延伸的利他主义：在时间上延伸到未来，在空间上延伸至他人。显然，这是对机械论经济观中所包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和伦理观的超越。

其次，生态经济伦理观是对可能主体的伦理关系。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危及经济发展的自然前提。以现代有机整体论自然观为基础，生态经济伦理观主张，自然界整体完善的重要性高于作为自然界特殊组成部分的特定的人的利益。同时，由于非人类存在物关系到人类的未来生存，是可能主体和人类的可能利益。因此，对自然界整体的责任，实质上就是当代人对可能主体的伦理责任：对自然界的尊重就是对人类自身利益的尊重;维护自然界的权利就是维护人类自身的权利;与自然界平等就是与人类自身平等;对自然界负责就是对人类自身负责。在此意义上，以自然界为目的就是以人为目的。可见，学术界有的学者将深生态学（Deep Ecology）与浅生态学（Swallow Ecology）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认为深生态学就是主张以自然界本身作为环境保护的目的，而浅生态学才是将人作为环境保护的目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

生态经济伦理观不是主张对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纯粹的利他主义，而是主张在肯定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的同时，又限制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它是对当代人利益和发展权的肯定、限制与对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的维护这三方面的统一。当代人之所以有义务限制自身的利益和发展权以维护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不仅因为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可能被当代人行使权力追求自身利益时所破坏，而且因为“人和人的成就不可以消失”，“我们必须知道，人得存在” [5]29。这里充分展现出生态经济学之“人类意识”和人文取向的特殊内涵。

最后，实现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途径是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自我限制。由于他人、后代人都不在场，自然界也仅仅是可能主体。因此，实现生态经济伦理观的主体只能是当代人。其基本途径只能是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限制。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限制与当代人对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责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一点上，生态经济伦理观体现了当代人对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的自我限制，它同时也是对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一种延伸的利他主义。限制就意味着肯定：生态经济伦理观是限制利己主义与倡导利他主义、肯定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与肯定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的统一，满足当前利益但不损害未来利益。生态经济伦理观与传统伦理观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伦理观是一种彼此具有实体制约关系的伦理，由于这种伦理存在着他人在场的现实约束力，因而伦理责任由伦理关系双方共同完成;而生态经济伦理观倡导的则是他人不在场的伦理：无论后代人还是可能主体都不在场。因此，尽管生态经济伦理观的主要取向是对后代人和可能主体的利他主义，但实现这一伦理观的关键却在于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自我限制，只有通过这一现实努力才能将生态经济伦理观落到实处。限制当前利益与对后代人和可能主体的利他主义是统一的，但关键在限制这一方面。由于后代人和可能主体都不在场，所以，当代人必须担当起双重角色，完成双重责任：既是自身，追求自身利益，又是他人，限制自身利益，规范自身行为;既是伦理的评价者，又是伦理评价的对象。远距离的伦理必须通过近距离的行动来落实，他人不在场的伦理必须通过在场的人来实现。这就是“利他的利己主义”。

三、人与自然界的价值关系：对立统一原则

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维度上，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方面凸显人与自然界、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分离性和对立性，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斗争性，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相应地，它在价值观方面坚持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生态经济学则在自然观上凸显人与自然界、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依存性，凸显人和自然界的整体性及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相应地，它在价值观上主张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统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生态经济价值观的主要区别是：其一，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通过对自然界或生态系统的否定以实现经济发展，忽视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依存性。其二，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自我中心论，它仅仅将自然界视为特定的人的工具和手段，忽视他人尤其是后代人的利益;生态经济价值观不是从自我利益出发，而是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因而包含了对他人利益的关切。它试图通过平衡当代人与他人或后代人的利益以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终极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也将自然界视为人的工具，但它是将自然界视为全人类的工具。在这种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并不否定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斗争。与此同时，自然界作为全人类的工具也就意味着它对特定的人而言可能成为目的，因为任何特定的人都有责任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保护自然。任何特定的人如果将自然界视为目的就有可能捍卫自然界作为全人类工具的意义。在此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又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统一，它突出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自然界本身，而是为了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于是，生态经济价值观的基本主张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只能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价值关系。

第一，对立统一的“度”：可持续性。对立统一原则是处理一切关系的普遍原则，也是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人类在近代工业文明中所坚持的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等观念都是片面的。的基本观点是，人对自然界应该既注重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又必须接受自然界对人的制约。一方面，人对自然界有能动性。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对立，人们对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6]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界又具有受动性。恩格斯说：“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7]按照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基本原则。一方面，人与自然界之间必然存在对立、斗争。这表现在，生态经济学并不否定当代人发展经济的合理性。既然有经济发展，那么，人对自然界就必然有否定、对立和斗争。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界之间又必须和谐、统一。这里必然要提出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性、统一性之合理的“度”或“点”在哪里？从原则上说，这个“度”或“点”就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它是发展生态经济的目的。因此，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价值关系问题上，生态经济价值观面对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在人与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确立合理的“度”或“点”，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节制、适度。与“认识你自己”一样，“凡事勿过度”也是古希腊德尔斐（Delphi）神庙门楣上的铭言。以中道原则为基础，生态经济价值观和伦理观倡导节制和适度的原则，即无论是人与自然界的对立、斗争，还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都应该是适度的。节制、适度原则是整体论自然观在价值论层面的具体表达：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维度上，节制和适度意味着对自然界的顺应;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度上，节制和适度意味着对他人利益和发展权的尊重。因此，节制、适度是实现经济发展之可持续性的根本前提。

机械论经济观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作用，因而突出人与自然界的对立、斗争。对生态系统制约性的忽视使机械论经济观包含着自然资源无限性的暗示，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实质上是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它认为可以通过经济的无限增长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部问题。因此，机械论经济观主张的是一种过度的经济发展。生态经济学则主张，人与自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是统一的有机整体，经济增长应该节制、适度。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代内矛盾与代际矛盾的协调等都必须通过以“节制”、“适度”为核心的中道原则来落实。对他人、后代人的伦理责任也必须通过节制、适度的原则来实现。因此，要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就必须把以节制、适度为核心的价值观、伦理观建设放在中心地位。“伦理问题是首要的”[1]179。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经济学又应该是一种价值观、伦理观，生态经济学的成熟有赖于一门相应的价值论、伦理学的建立。

参考文献：

[1]赫尔曼・戴利，肯尼斯・汤森.珍惜地球[M].范道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32.

[4]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C]//包利民.西方哲学基础文献选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269.

篇（2）

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的问世，标志着人类首次真正结合社会经济问题开展生态学研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类经济迅猛发展，可是用著名经济学家布朗的话来形容，这是“自我毁灭的经济”[1]，因为伴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众多环境问题，已严重的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一、不容乐观的地球生态环境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给人类经济带来飞速发展，可是这也给环境带来的巨大的破坏。经济理论和经济指标并不能解释经济是如何影响地球的生态环境的。为什么中国西北部的沙漠化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南太平洋珊瑚礁大批死亡，为什么从南极冰原到北极冰盖冰雪融化无处不在，为什么人类已处在自恐龙灭绝后最大一次物种灭绝的早期阶段？以及日常报道的森林缩减、牧场退化、土地风化、渔业崩溃等诸多问题都在表明着经济发展与地球生态环境的激烈冲突。我们将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就是产生经济衰退的结果。

（一）全球气候变化

气候，即某一地区多年间大气的一般状况。[2]它包括大气的平均状况，也包括多种可能的统计特征及其极端状况。而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述，“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其本质为环境问题，但却给地球上所有物种的生存带来影响。它会影响经济增长、人口扩张、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管理等全球性的问题，同时也会受他们影响。”[3]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致命的。如上面提到的冰川融化，气象灾害频发，中国98洪水造成2.23亿人受灾，以及2005年的三场超级大西洋飓风，现在想起仍让人不寒而栗。

（二）物种多样性减少

地球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物种共同构成了地球的生态系统。然而，近年来人类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大量侵占动植物栖息地，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生物多样性锐减。在我国，上海的淡水河流、湖泊的河面率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1.10%减少到21世纪初的8.40%，减少了2.7%。[4]森林是巨大的基因库，地球上20%-40%的物种都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森林里，可在1969-1975年，巴西中西部和亚马逊地区的森林被毁掉了11万多平方千米，巴西的森林面积同400年前相比，整整减少了一半。[5]20世纪80年代，热带雨林国家的人口从15%增加到36%，而森林毁灭的速度几乎加快了90%。[6]面对如此现状，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在环境恶化并带来长期经济衰退之前扭转局势，避免重蹈覆辙。

二、生态经济学的兴起

（一）国外生态经济学的兴起

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麦肯齐（Mekenzie）首次在研究人类群落和社会时融入了植物和动物生态学，第一次将经济研究与生态学结合了起来。而在卡逊《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人类觉醒了，因此大批拥有生态意识的经济思想家如雨后春笋班出现。最终，在1966年，肯尼斯·鲍尔丁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这个概念。迄今为止，西方理论界关于生态经济的多种思潮学派，大体可基本分为以下三类。

悲观派：这一学派的代表是美国的米都斯及其于20世纪60年代末所著的《增长的极限》；英国生态学家爱德华、哥尔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蓝图》。悲观派学者认为，如果任由现在的经济和人口增长趋势发展下去，在今后的100年内地球上的有限资源极有可能被消耗殆尽，导致人类的灭绝。他们认为经济和人口的增长是造成现今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所以只有“零速增长”，即停止经济人口增长，停止工业技术的发展，才有可能解救人类。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人类应该回归到18世纪的田园式农耕生活来解决现今的危机。

乐观派：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代表作是《世界经济的发展——令人兴奋的1978～2000年》。以及朱利安·西蒙，其代表作为《最后的资源》。他们认为，目前的粮食、能源、人口问题只不过是出于“伟大转折（1800～2000年）”的过渡时期带来的结果，即产业革命到后工业化社会的过渡时期，人类由贫困到富裕的过渡时期。而由于科技的进步、人类资源的无竭性，生态环境会愈发好转，未来这些问题都会慢慢消失。

可持续发展派：悲观派过于强调人类经济活动的破坏性后果，乐观派则夸大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对解决生态问题的能力。经过时间的沉淀，两派人员都认识到自身观点的局限性，最终产生了观点趋同的趋势。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家熟知的赖斯特·R·布朗（Leste R Brown），其代表作为《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他们主张人类通过经济、法律、行政等正当手段干预生态经济，引导技术革命，使经济增长、资源开发、人口控制、环境保护朝着生态经济和谐发展方向前进，追求社会经济可持续稳定的增长。

（二）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兴起

生态经济学在我国起步较晚，至今不过三十余年时间。但是其发展很快，并已取得一定成就。1980年8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在青海西宁的一次会议上首次发出了建立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倡议。1982年11月在南昌市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生态经济学术研讨会。

1984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会上再次强调了生态经济学研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7]

经过30余年的研究讨论，我国生态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得到了迅速发展。在理论上，有对生态经济平衡理论的研究，对生态经济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对人与生物圈、生物多样性经济评估等学术成果；在实践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如生态经济预警研究，积极探索生态评价指标体系、自然保护区等方面的实践应用。

三、生态经济学的内涵

（一）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生态经济学”的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他的重要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首次正式提出来的。[8]作者在此篇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协调理论”，指出自然生态系统是现代经济社会系统建立的基础，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活动都在大自然的生物圈中进行。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态经济系统，即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和地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二）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跨领域科学，从广义的角度探讨了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由这两个系统所组成的复杂系统的运动规律。它转变了人类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事实上，生态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系统理论及伦理理论都为生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石。接下来着重分析下生态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9]生物时刻改变着环境，环境为生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源，所以两者是共同进化的。因此人类必须意识到，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环境和资源的有限性，珍惜拥有的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学理论中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即为生态因子。生态因子对生物生长发育具有限制作用，同理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也受限制因子的限制，这时如何进行有效资源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

经济学是一门对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以及消费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10]其两大核心思想为，物品是稀缺的，以及社会必须有效地利用他们。传统微观经济学关注个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宏观经济学关注整个国家或者区域的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其中的许多理论都构成了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生态经济学探讨的人类经济发展规模不能所占地球承载能力百分比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资源的稀缺性问题，另一方面，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分配也为生态经济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四、生态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1989年，国际生态经济学会（ISEE）的成立以及《生态经济》杂志的创刊是生态经济学发展史上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而即便研究生态经济学变得越来越普遍和规范化，它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许多课题仍然尚处于摸索阶段，但我们确实可以通过其发展史看出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上所说，从西方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可持续发展理论已经成为主流，这其实就是生态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1990年首届国际生态经济学讨论会的题目与中心议题就是“生态经济学：可持续的科学与管理”，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讨论已经形成热潮。生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已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过渡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鲍尔丁及许多科学家过去认为经济系统隶属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下，人们应该努力寻找两者协调发展之道。但现在，生态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不仅仅是协调发展，如何通过经济法律等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使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资源利用都能可持续的进行下去，更为重要。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必将是未来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大方向。

参考文献：

[1]Lester.R.Brown. Eco-Economy [M].NYC： W. W. Norton & Co.，2001.7.

[2]刘俊.关注全球气候变化[A].李占峰.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气象[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1-2.

[3]UNFCC. Background on the UNFCCC：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http：//unfccc.int/essential_background/items/6031.php，2013.8.1.

[4]成克武.唐山南湖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及生态规划[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15.

[5]张广明.环境科学知识[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01.

[6]唐建荣.生态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5.

[7]韩威.百卷本生态全书生态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

[8]唐建荣.生态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22.

[9]Frodin.D.G.Guide to Standard Floras of th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72.

篇（3）

具体手段可以是控制生产规模、侧重于服务民生、注重生产效率，最终达到一个真正意义上满足人们的需求的目的，而不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单一的追求利益和规模。总之，生态经济学的学科理念是全新的，它打破了传统经济学上只注重生产与发展的观点，将经济与生态放在一个同等重要的位置全新出发，并且将经济放在生态之内，在发展的过程中更侧重于生态与服务，经济发展规模次之。可以说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是大相庭径的，这两个学科的观点存在着很多根本上的分歧，但是生态经济学的观点要优于传统经济学，是传统经济学的一个进步和发展。生态经济学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他总结了传统经济学在生态发展方面的不足并加以完善，在生态经济学中，传统经济学占据一部分，而生态系统、服务民生是另外两个重要的部分。

（二）传统经济学简述

传统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方面。传统经济学在并不是源于传统，相反的传统经济学在现代西方占据着重要地位，传统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无论是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资源都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代替，因此资源是无限的。基于上文中所有的传统经济学认为资源与发展都是无限的，传统经济学为经济发展树立了一个不停止发展的目标，要求经济要无限期增长。这样的经济理念带来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效果，然而基于人们对于经济无限增长的要求，人们对于资源的需求也是无限的，这就导致了资源有限性和需求无限性矛盾的出现。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快，生态上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人们有越来越多的生产成本和个人财富，却越来越缺少生态资源。所以说传统的经济学理念是不客观的，他只注重经济发展，忽视了生态的维护，这样的经济学理念的虽然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客观的成绩，但是却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有待改观。中肯的说传统经济学理念纵使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但是其存在着对于资源有限性的忽视、不注重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弊端。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根本差别就是在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前者更注重生态系统的维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后者则只是单一的注重经济方面的增长。本部分明确了生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和生产理念，并在这两个方面给予了差别的具体分析。

二、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具体差异

上文从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定义方面明确了二者在概念以及理念上的差异。本部分将从四个方面明确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具体差别。

（一）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愿景不同

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在愿景上的差异在于对生态系统的要求和关注度不同。具体表现在这二者对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关系的定位、整个生产过程的生产框架以及生产过程中配置与分配的关系。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在愿景上的差异最基本的一方面表现在对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关系的定位。前者认为经济系统是一个完整又全面的整体，并将自然界的一系列资源视为是经济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认为生态系统才是更完整的整体，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在传统经济系统的愿景里，资源的无限性是前提，即便资源不是无限的，它也可以以另一种资源代替，因此经济的发展是无限，总之传统经济学追求的是不考虑生态问题的无限发展。相反的，在生态经济学的愿景里，将经济视为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的增长在生态可承受范围内是无限的，总之生态经济学主张只有资源利用合理经济才能无限发展。这就是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在愿景上的不同之一———对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关系的定位。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在生产框架方面的差异表现在，前者认为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废弃资料都是整个生产结构的组成部分，而在后者的观点中更侧重于考虑生产与供需，孤立于生态之外进行经济发展。详见图一、图二。图一展示的是传统经济系统中孤立于生态之外的循环发展生产结构，图二展示的是生态经济系统中关于资源利用与生产发展同在的生产结构。二者的不同在于，在整个生产框架中是否包含对于能量、自然界中的资源以及废弃物处理的部分。总之，传统经济学中的生产框架是孤立的，只考虑了生产与需要方面的循环关系，而生态经济学的生产框架构成是多元并且可循环利用的。图一：传统经济系统图二：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在愿景上的另一方面不同表现在对于分配与配置的关系上。在生态经济学中，主要考虑配置、分配规模三个方面，即兼顾了资源的有限性又明确了发展的适度，同时要求生产规模的总量是有限的。而传统经济学则与之大相庭径，传统经济学首先考虑配置，之后再考虑分配，最重要的是传统经济学并不限制生产规模，甚至于传统经济学是不考虑生产规模问题的。总之，生态经济学对于配置、分配、规模是兼顾的，而传统经济学明确了配置与分配的先后关系，并且不考虑规模问题。这就是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在愿景上的三分面区别。概括来说表现在整体与部分上的定位不同、生产过程中的循环构架不同和分配与配置的兼顾程度不同。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方面的差异

篇（4）

当前，我国产业集群发展迅猛，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渤海湾地区，集群已经成为东部经济增长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随着产业集群的日益兴起和广泛实践，集群带来的负外部性也日益突出。浙江永康五金、绍兴轻纺、海宁皮革等产业集群发展“块状经济”带来的环境问题，山东省的造纸业集群在促进造纸工业规模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资源紧缺和同类污染加倍问题，环太湖流域化工企业聚集引起的水污染问题，都是典型的集群污染。这种集群内资源的集中消耗和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往往是集群所在地难以承受的，更是制约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出现这些环境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地区发展目标的不科学，管理体制的不健全。因此，引入生态经济学理论，构建产业集群绩效的科学评价方法与体系，引导集群的经济行为与生态环境保持和谐是促进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生态经济学理念

1.生态经济学的内涵。传统经济学将经济系统假定为一个孤立、封闭的系统，与周围的环境没有物资与能量的交换。因而，经济系统的理想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是物资财富的线性增加过程，该模式的特点是“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物资流动，从自然生态系统中提取物资与能量，还给自然生态系统污染和废物，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垃圾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这种经济扩张模式在经济系统相对于生态系统较小时，即世界是一个“空的世界”时尚能实现。然而，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扩张。经济系统快速膨胀，世界逐渐从“空的世界”变成“满的世界”，环境与资源日益稀缺，支撑人类经济社会的生态系统承载能力极度脆弱，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缺陷随之显现。长此以往，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为促使社会经济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持续稳定增长，20世纪60年代，生态经济学正式创建。

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经济学和生态学的新兴边缘学科，是关于人类经济活动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关系的科学，以生态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联系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通过中间环节——由各种技术手段组成的技术系统，二者不断地进行着能量、物质、信息和价值的流动和转化运动。因此，概括地讲，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技术系统和经济系统所构成的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行为及其规律性的学科。

2.生态经济系统。所谓生态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通过中介技术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大系统。生态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在各自独立存在，发挥彼此功能的同时，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耦合。经济系统生产和生活所需的低熵物质和能量依赖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供给，同时剩余的高熵物质和能量又还给自然界，在自然循环中通过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影响着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二者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与转化。

鉴于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要实现社会经济系统的持续稳定增长，就必须统筹处理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转变为以人与自然协调、和谐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在追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动态平衡中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下表系统总结了传统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差异：

二、产业集群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产业集群的绩效研究分析。产业集群实际上就是一种网络组织，是区域内互相关联的企业和机构所组成的集合体，是以企业之间、企业与环境之间的依存互动为基础的有机系统。

放眼全球，产业集群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世界性经济现象，世界上产业集群的成功发展创造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世人瞩目。目前，探讨产业集群的绩效也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从企业和产业角度分析产业集群的影响。马歇尔就从集群所带来的外部经济进行分析；韦伯从集聚因素带来的经济性——“一般经济开支成本”的降低来研究；迈克尔·波特则从组织变革、价值链、经济效率和柔性方面分析了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二是分析产业集群对于所在区域发展的影响。集群的社会区域发展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有利于形成地区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形成地区产业优势，从而进一步形成区域的核心竞争力。(2)对经济贡献具有乘数效应。产业集群具有的竞争优势能够吸引更多企业加入，为区域带来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促进集群的良性发展，不仅可以把某些产业做大，而且这些产业的兴旺带动其上游产业的发展，又促进其下游销售、运输业的发达。同时，从横向上带动相关产业以及文化、教育、金融、信息、服务等行业的发展，由此使地区经济成倍增长。所以，一个地区可以通过对产业集群的培育实现地区经济的腾飞。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产业集群的绩效研究多局限在传统经济学范畴之内，以集群经济绩效为研究考察对象。可是，一方面产业集群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集群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严重地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有着“中国皮都”之称的温州平阳水头镇是全国最大的成品皮出口供应基地、亚洲最大的猪皮革生产基地，2002年，近1200家制革企业的年产值达40多亿元，但是水头制革污染在2003年被国家列为“全国十大重点污染源”之一。宁波市象山县爵溪街号称“中国针织名城”，在2平方公里多的区域上拥有针织企业430余家，2003年全街道的工业总产值为65亿元，可是由于针织企业高度集聚，缺水、缺电问题十分严重。因此，在集群系统中，要实现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认识资源环境的稀缺性，保持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平衡，建立多角度的指标体系综合评价集群发展对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产业集群综合绩效测评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构建出产业集群绩效科学的评价方法与体系，从而为测度和比较不同产业集群对地方区域的影响提供科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依据。

2.集群综合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本文认为集群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遵循科学性、完备性和实用性原则。

(1)科学性原则。本研究所确定的指标要使评价目标和评价指标有机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整体。同时，要求指标涵义明确，界定清晰，能够量化，计算方法规范，评价结果具有科学性。

(2)完备性原则。产业集群的综合绩效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评价指标体系应具备足够的涵盖面，能够概括地反映集群综合绩效的基本内涵和各方面的影响因素。

(3)实用性原则。指标设计不仅应具有理论研究价值，而且应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实用性原则包括以下含义：指标不宜过多，力求以最少的指标来反映产业集群的综合绩效，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各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避免重复和交叉，保证指标之间的相互独立；指标的设计应有利于资料的获取，指标内容应简单明了，容易理解，而且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能够予以计算研究和分析，具有可操作性。

3.集群综合绩效评价指标的开发。基于以上分析，遵循科学性、完备性和实用性等原则，本文从产业集群中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各要素共生共荣、协调统一的视角，构建集群综合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

第一层为目标层，即产业集群综合绩效评价。如上所述，将产业集群看作是生态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开放子系统，认为产业集群的绩效应该涵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方面，此谓之综合绩效。第二层为准则层，包括集群经济效益、集群社会效益和集群生态效益三个方面。第三层为指标层，为准则层的进一步深化，由8个具体指标构成，各指标层次递阶结构如图所示，各指标具体内容如下：

(1)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即以尽量少的劳动耗费取得尽量多的经营成果，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经济效益可以从集群生产规模、生产效率和资金利润率三个方面进行测量。

①集群总产值。它是反映集群生产规模的指标，指标数值越高，说明生产规模越大。计算方法是：

集群总产值=一定时期集群内企业产品产量×产品销售单价

②全员劳动生产率。它是反映生产效率的指标，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劳动效率越高。计算方法是：

全员劳动生产率=[一定时期的总产值(或总产量)／同时期生产工人的平均人数]×100％

③单位资金利润率。它是反映生产经营效果的指标。指标数值越高，说明经营效果越好。计算方法是：

单位资金利润率=(一定时期利润总额／同一时期资金平均投入)×100％

(2)社会效益。社会效益是集群发展对社会科技、政治、文化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社会效益可以从安全生产、员工受教育程度、企业创新能力三个方面进行衡量。

①安全生产率。保障员工的生命安全是企业应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指标计算方法是：

安全生产率=(一定时期安全生产天数／同时期总生产天数)×100％

②高等教育水平人员比率。能够综合反映集群内员工接受教育的状况，关系到社会、经济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计算方法是：

高等教育水平人员比率=(一定时期受过高等教育员工的人数／同时期全部员工的平均人数)×100％

③新产品率。能够体现集群生产新产品、开创新市场的能力，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创新能力越强，因而对社会的科技进步贡献越大。计算方法是：

新产品率=(一定时期的新产品数量／同时期销售的商品总数)×100％

(3)生态效益。生态效益是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衡量绩效，它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如果生态效益受到损害，人类整体的、长远的经济也难以得到保障。生态效益可以从能源的节约和环境污染治理二个方面进行测度。

①单位产值能耗。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能源短缺已经成为全国突出性的问题，制约着经济发展。因此，应将单位产值能耗作为生态效益的主要指标。单位产值能耗越低，说明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量越少，生态效益越好。计算方法是：

单位产值能耗=(一定时期总投入能量)／(同时期总产值)

②污染物排放达标率。如果将大量未达标的污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直接排放到环境中，会对环境造成损害，这种做法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从环境方面将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污染物排放达标率应该是生态效益中的重要内容，指标数值越高，就说明环境治理的效果越好。具体计算方法是：

污染物排放达标率=[某地区企业排放污染物达到国家(地方)标准的项目数(个)／同一地区考核的全部项目数(个)]×100％

参考文献：

[1]顾强.提高产业集群生态效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J].中国经贸导刊，2006，(10).

[2]HermanEDaly.BeyondGrowth:TheEconomicsofSustainableDevelopment[M].BostonBeaconPress,1997.

[3]周立华.生态经济与生态经济学[J].自然杂志，2004，(4).

篇（5）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2）16－3644-04

Analysis on the Basic Framework and Its Ecological Economics Significance of Minor Cyc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uanggang Longgan Lakes Region

BAO Hong－li

（Business College，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438000，Hubei， China）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case of Longgan Lake Management in Huanggang of Hubei province， the basic framework of ‘minor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was constructed： in terms of planting， the sequential cropping makes it possible for efficient recycling of resources； in farming，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material recycling， which based on the park－culture， a single decentralized family farming is out of consideration； and in aquatic dimensional culture， it was based on the input side to achieve the reduction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Finally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Longgan Lake was analyzed， and the ecological economics significance of ‘minor cycl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was revealed．

Key words： minor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model； formation mechanism； ecological economics significance； Longgan lake of Huanggang

湖北省黄冈市龙感湖管理区是属于县级单位农场，农场主体由湖区围垦而成，开垦前主要植被为湖草、蒿草、水蓼、芦苇等水生生物。开垦后耕地主要是种植水稻和棉花及杂作，植被树木主要为意杨、水杉。龙感湖管理区现有国土面积100 km2。其中，耕地面积5 733．3 hm2，精养水面1 400 hm2。自2008年武汉“8＋1”城市圈被国家批准为“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后，龙感湖区第一时间提出了“构建鄂东龙感湖两型社会试验小区”的设想，并被黄冈市人民政府推荐为黄冈市农村“两型社会建设两型园区试验单位”。

本研究中所提的“小循环经济”，主要是指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农村家庭为单位或以农村乡镇企业为单位的个体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它与以整个区域、整个社会为目标的综合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相比，具有规模小、投资低、技术要求不高、易操作、见效快等特点。为了研究便利，将龙感湖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龙感湖“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该发展模式是为了解决龙感湖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对于我国中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广大农村来说同样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解决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制约和环境压力的重要出路之一［1］。

1 龙感湖“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框架

龙感湖“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微观单位（家庭、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其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该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1．1 在种植方面以连作为基础，实现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

篇（6）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辨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

篇（7）

中图分类号：F323.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6―0053―07

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从最广泛的角度探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新兴交叉学科，为人类在进入生态约束时代各种自然资源日益稀缺的硬性约束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新视角与方法，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因而。近些年有关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与应用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在众多自然资源中，水资源既是基础性生态自然资源，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性经济资源。然而自20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和经济规模的急剧膨胀，人类对水资源需求的急剧增加，水资源稀缺、水环境恶化、用水冲突等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本文试图以生态经学基本原理、方法为指导，对当代水资源管理中如何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公平、高效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　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及其基本观点

1.1　生态经济学产生的现实背景和思想渊源

生态经济理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和思想渊源。自人类进入18世纪中叶以来，受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工业革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工业革命在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同时，与之相伴的经济增长却极大地削弱了人类最终依赖的自然提供物品和服务的能力。目前全球变暖、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及其衍生的极端气象灾害增加、水土流失、粮食减产等环境问题正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正如生态经济学家所警示的那样”，相对于生态系统，经济快速增长与过渡膨胀已将人类由“空的世界”带进一个“满的世界”(图1)。众多自然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已经成为制约人类发展的稀缺资源，人类进入生态约束时代。这种环境及人地关系的巨变，必然要求对传统的经济系统与经济理论进行变革。生态经济学试图“为传统经济学推理方式提供生物物理环境和道德约束”，“让经济系统能在有限的资源限制范围内，在新的道德、伦理价值观的约束下有效、良性的运行”。

当代生态经济学理论有两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古典经济学中John Stuart Mill的稳态经济思想及物理学中的热力学定律。Mill认为，人口和(人造)资本存量是确定经济规模的两个基本的物理量，当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经济生产率与折旧率分别相等时，人口与资本存量将不再变化，经济系统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即“固定状态”；这种“固定状态”并不意味着人类发展的终止，人类“所有类型的精神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都同以前有同样多的改进的机会”，“一旦人类不再专注于使经济变大，就会转向如何变好”。生态经济学家Herman E.Daly在引入吞吐量的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稳态经济思想。认为，稳态经济就是把人口和财富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而在此水平上人们能享受长期而美好的生活；维持这种存量的吞吐量是低而不是高的，总是处于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和吸收能力的范围之内，因而系统是可持续的。这里的吞吐量是指从环境中进入自然资源流量和从经济系统中反馈给环境的废弃物流量。

热力学定律认为，能量既不能凭空消失也不能被凭空创造；能量在系统中的流动总是向熵增的方向发展。其中“熵”是指“单向的不可逆的变化，宇宙无序性的增加”(Clausius，1865)。20世纪20年代，Soddy首先发现了热力学定律，对于解释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70年代，生态经济学家Georgescu―Roegen进一步发展了熵的概念，并最早将热力学中熵定律引入到经济系统分析中。他认为，熵定律不仅适用于能量的转化过程，也同样适用于物质转化过程；在经济系统中，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即熵的流比交换价值的流动更为基本(图2)。这里的“熵”是对有用资源和无用的废物之间定性差异的标度。

Boulding、Costanza、Brown等人对生态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Boulding在其著作《一门新的学科一生态经济学》与《宇宙飞船经济观》首次正式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循环经济”的理念及“经济一社会一自然”协同发展的初始模型，标志着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1989年Costanza等创立了国际生态经济学协会(ISEE)，并定期出版名为《Ecologicaleconomics》的杂志，借以推动生态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发展。Brown，则提出了一种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新的经济发展范式，从而向人们描述了一幅和谐美好的生态经济蓝图。

1.2　生态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经济系统是有限的、非增长、物质封闭地球生态系统开放的子系统。”这是生态经济学区别于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观点，也生态经济学家认识世界以及分析问题的基本愿景。由此，生态经济学家推演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几个基本命题。

1.2.1　将经济系统看作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意味着，经济系统存在着最佳规模，经济系统不可能无限增长。这是因为，一方面作为生态子系统的经济系统的物质扩张必然会侵犯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造成某种损失一资源枯竭及自然空间与某些生态服务功能的消失，即经济学上所说的机会成本。因而“增长是有成本的”。当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成本高于其产生的价值时就会出现“不经济的增长”，因而人类整个宏观经济存在着一个最佳规模(图3)。另一方面，作为生态系统的开放的子系统，经济系统需要与生态系统进行不断地物质／能量交换，即吞吐量。经济增长即为吞吐量的增量。根据热力学定律，经济系统自身既不能凭空产生所需要物质和能量，也不能使自身产生的废弃物凭空消失，经济增长需要不断的从环境中输入物质和能量并不可避免地排放废弃物，以维持自身正常运转。由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非增长性，其容纳废弃物的能力也有限，因而经济系统不可能无限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已经将人类由“空的世界”推向“满的世界”，自然向人类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日益稀缺，甚至许多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边缘。因此，经济必须停止增长，即将经济系统的规模限制在生态系统可持续承载力范围内。但是，停止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发展的停滞，因为生态经济学认为“发展是指在一定吞吐量下物品和服务质量(即提高人类福利能力)的提高”。

1.2.2　在资源稀缺与停止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对资源和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这是因为：首

先，过于贫穷的人不会考虑可持续性问题，穷人的基本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其次，过于富裕的人消耗了大量有限的资源，这有可能剥夺后代人的基本生存手段，从而与可持续发展相悖。第三，如果在资源有限，限制经济增长以保证后代人福利情形下，就没有理由让当代的穷人继续忍受剥夺。而且穷人消费的边际效用要远远高于富人消费奢侈品的边际效用，为使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有必要对资源进行公平分配。第四，重视可持续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资源的代际公平问题。此外，公平的资源分配还可以产生一些公共物品，如经济稳定、较低的犯罪率，更强大的社区和更好的健康状况。

1.2.3　在“满的世界”里，自然资源日益成为稀缺物品与生产的限制因素，因而同样需要有效利用。但生态经济学认为，当社会生产限制性因素由人造资本变为剩余自然资本时，其有效利用的方式和政策也必须相应的改变。Daly指出“利用自由的市场配置稀缺资源必须牢固地限制在规模和分配的极限上”。这是因为，在对稀缺的自然资源配置时，传统市场经济手段至少隐含着以下两方面的缺陷。首先，应当作为交易主体之一的“后代人”不可能参与到市场对稀缺资源的分配中来，因而市场无法保证其利益不受侵犯。这表明由于“后代人”的缺席，市场对于“代际公平”这样的一个分配问题的失灵。其次，传统经济学试图通过对环境物品估值形成“合理价格”，并将其“内化”到市场体系，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来解决外部成本问题。但是，由于人类对生态服务功能及其状态的无知，以及对其估值方法的不熟悉，人们根本无法准确计算环境物品的“合理价格”。此外，在人类逐渐由“空的世界”走进“满的世界”，价格是否能平衡与反映人类进一步消耗和破坏环境产生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仍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1.2.4　实现经济系统可持续规模、资源的公平分配、有效配置是生态经济学关注的三个政策目标。其中，可持续规模要求将经济系统吞吐量限制在生态系统的吸收和再生能力的范围内；公平分配要求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合理分配，并限制市场的不公平范围；而有效配置要求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对稀有资源进行配置，以产生最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福利。三个政策目标相对独立。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都不能顺带实现其他目标，因而需要三种政策手段。生态经济学进一步指出，三个目标及其相应的政策安排具有先后次序。这是因为控制规模意味着为自然资源和服务的利用总量设置上限。原本被认为无限和免费的资源成为有价值的稀缺资产。从而产生分配问题(谁拥有)。因为分配免费和非稀缺物品的所有权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规模先于分配问题。在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人们不能交易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资源配置之前需要对资源所有权进行分配，故此解决规模和分配问题是利用市场对稀有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前提。当优先解决了规模和分配问题后，市场配置决定的有效价格将间接的反应规模和分配的限制，从而可将规模和公平的价值取向内生到市场体系之中。

2　生态经济学的政策选择与当代水资源管理研究

2.1　水资源利用规模管理一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生态经济学认为，规模问题属于生物物理范畴，而非市场经济范畴，必须由社会和政策手段解决。Da―lv提出了三个解决可持续规模问题的操作性原则：(1)对于可再生资源，可持续的利用率不能大于再生率；(2)对于不可再生资源，可持续利用率不能超过可持续性替代品的开发速率；(3)对于污染物来说，可持续的排放率不能高于污染物被回收、吸收或由环境无害处理的速率。同时在处理生物物理规模问题时，生态经济学还要求政策设计应为错误预留一定的缓冲空间。从系统的角度看，这些原则的实质就要是严格经济系统的控制吞吐量。为此生态经济学认为可通过下面几种政策措施解决规模问题：直接管制，庇古税、庇古补贴、配额制，四种政策手段各有利弊(表1)。其中，直接管制与配额制是直接控制。

人类对资源索取和废弃物排放的总量，达到可持续规模的要求；税收是通过影响价格减少需求从而间接达到可持续规模的要求。在“满的世界”，全球人口和人均资源量还可能继续增长的情况下，生态经济学家优先选择直接管制和配额制手段，因为相对于税收这可保证生态安全，并与预留较大生态安全空间的政策原则相一致。

水资源是一种有限的自然资源。尽管通过自然循环，水资源(包括地表水浅层地下水)能够不断更新，但在特定时空内，水资源存量和更新数量有限，水体容纳与净化废物的能力也有限。水资源还是基础性的生态资源，与生态系统与荣共荣，与损俱损。当人类取水规模超过水资源更新量，无视和挤占生态用水时，必然造成水源枯竭，生态恶化。因此，特定区域水资源对人口和经济的承载能力有限，区域人口和经济用水规模不可能无限增长。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在于将人类用水规模限制在水资源可更新、容纳废弃物的范围内，并不对生态用水构成威胁。

通过上述分析，在水资源管理实践中，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核心在于严格控制资源利用总量。为此，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对相关区域水资源做出全面评价。这包括对区域水资源总量(含地表水和地下水)、生态需水量、区域水体的纳污能力进行调查，核定区域可用水资源量与区域内污水可持续排放量作为实际取水量和排放量的基础。同时应在区域实际用水量和排污量与核定的可用水资源量与可持续排放量最佳估计之间留有一定的缓冲量。其计算公式为：

实际可用取水量=水资源总量－生态需水量－缓冲水量

实际可排污量=水体最大纳污量－缓冲排污量

(2)对各取水户和污水排放者的取水量或排放量做出限定；这包括实施用水配额制、发放取水许可证和排污许可证，保证总取水量或排放量不高于总的实际可取水量与实际可排污量。

(3)运用经济手段促进水资源的节约与保护，包括实施取水和排污收费(税)制度。收费不仅是对成本的一种补偿，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激励机制，有利于提高使用者节水意识和用水效率，减少取水量和排污量。

(4)努力改变传统的水资源利用方式。通过宣传培训、公众参与水管理以及节水技术设备的推广等手段，提高人们的节水意识、节水能力，进而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2.2　水资源的分配管理一实现水资源的公平利用

产权制度是进行资源及其收益分配的基础。生态经济学家认为在对资源另行分配之前，产权应属于由国家的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其分配应由一个考虑后代的民主过程决定。自然资源和服务是自然赋予人类的共同财富，人们有平等的权利获取自然资源或社会提供的财富，而不受个人能力的约束。在确定自然资源和服务利用规模后，生态经济学认为，为保证资源的公平分配应该做到：(1)通过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及税收手段，使穷人具有平等的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机会。(2)扩大资本所有权基础以改善资源收益分配。在市

场经济体系下，生产要素的集中是收益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广泛分配资本所有权有利于改善资源的收益分配。但这并不是要求直接分配现有财产，而是改变新资本的所有权模式，如实施股份制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资本分配中。(3)在某种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时，资源费(税)应用于更需要投资的公共物品如基础设施建设上来，或者对穷人补贴。

与其他经济资源不同，水资源是人类生产生活广泛使用的不可替代的公益性资源。因此合理分配水资源，实现水资源的公平利用尤为重要。依据生态经济学方法原理，实现水资源的公平利用应做到：(1)加大水利基础设施投入，特别是对贫困地区的水利基础设施投入、补贴。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为公平便利的水资源利用条件。(2)在供水服务中，优先满足人类的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其次是生产用水。在生产用水中，应优先保证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用水。这是由生活用水与农业生产用水的基础性和水资源必需性决定的。(3)允许并鼓励私人特别是那些低收入人群参与到参与水资源服务行业中来，让更多的用水户从水资源行业中受益。(4)将收缴的水资源费(包括开采费用和排污费)除保证水源管理正常运作外，更主要地投资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环境的保护以及低收入人群的用水补贴。

2.3　水资源配置管理一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市场是当代社会对稀缺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之一。生态经济学并不否认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但认为其效率必须以资源具有排他性与竞争性为前提。然而不幸是大多自然提供的物品或服务，都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或者两者兼备。因而仅靠市场的力量无法提供和有效配置这些物品，而需要额外的政策和制度(表2)。在“满的世界”，特别是在限制了利用规模后，大多自然物品日益成为稀缺资源，利用竞争更为激烈，因而利用市场对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关键在于使资源具有排他性。对此生态经济学家的政策选择是，通过有偿配额制或开采／排放许可制度明确资源的产权。在此基础上生态经济学认为，在优先确定了分配和规模问题并使自然物品或服务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后，配置效率的传统经济学手段仍然是有效的，但同样需要规范资源的市场价格及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防止垄断和不公平性。

在水资源作为一种公益性自然资源由公共部门向公众免费提供的情况下，水资源不具有排他性，因而无法利用市场机制对水资源进行高效配置。然而，当前水资源日益成为限制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稀缺资源，水资源使用竞争日趋激烈，水资源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非竞争性物品。根据生态经济原理，在水资源管理中通过政策制度建设限定水资源利用规模和程度，并在公平的基础上实施有偿配额制和发放取水或排污许可证，使水资源就具有排他性，可为水资源及其服务的市场有效配置提供必要条件。水资源的供给和废水的终端处理可以由私人供给或经营。

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来平衡供求关系从而对市场物品进行有效配置。如果在优先解决了规模和分配问题，且在分配的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情况下，能够对非市场物品进行估值，并建立相应机制将其内生到市场体系中，市场将会导致有效配置。水资源价格由水成本决定，并受供求关系制约。水资源成本由完全经济成本和与公众健康和生态系统维护有关的环境外部成本构成(图4)。在限定了水资源利用规模并进行公平分配后，市场经济体系交易中水资源价格主要由完全经济成本决定。这包括资源获取、运行管理、设备维护费、资本费(利息)；用水替代方案的机会成本；受间接影响的行业改变经济活动引起的经济外部成本。目前，水资源管理中，为保证水资源管理机构和水公用事业机构正常有效的运行，以及可持续的投资能力，应至少回收全部的供水成本。

市场很少是完善的，需要法制等手段进行管制。水资源是人类必需的非替代性资源，因而相对于其他资源有着特殊的市场需求价格弹性(图5)。当水资源丰富时，常被用于非基本需求，因而需求对价格富有弹性；当水资源变得较为稀缺时，通常仅用于重要需要，需求对价格变得缺乏弹性；当水资源变得更为稀缺时，即用于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比如种植粮食和饮用，需求对价格完全缺乏弹性。由此，在水资源的市场配置过程中会产生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因为市场所追求的“有效使用”是创造最高交换价值的使用，而交换价值由支付意愿决定，因而在收入不平等，许多人支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日益稀缺的水资源用于高收入者的非基本需求，而低收入者连基本和重要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的情况。这显然有悖于水资源优先满足人类特别是穷人基本生活生产需求的原则。其次是垄断问题：供水基础设施庞大而成本高昂，故水资源的市场供给具有自然垄断性；当水资源稀缺时，需求缺乏价格弹性及水资源为人类必需。因而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私营水服务部门可能会随意提高供水价格、降低供水水质及供水效率。故此，在水资源管理过程中，需要市场以外的措施：首先政府要保证水资源优先配置于人们特别是低收人群体的基本需求，防止高收入群体垄断供水服务；其次要加强对私营水资源服务部门的监控，限制私人水资源供给不合理地市场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规范的水资源市场法律规章制度，及其公众参与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如建立水资源价格听证制度等。

3　结论

篇（8）

技术创新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变革。无不包含着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国防科技工业的技术创新在节能环保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但这个领域技术创新的水平，技术创新的模式还没有完全

 

转到生态化的道路上来。因此，顺应时展的要求，将生态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相结合，大力研制开发节能环保型技术，走生态化的技术创新之路，就成为实现绿色国防、绿色国防科技工业和实现国防科技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研宄生态经济学视角下的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技术创新模式的价值。

 

研究生态经济学视角下的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技术创新模式的理论价值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我党在经济发展领域的指导思想。技术创新的理念与生态经济学的理念逐步地结合，并逐步形成新的技术创新观念。国防科技工业作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也应该处理好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用生态化的技术替代传统的技术，并实现技术创新的商业价值。

 

研究生态经济学视角下的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实践价值国防科技工业是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是体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领域。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武器装备追求独特和领先的属性以及战略产业竞争的特征决定了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须要选择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技术创新模式。在当今各国大力发展节能环保型技术的同时，我们仅凭现有的资源是难以应付未来的战争，难以实现国防科技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只有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创新模式才能增强国防科技工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有效地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

 

原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张云川在2007年1月8日指出，2007年国防科技工业将在全系统列出30家重点耗能大户和30家重点排污企业，限期开展降耗减排专项治理和监督检查，并严格重大项目节能评估和环保评审，加强降耗减排工作，推广综合节电、绿色设计、清洁生产等提升节能和环保水平的先进适用技术。这一举措一方面说明了当前国防科技工业的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在节能环保技术研究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技术创新模式研究的重要性。

 

可以说，国防科技工业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创新模式，直接决定了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方向和实现国防科技工业永续发展的要求。

 

所谓自主创新就是主要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完成技术创新全过程，关键技术上的突破由本企业实现;模仿创新就是企业学习，模仿其他企业先进技术，根据自身情况加以改进，完成本企业的技术改造或创新;引进创新一般指企业从国外或经济发达地区引进先进技术，结合本身情况为我所用，进行技术创新;合作创新即不同企业、不同行为主体为进行某项技术创新共同努力。

 

根据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不同可将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划分为技术推动模式、需求推动模式和双重推动模式

 

技术推动模式是指技术创新主体拥有某种技术，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研发，产权明晰;需求推动模式的优势在于：根据市场需求和企业的自身利润来考虑选择是否进行某种技术的研发，以完全满足市场的需求为主;双重推动模式是指技术创新主体所拥有的发明或发现是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而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按照技术创新的组织模式的不同可将企业的技术创新划分为计划组织

 

模式、自行组织模式和联合组织模式

 

计划组织模式是指由企业外的组织(一般指政府)有计划地进行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自行组织模式是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使企业完全按照市场的需求去组织技术创新;联合组织模式是指政府对创新任务的确定和创新企业的选择和市场的需求相结合。

 

按照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过程与程序可将技术创新分为线性创新模式、双向循环模式和霍夫勒模式

 

线性创新模式所包含的三种类型一一科技推动型、市场拉引型和计划推动型。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创新活动自始自终都是在本系统内完成的，而双向循环模式和霍夫勒模式都是非线性的模式。按照技术创新的过程可以将技术创新的模式分为：预期模式和随机模式，按照技术创新的演化过程可将技术创新的模式分为现行模式，目标模式和过渡模式;按照技术创新的主体、动力机制和管理机制可将技术创新分为完全竞争模式、计划创新模式和混合创新模式。

 

生态经济学视角下的技术创新模式的划分

 

根据生态经济学中的生态系统理论范畴、生态平衡理论范畴和生态效益理论范畴，可以将技术创新模式重新划分为生态型技术创新模式、亚生态型技术创新模式和非生态型技术创新模式。

 

生态型技术创新模式。根据生态经济系统的相关理论，技术创新属于人的行为，在生态经济系统中要正确发挥人的主导作用，要充分考虑到客观规律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生态的因素，对于新技术的开发、研究要始终贯彻生态和经济相协调的观念，技术创新不仅要考虑眼前利益，而且要看到长远利益，从而保证新技术对未来环境是完全无污染的、完全环保的。

 

亚生态型技术创新模式。根据生态经济学中生态经济平衡的理论，面对日益扩大的需求，人们从生态中获取物质将越来越多，而面对有限的生态资源，我们不是靠限制经济的发展来维护生态的平衡，而是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来研宄和开发出更有利于节约资源，更有利于减少废弃物排放的新型技术，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使废弃物能够得到循环利用，从而实现永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模式。

 

非生态型技术创新模式。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充分权衡技术创新的利弊得失，按照生态经济效益的相关理论，在优先考虑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需要，暂时容忍新技术对环境的污染，从而在以后的技术创新过程中再使这种污染不断解决得到解决。例如，目前各国都在为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需要而发射的各种卫星。这些卫星在废弃以后势必会对太空的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但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

 

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技术创新模式的生态化抉择

 

为了使得我国国防科技工业能够又好又快的发展，笔者通过对国内外技术创新模式进行了综合研宄，得出以下结论。

 

对于那些“放开类型”的国防工业企业，比如军需生活用品生产等一般军用技术，可以而且应该鼓励地方企业参与投资建设，使其选择生态型即合作或模仿技术创新模式，有利于减少国防开支，提高产品质量。

 

对于“限制类型”的国防工业企业来说，比如钢铁、船舶等允许地方企业进行参与的技术，应根据企业综合实力可以选择亚生态型的合作或自主技术创新模式，对于其中的高科技和核心技术，由于其特殊性可以产生垄断效应，应选择自主创新模式。

 

对于“禁止类型”的国防工业企业来说，要实行国有制，如航空航天、核武器、导弹、潜艇等战略武器制造等国家严格禁止泄露的尖端技术，考虑到特殊地位，其技术创新模式一律选择自主创新模式，同时也是非生态型的创新模式。

 

当前技术创新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竞争已逐渐成为国际间竞争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发展和生产率增长的基本动力。然而，为了增强我国国防实力，加强国防工业企业的能力，必须进行技术创新，特别是对国防军队建设中的那些核心技术和尖端技术，为了避免落后就要挨打，在国际局势急剧变革的今天，应该采取亚生态和生态型的自主创新模式。为了加速我国国防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增强我国科技综合竞争力的技术创新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努力。

 

要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与各大科研院所组建研发战略联盟。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将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防科技工业企业自身必须重视R&D能力培养，建立自己的R&D机构。一流的企业必须要有一流的研宄机构。未来技术创新的中心在企业。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研宄机构就不可能成为一流的企业。

 

篇（9）

在教学环节中包括很多内容，例如：人才培养方案、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的建设以及实践教学等。对于人才培养方案，教育部没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其必须要以培养专业经济学人才为目标；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科教材建设中，缺少环境生态学思想，经济学与生态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而对于这些矛盾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这就导致教材缺少一定的复习和巩固知识的环节；在教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教师的专业技能有所不同，这就导致在经济教学中不能有效的融入生态学思想，同时生态学教师又没有很好的经济学知识；在实践教学中，教育部门对其并不重视，从而使经济生态学的实践活动较少。尽管部分高校会组织一些环境保护社团，但是其并不受到学校的重视，所以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

1.2“经济人伦理”对教育的影响

目前，“经济人伦理”对教育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其在经济学教学中有着特别突出的表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GDP增长速度非常快，与此同时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从而使经济学科的教育变得特别重要，而对培养经济学人才探索却比较少。教学会受到“经济人伦理”影响的主要因素是由于高校的教材以及教学体系都是借鉴来的，因此对教学体系以及教学效果影响很大。

2高职经济学科教学中环境生态学思想的应用

2.1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机制的改革

对于目前经济学教学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培养相关人才，这个问题对于我国经济学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机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因此，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教育工作者或者学生都必须要明确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素质，促进社会的发展。目前各高校必须重新定位教育作用，同时要以培养全面人才为教育目标，逐渐完善考核和评审制度，明确教育发展的方向。

篇（10）

一、介绍

自然资源专业人员经常会对经济学和生态学做出两种不同的反应。处理稀缺的人造资源和自然资源分配的经济学被那些关心社会对环境与自然资源影响的人们看作是没有帮助的。生态学（关于稀缺资源的自然分配）则被逐步认为是一种更有用的分析社会对环境与自然资源影响的方法学。在某些方面经济学常常被误解为金融的同义词，例如：金融决策（利润、“底线”等），但如果按照资产净值和效率这些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从更广的范围去考虑，它会使人们感到迷惑。多年来，资源经济学家已经在理论与实践中强调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并且这些早期成就的最新部分正在演变成一个新分支---生态经济学(Prugh 1995)。

根据 Costanza 等人的观点，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它是一个跨越多学科的领域，在这一领域集中了三个相关的目标，即可持续性、分配的公平性和配置的功效性。因此生态经济学家对远景的认知和如何建立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和新途径更感。生态经济学家的认知包括下列四个方面：（1）我们的星球是一个闭合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类社会只是一个子系统；（2）一个可持续的将来是对地球这个生物圈内所有物种而言的；（3）因为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我们必须谦虚谨慎地看待所面对的问题；（4）随着我们对地球上各个子系统间关系的深入了解，我们的政策应当变的更加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Costanza 和Daly (1987) 指出单凭经济学家或生态学家不可能解决上述问题，因此，新的综合方法——生态经济学是非常必要的。

上述认知可能在一些方面较难实现，例如：物种间量的分布和两代间的平衡分布。但是，我们能够在其他方面向前发展。明确的讲，对于自然资产和其与可持续能力关系的认识，是更需要的(Prugh 1995)。根据‘北部森林’的例子，森林资源的储量和流量能够被用来评价可持续发展的前景。这能够并且正在通过自然资源核算来体现。

为了提供自然资源核算如何能应用，本文回顾了自然资源核算的起因与目的，概括了几个关于自然资源核算被应用的例子并且给出了一个关于密歇根北部森林资源的储量和流动量的实例。

二、自然资源核算

自然资源核算正在被许多国家所采纳，在美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存在着国会巨大的抵制(美国商业部经济分析局1994， Rylander 1996)。人们逐步认识到自然体系具有吸收废物的作用并提供非消耗的自然资源和可消费的自然资源。然而，前面两项在合计国家财产（如：国内生产总值 GDP）上并没有得到重视。在最近一些年，人们已经增加了人类在利用自然方面的监测，并且正在开始将监测引入到我们的核算体系中并使之制度化。

（一）自然资源核算的起因与目的

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体系 (SNA)， 是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建立的目的是提供经济性能指标、是一个分析经济增长趋势的系统方法并对政策分析提供相关数据。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体系（SNA）并不包含所有的对人类富裕有益的经济活动或者所有商品和服务，它起初的设计目的是提供经济生产信息。然而，人们已经证实了过去50年快速的经济增长是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而进行的。这些已经导致了人们对社会福利和可持续发展的注意。特别是，在增加产品时没有考虑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能力（the capac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例如：能够用于生产的自然资本， 排污池等) 将导致将来生产能力的降低甚至造成恶化。这种考虑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系统地考虑自然资产已经对提高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体系（SNA）产生了很大效用。在考虑到自然资源和环境时，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框架——传统的GDP就会出现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典型地记录着人造资产在一定形式上的贬值，如设施和设备等，但却忽略了各种形式的自然资产如空气、土壤及不可恢复的森林资源等等，并且废物吸收和生命支持的重要角色也被忽略。

2) 自然和环境资源根本不包含在国家资产负债表内，并且很少单独用环境质量指标来评价。

3) 用于处理的投资（Cleanup costs ）(例如：恢复环境资产的投资)经常不考虑累计（在恢复的过程中造成的）的环境损失。对于私人公司，为保护环境而支出（如采取措施去抗击或控制产品和消费品的负面作用）就意味着获得更少的收入。相反，当这样的投资是由国家公共部门来完成的话，国家的支出将会增加。

4) 许多商品和服务是通过自然环境来提供的，他们并不在市场上交易，因此，这些也不可能在SNA系统中反映 (Abaza 1992)。

因此，这些缺点突出了GDP和类似的措施不能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对经济繁荣的作用。如果不认识清楚，这些疏漏会对现在和将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作用。

传统的核算体系集中采用GDP而不是净的国内生产总值，部分原因是由于在评价贬值方面还存在困难。同样地，自然环境资源损耗和退化的度量标准也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持续发展的度量标准应该反映贬值、损耗和退化。通过以上认识便产生了按照环境因素调整的净国民产值（EDP）和净收入（ENI）的发展。按照预想，这些修订的度量标准将更好地反映真正的收入、提高环境服务意识、考虑人造和自然资产的对冲、扣除保护环境支出的种类、考虑经济活动造成的损害。环境资源核算(ERA) 或者自然资源核算 (NRA) 是从这些早期的尝试中衍生出来的。Abaza (1992)指出在开发自然资源和环境核算体系进展中存在几个里程碑。他指出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各种工业化国家开始执行环境资源核算（ERA），而其他国家还在考虑什么样的工业化过程会在他们国家发生。在1983年，联合国环境开发署召集了一个咨询会议去探究环境资源核算（ERA）的发展。后来，在1984，1985，1986和1988年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相继合作召开了相关的工作会议。

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损耗和退化(Bartelmus 1993， Markandya 和Perrings 1993， Prudham 和Lonergan 1993)，为了使社会福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度量标准相统一，进行环境和自然资源核算的主要目的是修订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体系（SNA）。为了加快解决自然资源核算问题，世界资源学会将出版物“消耗的资产”（Wasting Assets ，Repetto et al. 1989）发送到由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发起的一系列环境资源核算会议当中。Bartelmus 指出自然资源和环境核算的可靠性是在由联合国环境计划开发署和世界银行联合组织的会议中第一次进行探究的。因此，一致认为环境核算能够与联合国的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体系（SNA）相结合 (Bartelmus 1993)。这便产生了结合生态与环境核算体系（SEEA）来修订的国民生产与收入核算体系（SNA）(联合国 1993年)。在最新的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体系（SNA）中， GDP被调整为考虑环境的国民生产总值 (EDP)和考虑环境的国民收入 (ENI)。修订后的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体系（SNA）能够帮助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

这些调整的措施，如同它们的前身，是按照现在条件考虑人口、技术、政策、支出、消费和参数来计算的。即：它们提供一个静态的可持续发展。这其中也包含着准确的自然环境资源核算价格如何反映它们对人类安宁的贡献。那些修订的措施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改良的方法。根据修订后的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体系（SNA）， Prudham 和 Lonergan (1993年) 认为在了解人类、社会、经济体系和自然体系关系的需求中自然资源核算（NRA）已经形成。后者的功能是提供消费市场资源的来源和非消费的资源（很大程度上是非消费的非市场资源，例如人类的娱乐场所和同性质的服务）。目前，在许多的院士中间达成了一种共识：保持国家自然体系的价值—作为国家总资产的一部分，是使一个国家的人口在将来如同现在一样富裕的一个必要条件。

许多关于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体系（SNA）的争论在于如何处理系统目标间的冲突，也就是要反映社会福利与经济输出两个方面。如果社会福利和经济输出被看成是相互独尊的个体，那么整体经济核算体系将不能使总输出和社会福利核算体系的支持者感到满意。目前许多研究已经指出了1968年联合国制定的国民核算体系的问题。

（二）实例研究

几个国家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在过去的10年间已经完成。一份由哈佛大学国际部修订的最新报告‘考虑森林资源的好处：概念和经验’对自然资源核算（NRA）的概念和方案给出了一个全面的阐述。早期由Peskin 和Lutz (1990)， Abaza (1992)， 以及 Prudham 和 Lonergan (1993)撰写的论文也回顾了几个国家在这方面的详细研究。在这里给出了最常用的几个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实例研究。四个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的自然资源核算框架被首先描述，而后是6个工业化国家（日本、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美国和芬兰）的框架 (摘自Lutz 1993 ).

印度尼西亚

Repetto等人 (1989年)是检验自然资源衰减对国民收入估算影响的发起者。他们的方法包括汇编一定时期内资源的储量和流量登记表。对于研究每一种资源在核算期内开始的储量（例如1年）是按照资源的总价值、单价和由它们增加的产品来记录的。从储量中增加或减少的要注明，如核算期内单价的变化。在每个核算期的结束，计算出最终的储量和最终的总价值 。因此，物质的账目是：期末存货＝初创的储备＋增加量－减少量。单价主要用于储量与价值的转换。这就为检测物质与经济衰减提供了基础。

墨西哥

在1990年和1991年由van Tongeren 等人进行的实例研究中则完全采用的是生态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分析框架。重要的是，它验证了在分析过程中使环境资料与经济学一体化的可行性。石油的开采与损耗、森林减少、土地利用和资源退化是研究的重点。在这份研究之前，石油的供给被认为是随意的，其衰减一直被忽略。研究中将石油开采对环境的影响单独拿出来做了说明。调查还包括那些经常连贯的活动如森林的破坏、土地利用变化造成森林面积的减少等。研究中的主要步骤是：关于自然资产量和退化情况（如：侵蚀、污染、固态废物等等）数据的编辑，两种方法的评价（将来收入的折现量/防止损耗或退化的投资）和不同经济方案的综合比较。巴布亚新几内亚Bartelmus 等人 （1992、1993年） 承担这项研究是为了检验一个国家进行综合核算的可行性，这项研究要求这个国家是在开发相对较早的阶段并且实际环境问题仍然是有限的条件下进行的。这项研究是在有限的资源和有限的时间框架内完成的。作者能够利用他们的框架突出一些出现的环境热点。农业、林业、采矿和能源部门作为了研究的对象，并且计算出按照环境调整后的净国民生产总值，两种不同的计算损耗的投资方法（净价值/用户的投资）也得到了验证。这项研究也突出了在自然资源核算中拥有自然资源数据库的重要性。

菲律宾群岛

菲律宾的环境与自然资源核算工程（计划） (ENRAP) 是其他国家众多方法的综合并且在一些方面和印度尼西亚的经验类似。菲律宾的环境与自然资源核算工程（ENRAP）现在已经在菲律宾群岛形成了一种制度。ENRAP工程的第一阶段集中于森林产业。随后的阶段将集中于生态系统类型和资源范围（如流域watersheds）。这项工程将是其他国家效仿的典型例子。

日本

日本由TNordhaus 和 Tobin (Abaza 1992)开发的一个环境资源核算（ERA）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经济安全度量标准”的概念。这种方法强调了计算GNP时要扣除用于消除污染的花费和造成污染的成本。然而，Abaza （1992）指出这种方法从来没有被日本国家统计局采纳。

加拿大

一个名叫STRESS 的大型信息系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被开发，其主要是便于对不同类型的环境数据进行收集、存储和操作。STRESS是建立在人类对环境引起的压力及隐含的人口与环境关系基础之上的。按照这个基础开发出三个不同的数据库程序：(1) 自然资源的存储量与流量及它们与经济的联系； (2)环境状况数据库； (3) 自然生产力数据库。Prudham 和Lonergan (1993年) 指出在加拿大有两个适用的国家级资源核算程序。第一个程序是用生物学的、不可恢复的和循环系统资源账目将收益账目和财产账目连接起来。第二个是利用统计学并且比第一个的使用条件更受限制，它是对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体系（SNA）的补充。这一系统将提供自然资源的卫星统计资料并且对包含在国民经济平衡表中的自然资产进行评估。Vincent 和 Hartwick在1997年指出近些年来的前端研究主要集中在加拿大的森林资源。

法国

法国核算体系是一个设计最复杂的系统。它是为了在三个基本维：经济、社会和生态上分析和描述自然环境而设计的。起初的意图是针对自然资源减少，提供一个能实时修正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体系（SNA）合计的数据库。然而随着计划的进展，认识到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体系（SNA）过于强调经济目标，所以法国将其演变为用公共环境数据库按照质量和数量的形式为各种目标提供各种原则的体系。因此，法国体系是为弥补经济与生态资源核算的不足而设计的。Peskin 和 Lutz (1993)报道：按照投资的适度水平这些核算的开发已经在一些有选择的部门当中进行了。

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将环境和经济结合起来统计核算已经引起了疑问(Young 1993)。和澳大利亚经济中最终的商品和服务价值相比，国家内的环境退化和可恢复资源的损耗已经显得非常次要。因为各种产业和服务组成了经济的主要部分，只有6%的劳动力受雇于可恢复的资源业。同时，研究人员已经提议建立以部门和区域为单元的核算账目。一项研究表明由于价格的波动和储藏资源的新发现，如果将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账户内的储存矿物价值的变化合并起来考虑将会比可恢复资源的开发和退化对经济的影响更大。被提议的资源核算方法是建立较好的环境质量和个人福利指标体系。

美国

在美国历史上，能够收集用于减轻污染的消费数据是很有限的(Peskin 和 Lutz 1993)。 后来，一项切萨皮克市的专项研究采用了由Peskin (1989)开发的核算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自然’部分被加到了工业、政府和家庭等传统的部门当中。核算账目中的信息对深入了解环境与经济目标的联系提供了帮助。作者指出在实例研究账目中将环境与经济完全地结合在一起考虑，目前还有困难。整体考虑的主要障碍是在经济与环境间缺少因果关系的信息，反之亦然。然而，由于政治的压力现在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成就已经被严重的缩减了 (Rylander 1996)。但是几个对矿物、建筑用材和旅游业方面的国家级实例研究已经完成。 (美国商业部，经济分析局1994)。

芬兰

Hoffren等人 (1997年) 为后来政府官方自然资源核算（NRA）系统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并给出了芬兰森林的物理变化、生态索引和最近的货币价值趋势。这项研究是根据现存的数据库而开展的。物理账户包括森林面积、生物多样性数据、树木材料、碳的粘合物、大气污染物质和酸的沉积作用。开发出了用于生态系统、物种和娱乐的森林质量指标体系。另外，整体系统的指标体系也被开发出来。货币核算账目包含树木和其他的森林产品、森林成长、碳的固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娱乐的价值、对酸的沉积作用的投资和持续性的收入。

通过上述几个国家事例的分析，Abaza (1992)将这些对环境和自然资源核算的方法概括为下列几种： (1) 环境指标的鉴定和重新分类； (2) 自然资源核算(法国); (3)在市场上交易的自然资源的贬值(印度尼西亚); (4) 全部的环境和自然资源量的评估 (联合国 1993， Hoffren 1997)。 联合国的生态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是目前所开发的各种方法的集成。

（三）生态环境和经济的综合核算

生态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是在环境核算方面各种经验的集合（详细内容参见United Nations 1993）。它包含了自然资源核算、货币的卫星核算和福利核算。主要的目标是(1) 编辑与货币账目和资产负债表相结合的物质账目; (2) 将传统的总储量与输出量分开以利于阐明一定的环境关系，主要是治理费用的支出； (3)完成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对自然资源损耗和退化的货币账目核算； (4)资产概念的延伸包括自然资产；(5) 账目核算一致性的调整(Bartelmus 1993)。对于那些北部森林的极地资源，生态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将提供一个评价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框架。特别是，这一体系能检验物理储量和流量及它们对货币量的影响。

这种核算的过程包括物理核算(例如能源物质平衡、环境分析和经济活动中物质的流量；环境统计开发的构架、 测量经济活动和他们对环境媒体影响的残留效应；用于补充能源物质平衡方法的NRA体系)， 货币账目核算(市场值和供应品成本)和自然资产评价 (用市场和非市场的评价方法)。在许多实际例子当中，账目核算的第一部分（物理核算）也常常是较难实现的。在下面的这一章中，我们将结合密歇根北部的森林解释物理核算。

（四）物理核算的一个例子：密歇根的北部森林

密歇根州位于美国的中北部并且和具有广袤北部森林的加拿大接壤。在密歇根，那里有771000公顷北部低地的针叶森林(云杉、北部的雪松、金钟柏和落叶松)。随着对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我们已经开始注意森林资源的流量，然而我们没有通过森林的类型和所有者去评价其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自然资源核算（NRA）框架能进一步监测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性。

在物理核算方面，开始用一个开放的储量并且加入净变化 (增长与种植园的开发减去减少，例如收获、浪费、死亡率和土地转换等) 来得到一个期末存货量。流动和储存的物质价值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进行评定（并没有在这个例子中应用）。物理储量和流量提供了对森林条件的认识，然而货币账目核算只告诉政策制定者森林资源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 (Hoffren 1997)。

利用恰当的数据和模型，我们也能够检测出未来森林隐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Leefers et al. 1997)。 尽管自然资源核算（NRA）通常被认为是依据过去经济发展情形进行的分析，但是它也有意识分析的效用。在密歇根，这些北部的森林资源并没有被木材加工业过度利用。估计现在的木材开采量是1.7 x 105 m3 /年（1995年测），而森林的总的资源量超过了34.7 x 106 m3 (J. M. Vasievich， 美国农业部)，开采的木材量低于总量的0.5%。如果开采率提高一倍，缓慢增长的森林资源总量仍然可以维持25年。按照现在的开采率到2020年时，木材的储量将会增加39.8 x 106 m3 。传统上，我们的分析集中在持续的资源供给量而不是持续的资源储量。自然资源核算（NRA ）使我们从上述两方面，按照物理的和货币的条件思考问题。

如果按照现在的采伐速度，尽管密歇根北部森林、低地的松类森林资源可能不出现消减，但是还存在许多关于怎样计算和计算什么的问题。在美国许多种植园主都从事了森林业，其中可能一个种植园主的森林资源量减少，而另一个种植园主的森林量是增加的。正的净值可能掩盖了潜在的问题。另外，评估的问题依然存在，当供应超过了市场的需求时，森林资源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种物理核算、货币核算和自然资产评估等系统方法却为检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框架。 三、结论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完美的生态经济关系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建立，其最终目标是保护地球这个生态大系统。如果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借助经济这一杠杆来保护生态使我们这个大的生态系统达到可持续发展。

现在的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体系（SNA）没有充分反映出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衰退。例如，由工业引起的保护性支出只作为中间性的支出，相反只有那些由家庭和政府承担的支出才作为最终的支出。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用于保护性的消费被当作经济增长来处理。尽管人造资产的贬值从国民生产总值（GNP）中被扣除变成了净国民生产总值，但是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衰减仍然未被考虑(El Serafy 和 Lutz 1989)。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被概念性的认为是自然资产的贬值。事实上，许多由环境和自然资源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并没有在市场上流通，因此，不能通过国民生产和收入核算体系（SNA）来反映。

按照我们的分析，自然资源核算（NRA）框架具备了依据过去经济发展情形分析（Ex post analysis）和有意识分析（ex ante analyses）的潜能。而且，自然资源核算（NRA）调整了传统体系分析（SNA）并将我们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储量与自然资本上。因此，自然资源核算（NRA）在经济学与生态学间架起了桥梁。

对于那些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机构（例如瑞典的Beijer国际生态经济学学院），其下一步工作可以让研究人员汇编那些来自加拿大、芬兰、挪威和其他国家自然资源核算（NRA）的工作成果。通过汇编这些信息，国家之间的相关性便能明确并且能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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