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基础教育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德国是世界职业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世界享誉盛名。其职业教育体系结构完善，形式多样，效率较高。经职业教育培育的大批优秀人才为德国经济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职业教育被称为德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支柱”。职业基础教育年（Berufsgrundbildungsjahr）①是德国职业学校教育的第一年，其任务明确、定位合理、课程设置广泛、授课形式灵活，为学生未来的专业深造与职场就业奠定厚实的基础，并使学生对因技术升级、产业革新可能导致的职业变化有较强、较快的适应能力。在目前我国知识经济初现端倪、技术升级日新月异、产业革新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对德国职业基础教育年的研究，能对“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办学方针指导下的我国职业教育有借鉴意义。

一、历史轨迹

职业基础教育年的最初萌芽可追溯至19世纪初的进修学校。1816年北德意志联邦颁布工商条例，规定18岁以下的学徒必须接受进修学校教育，培养读、写、算等文化能力，对学生进行广泛的职业基础教育肇始于此。进修学校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逐渐发展成为在职青少年接受教育的场所。1919年《魏玛宪法》第145条规定了普及进修学校义务教育至18岁的原则。1920年，德国全国学校大会将进修学校定名为“职业学校”。[1]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职业技术教育有了很大发展，政府把职业学校作为法定的义务教育场所。

1958年起，德国在各州开始试设一年制职业基础学校，社会各界反映良好。1969年8月14日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的第一年作了法律上的阐述：学制一年，属三年职业义务教育中的第一年，称为“职业基础教育年”。这是“职业基础教育年”第一次正式见诸法律条文。

进入20世纪70年代，德国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入而持久的关于职业基础教育政策与理论方面的大讨论，教育界、工商界都普遍意识到要加强职业基础教育。1970年，联邦和各州共同委任的德国教育审议会制定了《教育结构计划》，就德国教育发展提出了“四个目标”、“七个建议”，其中第六条建议就是“在中等教育第一阶段后的第十一学级设职业基础教育年”。[2]1973年以后，德国又陆续颁布了《教育总体计划》、《联邦政府关于职业教育改革要点》以及《关于职业基础教育年的框架协定》这三个对后来德国职业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政策法规。其中《关于职业基础教育年的框架协定》对职业基础教育年的任务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1978年5月19日，德国政府通过修正协议，正式在全国实施职业基础教育年。同年，德国政府规定给已完成九年或十年义务教育的青年以全日制职业基础训练。职业基础教育年开始受到社会各界重视，并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德国职业教育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

二、职业基础教育年的办学特色

（一）入学条件

职业基础教育年的招生对象是已完成普通义务教育的青少年。《关于职业基础教育年的框架协定》对职业基础教育年的入学资格作了规定：所有离开普通教育学校、中学教育第一阶段结束后的十年级毕业生。也就是说在学制系统的第十一年强制实施职业基础教育。依此规定，在德国，任何离开普通教育的毕业生都必须接受为期三年的职业教育，在第十一年强制实施职业基础教育，这一规定既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地实现了无缝衔接，又为受教育者进一步接受专业职业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二）任务与定位

职业基础教育年的任务就是要教给学习者共通的基本职业技能，为以后从事多样的职业活动打好基础。它介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被赋予了普通教育和专业职业教育之间的“连接”功能，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专业职业教育作铺垫。

德国职业教育系统包括职业准备教育、职业教育、职业进修教育以及职业改行教育。职业基础教育属职业准备教育，在德国1969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中对此表述为：“职业基础教育的第一阶段应该视为为进一步实施的职业专业教育打下宽广基础的阶段，向受教育者传授尽可能广泛的职业活动领域所共同具有的基本技能、基本知识和行为方式，从而为从事多样的职业活动做准备”。[3]这一表述在德国职业教育史上首次从法律上确立了职业基础教育。

（三）课程设置

《教育体系结构计划》中关于职业基础教育的设想是：“职业教育应该为通向更高水平（层次）的不同的专业化的道路打下宽广的专业与文化教育的基础”，[4]基于这种构想，职业基础教育年的课程设置广泛。入读职业基础教育年的学生学习分属13个职业领域的基本技能与技巧课程，即经济与管理、金工技术、电工学、建筑技术、木工技术、纺织技术与服装加工、化学、物理和生物学、印刷技术、裱糊技术和房间布置、保健、营养与家政、农业等，共涉及220门职业。各职业领域的课程分为三个方面：（1）普通课，包括德语、社会学、体育、宗教；（2）专业理论和专业实践课；（3）选修课。目的是在各职业领域中，介绍一个宽广的、具亲缘关系的、职业共需的职业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判断能力，并加深普通教育，为进一步接受专业训练打好共同的基础。其作用在于使学习者具有职业上的应变能力和适应不断提高的、训练职业的专业要求。[5]为他们进一步选择和接受各种专业职业教育作好准备，打好基础。

（四）授课形式

职业基础教育年的学生，在日常学习别强调实践活动，严格要求学生学会基本功，发展学生的基本技能。每个学生不但都要接受严格的文化理论教育，而且也都要接受严格的实践操作训练和实习训练。职业基础教育年通常由全时制职业学校②或通过企业训练与职业学校训练相结合的“双元制”形式来完成。实施学校与企业协作式职业基础教育的学校，采用部分时间制教学，每周教学2天，其余时间则接受企业培训。

职业基础教育年近20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它对培育“口径宽”、“基础厚”的职业工人是大有裨益的。虽然职业教育基础年的某些授课内容，也因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企业部门生产要求不断变化，目前出现了职前培训跟不上要求的问题，这也是整个德国职业教育目前所处的困境。德国职业教育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正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以弥补，如在职业教育中增设普通教育课程内容。总体而言，职业基础教育年在可以预计的未来将因其课程设置的相对广泛，任务与定位明确，确定职业培训的“关键性素养”（Schlussequalifikation），能使学生更好地适应因技术升级、产业革新对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必将继续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欢迎。

三、对职业基础教育年的几点评价

职业基础教育年作为德国三年职业义务教育的第一年，为学生进一步接受专业职业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综观职业基础教育年的任务与定位、课程设置与授课形式，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优势所在：

（一）通过实施职业基础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从而满足未来的就业体系的需要实施职业基础教育年可提高职业教育的有效性，传授职业中的“关键性因素”，培训各种职业共通的“核心技能”，避免过早的专业化，确保在未来的职场上，从业人员的通用能力有更大的拓展空间。在不能完全预计到未来工作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使教育内容与未来的工作相适应，职业基础教育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取的方式方法。

（二）可以提高受教育者职业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特别是在技术升级、产业革新日新月异，知识爆炸的当今社会，不同技术相互交织在一起，经过职业基础教育年培训的学生，在完成三年职业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无需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教育与培训，就可提高自己的技能，适应因职业结构的变动而造成的工种变化，企业也可缩短对职业工人的培训时间，从而有效降低培训成本，迎合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社会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要求。

（三）秉承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优点，职业基础教育年可有效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在职业基础教育年接受教育，每个学生不但都必须接受严格的文化理论教育，而且也都要接受严格的实践操作训练和实习训练，在实际操作技术方面，都比较符合实际工作的需要，能从根本上杜绝理论脱离实践，如“纸上谈兵”、“眼高手低”现象的发生。经过职业基础教育年培训的学生，在三年职业义务教育结束后，无需再经过长时间的熟悉业务过程，就可直接作为一个熟练工人或技术工人参加工作。

（四）职业基础教育年的学生因所学内容广泛，不但能独立胜任工作，而且可以成为多面手“德国的机器操作员和其他车间工人承担的任务，要比他们的英国同行广泛得多，他们能够更好地满足高质量标准，并且能一以贯之。”[6]即使可能因一时某一工种人才饱和，也可在其他领域谋得一职，大大降低了培训后失业的风险。职业基础教育年的课程设置可使离开学校的学生获得更多的签订合同的机会。[7]

（五）职业基础教育年有助于学生为将要进行的专业职业教育奠定理论基础，做好实践准备职业基础教育年不是中等教育的“死胡同”，它属于三年职业义务教育中的第一年，处于德国教育体系的第二阶段。“它确实为教育水平较低的学生提供了多种学习机会，通过学习可以使这些学生获得好的成绩，并且为他们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提供了条件。”[8]学生在职业基础教育年所学的内容相对浅显，但涉及面广，这为日后的“专、精、尖”专业职业教育铺垫了厚实的基础。

比较而言，我国现阶段的职业教育急功近利，学生从入学到毕业所学的内容、技能，往往囿于某一工种或职业，针对性太强。而我国职业教育目前盛行的“订单”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旦受到技术升级、产业革新的冲击，其求职领域将大受限制。我国目前也非常重视学生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但学校制的培养模式客观上使学生远离了生产第一线，而集中安排的生产实习又不利于学生及时将所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2002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提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近年来，已经有学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宽基础，活模块”的职教课程理念，“多工种，职业群”的非定向培养模式，提高“可持续学习能力”的培养目标。[9]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规模宏大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学习和借鉴德国职业基础教育年中的可取之处，必将有助于实现我国职业教育在新世纪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宏伟目标。

注释：

①也有学者将其翻译成“职业预备教育年”或“职业基础学年”.

②在德国，凡整周（星期日除外）全天安排课的学校称为全日制学校；凡一周仅有一两天上课的学校称为部分时间制学校；凡整周仅在下午一两点以前安排上课的学校称为全时制学校.

参考文献：

[1]姜大源．当代德国职业教育主流教学思想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21．

[2]吴文侃，杨汉清．比较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232．

[3][4]徐涵．德国关于职业基础教育的教育理论与教育政策的讨论[J]．职教论坛，2004（2）上：63，64．

[5]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2030．

篇（2）

对此。有见地的学者其实是发现了问题所在的，这就是，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教师专业培训(教研、继教)、教育科研、教育行政管理，教育观念的落后，教育理性思考的欠缺是造成课堂教学、课程管理、学校办学、教研科研、政府行政管理效益低下，薄弱问题生发的原因所在。

但这样笼统地说还不准确，更确切地说，是因教育知识论的建设与普及薄弱，才影响了知识观、教学观、学生观、教师观、人才观等方面思想的进步。知识论建设的滞后，是基础教育诸多薄弱问题的一个根源所在。没有教育知识论的坚实基础，其认识论、教学论就得不到有力的理论支持，其教学实践就缺少了在理性认识指导下的循环发展的动力。

以下对此观点作进一步地阐述。

政府兴学，学校办学，课堂教学，均要以知识为内容，以知识为载体，课程知识是学校培养人的基本内容，也是师生在学校主要的活动时间段。学校课程以知识为基本内容，这知识包括课标、教材、教参、教辅、考试大纲等各个方面，对教师来说，要将如此数量的知识掌握好，其工作强度是不小的。教师要围绕课程知识进行研究，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考试命题、检测、考试等等，如此繁重的职业负担及压力，没有强劲的理论支持系统，要达到期望的效能是很困难的。知识论是专门研究知识的理论。是以知识的性质、知识的价值、知识的类型、知识的获得、知识的关系为内容的理论。一句话，是研究知识之理的理论。由此说来，对以知识实践为内容的基础教育，要获得知识理论的直接支持。应该是非知识论莫属了。

以此视之，以传授知识为己任的课堂教学，其知识理论的支持、参与度如何呢?有见地的学者的一致意见是：基础教育的知识论的建设与应用，是极其薄弱的。

长期以来，基础教育对知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课程设置、知识选择、教材编写和知识教学测评上，而对知识的性质、特点、价值缺乏应有的思考。但是，基础教育知识论的研究与应用的这种薄弱，板子不能打在基础教育身上。也就是说，造成知识论应用程度不高的这种局面，是与我国教育科学理论乃至哲学理论发展的滞后密切相关的，正是这种滞后，才造成了实践应用的不足。

20世纪七十年代后，西方教育家逐渐开始超越课程论、教学论的学科框架，热衷思考知识本身的性质、类型、价值，以及知识与教育的问题。且国外的教学知识论研究大多与教师联系在一起，而国内则停留在一般性的理论探讨，较少涉及教师个体，较少立足于教师个体探讨教师的知识理论与教学的关系。在国外知识论的发展及应用方兴未艾之时，我国以知识传递、人才培养为己任的教育学却对“知识”视而不见，反应迟缓，仅仅将自己的研究锁定在知识的传递与学习上，对其他知识问题则束之高阁，不予问津。之所以如此，又是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领域的研究跟不上时展需要有着密切关系。

与西方哲学相比，我们没有西方几千年来研究知识理论的优良传统，中国哲学对知识的作用也不给予热情的关注。中国哲学界对知识论历来不感兴趣，知识论领域是一片无人耕耘的处女地。对知识论倾心研究的人屈指可数，随便翻开教育研究的期刊、报纸，有关知识理论研究的文章少得可怜，这就足以反映出我们在知识论研究方面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了。

这样的理论发展的现实，自然会造成基础教育知识论基础的薄弱。没有知识论研究的历史积累，没有与时俱进的现代教育知识论的时代支持，广大教育实践工作者，特别是教师，只能在具体工作中苦苦摸索，靠经验的积累应对复杂、繁重的处理知识的重任。没有理性智慧支持的课堂教学，其效能不高也就在所难免了。知识论的理论发展不充分，知识的理论对教研、科研的支持自然也难以充分，知识论在教研、科研中的作用因不充分而自然会有空白。

知识论不强劲，科学认识不普及，自然会影响到教育行政管理的文化生态，由于认识不到位，自然也得不到教育行政有力度有针对的政策支持和政策保障。

篇（3）

由此可以看出,小学教育为学生在未来社会中的生存方式的选择、生命质量的高低将打下不可忽视的基础和不可磨灭的烙印。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教育事业发展迅速的国家,对于小学阶段的教育都十分重视。在师资配置方面,这些国家大都会把本国最优秀的教育师资配置在小学阶段或较低的学段。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做法似乎正好与他们相反。

那么,小学教育究竟应该为学生打下什么样的“基础”,就被视为完成了任务,尽到了责任了呢?

一是各学科的《课程标准》中所规定的学生应达到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也就是我们传统说法中的“双基”。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就是,“双基”是学生持续学习与发展的前提性基础。课程改革“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的要求,绝对不是对“双基”目标的淡化和否定,而是对教师在“以能力立意为核心的教学”基础上的教学目标具体化的强化。

二是初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浓厚的学习兴趣。小学生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和兴趣。这正是求知过程中最为宝贵也最为必要的心理品质和思维品质。如果学到的知识一时间不足量,并不要紧;但如果是丧失了求知的兴趣和愿望,那就是致命的失败。

近日,我去参加区域教研活动,从小学到中学的课听了不少。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小学的课堂充满欢声笑语,初中的课堂学生发言者寥寥无几,高中的课堂气氛沉闷让人感到压抑。由此看来,保护学生学习兴趣、学习热情和良好学习习惯真的是任重道远。

培养良好的心智,训练良好的习惯,保护可贵的浓厚学习兴趣和强烈求知欲望,都应该成为小学段基础教育的重要任务。这一点必须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

三是通过“三维目标”的落实而初步形成的比较全面而健康的政治、文化、心理、体能等综合素质的基础。

四是在前三项内容基础上初步形成的学生特色、特长的个性化发展的兴趣与爱好的基础。

篇（4）

鼓励学生积极地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进行艺术创作，而不是一味地墨守成规。这非常有利于解放学生的束缚并促使他们展现非凡的艺术才能，从而获得自由艺术创作的勇气。

（2）帮助学生准确定位优势之处

在艺术的领域中，每个学生的兴趣和专长不尽相同。包豪斯设计基础教育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帮助学生选择正确的、适合的、容易成功的方面，进行有针对的学习和训练。在这种教育之下，学生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灵感所在，进而学有所长。明确优势项目之后，学生可以按照适合自己的方式选取发展方向，在各个领域中展现自己的才能，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设计灵感。

（3）培养专业的艺术家人才

包豪斯的设计教育希望将学生培养成专业的艺术家，因此在教学中常常教授学生们作为艺术家所必须的技术和基本知识。在教学中，一方面让学生通过色彩与形态研究区认识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使其明白二者之间存在的主观、客观的互动，展现出艺术创作上的多样性。在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从科学的角度研究艺术形态的本质，着重培养学生的立体感和技法表现能力，最终提高视觉感知水平，进而达到专业上的高度。

二、研究包豪斯设计基础教育的现实意义

1、帮助学生增强整体观念，培养学生的实践精神和创造精神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各行各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这一改变给设计师的创作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主要是对产品的类别开始变得难以明确地进行分割和划分。设计师在创作过程中必须注意到设计对象的相关性，针对产品的特性选取最优化的设计方案，才能最大限度地突出产品的性能特征。不仅如此，设计的作品还要符合人的审美以及社会环境等多重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师的整体宏观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艺术设计的特殊性，包豪斯在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实践，他们常常组织学生进行工厂实习，让学生真正了解产品的生产过程。在工厂里，学生们能更直观地抓住产品的性质和特征，将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真正与设计实践结合起来。同时，在教学中，包豪斯鼓励学生发挥个性特征和想象力，通过一系列实践提高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2、提升设计的人文教育精神

包豪斯设计基础教育很早就提出了“人性化教育”这一思想，以此推动设计教育的进步和长足发展。时至今日，这一思想在我们的设计教育中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在我国设计教育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教学模式和成熟的学科体系虽然已经从萌芽期转向了成熟期，但人文教育精神在我们的设计教育中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快速发展，对设计人才的需求量也迅猛增加，设计产业以良好的势头在现代社会站稳脚跟。但是，我们对设计人才的培养却逐渐陷入模式化、机械化、批量化和格式化的境地之中，设计出的东西成为真正的“产品”而非有生命的“作品”，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好的设计作品要贴近人们的生活，关注人类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紧跟时展的步伐，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文精神”的需求。

篇（5）

一、背景及意义

提高公民素质是使我国由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的有效手段。人才培养和公民素质的提高，教育是关键、是基础。而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是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各级各类合格人才的奠基工程。

进入新世纪，不少国家(地区)赋予了公民素质教育新的内涵，更加重视公民素质的提高。例如，欧盟提出的苏哥拉底(Socrates)计划，旨在强化“欧洲域”意识(EuropeanDimension)、培养积极的世界公民；在日本，公民教育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则为选修课程，其目标在于“培育学生作为公民所需的知识和基本素质”。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有识之士指出，公民教育的欠缺正在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的提高尽管是显然的、公认的事实，但本研究的侧重点不是进行理论的思辨，而是进行实证的调查以及数据的分析处理，并进行初步数学模型的建构。根据所查阅的文献，国内外的调查研究主要关注公民素质的现状和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美国教育杂志《PhiDeltaKappa》一项持续33年的调查显示：学校的核心使命在于培养年轻人公民素质的信念，没有随时间变化而动摇；“袁克敏等人围绕新世纪黑龙江人形象进行了调查，对影响新世纪黑龙江人形象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剖析；何向东等人关于西部公民人文素质的现状调查证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正相关性。”

然而，从国内外已有研究来看，尚缺少用实证调查的方式结合定量分析的方法探讨基础教育对提高公民素质所起作用的研究。至少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研究。本研究的概念界定及问卷设计具有独特性、新颖性；调查涉及面广、样本大；数据的类型多，分析处理难度很大。本研究对于应用数学方法和统计工具研究教育问题是大胆的尝试，对教育研究的定量分析是有益的探索，也为研究其他教育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基本概念的阐释

(一)公民素质

公民素质是作为一个公民应具备的一种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它具有稳定性，代表着个人的品格特征。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时代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关于公民素质的构成，有多种划分方式。比如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本研究采用五分法，将公民素质划分为五个维度：思想品德素质(以下简称“思品素质”)、文化科学素质(以下简称“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法律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以下简称“劳技素质”)。进行这样划分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第一，比较全面，各种素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第二，认同度较高，各种素质的具体内容既包括传统意义上对公民素质的理解，又较好地结合了时展所赋予公民素质新的含义；第三，比较科学，指标体系明确，条目较清晰，便于维度的再划分，便于进行科学测量与评价。

(二)显示度

就目前所查阅的文献，在教育学领域，较少涉及显示度的概念，对显示度的认识也尚无定论。本研究将“显示度”界定为“作用或者重要性的显现程度”，而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是指基础教育对于公民素质提高的直接或间接作用的显示程度以及社会对其了解认同的程度。

本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刻画显示度：一是从影响因素的角度，除遗传因素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对公民素质的形成皆有影响，通过对几个因素的比较分析，探讨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性；二是从影响时间(教育年限)的角度，探讨公民所受基础教育的程度与公民素质高低之间的关系；三是从影响范围(五个维度)的角度，探讨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各个维度的影响情况。

三、研究假设、思路、方法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育人活动，同时也是完善个体的素质结构、提高个体综合素质的活动。为此，本研究的假设是：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从一般意义上讲，所受基础教育年限越多，人的素质越高。

本研究以现状调查为基础，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定量分析基础教育与公民素质提高的相关性，探讨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影响和作用，所采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是SPSS12.0。

四、问卷的编制以及调查样本分析

(一)问卷的编制

问卷的编制以前文所定义的公民素质结构为基础，划分为五个维度，每个维度以分量表的形式出现。在参考国内外相关内容的著名量表基础上，根据理论构架和实践要求自行编制题目。问卷先后共进行两次试测，分别在重庆市的两个公共场所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对象共362名，通过试测，剔除题意不明、有歧义且不能满足相关心理测量学指标的题目。所有题目均采用Liket5点记分：1表示完全没有、2表示可能没有、3表示说不清、4表示可能有、5表示肯定有。最后确立了包含31个题目的正式问卷，经信度检验，其克伦巴赫α系数=0.852，这说明该问卷的信度较高。在内容效度方面，我们邀请心理学、教育学专家对问卷题目所反映的行为样本的代表性进行判断，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在结构效度方面，绝大部分分量表之间呈中等程度相关，符合量表编制的一致性与异质性的要求。

(二)问卷的调查样本分析

本次调查集中于2007年6-7月，由专门的调查人员，在重庆市选择了颇有代表性的酉阳县、忠县、巴南区、北碚区四地进行，发放调查问卷1832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811份。巴南区属于主城区，北碚区属于主城区，也是城乡结合地区，忠县处于较贫困的农村地区、酉阳县处于贫困的偏远农村山区且是少数民族自治县。

经统计，样本的具体情况如下：从年龄上划分，5～6岁占2.6％，7～17岁占32.2％，18～24岁占13.8％，25～34岁占15.7％，35～44岁占16.2％，45～59岁占14.9％，60岁以上占4.6％；从文化程度上划分，学前占3.7％，小学占11.1％，初中占36.5％，高中占32.4％，大学占14.5％，研究生占1.8％；从职业划分上，学生占34.8％，工人占12.7％，农民占11.0％，干部占8.1％，教师占8.8％，医务工作者占7.5％，商业人员占8.0％，个体户经营者占6.1％，其他占3.0％。

因此，从总体上说，本次问卷调查的样本选择充分体现了区域、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诸多方面的代表性，过程符合随机抽样的要求，结构较为合理，反映了重庆市公民的基本状况。

五、数据的分析及研究结论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数据处理分析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其中第一、二部分内容是第三部分内容的前提与逻辑基础，第三部分内容是前两部分内容的推演与深化。(一)影响公民素质形成的各项因素分析及结论

根据调查数据，对公民素质与影响公民素质形成的各项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家庭、学校、社会、遗传及其他与公民素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35、0.638、0.316、0.114、0.090，且它们与公民素质均成正相关并达到显著水平。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学校与公民素质的相关系数最大，由此说明影响公民素质的首要因素是学校教育，亦即学校教育是提升公民素质的主渠道。

结论一：学校教育是提升公民素质的主渠道。

(二)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分析及结论

1．不同学历的公民素质得分总体描述

由表2可以看出，公民的综合素质随学历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从学前到小学，综合素质均值增长率为92.47％，从小学到初中增长率为17.68％，从初中到高中增长率为10.19％，从高中到大学增长率为2.53％，从大学到研究生增长率为1.14％。以受过大学教育的对象为参照，基础教育阶段的贡献率58.93％，这充分说明基础教育阶段对公民素质的提升有重要作用。

由上分析看出，学校教育对提升公民素质有着积极意义，随着公民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公民素质基本上都呈现较稳步增长的态势。

结论二：所受学校教育的年限直接影响公民素质的高低。

2．不同学历公民总体素质的差异性分析

为了从总体上检验不同学历公民素质的差异。我们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其结果见表3。

表3表明，各个层次学历之间的综合素质得分均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21.729，P=0.015)。

为了明确哪些层次之间存在差异，我们进一步作了组间的两两比较，见表4。

表3表明，不同学历层次的公民综合素质之间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表4表明，学前与其他学历层次的公民之间在综合素质存在显著差异，小学、初中、高中学历的公民素质存在显著差异，但高中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公民之间综合素质的差异不再显著。由此可见，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的提高是明显的；高等教育对公民素质的提高虽也有帮助，但作用不再明显。因此可得到基础教育阶段是其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

结论三：基础教育是公民素质形成的主要阶段。

(三)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初步模型的构建及结论

前文分析表明，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有显著作用，基础教育是公民素质形成的主要阶段。为了进一步定量刻画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构建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初步数学模型，在(一)(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又作了较深入的一元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1．教育年限与公民素质线性关系分析

为更进一步明确教育年限与公民素质的关系，我们根据有效问卷的数据，以“教育年限”为自变量、“公民综合素质得分”为因变量作回归分析，结果得到回归方程如下：y=9.543+0.835x，其中y为公民综合素质得分，x为教育年限(各种学历对应的教育年限为：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学16年，研究生19年)。

为了验证该方程式是否具备统计意义，我们对该等式进行了回归模型的有效性检验。表5、表6为方差分析与模型综述结果。我们知道，当回归系数显著性概率值小于0.05时。回归式具有统计意义。在本次检验中，表5中的F=60.696.P=0.000＜0.05，所以该回归方程有意义。

表6的模型综述表明，变量x与y的相关系数为R=0.878，说明二者(综合素质和教育年限)关系密切；R2=0.771，说明变量x可以解释变量y的77.1％变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与公民综合素质的关系可以用如下方程表示：y=9.543+0.835x。这说明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的影响表现为直接的正相关。

结论四：所受基础教育的年限与公民素质呈正相关关系。

2．公民综合素质与五种素质间的多元回归分析

本分析的目的在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了解五种素质对公民综合素质的影响程度。

以五种素质得分均值为自变量，以综合素质总分均值为因变量，应用全回归法，结果见表7、表8。

首先对回归方程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由表7得知F=147.275，P=0.000＜0.05，所以该回归方程有意义。随后得出回归方程为：y=1.740x1+1.747x2+1236x3+1.017x4+1.097x5+1.718(系数的大小表明对总分影响程度的大小)。其中，总分为v，法律素质为x1，文化素质为x2，劳技素质x3，健康素质为x4，思品素质为x5，可见，对综合素质影响比较大的是法律素质、文化素质两项，比较低的是健康素质、思品素质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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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儿童研究意识的发展使其主观有意愿参与基础教育研究。随着基础教育阶段儿童在教育教学中主体地位的确定,儿童对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本校的教师,甚至整个教育界越来越形成一种应然的看法。最常见的是对本校的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比如学校应该进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减少对校规校纪的过分强调,增加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感情交流;或者是某门课程教师题海战术应要弱化等等。这就是当今儿童基础教育问题研究意识的强烈体现。另外,儿童还期望自己的想法得以表达,并得到实施,期望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以一种更贴合实际的方式进行。而现代社会知识信息的高度共享化给儿童提供了各种诉求利益和解决问题的渠道。因而,儿童教育研究意识指儿童研究主体对自己所能涉及的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现象及其相关问题形成应然看法,并有将此种看法付诸实践,经过不断观察、体验、分析、总结,使所研究问题得以解决的欲望和决心。在儿童的教育研究意识已经萌发的条件下,对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进行提倡和宣传,不仅能满足儿童参与教育教学研究的诉求,更好地激发儿童参与的兴趣,也能引起学校和相关部门的重视,为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提供给更多的渠道,为儿童开展研究提供更多的条件和帮助。

2、儿童研究能力的发展使其参与基础教育研究具有现实操作性。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的能力包括儿童主体在基础教育研究过程中所需的基本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和心理素质。首先,基础教育研究所需能力应与研究的方向和性质相一致。儿童所参与的基础教育研究是没有特定范式的,具有与“反思型学习”类似的反思性特点,所以不像正统的教育研究那么严格和系统化。儿童教育研究的这些特点决定其所需基本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要求不高。其次,具备教育研究兴趣并主动参与教育研究的儿童,一般来说,是有较为出色的理解能力和心理抗压能力,只要接受相关的培训,就能掌握研究所需的知识和能力。最后,儿童参与到基础教育研究,应得到校方和其团队的协助。因此,不管是从事研究,应对研究过程中的困难和挫折,还是面对研究的最终结果,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都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二、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的内涵

(一)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的概念界定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是指儿童作为基础教育研究主体之一,在一定的团队支持下,融汇先进教育理念并立足于自己的学习,通过对本校教育教学现象或学校管理现象进行持续不断的观察、体验、分析和总结,以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和促进儿童良好发展的研究活动。值得指出的是,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并不是训练儿童成为专业的教育研究者,掌握全方位的教育科学研究理论,使其研究活动成为强制性任务和毕生目标;而是在不影响儿童正统学习和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情况下,鼓励有一定教育研究能力和兴趣的儿童参与到本校研究甚至整个教育领域的研究中来。比如针对学习生活中碰到的困惑、问题和所关注到的一些教育教学现象和学校管理现象,开展自我研究或校本研究。当然,限于儿童的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和心理成熟程度,学校或相关部门应当为这些儿童研究者适当地开展教育研究培训,普及教育研究所需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甚至让感兴趣的教师、学校管理者或专业教育研究者也参与其中,适时适当地给予指导,以便儿童教育研究的有效开展。

(二)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的内涵解说首先,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是在本校内进行,是在不影响儿童扮演学生角色的前提下从事的研究。基础教育阶段,儿童的本职是学习,其参与基础教育研究是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在处理教育研究和学习的关系上,必须做到以学习为本,为了学习而研究,在研究中始终贯穿学习。这样才能使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达到促进儿童学习和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其次,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必须综合儿童这一特殊研究主体的视角和教育观。基础教育研究中的儿童具有双重特殊身份,学习者和研究者。由此决定了儿童这一研究主体的视角是特殊的,既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又会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自己从事的研究。而且,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观,是教育专家、学者对教育教学现象高屋建瓴的概括,难免有脱离实际或失之偏颇之嫌。因此,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必须综合儿童的视角和教育观,研究儿童的学习,研究课程教学,研究教职工怎样服务于教学,探究教学过程的最优化等等。另外,在研究过程中,除了要融汇先进的教育理念,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础支点,儿童还要有独立的思考空间,注意不断扩大思考的广度、深度和关联程度,[2]努力提高自己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使自己的思想、人格和愿望渗透到研究过程中去。最后,儿童进行基础教育研究的方式,是要进行持续不断地观察、体验、分析和总结。不管是儿童群体的学习生活,还是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甚至其他教育教学相关的现象,儿童研究者都是身处其中。这是儿童教育研究者的优势所在--很好地具备了质性研究1的条件。

三、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

能解决教育研究与实际相脱离问题的特性分析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儿童参与教 育教学的程度决定了其对知识的量和质的获取程度。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儿童不是外界刺激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在教学各要素中起主导作用。[7]因此,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能解决传统教育研究与实际相脱离的问题。

(一)儿童在校生活的长期性决定其把握所研究问题的全面性有研究发现,儿童只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而得出的研究结论不能很好地应用于实际,[8]因为这样的研究成果缺乏实用性和全面性。而儿童作为研究主体参与到基础教育研究中来,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因为儿童大部分时间在学校中度过,对教育教学现象和学校管理现象都非常了解。比如校本教材的开发和应用问题,很多学校相继编排了各色各样的本校教材,但是广大师生家长却很担忧本校教材的质量。对于儿童来说,他们更是自始至终都身处其中,耳闻目见各方面的言论。因此,可以将此作为所研究问题。而且对于采用何种研究方法,从哪些渠道可获得相关信息等,有更为全面的把握。在研究过程中,也知道如何应对所碰到的困难和挫折。另外,儿童在校生活的长期性也为其及时地跟进所研究问题提供了便利,从而更为全面地控制教育研究沿着正确方向进行。

篇（7）

1.引教育“回家”。陶行知指出：“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他认为教育不仅改造社会生活，也改造个人生活。让教育关注人的生命状态，使受教育者幸福地生活并追求更为美好的幸福生活，这应是教育的精神家园。

2.使农村学生过充实的、自我的生活。其一，过具有乡土气息、农民习性的农村生活。其二，过承认差异、肯定发展的个人生活。这种生活是“因材施教”的生活。通过“因材施教”，为农村学生营造一个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和成为一个普通平民并存的和谐发展的教育环境，使农村学生的学习生活具有“具体个人”的适应性。其三，过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学习生活，使学生学习的过程成为学生个人的生理性生活问题、家庭生活问题和社会生活问题等得到解决的过程，使学生学习的过程成为学生个人的人生理想和就业愿望逐步实现的过程，使学生学习的过程成为一个学生个人的不断丰收的、富有成就感的过程。

3.培养农村学生的生活能力，为未来的工作和社会生活作准备。这不仅是当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应该担负的使命，也是世界基础教育的发展趋势。

（二）“知识至上”的一元化的教育价值观的问题

1.应试的教育。“知识观”在教育价值观中的霸权地位，使知识成为学校教育的目的和学校教学的中心，人和人的生活被边缘化。其一，知识成为学校教育的终极目的。对于知识的极端追求，在学校教育中通过无限放大的知识广度和知识深度予以落实，并直接导致了农村中小学的教学内容起点高、难度大、数量多；对于知识的极端追求，使当前的教育分流呈现出严重的负面效应，“教育分流导致过度激烈的教育竞争或学生的自暴自弃”。其二，学习即生活。知识的目的性，使学习被赋予生活意义的目的性，“学习是为了学习”是“应试教育”情结的一种理论阐释。其三，读书=上大学=找好工作=留在城市。这是农民供孩子上学的主要目的，也是农村教育的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广泛认同的价值取向。但是，13亿人口9亿在农村和在劳动力结构中第一产业占三大产业50％的基本国情表明，农村学生离开农村都进城的理想追求在一定时期内是极不现实的。所以，单纯地“跳出农门”的农村教育价值观是狭隘的。

2.虚化的生活。受“知识至上”的教育价值观的驱使，我国的农村基础教育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两种异常的现象。一是农村教育的孤独现象。二是农村教育的崇洋（城市学校）现象。农村学校在教具选择、实践场所建设等方面忽视了农村特有的、丰富的教学资源，诸如农作物、林特产品、校田、学生家庭的农田山林等。脱离“农村真实的教育环境”和“离农教育”的价值取向，使得农村教育成为“虚假的教育”，并使得农村学生的学习生活成为“虚化的生活”。首先，农村学生的“虚化的生活”表现为虚假的、无生命力的生活。其次，农村学生的“虚化的生活”表现为神化的精神生活。最后，农村学生的“虚化的生活”是一种缺乏职业意识和职业准备的生活。

（三）生活观的基本内容

1.确立生活归属观。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适应当下的和未来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在当前的基础教育中，学生对于个人的归属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他们认为升入高一级学校特别是上大学是教育的归属。错误的归属观使学生心中只有知识，没有生活；只有学习，没有工作。教育的归属不是升入高一级学校，而是生活，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因此，引导学生确立生活归属观是他们形成科学的教育观和健康的人生观的基础，是基础教育把握正确的教育方向的基础。

2.确立职业生活观。一是差异性的职业生活观，二是职业规划意识。差异性的职业生活观和职业规划意识的确立，有利于帮助农村学生确立正确的知识观，理性地对待教育分流，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生活。

3.确立生活幸福观。社会分工导致个人生活的差异性，精神追求获致个人生活的同质性。帮助农村学生确立生活幸福观，既是个人生活的需要，也是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生活幸福观包括物质生活的丰富性、精神生活的充实性、社会生活的公益性等方面。

二、培育第二种选择

在传统的农村基础教育中，学生的选择是惟一的，即接受应试取向的教育。这是“知识至上”的教育价值观的产物。农村学生的多样性发展需求需要基础教育为他们提供“第二种选择”。农村基础教育价值观中生活观的确立和农村教育服务“三农”的国家政策，赋予了“第二种选择”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一）第二种选择的基本内容

1.价值取向。突破传统基础教育升学取向惟一性的束缚，把就业作为明确的价值取向，使农村基础教育担负起全面的基础教育功能，即“农村普通中小学必须处理好学生为升学和就业打好双重基础的关系，提倡学用结合，全面发展”。

2.文化追求。农村基础教育不仅要传承现代工业文明中的科学技术，还要传承和改造传统农业文明中的乡土文化，使其得到现代化发展。传统农业文明中的乡土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小农文化、科举文化等。在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下，对于科举文化、小农文化的改造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其一，根深蒂固的科举文化使农民鄙视农业生产劳动，鄙视职业技术教育。这使得很多农村学生家长宁愿多交钱让学生读普通高中，甚至是离开学校也不愿接受职业教育；这使得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种田只能沿袭传统技术，打工只能从事简单的手工劳动，特别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重体力劳动。其二，渊源流长的小农文化使当前的农村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现象。这就是，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但是，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大多不愿放弃土地，不愿净身成为“非农民”，存在着浓厚的“恋土（地）情结”。“离农不离土（地）”的固化的民工潮现象，阻碍了农村城镇化和国家城市化的发展。因此，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和在农村培育“离土文化”是大势所趋。农村基础教育应当挑起改造落后文化的大旗。事实上，改造落后文化的过程也是改造教育自身的过程。

3.服务对象。在农村特别是贫困的山区，基、职、成三教中基础教育一枝独秀的情况非常普遍。此外，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成熟，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还极不完善，特别是由于改革造成一部分科技和文化部门退出了农村市场，使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科技、文化的贫困现象。这就需要基础教育不仅要发挥教育中心的作用，还要利用自身独特的人才、设施等资源优势发挥科技中心的作用，发挥文化中心的作用。因此，农村基础教育的服务对象不仅是学生，还要扩展到学生家长及其广大的农民朋友。

4.课程内容。农村基础教育目标的扩展，需要课程内容得到相应扩展，需要引入职业技术教育内容。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是一个有益的借鉴，“发达国家在其普通教育的内容中，基本都在引入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习的职业教育因素。尽管这些课程的名字不一定标明是‘职业’或‘技术’，但是设立这些课程的根本目的在于体现职业教育因素应该成为普通教育的内容这一重要思想”。这就要求农村基础教育调整课程结构，在原有的、单一性的学术类课程结构中，引入农业科技和职业技术类课程。

（二）培育第二种选择的基本措施

1.拓宽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精神空间。在我国，二元社会结构使城乡差距持续扩张，其中教育方面的差距更是突出。但是当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宏观层面忽视了城乡教育差距的客观性、显著性、复杂性，出台的政策具有严重的城市倾向性缺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现有的国家课程标准缺乏弹性，对城市而言可能是低标准，对农村而言则成为高标准。由于现有的国家课程标准对农村教育要求过高，致使农村学校疲于奔命。因此，当前的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需要国家课程标准符合农村教育的实际发展水平，从而拓宽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精神空间。

2.调整农村学校教师结构。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使农村学校教师结构严重失衡，即所谓的“主科教师”偏多，“副科教师”缺乏，农业科技和职业技术类教师几乎没有。因此，当前急需调整农村中小学校现有的教师结构，配齐、配足学术类课程的专业教师，引进农业科技和职业技术类课程的专业教师。

3.建设农业科技实践基地。在欠发达的农业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联结学校与社会、学习与生活的作为农业文明之表征的中介是农业科技实践基地。农业科技实践基地建设为农村学生提供了实践场所，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其职业意识、科技意识、创新意识，有利于帮“科技下乡”找“婆家”，发挥科技示范的作用。

篇（8）

台湾基础教育既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又实行严格规范的管理模式，既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又借鉴西方先进的办学理念，呈现出值得我们借鉴的四大亮点。

第一个亮点：台湾学校环境宜人，人文气息浓郁。

首先，校舍设计彰显人性，能反映学校办学历史和办学特色。除了教学区、办公区、运动区，各校还设有学生实践区，让学生在课余时间饲养花鸟，亲近大自然。校内花草名目繁多，生态池、循环水带设计精妙。校长介绍说，在建筑规划过程中，先由校方提出设计理念和元素，再让建筑设计师将理念融入设计方案中，从而使学校建筑充分体现学校的历史、当地人文特点和学校办学特色。

其次，校园管理注重细节，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给人整洁、规范、文明、美丽的感受。学校在教学楼的活动室设置了“心声信箱”，给师生提供“讲悄悄话”的平台；教学区走廊的地面由各种不同形状的地板砖铺成，有助于学生认识几何图形；操场一角摆放着用不同的花岗岩做成的小石墩，既是休憩之所，也是学生认识不同花岗岩的学习之所。

再次，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校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台北市教育大学附属小学校园的显眼位置，展示着由学生书写的《送元二使安西》《闺怨》《虞美人》等书法佳作。据了解，受访各校均成立有学生书画社团，并有专门教师辅导。受传统文化教育影响，学生接待客人时均热情大方地鞠躬致意，毫不造作应付。

最后，安全教育直接易懂。安全警示标语遍布校园，就连教室的楼梯间都被用作宣传阵地，如“骑车不戴安全帽，阴曹地府去报到”“喝得醉醉，撞得碎碎”“飞车逞快，祸在眼前”等安全警示标语，简单易懂，令人印象深刻。学校开辟有安全教育专栏，在专栏的显眼位置写有学生的安全誓言。为了保障学生安全，学生课桌椅的边角被设计成软质材料的钝角，校园内可能引发撞伤事故的地方，也都包上了安全的木质材料。

第二个亮点：台湾学校办学理念鲜明，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办学特色。

南投县中峰小学的郭木山校长介绍说，该校以“四品”（品格、品味、品质、品牌）教育作为学校的育人理念，通过“春寻桃花、夏赏艺术、秋品阅读、冬探平埔”的校本课程打造学校办学特色。该校成立了多种学生社团组织，让学生尽情地张扬个性，健康成长。我们到达学校时已是放假时间，却能欣赏到学生家长表演的非洲鼓，以及师生表演的芭拉舞，场面热烈、和谐。

花莲县高级中学位于台湾东岸，面向浩瀚的太平洋，学校设施完善，功能室齐全。面向太平洋的美仑运动场，被该校校长称为全世界最好的运动场。学校“以天下为己任，唯诗书敦其仁”，以师生为本，力图培养具有本土个性与国际视野的学生。该校学生社团众多，有服务性、学术性、学艺性、体育性各方面社团27个，社团活动丰富。

台北市教育大学附属小学是一所社区资源丰富的学校，附近就是“总统府”“中央部委”办公区和金融街，是一所历史悠久、有良好办学声誉的学校。该校以“人文、创新、卓越”为办学理念，以“极致附小，优质永续”为办学目标，激励教师持续精进，鼓励学生自主发展，创新超越。该校建有全球资讯网，网站内容丰富。

第三个亮点：台湾学校师资雄厚，教师素质普遍很高。

台湾各校选聘校长、教师的程序很严格，教师的学历、素质都比较高。南投县中峰国民小学校长拥有博士学位，另两所学校校长拥有硕士学位。选聘校长时，全体教职员工、家长委员共同参与，校长需考试过关方能走马上任。台北市教育大学附属小学有136名教师，拥有硕士学位以上教师71人，其他两所受访学校拥有硕士学位的教师所占比例与该校大致相当。台湾教师的工作量比较繁重，但由于管理民主，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平台很多，因此积极性很高，水平也很高，教师思路清晰且富有激情。

第四个亮点：台湾学校重视发挥家长作用，家校联系紧密。

台湾所有学校都成立有家长会，并专门设立有家庭教育办公室、家长会办公室及志工联谊活动室。家长会监督教学，参与校务管理。据了解，南投县中峰国民小学的家长义工有53人，他们经常为学校建设出谋划策。花莲县高级中学家长会由41名家长组成，机构健全，制定有组织章程。台北市教育大学附属小学地处政府机关和金融机构中心，社区资源丰富，学校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帮助自己发展优质教育。

对我们的启发

如上文所述，台湾中小学人文气息浓郁，办学特色鲜明，师资雄厚，家校联系紧密，我们应积极借鉴，以实际行动描绘更美的教育蓝图。

首先，体现人文精神，构建人文校园。台湾教育的一个可贵之处，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应从学校的规划布局和建筑设计入手，充分融入地方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广泛征求师生和社区民众的意见，让学校设计既符合建筑规范，又别具人文特色，使校园发挥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笔者曾访问山东省昌乐二中、南宁市滨湖路小学和桂林市龙胜县初级中学等学校，这些学校的校园规划设计合理，内涵丰富，令人印象深刻。

其次，提炼鲜明的办学理念，办出学校特色。在我们考察的台湾学校，无论学校办学规模大小，都很注重提炼和提升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苏霍姆林斯基说：“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的领导。”显然，这里所谓的“教育思想”就是办学理念，所谓的“领导”就是用办学理念统领学校各方面的工作，从而建设特色学校。“一校一品牌，校校有特色”应成为我们教育者的追求。凭祥市白云镇竹山小学是我市的一所村办小学，在特色学校创建活动中，该校紧紧围绕“竹文化”主题，通过“在学科教学中融入竹文化、德育教育中渗透竹精神、环境建设中体现竹之韵、学生发展中彰显竹本色”打造竹文化，目前，该校已形成《可爱的竹子》《奇妙的竹编》《有趣的竹刻》三套系统的校本课程。学校还推出“赏竹”“写竹”等十项系列活动，开展社团活动，举办“竹娃”艺术节，以此构建“竹韵灵动”的校园。

再次，我们应借鉴台湾学校对教师进行民主管理的模式，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严格规范教师从教行为的同时，给教师更多的人文关怀，从而激发教师的自主创造性，使教师得到富有个性的发展。凭祥市高级中学在底子薄弱、优质生源缺乏的不利条件下，这几年不但高考质量年年攀升，而且学生的综合素养也有口皆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校通过民主管理，给予教师充分的人文关怀，通过举行师德颂、困难教师关爱行动、树立教师先进典型、举办丰富多彩的教师文化活动等方式，让每一位教师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关怀。近年来，该校共培养中学高级教师60多名，没有一名教师要求调走，这是以情留人的一个典范。

同时，我们应该提供给教师更多专业化发展的平台，让教师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近年来，我市积极实施“国培计划”“区培计划”，实行“专家引领和校本培训相结合”的教师培养制度，做到“每月一训”“每训一专家”，使教师培训规模化、规范化、常态化。我市建立了特级教师“晨曦”工作坊和名校长工作室，充分发挥骨干教师的示范作用。

最后，加强家校合作，大力争取社会和家长的支持。现代教育必须充分发挥学校、社会和家庭三位一体的作用。而如何争取社会和家长支持，是当前我们学校管理的一块短板。

篇（9）

长期以来，我国和一些音乐教育发展迅速并对国际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如德国、匈牙利、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在音乐教育价值观上存在着一些差异。

德国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首先关注的是音乐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巨大作用。卡尔·奥尔夫曾说过：“音乐教育是人的教育，对于一切，我最终关注的不是音乐的，而是精神的探讨。”他认为音乐是人类思想感情最自然的表达，每个人都具有潜在的音乐本能，因此音乐教育应该面向所有的人。

匈牙利著名的音乐教育家柯达伊所创建的音乐教育体系，其教育理念突出的一点就是“让音乐属于每个人”“音乐将伴随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他多次指出：“音乐是人的教育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修养，教育就不完整，离开了音乐就谈不上是个全面发展的人。”他认为音乐和人的生命本体有着密切关系，是人精神生活的需要，是每天生活的有机部分，没有音乐就没有完美的人生。

在对音乐教育本质的认识上，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论述：“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这种表述不仅反映了一个教育家特有的洞察力和使命感，更是揭示了普通音乐教育的本质，阐明了普通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

日本音乐教育家铃木镇一的音乐教育思想最具人本主义的色彩。他表达这样的理念：“教音乐不是我的主要目的，我想造就良好的公民。”“如果让一个儿童从出生之日起就听美好的音乐，并自己学着演奏，就可以培养他的敏感、遵守纪律和忍耐等性格，使他获得一颗美丽的心。”

上述这些国家，虽然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都不尽相同，但对音乐教育价值观的认识上却比较一致，都明确提出音乐教育的价值在于“人的发展”“音乐应该属于每个人”。然而，长期以来，学科中心主义的指导思想影响着我国的普通音乐教育，造成了普通音乐教育的专业化倾向。即过于注重知识技能的传授，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发展与需要。音乐教育的重点放在以识谱为中心的技术操练上，音乐对于一些学生来讲成了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造成了一些学生喜爱音乐，但害怕上音乐课的不正常现象。在对我国基础教育现状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对国际课程改革趋势进行深入比较，对未来人才需求进行认真分析后，国家教育部启动了新一轮课程改革，本次课程改革在教育部制定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首先确立了课程改革的核心目标即课程功能的转变：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的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即从单纯注重传授知识转变为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生存、学会做人，打破传统的基于精英主义思想和升学取向的过于狭窄的课程定位，而关注学生“全人”的发展。

二、认识与思考。

笔者有幸参加国家级音乐骨干教师培训班的学习，在转变观念，吸收本学科最前沿的信息、学习新的国家音乐课程标准、接受新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的同时，再来重新审视我国的普通音乐教育，体会更深，对传统音乐教育的弊端也有了以下新的认识。

1.教学模式。

多年来，我国的普通音乐教育过于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一些音乐课只能与极少数音乐尖子产生共鸣，大部分学生对音乐课越来越感到恐惧。唱歌教学几乎是一个模式：练声——节奏训练——视唱（识谱）——唱歌。这样安排，没有给学生持久的审美体验，没有给他们带来愉悦感，音乐教育的目的也就不可能达到。音乐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中明确指出：“通过教学及各种生动的音乐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爱好音乐的情趣，发展音乐感受与鉴赏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提高音乐文化素养，丰富情感体验，陶冶高尚情操。”这些目标要通过精心设计，把孩子们对音乐的一种理解，把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性发展起来。音乐教育的重点不能再放在技术操作上，而要放在艺术表现上，要特别强调音乐教育中的音乐性。

奥尔夫讲过：“每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音乐的种子。”音乐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让每一颗种子发芽。中小学音乐教育是大众教育，不是为学生提供未来从事某门专业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而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生存、学会做人。我们的培养目标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具有音乐审美能力的普通公民，因此，中小学音乐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美国与中国在音乐教育的价值取向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美国“要求孩子能当众自信地歌唱”，着眼人的发展，其音乐的作用远远大于音乐知识传授的本身。通过音乐教育培养人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培养人的健康心理。在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

要经常给学生表演和表现的机会，唱得好、唱得不好是一回事，敢不敢唱是另外一回事，培养孩子敢于当众歌唱，是培养他的一种自信心，一种做人的勇气，一种对生活的乐观态度。通过音乐教育的手段，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人格教育，这样的音乐教育可达到的效果要远远大于单纯掌握咬字、吐字等歌唱技巧。

2.音乐基础知识教学。

一些传统的音乐教学法违背了音乐的本质。比如，学音程，教师让学生把要领背得滚瓜烂熟，但在琴上却并不能听出和声、旋律音程，这说明学生形成的音程概念只是数学概念不是音乐概念，这也说明只记概念是不行的，是没有价值的。再如，学习3/4拍的含义，学生从概念上会回答，但仅是简单记忆，与音乐没有关系，这在认知过程中属最低的简单记忆。按新课程的理念，如果换一种教学方法：即通过听音响来判断曲子中哪一首是三拍子（通过强弱来判断），同样，还可以放几段音乐，让学生来思考哪一首曲子不能作为队列行进的音乐，学生一定会通过身体感觉来正确地指出哪些是三拍子乐曲。这样把音响与概念结合起来，既发展了学生的听辨能力，又使学生真正理解了其中的含义，这样的教学符合音乐的认知规律和教育规律，同时，又能调动全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遵循听觉艺术的感知规律，突出音乐学科的特点”“音乐是听觉艺术，听觉体验是音乐的基础，发展学生的音乐听觉贯穿于音乐教育的全部活动中。”因此，必须强调，概念必须与音响结合，离开了音响就没有意义了。

3.识谱教学。

长期以来，中小学音乐教育一直以识谱作为重点，但大部分学生的识谱问题仍没有解决。笔者从事中学音乐教学10年，在识谱教学中可说用尽了脑筋。记得1980年，无锡市首次五线谱教学试点就是在笔者所任教的班级进行的。在一段时间内，学生的识谱能力也有所体现，但实际真正的价值却不大。在笔者执教的锡师“弘毅”

艺校手风琴班，一些小学员的家长曾是笔者当时的得意学生，后来他们又进入了大学，具备了较高的学历层次。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连最简单的乐谱也认不得了。据他们讲，平时他们喜欢唱歌，但没有一首是通过识谱（认谱）学会的，而是听会的。笔者所在师范学校每年都举行音乐面试，这些考生都是来自无锡地区较优秀的初中毕业生，但真正识谱的廖廖无几，有的学生连《国歌》都唱不完整。这说明九年的识谱教学非但没有解决学生的识谱问题，而是让大多数学生离音乐越来越远了。笔者曾对刚入学的新生进行如下提问和测试：①问：除了初中教材上的歌曲，你是否还能唱出另外10首歌曲？在这10首歌曲中，有多少是你通过识谱来学会的？回答：全是通过听而学会的，不是通过识谱学会的。②在两个平行班中，选择同一首歌曲，甲班通过识谱来学习、熟悉，乙班是反复播放音响，通过听来熟悉，30分钟后两个班学生全学会了。但两周后，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通过识谱学会的甲班已基本全忘，而通过听唱学会的乙班却还能唱出而且较熟悉。上述两点说明：音响的记忆比识谱的记忆效果要好些。

那么，识谱教学还需不需要呢？回答是肯定的，问题在于：第一，必须给识谱教学重新定位。长期以来，大家都以识谱能力来衡量音乐教育的质量，这是错误的。

识谱不是中小学学生学习音乐的唯一标准，只是技能领域中的一种能力（如乐器学习中掌握乐谱是必须的）。第二，如何进行识谱教学。国外先进的音乐教育理论认为：识谱是在音乐实践活动中不知不觉中学会的，就如刚出生的小孩先会喊“妈妈”，到后来再来认识“妈妈”二字一样。先说后认，先唱后认，道理是一样的。国家音乐课程标准在阐述识谱教学时明确指出：“在音乐听觉感知基础上识读乐谱，在音乐表现活动中运用乐谱。”识谱教学可分五个过程：①唱名模唱；②唱名背唱（条件反射）；③认识唱名；④按节奏因素读谱；⑤识谱视唱。在识谱教学中强调趣味性，要激发学生兴趣，切忌走入技术操练的误区。

4.音乐欣赏教学。

音乐欣赏教学是中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要内容，了解、欣赏中外优秀的音乐作品对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以及对音乐的感悟力是十分必要的。但传统的欣赏教学法脱离了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整堂课都是教师讲，教师放音乐，学生只是听众而已。

欣赏课的一言堂，一定程度上抹煞了学生创造力和探究音乐的兴趣。音乐课程标准提出：“以音乐为本，从音响出发，以听赏为主。应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体验，引发想象和联想。”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和抒发感情的艺术。音乐的欣赏过程就是感情的投入与体验的过程，它既包括欣赏者对于音乐内涵的感情进行体验的过程，也包括欣赏者自己的感情和音乐中表现的感情相互交融发生共鸣的过程。

“奥尔夫教学法”把学生亲身实践，主动学习音乐作为一个教学基本原则，奥尔夫认为“元素性”音乐教育是一种人们必须自己参与的音乐教学，学生不是作为听众，而是作为表演者、演奏者去参与“元素性”

音乐教育。从视听演奏入手，让学生聆听音乐、引导学生通过身体运动及演奏简单易学的乐器去接触音乐的各个要素。由于身体的表现使音乐要素成为可以看得见的身体活动，这些音乐要素的作用就先后或轮流地显现出来了。这样人体就变成一个能理解音乐的要求、解释音乐的部分和整体的一种乐器。通过“人体乐器”展示音乐要素，又通过学习者的内心听觉和动觉的反馈表现出音乐的艺术性质。“元素性”

音乐教育，即把动作、舞蹈、演奏、语言融合在一起，使学习产生各种体验，这种体验接近生活，十分自然，能被每个学习者体会与理解。在中小学音乐欣赏教学中，采用“元素性”音乐教学法，能使所有的学生（包括那些嗓音条件差，音乐基础差或对音乐没有兴趣的学生）都可以亲身实践音乐，主动地参与到音乐活动中来，并在活动中体验音乐的美，从而有效地提高学生音乐素质，达到健全和发展全体学生审美心理结构的目的。

5.学科综合。

传统的音乐教育强调“学科本位”，与横向学科联系甚少。新的课程标准把“提倡学科综合”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理念。

音乐教学的综合包括：音乐教学不同领域之间的综合；音乐与舞蹈、戏剧、影视、美术等姊妹艺术的综合；音乐与艺术之外的其他学科的综合。新的音乐教材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十分强调这一点，以音乐为教学主线，通过具体的音乐材料构建起与其他艺术门类及其他学科的联系（如听乐、吟诗、赏画等）。

在音乐教育中提倡学科综合，能有效地让学生处于多元、综合的思维中，更直观地理解音乐的意义及其在人类艺术活动中的价值。

篇（10）

近年来，中央对于“三农”问题非常关注，切实保障了农民利益，维护了农民权益，农业发展了，农村富裕了。但是相对来说，政府对于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关注始终不够。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不少学校特别是小学成了“穷光蛋”，成为慈善机构和富人的重点帮扶对象，但慈善机构和一小部分有爱心的富人的能力太有限，他们挑不起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基础教育的重担。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好的政绩，不惜重金集中有限教育资源，大力发展所谓的“示范学校”，上面检查皆带到这些地方，殊不知很多乡村小学多么盼望领导的到来，帮助他们解决诸如校舍不足，课桌破旧等问题。很多城镇学校教育资源闲置（如校舍、教学仪器），而农村小学连最起码的教学设备都没有（如录音机，电子琴），仍旧是一支粉笔、一本书。可怜的农村孩子呀，你们何时才能享受均衡的教育资源？

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究竟要多少，以平均每位农民100元计算：一般小学学区人口2000人左右，那么就是20万，在学校现有的设施基础上每校再加20万元投入，完全可以将平均200人左右的农村小学建设好，就足够将当地学校建成现代化的育人基地，这只相当于以前一年的人均农业税的一半，政府有能力减免农业税，发放各种农业补贴，相信也有能力彻底改变农村基础教育现状。我时常想，如果我们学校有十万元，我就能够把所有问题都解决。然而，现实中，一所一两百人左右的小学，一年的资金还不到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每生/每期70元），学校领导不得不掰着手指头过日子。往往为了几百元钱的事，到处求人，却得不到有力支持。

农民收入提高了，现在的家庭读不起书的很少，况且国家又出台了免除学杂费的政策，所有的孩子都能完成义务教育。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孩子们所受的教育是无法和城里的孩子比，他们受的是过时的教育，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他们成为连电脑是什么都不知道的“现代文盲”。“科教兴国”、“人人平等”，我们应当从这样的角度再来认识农村基础教育。

二、师资紧缺、工资较低。

说教师紧缺并不是说真的缺很多教师，而是说缺少高素质的专业化的教师，教师队伍始终保持着动态平衡。但是现在不少农村教师是只经过简单培训的民办教师转正的，这批人中有不少知识结构老化、知识贫乏，甚至是不适应教学工作的人存在。还有部分教师不安心本职工作，全心扑在第二职业上。最令人担心的是有一些教师师德有问题，他们混在教师队伍中，对教育有着相当危险。因此应当建立完备的教师聘用制度和相应的管理制度，尤其是试用制和辞退制。确保教师队伍的纯洁性和专业化。

工资较低也是导致教师紧缺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村本来就是较为贫困的地区，很难留住人才，工资低就更难留住人才，往往同一地区城镇教师工资就高于农村，美其名曰“地方差”，谁又不想往城里钻呢？农村教师凡是有本事、有关系的都进了城。有报道说；某地近来出台农村教师工资比城镇高的政策，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合理的。有助于改变教师的不正常流动，确保农村地区教育教学质量。

教育振兴的关键在教师，培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至关重要的，经济措施是有力的杠杆，可以平衡城乡师资力量差距。

三、农村家庭教育和留守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