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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这些对于贫富差距现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响的因素(参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目前,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比如,税务专家的研究显示: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倒算,企业有3000-4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各种公益事业的乱收费、权力寻租等现象,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大量的灰色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人数少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现在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一般为0.46左右。如果再将灰色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当在0.5以上。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的那样,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则基尼系数又会加大,在原来0.4-0.5之间又升高0.1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调查也显示,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第二,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来说,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对于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的需求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购买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着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在住房等固定资产方面的优势,虽然也意味着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时更意味着其资产收益的增加和资产变现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当中,居民之间如果在资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么,对于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公正态势将起着一种明显的维持和加重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相比,中国居民在资产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根据经济学家赵人伟和李实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如果我们再将2002-2005年房价急剧上涨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更加严重。
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来说,它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东欧、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从前苏联时期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俄罗斯在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但是,这些贫困者在基本生活资料、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不至于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从而也保证了这些贫困者不至于变成激烈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外汇储备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现在只有15%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没有社会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购买不起起码的住房。“就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应对风险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会对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所以,对于大批的贫困者来说,其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进一步看,这就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难以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难以达到;更有甚者,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程度难以明显提高,社会团结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会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严重降低。显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就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渡过改革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第四,成因当中不公正成分过多。客观地讲,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是两个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历史原因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比如,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而“朝阳”产业领域当中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阳”产业领域中人们的收入水平。再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除了少量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投资渠道的增多,居民的财产收入如股票、房产等方面的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而且其具体的分布也越来越趋于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同历史原因相比,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后一类原因即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是覆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这里所说的非正常的因素中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在努力的起点、机会和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问题,比如,正常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身份制,行业垄断摘要: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在判断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现象时,固然不能简单运用某个指标如基尼系数的具体状况来得出整体性的评估。比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将购买力的参数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被夸大了。不能否认,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前述参数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缓解贫富差距的参数,即:同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相比,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人群之间和地区之间隔离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于同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的承受力相对来说比较强。
问题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这些对于贫富差距现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响的因素(参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目前,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比如,税务专家的研究显示: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倒算,企业有3000-4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各种公益事业的乱收费、权力寻租等现象,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大量的灰色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人数少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现在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一般为0.46左右。如果再将灰色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当在0.5以上。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的那样,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则基尼系数又会加大,在原来0.4-0.5之间又升高0.1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调查也显示,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第二,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来说,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对于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的需求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购买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着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在住房等固定资产方面的优势,虽然也意味着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时更意味着其资产收益的增加和资产变现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当中,居民之间如果在资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么,对于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公正态势将起着一种明显的维持和加重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相比,中国居民在资产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根据经济学家赵人伟和李实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如果我们再将2002-2005年房价急剧上涨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更加严重。
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来说,它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东欧、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从前苏联时期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俄罗斯在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但是,这些贫困者在基本生活资料、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不至于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从而也保证了这些贫困者不至于变成激烈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外汇储备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现在只有15%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没有社会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购买不起起码的住房。“就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应对风险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会对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所以,对于大批的贫困者来说,其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进一步看,这就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难以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难以达到;更有甚者,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程度难以明显提高,社会团结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会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严重降低。显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就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渡过改革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第四,成因当中不公正成分过多。客观地讲,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是两个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历史原因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比如,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而“朝阳”产业领域当中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阳”产业领域中人们的收入水平。再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除了少量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投资渠道的增多,居民的财产收入如股票、房产等方面的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而且其具体的分布也越来越趋于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同历史原因相比,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后一类原因即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是覆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这里所说的非正常的因素中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在努力的起点、机会和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问题,比如,正常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身份制,行业垄断,同工不同酬,权力寻租,国有资产向个人一方的流失,公权不恰当的扩张,等等。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正,必然会造成结果的不公正,导致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由此可见,民众之所以对贫富差距过大现象十分不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如今过大的贫富差距主要地并不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更多地是由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因而往往缺乏基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所以,民众对于贫富差距过大现象的接受度和容忍度较小。
Gap of wealth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Its Countermeasure
LI Junheng
(Donggu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Dongguan, Guangdong 523808)
Abstract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that gap between university students also increasingly prominent.College students' inequality is not only an economic problem, it also related to a series of real and pressing issues such as college students' life values, mental health, moral character and so on. So to deal with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pinpoint its coping measures is extremely meaningful.
Key wordscollege students;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measures
1 大学生贫富差距引发的问题
(1)心理问题。贫富分化使得一部分贫困生存在一定心理障碍。由于贫困大学生在特殊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在承受着“物质贫困”的同时,心理上也笼罩着阴影。他们中的部分人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心理障碍,一旦遭遇一些挫折后,就很容易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心理素质的缺陷就表现出来,如沉郁、压抑、焦虑、自我封闭、心理失衡、对事物过度敏感、心理脆弱、戒备心理很强、不善于与人交往、过于自尊与过于自卑等。当有些外界不利因素与青春期的大学生内在心理矛盾交织在一起并激化时,就很容易导致心理失衡。
(2)价值观问题。功利化的价值观充斥着大学校园,过大的贫富差距必然会造成学生价值观上的差异。特别在校园贫富差距加大的背景下,在校学生思想价值上的差异也在不断加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受到了贫富分层的直接影响。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生活、学习、工作在一个校园内,由不同经济基础所导致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上的差异是正常的,本应有利于学校思想的大融合。然而当某部分学生的消费生活、穿着等生活方式的过于奢华,让其它部分学生对于人生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物质欲望的追求之上。
(3)学校管理问题。贫富差距导致校方对学生的管理面临难题。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已经严重地冲击着校园,对可塑性很强、正在学习知识的学生的价值观、人身观的形成产生着巨大的负面影响,阻隔了学生之间的正常交往和交流,同时也使校方的学生管理工作面临难题。首先是贫困学生和富裕学生之间在思想观念和消费方式上的差距。从大学生自然形成的一些小群体看,虽然是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核心,但大背景还是以经济、家庭环境条件为区分,金钱成为一条鸿沟。虽然绝大多数学生并没有从经济因素上看不起贫困学生,但却喜欢在背后议论他们的衣着打扮、言行举止。更有些素质不高的,觉得自己天生就比贫困学生优越,与贫困学生相处时往往表现出鄙夷的态度。再则,大学生的贫富差距使得铜臭味侵蚀着大学校园的每个角落,表现在大学生中在物质生活条件上的互相攀比带来的种种不良消费行为,如经常请客吃饭,不符合大学生身份的高价服饰、高档汽车消费等等。
2 造成高校贫富分化的原因
2.1 个人原因
先赋因素(家庭背景)、后致因素(个人能力、进取心、对待生活的态度等)社会分层会对大学生生活态度的影响,在贫困大学生身上显得尤其严重,他们都认为高等教育是改变命运、改变自身生活状况的唯一途径。专家经过调研发现,贫困大学生的生活态度主要分为三类,它们分别是消极型、激愤不满型和积极融入社会型。在这三种生活态度的影响下,一些学生由于校园贫富差距过大,一时接受不了而萌发自杀念头;一些学生觉得现实不公平,觉得农村的孩子若是考不上大学,整个家庭就没希望了,整个人生就没出路了;但若能积极面对社会,积极生活,他们就会通过自身不断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使得自身的社会阶层能够得到质的提升。
2.2家庭原因――直接原因
大学生最重要的社会背景来自家庭,在一个尚未有能力独立生活的学生来说家庭所能供给的生活费就是他们在学校的生活来源,所以家庭条件的好坏是造成高校贫富分化现象的直接原因。
2.3 社会原因――根本原因
(1)城乡差距:由于长期分割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城市从农村汲取了几十年的财富,致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首次突破一万元,大学(下转第51页)(上接第22页)的贫富差距现象可以说是城乡贫富差距的缩影,城乡贫富差距缩小,大学校园的贫富差距也必然缩小。
(2)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的教育资源分配明显不公,农村教育经费“三点式”的筹措方式,使农村家庭背上沉重的负担,为了改变他们家庭的命运,他们不得不保证一个子女的就读而牺牲其他子女的前途。
(3)“高等教育产业化”理念:使传统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为主的子女们,在高等教育高收费面前,难以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那样与干部或私营业主的子弟们凭分数公平竞争,弱势群体家庭中的有才华的儿女们只有望校门而叹息。
(4)户籍制度的城乡隔离:户籍制度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农村向城市的向上流动,一些农村家庭为了改变家庭命运,尽力让自己的儿女上大学,摆脱农村的阴影,但是一个大学生学费等于一个农村家庭的年收入,让这样的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3 高校大学生贫富分化问题的解决对策
针对高校贫困生的经济负担问题,要积极完善贫困生资助体系,保障贫困生能够健康成长、成才。高校应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立体混合式的大学生资助体系,采取奖、贷、助、补、减、勤等多种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方式解决贫困大学生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和其他同学一样安心完成学业。如,设立贫困生奖学金等。
其次,针对贫困生心理压力以及心理问题,积极进行心理辅导与疏通,对贫困生的异常情绪与行为给予心理干预,帮助学生确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一方面,引导贫困大学生正确认识贫困,使他们实现科学的自我定位。要引导他们正确分析他(她)们所面对的各种社会压力,正确认识自己,使他们将贫穷作为人生的一笔财富,在磨难中使自己变得更勇敢、坚毅、开朗与成熟。另一方面,开展贫困生的心理辅导。建立贫困大学生健康档案,对有心理障碍的贫困大学生及时进行心理调试和跟踪辅导;选择适合于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通过专题讲座、主题班会、小型讨论会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人生理想教育、心理知识教育、典型案例教育等;拓展多种心理咨询途径,如:个别咨询、团体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等,帮助有心理问题的贫困大学生疏导不良情绪,缓解心理压力。最后,还要发挥学生会、社团的作用,开展互助活动。还可以建立心理健康互助小组等。
最后,针对贫富差距导致的人际交往困难等问题,要构建和谐的校园环境。高校必须加强内涵建设,实施内涵跳跃发展攻略,形成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正确引导学生形成平等待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引导学生的恋爱观、消费观以及消费行为呈健康态势发展,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多挖掘校内勤工助学资源,为贫困生创造良好的校园生活环境。鼓励贫困生与其他同学多交流、多沟通,以让人更能了解贫困生的生活,也让贫困生在此过程中能够得到排除自卑情绪。学校的学生工作管理者更要充满爱心、耐心和关心,利用好“三心”做好贫困生的辅导工作,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构建起和谐的人际关系,营造起平等和谐透明的校园氛围,给予贫困大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谢更兴.论大学生贫富差距的现状及对策[J].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 .
[2]汪冀澧.谈中国贫富差距[J].现代商业,2010(26) .
[3]王正向.对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理性思考[J].华章,2010(24).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然而,贫富差距也随之不断拉大。贫富差距问题似乎从古至今都存在,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今社会却尤为凸显,这一问题也一直是这几年两会的热点话题,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
一、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及体现
谈到贫富差距,不得不提到一个与之相关的重要概念,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如此看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而且还在不断攀升。
关于我国贫富差距的具体体现可谓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考虑,纵向的贫富差距可归纳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消费差距的扩大和所占财产的差距扩大,这其中收入差距的扩大占主导因素,因为主要是收入差距的拉大导致了消费差距和个人所占财产差距的扩大,三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横向的贫富差距可划分为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区域差距。因为横向差距和纵向差距其实是相互交叉和相互交融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每一种横向差距里面都存在纵向差距的现象,而每一种纵向差距又都体现在每一种横向差距里面,所以不能把两者孤立地分开看待,而要相互联系起来分析,又由于横向的差距较为明显,收入差距较容易量化把握,所以在此我们对横向的收入差距作具体分析。
(一)城乡居民的差距扩大
中国社科院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数据显示,1990年以后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9646元。
(二)行业间的差距也在明显加大
由于国家政策的特殊需要和保护,以及法律法规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使得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例如电力、电信、铁路等部门,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和竞争的不公平性,必然决定了其利润的可观性,最终导致了行业间差距的不断扩大。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
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自然条件优越、政策的扶持,使东部大部分地区四通八达,人民生活富裕,并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发展越来越快,而西部地区却与之相反。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2005年,东西部人均GDP各为22200元和8970元。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以上各种贫富差距,均是通过收入差距、消费水平(如教育资源的享有、医疗水平等方面)、财产占有水平(如房产、金融资产等)表现出来,在此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二、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
我国现阶段存在包括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税收制度的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法律责任制度的不健全等问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一些非法、违法经营,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再者,对社会的弱势群体的重视不够,救济不够或者社会保障制度未落到实处,使得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法律责任制度的不健全与不完善使得大量的危险分子得不到相应的惩罚,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不法分子走歪门邪道获取不义之财,促进了不公平现象的产生,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
三、贫富差距可能带来的影响
贫富差距过大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运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还会产生两级分化、仇富现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会影响消费需求,阻碍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会降低低收入者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影响生产力效率的提高。每个人都不甘落后,但并不是每个人选择的进取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当面对更多利益面前,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等不良价值观就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同时,仇富心理也会慢慢滋生,然后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四、经济法能在缩小我国贫富差距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法理基础
(一)经济法的产生背景
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经济实现国家意志所预期目标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由于产生社会化和垄断的形成,引起市场固有的三个缺陷(即市场障碍、市场唯利性、被动型和滞后性)的显露和市场失灵;国家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因而得以出现和发展,并相应地采取三种基本调节方式;为规范和保证国家调节,经济法应运而生。因此,从经济法产生的背景可以看出,经济法的产生是为了维护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其从产生之时起便担负着维护社会和国家利益以及通过各种方式抑制贫富差距的责任。
(二)经济法的价值
经济法的价值是指经济法在客观上所具有的能供人们利用的性能和作用。经济法的秩序、效率和公平就是其价值所在。经济法的价值说明了经济法在社会大众对经济生活方面的秩序、效率与公平的需求下产生并发展壮大的,其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力求保证经济生活的有序进行以及社会个体、团体之间的实质公平,而这些,恰恰正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题中之义。
(三)经济法的功能
“经济法是一种利益和权利的分配书,并且还是一种“再分配书”,对利益和权利的一种再分配便是经济法的功能,所以说经济法是利益和权利的一种再分配法。经济法规范国家调节,让“国家之手“对经济领域的利益资源和权利的原有民商法分配安排,作出适当调整,进行某种再分配。而这种再分配功能,有利于社会总体效率、社会(实质)公平、符合正义要求的秩序、自由等得以实现,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五、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经济法对策
(一)市场规制法
1.完善反垄断法
垄断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或多个企业对于特定市场的独占,而反垄断法便是反对限制竞争、维护自由公平竞争和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正如上文所说,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是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法律法规的不完善,通过完善反垄断法,规制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以及行政垄断行为,保障公平竞争,有利于形成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2.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产品质量法
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许多不正当的竞争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不正当竞争者采取各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商业道德的手段,损害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这也是他们能够一夜暴富并且越来越富的原因。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而且也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发财致富,间接性地拉大了贫富差距,因此,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利于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至于具体的操作,可以通过将法规细化,加大处罚力度等。对于产品质量法,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不合格,销售者销售不合格产品,其实质也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所以应当完善的理由与发不正当竞争法是一样的。
(二)宏观调控法
1.税法
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其主要种类是所得税和遗产税等。通过调节税收来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的无限度扩大。当然,关键的问题是要能够健全合理的税收制度并予以严格执行,如此,就能够有效地控制贫富差距的拉大。
一、遗产税开征的必然性
我国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迅速发展,经济、政治等多方面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渐扩大,财富分配不均衡使得贫富差距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问题的产生加快了政府出台有效措施的步伐,而开征遗产税就是很好的选择,选择开征遗产税来缩小贫富差距,是因为其具备这样的功能,并且能够提高政府的税收收入。国外很多国家征收遗产税的初衷都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进而达到筹集战争经费的目的,例如古埃及和古罗马,他们最初通过征收遗产税来筹集战争经费。随着历史的变迁及社会的发展进步,增加财政收入显然不是遗产税最主要的功能,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对财富进行再次分配。
我国当前急需通过遗产税这个税收手段来解决财富的再次分配,进而控制财富在财富所有者家族中的逐代分布,为营造社会正义打下基础,促进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统一。基于这一点,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开征遗产税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经之路,遗产税的开征具有必然性。
二、我国遗产税的开征呈倒逼之势
通过我国社会的发展可以看出,推动开征遗产税的已不再是战争带来的外部压力,而是日益积聚而成的内在压力,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体会到的财富分配不公带来的压力和不安的心里失衡,这是一种社会内在的危机。这种持续的心理失衡会使人们之间产生隔阂,削减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比较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还会致使社会冲突的发生,其危险性可见一斑。我国近年来成为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虽然开征遗产税不能完全解决我国贫富差距的问题,但是却能缓解这一不公平现象,安抚民心,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这就迫使国家尽早开征遗产税,因此遗产税的开征呈倒逼的势头,这种形势应当尽快被政策制定者所意识到,同时也应意识到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已然成熟,来尽快解决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三、遗产税制设计构思
(一)遗产税的立法模式
从其他国家开征遗产税的模式中可以看出,同时征收赠与税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同时开征赠与税可以避免财富所有人将财产转移逃避税收,打破遗产税的公平性,妨碍遗产税的正收。例如美国开征遗产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而后在1932年开征了赠与税。我国的税制模式也应同大多数国家一样采用统一的立法模式,遗产税与赠与税同时立法。与此同时,也要出台配套的法律制度来保证遗产税的顺利开征。
(二)税制模式选择
遗产税制发展到今天,其税制模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总分遗产税制。总遗产税制,顾名思义,就是对被继承人死亡后留下的财产总额课税的税制。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采用总遗产税制模式,这种税制模式大体上只有起征点而没有扣除和抵免项目,对遗产总额先课税而后进行遗产分配。分遗产税制对继承人取得的遗产份额课税,将被继承人的遗产先分配,然后再对继承人所得的遗产份额课税。日本和德国等国家采用此模式。总分遗产税制先实行总遗产税制,再实行分遗产税制。遗产税的三种税制模式相比,总分遗产税制更好一些,总遗产税制征收简便。对于我国来说,财产登记刚起步,各方面还不健全,因此我国应采用总遗产税制,征收工作较容易进行。
(三)遗产税制的起征点
起征点应该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变化,起征点在不同的阶段可以做出调整。通常在制定起征点时将GDP纳入到主要影响因素中,起征点的制定至关重要,不容小觑。历来的研究没有把起征点当作重点来考虑,笔者认为我国的起征点为了公平起见应该适用于全国范围。遗产税实质上是一种富人税,对那些实质上不算是富人的,不应增加其税收负担。根据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情况来看,北京的一套普通住房的价值为三百万左右,因此将三百万规定为起征点大体上是合适的,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采用此种方法规定起征点,能够保证被继承人家属的基本生活所需,并且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富人的抵触心理。
(四)税率设置
国际上开征遗产税的国家由于本身的经济状况不同,有着各不相同的税率设置,但是这些国家大体上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的税率模式。因此,我国在税率设置上不应标新立异,同其他国家一样,也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笔者认为我国遗产税的税率设置可以套用我国个人所得税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方便公众理解接受,同时也有利于遗产税的快速推广,降低征管部门的征收压力。在税率的具体设置上,应当至少不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税率,以达到缩小贫富差距,平均社会财富的目的。设定为5%到65%之间,共7级,以10%为差率。税率的设定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可以做出适当的改动。
(五)遗产税的征税范围
每个税种的征税范围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问题,必须明确的规定对什么征税。我国学术界对征税范围的争议不是很大,观点比较统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可以根据继承法关于遗产的规定,设置遗产税的征税范围。具体包括:公民的收入、具有所有权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文物、图书资料等,既包括有形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征税对象应当是除去配偶和其他共有人的财产份额后的财产。关于赠与税,有的国家规定被继承人在生前三年内所做的捐赠均属于遗产,除了慈善捐款以外。还有一些国家,例如韩国,以五年作为是否纳入遗产的界限。我国台湾地区以二年作为界限。我国处于开征遗产税的起步阶段,公民的纳税意识薄弱,理应适应较长的年限,仿照韩国的遗产税制,应该将被继承人生前5年内的非公益捐赠的财产确认为遗产。
参考文献: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人人们整体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地现象。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至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到达危险的边缘。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并将在2006年逼近0.47。
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要立市场经济就必须承认以下两点:(1)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必然的,因为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名词就是竞争,而由于人们的能力各不相同,这就必然导致收入差距。(2)市场经济必须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当然我并不是说平均主义的公平,而是一种是机会平等的公平。
引起贫富差距是多方面的因素,但关键是在这种因素存在是否违公平的原则,这才是最主要的。一个人市场经济下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归根结底取决于本人的可替代性的大小。一个人的可替代性越高,收入越低,反之则越高。例如,靠脑力吃饭的微软总裁盖茨无人可替代,收入必然会很高。同理,靠体力吃饭的科比・不莱恩特,也是无人可替代,收入也是很高。他们收入高,大家也是认为公平的,所以他们所到之处才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人们对他们并没有产生仇富心态。
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别:一是区域差距,主要表现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二是城乡差距,也就是城市地区与周边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三是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地区(如同一省区、同一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的 差距。对与前两种类别,其主要是由于某种固态资源有关,如气候、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或后生自然资源交通等。对于第三种类别,其主要由以下三种因素所引起的,第一,占有资产等要素多少不同,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资产等要素带来的非劳动收入可能还会有所增加,这就使可以取得非劳动收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收入差距出现继续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多少不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表现为工资收入的差别是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的一个经济社会现象。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人力资本投资差距造成的收入差别越来越明显。这种差别表现在能不能找到工作以及工资收入多少。第三,体制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
对于前两种类别以及第三种类别的前两种因素所形成的收入差距并不是人们经常谈论的,因为由于地理环境或由于资产要素、人的能力等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大家没话好说,这也是市场经济所提倡的。而现实生活当中人们不能容忍的是体制上的不公平、不公正所引起的贫富差距。这也是这片论文所要讨论的主题,从我国现阶段来看,体制上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给予一些当权者的行政资源造成了大量的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的现象。例如,在维护农地集体所有的名义下,中国的农地不准自由买卖,只能由地方政府低价垄断收购。在这种情况下,为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出台的有关征用农地的改革措施,使一些享有特权的地方官员和享有金融垄断的开发商,可以作权贵之间的交易。农民作为土地的真正主人,则没有得到公正补偿。农地集体所有本来说是保护穷苦农民,结果已经造成四五千万因失地而致贫的农民。这部分为数众多的失地农民,本来应该凭借土地产权,分享至少2万亿元的土地增值,作为重新创业的启动资本,并会因此大大改善中国城乡收入的基尼系数值。可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巨额的土地增值往往落入一些地方政府手中,并造就了一批富得冒油的开发商。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如小煤窑的开采,一些地方官员凭借一些行政资源(如开采许可证颁发等)进而入股或得到一笔不小数目的钱。这些人并不是由于他们有多大的能力,而是由于他们掌握一些行政资源。
第二:我国一些垄断企业凭借其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而获得高额的利润。我国目前的国有大型垄断企业主要在电信部门、石油部门、电力部门、医疗部门、教育部门、金融部门等,有数据显示,这些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他们并不是由于他们的体力或脑力的不可替代性,而是凭着他们所在的企业掌握垄断性的权力和垄断性的地位,进而可以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
第三:我国现阶段应行的一些体制还有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比如税收制度,有的专家指出,税收本身是一种再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但是我国的税收常常是一种反向的调节。比如个人所得税,工薪阶层在城市分配中的收入约占1/3,但其所承担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在45%到75%之间。这说明,工薪阶层和富人的收入差距,由于税收的调节不是在缩小,而是有所扩大 。还比如我国的再分配制度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如国家财政每年花大量的投入大量的钱,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完善。
那么对于上述体制上的不公平现象,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这个公众最为痛恨的成因?
首先,我认为要更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收入差距扩大,不是由于过度市场化,而恰恰相反,是我们的市场化不足,很多交易并不是在自由竞争、公开透明的市场上完成,而是由一些官员暗箱操作,权钱交易。所以说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次,加强法制建设,整治非法收入。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要严惩、整治非法收入。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完善税法,加强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政府改革,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
最后,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参考文献:
[1] 于金富,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是按要素分配[J].经济学家,2005.6.
[2] 权衡,政府权力、收入流动性与收入分配[J].社会科学,2005.5.
一、利益均衡机制缺失的表现
1. 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社会利益分配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阶层之间出现分化。从城乡收入看,1980年城乡收入差距为1:1.89,1990年扩大到1:2.5,而到2004年城乡差距扩大到1:3.2,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教育补贴、养老保障、基础设施、最低生活费救济等因素综合考虑进去,城乡差距远不止3倍,有人估计为6.倍。从地区差距看,尽管我国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东中、西部差距仍呈扩大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报道,2003年西部12个省市区,面积占全国的比重为71.5%,人口占全国比重28.6%,而GDP却只占全国的19.6%,东部11个省市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1.91倍和2.38倍。从居民收入看,2003年中国最富与最穷人群收入比例为9.1:1,到2004年其比例为9.5:1,体现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公认的国际警戒线,并且还在继续扩大。
2. 分配不公矛盾凸显
应当承认,伴随着经济转轨而发生的财富与收入不平衡和社会的贫富差异包含着合理的成份,但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目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已超出了合理的范围,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消极因素和不良后果。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幅度过大。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标准,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0.3-0.4之间为收入差距合理,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目前我国为0.445,已超过临界水平,这将使改革发展的稳定环境受到威胁。收入和财富差异的形成相当部分不是依靠合法收入,而是依靠非法所得或者变相非法所得。如一些人造假、售假、贩假坑害消费者;一些走私贩私逃避关税,获取非法所得;房地产商炒卖地皮,垄断行业靠垄断资源暴利,部分党政官员贪污受贿进行权钱交易等。国有资产流失与非法私有化,使一部分人获得暴利,而大多数人受损。一些人利用职权侵吞国有资产牟取暴利,或"设租"获得"寻租"收入,成为暴富阶层。
3. 新的弱势群体产生
在经济转轨进程中,不同社会群体在分享收益和承受转轨损失中的地位不同,处境不同,经济主体逐渐分化成强势和弱势两大社会群体,二者在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有钱有势的强势群体可动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影响公共舆论,甚至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包括下岗工人、进城的农民工、失业者、城乡贫困者、残疾人、较早退休人员及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成为现有的弱势群体。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不完全统计其数量约有0.8亿-1亿人,尽管人数众多,但掌握的资源很少,其声音很难在社会上发出来,他们处于社会生活最底层,经济上贫困,生活质量低,承受能力差,少数人实际上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也未解决。
二、利益均衡机制缺失的原因分析
导致利益均衡机制缺失的原因十分复杂,大体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即市场和政府。
1. 市场化改革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具有拉开贫富差距的本能。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来看,市场经济按效率分配的原则是我国利益失衡的基本原因。目前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按贡献大小分配,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此,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和不同个人之间,由于占有生产要素的情况不一样、自然条件和竞争环境的差别与个人天赋的差异,竞争的结果在非完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使得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扩大就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
从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正处于贫富差距拉大阶段。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GNP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是一条倒U型曲线,在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中,贫富差距不明显。而在人均GNP达到500-1000美元时,贫富差距迅速上升,只有进入中等发展水平后,贫富差距才会随着人均GNP的提高而下降。这是因为在一个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初期,为了加速经济的发展必须贯彻效率优先的原则,这就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基尼系数上升,而当这个国家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后,由于经济基础相对比较雄厚,可以拿出较多的财力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这样就可以相对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我国目前大约GNP恰好处于500-1000美元这个阶段,因此贫富差距的拉大是现阶段难以避免的现象。
2. 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的影响
制度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原有的许多制度已难以有效调节新的利益矛盾,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尚未健全,在面临一些新的利益冲突时,甚至出现了制度缺失。如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拆迁补偿制度、社会风险预警和监控机制等。.在政策资源的配置上强调效率忽略了公平。市场竞争造成的强势和弱势群体的客观存在,市场分配的缺陷和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必须由政府的宏观调节来弥补,但我国政府有些政策的调节作用不仅没有能有效地克服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上的缺陷,反而在不少方面扩大了这种差距。具有缩小差距功能的宏观调控工具未得到有效利用或失灵。我国在再分配领域,既没能充分和有效地利用调控工具调节高收入者的水平,也没能对低收入者提供必要的援助和保护,结果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较大的收入差距没能得到真正的缓解和调整,使利益失衡愈发加剧。我国是在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发展不平衡这些特殊情况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几十年来逐渐固化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和二元户籍制,是维护城乡利益格局的一项基本制度,它使城乡居民在文化教育、劳动保护、就业帮助、医疗卫生、福利补贴、养老保险等身份待遇上存在着一系列严重差别。就劳动者个人来说,往往缺乏公平的竞争机会和条件,这种因宏观管理体制制约造成的机会不均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
三、构建和谐社会利益均衡机制的途径
1. 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缩小收入差距
首先,在分配制度方面,我国在"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时,还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既发挥投资主体、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创造更多财富,同时通过政府的再分配功能,调节社会差距,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和悬殊问题,实现社会的公平与稳定。我国要适时调整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的收入,减缓因贫富悬殊造成的两极对立。
二是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强化税收的公平原则。我国要充分利用税收手段调整收入和财富占有上的差距,强化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同时建立公平合理的税负机制,使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税收的权利和义务。在城镇全面推行货币化工资制度,将各种福利全部纳入货币化工资,逐步建立与个人身份证号码相关联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这不仅有利于遏制权力腐败,也可使个人所得税建立在实际收入基础上。
2. 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
强化现有组织机构的整合功能。一是建立健全组织的协调机制,社会组织作为公众利益的重要代表,比公众个人具有更强的政治表达能力,通过组织之间的对话沟通、协商谈判、公开听证、联席会议等方式,使已经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存在的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二是建立基层组织运行机制。在社会转型时期,大量的社会矛盾潜伏在基层、爆发在基层、解决也在基层。加强基层党团组织、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同时大力培育各种规模不等、影响不同的自发性、行业性、学术性、联谊性的社团等新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凝聚人心、引导行为的作用,特别是要引导群众通过合法的、理性的渠道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
建立协调的劳资关系。劳资关系是劳资双方在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平等社会关系,双方主体在人格和法律上是平等的,双方享有对等的权利和义务,在处理双方利益时,遵循对等协商的原则。这就需要强化工会的职能,使工会能够真正成为工人表达和争取利益的组织。当前值得关注的是在各类企业广泛推行的工资协商谈判制度,有利于完善工资决定和正常调整机制、欠薪保障制度等,能够杜绝拖欠工资现象的产生。
3. 建立和完善弱势群体的利益补偿机制
一是在政策上倾斜支助原则。这些政策应包括:第一,建立新型的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方面的政策,如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实施有利于农民收入提高的制度安排;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取消对农民自由迁移的限制性,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与此同时,应当制定扶持弱势群体在改革进程中的获利能力和获利水平方面的政策,培养和增强其自身的"造血"功能,提高竞争力。另外,我们应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和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是在利益上适度补偿的原则。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的制约,只能采取适度补偿的方法,补偿过高,财政不堪重负,补偿过低,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应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适时调整和相应提高补偿的标准;与此同时,对不同的劳动者根据劳动能力的大小给予期限不同的补偿,不搞一刀切。做到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有度有序,防止出现利益补偿的负面效应。
4.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我国的社保立法进程已明显滞后于社会保障实践,要加快推进就业,保险救助等方面的立法。逐步实现国家通过立法使社会保障具有强制性、普遍性、互济性和社会性的功能,形成规范的、有法律保证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加大社保资金投入力度。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广辟财源,多方筹资,使资金来源社会化。比如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使社会最富有的阶层拿出一笔钱用于社保。以发行福利彩票为重点,筹集社会资金用于社保。对各级财政预算用于社保支出提出比例要求,如从国有资产收益,国有土地转让等预算收入中提取社保资金等。依法扩大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提高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员工、自由职业者、进城农民工的参保率。目前亟待解决的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这对社会稳定和推进城市化进程至关重要。建立以反贫困为基准的城乡"低保"制度,保障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可考虑用财政支出来保障低保救济,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和保障标准。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和谐社会也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关键是如何有效地解决和化解冲突,这就需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建成一套分配公平公正的利益均衡机制,依靠这套机制,一方面保护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并使获益多者有机会和渠道履行对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又给后富群体获得发展提供必要的机会和条件,使受损者和获利少者得到合理的补偿,从而实现和谐社会利益大体均衡的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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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涂晓芳. 政府利益对政府行为的影响[J]. 中国行政管理,2002 (10).
[3] 陈庆云. 公共政策分析[M].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刻画了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A好似作者的化身,但笔者却不以为然。最后作者改变了初衷,这一改变的原因就是作者和A在故事发展中都融入了调和的思想,只不过调和的程度不相同,所以最终呈现的形象也不相同,其他人物也是如此。全文就是在这种调和的思想作用下得以发展,并暗含本质与人生哲理。
二、调和思想
(一)自我调和思想
第一章,仙吉正襟危坐在少掌柜身后,两手规规矩矩地放在围裙下面,他听着二人的对话,心理也在不断地暗想:自己知道那家店的,好想在那样上档次的店里打着官腔。这是仙吉内心的自我调和。当听了两位掌柜下一段对话,仙吉不禁反问,这时他流出了口水,又小心、沉默地咽了下去。这里仙吉由内心暗想转为外在表现,自我调和着生理和心理的差距。
第二章,仙吉趁着出差,在心理作用下故意从寿司店门前经过,想象着一片美好的样子,此刻,他肚子饿了,将剩下的四钱硬币弄得咔嚓作响,但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起初的念头,从店门前经过。这里仙吉生理与心理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自我对追求美好事物与现实残酷差距的调和。当他把S店的公差办完后,却不知不觉沿路返回,本想就这样拐进那家店,但他最终却不紧不慢朝着另一家店走去。这里的情节好似上天安排好的,但实际上却是作者融入了自我调和的思想,他最终会来到这家寿司店。
第三章,A来到早就打听好了的寿司店,他在店外和店内都踌躇了一会。这是A好奇心与阶级观念的自我调和。
第五章,A想详细知道儿子长大了的具体数字,便打算买个体重秤,很巧来到了仙吉所在的那家店,他买了一台很可爱的磅秤,想家人一定会很高兴,然后他想趁此请仙吉吃饭,又由于让人家知道自己的名字会感到汗颜惭愧,所以他在账本上胡乱写了假地址和假姓名。这里有A对亲情观的自我调和,还有A对阶级观念的自我调和。
第七章,A和学徒分_后,他一直感到落寞和不快,原文中大量描写了他的内心独白,直到在和B见面以及欣赏Y夫人的独唱会期间,他的落寞感才几乎消失。这里A深层剖析自己的内心,他的落寞感一直不消失都是他自我阶级观念调和失败的表现。
第八章,作者描写了仙吉的内心独白:仙吉不经意间想起了前些天在那家寿司店出丑的事,他将前前后后所有事联系了起来,觉得A绝非凡夫俗子。这些巧合的情节仿佛是命运的安排,但实际上却是作者融入了自我调和的思想,并将仙吉引向朝着A是神仙方面想。这里表明作者也认为调和A与仙吉的阶级贫富差距是不可能的,仙吉产生这种想法便是作者自我阶级贫富观调和失败的表现。
第九章,A的落寞感随着时光流逝已经消失殆尽了,但他心里还是不舒服,不想经过那家秤店,不愿自己一个人去那家寿司店就餐。表明A内心自我调和还是失败,只有通过自己的行为去缓解那份“不舒服”。
第十章,作者描写了仙吉衷心地感谢A,由于担心自己习以为常,所以没再去那家店吃,而且每当自己悲伤或痛苦的时候,他总会想起A,他坚信A还会出现在他面前,并给他带来惊喜。这里仙吉自我调和了内心的不平衡,怀抱着希望去迎接未来。
结尾处,作者描写了自己的内心独白:原想续写后文结局,但考虑到这样写对学徒太过残酷,所以就此搁笔。从这可以看出作者与A形象是有出入的,确实小说和现实还是存在差距,作者在这种自我调和过程中改变了初衷。
(二)相互调和思想
第一章,掌柜是坐在柜台的格子门里,百无聊赖地吸着烟,少掌柜则是坐在火盆旁边看报纸。这是他们“富人”间生活习惯的相互调和。搭话更促进他们间的这种调和,他们休闲地谈论着时节性食物,互相毫无顾忌地讲着心中所想,仿佛他们所讲就是最好的。
第三章,年轻的贵族院议员A听了同事B关于寿司吃法的谈话,便想亲自体验那样吃的感觉。这是富人对“外界”事物的好奇,相互调和心中的诙谐。然后,小学徒来到店里,他与店老板间的谈话,以及他们的动作与状态,便是调和他们间的社会地位的差距,这样小学徒便可勇气十足地走出去,店老板便可将被学徒拿过的寿司丢进自己的嘴里。
第四章,A将自己在那家寿司店的所见所想告诉B,B对此也一一回答。A说出了对小学徒的同情和如果帮助他就会产生不安感,B对这种不安感难以置信,然而A还是说出了想请小学徒吃一顿,B也表示赞成。这里显示了A与B思想道德的差距,成功地结束谈话便是相互调和了这一差距,他们保留对对方的意见。
第五章,A与掌柜间的谈话中,掌柜是那样有礼貌,A也很礼貌地、平常地应对,A对他并没有产生其他的“想法”。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相互调和。
第六章,作者描写了A与仙吉的谈话,这是“富人”与“穷人”间的谈话方式,他们的动作与状态仿佛在情理之中,又仿佛在情理之外。A想调和他与仙吉的阶级贫富差距,但A的行为却暴露了这是不可能的。仙吉与老板娘的谈话,又暴露了仙吉“穷人”的身份,老板娘用这种谈话方式与语气,就是在调和他们的地位差距,这样才能不尴尬。
第七章,A听完独唱会回家后和妻子的谈话,表明了A想通过相互调和来消除自己心中的不安。而他并没有和B讲自己帮助小学徒的感受,这是因为他的落寞感有部分就是因为B,B是他的同事,但他却不能对B表露自己的真实感受。B或许也并不想听A讲这方面的事,这是两个不知心的朋友间的相互调和。
第九章,A对妻子打趣地说的话并没有笑,反而说自己这么胆小,不应草率地做那种事。表明A在与妻子相互调和的作用下,放弃了冲破阶级枷锁的思想。
三、启示
无论怎样的人,在心中都存在某些不平衡,要想生活下去,就必须不断地自我调和与相互调和这些不平衡,人类就是在不断地调和的过程中发展的。其次,劳动分工、阶级有无等都可以说是调和的方式,也可以说是调和的结果。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在于自我调和与相互调和的力度,社会的维持也是在这种不断地调和的过程中进行。同样,在物种区分、季节变换等自我调和与相互调和的共同作用下,产生自然现象,自然得以形成,因此,自然也是在不断地调和的过程中形成的。
林建华要求学生坚守诚信。林建华说,在成才的路上,无论是学习知识还是创造知识,他都希望大家牢记诚信是大学办学的根基,也是做人的立身之本,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诚信。
什么是诚信呢?林建华认为,诚信表现在每个课堂上,表现在每一次作业上,表现在每篇论文上。对于一些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抄袭论文、成果者,林建华认为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亵渎了学校,亵渎了知识,更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55年体制”在2009年8月的大选中行将崩溃,日本将首次出现执政党轮替现象。鸠山一郎的嫡孙鸠山由纪夫率领的,很有可能赶自民党下台,抢夺到执政党的地位。
日本政治的动摇今后将会延续多长时间?自今年4月开始出现的日本经济的复苏,是否会夭折?日本GDP总量在退出世界第二的地位后,将何去何从?中国及世界对这些问题都十分关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经济并没有因为政局的动摇而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经济在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正常运行。不存在出现混乱、失控的可能。用日本经济蓝皮书的话来说,“日本国内金融秩序仍较稳定,经济社会基础层面尚好,经济本身依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可遵循的经验教训,陷入类似20世纪90年代长期萧条的可能性不大。”
该如何看待日本经济?白皮书从“缩小贫富悬殊”、“公平分配”、“金融”、“贸易投资与区域经济合作”几个方面,对日本经济进行了分析。这些基本上是2008年全年及2009年上半年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总报告里,张季风认为:“2008年日本经济受到了比美国和欧洲更严重的冲击。股市暴跌、出口骤减、工矿业生产迅速下滑、企业收益下降、失业率攀升,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在恶化。”日本经济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谭晓军、王海涛在论文中分析说:“日本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个政策是导致日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解决贫富悬殊的方法在于公平分配。樊勇明、贺平从日本经济战略的制定方面,分析了该国“一切以国民生活富裕为出发点的民本思想。”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全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差距从1980年的5.6倍扩大2010年的7.8倍。
这是一个平均数对比。某些国家,譬如中国相对而言是一个例外。单纯从货币收入数字看,我国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之差距,从1980年的52倍缩小到2010年的9倍。但是,如果从综合财富指标考核,再考虑工作时间长短和社会福利保障程度,我们与发达国家的真实收入和财富差距远远不止9倍。
此外,尽管过去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与发达国家相比,却同样存在着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增长速度低于生产增速、GDP增速和贸易增速的情况,存在着所谓“贫困性增长的困境”:即生产越多、出口越多、真实收入和财富水平却相对越低。
而各国国内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趋势也很严重,且有日益加剧之势。198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还不到0.3,目前已经上升到0.42;1973年,20%最富有美国家庭的总收入占美国全部收入的比例是44%,2002年该比例上升到50%,2010年进一步上升到53%。
与美国相比,北欧高福利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程度相对较低。然而,即使欧元区最强大的经济体德国,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也成为一个引起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状况更为严重,某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两极分化已经达到威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危险水平。
根据王小鲁和胡永泰2011年论文《中国家庭隐瞒收入的大小及分布》的估算结果,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要比官方统计数字所显示的结果严重得多。占人口10%的富有家庭的收入,实际上是最贫穷10%居民家庭收入的65倍,而官方的统计是23倍。
许多类似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不均正在不断恶化。有机构估计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5,位居全球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列。
全球范围来看,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譬如南非、巴西、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等等,贫富差距属全球之冠,这就是“拉美化”经济模式的必然后果。
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教育机会不均等,教育机会不公平必然导致就业机会不公平,就业机会不均等则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平和贫富两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