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理论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文学批评理论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很久以来，人们对李健吾先生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说、散文、翻译作品和法国文学研究理论上．即使谈他的文学批评，大多也只是会谈到他于1935年——1936年年问因书评而引起的和巴金、卞之琳的两场笔墨“官司”。但是毫无疑问，李健吾还是一个成就卓著的文学批评家。由于他与法国印象主义的渊源，一直以来，李健吾的批评都被称作是印象主义的批评，或者是印象鉴赏的批评，他自己也乐于承认这样的概括。但是近年来，有许多评论者注意到了他的批评中不仅有法国的印象主义，也有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成分，因而他的批评又被称为中国式的印象主义批评。但是，在我看来．纵观李健吾的文学批评理论．法国的印象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并不只是份量轻重的问题，而是表里的关系，即法国的印象主义为表．而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为里，虽然完全中国传统式的文学批评所占的地位与份量不大．却是他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所在．是我们理解他创作与批评的一把钥匙。

一、表面上看来，他深得法国印象主义的精髓

从源流上说，印象主义其实是唯美主义的余波。而唯美主义强调艺术的独立，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因而印象主义提出“为批评而批评”。此外．印象主义者很看重批评家的主观介入和创造性的发挥．他们非常赞同王尔德提出的唯美主义观点，认为批评也是一种创作，甚至认为“最高之批评．比创作之艺术品更富有创造性”。因而印象主义者主张应以个人创作的态度从事批评。而在文学批评的本质上，李健吾所持的“自我发现论”，就是把批评当作是“自我发现”的一种手段。“犹如书评家、批评家的对象也是书。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价值的决定。发现自我就得周密，决定价值就得综合。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去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批评)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可以说，李健吾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肯定了批评本身是一种艺术。这样，批评者就有了他自己的存在，而不必以作者的是非为是非。更不必如伺候东家一样伺候作家，看作家的脸色，因为“作者的自白(以及类似自白的文件)，重述创作的经过，是一种经验；批评者的探讨，根据作者经验的结果(书)，另成一种经验”。批评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批评者有阐释的自由。因此，当《爱情三部曲》的作者巴金表示批评者的“拳头会打到空处”的时候．李健吾并不是脸红心跳、诚惶诚恐地收回自己的意见，而是坦然道：“我无从用我的理解钳封巴金先生的自由．巴金先生的自白同样不能强我影从。”他捍卫了批评的尊严，因为批评“是一种独立的，自为完成的．犹如其他文学的部门．尊严的存在”。在他看来．批评的位置并不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尴尬，批评家不需要同作家“攀亲戚”．批评和作品是两种互为需要的艺术。批评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批评者有阐释的自由。维护批评的尊严当然不以贬低创作的地位为代价，批评者和创作者是平等的，但更是谦逊的、取对话的态度。批评者的谦逊并非意味着批评主体的丧失，而是恰恰相反，批评主体的确立不表现为教训、裁断，甚至判决的冰冷的铁面．而是以“泯灭自我”为条件．并且在与创作主体的交流融汇中得到丰富和加强。因此，对于批评者来说，作品并非认识的对象，而是经验的对象；批评主体在经验中建立和强化．并由此确立批评的独立性。

倘若批评是一种独立的艺术．那么批评也就是一种“表现”，表现“它自己的宇宙，它自己深厚的人性”。于是而有“所谓的风格，或者文笔”。风格即是“人自己”，表现自我，同时就“区别这自我”．“证明我之所以为我”。其难在于一个“诚”字。近年来，批评界不时冒出一两声对文采的呼唤．李健吾的议论可以使我们豁然开朗：批评要有文采，但这文采决不是外加的甚至外人的“润色”，它“是内心压力之下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由此出发，李健吾把“自我”作为批评的“根据”。文学创作中“张扬自我”虽然不是新鲜事，但在批评中。“自我”却一直被忽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健吾建立起了一种批评的自我意识，他认为强调“自我的发现”的结果就是必然宣告“批评的独立”，批评也就由充当文学的附庸而转为一种独立的创造“艺术”。

印象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认为宇宙万物永远都处于变动的状态，不可能真正把握客观真实，一切所谓“真实”都无非是一种感觉，是相对的、主观的。这样，印象主义者就特别强调以个人的感觉与印象去取代外在的既定的批评标准。或者说，干脆否定任何批评标准。

由此出发。李健吾也否定批评中存在任何客观的固定的标准。对于许多批评家都特别关注作品的所谓“客观意图”。他认为是不存在的，因为即使是作者本人也不一定就能说得清楚，那么批评家就更加无从解释了。更何况人与人的差异极大。同样的事物也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任何解释也都无所谓是否合乎标准。所以，李健吾的批评重在对于作品的整体的审美把握。首先是作品，首先是阅读，首先是体味。“批评的对象也是书”，“凡落在书以外的条件。他尽可置诸不问”。首先“自行缴械，把辞句、文法、艺术、文学等武装解除，然后赤手空拳．照准他们的态度迎了上去”。要用“全份的力量来看一个人潜在的活动，和聚在这深处的蚌珠”，要“像一匙白松糖浆，喝下去，爽辣辣的一直沁到他(作者)的肺腑”。否则，“缺乏应有的同情”，就“容易限于执误”。他强调直觉，强调感受，“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价值的决定”。据说如今有的批评家很少读作品，或是浅尝辄止，他们的批评隔靴搔痒，戳不到痛处，也就难怪了。

二、实质上。他是在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现代化

正如温儒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所说：“中国传统批评思维方法不无精微之处，在和世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批评理论的比较中。中国古典形态的批评确能独具特色。一般而言，我国传统批评多采用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松散自由的形式，偏重直觉与经验，习惯于作印象式或妙悟式的鉴赏。以诗意简洁的文字，点悟与传达作品的精神或阅读体验；另有一种传统批评的路数则截然不同，那就是作纯粹实证式的考据、注疏和索隐。但是不管哪一种，都不太注意语言抽象分析和逻辑思辨，缺少理论系统性。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所依赖的不是固定的理论和标准，而是文人大致相同的阅读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欣赏力和判断力，这些都是沟通批评家与作者、读者感受体验的桥梁。”

如果我们抛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主义与术语．仔细看一看李健吾所作的许多评论，用心体会一下的话，就会发现李健吾虽然被冠以印象主义，但他对许多作家作品的精微的议论却更令人想起中国古典的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人间词话》等等。他之所以推崇印象主义，是因为它从本质上与中国的古典文学批评是相通的，李健吾是想用印象主义的理论来收束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使之更富有操作性。更容易符合现代化的要求。

篇（2）

二、后结构主义、福柯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理论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一方面，先前历史主义对历史语境的重视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中得到了承继;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对历史意义的消解又被新历史主义借用来突破既有的历史叙述。这样一来，新历史主义不可避免地秉承了后结构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历史总是被叙述出来的，因此对“过去历史事件”的第一手把握或者最直接的感受已经不可能了。没有一个统一的、前后一致的、和谐连贯的、大写的单数“历史”(History)或者“文化”。所谓的历史其实是“断断续续充满矛盾”的历史叙述，这个“历史”是小写的，是以复数形式(histories)出现的。不可能对历史进行任何“置身于其外”的“客观”分析，对过去的重建只能基于现存的文本，而这些文本是“我们依据我们自己的特殊的历史关怀来予以构建的”。一切历史文本都应当得到重视，其中包括“非文学”的历史文献:一切文本或者文献都体现出文本的特性，它们相互都是互文关系，对文学研究都有帮助。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文化观同时也受到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伊格尔顿以及福柯等人的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其中，福柯的哲学思想对新历史主义影响最为深刻。福柯指出:“文化”归根结底是具有“文本”特征的，而语言表达同样也是话语实践或认知的产物，其无法预知的断裂(rup-tures)也就成为了一个历史阶段思维的主导方式。由话语产生的“权力微观物理学”编织成一张关系网，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统网入众多互不相关的局部冲突之中，使个人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惩戒机制中的惩罚者和被惩罚者。所谓“真理”其实是权利关系的产物，具有意识形态性。此外，福柯认为对于历史的学习至关重要: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忘却历史，历史所谓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只是一种幻想，而实际存在的历史往往只不过是互不相关的话语碎片。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福柯对于文学研究的重新界定和他的文化观成为了新历史主义重要批评共识之一。在关注福柯对于新历史主义的重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尽管福柯对权力运行模式、自我监管和对文化、历史、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的阐述为新历史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新历史主义绝对不是福柯理论的延伸，也绝不是对于福柯理论的精细化演示。

篇（3）

1开设文学课的目的和教学中存在的文论缺失问题

英美文学课是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重要的专业知识课程。根据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大纲》明确指出了开设文学课的主体、目的和实现目标的途径，即：以学生为教学主体，通过“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文论)达到“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而历来英语专业开设的英美文学课要么是文学史课，要么是文学作品欣赏课，又或者是文学史与文学作品选读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哪一类型的课都忽略了文论教学。这可从历年来英语专业所采用的英美文学教材窥其一斑，如下表：

由上表可见，现有的文学教材普遍忽视文论的介绍。而英美文学课的目的之一就是教授学生阅读分析作品的方法，文论就是为读者提供适当的切入点和批判作品价值的尺度。介绍一些文论，对于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其敏锐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很有帮助。

2 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为文学教学提供新的理念

20世纪文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极大地推动了文学自身的发展。20世纪西方文论在研究重点上发生了两次转移：“第一次是从研究作家转移到研究文本，其标志是二三十年代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崛起。第二次是从研究文本转移到研究读者和接受，标志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文论的兴起，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阐释学，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崛起，把这次移逐步推向高峰。”文学研究以作者为中心过渡到以作品为中心，发展为以读者为中心，突出强调读者的地位和作用。然而，以作者为中心的阅读模式一直潜存于广大教师的头脑中，直到现在，英美文学教学仍然是围绕着作者展开的。这无疑将作品置于次要地位，同时也是剥夺了学生作为阅读主体发挥其创造力的权利。而文论的运用为读者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了不同的认知方式，读者可以利用如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当代文论解读作品。对文论的了解和掌握既可以开拓我们的思维空间，使我们对文学的掌握和讲授获得更多的张力，同时也拓宽了学生的眼界。因此，教师通过借鉴不同的文论，为学生提供了不同的阅读视角，培养新的思维。

3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运用多媒体技术将文论引入课堂

篇（4）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作为文学当中的批评方法，其在理论建构、理念发展与实践应用当中必将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与道德批评方法进行对比。

（一）理论建构

众所周知，文学的伦理批评方法是由聂珍钊教授提出的，因此，聂教授是文学的伦理批评方法的重要贡献者。所以，其在伦理学批评方法的理论建构方面的贡献也十分明显。第一，文学伦理学批评文献的基本理念构架是由聂教授首次提出的。2004年，在江西的学术研讨仁义之上，聂教授以我国文评界存在的问题的批评作为切入点，对我国文评界对于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渴望作出了分析。聂教授运用历时的方法，对希腊神话以及古希腊文学、中世纪等时代的著名作品进行了分析，因此而得出了文学将社会与人生作为描写对象的特点，并提示了文学对于伦理与道德问题的依赖性，为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方法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利用作者与读者的道德观点与思想倾向以及文学作品与社会的关系展示了伦理学批评方法的广大运用空间，提出了十分丰富的文学伦理学理论内涵。第二，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与道德批评方法的异同也在聂教授的理论当中有所体现。聂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当中，对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异同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文学作品当中的道德现象，都是对文学作品当中的道德现象进行分析与评判。而文学伦理批评方法与道德批评方法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批评的出发点、采纳的方法与侧重的内容。文学伦理学批评全部从文学作品的艺术虚构的立场为出发点进行文学作品的评价，而道德批评则是以现实与主观立场为出发点进行文学评价。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原历史当中的伦理关系事实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出发点，与道德批评方法的现实主观角度相比较，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更加科学与客观。内容的侧重方面，文学伦理批评访求是对道德现象当中的行为与结果间的诸多关系进行分析，而道德批评则是对道德现象的结果的对与错进行评价。

（二）理论发展

文学伦理批评的理论的发展比较全面，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自己见解的发表。比如说，王宁教授，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以生态批评发展的意义作为例子，将生态批评比喻为文学的环境伦理学。而刘建军教授则是从“自然人”、“社会人”、“文化人”这三个不同的人类发展历史阶段为出发眯，进行文学伦理批评的研究，他认为现代的伦理批评方法是以“文化人”这一阶段为基础的，其目的就是从文学的角度使事物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与稳定。张杰教育从我国道德标准的特点出发，以多元性与动态性作为切入点，认为文学伦理批评方法是以这些道德标准的特点为基础得以发展的，而以多元的道德标准作为批评依据的伦理学批评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不同于社会历史批评，具有自己的个性。不同的学者对于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都有着不同的观点，而其共通之处是，他们都认为在我国的文学批评领域当中，还缺乏一定的偷价值与道德价值，但是伦理学批评方法的出现会使这样的现状得到良好的改善。

（三）实践应用

文学道德批评方法是传统的文学作品评价方法，已经在文学评价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一种新的文评法，但其也有着很大的应用空间。在聂教授在全国学术研讨会当中的发言来看，古今小说、诗歌与戏剧、东西方作品都是文学伦理批评方法应用的基地，这也使我国开始了一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应用的热潮。因此，作为学习与研究文学的人，我们应当认识与认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性与应用前景，开辟文学评价的新道路。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混淆之除

（一）伦理与道德概念的混淆

在伦理学界，伦理与道德这两个词汇一直具有争议。随着聂教授对于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提出及其应用的兴起，使得伦理与道德两个词汇的意义的争议加深，越加混淆。一些学者为了避免二者的混淆与纠缠，将二者进行并列使用，比如说伦理道德思想与伦理道德观这样的词汇十分常见。

在西方词源学当中进行考证，伦理与伦理学这两个词汇是源于希腊语，最初指人类的住所，后来有了风俗与性情、思维方式的意思。之后，伦理出现在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当中，意思为稳定的性质。而后亚里斯多德将其作为人的性格、特殊气质之意使用。而道德一词，源于拉丁语，其意为风尚与习俗，之后逐渐出现了特点与规律、品质的意思。所以，在西方伦理与道德两个词语是可以互换的。所以，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本文，伦理与道德都有一定的互通之处，所指都为社会道德现象。

然而，以我国古代词源为参考，却发现伦理与道德存在完全不同的概念。所谓伦，指的是秩序与次序，在中国古代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长幼尊卑关系。中国古代的五伦之说正指的是五种关系，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与朋友关系。而道德一词，所谓道，指的就是规律与规则，也就是人在进行某种行为时所要遵循的规律与规则。而德则为品德之义。所以，道德之意思为人们在进行社会行为时所要遵行的规则。因此，伦理与道德并不相同。

（二）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混淆

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概念的混淆是伦理学批评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发表的一些论文当中，大量存在“伦理道德观”之类的词语，许多作者都在用形容道德观的词语进行伦理观的描述，比如的说伸张正义、趋利避害这些词语。这些词语是用来形容行为结果对与错的，也就是道德观的形容词，并不能表明事物间的关系与联系，所以许多伦理批评方法的运用都存在问题，名义上是利用伦理学批评方法在进行文学评价，实际上得到了批评结论与道德批评的结论一致。

篇（5）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篇（6）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062-01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杰出的小说家、诗人、科学家亦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着力于发现纯粹的艺术世界，似乎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要素比具体的思想更为重要，文学在他眼中都是是童话，最优秀的小说家是魔法师而魔法师的主要特点就是“欺骗”或者说虚构，有的学者据此认为他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纯艺术批评或者是一种形式批评，事实上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并不止于此，他的文学批评是他观看宇宙人生的眼睛也是通向生命活动的诗意存在的表现形式。

纳博科夫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对人们披上了欺骗的面具，不仅伟大的作家是大骗子，而且大自然也是大骗子。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应当将整个世界视作潜在的小说来观察。大自然本身就是善于伪装的大骗子，讲故事的高手更是将“真实”改头换面的好手，因此作家们虚构出来的独创性艺术世界跟读者的世界相一致是不可能的。日常生活中的真理以普遍性特征为基础，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杰出的艺术作品以作家的独有天才取胜，就作品本身而言，不同作家的天才之作各有各的个性所在，就读者对同一部杰作的审美感受而言，可以人言言殊，况且艺术虚构想象的运用越是逼真、新鲜、细腻也就离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认知越远，可见批评家在艺术的世界中不可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现实生活。

在纳博科夫看来，文学作品中的现实是想象中的的现实，艺术家的独创性足以通过艺术作品开创出一个“新天地”，而艺术家所创作出来的崭新世界只是一个带有艺术家自身印记的幻影。艺术作品的梦幻品质决定了它不可以跟人类真实的生活比较，因为想象世界具有非理性的特征。文本中的现实跟我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现实”不同，它是想象的创造力在文本中的注入，所以在纳博科夫看来那些被称为“现实主义”作家的人，比如：巴尔扎克、萨默赛特·毛姆、D·H·劳伦斯等作家都是些“平庸的表演者”。

“大作家总归是大魔法师。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能努力领悟他的天才之作的神妙魅力，研究他诗文、小说的风格、意象、体裁，也就能深入接触到作品最有兴味的部分了。”这些对文学的总体性描述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因而最能代表他对文学的稳固看法。毫无疑问上述文学批评的诸元素中意象和体裁都停留在文本的内部世界，而“风格”指的是什么呢？

纳博科夫所认为的文学作品的形式具有两个组成部分：一面是结构，结构包括了故事情节的发展线索、作者笔下人物的选择、不同主题线索交织演变产生的效果和印象；另一面是风格，风格指的是作者使用的各种文学技巧，比如一旦读者觉得作者的风格是吸引我们阅读兴趣的原因，可以试着分析作者使用了哪些比喻手法，当有人试着感受作者如何将明喻、暗喻这些修辞手法运用到写作中使文学的画面蒙上一层生动的色彩时，聪明的读者就找到了文学的风格。纳博科夫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持有的是“一元论”，他反对将内容和形式的生硬割裂，“形式（结构+风格）=题材：为什么写+怎样写=写了什么。”“风格的功效是通向文学的关键，是叩开狄更斯、果戈理、福楼拜、托尔斯泰和一切大师的作品之门的万能钥匙。”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在了解一部作品的结构的基础上打开其艺术风格的大门。

由此可见，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遵循着自己内心的法则。第一，文学批评不关注文学跟社会现实的联系，文学批评不需要成为社会生活的附庸，真实生活在作家的想象中已经找不到和“现实”一一对应的轨迹，文学批评将读者的目光带离具体的生活而回到艺术本身。韦勒克说：“除非有人认定文学基本上是对生活的如实‘模仿’，特别是对社会生活的如实‘模仿’。但是，文学并不能代替社会学或政治学。文学有他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恰恰是想要去寻找文学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第二，文学批评需要排除盲目的在文学文本中查找伟大思想的路径，文学既非言志亦非明道，艺术的美学效果中加入空乏的观念毫无意义，批评之剑对道德说教、信仰问题、心理学起源或者其他诸多古今思想史上的争论做出裁决都有可能导致“庸俗”。第三，文学批评的重要命题是找到文学文本的精华也即结构和风格，批评的重中之重是观察文学风格的韵味，风格虽然不能代表文学的全部，但我们通过风格与结构之间复杂而缠绵的关系网络便感受到了文学的美，批评的眼睛看清了风格的精妙也就把握到了艺术的骨髓。

篇（7）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1)06-0128-4

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Xu Wenpei Li Zeng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symbolic properties of texts, 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not only provides broader space and infinite possibiliti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exts, but also brings about profound changes i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as well. Through summarizing and commenting on the theories of intertextuality proposed by some French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theories of deconstruction by the Yale School of America, this paper aims to expound the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toward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great cultural realm that surpasses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Key words：intertextuality; literary criticism; creativity

文学是人类社会文化意识、民族意识不断积淀的结果和反映，在上层建筑中为社会中的某一阶级或阶层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文学批评及理论伴随着文学作品的诞生而出现。同文学作品的创作所经历的变化和革命一样，文学批评理论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变革和发展，反映了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宗教等诸多领域出现的新思想、新观念等。经历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主要思潮的西方哲学深深影响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使文学批评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上都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作为一种文本阐释理论，互文性理论诞生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撞击中，从文本的符号特性出发，总结、归纳出文本的开放结构和指涉性特征，把文本从一个完整的、封闭的独立结构中解脱出来，将研究重心从作者-作品-读者这一传统的三元关系转向文本-话语-文化这一宏大的叙事结构。互文性理论不仅丰富了文学研究理论，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在理论上肯定了模仿和引用等描述文本之间关系的传统的研究方法，而且通过将文学置于文化这一大的背景和网络之中，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互文性理论家所关注的焦点看，M. 巴赫金注重的是人作为主体的对话关系，J.克里斯蒂娃主要从作者的立场关注文本，R.巴特从读者的角度关注文本的接受，J.德里达提出延异（différance）和踪迹（trace）两个重要术语，从符号的差异性、能指和所指在空间上的播撒，丰富了互文性的理论体系。美国文论界形成了以P.德.曼和H.布鲁姆为首的耶鲁学派解构主义阵营。H.布鲁姆的“诗学误读理论”关注互文性的心理阐释，德•曼的修辞性文学解构主义和H.米勒的寄生与寄主解构主义修辞批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法国文论家们的解构主义理论体系，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实现从作品到文本的转变中开辟了文本间性的新视域。

一

H.布鲁姆理论中的“误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误差性阅读或错误的阅读理解，而是指读者创造性的阅读方式。J.克里斯蒂娃和R.巴特等人把互文关系看成是一种匿名的引用和静态的吸收，但在H.布鲁姆看来，一个卓越的诗人在意识中存在着由于迟来而产生可能被前驱诗人湮灭的焦虑，这种无法驱除的焦虑迫使他与前驱者在心理战场上进行搏斗，为争取“文本霸权”而进行误读。“误读”的目的在于祛除前驱诗人的影响，为自己的创造力扫清障碍。H.布鲁姆的诗学误读理论重视单个诗人之间的影响和来自同一个伟大前驱的文本之间的互文建构。一位强大的前驱诗人对一位迟来者的威慑逼迫后者必须使用修正比来摆脱前者的影响，力争在文坛上占据一个位置。

H.布鲁姆早年从事英美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尤其是英美诗歌传统的研究和阐释。在《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和《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这两部著作中，H.布鲁姆正式提出了“影响即误读”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结构主义文论体系。H.布鲁姆所说的“误读”主要是围绕后来诗人，由于前驱诗人的影响，采取的态度和做法，即对前驱诗人进行“误读”、修正和改造。H.布鲁姆说：“诗歌的影响-当这种影响包括两位强劲有力度的权威的诗人之时-总是通过对较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发生的，误读这种创造性的衔接、连接行为，确实是、而且必须是一种误解（或译误释：misinterpretation）。一部丰硕的诗歌影响史，即从文艺复兴起文本诗歌的主要传统，就是一部忧虑和自我适应的歪曲模仿历史，一部曲解的历史，一部反常的、人性的、有意修正的历史，而若无这种修正，现代诗歌本身也不可能存在”（H. 布鲁姆 2008：2）。由此看来，H.布鲁姆一反传统文学理论对“影响”的理解，把“影响”从后人对前人的模仿、继承和推崇理解为后人对前人误读和误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修正。H.布鲁姆认为，后人对前人“误读”的目的在于摆脱前人的决定性影响而确立自己的天才地位，因为只有修改了前人的作品，才能为自己开拓出一片展示才能、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天地。既然后来诗人无法逃脱前驱诗人的影响，那么他只有通过误读来偏离这种影响，修正前人的目的是为了创新。H.布鲁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释他的“误读”理论。首先，阅读是一种延迟行为。这是因为，文学文本使用的语言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这一对应关系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意义在能指之间进行永不休止的转换、播撒和延迟，而作为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意义与作者最初赋予文本的意义不可能完全一致，作者的原意要么在时间上发生延迟，要么在具体的内容上发生偏转，也就是说，没人能够找到作者给予文本的原初意义。因此，阅读事实上成了一种写作，读者在“重写”文本的过程中为文本创造意义。其次，影响即误读。H.布鲁姆对“影响”的理解是，“影响意味着，压根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则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解” （H. 布鲁姆 2008：3）。这一论断进一步诠释了H.布鲁姆作为一名解构主义者的文本观：不存在始源性的、所有其他文本都派生和寄生于此的原文本，所有的文本都处于相互影响、相互交叉、相互指涉、相互重叠和相互转换之中。文本之间不存在后来者对前驱者的继承关系，文本之间只存在对抗和斗争的关系，后来者通过采取创造性的纠正和修正来力争取代前驱者。诗人之间的相互阅读导致误读，诗人之间的影响导致互文性。同样，胜任的读者也像诗人那样进行误读式的或批评式的阅读，这种影响关系对读者阅读的支配就如同影响支配写作一样。所以，误读即误写，写作即误读。

解构主义完全否认了传统的文学史观把文学史单纯地看作是传承、延续和发展的历史，不同时代的诗人之间的影响构成了一部误读和修正的历史。H.布鲁姆提出的六种修正比，即六种误读方式揭示了诗人是如何试图偏离前驱诗人的影响。“克里纳门（Clinamen）”指的是后来诗人通过反讽式的误读来暴露前驱诗人的幼稚和局限性，以实现偏离和变化的目的；“苔瑟拉（Tessera）”意味着后来人认为前人走得不够远，通过揭示前文本的不足和续完前人的诗，目的在于补救，以免使得前人的诗被湮灭；“克诺西斯（Kenosis）”意思是后来人打破与前人之间的连续和承继，目的在于通过这种不连续来凸显自己的诗，从而达到倒空前人诗中的神性和灵感并使之相形见绌；“逆崇高（The Counter Sublime）”指的是通过把前驱者魔鬼化而压抑前文本的崇高幻想，以一种反崇高的姿态来抹杀前文本；“阿斯克西斯（Askesis）”指意识到幻想无助于改造我们的世界，诗人必须在创作中运用快乐原则才能对抗现实世界，通过在自己的诗与前驱者的诗之间确立一种关系来消除前驱者在诗中体现的天赋灵性，通过与前文本切断一切联系来实现自身的净化；“阿•波弗里达斯（A. Pophrades）”指的是成熟的后来诗人向前驱者敞开自己的诗所产生的效果：后来诗人吸收前文本并帮助前驱诗人抒发未能表达的幻想，给人一种前文本来自后来人的感觉，后来人胜过前驱诗人而使前驱诗人退居其后。

值得指出的是，H.布鲁姆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精确的阅读，只存在或多或少的创造性的阅读。和巴特倡导的愉悦性阅读相似，H.布鲁姆也认为误读中包括趣味性的阅读。“影响即误读”实则意味着使用如比喻、反讽和夸张的修辞手法对前驱诗人的文本进行创造性的偏离、歪曲和修正。H.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的文论思想开始从心理层面对读者的阅读心理机制进行探索，是一种研究读者对文学文本接受的美学。在谈到不同的读者可能出于需要而对阅读的文本进行改造甚至歪曲时，法国文学家和社会学家R.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将阅读称为“创造性的背叛”。对文本的这种“背叛”也许会使原作者感到惊讶和措手不及，但“误读”和“背叛”所体现的创造性的“写作”赋予了文本新的意义，不同的读者可以因此而能够互相交流他们的新意义和新文本。这样一来不仅能够延长作品的生命力，使文本的意指过程得以“延异”，而且能使文本在读者之间由于“重写”而产生一个个互文本。R. 埃斯卡皮在说到这种“创造性的背叛”时指出，“全部古代及中世纪的文学在今天还有生命力，实际上都经过一种‘创造性的背叛’”（R. 埃斯卡皮1987：137-139）。H.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的理论不仅丰富了互文性理论，为理解文本间和不同时代的诗人间的关系找到了新的视角，而且对探索和理解文学发展规律提供了历时性的角度。

二

德里达说：“我们应该把文本看成是不断流动的能指”(Peck, J. & Coyle M. 1984：166)。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前驱者的文本都有可能被后人以改写、引用等方式所利用，用前文本作为一个能指来指向一个或若干个所指（也可以看作是新的能指）。这样一来，被后来者利用的前文本在后来文本中形成一个个指涉其他文本的能指，前文本和其指涉的其他文本与后来文本就形成了互文关系，前者帮助后者阐释其文本意义。（陈永国 2003：78）德里达对互文性理论的独特贡献是他的两个重要术语：延异（différance）和踪迹（trace）。延异这个概念来自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差异论，即每个符号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差异。德里达的延异说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符号的差异性，二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在空间上产生的播撒，三是意指过程在时间上产生的推延，即在意指过程中，能指和所指不同时发生。踪迹指的是每一个或大或小的文本都是由其他话语（文本）所决定。因此，所有的话语（文本）都有互文性，而前文本被后人有意或无意以引用和改写等方式利用时，都对前文本的意义进行一定程度的增补。在增补中，前文本必然在新文本中留下踪迹。踪迹被德里达看成是意指活动中的最小单位，相当于索绪尔理论中的符号。从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来看，延异和踪迹都含有无中心或颠覆中心的倾向。德里达认为，文本是由踪迹组成的，踪迹无处不在的特性决定了一个文本是在与其他文本交织在一起的大网络中形成的。（王瑾2005：97）德里达不否认文学模仿论，但他认为文学文本模仿的不是外在的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而是其他文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处在语言符号的网络世界中，所以是符号，也是文本。因此，作为符号文本的文学文本模仿的是其他符号文本。在这个文本世界里，模仿对象在模仿过程中发生替补（supplement）、位移（dislocation）和播撒（dissemination）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处在既不固定又不恒定的动态中。文本与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相依存，因此文学的本性就是文本间性。文本间性就是互文性，而此文本与彼文本在时间上构成历时关系，在空间上构成共时关系。文本的互文性特征决定了互文性跨越了各种文学体裁之间的界限，文本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在文本世界的网络中自由穿梭。德里达互文性理论的核心是延异说，延异是差异和延宕的综合，是对逻各斯中心的消解和取代。延异说揭示了意义被符号自身的差异所推延的特性，并永远屈从于差异。

受以德里达为代表的法国文论家的影响，美国逐渐接受了互文性和解构主义理论，形成了以P.德.曼的修辞性文学解构主义和H.米勒的寄生与寄主解构主义修辞批评理论为代表的耶鲁学派解构主义阵营。P.德.曼在《盲点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和《阅读的比喻》（Allegories of Reading）这两部著作中推出了语言和文学的修辞性观点。在P.德•曼看来，语言的修辞性或隐喻性体现在语言是用一种符号代替另外一种符号，即意指过程中能指指向所指，而修辞使语言在表达中有可能同时既肯定又否定，也就是说字面意义和暗示意义（修辞意义）之间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P.德•曼认为这种张力体现出后者对前者的否定，而修辞意义对字面意义的否定导致文本意义的多元化和动态化，文本意义被解构。（de Man, P. 1979：9）语言的修辞性使一个文本具有指涉其他文本的符号特性，这种指涉性就使文本具有了互文性特征。文学文本依靠语言的修辞性，通过转义完成意指功能，指向自身和其他文本，如历史、政治等各种文本。P.德•曼的修辞性解构主义理论运用语言的修辞性消弭了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差异和界限，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被归结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性。H. 米勒从现象学理论转向解构主义阵营源于他对阿伯拉姆斯（M.H. Abrams）在《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命》（Natural Supernaturalism：Traditional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一书中表现出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的质疑。（Bloom H. 1979：250）H.米勒的互文性结合了德里达的延异理论和德•曼的语言的修辞性和文学文本的修辞性理论，提出了在文本之间开展解构主义的修辞批评方法。“实际上，鉴于‘解构批评’是用修辞的、词源的或喻象的分析来解除文学和哲学语言的神秘性，这种批评就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它与它的分析对象具有同样的性质。它非但不把文本还原为支离破碎的片断，反而不可避免地将以另一种方式建构它所解构的东西。它在破坏的同时又在建造”(王逢振 1991：184)。 由此可以看出H.米勒建立在延异性和修辞性基础上的解构主义思想：既解构又建构。将文本的封闭结构打开，使一个文本向所有其他文本开放，此为解构；文本的开放使文本之间相互指涉，意义在差异中由语言的修辞性手法建立起来，此为建构。H.米勒用寄生物和寄主之间的关系来诠释他的既解构又建构的文本观。他在《作为寄生的批评家》中首先阐释了寄生物和寄主之间的关系：寄生物寄生在寄主身上，从寄主那里汲取养料得以生存，成长壮大后会成为其他寄生物的寄主。寄生物在寄生过程中既解构寄主同时也建构自身，寄生物和寄主的关系也在寄生和被寄生的过程中相互转换。H.米勒用寄生这个概念来类比和阐释诗歌文本之间的关系：“诗歌内部一部分同另一部分的关系，或是该诗同先前的和以后的文本的关系，就是对于寄生物与寄主关系的一种表述。它以实例说明了这种关系不可确定的摇摆性。要确定哪种成分是寄生物，哪种成分是寄主，哪种成分支配或包含另一种成分，是不可能的”（王逢振 1991：169）。H.米勒从词源上考证了寄主这个词，发现它既指主人又指食客。寄主有时作为主人招待其他食客，有时作为食客被其他寄主招待。因此，H.米勒得出结论：没有永远的寄主，也没有永远的寄生物；寄生物汲取寄主养分、解构寄主的同时，将养份融入自身体内对自己进行建构；文本之间也是如此，后来文本寄生于前文本，在解构前文本的同时建构当前文本，而当前文本又会成为将来文本的寄主。（王瑾 2005：110）H.米勒的寄生与寄主思想揭示了在寄生物和寄主两种角色之间转换的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解构与建构关系，这种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互文性。P.德•曼从语言的修辞性中看出符号的指涉导致文本的相互指涉，H.米勒则从寄生与寄主的关系中发现了文本间的相互吸收、转化和影响。

三

互文性理论对文学文本进行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通常包括影响文学作品的源头、文学传统的影响和习俗等等，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首先，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尤其是对文本语言进行修辞性的阅读，研究文本语言是如何通过隐喻等修辞手法对语言进行持续不断的破坏，从而产生德里达所说的文本的踪迹，进而顺着踪迹发现此文本对彼文本的指涉，阐释文本意义的多元化和不稳定性。其次，通过此文本中出现的对其他文本所做的如拼贴、引用或评论等显性的互文手法进行追根溯源式的梳理，来研究他文本在此文本特殊语境中的承接性、适宜性及深刻含义，并由此探讨其他文本意义从原语境植入新语境后，作为符号在无限的意指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再次，通过对一个作家某一体裁作品所体现的内互文与外互文形成的指涉性关系，在主题阐释和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建构该作家的内互文网络和外互文网络。研究他文本对此文本，尤其是外互文网络中政治、历史、神话和圣经等大的文化文本网络与一个作家整体文本网络的关系，考察互文本在被嵌入的文本中如何实现其语义功能、如何与新文本的语境结合以及和谐程度。

参考文献

陈永国. 互文性［J］. 外国文学, 2003(1).

殷企平. 谈“互文性”［J］. 外国文学评论, 1994(2).

王逢振. 最新西方文论选［M］.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1.

王 瑾. 互文性［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辛 斌. 语篇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1).

辛 斌 赖 彦. 语篇互文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J］. 当代修辞学, 2010(3).

H. 布鲁姆. 误读图示［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H. 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M］. 北京：三联书店, 2006.

R. 埃斯卡皮. 文学社会学［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Bloom, H.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M］. New York：Seabury Press, 1979.

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M］.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de Man, P. Allegories of Reading［M］. New Have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eck, J. & Coyle M. Literary Terms and Criticism［M］.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4.

2011年第6期

篇（8）

一、引言

《蜗居》讲述了主人公海萍与丈夫苏淳一直住在租来的10平米小屋里,由于不堪忍受与孩子的长期分离,决心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然而经济拮据的海萍夫妇省吃俭用仍无法筹齐首付。苏淳迫于海萍的压力,借了6万块钱高利贷。妹妹海藻为了帮助几近绝望和崩溃的姐姐向男朋友小贝借钱,却被小贝拒绝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海藻接受了对她心生怜爱的有妇之夫宋思明的帮助,借到了钱,却也不可自拔地与宋思明纠缠在了一起。宋思明的多情不仅葬送了自己,而且伤透了家人,更让海藻不断挣扎在人性善恶的边缘,最终违背社会伦理,失去了小贝,失去了孩子,甚至是做母亲的机会。故事以悲剧结尾,姐妹二人为迫于生存而不断膨胀的欲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发人自省。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意义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自聂珍钊教授于2004年提出来以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响,该批评方法以其独特的批评视角与原创性受到了广泛关注。王宁、刘建军、邹建军、张杰等一批国内知名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指的是一种以文学为批评对象的研究方法或者是一种思维方法,它主要研究伦理视角下的文学,以及与文学有关的种种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在避免“理论的空洞化”,强调批评的社会道德责任,以及注重具体作品的深入分析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对我国的中外文学批评与研究进行了一次积极的方法论探索。

“文学伦理学批评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让文学批评重新回到我们身边,让文学批评为理解文学服务,尽可能公正地评价已经成为经典的、历史的或存在的文学”。[2]文学伦理学批评可以给读者一个新的视角和切入口,可以解决其他文学批评方法不能或难以解决的问题。从伦理的角度探究作品所反映的问题,必然会联系当时的创作背景或者是作品所反映的社会背景,从而使作品分析更加透彻也更加客观。笔者旨在分析《蜗居》表现出来的当今浮华社会众多诱惑下人们的伦理道德倾向,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客观地评价作品。文学伦理学批评虽然不可能按照我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意志干预文学的创作,但至少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一种必须的道德要求。

三、对《蜗居》的文学伦理学分析

1.房奴――本性与物性的冲突。

一座城市表面的繁华背后是无数人的平庸,要想真正地融入它,变成它的一分子,首先必须拥有一个属于这座城市的建筑――家。小说主人公海萍像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大城市里,加入了“准房奴”的行列。然而在当今这个房价飙升的时代,“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小说通过海萍夫妇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辛酸向读者展示了当今社会房奴们在现实和理想冲突下的烦恼、困惑和无奈。

海藻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清纯的女孩子,因为姐姐要买房,海藻向宋思明借钱,慢慢走得越来越近。最后海藻放弃了小贝选择了宋思明,不知不觉地依赖起奢侈生活的腐蚀和激情四射的诱惑,直到无法自拔地伤害爱人、背弃承诺。郭海藻从一个单纯善良的小女孩变为一个无助堕落的小情人,再蜕变为一个伤痕累累的单身母亲,人性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

小说《蜗居》在写“住房”这个话题的时候写得非常严峻。“蜗居”实际上有潜在的两个意义,一个是居所的蜗居,一个是心灵的蜗居。在物质社会,我们需要很多东西满足现实生活,但当我们用各种手段去强求得到某些东西时,最后可能会失去心灵的家园。于丹教授在“百家讲坛”《本性与物性》中有这样一句话:“小惑易其方,大惑易其性。”在如今这样一个浮华的世界,面对众多的诱惑,人们常常会迷失方向,甚至是改变其本原。作品通过海藻,展现了一个年轻人在物质诱惑面前丢失本性,违背社会伦理和道德标准,最终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的悲剧,发人深思。

2.亲情,异化的爱情――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与审美价值。

海藻本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孩子:大学毕业,年轻靓丽,在男友小贝的细心呵护下享受着简单的甜蜜小幸福;然而和普通女孩子一样,海藻也熟知各大品牌,向往美好生活,却迫于现实的无奈。由于姐姐海萍的坚持,父母才违反计划生育让海藻来到这个世界,加上姐姐从小给予她的胜过父母的关爱,海藻对姐姐充满感激,姐妹之间的亲情在海藻眼里胜过一切。海藻为了帮助几近绝望和崩溃的姐姐,接受了宋思明的帮助。当海藻从宋思明那里拿走给姐姐应急的钱时,她心理平衡了,交易来得如此简单坦然,双方各取所需。海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为她这样做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虚荣,更是为帮助姐姐摆脱窘境。姐妹情夹杂着婚外情,让海藻越来越迷失在人性善恶的边缘。宋思明不失时机地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海藻身边,这个功成名就的中年男人成熟儒雅、呼风唤雨的气质足以让任何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叹服,何况是年轻的海藻。虚荣也好、依赖也罢,海藻开始慢慢迷恋于这种水中月、镜中花般的关系,最后甘心去当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甚至愿意当未婚妈妈去报答宋思明。宋思明对海藻的爱是真心的,他到死都认为海藻的第一次是属于他的,他极力地尽义务帮助海藻,甚至最后留给她一大笔钱让她和孩子去美国。他们之间这种异化的爱情是道德伦理和婚姻伦理丧失的结果。然而和海萍夫妇为代表的“房奴一族”的辛酸对比,他们的爱情似乎是幸福美好的。小说中宋思明和海藻的激情戏毫不避讳,但这并不是作品的卖点,原本香艳的情节在读者看来,充满了煎熬和痛楚。《蜗居》无论是小说还是后来被改编成的同名电视剧,都会让人产生疑问:这样的作品有什么意义?

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伦理价值是第一位的,审美价值是第二位的,只有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文学的审美价值才有意义。”[3]《蜗居》在一些城市被禁播,有人认为作品一味强调所谓的真实和本能,不教人分辨好坏善恶,颠倒了社会伦理中的善恶关系,扭曲了人的价值观。聂教授指出:“我们不该将客观存在的美同审美混为一谈。”审美是文学批评的一部分,丑恶的形象虽然不是美,但是对丑恶形象进行评价和批评却是审美。[3]“美”与“审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美是客观的,审美是主观的。文学也同样如此。美的价值需要通过审美去发现,去欣赏,去评价。在审美过程中,审美的主体不同,对美的评价有可能不同,这涉及审美主体的道德情感、道德经验、道德观念、道德倾向、道德判断等问题。在海藻这个人物身上,有人看到的是姐妹情深,海藻为了帮助姐姐,迫于无奈,向宋思明求助,最终迷失了方向,这一切都源于她善良纯真的本性;然而更多人看到的是海藻和宋思明违背悖社会伦理和婚姻伦理的异化的爱情,作品中许多裸的香艳的情节和暧昧的话语引来不少公愤。

3.悲剧――文学作品的目的:为伦理服务。

文学创作应该有益于善而不能有益于恶,作品的伦理价值在于文学要有益于人的情感净化并引导人向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关于悲剧的定义强调了文学的伦理道德功能,指出悲剧通过摹仿而“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4]陶冶性情,净化灵魂,这既是悲剧要达到的效果,又是悲剧的伦理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伦理道德的目的。文学与艺术美的欣赏并不是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而是为其道德目的服务的”。[5]《蜗居》的结尾让读者读来心里隐隐作痛,有人为海藻感到惋惜,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没有人去告诉她该如何选择,导致她慢慢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她和宋思明的爱情结局是悲惨的。小说将结尾塑造成一个悲剧最终是回归到为伦理服务: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包括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生活很现实,当我们想通过捷径去强求时,亲情、爱情等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就都会离我们而去,在疯狂追求物质的同时,我们失去的是自己的本性。《蜗居》是一个把实际生活摊给大家看的戏,观众可以与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回顾、思考。这正是电视剧《蜗居》热播的原因。它是一部直逼现实生活的戏,在上海,很多人,尤其是外地人,几乎都有过毕业后租房、找工作、奋斗几年然后买房的经历,期间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失去了不少东西,这些生活的烦恼、困惑都能在《蜗居》中看到影子。作品并没有丢失社会伦理标准,而是从一个客观真实的审美角度带着读者和观众一起去反思,去思考。“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对于现实社会道德现象的描写、评论和思考,甚至文学被用于某种伦理道德的载体,以实现某种教诲的目的。”[6]

四、结语

邹建军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中国学者根据中西文学中的伦理学事实和中外文学批评实践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对我们的文学批评与实践来说的确是一种新的观念与方法,它本身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因此它可以大大加强中国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8]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作品最根本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教人从作品塑造的模范典型和提供经验教训中从善求美,教人分好坏、辨善恶。这就是伦理价值。”笔者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小说《蜗居》反映出来的物性和本性的矛盾、社会伦理及婚姻伦理的丧失,探究该作品的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

参考文献:

[1]六六.蜗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2]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1).

[3]黄开红.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访聂珍钊教授[J].学习与探索,2006,(5).

[4]罗念生译.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6,(2).

篇（9）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20

一、前言

自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学批评几乎都是道德伦理批评。聂珍钊先生所提倡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被实践证明了行之有效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方法。将文学作品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放到作者所展现的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理解作品与作者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自托尼•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宠儿》作为其长篇代表作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但却少有评论家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加以评论。这也是本文的立意所在,本文将从代际伦理、宗教伦理、婚恋伦理三方面来阐述。

《宠儿》讲述了一个严重违反了代际伦理的故事:女黑奴母亲塞丝在逃亡途中遭到追捕,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重蹈自己悲苦的奴隶命运,而扼杀了自己的。十八年后,奴隶制已经废除,被杀死的女婴(宠儿)还魂而来,折磨自己的母亲,并勾引母亲的相好,企图独占母亲的爱……

二、代际伦理――母亲塞丝弑婴

在家庭关系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无疑为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父母对子女无私奉献自己的爱,抚养、教育孩子成人、成才。而《宠儿》中的母亲塞丝却用锯刀杀死了自己刚会爬的女儿。从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女主人公塞丝,既是一个自尊而独立的女性形象,也是一位深深地爱着自己子女的母亲。按常理她爱自己的孩子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对自己的孩子下杀手,做出这种严重违背代际伦理的事?或者,杀子,对于那个时代背景下的黑人来说根本就是司空见惯的事?然而细读文本我们发现根本不是这样。无论是在黑人还是在暴力的实施者白人看来塞丝弑婴的事件都是耸人听闻的。所以,整个社区因为塞丝的杀女行为对124号小屋以及小屋里的人避之不及,塞丝的孩子们也把塞丝当作巫婆来看待。后来,保罗D知道了塞丝的杀女行为,他认为塞丝做错了,并对塞丝说:“你有两只脚,塞丝,不是四只。”他认为塞丝不是人,而是四脚动物,他无法理解塞丝的行为,搬出了124号。

那么塞丝何以做出此违背人伦之事?这便引导读者进入更深一层次的思考。在何种情况下,人才会选择死亡?答案是:生不如死!塞丝在“甜蜜之家”做奴隶时,在肉体上、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在面对奴隶主的追捕时,是出于一种母亲特有的爱和保护意识,塞丝才想要杀死自己的几个孩子然后自杀,以使他们不再重复她那样的悲惨命运。然而,塞丝是如何知道死就一定比活着好呢?这就不得不引入另一个文学伦理批评方面的思考――宗教伦理。

三、宗教伦理――塞丝弑婴的原因

《圣经》是文学作品,更是宗教伦理著作。《圣经》中的很多思想,既成为西方人生活的一种观念,也成为西方人生活的一种价值尺度。比如,“拯救说”――基督教认为,人类既然犯了罪,就需要付出“赎价”来补偿。只有信耶稣基督,才能免去一切罪过;但人的灵魂会因信仰而重生,并可得上帝的拯救而获得永生并最终得到拯救。

当知道学校老师要来抓捕她们后,塞丝的想法就是赶紧把她的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去。因为她自身的经历得知“甜蜜之家”不是人待的地方,她的宝贝绝对不能再像她一样去受苦了。而在塞丝看来,最安全的地方便是上帝那,所以,她想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也正是对上帝的这种,使她到后来还是觉得杀死自己的女儿真的是为她着想,所以当得知宠儿就是自己死去女儿的肉身,她连想都不想就认为宠儿一定理解她的行为。正如宁骚主编的《非洲黑人文化》中所说的那样:非洲黑人传统宗教的崇拜对象是鬼魂。鬼魂是脱离了肉体的灵魂,有自己的生活世界,有同人们一样的欲望。鬼魂或转附于人间的另一物体,或留居于人世,或到别的世界去,或轮回转生。死者的鬼魂仍与生前的氏族、部落保持一定的联系,监视或参与部落成员的生产或者生活,施以好的或坏的影响。

四、婚恋伦理――塞丝与黑尔、宠儿与保罗D

婚姻自古以来作为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受重视程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作为“甜蜜之家”奴隶,塞丝和黑尔的结合实在是简单之极,在答应了黑尔的求婚后,塞丝觉得得有个仪式,于是就和奴隶主加纳太太说,加纳太太只是大笑了一会,摸着塞丝的头说:“你这个孩子真可爱。”就没有再说什么。没有仪式,没有像样的结婚礼服,就连夫妻之间的结合都是在玉米地里。这就是身为黑人奴隶的境遇。

宠儿和保罗D的结合实际上是一种,当然这种是没有爱情的基础上建立的,是宠儿为了占有母亲塞丝的爱的一种手段。而这种取得爱的方式无疑是心灵被异化的结果,母女关系都能异化如此,那么当时的社会异化程度便可见一斑了。

文学作品中的伦理现象是研究文学作品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宠儿》中的多种伦理现象无疑从另一个角度深切控诉了奴隶制度的黑暗与残忍,更加深化了主题。没有将小说的文化、思想、民族、社会历史价值与其小说的艺术价值结合起来,这是有失偏颇的。

篇（10）

原型批评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重要流派之一，代表人物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他认为，“原型”是从远古时代就普遍存在的意象，这一意象在每个时代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文学作品并非作家的凭空创造，而是传统的产物。当读者看到作品中的某个角色、某个主题与心中的原型相似时，就会生发出对这种角色、主题的认同或共鸣。我们在读《雷雨》时会感到，剧本中的主题、情节、人物都似曾相识。《雷雨》呈现了戏剧中常见的三种母题：复仇、、弃妇。

1.复仇的母题

复仇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也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母题。在《雷雨》中，明显具有复仇性格的人物是蘩漪和鲁大海。蘩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当周萍以一句“一时的糊涂”抛弃了她时，蘩漪绝望了。接着，她采取了一系列的复仇行动。雨夜跟踪周萍，关窗堵住他的退路；阻止周萍与四凤出走；当众公开自己和周萍的关系，导致周公馆的崩溃。复仇的结局是惨烈的，四凤触电身亡，周萍开枪自杀，周冲也不幸丧命。从火一样的爱到火一样的恨，让一个女人丧失了基本的理智。正如剧中蘩漪对周萍所说的，“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在蘩漪身上，我们看到了复仇女神美狄亚的影子。

鲁大海是《雷雨》中塑造的另一个复仇者形象。鲁大海是个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工人代表，他与周朴园的冲突可以看作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他对周朴园的复仇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复仇。鲁大海组织个人罢工，在周公馆当面揭穿周朴园故意淹死工人发昧心财的丑恶罪行。尽管他的这次斗争因矿工的复工而失败了，但我们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失去反抗的决心，他的斗争是坚决的、义无反顾的。

2.的母题

在世界文学作品中，“”这一母题被戏剧家们以不同的编码形式表现出来，建构出不同的悲剧故事。《雷雨》情节之所以如此扣人心弦，给人强烈的震撼，与作者对“”这一母题的巧妙运用密切相关。剧中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双重”：周萍与蘩漪之间的母子，周萍和四凤之间的兄妹。如果说周萍与蘩漪的是有意为之，是人的天性战胜了理智，那么他与四凤无意中的兄妹就是命运的残酷与捉弄了。母题使戏剧《雷雨》具有了浓烈的悲剧色彩。

3.弃妇的母题

弃妇母题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焦点，大多表达对弃妇的同情之意。的《雷雨》是弃妇母题的典范模式。温柔善良的侍萍是以弃妇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的。三十年前，周朴园为了娶有钱人家的女儿，把刚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的侍萍赶出家门，对侍萍“始乱终弃”，侍萍成了封建等级制婚姻的牺牲品。剧中的另外一个女性蘩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弃妇的形象。婚后，蘩漪一直被禁锢在监狱式的周公馆里，呼吸不到一口自由的空气，享受不到半点快乐。周萍的出现给她的生活带来生气、带来希望，使她重新找回了自我。然而，周萍给她的欢愉是短暂的，最终还是将她抛弃。同为弃妇，蘩漪与侍萍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特征。侍萍具有传统妇女的“美德”，逆来顺受，周朴园将她赶出家门，她没有做任何抗争，而是抱着刚出生的儿子投河自尽。三十年后，与周朴园再次相逢，她提出的条件也只是见见她的萍儿。与侍萍不同，蘩漪具有美狄亚式的叛逆性格。为了追求周萍的爱情，她不顾一切地反抗、报复，从她那颗受尽蹂躏的心中升腾出不可遏制的力量。

二、伦理道德批评

伦理道德批评是以一定的道德意识以及形成的伦理关系作为规范来评价作品。这种批评着重于对文学作品的道德意识性质的评价，侧重作品的伦理价值及其道德教化作用。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我们重新审视《雷雨》中周萍对蘩漪的始乱终弃。周萍当初爱上蘩漪，是出于一个青年男子生理和心理的需要。他从小失去母亲，渴望着温暖的母爱和温柔的情爱。当周萍遇到了比自己仅大几岁、聪明美丽的继母蘩漪，他深深地陷入了情爱中，以至失去理智地说出了恨父亲的话：“犯了灭伦的罪也干”。然而恢复理智后，周萍对这种畸恋感到了恐惧，他只能选择退缩，选择抛弃蘩漪。诚然，蘩漪的一往情深值得我们同情，从人道主义角度看，周萍是一个对爱情不专的负心汉。但从伦理的层面去分析，周萍也是情有可原的。蘩漪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值得赞赏，但她爱错了对象，通奸固不可取，更为伦理所不容。周萍最终抛弃蘩漪，主要出于对伦理的恐惧，他不可能也永远找不到一种大于伦理的力量来与之抗衡。为了摆脱与蘩漪的畸恋关系，周萍把爱转向了四凤。但命运却又一次捉弄了她，四凤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周萍在痛苦中挣扎，本想冲出畸恋的漩涡，结果却铸成了一个更大的错，最终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

三、精神分析批评

精神分析批评是探寻人物深层心理的一把钥匙，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精神分析批评方法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弗洛伊德把精神活动分为三个领域：本我、自我和超我。对于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如果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探究，会发现许多我们忽略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更有助于理解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对《雷雨》中的周朴园这一人物形象的分析似乎已成定论：残酷、自私、虚伪的资本家代表。而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也被冠以了“虚伪”的帽子。我们如果从精神分析角度重新审视周朴园这个形象就会发现，周朴园几十年来对侍萍的情感是矛盾而复杂的：伤害与悔恨并存，冷漠与真诚同在。周朴园的“本我”、“自我”、“超我”一直在不断地冲突着、碰撞着。周朴园从未忘记过侍萍，经常看侍萍的照片，记着她的生日，三十年来居室摆设依然按照侍萍当初在时的样子，一直都在打听过去的事……所有这些，怎一个“虚伪”了得？抛开周朴园的冷酷、自私，我们同时看到了他的孤独与脆弱。只有看到了这些，才能更好地理解周朴园作为一个普通人性格的复杂性，也就能更好地去理解周朴园这个人物形象。

四、女性主义批评

笔下最具艺术光彩、最富感染力的是一批女性形象。其中以蘩漪为代表的是深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具有鲜明女权意识的形象。从这些女性身上响彻着女性解放的呼声，透射出作者对女性的眷顾和关爱，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女权意识。

蘩漪是个聪明、美丽却有“叛逆性”的资产阶级女性，她追求人格独立，渴望有爱的婚姻，不甘心做一个没有追求、没有梦想、百依百顺的花瓶。作者在蘩漪与周朴园的激烈冲突中，展示了蘩漪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以周朴园为代表的男权社会的抗争。她向男权世界宣告：“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我不后悔，我向来做事没有后悔过。”“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任。”从蘩漪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进步思想。以人道主义的情怀，站在女权的立场上，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同情。

五、语言学批评

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应注意从语言学角度引导学生深刻领会作品中的语言，探讨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含义、功能、技巧。通过“精读”、“细读”，抓住关键词，深入理解作品。语言是剧本的第一要素，抓住人物的语言就抓住了解读剧本的钥匙。

例如：《雷雨》第二幕鲁侍萍与周萍相见一段的描写：

鲁侍萍：（大哭起来）哦，这真是一群强盗！（走至萍前，抽咽）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周萍：你是谁？

鲁侍萍：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

鲁大海：妈，别理这东西，您小心吃了他们的亏。

鲁侍萍：（呆呆地看着萍的脸，忽而又大哭起来）大海，走吧，我们走吧。（抱着大海受伤的头哭。）

侍萍看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周萍，也就是周公馆里的大少爷，此刻正凶狠地殴打同胞兄弟，内心是多么的痛苦！那种欲认不能、欲罢不忍的心情是何等矛盾！作者巧妙地运用标点符号、谐音等手段把人物内心的痛苦、矛盾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总之，语文教学应该尽可能紧密地联系当前的文学研究，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和姿态去拥抱和占有作品。把文学批评方法引进课堂，多方面、多角度地解读文学作品，为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增添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