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资本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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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指的是将缺乏流动性但预期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重新组合，转变为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转让和流通的证券，进而提高金融资源（主要是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资产证券化的过程较为复杂，涉及发起人、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特别目的载体）、信用评级机构、投资者等诸多方面。目前，国际上信贷资产证券化具代表性的模式主要有美国模式（表外模式）、德国模式（表内业务模式）、澳大利亚模式（准表外模式）。

资产证券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启示

当前，我国银行良好的成长性与巨额不良资产形成强烈反差，各行普遍面临资本金不足、不良资产比重高、流动性差、运作效率低等问题，通过金融创新，特别是借鉴诸如资产证券化等国际成功经验，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办法。资产证券化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满足监管要求，化解和分散信用风险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优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缓解流动性压力。国内商业银行的负债以短期存款为主，而贷款资产却呈现出长期化的倾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长期融资的功能主要由资本市场承担。在我国，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仅占5％左右，商业银行长期承担了本应由资本市场承担的功能，公路、电厂等大量基础设施项目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比重逐年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加息周期的来临以及金融投资产品的蓬勃兴起，储蓄存款出现增势减缓的势头，贷款长期化与存款短期化、贷款流动性降低与存款流动性增强两对矛盾并存，银行资产负债期限明显错配，银行“短借长用”的矛盾将会越来越凸显，导致流动性风险不断加大。监管部门规定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比例不超过120％，据悉，不少银行已接近或超过这一监管上限。

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出现，则为资产负债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手段，通过证券化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功能，可以将不具有流动性的中长期贷款置于资产负债表之外，及时获取高流动性的现金资产，从而有效缓解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压力。

2、有利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改善资本充足率。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银行监管日益加强，解决商业银行风险，特别是风险资产与经济资本的关系显得尤为迫切和突出。如何在有限的资本条件下实现收益与风险的匹配，是商业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靠不断扩充资本的外延增长模式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置疑。而靠不断降低资产风险度，大力发展低风险或无风险的中间业务这种内涵式的增长模式越来越受到推崇，这其中资产证券化业务不失为解决矛盾的较好方式之一。根据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在充分计提各项损失准备的基础之上计算资本充足率，2007年1月1日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4％。近年来，随着金融资产的快速扩张，国内银行普遍面临资本金不足的难题，浦发、招商、民生纷纷采用配股、可转债或发行次级债等方式充实资本金，这固然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大规模融资容易引发市场的极大反响，招致投资者的抵制；且发行次级债不能改变银行资产规模及风险权重，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根据《巴塞尔协议》对不同类风险资产的资本要求，银行能够主动灵活地调整银行的风险资产规模，通过对贷款进行证券化而非持有到期，来改善资本充足率的大小，以最小的成本增强流动性和提高资本充足率。

3、有利于化解不良资产，降低不良贷款率。在处理大批非流动性资产时，特别是不良资产，银行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只能在未来不定期地收到现金，这种传统的资金变现方式显得效率较低，而资产证券化在处理大量非流动性资产时一般采用历史数据来估计资产回收率，然后将资产按照一定的比例实现证券化。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逐笔审核资产，从而节省了资产价值评估的成本和时间，快速收回大量现金，融资成本较低，同时保留了资产所有者对剩余资产的收益权。解决中国银行系统巨额不良资产一直是中国金融界的主要课题。尽管通过努力不良资产率由34％下降到2004年上半年的15.59％，但不良资产率依然很高，因此，利用证券化来加速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是很现实很急迫的要求。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第三季度，境内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3.37％，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71％，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率为5.3％，均高于国际水平，且不良贷款绝对额巨大，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隐患。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不良资产成批量、快速转换为可转让的资本市场产品，重新盘活部分资产的流动性，将银行资产潜在的风险转移、分散是化解不良资产的有效途径。

4、有利于增强盈利能力，改善商业银行收入结构。限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特别是固定收益债券市场不发达，国内商业银行仍然以传统的利差收入为其收益的主要来源，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很小，大约只有6％～17％。资产证券化的推出，给商业银行扩大收益、调整收入结构提供了机会。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给金融市场增加了大量可投资品种，且具备信用级别高，收益稳定等特点，成为债券之外的重要投资品种，其根据标的资产和条款设置的不同形成了许多投资品种，迎合了各种投资需求，有利于投资者实施多元化投资策略和控制投资风险。此外，原贷款银行在出售基础资产的同时还可以获得手续费、管理费等收入；另外，还可以为其他银行资产证券化提供担保及发行服务赚取收益。

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面临的障碍及对策

国外资产证券化实践表明，资产证券化须具备如下环境：

1、法律环境。既包括与公司组成和监管、信托的建立和受托人职责、融资报告要求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包括信息揭示要求、受托人强制职责、资产充足规则和偿付能力规则。

2、会计环境。包括对于脱离资产负债表的证券化资产的确认方法，资产负债表中报告发起人头寸的方法、发起人考虑下级部门利益的方法等等。

3、税收环境。明确对资产转移和现金流的税负问题，包括债务人支付给SPV或SPV支付给投资者的税收问题。

4、市场环境。金融市场不发达，特别是信用市场，从当前来看主要是企业债市场极不发达，无法为企业信用定价；此外市场缺乏公信、高效的中介机构，如评级机构，托管机构等；信用标准不统一，市场分割，缺乏透明度。

5、信用环境。高效的信用体系是有效实施资产证券化的重要基础，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扩大征信服务的覆盖面，加强信用交流和共享，要有较为完善的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体系。

自1999年以来，我国理论界、金融界就商业银行实施不良资产证券化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探讨。2003年初，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德意志银行签署了资产证券化和分包一揽子协议合作项目，被称为我国第一个资产证券化项目。但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对于资产证券化，无论是理论知识准备还是实际操作经验，无论是金融环境还是法律、会计、税收环境都还十分欠缺，存在许多障碍，制约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突出表现为：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资产证券化缺乏法律规范与保障；信用评级制度不完善，缺乏规范的金融中介机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低，资产支持证券的需求不足等等，尚不适宜大规模推动资产证券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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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行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

1.从银行制度方面来讲，银行的可支配资本，表现为两种形式：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其中，人力资本不同于人力资源，主要是强调对经济增长贡献重大的人力因素——主要是知识、技术、信息、事业心和创新精；神等一切具有乘数效应的经济资源总称。银行产权制度关心的是在这种组合资本中，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应如何在人力资本所有者与货币资本所有者之间安排，才能使银行资本价值最大化。

2.从银行经营方面来讲，银行的经营活动是以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两类生产要素的存在和配置为基础，是资本投入、生长、增值和获利的载体。银行资本增值取决于人力资本、货币资本以及银行的运行制度。银行资源配置效率和经营效率越来越不取决于货币资本，而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程度，呈现出人力资本主导货币资本的发展形态。可以讲，货币资本是银行资本增值的条件；人力资本才是银行资本增值的主要源泉，所以让人力资本事有银行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就是逻辑的必然。

3.从人力资本自身方面来讲，现代商业银行具有专业化特点的人力资本可分为3类：一是经营管理型人力资本；二是技术创新或技术转移型人力资本；三是市场开拓或产品营销型人力资本。商业银行经营效益及效率的提高日益依赖于人力资本，其原因就在于相对于货币资本来说，人力资本的内在价值得到了显著提高，因为在人力资本的要素结构中，需要较大投入的知识要素日益成为其主导要素，所以如同其他任何投资活动一样，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是成为资本投资的一种选择，并且同样应得到投资收益回报。

4.根据人力资本价值与岗位价值的必须结合性，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给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关键岗位定价——岗位价值资本化和股权化，以体现竞争上岗者的人力资本价值及其对产权要求的初始界定，让人力资本所有者与货币资本所有者一样分享银行剩余和分担银行亏损。离岗时，不管其在岗期间银行是增值还是贬值，都要求按当初岗位价值的货币值归还银行。如果银行盈利，则体现人力资本初始产权要求的股权就会增值，人力资本所有者将取得资本收益。反之，如果银行亏损，则人力资本所有者还应与货币资本所有者一样，承担必要的亏损责任，扣减相应的股权，充分体现责、权、利、险的结合。

二、银行人力资本投资

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贷主要是使人力资本得到增值，并能为银行创造价值。人力资本投资已经成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得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越来越多地在银行的经营决策和业务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角色定位也由传统的控制人工成本的成本中心转变为增加产出的利润中心，大力资源管理的战略目标就是要不断地增加银行的人力资本。

l.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内容。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指对员工进行普通教育、在职培训、健康保健等旨在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资本性支出行为，其中核心内容，就是针对银行员工的职业生涯和发展路径进行经常的、大量的教育投资和培训投资活动，这方面的投资对一个现代银行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具有战略决定意义。

银行人力资本投资与形成。银行人力资本可以理解为具有连续不断地获取、积累、利用和创造知识的组织能力。（1）银行人力资本不是单个个人的人力资本的简单加总，银行作为一种社会有机组织实体，其人力资本水平和存：量取决于组织整体协同的有效性和有机性。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其根本的功能规定性主要表现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所发挥的精神创造力。面对日趋激烈的全球一体化的竞争挑战，银行要想在市场中立足、生存、成长和发展都必须成为不断学习、创造和运作新知识的学习型组织。（2）银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形成，就是银行作为一种学习型组织进行系统思考和形成群体知识创造的过程；或者说，包括人力资本获取、融合、维持和再造在内的人力资本形成，是银行作为学习型组织运行和发展必须坚持的战略层面。银行人力资本形成的组织基础和首要任务，是发展、培育具有自我超越精神内涵或人力资本存量的组织成员。银行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环节和主要任务，是通过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和实现团队学习，把个体的人力资本整合成银行人力资本。银行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高境界和战略任务，是健全银行作为学习型组织的系统思考和知识创造功能，从组织发展战略的高度制定银行人力资本投资规划并动态推进其滚动实施。（3）银行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一种长期的、动态的过程，是通过战略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活动来实现的。银行人力资本投资战略，作为整个银行投资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指从银行长期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高度，根据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和内部组织结构变革的要求，对银行未来时期人力资本形成和维持所需支出活动进行总体性的谋划和安排。银行投资经营战略规定了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银行经营的特定行业和领域、增长向量或成长方向、市场竞争策略和组织内部要素的协同机制，而人力资本投资及其战略选择则是决定整个银行投资经营战略顺利实现和最终成功的主导和关键。

三、银行人力资本激励

银行人力资本运用能否以人为本，有效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就成为决定银行生产经营绩效优劣的关键因素和银行人力资本运营管理成功与否的核心问题。

1.银行人力资本在运营过程中的使用效率或利用效果如何，是靠激励来实现的，主要包括制度激励和管理激励。所谓激励，就是强化与组织；目标相契合的个人行为，也就是说，引导个人行为最大限度地运用其人力资本去实现组织目标。当个人努力方向与组织目标完全一致时，个人的潜在人力资本得到最大限度的运用，激励效果达到最大。可见，激励的实质，就是通过制度设计和管理操作，以使个人与组织目标最大限度地一致起来，调动人力资本所有者个人的精神力，让他们有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运用其人力资本在工作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2.人力资本制度激励，就是遵从人力资本天然所有者这种经济行为属性，按照效率和公平原则，设计和建立统一的、规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激励制度，并在整个银行范围内贯彻实施。这就要求从银行所有权安排和治理结构高度确立人力资本产权地位，保证其主体权能和权益的实现，即设计和实施全员持股、民主控制的股权激励计划和措施。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系列绩效考评和奖酬制度，以及银行文化、团队精神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制度激励是银行人力资本使用的一种长期稳定的根本性激励机制，它是管理激励的基础或前提。

3.人力资本管理激励。银行人力资本运营过程中，管理者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现实的个体，所以，对人力资本的日常维持和激励使用就必须因人而异、区别对待。这就要求管理主体有高超的技能和技巧，能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人体功效学等知识和技术，有效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之最大限度地运用其人力资本，为银行经营发展做贡献。管理激励是银行人力资本使用的一种动态权变的日常性激励机制，它是制度激励的具体实现形式。

在银行人力资本运营的战略层面上和操作实务中，制度激励与管理激励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并整合为完整的银行人力资本激励体系和运作机制。管理激励措施和实施必须建立在制度激励的基础之上，制度激励必须为管理激励的有效实现提供制度前提、组织保障和人文环境。经过整合的人力资本激励体系和运作机制，基本框架和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银行薪酬制度体系的设置运作；二是绩效考核评估制度体系的设计操作。

四、银行人力资本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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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以国有商业为主体的首都商业布局和结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在“首都经济”发展过程中，现有的所有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商业领域市场竞争格局的合理发展。

第二，国有商业企业固有的管理体制陈旧、运行机制不活等问题依然存在。由此而生的冗员多、负担重、经营不够灵活、职工积极性不高等弊端并未彻底革除，这些包袱使国有商业企业在竞争中难以抢得先机，也就很难适应对外全面开放商业领域后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第三，从国有商业目前的经营状况来看，不景气的仍占大多数，效益好的很少。尤其是最近几年，国有商业在经营规模、市场份额、成长性等几方面都表现不佳。北京市非公商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的11.7％上升到2000年的50％左右。与此同时，国有商业企业商品适销性低，库存率高(平均存货/销售成本)，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目前，北京市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大中型商业企业的年资金周转率仅为1.7次。资金利用效率几乎与工业企业水平相同。而根据一般规律，商业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应当比工业企业高1倍，流通效率不高的局面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这种不良局面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市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明显障碍。

国有商业资本继续存在于效益低下的国有商业企业，既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商业流通领域整体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国有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事实上，当前北京市有许多应该有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国有资本投入不足。比如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国有资本的投入严重不足。北京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现状就是一个明证，再比如，此次非典的爆发和疫情的蔓延也充分暴露了国有资本在公共卫生方面和突发事件应急系统建设方面投入的严重不足。因此，为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对整个地区经济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形成北京市地区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国有资本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国有商业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势在必行。

二、战略调整应以提高商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地区经济整体实力为目标

北京市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的总体目标应当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国有商业资本布局的战略调整，提高北京市商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北京市商贸流通业的快速发展。二是通过调整，将国有商业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提高国有资本的利用效率，促进首都经济的繁荣。从短期看，北京市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应是整合现有的国有商业资源，通过在“进”与“退”中的产权优化重组，使国有资本真正成为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有效资产，提高国有商业资本的市场价值。进而为国有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实现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这一长期目标做准备。具体说，近期北京市商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思路是：

（一）调整国有资本分布领域和在企业产权构成中的地位，增强国有资本的活力

——少数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仍应保留国有独资。如：盐业、烟草业等。

——在一些重点企业中，国有资本仍可占据控股地位。这类企业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业态清晰，主营业务突出，经营管理水平高，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二是经营业态新，发展前景好，业绩突出，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连锁企业。

——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和连锁组织形式的企业，如一些老字号和新兴品牌企业，国有资本可视效益情况适当参股。

——在浴室、理发、修理、餐饮、旅店、洗衣和摄影等行业的单体企业或小型商业企业中，国有资本应坚决全部退出。

（二）建立国有商业资产的有效管理体制

多头管理和职责界定不清一直是困扰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因素，近几年虽经调整，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战略调整中应构建新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应实行管资产、管人、管事的统一。国有商业资产连同其他国有资产一起由政府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而且管资产和管事管人相统一,不再多头管理。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三个层次职能的分离。第一层次：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同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的分离。第二层次：实现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同国有资本经营职能的分离，国有商业资本的经营权应以授权方式交给控股公司或投资公司,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的营运。第三层次：国有投资公司或控股公司通过出资对企业或公司参股或控股，取得所有者权益，实现出资人最终控制企业同企业作为独立法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分离。在原专业局基础上组建的行政性商业企业应视其具体情况给予撤销，有条件的通过改制转变为实体性公司，不再保留行政职能。

（三）培育大型商业企业集团，构建大企业主导型的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商贸流通格局

北京市要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其城市商贸流通必须发展相应的业态和市场主体。根据北京市场的规模、基本特点和现有资源状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议重点发展“六大商业板块”，即百货业、连锁超市业、专业连锁业、批发零售业、中式餐饮业以及食品加工业。每个“板块”都应当形成以集团化、连锁化为主体，以信息化、网络化经营为主要运行方式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应在市场竞争中产生。

三、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措施

国有商业资本整合重组，应以“企业自愿、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为原则。政府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化运作手段。在运作过程中要重点突出，措施得当，力求实现商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以出售股权、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部分国有资本从大型商业企业退出

除盐业、烟草等特殊行业可继续保留国有独资外，对其余国有商业资源，应本着“靓女先嫁”的原则，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促进优质商业资源有效集中，将其培育和发展为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商业集团，进而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变现国有资本，实现退出。具体的退出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减持国有股。可考虑通过出让国有股、放弃配股权、置换股权等形式，由绝对控股向相对控股或参股转变，同时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以资金、技术和市场参股、控股。对已上市的商业企业，可利用上市公司壳资源，通过股权转让、资产置换和证券市场运作，减持国有股。二是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合作。与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具备条件的一些非国有大企业合资合作，是实现国有商业资本退出的另一个现实的选择。（二）通过多种形式解决国有中小企业退出问题

商业领域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采取放弃控股、减少参股的方式，实现国有资本的有序退出。中型企业可通过改制，出让国有资本的控股权，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私营资本的进入，待条件成熟国有资本逐步退出。小型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最好一次性全部退出。通过产权出售的方式，将国有资本整体出让给企业经营者、职工和社会自然人等。要将企业彻底推向市场。供销社系统企业应当进一步理顺各级供销社的组织管理体制，理顺与区县公司的产权关系，取得规模效益。通过改革与调整，努力构建优、特、专、精的企业群体。

（三）继续实施兼并破产，清理并淘汰一批劣势企业

国有商业企业的扭亏脱困工作应当与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任务结合起来。一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应当退出市场，以便集中国有商业资本发展有竞争力的企业。建议北京市政府每年对商业领域中的亏损企业进行一次清理。对连续3年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政府要采取关闭注销、出售拍卖、兼并破产等有效措施，果断予以淘汰；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商业企业要实行扭亏目标责任制，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无法实现盈利的，国有资本应当彻底撤出。同时应完善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对亏损超过规定期限的企业要及时进行清盘，不应允许亏损企业长期存在。

（四）完善国有资本运作体系，形成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

根据北京市目前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办法，商业领域中现有大型国有商业集团应重新审视本企业的发展战略，明确集团总部的主要功能。对于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可开发资源优势的企业，应当逐步由实体经营转为资本经营。国有商业集团应当收缩商品经营管理业务，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过渡为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从以往管“一个个企业”到管“一块块资产”。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品牌经营优势的企业集团，可兼有资本经营和商品经营双重职能。

四、政府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应有所作为

在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方向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国有资本仍将在首都商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具体到企业来说，没有必要强调国有资本在商业企业中的主导地位。

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政府的作用不应忽视。从目前各地的实践情况看，政府采取何种行为方式，以及如何把握进退的“度”是关键。上海市在政府的扶持下已经构建了一批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大型商业企业。但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未能预见。而广东政府对于商业领域的产权构成调整更多采取了市场自发竞争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好处是政府需要支付的转轨代价较小，但可能使企业优胜劣汰的时间较长。我们认为，政府在调整商贸流通业产权构成和国有资本优化配置问题上应当引导市场，主动出击。取代市场不行，单纯依靠市场自发竞争也不利。具体地说，政府应主要在制定战略调整的总体规划，引导、推进和监督战略规划实施以及适时调整战略规划等方面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对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本身就是所有者一项重要的权利，而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涉及众多的行业和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规划，并对规划实施的进程进行监督和控制，同时针对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对战略规划作出调整，这些职能理应由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代表的政府行使。

五、战略调整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正确理解国有资本的“进与退”的问题

国有资本进行有进有退调整，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引导和带动作用，因此，对商业流通领域国有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核心应是为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甩包袱，将效益差的、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企业卖掉，而将效益好的继续保留。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得退出的过程困难很大，增加了改革成本，也很难收回足够的资金去加强该进入的领域。

（二）正确对待退出过程中国有商业资本的流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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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监管资本计量公式解析

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利用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有效期限（M）、违约风险暴露（EAD）等风险参数，较为全面地勾勒出单笔风险暴露所面临的风险，亦将其作为监管资本公式的重要输入变量，以确定所需的监管资本水平。

（一）监管资本要求与违约概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违约概率（PD）是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债务人不能按合同要求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或履行相关义务的可能性。在内部评级法中，PD由商业银行自行估测。在非零售内评体系中，PD是针对债务人自身风险的评估，多受到债务人财务情况、经营特点、系统性风险等因素的影响。在零售内评体系中，PD则是针对债项而言，除了受到债务人自身风险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抵质押品、保证、业务品种等债项因素的影响。从监管资本公式结构来看，PD对监管资本要求（K）的影响最为复杂，不仅仅来自于自身，还来自于资产相关性（R）、期限因子（b）等中间参数，且影响是非线性的，故较难得到K与PD之间清晰明了的数理解析关系。鉴于此，本文采用图形法分析K值与PD之间的相关关系求K与PD之间关系具有一定的共性。K（PD）是PD的非线性上凸函数，在[0,1]的PD取值空间内，K值存在极大值点，所对应的PD为PDK极大值。当PD小于PDK极大值时，K与PD呈正相关关系，即PD越大K越大，而当K大于PDK极大值时，K与PD呈负相关关系。以一般企业风险暴露为例，当LGD为45%，M为2.5年时，该PD接近30%时，K达到极大值0.1991，RW为248.83%，而大部分非违约零售客户违约概率在30%以下，即服从PD越大K越大的规律。值得注意的是，在PD低于PDK极大值时，K随PD变化弹性从富有弹性逐渐变化为缺乏弹性。资本要求K与违约概率PD值之间“先升后降”的相关关系，充分体现了内评法对资本、拨备等风险抵御措施的目标界定。当违约风险足够高（即PD大于PDK极大值）的时候，风险暴露所蕴含的风险基本可被预测由拨备所覆盖，体现为预期损失PD*LGD，相应地无法被预测的非预期损失会随PD的增加而减少，体现为监管资本要求（K）的逐步下降。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采用主标尺进行PD估测，即将PD∈[0,1]的取值区间划分为若干个风险级别，用各区间平均PD作为该级别所有债务人的PD值进行监管资本计算，由于PD较低时，K相对于PD的变化是富有弹性的，所以应尽可能细化低PD风险级别划分规则，减少因级别平均PD替代债务人真实PD而产生的资本耗费。同时，在非零售内评初级法下，合格保证的风险缓释作用表现为保证人PD替代债务人，即在满足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将债务视作合格保证人的债务，采用较低的保证人PD替代债务人PD计算监管资本需求，因此选择低风险的保证人是获取资本套利的有效途径。

（二）监管资本要求与违约损失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违约损失率（LGD）是指债务人（或债项）违约后所产生的损失比例，即违约损失率=1-违约回收率。在非零售内评初级法下，LGD由监管给定，高级债权LGD为45%，次级债权LGD为75%。在非零售和零售内评高级法下，LGD由商业银行自行估算，可考虑抵质押品、保证、经济环境、业务品种等因素。以非零售风险暴露监管资本（K）公式为例，计算K与LGD之间的一阶导数、二阶导数，并绘制K与LGD相关关系图①。dKdLGD=[N(11-R×G(PD)+11-R×G(0.999))-PD]×{}11-1.5×b×1+M-2.5×b>0（2）d2KdLGD2=0（3）从公式（2）、（3）和图3可知，各类型风险暴露的监管资本要求K相对于违约损失率LGD单调递增，即LGD越高，K值越大。对于同类型风险暴露，单位LGD变动带来相同绝对量的K值变动，但对于不同类型风险暴露，资本要求K与LGD的弹性略有差异。相比较而言，金融机构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一般企业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中小企业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其他零售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合格循环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即单位LGD变动给金融机构风险暴露K值所带来的影响高于给一般企业所带来的影响，该原理可以此类推。在很大程度上，PD是用来衡量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债务人自身风险的，LGD则是衡量以抵质押物为代表的“第二还款来源”风险的。与权重法相比，内评法更大范围的认同第二还款来源的风险缓释作用，而且在高级法和初级法下处理方式略有差异，总体来看，高级法下商业银行具有更大的灵活度，可认定的合格风险缓释品范围更广，且合格保证的缓释作用可体现在PD上亦可体现在LGD上。因此，在高级法下，合格风险缓释品所能提供的监管资本套利空间更大。

（三）监管资本要求与有效期限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债项期限（M）是较为重要的业务风险评估因素，通常情况下，业务期限越长所面临的业务风险和波动性越大，所需消耗的资本也有所提升。为了体现期限对业务风险的影响，在非零售风险暴露的监管资本要求（K）公式中引入有效期限（M）作为模型参数。在非零售内评初级法下，除回购交易类业务

（四）不同类型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要求的系统性差异

考虑到各风险参数、系统性风险、成熟期调整等对不同类型风险暴露业务风险所产生影响的差异性，信用风险内评法设定了差异化的监管资本（K）公式和相关性（R）公式，使得即使在相同风险参数情况下，不同类型单位风险暴露所消耗的监管资本各不相同底层平面最远的曲面代表金融机构风险暴露，第二远的曲面代表住房抵押贷款，第三远的曲面代表一般企业风险暴露，第四远的曲面代表中小企业风险暴露，第五远的曲面代表合格循环零售风险暴露，离底层平面最近的曲面代表其他零售风险暴露。

1.资产相关性（R）公式的差异性作为内评法监管（K）公式的重要中间变量，不同类型风险暴露的相关性（R）公式略有不同，以体现不同类型风险暴露与宏观经济之间差异化的相关性。首先，吸取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为了防范金融机构与宏观经济之间高相关性所潜在的巨大风险，部分缓解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窘境，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风险暴露设定了严格的、惩罚性的相关性计算公式，即以一般企业风险暴露资产相关性公式为基础，乘以1.25的惩罚性倍数，使得在相同风险参数情况下，金融机构风险暴露K高于其他各类风险暴露K。其次，由于中小企业单笔风险暴露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弱于一般企业，故以一般企业风险暴露相关性公式为基础，予以一定程度的规模优惠，且规模越小优惠幅度越大，使得在相同风险参数情况下，中小企业风险暴露K低于一般企业风险暴露K。再次，在相关性（R）公式中引入差异化的K-fac-tor，其中非零售风险暴露R公式中K-factor为50大于零售的35，K-factor越小，R随PD增加而递减的速度越慢。最后，区别对待不同类型零售风险暴露的相关性问题，给予资产高度分散的合格循环零售和其他零售风险暴露较低的R，而给予高度依赖于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经济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较高的R，以至于在LGD相等且PD较高的情况下，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资本要求甚至会超越一般企业风险暴露的。

2.监管资本（K）公式的差异性从监管资本（K）公式自身结构来看，仅区别对待非零售和零售风险暴露，即在非零售风险暴露中K公式考虑期限调整因子，在M∈[1,5]的取值空间内，期限调整因子为保守性调整，与违约概率（PD）、有效期限（M）相关，且M越大，期限调整因子越大，即有效期限越长保守性调整幅度越大。坚持“风险越高的业务所需监管资本越多”的核心原则，内评法监管公式不但给予不同类型风险暴露差异化的监管资本公式，以区别对待业务风险与监管资本需求之间的影响关系，而且不同类型风险暴露之间平均风险水平的绝对差异，也会对各类风险暴露的监管资本总需求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以非零售风险暴露为例，在通常情况下，银行风险暴露平均风险水平<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平均风险水平<一般企业风险暴露平均风险水平<中小企业风险暴露平均风险水平，对于平均风险水平较高的风险暴露而言，较高的平均风险水平完全有可能会侵蚀掉监管资本公式给予的资本优惠。因此，在内部评法级下，下大力气加强风险管理，提升“识别风险、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的能力，降低业务总体风险水平，是获得监管资本套利的最根本途径。

三、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下监管资本套利策略建议

综上所述，由于在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下，监管部门制定了不同类型风险暴露差异化监管资本计算公式，将体现单笔风险暴露特点的风险参数作为参数输入模型，因此为商业银行保留了监管资本套利的可能。在资本日益稀缺的市场环境中，商业银行应在确保所持有监管资本能够抵御经营风险的情况下，采取较为灵活的策略方针，获得监管资本套利优惠不失为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重点可考虑以下措施。

（一）积极推进内评应用，推动监管资本管理目标与业务发展方向的协调统一

在内评法下，商业银行监管资本需求与资产结构、平均业务风险水平紧密相关，为了取得监管资本管理目标与业务发展方向的协调统一，商业银行应积极推进内评风险参数在信贷全流程的使用，以风险水平为重要参考因素，执行差异化的准入、授信审批、贷款定价、绩效考核、限额、信贷、贷后管理等政策，促进行内资源向“高风险收益，低资本消耗”的业务倾斜，通过提升优质客户占比、增加合格风险缓释品比例、减少中长期业务占比等方式，有效降低业务风险，获得监管资本的节约。

（二）优化资产结构，促进零售业务和中小企业业务发展

考虑到各类资产风险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差异，在相同风险参数水平下，监管部门给予资产分散度较高的零售业务、中小企业业务一定程度的资本优惠，而对系统性风险较高的金融机构业务予以本惩罚。鉴于此，商业银行在完善风险控制手段的前提下，要不断优化资产结构，降低金融机构业务占比，提升零售和中小企业业务占比，将开展零售和中小企业业务所获得的监管资本套利优惠切实转化为竞争优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权重法下银行业务被赋予较低的风险权重，这与内评法的资本惩罚有较大差别，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商业银行采用内评法计量其所开展银行业务的监管资本需求时，会较权重法计量结果出现一定程度的资本浪费。

（三）以组合管理模式积极推进微型和小型企业业务发展

依照内评法要求，若商业银行采用组合方式管理符合标准的微型和小型企业业务，可将其作为其他零售风险暴露计提监管资本，在相同风险参数情况下，此举可大幅节约资本。因此商业银行可通过开发微型和小型企业业务组合管理工具，制定组合管理政策，设置组合管理流程等方式，完善组合管理模式，积极推进微型和小型企业业务发展，在不断提升管理水平的同时，获得较大规模的监管资本套利。

（四）提升合格风险缓释品的覆盖比例

更大范围地认同合格抵质押品、保证等风险缓释品对业务风险的降低作用，是内部评级法的一项较大改进。为了充分挖掘内评法此项改进所带来的资本套利空间，商业银行应下大力气提高风险缓释品的监管合格率及有效覆盖率，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大力气。一要加强风险缓释工具的内部管理，努力缩小抵质押品的业务合格性与监管合格性之间的差距，最大可能地在业务层面和资本层面均发挥抵质押品的风险缓释作用。二要将风险缓释品合格性认定监管标准提炼成可操作的业务规则，并辅以详尽的制度和系统实施方案，提升监管合格的可执行性。三要加强培训宣导，引导一线业务人员在业务可行的情况下，优先选择满足监管合格性认定条件且缓释效率较高的风险缓释品，同时尽可能避免房地产及其他抵质押品价值与对应风险暴露价值的比例低于最低抵质押率的情况。四要加强对风险缓释品的合格性认定信息、风险缓释品与债项对应关系的收集及系统记录，防止出现因无法进行合格性认定、确认对应关系等原因，导致风险缓释品不能发挥监管资本节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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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有商业企业固有的管理体制陈旧、运行机制不活等问题依然存在。由此而生的冗员多、负担重、经营不够灵活、职工积极性不高等弊端并未彻底革除，这些包袱使国有商业企业在竞争中难以抢得先机，也就很难适应对外全面开放商业领域后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第三，从国有商业目前的经营状况来看，不景气的仍占大多数，效益好的很少。尤其是最近几年，国有商业在经营规模、市场份额、成长性等几方面都表现不佳。北京市非公商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的11.7％上升到2000年的50％左右。与此同时，国有商业企业商品适销性低，库存率高(平均存货/销售成本)，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目前，北京市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大中型商业企业的年资金周转率仅为1.7次。资金利用效率几乎与工业企业水平相同。而根据一般规律，商业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应当比工业企业高1倍，流通效率不高的局面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这种不良局面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市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明显障碍。

国有商业资本继续存在于效益低下的国有商业企业，既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商业流通领域整体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国有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事实上，当前北京市有许多应该有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国有资本投入不足。比如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国有资本的投入严重不足。北京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现状就是一个明证，再比如，此次非典的爆发和疫情的蔓延也充分暴露了国有资本在公共卫生方面和突发事件应急系统建设方面投入的严重不足。因此，为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对整个地区经济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形成北京市地区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国有资本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国有商业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势在必行。

二、战略调整应以提高商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地区经济整体实力为目标

北京市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的总体目标应当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国有商业资本布局的战略调整，提高北京市商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北京市商贸流通业的快速发展。二是通过调整，将国有商业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提高国有资本的利用效率，促进首都经济的繁荣。从短期看，北京市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应是整合现有的国有商业资源，通过在“进”与“退”中的产权优化重组，使国有资本真正成为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有效资产，提高国有商业资本的市场价值。进而为国有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实现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这一长期目标做准备。具体说，近期北京市商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思路是：

（一）调整国有资本分布领域和在企业产权构成中的地位，增强国有资本的活力

——少数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仍应保留国有独资。如：盐业、烟草业等。

——在一些重点企业中，国有资本仍可占据控股地位。这类企业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业态清晰，主营业务突出，经营管理水平高，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二是经营业态新，发展前景好，业绩突出，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连锁企业。

——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和连锁组织形式的企业，如一些老字号和新兴品牌企业，国有资本可视效益情况适当参股。

——在浴室、理发、修理、餐饮、旅店、洗衣和摄影等行业的单体企业或小型商业企业中，国有资本应坚决全部退出。

（二）建立国有商业资产的有效管理体制

多头管理和职责界定不清一直是困扰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因素，近几年虽经调整，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战略调整中应构建新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应实行管资产、管人、管事的统一。国有商业资产连同其他国有资产一起由政府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而且管资产和管事管人相统一,不再多头管理。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三个层次职能的分离。第一层次：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同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的分离。第二层次：实现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同国有资本经营职能的分离，国有商业资本的经营权应以授权方式交给控股公司或投资公司,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的营运。第三层次：国有投资公司或控股公司通过出资对企业或公司参股或控股，取得所有者权益，实现出资人最终控制企业同企业作为独立法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分离。在原专业局基础上组建的行政性商业企业应视其具体情况给予撤销，有条件的通过改制转变为实体性公司，不再保留行政职能。

（三）培育大型商业企业集团，构建大企业主导型的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商贸流通格局

北京市要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其城市商贸流通必须发展相应的业态和市场主体。根据北京市场的规模、基本特点和现有资源状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议重点发展“六大商业板块”，即百货业、连锁超市业、专业连锁业、批发零售业、中式餐饮业以及食品加工业。每个“板块”都应当形成以集团化、连锁化为主体，以信息化、网络化经营为主要运行方式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应在市场竞争中产生。

三、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措施

国有商业资本整合重组，应以“企业自愿、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为原则。政府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化运作手段。在运作过程中要重点突出，措施得当，力求实现商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以出售股权、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部分国有资本从大型商业企业退出

除盐业、烟草等特殊行业可继续保留国有独资外，对其余国有商业资源，应本着“靓女先嫁”的原则，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促进优质商业资源有效集中，将其培育和发展为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商业集团，进而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变现国有资本，实现退出。具体的退出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减持国有股。可考虑通过出让国有股、放弃配股权、置换股权等形式，由绝对控股向相对控股或参股转变，同时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以资金、技术和市场参股、控股。对已上市的商业企业，可利用上市公司壳资源，通过股权转让、资产置换和证券市场运作，减持国有股。二是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合作。与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具备条件的一些非国有大企业合资合作，是实现国有商业资本退出的另一个现实的选择。

（二）通过多种形式解决国有中小企业退出问题

商业领域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采取放弃控股、减少参股的方式，实现国有资本的有序退出。中型企业可通过改制，出让国有资本的控股权，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私营资本的进入，待条件成熟国有资本逐步退出。小型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最好一次性全部退出。通过产权出售的方式，将国有资本整体出让给企业经营者、职工和社会自然人等。要将企业彻底推向市场。供销社系统企业应当进一步理顺各级供销社的组织管理体制，理顺与区县公司的产权关系，取得规模效益。通过改革与调整，努力构建优、特、专、精的企业群体。

（三）继续实施兼并破产，清理并淘汰一批劣势企业

国有商业企业的扭亏脱困工作应当与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任务结合起来。一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应当退出市场，以便集中国有商业资本发展有竞争力的企业。建议北京市政府每年对商业领域中的亏损企业进行一次清理。对连续3年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政府要采取关闭注销、出售拍卖、兼并破产等有效措施，果断予以淘汰；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商业企业要实行扭亏目标责任制，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无法实现盈利的，国有资本应当彻底撤出。同时应完善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对亏损超过规定期限的企业要及时进行清盘，不应允许亏损企业长期存在。

（四）完善国有资本运作体系，形成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

根据北京市目前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办法，商业领域中现有大型国有商业集团应重新审视本企业的发展战略，明确集团总部的主要功能。对于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可开发资源优势的企业，应当逐步由实体经营转为资本经营。国有商业集团应当收缩商品经营管理业务，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过渡为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从以往管“一个个企业”到管“一块块资产”。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品牌经营优势的企业集团，可兼有资本经营和商品经营双重职能。

四、政府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应有所作为

在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方向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国有资本仍将在首都商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具体到企业来说，没有必要强调国有资本在商业企业中的主导地位。

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政府的作用不应忽视。从目前各地的实践情况看，政府采取何种行为方式，以及如何把握进退的“度”是关键。上海市在政府的扶持下已经构建了一批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大型商业企业。但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未能预见。而广东政府对于商业领域的产权构成调整更多采取了市场自发竞争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好处是政府需要支付的转轨代价较小，但可能使企业优胜劣汰的时间较长。我们认为，政府在调整商贸流通业产权构成和国有资本优化配置问题上应当引导市场，主动出击。取代市场不行，单纯依靠市场自发竞争也不利。具体地说，政府应主要在制定战略调整的总体规划，引导、推进和监督战略规划实施以及适时调整战略规划等方面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对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本身就是所有者一项重要的权利，而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涉及众多的行业和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规划，并对规划实施的进程进行监督和控制，同时针对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对战略规划作出调整，这些职能理应由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代表的政府行使。

五、战略调整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正确理解国有资本的“进与退”的问题

国有资本进行有进有退调整，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引导和带动作用，因此，对商业流通领域国有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核心应是为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甩包袱，将效益差的、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企业卖掉，而将效益好的继续保留。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得退出的过程困难很大，增加了改革成本，也很难收回足够的资金去加强该进入的领域。

（二）正确对待退出过程中国有商业资本的流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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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及其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应用

经济资本管理基于资本的两个特征而建立：资本是稀缺的，因此必须将有限的资本有效地配置到最能增加银行价值的环节；资本是有成本的，因此必须强调对资本的回报，也即对股东实现价值创造，并充分考虑资本所承担的风险，实现收益与风险和成本的统一。经济资本管理体系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经济资本的计量，二是经济资本的预算分配制度，三是以经济增加值（EVA）和经风险因素调整的经济资本回报率（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制度。

1.经济资本的计量

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衡量，非预期损失是指银行实际损失超过平均损失以上的损失，是对预期损失的偏离-标准偏离。经济资本从数量上等同于非预期损失，应覆盖商业银行的全部风险。

普华永道对全球银行业的调查表明，信用风险占到商业银行风险总量的65%，除此之外，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是商业银行面临和关注的主要风险，《新资本协议》关于银行资本必须覆盖上述三类风险的规定即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虽然经济资本应覆盖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但在实践中主要是对此三类风险的计量。

(1)信用风险的计量。计量信用风险时，主要考虑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风险敞口（EAD）和期限（M）等风险因子。此外，还应考虑信用资产的相关性以及风险集中度。目前流行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主要有CreditMetrics信贷组合模型、穆迪KMVEDFs信贷组合模型、CSFPCreditRisk+模型、麦肯锡CPV信贷组合模型，以及《新资本协议》规定的IRB（内部评级法）模型等。

信用风险经济资本=EAD×√PD×σ2LGD+LGD2×σ2PD

其中，σ2LGD为LGD的方差，σ2PD为PD的方差

银监会对国有商业银行经济资本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大多是在参照《办法》规定的基础上，以资本充足率8%为基准，根据各类业务的历史风险状况和本行的经营发展战略，采取内部系数法计量信用风险。比如，《办法》规定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是50%，有的行对此类贷款的经济资本系数则设定为4%（即为资本充足率8%的50%，等同于50%的风险权重）；对某些属于鼓励发展类业务，商业银行则设定较低的经济资本系数，使之相对应的风险权重低于《办法》规定的风险权重，比如《办法》规定银行承兑汇票的风险权重为100%，而有的行对银行承兑汇票的经济资本系数为3%，相当于风险权重为37.5%，充分地体现出了商业银行对此类业务的鼓励导向。

(2)市场风险的计量。VAR（风险价值）是计量市场风险最常用的技术，它是指在一定的持有期和给定的置信水平下，因利率、汇率等市场要素发生变化而可能对某项资金头寸、资产组合或机构造成的潜在最大损失。目前常用的VAR模型技术主要有方差—协方差法、历史模拟法和蒙特卡罗法。

市场风险经济资本=VAR*乘数因子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计量市场风险的常用技术有缺口分析、久期分析、外汇敞口分析、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等，少数商业银行（如建行）运用VAR计量市场风险。

(3)操作风险的计量。相对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量化更为困难，这是因为一是现有的数据不足，二是模型构造存在技术困难，三是在计量操作风险时极易因难以与其他风险区分而重复计算。目前，对操作风险一般采取简单的系数法，即根据历史年度发生的损失数据，将商业银行的业务按照操作风险的程度分配不同的风险权重，乘以该类业务的余额。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计量操作风险的常用模式是：

操作风险经济资本=前三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平均值*设定系数

2.经济资本的预算分配

经济资本的配置区分为对存量风险资产的经济资本配置和对增量风险资产的经济资本配置，前者考虑的是对资产组合所面临的未预期风险的抵御，后者则是通过对不同的产品、部门和区域设定不同的经济资本系数来传导总行的经营发展战略。商业银行在制定经济资本预算计划时，重点是对增量经济资本的配置。

从我国目前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经验看，商业银行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经济资本，年初根据资金交易风险控制计划和财务收支计划计算并分配。对信用风险的经济资本，建行采用增量配置法，通过三个环节完成：首先，由总行年初根据全行发展规划和资本补充计划，明确资本充足率目标，提出全行的经济资本总量和增量控制目标，对分行进行初次分配；其次，总行根据各分行反馈的情况，在总行各业务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平衡分配；最后，总行根据战略性经营目标，对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增量的一定百分比进行战略性分配。

3.以EVA和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

以EVA和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引入了资本的成本概念，更真实地反映了商业银行的利润，克服了商业银行传统的绩效考核以利润的绝对额为指标的缺陷，有利于商业银行的经营者更清醒地权衡经营风险及其回报，从而做出更符合商业银行实际利益的决策。

绝对量指标：

EVA=经风险调整后税后净利润-经济资本*资本期望回报率

=(经济资本回报率-资本期望回报率)*经济资本

相对比率指标：

RAROC=经风险调整后税后净利润/经济资本

=（净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投资收益-运营成本-预期损失准备支出-税项）

经济资本

我国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的绩效考核已逐步采用EVA和RAROC概念，只是对具体参数的设置（比如对经济资本的期望回报率）各行略有不同。建行等在经济资本管理实施方面走得更快的商业银行，已尝试将RAROC技术应用到具体产品的定价决策。随着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能力的提升，经济资本管理将在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1.强化资本约束意识

经济资本管理强调了资本的有限性和高成本性，随着外部监管部门资本充足率监管力度的加强和股东对资本回报要求的提高，商业银行在经营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到资产扩张的速度、业务发展的规模以及所带来的收益，还要充分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及其资本占用，将收益与风险和成本相统一。资本约束意识的增强将有力地扭转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的重规模轻管理的经营思想，促使商业银行将经营管理的重心放在转变经营管理方式，优化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提高经营效益之上。如下图所示，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2004年，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某银行贷款增幅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避免了出现贷款增量的大幅波动，充分体现了经济资本管理在资产增长中的制约作用。

2.培养全面风险管理意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商业银行需要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进行合理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经济资本强调的是对银行所承担的所有风险（而不仅仅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大风险—信用风险）所可能带来的非预期损失的抵御和弥补，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可以强化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意识。同时，经济资本管理要求对各类风险进行精确的计量，并鼓励商业银行开发适合自己的风险计量技术和模型，将促进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

3.准确计量各项业务的成本，完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存在突出的制度性缺陷：一是以利润、资产规模的绝对量考核为主，忽视资本占用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片面追求账面利润和资产规模而漠视潜在风险的短期行为；二是现行的绩效考核评级体系未充分考虑到风险因素，经营收益未经风险调整；三是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以横向为主，无法具体量化具体产品和业务条线的经营绩效，难以为经营决策提供支持。经济资本管理克服了上述缺陷：EVA强调了资本占用的成本，有助于商业银行尤其是其分支机构树立成本意识；RAROC强调的是经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并扣除了为预期风险所计提的专项准备金，更真实地反映了利润和资本回报率；同时，RAROC技术还可以衡量具体的交易和账户，有助于真实反映各项业务给银行所创造的价值。

4.提高商业银行科学决策和产品定价能力

RAROC技术通过对具体产品、业务和区域的经济资本回报率的量化，为商业银行在制定经营发展战略时提供支持。比如，根据历史数据判断某项业务的经济资本回报率较高，商业银行在编制经营计划和经济资本预算时，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系数设定等方式，向全行传达总行对于此类业务的倾斜支持导向。同时，RAROC技术强调了风险因素，商业银行在为产品定价时，可以通过RAROC技术推算出该项产品在什么价格水平才能达到预期的回报率，从而促进商业银行自主风险定价水平的提升。

5.推进金融改革深入开展，进一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增强独立的市场主体意识

经济资本管理强化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意识和成本意识，使过去因具有国家信用而忽视资本充足的国有商业银行深刻地认识到，资本是稀缺的和有成本的。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着监管当局越来越严格的资本约束和市场越来越高的资本回报要求，这将督促国有商业银行切实转变经营理念，增强独立市场主体意识，推动股份制改革深入开展，真正将国有商业银行建设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

6.经济资本具有风险约束和效益约束的双效应，有助于激励商业银行改进经营管理

经济资本不仅要抵御非预期损失，而且还在经营管理和资源配置中居于核心地位：不仅可以衡量一家银行的整体抗风险能力，而且还可以成为评价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或业务条线经营绩效的标尺；将收益与风险、成本结合起来，有助于商业银行根据实际承担的风险为产品合理定价；支持和鼓励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技术，积极开发内部计量模型，完善资本管理，从而更科学地保持合适的资本持有量，激励商业银行改进资本管理。

三、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对我国银行监管当局的影响

1.促进监管当局对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区别的认识

在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过程中，银行监管当局有必要，并且会逐步认识到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不同：

(1)经济资本是商业银行根据自身承担的实际风险计算出来的资本，是一种应有“虚拟资本”，在数量上等于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非预期损失额；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持有的最低资本，属于“法定资本”，是一种实有的资本。从风险的角度说，经济资本代表的是风险，越小越好；监管资本则是抵御风险的屏障，越多越好。经济资本是从商业银行的视角看资本，而监管资本则是从监管当局的视角看资本。

(2)经济资本具有更好的风险敏感性。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基于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状况而划定的粗线条的最低资本充足要求，在统一的资本充足要求下，既可能出现资本充足率达到法定要求而仍不足以覆盖风险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对资产状况良好的银行的过高的资本充足约束。与监管资本相比较，经济资本更好地反映了特定商业银行的实际风险状况及资本真实需求，因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具有更好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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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论坛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就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认为我国现代金融体系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还不是现代化的，还有待于现代化、规范化、优化（结构优化）和强化。目前，中国金融创新迫切需要解决诚信严重缺失、结构严重失衡和体制严重缺陷等一系列问题。诚信、信用和信誉应该是立人、立国、发展经济、发展金融的前提和基础；金融改革必须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结构性失衡。体制严重缺陷是在强而有力的、人为干预下形成的，因此，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去摧毁，而不能依靠市场机制去逐渐地摧毁。在新的发展阶段，首先要解决诚信问题，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使我国金融体系现代化、规范化、优化、强化，才能够使我们国家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由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

中央财经大学李健教授则从金融产业结构、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等五种结构和从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结构问题。她认为，中国目前金融发展中出现了金融总量快速增长与高风险、低效率并存的局面，主要表现在：结构变化相对总量增长而言缓慢，优化程度不足；我国现在的金融结构带来了市场的低效率和高风险；现有金融结构的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和国家。因而要以结构调整为重点推进金融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提出了金融中介不足引致国家利益流失的观点。她用存贷比和存差两个指标来说明我国金融中介的不足，并解释了金融业运行的低效率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金融中介不足会导致民营企业难以获得贷款，并使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利用外资，从而出现外资挤出民间投资和资本大规模的输出，即引致资本国际循环。资本国际循环会进一步导致一系列问题，如储蓄-投资的转化率下降、经济转型的进程延缓、民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减少以及外汇收益流失等。此外，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会导致垄断利润和政策补贴流失；金融中介不足会引致社会资源黑洞问题。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要重视发挥金融中介的功能。

天津财经大学王爱俭教授则从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缺口分析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问题。她指出，发展社区银行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和农村金融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发展社区银行有产权结构、交易成本、市场效率、经营灵活等优势，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社区银行的发展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将现有条件成熟的城市和农村信用社改制为社区银行；二是由民营资本组建新的社区银行；三是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成

为社区银行。社区银行的产权结构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模式。

通过对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金融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及金融服务业的就业量等三个指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何德旭研究员认为中国金融业是发展滞后，而不是改革滞后。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表现在：金融业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明显乏力、金融业结构不均衡、金融业内部各微观主体缺乏竞争力等。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既有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金融业本身组织体系和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指导思想上没有把金融业作为一个真正的产业来发展。把金融业作为产业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制定和完善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有完善的金融业发展规划；放松金融业管制，减少干预；强化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树立科学的金融发展观。

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叶龙森副教授指出，加强风险管理是中国金融面临的紧迫课题。他从三个层面探讨了有效的风险管理。从宏观层面，需要有利于风险管理的国家规章制度，要为风险管理提供工具。

目前，这些工具主要是衍生金融工具，包括期权、期货等。另外还需要大批人才，这是由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决定的。从公司的组织结构层面，风险管理需要有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积极的高层介入。从报酬系统方面，必须使交易员的报酬与其风险挂钩。中国的金融系统现在需要认真思考和建立这些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以避免一次又一次地“交学费”。

武汉大学黄宪教授认为在新环境下，风险管理作为金融中介核心功能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而风险管理就是金融中介的核心功能和本原功能。随着市场趋向完善，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非但没有消亡，在转型后反而勃发生机。金融中介具有风险管理优势。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讲，风险管理都是金融中介的最重要功能。在商业银行创新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功能。

人民币汇率改革也是本次论坛的热门话题之一。武汉大学江春教授从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超额货币的角度，讨论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他认为，一方面，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导致我国存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的超额货币也产生人民币的贬值压力。而后者被经济学家们忽视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在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没有完全市场化，人民币目前升值的压力只是一个短

期的现象。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化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效益。如果中国的经济效益很低，如果我们不进行真正的制度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话，人民币今后可能会有贬值的压力。

二、关于商业银行创新

2004年以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改革受到各方面高度重视，在本次论坛上也成为重要内容。

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中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战略投资者的引进。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教授从何为战略投资者、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改革中是否需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否完善治理结构、是否会影响金融安全等方面具体阐述了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改革中引进外资问题。他认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就是要借助外部力量推动银行业的股权改革；实现治理结构的更新；借助国外的力量、信誉走出去。引进的外资金融机构是否为战略投资者，并不取决于引入方的标准和判断，而应取决于投资方的战略选择和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后对投资者回报的高低。但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只能改善治理结构，而不能完善治理结构。影响金融安全的首要因素是经济周期，而不是金融机构的运作。在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条件下，金融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因，而不是内因。因此，讨论引进战略投资者会不会影响金融安全，必

须关注世界经济的格局、经济周期的变动和我国的开放度。

西南财经大学刘锡良教授提出了“商业银行向何处去”的8个困惑：（1）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解决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还是改善其治理结构？（2）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后是否一定要上市？（3）我国国有银行上市的地点应该在国内还是在国外？（4）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是否一定要卖给战略投资者？（5）银行的股权能否转让给自己的竞争对手？（6）如何对国有商业银行股权转让进行定价？如何对一些隐形的资产定价？（7）什么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善治理结构？（8）通过股份制改造能否克服银行固有的弊端，真正引进先进的管理与先进的技术，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他认为，这几方面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江西财经大学的胡援成教授则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的经营效率进行了实证评价。他发现，综合比较来看，通过改革，国有银行效率在逐渐提高，与其他股份制银行比较接近，但总体上还有差距。同时，他认为，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与政策推动、扶持是密切相关的。要做到可持续，还有很多任务要完成，特别像公司治理结构和其他各方面配套改革。

关于现代商业银行的命运，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郭茂佳教授认为，要么并购，要么被并购，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其原因在于：一是自由化使得商业银行跨行业经营变得容易；二是网络化导致商业银行机构过剩；三是国际化带来了跨国并购的兴起；四是同质化使得银行间并购相对容易。面对全球并购大潮，中国要实行多项“两手抓”：第一，政府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振兴民族银行，通过并购要把民族银行做强做大，一手要抓避免银行被掠夺式并购，政府要制定并购边界和反垄断措施。第二，商业银行要“两手抓”，一手要抓传统产品经营，一手要抓资本运营。第三，高校金融教育要“两手抓”，一手要抓传统银行知识传播，一手要抓投资银行知识传播。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创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金林教授着重分析了银行保险这一创新业务。他认为银行保险是集产品、服务和组织创新为一体的金融创新。目前，这一创新还存在许多障碍：一是分业监管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二是进入市场的深度和范围都受到较大限制；三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近期来看，发展银行保险主要是规范保险销售行为。从长期来看，发展银行保险要积极推动保险产品的创新，提升保险产品的技术含量，建立银行和保险共享的信息网络资源系统，加强银行与保险的合作。

三、关于资本市场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既有资本市场的一般特点，也有中国的独特背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骏教授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市场的三个明显特点：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它的初始阶段必然是政策式，其功能也必然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它的定位。第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的，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资本市场改革必然要符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中国上市的股票主要是改制的国有企业的股票，所以，政府是股票的主要供应者，又是股票市场的监管者——政府同时处在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地位。由于政府对股市定位存在偏差及制度性缺陷的存在，目前，中国股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失效而非市场失灵，政府不能把责任推给市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主要当好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政府不应过多地从企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资本市场问题，而应从监管者的角度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资本市场中各交易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要彻底抛弃为国有企业改制脱困的指导思想。政府要侧重从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全面实现资本市场的公正与效率，发展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来为商业银行创新提供场所和条件。无论是否照搬西方的理论和经验，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中国人民大学吴晓求教授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两个效应，一是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二是民间的、社会的财富增长相对缓慢，中国的国民并未因经济的快速增长分享到应有的实惠，因而是一种“贫困的增长”。一个成熟的经济体需要一个庞大的、有效的社会存量财富的支持，为此要建立保护社会存量财富的法律制度，同时还要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和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发展一个强大

的、健康的、透明度很高的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其次是商业银行的改革，我国商业银行从2004年开始进行了以资本市场为平台的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第三是汇率体制的改革。这三大改革完成之后，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就基本形成，我们可能在2010年逐步形成现代金融体系的雏形。

上海财经大学杨大楷教授认为，我国目前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发挥较充分，而其他功能严重不足，募集资金使用严重不规范。同时，政府主导资本市场，使有限的资金大量注入了国有企业，特别是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因此，要保障中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在一些根本性的制度上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宋清华教授认为，从功能上看，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既有交叉重叠，又有明显的差异。这决定了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竞争与互补的关系，一方面它们既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替代，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为补充。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商业银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并非“致命性”的打击；资本市场的发展改变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负债结构和资产结构，但并未使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总量出现萎缩，相反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新的机遇与舞台。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商业银行是资本市场重要的筹资者、投资者、中介机构、服务机构和工具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因此，即使不能说没有商业银行就没有资本市场，至少可以说没有商业银行的参与就不会有资本市场今天的成就。金融创新使得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商业银行成了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市场”的概念可以替代“金融”或“金融体系”。

四、其他金融与投资问题

篇（8）

1958年，美国学者莫迪利亚尼和米勒（Modigliani and Miller）在《美国评论》上发表了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该文提出了在完善的市场中，即没有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没有企业破产风险、资本市场充分有效运作等假定条件下，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无关。这一令人意外的结论由于其简洁、深刻，与流行的观点相悖，在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被称之为MM理论。由于MM理论的奠基，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的不断得以深入。

1、公司所得税观点

MM理论在受到实践的挑战后，作了修正。考虑到受企业所得税的影响，按照税法，企业对债券持有人支付的利息计入成本而免缴企业所得税，而股息支出和税前净利润要缴企业所得税，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企业负债率达到100％时，则企业价值最大，而融资成本最小。这一结论与现实不相符。

2、个人所得税观点

考虑个人所得税的影响，个人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的所得税率不同抵消了公司所得税率不同的差异。在此情况下举债对公司价值没有影响，即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无关。即使个人所得税没有完全消除公司所得税的不对称税负，它们也大大减少了这种不对称，同时还减少了杠杆净效益。杠杆会带来纳税利益，这就是公司为什么不100％举债的原因。

3、财务危机和破产成本观点

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发现制约企业无限追求免税优惠或负债的最大值的关键因素是由债务上升而形成为企业风险和费用。企业债务增加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甚至破产的可能性也增加。随着企业债务增加而提高的风险和各种费用会增加企业的额外成本，从而降低其市场价值。因此，企业最佳资本结构应当是在负债价值最大化和债务上升带来的财务危机成本之间的平衡，被称为平衡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说是对双M理论的再修正。

4、成本观点

依据成本学说的创始人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企业资本结构会影响经理者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它行为选择，从而影响企业未来现金收入和企业市场价值。比如说，当经理人不作为内部股东而作为人时，其努力的成本由自己负担而努力的收益却归于他人，其在职消费的好处由自己享有而消费成本却由他人负责。这时，他可能偷懒和采取有利于自身效用的满足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动。与此同时，该理论认为，债权融资有更强的激励作用，并将债务视为一种担保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促使经理多努力工作，少个人享受，并且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从而降低由于两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但是债券融资可能导致另一种成本，这种债权的成本也得由经营者来承担，从而债券融资比例上升导致举债成本上升。均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是由股权成本和债权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来决定的。

5、不对称信息的影响研究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最早将不对称信息引入企业的资本结构分析。他仅仅放松了MM定理关于充分信息的假定。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企业未来收益与投资风险有内部信息，投资者没有内部信息，但投资者知道对管理者的激励制度，投资者只能通过经理者输送出来的信息间接地评价市场价值。企业债务比例或资产负债结构就是一种把内部信息传给市场的信息工具，负债比例上升是一个积极的信息，它表明经理者对企业未来收益有较高期望，传递着经理者对企业的信心。因为举债会使经理者努力工作，同时也使潜在的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前景充满信心，所以发行债券可以降低企业资金的总成本，企业市场价值也随之增加。为了使债务比例成为可靠的信息传递机制，罗斯对破产企业的经理者加上“惩罚”约束，而使企业债务比例成为正确信号。之后，迈尔斯和麦吉勒夫进一步考察不对称信息对融资成本的影响，发现这种信息会促使企业尽可能少用股票融资，因为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融资时，会被市场误解，认为其前景不佳。由此新股发行总会使股价下跌。但是，多发债券又会使企业受到财务危机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资本结构的顺序是：先是内部集资，然后是发行债券，最后才是发行股票。这一“先后顺序”论在美国1965—1982年企业融资结构中得到证实。这段时期是美国企业内部积累资金占资金来源总额的61％，发行债券占23％，发行股票占27％。

6、控制权理论

哈里斯一雷斯夫模型探讨了詹森和麦克林所提出的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利益冲突所引发的成本。他们分别用静态和动态两个模型，说明了管理者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从股东的最大利益出发的，因此必须给予他们以监督和戒律。而债务正是作为一种惩戒工具，债务不仅使股东具有上的权利，而且还强制管理者提供有关企业各方面的信息，所以“最优的负债数量取决于在信息和惩戒管理者机会的价值与发生调查成本的概率之间的平衡”。

综上所述，由于资本市场的缺陷，不对称税率、不对称信息、交易成本（包括破产成本）的存在，企业资本结构与市场价值有关，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缺陷，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观点：对资本结构的选择是一个包括各种权衡并且导致公司在各种筹资方式中形成常见择优顺序的动态过程。我们称这种观点为资本结构的资本市场缺陷观点。

二、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原因及后果

对深沪2000年以前上市的1000多家公司进行随机抽样，抽出证券代码最后一位为5的上市公司105家，平均资产负债比率按下式。平均资产负债比率=Σ抽中上市公司资产负债比率／105。得出2000年平均资产负债比率为46.73%，即是说，股东权益：总负债=53.27%:46.73%。其中总负债中债券融资所占比例极小，只有少数公司有债券融资，2000年未兑付的企业债券只有几百个亿，还包括了非上市公司，故46.73%的债务主要是银行贷款。

其中股东权益包括了股本、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与留存收益，股本与资本公积金主要由发行股票而来（除了股本中有少量来自利润转增资本，资本公积金中有小部分资产评估增值应看成是内部积累外），为了得出股东权益比率中发行股票的融资与内部积累的比例，将盈余公积金与留存收益可近似看成是内部积累（严格意义是不同的），对深沪2000年底已上市的1000多家公司进行随机抽样，抽出证券代码最后一位为5的深沪上市公司各前25家，共50家，按公式平均盈余公积金与留存收益占股东权益比率=Σ（抽中上市公司盈余公积金＋留存收益）／Σ抽中上市公司股东权益计算，得出2000年平均（盈余公积金＋留存收益）／股东权益=16.05%，即是平均（股东＋资本公积金）／股东权益=83.95%，具体计算过程从略。

发行股票所占融资比例大约53.27%×83.95%=44.72%，将盈余公积金与留存收益近似看成是内部积累（严格意义是不同的），内部积累所占融资比例大约为53.27％×16.05％=8.55%。考虑到两点修正：1、由于股本中有少量来自利润转增资本，应看成是内部积累，资本公积金中有小部分资产评估增值应看成是内部积累，2、盈余公积金与留存收益不完全是内部积累，一增一减，内部积累所占融资比例大约还是8.55%，但是股票所占融资比例要比44.72%小一些，故可以认为上市公司的融资次序为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内部积累——发行债券。

这与西方企业融资的先后次序正好相反，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如下：

1、银行贷款比例高。我国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无偿拨款，80年代初实行拨改贷之后，银行贷款成为企业外部融资的惟一方式，直到80年代末期，才有了股票与企业债券的融资方式。在80年代，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要求很低，90年代虽然加强了贷款抵押要求，但对没法还贷的企业，很少实施破产程序，银行对贷款企业的软约束造成了企业的高负债率。另一方面，我国银行很少像日本、法国、意大利一样参与企业的治理，故企业通过贷款融资并不造成控制权的损失。上市公司由于近年发行了大量的股票，已使资产负债比例大大降低，比起非上市公司要低得多。

2、上市公司留存收益所占比率较低。首先，我国和大部分家一样，内部融资比率相对于发达国家为低（黄永岩，2001），我国企业处于扩张期内部积累不多，资产负债比率普遍较高。在企业的生长期，企业的迅速扩张需要大量的外部资金，企业会更多地依赖于银行等中介，因而债务融资比率较高（随着公司财富的不断积累，必然用成本较低的内部资金来替代外部资金，从而降低债务融资比率，这是Giannetti（1999）对企业生命周期对欧洲八国融资结构的影响作的分析，它对于其它国家企业生命周期对融资结构的影响也适应）。其次，由于公司上市发行审核制度配以额度管理容易造成寻租行为，证券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并且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等问题都是造成上市公司业绩整体水平较低，留存收益水平不高的原因。

3、股票融资比例高。资本成本是资本预算项目的必要报酬率，是投资者在考虑的情况后愿意提供资金时的报酬率。任何投资的必要报酬率是投资者愿意为当前投资提供资金所期望获得的最低报酬率。按照这种观点，银行贷款的资金成本最低，企业债券次之，股票筹资的资金成本最高。但由于我国股票市场仅仅只有十年的，市场基本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二级市场股价大部分时间处于高估的状态，企业往往将股票融资视为免费的午餐，将其成本只视为所需支付的红利。另外，我国目前处于转轨阶段，证券市场机制不健全，投资者用脚投票的功能并没有发挥，上市公司并不担心采用股票再融资引发市场股价的下跌。

4、企业债券融资比例极小。首先债券融资成本低于股票，其次可以免交企业所得税，世界各国税法基本上都准予债券利息支出在税前列支，而股息支付则是在税后进行。因此，企业举债可以进行合理的避税，这样可以使每股税后利润增加。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应考虑的基本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债务清偿能力与充分利用利息避税能力。可是我国由于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发育不平衡，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企业发行债券受到政府额度的严格控制，使企业通过债券融资的余地非常小。我国自1986年发行企业债券以来，累计发行3000多亿元，平均每年只有200多亿元，2000年上市公司通过股票筹资1554亿元，企业债只有100亿元，是股票筹资的6.4%。而美国公司2000年1－11月份通过债券筹资达9350亿美元，同期发行股票筹资只有1460亿元，债权融资是股权融资的6.4倍。

从资本结构的资本市场缺陷观点看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后果：

1、从资本结构理论的成本的观点看：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大多不拥有股份，或持股比例很少，几乎是完全的者；而债券融资虽然对经理有很强的激励作用，促使经理努力工作，减少道德风险，但是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没有债券融资，债权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无从发挥，这使得成本很高。

2、从资本结构理论的不对称信息观点看：上市公司热衷于大比例送股、配股、增发新股等筹资方式，不喜欢发行债券，这传递了这样的信息，经理们对上市公司的前景并不看好，或者干脆就是短期行为。现实中也确实如此，很多上市公司通过大比例送股、配股、增发新股之后业绩大幅滑坡。

3、从资本理论的控制权理论看：债权融资是保证股东权益的一种手段，债务不仅使股东具有法律上的权利，还强制管理者提供有关企业各方面的信息。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不发行企业债，表面看来股东掌握了控制权，但由于国有股占大部分，国有股东的虚设使得实际上是管理者掌握控制权，又由于缺乏债权的约束，使得成本很高。

综上所述，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不合理，亟待改善。

三、改善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建议

1、大力债券市场，提高上市公司债券的融资比例

我国企业债券发展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近年来，重视国债与股票发行，轻视了企业债的发行，对企业债券实行额度控制，债券发行规模受到严格限制。债券市场的落后已到企业的资本结构，政府要淡化或者逐步取消计划规模管理，尽快推行企业债券发行核准制。同时，在企业债券利率方面应给予较大的灵活性，让企业债券利率尽快市场化。

2、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革步伐，完善银行的信用制度

银行债务的软约束关键在于银行自身未解决治理结构，所有者缺位使银行经理获得了较强的内部控制权，而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的鉴别困难又进一步加大了经理人的道德风险。所以在保证国有控股的前提下，应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分散国有股权以让其他股东得以行使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所有者缺位的困境。另外银行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套信用制度，指引贷款方向，根据企业的信用等级和市场导向决定是否放贷。

3、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加速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

篇（9）

1958年开创性的资本结构理论MM理论指出，资本成本已成为一个完全主观的概念，效用方法从规范和分析的角度而言具有严重的缺陷，因而为资金成本找到了一个替代的方法，需要将资本结构理论建立在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由此，我们认为西方主流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是为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所需负债资金的比例问题，即负债在企业全部资金中所占的比重问题。企业筹资决策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结构决策，而资本决策的中心问题就是最优资本结构如何确定。

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1946年Hicks在“Value and Capital”一书中开始研究资本结构理论。Durand（1952）将传统资本结构理论划分为三种类型：净收入理论（Net Income Theory）、净营业收入理论（Net Operating Income）和传统理论（Traditional Theory）。但是，这些研究只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对资本结构理论的一种初步认识，是对企业所有者行为的一种推论，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资本结构理论。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是经过严密的数学推导而形成的，始于1958年由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的MM定理。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深入探讨了企业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套严密推论的资本结构理论，形成了著名的MM资本结构理论，奠定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公司金融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

近年来，随着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资本结构问题已远远超出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的关系，资本结构理论进一步扩展为包括融资结构、投资结构以及利润分配结构在内的涵盖公司整体资本运作结构的研究范畴。汤谷良（2000）提出了“资本结构复合概念”：资本结构的内涵包括资本结构的要素和组成，如诸要素及其之间的比例关系，各要素间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和动态调整。资本结构概念的外延至少应该从三个角度来界定：

1、在纵向上，包括不同层次的资本空间结构和不同层次资本结构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资本结构。

2、在横向上，包括资本结构许多超越纵向控制的、多样性的横向联系和多样化功能。这些联系主要表现在：权益资本与负债融资的比例关系；长期资本与短期资本的比例关系；资本各种筹资方式的比例关系，如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的比例关系、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等；各有关投资者成员之间资本投资数额的比例关系。

3、从时间序列上，包括资本结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各种时间结构。

总之，资本结构是一个多因素、多变量、多层次集合而成的复杂巨系统，同时也是一个随着内外部环境变化而需要不断改革调整和发展的动态系统。

二、国内外银行资本结果理论研究的简要回顾

（一）国外银行业资本结构的研究进展

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开始将企业资本结构理论引入银行行为中，发展出了银行企业论（Theory of the Banking Firm）,Klein（1971）作为这一理论的开创者，把银行作为一般的企业，利用预期利润最大化方法对银行最优资产组合、负债结构和最优规模进行研究。

Pringle（1974）认为，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全，银行可以通过贷款或投资获得超额利润，以达到股东权益最大化。当贷款的超额边际收益等于权益资本的超额边际成本时，银行的权益资本达到最优水平。另外，他还指出，在不完全金融市场里，若银行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那么，银行资本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因素。Kareken和Wallance（1978）指出，在有进入障碍的情况下，银行可以通过储蓄存款获得独占利润。因此，负债越多，银行价值越大。一个极端的情况是，权益资本为零，银行价值最大化。但当破产成本存在时，风险会伴随负债的增加而提高，因而部分抵消了负债增加带来的利益。因此，在考虑负债税盾和破产成本时，银行存在一个最优资本结构。Buser、Chen和Kane（1981）对有存款保险的银行进行分析。他们认为，资本管制作为隐形担保，可以减少银行因资本不足而发生危机的概率，同时也会减少存款保险公司的理赔概率。当同时考虑存款保险公司的保费和政府隐性担保时，银行存在一个最有资本结构。Maisel（1981）认为，应该将破产成本、不完全资本市场、公司所得税和信息不完全等因素考虑到银行资本结构中。Orgler和Taggart（1983）以Miller（1977）的银行资本模型为基础，将所得税、金融服务成本、破产成本和成本等要素引入银行资本结构决策中。结论是银行财务杠杆与存款准备金的数量以及银行规模有关。即政府管制会影响银行的资本决策，破产成本会降低银行财务杠杆，而银行管制和存款保险会降低财务杠杆的效果。

（二）国内银行资本结构的研究进展

国内对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研究时间并不长，其中对转轨时期国有商业银行的关注居多。

张杰（1999；2003；2004）的研究发现，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十分特殊，它是国家声誉与居民存款在特殊改革背景下的一种奇妙组合。国有银行改革须着眼于资产结构而不是资本结构，或者说以资产结构调整来改善资本结构。王胜邦（2006）从经济资本、监管资本、会计资本3个角度进行考察，分析表明商业银行存在一个最优资本结构，但是在一个长期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用一个神奇的公式进行精确计算。1988年资本协议确定的8%最低监管资本要求是根据发达国家银行市场状况得出的经验数据，也是试过集团内部相互妥协的结果，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张丽华（2004）指出，单纯依靠补充资本和剥离不良资产等类似的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商业银行银行资本结构单一和资本不足的问题，必须加强资本管制。侯菁（2004）认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过低、财务杠杆过高的资本结构不合理现象主要是由产权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李喜梅（2011）指出，国家控股上市银行有利于其绩效的提高，而核心及附属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不仅是商业银行应对资本监管的需要，也是其绩效提高的要求。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不仅包括股权结构关系，同时也包括股权和债权的比例关系。杜后扬、张兰波（2005）指出了资本结构理论在银行领域的应用及其局限性，提出银行经济资本理论很好地把银行价值（市值）最大化和风险管理结合起来，是未来资本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胡援成（2009）指出，银行资本结构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根据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研究账面或市值资本资产比率的决定，一派是探讨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对银行资本的影响。卢斌、郑丽丽（2009）在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过程中，得出有些传统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对银行业的资本结构影响并不显著，也因此而验证了银行业自身发展的特殊性。梁媛（2002）认为，由于银行的主要债权人――存款者受到政府的保护，银行倾向于持有较少的资本，并选择更高风险的投资，因而资本充足率监管可看作是监管者为了减小其存款保险的运行成本而采取的制度安排。郑鸣、肖健（2008）年基于对中小股份制银行财务数据的分析，讨论了资本结构是否对银行发挥了积极的治理功效，其实证研究表明银行股权的资本结构对银行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

（三）有关银行资本结构理论的简要评价

上述理论通过引入银行破产成本或信息不对称的理论说明政府监管或存款保险的逻辑必要性，但是大部分的实证分析依然无所得到银行资本结构与银行绩效指标的直接的、显著的关系，资本结构理论在商业银行的适用性依然存在谜团。对于现在逐渐兴起的能够覆盖银行非预期损失的经济资本概念，无法与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联系到一起，使得我们对资本结构理论在商业银行领域的解释能力持有怀疑的态度。已有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理论大多数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即资本结构在银行的应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无需将银行的特殊性包括在资本结构理论中做特别的说明，但是本文认为如果对银行的特殊性纳入到银行资本结构理论研究框架内的话，因为无法说明银行的特殊性进而研究的结果解释能力就会大大减弱，而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为何实证分析中银行资本结构与银行绩效之间影响不直接的原因。

三、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研究层次

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银行资本结构就是一般公司资本结构理论在银行领域的简单运用，由于银行高杠杆、高负债比率而具有的高风险特征是引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重要隐患，银行股东和经理为了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不具备消除风险的自主性，使得银行具有较高的负外部性，必须依靠外力加以解决，资本监管和存款保险就此孕育而生。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主要指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的企业法人，与一般工商企业相比，商业银行最为特殊之处就是它经营的是货币，而一般企业经营的是商品。由于货币的特殊性导致了商业银行的特殊性。一般的工商企业用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运营整个企业，转化为各项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存货等构成了整个企业的价值，而银行用权益资本和次级债、混合债等资本取得了银行的经营牌照后，购买的“商品”为货币，用属于自己的权益资本和短期内可作为权益的次级债、混合债等债务资本去吸收存款，按照企业的价值恒等式V=S+D，银行的价值因为吸收了公众存款而比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扩大了数倍。

由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可得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可以为以下几个层次：

1、广义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就是银行的总资产中各种资金的比例及其关系，即为权益资本与各项负债资本的比例关系。

2、狭义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就是银行的权益资本，次级债、混合债等银行长期稳定的债务资本的比例关系；权益资本增量的比例关系和方式；次级债、混合债之间的比例关系；商业银行再融资过程中内源融资与外部融资的比例关系等。

参考文献：

[1]Modigliani,F.and Miller,M.H.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e finance,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8

篇（10）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转轨，商业改革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随着产权为核心内容的改革，国有商业企业比重下降，个体、私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出现了商业企业小型化趋势。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商品的丰富，商业的快速发展，商业极度竞争使商业利润降到社会平均利润率以下，商业集约经营成为商业改革新的浪潮。商业经营的变化，引起了商业企业诸生产要素对商业生产力贡献的变化和参与分配形式的变化。进人21世纪以来，随着商业社会的到来，商业劳动在商业企业诸要素中的贡献比重上升，成为商业利润的源泉。

一、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变化认识商业劳动

对于商业劳动的认识，鉴于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认为:商业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商业劳动不创造价值，商业利润是产业利润的让渡。但是，与时俱进是活的灵魂，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商业产业的地位日益突出。

首先，商业产业的发展，使商业从国民经济的末端部门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部门，商业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马克思之所以把商业劳动划分为非生产性劳动是有理论假设前提和现实时代背景的。从理论假设前提而言，商业劳动虽然是再生产的要素，但是，商业劳动并没有增加产品的任何一个原子。可见，马克思区分的生产劳动是构成商品实体的劳动。从现实时代背景分析，十八世纪正处于工业革命阶段，也是“短缺经济”阶段，生产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商业劳动只是产业资本循环的一个要素，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生产决定流通，生产的规模决定流通的规模。在这样一个现实条件下，一部分商品(生产资料)的流通由产业部门自行完成，另一部分商品(零售商品)才由商人或商业企业去完成。自然商品交换中的商品价值概念仅指生产商品、组成产品实体的抽象劳动，也就未包含实现商品价值的商业劳动作为抽象劳动体现在商品价值中。

改革开放以来，“三多一少”商品流通新体制的出现，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和进程，商业早已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且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比重稳步上升。理论界开始提出了商业劳动是生产性劳动的观点。其理论依据是: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显，虽然生产决定流通，但是流通也反作用于生产，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夏兴园(1984)认为:“流通是沟通生产和消费的桥梁，是生产条件的继续，是社会再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的具体劳动转换为抽象劳动，局部劳动实现为社会劳动的重要条件。”李斌(1986)认为:“生产性劳动不能等同于创造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从而使人们对商业劳动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商品产品的极大丰富，生产和流通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商品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比为1:9，商业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显，刘国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业的地位和作用将由社会再生产中的末端行业升为先导行业”。黄国雄先后提出“流通力”及其“流通业是基础产业”等观点[[3J。认为21世纪是商业社会，商业社会的出现使商业生产要素的地位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商业资本参与商业利润分配的比重下降，商业劳动参与利润分配的比重上升。商业投资者普遍认为“生意难做”，自己是在“赚工资”。

所谓先导产业和基础产业的认识，首先要突破商业劳动是生产性劳动的认识，而承认商业劳动是生产性劳动。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商品价值应拓展为生产部门生产产品的劳动和流通部门组织商品流通的商业劳动的统一。(1)从社会化、专业化、信息化的视角，生产企业生产出产品以后，必须交给专门化组织商品流通的商业企业去完成。(2)生产企业的产品卖给商业企业后，实现了产业的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商品的流通成为与产业资本“漠不相关”的事情。(3)商品生产的日益集中延长了商品流通空间范围，增加了商品流通费用。(4)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消费需求的多变，商品挑选性增加，延缓了商品流通速度，流通时间的延长增加了商业资本的利息费用。(5)商品流通价值的重要地位表明，商品流通价值能否实现是商品的生产价值能否顺利实现的前提。可见，商业产业利润不再是生产产业利润的让渡，而是商品流通价值规律的反映。承认商业劳动在商品价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商业经济理论的重要突破，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大多数学者仍主张通过拓展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范围来继承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卫兴华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承认物质生产范围内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只有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才创造价值，这与当时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任务相关。他认为，当代需要既重视作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又要超越物质生产范围，拓宽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他认为，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大体分为四类: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商业和服务劳动。其中，商业店员的劳动是一身二任的，它既生产和实现相当于劳动力价格的价值，又实现转让来的剩余价值。

其次，在“赚工资”的商业社会，商业职能的变化使商业劳动成为商品价值的源泉。生产时间的缩短和流通时间的延长，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差距越来越大，商品流通价值成为商品价值的主体。商业部门的竞争使商品流通价值用商业劳动时间来衡量。商业劳动时间成为社会总劳动时间的独立部分。晏志杰把商品价值区分为生产价值、交换价值和消费价值三个层次，生产价值反映的是生产商品的“自然价值”，交换价值反映的则是加人了商业劳动价值后的价值，是商品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的转移价值。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商业的职能是为卖而买。买是手段，卖是目的。商业企业的“买”，同时也是工业企业的“卖”，在这里，商品流通成为与“产业资本家漠不相关的事情”。在货币转化为商品阶段，依赖于商业经营者对市场需求的判断，在消费需求多变的商业社会，商业企业力求组织适销对路的商品。在卖的阶段，商业企业需要组织商品流通，并相应地发生商品运输、装卸、保管等与保存商品价值相关的劳动，这些劳动是被马克思早已证明了的生产性劳动。商业社会的特点是商品交易的难度加大，时间延长，商业贷款环境宽松，资金利息成为商业经营的主要成本。商品交易劳动更多体现商业领域的创新劳动。在买和卖两个阶段，不能实现商品“惊险的跳跃”，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经营者。因此，商业遵循的是商品流通价值规律，商业劳动成为社会再生产总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符合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根据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层含义，如果商品交易职能不交由商业部门完成，那么这种劳动必然大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成为个别劳动，从而有一部分劳动成为不被社会所承认的劳动。所以，对于生产厂家来说，当生产达到一定的规模，将产品交由商业部门经营比自己经营要合算，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厂家积极培育大批批发商便是这个道理。根据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层含义，可以解释当前商业总量过度、企业小型化、极度竞争而使商业利润率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以下。我国进人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过剩经济”的到来，以及商业企业数量上的超量扩张，大量商品被沉淀在商业库存中。《中国流通创新前沿报告》认为:“当前中国的流通业境遇尴尬。首先，由于忽视流通创新，忽视流通的天然职能，在时间上导致了国民经济运行中不断累积出巨额库存，造成了最大的停顿，最大的资源闲置和浪费，占压了巨额的流动资金，致使数万亿元的流动资本竟然被吞蚀掉了”。

二、从商业产业生产要素对商业的贡献认识商业劳动

蔡继明(2004)认为: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来自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决定中所做的贡献，参与物质财富创造的各种生产要素，同样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是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我国商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商业社会的出现，体现了商业生产要素地位的变化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方式的变化。从商业资本和商业劳动在商业生产要素结合的地位分析，“短缺经济”时期，商业利润空间大，商业资本处于商业生产要素的主导地位，资本参与价值分配是个体、私营经济完成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商业社会，商业劳动处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商业劳动成为商业的宝贵资源，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说明了这一事实。

(一)改革开放之初，商品信息参与分配是要素贡献的主要特点

在改革开放之初，刚刚启动的深圳经济特区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由于我国长期闭关锁国，内地对于外国的商品信息不灵，进出口商品信息成为商业生产要素中最为活跃的生产要素。各类“信息公司”便运营而生，尤其以深圳经济特区的“皮包公司”为之最，商品信息资源作为商业生产要素，自然成了商业利润分配的主要形式。随着对外开放的深人，商品信息的不断沟通，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各类“信息公司”和“皮包公司”便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二)短缺经济使商业资本的贡献成为个体、私营经济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商业得到快速发展，他们从零起步，到了90年代中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1980-1984年。个体经济发展之初最为活跃的是资金很少的饮食、修理摊点，这些行业成了个体经济生存的空间，难怪人们发现“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2)1984-1988年。日用百货发展起来了，个体经济以100 ^-1000元不等的资金开起了服装店及从事小额批发业务，由于个体经济有了资本注人，较劳动密集型为主的饮食修理业有了很大的利润空间，他们的收人比雇请帮工的收人高出十余倍，原因是资本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3)1988-1995年。个体商业的迅速发展，许多腰缠万贯的个体户成为私营企业，全国规模以上的私营商业企业发展到2000余户，如郑州亚细亚商场资本总额达1亿元。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商业日渐成熟，竞争加剧，卖方市场开始转向买方市场。由于私营经济资本相对雄厚，商业利润主要来源于资本要素的贡献。资本大促使企业规模大，规模大也促使企业获得规模效益。可见个体、私营经济短期内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资本要素参与分配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

(三)商业社会是节约商品流通费用的社会，商业企业规模的扩大使商业劳动成为要素分配的主要形式

进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商业的竞争表现为比规模、比效益的竞争，商业经营效益的主要矛盾压缩为节约商品流通费用的竞争。例如:80年代初期，个体户是手提肩扛远跨省份进货，他们几天打一个来回，风餐露宿、赶汽车、爬火车饱含生活的艰辛，到90年代初中期是整车、合车、并车到附近批发市场进货。90年代中期以后是批发企业送货上门。这个变化反映了节约商品运输费用的趋势。商业利润空间的缩小被经营者誉为“刀上削铁”，人们感叹“生意难做”。大企业具有节约单位商品流通费用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商业集团、商业连锁以及超市、便利店等多种商业业态成为商业改革新的浪潮。江苏苏果超市股份有限公司19%年7月由江苏省果品食杂公司组建，9年多来，苏果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即使在连锁超市竞争激烈的近几年，也连续保持了年增长40%以上的增幅。大连商贸集团公司19%年通过联合、重组、兼并和股份制改造，将全市规模以上国有商业企业组建为集团公司，2002年注册资本总额达10亿元。上海华联超市在全国十多个省份上百个城市开设连锁店，天津物资集团的发展……在我国不断打造出商业企业的“航空母舰”。近日商务部提出，力争在50—8年内培育出15 —20家拥有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初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流通集团。其销售规模、盈利能力、网络控制能力将大大高于国内同行业平均水平，部分企业达到或接近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使这些企业在中国流通产业产生龙头带动作用并到国际市场上去进行竞争rs;。大型流通企业集团的培育是提高流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

大型商贸企业的成功在于规模经济效益，规模企业有利计算机管理和商业现代化。在大型商业企业中，管理劳动、科技劳动和创新劳动逐步成为商业劳动的主要形态。季正松(2005)认为:“价值决定由劳动时间转向能动性和创新程度”。体力劳动向复杂劳动、创新劳动的转化比例由“算术级数”向“几何级数”转化，使商业劳动“创新程度越高，价值量越大”。

三、尊重商业劳动，提高商业劳动者素质

我国加人WTO后，迎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国外商业巨头纷纷在中国抢滩。要振兴中国的民族商业，除了不断打造出商业企业的“航空母舰”外，加速商业人才的开发和培养是关键。当前商业社会的出现，科技革命与商业产业生产力的结合，商业现代化的实现需要端正商业和商业劳动的认识，提高商业劳动者素质。

(一)商业的竞争实际上是商业劳动者整体素质和团队精神的竞争，企业需要造就各种商业人才

企业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当前一个带倾向的错误观点是步人“个人英雄”的认识误区。在当时的一些理论文章中片面强调个人在企业中的作用，认为只要有一个高素质的总经理，这个企业就能救活。在这个认识误区下，我国1984年开始在国有商业企业实行经理目标承包责任制，到1987年又实行招标承包责任制，渲染个人在企业中的作用步步升级。实践证明:这样不但没有救活国有企业，而且把部分国有企业推到崩溃的边缘。反思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除了承包指标的不科学而导致“包赢不包亏”的体制因素外，忽视企业职工的主人公地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诱导了社会的两级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