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教育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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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26-0001-05

通识教育也被称作“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19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第一次将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之后此理念在英国发展为主张教育的唯一目的，是获取知识和发展智慧本身。二战前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几乎是同义语。通识教育虽源于并涵盖了自由教育，但不同于自由教育，同时也不等同于道德教育。

通识教育发展于美国，现今已发展得非常成熟。特别是以实施全面的通识教育为理念的美国文理学院，其通识课程更具特色。因此，研究和借鉴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尤其是其通识教育观念的发展历程，对我国通识教育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在通识教育发展历程上所处的经济、文化、政治条件不一样，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也不同。所以，中国大学不能盲目地以美国大学为参照系改革自身的通识课程模式，而应立足客观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继承本国传统优秀教育观念的同时，批判性地借鉴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观念和课程模式，以正确的通识教育观念指导通识课程模式的构建和改革。

因此，总结和学习美国优秀文理学院开展通识教育的经验，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取长避短，对我国大学通识课程体系的构建和调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对比分析的角度出发，对当前美国文理学院的通识教育观念和通识课程模式进行研究，希望为我国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探索出一条把中国建设成为教育强国的道路。

一 研究背景

美国文理学院是一类具有美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机构，是美国本科教育的重要力量之一。目前，美国共有4000多所高等院校，文理学院所占比例尽管不高，但却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伯顿・克拉克认为美国文理学院是“与众不同”的学院，他指出，“在巨型大学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这些小学院在美国社会中仍然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许多人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私立文理学院是美国教育系统中的浪漫元素。”

美国文理学院的雏形源于早期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院模式。自1636年哈佛学院建立到19世纪末的200多年里，文理学院一直被视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在美国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结构初步建立后，文理学院在高等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才逐渐被取代。卡内基教学促进会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把文理学院的特点描述为：办学重点在于学士学位课程，学士学位授予量占所有学位授予量的50%以上，文理学科领域所授出的学士学位占所有学科所授出学位的50%以上。据2005年卡内基教学促进会高等教育机构分类的统计，美国文理学院有287所，占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6.50%，入学人数527533人，占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入学人数的3.00%。与综合型大学相比，文理学院规模小，但办学特色鲜明，而且以其高质量的本科教育在美国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美国教育界历来都很重视文理学院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尽管通识教育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通识教育课程的开展却始终不甚理想。美国文理学院一直以本科教育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与思维，其通识课程很具特色。帕斯卡瑞勒等人的研究指出，文理学院在本科教育方面有很多优秀的、独特的做法，因此文理学院确实对学生的智力发展和个人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教育大国，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中国却不是一个教育强国。如何实现中国教育强国之梦？本文通过对美国文理学院通识教育的系统研究指出，如果我们可以借鉴其通识教育的有益经验，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在继承本国传统优秀教育观念的同时，批判性地借鉴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观念和课程模式，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校通识教育体系，不仅能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找到突破口，也能探索出一条实现中国教育强国之梦的道路。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强化特色意识，重视特色建设，确立和实施学校特色化发展战略，已成为高校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美国文理学院的有益经验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对通识教育相关文献的查找中，笔者发现学者们所关注的基本上是研究型大学，具体地说是少数几所著名大学的通识教育，而对实施全面通识教育的文理学院的关注有限。笔者在资料搜集中发现，我国对美国文理学院的研究主要是从2004年开始，目前已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不多，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本研究能够丰富我国对美国文理学院的理论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对于通识教育的研究视角表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既有研究美国通识教育史、理念、本质的，也有探讨我国通识教育发展困境的，总体来说，有针对性地分析通识教育课程模式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许多学校还停留在一些表面的工作，并没有从实质上去寻找通识教育的精髓，因此，通识课程在设置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而美国文理学院的教育理念正是全面地实施通识教育，所以其通识教育课程极具特色，相信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我国普通高校的本科通识教育课程提供良好的借鉴。

教育观念与课程模式之间既有直接联系也有间接联系，但由于理论和实践是有距离的，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间接联系。本研究认为教育观念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是它们赖以维系的纽带，而由于教育观念具有社会属性和时代属性，教育观念和课程模式之间不是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主要表现为一对多或多对多。

在中美大学教育观念和课程模式的对比研究中，不应只侧重于单纯的模式比较，因为模式只是外在形式，教育观念才是内在本质，对模式的研究和比较有助于凸显教育观念的不同。而认识到教育观念和课程模式之间的关系，可以使中国大学正确看待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观念和模式，从而有选择地借鉴，并根据中国国情和学校特色建立自己的教育观念，创建与此观念相呼应的课程模式。

二 概念解析

1.文理学院

本文研究的文理学院是指美国的文理学院。《教育大辞典》第3卷对文理学院的定义为：（1）仅设文、理系科的高等学校，以实施博雅教育为主。有些亦提供某些专业性教育，如音乐、美术等。学制一般为四年，有权授予学士学位。少数学校在某些基础学科领域亦可授予硕士学位。（2）设文、理系科的学院。芬斯特在《高等教育百科全书》中从功能的角度为文理学院下了定义，认为文理学院是指处于综合性中学和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之间的学校，它的基本功能是为学生打下自由教育或通识教育的基础，但同时也可以设置专业性的课程。它一方面为学生进一步深造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初步实现专业化，搭建中学和大学的高层次专业化课程之间的桥梁。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四年制文理学院，属本科学院的第一类，主要招收18～24岁的全日制学生，且每年至少授予10%的艺术与科学类学士学位，涉及领域包括艺术、人文、语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授予不多于50个硕士学位、不多于20个博士学位的文理学院。

美国文理学院（也被称为“自由学院”、“博雅学院”等）的特色就是注重全面的综合教育，课程设置包括艺术、人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门类。最新的卡内基分类把目前美国高校中的125所学院划入文理学院这一类。这125所文理学院都是历史悠久的名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的今天，依然坚持教学型大学的办学模式，秉承博雅教育的教学理念，以“小而精且独立”闻名。

文理学院的英文原文是Liberal Arts College（LAC）。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arts不应简单地理解成“艺术”，而应该是素质、能力和思想等因素的综合“软实力”。文理学院的目标不在于教会学生某些具体的谋生技能，而是从多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其成为一个高素质、有教养的文化人。由于文理学院主要提供本科教育，因此教师能够全身心投入教学，而不必花费大量的精力忙于科学实验和。同时，文理学院的规模小，师生间互动密切，这对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非常有帮助。

绝大多数文理学院只招收全日制学生，实施全面的本科教育，仅有29所学院是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存的。在许多美国人心里，文理学院代表着经典的、高质量的本科教育，这使一流文理学院成为研究型大学本科生院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美国最具权威和最有影响力的高校排名机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在每年的排名中会单列出文理学院一项，这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文理学院本科教育的重视。

2.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的英文表达为“General education”，国内也有人翻译为通才教育、普通教育或是一般教育。通识教育这一译法，最早为台湾地区的学者所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被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所接受和认同。

与“General education”相对的是“Special education”（专业教育）。哈佛大学发表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中指出：“教育可被广义地分为general和special两个部分……这两方面不能割裂或对立。”加州大学的莱文指出：Special education侧重于学生所学知识的“深度”，而General education侧重于知识的“宽度”。因此，“general”和“special”不是指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而是与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等问题有关。可见，对“通识”有两种理解，即“可融会贯通的知识”和“适用于所有人的知识”，前一种理解侧重于知识间的关联性，指学科的融合与互相渗透；后一种理解强调知识的适用性，指没有文化的阻隔。但无论是哪一种理解，都体现出对教育内容的重视。

追根溯源，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arts education，也译为“博雅教育”）始于古罗马时代，1828年的《耶鲁报告》肯定了其价值。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自由教育的理解会有差异，然而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理念，长期以来它一直受到西方教育界的肯定和推崇。今天，自由教育依然被当作美国高等教育的精髓。自由教育不强调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强调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传授单一学科的知识或职业技能，而在于通过提供广泛的内容，使学生获得广博的知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通识教育起源于古典的博雅教育，是以培养“理智的自由人”为目标的，其教育对象以上层社会的“有闲阶级”为主，以“七艺”，即文法、修辞、逻辑、几何、算术、天文、音乐为主要教育内容。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人文教育以及19世纪由纽曼提出并在欧洲产生重大影响的自由教育都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不断兴起的通识教育思想的理论源泉。事实上，自19世纪通识教育被提出以来，对于通识教育的内涵，学者们观点不一。我国学者李曼丽搜集和整理了对通识教育内涵的表述具有代表意义的著作。本文借鉴了我国学者李曼丽女士对通识教育的定义：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该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是指对所有大学生普遍进行的有关共同内容的教育，包括基础性科学知识的传授，公民意识的培养，健全人性的熏陶以及一些非专业性的实际能力的培养。意在培养学生具备完整的人生知识，以使受教育者在人格与学问、理智与情感、身心等方面得到自由、和谐的发展。通识教育代表了西方的大学教育观，这种教育观贯穿于整个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无论是纽曼、赫钦斯还是布鲁贝克、博耶都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说通识教育是西方大学的文化代表，它本身就是一种大学精神的体现。

通识教育的概念随历史的发展而演变，在不同的教育时空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大体上包含两层含义：（1）物质层面，通识教育告诉人们如何做事；（2）精神层面，人们通过创造性活动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并超越人的存在本身，通识教育告诉人们怎样做人，因此与职业教育、专门教育等传统的教育目标存在很大差别。作为一种理想的教育和教育的理想，通识教育被许多人视为教育的最高阶段和最高境界。

在大学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今天，存在教育过分强调专业化，重视学科专业的划分，从而忽视知识的整合和融合的现象。这样使刚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在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时感到难以适应，同时，过分重视专业化教育往往导致忽视人文精神和人文素质的培养，结果是学生缺乏完整的知识结构，对自我、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很难产生全面的认识，缺乏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所需的道德、情感、智力、体力的全面发展。而通识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的有关普遍内容的教育，不仅包括基础科学知识的传授，公民意识的培养，健全人性的熏陶，还包括一些非专业性的实际能力的培养，其中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人生知识，以使受教育者在人格与学问、理智与情感、身体与精神等方面得到自由、和谐的发展。

在美国，大多数文理学院实施纯粹的自由教育，不强调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虽有少量学院设置了职业教育或专业教育，但仍以自由教育为重。课程的设置通常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类，学生需要学习丰富而广博的课程，如英语、文学、外语、生命科学、数学、哲学、宗教、物理科学、心理学、社会科学、视觉和表演艺术、地区种族和文化研究、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等。学生在文理学院接受教育后，或迈向社会参加工作，或进入研究生院进一步深造，都相当受欢迎。文理学院通常的做法是采取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方法实施自由教育。如科比学院必修课要求学生按顺序学课程。核心课程包括艺术、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四大学科的若干门课程。选修课则可以按顺序选择每一学科的任何课程。例如，在艺术里选修“创造性的表达”、在人文科学里选修“判断力和信仰”、在自然科学里选修“探索的过程”、在社会科学里选修“社会分析”等。还有一些文理学院则没有规定必修课程，几乎完全实行选修制。例如，阿姆赫斯特学院的学生就是在33类学科和2个研讨课中自由选修。33类学科主要包括了美国研究、人类学与社会学、艺术和艺术史、亚洲的语言和文明、天文学、生物学、黑人研究、化学、古典名著、计算机科学、写作、经济学、英语、环境研究等。33类学科下又开设了800多门课程，2个研讨课下又开设了若干不同主题讨论课，每个主题下又开设若干门讨论课。此外，圣・约翰学院至今仍实施赫钦斯的名著经典课程。学生在读期间要通读文学、数学、哲学、神学、科学、政治学、音乐、历史、经济等学科的经典著作。因为圣・约翰学院的教育者们认为这些名著体现了永恒而普遍的价值，值得所有学生精读熟记，反复背诵。圣・约翰学院的名著经典课程广受好评，在2005年的《普林斯顿评论》“学术气氛最好的本科院校”排名中位居前列。

根据调查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理学院对通识教育在数量、结构、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调整。通识教育数量有增加的趋势，多数学院其通识教育的比例占到本科课程的1/3到1/2，优化了课程结构，而且增加了指定课程。在课程内容方面，更加强调写作、口头交流及数学课程等。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在通识教育中专门设有计算机课程。由于社会的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已成为主流，因此，跨学科和课程的整合在文理学院中变得十分普遍。此外，目前大多数文理学院采用分布必修的课程模式，但分布的类型发生了变化。一些文理学院的通识教育还展现出独特特征，如有的学院明确要求学生完成某种“体验学习”；有的学院要求学生在完成规定课程外，还要参加某些政府部门或教会的服务；有的学院对参加社区服务的时间有明确规定；有的学院要求学生必须参加一定数量的校园文化活动（讲座和艺术表演活动等）；有的学院还规定，学生要对参加的活动作书面或口头的报告；有的学院开设了全校范围的“问题晚餐”，在此期间会邀请全国知名人物出席，学生和教师须就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展开讨论。调查还发现，出于对各种因素的考虑，学院会经常性地修订其通识教育课程。从广义上来说，学院修订通识教育课程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包括竞争、评审、职业发展等因素；从狭义上来说，是为了满足学院自身的发展，包括解决学院内部的学术和体制的问题。

总体来说，美国文理学院通识教育最显著的特征有以下两点：（1）教师与学生的密切交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最优秀的通识教育没出自哈佛、耶鲁，而是出自于以威廉姆斯为代表的小型学院。那里坚持小班授课，一门课有十个学生一起上课就已经算是大课了。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老师可以花大量的时间和学生一起阅读书籍、讨论问题以及合作研究。对比起来，通识教育的推行在中国高校中时常遭遇困难，其原因之一便是缺乏能长期深入地与学生进行真诚交流和分享的教师。（2）以生为本，学校为学生的成长创造最优良的条件。哈佛的本科生教育曾一度排名下滑，原因主要是学校过多地将精力放在商学院、法学院等职业教育上，而忽视了通识教育的发展，这也促使了哈佛的全面反省。实际上，在美国的自由人文教育中有三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首先是教学课程的安排，它强调文理交叉课程、核心课程、原典阅读课程等；其次是独特的宿舍文化，导师和舍监会在宿舍内跟学生就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密切而深入的交流，学生也会以宿舍为基础组织各种活动和讨论；再次是学生要组织并参与各种社团活动，参与社会实习，积极投身社会服务。这三类活动都会得到教授、管理部门乃至校友的大力支持。

在通识教育的操作层面，国内高校的具体操作方式以及教学环境与国外相比，还存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根据笔者对所在大学的研究，笔者认为在当前国内高校的通识教育中，以下几点较为重要：首先，通识教育应注重对学生思考能力的培养。良好的思考能力常体现为对他人观点的理性思考，特别要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但这种思考能力的培养不只限于原典阅读，还需要大学生接触现实世界并学会反思。其次，高校的通识教育应强调对审美观的培养。为此，通识教育中应包含大量与美育有关的课程和活动，如参观博物馆、美术馆、体验馆等，甚至还要学会亲近大自然。此外，通识教育还应强调学生品德的培养。要让学生学会尊重他人、学会倾听和接受不同观点、学会宽容，还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以及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尤其是要让他们学会了解和分析社会问题、有争议的问题，并能尝试着自己寻找改善现状的途径。因此，特别是在理工科大学中，通识教育还应注重“在做中学”以及全面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从而加深学生对本学科的理解，密切学生和社会的联系。最后，通识教育应强调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通识教育应重视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的形成，通过开展各种社团活动和创造社会实习的机会，让学生了解并学习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方式和技巧，学会相互合作。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在教学实践中，通识教育的全面实施还有一定的难度，但可以采取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试点的做法。具体的做法可以是先招募一批有志于通识教育的教师，根据实际情况，以一定的比例配备相应的教师与学生来组建“试点班”。在“试点班”中应确保学生和教师的密切交流，在开展通识教育课程和经典名著研读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参与他们感兴趣的研究工作并学会在研究中学习，支持学生自行组织社团，鼓励学生到社会各个部门去实习。通识教育的方式不必遵循某一固定模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保持本土特色及鼓励创新，其成功的标志不在于通识教育课程的全面设立，而在于培养出全面发展同时又有责任感的人才，因为衡量一个好大学的标准之一便是它究竟能培育出多少栋梁之才。

3.课程模式

关于课程模式的含义，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教育大词典》将课程模式解释为课程类型，指出，课程类型 （Curriculum types or categories）也称“课程模式”（Curriculum models）。也有学者认为：“课程模式是按照一定课程设计理论和一定学校的性质任务建立的、具有基本课程结构和特定育人功能的、用在特定条件下课程设置转换的组织形式。”

笔者认为，要弄清课程模式的含义，首先应弄清楚什么是模式。其实，模式与模型是有关系的，但两者有很大不同。模型可分为实物模型和非实物模型，前者指与原型有着相似结构、相似物理性质或相似过程的模型，后者多为抽象层面，如数学模型、思维模型等。而模式除有“模”的含义外，还包含“式”，即指样式、形式。因此，模式的含义比模型更宽泛，它更侧重于研究对象的典型性、概括性和代表性。

英国教育家斯宾塞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论文中最早提出“curriculum（课程）”一词，意为“教学内容的系统组织”。我国钟启泉教授认为：“课程是旨在遵照教育目的指导学生的学习活动，由学校有计划、有组织地编制的教育内容。”对于课程模式，《教育大辞典》给出的相应解释是：亦称“课程类型”，指课程设计的不同种类或方式，由不同的设计思想产生。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课程模式是一种课程范式，具有典型性和简约性，这种课程范式具有特定的结构和功能，且适应于某类特定的教育条件。因此，课程模式既是一种结构模式，也是一种功能模式，它既要规定课程的基本构成又要设定其相互关系，同时这种范式的构建又是以特定的教学目标为指向的。

因此，从广义来说，课程是指学生在学校环境中获得的各种经验；从狭义上来讲，课程是学校为实现培养目标而开设的各种学科及其内容、范围、活动、进程等的总和。综上，本研究中的课程模式是指学校为实现教育目标而开设的课程内容、范围及课程实施过程等组合而成的一个动态的框架。另外，对课程模式可以作形式性的分析，但从根本上看，课程模式是一种具体模式，如本文所讨论的是通识教育课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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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教师职前教育课程的结构和内容应该紧密跟随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而变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教师教育课程的结构和内容设置是完备的。长期以来,我国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属于一种学科本位的模式,强调学术性,轻实践,课程体系呈现单一学科纵深发展的特点,专业特征没有得到有力的凸显。如何重新建构有特色的教师职前教育课程体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

一、教师职前教育课程重构的目标

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默雷和波特(Frank B.Murray and Andrew Porter) 在《教师教育手册――建立职前教师的知识基础》一书中认为教师教育专业课程需要考虑五个方面的问题:学科内容、普通和人文知识、教育学科内容、多元文化和国际方面的知识、教师在教学科知识过程中的决策问题。葛斯曼(P.L.Grossman)在《教学和教师教育百科全书》中指出教师知识结构体系可以包括以下内容:(1)学科专业知识;(2)有关学习者和学习的知识;(3)普通教育学知识;(4)课程理论知识;(5)教学情景知识;(6)关于自身的知识。概括起来需要具有三个方面,即普通的文化知识、学科专业知识以及教育与心理学学科知识和六个方面的技能[1](学科教学技能、综合教育能力、教师基本功和职业技能、班级组织与管理能力、专业反思与交流、终身学习能力、教育科研能力)以及高尚的职业情操。

二、教师职前教育课程重构的原则

1.开放性原则

纵观世界范围内部分国家和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情况,在课程目标、人才培养方式等方面,各国普遍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战略措施。总的来说,世界课程改革有三大发展趋势:一是调整目标,使新一代国民具有适应21世纪社会、科技、经济发展所必备的素质;二是改变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根本变革,使现在的学生成为未来社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民;三是课程内容进一步关注学生经验,反映社会、科技评价在促进学生潜能、个性、创造性等方面发展的作用,使每个学生具有自信心和持续发展的能力。[2]

从教育的功能来看,教育的社会化功能要求开放式的学校课程模式。首先是课程目标的开放性,课程目标应把促进全社会参与终身学习作为重要目标来追求。其次是课程内容的开放性,课程内容应关注社会问题、以社会问题为中心组织学习内容。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对师范生核心能力的要求也需要不断调整。首先,了解世界信息,掌握主要知识、技术,这些都涉及到课程内容的开放性;其次,增大选修课学分比例,建设开放式选修课程序涉及到课程管理的开放性;再次,课程的多样化、个性化都涉及到课程结构的开放性。也就是说,从课程的内容、课程的管理、课程的结构均需开放。

2.未来性原则

当今时代信息大爆炸,技术半衰期急剧缩短,教师教育的未来性尤其重要。因此,预测性、前瞻性的课程设置成为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课程设置力求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反映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趋势,贴近国际教师教育改革的前沿,反映当代教育科学发展的成就和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体现现代教师教育理念。为适应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合格人才的需要,适应教师教育专业化发展的要求,我国教师职前教育的课程门类与内容的改革构思必须适应教育全球化与基础教育发展对教师自身素质的要求,培养未来社会所需的新型教师。教师职前教育课程的改革必须着眼于当前国际及未来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的素质教育,面向全体教师,建立开放的课程系统。

3.多元文化原则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千年的历史文化,都有各自的、各自的民俗民风、风士人情及文化特点。教师职前教育课程中应包涵多元文化元素,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观念渗透到课程的设置中。结合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将民族教育内容有力的融合到课程里,应该考虑到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特点。这种多元文化的课程应该有助于学生全面地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特征、尊重其民族;课程应该有利于学生形成民族多元化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多元化教育课程应该培养学生跨民族交往的知识和能力;多文化课程应该综合地、系统地整合到学校全部课程之中;多元文化课程内容和设计要体现出多学科渗透的特点,特别是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涉入;课程应该帮助学生解释和评价不同民族群体的观念及其在历史上的冲突。这种课程设置的最终目标要通过教育的方式能实现多民族的融合,各民族的和谐发展,能影响并解决民族分歧和民族冲突,促进多民族的和平共处与发展。

4.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传统师范教育重学术,轻实践,教育与实践严重脱节。传统的教育忽视了教育的实践性这一重要原则。我国目前的师范毕业生存在的最突出问题就是缺乏从事教学的实践能力。虽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实践性课程十分薄弱是其重要原因。我国的教育实践课程从形式上来分主要有两种:一是教育见习,主要是让师范生到中小学听课;二是教育实习,由学校统一安排或者学生自主联系到中小学实习上课。从教育实践课程的时间安排来看,与美国相比,相差甚远,只有短短的八周左右,并且是集中在学科专业课程和教育理论课程完成之后进行,不利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培养出来的教师,一旦进入真实的课堂,面对真实的教育情境,往往无法适应[3]。因此教师职前教育课程的设置必须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课程的设置上重视教育实践的重要性。

三、教师职前教育课程体系的重构

在师范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上,通常有五种取向:学科取向、实用取向、技术取向、个人取向及社会批判取向。[4]我国传统的教师职前教育课程多以学科为取向,把课程目标设定为获取系统完整的学科专业知识,其课时比例占到了80%多。而教育理论课程的基本结构主要是教育、心理学理论,学科教材教法,教育见习、实习,一般在大学的最后两年开设,约占师范院校总课时的10%-15%左右。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曾在1999年对该校本科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5]其中一项关于课程设置,调查结果显示:在课程结构方面,有65%的毕业生认为教师职业技能课太少,75%的人认为理论性课程多,实践性课程少;在最应该增设的课程调查中,选基础课的人为6%,选专业课的人为18%,而选职业技能课的人高达80%;关于课程内容,98%的毕业生认为“课程内容陈旧,不适应中等教育改革的需要”。该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是“当务之急是树立前瞻性办学思想,突出师范特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真正做到为基础教育服务”。我国传统的教师职前教育课程体系已经不再适应时展的要求,时代呼唤高师院校课程改革。课程设置建构主要应从课程模式、结构、内容上思考。

1.课程模式的重构

目前在学术界提出的教师教育课程模式有“4+2”“4+1”“3+1”“2+2”等。“4+2”模式将本科生四年学历与硕士学历打通,即不分师范专业还是非师范专业,学生在经过四年学习获专业学士学位后,经筛选直接进入教育专业硕士阶段学习2年,获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用六年时间完成两个学位所需要的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前四年在所在院系学习不同专业的课程,以达到普通大学本科生的专业水准并获得相应专业学士学位。后两年集中到教育学院学习教育类课程,参加教育实践,完成以教育现实问题为主要取向的课题研究并撰写相应论文。学习期满,且论文合格者可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4+1”模式与“4+2”模式类似,“3+1”“2+2”理论是相似的,用二年或是三年的时间学习学科专业知识,再用剩下的二年或一年的时间学教育类课程,完成学业获得学士学位。无论哪一类的课程模式都意在加强教师教育理论和教育能力的培养,其目的是一致的,也是比较理想的教师职前教育模式。但因我国的特殊国情,在现有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都不太可能实现,其可操作性几乎为零。应从我国高师院校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学科知识与教育理论进行整合,不必机械地安排前二年或三年学习专业知识,后二年或一年学习理论。在将教育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贯穿整个大学四年,比如大学一年级师范必须参加教育见习、试讲。二、三年级开始教育实习,并收集教学科研素材。在大学四年级作教育研讨和相关的学术论文。这样不改变学制的基础上大力整合课程,同时也在时间上保障了教育理论的学习和实践。

2.课程结构的重构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师范院校的课程经历了多次的改革。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了《高等师范专科教育二、三年制教学方案》(试行),要求各试点学校根据要求,自行制定教学计划。从现实看,这三类课程所占总课时的比重有三种:普通教育课占总课时的21%,学科专业课程占70%,教育专业课程占9%。[6]而美国的本科水平的教师教育课程一般包括三类:普通教育课程,为师范生提供广泛的通识教育;教育专业课程,为师范生提供教育教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学科专业课程,为师范生提供对将来的教学科目加深学习的机会,一般与中小学开设的学科课程相对应。[7]这三类课程的比例是各占三分之一。

借鉴美国的课程结构的比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教师职前教育课程的设置应将专业学科课程的比重从70%下降到35%左右,将普通基础课程的比例从20%左右提高到35%左右,教育专业课程比例提高到30%左右。并且应将教育专业课程纳入到专业课的层面进行管理,而不是将教育专业课程看作为一般公共课,不是学生认为的边缘学科,不重要的学科。在教育专业课程中加大教育实践课程的比重。整体上还应注重选修课程开设,一方面要提高选修课程的比例,条件允许的学校可以将选修课程比例提高到50%;另一方面要求选修课程的选择要能满足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改变传统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学生可以跨专业选择,甚至文理专业可以交叉选择。这样才能从课程层面满足培养目标所提出的宽基础、强学科,突出师范专业特点的要求。

3.课程内容的重构

我国传统的高师院校的课程内容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实际,与中小学校教育脱钩,不能应对终身教育,更不能应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因此,要求重构教师职前教育的课程内容。

第一,增加普通基础课程,拓宽文理科基础知识。借鉴美国博雅教育特点,强调宽厚的基础知识,开设更多、更全面的社会、自然、人文、历史文化、民族、道德、艺术等多方面的课程,以提高师范生的基本素质。

第二,强调教育专业课程。不仅开设普通心理学、教育学、学科教材教法,还应开设儿童、青少年心理学。同时加强教学技能的培养,强调教学技能的培养,掌握现代教育技术,还应提高教育实践能力,丰富教育实践内容,提高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

第三,课程内容中应增加培养学生学术研讨和教育科研能力的课程。如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这是目前教师职前教育课程内容中严重缺乏的内容,传统的课程设置仅是为学生提供一些听教师、专家的学术讲座的机会,并没有设置专门的课程来培养这一能力。为适应终身教育的需要和教师专业化发展,迫切需要普遍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以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郭燕燕.教师专业化与教师教育课程改革[J].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5(6)

[2]马晓燕.教师教育论[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5:127

[3]饶武.美国教师教育课程演进及其对我国的启示[D].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4.

[4]万明纲.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2005(7)

[5]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我校1990年以来本科毕业生跟踪调查情况及分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113-115

[6]吴文侃,杨汉清.比较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7]吴文侃,杨汉青.比较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349,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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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51/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3）01?0087?05

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重视创业及创业教育的国家。国土狭小、自然资源匮乏，人才几乎是新加坡赖以发展的唯一资源。自独立以来，人才发展战略一直是新加坡的立国之策。为配合国家21世纪国际化发展战略，培养敢于突破资源约束瓶颈、具有开创性和企业家精神的复合创业型人才，国际化已经渗透到新加坡创业教育理念和行动计划之中，成为新加坡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发展体系中独具特色的一环。在这一国家价值理念的驱动下，经过十几年发展，其创业教育始终处于新兴国家的前沿。

同时，新加坡是亚洲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为创业提供了融资的便利条件。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国家，服务经济是国家主导产业，技术的开发并不是这个国家所擅长的，而技术的匮乏又限制了创业的实施。因此，新加坡的创业教育特别强调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一方面通过选派大学生创业者到美国的硅谷、中国台湾地区的新竹科学院、日本筑波科技园等技术集群地区去实习、参观、访学，力图在实践中感悟和学习；另一方面培养大学生创业者的国际化思维和对国际企业运作的感悟。

因此，探讨新加坡创业教育的国际化策略及其实践平台，剖析其隐含的内在价值定位，对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实施国际化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创业教育的发展主体

虽然新加坡创业教育发展时间不长，但其在亚洲享有良好声誉，这与政府投入、社会配合、高校推进密不可分。丰富历史经验、多元文化背景、地处亚洲中心为新加坡教育发展奠定了国际化战略地位，其培养开创性和全球化视野人才的教育理念与其国家国际化发展战略并轨，提供了独树一帜的博雅教育。

（一）政府——创业资源的支持者

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为了使高等教育得以迅速发展并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教育的发展，在改革教育体制、制定教育发展政策、建构国际化课程体系、吸引优秀的国际人才、与国际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支持。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每年均以国民生产总值3%～4%的经费发展教育事业，对教育的投入仅次于国防，占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1]近10年来，新加坡政府以每年不少于20亿新币用于对风险投资、技术转移和创新创业的资金支持，大力鼓励诸如创意产业、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2]

为培养国际化高水平人才，打造“东方波士顿”，新加坡政府全额资助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两所国立大学，不断提供教育经费支持以及设立教育基金。对高校创业教育的海外合作、创业中心和企业孵化中心的设立、创业教育论坛和全球创业峰会的举办、训练营地活动的组织等做出大力支持和资金投入。

（二）社会机构——创业氛围的营造者

新加坡自1965年成立以来，经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5个阶段：①20世纪60年代经济前景迷茫的动荡期；②70年代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迈进时期；③80年代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时期；④90年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繁荣时期；⑤21世纪专注于创新、知识密集和研发时期。[3]

1961年，新加坡成立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简称EDB），旨在推动新加坡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创造蓬勃商机和良好就业机会。在经济发展局（EDB）带动下，新加坡经济由技术密集型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产业转型，为创业教育创造良好的外部氛围和机会。如营造投资的理想地点，加大对外招商引资力度；出台海外培训计划，促进人员出国交流合作；发展多元产业形态，创造合适的创业机会；携手教育界，探究创业教育深度实施课题。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伴随下，创业教育也开始在新加坡得到极大的关注和发展。

（三）高校——创业教育的实施者

新加坡经济从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国家创新体系的变化发展所带来的人才规格及其培养方式的改变，需要高校的创新创业意识，与产业界相关的研究等途径来推动经济发展。[4]新加坡创业教育在十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建立起一套覆盖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完整的、系统化和国际化的体系，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小学阶段，学校通过“虚拟股份”之类的游戏寓教于乐，培养学生的商业意识。中学则在课程中引入管理企业的普及性知识课程。大学期间，南洋理工大学还开设创新与创业硕士学位课程（Master of Science in Technopreneurship & Innovation Program）。[5]

二、新加坡创业教育的国际化策略

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官方语言英语的优势为其与欧美国家交流清除障碍。独特的中英双语环境和中西方结合的教学模式，构建优越的教育体系。政府高额的教育经费投资，引入先进的软硬件教育设施。这些为创业教育的国际化开展创造了条件。新加坡创业教育的国际化策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课程的国际化

为适应国际化的要求，将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打造成世界级大学，实现新加坡成为“东方波士顿”的目标，新加坡政府于1997年邀请来自日本、美国、欧洲知名学府的11位专家组成国际专家小组对大学课程提供建议，做出调整和改革，采用较为灵活的学分制，设立基础宽厚的学科，并开设许多国际性的课程。[6]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与新加坡政府经济发展局在2001年共同创办南洋科技创业中心（Nanyang Technopreneurship Center， NTC）。创业中心以“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创业规则的创业与创新人才”为目标，开设创新与创业硕士课程，本科生创业辅修课，和创业短期课程等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创业教育项目。[7]（如表1所示）

（二）师资队伍的国际化

历年来，新加坡高校非常重视教师的引进、培养和国际流动，为培养“全球思维人才”，新加坡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打造国际化一流师资队伍，为创业教育顺利开展创造条件。

1. 注重与发达国家高校的积极合作

新加坡创业教育师资队伍汇集许多企业界和学术界的杰出教授、企业家、风险投资人、高科技成果产业化人员等，这些人员大部分来自于发达国家的一流高校，都有创业实战经验、丰富的国际商务经验和创新精神。

2. 注重教师“走出去”的交流合作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尤其注重派遣教师参加学术人员交换计划，选派本国优秀的教师到世界顶尖的大学去深造。例如，南洋理工大学每年都有20%的教师被派或批准到国内外高校、企业进行学术深造和技术培训，及时掌握最先进的技术。[10]

3. 全球招募优秀师资

新加坡也从世界范围内吸引和聘请具有丰富创业经验和创新精神的优秀师资。新加坡创业教育方面的专家、教授有很多是高薪从世界范围内聘请的。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专门设有师资招聘办公室，在纽约和伦敦也设有师资招聘办事处，并派专人去欧美等名牌大学物色优秀的老师，目前国立大学的教师队伍中有50%为外籍教师。[11]南洋理工大学提出的“要想方设法把海外优秀人才‘空运’到新加坡”，学校长期请专人在欧美等地物色相关领域的拔尖者。[12]

（三）教育合作的国际化

新加坡高校独树一帜的“跨国办学”模式和全球性学生交流计划，增加了国际化交流，带回了国际化的理念和实践，加速了其教育合作的国际化进程。

1. 跨国办学模式，增加国际化交流与合作

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创业中心建立的海外学院，让本校学生在全世界创业热点地区进行实地亲身感受。例如利用一年的时间在美国硅谷或清华大学等高科技创新公司进行全职实习；向企业家或投资者学习；在合作大学进修课程。表2介绍了国立大学自2001年以来在国外建立的7所海外学院。

这种跨国合作的办学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创业实践，合作双方所开办的学科专业都具有非常强的创业创新特征。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中国的10多所重点大学也建立了合作项目，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全球化教育战略的推行，使得新加坡国立大学在与世界名校的交流与合作中，博采众长、融汇创新，进而也带动并形成了具有前瞻性和国际化水准的课程体系。

2. 海外交流学习，带回国际化的理念和实践

为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新加坡高校每年都有大量的国际交换生，有的到国外知名的大学学习，有的赴各类知名创业型公司学习。例如，国立大学推出的全球性计划、学生交流计划以及双学位和联合学位计划，让学生有机会在一些世界名校进行学习，这些学生带回很多发达国家创业教育的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新加坡政府专门设立“总统奖学金”和“公共服务奖学金”，每年都会选派优秀的学生和教师到世界一流大学去深造。同时，鼓励并帮助教师创造机会到海外大学讲课或在海外企业学习、兼职，进行交流、合作。[15]

三、国际化实践平台——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中心

新加坡高校创业教育的国际化实践平台，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企业中心，南洋理工大学与新加坡国家经济发展局联合创办的南洋创业中心，承载着创业教育的实践功能，既能解决学生的就业创业问题，在科研和商业化方面也能发挥其积极作用。本文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中心为例研究其创业教育的国际化实践平台。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前身新加坡大学始创于1905年，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且最富声望的大学，是一所立足亚洲、放眼世界的世界级一流大学。1980年8月，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合并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是全球化的研究型大学，它有3个校园，14个院系；有9081名员工，其中有2000多位教授，2000多位研究员；有36966名学生，10000多名研究生；拥有7所海外分院；22个校级研究中心；有4所卓越研究中心，还有与南洋理工大学合作的第五所研究中心。[14]

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中心（NUS Enterprise（ETP））的目标是：第一，通过体验式创业教育（Experiential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将创业精神融为其教育的一部分；第二，将国立大学的研究转化为创新或者商品化，例如通过工业伙伴和创业扶助实现研究创新化和商品化；第三，成为亚洲创新和企业的智库。

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中心将教学、研究中心和企业三者联系起来，旨在培育创业创新和全球思维人才。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中心通过体验式教育，行业参与和伙伴关系以及创业支持激发创新和创业精神（如图1所示）。[13]

（一）体验式创业教育

体验式创业教育主要通过“深化”浸濡，体验计划，海外创业实习经验，教育中心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全球化眼光和思维。

自2001年以来，新加坡国立大学迄今已建立7所海外学院；2008年，创业中心启动创新本土成功企业家发展计划（iLEAD），为国立大学的学生提供在本地知识密集型企业实习和学习的机会；2010年，创业中心启动博士论文商业化调查项目，设立博士奖学金，让学生探索其博士论文研究中的商业可行性。同时，创业中心实行创业与创新实习项目，通过小额拨款让学生开发/实施他们的创意。

（二）行业参与和伙伴关系

行业联络处充当技术转让中心的角色，与企业和政府建立伙伴关系，为它们获取大学知识、专业知识和技术提供渠道，帮助学生和研究人员将他们的新发现和创新转化为有用的产品和服务，并通过授权这些技术以实现其商业应用。

（三）创业支持

新加坡国立大学创业中心（NUS Entrepreneurship Centre）主要负责大学生创业支持的运作，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支持和扶助（如图2所示）。创业中心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创业发展、创业教育、创业和创新研究和国立大学企业孵化中心。

1. 创业发展

创业中心通过一系列的创业发展项目，培养大学生和新加坡人的创业兴趣。例如，将国立大学团体放到现实世界的创业实践中，使他们在其中学习和积累经验。包括1999年开始举行的新加坡最大的年度创业计划大赛，每月的技术风险投资论坛，2004到2006年举行的全球事业讨论会，2006年召开的国立大学全球创业峰会，以及2011年举办的社会商业训练营地活动。

2. 创业教育

创业中心为国立大学社团创造和开发体验式学习的创业教育项目。1999年，创业中心已经成功开发对所有国立大学本科生开放的科技企业家辅修课，2006年这个课程转到国立大学商学院。

创业中心推出的其他教育活动，包括每年给外国学生举办的“创业暑期学校”，为在职专业技术人员开办的“开创新事业研讨会”，以及举行的一系列新加坡初创企业CEO“半日实用研讨会”。

3. 创业和创新研究

创业中心引导高科技创新与创业学术研究和应用实践相结合，推进科技创业政策和实践认知。创业中心也定期参加和国外顶尖大学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例如与斯坦福区域创新创业精神研究部（SPRIE）的合作，与全球创业观察（GEM）项目和全球创业型大学—学生调查（GEUSS）项目。

4. 国立大学企业孵化中心

企业孵化中心通过构建孵化生态系统，解决新加坡创业者在创业初期遇到的挑战。包括创意和资源的缺乏，资金、现金流、网络的不足，管理和经营经验不够，融资体系和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其中企业孵化计划通过孵化中心的创新和创业生态系统，在创建企业、专业知识、经营管理、建立融资和基础架构的基础上，最终通过与行业的合作、特许经营和产品衍生等方式形成成果。

截至2010年12月31日的累计数据，国立大学的创业成果概况如表3所示。

四、新加坡创业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发展创业教育最显著的特征和成功的经验是实现 “创业教育国际化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及“国家竞争优势”三者有机融合和匹配。创业教育契合创新创业型人才、国际化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与国家的“人才建国，人才立国”战略理念一脉相承。

由于起步相对较晚，我国创业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现阶段我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为创业教育发展开辟了一条国际化新道路。因此，借鉴新加坡创业教育的“海外学院”模式、灵活的教育途径、政府助推创业教育的提升、教学体系的校外评审制度，与国家发展战略并轨的创业教育理念定位等做法，对我国创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有如下启示。

（一）凝练创业教育理念，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新加坡创业教育的国际化实质上有着双重目的：技术和国际化能力培养。我国的创业教育发展与国家战略衔接还有很大的缝隙，创业教育定位模糊，例如：复合型人才、创新型人才概念不清晰，没有体现出国家特色、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借鉴新加坡“理念与战略并轨”“技术与金融结合”的创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经验，我国在发展创业教育时应凝练理念、明确定位、彰显特色，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二）建立国际化战略联盟，培养开创型人才

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全球某些顶尖机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获取最前沿的教育和研究机会，与国际伙伴合作设立教育和研究海外机构，加入某些知名全球网络，成为其成员。我国可以借鉴新加坡国际化战略发展模式，在政府的引领下快速跻身国际行列，建立全球化战略联盟，培养国际人的素质和造就具有国际眼光和知识的高水平人才。

（三）加大政府投资额度，引领国际化发展

从新加坡政府的支持计划的经验来看，我国应该从实际着手，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放宽政策门槛要求；成立创业研究中心，为创业发展、创业教育提供有力和持续性支持，鼓励学生和教师“走出去，引进来”，在国际化发展中承担引领者的角色。

（四）引入校外评审制度，完善国际化教学体系

为保证学术研究和课程的质量和标准，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长期以来对课程采取一种校外评审制度，由海外大学资深学者担任评审，定期来新加坡考察。校外评审对于监控学术标准和确定他们与其他国外名牌大学的可比性、评价课程内容的优缺点和质量，以及考试成绩的可比性等方面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借鉴新加坡创业教育国际化道路的经验，我国也应该引入第三方教学评估体系，在课程体系设置、教学方法、学术研究、实践体验方面改进和完善，与国际对接。

注释：

① NOC：即为NUS Overseas College（国立大学海外学院项目）。

② iLEAD：创新本土成功企业家发展计划。

③ S@S：即为Start-Up@Singapore（新加坡起步公司创业计划大赛）。

参考文献：

[1] 邱成立.从几个细节看新加坡教育[J].山西教育（教育管理），2009（11）：41-43.

[2] 田莉.新加坡的国家创新氛围与创业教育实践感悟[EB/OL]. ，2010-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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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霆鸣.新加坡创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J].科技信息，2008（3）：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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