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国际直接投资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进入21世纪后，国际直接投资实现了快速发展，存量与流量实现了持续增加，不断发展成国际交易中的重要力量，技术、贸易都归入到国际直接投资结构的框架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伴随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新情况，尤其在投资流向、结构和规模等方面表现明显，将对企业国际竞争力、收支平衡、经济增长等产生重大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的现实效益

国际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对输入、输出国都将有益。国际直接投资能让输出国家的投资直接进入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国际性的生产与营销网，实现在全球资源的科学配置，提升企业竞争力与输出国家的经济效益，为输入国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对我国来讲，它能有效解决资金储备不足的问题，借助国际直接投资去掌握技术，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①。再者，国际直接投资也能帮助发达国家，进一步完善输入与输出循环体系，获得经济动态平衡，进一步完善工业布局与经济结构。

但是，还要看到外资也能冲击民族工业，破坏资源的不科学分配。而从长远来看，世界经济是有机体，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不能脱离该经济体独立运作。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经济交流，构建科学合理的输出运作机制，更有利于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正面效益，更好适应未来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特点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投资与贸易自由化，在信息技术的着力推动下，促进了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跨国公司逐渐发展成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大规模趋势，金融业务、金融机构实现跨界运作，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了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劳动力资源等相关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流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开展了世界范围内的投资、技术转让、服务以及贸易等活动，实现了经济活动全球化运作。在该趋势下，当前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与投资主体多元化。国际直接投资中的主流形式与活跃因素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速度比借贷资本输出要高，并且国内投资、世界各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国际贸易等的增长呈上升趋势，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主体②。同时，国际直接投资主体逐渐多元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设立的跨国公司，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处于主导地位，比如，德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投资市场上占有优势，并且收支顺差不断扩大，成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策源地，并且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亚洲新兴国家开始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崭露头角，开始涉及国际直接投资。从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发达国家采取的对外直接投资重点是独资，积极开展并购，这样其始终处在垄断地位，比如，我国新设投资项目获得外商直接投资比例逐渐提高，尤其是从2002年开始上升趋势尤为显著，达到了接近80%，原来的合资企业独资化趋势更加显著。

二是资本流向与投向出现了新变化。美国等发达国家从20世纪开始，对欧盟等国家展开大规模投资，新兴国家投资也开始出现在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展现回流趋势，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市场资金常出现短缺现象。比如，2009年新兴国家市场企业并购发达国家企业金额为354亿美元，而同期发达国家并购新兴市场企业活动在下降，下滑趋势明显。

三是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实行的对外投资政策上出现一定程度松动。比如，法国大力鼓励外资企业实施投资，尤其是支持外国投资创新项目的大力实施，全面提升了法国对国外投资直接吸引力，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在新增外资项目中，研发类投资项目增幅较大，高达8%。再如，英国在2010年开始采取相关政策积极吸引外资，借助外资来缓解债务压力，加快经济复苏并实现可持续增长③。

国际投资大环境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困境

篇（2）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诸多分析框架，对于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这一问题，一直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Robert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和两产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假定：(1)X国是资本要素丰富的国家，Y国是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2)在国际贸易中，两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X国将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Y国将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b;(3)X、Y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X国将出口a产品，从Y国进口b产品；Y国则出口b产品，并从X国进口a产品。在实现了贸易平衡的状态下，X、Y两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报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可阻止自由贸易的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定Y国现在对来自于X国的进口商品a征收高关税，这势必提高X国的a商品在Y国的价格，并刺激Y国a商品生产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生产a商品所需的、原来在Y国就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国内需求量的扩大，进而推动Y国的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并提高Y国的资本要素报酬率。在Y国资本要素高利润回报的吸引下，X国的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等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整体上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国内产量的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量的减少。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国从X国进口的a商品的数量势必下降，亦即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国际贸易。由此，芒德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按特定方式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首先对芒德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Koyimo)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大量论著，他强调了国际分工原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国际贸易，也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在国际分工原则的基础上。与芒德尔不同，小岛清把传统模型中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经验，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同时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及统计方法的缺陷，芒德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结果表明，战后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并没有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证资料显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双快速发展。李普西和韦斯(LipseyandWeiss)依据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出口行为。他们选取了一系列样本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子公司的相应产品的年产量，与美国同年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类似商品的出口总量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正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60%的产业部门中。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胡弗鲍尔(Hufbauer)等人重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

然而，统计分析并不等于理论分析，要真正弄清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显然必须在理论上澄清“促进”与“替代”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带来本产品及相关产品、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原来的国际贸易并不减少；所谓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来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引起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而原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与原国际贸易额正相关。反之，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产生了新的国际贸易，而原国际直接投资并不减少；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作用，是指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该产品国际贸易的产生，而原国际直接投资不再进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为此，必须从微观分析入手，通过建立恰当的代数模型而加以验证。

二

探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双向作用机制，就逻辑而言，适合于进行微观分析。因为这两者本身是同一企业面对不同外在环境而进行的两种选择，两者统一的基础在于企业的理性决策。因此，决策分析构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环节。

（一）模型的建立

1.模型Ⅰ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的微观分析，即是考察一个企业在扩大海外市场时，面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选择，作何取舍的问题。设a、b两国组成一个生产—消费体系，a为本国，b为外国。为简化分析，进一步假设：(1)只有一种产品，且只在一国生产、在两国平均消费，无论在哪国生产，其生产总量Q不变；(2)Q的生产函数是劳动量L的一元线性函数，即：Q=AL，其中A为劳动效率，两国的劳动效率相同；(3)成本函数P为劳动力价格S乘以劳动量L，即：P=SL，若在b国生产，则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净成本F。

对于模型Ⅰ，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Q在a国生产，出口至b国。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1]=S[,a]L；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a国出口至b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1]=P[,1]/Q=S[,a]/A(1)

第二，Q在b国生产，出现直接投资。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2]=S[,b]L+F；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b国出口至a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2]=P[,2]/Q=S[,b]/A+F/(AL)(2)

比较(1)式与(2)式，若C[,1]＞C[,2]，则出现直接投资。即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将L=Q/A=2X/A代入，则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条件：

X(S[,a]-S[,b])A-F＞0(3)

(3)式表明，贸易数量越大，工资差额越大，劳动效率越低，对外投资净成本越小，则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在后三个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贸易额越大，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地分析，假设直接投资条件满足，Q在b国生产，则国际直接投资额为：

P=S[,b]L+F=2XS[,b]/A+F(4)

(4)式中，国际贸易额X出现在直接投资额P表达式的分子上，这说明国际贸易与随后出现的国际直接投资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进行直接投资后，原来由a国到b国的出口消失，被a国对b国的直接投资所代替，这表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此时，由于假设(1)的存在，发生b国对a国的出口0.5Q，但若放宽这一假设，这一贸易量不一定出现。

2.模型Ⅱ

假设：(1)某一最终产品G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M、劳动力Lg、总部服务Ng和运输费用Tg;(2)中间产品M的生产需投入劳动力Lm、总部服务Nm和运输费用Tm;(3)共有a、b、c三国，企业总部设在a国；(4)最终产品的世界总需求为G，产品在三国均分。

在初始阶段t[,o]时，设M、G只在a国生产，此时仅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量为：由a国至b国以及至c国的各1/3G。因没有直接投资，故不需总部服务，所以：Nga=Nma=0

在t[,1]时，设有直接投资，且a、b、c三国生产M的成本函数如(5)(6)(7)式所示：

Pma=Nma+SaLma+Tma(5)

Pmb=Nma+SbLmb+Tmb(6)

Pmc=Nma+ScLmc+Tmc(7)

不失一般性，设Pmb＜Pma,Pmb＜Pmc，则M在b国生产。另外，a、b、c三国生产G的成本函数分别如(8)(9)(10)式所示：

Pga=Nga+Pmb+SaLga+Tga(8)

Pgb=Nga+Pmb+SbLgb+Tgb(9)

Pgc=Nga+Pmb+ScLgc+Tgc(10)

不失一般性，设Pgc＜Pga,Pgc＜Pgb，则G在c国生产。这样，G的生产函数为：

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11)

此时国际贸易量分别有：Nma（由a国出口至b国）；Nga（由a国出口至c国）；Mb（由b国出口至c国）；1/3G（由c国出口至a国）；1/3G（由c国出口至b国）。与t[,0]时比较，创造的国际贸易ΔX有：

ΔX=Nma+Mb+Nga=Na+Mb(12)

即包括总部服务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

由直接投资所建立的子公司又会直接带动a国资本品、中间产品、服务的出口，带动相配套产业新的贸易与投资，实现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把b、c两国的生产纳入国际生产与营销体系，改变b、c两国的生产结构，扩大b、c两国的对外贸易，并通过与b、c两国其他企业的非股权联系（如分包等）发挥溢出效应，提高b、c两国其他企业的对外贸易，提高a国与b、c两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模型验证设想

关于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可有下列方法：

1.根据模型Ⅰ，对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来说，具有较大出口额X的国家，应有较大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应有：Ri∝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2.根据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之间，生产成本取决于工资率S，而较小S的国家应有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Si负相关于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3.根据模型Ⅰ，较小的直接投资净成本F，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国际直接投资额越大。

4.根据模型Ⅰ，较小的劳动生产率A，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即在劳动生产率越小的产品上，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

5.企业研发费用R可看作总部服务出口N的指标，由于企业研发费用R与产品的复杂程度有关，亦可用作衡量中间产品量M的指标。根据模型Ⅱ，较大的总部服务与较大的中间产品应产生较大的贸易量X。应有：Ri∝Xi,i则为世界各时期。

以上推论，经初步定性验证，符合得较好。

三

从以上两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笼统地说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对原产品的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又对新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总部服务等贸易）形成促进关系，这就是双方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因此，正如许多实证研究所显示，两者双双表现为正相关的高增长；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机制，贸易结构（包括进出口结构与进口、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两个模型中的企业在现实中的对应者显然是跨国公司。这表明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使得世界经济联系更趋紧密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中心地位。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国际生产、营销网络，使之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生产与贸易的核心。跨国公司垂直与水平一体化日益将全球生产与贸易推向新的高度，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强，推动着地区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跨国公司理论将为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构造一个可行的微观进路。

篇（3）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篇（4）

技术溢出，是指由于广义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要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生产率增长，进而对东道国长期增长做出贡献，而跨国公司子公司又无法获得全部收益的情形。FDI流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一部分源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包括以人力资本为载体的软技术扩散和以研发投入为载体的硬技术扩散。

许多学者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1966年，弗农在俄林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 Life Cycle，Raymond Vernon）。所谓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产品在市场的销售过程的新陈代谢，而不是指产品的自然属性失效问题。该理论认为，一种产品具有诞生、发展、衰退的生命周期。它从动态的角度，探讨了一种产品在它的生命周期中，由于技术的传递和扩散，比较优势从一种类型的国家转向另一种类型的国家。也就是说在：FDI的过程中，通常技术较发达的一方把产品技术传递给不发达的一方，而不发达的一方即可借此机会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相关技能。另外，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The Theory of Localized Technological Change，Lall Sanjaya，1983）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旨在探究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技术地方化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对成熟技术或生产工艺的应用和改进，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定优势，进而实施对外投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对成熟技术的改进而形成其特有的竞争优势。

对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吸收问题，也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1994年，Blomstrom和Wolff通过对101个国家的比较分析，发现FDI的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在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发现能够证明这种溢出效应存在的证据。因此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多发生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之中。赵伟、汪全力在2006年通过对Coe－Helpman模型的修正和扩展表明，通过进口贸易传导机制，国内研发、贸易伙伴国溢出的研发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并通过对模型的计量发现，在不考虑人力资本的情况下，FDI技术溢出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只有很小的作用，而在考虑人力资本作为技术吸收能力的情况下，FDI技术溢出与人力资本的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FDI在华技术外溢效应分析

在我国，FDI在通过影响中国人力资本来实现软技术的溢出效应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但在通过影响本国研发资本投入来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FDI在我国所引发的技术溢出效应突出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FDI多采用成熟的标准化技术，东道国可通过模仿和应用成熟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成果直接获得技术外溢效应。如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还可获得更大的技术外溢效应

从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FDI流入我国时，进入产品的生产技术等均已成熟。当产品通过FDI形式进入的时候，便会发生非自愿的技术传递和扩散，我国便可从中享用此种产品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这就使通过模仿和应用成熟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成果而直接获得技术溢出效应成为可能；另外，从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国内企业在直接模仿的基础上，能够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消化、吸收并且加以改造创新，就可以形成自身的新的竞争优势，从而更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在此情况下，FDI在华的技术溢出效应将会发挥新一轮的作用。例如：战后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建立在欧美先进技术基础上的。但日本企业并不是将这些技术一般性地应用到生产中去，而是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在技术成果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自己的独特优势。这种做法非常值得我国企业借鉴。

2.fdi在华的技术溢出效应体现在外商进入所带来的先进管理方法和理念，以及一些研发中心的建设

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大都具有一定规模和经验，因而在管理和企业文化上几乎都有一套独特且有效的方法。在fdi的进入过程中，中国企业不只开了眼界，更在与外商合作竞争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先进管理方法和理念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这种方式的溢出效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纯技术的溢出效应，中国企业由此可以积累丰富的经验，这对国内产业的未来成长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多的在华投资商已经或即将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更多的国人可以参予研发过程，这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如：目前美国通用公司在华的投资额度已达15.2亿美元，堪称时下中国最大的中美合资项目。该公司在1997年启动了合资技术公司－－泛亚中心，由上汽集团和美国通用各出资50%兴建。在这10年里，我国汽车工业不仅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而且得到了更多的技术和经验，其中包括市场分析、决策投资、法规标准、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隐形收益”。这种“隐形收益”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显得非常重要。目前，泛亚已经成长为中国汽车工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助推器。

3.在华的fdi创造了就业机会并培养了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人才

截止2005年，外资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已达2000多万，缓解了我国就业的压力，起到了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近年来，在华的fdi已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型岗位。在此过程中，我国也迅速成长了一批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人才；另外，国际范围的人才交叉流动还会使知识、理念、管理方法和技术外溢到中国的其他企业和科研机构，成为技术扩散的一个重要源泉。在华直接投资创造的就业机会，使我国劳动力大军的整体素质得以提高，外商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培养机制又为我国培养了许多高素质的人才，这一切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4.在华：fdi通过增大外部竞争压力刺激国内企业参与竞争，达到技术溢出效应

外资企业在中国出现后，由于其规模效益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给中国企业带来了种种压力，迫使我国企业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提高效率、加大自主技术创新力度，充分发挥现有生产要素的作用，力求实现自身的最大效用；另外，在此形势下，许多中小企业还自发地形成联盟和产业集群，通过相互合作、共同参与竞争来提高市场竞争力。我国的电器行业就是在此种方式下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目前，已成为全球范围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为我国的出口创汇做出了重大贡献。

5.社会责任驱使外商传递技术到其供应链上的相关企业

著名可持续发展研究者约翰·埃尔金顿（joho elkington）在他的《茧经济：通向“企业公民”模式的企业转型》一书中提出：你所在的公司是毛虫、蝗虫、蝴蝶还是蜜蜂?由此推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跨国蜜蜂。这是指跨国公司在国际间扮演了蜜蜂的角色，传播社会责任，促进和谐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2006年10月启动的巴斯夫“1+3”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延伸并创新了其全球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具体内容是由一家企业带动其供应链上的3家企业，共同提高社会责任。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所谓的“1”就会不断地将行业中最重要的经验和技术传递给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也就是“3”。这种不断地帮助使得在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都得到了实惠，获得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不可否认，fdi在华的技术溢出效应除了上述正面的效应之外，也必然产生不少负面效应，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道国的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等。但是，如果我们能正确地对这些负面效应进行抑制，对正面效应加以合理利用，那么fdi的流入便会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三、我国合理利用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

篇（5）

一、遭遇反倾销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我国当前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屡屡遭到国外反倾销调查。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国已遭受反倾销诉讼511起，给中国出口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6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从目前看，对我国发起反倾销绝对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占总数的2/5，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增长明显，成为另一支需要重点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过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遭遇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项目（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合计 对华案件数目（起）（1） 20 43 33 28 41 43 53 17 278 国际案件数目（起）（2） 157 224 243 254 355 288 347 111 1979 占有比例（3）=（1） （2） 13% 19% 14% 11% 12% 15% 15% 15% 14% 中国出口额（亿美元）（4） 1488 1511 1828 1837 1949 2492 2661 3256 17022 世界出口额（百亿美元）（5） 5160 5390 5576 5492 5703 6431 6176 6424 46352 占有比例（6）=（4） （5） 2.9% 2.8% 3.3% 3.3% 3.4% 3.9% 4.3% 5.1% 3.7%

另据商务部的资料，中国目前约有4000多种商品遭受过反倾销的调查。越来越多的反倾销使得我国部分主要出口产品市场不断萎缩，相关产业效益下滑，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失业，国外反倾销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毫不夸张地说，面对国外频繁实施的反倾销，中国已经无路可退，必须奋起应对。

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规避反倾销壁垒

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不断增长的势头，我国的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加强联合，多管齐下，采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等措施进行积极的应对，同时还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试图通过加大对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到相关国家内进行投资设厂等方式绕过反倾销壁垒，推进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为此，有关部门和企业认真研究了一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个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倾销诉讼所达成的“有序市场安排”和“自动出口限制”协议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国企业改变了向美国出口打字机、彩电、汽车、钢铁和半导体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国当地去生产。Barrell和Pain（1997）也发现，日本1981～1991年间对欧盟和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渐增多的反倾销诉讼的影响。1991年，韩国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揭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贸易联系比较密切，如开拓市场和回避进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20世纪日本和韩国在出口贸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国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绕开贸易保护壁垒，改变国际贸易关系中被动的局面。事实上，在不断面临国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的压力下，我国一些企业也已经转而采取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例如我国彩电厂商到土耳其设立生产基地，不但带动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为避开欧盟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如TCL公司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国境内设厂生产各种型号的彩电整机，利用原产地规则有效地绕过贸易壁垒，其效果更为显然。

篇（6）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传统区别

哪里有能带来足够的利润的投资机会，资本就有向哪里流动的趋势，当这样的机会出现在海外时，国际投资的发生就顺理成章。像国内投资分为直接和间接一样，国际直接投资也有这样的分法：把钱交给别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间接投资，自己管理资本、自己控制项目运作以赚取利润的直接投资。

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扩张的必然。在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手段是“商品输出”，但作为掠夺资源输出商品之辅助的对外投资也是新兴资产阶级热衷的活动。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时期东印度公司、哈德逊湾公司等为进行掠夺性贸易而在殖民地进行的各种投资活动。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过剩资本”的大量出现使得国际投资（尤其是以借贷为主的间接投资活动）大张旗鼓地展开，并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到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

二战后，这种产业资本的跨国流动得到了更迅猛的发展，并表现出与传统的资本流动迥然不同的特点。首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控制权的要求。直接投资既全部或部分的拥有国外企业，又直接或间接的经营国外企业。而间接投资则很少涉及到这一问题。第二，从资本移动的形式上看，直接投资不只是单纯货币形态的资本转移，而是货币资本、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等经验资源在国际间的一揽子转移。第三，直接投资具有实体性，它一般通过投资主体在国外创设独资、合资、合作等生产经营性企业得以实现；而间接投资则通过投资主体购买有价证券或发放贷款等方式进行，投资者按期收取股息、利息，或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赚取差价，其投资具有虚拟性。最后，由于直接投资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投资回报与投资项目的生命周期、企业经营状况密切相关，通常周期较长，风险较大；而间接投资则更具流动性，风险也相对要小。

传统的资本流动理论对这种日益流行的海外直接投资也越来越没有解释力。直接投资并不绝对的取决于东道国的利率水平，而且很多情况下东道国的利率并不高于母国利率。海默是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之不同的西方学者，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热衷于海外直接投资乃其拥有东道国企业无法比拟的垄断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他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垄断优势，实现利润最大化。英国学者伯克雷和凯森从内部化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直接投资行为，他们认为，海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为克服海外市场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管制、信息缺失和不对称、垄断的市场结构等造成）而进行的内部化行为。邓宁的折衷理论是有关FDI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FDI的进行取决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三方面因素。

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趋势

当理论界对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条分缕折地分而论之时，这二者的界限在实践中却并非同样地泾渭分明。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它们相伴相随，有时甚至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出界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使大量对外投资行为既有直接投资的内涵，又有间接投资的手法和特点

在资本市场上，资产表现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1）现金资产：各种货币资产；（2）实体资产：表现为各种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生产资料；（3）信贷资产：各种债权债务；（4）证券资产：表现为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各种投资收益凭证等证券。实体资产的国际流动是FDI的本质特征，而间接投资则侧重于其他金融资产的流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实体资本的转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当柯达投资于中国的彩卷行业时，它不是简单地把生产线、管理人员、专利技术等搬入中国，而是通过股权投资、信贷安排、长期合同、现金流动等多种方式进行。随着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在金融中介和各种金融工具的帮助下，这四种资产的相互转化变得越来越便利和快捷。从FDI的发起看，FDI中涉及间接投资因素的情况简要列举如下：

1.兼并收购（M＆As）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方式也日趋复杂。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资，并购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它可以让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同时就消灭一个竞争者；而且，它可以让投资者获得公开市场上不易获取的被收购企业的商标、技术、管理经验、关系网、销售渠道等等；并购方式建设周期短，使投资者可以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迅速扩展产品线和营销渠道，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并购方式还可以让投资者利用东道国货币贬值、股市大跌、东道国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等情况廉价地获取资产从事海外经营。

托宾（JamesTobin）的Q理论为投资者对并购或创建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解释和指导。假设R1，R2分别为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的投资收益率，C1，C2分别为两种投资所须资本的成本。Q1=R1/R2，Q2=R2/C2，如果Q1>Q2，且Q1>1，则跨国公司应选择收购方式进行投资，反之，如果Q2>Q1，且Q2>1，则跨国公司应选择新建方式进行投资。

在这里，对跨国公司而言，对外投资，不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可以被抽象为一种数字的决策。而对东道国来说，这种投资又具有间接投资的某些特点。从经营管理的控制权来看，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只是部分地拥有被收购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为了充分利用被收购企业的当地优势，跨国公司对被收购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并非面面俱到。从资源转移的角度看，资源首先是通过货币资本的形式支付给被收购企业的原股东的，而随着并购方式的日趋复杂，并购的支付方式可能是股票等有价证券。而其他技术、管理经验等经营资源的转移则视需要而定，有时这些资源并非由投资者转向被收购企业，而是相反。当被收购企业在东道国是上市公司时，投资者既可以通过被收购企业每年的赢利收回投资，也可以通过出售其股票的形式收回投资。

2.少数股权投资。这种投资虽采用股权形式，但并不要求对受资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也有别于单纯追求股票升值的间接投资。通常，它是企业间欲达成某种联盟而采取的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今的商业竞争比任何时代都要激烈、复杂，即使是像500强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能力在各个方面保持领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很多企业积极地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寻求与同行乃至其他行业的优秀企业的合作，以求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通过对对方进行股权投资（有时这种投资是相互的），可以在加强这种联盟关系的同时保持各自经营管理上的独立性。

3.从FDI的资金来源看，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1）公司集团内部的资金。（2）母公司以外的母国资金，主要指母公司利用母国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3）东道国当地的资金，主要指跨国公司利用东道国当地资本市场获取的资金，或从东道国的合作伙伴处获取的股东资金。（4）国际资金，指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从第二和第四种资金来源看，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只是一线之隔。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是由其母国乃至第三国的无数投资者的间接投资行为所支撑的。

4.从FDI的回收来看，传统的直接投资是通过海外企业的赢利逐步收回，而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情况下，企业还可以利用各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转移风险、收回投资，从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间接投资的回收手段。

（二）一些投资机构的国际投资行为往往兼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大、技术要求高，能在这样的舞台上提供大量资金的多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各种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它们的投资通常数额大，期限长，注重通过投资组合降低风险。传统上，机构投资被认为是间接投资，但由于其投资规模庞大，为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它们通常与被投资企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常常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被投资企业的一员。这又使得它们的投资具有直接投资的特点。它们虽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但时时监督着企业的运营状况，并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利润分配乃至一些关键人员的变动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们虽不会直接向企业提供技术、管理经验等经营资源，但却可以成为被投资企业获取这些国际经验的桥梁。

2.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双重特性，它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向那些新兴的快速发展的小企业（通常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资金。它是一种直接投资，因为它提供的是权益资本，而且常常占有风险企业的大部分股权；风险投资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而且提供技术上和经营上援助，帮助企业发展业务计划，促成企业成长；风险基金在投资时必须对风险企业有全面的了解，从技术水平到产品的市场前景乃至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等，只有这样，它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潜力有适当的判断。同时，它也是一种间接投资，因为风险投资的目的不是控股，也不是直接经营企业，而是通过资金和技术的帮助，促进受资企业的发展，从而使资金得到增值。受资公司的经营管理仍是由原管理层负责，即使风险投资者可能是大股东，原管理层也不必担心失去企业的控制权；从风险投资的退出看，风险资本越来越多地通过企业上市、管理层收购、大企业收购等途径退出，反映了其追求资本增值的本性；风险投资往往通过组合投资的手段同时投资于多家不同领域的风险企业，以降低风险。

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带来的启示

1.引进外资需要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资的发生往往和间接投资是相伴相随的，对金融资本流入的限制也会阻碍直接投资的进入，特别是在兼并收购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限制国内企业向外商发行或出售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也变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资的流入。同时，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也使得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带有了间接投资灵活性、流动性的投机性的特点，这又让资本市场在金融监管尚不完备的情况下的开放成为一柄双刃剑。因为一些“热钱”可能会趁机进入，进行高风险的投机活动，从而加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2.两者的融合趋势，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发展，也对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金融中介的穿针引线，它们的紧密结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购、兼并、各种资产的证券化、相关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专业服务才能顺利而高效地进行。同时，在这种条件下生产企业对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能够提供从资金融通到投资顾问的全方位金融服务，而且要能够在全世界开展业务提供服务，为跨国公司的国际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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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道国可以迅速建立起现阶段自身没有能力发展的产业

一国产业结构的顺序演进是自我维持、自我推动的力量沿着比较优势的路径，伴随一国生产要素及技术禀赋状况的变化而发生的产业渐进式演化。对于封闭的经济体而言，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一个缓慢而不可逾越的过程，完成这一过程需要每一阶段相应的要素禀赋和技术能力的配合。先期发达国家的产业演变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工业化进程中新产业的树立是一个投资大、风险高的反复摸索阶段。发展中的东道国则可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在发达国家的经验参照上，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引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本，迅速建立起现阶段自身没有能力发展的产业，大大缩短产业自然演变这一过程，加速本国工业化的进程。

2.可以促进东道国产业质量的改善

国际直接投资通过对东道国企业的兼并与收购，可以将低质量的资产存量变成高质量的资产存量。跨国投资之所以被称为“一揽子创造性投资”，就是因为随着资金的转移，观念、技术、管理、营销、市场网络等都会随之移向受资方。没有这些综合因素的跨国转移，东道国国内企业即使投入大量资金，也无法明显改善其产业质量。

国际直接投资通过设立新企业，可以形成高质量的新增资产。跨国投资的技术含量明显高于东道国同类产业，对东道国产业的长期增长至关重要；跨国投资的较大份额投向技术、资金相对密集的行业，提升了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跨国投资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大，更能体现出规模经济效益。

国际直接投资还可以提升东道国关联产业存量资本和新形成资本的质量。当跨国公司向东道国企业购买零部件和原材料时，对其质量、技术和性能提出较高要求，还有可能提供相应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援助，提升这些关联产业的技术与产品水平。

3.影响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国际直接投资通过新的先进生产函数的导入，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资源的使用方式和效率。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战略、业绩以及它们的盈利，通过产业联系和竞争影响其他厂商行为，引起特定区域内的要素重组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通过要素转移和要素渗透影响东道国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改变东道国产业结构形成的物质基础，实现对其他部门增长有广泛影响的主导部门的更迭，进而提高整个产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

4.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的重点已由资源性产业向制造业再向服务业转移。目前，在投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制造业所占分额最大。在制造业中，其投资最密集的行业有汽车制造业、化学工业、微电子业、家用电器业、办公用品业、食品制造业、仪器仪表业、制药业、服装制造业等行业。在跨国公司进入以前，发展中东道国的这些行业要么基本上是空白，要么只生产少数中低档次的产品，由于缺少竞争压力和技术进步的刺激，技术与产品更新缓慢，如果有竞争，也主要集中在成本的竞争上，不能从整体上提升产业结构。跨国投资进入以后，使用更先进的技术、生产更高档次的产品，竞争向强调产品差异化方向发展，从而与产品质量改进、不断求新求异的设计、改进售前售后服务等方面结合起来，使产业结构的提升体现在生产、营销各个方面。

产业结构的升级不仅体现在制造业内部，还体现在高质量服务业的发展上。吸引服务类跨国公司前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提升自己服务业水平的重要途径。由于服务业不能分解又不易进行内部跨国贸易，母公司所有的技术与诀窍都要向子公司传递，能够明显地提升东道国相关行业的水平。服务业水平的提高，对于本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吸引更多掌握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5.提升和促进贸易结构的改善

(1)享受全球分工体系的益处。第一，从静态角度来看，外商投资企业产品的技术档次在跨国公司的分工体系中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高于当地企业的水平，并且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相对比较优势，能高效率地使用本国的生产要素。第二，从动态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能借此进入全球工业体系之中，对技术、产品、营销和融资技术等多个领域的最新进展有所了解和参与，特别对出口市场的竞争状况能有直接感受。第三，由于专业性地从事某些零部件生产并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生产和销售网络大量进口，能大幅度地扩大生产规模，得到规模经济的益处。第四，作为跨国公司全球体系的一部分，能分享其在管理方面的经验，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篇（8）

企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得迅速发展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经济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否相同，可以籍由理论研究的比较反映出实践中存在的差异。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如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都阐述了在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降低营运成本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独特动机。其中，垄断优势理论以结构性市场的非完全性和企业的特定优势为前提，认为市场非完全性是企业获得垄断优势的根源，垄断优势是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内部化理论以Coase的产权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分析推广到国际范畴，认为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寻求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决定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有三方面，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这就是著名的OLI范式；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论则从寡头之间的博弈行为来分析跨国公司之间的交叉直接投资行为；Caves提出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巨大波动主要与汇率变化有关，强币国的资本化率要高于弱币国。因此，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强货币国家具有较高资本化优势的厂商将向弱货币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以上理论较多关注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而忽视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Kogut提出了多国网络理论假设，着重分析了企业通过跨国经营网络所提供的营运弹性而产生的相对于东道国企业较多的优势；Buckley和Casson指出，弹性不仅是公司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是区位优势的主要因素。根据多国网络假设理论，国际化涉入效果的评估是通过衡量企业持有的具有价值的实质选择权的组合；Doukas&Travlos主张，这些选择权只能由跨国公司取得并运用，却不能被投资人取得并买卖。因此公司的价值应该增加以反映这些选择价值权的增加。由于这些实质选择权数目的增加，跨国公司的价值应该随着更高的国际化水平而增加。

从有关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理论的发展来看，内部化理论和多国网络理论得到了国外诸多学者和文献的支持。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兴起，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成果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

美国经济学家LouisR.Wells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Wells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在市场容量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取得规模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与母国市场特征密切相关的低生产成本及低价策略；二是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因此，即使是技术、规模在全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等技术再生途径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此外该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保护出口市场也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的特点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

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英国经济学家SanjayaLall进一步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规模小、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所以本质上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小规模生产条件、相似市场需求与相同收入水平国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有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可以带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甚至通过对成熟技术的创新还可以促进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二、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理论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伴随着战后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步伐发展起来的，随着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方式的不断深入与多样化发展，诸多学者陆续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美国学者VernonRaymond创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该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Vernon认为，当产品特性基本趋于稳定，生产成本趋于下降时，从国内生产、国内消费进一步扩展至国内生产、海外消费，最终发展到国外生产、国外消费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企业生产地点的选择会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有所变化，尤其是后两个阶段中国际直接投资将取代国际贸易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必然结果，从而绕开贸易壁垒，充分利用东道国当地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

Bartlett和Ghoshal提出了“产品创新——接近市场——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一模式修正了传统国际投资理论，验证了发达国家企业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对生产运作本土化战略、产品差异与本土化改造及在东道国建立研发基地等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和归纳，探讨了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的跨国投资模式。

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以日本中小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从而有利于利用东道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继续原来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并进一步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小岛清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雁行模式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后者说明了在一个由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地区中，较先进的国家如何通过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日本学者山田荣作在比较美国和日本企业全球化过程时，依据Vernon学说把美国的企业全球化过程具体划分为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在发展中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以及在发展中的外国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四个阶段。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论界有关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研究逐渐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约翰·邓宁提出和发展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这被看作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具体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即直接投资输出减直接投资输入之差)具有周期性规律，其间将经历四至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接受较少的国际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对外直接投资量仍然是零或很少，净对外直接投资呈负数增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在这一阶段，本国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此时国家OLI范式中的优势明显，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必然呈正数增长，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第五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但绝对值已经开始下降。与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个阶段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而更多地取决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邓宁指出，发展中国家从第二或第三阶段开始，可以从本身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出发，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Cantwell和Tolentino进一步从微观形态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并提出技术累积——技术改变理论，从技术累积角度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从而把对外投资动态化和阶段化。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是一国生产、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具备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其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累积增长相关联，即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其国际直接投资流出不仅总量增长，而且速度加快、时间提前。同时，Cantwell和Tolentino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利用种族联系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为获得更为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

小泽辉智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对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国际直接投资三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为了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应从纯吸引外资转变为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国际直接投资转型；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该理论不仅强调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跨国投资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选择原则和实现步骤，进一步丰富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比较

综上所述，国外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一般会因母国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两种视角。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线，之前的理论更多的关注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之后的视角则逐渐延伸并适用到发展中国家。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比较

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在投资动机方面更为关注全球市场与比较优势，对此，国内学者赵景华认为，跨国公司依其动机不同可划分为市场开拓型、生产基地型、资源获取型、知识提取型、风险规避型和利润重心型六种不同类型。冯雁秋也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优势型FDI和学习型FDI两类。优势型FDI是以发挥相对竞争优势、转移边际产业、促进国内产业调整为目的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国际企业。学习型境外投资是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而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企业。

（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比较

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来看，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发达国家多处于第四或第五个阶段，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较为普遍。发展中国家尽管从第二或第三个阶段进行基于OLI范式的国际直接投资，但其净直接投资仍为0或负数。对此，国内学者刘红忠、高敏雪和李颖俊、储小俊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统计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趋势分析和模型分析，验证了中国正处于对外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而非按GDP对应的第三发展阶段，并指出中国企业目前应该大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

此外，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进行跨国投资，并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逐渐实现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因此其投资区位的发展顺序往往与发达国家呈相反的态势。

四、对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启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间较晚，深度和广度也相差甚远。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加快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发展很快，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流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国际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

可见，单就总量而言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净额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如果考虑到GDP因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显著差距。2006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流量、存量的2.72%和0.85%，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这与我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并不相称。因此，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仍是该领域的重点。

（二）识别并利用多国网络的营运弹性

根据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市场的不完全性能够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多的系统化优势，因此对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的关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

同时，中国企业必须重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这种营运弹性主要包括：通过不同国家间的资源转移、决定某些生产要素的输入来源以及利润分配的地点，而在不同的部门间或具有市场不完全性的国家间产生的套利能力。从2005年开始，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开始超过亚洲地区其他国家，跃居第一，占流量总额的52.6%，投资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另一方面，2006年我国企业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从区域分布看过于集中，不利于更为广泛的利用全球区位优势，也限制了通过多国网络营运弹性来获利的能力。

篇（9）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商品、资本、技术、信息以及劳动力等各类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更加频繁，国际直接投资也于2004年止跌回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FDI重新趋于活跃。从2004年起全球FDI开始回暖，达到611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9%；跨国公司对美国的投资开始回升。2004年美国吸引的FDI出现大幅增长，由2003年的300亿美元猛增至1210亿美元；FDI向发展中国家分流的趋势增强。2004-2007年，亚洲、中东欧已经并将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跨国直接投资的地区；FDI继续向服务业倾斜。2003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产业上的调整，服务业成为FDI的新宠，仅2004年上半年全球服务业的跨国并购金额就达到99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是制造业跨国并购金额的1.5倍；跨国并购成为FDI的重要方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迅猛发展，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新的重要方式。

由于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扩张期且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今后全球FDI的恢复性增长态势仍将继续。尽管从中期来看，可能会受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增长减速、石油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全球恐怖活动等风险因素的影响而转弱，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国际直接投资将成为世界经济长期的活跃因素，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正确分析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现状

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是伴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而发展的，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努力，特别是加入WTO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后，我国利用FDI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五”期间，我国累计利用FDI2740.9亿美元，年均利用外资超过500亿美元，目前保持在6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名列全球第三，并继续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我国利用FDI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8.3%，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8%，直接吸纳就业人数超过2400万人，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口的10%以上；二是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十五”期间制造业利用FDI1900亿美元，占FDI总量的70%，形成了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为代表的外商投资产业集群，促进了电子信息、轻工纺织、家用电器及普通机电产品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形成；三是服务业已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2005年服务业利用合同外资金额218亿美元，金融、物流、零售、公用事业、会展以及咨询等领域利用外资取得较大进展，推动了这些领域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四是跨国并购日益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进入新的世纪，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改革的普遍做法，200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大型国有企业重组案中，2/3以上有外商投资参与。在我国，跨国公司并购国有大企业也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我国利用FDI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在引进外商投资中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区域、方式、领域的布局不够合理，部分外商独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拉动作用有限、甚至在个别领域开始出现外资垄断；另一方面，FDI也可能给我国带来一些诸如增加国际收支风险、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阻碍市场竞争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增加社会成本等负面效应，并因此引起了FDI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断出现的新变化，这些问题和矛盾有可能变得更加突出。

纵观我国利用FDI的经验教训和今后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我们可以坚信我国利用FDI的未来前景良好，利用外资仍具一定增长空间。一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跨国并购会日益成为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式，利用外资地域格局也将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稳步推进。

三、进一步促进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对策选择

“十一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摒弃对利用FDI的偏见和争论，以积极的姿态和改革开放的进取精神，制定积极的应对政策和措施，坚持“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1、完善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创建良好的外商投资软环境

创建良好的外商投资软环境，关键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稳定、透明的管理体制和公平、可预见的政策环境。要根据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研究制定促进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当前重点是制定对外商并购国内企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快出台《反垄断法》，修订颁布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适时修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严格实行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制，规范各地区、各部门利用外资政策，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协调。

2、加强对外资的产业投向引导，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提升制造业利用外资水平。将先进制造业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环节，培育新兴主导产业，增强整个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鼓励外商投资资源深加工和综合利用以及环境保护，严格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的外资项目准入，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增强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的产业关联，提高国内配套能力，延长国内产业链。继续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等各类营运中心。

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领域。加快引进生产业外商投资，特别是现代物流、会展、法律、教育培训、信息、人力资源配置、工程技术服务等。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注重新兴服务业发展。积极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稳步推进金融、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的对外开放。鼓励外商投资电力、交通、市政、水利等基础设施，同时逐步开放教育、医疗、文化服务市场。

促进农业利用外资。在农业生产领域，继续鼓励外资发展优质蔬菜、瓜果、花卉、中草药等经济作物以及饲料作物生产，鼓励外资进入牛羊肉、优质禽肉生产和发展远洋捕捞业。在农业产业化领域，吸引外资发展有机栽培，加快开发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建设绿色有机食品出口基地。在农业综合开发领域，鼓励外商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研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和建设工业原材料基地。

3、加快技术进步和创新，利用竞争和政策引导外资技术转移

鼓励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创建外资企业、国内企业、科研机构等共同参与的开放型创新体系，增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创造竞争环境和政策环境，引导外资技术向国内转移。通过加快培育能够与外资企业相竞争的国内优秀企业，加快形成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快形成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产品与进口商品之间的竞争，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4、加强对外资的空间投向引导，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禀赋特征，优化利用外资区域布局，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东部沿海地区要继续发挥经济外向程度高和资金、人才、技术、区位、配套能力等多方面优势，率先实现利用外资由“量”到“质”的转变，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现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形成若干基础设施建设好、外资密集、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带。要抓住国际制造业转移和东部沿海地区外资转移的机遇，适当放宽投资限制，积极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

5、创新引资方式，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引资

引导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引导和规范外商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内企业在境外上市，鼓励外商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来华投资，鼓励合格的境外机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促进利用外资方式的多样化。

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优势、产业转移趋势及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战略布局的研究，提高招商引资的针对性。提升对日本、韩国招商层次。以欧美大型跨国公司为招商主攻方向，突出跨国并购、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招商。推进与港台、东南亚华人企业、大财团和基金的合作。

篇（10）

当今，亚洲金融危机仍然影响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经济千疮百孔的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是否会持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辉煌？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产业流向、投资方式等将会如何变化？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形势下呈现出怎样的新趋势？2008年3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为16822亿美元，如何利用这些外汇储备值得研究与探讨。我国应该怎样合理有序地运用来之不易的外商直接投资，又应该怎样充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资源真正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趋利避害？对这些看似脉络清晰，实则错综复杂的问题的回答和预测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际直接投资新趋势

近几年来，受世界经济持续繁荣，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继续加深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呈现出了继往开来的新趋势。

（一）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和主体持续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采掘业与发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连续第三年呈现增长趋势，达到13060亿美元，增长38%。这一数字接近2000年创造的1411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可见，国际直接投资总量持续增长，投资主体也不断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二）以发达国家为主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将继续增长

2007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都出现增长。其中，发达国家增长45%，增幅远高于前两年；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资流入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分别为3790亿美元和690亿美元。但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长，规模也将会有所扩大。

（三）发展中经济体和经济转型体发展为国际直接投资来源地

《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相关数据报告表明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企业越来越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为母公司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另外，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促进了大规模的南-南直接投资流量，从而促进了南南国家在投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四）全球当地化

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促进了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为提高全球竞争力，纷纷对外投资。而进入21 世纪，当地化和全球化一样变得越来越重要 。跨国资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的生产活动，而且还要认识东道国的具体特征 ，要考虑当地的供给能力、当地消费者的偏好、政府规章制度等。跨国资本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之间不断地寻求平衡。

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概述

（一）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取得的成就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30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企业实力的增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也蓬勃开展起来，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有关人士在“第二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新闻会上指出，截至2007年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累计达920.5亿美元。如今，我国繁荣的经济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使得来自我国的资本正成为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投资者，此前，我国资本已经进入了多个世界级的公司。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在多元化投资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收购了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团等金融巨头的部分股权。

（二）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仍是我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更为深远的促进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决定于其经济发展水平。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对此做出了科学的解释。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可能很大。除此之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稳定低水平。另外，在国际直接投资问题上，我国仍然存在着体制上和资金上的障碍。

（三）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直接投资策略

政府的政策支持。这是一个资本高速流动、跨国公司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面对这样的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我国政府在政策上对跨国企业的支持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的开拓进取。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将会遇到一系列的策略选择问题，如投资国别的选择、投资所有权形式的选择等。许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些策略选择上出现了失误。因此，必须特别注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区位是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直接投资所必须考虑的极为重要的因素。选择国别或地区时应遵循的总原则是加强国际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开拓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投资市场。

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发展战略。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金、技术已发展到一定阶段，这就需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外资的涌入，需要逐步从承接转移来的产业转变到从国际生产体系中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我国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新”、“科技强国”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走出去”，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大化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

出资方式策略。境外投资企业有不少是拿外汇资金（货币资本）作为出资物的。其实，到境外办企业不一定都拿资金去，拿机械设备、技术(专利、商标或专有技术)、管理折股投资都是可以的。我国企业在机械设备、技术和管理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应鼓励更多的企业利用这些优势从事境外投资。即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必须投入一定量的货币资本，也不一定都从国内输出，而是要尽可能从当地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

经营当地化策略。经营当地化又称经营属地化或经营本地化，是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东道国独立的企业法人身份，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和人文因素，以及国际上通行的企业管理惯例进行企业的经营和管理。

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展望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十年，2008-2010这三年更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意义。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以下趋势：

（一）行业选择上将突出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

首先，今后将加大对发达国家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这既是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对先进技术的现实需求，又是我国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最有效途径。其次，对外投资于成熟技术的过剩产业，扩大出口贸易量。扩大这些产业的投资不仅能优化国内生产、产品结构、促进劳务和设备产品出口，而且能扩大出口份额，为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积累和提供外汇资金。

（二）地区分布日益多极化

发达国家仍是投资的重点地区，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的普遍转好、市场潜力巨大、优惠的政策以及为我国企业相对优势的发挥提供了便利条件等因素，而被我国企业所看好。

（三）投资方式灵活多样

随着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企业对投资方式的选择将更加灵活多样。除了继续采取并购方式，缩短进入进程，尽快得到技术和市场。在投资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领域的大型企业时，我们更可能会尝试以战略联盟的方式进入，充分享用战略联盟形式带来的好处。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各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已形成趋势和潮流。面对21世纪，能否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在发展中国经济中取得新的突破，是关系到我国今后发展全局和前景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机遇下，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和长期持续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继勇等.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

2.卢进勇，杜奇华，闫实强.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案例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3.李东阳.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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