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艺术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描写艺术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技法指导

说明文是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一种文体，但它并不排斥表达方式的多样性。要想写出文质兼美的说明文，同学们也可以在说明中适当地融入记叙、描写、议论和抒情，这样写出来的说明文就会更生动，更精彩。

一、说明文中的记叙可以使说明对象更加具体可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记叙是表现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一种表达方式。事物的某些特征常常体现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因而记叙这种过程就成了一种说明方式，即记叙性说明。它的着眼点不在于巨细无遗地展现发展过程的细节，而在于介绍过程的概况及其特点。如茅以升的《中国石拱桥》中记叙了赵州桥的发展历史，说明它“是世界著名的古代石拱桥，也是造成后一直使用到现在的最古的石桥”，突出其修建年代之古老和使用时间之久。

二、说明文中的描写为的是更具体、清晰地显示说明对象的特征，它可以使说明的事物更加生动形象，给人以栩栩如生之感。

如竺可桢的《大自然的语言》一文中开头一段作者就将大自然一年四季的物候景观写得生动形象，寓说明于描写之中，生动形象地说明花草鸟虫的变化规律和气候的密切关系，为下文进一步说明大自然的语言做了充分的渲染和有力的铺垫。

三、说明文中的议论着眼于说明特征，意在深化人们对说明对象特征的认识，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如叶圣陶的《苏州园林》一文中作者在说明苏州园林没有“修剪得像宝塔那样的松柏”和“阅兵式似的道旁树”后，作者又这样议论道：“因为依据中国画的审美观点看，这是不足取的。”议论简洁明了，意在告诉读者苏州园林中为什么没有“像宝塔那样的松柏”

和“阅兵式似的道旁树”的原因，提高了读者对苏州园林特征的认识。

四、说明文中的抒情具有教育、鼓舞的作用，但主要还是为了进一步强化人们对说明对象的认识。

如黄传惕的《故宫博物院》最后一段作者写在故宫北门对面的景山高处望故宫，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对这“宏伟的建筑群”“和谐统一的布局”发出惊叹，这是对古代劳动者的歌颂和古代文明的赞美。这种感情的抒发是建立在对故宫博物院准确周密的说明基础之上的，有助于读者进一步认识故宫的建筑特征和建筑布局。

误区警示

在说明中融入适当的记叙、描写、议论和抒情时，同学们需要注意的是，说明文中的记叙，一般为概括记叙，并不宜展开，其着眼点不在说明对象发展过程中的细节，而在于介绍其过程的概况及其特点；说明文中的描写，只是起辅助说明的作用，是更具体、清晰地显示说明对象特征，这种描写十分简洁，必须在力求真实的前提下进行，不能夸张、渲染，也不能含蓄、隐晦；说明文中的议论，是对说明对象、内容作扼要的概括、简明的评说，内容上要求高度概括，要求字约词精，句短意明；说明文中的抒情，应该是建立在对事物准确周密的说明基础之上的，要求惜墨如金，不求以浓郁的感情打动读者，而是要有助于读者进一步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

范文示例

趣说电子手表

马玉华

电子手表的诞生，是在集成电路出现之后，如果把她看成一位女子，她正处于青春妙龄之际。

说她是个女子，她可不是一个朴实憨厚、身体健康的农家女，她正像一个娇气的富家女。

首先，她追求时髦。从外表来说，她已不满足于机械手表的不加修饰、朴素庄重地保持本色，她用红、蓝、黄、绿等各种颜色来修饰自己。她的形状，既有圆形的，也有方形的、菱形的。型号大的有水杯口那么大，小的却只有纽扣那么小。她的躯壳，既有金属的，也有塑料的。当然，这些时髦还都只是外在的，真正的时髦，还在于她的腹内。当集成电路刚一出现后，她便立刻用来做了自己的心脏。要知道，当时集成电路可是电子领域的高精尖技术啊。

电子手表的性格中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守时。据说胎教的效果是极好的，这一点从电子手表这里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她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守时定为自己品德的一个方面，把守时作为自己终生的信条。要是因为某些原因，她比预定的时间晚到了几秒钟，她会感到十分羞愧的。当然，如果你要是要求她提前几秒钟，她也不乐意接受。对于那些不守时的朋友，她是很看不上眼的。你看，这位富家小姐的性格，多可爱呀！

既然是个富家女，有时就不免要发一发脾气。如果你洗手洗脸，忘记把她摘下来了，或者在下雨时，你让她淋了雨，“对不起，”她说，“我不工作了。”如果让她受了热，比如说让她过于靠近了炉火，“对不起，”她说，“我不工作了。”如果你不小心，让她从高处跌落下来，“对不起，”她说，“我不工作了。”问她为什么，她说她的心脏太脆弱，她的心脏怕潮湿，怕热烤，怕震动。

时髦、守时，有时发点小脾气，这就是电子手表的性格。如果你认为适合你的话，不妨把她带回家吧！

技巧解密

作者通过“自述”的形式，运用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向读者介绍了电子手表的出身、爱好和性格。行文中，作者综合运用了多种表达方式。介绍电子手表的历史，运用了记叙；介绍电子手表的外形，运用了描写；说电子手表追求时髦时，又运用了议论。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不仅拓宽了本文的表达方式，同时也让本文更加出彩。

片段演练

篇（2）

一、冲突——永恒的主题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作家。 他的整个人生阶段都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并且他的这个特性也吸引着当时和他逝世后一百多年里的批评家和评论家不断的解析和重读。在《奥斯卡·王尔德的悖论》一书中，伍德科克（George Woodock）认为王尔德“他既是一个美学小丑，又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既是一个‘社会批判者’，有是一个 ‘势利眼’”① 王尔德的传记作家赫斯基思·皮尔逊（Hecketh Pearson）曾指出，“王尔德可以在下午的演出中扮演哈姆雷特的角色，而在晚上的演出中文学艺术论文，他同样可以令人信服地扮演福斯塔夫。”②王尔德本人也不从来不否认自己的矛盾性。他常常有意识地使自己陷于自相矛盾，这正像他的格言所说：有教养的人同别人矛盾，而智者同自己矛盾。在他的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当中，矛盾和冲突更是贯穿始终。作为唯美主义的重要代表，他高扬“为艺术而艺术” 的旗帜，提出了独到的、惊世骇俗的观点——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在《谎言的衰落》一文中，他将艺术与现实的分离推向极端，认为“作为一种手法，现实主义是全盘失败的”③通过对王尔德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作品《雷丁监狱之歌》的矛盾性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王尔德在人生最后阶段现实生活中的唯美因素的追寻及唯美追寻中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矛盾论文参考文献格式。从这种唯美与现实的冲突中，将体会到的是一种无奈和悲哀。

二、现实主题与唯美形式的张力

“1878年王尔德以一首长诗‘拉凡纳’获牛津大学‘牛迪迦’奖，从而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20年后，作为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作家，他匿名发表了长诗《雷丁监狱之歌》，为其创作生涯画上了句号。”④以诗歌创作开始文学艺术论文，又以其为结束，足以见诗歌在他创作生涯中的重要作用。王尔德在狱中给道格拉斯写的信中提到“我的生命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我父亲把我送进牛津大学，一是社会把我送进监狱。”⑤牛津大学培养了他的唯美的人生观，艺术观，监狱则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因王尔德与道格拉斯不正常的关系，引起道格拉斯的父亲与他的矛盾，并且对质公堂。最终这场判决以王尔德“有伤风化罪”被判处两年的苦役结束，从此王尔德的生活由快乐的极顶一跌而至地狱，由“快乐王子”一跌而成为“悲哀王子”。监狱生活使他认识到监狱只是诗人被生活完全抛弃的见证，原先的叛逆者如今变成了在悲哀的泥沼中挣扎的绝望者。狱中的生活给他的艺术至上主义一次严重的打击，他所提倡的“艺术不是人生的镜子，而人生却是艺术的镜子”的观点也转变成了人生即艺术，艺术即人生了。《雷丁监狱之歌》是王尔德刑满释放后于1987年在法国创作的。它以1896年因醉酒而杀死自己妻子的Charles Thomas Wooldridge被执以绞刑为创作原型，以“我”的所看、所感表现出当时监狱中人们的凄惨的生活状况、面对死亡时的恐惧和人们对自由的渴望文学艺术论文，真实地再现了在狱中的生活。诗中王尔德对资产阶级的冷酷法律和不人道的做法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他不再认为人生都是快乐、美好的，而得出了痛苦是生活的永恒规律的悲观结论。有人认为此时他的“唯美主义思想已荡然无存”⑥，然而笔者通过细读诗歌发现此时的王尔德虽然描述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主题，然而他采取的形式却处处展现着唯美之美。

这首诗由五个部分109节组成，共计654行。整首诗形式整齐、韵律自然、意象鲜明，处处体现着王尔德所坚持的艺术原则论文参考文献格式。“艺术只有一条最高的法则，即形式的或者和谐的法则。”⑦。因此，他追求完美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整首诗654行严格的遵循着六行一节，偶行押韵的形式，使它的结构精巧缜密、文笔流畅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浑然一体。从这完美的形式中，读者能够自然地体会着诗人思想的变化。形式是整体，语言是载体。王尔德在语言上达到的精确、诙谐、悖论程度，在文学历史上几乎无人能比。以诗的第一节为例：

他没穿他那件猩红上衣； / He did not wear hisscarlet coat,

因为红的是血和酒文学艺术论文，/ For blood and wine and red,

而发现他和死者的时候， / And blood and winewere on his hands

血和酒染着他双手—— /When they found him with the dead,

那可怜的死者是他的情人， / The poor dead woman whom he loved,

当时被杀死在床头。/ And murdered in her bed.

诗的开头即交代了事情发生的原因，“他”杀死了他的情人。六行诗，一个事实的描述，即将形式美、韵律美充分体现。诗中二、四、六行抑扬三步，短促有力；“red”“dead”“bed”押韵整齐，“wear”“wine”“were”“when”“with”“woman”行内韵将六行融为一体。在诗中，“橡树和榆树春天里爆芽，长出的叶子很蓬勃；”春意昂然、生机蓬勃的景象将人们带入春天的遐想之中。然而后句“但树样的绞架看着可憎——，它的根被毒蛇咬过——”将人们的思绪又拉向残酷的现实。有谁会将绞架和春天里吐出新芽的绿枝相比；由谁会将绞架台和“光荣体面的高位”相提并论；由谁会将受刑人在空中挣扎的双腿看作“在空中舞”，和“随提琴跳舞”“接着笛子、诗琴的节拍跳”联想在一起。王尔德在语汇选择和韵律安排上，使得作品残酷的现实性描写和完美的形式表现形成了强大的张力。

三、爱与死的对抗

爱与死是文学中的永恒话题。在诗歌中对这个两个主题的探讨

更是比比皆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王尔德在《雷丁监狱之歌》中，在对残酷的绞刑的描述的过程中，仍然不忘他的唯美主义的爱的阐释。诗歌中“他”因杀死自己的情人而被处以绞刑。在诗的开头已把这个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那可怜的死者是他的情人/当时被杀死在床头。”一个冷酷的事实文学艺术论文，带来了“他”被处以绞刑的命运，“这人杀了他心爱的人儿/所以说他难逃一死”。然而王尔德在诗中采取了独特的悖论式解释，将爱与死这个人生话题带回到了自己的唯美主义境界。在诗歌的第一部分：

但人人都杀死心爱的人儿——

愿这话人人能听见——

有人用的是难看的脸色，

有人用谜语和甜言，

怯懦的胆小鬼是用亲吻，

勇敢的才是用刀剑。

杀自己爱人时有人年轻，

而有人却已经年老；

有的人用的是欲的手掐，

有的人用金银钱钞；

最最仁慈的就是用一把刀——

让死者很快就冷掉。

诗歌中首尾呼应，“人人都杀死心爱的人儿——/愿这话人人能听见—”将诗中杀死情人的“他”的爱情观上升到所有人身上。爱他就要杀死他，而且要用“最仁慈”的方式，就是拿一把刀。这样的论述是否将我们的思绪拉到了王尔德独幕剧《莎乐美》中，那端着乔卡南人头的美丽女子的表现，一边频频吻乔卡南血淋淋的嘴唇，一边热烈地表达着对他的爱。由此可见，在王尔德的笔下文学艺术论文，美好的爱情往往由死亡的悲剧来阐释。

四、肉体与精神的对抗

《雷丁监狱之歌》中灵魂与肉体的对立正是唯美与现实的冲突的重要体现。“我们蹲得每一间小牢房，/是厕所又暗又难闻；/虽生犹死而发出的奇臭，/把铁窗都堵的憋闷。”在这样的环境中的生活，使诗人的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经受着体力折磨的王尔德，在孤独、饥饿、黑暗、痛苦、抛弃、羞辱中度日如年的他说到：“我们被遗忘、萎靡又憔悴——/灵魂和肉体在毁去。”“有东西在我们心中死亡，/死亡的东西是希望论文参考文献格式。”然而通读全诗我们即可发现，在如此残酷的面前我们仍能感觉到诗人在自由之魂在徘徊。在诗的第一部分，在对“他”的描述上：

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人

用那种依恋的双眼

望着犯人叫做天的地方——

那只是一小片蔚蓝，

望着每一朵飘过的云彩——

都张着银色的风帆。

透过对绞刑犯“他”的这一细腻举止描写，将他的灵魂的自由，心灵的不受约束，表现的淋漓尽致。不仅如此，诗中在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都出现了“那种依恋的双眼，望着叫做天的地方”。身体的束缚和灵魂的自由，现实和理想的冲突文学艺术论文，是诗人现实主义与唯美思想的完美体现。

五、结语

通过对《雷丁监狱之歌》中主题与形式、爱情与死亡、精神与肉体的矛盾性分析，我们看王尔德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里，面对生活的磨难，现实的残酷，他的作品的现实性在逐渐增强，然而，他对唯美的追求并没有放弃。套用一个王尔德式的表述：“在美的作品中发现丑恶含义的人是堕落的……在美的作品中发现的美的含义的人是有教养的……”⑦那么在他的唯美主义思想中看到现实的痕迹的人是细腻的，在他的现实主义中看处唯美的人是犀利的。《雷丁监狱之歌》，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从唯美主义大师的作品中找出它的唯美与现实的冲突之处，是诗人的无奈，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参考文献

篇（3）

 

刘秉忠（1216——1274），初名侃，字仲晦，邢州（今河北邢台市）人。少时为僧，改名子聪，号藏春散人。蒙古王朝灭金后，刘出任邢台节度府令史，不久归隐武安山。后随名僧海云禅师一同晋见忽必烈，很受器重，遂留在忽必烈身边，赐名秉忠。他参与设计草定国家典章制度，为元朝开国名臣，谥文正。诗文词曲兼擅，有《藏春集》6卷传世。

刘流传至今的小令有十二首，即【南吕·干荷叶】八首，【双调·蟾宫曲】四首。元人散曲不入本集，故此十二首小令首见于《阳春白雪》后集卷一和前集卷二。《蟾宫曲》的真伪问题后人并无异议，但对于《干荷叶》中的第五至第八首是否为刘所作尚有争议。由于刘秉忠早年有出家为僧的经历，且为元代大臣，故后人对小令的风格、写作时间等提出怀疑。

这八首【干荷叶】最早见于元人杨朝英的《阳春白雪》，标明为“刘太保”所作，且《阳春白雪》是公认的较为可靠的本子。

对于第三首和第六、七、八首，持否定态度者认为这几首小令风格多市井俚俗之气，恐与刘的经历、人格不符。

【南吕·干荷叶】

其三“根摧折，柄欹斜，翠减清香谢。恁时节，万丝绝。红鸳白鹭不能遮，憔悴损干荷叶。”

其六“脚而尖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论文，手儿纤，云鬓梳儿露半边。脸儿甜，话儿粘，更宜烦恼更宜欢，直恁风流倩。”

其七“夜来个，醉如酡，不记花前过。醒来呵，二更过。春衫惹定茨蘼科，绊倒花抓破。”

其八“干荷叶，水上浮，渐渐浮将去。跟将你去，随将去。你问当家中有媳妇？问着不言语。”

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中认为其三和其八两首“始词性质极明，有可能就是当时流传的民谣理歌，至多为秉忠所录而已”，其六和其七“市井气与秉忠人格大相径庭，刘秉忠十七岁出家，入世祖潜邸直至拜官前，一直以僧人身份侍问左右，恐不会有如此之作”[①]。查洪徳也认为“第六至第八首，其所写内容与秉忠人格做派不合，其语言风格也与秉忠语言大异其趣”。[②] 关于这一点，尹红霞《论刘秉忠的学术与文学》[③]中的解释较为中肯：刘乘忠的两首诗，《佳人》“佩兰袭袭生风韵，怀玉温温辟雪寒。别后佳人渺和许，倚楼空咏碧云端”，及《春日效宫体》二首，其二：“婀娜腰肢窈窕娘，云鬓十八斗新妆。曾怜歌舞留香阁，乍学笙萧入洞房。”均有俚歌性质或市井之气。且诗歌既有效仿宫体之作，散曲就亦有可能效仿民间俚曲之作论文范文。另外，关于他的僧人身份，并不能说明他就泯灭了世俗情感，他的诗词已流露了他的丰富情感。又卢冀野的《曲雅》中论曲绝句云：“我意独怜刘太保，藏春二字见平生”，也说明了刘并非心如死灰。

这八首小令前四首显然是一个整体，描画了荷叶在深秋由柄折、根摧、到最终倒枝柯的过程，传达出一种萧疏寂寞的情怀和繁华易逝的人生喟叹。是作为一位参与过大元帝国设计、并且有过归隐经历的政治家，在更高层次所表露的对人生世事的鸟瞰。对于谢真元，聂心蓉所认为的将前四首和第八首看做一个整体，写女子“色衰失宠”（前四首）和“表现了一个求爱女孩子复杂微妙的心理”（第八首）[④]，笔者认为不必拘泥于“干荷叶”在元人习语中是“失偶”之意，而将前四首简单地看作女子失宠的哀叹，并忽略了小令中体现的萧疏寂寞之气和传达的繁华易逝之情。且前四首看不出任何民歌气息，是纯粹的文人格调，并非谢和聂所说的“是文人对善用比兴之法的民歌的学习和模仿”、“语言风格上亦带有鲜明的民歌色彩”[⑤]。后三首的确体现了鲜明的民间俚歌风格，且运用了许多民间口语，但将它们看做“依调填辞”为宜，描写了女子风流娇俏的形象和市井俚俗之气。另《阳春白雪》中八首小令的编排顺序也说明了前四首和最后一首不是一个整体，故而不能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待它们。

关于争议最大的《干荷叶》第五首“南高峰，北高峰，惨淡烟霞洞。宋高宗，一场空。吴山依旧酒旗风，两度江南梦。”现在可见的最早对其提出怀疑是杨慎，《词品》中说“此借腔别咏，后世词例也。然其曲凄恻感慨，千古之寡和也。或云非秉忠作。秉忠助元凶宋，惟恐不早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论文，而复为吊借之辞，其俗所谓斧子斫了手摩挲之类也。”杨是从作品表现的情感来推测的，而非来自版本的证据。现今学者认为非刘所作，原因也多是“此曲是凭吊已灭亡之南宋王朝的，其时秉忠已死”[⑥]。

然而把此曲看作凭吊南宋王朝，是因为将“两度江南梦”理解为南宋的灭亡。历史上在江南（杭州）建都的王朝只有五代的吴越和南宋，所以就顺理成章地理解为悼宋之作。实质上恐怕不能将文学创作完全与历史作对应。试看《藏春词》中的一首《木兰花慢》：

到闲人闲处，更何必，问穷通。但遣兴哦诗，洗心观易，散步携笻。浮云不堪攀慕，看长空澹澹没孤鸿。今古渔樵话里，江山水墨图中。千年事业一朝空，晓闻钟。得史笔标名，云台画像，多少成功。归来富春山下，笑狂奴何事傲三公。尘事休随夜雨，扁舟好待秋风。

这首词为刘所作无疑，但词中“千年事业一朝空”句，恐怕更容易理解为南宋的覆灭，但事实上这只是文人表达世事如过眼云烟的惯用方式而已。由此看来，在未有新的发现之前，依照《阳春白雪》将《干荷叶》八首小令归于刘秉忠名下是较为稳妥的做法。

[①] 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481页

[②] 查洪徳《刘秉忠文学文献留存情况之考察》，《文献》2005年10月第四期

[③]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④] 谢真元 聂心蓉，《论刘秉忠及其散曲，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四期

[⑤] 谢真元 聂心蓉，《论刘秉忠及其散曲，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四期

篇（4）

刘辰翁（1231—1297），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人，曾大量评点过诗文，所著《南华真经点校》[①]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庄子散文评点，开后世《庄子》散文评点之先河。与林希逸“条分而缕析”的批评方法不同，刘辰翁的评点较为灵活，主要是以直观感悟、随手批点的方法，运用生动形象而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向读者揭示出《庄子》散文的艺术魅力。他说：“庄子文字快活，似其为人，不在深思曲说，但通大意，自是开发无限。”（《齐物论》）[②]其评点文字长短不齐，多则几句，少则三言两语，甚至一字，但语短情长，耐人寻味，很有启发意义。正因为刘氏的评点表现为即兴随感式的，所以就显得较为散乱，缺少系统性和理论性。再加上刘氏曾评点过大量诗文，又评点过小说《世说新语》文学艺术论文，因此其《庄子》评点受诗歌和小说评点的影响较大，在概念的使用上显得丰富多彩，使人较难把握。如他在评点中常使用像“痛快”、“奇俊”、“洒脱”、“清丽”、“气象”、“洁静”等一类的词，如果读者缺乏一定的审美鉴赏经验，就很难体会这些词所蕴含的真正涵义。但刘氏毕竟长期涵容于评点鉴赏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因此在评点《庄子》的过程中，这些特点又时时反映出来。仔细推敲其评点，可以发现刘氏主要抓住了《庄子》散文的以下几个特点来进行鉴赏的。

第一，庄子善于描摹人物，叙述故事，体察物情，能画出“不尽之意”。《庄子》一文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既有作者理想世界中的人物，也有现实中的人物；既有帝王将相，也有普通百姓；既有儒家圣人，也有江湖大盗；既有神人、美人，也有畸人、丑夫，各行各业、各种身份的人融汇在一起，俨然一幅形态各异的群生图。他们各有性格，各有口气，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充分展现了作者娴熟的艺术技巧和表现能力。林希逸在《口义》中已注意到《庄子》散文这一特色，每一“画笔”来称之。刘辰翁继承了林氏的说法，常以“画意”来评论《庄子》。如《大宗师》篇谓驼背人子舆闲适得很，蹒跚地走到井边照着自己的影子，他认为这“极是画意”。《天运》篇谓“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他认为这是在“画馀意”。但刘辰翁又在林氏基础上作了较大的发挥，他每每抓住庄子人物形象中最传神的东西，将人物的性格特点及精神面貌传达给读者，以达到“若点眼睛便活”（《齐物论》）的效果。如在评点《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一段时说：“语其游，语其神，亦犹儒者气象，可以想见。”便抓住了神人“游”和“神”的特征，从而将“犹儒者气象”的神人形象揭示了出来，让读者去领会、体悟。在评点《齐物论》“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一段时说：“三句画子綦已尽，并与形骸之外者著之矣。”认为这几句话不但将子綦的形象完整地勾画了出来，更重要的是将他身体之外的东西也“画”了出来。评点《养生主》“庖丁解牛”说：“写得提刀四顾踌躇，亦觉此老神气独王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林希逸最早对其艺术特征进行阐述说“画出一个宰牛底人”。而刘氏的评点，更将庄子笔下的“庖丁”形象活灵活现地还原给了读者，让人觉得此人就在面前，言行举动神气活现，可谓传神写照、画龙点睛之笔。刘辰翁还发现庄子善于运用符合人物性格的语言、动作和心理活动等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如在评点《人间世》“颜回见仲尼请行”一段时说：“看他写出回口中语，不过二三十字，别是谆至貌恻。”认为颜回虽然只说了几句话，不过二三十字文学艺术论文，但其敦厚的性格、忧戚的神态和内心活动已显现出来。评点《德充符》篇“申徒嘉与子产”一段对话时说：“其为子产语，虽等闲杜撰，亦古意雅甚。”认为子产的话虽杜撰出来，却有其时代特点，并与其地位身份相符合。当子产被批评得“蹴然改容”时，他评点说：“笔下写出子产惝怳自失之状”，子产的神态、心理活动跃然纸上，读之不觉使人失笑。可见，刘辰翁是以评点小说的手法来评点庄子的。因此他在评点过程中经常将《庄子》与小说联系起来。他批评人们说“从浅至深，句句是道，今人作小说看了，喜其文而已。”（《山木》）其实，刘辰翁也未尝不这么做。他在《马蹄》篇就一会儿说：“起语突兀，本是小说家。”一会儿又说：“小说家时时有之。”在《徐无鬼》篇更直截了当地说：“虽小小说，亦必有情致。”刘氏以小说评点的方式来评析《庄子》，无疑能揭示出庄子散文的独到之处。

刘辰翁进一步认为作文如同画画，只将画面画出还不行，还要留有馀地，留出想象的空间，让人读之有不尽之意。他认为庄子在叙述故事、体物状情时，常常能画出“不尽之意”。他在评点《山木》篇“庄周游乎雕陵之樊，睹一异雀”一段时说：“作文如画，画者当留不尽之意，如执弹而留是也，此间妙意在捐弹而走。” 刘辰翁在这里指出，《山木》篇先写“庄周”执弹而留守于栗树之下，接着又写他“捐弹而走”，终于没有将弹发出，这正是《庄子》像画家那样“留不尽之意”。在评点《天地》篇“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一段时说：“眼前事物，外意第杂，说亦不可及。抱瓮之状与橰之为物，曲折备具于其往复、俯仰、缓急，如忿然作色?Γ允巧猓谘酝狻！比衔铀栊吹恼庖还适拢嫦拭鳎次锎瘢宋镨蜩蛉缟摇巴庖獾印保芏嗖痪≈猓灾痢八狄嗖豢杉啊薄S惺彼纸庵只安痪≈狻背浦盎乓狻保纭短煸恕菲幸欢巍翱鬃蛹像跤锶室濉保峁鬃颖焕像蹀陕浣萄盗艘欢伲嵛灿小翱鬃蛹像豕椋詹惶浮绷骄浠拔难б帐趼畚模赖闼嫡馐恰盎乓狻保蛭蒜乓饣觯允刮恼赂右馕渡畛ぁS肓窒R菀谎乇鹣不丁镀胛锫邸贰按罂猷嫫币欢问榛獾奈淖郑?

翏翏一语，便有描摸，其下不过山林二物，举其概甚疏，杂以七八者字，而形与声若不可胜数，妙在于喁一语，映带前后皆活，重出愈奇，调调刁刁又画中之远景，形容之所不尽也。

很明显，刘辰翁的欣赏视角与林希逸有所不同，林希逸认为此段文字是有声诗，庄子居然能将“天地间无形无影之风，可闻而不可见之声”画得出来！而刘辰翁虽然也欣赏庄子“形与声若不可胜数”的奇妙，但他却以“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为更妙，认为此句语映带前后，不仅使风之形象、情状再度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更重要的是带出了后面“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一句，而此句是画中的远景，给人以朦胧缥缈之感，实是画画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是用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所以“形容之所不尽”。刘辰翁抓住“画不尽之意”这一点来分析此段，无疑更具有艺术魅力。

第二，庄子的散文极有“味”。刘辰翁是以艺术鉴赏家的眼光对《庄子》进行审美观照的，因此在他看来庄子的散文极具诗情画意，含蓄蕴藉、富有意味，故刘辰翁每以与“画”紧密联系的“味”这个传统的诗歌审美范畴来评价《庄子》。梁刘勰早在《文心雕龙》中就已使用“味”、“馀味”、“滋味”等概念来进行文学批评了。如他在《隐秀》中说：“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深文隐蔚，馀味曲包。”在《声律》篇中说：“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风力穷于和韵。”在《体性》篇中说：“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钟嵘在《诗品·序》中正式提出了“滋味”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他批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强调诗歌要达到“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效果。唐司空图则在《诗品》中进一步提出了“味外之味”、“韵外之致”的审美理论。此后批评家每以“有味”、“无味”来品评诗歌，认为这是诗歌应达到的艺术境界。南宋以来，人们经常把诗歌中的一些批评概念引用到散文中，以此来丰富散文的鉴赏理论。林希逸开始使用“味”这个概念来品评《庄子》了。虽然用得不多，但很有启发性。如他说：“笔势如此起伏文学艺术论文，读得透彻，自有无穷之味。”“虽然一转，甚有意味。”认为从形式上说，庄子的文章技巧性很强，很有意味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此数句极有味”、“此语尤有味”又认为庄子的语言韵味无穷，很值得人们细细品味。“味”更是刘辰翁在评点诗文时一个很重要的审美范畴。他每以“味”来品评诗歌：“绝句难作，要一句一绝，短语长事，愈读愈有味为正。”（《唐诗品汇·历代叙录》）他更在林希逸的基础上大量使用“味”来评点《庄子》。如他在《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一段下评点说：“设客以见主人，语有味。”《人间世》孔子教训葉公子高时有“克核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一段话，刘辰翁评点说：“此意人人晓得，只不似他能言，有许多馀味。”这里的“味”、“馀味”即语有不尽之意，也就是刘勰说的“馀味曲包”、钟嵘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思。刘辰翁又以“味”来评价庄子的“譬喻”。在《口义》中林希逸每以“奇特”来赞赏庄子的譬喻，而刘辰翁更多的是品味庄子的譬喻，如《在宥》篇“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一段，他评点说：“解兽之群而鸟皆夜鸣，言物有不同而以类相感，人事皆若此，比为狐兔、松柏之喻，又有味。”认为以“狐兔、松柏”之类的比喻来说明治人的危害性，值得人深思，意味无穷。评点《外物》篇“胞有重阆”一段时说：“胞有重阆，直指空阙处也。室无虚则塞其竇矣。妇姑勃磎，狹路博则不得也。大山、大林见者畏其阴森，眩其广莫，皆神者不胜耳。譬喻切近有味。”认为这些譬喻贴切自然而有意味。又在《则阳》篇“触蛮之争”的寓言后评点说：“以为实固无理，以为虚亦或可厌，最是以意实之，而其理确，然无不实。但见有味，愈广而愈不厌也，读者超然，愈有所醒。”认为此譬喻虚虚实实，很有味道，虽然作无限夸张，却能使读者超然醒悟。除了使用“味”、“馀味”外，刘辰翁还使用像“滋味”、“讽味”、“风味”之类的词来评点《庄子》。如在《山木》篇“庄子行于山中”首段评点说：“极浮世薄恶之滋味。”在《徐无鬼》篇“吴王浮于江”一段说：“但譬已警，添董先生又高，未有无风味者。”这里“滋味”、“风味”是与“味”同一意义的审美范畴。在《田子方》“温伯雪子适于齐”一段说：“规矩龙虎体状得似，所谓嵬岸抑扬者，两语深中人心，时时讽味不绝。得于人者，可以无怪，施于人者，可以戒之又戒也。”是说庄子刻画得很具有讽味意味，能使人引以为戒。“讽味”一词无疑很好地?得髁俗印柏獍迥钡奶氐恪?

第三文学艺术论文，庄子散文又具有“奇”的艺术特征。林希逸在《口义》中曾多次以“奇”来评析《庄子》。刘辰翁继承了林氏这一说法，也每以“奇”这个审美范畴来评点《庄子》。如《德充符》篇有语云：“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他评之曰：“语奇。”是赞其用语之奇。《骈拇》篇有语云：“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他评之曰：“其所谓性，即所谓德也。其言扶疏，其字错落重出，初非有意，亦非无谓者，故其所以为奇也。”是赞其用字之奇。《德充符》中有“王骀”一人，他评之曰：“‘王’字林作王天下之王固奇，只作王骀之王更奇。”是赞其起名之奇。评《列御寇》篇“郑人缓也”一句曰：“个般起语，便是庄子撰得奇。”是赞其起语之奇。然而刘辰翁绝不认为庄文之“奇”仅限于这些细微的地方，他更认为《庄子》具有“意奇，文奇，事又奇”的多重审美特征。他在《齐物论》中评点“罔两问景”的寓言故事时说：“影已无形之物，罔两又非影之比也，寓又寓者也。意奇，文奇，事又奇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达生》篇有“祝宗人说彘”的寓言故事，是庄子让祭祀官与猪对话，他评之曰：“玄冠说彘，皆奇事也。”在《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一段后又评曰：“两‘藏’字已怪，又夜半又负走，何其奇也。”在刘辰翁看来，庄子这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寓言故事，无不具有奇特的艺术魅力。而且他更以为像《齐物论》篇“庄周梦为胡蝶”、《徐无鬼》篇“郢人运斤成风”之类的寓言故事，更有出人意料的“奇又奇也”的美学特征。“梦觉齐人物、齐小大、齐是非、齐生死，齐尽在是矣，奇又奇也。”（《齐物论》）庄周梦蝶的一个小故事，居然无所不“齐”，真可谓“奇又奇”。然而，刘辰翁又认为，庄文之“奇”并不只是单一意义上的“奇特”，它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因素，因此他又以“神奇”、“怪奇”、“奇俊”、“奇诡”等具体意义的审美范畴来评论《庄子》。如《德充符》篇有语云：“刖者之屦，无为爱之。……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复使。”他评之曰：“娶妻不使，本非以形不全，故经他变化，无不神奇。”意思是说娶妻者免除服役，与前文形不全没有关系，但经他变化，前后意思联系了起来，可谓“神奇”。《至乐》篇有语云：“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文学艺术论文，其意蹶蹶然恶之。”他说此事实在可称“怪奇”。《天运》篇有语云：“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他说这里所表述的意思，实可谓“参差奇诡而近于物情”。《马蹄》篇末谓马因受到人为的约束而学会了盗智，他就指出这番话真可谓“奇俊”。刘辰翁将“神”、“怪”、“诡”、“俊”等因素引入到“奇”中，大大丰富了庄文“奇特”的思想内涵，也使《庄子》散文“恢诡谲怪”的特征得到了很好的揭示。另外，刘氏还认为，庄子在行文中能将平凡转化为奇特，善于化“腐朽为神奇”。《徐无鬼》篇有“子綦有八子”的寓言故事，他评述说：“前所言，未奇也。虽鹑、牂语，亦未奇也。至盗刖之鬻之，则奇矣。”《徐无鬼》篇先谓子綦的儿子梱没有任何功劳而有“将与国君同食以终其身”的征兆，这未足为奇；继谓子綦父子“未尝为牧而牂生于奥，未尝好田而鹑生于宎”，这也未足为奇；及谓使梱去燕国，途中为盗贼所掳获，“刖而鬻之于齐，适当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终”，则奇矣。可见，庄文能从平淡无奇中转出奇，刘氏的这一说法对于后人的文艺创作，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刘辰翁将诗论与小说理论的审美范畴引入了庄子散文评点，开启了庄子文学研究的新纪元，对明清庄子散文评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今人重视。

[参考文献]

篇（5）

《呼啸山庄》的作者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这部作品从问世以来，一直受到舆论界的猛烈谴责，甚至作者的亲姐姐夏洛蒂?勃朗特在为妹妹辩护的同时，也认为这是一部粗糙的不太成熟的作品，直到二十世纪以后，才逐渐被人们认可乃至称道。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作品复杂的艺术结构和独特的叙事风格让当时的读者捉摸不透，一时无法理解，此外，恐怕有一大半责任在作者所创造的那个丧失人性的主人公希克厉身上，人们不能原谅他的残忍、冷酷、作恶多端。难怪一位美国评论者认为，作者把豺狼虎豹的兽性凑合起来，创造了这么一个半是畜生半是魔鬼的主人公，还认为这部恶劣的小说成了群魔乱舞、豺狼嗥叫的噩梦。（1948年10月）而实际上，如果我们摒弃正常的伦理道德，从另一个角度去重新认识希克厉，就会发现导致他所有恶行的根源却是爱。

一、超乎寻常的强烈的爱

贯穿整部《呼啸山庄》的主题是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两代人奇特的爱与恨。爱是恨的根源，恨是爱的异化，爱的破灭导致恨的产生，恨的肆虐却并没有熄灭爱的火花。在这部作品中，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希克厉和卡瑟琳的生死爱恋。英国文艺评论家凯特尔这样说：“小说的核心和精髓是卡瑟琳和希克厉的故事。”希克厉和卡瑟琳的爱情非比寻常，不仅跨越了金钱、门第、地位、出身、相貌、性情、文化、教养等等传统意义的界限，甚至死亡也不能将其阻隔。他们的爱情是一种狂风暴雨般的感情，来得猛烈和不顾一切文学艺术论文，强烈地震撼人心，甚至有时到了令人感到恐惧，可以毁灭一切的地步。这种爱无法用传统的眼光和伦理道德去看待它评价它。这种爱是全书的灵魂和精华，没有它就没有《呼啸山庄》。

二、强烈的爱产生的原因

1．作品人物性格与经历使然 任何感情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是什么促使希克厉和卡瑟琳这两个外部条件悬殊巨大的人之间产生这种生死不渝的爱情呢？我们从作品中是可以找出原因的。希克厉身世悲惨，无父无母，流落街头，直到八、九岁时才被老欧肖收养，来到呼啸山庄。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心理要求，他的心灵渴望着爱的滋润，而且这种渴望比一般生活条件正常的人要来的更加强烈，更加迫切。以后这种非正常的爱的需求一直支配着希克厉的一生。

在呼啸山庄，愿意对希克厉付出爱的只有老欧肖和卡瑟琳。但老欧肖对希克厉的爱是父母对儿女慈祥的关爱，并不能满足小希克厉孤独心灵的全部感情需要。而卡瑟琳和希克厉年龄相仿更容易心灵相通怎么写论文。卡瑟琳虽然衣食无忧、父母俱全，但从纳莉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小时候的卡瑟琳由于性格的原因实际上在家里是没有得到宠爱的，甚至一再遭到家人甚至仆人的奚落。但对于一个感情丰富而又敏感的女孩子来说，她的心灵应该也会时常感到孤独和缺憾，她也需要一个情投意合的朋友。这一点正和希克厉不谋而合，所以他们才能迅速的要好起来，以至于最终心心相印，不愿分离。正是在这种爱的支撑之下，希克厉才能够忍受家中其他人对他的冷漠和虐待。老欧肖死后，希克厉的处境一落千丈，这时候卡瑟琳的爱对他来说就更为重要，就如一个即将溺水的人紧紧抓住救命浮木一般。希克厉和卡瑟琳可谓是“青梅竹马”，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在这荒原野风中培育着炽烈的爱，这种爱自然而真诚，不掺杂丝毫超出爱的本身的成分。尽管他们身份地位悬殊，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不可能结合，但什么都不能阻碍爱情的产生。它来势凶猛，让人间的一切现实的幸福都黯然失色，它力量强大象原始生命一样不可摧毁、超越生死。他们两人，尤其是希克厉把这种爱看得高于世界上任何别的东西。

2．作者的性格和经历使然 艾米莉?勃朗特被人们认为是三姐妹中天分最高的一位。被誉为英国19世纪文学史中最奇特的女作家。艾米莉只活了三十岁，她自幼丧母，家境贫寒，一生未婚，也从未尝过爱情的甜蜜。她虽然经历简短，内心世界却异常丰富，她沉默寡言、性格自闭、孤傲羞涩、挚爱荒原，一生中几乎没有朋友，但她却有惊人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文采。她所创造的情节和感情往往都是虚构的，来自于她的想象。她的作品风格往往直抒胸臆、感情浓烈，景物描写常常荒僻寂寥。闭塞的环境，内向的性格使得艾米莉更重视作品人物内心感情的起伏，她笔下的人物生活环境极其简单，绝少涉及社会背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异常单纯，复杂、丰富的人性被浓缩，只剩下两个极端文学艺术论文，不是强烈的爱，就是强烈的恨。这并不是脱离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浓缩与升华。

三、爱的丧失导致人性的毁灭

生活是严峻的，卡瑟琳和希克厉之间奔放炽热的爱虽然是真挚和自然的，但并非与现实社会完全相容。卡瑟琳无意间闯入林敦家的画眉田庄——一个完全不同于呼啸山庄的前所未见的崭新的文明世界，这是他们二人分手的起点。卡瑟琳接受了林敦一家的文明熏陶之后，对粗野和没教养感到羞愧，力图让自己变得优雅起来。这时候的她显然和蓬头垢面的希克厉大不一样了。希克厉想方设法做过各种努力缩短他和卡瑟琳之间的差距，但是寄人篱下的处境和亨得莱的虐待使得他只得死心，本来就孤僻的希克厉，变得更加不知好歹，不近人情，然后从中获得一种变态的恶意的。可见，希克厉对爱的缺失从一开始采取的就是报复的方式，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他此后的种种疯狂做法。面对这种情况，卡瑟琳意识到她和希克厉是不可能结合的，而和林顿结婚则是众望所归、顺理成章的事。她天真地认为做了林顿太太就可以帮助希克厉改变处境，所以卡瑟琳终于和埃德加﹒林敦订婚了，希克厉心中唯一的支柱倒塌了，大厦倾翻，丧失了心理平衡，希克厉只有用出走来逃避。当一个人的强烈愿望被现实击破时，他的出路往往是逃开现实中让他烦恼的人和事，用时间和地点的变化来暂时医治自己心灵所遭受的重创。希克厉正是这样做的。然而，逃避却并未起作用，他对卡瑟琳的爱已经根深蒂固，无法动摇，三年后，希克厉终于重返呼啸山庄。

重返呼啸山庄的希克厉重获爱情，爱的力量暂时击退了仇恨。然而卡瑟琳的死使得一切再也无法恢复原状。如果说，想得到爱却失去了爱是一件悲惨的事，那么重新找到爱后又再次失去它的那种痛苦将更加令人无法忍受。只是因为卡瑟琳的爱才使希克厉以往能够忍辱负重，而卡瑟琳的死，把她在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外安置的保护罩击得粉碎，曾经被爱所缓解的矛盾再次激化。由于爱的失落，从此盘踞在希克厉心头的便只有恨了，而且，爱有多强烈，恨就有多么强烈。这是因为希克厉爱而终不能得其爱，沸腾的感情得不到宣泄，只有转而寻求其他出路了。卡瑟琳曾是他所有的欢乐、痛苦、希望和梦想，而她的死便意味着这一切的终结。卡瑟琳的死同时也带走了希克厉的灵魂，这以后的希克厉我们便不能把他当作一个正常人来看待了，在他身上所具备的正常人的人性已经彻底毁灭了。

四、爱的异化造成疯狂的报复

强烈的爱终于转化为强烈的恨，希克厉内心郁积的种种痛苦无法排解，而感情作为人类一种内在能量的宣泄，在受到遏制的时候，往往会裂变成一种罪恶的能量释放出来，由此文学艺术论文，希克厉对周围的一切产生了不可遏制的恨，他以整个人类作为代价，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在这以后，除了对卡瑟琳永无休止的思念之外，在希克厉身上再也看不到任何爱的微光了，他不爱自己的新娘伊莎贝拉，对她拳打脚踢；他不爱卡瑟琳的女儿小卡茜，使用欺骗的手段抢走了她的财产，剥夺了她的幸福，给予她肉体到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他不爱卡瑟琳的侄儿哈里顿，剥夺了他的一切，不给他受教育的机会，把他变成了一个粗俗邋遢的普通庄稼汉；他也不爱自己的儿子小林敦，他活着对于希克厉的意义就是让他和小卡茜结婚谋夺画眉田庄，一旦这个虚弱不堪的小东西失去了利用价值，希克厉便再也不关心他的死活了。这时的希克厉已没有作为正常人所具备的一点点恻隐心和怜悯心，苦苦哀求也打动不了他的心，他疯狂地喊道：“我没有怜悯！我没有怜悯！虫子越扭动，我越想挤出他们的内脏！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长牙齿，越是痛，我就越使劲磨怎么写论文。”这些看似反常，其实却是爱的失落导致的结果。爱得越深痛得越深发泄的也越深，爱的失落对希克厉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却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只有用超出常规的报复来发泄心中的苦痛了。

五、爱的回归导致恶的丧失

篇（6）

1857年音乐学院毕业的那一年，比才参加了独幕轻歌剧《米拉克里医生》的创作大赛，与法国未来的轻歌剧大师勒科克并获一等奖，因康塔塔《克洛维斯与克洛梯尔达》荣获罗马大奖。

由于获得音乐学院一系列奖励，比才于1857年底出访意大利，下榻罗马的梅迪奇别墅（梅迪奇是意大利最有权势的家族，比才能住进如此豪华的别墅，足见其身份已非同一般）。在意大利期间，比才曾构思了歌剧《纽伦堡的箍桶匠》、《堂吉诃德》、《埃斯梅拉达》。1859年由于无视学院写宗教题材颂歌的要求，却写了类似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理发师》的喜歌剧《堂普罗科比奥》，而招致学院教授们的愤懑。1860年比才完成了根据文艺复兴时期杰出诗人蒙斯的叙事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撰写的带合唱的交响诗《瓦斯科与珈马》。

1860年他的第一部歌剧《采珠人》终于写成并于1863年首演于巴黎，这是一部洋溢着当时法国很流行的东方情调的作品，歌剧写的锡兰岛（今斯里兰卡）上一些理想化的人物之间所发生的事情。然而歌剧的演出未能获得什么好评，只有柏辽兹在评论中指出总谱有许多成功之处，有不少优美、热情、色彩丰富的乐段。3年后第二部歌剧《贝城丽人》问世，这是根据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同名小说写成的，但演出后公众反应平平。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他写的一生中唯一的艺术论文，也可以说是他的艺术宣言，发表在《国家与国外观察》杂志上，这篇题名《音乐漫谈》的论文中，作者要求艺术家应恪守真实，抨击装腔作势、墨守成规。

60年代末，比才续写早些时候未完成的作品，其中有交响组曲《罗马的回忆》，此曲在比才死后更名《罗马组曲》流传于世。

也许是由于家境清贫，或许对男女情爱的独特看法，比才而立之年时仍孑然一身，他曾有这样的“豪言壮语”：“为朋友，我愿意舍死忘生，如果为女人而伤及毛发，那我就是个傻瓜。”当朋友们正在为他的婚事担忧时，1869年6月，恩师阿列维的爱女热纳维叶芙・阿列维竞成了比才夫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桩迟到的美满婚姻只维持了6年，1875年比才病逝随之告终。

篇（7）

影片没有给予这个空间更多的日常生活物件上的展示,反而用光影的营造构筑起一个似乎只有剧作家思考充斥的封闭空间。在韦杰凝望窗外时,这个封闭的空间被打破,出现了陈燕燕饰演的邻女朱雁在自己房内临窗读书的情景。主观镜头从全景推到近景,显示出韦杰对朱雁的极度关注。镜头切换回韦杰,他哀叹“幻想,我们现在只能够幻想”,镜头摇至剧作模型。从叙事的意义上看,在镜头从韦杰房间到朱雁房间再回至剧作模型特写的切换中,导演通过两个空间的转换暗示出韦杰的心理愿望:他希望朱雁参与到自己的剧作中,朱雁对他而言代表着某种创作的动力。两个现实中相离的真实空间因主角内在的心理期盼而被联结为一个同质意义的艺术空间。被朱雁所启示的韦杰进入创作的激情中,房东太太从门而入。尽管影片并未展示房东太太所在的房间如何,但“门”这个障碍暗指了诺埃尔?伯奇所称的电影叙事空间中的“第六部分”[2],作为“未表现的空间”,其空间特质由其人物所象征,意味着世俗的现实。房东太太的闯入打破了韦杰进行艺术创作的封闭的艺术空间。尽管房东太太与韦杰同处一室,但在精神与心理上是隔绝的,成为异质的侵入者。韦杰对她的出现和她的话置若罔闻,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这激怒了房东太太,她愤怒离去并暗示韦杰熄掉电灯省电。至此,影片的叙事通过韦杰房间的空间转换与被侵入形成精神空间“同质”与“异质”的象征:韦杰与朱雁分处两室,却精神相联;韦杰与房东太太同处一室,却如在两个世界。随后韦杰熄灯继续创作,思维困顿时,他抽起香烟。这时,韦杰的心理幻想空间代替了他创作的现实空间。

明显喻指艺术女神的女子在舞台上翩翩起舞。伴随音乐,舞者的舞姿由从容到激越,在处,镜头切回韦杰。他获得灵感继续奋笔疾书。其后,在剧组同仁告知韦杰他的作品被剧院老板认为“没有生意眼”“意义太严肃”“看不懂”后,他再次靠窗凝望朱雁。镜头推至朱雁特写。艺术女神则再次起舞。这样,朱雁所在的现实空间与韦杰的心理幻想空间叠合,朱雁形象也与艺术女神形象叠合。这种叠合既意味着韦杰对自己艺术追求的执着,也意味着他对艺术知音的渴求。其后,影片叙事在现实与心理空间往复,在异质与同质空间中跳跃。韦杰劝说朱雁出演剧作,殚精竭虑于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而朱雁却受到来自家庭与学校反对其演戏的双重压力。父亲的房间、校长的会议室成为阻碍朱雁追求自己艺术理想的异质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她无法争辩也无力抗拒。她只能在自己房内眺望韦杰的房间。镜头从朱雁房间到韦杰房间,通过视线转场暗示了两个空间的内在同质联系。在韦杰鼓励下,朱雁登台表演《魔手》。我们看到的是朱雁对曾经是韦杰艺术幻想中女神形象的重复与再现。而朱雁在自身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将韦杰的创作幻想与自己的内心恐惧相结合。结果出现其在舞台表演时,舞台剧中魔鬼形象与反对自己演戏的父亲、校长形象的重叠。朱雁的现实处境、“戏中戏”的舞台、朱雁的心理幻觉三个空间交叠相错,配合以快速的画面切换和急促的音乐形成艺术效果极为突出的戏剧张力。这种动态的、复杂的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手法在中国早期的电影表达中非常罕见。而之后的影片叙事段落更是在韦杰与朱雁所在的两个空间中切换。朱雁反抗父亲,韦杰怒向房东太太;朱雁在舞台上对魔鬼由畏惧到抗争,韦杰在风雪中拖着病体前行。通过平行蒙太奇,两个空间中的男女主人公因为共同的目标与追求被联结在一起,形成某种超自然式的心灵呼应。影片最后,朱雁完成舞台剧的表演,韦杰死在舞台之上,实现了自己“我们的舞台是我们的战场”的追求。这最后的舞台可以说是韦杰与朱雁精神世界终于合而为一的象征。而影片结尾剧院经理办公室中数钱的镜头和韦杰房内剧作模型的特写则意味着理想与现实的异质矛盾不可调和。艺术家的悲剧在交错的空间中上演与谢幕。

篇（8）

一

关于温克尔曼艺术史学思想的认识论背景，国内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比较强调从莱布尼兹、沃尔夫到鲍姆加登的德国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注：见邵大箴，《温克尔曼及其美学思想》，载《希腊人的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5—6。） 但是，西方研究温克尔曼的专家阿历克斯·波茨(Alex Potts)则认为，温克尔曼关于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并不像是歌德、施莱格尔和黑格尔那样的德国唯心论者或浪漫主义者，倒是更接近于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 24. ）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必要继续作一番研讨。

我们都知道，尽管温克尔曼在1738年进入曾是沃尔夫的讲坛所在地的哈雷大学学习神学，而且他还听过沃尔夫的学生、美学的创始人鲍姆加登的课，（注：鲍姆加登于1737—1740年间在哈雷大学任教。） 但是他对鲍氏的哲学很是不以为然。（注：见[德]西海·贝格瑙，《论德国古典美学》，张玉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页6。） 通观温克尔曼的著作，我们也会发现，尽管温克尔曼是在德国的学术中心哈雷大学接受了正规的神学教育，他也熟知莱布尼兹、沃尔夫一派的哲学理论，但是温克尔曼的著作中并体现不出德国哲学家擅长的形而上思考的特点。显然，从温克尔曼对待鲍姆加登的态度来说，他可能在他的著作中有意避免给人以鲍姆加登式的印象。然而，德国的理性主义传统对于温克尔曼艺术史学思想的形成所具有的潜在而深刻的影响却是不能因为作者的主观姿态而否定掉的。温克尔曼史学思想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作为体系的艺术史、自由与艺术的繁荣、关于理想的美——事实上都与他之前的理性主义者的哲学思考有着密切的联系。温克尔曼把艺术史作为一个“体系”去进行思考首先就得益于他在德国所接受的哲学训练，这种探索体系形式的理论训练先是由莱布尼兹灌输到了德国哲学中，继而在沃尔夫那里得到了强调，最终影响到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进程。而英、法的哲学在笛卡尔之后对于庞大哲学体系的建构则基本上持着一种排斥的态度。（注：关于德国哲学在体系思维上的训练及其与英、法哲学的区别的论述参见[德]E. 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326—327。） 正是因为温克尔曼接受了这样一种训练，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不是已经在研究上走在前面的英法古物研究专家，而是德国人温克尔曼发明了现代的、综合的艺术史学科。在讨论自由与艺术繁荣之间的关系时，温克尔曼把“自由”这一基本的原则当作一个对于艺术之繁荣来说必须事先存在的理由，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美”的问题上，温克尔曼根据他对希腊艺术的研究勾画了一个理想的美——“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正是因为它的高高在上、超凡绝伦，因此一些学者把温克尔曼称作是新柏拉图主义者。（注：“美”的性质在温克尔曼思想的研究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学者意见不一。克罗齐、韦勒克、贡布里希、朱光潜都把温克尔曼看作是新柏拉图主义者，而文杜里则对此予以否认，黑格尔也把温克尔曼归为从经验的角度研究美的学者之列。相关论述见：[意]贝内戴托·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袁华清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页105；见[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凯身、杨自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页199；Gombrish， Ernst， Ideas of Progress and Their Impact on Art， Ⅰ. From Classicism to Primitivism; Ⅱ. From Romanticism to Modernism. New York， Cooper Union( The Mary Duck Biddle Lectures) ， 197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页118，鉴于朱光潜受克罗齐影响之深，有理由认为他的这一看法来自于克罗齐；[意]L. 文杜里，《西方艺术批评史》，迟轲译，(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页126；[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19。本文同意文杜里和黑格尔的见解。） 然而，无论说温克尔曼的美是来自于夏夫兹伯里这个赞成理性主义的英国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还是说它来自于莱布尼兹对于“美”的理解，在我看来都只是看到了温克尔曼关于美的论述的一些表面的问题。恰恰是温克尔曼的这两位前辈在模仿普罗提诺，而温克尔曼则是通过分析、归纳和总结，使理想的美从具体的材料中生发了出来，也就是说，他把理性主义者的论述用经验主义的方式颠倒过来了。

对于温克尔曼来说，经验主义的影响确乎更大。经验主义在当时整个德国的文艺理论界也是占优势的。18世纪初的德国思想对于温克尔曼的确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因为当时的德国学术比起英、法两国的学术来说实在是太薄弱了。（注：关于德国启蒙运动的一般状况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页279—282。） 对于当时的德国思想界来说，更多的影响来自于英、法。当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在进行“古今之争”的时候，德国人考虑的问题却不是古今的优劣，而是他们的文艺是应该借鉴法国还是英国，足见当时的德国知识界在其文化上的不自信。以高特雪特委代表的莱比锡派与以波特玛和布莱丁格为代表的屈黎西派之争，本质上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在德国的延续，其结果则是以经验主义的胜利告终。（注：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页282—286；以及[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页211—281。） 法国的启蒙思想对于德国的启蒙运动当然是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注：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思想家当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收，这与其注重形而上思考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参见[英]柏林，《休谟和德国反理性主义的起源》，载《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页193—224。） 而在哲学史上，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事实上也更多地受到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根据罗素的分析，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除了英国优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吸引，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牛顿对于宇宙演化的解释超越了笛卡尔使得人心偏向了洛克，洛克哲学在英法的胜利主要应该归功于牛顿的威望，而把英国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传到法国去的主要人物正是伏尔泰。（注：见[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页175。）

1726—1729年，伏尔泰流亡英国三年，在后来的著作中，他曾写道：“尤其在哲学方面，英国人是其他民族的导师。”（注：见[法]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496。） 在自然科学方面，伏尔泰成为牛顿的信徒；在历史学的领域，他则创立了一种以《风俗论》(1756)为代表的新的方法论方案，也就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卡西勒指出，这种方案就是不让历史写作单纯的依赖哲学或者神学的建构力量，而是试图直接从生动丰富的历史细节中引出新的哲学问题。（注：见[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页195。） 伏尔泰的兴趣不在于事件的前后相继，而在于文明的进步和它的诸因素内在的关系。伏尔泰抱怨历史知识较之自然知识而言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历史也应当能够类似于牛顿的科学，能把事实还原为定律。他打破了以前的历史以《圣经》作为基本的叙述结构的局面，而是要模仿牛顿的力学从最基本的历史材料出发建构新的历史模型。这个历史模型把人类的历史从神学的救赎史拉回到了世俗的世界，试图通过对人生活的环境气候、民族、风俗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考察勾画一个世俗的人类文明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洛维特把从鲍胥埃的《世界通史》(1681)到《风俗论》的转变称作是发生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精神史上危机的标志。（注：见[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页121。） 卡西勒对伏尔泰历史编纂观作了精到的分析，他认为伏尔泰并不否认理性作为一种人类先天的禀赋的存在，他的做法是通过一种新的历史模型使得理性能够在经验中显现、并能为自身所理解，也就是说在伏尔泰那里唯有分析的、经验的历史才能够充分地展现理性的发展。（注：[德]E. 卡西勒，《启蒙哲学》，页213—214。） 而伏尔泰是温克尔曼艺术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前导，熟悉伏尔泰的温克尔曼显然受到了前者的启发。事实上，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也表现出了与伏尔泰的历史逻辑相似的一面，尽管他深受德国理性主义哲学训练，却也用一种经验的方式去进行艺术史研究。

二

前述的认识论背景对于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体系”构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艺术史》绪言中，温克尔曼说：

“我所着手写作的古代艺术史不仅仅是一部重要事件的编年史，也不仅仅是要说明在那些年代里发生了些什么变化。我是在一种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历史’这个词，这种意义就是它在希腊语中所具有的含义；而且我的目的是试图提出一种体系。在第一部分中——关于古代国家之艺术的论述——涉及到每个单独国家的艺术时我已经力图实施这个构想，这一点在论述希腊艺术时尤为显著。……”（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p. 107. ）

这一段话的重要性在于，温克尔曼提出了他的艺术史不是一部罗列事件的编年史，而是“提出一种体系”。把艺术史作为一种体系去研究，也就是说要用一种体系性的思维去构架艺术史写作的结构，这无疑是温克尔曼的一个创造性的贡献。

“体系”显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涉及到图像、风格、文献材料的考据等一般的艺术史方法，它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西方现代哲学史上，从莱布尼兹开始，德国的古典哲学大家们多倾其一生，努力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像康德、谢林、黑格尔这样的形而上学哲学家也被称作“体系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对谢林关于人类自由的本质论述的相关研究中曾用相当的篇幅讨论过“体系”的概念及其历史，特别是“体系”在近代的形成史。我认为，这一渊博而又深刻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体系”是很有帮助的，这一论述不只对谢林有效，因为体系的观念是近代哲学思维逻辑的一个基本的“语境”，所以我想首先简要地引述一下海德格尔的研究。（注：相关的论述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页40-65。）

海德格尔首先考察了何谓“体系”？“体系”来自于希腊语συνιστημι，意为“我来安排”，他有两个意义的指向：其一是内在的、给事情提供其根据与支点的结构；其二是外在的随意的堆积框架。后来“体系”这个词逐渐被使用于认识领域，由于其本来所具有的两种意义指向，从而使得人们一方面创造真正的哲学体系，另一方面也把一些随感堆砌起来，以“体系”的名义招摇。海德格尔简要地考察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他认为，西方哲学的开端，也就是古希腊，如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并不“具有”哲学“体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伟大。在中世纪，像托马斯阿奎那的著名的《神学大全》也不算是体系，其概念十分的混乱，就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不及，更不用说是和像黑格尔、谢林那样的真正的体系相比，因而中世纪的各种神学“大全”不算“体系”，而是神学的教科书。接着，海德格尔对于“体系”的概念进行了集中的论述，他反对把“体系”当成是对现有的教学材料进行的划分排列，指出：“体系一般地首先并非是、也并非仅仅是给现有知识材料以一种次序，以期适当传达知识，反之体系是可知东西本身的内在安排，是给其以论证性的形态和展示，更真切地说，体系是对存在东西在其存在性内结构与衔合的合知识性的安排。”（注：相关的论述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页45。） 在海德格尔看来，真正的“体系”是在近代，也就是17、18世纪形成的，因为直到近代“体系”才具备了其形成所必需的条件，其中首要的就是数学的理性体系在人类思维中占据优势统治地位。在进行了以上论述之后，海德格尔指出，在从17—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变迁的过程中，“体系”是“整个哲学的主导词语”。（注：相关的论述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页55。）

从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抽出一条最为核心的理念，即“体系”必须是某种理论内在的结构秩序。然而，海德格尔的论述是着重于德国的唯心论哲学传统。前文中，我强调了温克尔曼与经验主义的关系，那么，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接近海德格尔所谓“体系”概念的实质，而与温克尔曼的联系又更为直接的论述呢？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提示，其中对“体系”一词有专门的词条解释，解释者正是那位伟大的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伏尔泰。伏尔泰说，“所谓体系，无非是一种艺术或科学中的不同因素按照一定秩序的组合，这种秩序使他们彼此相互依存；从其原始因素可以导致并说明其最终因素。那些用以解释其他因素的，称为原则，而原则的数量愈少，体系就愈完善，最好是减少到只有一个原则……在所有的体系中也只有一个首要的原则，而构成体系的各个因素都依存于它。”（注：伏尔泰释《体系》，见[法]丹妮·狄德罗，《百科全书》(选译本)，梁从诫译自[美]斯·坚吉尔的英译本，(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页349—350。） 伏尔泰认为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有三类原则，他们形成了三个类型的体系：第一类原则是一般的或抽象的原理，涉及此种原则的体系被称为“抽象体系”；第二类原则是一些假设，以此作为基础的体系称为假说；第三类原则是由事实所构成的，这些事实，是在实验中收集到并经过考察和鉴别的。伏尔泰认为“真正的体系是在最后一类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只有它们才有资格被称之为体系。”（注：伏尔泰释《体系》，见[法]丹妮·狄德罗，《百科全书》(选译本)，页350。） 而且，真正的体系要以事实为基础，它要求有大量的观察，以使人有可能掌握各种想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伏尔泰坚信“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或艺术是根本不能建立任何体系的。”（注：伏尔泰释《体系》，见[法]丹妮·狄德罗，《百科全书》(选译本)，页353。）

伏尔泰的解释使我们意识到，“体系”的问题在17、18世纪是欧洲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阿历克斯·波茨说：“为了认知人类文化和社会某些关键层面的经验的多样性而精心构建一个体系是启蒙运动的一个中心课题。”（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p. 33.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温克尔曼与孟德斯鸠和卢梭相联系。的确，有许多思想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了“体系”，但是这些“体系”的概念和取向都是有区别的，并不像阿历克斯·波茨说得那么简单。从伏尔泰对于“体系”的解释看，“体系”的概念以及人们对于体系思维的认识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因而不能用一种笼统的趋势概括它在当时的发展和影响。卡西勒曾指出，当时的英、法正流行着一股反体系的潮流，对温克尔曼具有重要影响的夏夫兹伯里甚至说“体系是把人变成傻瓜的办法”。（注：转引自[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页327。） 孔迪亚克在1759年发表了《论体系》一书，他强烈地主张在物理学中消灭“体系癖”，而17世纪那些伟大的形而上学大厦正是从这种“体系癖”中产生的。孔迪亚克反对任何基于表面的“物性”的一般的、任意的解释，而是主张必须直接对现象进行观察，通过对现象的经验性质的联系作出清楚的规定。接着，把牛顿奉为经典的伏尔泰也用这种理想向笛卡尔的物理学发难。（注：转引自[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页51。） 伏尔泰在解释“体系”的词条时，实际上也就包含着反对以前的理性主义者主要通过演绎的方法所建立的形而上学体系，主张一种基于现象的观察建立的经验的体系的思考。按照伏尔泰的设想，关于艺术的研究显然也应该能够建立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当然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体系”，也就是基于观察的、由事实建立的体系。温克尔曼在大家都在反对“体系”的时候却提出了要建立一个艺术史的“体系”，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体系”，这首先应该说是莱布尼兹灌注到德国哲学中“体系精神”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反应。当然，深受英、法经验主义哲学影响的温克尔曼不会把这个“体系”建构成“抽象的体系”，而是伏尔泰所说的那种新的经验的“体系”。

由于温克尔曼本人并没有对他的“体系”的概念作出说明，阿历克斯·波茨在研究温克尔曼的艺术史的“体系”概念及其理论结构时采用的方法是通过把《古代艺术史》“体系”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的“体系”原则相类比得出结论。（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pp. 41-46. ） 本文在讨论“体系”的概念时没有按照他的方法，而是从海德格尔和伏尔泰的相关论述中抽象出来的，可以作为阿历克斯·波茨的相关论述的补充。涉及到温克尔曼的“体系”的逻辑方法问题，阿历克斯·波茨认为：“温克尔曼的体系既是一个从那些作为自明真理的原则中推衍出来的概念结构，又是一个从实物证据中归纳出来的分类框架，这些实物证据联系于置于思考之下的现象，在他那里也就是古代艺术。”（注：Ibid. p. 33. ） 进而，他又对这一论点作了发挥，认为温克尔曼的体系尽管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原则之上，却不能被完全认作是来自于先验原则的推演。他认为这个体系乃是为了认知经验的材料而组成的“假设的结构”(hypothetical constructs)。单是推演或归纳性的论述都不可能证明这个体系的任何一个方面，只能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注：Ibid. p. 41. ） 本文在前面说过，温克尔曼的思想从大处说乃是受到了在他之前的理性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综合影响。理性主义注重演绎，经验主义注重归纳，在他的“体系”中，无疑也反映了这种影响。但阿历克斯·波茨的这种表述过于折中，而且从基本的原则往下推演逻辑方式涉及到温克尔曼的“美”和新柏拉图主义的问题。温克尔曼的“美”和“自由”并不是阿历克斯·波茨所说的“先验的原则”(priori principles)，（注：Ibid. p. 41. ） 这些原则是可以“经验”的，而且在古希腊是已经“经验”过的，只不过对于当时来说像是一种“先于当下经验”的存在罢了。我赞成关于“体系”是一种思维综合的表述，但不是一种折中。我不否认这些原则在温克尔曼的脑子里先是作为一种预设的结构存在的问题，但我认为温克尔曼的这个“体系”中的原则都是由经验建构起来的，他以具体的艺术作品和史料为基础对古代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和鉴别，其“体系”不是“抽象体系”，也不是假说，完全可以把他归入伏尔泰所谓的“真正的体系”。

三

温克尔曼的“体系”涉及到基本的原则、操作性的历史学方法以及具体的论证过程。古代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自由与艺术的繁荣之间的关系以及理想的美等问题都是构成温克尔曼的“体系”的基本原则；《古代艺术史》中比较初级的风格分析、题材与历史、神话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分析、辨别真伪的分析等问题都是具体的、操作性的历史学方法；涉及到具体艺术作品、碑铭的论证则更多。我们可以把后两者全部归入到一般经验的领域，而组成“体系”的基本原则却是由这些最基本的经验论证所支撑的。作为思想范式的研究，我们只研究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中那些最基本的原则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古代艺术的发展规律问题，也就是温克尔曼的历史叙事。这一叙事也就是古代艺术的兴衰模式，他说《古代艺术史》的目的“是要说明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落，以及不同的国家、时代和艺术家所具有的不同的风格，而且要尽可能地从现存的最古老的遗迹开始全面考察。”（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vol. 2， p. 107. ） 他像以前的人一样，把艺术比作人和植物的自然生老的过程。但是，在温克尔曼那里艺术并非如瓦萨里所言来自于上帝的创造，他认为艺术以一种最为简单的形式出现，在所有孕育它的民族中以相同的形式起源，却没有证据表明艺术到底最早起源于哪一个国家和民族。（注：Ibid. p. 133-34. ） 表面上看起来，温克尔曼关于艺术发展过程的描绘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是陈词滥调，因为把历史的发展比作人或者植物的荣衰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但是在温克尔曼的表述下面却是不平凡的发现。首先，尽管温克尔曼继承了瓦萨里的艺术进步论，（注：See Gombrich， ' The Renaissance Conception of Artistic Progress and its Consequence' ， in Norm and Form: 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 London: Phaidon Press， 1985) ， p1. ） 但是他在解释艺术的起源和发展时却已经不像瓦萨里那样套用《圣经》的历史序列了。（注：见[意]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译本《中世纪的反叛》卷，刘耀春译，(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页21—23。） 他摆脱了一般的历史循环论，（注：德国学者汉斯·贝尔廷将温克尔曼与瓦萨里相比，认为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观仍然是循环论的模式，而阿历克斯·波茨则认为，比之一般的艺术史循环论，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体系是一个例外。我认为，不能通过《名人传》和《古代艺术史》的简单比较就得出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观是循环论的结论。《古代艺术史》写的只是“古代”，而《名人传》则一直写到瓦萨里的时代，后者是能够全面反映作者史观的，而前者只是古代艺术的历史序列，不构成作者完整的历史观。温克尔曼对于当代艺术要朝着古典的“美”前进的观点是深信不疑的，他并没有讨论新的历史循环。启蒙的时代是历史进步论的时代，温克尔曼也是进步论的，只不过他的历史进步的目标是“好古”的罢了。关于贝尔廷和阿历克斯·波茨的观点，参见《艺术史终结了吗？关于当代艺术史和当代艺术史学的反思》，载《艺术史终结了吗？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常宁生编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页295—298和Flesh and the Ideal， p. 39. ） 而把艺术的进程重新确定为对至高无上的理想的“美”的追寻。无疑，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温克尔曼跳出了瓦萨里无法逾越的属于中世纪的“上帝之城”。其次，他给整个古代世界的艺术发展勾画了一个合理的图景，这个图景也就是一个描述古代艺术的通史的结构。正是在这个通史的结构中，希腊真正成为古代艺术的典范，成为古代世界最为辉煌的缩影。哈斯克尔所说，“温克尔曼最重要且持久的贡献是为包括埃及人和伊特鲁斯坎人在内的整个古代艺术——主要是雕塑——制造了一个完整、综合而且清晰的年代学框架。”（注：Haskell， Francis and Penny， Nicholas， Taste and the Antique，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p. 101. ） 温克尔曼不仅给古希腊勾画了艺术的兴衰，而且给整个他所了解的古代世界，在各个民族之间建立了一个关于艺术兴衰的参照体系，轴心是古代希腊的艺术，这是一个大跨度的人类精神实践的历史综合。他说，直到希腊人去发现之前，埃及人和波斯人的艺术如同一棵没人知道它的好，却被悉心照料的树木；伊特鲁斯坎人的艺术是湍急的溪流；而希腊人的艺术则像是一条穿越富饶峡谷的弯曲的河流，清澈的河水充满河道却不泛滥。（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vol. 2， p. 133-134. ） 这一点对于他以后的西方艺术史的价值描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第三，他还给当时并不为人所了解的古希腊艺术勾画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轮廓，把古希腊的艺术分成了四个时期：第一种风格从远古到菲迪亚斯为止，相当于政治上希伯战争之前的时间，风格以直线和僵直的造型为特点，被称为“远古风格”。第二种风格延续到普拉克希特列斯、留西波斯和阿匹列斯，政治上相当于雅典自由城邦极盛的时期，风格是崇高的、多棱角的，被称为“崇高风格”；第三种风格随着上述三人学派的衰落而衰亡，政治上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时期，风格是雅致的、波浪形的；此后就是衰落时期了，风格以模仿为主。（注：[德]温克尔曼，《论希腊人的艺术》，载《希腊人的艺术》，页173-201。） 以前的法国古物学家也想构建一个希腊艺术史，但是只有温克尔曼给希腊艺术拿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年代学框架，从而描绘了希腊艺术发展的历史序列，这个历史序列也就是希腊艺术风格演变的序列。这个风格序列的不平凡之处就在于：它是从具体的艺术作品出发，通过对风格的历史分析从而达到对古代艺术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