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理念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立法理念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2生本教育理念的具体内涵

顾名思义，生本教育就是以生命为本的教育、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它是由郭思乐教授最先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教育方式。生本教育是在全球教育改革的洪流中诞生的，也是适应我国教学发展的一种教育模式，其本质就是为学生好学而设计的教育，也是以生命为本的教育。生本教育的内涵包括以下几点内容：首先，“一切为了学生”。这是整个教育教学过程的目标和宗旨。一切为了学生，就要求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制定、教学方式的安排等等，都要符合学生发展的需要，最终目的都是要促进学生素质全面提高。其次，“尊重学生”。这主要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教学方式方法问题。学生也是有生命的独立个体，教师对学生一视同仁，而且要充分尊重学生的想法、见解，甚至是疑问。只有教师和学生相互尊重，才能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也才能促进教学的顺利进行。最后，“全面依靠学生”。这是说教师要把课堂和学习的任务交给学生，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们要改变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来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3生本教育理念下的经济法教学改革实践

3.1注重经济法教学的实践性随着高职高专学生就业压力的加剧，法律专业学生对司法考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司法考试的实用性较强，对学生各方面要求也较高。那么，对司法考试应该怎样教学呢？其与法律教育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下面笔者针对这两个问题重新设计了经济法教学的内容和方式：首先，在课堂教学中，注重课堂教学各个环节的联结，尤其是要注重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将以往以教师讲解为主的课堂向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课堂转变。教师课堂上进行重点讲解，讨论专题案例。组织专题讨论和讲解重点时，要基本遵循“基本法理+比较法学习+法条研读+司考仿真题练习+案例讨论/模拟+综合点评”的形式，激发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培养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在教学环节组合编排上，笔者在基础理论、法条解析、案例研讨、比较法学习等板块比率上进行了调整，适当降低了对基础理论的讲授，而比较法学习、法条解析与案例研讨等实践环节则列为课程的主要内容。第三，在研究性学习环节中，在全面、系统地阐述经济法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将近年来经济法学的最新理论研究和立法发展反映在教学中，对近年来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做出积极探讨，使教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最后，优化课程考核评价机制，定期安排学生撰写论文、案例分析、模拟演练作为平时的作业，平时作业与期末考试分别占课程成绩比重的30%和70%，考核题目偏向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类型，引导学生关注与经济法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

3.2注重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促进师生互动的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教学案例，让学生分角色扮演。传统案例教学方式是以教师讲解为主的，针对文本中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对各情况所蕴含的经济法知识进行解剖，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并不能真正融入到案例情境中去。而通过角色扮演，学生会有明确的身份概念，也会针对自身所处的位置具有更加深切的认识，对案例中所包涵的经济法知识会有更加清晰的辨别意识。同时，角色扮演的形式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其实，角色扮演所产生的其他作用也很多，例如，师生之间或者生生之间的互动可以锻炼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水平，从而全面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素质，而且，学生无需走出课堂便可感受到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境，还能在角色的矛盾与抉择中凸显自我的个性。可以说，角色扮演是进行案例教学的最好手段和方法。

篇（2）

所谓人权主义，是指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理念，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将私权利作为人权的基础权利。人权主义是21世纪的人文主义。人权主义的民法典，实际上就是私权神圣的民法典，它是民法权利法性质的必然要求，即民法典全面确认民事主体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权利，确保民事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剥夺。具体而言，民法典首先要构建科学、全面的民事权利体系，坚持除物权、知识产权实行权利法定主义外，其他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严格实行任意主义，摒弃权利必为法律明文确认的僵化观念；其次，对不同主体的民事权利给予同等的保护，确认私力救济制度，完善公力救济制度，实行彻底的全部赔偿规则；再次，明确规定类推适用在民法上的价值及其司法适用；最后，确认法院（法官）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而拒绝审判。

（二）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即私法自治，是指民法范畴内，民事主体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预。换言之，民事主体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断，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己负责，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种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在因彼此间的权益发生纠纷时可以选择纠纷的解决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实质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方式对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中，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识，自主地进行民事活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享受自己行为带来的利益，承担自己行为的风险。意思自治能确保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意思自由，使之既不受其他当事人的非法干预，也能抵御不当或者越位的国家权力的干扰，从而使市场的各种资源配置趋向优化，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贯彻这一理念，民法典应当将协议、合同、契约三个概念统一，恢复《民法通则》中的合同概念，使一切民事法律行为皆受意思自治规则的调整，全面落实契约（合同、协议）自由；在调整契约（合同）关系方面，尽可能多地设置任意性规范，使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效力优于任意性规范和法律推定条款。当然，这里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受法律和公序良俗限制的自由。

（三）利益衡平

利益衡平是指当事人之间、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应当符合公平的价值理念。利益衡平是古今中外立法、司法的一个根本规则，是民法精神和社会公德的要求。舍却利益衡平，民法将不成其为民法。基于利益衡平理念，民法典一是应确认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情势变更原则；二是要保障交易安全特别是强化对善意的当事人的保护，建立善意当事人保护的一般规则；三是确立自然人债务的法定免除制度，规定一定期限内（如15年）债务人确实无力偿付债务的，债务人可以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主张免除债务；四是在体现利益衡平理念的同时，注重效率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意义，注重鼓励交易、物尽其用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即制定所谓的“绿色民法典”。

篇（3）

一、转变观念,树立新的文化发展理念

篇（4）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治理念，它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法治理念。现实中，确有人受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影响，鼓吹“三权分立”，质疑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张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我们认为，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是没有国界或地域的，有其自身的共性，如民主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以宪法和其他法律形式加以确认的民主制度；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公民的民利制度等等。这些共性是人类法治进步的共同成果，可以借鉴和吸取，不能妄加否认或批判。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国法治理念的树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法治理念之树在中国土地扎根、发育、开花、结果的内在要求，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东方大国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包括法治理念建设）是无法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模式的，例如“三权分立”、“大陪审团制度”等等，而只能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经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模式和途径。当前要注意那些以西方标准来改造我们的审判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思潮，要注意一些不顾实际的进行一些诉讼制度改革和宣扬西方诉讼观念的倾向，防止审判工作和司法改革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命题的提出，使我们在司法意识领域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它我们能深刻认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及审判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能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审判工作的绝对领导，推动社会主义审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二是阶段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来的重要命题，它与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法治的模式、法制观念、司法改革、农村法治建设等相互联系，尤其与我党依法治国方略交相辉映，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司法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应该看到，正因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法治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尚比较落后，且发展很不平衡，公民的法律意识还普遍不高，特别是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运行惯性，这一切都决定了法治理念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这就决定着我国的法治之路漫长而艰难。此外，对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社会政治的稳定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外部条件，这也要求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应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不能超越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提出不切实际的任务和要求，包括法治文化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都应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克服现行司法体制中不利因素，又要培育与现行司法体制相适应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两者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发展有助于法治文化的逐步培养和发育，而法治文化又为法律制度的有效运作提供相应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妥善处理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从法律制度入手，真正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律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高度重视法治文化尤其是法治理念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对人们的法治思想观念进行一次深刻的革命，大力弘扬法律至上的思想、公平与正义的理念等等，消除各种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相违背的观念意识。为此，一要肃清传统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二要铸造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一致的法治文化体系；三要培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信仰、法律情感，建构优化的法治心理。

三是大局性。

服务大局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又是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法院工作服务和服从于党和国家大局，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广大法官必须担负的神圣职责，也是有效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就当前而言，审判工作服务大局，就是要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基层法院在服务大局中，一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紧扣中心工作，立足审判实际，找准保障大局的结合点、服务大局的着力点，充分发挥司法保障作用；二要切实提高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通过依法惩处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行为，促进有序竞争和公平交易，依法快审快结快执与经济发展大局密切相关的案件，积极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服务；三要提高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到工作前移、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强化职能，力保平安，对农村的各类纠纷要及时平息，各种矛盾要有效化解，使人民群众权利受到尊重、利益有所保障、纠纷可以诉求。四要提高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弘扬和谐本位的法律文化，更新司法理念，提高公正司法能力，促进社会 公平和正义。提高化解社会矛盾和风险的能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畅通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司法渠道，善于运用法律和司法手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四是宗旨性。

篇（5）

选八年级物理第八章第二节重力教学方法的论述,因为这一知识很重要,学生初中学习,高中学习,在大学也学习,是跨学段多的知识。教学、实验、学习都能反映出物理知识理解掌握的特点规律。对八年级学生来讲理解重力是难点知识,学不好学生可能畏惧物理知识。对老师来说重力不易讲好,学生有丰富的重力生活认知,却不是知识化的,学生对重力好奇,生活在重力环境里不理解重力,老师教学取得良好效果会有力促进学生学习,否则与之相反。实验简单也易做,要达到学生体验重力特点的程度很难;讲重力要联系学生活,还要指出生活感知的误解;讲重力易扩大知识面和增加知识难度,能恰如其顺讲好重力,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反映老师的知识渊博性,教材处理能力和教学能力的体现。

一教材分析

1、教材要求学生理解重力的概念,在知道物体质量时会计算重力的大小;知道重力产生的原因和重力的方向,了解物体的重心。

2、重力是物理知识中常见的三种力之一,是八年级物理中的重点内容。有定性理解,也定量运算。是学生必须理解掌握的知识。也是生活中经常运用的知识。体现学生学习理解能力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重力教学的重点是重力的大小和重力的方向。难点是重力方向和重力大小与质量比的理解(g的意义)。

4、教材利用学生常见生活实例导入重力的存在,同时将重力和地球联系起来。通过实验探究重力大小、重力方向。举例水力发电、建筑打桩机说明重力在生活中地应用。

二、学生分析

1、学生生活在重力环境中,对重力有感知,是从物体的重量感受的。但是不理解重力,不知道重力产生原因和重力大小的计算。

2、重力的方向竖直向下,学生是听老师讲的,课本上是这样描述的。生活中学生不太关注重力的方向。重力的方向不可人为改变,学生理解时会困惑。弹力、摩擦力的方向人为可以改变。

3、学生感知重力是表面化的。学生在理解重力时会有困难,不能做到比较的深刻。学生理解重力达到课本知识要求就行。

4、学生的理解能力是在成长。老师认为学生能理解重力,有时不真实,只要学生以后理解也可以的。

5、学生喜欢学习知识能和生活感知结合起来。但是区别课本知识与生活知识不同处是学生学习困难的地方。人习惯用已知知识理解未知知识。生活先于学习。

6、学生学习的方法听课、做作业、不动脑思考知识,学习的知识用不起来,没有成就感,学习积极性不高。老师教学形式多样,但效果不理想。

三、教学设计

1、课堂教学(兴趣教学和实验教学)

(1)重力重力普遍存在学生是知道的,学生不知道重力产生的原因。重力产生的原因课本也写的很清楚。看书学生能理解文字意义,学生疑问的是,为什么地球是重力产生的原因。解决这一点要讲地球几何度很大、地球质量很大,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讲牛顿发现有质量的物体之都有吸引力的存在。所以重力是地球的吸引而产生的;学生这时会把重力和引力等同起来,这是不正确的。要讲重力和引力不同。可以用原因与结果不同来比喻。学生要这样理解重力产生的原因。

学生活动是列举物体受到重力的事例,让学生从知识角度感知重力是普遍存在的。

(2)重力的大小,从物体重量大小切入。物体的重量不同受到的重力大小也不同。学生对物体重量大小是有认识的。介绍弹簧测力计及使用方法,按照课本的表格老师做三次实验,取250克、500克、1000克钩码,让学生明白物体质量已知;测量对应重力2.45牛、4.9牛、9.8牛。通过学生计算重力和质量的比,让学生发现三次实验的比都是9.8牛/千克。得出:

重力=质量×9.8牛/千克,的逻辑关系,

如果用字母代表文字更方便好记:G=mg

g的理解,g是由实验得出重力和质量的比;在地球上不同的地点G/m的比可以不同;在地球同一地点G/m的比,对一切物体是相同的。从此以后我们用G=mg式计算已知质量物体所受到的重力。反之,已知物体受到的重力也可以计算物体质量。

从G=mg式可以得出,质量大的物体受到重力也大,质量小的物体受到重力也小。

学生活动,跟据自己体重计算受到的重力;计算0.5㎏苹果受的重力;计算4.5吨大象受的重力。

第一节课就讲到这里,过程要简洁,语言简练准确,实验演示规范清晰,数据记录真实。学生活动要到位。用时准确,核心是学生理解物体重力的计算。

(3)重力的方向,实验演示重力的方向竖直向下。学生对竖直向下的表述不习惯,生活中学生对竖直、向下都选地面为参考,所以会有一些错误。老师只要坚持重力方向竖直向下就行。学生如果问为什么?回答实验证明。重力的方向人为不能改变,也用实验证明。让学生在实验中感到重力方向人不能改变就达到教学目的。关于重力的方向老师不要多讲,更不要想给学生讲清楚。否则,就越讲越多,学生听不懂,老师也讲不清,教学就很失败。让学生通过实验探究重力的方向,重力的方向不可人为改变。

学生活动,根据重力方向的特点,列举重力方向在生活中的应用事例。

(4)探究影响物体受到重力大小的因素

由G=mg式分析,物体受到重力的大小与物体的质量有关。质量大的物体受到重力大,质量小的物体受到重力小。与物体所在的环境有关,举例:同样质量物体在地球上受到的重力大,在月球上受到的重力小。这一点学生是知道的;如果学生问为什么,就说地球的质量比月球的质量大得多。学生就能明白。在G=mg式中由g来反映。这样讲是为了培养学生联系数学知识在物理在的应用,如果学生有了这样的意识,对以后的物理学习帮助很大。同时也扩展了学生的想象空间。

物体受到重力大小与物体形状没有关系,通过演示实验证明。

2、重力实验教学

物理是以实验为基础学科,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很重要;能帮助学生学习;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科学的学习方法。

(1) 实验准备

在实验室学生实验,按姓名两人一组,每个人具体分工明确。实验所 用物品、器具、实验表格、书写工具等事先充分准备。

(2) 实验过程

调试天平,测量所给三种不同物体的质量,记入表格。

调试弹簧测力计,测量上述物体的重力,记入表格。

因为实验物体质量比较小,老师要强调质量单位的换算。学生在计算上的错误,会影响学生的实验情绪。

计算实验数据,记入表格。对比实验结果。允许学生有不同的结果。对错误结果要让学生找出原因。

(3) 实验总结

表扬实验认真细致,达到实验目的学生。指出学生实验出现错误的原因。强调物理实验帮助理解物理知识的重要性。

学生物理实验课比课堂教学难组织,学生活动容易混乱。学生没有实验的耐心和态度。不易取得预想的结果。实验前分组明确,要有严格的纪律要求。要给学生讲实验的方法技巧。八年级学生很好动;也没有实验的方法和技巧。要充分了解掌握学生,保障实验达到目的。

篇（6）

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当扩大受案范围有利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效果，但有些地方却是缺乏实际考察全盘皆收；我国现有少年法庭均是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少年司法工作的人、财、物均由普通法院所调配。普通法院对于审判人员业绩，往往是以办案的数量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目前少年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基本是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这类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又需要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爱心和财力，其工作量很难以审理案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与其他法庭相比，少年法庭难以摆脱浪费人力、物力、做与审判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诸多质疑。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1］

1.3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二款规定：“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2］

1.3.3刑事污点保留侵害少年权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条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实践中，少年一旦被定罪量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刑事污点的保留，对少年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某些权利丧失，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现状势必打击了少年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信心，也可能是重新犯罪的诱因。而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会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少年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很不利于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

v2.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3］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3］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2.5审判不公开制度

审判不公开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或者有少年的案件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不向社会公开。这是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少年刑事诉讼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少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审理的顺利进行，防止少年因为公开审理而情绪激动，心理压力大，使其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则是从保护少年的长远发展考虑，防止其因为广泛的曝光而产生羞辱感丧失生活信心，并难于重新融入社会。

2.6刑事污点取消制度

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预防少年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少年的刑事司法制度。

有刑事污点的少年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本质条件。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基于此，笔者建议对被判单处附加刑的在罚金交纳后，被判处缓刑的在考验期间期满后，六个月至一年；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刑罚的和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判决生效后过1年；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的，刑罚执行完毕后2年；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年;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年。如果有立功表现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少年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少年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

2.7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江苏、上海等少数省市的少数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开始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少数少年被告人试行暂缓判刑。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暂缓判刑并无规定。笔者认为，收监执行刑罚对于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而暂缓判刑制度则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犯罪少年进行教育改造，促其悔过自新，同时，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的考察，又对少年犯有约束力和危机感，可以起到刑罚的同等效果，因此我国应建立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将逐渐完善起来。

【参考文献】

［1］李茂生.《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必要性》，载台湾《军法专刊》，第43卷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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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例教学法运用于老年护理教学中的优点

2.1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提高学习兴趣教必有法，教无定法。实施案例教学法形式多样，在典型案例的引导下开展讨论，再通过理实一体化进行模拟训练；教师可根据不同的教学模块设置任务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既可以进行个人训练，又可以开展小组讨论。例如，在老年人进餐护理教学中，一般情况下，教师先从老年人的饮食原则讲起，再到进食的步骤和方法，这种传统教学法会让学生觉得枯燥无味，因而缺乏学习兴趣。若换一种方式即先将发生在某养老院因进餐时不慎将老人假牙碰落而发生呛咳的案例展示给学生，学生必然会产生兴趣，印象会更加深刻，即便是一个很简单的护理操作，也会引起学生对反面案例的关注。

2.2联系实际，生动形象老年护理教学案例较多

有临床案例，也有生活中的实例，教师通过案例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在讨论中，各抒己见、相互启发，这种学生间信息的交流会让他们觉得这一过程很有趣。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学生更能从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把握抽象的理论知识，而且记忆的效果比教师的直接传授要牢固得多。因此，在具体实施中，案例教学法将理论联系实际，将教学中的知识点变抽象为具体，透过生活与临床中的案例，引导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自主探究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内在规律，从相互交流中悟出一般问题的原理和规律，有助于理论知识的吸收与内化。所以案例教学比较易懂、易记，生动形象，也颇受学生欢迎。例如在学习老年人睡眠特点时，如果教师照本宣科地解释什么是睡眠时相和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很有可能学生会跟着这个内容而入睡。但若采用案例或新闻报道的形式，先引入一段老年人因夜间睡眠呼吸暂停而出现心血管意外的案例，或某高空作业的建筑工人因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发生坠落的报道时，学生的眼球会很快被吸引，而且还能变学习的被动为主动，对教师的讲述产生很大兴趣。

2.3师生互动，活跃课堂气氛

案例教学课堂，教师和学生的地位一样，都是教学的主体，人人都有任务，都有参与思考和讨论，这样师生间形成平凡互动，可以合作，可以讨论，甚至可以争执，它真正重视的是找出答案的过程。这样的课堂自然是热闹非凡、波澜壮阔的，它抛却了传统课堂的一池静水。所以，案例教学中人人都有发言权，重在启发学生的思考潜能，能够让学生主动参与思考，形成信息交流，就算是错误的意见，也是课堂上需要收集的，起码能让学生认识到自身的知识空白，给教师一个纠错的机会。学生在这样一种情境中反复的训练，学习能力、协作能力和职业技能都会得到一定的提高。

2.4能够知道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多少传统讲授法就是教师一人唱独角戏，戏唱完了，一节课就结束了，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学到了多少自然是不得而知，只有期末考试才能判断，等到那个时候补救都为时晚矣。案例教学则需要学生运用现有的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教学案例来源于生活，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比如一个老年人跌倒的案例，它既有技术层面的问题即我该怎么救助老人；又有道德层面的问题即我若不救，于心不忍；还有社会层面的问题即万一出什么意外，就可能负法律责任。那么此时，学生就得综合判断老年人跌倒时的救助措施了，既得有救人能力，还得有救人的技巧，也就是说还要从社会层面思考，找个证人帮助自己一起施救。通过这个案例，教师就能从学生的回答中得知她们思考到了什么，有了哪些知识储备。这样因材施教便会事半功倍。

3案例教学在老年护理课堂应用效果

3.1实现了老年护理教学相长教学中

教师也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课堂的组织者，也是学习者。也就是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教师是整个教学的主导者，控制教学进程，诱导学生思考、开展小组讨论，总结、归纳要点。此外，在共同研讨的过程中，教师也可以发现自身的弱点，从传统教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甚至可以在学生那里获得大量感性材料。

3.2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兴趣提高采用案例教学

教师抛砖引玉，先将问题抛给学生，引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小组讨论。学生在任务引领的学习中，明确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反客为主，变被动为主动，改变学习和思维方式，通过自学、查阅资料、信息交流等方法来解决问题，找出答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学习能力得到了锻炼，学习兴趣得到了提高。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培养了学习兴趣，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小组间的讨论加强了她们的团队意识，提高了沟通和交流能力。大部分学生从案例教学过程中受益。

3.3生动形象、易学易懂直观形象

通俗易懂是案例教学的最大特点。由于教学案例是来源于临床和生活中的具体实例，具有真实、形象、生动、直观的特点，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易于学习和理解。另外，真实的实例更加能促使学生认真对待，而不是当做游戏。医学的严谨性是不容半点马虎心理的。

3.4集合意见、产生作品

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体地位瓦解，不再是自导自演，而是课堂的一分子，要一起参与讨论；学生也不再是被动接受，忙于记笔记，而是要积极的发现与提出问题，同老师同学共同探讨问题。因为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容易开阔思路，集思广益，并且在讨论过程中，将意见收集整理并记录，就形成了优秀真实的教学作品。对今后的教学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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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上对水足迹的计算方法和基础还存在争议，其中边界及评价要素的确立是关键。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水资源利用，这无疑是最为系统和全面的。但由于目前能够获取的数据资料有限，导致其不确定性较高，在某些情况下的指示作用下降，调控缺乏针对性。为了降低其现实操作难度，本文提出可以循序渐进，首先针对工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水资源消耗与水环境污染进行研究，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全生命周期阶段评估结果差异性大水足迹评估需要全面考察产品的农业种植、工业加工、分销零售、废弃回收等整个生命周期阶段。根据环保部历年《环境统计年报》，农业用水量基本保持稳定，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活动已经成为水资源消耗增加的最根本因素。农业用水受到作物品种本身的生理特性及环境条件的影响较大，相比之下，工业活动及其相关的生产技术、工艺、管理等的人为调控程度较高，可操作性强，更有利于直接有效地开展水资源管理。而在产品销售和使用阶段，受季节变换、距离远近等影响，产品使用模式又受消费者收入水平、个人习惯等个人因素的制约，水足迹数据的不可控因素较多，而且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全生命周期评估的链条较长，是一项耗时和代价不菲的任务。研究表明，针对关键生命周期阶段（工业阶段）的碳足迹和水足迹评估，更加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和产业现状，也适应了国际发展趋势，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使得研究成果能更好的服务于产业的节能减排。工业水足迹与水足迹的区别与联系工业水足迹主要研究分析工业生产及其相关活动中的水资源消耗，与水足迹存在着明显差异：首先，与胡克斯特拉提出的水足迹不同，它不考虑农产品和畜牧产品原料或辅料，只分析各种工业原料、辅料与能源中隐含的水资源消耗和水环境污染。其次，与产品水足迹不同，它除了包括产品生产过程中蓝水和灰水足迹外，还包括能源、物料消耗及公共部门分摊的隐形水足迹。工业水足迹作为水足迹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化和评价的方法学仍是按照生命周期的原则与框架要求进行[6]，在评价原则、计算方法和实施程序方面则基本是一致的，计算的范围包括了工业制造阶段所涉及的原料、活动和过程，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核算边界的长短。组织以某一企业、单位为评价目标对象，以衡量某一组织的水资源消耗与废水排放及其构成。开展此类评价，能够促使组织者积极研发新工艺，降低成本，提高物质资料与能源的利用率，降低环境成本；并加强竞争，促进生产工艺、设备、产品及组织的优胜劣汰。将工业生产生命周期内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水足迹具体落实到某一产品中，有针对性地控制各环节的耗水量与废水排放量，促使产品生产商改进工艺及技术创新，降低产品在生产环节的能耗和物耗；实现对不同厂家的同类产品进行评估，建立产品的工业水足迹数据库，促使企业加大对生产环节的管理与监督，降低单位产品的耗水量与废水排放量，并推进产品的水足迹标识，帮助企业和消费者建立环保健康的消费意识。行业反映区域内某一行业的水资源消耗与工业废水排放的整体水平和企业之间的差异。开展此评价，能够警示管理部门或决策者，限制和规范高耗水及高污染物排放行业的发展，降低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成本。区域指示区域内水资源消耗与污水排放贡献的行业分布与空间分布，有助于结合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划与环境保护目标，从节约用水与保护自然水体的角度，引导区域优化产业结构，制定适宜的节能减排管理措施，建立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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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经济、工业文明与传统发展观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表明：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则会孕育出自身特有的文明观、发展观。工业革命完成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以其前所未有的爆发力催生出飞速发展的生产力，“工业化”成为一国的现代化模式，这种模式简而言之即指“人力＋资本＋资源”，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后两者，这种以资本、资源为支撑的经济形态，我们称之为“工业经济”，在工业经济模式下孕育出的工业文明观，其基本价值就是追求工业化和刺激增长。因循人类经济发展史，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工业经济阶段，物质财富增长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标识，也被视为衡量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价值判断标准。

以上就是工业文明观下的基本发展观：单纯的经济增长观。这种发展观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具有无限性、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具有无限性。换言之，即自然界可以充当人类任意索取资源、排弃废物的“理想”场所。这种理论预设物化为人类的行为，表现在人类为了追求更快的经济增长，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凭借自己创造的技术与智慧而与生物圈进行对垒，无限制地掠夺生态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这种人与资源之间的对立与非协调状态，注定了建立于其上的经济发展是非持续的，这种发展观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观。

其次，工业文明在人文精神方面，首次废除了人的身份关系的不平等，确立了人生而平等的人格价值理念，赋予人政治、人身、财产等多重权利，并建立了以“私权至上”为原则的私法体系，形成了契约神圣、意思自治、权利不得侵犯等原则。这一切都为商品经济市场主体充分发挥个人创造力及进行平等竞争提供了必要的人文基础。然而，竞争的过度发展与垄断必然引起贫富悬殊、两级分化，如果仍仅限于保护形式上公平、平等的传统文明观，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无法保障，甚至从某种意义上会由对人性的尊重异化为对人性的威胁。从这个角度讲，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在公平发展方面存在欠缺。

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传统发展观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的局限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化，赶超发达国家的艰巨任务，可以说，存在巨大的快速发展压力。然而，传统民商法作为市场内在运作的忠实法律载体，其功能保障了微观民商事关系的协调和当事人之间平等意志的表达，但并未能对经济快速发展注入活力。而单纯依赖市场机制的自行运作，仅能实现经济发展的常态，并会存在与市场共生的周期性衰退与危机，在市场发育不完全、行政障碍残留较多的情况下，还会造成经济发展的滞后现象。一种经济形态总会孕育出与自身共生的文明模式、发展理念，并具体体现为一种制度设置。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类认识自己、自然界的能力，也就限定了人类思维空间的广度与深度。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形态的衍变，势必会拓宽人类的生存空间，提升人类的文明境界，催生更新型的发展理念。传统文明模式下的发展观已不再适应知识经济形态的需要，一种新型的、内生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理念正呼之欲出。民商法体系与传统发展观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新的发展理念的制度载体。经济法作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兴法律现象，以这样的理论预设为前提：单一的市场调节机制不能保障经济运行的持续、公平、快速发展，而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可以同时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由此可见，经济法的立足点比传统法律更广、更宽、更远，其体现出来的发展理念也属于一种新型的、代表新经济发展趋势的发展理念。

二经济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对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主持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所做的确认。这表明人类已认识到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发展观的非持续性。而实现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一方面，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无度需求超过了其再生的能力与速度，造成了资源的耗损甚至枯竭；另一方面，人类生产生活所排放废弃物又超过了生态系统的净化能力。这些都造成了现代生态经济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使生态、经济、社会三者的发展处于一种对立和不可兼容的状态。有学者将这种高耗资源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模式称为“不可持续”经济。从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念。

21世纪，可持续发展无疑将成为人类社会不约而同的选择。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在各个领域的不断深化，其内涵与外延必将发生深远的拓展。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至少包涵以下三个层次的意义。

（一）生态持续发展

生态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形成时期的基本内涵，其追求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由此，学界也有人提出了“生态人”的假设，所谓“生态人”是与“经济人”相对称的一种概念假设，后者出于对自身非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单一、盲目追求，对社会利益与自身经济利益的破坏已危及可持续发展，而“生态人”则顺应生态发展规律，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在当代经济立法中，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能源法、农业法等部门，开始接受生态人的假设。

（二）人力持续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信息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因此人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准确地说是人的智力因素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民商法对人格、私权的抽象尊重与形式保护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现实的需要，人的智力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重要一环。

以现代企业为例，在物质资源、活劳动同等条件下，管理已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以人为本”已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体现为一种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其也应该成为法律倾向选择的价值。人力持续发展从经济学角度讲是劳动力的维持、发展与延续，而落实到经济法角度，则包括教育法对合格劳动者的培养、劳动法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社会保障法对劳动者充分竞争的有力法律支撑。

（三）产业持续发展

在中国，可持续发展观还存在着特殊的产业背景。中国农业有几千年发展历史，至今仍对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而工业经济历经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正处于增长期。在世纪之交，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浪潮，又使知识产业化成为大势所趋，从而形成了中国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并存的经济格局，与其相伴生，也同时存在三种不同的文明观、发展观。在这种特殊国情背景下，产业的协调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当然，我们所说的协调并非平均、均衡发展，而是发挥各自优势，以培育新兴产业，巩固基础产业为主轴，使各个产业之间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具体而言，知识经济虽以知识、信息为支撑，但其亦应建立于扎实的旧经济（农业、工业）基础之上，才能避免其发展的虚拟化、泡沫化；而旧经济也必须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借助知识经济的信息载体加速发展自身。

综观我国现存法律制度，适应工业经济发展需要的民商法比较丰富，但巩固、扶持农业基础产业和鼓励、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法律则明显缺乏。经济法以持续发展为自身理念与目的，在产业法律方面，应做出以下努力：

1.加强农业部门法的研究与立法进程，尤其在农业生产、流通、科教投入、环境保护等方面，应加紧加快形成比较完善的农业经济法律体系。

2.把握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适时、适度地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在市场进入方面，放宽进入口径，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设立；在市场规制方面，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研究其竞争规律，制定适合其产生发展规律的竞争法律制度，以确保其正当、适度、有效竞争，培育健康的市场理念。

3.总体把握合理产业结构比例，改变产业结构的纯经济观念，从法治角度将一个国家的产业战略稳定化和规范化；其次，要在充分认识国情和维护经济的基础上，对实现产业公平的有关产业政策用法律方式稳定下来；再次，要将已稳定和规范的产业战略和产业政策用法治方式去推动和操作。

三经济法的公平发展理念

公平作为人类法律追求的永恒价值目标，其内涵却随时展而衍变。法律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经济根源、政治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它同人类的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密切相关，甚至直接导源于生产和交换的需要。最初意义上法律化的公平就是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制度结果。

公平，有静态、外部的层面，也有动态的、实质的层面。所谓静态、外部的公平，即着眼于形式上法律地位平等、意思表示自由，而不问行为的结果；而动态的、实质的公平，则超然于权利行使之上，直接关注利益实现的公平，即结果公平，其属于有利于效率最大化的公平。

传统法律体系中的公平需求和体现，主要是从静态的、外部的角度，从各个方面对公平加以保障：宪法维护公民的政治公平；刑法中的公平则体现在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同罪同罚；而具体到民商法，公平观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彰展与弘扬。在民法制度的具体设计中，公平理念体现为平等、自主、自愿、合意等。

上述公平观及其制度表现，应该说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制度成本。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其静态性、外部性对迅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中复杂的经济格局和经济态势把握的欠缺。经济法并非否认上述公平观，而是注重最终实际利益的归属，注重对动态的、实质的公平进行法律提升和制度保障，内在化的效率公平，是终极意义上的公平，其为人类发展观注入了新理念与新思维。

（一）地区发展公平

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及各国各地所选择的经济制度不同，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在世界范围内体现为经济力量格局的多极化及高度的贫富不均现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日益演进，不公平的经济贸易秩序与格局成为世界经济共同向前发展的阻碍。在一国各地区之间，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一问题在中国显露得尤为突出。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状况、产业结构等因素所导致的生产力水平差异，产生了地区之间相对明显的贫富差距。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由于良好的地理条件以及政策倾斜，近年来发展很快，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虽有丰富的资源，但是地理位置闭塞，以致人才、信息流通渠道不畅，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使整个国民经济由于内需不足，发展后劲渐渐减弱。静态的外部公平观无力改变这种地区发展的非实质公平，经济法秉承的公平观是基于发展上的公平观，不是利益的简单均衡，而是着眼于更深远层次的发展。我国在新世纪开始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顺应这一公平发展观，追求地区发展公平的明智选择。经济法应对这一现象做出制度回应。

（二）竞争公平

民商法的原则与制度保障了市场主体进行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即机会平等。然而对公平理念在竞争过程中的延伸，民商法却并未体现，其主要在于为竞争行为提供一种信念与支持，但对实施结果并不进行法律评价，而是以当事人之间义务约束是否完成为标志，缺乏来自社会的宏观评价。民商法自我负责机制或自己负责机制排除了社会评价的必要，也不存在不良后果社会纠正的可能性。虽然不排除市场主体单个进行的司法救济，但由于成本高昂，使反竞争行为最终得不到有效规制。

经济法正是基于民商法理念中的个人自利性极度膨胀而在竞争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背叛公平原则的行为而进行法律控制。这一任务主要由竞争法来承担。竞争法是国家为保障公平交易而对竞争实行规制的法律手段。由于竞争法具有公法与私法兼容的性质，调整手段以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协调等特征，而这些特征又都是经济法的典型特征，因此，凡是在立法上或法学上承认法律部门划分的国家都把竞争法纳入经济法体系。而台湾的竞争法更直接命名为《公平交易法》，日本的竞争法则称为《公正交易法》，可见，公平、公正乃是各国竞争法共同的品质。2000年3月份微软垄断案引起世人瞩目，其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微软借助垄断地位的市场行为违背了公平、公正的正当竞争理念。

（三）分配公平

所谓分配公平，乃是在市场领域所发生的初次分配所造成的贫富悬殊、产业差别等分配不均衡现象所引发的再分配需求。我们所说的公平，也不是指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是指利用国家经济能力，在调整产业结构、均衡收入分配、刺激产业效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效率与公平，实质上是一对互相促进的价值取向，效率可以为实现公平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而只有实现公平才可能实现更久远、更大的效率，体现分配公平的法律在经济中表现为经济调控法律制度。其中，国家通过对财政资源的合理预期分配，为国民经济设定一些基本参数，这是公平的前提；国家通过税收这一手段既保证财政资源的有效取得，又充分地实现了在个人间、产业间的分配公平。

四经济法的快速发展理念

（一）社会化大生产与经济发展

近代以来生产的社会性逐渐表现为不同财产主体之间通过交换形成经济共同体，在经济共同体内部通过分工实现生产社会性，这便是作为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基本经济单位的企业的出现。企业作为生产组织和产权组织，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同时有利于减少交易费用和经济活动的外部性。这也就是科斯所称的“企业取代市场”原理。

企业是投资者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投资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经济单位，它作为社会的基本而普遍的生产单位标志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完全确立。社会化大生产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产生了较之以往个体生产高得多的生产力，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对经济发展的独特功能。正如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P10)社会化大生产使人在社会关系中摆脱了生产中的孤独性，将许多工人和许多生产资料有机结合起来，突破了个人体力、智力的局限，产生了无限大的体力、智力和社会生产力，此即加合性原理，亦合作产生效益的规律。二是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共同创造、共同分享合作利益（增量利益）的新的物质利益关系，即如何将社会合作的利益及成本合理地分配给其成员。后者作为一种激励约束机制是前者实现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快速发展功能的发挥必须构筑在合作各方对合作利益及成本的合理分配之上。转（二）经济法的快速发展理念

古典经济学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无限放大市场的功能，认为通过市场无形的价格、竞争、供求三大机制来完成合作利益及成本的市场分配，个人利益最大化便会被引导到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因而主张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放任。这种理论形成的快速发展观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由利己精神的人格化的经济人所进行的市场诱致性经济发展，国家只是从属性存在。在分配关系上，形成了由价格机制自发调整形成的利润、利息、地租、工资的分配模式，这种分配模式适应物质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工业文明，但是不可避免地容易导致两极分化；在竞争关系上，形成了主要由竞争机制自发形成的自由竞争模式，排斥国家干预适用的空间和范围，由此而形成的垄断既符合竞争机制又扼杀竞争机制；在宏观供求关系上，市场的供求机制通过价格等信号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大体平衡。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普遍化，生产和消费完全分离，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通过社会大循环才能得到实现。由于上述两个供求和价格机制的失效，致使人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不能达到宏观实现。总之，传统经济的快速发展观无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的条件，是一种单纯的市场经济增长观。

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及其发展，致使商品经济逐渐演进到市场经济，工业文明逐渐转为知识文明，人类的合作由人手的合作逐渐变为人脑的合作。人类合作的空间和范围愈来愈大，单纯的个人理性越来越难以把握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势。因而，行为模式上的利己主义的市场模式逐渐受到限制甚至是抛弃。资本人格化所致的单纯利润追求必然会造成过度竞争而产生全局性的经济危机；合作利益及成本的分配不当，势必会导致合作效益的下降，两极分化趋势加强，有效需求不足。社会化大生产大大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并丰富了产品品种，以致资源稀缺与枯竭加剧，废弃物增多与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毁坏，生态失衡等。国家作为市民社会中惟一的政治权力，是社会利益的正式代表，必然会利用其资源和信息优势，承担起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协调功能，经济快速发展的单纯市场经济增长观演进为国家与市场良性互动的经济增长观。

从我国的特殊国情来说，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过程中，我们面临诸多的矛盾和压力。从内部经济发展来看，我国要在市场发育不完善、国企独立性不强的经济非均衡态势下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及完成向知识文明的过渡。农业经济占很高比例的社会化改造成为现代化的艰难任务，自由的企业、健康的市场、公平的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必须逐步实现；从外部经济条件来看，我国面临着由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世界经济一体化体系为我们既展示了机会又造成了一定的限制。社会化是国际竞争力大小的重要标志，我国必须在企业的整体社会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利用机会，减少限制。由以上分析可知，发展压力显而易见。赶超战略的实现取决于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是社会全面变化的引擎，赶超战略的实现需要经济持续增长，工业化不断升级。而在市民社会发育不充分的前提下，经济增长单靠其内生的市场或经济的自力发展是不可能的，它需要国家的“监护机制”“从上”来形成经济秩序，国家不应当仅仅是作为市民社会从属的手段性存在，同时也应当作为超越性手段存在。中国改革的实质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国家有意识地对未来作出安排。经济法作为国家与市场良性互补、互动、互长的法律表现，既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参与、组织和管理为前提，同时又要求国家的这些行为主要依靠具体经济制度设计、产业政策和指导性计划、契约、企业、利率、价格、税制和税率、公开市场操作等经济的、非由政权直接干预和强制的手段来实现[2](P89)。经济法一方面从制度补给上排除市场障碍，另一方面又从制度能动上直接诱导经济增长。这种制度创新会使中国走向一条交易成本低、市场运行机制健全、信息灵敏、市场扩张快的发展道路。这具体体现在：

1.在微观经济领域，经济法制手段在制度上事先界定财产经营收益的归属和成本的分配，确立投资者和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权利义务在企业中相互渗透、相互制衡的边界，实质上是合理分配企业的增量利益分配权及相应的对企业控制权。

自从社会化大生产出现以来，投资者和劳动者都在自发地追求企业所创造的剩余。在古典企业时期，由于物质资本在生产要素市场中居于支配地位，以及产业资本家政治上的优势，投劳者只获得其市场价格，其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权利被剥夺，这便形成典型的资本雇佣劳动制。这种制度缺乏有效激励约束相容机制，工人常常用怠工、罢工、捣坏机器等手段来抵抗，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人格化本能追求财产收益和资本增值，而打破经济效率的保持与增长。随着知识经济的孕育和发展，科技等人力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甚至成为关键性因素，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度逐渐转变为劳动雇佣资本制，实物资本只有依附于高科技等知识含量高的人力资本才能实现其增值。在此背景下，企业的契约理论及人力资本理论得以兴起。现代企业契约论认为，企业并非只是股东的企业，而是一种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所组成的特殊契约。“管理者和职工都是劳动力产权的主体。劳动者向企业投入劳动力，不仅是一种劳动行为，而且是一种投资行为，劳动者不仅应该获得劳动收入，而且应该向其他公司财产投资人一样，应该获得产权收益。”[3](P56～57)经济法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调控应当以此为理念，对增量利益的分配及企业的控制权作出规制，在制度上明确投资者将其有形的物质资本投入企业形成分享剩余的股权，投劳者将其劳动力投入企业形成分享剩余的劳动力权。这样，企业形成稳定的有效的激励约束相容机制，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2.在宏观经济领域，经济法制手段采取直接调控以协调垄断与市场的矛盾，采用间接调控以协调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矛盾。国家作为经济管理中心，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缓和供需矛盾，将国家本身所占有的资源和信息内化为市场主体的行为来克服市场本身的缺陷，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1)直接调控。“垄断化，是为了对付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并根据私人自治，通过市民法秩序而进行的。”[4](P166)大规模的企业，特别是出现了可以统治市场的巨型垄断组织，自由竞争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商品实现的机制受到限制，不能自动实现经济的效率；不正当竞争方法使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遭到破坏，民事主体通过谋求法律规定之外的优势来获取竞争利润，从而使整个市场经济的自发实现机制受到破坏。因此，调整垄断资本与中小资本的反垄断法、调整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保护法、调整经营者之间的反不正竞争法等国家直接调控市场的法律，有充分的空间与能力发挥协调垄断与市场矛盾，恢复自由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在我国，关于直接调控的竞争法，要依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有规律来制定。中国市场经济是在逐渐打破国家垄断的前提下，采取放权让利的方法逐渐搞活经济，因此，制度惯性中的行政垄断比较猖獗。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制度供给不足和人们逐利心情太切，假冒伪劣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特别严重，因此，我国自由竞争秩序的形成应当主要是逐步消除行政垄断，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由于我国社会化大生产程度比较低，应当扶持规模经济的发展。此外，要避免外国资本通过直接收购和合资控股的方式垄断我国某些重要行业和部门，以免将中国变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地。

(2)间接调控。间接调控是国家调节经济的一种基本方式，是指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5](P33～34)。间接调控是国家作为资源和信息中心，积极主动地使用经济计划的指导性、经济杠杆的利导性、行政管理的权威性，内化为市场主体的行为来克服市场本身缺陷的活动，现代国家对社会经济的间接调控已经形成了“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为轴线的系统工程。宏观调控机制调节和控制各种宏观经济总量、结构和比例关系，实质上就是确定和变更一定的社会关系。间接调控法通过调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矛盾来影响社会循环过程，协调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实现二者的大体平衡。我国已经在间接调控方面作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1996年宏观经济调控软着陆就是成功的范例。但是上升到法律层次却之善可陈，今后还应着力研究，同时不断吸纳和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立法经验。

持续发展、公平发展、快速发展是经济法特有的发展观，也是最适应中国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法律文明。21世纪，中国经济法将高扬发展旗帜，提升发展理念，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与法治建设贡献重要的制度力量。

【参考文献】

[1]高德步.产权与增长：论法律制度的效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篇（10）

与科学发展观的多层次目标取向相适应，国家税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实现发展的重要财力保障手段与调节经济运行、协调国家和微观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的重要杠杆，要创新思路，更新观念，超越单纯就经济论税收，就税收论经济的“税收经济观”，充分重视国家税收这一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分配关系的经济范畴在政治性与社会性方面具有的积极作用，以便在为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取向提供必要财力支持的同时，凭借其内在的杠杆调节作用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并最终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对此，在税收理念方面的直接反映是，在继续坚持我国长期遵循的“税收经济观”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总体指导原则，树立指导新时期税收实践的“科学税收观”。具体说，“科学税收观”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内容：

首先，适应与服务于经济发展。本质上讲，税收作为国家为满足履行职能的需要而对社会资源的强制性汲取手段，其源泉是人们再生产活动中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税收首先表现为一个经济范畴。它来源于经济，受经济的最终制约，并以此为基础反作用于经济，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由此决定了经济既是治税的出发点，也是治税的归宿点，税收必须以服务经济发展为根本目的。在科学发展观下，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客观决定着社会和人发展的实现程度。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新的历史时期，税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非但不应弱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切实加强，这种加强必须是在进一步认识与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并以有利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前提。

其次，满足政治与社会需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社会上有的观点出于对我国特殊社会历史因素的考虑以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目的，片面理解西方财税理论，把促进经济总量增长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惟一职能，忽视甚至有意弱化、丑化税收其他内在功能，认为强调税收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就必然会导致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无限制地汲取社会资源，从而损害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不利于市场机制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完整发挥。事实上，无论从我国传统的“国家分配论”强调国家在税收分配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出发，还是从以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政策学派强调利用税收手段实施社会政策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政治程序对税收政策确定的巨大影响角度考虑，税收的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存在的，而且在具体税收实践过程中，其对税收政策的确定与税收征管实践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如我国近期出台的降低农业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农业税政策，就可被视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在税收征纳过程中，税务机关作为政府行政机构，自然以确保履行政府职能而存在，因而必然体现出一定的政治属性。以服务社会为终极目的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国家（或政府）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天然具有的基本属性，因此，税收又是一个政治范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税务机关在履行其内在的政治职能的过程中必然要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从而使税收征纳行为同时具有了服务社会、适应社会的基本属性。忽视税收的这些基本属性，不但很难正确回答税收实践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在事实上成为导致目前税收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的主要根源，因而也很难为税收工作从根本上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

第三，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在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等多层次目标取向的共同要求下，如何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税收内在职能作用的完整发挥就成为了—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事实上，我国以前税收工作之所以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一个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正确处理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如过去长期单纯强调税收的政治属性，以及近年过于强调税收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方面的能动作用等，客观上成为了税务人员权力意识膨胀、执法随意性过大、以促进经济总量增长为名无视社会承受能力，随意安排税收收入计划等问题的深层次思想根源。因此，实现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了“科学税收观”的必然选择。而“以人为本”这一人文主义的治国、执政理念则要求税收各项工作必须从“人的根本需要”出发，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真贯彻到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

二、科学税收观下对税收理论与实践的几点具体要求

综上所述，可以尝试性地把科学税收观具体表述为：以“以人为本”为基本思想导向，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税收本质的基本要求，在协调兼顾税收内在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与政治属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内在的聚财与调节职能作用，从而最终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力与政策支持。具体而言，这一税收理念对我国今后的税收改革至少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要求：

首先，在税制设计方面，科学税收观下的税制安排要全面落实“公平效率观”，在突出效率优先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既要适应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与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内在要求，不损害微观市场主体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动作用，又要充分考虑国家履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职能所必需的收入规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在两者协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满足社会福利，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国今后的税制改革应在进一步完善“双主体税制模式”，协调流转税在组织收入与所得税在宏观调控方面的各自积极作用的大背景下，进一步简化税制以降低社会税收遵从负担、提高税务机关执法水平；拓宽税基以确保税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的财源基础；降低税率以增强微观市场主体运用市场机制力度；加强税收征管以实现既定税制横向公平与纵向公正。通过推进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整扩大消费税税基，开征社会保障税、环保税，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实施燃油税，稳步推行物业税，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税政管理权限等各项改革措施，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必要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