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3 20:29:42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大学哲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1-0100-01
社会生活信息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使得英语及其英语教学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高。国际交流沟通的质量和对最新信息的获取能力和一个国家的外语掌握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关系,对外语尤其是英语的掌握能力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和人才培养规格的确立。这这种形式下,高等教育英语教学的作用和地位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一、大学英语教育教学概述
所谓“大学英语”是指对高等教育非外语专业学生开设的英语教育教学课程,是对“collegeEnglish”的直译,也就是我们之前经常听到的公共英语。上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公共外语教学研究会名称的转变,大学英语的称谓逐渐取代公共英语称呼。此后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大学英语”逐渐成为非外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的英语课程,是一种与专业英语专业学生所学英语相对应的高等教育英语教学课程。由此可见,“大学英语”是一个合成性质的汉语词汇,第一,学学英语的主体是广大高校学生,不是小学学习,也不是中学学生,而且,这个主体还必须是学习非外语专业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第二,是“英语”,由于学习非外语专业的学生未必都是学习英语的学生,所以这里的大学英语学生是指非外语专业而且是将英语作为语言科目的学生。因此,本文将大学英语界定为学习非外语专业的普通高校学生所学习的,且以提升人文素养、外语技能和外语应用能力为目的的英语课程。
二、从文化哲学角度进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的必要性
1.国外教育改革的发展诉求社会主导文化多样化发展趋势,使得国外高等教育对教育意义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外高等教育教学逐渐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高等教育面临问题的研究,重视提升广大高校青年学生的文化素养。世界各国不断进行高等教育问题探索和改革,逐渐将转变学生学习方式,激发学生的创新潜力,进而让每个学生在未来社会中都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综合竞争力作为基本的人才培养目的。这就需要不断培养和提升学生的问题发现和思考能力、问题分析和处理能力、持续学习和创造能力;不断培养他们的诚实、互助、积极、自信、坚韧、批判和创新等优良的个人品质。2.教学文化研究范式变化的基本需要教育教学的发展与变革,使得教育教学研究的取向价值逐渐由追求“技术兴趣”向追求“实践兴趣”方向,进而向“解放兴趣”方向转变;相应的教育教学文化研究也由“工具论”向“本体论”的研究范式转变。交流和沟通是文化生成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要求,人类文化的融合与交流是进行大学英语教学的基础和前提,通过大学英语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进行文化交流空间和实践拓展,因此,在当今跨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大趋势下,大学英语教学应从工具论的理论取向不断向人文性和工具性互相结合的方向进行教育教学转变。
三、文化哲学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思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跨文化交流领域的持续拓展,社会主导文化逐渐由单纯的理性文化与伦理文化,经理性科技文化,向文化多元化发展。国外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相应的进行了教育教学改革,不断从文化的视角进行教育问题审视,并力求实现大学生社会综合应用知识存储的提升。同时,教学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变,使得教学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实体文化。对于教学的研究不再单纯的是为寻求教学规律和教学本质,而是直面教学状况,进行教学问题处理。基于人文的视角进行教学论问题探究成为当今教学论研究的新趋势。本文通过文化哲学的视角对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等进行审视,对大学英语教学文化的丰富内涵进行探讨,探究大学英语教学文化哲学视角下的理论框架构建。对普通高等教育英语教学目标的研究,传统的教学目标比较重视语言教学的工具性,对语言教学的文化性注重不够。当前,在教学目标的具体方面,认知目标重视语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共同获取,技能目标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强调他们英语思维能力、英语思维习惯和英语语感的培养。而情感方面的教学目标则强调学生英语文化的领悟和英语人文性精神的熏陶,注重学生知识挖掘和逻辑推理人性的培养,使学生具备感悟人性和文化深处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能力。这对提升大学英语教育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进而提升大学生在将来的社会中的英语运用和领悟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哲学视角内的大学英语教学提倡英语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构建,文化哲学视域内的普通高校英语教学研究有助于大学英语教学主体性和教学本质的把握。同时,文化哲学视角内的大学英语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观念的构建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车丽娟.基于体验哲学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优化的理论与实践[J].语言教育.2013(01)
[2]杨梅.公共外语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研究[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05)
“赠地大学”把合法性地位建立在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服务上。这些高等学校获得合法性地位的不同途径出现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或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3]。在美国建立早期,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的学院或大学被看做为培养律师、医师、牧师和教师的场所,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依据也是政治性的。随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美国大学开始重视研究,逐渐成为一个像德国大学体制一样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高等教育开始以认识论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主要根据。到19世纪末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在美国大学里面共同存在。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贯穿19世纪的不断加速的工业革命的力量以及知识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占优势或主导地位的研究性大学所提供的学术知识催生了工业生产上的奇迹。政治论和认识论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开始并驾齐驱,政治论的哲学甚至压倒了认识论的哲学。“威斯康辛思想”的出现被看做是这两种理论并驾齐驱的最早例证。虽然“威斯康辛思想”获得了成功,但是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之间仍然缺乏和谐。政治论哲学以价值影响为核心,而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哲学强调价值无涉并希望摆脱价值影响。这才是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矛盾的根源所在。综上所述,历史性是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产生与发展的显著特点,认识论和哲学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交替着在美国大学占据统治地位。营利性大学,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其哲学基础也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的历史及人们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巨大需求上的。
(二)从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发展历史与教育市场需求来考察
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地时期的私立学校,尽管它被排斥在主流的高等教育之外,然而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满足当时社会对教育的需求。1862年“莫雷尔赠地法”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正式把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后,由于就业结构和产业调整的巨大变化,青少年人口的剧增迅速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自1945年后的3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年代,以非营利性大学的迅速增长为表征。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被看做是一种公共产品。它的公益性使高校能获得政府巨额的补助和捐款,使以利润为动机的社会资本难以参与公平竞争。70年代之前,普通高等学校的营利行为极其罕见,营利性大学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它被不屑一顾地排斥在主流高等教育之外。70年代后市场化理论、服务产品理论、知识经济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逐渐应用于教育领域,伴随着传统非营利性高校的营利行为的出现,营利性大学从9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1996年美国凤凰城大学公开上市,由私人资本控股的营利性教育集团开始出现,这对于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来说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从此大量私人资本开始涌入教育产业。美国教育部公布《高等教育法》(1996)新标准,高校类型被分为三大类,即公立非营利性高校、私立非营利性高校和私立营利性高校。1998~1999年,私立营利性教育类别开始定期出现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报告中“通过对九千所学校的统计,三类高校所占的比例如下:营利性高校47%;公立高校23%;私立非营利性高校29%”[4]。从国家政策与制度上,营利性大学获得了认可,并且在此领域快速发展。《2012搜狐教育行业白皮书》指出,“美国营利性学院每年的入学人数约为300万人”[5]。人的教育需求可能才是导致营利性大学产生、存在和发展繁荣的根本。这一需求被商人抓住才产生了营利性大学,才衍生出经济利益、高等学校的政治影响。“市场力量迫使营利性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哪里有人需要,哪里就有营利性教育”[6]。“营利性教育机构锁定了大批量的非精英学习者,为他们提供实用性,以就业为导向的学位。营利性教育机构的快速增长,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运用技术远远强大于他的竞争对手———传统教育。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新形式迎合了学习者的需求,技术的广泛应用既满足国内又伸向跨境教育”[7]。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营利性大学哲学基础的产生既不是来自于认识论,又不是来自于政治论的哲学观点。那么,营利性大学产生与存在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
二、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
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对营利性大学褒贬不一,主要是因为人们是持认识论立场,还是持政治论立场看待营利性大学这一现象。认识论哲学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独特机构,具有知识的理性价值,政治论哲学重视高等教育应该为国家服务,通过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实现社会的公平。如果没有政治论哲学,高等教育就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国家发展就失去了发动机。如果没有认识论哲学,大学就无法成为区分善恶、区别真理和谬误的伟大仲裁者,成为树立知识标准和思想标准的精神阵地,成为“社会良心”的代言人[8]。从两种哲学观看,营利性大学既不为国家的政治目标作出努力,也不献身于对价值无涉的真理进行探索,是没有存在理由的。杨红霞把哲学的多元化看做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选择,资本论强调高等教育在创造文化财富时,也直接创造着经济价值。如果没有资本论,高等教育就难以脱身于经费的困扰,对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构成威胁。对于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而言,建立在单一的高等教育哲学上也是难以想象的[9]。对于一所普通的高等学校来说,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主导哲学观,其发展也必然是盲目的。作为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一)从大学功能上看
无论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每一个社会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高深的知识,整理、分析、批判已有的知识,并创造新的学问。在现代社会中,这个机构就是大学,是人们对知识学问进行分析、鉴别、阐述与深入探究的地方。威斯康辛思想出现之前,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而现代大学又肩负起为公众和社会服务的功能。营利性大学的基本职能,也是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或许服务社会占得比重更大一点。因此,从大学功能上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偏向于政治论。
(二)从国家政策或制度上看
1996年,美国联邦教育部重新修订《高等教育法》,对高等教育机构给予新的解释,对公立学校、私立非营利性学校和营利性学校进行了界定。营利性大学必须开设准学士学位或准学士学位以上课程,课程授课时间在300个学时以上,学校开办2年以上并和教育部签署加入协议。1996年前,美国教育部把高等教育机构限定为那些教育部承认的认证机构评估认可的学校。这一规定将大多数营利性学校拒之门外(李丽洁,2009)。重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对营利性教育机构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分类进行管理,还提供法律保障。这清楚地表明营利性大学获得教育部所需达到的标准,并在教育领域获得一定的地位。从国家政策或制度来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也是偏向于政治论的。
(三)从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考察
伯顿•克拉克曾说过:“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导致其他机构的产生”[10]。传统高等教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第一,招生的学术性倾向。传统高等教育重视学生的学术测验成绩(SAT)和高中学业测评(GPA),这使得很多学生因学业成绩而无法入学。而营利性大学快速反映市场需求,向学生提供所需求的学位教育。它们所关注的不是学生入学时的学业成绩,而是如何满足学生对职业技能和实践应用方面的要求,以及如何实现高就业率。第二,课程设置的灵活度。传统高校的课程设置以学科为导向,而营利性大学的课程设置面向市场需求,课程快速更新以适应市场需求,让学生能够便捷地获得自己满意的服务。美国学者詹姆斯(E James)认为,从需求角度看,存在着过度需求和差异需求。所谓过度需求是指政府提供的教育机会不足、学位数量有限;所谓差异需求指学生和家庭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学校教育资源具有稀缺性。非营利机构不能满足这两种需求,在适宜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中,就有寻利性的资本涌入该领域来填补非营利性高等学校留下的市场空间。James(2010)认为市场力量迫使营利性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哪里有人需要,哪里就有营利性教育。Ann(2004)认为全球化与通信技术是高等教育变革的主要动力,美国成人学习的巨大需求与传统大学的高费用,推动了营利性大学的产生。营利性大学灵活的现代市场特征也是影响营利性教育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11]。高等教育市场需求不断增大,传统的非营利性高等学校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这便为营利性大学留下广阔的市场空间。作为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的营利性大学,不仅满足了教育市场的巨大需求,而且通过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实现社会的公平,从而实现了大学的政治功能。从这一点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也是偏向于政治论的。
(四)从营利性大学与非营利性大学的区别性
作者:高秋菊 周云 徐冬梅
培训时由一名教员演示操作室控制面板、一名教员演示装备室喷枪喷洒操作,注意事项:侧面控制面板将小调节手柄调至喷枪处、单(双)喷枪操作时控制面板的流量调节钮调至喷枪处,否则不能喷洒。车载仪器重要参数培训展开与撤收时间≤5min,一次装药后消毒面积不小于500m2,杀虫面积不小于10万m2/h,柴油发电机功率380V,喷雾机水平射程≥15m,喷枪水平射程≥10m,喷枪垂直射程≥8m,风机上升角度+60°、水平旋转角度±60°,所需时间为30s。小药液箱容积约110L,大药液箱容积400L。评估方法培训结束后于2008年4月11、12日,两名学员一组对培训重点内容进行现场回答和操作考核,教员现场记录学员成绩。统计学分析将考核结果赋值后统一录入计算机,用SPSS11.5进行统计分析。车辆展开与撤收培训效果在参训学员中,车辆展开与撤收流程均很熟练,展开与撤收时间均≤5min,100%(419/419)考核合格。车载仪器使用准备工作培训效果在参训学员中,对柴油发电机的柴、机油液面、水泵机油液面检查合格率为85.06%(356/419);药液正确配制流程合格率为75.42%(316/419);车厢侧面控制面板的正确使用率90.45%(379/419)。车载仪器正确使用培训效果在参训学员中,对超低容量喷雾机操作正确率为91.65%(384/419);常量喷雾机操作正确率为93.08%(390/419)。培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培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①柴油发电机机油液面检查手法不够准确;②药液配制时学员不会估算药液箱内的水量,不知道根据药液箱内水的体积乘以药液工作浓度,即得需加药液原液量;③对于控制车载仪器正确操作的侧面控制面板,学员容易忘记风机和喷枪间的及时转换;④超低容量喷雾时学员容易忘记风机复位和风机喷雾量大小调节;⑤常量喷雾时容易忘记在风机操作中控制流量大小调节的按钮在喷枪操作时要旋至单喷枪处。
为使学员能正确使用卫生防疫车辆有效地进行消毒和杀虫工作,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卫生防疫车辆培训中主要围绕以上关键问题进行,经过理论讲解、演示、练习等过程的培训,对学员进行了现场考核。对考核成绩分析发现,所有参训学员车辆展开与撤收流程均很熟练,展开与撤收时间均≤5min,100%考核合格,尽管如此,但在培训中应特别注意篷布钮扣要彻底展开到位,否则推展篷杆时易撕裂篷布。在车载仪器使用准备工作中,柴油发电机柴油、机油液面和水泵机油液面检查非常重要,因为柴油、机油决定着车载柴油发电机、水泵能否正常运转、的重要功能,缺少燃油特别是油时有可能烧毁柴油发电机和水泵,导致车辆不能正常工作,在考核中发现有一部分学员对机油检查掌握欠佳,可能是有些学员对机器设备不太感兴趣的原因,在以后的培训中应加强此方面的培训。药液的正确配制是车载仪器正确使用和防疫车顺利、有效消毒、杀虫作业的重要前提,不会正确配制药液,就像上战场枪支没有装上弹药一样,无法正常工作,授课时发现学员对药液配制流程掌握率最低,仅为75.42%,主要问题在于学员不会估算药液箱内的水量,不会根据药液箱内水的体积乘以药液工作浓度,即得需加药液原液量。在培训中应强调学员掌握大、小药液箱的体积这一对重要参数,以便正确估算药液箱内现有水量,为正确配制药液奠定基础。
因此车载超低容量喷雾、常量喷雾的正确操作流程亦十分重要,练习和考核中发现学员均较认真,正确掌握率达90%以上,效果不错,但对其细节问题如风机超低容量喷洒作业中的流量调节、喷枪操作中流量调节钮一定要旋至单或双喷枪处等知识培训有待加强强调以便让学员掌握。综上所述,通过对培训效果评估显示,其培训方式和培训内容安排均较合理;从考核效果分析明确总结了培训重点,找出了培训弱点,为进一步合理、高效地进行卫生防疫技能培训提出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伽达默尔晚年在与杜特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什么是实践的含义和实践哲学。他认为:“首先人们必须清楚‘实践’(Praxis)一词,这里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当然啦,我们所熟悉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使‘实践’与对理论的‘实践性运用’相去弗远,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对理论的运用也属于我们的实践。但是,这并不就是一切。‘实践’还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为,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这因而就是说,它还包括我们的政治、政治协商以及立法活动。我们的实践———它是我们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在这一意义上的‘实践’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实践哲学的主题。”由此反映出,伽达默尔的重大理论贡献就在于,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统一起来,认为实践是人们的存在形式,是一个理解和确定存在本质与意义的理论反思性活动。反观现代人类文明,则可谓“生活形式”或者说“生活世界”问题丛生,危机四伏,而一切问题和危机之根源就在于传统实践智慧和实践哲学笼罩于近代以来的以求真为特征的理论哲学之下隐而不显甚至完全丧落,从根本上失去了关于人类行为、存在的实践理性反思,失去了实践哲学的引航。科学也成为了一种进入一个既不对人也不对神公开的未知领域的行动,科学的方法论研究就意味着理性的自我确信。质言之,科学不再被视为认知世界、把握真理的一种方式,而是从中升起了一种傲慢和自信,认为科学技术能够把握一切、控制一切。建立在这种科学观基础上的新世界观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活的形式和理想,“科学的技术运用渐渐地控制了文明进程和社会生活”。
在伽达默尔看来,要真正恢复对理性的信念和理性的力量,现在最为重要的就是重新激活和复兴西方实践哲学传统,重建实践哲学,确立起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对于人类生活世界的核心地位。那么,从解释学的这种实践意义上又怎样来看待中国哲学的性质和中国实践哲学的地位与作用呢?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国度,在人类发展史上曾谱写过辉煌的篇章。但自近代以后,由于科技的落后和科学理论认识的不发达,在遭致西方列强的侵占、西方强势文明的打击下,中国处于一种“弱势”的求生存、求振兴、求发展的漫漫征途之中,其社会发展主题就是如何才能“救亡图存”、“富国强民”、“重塑辉煌”。显然,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决不仅仅是一个科技发展的问题(当然就此而言,历来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视为“雕虫小技”的科技和技艺是需要重新得到重视和大力发展的),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改造问题,同样十分重要的,是一个人们拥有什么样的哲学文化与思想观念的问题。文化的改造、国民性的改造,这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前提,也一定会作为一种理论先导而表现出它的重要作用。因此,倘若论及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实现一切反封建的文化改造都是必不可少的,要大力倡导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但在这种相对“弱势”的文明发展之中,由于必须强调科技和科学理性的发展,由于必须主张反封建的经济工业化、全球化,所以科学精神就极易得到迅猛膨胀,在文化上,则会导致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神的漠视和淡忘,也将造成某些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之风。实际上,当现代科技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文明弊端日益暴露之时,恰恰又让我们需要重新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重新去发现它有可能贡献于人类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是有贡献于西方文化的,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在文化传播上就有一个“东学西渐”的运动,比如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思想就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尤其是伏尔泰发生过重大影响。应该说,中国哲学文化之所以能在西方产生影响,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中国哲学文化的特质,这就是历来贯穿于中国“经学”、“子学”、“史学”等学说中的“实践哲学”。强调和研究实践哲学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最大特色,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特色一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实践哲学”始终未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研究。中国实践哲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特色突出,然而,由于中国的哲学研究蕴含于“经学”、“子学”、“史学”和“文学”等具体人文学科之中的,也由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提出完全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并按照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几大块来整理的,所以,因为西方哲学发展史长期的对实践哲学传统的遗失也造成了人们对中国实践哲学传统研究的不足,致使“太注重形而上学意味较浓的理学,尤其是心性之学的传统,而对更本源的实践哲学的传统较少涉及”。可以说,在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阶段,谢无量、、冯友兰等都是按照西方对哲学的理解及哲学的几大块而对存在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相关内容加以梳理和归类而编写出中国哲学史的,其问题在于强调共性而失去对中国哲学特色的研究和强调。正如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所指出的,“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识为归宿点。直译的Philosophy,其涵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正是基于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后来冯友兰对“哲学”也做了这样的理解:“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
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甚至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而不再定位为自然现象学。新时期的诸多中国学者更是突出“德性”问题研究,将“德性”视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和根本精神。显然,中国哲学文化的这种特质与伽达默尔的以思考和探究人类存在意义与行为价值为诉求的实践智慧或者说实践哲学具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相通性。尽管有学者为了从学术形态上将明清学术与以往各个时期的学术区分开来,将其解说为“明清实学”,但这只是从理论的“实体达用”、“经国济世”即运用性上而言的,并没有将实践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来阐明其性质、任务、方式与目标。从历史上看,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或者说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正是中国实践哲学文化中所体现出的“中国智慧”,因为这种智慧恰恰是欧洲近代科学文化所缺乏的。伽达默尔曾这样来评说西方的“科学”概念,认为“科学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但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与伟大的高度发展的亚洲文化作比较,则它的厄运也许就在于这种科学概念之中”。应该说,莱布尼兹、沃尔夫等西方大哲学家,虽然很难说他们对中国哲学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但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特质所做的判断则是深刻的,也是准确的。在他们看来,从根本上说,中国思想是一种反思人类实践行为与生活智慧的实践哲学,就此而言,要比西方更有成就与特色。伽达默尔就指出,“于是当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以自己的著作投身于‘Sapientia sinica’(中国智慧)时,‘中国智慧’在18世纪便首次在欧洲思想中得到了特殊推崇”。伽达默尔本人在他超出百岁高龄时声称,他是一直很注意政治的实践智慧的,甚至他还从中国语言的形象性上感到远东科学今天的发展已有可能促使西方人认识到需要很好地学习中国语言。他做过一个令人振奋的预测,“200年后很可能大家都学习中文,有如今天大家都学习英文一样”。“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但是这个根源和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找寻养料,特别是要从远东找寻养料。”这样一来,我们认为,今天加强伽达默尔实践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哲学文化的精髓与精神实质,也会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中国哲学文化重新走向世界的信心和力量。
二、走向实践哲学:实现中西真正交流与融合之路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我们厘清、肯定和强调了实践哲学,那么,将会为我们重新确立起中西哲学交流与对话的真正“交合域”(mutual fusion horizon)或者说“会通地”,这个“交合域”就是实践哲学。或许正像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所言,“复兴中国实践哲学的传统也许是恢复中国哲学原创性和实践性的第一步”,抑或是实现中国哲学现代复兴的真正的必由之路。中国历史上,正像“科学”一词一样,原本没有“哲学”一词,“科学”与“哲学”术语是在19世纪下半叶通过日本学者对西方“Science”和“Philosophy”的“科学”与“哲学”翻译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1902年《新民丛报》有文章开始以日本人西周在《百一新论》中所翻译的“哲学”译名来指称中国传统思想,这表明,在中国学术史上,虽然也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它往往是在“经学”、“子学”等学科中来进行研究的,始终没有把“哲学”从“经学”、“子学”甚至“史学”、“文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照此理解,从某种意义上,在中国古代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就是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因为西方的“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它与西方的“科学”概念密切相关。由此如果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这也是近些年来学界热议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那么,中西哲学交流又何从谈起?这也正是从根本上存在于中西哲学交流上的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并且由于这一问题造成了中西哲学交流始终进展不大,要么是做简单的比附性研究,罗列出它们在具体见解上的异同,要么是单纯地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概念和问题来机械地套用于中国哲学研究,或者是以中国哲学的传统思想来刻意地图解西方哲学。这里的问题在哪儿呢?就在对中国哲学性质的理解上,就在两者的交合域上,换句话说,已有的中西哲学交流未能确立起使之交流成为可能的真正的交合域。因为完全照西方的哲学框架来分析,那就很难说中国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退一步说,即便有,那么在此意义上也是很难有超出非常体系化逻辑化的西方哲学之处的。这样一来,中西哲学交流就难以展开,中国哲学也就不能以自身的独特魅力对人类哲学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实质上,如同王国维所言,哲学就是一门“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的学问。中国是有哲学的,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又是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的,并且这种特色恰恰表现了西方哲学近代以来所忽视的另外的理解,因而中国传统思想仍然可属于西方的哲学科目与领域。应该说,张岱年先生对东西方哲学以及什么是哲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指出:“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洋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作哲学了。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以叫作哲学。”
实际上,哲学就是人类的精神反思,就是关于世界存在意义的理解与解释,既然是理解,当然就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就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和表述,因而,存在的不是只有一种哲学,而是具有不同特色与样式的哲学形态。正是在此理解上,如果我们回到实践哲学上来,可以看出,在西方,实践哲学就是与理论哲学平行的一种哲学形态,它没有精确的概念定义,它不以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本质规律为目标,而是以实践理性反思的形式去理解世界和人的真正存在与生活的意义,要从哲学层面上对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生活世界作出思考,进而为人类的存在和生活提供某种意义、价值、目标与理想,为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社会生活奠定理论基础。返观中国哲学同样如此,尽管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式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形态,但实践哲学的东西是根本性的,是大量存在的,并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鲜明的特色。莱布尼兹就曾经指出过,中国的实践哲学要领先于或者说优于欧洲,但遗憾的是中国实践哲学传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将它作为中西哲学交流的真正交合域来看待。中国哲学要实现现展,要走向世界,进而有贡献于人类哲学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它是离不开西方哲学的影响,如果继续完全地坚持传统思想的语言、形式、内容和方法,就会造成其发展的障碍和制约,而必须使其从内容与表述方式上实现向现代的转换;另一方面,既然是中国哲学,它就无法脱离与传统哲学的内在亲缘性,否则就不叫中国哲学。这表明,中国哲学的发展,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如何批判继承与吸收重建的过程,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在“交流与对话”中的对新意义的理解和追求过程。也正如陈寅恪所指示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干涉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要真正使中西哲学交流与对话起来,真正使它们之间走向融合贯通,创造出有现代特色的当代中国哲学,就必须改变“研究传统思想的未能超出传统半步;研究西方哲学的只是研究西方哲学”这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从根本上,就是要将中西哲学交流重新奠定于(置于)“实践哲学”这一交合域上来。中西哲学是两种在性质、概念、形态与方法等方面十分不同的思想体系,正因如此,有着东西文化之分,也有着中西哲学之别,有时甚至连最基本的对应概念都没有。但在实践哲学中,中西哲学却能从最基本的概念到思想主题、精神实质上找到它们之间最大程度的共同性和融通性。在中国哲学中,依张汝伦教授看来,“行”这个概念就是十分普遍也是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而这就十分类似于西方哲学所称的“实践”概念。在中西哲学中,“行”和“实践”概念都被用来指称人类的有理性反思的有目的的活动,而此种概念正是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作为实践哲学,中国哲学从精神实质上就并不以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为己任,而是将天象与人事统一起来,把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作为印照人事行为、人化的迹象与征兆。换言之,在中国哲学中,“格物致知”是以服务于人事即人的实践行为和生活为目的的,中国哲学是一种入世哲学,就是要从根本上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善,怎样去行善,怎样去处理实践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学习和认识事物只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做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贤者”成为中国实践哲学的核心主题;“谦谦君子”、“内圣外王”则是中国实践哲学所描绘的一幅“人格蓝图”。显然,中国哲学的这种实践精神和行善性质是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以及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相通的,尽管它们在概念、问题域乃至形态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存在于两者中的精神实质与理论内涵的共通性却是基本的、普遍的方面,因为“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所研讨的问题就是那些决定所有人类认识和活动的问题,是那些决定人之为人以及人对善的选择最为至关重要的最伟大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加强对中西实践哲学的研究,加强对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现当代实践哲学复兴思潮的研究,唯此才能以实践哲学为交合域,促进中西哲学的真正交流,才能使中国哲学既照顾到自身传统的特殊性,又关注思想理论的普遍性,在融会贯通中西哲学智慧精华的基础上为中国哲学的现展开辟出新的路向,为中国哲学真正走向世界、走入当代世界人类文化的建设之中确立起新的以实践哲学、实践智慧为最大特色的可能路径。
一、择业挫折的理解
择业挫折是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遇到无法克服或自以为无法克服的障碍或干扰,使其需要或动机不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紧张情绪反应、情绪体验。它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择业挫折同其他挫折一样,包括择业挫折情境、择业挫折反应、择业挫折认识三个方面的涵义,三者中择业挫折认识,即对择业挫折情境的知觉、认识和评价最为重要。对于同样的择业挫折情境,不同的择业认知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引起大学生择业挫折的原因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一般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上分析把握。从客观因素上来讲,首先,大学生就业面临新的就业形势。随着招生规模和毕业人数的增加,大学生就业面临着巨大挑战。在新的就业形势下,就业竞争激烈,大学生难免遇到曲折和艰辛,这时大学生难免出现择业挫折。其次,毕业生政策有着严肃性和权威性,分配政策的执行有严格的工作程序和规范的步骤,如果高校就业主管部门就业指导或政策宣传不到位,毕业生对政策缺乏了解,我行我素,这难免在就业过程中遇到困难和挫折。再次,在毕业生择业过程中,不正之风还有一定的市场,往往出现好差学生分配上的“错位”现象,使得相当一部分学生自信心动摇,导致价值观、择业观上出现了嬗变,因而不能正确地对待择业问题,不能正确地对待择业中的挫折问题。从主观因素上来讲,首先,一个人择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固然是自身的知识、能力、素质。当然,在择业过程中的材料准备不充分、择业技能和技巧运用不得当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挫折。其次,不少大学生在就业问题上存在认识偏差,就业观念不更新,确定就业期望值偏高,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心理困惑,产生消极情绪。再次,择业动机冲突引起择业挫折。大学生在择业中遇到的心理冲突不尽然,还有更复杂的趋避冲突、双趋避冲突等等。
二、择业挫折应对
2.1大学生应对择业挫折的特点
2.1.1理性化。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文化素质较高,知识储备较大,逻辑思维能力较强,思维理性化色彩较浓,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所以大学生在应对择业挫折过程中往往有理性成分。
2.1.2多样性。大学生应对挫折的方式往往不局限于某一种,而具有多样性特征,应对方式方法以自我控制、认知超脱、补偿、转移、潜抑、奋进等较为多见,这正是大学生特殊群体综合素质的体现。
2.1.3封闭化。大学生在应对挫折中存在较为明显的封闭性,往往重于自身的力量而忽视社会的支持作用。
2.2如何有效应对择业挫折。战胜择业挫折,社会、学校等外界环境是重要的。社会要努力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择业环境,尽快完善就业市场和就业制度,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学校要大力加强就业指导和心理咨询工作。但要想真正战胜挫折,主要是依靠自己,这里重点谈一谈择业受挫的自我应对。
2.2.1正确认识择业挫折。大学生初次就业,难免遇到一些挫折,这是正常的。择业过程中的挫折本身并不可怕,它并不是导致情绪障碍的直接原因,大学生对择业挫折所持的看法,解释,才是引起情绪和行为反应的直接原因。有的大学生怕就业,怕失败,对挫折不理解,认为不应该发生;有的大学生在挫折面前以偏概全,一叶障目,过分片面化;有的大学生对挫折过分夸大化,想象得非常可怕,无法挽回等等,这些都是不合理的观念。大学生择业受挫后,要保持冷静、理智,树立自信心,找出挫折源,分析原因、性质及严重程度,然后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及可行性,最后付诸实施。
1.1.1实验动物
SPF级SD大鼠60只,雌雄各半,体重(雌性250~270g,雄性260~280g),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公司提供[SCXK(沪)2012-0002];实验在本院SPF级屏障环境动物实验室进行[SYXK(苏)2011-0015],并遵循实验动物使用的“3R”原则,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
1.1.2主要仪器和试剂
Mammomat-1000NOVA型摄影X射线机:Sie-mens公司(德国);LightspeedVCTXT型64排螺旋CT:GE公司(美国);Echospeed型1.5T超导核磁共振仪:GE公司(MRI,美国);Axioskope2型显微图象分析系统:Zeiss公司(德国);伤科接骨片:0.36g/片,大连美罗中药厂有限公司(中国);钙、磷测定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中国)。
1.2方法
1.2.1实验动物分组
大鼠购进后适应性饲养1周,取60只称重后按性别、体重随机分为3组:假手术组、模型组,伤科接骨片治疗组,每组各20只,雌雄各半,做好标记,分笼饲养,每周复称体重。
1.2.2动物模型的制备
将模型组,治疗组大鼠按文献方法制备前右肢桡骨中段骨折模型:水合氯醛腹腔注射麻醉,右前臂脱毛,于右前臂前侧作直切口,切开皮肤及深筋膜,从拇展长肌及桡侧腕长伸肌之间分离,骨膜外暴露桡骨,在双侧桡骨中段以骨钳折断,滴入3~4滴的青霉素液(40万U/mL)预防感染,然后逐层缝合,后肢连续3d肌注青霉素(40万U/只)预防感染。手术3d后开始按组分别灌胃给药,方法如下:治疗组将伤科接骨片用蒸馏水配制成浓度为0.033g/mL的混悬液,按0.33g/kg的剂量灌胃给药,假手术组和模型组灌胃给予等体积的蒸馏水。各组每日灌胃给药一次,共4周,在本院SPF动物实验室正常喂养。
1.2.3放射影像学检查(X射线、MRI和CT成像检查)
给药第28天,各组取10只大鼠(雌雄各5只)分别以3.5%浓度的水合氯醛按3mL/kg腹腔注射麻醉后,分别进行X射线、核磁共振(MRI)和计算机扫描CT四维成像等放射影像学检查,检查各大鼠骨折部位的愈合和恢复情况,并参考文献方法进行4级评分。评分标准:1分,骨折断面可见或边缘趋向性模糊,未见骨膜和骨痂形成;2分,断面边缘模糊、不整齐,可见骨膜形成,少量骨痂形成;3分,断面边缘接近消失,骨膜明显,骨痂量增多但尚未填满;4分,断面边缘消失,骨膜近似正常,骨痂填满,与骨皮质相互连接。
1.2.4血液和骨折部位检测标本的获取
给药四周后,每组各取10只大鼠(雌雄各5只),分别以水合氯醛麻醉后,腹主动脉抽取血液,约3mL以15%EDTA抗凝,测定血小板聚集率、全血粘度(高切、中切、低切的切变率分别为8、40、1201/s)及血浆粘度,其余置于未加抗凝剂试管中,室温放置60min,3000r/min离心5min,取血清按试剂盒说明书的方法测定血清Ca、P的水平。第28天取血后,离断大鼠腕肘关节,剔除附着的软组织,取完整左侧挠骨,将骨痂组织标本置于装有4%甲醛(pH7.4)的洁净玻璃瓶中封口,置于4℃冰箱中,固定48h再将骨痂标本置于含5%ED-TA(乙二胺四乙酸)液中脱钙30d左右。石蜡包埋,常规切片(矢状面),行HE染色,光学显微镜下观察骨痂生长情况。
1.2.5生物力学特征—抗折力测试
给药结束后,每组另取10只大鼠(雌雄各5只),按上法解剖取完整的挠骨标本,然后将获取的挠骨架在两根铁棒之间,以桡骨骨折处为中心挂一根线绳,在线绳下端悬挂一个小桶,然后逐渐向小桶内加水,当水加到一定的重量时,该愈合的骨头就会发生折断,然后称量小桶中所加的水的重量作为桡骨骨折造模抗折力的指标。
1.2.6数据处理
各实验检测结果以SPSS13.0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组间t-检验统计学分析。
2实验结果
2.1大鼠骨折部位的X射线检查结果
X射线检查结果表明:伪手术组大鼠的右前肢桡骨轮廓清晰、光滑,结构完整,未见明显创伤。模型组大鼠的右前肢桡骨可见明显的创伤性骨折,为横断的完全骨折,多数有明显的错位,可见纤维性骨痂形成,但骨折线明显可见。治疗组给药后骨折部位可见有明显的致密性骨痂形成,骨折线模糊不清或消失,多数可见大量的钙盐沉积,趋于愈合。
2.2大鼠骨折部位的CT成像、MRI检查结果
骨折部位的CT成像、MRI检查结果基本与X射线检查结果基本一致,但CT成像更直观地反应了骨折部位的外膜轮廓愈合和恢复情况,且图像直观、清晰,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骨折部位的愈合情况。而MRI图谱则更加清晰地反应了骨折部位内部的恢复情况,但图像清晰度稍差。
2.3对骨折部位的影像学评分结果
治疗组的影像学评分明显高于模型组,表明其愈合情况明显好于模型组。伪手术组因为没有骨折造模,全部分4分。
2.4对大鼠全血及血浆粘度的影响
与模型组比较,治疗量组全血粘度(高切,中切,低切)有明显的降低,差异有显著性(P<0.01),表明伤科片对骨折模型大鼠全血粘度的升高有一定的降低作用,对血浆粘度的升高其抑制作用不明显(P>0.05)。
2.5对大鼠血小板聚集率的影响
与模型组和伪手术组比较,治疗组血小板聚集率明显降低,有极显著意义(P<0.01),表明伤科接骨片可抑制血小板聚集,有明显的活血作用。在实验过程中,模型组有2只血液标本有凝聚血丝,不能正常测定,故n=8。
2.6对骨折模型大鼠血清Ca,P水平的影响
与模型组比较,治疗组大鼠的血清Ca、P水平均有明显升高(P<0.05~0.01);甚至略高于伪手术(正常对照)组的水平,表明服用伤科接骨片后可以促进Ca、P的吸收,有益于骨折创伤的恢复。
2.7骨折部位生物力学检测———抗折力测试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模型组大鼠骨折部位的抗折力显著下降,给药各组的抗折力比模型组均明显提高(P<0.05~0.01),高、中剂量组的愈合情况尤佳,但仍未恢复到正常动物的水平。
2.8对骨折部位的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
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提示:伪手术组大鼠的右前肢桡骨的病理切片可见骨密质呈板层状,骨结构完整,骨髓腔清晰,骨皮质连续,骨小梁排列整齐,骨组织无缺损,结构正常。造模各组大鼠骨折部位的骨髓腔均消失,其中模型组以纤维骨痂为多,可见大片的纤维性骨痂和少量的骨小梁残留;治疗组大鼠可见骨性和软骨骨痂形成,多数骨小梁长成且排列较齐,仅有2只大鼠的骨小梁排列稍乱,骨折的愈合情况明显好于模型组。
随着高校扩招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当今人们的热门话题,其影响因素有社会因素,也有学生本人因素等多个方面。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分析高等学校各利益相关者在其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探讨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途径。
一、大学生就业形势
调查显示,随着高校招生数的增加,近几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呈紧缩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吃紧情况更加明显。2008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559万,比2007年增加64 万人,但今年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没有明显增加。2007年,全国495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仍然有10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由于解决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历史遗留问题的任务仍然很重,新成长劳动力已进入高峰期,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近年增量多、压力大,整个就业市场需求岗位的总体状况相对趋紧。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被关注成了不争的事实。其主要原因:一是受全球性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以及国内国有企业需求不旺。二是由于高校“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成倍增加,势必带来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但是不同类别、不同层次毕业生就业“冷”、“热”不均。由于各高校的实力相差较大,学校的专业结构、培养方式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之间的矛盾等原因,重点院校毕业生、学历层次高的毕业生和“热门”专业的毕业生比较抢手,而一般院校、学历层次低以及“冷门”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难度大。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是产生于经济活动和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20 世纪70 年代,利益相关者概念开始在战略规划文献中大量出现。安索夫是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者”一词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要制定理想的企业目标, 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索取权,他们可能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以及顾客”。1984 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在其专著《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中给出了一个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定义。他认为,组织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公司目标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这个定义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也视为利益相关者,同时还将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看做利益相关者,正式将当地社区、政府部门、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实体纳入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研究范畴,大大扩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
近年来“利益相关者”概念在公共和非营利部门也逐渐流行起来。根据前面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我们可以对高等院校的利益相关者作如下界定:高等院校利益相关者指影响高等院校的发展和目标实现,或者受高等院校发展和目标实现影响的校内外团体和个人。高等院校同时肩负多种使命, 履行多种职能,与国家的强盛、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个体成长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利害关系。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隐含着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虽然和企业发展所遵循的逻辑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公司治理有关利益相关者多元化及其通过一系列内、外部机制来实施共同治理的理念。此时,就由原来的以企业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转变为以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为核心,继而维护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根本目标。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通过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高校和学生一起群策群力,以和谐共赢的新观念为指导,完善制度、改进方式,不断深化改革来完成。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途径
(一)政府
目前大学生就业压力主要还是源于结构性的矛盾:一些大学生求职面临一定困难,而很多需要人才的地方和岗位又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当前,应当在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前提下,强化政府在促进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努力去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积极扩大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改革的配套措施,消除城乡之间的过大差异,使大学生毕业生觉得在哪里就业都一样,解决就业的后顾之忧。其次,政府还应加强对高校办学的指导,在宏观上加强人才预测和对专业设置的调整,以及对各类人才培养规模的调控,指导高校的改革,避免高校盲目的专业设置。另外,政府还应发挥自制优势,主动为高校和学生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就业指导。协调社会、用人单位和学校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毕业生就业网络联盟这一网络平台的建设,积极培育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无形市场”。再次,通过建立并推行用人信息登记制度,所有需要接收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必须事先到指定的政府部门进行登记,然后由该权威部门把所收集到的需求信息输人信息库,并实现与各地、各高校、各用人单位的统一联网,做到信息公开、资源共享,以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益,使网上求职择业作为一种全新的就业观念和便捷的就业方式,成为我国大学生择业的重要选择和渠道。
(二)企业
转变用人观念,合理利用人才资源,既能发挥员工所长,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又能减少由于不合理的选人、用人给企业带来的招聘成本、高薪成本。企业要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合理选择吸收大学毕业生,切忌盲目攀比。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有目的、有计划吸收部分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对提高企业技术含量和管理水平有着重要作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最大的优势在于理论基础扎实,而且学历越高,理论基础越好,经过几年的生产一线的锻炼,安排他们去搞科研、产品开发,或从事技术管理工作,对提升企业的层次和水平会起到重要作用。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品学兼优的应届生,加上他的悟性和变通能力,不见得就一定比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人差,也许还更好。
在欧美产学研合作教育已经成为常态,许多高校都与公司和产业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常常通过一种综合的工程项目,使每个学生把三年里学到的各种各样的知识、技能、技术都综合的应用。事实上,在中国,产学研合作也早已存在。只是大多数集中在中职教育层次。研究生教育层次采取导师制,研究生可以参与导师的科研活动,也是一种产学研合作。但是在本科教育阶段,每年大概有100 万的工科大学生根本没有机会进入真正的产业中去实践。而且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大多数的公司、企业家还没有意识到现在大学正在培养的人,是四年以后要进到公司工作的人。所以企业必须认识到产业和教育必须共同携手合作的时候,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三)高校
1.强化内部改革。随着高校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高校必须主动适应市场,根据自己现有的实力和水平,准确定位,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服务对象,适时地调整专业结构,加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的建设,不断更新教学内容,重视教学方式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高素质的毕业生;同时还要根据市场需求,开设新专业,灵活地调整专业设置,加强实践教学,增强毕业生就业实力。
2.建立大学生就业工作的有效机制。许多高校缺乏有效的就业机制,就业指导体制不完善,大多将就业指导机构挂靠在学生管理部门,其管理幅度相对较小,其工作人员业务能力欠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质量不高,也没有将就业指导贯穿于大学全过程,有的只是在学生大四阶段开设。高校应将就业指导贯穿于大学生活的全过程,根据学生成长和发展规律,将大学教育过程分为几个阶段,分别确定工作重点,合理安排不同阶段就业工作的指导内容;同时,还要根据学生的自身情况,加强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加强就业指导课程建设;采用多种形式,如请一些优秀企事业人士做报告,开设模拟招聘活动,并注意网络资源的利用,组建网上论坛,让师生可以在网上进行探讨,让学生了解所学领域的发展前景,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四)大学生
1.毕业生自身的就业观念的转变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是提高大学生就业的基础。毕业生就业观念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转变就业观念,一是要正确认识当前的就业形势及需求状况,不能错失良机。虽然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竞争依然激烈。二是要调整就业期望值,不能好高骛远。近几年,国家连续四年出台重要文件,确立了包括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到民营企业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各个方面的优惠政策,这就传达出一个信息,这些政策的出台,就是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因此,大的就业方向除了行业就业外,到国家倡导的到基层及西部地区就业是今后就业的方向。三是要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思想。一次就业定终身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方式是合理流动,市场经济配置人力资源的特征是流动。
2.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目前就业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实际上是能力与素质的竞争,大学生要把就业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在大学生涯中,大学生们要全面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要充分利用高校这一平台,不断地塑造自己,完善自己,在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本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通”、“专”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受到欢迎,而仅靠单一的专业知识已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因此,大学生不但要掌握必要的书本知识,还要重视对自己综合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1]瞿振元.“十一五”期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趋势及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05,(7):24-26.
[2]李向晟,杨建群.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应对与策略[J].决策参考,2006,(9):11-13.
[3]蒲建萍.对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若干思考[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5,(8):17-18.
到了大四,学生又是实习又是找工作,最后还要忙毕业论文,否则不能毕业,这往往让一些大学生分身无术,毕业论文最后不得不东拼西凑完成。为此,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一改学生到大四才开始写毕业论文的传统,要求学生从大学二年级即开始着手准备毕业论文的写作。
该校新近出台的《学籍管理规定》和《素质学分制暂行规定》中,把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时间从大四提前到了大二,要求学生在大二下学期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选题,大三开题并开始搜集资料,大四上学期要完成初稿的撰写,大四下学期进行结题答辩。答辩委员会则从论文选题、撰写过程、论文质量、答辩情况等4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论文抄袭成为常态,没时间写作系主因
据了解,大学生论文抄袭的现状在高校中较为普遍。在中国调查网一项有660余人参与的调查中,承认有过论文抄袭行为的占54.7%,承认论文全抄的占35.7%,承认抄袭的论文通过的占60.2%。
武科大中南分校艺术学院素质导师邓华杰分析说,当前部分大学生毕业论文存在抄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于缺乏论文写作的训练;二是由于毕业实习等原因,论文写作时间难保证;三是部分学生专业功底比较差,无法完成。
高年级学生叫好,大一学生反应冷淡
计算机专业大四的学生陈诚认为,大四时专业课扎堆不说,还面临考研、考证、找工作、考公务员等一大摊子事,这个时候在去写毕业论文,“质量上不去”。商学院会计专业大四学生小胡认为,此举在保证论文含金量的同时,也给学习带来一定压力,“只有学精,才能写好论文顺利毕业”。
文法学院法学专业大二学生梅高强认为,把毕业论文写作时间前移,既有助于广大学生提前意识到毕业、就业等问题所带来的压力与困难,也有助于防范论文剽窃、抄袭等问题。武汉科技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的研究生孙志说,此举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进行思考,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进行研究性的学习。
与高年级学生对把论文写作时间前移广泛持赞成态度相比,不少大一学生由于入校才2个月的时间,对于校方此举反应并不热烈。据了解,武科大中南分校今秋首次在大一本科学生实行按学科大类进行培养,学生大一时不分专业,学生大二才开始再按专业(方向)培养。
加大抄袭处罚力度,学术不端可开除学籍
2009年以来,南京大学施行“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努力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教育,这使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升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南京大学哲学系积极开展国际比较研究,深入分析欧洲和美国6个世界一流哲学系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对哲学专业人才培养国际发展趋势、国内大学哲学系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等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进而通过有针对性的改革,努力缩小差距、弥补不足,在进一步优化完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一、世界一流哲学系的人才培养理念与举措
在此次国际比较研究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收集、分析了欧洲、北美和东亚十余所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培养方案,重点是欧美6个世界一流哲学系: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剑桥大学哲学系、牛津大学哲学系以及哈佛大学哲学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这6个哲学系所拥有的哲学传统迥然不同,但研究表明,它们在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和举措方面却高度趋同。
1. 不过分强调哲学的专业性,鼓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复合
牛津大学哲学系明确指出,“在本科生层次上,把哲学作为唯一的学位对象进行学习是不可能的”。虽然没有同样的文字表述,但其他5个哲学系都认同这一理念,并结合自身的传统与实际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鼓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复合,提高本科生的跨学科竞争力。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在单独的哲学专业之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设立若干哲学辅修专业。在这个方面,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PPE)项目、哈佛大学的“心脑与行为轨迹”(Mind, Brain and Behavior Track)项目非常有代表性。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则坚持德语世界的悠久传统,要求本科生必须选修两个专业,其中哲学专业所占比重最多不能超过75%。虽然剑桥大学哲学系明确不提供类似的辅修专业,但它要求哲学专业本科生在第三学年选做古典学专业或神学专业的论文,从而在事实上进行了学科交叉。
2.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重视论文写作
以重要的哲学问题及其答案为主体的哲学知识,当然是哲学系本科生需要掌握的学习内容。不过,与系统完整的知识掌握相比,这6个哲学系显然更加看重学生能力的养成和提高。这些能力包括:理解哲学著作和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符合特定哲学传统的分析能力和论证能力;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作为注重能力培养的一个集中体现,它们都高度重视(学位)论文写作:都有辅导论文写作的制度安排,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主要依靠导师辅导,而德语世界的2个哲学系则有专门的写作与论证课程;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把高质量的毕业论文或竞赛获奖论文作为以优等生毕业的必要条件,而德语世界的2个哲学系则为学士学位论文赋予更高的学分,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主修哲学毕业需修满120学分,学士学位论文计10学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需修满180学分,学士学位论文计12学分。
3. 以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鼓励哲学专业本科生进行跨专业的交叉复合培养,必然导致学生学习需求的多样化。那么,如何在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与相对有限的课程资源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呢?这6个哲学系的共同选择是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即将部分或者全部专业课程划分为若干课程群模块,每个课程群模块包含1门或多门相关课程,以供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和学业规划进行模块选择。柏林洪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将所有专业课程都划分进特定模块(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其中选修模块主要根据研究方向(相当于国内的一个二级学科或若干相近二级学科)进行设计;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特定的课程形式和考试形式,并且是按照模块而非课程进行总体考核。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则主要是对高年级的选修课程进行模块化设计。
4. 以高强度的课程研讨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性
就课堂教学的形式而言,这6个哲学系的专业课程都分为两类: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讲座课(Lecture/Vorlesung)和研讨课(Seminar Discussion)。在德国,后者还会细分为初级研讨课(Proseminar)和专业研讨课(Hauptseminar)。两类课程的分布规律是:研讨课多于讲座课;越到高年级,研讨课的比例越高。不仅如此,6个哲学系都对研讨课作出了非常完整细致的安排,学生只有完成大量的课前准备和后续工作(其所用学习时间通常是上课时间的2~3倍甚至以上),才能跟上课程进度,进而修完课程,获得学分。因此,尽管6个哲学系对学生的专业学分要求都不高(略低于国内哲学系要求),但学生的学习压力却很高,课堂表现也更积极主动,其学习主体性得到了很好的激发。
5. 完善的导学机制助力学生成长
由于对学生入学不设置任何专业门槛,所以,这6个哲学系都设立了完善的导学机制,帮助学生尽快进入专业学习状态。低年级的导论课、高年级的辅导课和某种形式的导师制是它们的共同选择。一提到导师制,人们就会想起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似乎只有它们才有导师制。其实,除了实行学院寄宿制的前述三所大学哲学系外,其他3个哲学系也都实行某种形式的导师制,安排专门的导师为学生提供学业和人生指导。此外,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还把参加专业学术俱乐部作为导学机制的一个补充部分。
6. 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引导学生提升能力
培养目标决定考核方式。这6个哲学系都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均采取了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的能力掌握与提升。传统的闭卷考试依旧存在,但主要是写小论文,以考察学生对特定哲学问题的理解、分析和论证能力。在德语世界,这主要用于模块结业考试;在剑桥大学哲学系,这主要用于每年春夏季的学年(阶段)结业(升级)考试。对于大多数课程,6个哲学系采取的都是综合评价方式,即对平时表现(出勤率和课堂发言情况)、课程报告、作业或课程论文等分别赋分,然后按照比例合成最终分数,以对学生的学习态度、知识掌握、能力掌握等形成综合评价。在综合评价中,一个学生要想获得高分,就必须全程参与、积极思考、主动表现。
二、国内哲学系与世界一流哲学系之间的差距和不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哲学系即开始新一轮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教育部所属重点大学哲学系已经基本实现“破旧立新”:“破旧”就是破除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前苏联模式对国内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消极影响;“立新”就是以英美世界一流大学哲学系为主要参考对象,初步确立了新的、与国际发展趋势相一致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此次国际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尽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国内一流哲学系与世界一流哲学系之间依旧存在不容忽视的差距和不足。
1. 僵化封闭的哲学专业观念破而未除
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国内哲学系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十分明确的专业观念,即强调哲学是一个与其他专业不同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学说体系,因此,在实际的培养模式设计中,总是习惯于各自为政,画地为牢,在哲学与其他专业之间树立起了一道人为的、难以逾越的“藩篱”。此前几十年走的弯路已经充分说明,哲学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专业,但它绝不是一种可以脱离思想知识体系其他部分的孤立存在。经过近20年的反思,这种僵化封闭的哲学专业观念已经被打破,但并未被彻底根除,其突出表现是:哲学至多愿意与文学、历史学这两个相关学科进行有限的交叉融合,这连古典时代“文史哲不分家”的水平都没有超过!就更不用说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认识科学等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了。而与后两者的交叉融合恰恰是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2.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未能完全落到实处
任何好的人才培养模式都是以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为目的的。这就要求人才培养模式不仅要把学生发展放在中心位置,更要落到实处。国内哲学系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无疑都承认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重要性,但关键在于落实不够到位:只是在方案中承认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但并未能够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措施,为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提供保障;对论文写作在哲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因而未能为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专门的帮助与辅导;教学方式依旧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研讨性、互动性不足,未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未能制定完善的导学机制,为学生的学业发展和人生发展提供全程、全方位的帮助,等等。
3. 课程设计的观念依旧落后,课程体系落后于教学改革和学生发展的需要
世界一流哲学系更多地是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进行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相比之下,国内哲学系的课程设计考虑更多的还是教师教学的需要和便利,而非人才培养的需要,更多还停留在单一课程的层面上,而没有上升到课程群的高度。如此设计出来的课程体系,自然与教学改革的需要以及学生日益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距离。
4. 考核评价方式还比较传统单一
近年来,国内哲学系也在积极引进、推行综合评价方式,但往往因为教师缺乏足够的培训,未能熟练有效地运用这种评价方式,或导致评价流于形式,或导致评价不够客观准确,引发学生不满,其结果要么是无法继续推行,要么是变成形式主义。因此,国内哲学系目前的考核评价方式还是以传统的闭卷考试为主。于是,学生的学业情况还是依赖期末的几张试卷进行评价,而占据学分成绩榜首的也还是那些善于记忆的学生(特别是女生)。这显然与哲学学习评价的实际不相符合。
三、关于进一步推动国内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若干思考
2009年以来,南京大学哲学系顺应南京大学“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大势,比学赶超世界一流哲学系,在进一步优化完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我们特将这些经验与思考简要汇报如下,以供国内同行参考。
第一,只有在学校层面人才培养模式整体改革的条件下,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才是可能的。对于具体的哲学系而言,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总是相应学校总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哲学专业中的体现。对它的改革必将涉及到总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安排。事实上,如果南京大学不推行全面的“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提出要彻底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我们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不可能启动的;即使我们有非常强烈的改革意愿,自发强行启动改革,改革也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彻底。
第二,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从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基本理念的改变入手。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管从社会需要的角度看,还是从哲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看,除了专业的哲学研究工作者外,哲学专业还应当培养那些具有较高理论思维能力、能够从事复杂现实问题分析或理论宣传工作的交叉复合型人才。一旦在这种基本理念上实现彻底改变,纲举目张,我们就能在顺利实现一系列重要观念的调整,把交叉复合人才的培养、学生的能力培养等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
1924年1月12日美国科学史学会于美国波士顿成立,是迄今全球上规模最大、成立最早、影响最为深远、发展极为迅速的科学史组织,每年所产生的各大奖项在美国科学史上都极具影响力。对于年度美国科学史大会的获奖者及其作品进行及时的评述无疑对于当下科学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内森·莱茵戈尔德奖
1995年由纽约的艾达和舒曼夫妇创立,后来更名为内森·莱茵戈尔德奖。内森·莱茵戈尔德奖主要是奖励本年度撰写世界优秀科学史论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2011年度的内森·莱茵戈尔德奖获奖者是哈佛大学的詹姆斯伯格曼。其论文的题目是:和机会作战——基于概率科学谈布鲁希尔气象台和美国信号局的预报争议。其论文立意清晰,作者主要介绍了布鲁希尔气象台和美国信号服务局在19世纪80年代之争的细节。在地势优越的马萨诸赛州,布鲁希尔气象台首席气象学家克莱顿莱姆一览无遗地观测到在25英里半径的地方且能有效地依靠当地的天气模式进行观测。文中列述了当下二次文献与史学的相关问题,结果是这部作品成功地征服了不同的观众。此文章不像之前的“学术争议”确定孰是孰非,而是让“战斗的机会”的读者学会自己定义什么算是成功预测天气,使得本土与世界、理论与实践、数字与图片这些复杂的关系变成大家所能理解的东西。
二、约瑟夫H.海泽教育奖
海泽奖是1998年美国科学史学会设立的一个奖项,这个奖项主要奖励对科学史教育作出卓越贡献的教育者。本年度的约瑟夫H.海泽教育奖被世界最大的博物馆及相关科学研究机构史密斯森学会的亨森摘得,她是史密斯研究所的科学史小组的组长,同时她还兼任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物馆研究课程。亨森在教育界中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她出版了许多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她的作品富有启示且具有教育意义,这些意义主要包括在展览广泛的议题,并使用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历史来源。与其说她是史密斯研究所的科学史小组的主任,她更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因为海森特别注重学生的哲学思维培养。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人们对她所做的事情留有深刻的印象。显然,从大量研究人员和广泛的话题范围内,她是一名优秀的和受人爱戴的学者,她在她的岗位上以极大的精力和创造力培养了许多中小学的教育工作者。
三、普赖斯/韦伯特奖
普赖斯/韦伯特奖主要奖励在ISIS上发表的优秀论文作品。本年度获奖者是西班牙独立大学的巴尔韦德,她在ISIS上(Vol.100, No.3)发表了《克里索斯托莫马丁内资(1638—1694)骨史与整个身体的视觉阐析》。她借鉴了解剖学历史和技术及视觉表现的修辞为此提供了强大的可视化分析,及西班牙17世纪早期现代艺术与科学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在科学史研究中增加科学分析的方法使得对科学理论的描述性解释更具哲学味,另一方面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增加修辞性方法使得对科学理论的语境说明更具历史性,精辟地诠释了克里索斯托莫马丁内资及其前人的研究,从而展示了一个在学术与宗教大背景下人类本质和知识生产的一个多变的世界。
四、罗西特科学中的妇女史奖
罗西特科学中的妇女史奖主要奖励授予四年内或发表研究“女性在科学中的贡献”方面的优秀著作及论文。一位华人学者获得了今年的有关女性的历史著作奖,她叫吴懿礼,来自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她的获奖著作是《女士的分娩产及晚期中华医药》。作者的观点是,从宋代开始,从妇女怀孕、分娩、产后这段时间一直被人们认为是高危的时期,这种观点受到人们对宇宙周期的质疑。作者的文章描述了早期女性身体差异很小,助产和干预是危险和无用的。作者暗示掌握普遍身体和宇宙学框架的男医生其权威性要远远超过妇科医药。女人的再生产:晚期的医药、隐喻和分娩一文转变了政治、宗教、文化的传统。她为学者挖掘与理解远古时代性别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五、沃森·戴维斯和海伦·迈尔斯·戴维斯奖
戴维斯奖于1985年设立,旨在奖励授予科普类作品,同时也是美国科学史学会专著奖。著名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Oreskes获得了2011年度最佳读者奖,她与美国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所的M.Conway合著《商人的疑惑》,此书是2011年美国最为畅销之作之一,书中写出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例如20世纪中叶一些学者联合起来迷惑大众、混淆科学的历史。
六、菲泽奖菲泽奖史创于1958年,是由菲泽公司赞助旨在奖励授予具有开创性的科学史专著的作者。今年的菲泽奖被剑桥大学的罗宾逊获得。他获奖的是出版于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历史:古伊拉克的数学。作者利用逻辑分析方法使人们从另一层面认识到中世纪古伊拉克数学哲学与数学史之间的密不可分性。文章包括三个楔形文字文本,通过罗宾逊自己的努力使得古代伊拉克数学显示成为一门精通技术的艺术之作。其中作者解释和界定了考古证据,解读了琐碎的文本并分析了数学的相关公式。作者通过古代伊拉克官员、商人甚至是家系之中的历史所留下的符号与数字获得信息。罗宾逊娴熟地使用这些公式清晰地阐释了相关问题。
七、萨顿奖
最后一个也是最有份量的大奖是萨顿奖,这是美国科学史学会乃至世界科学史界的最高奖,萨顿奖相当于科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奖项创立于1955年,是由ISIS杂志创始人萨顿创立,旨在奖励世界学术团体选出的优秀科学史学家。本年度这一象征科学史界最高成就的荣誉的萨顿奖得主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此奖以奖励他一生在科学史领域获得的杰出成就。理查德教授拥有三个不同的学位,分别是内布拉斯加大学生物学硕士、路易斯大学哲学硕士、芝加哥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1992年他曾就任于芝加哥大学科学史申请中心的主任,2004年他被任命为莫菲斯科学史主任教授,同时,负责分管历史系、哲学系、心理学系、科学史研究中心。理查德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执教过程中,芝加哥大学已经授予了他无数的奖项。
八、启示与借鉴
通过本届科学史颁奖典礼可以看到一个共性问题,许多学者在关于科学史的研究并不像传统意义上单纯的事实搜集与整理,而更多地倾向于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重新认知与把握。两者的渗透与交流则造就出一个沿着科学历史性的科学哲学,这也为我们今后研究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角。正如拉卡托斯有一句名言:“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乏力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其实,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们对它的哲学思考,真正的科学是富于哲理性的。本次大会为世界学者研究与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这不仅是传播中西方科学史的良好媒介,同时也为全球科学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平台。
[参考文献]
[1]魏讫东.爱西斯与科学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2]News of the Profession [J].ISIS, 2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