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3 17: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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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现的文化形态、内涵各有不同,但其中包蕴的文化阐释价值有些则又是共通的。如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均表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创新意识,在选材、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标新立异。作品的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都比较强,注重人物内心表现,探索民族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从电影本体出发,努力建构独具民族内蕴和民族形态的文化模本等等。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例子表明,不论是什么电影,也不管是哪位导演的作品,在文化阐释价值的构成中,必然有一些共通之处。概括说来,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俗学价值
最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是通过观赏一部影片,阐释其中所反映的某个时代、地区、民族的民风和民俗。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有两个倾向,一是眷恋故乡,对本土文化有特别的亲近感;一是向往远方,对异域文化有特别的新鲜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睐,这也是中国影片屡获国际大奖的重要原因。而人们喜爱观赏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经常地、直观地接触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了解世界各个民族的不同风情。
阐释民风、民俗主要通过影片特有的环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员的服饰、歌舞、语言等展开。如美国影片中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英国影片中荒凉寂寥的庄园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广阔无垠的瀚海沙漠等等,这些都让观众一下子就进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围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国人的牛仔服、欧洲人的燕尾服、中国人的长袍马褂等等几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号。还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国影片中的腰鼓、“颠轿”和信天游,美国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欧洲影片中的“决斗”情结,无不传递出各具时代风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当然,电影作品的民俗学价值还只是文化阐释价值中的表层价值。
二、社会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包蕴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内涵,也是影片中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这些文化价值作为内在层面的文化形态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内部结构中。如历史事件、政治风暴、社会习俗、民间传说等等,常常成为一些影片的整体构架,从中可以阐释出极为丰富的文化价值。《拯救大兵瑞恩》、《罗生门》、《》、《茶馆》、《泰坦尼克》、《无头骑士》等等都是生动的例证。拍摄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公民凯恩》更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据美国实有其人的亿万富翁、新闻大王威廉·伦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迹创作的。它陈述了新闻巨子凯恩作为“大国民”精神风貌,并且由这个人物扑朔迷离的命运概括了人类前史时代的深刻命题:资本与人性的冲突以及人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异化。是资本这个怪物打破了幼年凯恩的平衡,资本的教育代替了母亲的抚爱;是资本这个怪物在养成了凯恩作为社会人的才干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对资本的贪婪。他的巨大财富的累积,是以牺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为代价的;也是资本这个怪物使凯恩承受着现代声色犬马生活的辉煌,同时也彻底地撕毁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温情。凯恩拥有资本和现代生活提供的宏传版图,但他却失掉了人最美好的东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没有爱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独的,生前如此,弥留之际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显示了他的心灵上的疲惫,同时也是心灵的自觉。它发生在凯恩相对远离现代生活的时刻,并且联系着他尚未涉足现代生活的孩提时代,因而带有特别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凯恩的形象呈现着一种全新的沉思的浓度,几乎也是他生存的那个国家巨大历史矛盾的回响,从中观众几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凯恩时代”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三、生命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价值(特别是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价值中较为深层,也较为重要的阐释价值。草长莺飞,虎啸猿啼,生命的踪迹无处不在。“生命之树常青”,而体验生命、思索生命、张扬生命,也是电影艺术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中。如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动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担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为最佳配角,再加上两名猎人,组成了全部演员阵容。影片用拟人手法,始终以小熊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为主线,通过小熊那些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把观众带入大自然中。摄影机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视野和范围,观众在欣赏到一幅幅平时不易接触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时,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和丰盈,进而领会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合谐是多么美丽又是多么重要。但电影由人创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满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电影艺术只有与人的生活、命运紧紧联接在一起,才能叩响出生命的感觉,探寻到生活的意义。
透视生命,首先要展现人的生存方式。好莱坞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种高度现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适、温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构成了对亚洲广大青年观众的强大吸引力。与此类似,我国《黄土地》、《老井》和《爱情麻辣汤》、《没事偷着乐》等影片分别展示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生存方式和现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观众的强烈兴趣和深刻关注。生命体验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莱默夫妇、贫嘴张大民一般地“活着”,活在窘迫困顿中,活在鸡零狗碎中,活在嘈杂拥塞中。高明的电影叙事和观赏正在于滤去浮动的烟尘,聆听生命真实轻微的音色。有时生命体验也存在于罕见的突发事件中,特别是在面对巨大生存挑战的灾难时,人的生命意义会在短时间内爆发,在一瞬间闪现出剧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辉。如《地震》、《龙卷风》、《活火熔城》、《天地大冲撞》等展现人类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和坚强不屈;《泰坦尼克》、《紧急迫降》、《恐怖地带》等则充分展示了人在技术社会里对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术灾难的恐惧无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现代启示录》、《猎鹿人》、《细红线》、《辛德勒名单》、《发条桔子》等则向观众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为的灾难(如战争、暴力犯罪)面前既是无比脆弱,不值一钱,又是弥足珍贵,至高无上。人类的生命价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变幻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充实,人活着不管是享受生命,还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闪耀。
对每个具体的生命过程而言,浅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终是电影创造的核心,对生命感觉的捕捉,经常表现为对情感的凝聚与剖析。电影叙事以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方式为主脉,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而将心比心,以情动情,是沟通创作者和观众心灵的最有效的途径。“如果充分意识到情感意味着意识到它的全部独特性,那么充分表现情感就意味着表现它的全部独特性。”(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当人的内心隐藏着旋转运动的情感潜流时,当情感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绝望、真诚与虚伪之间持续摆动时,电影让观众看到了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旧事》中的淡淡乡愁,《广岛之恋》中的复杂恋情……或甜蜜或苦涩的种种情感,虽然是一时一地的故事,却似一只弓拉动千万人的心弦,唤起了萦回于每个人心头的思绪。无论是“大江东去”,还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只要表达的是永恒的情绪或意志倾向,即便是微山浅水,也能于细微处见出广博,化瞬间成为永恒。因为“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体,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页)。
电影中的生命意蕴、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阐释价值中最易与观众产生交流和共鸣的部分,观众观赏电影,通过经历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品尝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体味生活的欢愉和艰辛,以达到认识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让多少人为之感伤,为之感动,为之莫名的惆怅和振奋。既有爱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欢愉,又有死的伟大。大难来临时的人生百态让观众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愈是美好的事物,当被破坏的时候,就愈具有悲剧的力量。电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剧”把观众,甚至把人类的整体生命价值推向一个个新的高峰。
四、哲学价值
电影作品文化阐释价值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深刻的是其中所蕴含的哲学价值。电影能唤醒个体生命的感觉,更可以使艺术成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获得无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与无限,追求艺术创造的哲理化,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也是现代影视艺术的总体趋向。
哲学和艺术都是升华现象,艺术在追求升华的进程中往往就获得了哲学品格。同样是对战争的反思,《广岛之恋》和《现代启示录》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与反抗、失败与胜利、怯懦与英勇的简单对照,而深触到战争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题。一部绝好的惊险片素材,却引起了黑泽明对人的思考,引出了发人深省的《罗生门》。安东尼奥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时对应我的生活阶段。”(S·查特曼《安东尼奥尼在1980年》,载《世界电影》1999年第1期,第236页)然而他的作品却让东西方观众在个体中看到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面影。只有关注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鸣;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层,努力揭示出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艺术的宗旨,也是哲学的根本,而哲学意识赋予作品穿透时空的无穷魅力,也因此成为品评作品优劣的一个重要话语。
电影作品的哲学品格主要表现在对人类及其生存处境的理性思考。聪明的俄底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作为谜底的“人”,却成为人类更难回答的问题。“人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谁?”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直到今天,这些形而上的命题被反复追问。电影艺术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对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内在与外在困境的探讨。电影史上那些深刻与永恒的杰作都是创作者们以深邃的目光关注人及人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结果。美国当代著名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总是将探讨人、人性、人类未来的命运等哲理化命题放到创作的首位。其中《奇爱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这两部描写未来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库布里克关于人类未来的哲理化思考的升华。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誉为欧洲“最有独创性、最有才华而又最无顾忌的导演”之一。尽管人们试图从政治、宗教等各个层面上解读他的电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终超越政治、宗教和社会学层面,深情地注视着现代社会中破损的个体命运。如在他的堪称“天鹅之歌”的杰作《三色:蓝、白、红》中,他抛开政治、社会、宗教乃至艺术的层面,深入探讨“自由、公平、博爱”这些人类的生存原则在个人生命层面上的巨大意义。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来,真正的爱情是广博无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错误的爱情足以让人遗憾一生。人世之爱好比一个个切成两半的苹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无间,用别的半个苹果来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没有遇到真正的对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闭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运用电影进行人生哲学思考的为数不多的当代导演之一。同样出于对人的思考,对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讨,中国有了深沉凝重的《黄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红高粱》,有了气势磅礴的《霸王别姬》……有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但应当承认,在我国每年为数众多的电影创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让观众通过银幕眺望人生万象,在短时间内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学的力作,可谓凤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国电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
五、宗教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宗教价值也是值得关注的较为重要的文化阐释价值。人类艺术文化的发展历史表明,艺术和宗教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同构统一性。两者以其对人类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烛、突破与超越,激情满盈地传达了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从而改变了围绕它的人们,把人们纳入一种秩序之中,进入一种神圣的意义领域。人类通过艺术和宗教不断提供的全新意义模式共同展现被创造的知觉和意义构架,解释其经验并规范其生活。宗教不仅成为艺术孕生的母体与土壤,而且直接与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发展的无可争辩的因素。电影作为一门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项成果迅速发展起来的最年轻、最现代化的艺术样式,同样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在长期的艺术发展历程中,艺术宗教化非常突出,广义地看,甚至可以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是无宗教的,而电影作为借鉴并容括人类艺术文化各种经验的综合性艺术,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迹。另一方面,电影艺术的思维模式(包括创作思维模式和观赏思维模式)和宗教的思维模式有共通之处。电影是影像的艺术,面对影像的电影创作者(包括电影观赏者)对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开放性以及纷至沓来转变流动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视反叫,耽思傍讯,在体味和知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韵的同时,也会生出“终不许一语道破”的模糊感受与“无言之美”。这种创作和观赏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发着深沉的宗教感。电影艺术家和观众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通过独特的“影像”话语,独力阐释自己的经验,得出与宗教相似的有关世界的结论,特别是对生命与神秘之物的沉思、顿悟、揭示,是与宗教(至少是亚宗教)感情和宗教经验的理解相联系的。以至于有人将到电影院观赏一部电影也比作是举行一次宗教仪式。
观众通过观赏电影,特别是观看宗教题材或与宗教相关的影片,可以看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觉察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他们需要它),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构想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它已经丧失了,或者当它被发现时,也不能够认出它来);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看见他们至今不能看见的东西,甚至发现他们还没有构想的东西。例如美国环球公司1988出品的影片《基督最后的诱惑》,这是一部探讨耶稣在成神过程中的内心世界的影片。影片从耶稣当木匠为罗马人制造用来处死犹太人的十字架开始,后来,耶稣的灵魂得到净化,开始直接与上帝对话,又在沙漠中修炼40日,得到了惊人的神力;最后他得到神的昭示,应以牺牲自己来换取神对世人的拯救;他为了成为一个救赎的英雄,让犹大出卖自己。但是就在他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即将成神的时候,发生了幻觉。他在幻觉中得救,结婚生子,过上了平常“人”的生活,直至垂垂老矣。在他行将就木时,犹大前来指责他的背叛行径,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并且发现他仍在十字架上作着最后的成神努力。通过观赏该部影片,观众看到了神对人类的重要性,人类需要神的拯救;也发现了神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自身修炼而成,神就是人;不尽于此,影片还进一步揭示出,神虽然是一个神,但他并不想成为一个神,人就是人,人也不想成为一个神。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需要有一个神,需要有别人来做他们的神。神不是本身性的,神不过是一种消费性的和权谋性、策略性的存在。神不是由于本身而伟大,神只是由于人的需要才伟大。当人有一天不需要神的时候,神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这一点是对以往的关于神的观点的一次颠覆,揭开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为人类自身的自我反省和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贡献。
但是正如艺术与宗教具有“无言之美”,观众对电影文化中宗教价值的阐释也是很难的。大多数影片蕴含的宗教价值往往与生命价值、人性价值、哲学价值交织在一起。即使是宗教题材的影片,也往往借宗教的外衣传递更为丰富的内在的人文价值和哲学价值。如韩国电影巨匠林权泽拍摄于1981年的影片《曼陀罗》,虽然以佛教为背景,但究其实,它在本质上体现的仍然是人本主义思想。在拍摄《曼陀罗》时,导演林权泽明确表示,不是要拍什么宗教电影,因为他对佛教并不关心,也不相信宗教,他只是读了《曼陀罗》的原作后,觉得这是一个最适合将其感受附于画面中的故事,那种为了实现理想而独立奋斗直至殒身不恤的执著过程竟是那样美丽,他相信能打动他的必能打动观众。《曼陀罗》以守戒苦修的法云和放荡不羁的知山进行对比,两个修行方式不同的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大彻大悟而去。影片中知山走的似乎是大乘佛教的路,他不是闭门苦参“瓶中之鸟”如何解脱,而是投身世俗救度众生。在被政府封锁的小岛上帮病人洗澡,替穷人要饭,为逝者念经超度。在他的身上隐约透露出“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崇高信念。但知山似乎又是一个徘徊于欲望和虚无之间的凡人,直面的勇气常常被无尽的欲望吞没。影片通过熟原僧人之口转述他的救度行为,都通过闪回将他的爱情故事(也即他对欲望和虚无的斗争)以影像完整地表现出来,这样安排显然是导演有意削弱他身上的宗教性而突出人性的挣扎。知山像推着滚石的西绪弗斯一样永远无法达到解脱的山顶。知山酒醉后坐化在冬日的山路上,未完成的佛像和他额上深刻的岁月之痕,隐隐透出的遗憾之情,在暗示他未能真正得道。而法云由于母爱缺失造成的心理创伤十几年来始终不能释怀,“瓶中之鸟”即是法云受困的心。他期望通过不断压抑自己的欲望来得道,而事实上无论是逃避还是肉体上的酷刑都不能对其有所帮助。只有当这两个看似对立,实则相反相成的人物思想最终融合时,通往解脱的门才会轰然洞开。法云在焚烧知山遗体时体会到知山的勇气,终于下山寻母,与母亲见面后安详离去。影片定格在一条无止境的道路上,与片头近两分钟的道路的长镜头遥相呼应,起到了喻示主题作用,求道之路漫漫其修远兮,法云依然会坚定地走下去。观众在影片中体会更深的是知山、法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文精神,佛门戒规、禅门公案都只是对这一精神的点缀。《曼陀罗》确切地说是一部“人”的电影,而不是“佛”的电影。(参见吴丹《宗教外衣人本内核》,载《当代电影》1999年第2期,第116页)
美国是个由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加上本土印第安人建设并发展起来的新国家,没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同时又没有所谓单一的民族传统,但是具有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当中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经济强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它的经济实力又使它具有相当巨大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因此,形成了美国文化与欧洲其他国家发展所不同的特点,有着自己特有的美国式文化体系。美国文化具有多种特征,包括幽默性、包容性、实用性、个人英雄主义等等。这些特征可以从火热的美国动画电影中窥见~斑。美国动画电影是世界电影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但是又非常独特的组成部分,正越来越强地影响着全球文化的发展。研究美国文化特性有利于指导我们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文化建设。
一、美国文化的包容性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包容性、多元化、开放性。从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来的大批移民,带着各自梦想来到美国这个梦幻般的国度,他们把本土的传统思想。宗教习俗、习惯等文化带到美国,成为美国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任何国家的文化在美国这里都能够找到影子,正是因为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才能融合各国的文化,从而创造出了让世人瞩目的“新文化”。
同时美国文化随着时展,其文化的包容性不断地被显示出来。一方面美国具有比较开明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有能够包容不同国家的文化与习俗。如在影视娱乐业方面,美国动画电影已垄断了世界动画影视业的大半天下,他们的题材来自世界各国。如动画电影《埃及王子》是来自埃及文化,《小美人鱼》取材于丹麦童话,《花木兰》《功夫熊猫》取材于中国等。这些影片无不大获成功。究其原因,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这些国家以及文化内涵的处理上。美国是一个生机勃勃、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以《功夫熊猫》为例,影片中处处展现着中国元素,“中国乐曲”“中国功夫”“国宝熊猫”,中国特色的食物如饺子、包子、馒头和阿宝家传的“秘制汤面”等无一不体现着华夏风味,能将中国元素及中国文化这样潜移默化地具体地应用于影片中,把这样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武术直观、幽默地展示给世界,捷足先登,做到了中国的艺术家们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这种包容、开放的精神实在是令人佩服。但另一面又显现出美国文化的侵略性的一面,美国正是通过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资源进行“美国化”,贴上美国的标签之后,再重新推广到世界各地,并为其刨造出巨额利润。不过,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中国电影文化业的现状,过于狭窄,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创造力、想象力,在本质上缺乏对本国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从迪斯尼拍摄《花木兰》到派拉蒙拍摄《功夫熊猫》,1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只是“愤怒”地抵制,捶胸顿足,我们更期待中国电影艺术的崛起。
二、美国文化的幽默性
幽默、自由特色是美国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这是由美国人的活泼、天真、好动、非权威化的性格所决定的。比如动画片《猫和老鼠》就酣畅淋漓地表现了美国文化的幽默感。在人们心目中过街喊打的老鼠,是一个恶心反胃的动物,在影片中却几乎成为人们同情怜悯的对象,没有一点令人讨厌的感觉,只有无尽的幽默。影片中可爱的小老鼠在老猫的残暴下游刃有余地被变成各种形状;Jerry把T0m提着脚摔来摔去的场景描写;Tom把Jerry舞台的一块锯掉,掉到底下的竟然是周围的舞台时等,深深被这种美国式的夸张幽默所折服;美国式的幽默在《汽车总动员》这部片子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Guido和Luigi在赛道上仅仅用一瞬间就帮马奎恩换好了四个轮胎,让先前还嘲笑他们的小鸡团队的人吃惊地把自己的挡泥板都掉下来了。该片在细节方面有很多幽默性的表现,非常独到,耐人寻味。
除了动画电影,美国广告设计的幽默也是世界闻名的,他们天性乐观,这种性格自然从各种设计上表现出来,成为他们设计的一个特征。美国人常常说:如果都可以达到功能目的,为什么要那么严肃?这种民族心态,是他们设计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而我国动画电影则相对严肃的多,无论早期《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还是后来的《宝莲灯》,无不体现强烈的“寓教于乐”的精神,处处透着中国文化的严肃感,说教色彩太浓,可看性不强,很少有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最终人们脑海里记住的也只有原来的神话及故事,而非各种鲜活的人物形象。而美国动画电影中的猫和老鼠、史努比及《小鸡快跑》中的小鸡等等众多的幽默形象,经久不衰地赢得了世界各国观众,受到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喜爱,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并成为美国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创造动画史上少有的奇迹。
三、美国文化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一词最早是从希腊文可而来的,含有行动的意思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深受欧洲大陆文化影响,黑格尔、笛卡儿等思想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深刻影响,实用主义存美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它的表现和作用是不同的作为民族精神,在第一时期主要体现为敢于冒险和开拓,重行动、重实效。第二时期主要体现讲求效益.注重实用。第三时期主要体现为对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寻求妥协协调及解决、法,实用主义在美国仍然存在并发展。今天,在美国人眼里仍然是有用就是真理,成功豪虻是真理实用主义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它造就了美气质,时影响了整个世界。
此他们的动画业也反映了本民族的这一性格特点:只要能多赚钱,无论何种题材的动画片他们都做一各种动画角色的颠覆他们部勇于尝试并乐在其中。而中国人则讲究责任和良心,此不会随意篡改老祖宗留下的精神食粮?所以中围传统动画片总也不能跳开条条框框的束缚。在保守思想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闰动画人不可能去颠覆神圣的原著中的角色和题材。而美国则不然,如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人物的服装造型儿乎包揽了各个朝代的特点.色彩样式典雅和绚丽,但依照故事发生的区域背景和人文色彩来分析.角色的服饰没汁缺乏我国吴越文化的鲜明特色,片中渚多角色设计缺乏原刨性,止观众感觉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角色不是中阚的,而是美国人在好莱坞和迪斯尼里炮制出来的、他们脑袋里的形象。从文化的角度看.作品显得有些粗糙、肤浅,用美国的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影视观来诠释东方传统爱情故事,除“莫名其妙地娱乐”外别无其他,但这正是美国实用主义文化的体现,讲求效益,注重实用一美国实用主义的另一表现就是文化的产业化.文化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富于活力的产业之~一文化产业兴盛的背后,是美国动画产业的生机勃勃.
典型特征是从文化产品到文化产业的市场营销.将文化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票房收入以及主题商品:玩具、音乐唱片、主题乐园等一系列文化产业链。如沃尔特·迪斯尼在一群志道合伙伴的参与下,成立了一家专业的动画制作公司,从“创意内容”出发,逐步扩大到“产业基地”.用现代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方式,大批量地制作动画片并把它们销往世界各地;时.又为米老鼠、唐老鸭等卡通形象中清了专利.在法律的保护下进行特许经营开发。到一g2o世纪4f1年代后期.迪斯尼公司又与丹麦的艾蒙公司合作.于1948年9出版了《米老鼠》杂志,后又建立迪斯尼乐同等,从纯粹的文化产品到利润惊人的文化产业,实现了美国入的实用主义的梦想、而我国的动画人由于受中围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停留在对动画艺术用情专一的阶段。对动画事业片面的执著追求.不利于在新世纪建立文化的中国、文化产业的中国和文化发达的中国的文化产业的目标.这值得我们从业人员反思。
四、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
在美国动画轻松愉快的内容背后都隐藏着美国民族的英雄主义及个人主义,并且在他们看来,这种英雄不仅仅是美国本土的英雄,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英雄,他担负着保卫全人类拯救全人类的思想观念。这与美国今日在全球所自封的“国际警察”形象是不谋而合的。
其实,个人主义思想并非是今天的新面孔,它最早萌芽于l4世纪意大利文化复兴运动.后来经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论证与传播,在美国结出果实。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真正核心。”个人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方面美国在思想上继承了欧洲移民带来的思想,特别是希腊的重商主义文化及希腊的政治管理体制.希腊当时建立的文明对美国社会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产生有着较早的历史背景.并付诸于实践且在实践中完善与发展。美国人早期的移民其团体是由私人或公司组织临时凑合而成.这里没有血缘纽带.也没有政府干预.除了上帝“天国”的抽象观念和到新边疆发财外,没有共同别的理想毋庸置疑,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英雄,为了集体利益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对于那些开拓新大陆的移民来i兑是不可言喻的。于是出现了崇尚个人主义现场,同时也衍生出了个人英雄主义。《花木兰》就是一典型角色,在片中中国“花木兰”的忠孝理念被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表演彻底替代。在全球循环放映,不仅为人家赚到了3亿美元,而且让“个人英雄主义”流行全球、渐成时尚。再如动画片《汽车总动员》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即每个人要表现自己且尽自己所能展现自己另外,《沙漠骑兵》等也是迪斯尼奉献的典型的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大片,其中不难发现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观。
五、结语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她虽没有悠久的历史,但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并且随着时展美国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研究美国文化特性对于我国建没与繁荣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性。比尔·盖茨有句名言:“在凶特网时代,准买下了文化,准就控制了时代。”诸如“花木兰”式的中国传奇故事被跨国公司西方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也是美国文化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改造其他文化、蚕食其他文化、主导世界文化,并据为己有、创造巨额利润的过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美国式电影文化的发展已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发展的道路:我们期待贴有中国标签的中国文化早日走下文化圣坛,走入民众日常生活、走向世界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
[1]李怀亮,刘悦笛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OO5.
1中国武侠电影的文化内涵
1.1中国武侠电影的“载道说”
中国文化,从古以来就有各种学说,但以“载道说”的影响最为深远。中国文化从来就很重视“道”,历朝历代的文献中,不断有人呼吁重道,不少文学典籍都是在捍卫“道”和表达“道”。从《论语》的“朝闻道,夕可死矣”到《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从刘鳃K匆y,"铸扛}掀‘原道、征圣”再到韩愈的“文以载道”、朱熹的“文道合一”,都可见到“道”的影子。什么是“道”?不同的时代,意思还不太一样。笼统地说,那就是孔孟之道,就是仁、义、礼、智、信,就是忠孝节义、三纲五常,就是忠君报国、穷则独善其身与达则兼济天下、为圣贤立言、为生民请命等等封建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中国武侠电影继承了中国文化的“载道”传统,且中国武侠电影的载道观,一直绵延不绝。由此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烙印于中国武侠电影的始终。
1.2孺家、道家、.赛家、佛家学说的影响
中国文化从夏商时期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分化,文化从官方贵族走向了民间和社会,涌现出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等大师.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等一大批学派,奠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蔚为大观。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要孝亲,爱人,礼就是克己,克制、约束自己,而且必须使自己依“礼”行事,才能达到“仁”的境界。主张见利思义、杀身成仁、内省内讼的修身方法和以德治国;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提倡仁、义、礼、智和“父子有亲”、“君巨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关系,以及重义轻利和舍生取义;后经董仲舒、朱熹、程颐等人发展,明确了“三纲五常”等行为细则,总的来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勇于人供的人生观。一种重义轻利、兼济天下的价值观,一种牺牲自我、委曲求全的处世观和伦理感化的教育观。在中国武侠电影中,其人物也多以儒家规范来约束自己,体现了一种儒家风范。
道家是战国时期老子和庄子创立的重要学派。他们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无为”并不是真的无为,而是因势利导,清虚自守,谦卑自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灭是非,齐生死,忘物我,合异同,才能逍遥自得。道教是以道家的学术思想作为主要内容,同时综合了中国原始宗教思想、哲学思想、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而形成的一种本土宗教,大致来源了黄老学术、老庄思想、隐士思想和方士学术四大方面.追求的不是死后升天,而是成仙得道,长生不死,具有更多的民族文化特色。身挎长剑,腰悬铜镜,成为道十的特殊标志。这两样东西都是道士祛邪除妖的法器,手段神秘复杂,大致有画特念咒、奇门预测、阴阳五行等等,道家和道教文化在武侠电影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墨家学说以功利主义为特色,主张兼爱、非攻,尚力、贵用,“代表了最下层人民的利益,主张以具体的劳作换取财富,取得成果”,‘与我国劳动人民互助互利、热爱和平、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等传统美德是完全一致的。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也就是只要有利于人.就不惜代价拼命去做,这种积极进取、乐于奉献、为了他人利益不惜献出一切的高尚品德,正是优秀文化传统的具体体现。”墨家的这种精神境界,在中国武侠电影中的侠客身上,也常有体现。
佛教由印度的释迎牟尼创建。全部经典称为“三藏”,为僧侣制汀的戒律和历代高僧的论述与研究。教义的全部内容是“四谛”:“苦谛”、“因谛”、“灭谛”、“道谛”。佛教认为人生困苦多多,全是贪欲作怪。此说在两汉之际传人中国,逐步地中国化,主张普度众生,因果报应。这种通过个人的力量来解救自己的信念,特别是擅长武功的少林寺、南少林寺的历史故事,成为了中国武侠电影的最爱。
中国的武侠电影,清净无为、顺其自然,往往是侠客们追求的理想生活境界。“中国武侠电影并没有像好莱坞电影那样把宗教的教义直接转变成暴力的旗帜,而是巧妙地将宗教的伦理与其影片的叙事情节交融起来:宗教伦理在为正义提供了合理的道德依据的同时,通过叙事突出了宗教自身的‘出世精神”。
2环境:“天人合一”的美学综合表现
中国武侠电影,取材于民族传统文化,纳为己用,致力于美的综合创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武侠电影,同时又深深浸润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江南的小桥流水、西北粗犷苍茫的沙漠、幽静神秘的荒山古刹、深不可测的悬崖峭谷,这些自然景观在武侠电影中呈现出特有的民族风情。自然景观中的秀美、苍莽、壮观、空旷等环境之美,具有的独立观赏价值、蕴含的深厚文化与侠客及武打场景相结合,呈现出“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
2.1视觉大餐
以千年古老文化作为背景的武侠电影,有着美丽俊秀的自然风光。森林茂盛,水流潺潺,背靠青山,面对平川,山峰奇秀,峭壁耸峙,茂林修竹,古刹珍藏,岚光滴翠,洞奇钟秀,这些本身就对观众产生极强的诱惑力,可以说是武侠电影端给观众的一道视觉大餐。那么,环境因素提供给观众的仅仅是自然主义的视觉奇观吗?对环境来说,视觉奇观只是表面的,真正的魅力在于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最终显现的是民族传统文化信息。
2.2侠客、山水融于一体
《少林寺》拍的是正宗的河南篙山少林寺,展示了篙山的雄伟壮丽、少林寺之庄严古老;《南北少林》表现了北方的壮丽风光和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少林小子》的地域背景选在风景秀丽的广西漓江;《木棉袭装》的场景横跨塞北、中原和武当山。此后在武侠电影中,五台山、桂林山水、横店风光以全景镜头向观众展现其秀丽的山姿、荡漾的碧波、青翠欲滴的竹林、野花遍野的绿草地……这些让人心神荡漾的影像宛如一幅民族画卷徐徐展开,肆意地展现着东方风情。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侠客可集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精华,与天地相沟通,与自然相结合,渗透出“天人合一”的民族传统文化气息。
3“武”:中国独特的功夫场.
3.1虚实相间
虚买相间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创作原则之一,属于中国美学的传统范畴。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电影艺术的一个支流,在“武”的设计上也应当遵从这一原则。武侠电影之“武,有两大源头:一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武术文化;二是对“武”的艺术虚构。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吸取中国其他传统文化艺术形式想象而成。武侠电影之“武”呈现出两极:一边是虚构的神功:一边是真实的武术再现。在武侠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两者相互渗透,使“武”具有虚实相间的审美特性。故武侠电影中的“武”在艺术上形成了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两者兼备。
武侠电影之“武”与中国武术的最大不同是艺术化。武侠电影中“武”也不是完全的虚构,它是以中国传统的武术文化为根基的,以阴阳五行学说、儒道哲学为支点,是与民族文化传统交相融合的产物。翻江倒海的内功、飞花逐叶的内力、凌波微步的轻功、败中求胜的独孤九剑、六脉神剑,舞蹈式打斗、杂耍的戏谑性、棋琴书画的人“武,”“武”有着现实和历史根据,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上进行的合理的审美想象。
3.2武奔艺术
真实的武术是以技击为主,以中国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为基础。武侠电影之“武”是以中国哲学和武侠文学为一极,以中国武术文化为另一极,充分发挥审美想象力,成为虚实相间的武舞艺术。近年来,武侠电影之“武”逐步由“形”上升到“意”的境界。而且“武”的“形”没有被抛弃,继续呼唤人们对中国古老的武术文化的记忆,增浓影片的文化味道;而“武”的“意”境神韵成为武侠电影展示的重点,如道、佛的飘逸出尘、儒家的中和之美等等。
3.3“武”的善恶区分
“武”与场景相结合的环境武打,侠客喜欢在山清水秀之处练武,这样能得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环境与武打的结合折射出了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精神。为表现主题、塑造人物服务的武打.对一部电影来说,其中的任一元素都必须为主题服务.“武”也不例外。武打形式、蕴含的情感都应与主题的基调保持一致。
在武侠电影中体现着善恶之分。武打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物的道德归属。胸怀侠义的侠客通常武功高强,所使用的武功出自名门如少林、武当,从不暗下毒手偷袭对手;而恶人或者坏人则与之相反,他们的武功一般来路不正,练功后使人变邪、变恶、下手狠毒,不敌对手时偷施暗器。
3.4“武”美的综合表现
中国武术在演练技巧上要不断认识和创造出各种美的表现形式,尽可能地突出人休的体形线条,以变化、柔和、刚劲、轻快等各种优美的造型动作进行展示,进而通过人们的视觉产生美感。“武术是通过动作的均衡排列以及对比呼应来体现美的艺术特性。在武术套路中,形式美表现为:齐整,参差,主次,均衡.对称,对比,呼应,比例,协调等。武术套路中,通过运用动与静,起与落,快与慢,高与低,刚与柔,进与退,转与折,收与放,挺与含,虚与实,轻与重之间的对比表现变化,从不均衡中求均衡,相反相成,在对比中求统一,增强艺术感染力。”这是邱王相教授对武术形式美的概括。不言而喻,武术这种表现民族气质的独特形式以其神奇巧妙的表现方法显示出这一文化遗产的艺术特征。此外还有人体美和服饰美。自中国武术诞生之日起,就带有舞蹈的风韵,可以说是武舞不分家。武侠电影在此基础上,采用种种视听手段将武打动作“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加以抒情诗的攀写,主要通过对动作姿态和细节的形式化展现,使其往往同时具备‘紧张火爆’、‘情绪饱满’、‘清晰真实’、‘优美漂亮’等方面的特征,并且往往是动作场面从故事情节的流程中凸现出来,具有独立的形式美感”。此外还兼容其他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如舞狮等民俗使舞与武相结合,呈现舞武之美。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由“形而下”升入“形而上”,艺术上是由形似到神似,“武”亦如此。中国武术精湛的技艺中无不体现出高度的灵巧性和协调性,而灵巧本身就是表现身体动作并使其具有一种精致和准确的“和谐美”。表现武打动作在形式上的优美和质感固然必要.但武打动作的表意内涵和飘逸神韵更让人向往。对“武”之东方神韵的追求,是武侠电影一以贯之的目标,无不在倾心打造武打动作的意境美。同时.中国武术吸取了儒家的“中和”精神,忍让哲学和义利观,道家的与自然和谐共处,佛家的出世情怀,也级取了京剧、书法、中医药等等传统文化要素,散发着东方传统文化气息。
4侠义:中国人的传统品格
《紧急迫降》显然试图模仿和遵循一个我们早已熟悉的灾难片的类型模式:倾斜的构图、轰鸣的飞机声、简短而紧张的剪辑……似乎都为正在草地上玩耍的李嘉棠父女俩蒙上了灾难的阴影;接下来夫妻俩的冷眼相向和冷言相对也揭开了家庭危机的序幕;当两人不期而然地登上同一架波音客机的时候,观众已经开始期待一个冲突与解决的故事;伴随那些透露着紧张和不安的短促的镜头剪辑和令人心惊的效果声音,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已经为这部影片提供了充分的关于灾难的预期。飞机上的婴儿使我们联想到了"敖德萨阶梯"中婴儿车所起的惊险而恐慌的叙事功能;农民企业家作为喜剧性调节因素进入了惊险叙事的格局;两位西方人为飞机上即将出现的事故埋下了文化冲突的伏笔;端然而坐的气功大师似乎为飞机内喧嚣的空间提供了某种诡异莫测、老谋深算的神秘;李嘉棠、刘远和丘叶华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三角恋爱故事将在与世隔绝的飞机上和陆地间拉开序幕……。影片到这里,似乎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正如那架即将冲天而起的飞机一样,观众也正等待着一个虽然并不陌生但却始终充满刺激的灾难性的电影游戏旅程的开始。
从媒介的各种宣传中,观众早已知道这架机号为蓝天569的波音大型客机是电脑制造出来的,观众已经没有兴趣去关注电脑制造的飞机与真实的飞机之间的差别,他们已经调用了早就培养起来的游戏规则,等待一场灾难在自己的眼前降临所带来的心理刺激,同时也等待着灾难过去以后那种如释重负的宣泄。
灾难是灾难片的核心,灾难片要用灾难的恐惧来制造观众的心理紧张和压抑,从而为后来灾难的解除提供心理释放的;灾难片还要用灾难的故事来引发观众对生活中已知和未知的灾难威胁的共鸣,从而为最终的灾难克服提供柳暗花明的幸福感;灾难片也要用灾难中的英雄为观众提供人间救世主的移情对象,从而使观众获得自我肯定和安全承诺;灾难片甚至还要用灾难的奇观在带给观众感官刺激的同时也让他们为自己置身于危难之外油然而生潜意识的自我庆幸。所以,经过几乎30分钟的铺垫,飞机在平静中起飞了。像我们对所有灾难片的预期一样,我们期待着灾难的来临,我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那些我们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希望在银幕上出现的灾难奇观和受难场面的出现,我们想象着那位英俊潇洒的年轻机长和他那位刚柔并用的年轻妻子如何在孤立无援中历经磨难、转危为安,演绎英雄与美人的古老而恒久的结局。
观众终于等到了灾难来临的信息:满载乘客的蓝天569刚刚起飞,便发现起落架出现故障。随着这一故障的难以排除,人们意识到灾难似乎正逐渐威胁着飞机上每一位我们已经认识和不认识的乘客和乘务员。
但是,电影并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进行。影片虽然给了我们一切关于灾难的预期和伏笔,但灾难、甚至是微小的灾难都没有真正发生,严格地来说,这部按照灾难片模式开始的影片在灾难还没有出现时就迅速地被一个救难的故事所替代。于是,尽管影片采用了大量的交叉性、对比性的蒙太奇剪辑来强化视听效果的危机感,大量使用短镜头、小景别的快速切换来制造节奏上的紧张感,大量使用电脑特技来创造各种貌似惊险的空中场面和离奇景观,最后甚至采用了夫妻俩逃离记者独自团聚的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典型桥段作结尾,这一切似乎都想使观众能够继续以一部灾难片的预期来完成叙事经历,但是,我们还是逐渐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真正的灾难片。灾难在这部影片中是被放逐的、被遮蔽的。牺牲、受难甚至惊恐在影片中都被降低了,唯一的灾难奇观只能通过一场假想的可能性被展示而失去了逼真所带来的惊恐体验,我们没有看到英雄的出现而只是看到了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采用一切常规手段排除故障直到脱离似乎危险性并不大的危险,以至于影片一开始埋下的许多人物的伏笔、设计的许多叙事功能到后来都有头无尾地消失了,那位婴儿完全没有成为一个叙事因素出现在影片中,那位一直正襟危坐的气功大师唯一的作用就是用了一次扇子,而其他人物也几乎对灾难故事没有起到任何功能性作用。
显然,观众对于灾难片的期待被影片的进程逐渐否决了。我们看到了一部没有灾难的灾难片,我们看到了灾难片模式与救助故事之间的不一致,外在的视听节奏的紧张性与内在的情节节奏的平淡性之间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这种对灾难的明显回避,与其说是艺术的疏忽,不如说是表达了我们主流文化对"灾难"的主流态度和主流阐释。尽管其实由于我们对未来走向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尽管世纪末的宿命情绪常常笼罩着我们许多人,那种莫名的灾难感可能正等待着一个宣泄的对象和契机,但是,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灾难恐惧的现实存在使得主流文化将灾难的言说变成了一种潜在的禁忌。在我们主流文化的语境中,我们常常淡化、弱化甚至隐逸所有的灾难感、恐惧感和创伤感,我们常常视所有这些"消极"体验为潘多拉的盒子,我们担心这些体验会像瘟疫一样孳生、蔓延,动摇我们对于现实的信任和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灾难片在当前的现实中是生不逢时的。也正因为如此,尽管《紧急迫降》采用了灾难片的叙述模式,也刻意模仿了好莱坞灾难片的几乎所有的类型元素,但影片还是在灾难面前止步了,观众几乎没有机会得到真正的灾难体验、恐惧体验和创伤体验,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叙述人们在面对危机时,如何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关于拯救的影片。如果说,在好莱坞灾难片中,灾难是一场噩梦的话,那么在《紧急迫降》中,灾难只是一场"狼来了"的虚惊;如果说,在好莱坞灾难片中,灾难是主角的话,那么在《紧急迫降》中灾难只是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上,演绎的是我们几乎在所有的主流叙事中都可以看到的同心同德的宏大主题。寄生于体制中的电影,是主流文化的一面镜子。
拯救与被救:患难与共的救助故事
在一般的灾难片中,当然都有摆脱灾难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伴随着灾难推进的,是以灾难中人们的自救为驱动的,是以或大或小的牺牲为代价完成的,但是,在《紧急迫降》中,从发现飞机出现故障开始,不仅灾难一直没有来临,甚至连危机也没有加深,准确地说,灾难的主题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流产了,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个救助的故事。
在这个救助故事中,我们目睹的是上下同心、四方协力的患难与共的场景。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企业、百姓都无一遗漏地出现在影片救难过程中,从民航总局、市委领导到航空公司、消防部门都直接在影片的叙事中亮相,而尤勇所扮演的刘远无非是这种集体智慧的代表。几乎所有的救助者都是一种无个体性的功能性符号,用葛兰西(A.Gramsci)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一种共享相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群体人"的代表,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差异,在整个救助过程中,参与者构成了共性化的群像,从而也构成了万众一心的社会理想的象征。而飞机上的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了被救者,都失去了行为的主动性,只是等待救助或者等待救助的命令。
因而,在《紧急迫降》所提供的救助故事中,没有一般灾难片类型中不可缺少的个体化的行为英雄,飞机上担任机长的李嘉棠所作的仅仅只是按照地面指挥而采取的正常行为,他无非只是完成了一个合格飞行员应该完成的事情,而在地面担任指挥的刘远所作的也只是按照常规所应该作的所有事情,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作为英雄所独有的巨大的智慧、勇气或者个人意识、胆魄。影片展示的救助过程,是一个表现集体智慧、集体团结的过程,个人仅仅是"集体"指令的模范接受者和操作人,以至于机长的"英雄性"最后只能通过妻子的广播来得以传达。显然,这是用集体力量、用团结来解决危机的主流文化模式的一种自觉阐释,在这一阐释系统中,基本上没有为好莱坞似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甚至也没有为中国电影传统中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
毫不奇怪,从《紧急迫降》中,我们主要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关于勇气、关于牺牲、关于生死考验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信任、信心、团结、理解的故事,正如在我们当前所有的主旋律叙事中一样,这是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故事,是一个找不到牺牲者和受难人的故事,是一个没有人性冲突和人格较量的故事,是一个依靠集体力量、依靠团结精神度过危机的故事,应该说,几乎所有我们主流文化对于现实和现实危机的理解都通过这个"紧急迫降"的事件得到了完整的呈现。因此,这部电影讲述的不是一部自救的救助故事而是一部被救的救助故事,我们从这部影片中得到的不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崇高感而是一种被人救助的庆幸感,从而影片完成着它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我们面对危机但是我们能够度过危机,如同"抗洪抢险"一样,这部影片也是一个党政军民众志成城的大叙事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紧急迫降》提供的是一种中国的灾难片类型:它不强调灾难而强调救助,它不表现灾难奇观而表现救助精神,它不突出个体英雄而突出集体智慧,它不展示人性冲突而展示人际沟通,它不提供宣泄的而提供安全的抚慰感。因此,《紧急迫降》表述的是它所产生的时代的权威意识: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和患难,只要我们有核心,有秩序,甘苦与共,那么所有的危机和患难都不过是一场虚惊。《紧急迫降》的惊心动魄成为了主旋律宏大叙事的一个生动音符。商业化与主旋律化:主流电影文化的双重性
《紧急迫降》选择了一个真实的紧急迫降的新闻性事件为题材。一方面,影片模仿、借鉴了好莱坞灾难片的叙事模式和视听修辞经验,虚构了人物和细节,采用了商业/娱乐电影的视听形态,但是却"忠实"于一个"真实"的事件轮廓从而很难被看作一部戏剧化的灾难类型电影;另一方面,影片尽管"忠实"于这一真实事件的事件轮廓,但是它又采用了一种戏剧化的虚构方式和类型化的灾难片模式,与纪实性地还原事件的自然性、真实性的现实主义方式完全不同。它采用的是既非戏剧化的商业电影模式又是非纪实性的现实主义电影模式之外的第三种道路。而这正是当前中国主流电影文化一直所徇唤的电影文本。
尽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现的文化形态、内涵各有不同,但其中包蕴的文化阐释价值有些则又是共通的。如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均表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创新意识,在选材、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标新立异。作品的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都比较强,注重人物内心表现,探索民族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从电影本体出发,努力建构独具民族内蕴和民族形态的文化模本等等。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例子表明,不论是什么电影,也不管是哪位导演的作品,在文化阐释价值的构成中,必然有一些共通之处。概括说来,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俗学价值
最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是通过观赏一部影片,阐释其中所反映的某个时代、地区、民族的民风和民俗。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有两个倾向,一是眷恋故乡,对本土文化有特别的亲近感;一是向往远方,对异域文化有特别的新鲜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睐,这也是中国影片屡获国际大奖的重要原因。而人们喜爱观赏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经常地、直观地接触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了解世界各个民族的不同风情。
阐释民风、民俗主要通过影片特有的环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员的服饰、歌舞、语言等展开。如美国影片中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英国影片中荒凉寂寥的庄园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广阔无垠的瀚海沙漠等等,这些都让观众一下子就进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围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国人的牛仔服、欧洲人的燕尾服、中国人的长袍马褂等等几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号。还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国影片中的腰鼓、“颠轿”和信天游,美国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欧洲影片中的“决斗”情结,无不传递出各具时代风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当然,电影作品的民俗学价值还只是文化阐释价值中的表层价值。
二、社会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包蕴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内涵,也是影片中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这些文化价值作为内在层面的文化形态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内部结构中。如历史事件、政治风暴、社会习俗、民间传说等等,常常成为一些影片的整体构架,从中可以阐释出极为丰富的文化价值。《拯救大兵瑞恩》、《罗生门》、《》、《茶馆》、《泰坦尼克》、《无头骑士》等等都是生动的例证。拍摄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公民凯恩》更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据美国实有其人的亿万富翁、新闻大王威廉·伦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迹创作的。它陈述了新闻巨子凯恩作为“大国民”精神风貌,并且由这个人物扑朔迷离的命运概括了人类前史时代的深刻命题:资本与人性的冲突以及人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异化。是资本这个怪物打破了幼年凯恩的平衡,资本的教育代替了母亲的抚爱;是资本这个怪物在养成了凯恩作为社会人的才干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对资本的贪婪。他的巨大财富的累积,是以牺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为代价的;也是资本这个怪物使凯恩承受着现代声色犬马生活的辉煌,同时也彻底地撕毁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温情。凯恩拥有资本和现代生活提供的宏传版图,但他却失掉了人最美好的东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没有爱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独的,生前如此,弥留之际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显示了他的心灵上的疲惫,同时也是心灵的自觉。它发生在凯恩相对远离现代生活的时刻,并且联系着他尚未涉足现代生活的孩提时代,因而带有特别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凯恩的形象呈现着一种全新的沉思的浓度,几乎也是他生存的那个国家巨大历史矛盾的回响,从中观众几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凯恩时代”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三、生命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价值(特别是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价值中较为深层,也较为重要的阐释价值。草长莺飞,虎啸猿啼,生命的踪迹无处不在。“生命之树常青”,而体验生命、思索生命、张扬生命,也是电影艺术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中。如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动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担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为最佳配角,再加上两名猎人,组成了全部演员阵容。影片用拟人手法,始终以小熊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为主线,通过小熊那些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把观众带入大自然中。摄影机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视野和范围,观众在欣赏到一幅幅平时不易接触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时,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和丰盈,进而领会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合谐是多么美丽又是多么重要。但电影由人创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满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电影艺术只有与人的生活、命运紧紧联接在一起,才能叩响出生命的感觉,探寻到生活的意义。
透视生命,首先要展现人的生存方式。好莱坞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种高度现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适、温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构成了对亚洲广大青年观众的强大吸引力。与此类似,我国《黄土地》、《老井》和《爱情麻辣汤》、《没事偷着乐》等影片分别展示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生存方式和现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观众的强烈兴趣和深刻关注。生命体验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莱默夫妇、贫嘴张大民一般地“活着”,活在窘迫困顿中,活在鸡零狗碎中,活在嘈杂拥塞中。高明的电影叙事和观赏正在于滤去浮动的烟尘,聆听生命真实轻微的音色。有时生命体验也存在于罕见的突发事件中,特别是在面对巨大生存挑战的灾难时,人的生命意义会在短时间内爆发,在一瞬间闪现出剧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辉。如《地震》、《龙卷风》、《活火熔城》、《天地大冲撞》等展现人类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和坚强不屈;《泰坦尼克》、《紧急迫降》、《恐怖地带》等则充分展示了人在技术社会里对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术灾难的恐惧无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现代启示录》、《猎鹿人》、《细红线》、《辛德勒名单》、《发条桔子》等则向观众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为的灾难(如战争、暴力犯罪)面前既是无比脆弱,不值一钱,又是弥足珍贵,至高无上。人类的生命价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变幻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充实,人活着不管是享受生命,还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闪耀。
对每个具体的生命过程而言,浅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终是电影创造的核心,对生命感觉的捕捉,经常表现为对情感的凝聚与剖析。电影叙事以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方式为主脉,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而将心比心,以情动情,是沟通创作者和观众心灵的最有效的途径。“如果充分意识到情感意味着意识到它的全部独特性,那么充分表现情感就意味着表现它的全部独特性。”(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当人的内心隐藏着旋转运动的情感潜流时,当情感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绝望、真诚与虚伪之间持续摆动时,电影让观众看到了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旧事》中的淡淡乡愁,《广岛之恋》中的复杂恋情……或甜蜜或苦涩的种种情感,虽然是一时一地的故事,却似一只弓拉动千万人的心弦,唤起了萦回于每个人心头的思绪。无论是“大江东去”,还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只要表达的是永恒的情绪或意志倾向,即便是微山浅水,也能于细微处见出广博,化瞬间成为永恒。因为“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体,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页)。
电影中的生命意蕴、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阐释价值中最易与观众产生交流和共鸣的部分,观众观赏电影,通过经历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品尝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体味生活的欢愉和艰辛,以达到认识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让多少人为之感伤,为之感动,为之莫名的惆怅和振奋。既有爱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欢愉,又有死的伟大。大难来临时的人生百态让观众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愈是美好的事物,当被破坏的时候,就愈具有悲剧的力量。电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剧”把观众,甚至把人类的整体生命价值推向一个个新的高峰。
四、哲学价值
电影作品文化阐释价值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深刻的是其中所蕴含的哲学价值。电影能唤醒个体生命的感觉,更可以使艺术成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获得无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与无限,追求艺术创造的哲理化,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也是现代影视艺术的总体趋向。
哲学和艺术都是升华现象,艺术在追求升华的进程中往往就获得了哲学品格。同样是对战争的反思,《广岛之恋》和《现代启示录》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与反抗、失败与胜利、怯懦与英勇的简单对照,而深触到战争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题。一部绝好的惊险片素材,却引起了黑泽明对人的思考,引出了发人深省的《罗生门》。安东尼奥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时对应我的生活阶段。”(S·查特曼《安东尼奥尼在1980年》,载《世界电影》1999年第1期,第236页)然而他的作品却让东西方观众在个体中看到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面影。只有关注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鸣;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层,努力揭示出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艺术的宗旨,也是哲学的根本,而哲学意识赋予作品穿透时空的无穷魅力,也因此成为品评作品优劣的一个重要话语。
电影作品的哲学品格主要表现在对人类及其生存处境的理性思考。聪明的俄底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作为谜底的“人”,却成为人类更难回答的问题。“人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谁?”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直到今天,这些形而上的命题被反复追问。电影艺术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对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内在与外在困境的探讨。电影史上那些深刻与永恒的杰作都是创作者们以深邃的目光关注人及人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结果。美国当代著名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总是将探讨人、人性、人类未来的命运等哲理化命题放到创作的首位。其中《奇爱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这两部描写未来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库布里克关于人类未来的哲理化思考的升华。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誉为欧洲“最有独创性、最有才华而又最无顾忌的导演”之一。尽管人们试图从政治、宗教等各个层面上解读他的电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终超越政治、宗教和社会学层面,深情地注视着现代社会中破损的个体命运。如在他的堪称“天鹅之歌”的杰作《三色:蓝、白、红》中,他抛开政治、社会、宗教乃至艺术的层面,深入探讨“自由、公平、博爱”这些人类的生存原则在个人生命层面上的巨大意义。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来,真正的爱情是广博无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错误的爱情足以让人遗憾一生。人世之爱好比一个个切成两半的苹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无间,用别的半个苹果来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没有遇到真正的对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闭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运用电影进行人生哲学思考的为数不多的当代导演之一。同样出于对人的思考,对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讨,中国有了深沉凝重的《黄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红高粱》,有了气势磅礴的《霸王别姬》……有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但应当承认,在我国每年为数众多的电影创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让观众通过银幕眺望人生万象,在短时间内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学的力作,可谓凤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国电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
五、宗教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宗教价值也是值得关注的较为重要的文化阐释价值。人类艺术文化的发展历史表明,艺术和宗教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同构统一性。两者以其对人类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烛、突破与超越,激情满盈地传达了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从而改变了围绕它的人们,把人们纳入一种秩序之中,进入一种神圣的意义领域。人类通过艺术和宗教不断提供的全新意义模式共同展现被创造的知觉和意义构架,解释其经验并规范其生活。宗教不仅成为艺术孕生的母体与土壤,而且直接与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发展的无可争辩的因素。电影作为一门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项成果迅速发展起来的最年轻、最现代化的艺术样式,同样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在长期的艺术发展历程中,艺术宗教化非常突出,广义地看,甚至可以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是无宗教的,而电影作为借鉴并容括人类艺术文化各种经验的综合性艺术,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迹。另一方面,电影艺术的思维模式(包括创作思维模式和观赏思维模式)和宗教的思维模式有共通之处。电影是影像的艺术,面对影像的电影创作者(包括电影观赏者)对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开放性以及纷至沓来转变流动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视反叫,耽思傍讯,在体味和知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韵的同时,也会生出“终不许一语道破”的模糊感受与“无言之美”。这种创作和观赏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发着深沉的宗教感。电影艺术家和观众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通过独特的“影像”话语,独力阐释自己的经验,得出与宗教相似的有关世界的结论,特别是对生命与神秘之物的沉思、顿悟、揭示,是与宗教(至少是亚宗教)感情和宗教经验的理解相联系的。以至于有人将到电影院观赏一部电影也比作是举行一次宗教仪式。
观众通过观赏电影,特别是观看宗教题材或与宗教相关的影片,可以看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觉察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他们需要它),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构想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它已经丧失了,或者当它被发现时,也不能够认出它来);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看见他们至今不能看见的东西,甚至发现他们还没有构想的东西。例如美国环球公司1988出品的影片《基督最后的诱惑》,这是一部探讨耶稣在成神过程中的内心世界的影片。影片从耶稣当木匠为罗马人制造用来处死犹太人的十字架开始,后来,耶稣的灵魂得到净化,开始直接与上帝对话,又在沙漠中修炼40日,得到了惊人的神力;最后他得到神的昭示,应以牺牲自己来换取神对世人的拯救;他为了成为一个救赎的英雄,让犹大出卖自己。但是就在他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即将成神的时候,发生了幻觉。他在幻觉中得救,结婚生子,过上了平常“人”的生活,直至垂垂老矣。在他行将就木时,犹大前来指责他的背叛行径,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并且发现他仍在十字架上作着最后的成神努力。通过观赏该部影片,观众看到了神对人类的重要性,人类需要神的拯救;也发现了神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自身修炼而成,神就是人;不尽于此,影片还进一步揭示出,神虽然是一个神,但他并不想成为一个神,人就是人,人也不想成为一个神。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需要有一个神,需要有别人来做他们的神。神不是本身性的,神不过是一种消费性的和权谋性、策略性的存在。神不是由于本身而伟大,神只是由于人的需要才伟大。当人有一天不需要神的时候,神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这一点是对以往的关于神的观点的一次颠覆,揭开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为人类自身的自我反省和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贡献。
但是正如艺术与宗教具有“无言之美”,观众对电影文化中宗教价值的阐释也是很难的。大多数影片蕴含的宗教价值往往与生命价值、人性价值、哲学价值交织在一起。即使是宗教题材的影片,也往往借宗教的外衣传递更为丰富的内在的人文价值和哲学价值。如韩国电影巨匠林权泽拍摄于1981年的影片《曼陀罗》,虽然以佛教为背景,但究其实,它在本质上体现的仍然是人本主义思想。在拍摄《曼陀罗》时,导演林权泽明确表示,不是要拍什么宗教电影,因为他对佛教并不关心,也不相信宗教,他只是读了《曼陀罗》的原作后,觉得这是一个最适合将其感受附于画面中的故事,那种为了实现理想而独立奋斗直至殒身不恤的执著过程竟是那样美丽,他相信能打动他的必能打动观众。《曼陀罗》以守戒苦修的法云和放荡不羁的知山进行对比,两个修行方式不同的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大彻大悟而去。影片中知山走的似乎是大乘佛教的路,他不是闭门苦参“瓶中之鸟”如何解脱,而是投身世俗救度众生。在被政府封锁的小岛上帮病人洗澡,替穷人要饭,为逝者念经超度。在他的身上隐约透露出“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崇高信念。但知山似乎又是一个徘徊于欲望和虚无之间的凡人,直面的勇气常常被无尽的欲望吞没。影片通过熟原僧人之口转述他的救度行为,都通过闪回将他的爱情故事(也即他对欲望和虚无的斗争)以影像完整地表现出来,这样安排显然是导演有意削弱他身上的宗教性而突出人性的挣扎。知山像推着滚石的西绪弗斯一样永远无法达到解脱的山顶。知山酒醉后坐化在冬日的山路上,未完成的佛像和他额上深刻的岁月之痕,隐隐透出的遗憾之情,在暗示他未能真正得道。而法云由于母爱缺失造成的心理创伤十几年来始终不能释怀,“瓶中之鸟”即是法云受困的心。他期望通过不断压抑自己的欲望来得道,而事实上无论是逃避还是肉体上的酷刑都不能对其有所帮助。只有当这两个看似对立,实则相反相成的人物思想最终融合时,通往解脱的门才会轰然洞开。法云在焚烧知山遗体时体会到知山的勇气,终于下山寻母,与母亲见面后安详离去。影片定格在一条无止境的道路上,与片头近两分钟的道路的长镜头遥相呼应,起到了喻示主题作用,求道之路漫漫其修远兮,法云依然会坚定地走下去。观众在影片中体会更深的是知山、法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文精神,佛门戒规、禅门公案都只是对这一精神的点缀。《曼陀罗》确切地说是一部“人”的电影,而不是“佛”的电影。(参见吴丹《宗教外衣人本内核》,载《当代电影》1999年第2期,第116页)
主流电影应当多样化,但对于现实社会的表现,对于大众期望电影面对现实问题的心理满足,是主流电影首先应当注意的问题。
主流电影要积极塑造英雄人物、道德楷模的艺术形象,但需要采纳更为贴近大众的表现手法。
什么是主流电影?我认为主流电影概念包含了广义和狭义的差异理解。就广义而言,泛称我们时代潮流中具备主导因素的电影,对其包容何样类别创作也会有不同的定性理解,还需要认真讨论。但对于狭义的“主流电影”,我们其实有约定俗成相对明晰的认识,即以主旋律为中心的创作。即便对主旋律创作已经呈现出更为多样的表达,但主导指向应当是公认的,对此不妨借用“一种感觉、多种表述”来描述。本文对于主流电影的认识集中在狭义上,在我的表述中包括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国家政策倡导、主导文化价值观体现、情态表现积极向上、表现历史与现实健康的电影创作。显然,至少我们讨论的主流电影应该是以时代主旋律要求为中心的健康积极向上的时代艺术创作。
近年来,人们注意到以《云水谣》为代表的、公认属于主流电影的创作,在中国几大奖项中频频获得最高奖项的突出现象,它显示了电影艺术创作的重要走向。主流电影获得多样认同的事实,提醒我们思考其中的合理走向。
毫无疑问,主流电影的悄然兴旺,是和中国电影的整体兴旺相匹配的,而主流电影的相对成功,又是相对着三个并行的现象,即大片受挫却依然创作坚挺、小片难以担当市场支撑角色但还顽强生存、艺术性创作还缺乏大众呼应等,在这一背景下昂扬出头的主流电影,其获得的成绩实在值得赞扬。为了更好拓展主流电影,就需要研究主流电影的长远发展策略。这个策略是既能站在客观现实基础上,又能够超越现状而具有长远眼光的策略。我们需要为已经具有“良好”基础、却未必是“很好”状态的主流电影提供有益思考。
一、首先需要探讨主流电影身处的现实生存的观念变化,这也是主流电影创作得以进展和将来进一步发展所不可忽略的问题。不能不涉及全球化文化视野对于中国主流电影发展到底有何意义的判断。在探讨全球化给予主流电影利弊以及发展问题时,首先要判断前提,即全球化视野的本质何在?显然,目前主流电影的生存,已经不是西方侵扰与东方简单对峙的阶段,而进入互融、互包、互惠、互利,在竞争中寻找生机阶段。这是因主流电影具有生机的适应眼光而生发的判断,显然,和世纪初中国电影因为入世而多少有畏死而求生的排斥眼界大不一样。境界的扩大带来的创作姿态和心胸是主流电影自信的主要因素。
这里的关键是观念,是取你死我活的对决观,还是取共生共荣或共济自长的发展观?实践证明后者导致的生存意识反而具有生命力:就是宽容看待文化世界而积极进取的发展壮大意识,以及自己做强做好向前发展的观念。于是:1、自身强大是第一位的生存条件成为主流电影踏出早期期望保护意识,以期实现反而不需要简单保护才可能获得进展的实绩。不依靠自身求取生存而只有简单的义愤,显然无益于自身生存,最终也会被无情的市场淘汰。但我们看到依然有一些电影在缺乏视野的卑弱中等待保护,而不是寻找强盛自身之道,这显然不能成为生存竞争的胜者。2、共生还要面对必然的抗争,本土艺术必须撑得住强大外敌的侵扰,于是,自身特色坚持是取长补短的必要基础,没有特色只能被利用而免不了被弃,也难以被生存大背景所接纳与被看重。3、全球化视野中的发展观也意味着必要的舍弃和一定的坚持,这是生死把握的重要因素。舍己之短或者暂时舍弃生存之短是必要的,一些影片奢谈狭隘的民族创作传统而其实缺乏现展意识,似乎保全了特色其实却丢弃了生存;而坚持本土策略,坚持自己国家利益与长远利益也是赢取最大价值的重要因素。但显然,这里的关键是什么需要保存什么可以放弃。《集结号》《云水谣》《张思德》等创作给予我们的启发就是:东方坚守情感的礼赞,主流大气精神的葆有,人性丰富性的把握,以及宣教意味的舍弃,直露教化语言的放逐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注重的。
二、在此基础上,关于主流电影的文化认同与发展问题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应该看到,目前一些主流电影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被观众冷落、被艺术看轻、被国域所隔的三种尴尬状态而进入新的文化认同阶段。前所述及,这一认同其实是主流电影创作观念的转变所至的结果。认同,既包括自身对于全球化视野的认同意识,扩展了主流电影的疆域;也包括外界对于主流电影改变后的开始认同,接纳了主流电影的影响力。而认同观是相互的,只有自身的开放观念与开放创作才能逐渐融入世界,外界看重接纳多少带有意识形态性状的主流电影,说明主流电影跃升到一个新平台,内涵与外延都上了新台阶,这是令人可喜的事情。
由此,在中国电影逐步爬升的历史机遇面前,已经具有开放视野的主流电影如何成为多样化和谐格局中的中流砥柱,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而如何促进主流电影上一台阶的关键,是主流电影能不能在内在观念上进一步转变。中国电影应该有更高的诉求,高扬主旋律也是明确的目标,于是,下述目标需要进一步思考:
1、文化诉求。电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招牌,文化诉求是主流电影发展的关键所在。能够在物欲横流、市场主宰的大潮中坚持电影的文化传播属性,就能够确立主流电影中心的地位。不打文化牌而打商业牌的危险,肯定先是主流电影丧失领地,接着是主流电影失去特色生存。电影文化的传扬如果被主流电影承担起来,生死问题也就无需担心。文化目的一定要成为主流电影的主心骨,诉求文化比诉求政策支持来得更为迫切、正经和长远。所以,主流电影到了确认自己文化传播使命的时候了,只有如此,主流电影的艺术生命才能长久。
中国古代建筑彰显的是硬朗、刚强与干练之美。在动画电影的背景布局中融入古代建筑元素,不仅能够宏观地突出动画主题,还能够最大限度地彰显古代建筑的艺术美。在《大闹天宫》的造景方面,像凌霄宝殿中醒目的“南天门”三个字、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的外观雕花设计、花果山的山林果海等,都是对中国古代建筑风格的临摹和运用。将传统建筑风格融入到动画电影中,不仅增强了动画电影的宏伟性,而且还展现了我国古代传统建筑的独有魅力。
(二)武术表演的融入
中国的武术元素犹如国宝般,具有很强的文化和艺术价值。随着万籁鸣先生《大闹天宫》的成功,随着那十几万张画卷的精准合成,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中的武术元素开始融入到动画电影中,并绽放出独特的魅力。如孙悟空耍金箍棒、一个跟头翻阅十万八千里以及与天兵天将之间的较量等,都体现了武术的精髓。此外,不少国产动画电影还融入了民间雕刻艺术、民间剪纸艺术。虽然《大闹天宫》没有大张旗鼓地运用这些民间艺术,但在细微之处,还是能发现作者的用心之处的。比如凌霄宝殿中的精美剪纸、墙上的龙凤壁画,以及王母娘娘、玉皇大帝衣着上描画的龙凤祥和图案等,都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浓厚的中国元素。传统戏曲元素、古代建筑风格、武术以及民间雕刻艺术、民间剪纸艺术等,都是我国的古老文明之精粹、精华,对这些优秀的民间艺术的运用与融合,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精湛的技艺和智慧,还成为了国产动画电影的点睛之笔。
二、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元素的融入
传统民间艺术和传统民族文化是分不开的,前者是外在的、表象化的艺术表现方式,而后者更加注重从精神层面、文化素养方面进行考量。将大量的传统文化融入国产动画电影中,可在增强电影的艺术美感的同时,也为增加其所独有的文化底蕴。
(一)对儒家思想的融合
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人们对于儒家学说的推崇是不言而喻的,儒家思想不仅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思想工具,而且还对中庸、儒雅的文人墨客的性格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的儒家思想重整体、重和谐,带有强烈的封建等级观念色彩,要求个人的言行举止要尊重伦理结构,并且要保持相互之间的等级顺位关系。这一点在我国的动画电影制作过程中,也是有所展现的。如在《大闹天宫》中,诸位神仙在凌霄宝殿的位次排列顺序、众神对玉皇大帝的叩拜、蟠桃园中孙悟空因有所冒犯而遭到的斥责和惩罚等,这些都是对儒家传统思想中礼仪道德的潜移默化地融合。在《大闹天宫》中,玉皇大帝的造型及其身份地位的象征,可谓让人过目不忘。细致看来,这一人物形象无论是外形的设计,还是内在性格的塑造,都是对民间盛行的神仙外形的融合。作者将民间灶王爷、民间财神、古代帝王等的形象特征和权力地位糅合在一起,塑造出了玉皇大帝这个统领世间万物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人物刻画手法,明显融合了古代帝王思想。
在电影的开篇出现的是一把锈蚀的铜剑,那些斑斑锈迹正在慢慢剥落。宝剑逐渐显露出原初的锋芒。这把古剑的纹样雕刻精美,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兵器,象征权利的争夺与智慧的交锋。接着曹操的出场镜头是腰部的特写,把观众的视线集中到他佩戴的一大串玉坠上。玉在中国古代使用时有明显的等级地位,君臣佩戴玉的规格和形制都有明确的规定。这里用曹操佩戴的玉之多凸显其至尊贵的地位,大权在握的他极为嚣张,容不下半句反对的言论,为后文一系列情节的发展打下铺垫。在第一次周瑜和诸葛亮上一阵法时,乌龟出现留下悬念。之后在八卦阵启用之时揭示了谜底,原来这种阵法源于乌龟背上的纹理,隐喻了我国古人的智慧和用兵的神奇。林志玲扮演的小乔尽显江南美女的婉约与柔媚,其服装的设计以柔和的波浪线表现古典婉约,色彩上华丽典雅。同时也不乏朴素。这种独有的凸显人物性格的纹样设计,也是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在《赤壁(上)》的结尾出现了很多自由飞翔的白鸽,它们从两军对峙的江水上轻轻飞过。就好像跨越了战争飞向人类共同追求的和平。
二、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
三国鼎立时期的英雄层出不穷,但却性格迥异。电影《赤壁》抓住了各个人物身上的主要特点,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恰当的附加在他们身上,表现出对和平、自由、团结等精神的向往。在影片中首要表现的是人物的重情重义,在危难之时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强大的敌人。周瑜在练兵时就强调“东吴军队需要的,就是齐心”,之后又用编草鞋的草告诉大家团结就是力量。在《三国演义》中周瑜和诸葛亮本是不合的,周瑜不能忍受诸葛亮比自己更有才华。但在赤壁中的他们是资料来源于/彼此的知音,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在合奏的曲子中就能读懂对方的心思。在《赤壁》中除了表现英雄人物在战场上的神勇和在战术方面的智慧,还表现了不少他们的个人生活,这样就摆脱了好莱坞电影平面的人物形象,使人物更有立体感。刘备多年保持编草鞋的习惯,拿起课本教书的关羽与在战场上勇猛无敌的他判若两人,而张飞放下丈八的长矛竟然拿起毛笔也挥洒自如,料事如神的诸葛亮亲自给鸽子洗澡并用扇子为其晾干。这些情节不仅让三国中的人物走下神坛,成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且在无形中融入了我国的历史文化,也是带有现代精神的历史传奇。
三、张弛有序的节奏剪辑
电影《赤壁》的节奏发展非常有规律,与好莱坞电影的节奏有几分相像。在松紧交替的节奏剪辑啊中,导演将中国的文化与故事情节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总的来看几场战役是紧张而激烈的,其中穿插了很多缓和观众紧张情绪的段落,从而防止审美疲劳。比如在紧张的练兵场忽然传来悠扬的笛声,随后摇入的几个远景镜头就像中国的水墨画,表现出大山的巍峨壮美、云雾朦胧。待笛声停止后。丢牛事件又让观众不由得的紧张起来,而为小马接生和小乔的出场又让观众悬着的心放松下来。接下来一段瑜亮的合奏非常激烈,用琴声展示了中国的古典文化。在《赤壁(下)》中主要是影片的情绪跌宕起伏,或喜或悲,或愁或忧,穿插变换,同时用两条主线叙述两军战前的准备过程。在孙权为染伤寒病去世的战士而忧虑时,曹操却大声吟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无形中也传播了我国的诗歌文化,表现出曹操豪迈的气概。在赤壁之战的到来之前,小乔尽力为风向的转变拖延时间,劝曹操喝杯茶再去打仗,通过这一情节将中国的茶文化展示给世界。四、超越时代的台词设计
一、民俗学价值
最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是通过观赏一部影片,阐释其中所反映的某个时代、地区、民族的民风和民俗。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有两个倾向,一是眷恋故乡,对本土文化有特别的亲近感;一是向往远方,对异域文化有特别的新鲜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睐,这也是中国影片屡获国际大奖的重要原因。而人们喜爱观赏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经常地、直观地接触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了解世界各个民族的不同风情。
阐释民风、民俗主要通过影片特有的环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员的服饰、歌舞、语言等展开。如美国影片中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英国影片中荒凉寂寥的庄园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广阔无垠的瀚海沙漠等等,这些都让观众一下子就进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围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国人的牛仔服、欧洲人的燕尾服、中国人的长袍马褂等等几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号。还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国影片中的腰鼓、“颠轿”和信天游,美国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欧洲影片中的“决斗”情结,无不传递出各具时代风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当然,电影作品的民俗学价值还只是文化阐释价值中的表层价值。
二、社会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包蕴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内涵,也是影片中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这些文化价值作为内在层面的文化形态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内部结构中。如历史事件、政治风暴、社会习俗、民间传说等等,常常成为一些影片的整体构架,从中可以阐释出极为丰富的文化价值。《拯救大兵瑞恩》、《罗生门》、《》、《茶馆》、《泰坦尼克》、《无头骑士》等等都是生动的例证。拍摄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公民凯恩》更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据美国实有其人的亿万富翁、新闻大王威廉·伦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迹创作的。它陈述了新闻巨子凯恩作为“大国民”精神风貌,并且由这个人物扑朔迷离的命运概括了人类前史时代的深刻命题:资本与人性的冲突以及人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异化。是资本这个怪物打破了幼年凯恩的平衡,资本的教育代替了母亲的抚爱;是资本这个怪物在养成了凯恩作为社会人的才干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对资本的贪婪。他的巨大财富的累积,是以牺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为代价的;也是资本这个怪物使凯恩承受着现代声色犬马生活的辉煌,同时也彻底地撕毁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温情。凯恩拥有资本和现代生活提供的宏传版图,但他却失掉了人最美好的东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没有爱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独的,生前如此,弥留之际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显示了他的心灵上的疲惫,同时也是心灵的自觉。它发生在凯恩相对远离现代生活的时刻,并且联系着他尚未涉足现代生活的孩提时代,因而带有特别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凯恩的形象呈现着一种全新的沉思的浓度,几乎也是他生存的那个国家巨大历史矛盾的回响,从中观众几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凯恩时代”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三、生命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价值(特别是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价值中较为深层,也较为重要的阐释价值。草长莺飞,虎啸猿啼,生命的踪迹无处不在。“生命之树常青”,而体验生命、思索生命、张扬生命,也是电影艺术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中。如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动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担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为最佳配角,再加上两名猎人,组成了全部演员阵容。影片用拟人手法,始终以小熊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为主线,通过小熊那些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把观众带入大自然中。摄影机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视野和范围,观众在欣赏到一幅幅平时不易接触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时,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和丰盈,进而领会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合谐是多么美丽又是多么重要。但电影由人创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满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电影艺术只有与人的生活、命运紧紧联接在一起,才能叩响出生命的感觉,探寻到生活的意义。
透视生命,首先要展现人的生存方式。好莱坞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种高度现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适、温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构成了对亚洲广大青年观众的强大吸引力。与此类似,我国《黄土地》、《老井》和《爱情麻辣汤》、《没事偷着乐》等影片分别展示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生存方式和现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观众的强烈兴趣和深刻关注。生命体验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莱默夫妇、贫嘴张大民一般地“活着”,活在窘迫困顿中,活在鸡零狗碎中,活在嘈杂拥塞中。高明的电影叙事和观赏正在于滤去浮动的烟尘,聆听生命真实轻微的音色。有时生命体验也存在于罕见的突发事件中,特别是在面对巨大生存挑战的灾难时,人的生命意义会在短时间内爆发,在一瞬间闪现出剧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辉。如《地震》、《龙卷风》、《活火熔城》、《天地大冲撞》等展现人类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和坚强不屈;《泰坦尼克》、《紧急迫降》、《恐怖地带》等则充分展示了人在技术社会里对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术灾难的恐惧无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现代启示录》、《猎鹿人》、《细红线》、《辛德勒名单》、《发条桔子》等则向观众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为的灾难(如战争、暴力犯罪)面前既是无比脆弱,不值一钱,又是弥足珍贵,至高无上。人类的生命价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变幻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充实,人活着不管是享受生命,还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闪耀。
对每个具体的生命过程而言,浅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终是电影创造的核心,对生命感觉的捕捉,经常表现为对情感的凝聚与剖析。电影叙事以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方式为主脉,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而将心比心,以情动情,是沟通创作者和观众心灵的最有效的途径。“如果充分意识到情感意味着意识到它的全部独特性,那么充分表现情感就意味着表现它的全部独特性。”(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当人的内心隐藏着旋转运动的情感潜流时,当情感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绝望、真诚与虚伪之间持续摆动时,电影让观众看到了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旧事》中的淡淡乡愁,《广岛之恋》中的复杂恋情……或甜蜜或苦涩的种种情感,虽然是一时一地的故事,却似一只弓拉动千万人的心弦,唤起了萦回于每个人心头的思绪。无论是“大江东去”,还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只要表达的是永恒的情绪或意志倾向,即便是微山浅水,也能于细微处见出广博,化瞬间成为永恒。因为“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体,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页)。
电影中的生命意蕴、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阐释价值中最易与观众产生交流和共鸣的部分,观众观赏电影,通过经历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品尝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体味生活的欢愉和艰辛,以达到认识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让多少人为之感伤,为之感动,为之莫名的惆怅和振奋。既有爱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欢愉,又有死的伟大。大难来临时的人生百态让观众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愈是美好的事物,当被破坏的时候,就愈具有悲剧的力量。电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剧”把观众,甚至把人类的整体生命价值推向一个个新的高峰。
四、哲学价值
电影作品文化阐释价值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深刻的是其中所蕴含的哲学价值。电影能唤醒个体生命的感觉,更可以使艺术成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获得无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与无限,追求艺术创造的哲理化,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也是现代影视艺术的总体趋向。
哲学和艺术都是升华现象,艺术在追求升华的进程中往往就获得了哲学品格。同样是对战争的反思,《广岛之恋》和《现代启示录》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与反抗、失败与胜利、怯懦与英勇的简单对照,而深触到战争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题。一部绝好的惊险片素材,却引起了黑泽明对人的思考,引出了发人深省的《罗生门》。安东尼奥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时对应我的生活阶段。”(S·查特曼《安东尼奥尼在1980年》,载《世界电影》1999年第1期,第236页)然而他的作品却让东西方观众在个体中看到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面影。只有关注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鸣;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层,努力揭示出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艺术的宗旨,也是哲学的根本,而哲学意识赋予作品穿透时空的无穷魅力,也因此成为品评作品优劣的一个重要话语。
电影作品的哲学品格主要表现在对人类及其生存处境的理性思考。聪明的俄底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作为谜底的“人”,却成为人类更难回答的问题。“人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谁?”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直到今天,这些形而上的命题被反复追问。电影艺术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对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内在与外在困境的探讨。电影史上那些深刻与永恒的杰作都是创作者们以深邃的目光关注人及人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结果。美国当代著名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总是将探讨人、人性、人类未来的命运等哲理化命题放到创作的首位。其中《奇爱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这两部描写未来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库布里克关于人类未来的哲理化思考的升华。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誉为欧洲“最有独创性、最有才华而又最无顾忌的导演”之一。尽管人们试图从政治、宗教等各个层面上解读他的电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终超越政治、宗教和社会学层面,深情地注视着现代社会中破损的个体命运。如在他的堪称“天鹅之歌”的杰作《三色:蓝、白、红》中,他抛开政治、社会、宗教乃至艺术的层面,深入探讨“自由、公平、博爱”这些人类的生存原则在个人生命层面上的巨大意义。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来,真正的爱情是广博无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错误的爱情足以让人遗憾一生。人世之爱好比一个个切成两半的苹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无间,用别的半个苹果来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没有遇到真正的对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闭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运用电影进行人生哲学思考的为数不多的当代导演之一。同样出于对人的思考,对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讨,中国有了深沉凝重的《黄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红高粱》,有了气势磅礴的《霸王别姬》……有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但应当承认,在我国每年为数众多的电影创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让观众通过银幕眺望人生万象,在短时间内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学的力作,可谓凤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国电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
五、宗教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宗教价值也是值得关注的较为重要的文化阐释价值。人类艺术文化的发展历史表明,艺术和宗教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同构统一性。两者以其对人类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烛、突破与超越,激情满盈地传达了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从而改变了围绕它的人们,把人们纳入一种秩序之中,进入一种神圣的意义领域。人类通过艺术和宗教不断提供的全新意义模式共同展现被创造的知觉和意义构架,解释其经验并规范其生活。宗教不仅成为艺术孕生的母体与土壤,而且直接与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发展的无可争辩的因素。电影作为一门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项成果迅速发展起来的最年轻、最现代化的艺术样式,同样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在长期的艺术发展历程中,艺术宗教化非常突出,广义地看,甚至可以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是无宗教的,而电影作为借鉴并容括人类艺术文化各种经验的综合性艺术,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迹。另一方面,电影艺术的思维模式(包括创作思维模式和观赏思维模式)和宗教的思维模式有共通之处。电影是影像的艺术,面对影像的电影创作者(包括电影观赏者)对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开放性以及纷至沓来转变流动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视反叫,耽思傍讯,在体味和知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韵的同时,也会生出“终不许一语道破”的模糊感受与“无言之美”。这种创作和观赏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发着深沉的宗教感。电影艺术家和观众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通过独特的“影像”话语,独力阐释自己的经验,得出与宗教相似的有关世界的结论,特别是对生命与神秘之物的沉思、顿悟、揭示,是与宗教(至少是亚宗教)感情和宗教经验的理解相联系的。以至于有人将到电影院观赏一部电影也比作是举行一次宗教仪式。
观众通过观赏电影,特别是观看宗教题材或与宗教相关的影片,可以看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觉察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他们需要它),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构想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它已经丧失了,或者当它被发现时,也不能够认出它来);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看见他们至今不能看见的东西,甚至发现他们还没有构想的东西。例如美国环球公司1988出品的影片《基督最后的诱惑》,这是一部探讨耶稣在成神过程中的内心世界的影片。影片从耶稣当木匠为罗马人制造用来处死犹太人的十字架开始,后来,耶稣的灵魂得到净化,开始直接与上帝对话,又在沙漠中修炼40日,得到了惊人的神力;最后他得到神的昭示,应以牺牲自己来换取神对世人的拯救;他为了成为一个救赎的英雄,让犹大出卖自己。但是就在他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即将成神的时候,发生了幻觉。他在幻觉中得救,结婚生子,过上了平常“人”的生活,直至垂垂老矣。在他行将就木时,犹大前来指责他的背叛行径,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并且发现他仍在十字架上作着最后的成神努力。通过观赏该部影片,观众看到了神对人类的重要性,人类需要神的拯救;也发现了神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自身修炼而成,神就是人;不尽于此,影片还进一步揭示出,神虽然是一个神,但他并不想成为一个神,人就是人,人也不想成为一个神。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需要有一个神,需要有别人来做他们的神。神不是本身性的,神不过是一种消费性的和权谋性、策略性的存在。神不是由于本身而伟大,神只是由于人的需要才伟大。当人有一天不需要神的时候,神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这一点是对以往的关于神的观点的一次颠覆,揭开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为人类自身的自我反省和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贡献。
但是正如艺术与宗教具有“无言之美”,观众对电影文化中宗教价值的阐释也是很难的。大多数影片蕴含的宗教价值往往与生命价值、人性价值、哲学价值交织在一起。即使是宗教题材的影片,也往往借宗教的外衣传递更为丰富的内在的人文价值和哲学价值。如韩国电影巨匠林权泽拍摄于1981年的影片《曼陀罗》,虽然以佛教为背景,但究其实,它在本质上体现的仍然是人本主义思想。在拍摄《曼陀罗》时,导演林权泽明确表示,不是要拍什么宗教电影,因为他对佛教并不关心,也不相信宗教,他只是读了《曼陀罗》的原作后,觉得这是一个最适合将其感受附于画面中的故事,那种为了实现理想而独立奋斗直至殒身不恤的执著过程竟是那样美丽,他相信能打动他的必能打动观众。《曼陀罗》以守戒苦修的法云和放荡不羁的知山进行对比,两个修行方式不同的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大彻大悟而去。影片中知山走的似乎是大乘佛教的路,他不是闭门苦参“瓶中之鸟”如何解脱,而是投身世俗救度众生。在被政府封锁的小岛上帮病人洗澡,替穷人要饭,为逝者念经超度。在他的身上隐约透露出“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崇高信念。但知山似乎又是一个徘徊于欲望和虚无之间的凡人,直面的勇气常常被无尽的欲望吞没。影片通过熟原僧人之口转述他的救度行为,都通过闪回将他的爱情故事(也即他对欲望和虚无的斗争)以影像完整地表现出来,这样安排显然是导演有意削弱他身上的宗教性而突出人性的挣扎。知山像推着滚石的西绪弗斯一样永远无法达到解脱的山顶。知山酒醉后坐化在冬日的山路上,未完成的佛像和他额上深刻的岁月之痕,隐隐透出的遗憾之情,在暗示他未能真正得道。而法云由于母爱缺失造成的心理创伤十几年来始终不能释怀,“瓶中之鸟”即是法云受困的心。他期望通过不断压抑自己的欲望来得道,而事实上无论是逃避还是肉体上的酷刑都不能对其有所帮助。只有当这两个看似对立,实则相反相成的人物思想最终融合时,通往解脱的门才会轰然洞开。法云在焚烧知山遗体时体会到知山的勇气,终于下山寻母,与母亲见面后安详离去。影片定格在一条无止境的道路上,与片头近两分钟的道路的长镜头遥相呼应,起到了喻示主题作用,求道之路漫漫其修远兮,法云依然会坚定地走下去。观众在影片中体会更深的是知山、法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文精神,佛门戒规、禅门公案都只是对这一精神的点缀。《曼陀罗》确切地说是一部“人”的电影,而不是“佛”的电影。(参见吴丹《宗教外衣人本内核》,载《当代电影》1999年第2期,第116页)
【关键词】乡村城市乡村文化城市文化空间城市化
一文本分析:从《和你在一起》谈起
《和你在一起》是陈凯歌2002年的一部非常有影响的作品,讲述了刘小春在北京学琴的经历以及和莉莉、江老师的交往。影片的第一个段落即以舒缓宁静的镜头勾勒了江南小镇美丽恬静的自然风光和热情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了比赛,刘小春来到了繁华的北京,首先进入他视野的是莉莉,在他惊讶、羡慕的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莉莉的奇装异服以及妩媚和。莉莉在影片中的身份是极端“暧昧”的,但不管是“二奶”还是“小姐”,她都是一个缺乏真情、金钱至上而良心未泯的享乐主义者。但在和刘小春接触的过程中她的言行却逐渐的发生变化,当得知小春卖了小提琴给她买那件大衣的时候,这种别人对她从未有过的好,给她内心以强烈的震撼。在影片最后她到火车站送行时,已经是一位穿着朴素、温文尔雅的“良家妇女”形象。江老师也是如此,他生活邋遢、自命清高、与社会格格不入,有时候还爱沾小便宜,但却有着对艺术纯洁的炽热之心。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在和小春、刘成相处的过程中打开了封闭已旧的心门。在最后一次给小春上课时,他换了一身新衣服,整理了头发,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在他的肩上,他最终抛弃了过去的生活,展露了自信的笑容。
毫无疑问是小春改善了莉莉、江老师的精神生态环境,让他们的人生观发生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影片开始描绘的美丽的江南小镇,就不应该忽视刘小春身上“外来者”的文化胎记,他的天真与淳朴浸润着江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莉莉的漂泊、江老师的孤僻则与这个喧嚣的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座城市里,小春就是那个“天使”,“天堂”是“黑暗”的,而小春是光明的,“城市”是黑暗的,而“乡村”是光明的。这是导演有意为之,如果说是音乐沟通了他们的心灵,那这音乐也是来自乡村的音乐、感恩的音乐,而不是为了比赛、为了得奖演奏的音乐。所以当莉莉、江老师向小春报以深情的微笑的一刻,是他们自己、更是他们背后的文化向小春、更是向那个美丽和谐的乡村文化表达着感谢并主动靠拢。另外,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在小春身上也体现的非常明显——在最后的时刻,他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而选择了和父亲在一起、和“乡村”在一起,他用行动证明没有被这个城市同化。
在这部影片中有两个不同的物理空间——“乡村”(江南小镇)和“城市”(北京),来自两个空间的人裹挟着迥异的文化气息和精神空间,在交往的过程中,来自“乡村”的人对“城市”中的人施加了积极的影响,使其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文化的身份。《和你在一起》在“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中选择后者的价值取向在很多影片中存在着,典型的有《求求你表扬我》、《天下无贼》、《洗澡》。
《求求你表扬我》是黄建新最近导演的一部颇具内涵和寓意的新片,故事主要发生在杨胜利、杨红旗、古国歌和欧阳花四人之间。杨胜利是早年的劳模,奖状贴了满满一墙,特写镜头下从奖状上我们看到了的头像,那是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标志。老人每年都有一部分补助,但他全捐了,现在得了重病,为了不给国家浪费钱,坚决不治疗,唯一的愿望是儿子杨红旗能受一次表扬。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憨厚执着的杨红旗到报社找到记者古国歌,说自己曾经救过一个叫欧阳花的女大学生,就在她要被人的时候,要求在报纸上登报表扬他。但古国歌在调查青春漂亮的欧阳花时,她却否认了这件事,并且称杨红旗在诬陷她。就这样,杨胜利老人走了,他没有看到儿子被人表扬。后来证明是欧阳花在撒谎,但在古国歌面前她为自己做了这样的辩护:“为什么死死的缠着这件事情不放?……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时“已经分不清对错”的古国歌放弃了记者之一职业,来到北京。有一天在街上他“遇到”了已经失踪的杨红旗推着他“去世”的父亲杨胜利,他们相视一笑,这一笑使古国歌悲凉的心灵无比温暖起来。
影片中,杨红旗与杨胜利是来自“乡村”的,杨红旗老实憨厚、体贴孝顺,杨胜利一生奉献、不图回报,“什么时候这墙上能有一张奖状是你的,爸也就心满意足了”——渴盼儿子被人肯定是他最后的要求。古国歌、欧阳花都是城市中人,我们不能肯定欧阳花最后的道歉有多少的诚意,但古国歌的彷徨足可以说明他受的冲击之大,从其最后的微笑中可以读出在邂逅杨胜利——这一死而复生的乡土文化后洋溢的幸福。“胜利”、“红旗”、“国歌”试图要把我们领入仿佛很久远的时代。
《天下无贼》是冯小刚2004年的一部影片,具有商业片的所有元素。片中的王丽是一个惯偷,但因为怀上了孩子,母性的本能让她有了悬崖勒马的冲动。在其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来自河北一大山里没有父母的傻根无疑是重要的角色和力量。他坚信——狼都没有伤过俺,人会害俺?人怎么比狼还坏?”正是他的毫无戒心,使本来已有悔意的王丽找到了人性回归的扶梯。在这里我们固然无法武断的认定王丽、王薄的所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的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导演选择了一个来自“乡村”的,正如他的名字——傻根一样充满着近乎原始的美德和憧憬的人来帮助王丽实现灵魂的涅槃,同时帮助导演完成这次叙事,这选择本身即是对“乡村”的肯定,因为他(导演或者王丽)无法从“城市”中找到拯救的力量。在冯小刚的影片中,这种力量除了在《天下无贼》显现,还出现在《手机》里——严守一的奶奶。
《洗澡》是张扬1999年的一部作品,“父亲”老刘长年累月的开着澡堂,他坚信澡堂不仅能洗干净身体,还能洗干净灵魂。多年未回家的大明因为误会从深圳——最具商业气息的城市赶来。父子两人最初的关系是冷漠的、紧张的,大明不赞成父亲开澡堂,而且本人也只洗淋浴。不想老刘犯病,大明只有留下来照管澡堂,正是从这时起大明才真正开始接触洗澡,开始了解父亲,思想慢慢发生了转变。老刘在水中怡然离去,澡堂也被推倒了,不久就会有商业区在这里建起来。影片其实叙述了一个父与子的故事,充满古典意味的父亲是传统人情、亲情的化身,他的澡堂为人们提供了吐纳众生的暖气融融的大家园;长子大明则是离家出走、下海经商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符号指代,他最初对父亲“洗澡业”的拒绝既是对父亲的背叛也是对“乡村”的背叛。当儿子在父亲的教育下蟠然醒悟之后继承父亲的精神遗产,我们于是看到乡村文化最终冲破了大明——城市符号所意指的城市文化的堤岸。
与以上有着同样的精神文化指向的影片还有很多,比如《天上草原》(塞夫、麦丽丝导演,2002年)、《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导演,1999年)、《玻璃是透明的》(夏刚导演,1999年)、《美丽新世界》(施润玖导演,1999年)、《那山那人那狗》(霍建起导演,1998年)等。
二两种态度:满怀希望和“老人”的离去
在这些影片中都存在着“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尽管有些影片的“乡村”没有直接出场,比如《天下无贼》、《美丽新世界》、《玻璃是透明的》等,像《天上草原》中的“城市”也没有通过镜头得到影像化的显现,但它们在意义的层面上没有缺席,仅仅是隐身而已,这种隐身与置换有时候是艺术因素与非艺术因素相互妥协的策略。总之,乡村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邂逅中,带来的“乡村”气息让城市面貌为之一新,“乡村”成了他们精神的绿洲和道德的皈依。在影片中导演都对乡村文化表现出向往和留恋,给以肯定和讴歌,但在这一共同的旗帜下,他们对“乡村”的未来和明天的生存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从影片中我们能读出导演或兴奋、或沉重、或发现希望、或看到绝望的不同的表情。
《和你在一起》是一部充满希望的影片,小春在北京经历了成长的阵痛,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依然在人生“成功”与“幸福”的十字路口上决绝的选择了后者。影片以慢镜头来铭记小春和父亲击掌相庆的那一瞬间,来铭记莉莉和江老师朴素的穿戴和温馨的笑容,加上周围被感染的群众,这一“大联欢”的画面赢得了大家的热泪,也温暖着大家的心房。导演对刘小春的回归,对莉莉、江老师的转变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也为乡村文化的明天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蓝图。影片《天下无贼》中,傻根荡涤了王丽、王薄的贼性,唤回了他们的人性,为了让他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王薄甚至牺牲了生命。但傻根活了下来,他依然活在他的梦里,坚守他的信仰,继续感染着身边的人。
除了《和你在一起》、《天下无贼》,希望的曙光还在《天上草原》、《玻璃是透明的》等影片中闪烁。同时,在对待乡村文化的前景上还有另外一种忧虑的声音,在这一些影片中,有着非常典型的一个原型意象——“老人”及其离去。“老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文化积淀,他们作为家中的长者在特定的象征化语境中也就成为某一文化存在的证明,在他们身上集中了乡村文化的精神气质,有着传统道德发出的人性呼唤,是一种权威和向心力,他们的离去,无疑也是一种终结,他们的死给影片蒙上了悲凉的色彩。
《求求你表扬我》中的杨胜利老人是最典型的,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一个时代的寄托,其淳朴的爱国情怀和对儿子的朴素要求让古国歌、也让观众唏嘘不已,但他坚守的这种信念在崇尚个性和自我的欧阳花那里轻而易举的就被“解构”掉了——“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导演让杨胜利死而复生,给古国歌一次想象性的抚慰和心灵忏悔的机会,但这个美丽的空想无疑“以乐景写哀”更添了影片的悲凉。他的死带走了所有的印有头像的奖状,带走了一个众人渴望奖状、渴望为别人着想并被别人肯定的时代,一种迥异于城市天空的心灵空间。《洗澡》中的老刘视开澡堂为最幸福的职业,在这里,青年人重归正途,家庭和睦如初,老人得享天伦之乐。他是澡堂最坚定的守卫者,也是澡堂这一传统文化的坚定守卫者,尽管他最后的人生旅途改变了大明的人生航向,但这却阻挡不住澡堂的灭亡,阻挡不住城市的扩张。当这一澡堂消失的时候,与之相伴随的精神空间和文化空间也就一并消散在城市的上空,大明的转变固然给乡村文化以希望,但我们同时感觉到这希望在商业浪潮面前的无力和渺茫。《手机》中严守一的“奶奶”也是意义深沉的符码。她一直生活在老家里,是严守一的牵挂,而她对严守一的嘱托更深沉。她知道费墨胸闷,就托人给他捎了红枣,说“枣能补心”,费墨说:“这枣吃下去,责任很大。”就是这位让人感觉到“责任”的老人还是去世了。
综观这两种态度,同样是在对乡村文化的肯定的前提下,后者比前者多了忧虑,也多了思索。它在给我们营造温馨美丽的影像家园的时候,并没有回避改革带来的阵痛和生存的创伤。特别是《求求你表扬我》这部影片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已经升级到一种仇恨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