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梦的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关于中国梦的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1、《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框架问题分析》（毛应梁，上海金融学会；张吉光，上海银行）；

2、《新资本协议下国内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研究》（上海银行课题组）；

3、《我国商业银行利率及管控机制研究》（潘文波，张中朝，深圳银监局）；

4、《西方银行业营销体制的演变和借鉴》（金麟，交通银行上海分行）；

5、《我国商业银行X效率和规模效率变迁的实证研究：SFA方法的运用》（彭琦，交通银行上海分行）；

6、《浅析中小企业融资策略与商业银行服务创新》（王勇，交通银行蚌埠分行）；

7、《授信业务的风险定价模型与实践--基于中国商业银行新部分战略视角的研究》（李亚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浩，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二、优秀论文二等奖（15篇，排名不分先后）

1、《金融业全面开放背景下商业银行并购研究》（门庆成，东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院）；

2、《放贷小企业：游走于“信任”与“不信任”之间》（陆颢，交通银行南通分行）；

3、《商业银行金融业务创新：以远期结售汇业务为例》（毛金明，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4、《欧美中小银行的发展及对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改革的启示》（丁宁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丁溧，大连银行中山支行）；

5、《金融市场创新突破口：对发展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的思考》（张梦锁，王大贤，国家外汇管理局山西省分局）；

6、《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分析》（徐昶，西南财经大学；刘小差，交通银行成都分行）；

7、《关于流程银行及其构建策略的思考》（冯静生，安徽省银行业协会）；

8、《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一个董事会和高管角度的分析》（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栾雪剑，交通银行总行）；

9、《对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一点思考》（巩斌，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教学学院）；

10、《论完善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承诺业务》（周珊，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11、《将“SS-C-P”框架引入商业银行绩效评价系统》（李欣，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12、《交叉销售与价值创新--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发展战略中的蓝海》（毛瑜，复旦大学；许慧，交通银行上海分行）；

13、《中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策略初探》（张磊，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沈水辰，交通银行大连分行）；

14、《论商业银行消费信贷风险管理》（王鹏，马宁，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15、《优化中国银行业有效竞争的外部环境》（张卫，王聪，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篇（2）

900多年以前，晚年的沈括在隐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将自己平生重要的目见耳闻心思记录下来，内容涉及社会和自然的许多方面，其中科学方面的内容就占到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然而，这样一本书原本视为“有补于世”的著作，在一个重道轻艺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分类颠舛，固不足异也”[1]。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有了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才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胡道静也因此饮誉学界。《梦溪笔谈》乃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在其后几年进入了一个。真不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胡道静，祖籍安徽泾县，生于1913年，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朴安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于学界。从小受家学的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又先后受到过版本学家陈乃乾、经学家周予同、史学家吕思勉、历史地理学家姚明辉、音韵学、敦煌学家姜亮夫、地理学史家王庸、思想史家蔡尚思、语言、古文字学家闻宥、农业生物学家辛树帜、植物学家胡先骕等名师指点，为他后来的治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十岁以前就出版了《校雠学》、《公孙龙子考》等专著，还负责《万有文库》中两部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编辑工作。可是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史家。

三、四十年代，年轻的胡道静先是进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上海通志馆，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闻机构中任职。写出了多种与上海新闻出版史等相关的论著。

建国以后，胡道静调到出版部门工作，专门从事古籍编辑，从他最擅长的目录学着手，他开始系统地整理《梦溪笔谈》和古农书，这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据其个人情况，最能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他对古代的一些农作物，如粮食作物中的粟、蔬菜作物中的茭白，以及园艺作物中的瓜类等进行了考证。然而，使他一举成名的便是1956年问世的《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对于《梦溪笔谈》的兴趣源于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他最初是从中学英语课本中得知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印刷工人发明的，后来读到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一书，才得知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莫如宋代之活字印刷术，其详见于宋沈括《梦溪笔谈》，于是便有了研究《梦溪笔谈》的最初动机。这一动机一直蛰伏在他的心中，直到年过不惑，才得以开花结果。

《梦溪笔谈校证》是第一本对原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它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番禺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并采用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祕书本、汇秘笈本，清代的学津讨原本、玉海堂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笔记所征引的文字校勘[2]，取各家之所长，引证的书目逾数百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就广泛吸收了此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钱宝琮、李俨、许莼舫、三上义夫等有关中国数学史的论述，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史的论述，陈遵妫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史的论述，竺可桢、章鸿钊等于关于地学史的论述，王锦光等有关中国物理学成就的论述，当然也包括引发他对《梦溪笔谈》兴趣的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有关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的论述[3]，等等。

《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信给他，称赞“校证”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书评，对“校证”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在海外的博士在读到《梦溪笔谈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书作者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日本学者梅原郁等在将《梦溪笔谈》译成日文时，就曾参考了胡道静的工作，并称赞“胡道静氏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4]

成名以后的胡道静继续从事着与沈括和《梦溪笔谈》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沈括著述的钩沉。“”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以及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活字板发明者毕昇卒年及地点考证等，还完成了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正》书稿、以及《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等。与此同时，胡道静也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农书和农史的研究中来。

60年代初，刚从饥饿中走出来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成就了胡道静农史研究事业上的高峰。1962年和1963年，五十岁前后的胡道静，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古农书钩沉觅遗与研究，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如《永乐大典》中，找出了宋吴怿撰著的《种艺必用》、温革的《分门琐碎录》、明人王藏的《稼圃辑》、陈正学的《灌园草木识》、清人姜皋的《浦泖农咨》、民国时叶景葵（揆初）辑录的《刍牧要诀》、《太康物产表》等稀见古农书，完成了《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并出版了《种艺必用校注》一书。这些发现，为中国农学史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种艺必用》和《分门琐碎录》的发现，对于了解从北魏《齐民要术》到元代《农桑辑要》，长达700余年的农业技术的演进更有莫大的帮助。他还撰文对《种艺必用》等稀见古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进行阐述。在整理农书的基础上，胡道静还对一些农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山东的农学传统”、“释菽篇”、“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农学资料概述”等文章，其中“释菽篇”，从文献学和文字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古代农民对于大豆的根瘤的特征与特性很早就有认识。“”前，胡道静还完成了《中国古农书总录》，该书全面辑集古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加上考证和按语，约100多万字。

胡道静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徐光启的研究。胡道静虽自称为泾县人，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海渡过，他研究上海的历史，自然也包括上海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可以说，在古代科学家中沈括之外，胡道静用功最多的便是徐光启了。如同徐光启一生致力最多的是农田水利之学一样，胡道静对于徐光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农学方面，他撰文对徐光启农学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考订。

胡道静有关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随着“”的爆发而停止。中，他不仅经历了近十年的牢狱之灾，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完成的《中国古农书总录》也被付之一炬，同时被焚毁的还有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中国古类书》手稿、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辑录逸文作出的《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以及多年积累的有关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论文。

再出发已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点仍然是从《梦》开始的地方，年近古稀的胡道静原准备集中时间和精力，重新撰集《梦溪笔谈补正》。[5]但在科学的春天里，胡道静已然成为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颗大树。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是我们看到他仍然在他认为“太长”的战线上老骥奋蹄。用他在《沈括诗词辑存》一书“后记”中的话来说：“余虽驽疲、闻钲和嘶，亦安得不跃起也。”[6]胡道静这颗大树上又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方面，他发表了“《梦溪笔谈》在国外”、“《苏沈内翰良方》楚蜀判”、“梦溪忘怀录钩沉”、“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试论宋代改历中反映的科技成就”、“沈括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等学术论文。还出版了《沈括诗词辑存》、《梦溪笔谈导读》、《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全译》。

在农书、农史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围绕着徐光启来展开的。1983年，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学术界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并将徐光启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他辑录了徐光启撰著的《甘薯疏》、《农遗杂疏》，并分别作跋，收入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的《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还发表了“徐光启著作的新发现和研究”（1983）、“徐光启农学三书题记”、“关于《农政全书》的‘别本’”、“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的探索”“北方引种水稻技术措施上的徐光启战略擘划与实践”等系列论文。这一时期，他还对朝鲜汉文农书《农学集成》、今本《南方草木状》、元刊大字本《农桑辑要》等古农书进行了研究。还结集出版了《农书、农史论集》。该书收集的论文大多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现在所能见到的胡道静有关中国古代农学的研究，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这集中。1990年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国古代農業博物誌考》，该书较之《农书、农史论集》内容又有所增加，并且更有系统，除了收入先前有关农史、农书的研究之外，还加入有关考古发掘、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以及后来一些有关农史研究的论文。

八十年代以后的胡道静，学术战线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拉得更长了。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除了原有沈括、徐光启和农书之外，还将研究的触角扩展到了宋代历法，以及黄道婆、宋应星、孙元化等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物上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转入道教的研究。许多大部头的道教著作都是在他主编或参与主编下完成的。如，影印《道藏》36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道藏要籍选刊》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藏外道书》20册（巴蜀书社，1992-1994）、《周易十谈》（1992）等。这一时期，他还单独或与人合编了《简明古籍辞典》（1989）、《十大科学家》（1991年）、《国学大师论国学》（1998）等等著作。

八、九十年代也是年逾古稀的胡道静人生最为辉煌最为忙碌的年代。他的工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1年3月20日，院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AcademyofHistoryofScience,IAHS)，经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英国李约瑟、美国的席文和日本的宫下三郎三位博士联合提名，一致推选他为通讯院士（序号448）。这一时期，胡道静同时身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科技史）组员、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上海科技史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等多项社会工作。同时还为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学校的研究生讲授古代文献、版本目录、古籍整理、古代科技史课程。

开篇时提到的对于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的评介，见于195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由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所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第一卷“导论”，同年的8月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的文章，也就是在这一年，胡道静先生调至新文艺出版社，并开始系统整理《梦溪笔谈》。1956年，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问世。胡道静在为《梦溪笔谈校证》所写的“引言”中就引述了李约瑟对于《梦溪笔谈》的分析和评价。而在《梦溪笔谈校证》问世之后，胡道静的工作也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重视。他们成了同道中人。李约瑟博士每次抵沪访问，总要拜访胡道静，并在他的书房“海隅文库”亲切交谈。胡道静将他对李约瑟的情谊融入到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科技史探索》一书，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是专门为纪念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而征集的论文集。八十年代以后，胡道静转入道教的研究，也很显然受到了李老博士的影响。他在1991年春为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名字叫“道静”，有些朋友就说我同道教有缘。但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科技史，特别是农业史。直到我同老博士李约瑟有了交往，发现他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大量的道教经典总集《道藏》的材料，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这才推动我的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也转到“道教”上来。[7]

如今李约瑟和胡道静两位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名儒硕学都已归道山，而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周俊元，虽九死其犹未悔——记著名农业史专家胡道静，人物1987年，第1期。

2.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3.施宣圆，博学贯中西精思著妙文——悼念胡道静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3.11.14版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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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杂家类四。海南出版社，1999年，628页。

[2]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校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3]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599页。

[4]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309页。

篇（3）

进一步来说，就是我应该主修什么专业和我想学什么专业。

“应该”，意味着人们对我的印象，有着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与压力。

“想”，意味着我基于本能和自然意愿而渴望做的事。

大学第一年时，我“汇编”了一张详尽的自己应该选的课程列表，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和其他实用性社会科学。然而，每次浏览课程目录时，我总被文学、历史、外语等各种人文科学所吸引。由于缺乏自己坚定的想法、倾向于听从更“厉害”的权威，这两点使得我允许了他人来告诉我这些课程是“没用”和“不切实际”的。“学了19世纪英国文学的课程能有什么用？”然而，真的没用吗？

擦肩而过

在精疲力竭于选择我的“实用”课程之隙，我也去听了东亚研究系的课程。几乎其中的每门课程我都想学。“晚期帝制中国社会与文化”？是的。“东亚电影”？是的。“红楼梦研讨”？当我看到给新生提供这门研讨课时，我就知道我需要修读它，尽管我必须把它作为第五门课程加进去。这本经典著作是我成长过程中对我情感生活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我能逐一复述出贾府用膳时的确切菜名。我能讲出其中盘结交错的家族关系，描述出每个丫鬟的性格特征。这几乎令我着迷。我知道这部小说从头到尾的故事情节，但从来没有机会从学术角度研究它。

我猜想每个人都想修这门课程，于是我拜访了这门课的教授以巩固自己的“选课地位”。这位教授叫李惠仪（Wai-yee Li），一位精神饱满的来自香港的华裔中年教授，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学。还记得敲她办公室旧木门时的犹豫，那是我第一次自己去接近一位哈佛教授。我脑子里有关于哈佛教授的各种“狂野”猜想和模式化形象，其中大多是认为他们会很学术或令人生畏。李教授却绝不像我想的那样吓人。她休闲随意的长发、圆形的金属框架眼镜、温柔的眼睛、温和的举止很快消除了我的紧张。可能是太放松了，没几分钟我就迅速“供认”自己从11岁开始反复读这部小说，我从小就非常认同林黛玉，还能背出她的《葬花吟》。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李教授变成我的《红楼梦》心理学家，频频点头，以她柔和的声音向我提问，追根究底我对这部小说的激情和着迷。她向我保证，只要我愿意，将在春季学期（即第二学期）“红楼梦研讨”这门课程中获得一席之地。她的风度仪态使我感受到一种温暖和被接纳，让我在一所有着6000多名卓越本科生的学校中，从觉得自己显然“不特别”到“特别”。

回想起来，我现在为当时对她讲的一些幼稚的话和个性的陈述而感到难为情，但李教授却绝没有一点儿认为我在浪费她的时间，或认为我只是一个愚笨的本科生。她向我表现出的是，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是值得她聆听的。离开她的办公室时，我为自己和哈佛教授进行了一场“真正的谈话”而感到轻松愉快，也兴奋地期盼着这门研讨课的开始。在哈佛艰难的第一学期，我把这门课程当作一个盼头。一旦我修读了这门课程，每件事都会变得更美好些，每个决定也都会做得更容易些。

不幸的是，我没能有机会在本科期间修读这门课程。那年春季，李教授遗憾地通知我，因为没有足够数量的学生对这门课感兴趣而无法开课（我原来认为“每个人”都会跳出来，抓住机会学习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这是一种多么愚蠢的想法）。那门课程原本是我在哈佛第二学期的亮点，没有了它，其他所有事情都显得不那么有劲。我在一位中文讲和写都一样烂的教授那里修读了另一门中国文学课程，这门课难以置信地好。但我还是不禁会去想，如果是“红楼梦”课程会多么的美妙。后来，到大二时，我从东亚研究转移到心理学作为主修。我有时会想，如果当时修读了“红楼梦”，或许事情会和现在不一样。我再没有和李教授说过话，努力使自己融入新的学习。

红楼圆梦

当大三这门课程终于开课时，我却因为在巴黎学习而不能选课。本科时我最终没能去修读这门课。它渐渐从我的记忆中褪色，落入不断增长的“我想学”但因为觉得“不应该学”所以没有学的课程名单中。几年后，我上了哈佛的研究生院。因为不满足于教育学研究生院关于中国的专题课的缺乏，我跑到文理研究生院去注册选课。在网上“扫描”课程目录时，我看到了被自己长期遗忘的这门课程——“红楼梦及其背景研讨”，虽然它是作为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课程列出来。我第一时间敲响了李教授的门。

“我记得你”是她在我自我介绍以后的第一句话。“你大一时来过这里，你10岁左右就开始读《红楼梦》。是的，我记得我们的谈话。”6年多以后，李教授几乎一点没变。同样的发式，也许多了些白发，同样的眼镜，同样的温柔的脸和温和的声音。当我向她表示为自己没有中国传统文学学术训练背景而担忧时，她平静地向我保证，这门课真正地向所有对它感兴趣的人开放，不管有什么样的经历和背景，每个人都可以带来他/她的新观点。她说，有一些修读这门课的人是中国文学的研究学者，还有一位中国的访问学者是在大学里教《红楼梦》的。她的再次保证给了我不惧失败、学习这门课程的信心。

整个课程中，李教授保持着这种开放、不装腔作势、兼容并包的态度。每周四，我们聚集在一起，研读和讨论3小时的《红楼梦》。我们讨论与它相关的一切——清朝的文学传统、曹雪芹悲剧的一生和家族史、佛教和道教对小说的影响，当然，还有贾家成员们的家族和个人关系。刚开始时，作为唯一的非东亚研究系的研究生，我还怯于表达自己对这部小说的看法。但李教授却鼓励我讲出自己的观点。她“不经意”地宣布，我作为一个差不多是《红楼梦》终身读者的人，有自己独特的视角。

当我回顾这门课程时，我有着充满感激和温馨的回忆：李教授谦逊、理智地包纳和引导着所有学生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她从来没有让我感受到，她是在我们之上的世界级的红楼梦和中国文学专家。她广博的知识表现在她如何“搭建”我们的对话，表现在她温和地向我们提出挑战性问题。当我写这门课程的期末论文时，我认为自己“不够格”而对写论文没有把握时，她就此和我进行了谈话，耐心地听着我脑海里浮过的各种选题，并没有简单打发我或显现出不耐烦。

李教授的引导也改变了我对两位女主角——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看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情感生活的成熟。我与李教授讨论时，我们反复讨论读者对两个角色提出的整体象征：她们互相代表着对方所没有的特质，并促使自己大量忠实的读者趋向于讨厌另一个角色。在李教授建议下，我仔细分析了这部作品和文学评论，论文选题定在林黛玉和薛宝钗不同于模式化角色分类的、变化的、复杂的性格演进。不管这是不是李教授原本的打算，我意识到，通过我们的讨论和论文的写作，我理解了这些角色的复杂性，进而是人性的复杂性，这反映了我个人的成长，和我对这部小说理解的加深。

我猜想每个人都想修这门课程，于是我拜访了这门课的教授以巩固自己的“选课地位”。

篇（4）

一、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经典”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传统的权威性作品”，《辞海》释为“一定时代、一定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辞源》释为“旧作为典范的经书”。由此看来，“经典”是指经过时间检验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有指导意义的权威性文本，不过。“经典”也是相对的，它也有时代性和区域性。因此，本研究选取的是近代以来中日双方一致认为是“经典”的小说。通过对这些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和传播史的梳理，笔者认为有如下三方面的意义。

1、文学交流史的意义

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国文化在日本一直处于优势地位，所以不仅中国的诗文被视为“经典”，中国的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也先后取得了“经典”的地位。中国的经典小说不仅被翻译、改编，而且还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日本作家的笔下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即使中日经济、文化地位发生转变后，鲁迅的作品也在日本产生了“国民作家”的影响。以后的留日，使中国近现代作家认识到了日本经典小说的魅力，从而催生了日本经典小说的译介，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地位的提升更为这一推波助澜。经典小说本身的魅力以及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因素，造就了这一文学交流史。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中日双方的角度出发，整体地研究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传播情况，以便于更宏观地考察这一文学交流史的轨迹。

2、文化交流史的意义

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不只是作者与译者的问题，它和教育的普及、出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图书贸易、电子网络媒介的发达、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大背景，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有文学交流史的意义，还有文化交流史的意义。通过考察教育、出版、意识形态等文化原因，我们可以从经典小说这一视角，透视中日双方的文化交流状态，从而进一步了解中日经济地位的变化与文学、文化交流的关系。

3、译介学研究的意义

目前，学界对译介学的认识还比较混乱。经常把译介学等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其实，译介学研究与一般的文学翻译研究不同，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的具体转换问题。而是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翻译背后的文化因素。笔者通过整体比较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情况，力图初步探索一下译介学的一般规律，以促进学界对译介学的性质、内容、研究方法有进一步的认识。

二、文献综述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中日学者已经做了一些出色的探索，他们的研究呈现出了“三多三少”的特色。笔者将吸收前辈学者的已有成果，在“三多”的基础上，重点对“三少”展开研究。

1、局部、单方研究多而整体、双方研究少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部作品以及单方作品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与接受史方面，而从中日双方出发的、涉及全部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与传播方面的研究较少，这就忽视了全部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译介与传播方面的共性。据笔者调查，单行本主要有宋柏年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王丽娜编著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马兴国著的《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德田武著的《日本近世小说と中国小说》、胡文彬著的《(红楼梦)在国外》、邱岭著的《三国演义在日本》、李平著的《日本鲁迅受容史》、高岛俊男著的《水浒传と日本人－江户と昭和圭と》、雄喉润著的《三国志と日本人》等，论文主要有王向远《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学一对一种奇特的接受现象的剖析》、王成《夏目漱石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影响》、邢灵君《村上春树在中国－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下的村上热初探》、陈凤川《大江文学在中国的遭遇》、王志松《川端康成与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等。

由此可以看出，中日学者都对中国四大名著等经典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做了深入的研究，而日本经典小说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则主要集中于王向远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及少数论文上。笔者以为这一方面与日本小说传入中国时间较短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学者不太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关系。

2、译介研究多而传播研究少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及单部作品的翻译研究，中日学者都不遗余力地做了整理和研究，例如王向远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马祖毅著的《汉籍外译史》、秦弓《选择与理解一五四时期译介日本文学的一种现象》、张铁荣《关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和《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观》、田埸智子《日本二ぅころゎ西游记ゎ翻识――儿童害ゎ中心ゎLろ》、小野忍《中国小说ゎ翻欹――西游记]ろUぅころゎ》、林鼗《竹内好ろ鲁迅一翻U[藤野先生ぅころゎ》、林文月《源氏物语ゎ中国语言ぅころゎ》、康东元《清末ぅころゎ否日本近代文学作品ゎ翻识ろ绍介――日本文芸ゎ中国ぅころゎ入方》等。可是。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传播研究却很少见，仅有少数专著涉及到了中国小说的传播，而且这几本专著研究的多是中国小说的文本媒介传播，而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的传播则很少被提及。

3、接受研究多而传播研究少

中日许多学者从中日比较文学的角度，对四大名著、日本近现代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影响与接受，做了卓有成效的细致研究。例如，张杰著《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李平著《日本鲁迅受容史》、磷部彰著《『西游记受容史ゎ研究》、大庭修著《江户时代二ぅころゎ中国文化受容ゎ研究》、靳丛林《热情的选择：近代日本文学在中国》、夏定冠《日本文学在中国(上、下)》、饭田吉郎《明治期中国文学－水浒传聊斋志异》、胡凯《江户文ぅころゎ水浒传受容ゎ形跻》、汉野邦子《江户文学匕水浒传》、山田博光《聊斋志异日本近代文学》等。可以说，这些研究主要以接受者、受众为中心进行了研究，但对传播者、媒介、材料、传播效果、社会背景等传播要素重视不够，这就不能全面了解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传播的全过程。

三、研究方法

1、译介学

鉴于中日学者对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研究进行了较多探索，所以本研究重心将放在传播研究方面。但是，译介是外国小说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而且以往的研究多是对翻译史的整理，所以本文也将运用译介学的方法，来进一步研究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情况。

译介学不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它注重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翻译背后的文 化因素。译介学的提倡者之一谢天振认为：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地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关于译介学的内容，他认为应该包括翻译文学史、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包括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文化意象的传递、误译等问题的研究。因此，笔者在研究不同译本以及译本的删改、增添、有意误译等现象时，将不单纯停留在一字一词如何翻译的语言层面。而要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原因，揭示译语文化系统中的教育、出版、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等对文学翻译的操纵和影响。

2、文艺传播学

文艺传播学是一种研究文艺信息在人与人之间、人与他们所属的群体、组织和社会之间传递、接受、反馈的学问。传播模式虽然种类繁多，描述各异，但是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线型模式，即将传播过程确定为以传播者为起点，经过媒介，以受众为终点的单向、直线运动。一类是新型系统论、控制论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在传播过程中建立反馈系统，即不仅要求传播者把信息单向传递给受众，而且要把受众的反应通过种种途径接收回来，同时这一传播、反馈过程是在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下进行的。笔者将采用第二种模式，在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下，从双向来研究中日经典小说在传播者、受众、媒介等因素作用下的传播。译介是本国小说在外国传播的最主要方式，所以笔者将从传播学角度对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予以重视，但同时也不忽视原作以源语方式在掌握源语的外国读者之间的传播。

3、文学社会学

文学社会学是介于文艺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以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原则来探讨文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它的研究基础和出发点是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问题，即文学的社会过程问题。法国学者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他不仅提出了“创造性的背叛”理论，还注意研究文学事实的物质条件。

笔者将运用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理论，具体分析中日经典小说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即作者生产原作，译者生产译作，原作与译作都可以在外国被传播、消费的这一过程，同时充分重视这一过程中的物质条件和“创造性背叛”现象。

四、研究构想

由于经典本身的相对性，本研究选取了近代以来中日双方一致认为是“经典”的中日小说，将运用译介学、文艺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理论，从中日双方的视角出发，整体地对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和传播情况进行研究，所以该研究有着将中日双方、译介与传播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研究的综合、立体特色。鉴于译介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本研究将把研究重点放在传播研究方面，并作为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本研究将采用“总分总”的三段式结构，先整体后具体地对这一课题进行多角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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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思慕已久还是机缘巧合，每一个第一志愿填报中文系的孩子多少都是有些文学梦的，若称才高八斗不够火候，文艺青年也当之无愧。而就读于北京大学，更是每一个中文人的梦想。入学之初，谁不幻想着虫鸣夏夜，邀二三好友至未名湖畔，谈诗论画，品人生几何，兴至则来，兴尽则返。

不料良辰美景尚未来得及消受，开学典礼上便遭系主任温儒敏老师当头棒喝“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培养的是“语言、文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型人才”。“研究型人才”，寥寥几字浇灭了大家伙风花雪月的白日梦。

我的第一堂课，非慷慨悲凉的魏晋风骨，非丰神情韵的大唐气象，亦非筋骨思理的两宋华章，遑论五四思潮、新时期文学等后来者。旁人兴许猜不到，北大中文系大一新生的第一门课名曰“现代汉语”，学的是那世界语言之本――每一个用于传递信息的符号都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入门方知不易，原来这汉语真乃最难分析的语言之一，七大方言区的语音、语法各异不说，单普通话的语法就在大规则之外又有许多例外。而古代汉语中常见的“而、何、乎、乃、其、且、若、所、为、焉、也、以、因、于、与、则、者、之”，这十八个字的解释就可以是一部多卷本的皇皇巨著啊。可即便浪漫文学的春秋大梦被浇了一头冷水，有些惝恍失落，但“现代汉语”打开了文学的魅力之海。

艰涩文学史必修之利器

学校里总有那么些关于中文系的传言，据闻每个理科生都暗恋过中文系女生，又言中文系的人论文两三万字尚属平平，更有言甚者曰中文系乃北大养老院之一。对于前两项尚可接纳，第三项却实在是外人对我们的误解。

且不论语言学国际音标的大舌小舌、送气不送气、清音浊音等各种挑战口腔的高难度训练，也不论古典文献学埋首烟波浩渺的古籍资料室、终日冷对竖排繁体书的艰苦，便只说那众人心中万般美好缠绵的文学。

提及文学，不能不说说那陪伴每个中文系学生长达三年之久的文学史学习。在汉语言文学的课程设置中，文学史作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先秦两汉文学史、魏晋隋唐五代文学史、宋元文学史、明清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虽不求字字甚解，但也须粗通些许，这一个“些许”可是囊括了洋洋上下五千年、浩浩幅员万丈余的文章事。

文学史至少属热闹红尘之物，读尽天下好文尚可遍览历史，可那文学理论真真愁煞人也。汉语言文学论文与那一般书评、影评差别之处，多半便体现在这“理论”二字。中国古代文学主情主理之争、出世与入世之别，西方传统中现实与浪漫的纠葛，争的多半不过是那“文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比迪・马丁说：“如果没有受过文学理论的教育，学生们很少会有机会清晰地去思考问题。”文学不仅是语言的艺术，还是一个国家国民情感和真善美的追求，文学理论帮助我们形成“批判性思维”，提供给我们一个阅读和思考的场所，教会我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虽然有些有时枯燥乏味，但想要彻底通晓文学，就必须抱有沉潜的心态。

长期投资操守性情

然而，汉语言仍是每个文化人不忍抛弃的词语，它直连汉文化最精巧幽深的传统。汉唐雍容魏晋风流已远了，汉语言仍是连接古今沟通的桥梁。

宋元文学史课上，张鸣老师一袭长袍、两袖清风，颇有古意，更兼有苏轼之豁达豪放，故同学敬称其为“夫子”。夫子精心于北宋，尤慕苏轼之风，介绍苏轼、黄庭坚之流时往往细细品赏，待北宋文学史讲完学期已过大半，南宋、元朝只好匆匆带过。谈及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时，讲到东坡曾与友人在书信中自言此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夫子笑曰：“东坡‘呵呵’实为千古放达第一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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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民族打击乐发展现状

中国民族打击乐历史悠久，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是一种音乐类别，它始终活跃于民间音乐活动和民俗活动中，因此民族打击乐的发展和研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中国古有的民族打击乐历史虽然悠久，但在世界范围内，打击乐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二战后，西方才开始真正意义上重视和发展打击乐，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才建立起完善的打击乐教学体系，而我国到70年代才开始系统、规范的进行打击乐专业教学。中国传统锣鼓乐自80年代以来，由于演奏家们对乐曲的表演、作曲家们的积极创作，使得锣鼓乐的发展更具深度和广度。在最近的三四十年，随着西洋音乐和民族音乐在中国的广泛普及和继承，对于民族打击乐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尤其是在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民族打击乐演奏法和表演方面更为突出，例如：京剧打击乐、秦腔打击乐等。越来越多的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高度评价打击乐的潜力，因为打击乐演奏者可以单独只用西洋或民族打击乐器来演奏各种独奏以及重奏作品。

日本打击乐随着科技和传媒的进步与发展，在近二十年逐渐为中国的音乐界所认识并接受。日本的打击乐在表演方式上更加侧重与宗教仪式性的表演和学术型的交流，所以真正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能够进行参考的资料和作品并不十分多见。近年来，日本的民族打击乐随着民间的文化活动和交流增加也不断进行了充实和发展。

目前关于打击乐的研究文献很少，中国期刊网所收录的有效论文数量只有15篇，在论文方面，打击乐相对处于一个劣势状态，较为系统地对民族打击乐体系的演奏法和技巧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除去少数的专业院校民族打击乐专业之外并不多见。日本的打击乐专著也多存于日本本土，这也加大了世界范围内对于日本打击乐文化研究的难度。且日本的打击乐专著除本身数量稀少之外，目前并没有进行相关的翻译和出版。现在只存在少量的侧重关于中日民族打击乐演奏法和乐器学的介绍。这说明打击乐学者要对打击乐学科的研究加强力度，并且深度发掘打击乐演奏中的使用技术、技巧和打击乐创作中的特征和特性。

二、中日民族打击乐的异同点

中国民族打击乐和日本民族打击乐都使用了木制的结构，并在两侧蒙上鼓皮，鼓皮用金属固定或者铁圈或绳索进行固定。演奏的时候使用鼓棒敲击鼓面，使鼓内的空气产生震动发生。虽然在之后的乐器演变过程中，中国和日本的鼓在外观上有着一定上的差异，但是在乐器构造的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形成这一共同点的原因是缘于中国与日本的音乐文化都受到东亚大陆文化的影响，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并加入了自身的本土文化特色，但是这一演化并没有在本质上影响乐器基本形制上的改变，使之在今日相比而言依旧保留了共同的风格特点。

中国打击乐在创作题材上表现出了它的丰富性、形象的多样性和音乐色彩的变化性。以表现日常生活的题材为例，就有《丰收锣鼓》、《渔舟凯歌》、《金蛇狂舞》、《滚核桃》等著名打击乐作品；表现动物题材的作品有：《龙腾虎跃》、《老虎磨牙》、《鸭子拌嘴》、《老鼠娶亲》等；表现战争场面的作品有：《秦王破阵乐》、《赤壁战鼓》等；表现自然景观的作品有《五彩云霞》、《黄河激浪》、《夜深沉》等。从这些中国打击乐作品的创作题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打击乐在创作题材上更加的宽泛，其创作的对象和欣赏作品的对象也更加的多样。这使得中国打击乐表现音乐形象时更加的灵活和富有色彩感。

日本的打击乐则更加注重遵循有固定的风格和传统，在音乐表演形式上尽量保持了传统的内容、题材和表演方法。著名的日本打击乐作品有：《L雷》、《wo三段がえし》、《勇x》。这些打击乐作品更多的加入了神道的风格色彩，并加以演绎。这种表演风格的一贯性使得日本打击乐更加忠于传统中宗教色彩浓厚、仪式感很强的风格。但由于这种一贯性，在一些程度上也限制了日本打击乐在创作题材上的发挥和想象的空间。

中国打击乐在曲目的创作题材中表现出了灵活、广泛的特色。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每逢节庆或婚丧嫁娶时，喜庆锣鼓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众多的打击乐作品中可以找到关于以表现日常生活的、表现动物的、表现战争场面的、表现自然景观的作品。而日本打击乐则更加注重遵循有固定的风格和传统，在音乐表演形式上尽量保持了传统的内容、题材和表演方法。两国打击乐的音乐创作上各有特色，都能够反映出本国的音乐特色和音乐文化，这两种具有特质的音乐体裁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

中日两国的打击乐在演奏技法上存在着一些相同点。两者都是使用木质的鼓槌敲击鼓面进行演奏，保留了这一单一材质的使用方法。在演奏中，都是通过强弱变化、技巧变化、速度缓急、乐队配合来完成音乐作品。但是，两国的打击乐也存在着一些区别

中国打击乐更注重的的通过敲击鼓面使鼓本身发出的音色产生的变化，结合击鼓心、刮鼓钉、鼓边轻奏、重音等演奏技巧来表现音乐形象。通过对日本打击乐作品的欣赏与分析，日本打击乐在演奏技法上则比较单一，太鼓的演奏重点并不是对于太鼓乐器本身发声的变化，而是强调了在演奏动作上的夸张以及和音乐节奏、其它乐器的配合上。

中国打击乐侧重的是更多的与其他打击乐乐器或者其它声部、乐器种类的配合，多有民乐合奏作品能够体现，例如《月儿高》、《红楼梦组曲》、《庆典序曲》等。既能够独立针对一种鼓乐器创作、演奏音乐作品，而且还能够和其他管弦类乐器进行配合。而日本打击乐则侧重不同的鼓来进行表演，很少加入其它乐器，并且其中单独使用一种鼓乐器并不能完成一首作品的演奏，必须借助其他鼓乐器才能够完成。

参考文献：

[1]. 李民雄；《中国打击乐》；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4年6月

[2]. 《日本の唤y音S》；world music library 1990

[3]. 《民族音乐概论》（中央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新编，1963年7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将打击乐器分为五大类；鼓类、锣类、钹类、板梆类、其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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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1956―2003），中国香港乃至亚洲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国荣的一生是赋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作为一名流行音乐的演唱者和词曲创造者，一生共出版个人演唱专辑80余张；作为一名享誉亚洲乃至全球的电影演员，一生共演出电影作品50多部，先后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日本影评人大奖最佳外语片男主角奖、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特别贡献奖等。2009年“张国荣”作为一个特定词组被《辞海》所收录。

2003年4月1日，张国荣在香港文华酒店选择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人们对于张国荣的关注反而更加的强烈了，很多原本不喜欢或者更本不知道张国荣的人，开始关注张国荣的艺术形象和艺术作品，甚至其中有一大批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人也加入了张国荣歌迷、影迷的群体，一时间流行文化流域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后荣迷”的现象，并在网络中迅速流传，每一年张国荣的“生日”和“祭日”都会成为网络媒体、报刊媒体、广播电视媒体所关注的文化现象，怀念之风盛行。很多人包括研究流行文化的学者，都对这一现象大惑不解，虽然在欧美流行文化领域早已出现过并一直存在这种“逝者文化流行”现象，但是放在中国却似乎并不多见。首先，中国地域广大、地域性文化差异大，流行文化的发展速度快、更新淘汰率高；其次人文历史论文，现代中国的流行文化受西方影响比较多，属于中国原创的因素不多，“创始人”在中国流行文化领域较少，且影响有限；最后，现代流行文化在中国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尤其是在大陆地区，作为流行文化领域的精英和代表，往往很难拥有较久的文化沉淀性。因此，张国荣现象给我带来了很多思索，透过对张国荣个人以及其艺术形象和艺术作品的研究我们发现作为一名现代流行文化代表者的张国荣，却处处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或许正是这些因素促使了张国荣现象的出现以及张国荣作为一个特殊文化“符号“的产生和持续流传。

一、张国荣个人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张国荣，生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中国香港一个多子女的手工艺人（父亲是一名颇有名气的裁缝）家庭，从小在外婆的隔代照顾模式下成长，可以说张国荣成长的环境是非常具有中国传统家庭色彩的。由于多子女家庭的特征，张国荣性格中具备了比较典型的中国人的特质，比如谦和、友善、懂得分享但又比较谨慎；20世纪70年代，张国荣前往英国Leeds University攻读纺织及时装，求学之路具有典型的中国人“子承父业”的取向，也正是这段经历，使张国荣更加直接的接触到西方文化，并受到影响。后来由于家庭经济无力支持其学业，张国荣选择回到香港，1977年以“亚洲业余歌手大赛”亚军的身份进入纷繁复杂的娱乐圈，开始了自己自食其力、艰苦创业的历程，从默默无闻的一个“穷小子”通过自己的执着追求、不断尝试和努力，完成了人生的“求索”之路，并最终获得个人事业方面的巨大成就，或许张国荣演义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梦”。这种经历使张国荣的个人形象成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成功”途径的评价标准，特别是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这一模式下成就的张国荣受到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喜欢和欣赏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张国荣艺术形象和艺术作品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1．张国荣的歌者形象和歌曲作品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张国荣作为一名流行音乐演唱者和创作者，其艺术生命大致可以分为三段，1979年到1982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张国荣主要发行的歌曲作品以时尚新潮的英文歌曲为主要形式，本人展现的艺术形象也是青春活力、时尚灵动、洋化明显，虽然收到了一定的认可，但是总体来说并不成功，也就是在这一阶段，张国荣受到了来自现实的巨大考验和挑战，“天将降大任”的传统思想或许成为这一时期他安慰自己最好的良药人文历史论文，当然对于他的喜爱者，张国荣也成为他们在人生奋斗时期遇到不顺时的一个感情寄托和情绪宣泄的出口；1982年到1989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张国荣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他通过一系列粤语歌曲成为流行音乐明星。放弃英文歌曲选择粤语歌曲，是张国荣能够顺利走上艺术高峰的一次重大决策。粤语是中国的一个方言，从语言学的角度不难发现粤语是中国历史比较悠久的语言表达形式，其发音方式、句式形态具有中国古典文化的特色；此外，作为殖民地的香港，粤语代表的是中国人的母语，是中国人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张国荣选择“下里巴人”的粤语歌曲作为他的突破口和主要表现形式，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追求质朴、珍视乡土情切的价值选择的；从1989年张国荣退出歌坛至今是张国荣歌曲演唱与创作的第三阶段，在张国荣歌唱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张国荣选择了暂时退出乐坛，为新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非常符合中国人“强而不欺人”的道德判断，为其作为一个艺人的“德行”加分。在这一时期，张国荣经过几年的沉淀，与1997年又重新复出歌坛，完成艺术转型，歌曲演唱和创作，突出了“新”、“雅”、“温”的特点，歌曲中的填词部分更是选择了具有古典诗体特点又兼具小资情调的林夕的创作，将东西方文化进行了有机的整合，兼容并蓄的特点符合了港人和中国大陆地区听众进入21世纪前后的中西融合的文化选择。

2．张国荣的演员形象和影视作品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作为一名演员张国荣也经历了诸多尝试，他可以演绎现代文艺青年、叛逆少年、英雄警探、邻家大哥、中年男性等社会角色，同时也能驾驭边缘人群、同性恋题材、无厘头夸张等内容，这些角色在多变的中国社会中，总是能找到与之对应的实际情节，张国荣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展现的是阳关、积极，同时又简单、纯真的外在特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趣。加之现代媒体宣传的作用，张国荣从外形到角色被定义为“漂亮”、“干净”、“斯文”、“优雅”、“亲切”、“质朴”，这些词语正是中国人尚儒思想的外在标准。在张国荣的诸多影视剧中，使之享誉国际的正是具有中国社会特色又极具戏剧冲突、悲剧色彩浓厚的《霸王别姬》，张国荣演绎的程蝶衣一直受到评论家的高度认可，其形象鲜明、深刻且悠久。除去“同性恋”感情的可能原因，张国荣在这部电影中，充分展示了一个优雅、纯真、执着的中国文化领域“艺人”的形象。从宋代以后人文历史论文，中国文化更多的偏向于“尚文”精神，看重和谐，其中对于男性的较高层次文化要求集中表现在，既要斯文、优雅，又要讲究原则、勤奋、善良、执着。而张国荣的影视形象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并通过他完整的演绎得以体现。

三、张国荣社会形象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张国荣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是现代传媒文化的产物，媒体在宣传中将张国荣进行了合理的定位和宣传，有意无意中扩大了对其身上优秀特质的展示，关于张国荣星路的艰辛、爱情的坎坷、艺术的执着、为人的善良和乐观等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内容得以广泛宣扬，使得张国荣的形象具体、鲜活又高尚。尤其是张国荣意外离世之后，中国人对“英年早逝”长久的惋惜之情，也是促使“后荣迷”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国荣作为一个著名的艺人，在艺术生活的同时，往往选择比较低调的生活方式，并且注重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艺术的追求，关心社会、关注弱势、乐善好施，这种低调和平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蓄之风不谋而合。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张国荣现象的出现包含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色彩，是具有底蕴、赋有生命力的。从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在现代文化发展中传统文化价的价值，对于我们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张国荣．baike.baidu.com/view/6360.htm

[2]洛枫．张国荣：禁色的蝴蝶．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王大燕．传统与现代的对接──略论流行歌曲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云梦学刊．1998年第01期

[4]周忍伟，陈荣杰．中国文化导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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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成立于1900年，其前身为法国在越南的考古研究中心。学术上受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领导，行政上隶属于国民部。总部现座落于巴黎吉美博物馆和人类学博物馆之间，附设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分部则遍布京都、东京、河内、金边、曼谷、万象、雅加达、汉城、蒲那等亚洲各地，在我国的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台北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均设有派出机构，并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设有常驻代表。在法国汉学研究机构中，远东学院以其悠久并在亚洲扎根而引人瞩目。几乎所有著名汉学家都在远东学院工作过，或与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专职研究人员（membres）并不多，仅32人，但会萃了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建筑学、语言学、学等各领域的精兵强将，因而能量极大，每年出版大量丛书和期刊：《法国远东学院丛刊》（已出近两百种）、《考古论丛》（已出20卷）、《印度支那著作与文献》（已出18卷）《专题研究》、《法宝义林》、《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已出87卷）、《亚洲》（已出55卷）以及《远东亚洲丛刊》等等。

《远东亚洲丛刊》（Cahiers d'Extrême-Asie）是法国远东学院京都分部的法文、双语刊物。1985年创刊，第一任主编索安（Anna Seidel）女士是一位道教史专家。它是一种年刊，但有时两年合出一卷，譬如我们要介绍的11卷就是如此。每卷篇幅约三、四百页，刊出十余篇论文，印数为1000册。编委会成员以远东学院研究人员为主，也邀请一些院外的法国学者。刊物特色为东亚宗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尤其注重从人类学角度考察宗教现象的研究成果。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刊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极具特色的领首刊物，影响力绝不低于已有百年传统的《法国远东学院学报》。

翻开卷首，是本卷特邀主编戴仁（Jean-Pierre Drège）用法文和英文撰写的《致读者》。戴仁是法国当代汉学界的主将。他是苏远鸣（Michel Soymié）的弟子，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八十年代后，他进入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89年被任命为“中国图书与铭文史”研究导师，并曾担任敦煌写本研究组的主任、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从1998年起出任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戴仁以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书籍考古学”而著称，与已故的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一样，在敦煌文献的物质形态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戴仁的研究涉及到了中国古代书籍的具体制作的所有细节，并试图阐述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纸张的纤维、装帧、文字分析、印刷术、写本和刻本的断代与辨伪、图书馆学、书籍的插图及其与行文的关系、书籍的发行流通、书籍商品化的过程及其文化和社会意义等等。其代表作为《中国写本的藏书》（参看荣新江书评，《九州学刊》第六卷第四期，收入《鸣沙集》），另著有相关论文数十篇，还出版过几部有关丝绸之路的著作，其中一部已被翻译中文。此外，他还主编过多部敦煌学和书籍史、印刷史的论文集。

戴仁在这篇卷首语中指出，一百年前王圆籙的意外发现，产生了惊人的后果，那就是促使我们对有关中古时代中国原有知识的一切领域进行彻底重估，这一重估已体现在了的汗牛充栋的论著中。接着，他简略地回顾了近三十年来法国出版的几部重要的敦煌学论文集。然后分别用寥寥数语但却画龙点睛般地对本专辑所发表的每篇论文作了评介。

苏远鸣《敦煌画中的供养人》

苏远鸣和谢和耐一样，是师出“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见谢和耐同题文章，《法国当代中国学》，戴仁主编，耿昇译，中华书局，1998年，119－133页）的得意门生，是当下法国敦煌学界的元老级人物。他也是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曾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中国中古及近代史学与文献学”研究导师达二十余年之久。他是《敦煌学论文集》第1、2、3卷的主编，并主持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3、4、5卷和两卷本的《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这两个大项目的编撰工作。除了对敦煌文书的释读、编目、字体演变和断代以及敦煌绘画深有研究之外，苏远鸣还致力于中国道教和佛教互动关系的研究，如佛教疑伪经和道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佛教仪式与道教仪轨之间的对比分析等，开辟出许多新的学术领地。他的学术兴趣甚广，还涉猎宗教地理研究、中国解梦书研究、河西宝卷和明清小说的类型学研究等等。

苏远鸣六十年代即开始运用图像学和敦煌写本研究结合的范式探讨地藏菩萨诸弟子，敦煌壁画中的瑞像图，明王和金刚，壁画和纸画、绢画、幡幢上的题记等。因此本文可看作他系列研究的新尝试。他使用了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的275窟、西魏时期的285窟以及数十幅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收集品和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的伯希和收集品中的纸画和绢画，从八个方面考察了敦煌石窟中的供养人像：1、资助绘制壁画的目的；2、家族世系；3、新婚夫妇；4、香炉；5、僧尼；6、亡人；7、服饰和头饰；8、画匠。苏远鸣认为之所以要绘制这些壁画，是为了敬献给亡灵，而不是生者为了祈求保佑。

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像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像经变图、佛传、本生故事图、瑞像图、生产生活图那样丰富，但由于它在考证石窟修造年代和河西史实方面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因此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王国维先生早在1919年所作的《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本，999－1001页）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论著。八十年代，国内出过一本有用的资料集——《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研究院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附收了万庚育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179－193页）、贺世哲的《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造年代》（194－236页）两篇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关友惠《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段文杰《供养人画像与石窟》（《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等，但大多比较简略，而且讨论的对象仅限于壁画中的供养人像。因此正如戴仁所言，这一课题虽然不是很新鲜，但本文的研究非常“系统而清晰”（本书《卷首语》）。

篇（9）

中华民族是拥有悠久哲学思维传统、高明哲学思想智慧和丰富哲学理论资源的伟大民族。有学者曾经通过梳理八卦、五行、阴阳、太极观念的发生与形成过程，并抉发这些观念的哲学内涵，认定“从传说为伏羲始创而至迟在公元前11世纪便已形成的八卦观念，到同样于公元前11世纪便已形成而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甚至更早的五行观念，再到公元前8世纪早期便已成熟的阴阳观念，乃至公元前4至3世纪出现的太极观念，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而一贯的哲学思维传统的伟大民族。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生，非但不落后于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民族，而且甚至早于其他古老民族。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起源的梳理，可以断言，那种认为‘中国无哲学’的论点，完全是傲慢的偏见或无知的臆说”①。

不过，中国虽然拥有悠久、高明、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但直到19世纪末叶都没有“哲学”这一名称，当然也就没有专门的哲学学科。中国古代可以被归入现代所谓“哲学”范畴的关于宇宙、人生、社会、历史之根本问题的论说，都浑融于经子之学乃至史学和文学之中。中国古代学术的这种特点，当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相关，我们的先人在面对当下问题时，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问题本身，而是往往从根本处、总体上以及历史传承中设思，穷原竟委，比类属义，从而贞定思想立场，这样，他们的认识成果就不免具有浑融的特点了。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中国古代学术特点自有其价值所在，仅从它积累了堪称世界上最为博大精深、宏富赅备的学术文化资源这一端即可证明。只是在近代西方凭借富强优势而逐步获得全球文化主导话语权之后，中国古代学术相对于西方分类学术标准才日益显得不合时宜，学术分类也就成为时代的要求。于是，随着19世纪末维新人物将日本学者西周借用汉字对译西语philosophy所新创的“哲学”一词引入中国，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理论便逐渐被从浑融的学术资源中提取到专门的哲学范畴，中国哲学也就开始了学科化的历程。

从有实无名到名实俱备，从浑融到专门，从学科体制中的附庸蔚为大国，亦即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这一转变至今业已经过百年发展。一般人对于这一过程不知其详，往往以为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振古如兹；而业内人士对于这一过程则颇多争论。坚持中国学术根源性的人士认为，以西方哲学的框架和结构来切割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造成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内在神气的丧失；以西化的现代语言来表述中国传统观念（所谓“汉话胡说”），又造成了中国学术的“失语”，由此质疑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必要性。而执守西方哲学标准的人士则认为，所谓“中国哲学”在内容上缺乏哲学的某些根本要素（如没有绝对抽象的Being），在形式上不过是对西方哲学的模仿，因而否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①。这两种观点大相径庭，但在拒斥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这种背景下，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围绕“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课题撰写的一组论文，便显得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

田文军教授关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学》（《学术月刊》1999年第4期；收入其著《珞珈思存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谢无量与中国哲学史》（《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收入《珞珈思存录》）、《张岱年与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周易研究》2009年第6期）、《陈黻宸与中国哲学史》（《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1期）、《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萧萐父先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等。这些论文展示了百年来几代学者在中国哲学以及由中国哲学的承传发展所构成的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方面所取得的实绩，勾稽出他们在进行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哲学史学意义的思想认识，指出了他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与局限，肯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哲学性质及其现代转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关于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首先表现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对此做出突出贡献的当推王国维。《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一文第一节拈出王氏《哲学辨惑》（1903）、《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4篇文章，阐发了王氏关于“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以及“近世教育变迁之次第，无不本于哲学的思想之影响者”等观点，陈述了王氏对于“今则大学分科，不列哲学，士夫谈论，动诋异端，国家以政治上之骚动，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酿乱之麴蘖；小民以宗教上之嫌忌，而视欧美之学术皆两约之悬谈”这类现象的批评，表彰了王氏对张之洞等朝廷重臣将哲学排斥于大学教育和现代学术门类之外这种不当做法的批驳，以及针锋相对提出的包括“中国哲学史”在内的大学哲学学科课程设想。尽管作为布衣书生的王国维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促成中国哲学（史）学科在当时的体制内得以确立，但是，“王国维早年给予哲学的关注与热情，对于后来哲学在现代中国学术建设中独立发展的影响，却少有与他同时代的学者所能比拟。同时，在现代中国学术领域，哲学学科的确立，当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得以形成的基础与前提，而王国维对于哲学的推崇与辨析，对于确立这样的基础与前提，也可以说是居功甚伟”②。即是说，中国哲学（史）学科在民国初年最终得以确立，王国维功莫大焉。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当然要求相应的教材和学术成果建设，百年来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实绩。王国维由于学术志趣的转移，未能完成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但在倾心哲学的数年间，他仍在先秦哲学、宋代哲学、清代哲学以及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等领域留下了诸多“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①的精彩篇章，其荦荦大者有《孔子之学说》、《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荀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列子之学说》、《墨子之学说》、《周秦诸子之名学》、《周濂溪之哲学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论性》、《释理》、《原命》等。而陈黻宸、谢无量、冯友兰、张岱年、萧萐父则都编撰了中国哲学史著作。陈著作为北京大学哲学门中国哲学史课程讲义，部分稿成于1916年，内容起自远古伏羲，但甫及殷周之际便因作者于1917年溘逝而中止，成为一项未竟的事业。因此，谢无量出版于1916年、内容肇自远古而收束于清代的《中国哲学史》，便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时期的开山之作”②。尔后冯友兰于1934年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于1948年出版英文《中国哲学简史》、于1962－1964年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于1982－1990年陆续出版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张岱年于1937年写成、至1958年出版《中国哲学大纲》，萧萐父于1982年主编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踵事增华，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定了愈益厚实的基础。实际上，田教授的系列论文还述及出版于1919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③，钟泰出版于1929年的《中国哲学史》④，侯外庐于1963年出齐的五卷六册《中国思想通史》⑤，并提到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郭沫若、钱穆、范寿康、萧公权、唐君毅、牟宗三、冯契等在中国哲学史或相关领域的研撰工作。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百年来中国哲学史教材和学术成果建设的丰硕实绩⑥。

宽泛地说，专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成立以及中国哲学史著作的构撰，即已意味着中国哲学实现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但在严格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必须先之以参与者的观念转变，否则，专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和中国哲学史著作可能徒具现代形式。例如，“《中国哲学史》成书之后，陈黻宸具体论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时曾说：‘不佞上观于《庄子》道术方术之辩，而下参诸太史公《六家要旨》与刘氏父子《七略》之义，辑成是篇，自伏羲始。其略而不存者多矣！’这种论述表明，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仍在司马谈、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研究方法范围之内。……其对于西方学术的了解实际上还十分肤浅。……这使得他还没有可能从现代哲学史学科的角度确定中国哲学史所应当探讨的问题的范围和内容”，正因此，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体现出“早期形态”和“不成熟性”⑦。同样，从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中，“我们虽可以看到他从辞源、意蕴、内容等方面对西方哲学有所论述，认定哲学有别于科学，但也可以发现他并未真正依照现代学科观念，严格地从学科类别的角度理解哲学，这使得他认定中国的儒学、道学以及印度的佛学即等于西方的哲学……在儒学、道学、理学、佛学中，既包含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含许多非哲学的，或说可以归属于其它学科门类的内容。谢无量将哲学等同于儒学、道学、理学、佛学，表明他对于哲学的理解尚停留于对哲学表层特征的把握，未能真正理解哲学的学科内涵与本质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虽具备形式的系统，但也只能停留于形式的系统而已，不可能在建立起形式的系统的基础上，再建构起实质的系统”⑧。陈、谢二氏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局限性，实质上是观念滞后的反映，因此，他们虽然都有中国哲学史著作，却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当然，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起步阶段的成果，他们的著作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思考和论说，也为中国哲学史学史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素材，这些都是不可抹煞的贡献。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冯友兰、张岱年、萧萐父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观念上有了更加深刻的新变。他们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特定研究对象及其特殊研究方法，亦即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应该研究什么和如何进行研究的问题。“冯友兰把哲学理解为‘对于认识的认识’，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这种反思涉及到自然、社会、个人，也涉及到这三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三个方面以及其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是人类精神反思的对象，也就是哲学的对象。这种理解使冯友兰认同西方的哲学观念，将历史上形成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或所谓形上学、价值论、方法论都看作哲学所应包含的内容。肯定哲学作为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理论形态，其内容的表现形式会有许多差别；但就中西哲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其内容仍不外这几个部分”。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冯友兰确定了区别于传统学术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又通过相应的古籍辨伪、史料取舍、语义分析、脉络清理、认识深化、中西融会等方法，“写出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①。张岱年“在综观西方哲学家哲学观念的基础上，认定‘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正是这样的哲学观念，使他在总体上将中国哲学问题区别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并具体在‘宇宙论’中探讨‘本根论’、‘大化论’，在‘人生论’中探讨‘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在‘致知论’中探讨‘知论’、‘方法论’，勾画出了中国哲学问题史的基本线索与理论框架”。针对厘定的中国哲学问题，张岱年采取分析、比较、概括、源流、融贯等方法，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这样一部体例上别具一格、既参照西方哲学观念又特别突出中国哲学特点、“将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选出，而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之整个的条理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②。萧萐父以为指导，着眼于哲学史既属于一般历史学科、又具有哲学的特殊性这种特点，在把握历史学和哲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将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肯定哲学史研究的仅是“既区别于宗教、艺术、道德，又区别于各门科学而专属于哲学的‘一般认识’的历史”，进而确定中国哲学史的特定研究任务是“揭示出这些哲学的本质矛盾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表现形态和历史特点，揭示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具体联结”，这就“厘清了哲学史与社会学史、政治学史、法学史、伦理学史、美学史、教育学史等专门学科史的界线，比以往的哲学史研究成果，更加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实际”③。为了达成研究任务，萧萐父对哲学史研究方法作了系统的探讨，“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方法本身应当是一个包含多层面内容的理论系统，这种方法理论系统，涉及到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理解、确立，哲学史史料的考订、选择，哲学理论的比较、鉴别，哲学思潮演变的历史考察，哲学家历史贡献的分析、评断等。因此，在实际的哲学史研究中，构成哲学史方法系统的任何一个环节，对于哲学史研究的指导作用都不宜忽略”，而由于哲学史这门学科既属于史学又属于哲学，所以萧萐父强调“就哲学史这个特殊领域来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指导原则和方法”④。正是在厘清研究对象并确定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萧萐父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范式性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之一”，“构成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⑤。

三、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通过展示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并呈现在这一过程中几代学者形成的具有中国哲学史学意义的思想认识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与局限，田文军教授建构了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基本框架，理出了其中的主要脉络，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这一工作对于把握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史）的既有面相及其未来取径，以及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犹有进者，田教授的工作实际上回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哲学性质及其现代转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疑问。从他的文章中可见，百年来几代学者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的研探创构，是在愈益清晰地领会西方哲学实质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们参照西方哲学，从“浑融一体，原无区分”的中国学术资源中爬搜剔抉的关于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认识论等方面的思想资料，无疑具有与西方哲学相同的哲学性质，所以王国维说“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诚然，在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中并无西方哲学的那些概念和范畴，但这正如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只是表现其哲学个性一样，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中没有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而拥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和范畴，也正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个性，正是有见于此，张岱年“主张对于中国哲学问题的归纳应对于中国哲学的‘原来面目无所亏损’”，因而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没有一般性的套用本体之类西方哲学术语，而是以‘本根’、‘大化’之类的传统概念解析有关宇宙论的问题。讲到知识论问题时，也未直接运用知识论之类的术语，而是以‘致知论’来概述中国哲学中涉及到的知识论问题，对其他中国哲学问题的总结也是如此”①；由此还可联想到冯友兰以理、气、太极、无极、道体、大全来架构其本体论哲学，金岳霖一定要用“道”来命名其哲学体系的本体范畴，这种突出哲学个性的做法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哲学之为哲学。

肯定了中国哲学的哲学性质，则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只是一个纯形式的问题了。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名，当然也就没有形式化的哲学。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之具备专门的体系结构形式，确实拜西方哲学之赐，因此要说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了西方哲学，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深入追究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之所以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可以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西方文化凭借富强优势而获得世界文化主导话语权之后，俨然成为对于非西方文化的带有强制性的衡断标准———所有非西方文化要么按照西方文化进行现代转化，要么不免作为前现代孑遗而丧失发展乃至存在的权利。在这种时代条件下，数千年来一直自足的中国文化和学术按照西方分类标准进行转化，从而中国哲学形成专门体系，无论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心悦诚服地仿效，都不存在不合法的问题，相反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恰恰应该是合于其目的的。如果将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指为“不合法”，那就无异于某个强人单方面制定了普遍的游戏规则，却又禁止他人运用这种规则参与游戏，此非霸道逻辑而何？

篇（10）

毕业论文写作是高等院校本科生培养计划的重要环节,也是评价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与工科院校的其他专业相比,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级文秘)学生的毕业论文的质量高低不仅关系到学生能否毕业,更是对四年来所学知识的全面总结,也是对学生写作能力高低的检验。笔者通过抽样,对近年所指导、评阅的汉语言文学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进行调查研究发现, 从论题的选择、观点的提出, 到论据的运用、文字的表述, 问题多多, 不一而足。在毕业论文写作水平不断下降的今天,研究这个课题更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结合南京林业大学2003——2008届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级文秘)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实施过程中的一些情况,针对毕业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和对策。

一、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

1.选题缺乏创新,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

与大多数高校相同,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级文秘)专业的选题也是由教师根据自己所教科目和研究方向,向学生提供选题的范围,然后教研室根据学号随机平均分配给指导教师。学生的选题主要侧重在新闻、公关、秘书、语言、文学、广告、文化等方面。2003——2008届论文共396篇,其中新闻类选题25篇,占6.3%;文化类选题23篇,占5.8%;广告类选题12篇,占3%;秘书类选题70篇,占18%;语言类选题38篇,占9.5%;文学类选题220篇,占56%;其他8篇,占1.4%。论文选题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结合秘书专业实际的很少。有的选题大而空,比如《周国平散文研究》、《浅析海岩小说的创作》、《大学生创业问题研究》、《关于中国民营企业道德伦理的探讨》、《当代秘书素质要论》、《秘书美学浅谈》等,对于本科生来说,这些问题很难在8000字左右的文章中论述全面而深刻。有的选题虽有新意,比如《中国饮食类广告的文化内涵及其表现》、《秘书学研究现象新探》、《论秘书工作的管理效应》、《公共关系在企业秘书中的运用》等,但由于时间紧迫、资料查找困难、缺乏实践感性认识、投入写作精力不足等原因,泛泛而谈,缺乏说服力,影响了论文的写作质量。

2. 投入精力不足,抄袭现象严重

从六届学生的写作情况来看,因为选题陈旧,缺乏创新性,加上精力投入不足,每一届都有相当部分的学生的初稿抄袭已有的论文,而且屡禁不止。原文照抄的学生较少,大多学生将别人已发表的成果进行剪切粘贴、注水,拼凑为不少于8000字的论文。这些论文在指导老师的严格把关下大部分都被退回重写,如《浅论现当代文学创作中语言的突破创新与规范化》、《论李白诗歌中的送别情感》、《论中美文化下的姚木兰与郝思嘉》、《对解梦文化的思考》、《浅谈文学美与服饰美》、《试论中国公务员制度的特色》等。

3.论文写作格式不规范

规范的论文格式也是合格的毕业论文的要求,论文的标题、中英文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注释、文献综述、致谢等的撰写都要符合规范。比如《浅论古典诗词与阳羡茶文化》,这个标题有歧义,实际上作者主要论述的是阳羡茶文化在古诗词中的表现,标题可改为《从古典诗词透析阳羡茶文化》;英文摘要中语法、拼写错误很多;中文摘要中“本文”、“笔者”、“我”比比皆是,摘要“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要素残缺不全;有的正文通篇都用第一人称“我认为”,有的地方论述缺乏逻辑性与严密性,层次紊乱;错别字、病句较多;标点符号使用错误;注释不规范;小标题的序号标注欠规范、口语化严重;文献综述只是已有成果的综合,缺少评述等等。

4.口头表达能力欠缺

答辩主要是为了检验学生对论文的熟悉程度,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心理素质和语言表达能力。每届的答辩中,总有一些学生论文写得不错,但表达能力欠佳,影响了毕业论文的成绩。有的照本宣科;有的回答问题的时候抓不住重点,不能做到言简意赅;有的甚至因紧张而憋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等等。这些对于文秘专业的同学来说,都是表达能力欠缺的表现。

二、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

1.传统的选题方式缺乏科学性

传统的选题方式剥夺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写作积极性,使他们将毕业论文写作等同于被动完成作业。另一方面,这种选题方式经常会使指导老师感到力不从心。比如研究外国文学的老师可能对武侠小说了解不是很深,研究文学的老师可能在语言学论文的指导方面也有困难,研究广告的老师对公关、秘书等领域也不一定有深入研究等等。

2.学生重视不够

从近几年来的写作实际来看,大部分文秘专业的学生不将毕业论文的写作当成毕业前的一个重要学习环节,他们不以为然,觉得写得好与不好都能毕业。有的学生甚至在写论文前没有进过图书馆,没有查阅过期刊;有的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不主动与指导老师联系;有的学生在交稿前几天才匆匆忙忙赶论文;有的学生认为答辩就是走过场,念念提要和目录,随便回答几句就行了。

3.就业、考研、考公务员与写作论文冲突

因毕业论文写作的时间安排在大四,与学生实习、找工作、考研、考公务员在时间上发生冲突,部分文秘专业的学生将毕业论文看作就业、考研、实习的绊脚石,产生抵触的情绪。比如有的指导老师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催交论文时,有的学生竟然拒绝:“老师,我在外地,两周后才会学校。到时再说吧。”更有甚者给老师发短信:“我最讨厌做的就是这件事。”

4.语言表达的基本功不扎实

毕业论文的写作在人称、标题、摘要、关键词、标点、文献综述、序号标注、注释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学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欠缺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缺少理论知识的指导和写作实践能力低。答辩过程中的结结巴巴一方面说明学生对论文研究与写作的过程不熟悉,另一方面说明学生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不高。

5.缺乏严厉有效的论文质量监控机制

对于不按时完成毕业论文或有严重抄袭现象的学生,学校应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处罚教育,否则会导致不良风气的盛行。事实上,很多学校考虑到学生的就业率和学生的前途,对学生采取过分宽容的态度。

三、解决的方法和对策

1.改革选题方式,将写作时间安排在大三

选题要注重学生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将兴趣与专业相结合,尽量与指导教师的科研方向结合。可以先让学生自己选题,教研室再根据学生选题方向确定指导老师。要选择可行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题目,尤其要结合文秘专业的实践。本科毕业论文之所以成为大学毕业生的负担,主要原因是毕业论文写作时间的安排不尽合理。多数学校都把毕业论文选题安排在大四第一个学期期末,把中期检查放在大四第二个学期也就是四月中旬左右,把答辩时间安排在五月底或六月初,而这一段时间正是毕业生实习或急于找工作的时间。面临当前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大学毕业生根本无暇顾及毕业论文; 就算考上研究生的学生也正忙于复试, 根本没有太多的精力写毕业论文。为避免写作时间与就业、实习、考研相冲突,将论文写作在大三即第五学期布置,在第六学期结束前完成开题报告、任务书和计划书和论文初稿,大四主要完成论文的修改。这样错开时间就能避免写论文和找工作在时间上的直接冲突。毕竟大四第一个学期初的招聘会还比较少,毕业生还没有完全开始找工作,如果指导教师严格要求的话,毕业论文应该能够发挥它在锻炼学生能力方面应有的作用。

  2.开设专门的论文写作课

文秘专业开设的写作课程主要有基础写作、应用文写作、新闻写作、广告文案写作,平均只有32课时。建议在大二增设毕业论文写作课与实习课,学时32,理论和实践各16学时,在学生理解论文写作理论的基础上锻炼学生论文写作实践能力,进行规范化系统化的训练,切实提高论文书面表达能力。在写作实践课上,可以通过演讲、主持、辩论、模拟答辩、模拟法庭等形式,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使他们在今后的面试、答辩中能够从容面对,游刃有余。

3.完善论文质量监控机制

从大一开始,就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使他们明白为人为文都要诚实,这是道德的底线。让学生知道论文的剽窃与考试作弊一样会受到严重的处罚,并与学士学位的授予挂钩。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指导老师和学校教务部门要严格把好选题关、论文写作进度关、内容关、格式关,让学生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真正重视毕业论文的写作。论文完稿后可以借鉴南京其他高校的做法,利用图书馆论文过滤系统,如抄袭超过40%,论文即为不合格。尤其对初评为校优秀的论文,也应进行过滤,抄袭不能超过10%。对答辩中表现极差的学生要求二次答辩,如仍不合格,推迟毕业。

4.端正师生对毕业论文重要性的认识

在毕业论文工作开展前,学校应采取多种形式,端正对毕业论文重要性的认识。一方面,要使学生明确毕业论文写作是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重要环节,是毕业前学习的最后一关,与课堂教学同等重要。不少毕业生参加工作后接受实际工作,面临具体写作任务时,往往手足无措;甚至有些学生以高分考取研究生,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连内容摘要、关键词、文献综述等都不会写,更谈不上内容的创新了,这些情况都与其大学阶段缺乏科学系统和实际的写作训练、忽视毕业论文写作环节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要让教师明确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是自己的重要职责,另一方面从富有创造性的学生身上,教师也能学到一些知识和技能,教学相长。

写作能力的高低对文秘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本科毕业论文的撰写可以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在目前高校毕业论文整体水平下降的趋势下,结合各校专业实际,寻求解决的措施和有效的方法,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