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消费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1-23 14:57:31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过度消费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引言
Myers（1984）倡导的融资优序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是公司融资决策行为中最著名的理论之一，当公司需要为投资项目筹集资金时，首先会考虑利用公司内部资金，其次才是外部资金，在外部资金中负债融资优先于权益融资。融资优序理论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考虑了成本的问题，认为发行股票进行权益融资会向市场传递不好的信号，因而需要支付更多的外部融资成本，所以企业融资一般会遵循内源融资、债务融资、权益融资这样的先后顺序。和后来的权衡理论（Trading-off Theory）、市场择时理论（Market Timing Theory）等传统的公司财务理论一样，都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之上。伴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成熟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的深入，发现现实资本市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异象”或者“未解之谜”，这些都无法运用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来很好的解释。诸如阿莱悖论、羊群效应、偏好颠倒等。这些迫使学者们开始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合理性，1956年先驱者赫伯特·西蒙将心理因素融入到经济研究中，提出个体“有限理性”的假设。之后，学者们开始了非理性决策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公司金融的不断深入研究，行为金融学逐渐兴起，西方学者将心理学引入到对公司金融的研究，拓宽了公司财务学的研究视角，颠覆了之前的“理性人经济人”假设，假设行为人是非理性或者非完全理性的。这不仅有助于弥补财务理论与资本市场中的实际现象之间的鸿沟，同时也开创了一个新的角度来阐释市场中的“未解之谜”。过度自信理论是行为金融学的重要理论，由于心理因素原因，人们在进行财务活动、财务决策时往往存在一定的心理、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偏差；同时市场中的风险、噪声、套利等也会影响人们的财务决策。Debondt和Thaler（1995）提出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是决策心理学中最为稳健的发现之一。从Camerer和Lovallo（1999）和Moore和Kim（2003）的研究也能够看出，大部分企业家都相信自己的能力高于同行或竞争对手。目前的行为金融学大多研究投资者的非理，研究管理者的非理性也大多是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投资决策和并购行为的影响方面，很少从融资决策的资本结构方面研究。
二、管理者过度自信成因及其度量指标
（ 一 ）管理者过度自信成因 企业的管理者面对的是复杂非常规的工作，学习效应的作用无法发挥，而管理者又几乎都是高学历的人，位于组织结构顶层，代表着企业处在闪光灯之下，因而他们的过度自信往往强于其他人。（1）自我归因偏差。在工作中，人们总是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贡献，相反当出现失误或达不到预期时，往往会认为是外部环境变化等客观原因造成的。这种自我归因的偏差会强化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2）难度效应。Lichtenstein和Fischhoff（1997）指出当面对相对复杂和困难的任务时，绝大多数人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过度自信。管理者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对未来的估计预测，这些预测往往都是基于不确定性的情况，较为复杂。（3）竞争机制。从股东的角度来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低估公司的风险，那么相应的股东所需付出的成本也就相对较低；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能够给公司带来更多的机会。因而相对来说股东更愿意聘用自信的管理者，这种公司选拔制度相应的也助长了管理者的自信程度。（4）学习效应的缺失。学习效应是指人们的认知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不断地学习得到修正。而管理者经营公司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情况，所做的投资、融资方面的决策也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反馈，所以学习效应的效用难以发挥。（5）企业的治理制度。董事会、监事会对管理者的监督程度也对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公司内部的监督机制较弱时，管理者就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上的认知偏差，从而相对强化了过度自信的心理。（6）控制幻觉。控制幻觉是指人们经常相信他们对某种无法控制的时间具有影响力或控制力。自我强化的机制使得他们倾向于高估预期的收益或者低估风险。公司的管理者能够影响公司的最终决策，这种权利和地位容易让他们过于高估和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够掌控公司的命运，过于低估其经营失败的风险。
（ 二 ）管理者过度自信度量指标 长期以来，有关管理者过度自信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实证发展滞后于理论发展，主要是难以找到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最优指标。目前被学者们广为使用的指标主要有以下几种：（1）管理者股票期权的行权状况和持股状况。Malmendier和Tate（2005a）首先提出，采用CEO个人投资组合的数据来度量过度自信。若管理者在面对很好的行权时机时，仍旧选择继续持有期权直到到期，或者在职期间持续买入本公司的股票，则定义为过度自信。国内郝颖等（2005）根据我国的情况采用任期内高管持股数量变化作为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若持股数量上升则判定为过度自信。（2）企业的盈利预测偏差。Lin、Hu和Chen（2005）收集台湾市场数据，提出用管理者的盈利预测来度量过度自信，如果CFO预测的向上偏差（预测盈余大于实际的盈余）的数量大于向下偏差（预测盈余小于实际盈余）的数量，则定义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我国的黄莲琴、傅元略（2010）、姜付秀（2009）都采用了这一方法。余桂明等（2006）也采用盈利预测偏差对实证分析进行了稳健性检验。（3）相关主流媒体对CEO的评价。Malmendier和Tate（2005b）在采用CEO个人投资组合的数据来度量过度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商业期刊杂志对CEO的描述评价来度量管理者过度自信。（4）消费者情绪指数或企业景气指数。消费者情绪指数是指由美国密西根大学通过对美国消费者进行持续电话调查，根据他们对于当前及预期经济状况的感受而编制的指数。Oliver（2005）采用了消费者情绪指数的高低这一方法来定义管理者是否过度自信。企业景气指数是根据企业负责人对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情况的判断与预期而编制的指数，用以综合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余桂明、夏新平和邹振松（2006）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企业景气指数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若指数大于100则定义为过度自信。（5）管理者的薪酬比例。研究表明，管理者在公司内的相对薪酬水平越高，就越显示出他们在公司的地位，也越容易滋生他们过度自信的心理。Hayward和Hambrick（1997）采用第一高的薪酬除以第二高的薪酬的比例来衡量。国内的黄莲琴、杨露露（2011）也以管理者的相对薪酬比例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来进行稳健性检验。（6）根据管理者的个人特征。江伟（2010）以总经理的年龄、任职时间、学历和教育背景作为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认为总经理的年龄越大，任职时间越长，学历越高，拥有理工科背景时，多度自信行为越弱；拥有经管类教育背景时，自信行为越强。（7）企业并购频数。曲春青（2010）在其博士论文中以并购频数作为替代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与金融决策之间的关系。尽管，现在国际上通行的度量方法有以上几种，但是至今没有一种公认的完美方法。例如，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管理者和消费者掌握的信息可能不一致，他们对经济的预期相应的会存在一定的程度的差异，因而以消费者的情绪来衡量管理者的个人特征可能会造成研究结论的偏差。而企业景气指数虽容易获得，但是它所反映的是一个行业的整体状况，很难体现管理者对自身管理能力的认识。我国资本市场上期权发展较晚，存在诸多特殊情况，而高管的持股政策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以股票期权、持股数量度量过度自信需要考虑我国的特殊政策等等。所以，再确认度量方法时要综合考虑。
三、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融资行为的影响
（ 一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资本结构 （1）融资顺序的影响。Myers（1984）引入信息不对称的概念，提出了融资优序理论，它认为当公司需要为投资项目筹集资金时，首先会考虑利用公司内部资金，当外部资金不足时才会考虑外部资金，在外部资金中负债融资优于权益融资。之后，学者们对优序融资从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视角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探讨、解释，结论却存在一定的分歧。Heaton（2002）开始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影响方面来解释融资优序理论。Heaton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自由现金流量结合，不考虑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得出自信的管理者需要为新项目进行融资时，会首先选择内源资金和无风险证券，然后才会选择风险证券，最后选择权益融资的结论。Malmendier和Tate（2007）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不情愿发行股票，相对于权益资本他们更喜欢债务资本。证实了Heaton的观点。Oliver（2005）以美国25年以上历史的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当需要外部融资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倾向于使用债务。Lin，Hu和Chen（2007）以台湾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角度检验了融资优序理论。由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容易高估项目的价值，低估风险，造成过度投资。过度投资就会使得项目所需资金远远超过实际应需要的资金，出现资金匮乏。因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认为外部投资者低估了本公司的股票价值，根据市场择时理论他们不愿意在股票被低估时进行股权融资，认为外部融资成本过高。所以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优先选择债务融资。另一方面，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发行股票会向市场传递不好的信息，股权融资的成本相对较高且相对敏感，相比而言，债务融资的成本低，且不具有敏感性。甚至在资金充裕时，会增加股票回购。但是，Hackbarth（2008）将非理性的管理者分为乐观和过度自信两种，认为虽然乐观或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都会选择较高的负债水平，发行更多的债务，但是他们却并以一定是遵循一样融资顺序。偏向于高估收益的认知偏差，会与融资优序理论一致。偏向于风险认知的偏差会导致相反的融资顺序，因为他们低估风险，认为股票被市场高估，而债券被市场低估。傅元略（2007）、姜付秀（2009）、江伟（2010）等都从管理着过度自信的角度对融资优序理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释。屈耀辉和傅元略（2007）中国上市公司的样本实证结果遵循融资优序理论。黄莲琴（2009）利用上市公司盈余预告偏差构建管理者过度自信度量指标，发现过度自信管理者的融资决策不仅遵循融资优序理论，而且相对于外部资金，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内部资金。黄莲琴、傅元略（2010）以沪深两市2002年至2007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观测值，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视角考察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在公司内部存在现金流时，过度自信管理者偏好内源融资；当仍需要外部融资时，过度自信管理者比一般管理者使用更多的债务融资。江伟（2010）以总经理的年龄、任职时间、学历和教育背景来衡量过度自信，从公司投资的角度研究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对上市公司内部或者外部融资偏好行为的影响。认为当总经理拥有经管类教育背景时，总经理的过度自信行为越强，因此，总经理更少的利益利用外部融资，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越强。研究结果支持了Heaton（2002）对融资优序的新解释。但现有的很多研究也表明我国的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股权融资偏好。高晓红（2000）研究发现中国的上市公司存在着严重的股权融资偏好。陆正飞（2004）研究进一步解释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邢光媚（2010）在其博士论文中从管理层的内部控制、政治动机对决策的影响、保持自身控制力对决策的影响、政府偏袒对决策的影响这几个方面讨论了由于我国独具特色的体质因素，使得管理者非理性的行为在融资上表现出明显的股权偏好。这是由于中国资本市场不完善，债券市场相对不够发达，发行债券手续复杂，审批困难，导致企业发行债券受到一定的波折。而股权融资则比较容易，相对来说，股权融资成本低，这与融资优序理论中的假设“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及风险都要高于债权融资”不符合。所以在研究中国市场具体的融资顺序时要综合考虑这一因素的影响。（2）负债融资率的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负债融资率的影响，学者们之间的观点比较一致，都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拥有更高的负债水平。他们高估收益低估风险，认为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Oliver（2005）实证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与债务融资比率正相关。Ben-David、Graham和Harvey（2007）把管理者定义为CFO，发现过度自信的CFO偏向于使用更多的债务。Barros和Silveira（2007）利用巴西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杠杆比率正相关。余明桂，夏新平和邹振松（2006）以企业景气指数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考察其与企业的负债水平及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认为过度自信与资产负债率尤其是短期负债率显著正相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采用激进的负债政策。
（ 二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债务期限结构 Landier和Thesmar（2004）以法国公司为样本，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债务融资时更多的利用短期负债，而理性的管理者却偏好相对风险较低的长期负债。Hackbarth（2004）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选择更高的债务比例，更为频繁的发行负债，这样使得债务的期限结构变短。Lin、Hu和Chen（2007）发现与费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相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与发行债务和融资赤字具有显著的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乐观主义者高估好的状态发生的可能性，高估公司的经营能力和项目的盈利能力，认为公司不会陷入财务危机，因而倾向于选择成本较低的短期负债。而理性现实主义者则会选择长期负债，这样可以缓解各期的还贷压力。另一方面，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投资项目的回收期限，期望的投资回收期一般比实际要短，因此他们选择短期负债。与Hackbarth等相反，Ben-David、Graham和Harvey（2007）却得出管理者过度自信会更多的采取长期负债作为债务融资方式的结论。国内有关债务期限结构方面的影响相对较少，余桂明等（2006）的实证结论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债务期限结构（短期负债/总负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陈收、陈丽丽（2009）也得出了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倾向于采用短期负债作为融资手段。周明（2010）与Ben-David、Graham和Harvey的观点一致，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上市公司更乐于发行长期负债。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依相信项目能够产生持续的现金流，长期负债的筹资额更大，能够更好的满足未来的投资需要。
四、结语
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快速发展，关于管理者非理性与公司融资决策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研究二者之间关系的文献，发现长期以来，关于二者之间的研究，实证研究一直滞后于理论的发展，大多数学者只是从理论或者模型上进行推论，原因在于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我们也只是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角度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有那些个人特征会影响管理者制定公司决策？这些影响过度自信的特征他们的作用程度，相互之间的影响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Besharov（2002）发展了一个模型，将过度自信、后悔厌恶、和双曲贴现结合起来，发现这偏差之间的作用可以相互抵消。另外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基于管理者代表股东的利益，没有考虑成本的影响，当管理者过度自信时，他们认为自己代表股东的利益。企业价值的损失也只是由于管理者对企业利益的曲解引起的。关于行为金融非理性人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假定管理者理性，而从投资者非理性，另一个是假定投资者理性理性，而管理者非理性。当前关于行为金融的研究都是基于投资者或者基于管理者分开研究的。但是二者之间可能会有相互作用，投资者的非理可能会影响管理者的个人特征。未来我们也可以考虑探讨二者非理共存时相互作用机制的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研究都是从投资、融资、并购等角度来进行的，很少具体探讨由此对公司价值造成的影响，或者武断的认为过度自信对投资、融资、并购的影响会造成企业价值的减损。但是最近已有研究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工作中会投入更多的努力，一定程度的过度自信对公司金融决策的影响，能够提升企业价值。那么，在正反作用都存在的情况下，最终过度自信会对企业价值造成何种影响呢？为此，未来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从而对其进行针对性的规范和防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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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姜付秀、张敏、路正飞等：《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扩张与财务困境》，《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4]余明桂、夏新平、邹振松：《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激进负债行为》，《管理世界》2006年第8期。
[5]江伟：《管理者过度自信，融资偏好与公司投资》，《财贸研究》2010年第1期。
[6]傅强、方文俊：《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决策的实证分析》，《商业经济与管理》2008年第4期。
[7]曲春青：《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金融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8]屈耀辉、傅元略：《优序融资理论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验证——兼对股权融资偏好再检验》，《财经研究》2007年第33期。
[9]黄莲琴：《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融资行为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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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陆正飞、叶康涛：《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解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
[12]邢光媚：《行为金融学视角下地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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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社会出现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无法转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主要表现与基本特征有：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严重的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腐败问题突出、社会冲突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民主乱象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经济论文，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的较为突出。
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就连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期刊网。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的行政垄断，而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将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中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二、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目前，中国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区域，中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中国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形成了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员腐败、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比如，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此外，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形成各类贫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1.社会原因。即经济增长也是“双刃剑”，它本身既是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2.政治原因。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经济论文，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3.国际原因。当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20、30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上述四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一直保持在3.3以上，并未有缩小的迹象。2008年，全国10%最高收入组家庭的实际收入是10%最低组的55倍，而城镇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差距由2005年的9倍扩大到31倍。同时，劳动报酬严重偏低。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计算，1990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2001年该比例降至51.4%，2007年则只有39.74%。七年间，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中国还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鲁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灰色收入'规模急剧扩大，增速也很快，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粗略估计为5.4万亿元。与2005年相比，三年内增长了近1倍，远高于GDP增速。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临界点。如果再计入'灰色收入'，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中国距离'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远，收入悬殊危及社会和谐，并非危言耸听。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选择
1.加快四个转变经济论文，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 一是优化需求结构。摆脱过度依赖于外需的增长循环。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以均衡化为目标优化多元产业结构期刊网。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强；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均衡带动转变。 三是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提高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由强调分工的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强调创新的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并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推进国际经济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发展。四是积极调整能源结构。目前中国还未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从当前形势看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速度惊人。今年一季度，我国生产钢材1.85亿吨，增长28.6%；生产粗钢1.58万吨，增长24.5%；生产生铁1.5万吨，增长21.7%；生产水泥3.36亿吨，增长20.3%。单位能耗是在上升的，如果不采取特殊和强有力的措施，我们的环境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不论从外部压力还是内部需求来看，中国要改变“库兹涅兹增长”方式，必须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发展新兴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突破口。 2.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按照富民优先发展的基本思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深化资源价格改革，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终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不仅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比例，增加对居民的再分配力度，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问题；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通过土地流转进行抵押、入股、融资，逐步调整城乡收入分配二元格局经济论文，使农民获得要素资本赋权；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门槛，引进竞争机制，通过控制价格和税收调节垄断企业利润率；完善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降低税负，提高个税起征点，通过结构性减税，以减保增、以减促加。
3.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4.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参考文献：
[1]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人民论坛2010-07
[2]专家称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建设滞后新华网2010-8
[3]高伟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人民论坛2010-07
篇（3）
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表现为六个方面的“过度依赖”：
一是过度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在长期的发展中，政府逐渐形成了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推动来维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惯性思维。我国存在投资与消费失衡的问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2009年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达到90%以上。
二是过度依赖“两头在外”的外需拉动。“资金来自国外、产品销往国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尽管在我国经济起飞阶段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也导致我国对外依存度持续攀高。据测算，上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徘徊在30%－40%左右，2000年达到43.9%，2007年达到66.2%，2008年和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分别为59.2%和44.8%。
三是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和人口红利所形成的市场比较优势。我国依靠人口红利确立起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创造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会使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潜力受到挑战。廉价劳动力强化了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过度依赖，使得企业缺乏革新技术的动力，安于低价劳动成本投入，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和低端产业的恶性循环，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处于弱势地位，抑制了产业转型升级，导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球价值链受控于人。
四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强力支撑。近年来，房地产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是一些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据有关研究估计，如果房地产价格下降30%，将导致全社会投资增速放缓约6个百分点，GDP增幅下降约2.5个百分点，地方财政增速下降约15个百分点。过度依赖房地产将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增长被房地产“钳制”，增大经济波动的风险。
五是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的牺牲。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能源资源利用率和配置效率不高，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量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单位GDP能耗相当于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以占世界8%的经济总量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7.7%，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当前，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增长将越来越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
六是过度依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目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过低并呈现不断下降趋势、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现象。据统计，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达3.3倍，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扩大到15倍，全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的收入差距达到23倍之多，人均GDP最高的地区与最低地区的收入差距达13倍。
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应努力在“做大蛋糕”和“分配蛋糕”两个领域进行调结构和促转型，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可持续的良性循环、财富增长与民生需求的均衡协调，国内市场需求扩大与国际市场竞争力提升紧密结合，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构建起“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均衡发展、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的六个方面的再平衡。
一要着力扩大居民消费，激活民间投资，构建起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促进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协调发展。要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拓宽民间投资领域，通过畅通投融资渠道，加大财税扶持，健全服务体系，建立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合作机制等方式激活民间投资。要优化创业致富的环境，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建设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培育更多的具有高消费能力的群体，彻底改变消费“短板”。
二要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积极转变外经贸增长方式，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实现从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强国转变。要推动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中的积极作用，提高外贸增长质量和效益。要积极发展新的贸易伙伴和新兴市场，减轻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实施贸易再平衡战略。要通过加强海外投资立法、财税扶持、金融支持等举措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探索如何利用高额的外汇储备支持企业海外拓展，实现“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藏汇于企”的转变。
三要着力推动经济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使经济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道路。科学技术是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为此，要全面整合创新资源，推进技术创新工程，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篇（4）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现代流通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国民经济总体发展，对于社会就业、国民福利及城市发展也有着重大贡献。[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通服务业虽然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还不够快”，并且流通产业集中度低，流通费用高，流通方式陈旧，商业网点布局不合理，流通企业核心竞争力普遍缺失等一系列问题依然存在。流通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带来了全局性的不良后果，如制造业资本周转和经济节奏放缓，城乡居民消费受到非收入方面严重制约等。[2]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流通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外资在中国流通领域的加速扩张企业管理论文，已经使缺乏创新能力的本土流通服务业遭遇严重威胁，而且容易引发政府调控能力弱化、上游产业失控，导致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3]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流通服务业的发展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如何实现我国现代流通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已经成为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七大高度重视自主创新，为我国现代流通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恰恰当前我国流通服务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普遍缺失，这和该领域理论研究严重滞后有密切关系，已经严重制约着流通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我国流通服务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生存，打造并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砝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尝试着对国内学者在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并梳理分析其理论脉络，以便更好的了解该领域研究进展和尚未解决的问题，为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指明方向。
“自主创新”是我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新概念，路风将“自主创新”界定为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坚持技术学习主导权，并且把发展技术能力作为竞争力或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源泉的行为倾向、战略原则和政策方针，但是他也指出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不自主”的创新。[4]事实上，对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关于服务业创新的研究上。鉴于国内流通研究领域单纯以“自主创新”命名的研究成果非常罕见，我们在研究中将流通服务业及其所包含的四个子行业（零售业、批发业、物流业、餐饮业）创新的研究成果均视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中国期刊网是我国最大的全文现刊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其收录的核心期刊对行业的研究现状很据代表性核心期刊目录。本文通过以下方式对我国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的文献进行检索，具体包括：（1）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上，搜索篇名中含有“创新”，同时
摘要中含有“流通”、“零售”、“物流”、“批发”、“餐饮”“饭店”、“酒店”、“商业”、“商店”的文章，期刊年限选择2000-2009年，来源类别选择核心期刊。（2）剔除其中的书评、新闻、会议等非学术论文，并且剔除文章核心研究内容不是流通服务业创新的以及部分非代表性的期刊（如《特区经济》等）上的论文。按以上标准，共得到论文样本330篇。（3）分别按照三个标准对论文样本进行分类，即按研究主题进行分类、按年份进行分类、按流通服务业中零售、物流、批发和餐饮四个子行业进行分类。根据以上三种分类，本文从三个视角对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图1）。
图1 分析框架图
三、文献回顾与分析
(一) 研究主题分析
以研究主题为标准，我们可以把研究样本划分为9个研究主题，分布结果显示研究最多的是综合创新，即涉及非单一创新维度的研究，共105篇；其次是流通模式创新，共55篇；再次是组织创新（以业态创新最多）企业管理论文，共40篇。
1. 综合创新。该部分共105篇文章，涉及流通服务业战略创新、价值创新或体系创新等许多摘要用时间消灭空间。[7]
2. 组织创新。该部分共40篇文章，很多文章在充分分析我国流通组织存在问题的基础之上，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流通组织措施的对策。关于我国流通组织的现状，主要观点认为我国流通组织规范化、组织化程度较低；管理手段、管理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增长模式仍属于粗放型；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低，各自盲目发展；流通组织间的竞争仍停留在低水平的过度竞争，且竞争不充分和过度竞争并存。[8]孟铁和张殿波总结了流通产业组织优化的政策选择，即坚决打破行业垄断、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制定适度市场壁垒政策；流通产业有效竞争政策；制定跨区域集团化的催化政策，以培育一批现代大型流通企业。[9]关于组织创新研究最多的是业态创新，如李飞认为零售业态的构成要素就是零售营销中产品、服务、价格、店址、环境和沟通6个组合要素，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零售业态创新的路线图，6个要素中24个细节维度的组合变化就是零售业态创新的具体内容。[10]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涉及了农产品流通组织的创新，如冯邦彦和段晋苑提出通过建立专业运销合作组织改革现行的生猪流通制度的建议。[11]
3. 流通模式创新。该部分共55篇文章，研究内容比较分散，包括生产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物流模式创新和渠道模式创新等，表明我国的流通模式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于奎和文启湘分析了批发商业模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批发商业发展模式创新可以通过推进供应链管理模式，积极探索电子商务批发交易，向现代物流中心过渡以及发展规模经济等途径来实现。[12]
4. 营销创新。该部分共29篇文章，主要集中在零售和批发上面，大都从企业营销手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入手，探讨了如何创新改进营销方式。很多学者强调零售企业营销创新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正确选择。[13]范增认为营销创新是连锁超市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能持续、稳定的发展的必然选择，营销方法的创新应包括绿色营销，情感营销和导入CIS推广形象营销等方面。[14]
5. 技术创新。该部分共24篇文章，主要研究了技术创新对流通服务业的重要性，如何进行技术创新等。如张宏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改进的A—U模型，流通产业的升级可以是跳跃式的，发展具有可跨越性的，而这都是由又是由技术创新的跳跃性所决定的。发展我国流通产业应从宏观层面加强技术创新的政策地位，强化对加快发展现代流通产业的政策支持，积极引导第一、第二产业参与流通技术创新，提高流通企业对流通技术的认知和掌握程度，加强现代信息技术物质基础建设等角度进行改进。[15]
6. 制度创新。这部分有25篇文章，主要从政府企业管理论文，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角度探讨了如何健全我国流通市场的制度创新。如文启湘和赵玻指出流通产业天然就是低进入壁垒产业，要防止流通产业过度进入，今后我国必须加快流通产业进入管制制度创新核心期刊目录。[16]
7. 观念创新。该部分共18篇文章，如宋则提出要确保流通产业的先导地位， 充分认识流通和流通创新在市场经济当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17]黄国雄认为流通是基础产业，并从流通观念的创新理论要点出发，对商业的本质、商业城市建设、商业信誉、商业市场、商业利润、商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18]
8. 服务创新。这部分共18篇文章，主要研究了我国流通业服务中的不足，并提出了适应新时期流通业服务创新的若干措施。如许彩国和柳思维指出零售企业必须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服务范围，完善服务设施，更新服务内容，通过服务创新才能实现顾客满意，培养顾客忠诚。[19]
9. 其他。以上的分类方法并不能涵盖所有流通创新论文，凡是不能归入以上类别的学术论文归入该类，合计共16篇学术论文。
(二) 时间序列分析
为了更好了解最近十年国内学者们在流通创新方面的研究，我们对论文样本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对总的样本论文以及不同研究主题的论文分别按时间序列进行了统计分析，以便更好的得出学者们研究重点的变化。
图2 流通创新论文时间分布图
从图2可以看出，近十年里，国内学者在流通创新方面的研究成曲折式上升，在2003、2007年达到两个峰值。2001年末中国入世之后，外资流通企业进军中国市场的速度加快，此时的本土流通业迫切的需要创新理论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流通创新的研究持续增多，所以考虑到学术成果刊登的滞后性，在2003年流通创新达到一个相对峰值是符合实际的，但是这种研究态势并未持续。直到2004年底零售业全面对外开放以后，本土流通业面临外资的威胁和压力骤然增加到一个更高的程度，这使得通过创新提升竞争力的研究成果应需要而增多，同样考虑到学术成果刊登的滞后性，所以在2006-2007年间才达到另一个更高的峰值。但是随后流通创新的成果又出现了下滑的迹象，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流通服务业受到冲击的背景下，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才又再度受到关注。总之，流通服务业创新的研究论文数量呈现着波动，这表明学者们在该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成熟企业管理论文，并未形成持续稳定的增长局面，同时也表明一直致力于该领域的学者有限，更多只是在某一段时间关注流通服务业创新的发展。
（三）流通服务业各子行业的研究文献分析
以下我们对流通服务业4个子行业即零售、物流、批发、餐饮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分析。
1. 零售业创新。零售行业的研究论文有79篇，研究的焦点集中在零售业态创新，服务创新，营销创新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研究中大多数都是研究城市零售创新的，论文样本中仅有5篇是专门研究农村零售创新的，主要研究了农村零售业的业态创新和营销创新等。如汪旭晖和徐健从农民消费行为偏好视角对农村零售业态创新模式进行了探究，通过探索农民消费行为得出了新型业态创新模式“农村现代综合商场”，这种业态与城市大型综合超市有显著差异，融合了农村现行传统业态——杂货店、集贸市场等的优势，并且摒弃了这些传统业态在商品品类少、假冒伪劣商品多、环境脏乱差等方面的缺陷，在零售组合要素各个方面具有典型的农村化特征。[20]张蓓从绿色营销、体验营销、定制营销、整合营销和关系营销等新型营销方式出发，对农产品超市的营销方式创新提出了若干建议。[21]
2. 物流业创新。物流行业的论文有106篇，研究内容包括物流服务模式创新，供应链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等。张光明认为物流服务创新模式主要包括跟随竞争创新、顾客需求主导创新、物流技术创新、物流网络创新、增值物流服务创新等，各种创新模式具有不同的优劣势及风险，选择何种模式取决于企业环境条件及诸多因素的考虑。[22]魏际刚提出物流技术创新涉及经营管理和工具、装备、设施等领域，物流技术与装备的发展趋势是先进性，信息化，多样性与专业性，标准化与模块化，系统性与可扩展性，智能性与人性化，绿色化与节能化。[23]总体来讲，我国物流也起步较晚，无论在技术还是管理创新方面都还与发达国家有显著差异，关于这几方面的研究还很不成熟，多数的设计和建议还都停留在纸面上，这需要我们一方面加大物流现代化的研究，同时也要结合国情逐步健全我国的还很不完善的物流系统。
3. 批发业创新。研究批发业的论文有27篇，具体包括了批发商业态模式的创新及批发市场的创新。如李芬儒研究了中国农村批发商业的业态创新问题，指出由于农村批发业存在着批发网点组织化程度低，批发商业功能萎缩，批发成本过高，流通效率低下等问题，所以农村批发商业业态创新方向应该是产、供、销一体化，批零一体化企业管理论文，产销地一体化，批发与物流配送一体化，贸工农一体化等核心期刊目录。[24]谭本艳和赵晓飞提出了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创新策略，即组建批发商群，扩大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规模；通过创新模式，实现批发市场间的横向整合；通过打造龙头，实现批发市场间的纵向整合。[25]
4. 餐饮业创新。检索到研究餐饮业创新的文章只有23篇，与其他几个流通子行业相比，餐饮业创新相对较少，这些论文集中在研究餐饮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方面上。如杨铭铎对餐饮企业产品创新体系进行了设计，认为餐饮企业产品创新系统可分为菜点创新、服务创新、环境创新三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26]于干千从中国餐饮企业“集体创新动力缺失”的现状及成因出发，分析了不同餐饮企业对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及合作创新三种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27]
四、结论
本文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对我国2000-2009年流通服务业创新的学术论文进行了检索，研究发现可归纳为以下方面：（1）通过研究主题内容分析，发现学者们对现代流通服务业发展的研究已积累了不少成果，但总体来说比较分散，而且大多侧重于流通业创新的某一方面，对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科学内涵的理解不够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流通组织创新，流通服务方式创新，流通技术创新以及流通制度创新等有限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用系统的理论统揽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的整个全局，并深入探究现代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系统的构成及运作规律，这将成为流通服务业创新研究的重点。（2）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可以看到学者们在流通服务业创新的研究论文数量呈现一种上升势态，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流通服务业创新问题。但论文数量并不是一种持续上升，而是折线上升，表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对某一方面问题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某些时间段，如何全面，系统并且有层次的对流通服务业创新进行研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3）通过对4个子行业的研究，发现学者们对流通服务业各子行业的侧重点差异很大，零售和物流领域创新的研究比较多，而批发和餐饮则较少。究其原因在于零售作为商流的终端企业管理论文，是最终实现企业利润的环节，理所应当的受到更多的关注。物流在节约流通成本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也得到了人们的不断关注，其创新研究也涉及到各个方面。而作为零售商背后的批发业，则很容易被人们忽视，从商业发展的趋势看，多种现代流通组织的出现如工厂实行产销一体化，零售连锁公司实行批零一体化等抢占了批发业的经营空间，使许多人质疑批发业存在的价值，批发业的创新也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至于餐饮业创新的论文最少，主要是因为高等院校对餐饮相关专业的设置起步较晚，从事餐饮研究的学者非常稀少，以及餐饮企业长期漠视创新所致，但是随着餐饮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餐饮业自主创新问题将会越来越被关注。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目前零售业创新的研究集聚在城市零售领域，但是随着城市零售业在城市竞争日益激烈，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多的零售商进军农村市场，而对于农村零售创新的研究将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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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李芬儒.农村批发商业业态的创新与开拓农村市场[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4，(1).
篇（5）
土地征用中的问题
土地征用过程中牵涉的利益主体很多，但其核心是政府与失地农民，所以存在的问题也大都由二者引发。
政府公信力的缺失
滥用征地权，钻“公共利益”的漏洞
虽然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明确规定土地征用必需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但并未对公共利益做出界定，这就客观上给某些政府寻租和机会主义提供了过多的自由裁量空间，一些政府官员为了招商引资，扩大财政收入，突显个人政绩等滥用征地权，侵吞公共利益，这不仅有损失地农民的集体利益，更影响了我国的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据统计“十一五”期间由于城市化推进，耕地年均减少1848万亩。目前，全国实际建设用地中，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已占约72%之多。“十一五”期间，预计每年被征地的农民达到300万。
2、收益分配有失公平，补偿形式单一
首先，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测算方法不够科学等诸多缺陷，我国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偏低，补偿机制不健全。从横向看，各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差别很大，甚至出现同村的不同小组间的分配标准各异的现象；从纵向看，受益分配与权力层级成正比。据统计因土地用途变更增值的土地收益，政府大约得到60%~7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得到25%~30%，农民只得到5%~10%。其次，补偿形式单一，很多地方政府不顾农民意愿，只采用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有损失地农民的长远利益。目前郑州市农村土地征用人均获得补偿费为2万左右，仅可以维持农民家庭一般日常开支3~4年。在失地农民认为最好的征地补偿方式中，选择安排就业的站32%，选择一次性付给适当经济补偿的占24%，选择提供医疗，养老等方面社会保险的占21%，选择预留土地入股分红的占20%。可见，在整个收益分配中，大多数地方政府拒绝了具有土地使用权的民众的参与，仅凭单方决策行事。
3、针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
第一，法律制度不健全，各地在具体执行中无法可依，只凭各自对政策的理解及当地的客观条件制定法规文件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第二，这一问题的最致命因素是资金筹集困难。政府行为往往限于政策许诺，并未实现保障金的足额下拨，专款专用；许多村民委员会又因为收支预算难以平衡，集体经济实力偏弱，往往无力缴纳；至于失地农民，大多所获补偿有限，又缺乏对社会保障的正确认识，心有余而力不足。第三，社会保障的水平低，范围狭窄。社会保障机制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应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就业培训制度等，失地农民作为农民和市民的过渡群体，本应享受与城市社会保障水平相当且兼容的安置补偿，但就目前来看，这些还远远不能实现。
（二）失地农民角色转变中的自身干扰因素
1、缺乏市场需要的知识和劳动技能，再就业能力差
失地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自身素质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匹配，在城市化未波及自身以前，他们都以种地为生，即使外出务工也只是从事缺乏技术含量的低端作业。
2、思想观念陈旧缺乏理性消费观
⑴一部分得到较多补偿的失地农民“一夜暴富”后开始炫耀性的消费，这就存在着“二次返贫”的隐患。因此，如何帮助失地农民盘活补偿款，实现“钱生钱”，抑制其过度消费，还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扶持
⑵价值观及生活方式与其新的角色要求相冲突：大多数失地农民对城市化的价值理念及生活方式不能从心理上接受和认同，这也需要政府及时加以心理疏导和救助。
二、土地征用问题的解决途径探讨
（一）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
1.完善公共利益界定，把耕地保护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公共利益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不确定性。论文大全，农民角色转变。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许多制度实例。国外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主要分为列举式和概括式，前者的典型代表是日本，后者为加拿大、美国等。采用概括式的国家一般把把公共利益的裁决权交给议会或法院，对“公共目的”、“公共使用”、“私人使用”等概念及其构成要件有清晰说明，也很好的避免了因公之名的权力寻租。我国目前可以继续采用概括式，但要借鉴国外经验，杜绝概念上的外延。此外，各级地方政府要在全国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8亿亩的刚性规定下，根据各地经济发展及预期规划制定合理的耕地警戒线，并严守不逾。论文大全，农民角色转变。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时，也应把此项工作的表现作为重要依据。
2．定位好政府角色，完善补偿收益分配制度
首先，政府既不享有土地所有权，也无使用权，被征用土地的补偿收益理应只归国家、集体和失地农民。其次，重新制定补偿标准，提高补偿收益。应合理估算土地被征用后的增值部分及土地的市场交易价格，以此为基础，结合现行法律政策规定给予农民高标准的补偿。再次，征地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的知情权，鼓励其积极参与补偿方案的拟定，且征地结果要对农民公开。最后，加强对补偿款发放的监督和管理。更细致的讲，监督不仅针对补偿不问题，在整个土地征用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最有力的监督机制为第三方认证，即靠无利害关系的公众性、公益性组织去评判政府行为是否规范，这一制度很值得借鉴。
3. 建构科学的社会保障机制
①加快有关土地征用方面的立法，尤其是进一步规范全国各地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法规文件，使法律法规更具可行性、易操作性。论文大全，农民角色转变。
②把社会保障方案的拟定纳入征地前的审查程序，并保证其科学性、可行性。论文大全，农民角色转变。在实施征地后，要严格按照之前的方案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安置，并根据实际情况的改变与相关利益群体友好协商，不断修正原有方案。论文大全，农民角色转变。
③确保充足的资金来源。论文大全，农民角色转变。保障基金应由地方政府、村民委员会以及失地农民共同负担。政府要及时足额下拨补偿款，避免失地农民因所得补偿款太少而不愿缴纳保障金。还应加大对参保收益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失地农民的自愿参保率，扩充保障金。同时调整财政支出，加大支持力度。
④引入市场机制，创新保障模式。尤其是股份制，它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完全可以运用到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中来，使其持久分享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此外，还应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向农民传授必要的市场经济知识、科学理财消费知识、创新经营知识等，帮助其接受新的价值观念。
4．建立专门机构，帮助其完成由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
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不仅会遭受物质利益的损失，同时也经历着一次心理上的阵痛。因此，政府在完善保障机制的同时，切不可忽视对其精神的“补偿安置”，要对农民进行心理疏导和法律援助。最重要的是，全社会要帮助农民树立对未来新生活的信心，使其适应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学习新的生存技能、融入新的生活环境。唯此，失地农民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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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美艳.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对策研究[J].理论界，2010(03)
篇（6）
近年来美国次级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爆发，房地产业严重衰退，造成一连串重大金融事件，比如：美国政府托管“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美林被收购、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等，由此引发全球股市大跌，中国股市上证指数也跌穿2000点。全球金融领域面临严峻挑战，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当前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已经超过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包括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美国金融系统，无论是发达程度、透明度、监管力度，还是融资规模、金融产品多样化等都堪称世界之最，为什么目前出现了这种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呢？我们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做了深入分析。
一、金融监管制度缺陷
美国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贷款衍生品中的问题引起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金融业严重缺乏监管，内部管理机制失误造成的。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推出了许多金融衍生产品，这对繁荣金融市场和市场经济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衍生产品太多，加大了投机风险，而与此有关的风险预警机制及防范措施却未能跟上，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美国本轮金融风暴是次贷危机进一步延伸的结果，而次贷危机则与美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中过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关。
在各种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中，美联储政策的失误可能是较为严重的一个危机因素。在格林斯潘主持美联储期间，特别是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所采取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在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埋下了危机的种子。长期的低利率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三大负面影响：一是扭曲了信贷市场和房贷市场，二是减少了居民储蓄，三是加剧了美元的贬值。低利率促使美国民众将储蓄拿去投资资产、银行过多发放贷款，这直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而且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还“诱使”市场形成一种预期：只要市场低迷，政府一定会救市，整个华尔街弥漫着投机气息。然而，当货币政策连续收紧时，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开始上升，由此引发的违约狂潮开始席卷一切赚钱心切、雄心勃勃的金融机构。庞大的赤字需要有大量外国资本的弥补，结果是美国的资本账户逆差大幅度增长，加剧了经济失衡的风险。一旦出现经济波动，引起外资撤离，美国就难免陷入一场金融危机。
二、超前消费陷阱
美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主要依附于消费，使得经济基本面发生了问题。为推动经济增长，政府鼓励寅吃卯粮、疯狂消费，引诱普通百姓通过借贷消费。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利率不断走低，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加上弥漫全社会的奢侈消费文化和对未来繁荣的盲目乐观，为普通民众的借贷超前消费提供了可能。很多人都在透支消费，而这主要是依靠借贷来实现。特别是通过房地产市场只涨不跌的神话，诱使大量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消费者纷纷通过按揭手段，借钱涌入住房市场。但从2006年底开始，虽然美国房地产价格的涨势只是稍稍趋缓和下降，经过金融衍生产品等创新金融工具的剧烈放大作用，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危机就难以遏制地爆发出来。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消费太多，则会使得储蓄减少，从而影响一国的资本积累，导致投资不足，影响经济的下一轮发展。而美国正是消费的过于旺盛，挤占了投资，坐吃山空，经济迟早会出现问题的。
三、对自由经济的过度迷信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把“双刃剑”，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一般认为这场危机主要是金融监管制度的缺失造成的，但是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华尔街，而在于美国近30年来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理想，以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危机，内容主要包括：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等市场的干预，推行促进消费、以高消费带动高增长的经济政策等。客观而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回升、失业形势得到一定缓解等。
但任何理论都有它存在的现实基础，而现实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无休止地把这种自由主义政策推向极端，必然会给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威胁和破坏。大量金融证券机构置国家经济安全于不顾，利用宽松的环境肆意进行投机，并因此获取巨额利润，导致投机过度，尤其是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比如：互联网和房地产等，严重损害市场稳定的基础，产生严重的泡沫风险。近几届美国政府没有意识到美国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状况，过于迷信自由经济理论，终于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美国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贷款衍生品中的问题引起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金融秩序与金融发展失衡、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美国当前遭遇的危机，是一场与美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密切相关的危机。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及其所带来的全球金融动荡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有限，但我国存在着许多类似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病因”，因此，反思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对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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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问题
公司投资行为是公司的核心财务问题之一，是影响宏微观经济运行和资本市场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导致的企业失败事件屡屡发生，严重阻碍了我国上市公司前进的步伐，在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条件下，研究非效率投资行为如何抑制，对于优化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决策、有效配置市场有限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MM理论框架下，企业的投资决策仅由其投资机会决定，不存在资本配置的非效率问题，然而由于现实世界的不完美，信息不对称和融资约束的客观存在，实践中出现大量的非效率投资现象，包括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与投资不足(under-investment)两个方面。以净现值为判断标准，过度投资是指把资金投资于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相反，投资不足是指即使公司有净现值大于零的项目也不去投资。
2 冲突与非效率投资
2.1信息不对称、冲突与非效率投资
由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企业无法将其现有资产和未来投资机会的质量给市场上的资金提供者，融资约束问题的存在，致使企业即使有很好的投资机会也难以资本市场筹集足够的资金去投资，产生投资不足。Jensen 和Meckling(1976)指出，当股东从债权人那里取得资金后过度投资，很可能不将资金投放于债务契约中所约定的低风险项目，转而投资于高风险的其他项目。即产生资产替代问题，这样，一旦高风险项目成功，股东将获得扣除固定利息后的全部收益；如果项目失败，由于股东的有限责任，将导致债券人承担项目失败的较大损失。债权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将会采取提高利率、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或增加贷款的限制性条款等措施，债权人的自卫措施使得股东取得新贷款难度增加，即使公司有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项目，而如果项目的回报率低于资本成本，公司也只能放弃，导致投资不足行为的发生。
信息不对称导致还会导致股东道德败坏，Myers（1977）指出当企业的债务超过项目的NPV 时，债权人将获得项目所有净现值，而当前股东一无所获，这种情形下，股东就会有放弃项目的动机，引发投资不足问题。同理，潜在股东也会因信息不对称而低估公司价值，并在提供资金的时候提高价格。如果现有股东和管理者认为用高成本资金支持项目比放弃项目损失得更多，公司可能会放弃正NPV 的项目（Myers 和Majluf，1984）。
2.2问题、冲突与非效率投资
由于现代公司制度中委托关系的存在，股东（委托人）将其资金交给经理人（人）代为管理，以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而股东和经理人的目标函数并不一致，股东的目标是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而经理人则可能更多追求较高的薪酬激励、在职消费以及豪华的办公场所等，因而可能出现经理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Berle and Means, 1932;Jensen and Meckling, 1976），即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问题论文格式模板。
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冲突会导致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经理人掌控的资源越多，将企业资金用于过度投资的可能性越大。Jensen（1986）把超过企业所有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所需资金之外的企业可自由支配资金称为自由现金流，并指出，当企业拥有大量的自由现金流量时,经理人具有将自由现金流投资于谋求自身利益项目的动机，即使该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导致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这种自由现金流导致的过度投资被称为自由现金流假说。Stulz(1990)的研究表明,为了控制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多的在职消费,经理人具有通过不断投资新项目进行帝国建造行为的倾向。
不同于传统的问题，LLSV的一系列研究表明，现代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不同于被广泛接受的股权分散的“贝利——米恩斯命题”，集中的所有权结构在现实中更为广泛（Shleifer and Vishny, 1997;La Port et al.,1998,1999,2000a），随之，问题由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第一类问题转移到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问题。在股权集中的所有权结构下，处于控股地位的大股东可能通过非效率投资、过度多元化等途径实现控制权私利而牺牲中小股东的利益，尤其是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弱的治理环境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Holmen and Hogfeldt(2005)指出在金字塔式控股企业里,终极所有者会借助过度投资的方式来转移其它股东的利益。
3 治理环境对非效率投资问题的改善
公司治理是通过一整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的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的利益(李维安过度投资，2001)。近年来La Porta等人一系列的研究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公司治理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环境要素会影响到企业契约的顺利签订和执行,进而影响到公司治理的效率。他们的实证证据表明,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能提升企业价值。企业治理环境质量的提高是有效改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制度基础。
公司治理环境包括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下面本文分别从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提出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
3.1改善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建议
（1）提高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督
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证券市场，投资者与企业之间在投资项目预期收益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发达国家成熟的证券市场要严重的多。进一步考虑我国特殊的股权制度安排，会发现在这一制度环境下,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非效率投资问题会更严重(潘敏和金岩, 2003)。
加强企业信息披露能有效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投资者能更好地区分良好的投资项目和不良投资项目，投资者对企业投资机会能更好的了解，能降低良好投资项目的筹资成本，减少投资不足，还能提高外部投投资者对企业的监督，进而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此外，信息披露与外部信息环境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较好的外部信息环境给予了企业更好的信息传播效率，提高了信息披露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效果。
（2）减少政府干预程度，加快市场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财政分权以及相应的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和晋升机制，极大赋予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动力（周黎安，2004）同时随着财政自主权和管理权的下放，地方政府承担了促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为此地方政府有很大动力对地方企业进行干预，使得地方企业承担了一些政府职能，这势必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形成一定影响，如地方政府可能为了实现其增加就业的行政目的，而迫使地方企业扩大规模，进行过度投资等。相比地方政府而言，中央政府也会对其控制的企业进行干预，但其干预程度相比地方政府要弱得多，此外，中央政府因受到更强的监督，其干预程度要弱于地方政府。研究表明，政府的干预降低了公司价值，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一个因素。
其次，市场化程度（包括法治化水平、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水平三个方面）的提高可以改善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的研究表明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可以有效缓解政府干预带来的上市公司价值的降低，提高公司价值。方军雄（2006）的研究进一步表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得到优化，可见减少政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行为，加快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对于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至关重要论文格式模板。
3.2改善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的建议
（1）设计与实施有效的管理层激励政策
有效的薪酬激励政策是缓解股东与经理人委托问题的重要途径，现代企业理论表明，积极的管理层薪酬政策可以缓解委托关系的矛盾，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函数趋同。但由于我国现阶段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特征明显，此外我国还没有形成统一有效地经理人市场，种种因素制约了薪酬激励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作用发挥。研究表明过度投资，在我国制度环境中，董事会不能完全控制管理层薪酬契约的设计，管理层有动机和能力影响自己的薪酬，并运用权力寻租（卢锐，2006）。完善对管理层的激励政策首先应该进一步完善经理人市场，这是激励政策发挥效果的外部环境；其次，提高董事会的运作效力，充分发挥董事会在薪酬政策设计中的组织功能。最后，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应该不断探索新的有效地激励形式。
（2）进一步完善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制度，加强监督职能的发挥。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监事会所发挥的监督作用不是很充分。原因在于，一是监事会成员的选举和任命上存在缺陷，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监事会成员大多由政府机构指派，有的则由董事会任命，有的就是公司的内部管理人员（如工会主席、政工干部等）。这些人往往不能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因而缺乏监督的动力。二是监事会缺乏行使其职权的条件。而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一些企业既有独立董事又有监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职责范围不明确，经常会有重叠，两者的作用没有很好发挥，使得企业的一些问题反而得不到及时解决。为有效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发生，应进一步完善这两种监督机制，解决其虚置问题，使其发挥应有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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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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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布代维尔（1955，1972)又从两个方面丰富了增长极的内涵：一是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型产业；二是作为地理空间上产生集聚的城镇，即增长中心。并尤其强调推动型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义：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此外项目管理论文，缪尔达尔(G.Myrdal)、赫尔希曼(A.0.Hirschman)等经济学家对增长极理论都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论文怎么写。在繁荣区域发展理论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然而，随着国际发展格局的演变，现有的相关理论在适应当前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形势，并对之提供相关的指导与借鉴等方面，出现了欠缺。基于此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课题提出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
当前形势下，就产业的发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各国走向经济复兴的选择和重点。对我国而言，在综合考虑当前世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以及我国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需要，更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促进区域协调共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则是依托新兴战略性产业，培育壮大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
作为本课题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增长极，它主要指：城市发展的源动力来自于关键核心技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和潜在的优势，实现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的结合，并且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能够统筹规划产业布局、城镇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带。它以经济实力雄厚、产业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间的协作度强、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完善、科技实力强、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与社会和谐共进等为基本特征；它着眼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瞩目于城市内生增长潜力的培育。它是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的载体、是利用外资的平台、是对外贸易的窗口、是加大经济技术合作的桥头堡。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以此来成为撬动区域经济崛起的支点，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和谐度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分析
2009年，是我国区域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从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开始，接连有近20个区域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或国家发改委的批准。具体规划主要有：《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支持福建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规划》、沈阳经济区获批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等。上述这些规划，在地区分布上，遍布了全国的东、中、西、东北等各大区域板块；在产业发展格局上，着眼于产业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着眼于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事实上项目管理论文，这一系列规划，无论是基于产业发展，还是基于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其实施进程以及预期效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这一区域发展平台的培育与发展。通过打造新兴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集聚区域力量，改变产业同构性严重、重复建设、过度竞争、资源配置效率低等恶性循环，摒弃各自为政、盲目发展、“诸侯割据”的区域混战局面，提高产业实力与区域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实体支撑。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新型性”与“战略性”决定了其主导产业需要摒弃过去“三高四低”——高资源消耗度、高污染、高投入、低产出、低附加值、低要素回报率、低竞争力的粗放式城市发展模式，转为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为城市发展的源动力，以关键核心产业的发展为载体，以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的结合为途径，充分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优势，推动传统产业的高新化、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优势产业的集群化发展，通过产业布局的科学统筹规划、产业链的延伸、主导产业的增长、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企业实力的增强，发展壮大一系列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广的产业项目，推动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并且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注重推进节能降耗，推行清洁生产，促进资源利用的循环化，以此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进程，进而在实现城市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此外，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石化、钢铁、电子信息等战略性产业，制造业、纺织轻工和旅游等传统优势产业，金融、航运、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和生物医药、新型材料等新兴产业在区域经济的振兴过程中可以得到科学的发展规划，实现合理的空间布局，进而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从而在区域增长极的新型化带动产业发展的高端化的同时，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论文怎么写。
2，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
当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在行政区划经济的大环境下，一味追求GDP增长而导致的空间开发无序现象严重。区域经济的数字增长以过度占用土地、矿产、水等资源和环境损害为代价，众多区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盲目开发现象，致使资源更加匮乏项目管理论文，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威胁。目前由于过度开采、粗放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其正面临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的诸多难题，就是有力的证明。同时在区域体内部，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甚至县与县之间都存在着“诸侯割据”，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现象。上述问题的存在，既制约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进程，也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综合承载能力的掣肘。
而培育发展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通过合理规划城镇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以创新与科技的蓬勃发展为核心，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各类别的城镇、产业园区、经济协作区为载体，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繁荣、经济活动联系的日益紧密，产业关联度的日益增强为媒介，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推进的破除行政区划壁垒，提高城市之间的协作度和对内、对外的开放度，强化科技与创新对城市的承载力。进而有效弥补现有行政区规划的不足，以差异化、互补化、协作化的竞合发展，破解诸如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分工与合作度低、基础设施共享度差、资源等要素自由合理流动不足、环境保护协作度弱，等难题，弱化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等导致的投入产出率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以区域发展的新型化、战略化以及科学化发展路径模式，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
3，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增强区域发展的生命力
无论是佩鲁，还是布代维尔，亦或其他的经济学者，在增长极相关理论中，都瞩目于主导产业的发展，强调产业的关联效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事业、公共事业，给予的关注度较少。当前我国的区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经济的增长，对于社会事业、环保事业等公共事业则重视不足，从而导致我国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尴尬局面。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正在日益显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项目管理论文，它既着眼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着眼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既着眼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着眼于对资源的保护和环境承载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城市实力的提高，也着眼于城乡之间统筹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区域物质文明的建设，也着眼于精神文明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总之，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是一个融合了城市竞争力、产业支撑力、城乡统筹力、环境承载力、文化软实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机体系。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县域经济以及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增强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力与带动力，扩大城市发展的外溢效应，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还可以推进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网络体系的建设，加快形成和谐、平等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同时，还有利于开发、弘扬当地的文化资源，通过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彰显地域民俗风情，突出城市发展的个性化与特色化，增强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力；此外，也有利于生态功能区的建设，完善生态涵养，保障生态安全，通过对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达到对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治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社会发展系统与经济运行系统，三大体系的良性循环，进而增强城市发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力。
总之，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增强区域发展的生命力，对于加快建设发达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快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发展的建议
正是基于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加快其发展建设步伐，就显得尤为重要。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现状，综合考虑国际与国内日益变幻复杂的形势，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改变“唯GDP是上”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科学完善的区域发展评价指标系统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发展历史阶段项目管理论文，受财政预算、产业成长历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约束，财政收入、税收等凸显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些指标还会出现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在一定辖区的者，二者之间的委托——关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既面临政绩考核压力又面临一定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独立利益的主体者，还面临着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博弈关系。积累足够政治资本的愿望，竞争的压力、政治晋升的动力以及实现增长的执行力，这些都强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辖区发展的各种政策与行为的期限性、时效性和功利性论文怎么写。而这些政策和行为与培育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政策和行为并非总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还会呈现相逆性，从而不利于城市战略性增长极的培育与可持续发展。例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需要不断完善创新体系建设，加快科技与研发进程，推动城市发展向创新驱动型、科技驱动型转变。而这是件耗时、耗财、耗力、风险大、见效慢的长期工程。一届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员作为“理性人”，不会去从事“自己耕耘，他人收获”的行为。这是直接导致目前我国诸多城市创新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就需要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强、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资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导产业。这种情形下，一方面，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见效缓慢；另一方面，需要对现有产业发展格局进行有进有退、有保有控的调整。在“退与控”的过程中就会有财政的损失、就业的下降。在“指标决定政绩”、“提拔干部看数字”的习惯思维影响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动“退”、甘心“控”的积极性，也缺乏积极“进”、尽心“保”的主动性。因此，在过多突出城市经济运行的规模，而忽略城市运行的内涵与质量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估指标体系和考核制度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构建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区域发展评价指标系统，迫在眉睫。
鉴于此，就需要改革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过程中对地方年度国内增加值和增长幅度、财政收入和增长幅度、吸引内外资额和增长幅度、外贸出口完成额和增长幅度等一系列刚性指标的过度重视，建立并完善科学、客观、合理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既要看GDP和增速等经济指标，也要看城镇失业率、人均收入水平、产业附加值、投入产出回报率、资源利用效率、科技创新成果、品牌数量、集群效益、市场秩序、环境保护力度、企业污染度、社会保障事业的支出等反映国计民生、社会进步、生态建设的指标。并且还要“善于用全面、历史、客观的眼光评价政府的工作成果。不仅要肯定政府的“显绩”，也要考察政府的“潜绩”。评估政府工作得失，不仅要观察当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长远的影响……淡化预期性指标，强化约束性指标，为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树立正确航标。”[②]从而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营造宽松、宽容、宽广的发展环境。
2，调整产业结构项目管理论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夯实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产业基础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一系列特点决定了其要以内生型集约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日渐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为重要内容。过去那种粗放的、高污染、高资源消耗、低投入—产出比率、低产业附加值的外延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三次产业比例失调的产业结构，对当前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日益凸显。例如：过高的第二产业比重，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能源与原材料，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造成严重的生态压力，使得城市环境不堪重负；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就业量的增加，也制约着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产能的过剩与消费的不足，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旧有经济发展方式和落后产业结构的冲击。因此，旧有的经济模式与产业结构已经不适合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需要论文怎么写。这就使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内涵式转变，推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调整，积极培育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资源投入的创新驱动型新兴产业的发展，成为必然。
鉴于此，就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的各种优势，变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变比较优势为后发优势，变专项优势为综合优势，变潜在优势为现实优势，以创新引领产业链升级，强化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高端附加值环节，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此来推动园区经济、集群经济的规模化、集约化运行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进程。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还要扩大居民消费，突出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缩小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差距、地区发展之间的差距以及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总之，要以科学化、信息化、高端化、服务化、品牌化、集约化、内生化、社会化为指导，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此来夯实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基础。
3，破除行政壁垒，创新城市之间的合作体制与机制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其发展历程离不开其他城市的协调与合作。然而，在我国项目管理论文，无论是长三角、珠三角，还是京津冀都市圈，亦或其他区域板块内，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行政分割导致的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现象都非常突出。各个行政体都保持着自身经济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从而既导致了区域合作机制的缺乏和产业分工的不明晰，也造成了信息、资源的流通不畅和能源的浪费，从而影响了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区域整体效益的发挥。有些省区之间原本具有优越的分工互补基础，但是由于行政界线的分割，使产业聚集与扩散受阻。过度的竞争，低度的合作，不仅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低下，也造成了区域发展的“两败俱伤”。
鉴于此，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就要破除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细化城市之间的一体化发展规划，推进各城市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协调与整合，逐步建立并完善一体化的商品要素市场。而这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创新地方政府的资源分配机制、利益共享机制、政绩考核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等相关的利益统筹分配体系，解决好合作中增长的GDP分享、财政分配、投资分担等重大问题。以开放的区域运行环境，一体化的产业运行体系，日益密切的城市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来搭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有效平台。
参考文献
篇（10）
1.引言
产业集群的出现涉及到某个区域的自然禀赋、历史制度文化的传承、专业分工、外来投资、区域竞争等多方面的原因。产业集群的出现有着自身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通过对此类现象的研究有利于预测经济发展的下一步模式，进而把握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在过去10多年中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出现的一些新理论和学说中，产业聚集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学说之一，包括一些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都对产业聚集的理论抱有浓厚的兴趣。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首先提到了集群一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则第一个比较系统研究产业集群现象[1]，提出了其经典的三要素说。阿尔弗雷德·韦伯又从工业区位的理论对产业聚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产业集聚可以使得各工厂能量耗散最低，符合自然界物质团聚的本性（总表面能降低使得物质更加稳定存在），这种一般的自然属性和规律正是产业集聚的最大动力。产业聚集的理论随后有相当长的时间（20世纪40-80年代）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迈克尔·波特1990年的《论国家的竞争优势》、保罗·克鲁格曼1991年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第99卷，第3期）两篇重要和具代表性文献的发表。
无论是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业聚集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特征，能产生一些积极影响，如增进规模经济，促进创新和技术扩散，构建地区分工等。能否提升和进一步利用产业聚集的效应，以规避集群内企业易形成的战略盲点、集群发展中的路径依赖、战略协同、过度竞争导致的“柠檬市场”、区域锁定等风险，推动集群内企业间紧密合作和对外交流，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危机和挑战，即该区域相关产业及政府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在同一产业价值链上能否整合、创造出更高效率和更多财富；探讨并推动产业聚集未来发展模式的出现，使得区域经济快速持续可循环的发展，是该地区竞争力在未来几十年是否占优的决定性因素[6，7，8]。
2.宁波家电产业的现状及其过度竞争问题
2.1 宁波家电产业的现状与过度竞争
家电行业是中国市场众多行业中开放时间最早、发展最迅速、竞争最充分、市场要素最完备、走向国际化也最早的产业。2007年总资产规模达到5800亿元，成为中国制造驰名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行业[9，10]。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完成了集群化，在国内形成了山东青岛、广东顺德、江苏宁波三大家电产业群，构筑起了我国家电产业的主要制造基地，形成了明显的区域竞争优势。
2007年中国家电行业出口呈现除了两个最大的特点，加工贸易在出口中仍占有较大比重，但所占比重呈逐年缓慢下降的趋势（如表1所示），这说明企业出口的自主出口意识在逐渐增强；空调器和电冰箱两产品占家电产品出口净增加值的36%，这表明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大家电产品仍是我国家电出口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同时更加说明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具备成熟管理是家电行业应该尽快具备的素养。
2008年前3季度，一方面，消费升级、奥运经济刺激、家电企业对渠道话语权的加强等有利因素，为家电行业业绩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危机深化，出口受阻；人民币持续升值，成本增加；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需求下降；楼市不景气，导致配套消费不理想，反倾销调查、贸易壁垒、国外知名品牌的强势竞争等不利因素，也是众多家电制造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11月12日，国家统计局的家电行业景气指数报告指出，我国家电业将在未来2至3年内遭受到巨大冲击。中国家电业也从超高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短期内家电行业的景气度会继续下滑。值得指出的是，2008年第四季度家电业的利润在前三季逐季回落之下，仍将持续下滑，预计同比增速会降至百分之五，利润增速逐步趋于零。
宁波（慈溪）家电业尽管拥有高密集性的小家电和零配件生产的自然优势和产业资源，以及整个浙江家电在配件物流、原材料成本等方面的优势日见凸显，但与中国家电产业类似同样也面临反倾销调查、贸易壁垒、国外知名品牌的强势竞争等不利因素，尤其在资金链紧张、利润趋零、过度竞争、资本单一、研发（系统）滞后和供应链短路、企业战略定位模糊、政府职能意识深化和多元化等问题上更加突出，使得本地企业抗各种冲击能力普遍不强。其中产业内企业间的过度竞争尤其突出[11]。
在上述条件的综合影响下，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批中小企业生存维艰，随着民工的“返乡潮”出现，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再也掩饰不住。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相继进入类似于香港当年产业升级的阵痛阶段。尽管这种倒闭不排除企业主个人在面临危机时转嫁风险故意的可能，但是反映出的却是企业、政府、消费者（姑妄称之）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阶段面临不同问题时如何面对、理顺以及发展的复杂问题。金融危机带来的最大思考还在于，仅仅靠企业的自我管理和创新很难抵御大规模的信用危机和资金断流困难，第三方尤其是政府组织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监督管理以及建议必不可少。
以冰箱业为例，2005年开始进入销售旺期，宁波慈溪很多企业投产冰箱行业，“完全靠低价来做市场的冰箱制造行业”，“只顾着投身去赚钱，根本不会想到企业的发展前景”；2007年，这种盲目投资达到顶峰，有老板在饭桌上谈着谈着就拍板，要去进军冰箱产业，甚至于“连养兔子a的都去上了冰箱生产线”。在宁波慈溪市经济发展局曾经公开的数据中，慈溪冰箱2007年的产量突破500多万台，到2007年年底为止，慈溪从事冰箱生产的企业约50家，设备投资超过1亿元，此外还有10余家企业有涉入该领域的意向。这种盲目投资而导致了资金过于分散、企业规模过小、订单议价能力差、市场恶化的后果。2008年，能接到单的冰箱生产企业不超过10家。这种过度竞争说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近些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在完成了一系列关于我国市场结构—绩效的实证研究，研究的结论或者隐含结论大都对我国低集中度市场结构的绩效不太乐观，认为表现出了过度竞争的倾向，低集中度的市场结构被视为主要原因。这与国外经济学家的讨论是颇为一致的[11-16]。
2.2 宁波家电产业过度竞争的后果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在许多产业如汽车、钢铁、家电、建材、煤炭、纺织，商品零售业等领域出现了产业过度竟争的间题，而且呈愈演愈烈的趋势，背离了竞争的基本原则，扰乱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这已引起决策层和经济理论界的高度重视[12]。
由于粗放经营造成市场准入门槛低，当一个高速增长的市场出现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力图挤进来，使得竞争愈演愈烈，各企业唯有降低产品价格来获得生存。产品的低价格虽然可以受市场一时欢迎，但对产品的换代和企业的发展却大大不利。
具体来说，宁波家电产业的过度竞争造成了以下结果：
（1）过度竞争加剧了资源的平行使用，同质化竞争产生大量的内耗，加大了强势名牌诞生的难度，限制了名牌数量与规模的发展。与广东顺德、山东青岛相比，宁波（慈溪）家电名牌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价值上，都处于明显的落后地位，仅有“三A"、“方太”2个驰名商标和方太吸油烟机、先锋电风扇、泌园饮水机、奇上迪饮水机、浪木饮水机5种中国名牌产品，名牌产品只是限于小家电，且名牌的价值较低，每个驰名商标仅仅有1种中国名牌产品[4]。
（2）过度竞争加大了企业走出去的难度。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全球对华反倾销案子中，浙江占到了一半以上；2007年前三季度，全球对华反倾销案共53件，浙江就占到了32件。与此相关的西班牙烧鞋案、温州打火机遭遇CR法则，以及欧美频频设立的贸易壁垒、高额严厉的反倾销税等，都或多或少可归咎于曾被我们认为是制胜法宝的低价竞争[17]。
（3）过度竞争降低了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企业小，议价能力差，就无法讲究必要的采购和获取订单的策略，导致成本提高和利润下降；企业小，获取外部资金、信息情报等资源的能力弱，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当金融危机来临时，银行更倾向于支持安全边际较高的大企业，中小企业贷款难以实现，轻的靠高利率借贷度日，重的资金链断裂关门大吉，难以维持生产、获得效益和发展。
（4）过度竞争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工业迁移，但导致了地方利益冲突，集群升级难度加大，影响国家发展的整体布局。
3.宁波家电产业过度竞争的对策
宁波家电市场过度竞争的形成，既有企业缺乏战略管理能力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宏观调控不力、政府干预偏差的责任，更与经济学术研究与具体实际联系偏弱、指导不力有关。产业升级和地区经济结构的发展，需要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发力。解决过度竞争的出路就在于将宏观经济体制与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与企业战略与策略的创新协调统一起来，使学术研究、政府、企业三者之间充分互动互补、共同发展，走有宁波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3.1 适度加强政府干预，深化政府服务意识和职能，促进政府向智能专业型服务机构转化
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落后企业被淘汰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过度竞争导致中小企业出现持续大面积发展停滞，就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外出口企业目前还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小企业更是技术创新、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后劲所在。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减缓的形势下，国家的相关宏观调控应保持适当的节奏，并辅之以一定的“减震”措施，地方政府也应对中小企业给以资金、资源、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
宁波现在的发展形态已经开始由模仿走向创新。全球经济危机说明了西方经济制度的不尽合理性，而我国各地发展又不尽相同。宁波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色和超前性，这些都决定了发展各个方面只能靠自己来摸索。
地方政府应该完善经济管理和监督体制，协调不同企业对家电行业的投资，防止大量盲目投资和抽逃型倒闭，逐步改善地方经济结构；总结有益的干预举措，建立有效干预体制，着眼地区经济未来发展，制定地方发展战略，协调企业、地方与国家利益。
地方政府应充分调研政府部门未来的发展形态，完善企业服务体制，针对企业投资、生产、营销、战略规划等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完善服务职能，充当企业与高校或研究所之间的活跃的中间角色，探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企业、政府、学术研究相结合具备地方特色的新路子，促进政府向智能专业型服务机构转化，孵化和培育大规模或超大规模的跨国企业。
地方政府应依托本地高校或研究部门成立地方性的智囊组织，对本地区的发展进行开拓性的思考和规划，建立危机预测预警机制，对贸易出口的管理和治理进行卓有成效监督与促进，定期对企业主进行经营培训和世界先进企业（如诺基亚和三星）的师范，并成立可能的以政府信用做依托的动态公共基金，防止危机来临时具有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倒闭，保证本地区的健康良续发展。
政府还应该相关政策，缩小本地区城市农村和贫富差距，提高居民富裕程度，培育差异化的本地市场，满足企业对产品属性差异化改进的愿望。
3.2 大力推动经济学术研究与实际相结合、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科研与产业化的结合程度
针对本地区的产业升级、科研与生产脱节等问题，应定期召开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研讨会，群策群力，解决问题，降低本地区发展的经济和智力成本。促进上述三者有力的互动互补，既是地区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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