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权利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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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1-0202-02

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是道德主体的道德行为的重要组成成分,任何道德主体都具有道德权利,任何道德行为都具有回报性。但受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在实际道德实践中,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不求权利的道德义务和不要回报的道德奉献才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被人们尽量回避或予以否认,这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进程。

一、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含义

1.道德权利。道德权利是最一般最基本的人类权利,它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权利现象在道德领域的表现。道德权利指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由道德赋予的不可侵犯、不可剥夺、不可干涉的享有和要求某种利益的资格或名分,是道德主体在道德生活中具有的人格、尊严和应享有的道德自由、权力和利益。他反映的是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所具有的道德行为的自由度、按照道德所享有的利益、道德主体的主体地位,是主体追求和维护合理利益而享有的具有价值合理性和道义支持的权利[1]。

2.道德回报。道德回报是一定道德关系中的人们,把利益作为对个体行为善恶责任或其道德品质高低的一种特殊道德评价和调节方式,即社会中的组织和个人在自觉或自发地评价道德主体的行为动机和效果的善恶的基础上,对行为主体进行的物质、精神的奖励和褒贬[2]。它是道德主体通过一定作用和影响的道德行为而获得相同性质和相同程度的奖惩和褒贬的道德过程。它分为赏善和罚恶两个方面,赏善是给那些实行道德的行为的道德主体以物质上的奖励和精神上褒扬,罚恶是给那些实行不道德的行为的道德主体以物质上的处罚和精神上的贬损。正如亚当・斯密说:“对我们来说,一个行为,如果它是感激的恰当的和被人认可的对象,那么,该行为一定应受奖赏;而另一方面,一个行为,如果它是怨恨的恰当的和被人认可的对象,那么,该行为一定该受惩罚。奖赏是回报、是补偿、是以德报德,惩罚,也是回报、是补偿,只是方式不同,它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3]

二、道德回报:道德权利的应有之义

1.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具有内在一致性。道德权利是道德主体的基本权利,它是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的基本要求,它具体包括:(1)道德主体道德行为选择的自由权;(2)道德主体人格平等权;(3)道德行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权。自由、平等、利益是它的基本构成要素,这种要求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回报。

道德回报,是道德主体履行了一定道德行为后而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和满足。它包括:(1)道德主体作为道德施予者应当得到道德领受者的道德回报,(2)道德施予者应当得到相当程度的道德回报[4],从根本上看,这是道德主体在道德行为之后应获得的道德权利。

道德权利是道德主体履行道德义务后的基本要求,道德回报是道德主体通过道德活动而获得的尊重和报答,二者是内在一致的。一方面,维护道德权利是获得道德回报的前提条件,道德主体只有能够自由地选择道德行为,在道德关系中得到起码的尊重,作为一个平权主体能够承担道德责任,才能要求被社会和他人公正评价,才能要求获得道德回报,才能享受道德回报。另一方面,倡导道德回报是对道德权利的尊重与维护,道德回报是对主体道德行为价值的评价和报答,在本质上是对“道德人”的尊重,肯定道德回报的积极意义,完善道德回报机制,又是对道德权利的保障和维护。

2.道德回报问题的实质就是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道德生活中只承认和强调道德义务,忽略道德权利,或者说道德权利没有取得合理的地位。道德只要求人们履行义务,却不强调履行义务后的道德回报,导致义务与权利、奉献与补偿、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造成道德评价与道德赏罚不公。

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是一对特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独特性质。这种独特性质主要表现为道德义务对于道德权利的先在目的性,也就是说,道德义务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不以获得某种权利为目的前提[5]。道德义务是道德主体发自内心信念的活动,是自觉自愿的行为,这是道德行为崇高性的具体体现,也是道德义务区别与其他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表明,道德义务不是作为获得道德权利的手段而存在的,也不是以获得道德权利为目的工具,同时,道德义务的承担,也不能以他人是否对等的承担此种义务为前提条件。但是,道德义务先在目的的特殊性,不能将它理解为道德义务是脱离道德权利而孤立存在的,更不能由此得出道德义务是与道德权利分离的结论。道德权利在道德活动中不应成为道德主体的道德动机,不能成为履行道德义务的前提条件,但道德主体在履行了道德义务后应该得到相应的道德权利,应该要求得到相应的道德回报,这是道德关系维护和发展的必然条件,也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我们有责任以善来回报一种美好的恩惠,而且在此之后,我们应当率先表现出自己的美惠”[6],履行义务就应当得到公正客观的回报,这应当成为一条客观普遍的道德法则。道德回报体现了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一致性。

三、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现实意义

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在道德生活中长期被有意无意的忽视,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状态:德行成了有德之人的重负,缺德倒成了无德之人的通行证;奉献社会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报偿,无德者不履行义务反而占有享受他人的奉献;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有德之人,却给了不正当竞争者以投机取巧的机会;善行得不到善报,恶行得不到惩罚,甚至善行恶报,恶行善报的现象屡屡发生。这些现象极大的伤害了道德主体的道德情感,严重影响了道德建设的进程。面对日益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强调维护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倡导建立道德回报机制,营造惩恶扬善的道德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突出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的主动性和自觉能动性。在传统道德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只强调道德义务、道德责任,道德权利缺乏应有的地位,更谈不上要求道德回报。道德主体在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中毫无个性、自由和权利,失去行动的主动性,在道德行为中是被动的、消极的,没有权利要求社会和他人对道德行为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更不能要求道德领受者的道德回报,哪怕受到损失和伤害也只能自己承受。这种状况使道德主体在行为之前顾虑重重,空有满腔正义却无法付诸行动,极大的打击了道德主体道德行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肯定了道德客体对道德主体的有用性,道德主体在履行道德义务后有权要求对自己的道德行为作出公正评价并得到相应回报。这一行为突出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的主动性和自觉能动性,对道德主体的生活和活动有积极意义。

2.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体现了对道德主体道德人格的尊重。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道德主体是生活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利益是人选择行为的出发点,在面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选择时,人们出于道德良心和道德原则,舍弃了个人的利益得失做出超功利的选择。这一超功利选择虽不以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为动机和前提,但道德行为后果的施受者,也就是他人和社会,应该给行为者高度评价和一定补偿.德行不期望报酬不应该成为不应得到回报的原因,许多的行为事前无法约定报酬也不应该约定报酬,事后的补给报酬是对奉献者的人格尊重。这是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依据道德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地位和利益。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使道德主体因为高尚的行为、公正的评价以及适当的回报而产生生命崇高感,产生被尊重、被重视的愉悦感和道德人格实现的满足感。

3.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是道德建设的必要条件。自古以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善良人们的美好心愿,但现实往往是不尽人意的,行善的人总是或多或少地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而成全了社会或他人,行恶的人却总是牺牲了社会或他人而成全了自己,行善者经济拮据、生活穷困,行恶者却日益富足、洋洋得意,社会道德生活中的不公正使人们对道德建设失去信心,道德建设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下流于形式。道德权利能促使人们充分发挥在道德行为选择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自觉自愿地趋善避恶、扬善抑恶,道德回报则能够激励和强化这一行为,在社会上形成示范作用,动员和引导更多的人参与道德建设,提高群众性道德建设实践活动参与的普遍性,在全社会形成惩恶扬善的道德氛围,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为一种自然规律,在道德建设中发挥作用,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素质。所以,道德回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手段。

维护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保障道德行为的道德回报,是当前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但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扩大道德权利而不履行道德义务,另一种是将道德回报狭隘地理解为物质回报。只有正确理解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深刻内涵和交互关系,才能在道德生活中充分发挥二者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的道德建设。

参考文献:

[1]林心雨.浅析道德权利的本质[J].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板,2001,(4).

[2]易钢.道德回报理论初探[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4).

[3][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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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7-0063-03

权利不仅是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一个因子，而且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纽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权利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总是希望享有穷尽所有的权利，理论界亦热衷于从法律规范中寻找权利推演的可能性，继而凝炼出某种权利并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将一些道德权利甚至难称之为权利的“权利”制度化。这种权利“泛道德化”倾向最终会走向了问题的反面――权利庸俗化，是导致“人权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时，权利的实现又离不开理性制度的支持。鉴于此，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界线划分，即，权利的制度化便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

在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前，首先需要对相关的概念作一下解释和澄清。第一，所谓“权利的制度化”，是指将权利观念客观化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准则，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利制度，确认已经存在的某些习惯权利或道德权利具有规范约束力，以使这些“权利”得以有效实现的过程。我们将这些经过制度化的权利称为“制度性权利”。“制度性权利”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在狭义上指的就是法定权利或法律权利；在广义上除了法定权利外，还包括村规民约、政党与社会团体的政策、纲领与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确认的权利。本文取其狭义：权利的制度化与立法或者说道德规范法律化密切相关。第二，所谓“制度性权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权利与道德性权利的界域，任意扩张制度性权利的外延，以致将一些条件不够成熟的道德权利强行制度化的现象。

“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讲，制度权利是道德权利客观化的产物，是道德权利物化形态。道德权利的存在早于制度性权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护的时代，道德权利只是主体的自我主张，只能凭借主体自我力量予以维护，所以只具主观性，这是不完善的权利。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认识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渐确认各种主观性的道德权利，于是形成了法律权利。法律权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属性，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利。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某些道德权利的确定性需要主体以外的力量来维系，社会就会产生保障道德权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说，法律权利的产生是道德权利保障需要的产物，它使主观的、不完善的、确定性差的权利变为客观的、完善的、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权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权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从哲学意义讲，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稳定性的数量和界限，反映了质与量的统一。制度的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个人、社会的活动和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以协调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制度对于人权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它给与道德权利以较为稳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权离不开制度，它并最终要以制度的形式来保证其实现。

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按照权利的保障依据所作的一种分类。道德权利是先于或独立于任何法规或规章而存在的权利，它“诉诸于某种道德直觉或道德理想，诸如基于对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对人之为人的道德条件的判断，基于某种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义要求等等”。［1］虽然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在权利内容、形成条件、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两者完全可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同存共生，道德权利以人们期望用法律权利形式得到认可而事实上并未如此的形式出现，对它的尊重由人们的内心自律力来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权利带来的仅仅是“无法与其他人进行正常交往的恐惧”。然而，随着人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体的权利要求为根据，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由法律制度来体现道德权利的内在规律，由法律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这便是权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将这个问题作极端化处理而任意扩大制度的统摄范围。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也是不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同时又会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权利类型。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要动态地与同时代普遍的道德观念相容，虽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发展变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法律的制定先于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超越现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发生。但是，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价值目标上应当相容，并且这种道德规范在大多数人身上能够得到实现，如果现行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现行法律的制定极度超越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那么，这些制度性权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当中，权利在总量上也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平衡，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在数量上也是此消彼长的。两者在界限上应当清晰，在数量上应当保持适度的协调，以实现二者间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如果道德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将人权与空乏的人道混同，侵犯权利不会导致法律后果，制度的价值难以体现，被侵害的权利难于得到矫正；反之，如果将过多的道德权利制度化，法定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古代的“以礼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执行这种“法律”必然以德治为之,这对于现代的社会则是绝对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法定权利与道德权利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就会发生两者之间相互侵犯而两败俱伤的情形：要么法定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不了；要么道德权利难以得到实际保障。

二、道德权利的存在形态

“无道德便无社会生活”，道德权利软化将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然而，一个国家的道德权利制度化的程度并不取决于立法者的主观意图与愿望，它受到该国客观存在的法律体系、道德伦理、国民素质、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是复杂和多种多样的，而法律所关注和调节的只是某些通过立法选择而确立的比较重大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利益关系都需要借助法律的手段予以调节，当一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其权利主体如果不享有就会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以致如果不加以法律保护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紧张以及社会秩序的紊乱，同时，当权利主体享有此项法律权利的时候又不会造成不同法律权利间关系冲突，整个法律权利体系混乱的时候，就有必要将这种道德权利制度化为法律权利了。否则，法律制度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反之，如果这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还远未发展到如此程度便硬要将其制度化，就会打破当前的平衡状态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权利都需要被确认为法律权利而由法律加以保护，法律规范不可能也无必要穷尽一切权利规定。根据康德的观点，一项行为准则只有当每个人永远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和每个人总是不服从它是不可能的时候，才可以被接受为普遍法则，如果某种行为归属于一项可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去从事它；如果它归属于一项无法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不去服从它。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认为，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道德规范：第一类道德规范是保障社会有序化运行所必要的，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应付的任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避免杀人和伤害就属于这类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大大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仁慈、博爱和大公无私等就属于这一类道德规范。［2］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规范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强制实现的性质。这些道德权利的约束力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而实现的，曾经作为道德权利的生命权、人身安全权等被制度化为法律权利。而对第二类的道德规范所确立的“请求无私捐助权”等，法律只能做出鼓励性规定甚至不作明确的规定，以激励的方式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扬善抑恶，而不能将其提升到法律权利来强制保障，因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不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由于它们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甚至否定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和财产自，如果将这些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以外在强制的手段迫使人们行善，结果可能是取消善行。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的道德都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的特征，在横向上包括社会共同体成员遵循的共同道德、个别共同体成员遵循的特殊道德；在纵向上又有层次高低之分。其中，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旨在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须共同遵守的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如果缺乏这种道德规范，社会就有崩溃的危险。这些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又被称作为“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它构成道德权利制度化的逻辑起点，法律权利只能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所保障的道德权利相邻接并处于其下。无论是在国际领域还是在国家内部，人权的制度化保护只能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做起。因为只有这种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才能够作为一种受到广泛认同的标准，从而具有普适性。所以说，人权的制度化是一个从共同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做起，标准又逐步提高的过程。

三、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必然要追问：中国当下人权的制度化保护从何做起？考虑到法律体系、道德伦理、经济状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实际状况，更重要的是考量法律权利如何在现实中得以更好的实现。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应该确定为“不损人利己”、“不假公肥私”、“不损害环境”，这三种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以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这三种道德规范分别从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三个方面维系着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生活的安宁和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如果这一层次的道德沦丧，不但要引起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崩溃，而且会导致普遍的社会混乱。因此，这一层次的道德规范应该成为我国目前权利制度化的依据和逻辑起点。在当前的此种情况下，将“舍己救人”、“大公无私”或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英雄主义的、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法律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的社会化程度及道德水平逐步提高，这些道德权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不排除将来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的可能性。例如：在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弱势群体问题的日渐成为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发展能否持续的重大问题，将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从一般民政救助提升为人权层面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现实性命题，［3］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现在的强势群体将来沦为弱势群体的可能性亦在增大。如果一个社会共同体想要持续存在下去，它就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所以，“弱势群体福利权”当在某些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权利领域转入到强制性法律权利的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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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义务”？《法学词典》中说：义务是“法律上关于义务主体应当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表现为要求负有义务的人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被禁止作出一定行为，以维护国家利益或保证权利人（有权人）的权利得以实现。”这是从法律的角度来概括“义务”的含义，而奥地利学者凯尔森却认为“义务概念最初是一个道德上的特定概念，并表明道德规范与规范为之订立或禁止一定行为的那个人的关系。”《辞海》将义务界定如下：“法律用语。与‘权利’相对，指公民依法应尽的责任；道义上应尽的责任；不受酬。”从以上三个词义上看，义务不仅仅被认定为法律用语，还属于道德的范畴。

因此，权利与义务既是法律规范中一对重要的范畴，是法律关系的内容，也是道德规范中的一对重要的范畴。

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

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是调节人类行为的最基本手段，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规范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种标准、一种准则，最常见的规范就是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在其形成之初，与图腾、禁忌、风俗、礼仪是混杂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道德规范则发展成为约束人们行为和内心的一种准则。

同样是规范，道德规范却不同于法律规范。从其形成方式来看，道德规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法

律规范则是由专门的立法机构和立法人员，用专门的、系统的文字形式制定出来的，因此很少有自发的成分。越是完备、成熟的法律就越少有自发成分的痕迹。从其作用的手段来看，道德规范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个人良心来起作用，而法律规范则靠国家机关的强制力量来实施，无视个人的良心。所以道德规范具有非制度性和非强制性的特点。

道德规范之所以具有道德命令的成分，之所以具有约束他人的效用，是因为道德规范首先具有他律性。道德的他律性就是指道德主体赖以行动的道德标准或动机，表现为一种外在约束力，受外在的支配和节制。此外，道德规范还具有一种外在导向功能，即对道德主体的行为具有引导作用，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或能做什么。道德规范的约束性和导向性是统一的，约束性是从不应当的角度来理解道德规范，而导向性是从应当的角度来理解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的他律性直接表现的就是道德义务。由于道德义务包含着最明白无误的道德命令，所以对人们具有无可置疑的外在约束力和外在导向性。道德义务是生活在某一社会中的人们所时常感受到的对社会、对他人的一种职责，可以表现为对国家的义务、对家庭的道德义务、对朋友的道德义务等。与法律义务不同的是，道德义务是无偿的。

许多人认为道德规范的内容中不包括权利，认为权利与义务的对应统一是法律规范的特点，而道德规范仅仅表现为道德义务或道德责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道德规范的内容中包含了权利，道德权利就是依据道德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道德主体在履行一定道德义务、作出具有无偿性动机的高尚行为后，也应该享有相应的道德权利，如受到他人的尊敬和赞誉。从社会和他人而言，则应对这种奉献精神给予褒奖、肯定，使尽义务的人、奉献者得到社会和他人公正的评价、报答。从而，道德主体因其行为动机高尚和社会的公正评价而产生生命崇高感，产生被尊重的愉悦和满足感。因此道德义务的无偿性、道德行为的非功利动机性、自我牺牲精神，不应成为否认甚至剥夺道德权利的口实。

当然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有很大的不同点。首先道德权利涉及的范围要大于法律权利，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种种权利都是在道德上受到保护的对象，反之则不然。在法律规范所不能调整的范围，诸如爱情、友谊关系中，法律权利是无法介入的，而道德权利却可以。其次，救济途径不同，道德权利受到损害的救济途径只是通过舆论的力量和内心的自省，救济力度十分有限，对受害人的保护也很微弱。而法律权利受到侵害，通过法律手段惩治侵权人，可将权利受损的程度降到最低点。因此相对于法律权利，道德权利的存在比较容易被忽视。所以在现实中常

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可能不会因为出于对道德的敬仰而尊重自己和他人的道德权利，但是人们却会因为出于对法律惩戒的惧怕而尽量避免对他人法律权利的肆意践踏。最后，与义务的关系不同。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不是严格对应的关系，二者是可以分离的，道德义务不以道德权利为前提，道德权利也不是道德义务的诱因。而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则是互相对应，互为条件的关系，法律主体在履行一定法律义务后，就可以享有相应的法律权利；反过来，法律主体要享有一定的法律权利，就必须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法律规范就是通过规定法律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来调整人们的行为的。

当然，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相分离的特点，并不意味着让履行义务的人丧失权利。道德关系中的道德主体，既对社会或他人负有道德责任，应履行一定的道德义务，同时又享有一定的道德权利，例如道德主体的应有尊严、在一定道德关系中的受惠性（在夫妻关系中被爱、被关心体贴，在与子女的关系中被尊敬、被赡养照顾等）、履行道德义务及无私奉献行为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公正评价等等。只有既强调道德义务，又承认其道德权利，这对一定的道德主体才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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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不仅是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一个因子，而且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纽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权利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总是希望享有穷尽所有的权利，理论界亦热衷于从法律规范中寻找权利推演的可能性，继而凝炼出某种权利并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将一些道德权利甚至难称之为权利的“权利”制度化。这种权利“泛道德化”倾向最终会走向了问题的反面——权利庸俗化，是导致“人权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时，权利的实现又离不开理性制度的支持。鉴于此，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界线划分，即，权利的制度化便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

在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前，首先需要对相关的概念作一下解释和澄清。第一，所谓“权利的制度化”，是指将权利观念客观化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准则，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利制度，确认已经存在的某些习惯权利或道德权利具有规范约束力，以使这些“权利”得以有效实现的过程。我们将这些经过制度化的权利称为“制度性权利”。“制度性权利”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在狭义上指的就是法定权利或法律权利；在广义上除了法定权利外，还包括村规民约、政党与社会团体的政策、纲领与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确认的权利。本文取其狭义：权利的制度化与立法或者说道德规范法律化密切相关。第二，所谓“制度性权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权利与道德性权利的界域，任意扩张制度性权利的外延，以致将一些条件不够成熟的道德权利强行制度化的现象。

“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讲，制度权利是道德权利客观化的产物，是道德权利物化形态。道德权利的存在早于制度性权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护的时代，道德权利只是主体的自我主张，只能凭借主体自我力量予以维护，所以只具主观性，这是不完善的权利。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认识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渐确认各种主观性的道德权利，于是形成了法律权利。法律权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属性，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利。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某些道德权利的确定性需要主体以外的力量来维系，社会就会产生保障道德权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说，法律权利的产生是道德权利保障需要的产物，它使主观的、不完善的、确定性差的权利变为客观的、完善的、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权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权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从哲学意义讲，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稳定性的数量和界限，反映了质与量的统一。制度的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个人、社会的活动和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以协调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制度对于人权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它给与道德权利以较为稳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权离不开制度，它并最终要以制度的形式来保证其实现。

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按照权利的保障依据所作的一种分类。道德权利是先于或独立于任何法规或规章而存在的权利，它“诉诸于某种道德直觉或道德理想，诸如基于对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对人之为人的道德条件的判断，基于某种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义要求等等”。［1］虽然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在权利内容、形成条件、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两者完全可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同存共生，道德权利以人们期望用法律权利形式得到认可而事实上并未如此的形式出现，对它的尊重由人们的内心自律力来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权利带来的仅仅是“无法与其他人进行正常交往的恐惧”。然而，随着人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体的权利要求为根据，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由法律制度来体现道德权利的内在规律，由法律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这便是权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将这个问题作极端化处理而任意扩大制度的统摄范围。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也是不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同时又会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权利类型。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要动态地与同时代普遍的道德观念相容，虽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发展变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法律的制定先于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超越现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发生。但是，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价值目标上应当相容，并且这种道德规范在大多数人身上能够得到实现，如果现行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现行法律的制定极度超越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那么，这些制度性权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当中，权利在总量上也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平衡，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在数量上也是此消彼长的。两者在界限上应当清晰，在数量上应当保持适度的协调，以实现二者间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如果道德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将人权与空乏的人道混同，侵犯权利不会导致法律后果，制度的价值难以体现，被侵害的权利难于得到矫正；反之，如果将过多的道德权利制度化，法定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古代的“以礼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执行这种“法律”必然以德治为之,这对于现代的社会则是绝对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法定权利与道德权利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就会发生两者之间相互侵犯而两败俱伤的情形：要么法定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不了；要么道德权利难以得到实际保障。二、道德权利的存在形态

“无道德便无社会生活”，道德权利软化将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然而，一个国家的道德权利制度化的程度并不取决于立法者的主观意图与愿望，它受到该国客观存在的法律体系、道德伦理、国民素质、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是复杂和多种多样的，而法律所关注和调节的只是某些通过立法选择而确立的比较重大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利益关系都需要借助法律的手段予以调节，当一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其权利主体如果不享有就会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以致如果不加以法律保护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紧张以及社会秩序的紊乱，同时，当权利主体享有此项法律权利的时候又不会造成不同法律权利间关系冲突，整个法律权利体系混乱的时候，就有必要将这种道德权利制度化为法律权利了。否则，法律制度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反之，如果这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还远未发展到如此程度便硬要将其制度化，就会打破当前的平衡状态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权利都需要被确认为法律权利而由法律加以保护，法律规范不可能也无必要穷尽一切权利规定。根据康德的观点，一项行为准则只有当每个人永远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和每个人总是不服从它是不可能的时候，才可以被接受为普遍法则，如果某种行为归属于一项可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去从事它；如果它归属于一项无法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不去服从它。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认为，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道德规范：第一类道德规范是保障社会有序化运行所必要的，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应付的任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避免杀人和伤害就属于这类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大大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仁慈、博爱和大公无私等就属于这一类道德规范。［2］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规范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强制实现的性质。这些道德权利的约束力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而实现的，曾经作为道德权利的生命权、人身安全权等被制度化为法律权利。而对第二类的道德规范所确立的“请求无私捐助权”等，法律只能做出鼓励性规定甚至不作明确的规定，以激励的方式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扬善抑恶，而不能将其提升到法律权利来强制保障，因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不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由于它们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甚至否定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和财产自，如果将这些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以外在强制的手段迫使人们行善，结果可能是取消善行。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的道德都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的特征，在横向上包括社会共同体成员遵循的共同道德、个别共同体成员遵循的特殊道德；在纵向上又有层次高低之分。其中，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旨在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须共同遵守的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如果缺乏这种道德规范，社会就有崩溃的危险。这些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又被称作为“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它构成道德权利制度化的逻辑起点，法律权利只能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所保障的道德权利相邻接并处于其下。无论是在国际领域还是在国家内部，人权的制度化保护只能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做起。因为只有这种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才能够作为一种受到广泛认同的标准，从而具有普适性。所以说，人权的制度化是一个从共同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做起，标准又逐步提高的过程。三、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必然要追问：中国当下人权的制度化保护从何做起？考虑到法律体系、道德伦理、经济状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实际状况，更重要的是考量法律权利如何在现实中得以更好的实现。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应该确定为“不损人利己”、“不假公肥私”、“不损害环境”，这三种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以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这三种道德规范分别从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三个方面维系着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生活的安宁和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如果这一层次的道德沦丧，不但要引起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崩溃，而且会导致普遍的社会混乱。因此，这一层次的道德规范应该成为我国目前权利制度化的依据和逻辑起点。在当前的此种情况下，将“舍己救人”、“大公无私”或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英雄主义的、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法律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的社会化程度及道德水平逐步提高，这些道德权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不排除将来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的可能性。例如：在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弱势群体问题的日渐成为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发展能否持续的重大问题，将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从一般民政救助提升为人权层面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现实性命题，［3］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现在的强势群体将来沦为弱势群体的可能性亦在增大。如果一个社会共同体想要持续存在下去，它就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所以，“弱势群体福利权”当在某些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权利领域转入到强制性法律权利的范围。

参考文献：

篇（5）

一、道德权利：公民道德的题中之义

“公民”（citizen）这一概念来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国家，其原意就是“市民”。在古希腊，公民就是住在城邦中的自由民，他们着重从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来界定公民权利。对古希腊人而言，权利就是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的资格，公民权利主要是政治权利，它是公民社会的根本。而在古罗马时期的公民，则强调法律对公民个人和公民团体利益的保障，特别看重个人私有权或公民权利的私人性，这对近代以来西方公民权概念的发展起着深刻的影响。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从自然法的理论出发，把公民权看成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自由平等权利，而在社会中实现这种自由平等，就必须使国家保障人们自由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动。资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以宪法的形式确认了“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全体公民在法律上都是国家的主人，因而也是国家的公民，所以，在西方形成了“公民意识即权利意识”的传统。

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是属于臣民社会，即没有实现国家与社会、个人的分离，个人是从属于国家的，是国家中的“子民”，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公民概念。臣民社会的基本构架是单向度的国家权利与个人义务，即国家拥有无限度的权力，而个人则有尽不完的义务，从“五伦”“十义”到“三纲五常”，都是义务性规范。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专制造成了权利与义务的严重失衡，而这种失衡反过来又强化了封建的专制统治。因为一个社会的人民，如果没有权利意识，就没有自保意识；没有自保意识，就只能企盼“青天大老爷”的出现，统治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真正保障公民权益的社会，人民成了真正的主人。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路线以及计划经济的影响，我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范项目“法治社会中的德治问题研究”（01JA72004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建华（1959——）男，湖南桃江人，哲学博士，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周蓉（1979——）女，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哲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们对公民社会的特性缺泛应有的认识，甚至出现过公民权利普遍遭践踏的局面。因为经济上的高度计划性指令和政治上的绝对服从，使得在道德生活领域也是主体性丧失，尤其是无权利可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不仅在法的意识上而且在伦理意识上，都明确了权利意识。现代法把保障公民的权利看作是法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与现代社会的公民伦理意识相一致的。所以公民的权利意识，不但是公民社会的法治基础，也是最基本的伦理要求。

权利精神作为一种伦理精神，首先体现着保持个体人格之独立性。现代文化环境使个体人格通过法律权利的保障而从社会整合中独立出来。在依法治国中，不管是与自然人人格相关的一些权利诸如人格权、生命权、健康权、婚姻自主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择业自主权等，还是和法人人格相关的一些权利如企业（公司）名称权、所有权（经营权）、产品的商标权等都以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下来。这些权利规定，从本质上讲是使各种法律主体更加个体化，突出其个体存在及其能量的释放，从而也使个体在法律权利的营养中健康成长、发展壮大。可见，倘没有法律权利的营养，则自然人与法人便无法以独立的人格生存和发展，从而也很难保持个体人格之独立性。

其次，权利精神体现人的尊严实现和人格的完善。权利的道德意义就在于依据道德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包括道德选择的自由，人们在一定道德关系中的地位、尊严和受惠性以及道德行为的公正评价。从而使道德主体因行为高尚动机和社会的公正评价而产生生命崇高感，产生被尊重的愉悦和满足感。R·冯·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举例说，一个英国游客为了保卫古老的英格兰权利，为抵制旅店老板和车夫的过分要求，宁愿为此花费十倍于他被索要的钱财，也要讨个公道，索回自身在精神上的利得。这样的争权利难道不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怀吗？相反，在侵权者面前一味地容忍退让或者任意地割让权利，尽管也可以说是“自我牺牲”行为，但决不属于高尚的道德精神，而是出卖或牺牲公正的卑鄙！权利的品德和作风不仅直接表现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还表现为对肆意侵犯权利现象的反抗和斗争。一个人对自身正当权益的追求本身就是对善的、幸福的期待和向往。而如果他是出于对肆意剥夺自身权利行为的反抗，那么他就具有抗恶的意义，从而道出了“为权利而斗争”——权利精神的道德意义之所在。

再次，权利精神体现一种平等。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法治价值中始终是相互的、对应的。无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法律规范中，既不存在没有权利的义务，也不存在没有义务的权利。权利与义务作为一定社会利益的体现，共同担负着对个体行为的评价功能。当法律分配义务时，这些义务必须是从权利中合理地被引申出来的。凡不以权利为前提的义务都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可见，依法治国过程中的权利精神内在地蕴涵自主、平等、自由等道德要素，放射着崇高的道德之光。

当然，作为公民道德核心内容的权利意识，不仅是指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重要的是要明确，尊重和维护他人权利是社会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现代法之所以把权利作为一种道德资格来确认，就在于它有着要求他人或社会给予尊重和保障的内在因素。公民的权利是法律所规定的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也是国家政府及其法律应该保障的权利。法律保障公民的权利，首先在于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因为权利就是主体人的自由，就是主体人格的客观化，对权利的侵害就是对主体人格尊严与自由的侵害。若人们对权利侵害置若罔闻，甚至忍气吞声，那以主体性人格的权利为基础的法律秩序就难以建立起来，现代社会的德治也就缺乏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对权利的维护与对义务的承担，在公民社会里应当是对等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要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民主权利，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取正当的物质利益，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积极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1]只有正确认识公民社会的性质，才能了解公民道德的实质性内容；只有明确了公民道德的核心，才能有效地开展公民道德建设。

二、道德权利较之于法律权利的特殊性

权利表示着某种社会关系，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权利的最基本涵义就是一个人应该或可以从他人、从社会那里获得某种作为或不作为，最初是由道德和习俗来支持的表示应然的正义观念，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是融为一体的。中世纪后期，阿奎那提出把权利理解为正当要求的明确概念。格老秀斯把权利看作一种品质，认为权利是人作为一个理性动物所固有的一种品质。由于它是一种道德品质，就使得一个人拥有某些东西或做某些事情是正当的和正义的。近代古典自然法学家霍布斯和斯宾诺莎根据自由权来解释权利。权利就是一种免受干扰的条件。耶林提醒人们注意权利背后的利益，他认为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一种利益。所有的利益并不都是权利。只有为法律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才是权利。在边沁那里，对权利的认识就更为极端。他说：“权利是法律的产物，而且只是法律的产物；没有法律就没有权利，没有与法律相反对的权利，没有先于法律存在的权利。”[2]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声称：“权利和法律权利是同一个东西。”[3]这种一味强调权利的法律属性，而排斥了任何非法律权利形式的说法被后来的许多学者予以了修正。美国伦理学家彼彻姆说：“权利体系存在整个规则体系之中。规则体系可能是法律规则、道德规则、习惯规定、游戏规则等等。但是，一切相应的权利之所以存在或不存在，取决于相应的规则允许或不允许这项要求权，以及是否授予这项‘资格’。”[4]美国法学家庞德也认为：“影响他人的行为之能力即可称之为权利。倘使某人虽有一种能力足以影响他人的行为，因关系某项利益之故，使之必为或必不为一事。然是持道德为后盾者，可称之为道德权利。惟一经法律承认或创造之后，而法院又随时可用国家权力加以强制执行者，如此能力可称为法律的权利”。[5]由此可知，道德权利并非不存在，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被包含在权利之中的道德权利也就渐渐为人们所了解。按照阿奎那的观点，权利就是一种正当的要求，它反映了人们对行为“正当性”的评价。我们知道，这种正当性的评价根据既可以是法律，也可以是道德、风俗习惯，所以权利就不应局限于法的领域。它应当体现在社会习惯、道德、宗教、法律等诸多方面，包含着习惯权利、道德权利、宗教权利、法律权利等许多内容。就是在边沁自己的理论中，也不得不隐晦地承认法律权利并非权利的唯一形式。边沁曾说：“除了通过法律或某种具有法律力量的事物做中介，任何概念都不能与像‘权利’这样的词语联系在一起。”[6]可见，边沁的说法是留有余地的。既然除了法律之外，还有“某种具有法律力量的事物做中介”，那么，存在另外一种权利语言也就成为可能。于是，有人不无道理地推断边沁有这样的意图：即承认可以被称作为实在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的东西。因此，道德权利的存在不是虚构，先前种种把权利局限于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观点就显得过于狭窄、失之偏颇了。那么道德权利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道德权利指的就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依据道德所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道德主体有权作为或不作为，作何种行为，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必要时借助于一定的道德评价形式（如社会舆论）协助实行一定的道德权益。为了更好地说明道德权利的特性，我们把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作个比较，从而使其更加清晰。

首先，道德权利的范围大于法律权利的范围。人的具有社会效用（亦即利害人己）的行为无不为道德所规范，而一切权利与义务都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因而也就无不为道德所规范，无不为道德所承认或拒斥。反之，法律则仅仅规范人的一部分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法律权利义务亦仅仅是权利义务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权利义务则只是道德权利义务。按照富勒的说法，道德可以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其中义务的道德便可视为法律。亦即若是违反了义务的道德便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若是违反了愿望的道德，则不会受到法律的惩治。可以这么说，法所禁止的，必为道德所不容；法所提倡保护的，必是道德的应有之义。因此，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种种权利都是在道德上受到保护的对象，而反过来就不一定正确了。比方说，友谊和爱情中的关系就只是道德调整的范畴，而不属于法律的管辖范围。人们在友谊和爱情中所应享有的诚实对待、不被欺骗的权利只是而且只能受到道德的维护，只有当侵害他的这种权利的行为到了触犯法律的时候，法律才可以插手。否则的话，人们就不能请求法律的保护。因而，从权利范围的大小来说，道德权利的范围明显大于法律权利的范围。

其次，道德权利受到损害的救济途径只是通过舆论的力量和内心的自省，不如法律权利受损时所得到的救济那么有效和明显。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法律和道德的区别上来说明。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和保证的规范，有国家强制力为保障。一旦法律权利受到侵害，人们可以诉诸法律，在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下，通过刑罚手段惩治侵权人，或是通过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手段将权利受损的程度降到最低点。而道德规范是以道德观念为基础，由社会舆论、习俗、一般的社会影响和人们内心信念所保证。当道德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只能通过舆论的谴责或者侵害人的良心自省来救济。显然，这种救济力度十分有限，对受害人的保护也很微弱。所以在现实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可能不会因为出于对道德的敬仰而尊重自己和他人的道德权利，但是人们却会因为出于对法律惩戒的惧怕而尽量避免对他人法律权利的肆意践踏。

再次，在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上，道德权利显示出不同于法律权利的特性。一般而言，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一经典论述。在法律领域，权利与义务具有严格的对应性。法在赋予权利时应要求义务，法在要求义务时应赋予权利。有主体行使权利就必有相应的履行义务的另一主体；有主体履行义务就必定有另一主体享有与该项义务相对的权利。各法律关系主体都应在享有权利时自觉履行义务，在履行义务时依法享有权利。比如，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未成年子女有享有父母抚养的权利；父母年老时享有被赡养的权利，子女则相应地应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任何一个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是因为其必须履行义务，他履行义务是因为他必然享有权利。但是在道德上情况又是怎样呢？一方面，从权利和义务的对象来看，倘若像权利和义务的“逻辑相关性”所表达的那样，有履行义务的主体就必定有享有与该项义务相对的权利的另一主体，那么，一个人在道德上负有仁慈的义务、行善的义务，但是对于接受了他的仁慈对待和他的善行的人来说，是不是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拥有受到仁慈对待和得到他人善行的权利呢？按照权利义务一致论的观点，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权利，这另一个人就有义务让他行使这种权利。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义务，则另一个人未必就有要求履行这一义务的权利。比如上面所举的行善的例子，有行善的义务存在，但这种义务并不赋予相应的权利。弗兰克纳在《伦理学》中写道：“一般说来，权利和义务是相关的，如果X对Y有一种权利，那么Y对X就有一种义务。但我们已经看到，反过来却不一定正确，Y应对X仁慈，而很难讲X有要求这一点的权利。”[7]很显然，这里涉及的道德义务不可能与债务人负有向债权人偿还债务的义务相提并论；至少，这种道德义务在其对象上不可能像债务人的义务对象那样确定和无可争辩。也正因为如此，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对等性就得以了弱化，即认为一切权利都赋以义务，但并非所有义务都赋予权利。[8]另一方面，从道德主体自身的义务和权利而言，其履行的义务和获得的权利也不是简单的直接相关关系。他获得的某种权利不是一定因为他履行了义务，他履行的义务和获得的权利即使具有某种因果关系，也不是完全对等的。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个人在道德上有行善的义务，帮助困难中的其他人。对于其他人来说，他获得了接受帮助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获得不是一定因为他在此之前也履行了行善的义务；对于行善的人而言，他履行了行善的义务，但是即便当他日后处于类似情形之下也有请求报答或帮助的权利（这个问题在下文中将要论述），这种对等关系也不像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对等关系那样严格。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种不完全对等性，而否认了道德权利的存在。

三、道德权利的在公民社会中的表现

道德权利的范围要大于法律权利的范围。可以这么说，法律上规定的种种权利基本上在道德上有着同样的体现，法律权利同时也受到道德的尊重和维护。在现代公民社会中，道德权利以不同于法律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也就构成了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

第一，道德行为选择的自由权。道德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道德的领域是人自由自觉活动的领域。它与法律的强制性不同，人们的行为在道德领域具有鲜明的自律性特征。人作为道德关系的主体具有的意志自由，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主动性，使人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人格，它使人们在多种可能性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信念和理想进行选择，使人不是屈从于外界的压力，按照别人指定的方式去生活，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来造就自己的德性和价值。因此在道德生活中，道德主体享有的行为选择的自由权，意味着行为主体有权在不同的道德价值之间、在对立的价值准则之间作出取舍，这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任何人不得干预。只有在这种自由权的行使过程中，人的本质、人的特性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道德的功能、道德的作用也才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当然，道德主体在行使了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后，如果违背了道德义务，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上的责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此暂且不论。但是在一定的道德情境中，总有一定的道德选择的可能性范围，这种范围也就是人们道德行为自由选择的范围。

第二，道德主体的被尊重权。这指的是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所应受到的对待，即被尊重。人作为平等和独立的道德主体，有着作为人的人格和尊严，他应当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人们某种道德角色能否得到社会认可，将直接关系到人的道德利益能否实现的问题。在特定的道德关系中，人们往往扮演着特定的道德角色，有其特定的地位、尊严和人格，因而都应受到对方的尊重。比如在师生关系中，老师有权受到尊重，因此学生应珍惜老师的劳动，对老师的教诲诚心领悟、感激在心；同样，学生也有他的人格尊严，老师也应对其予以尊重，教而不厌、诲而不倦。在买卖关系中，买者应受到的对待是卖者的百拿不厌，百问不烦；而卖者所应受到的对待则是买者的恳切询问和真诚交易。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中，病人理所当然应得到尊重，医生应对其精心治疗，耐心调理；医生也须得到同等的对待，病人应积极配合，不能无理取闹。其他诸如演员与观众、律师和委托人，都存在相互尊重的道德权利。就是在家庭关系中，也仍然存在这种相互尊重的道德权利。在夫妻关系中每一方都有要求对方爱自己，关心自己、体贴照顾自己的权利。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父母抚养教育子女，给子女以家庭的温暖和长辈的疼爱；子女赡养父母，关心父母的生活，给父母以爱和晚辈的孝心关怀。近年来，不断地有一些年老的父母状告子女只在物质上尽义务而忽视对其情感上的关心，一些法院在判决中对这种权利也给予了认定。尽管这种做法是否有法律扩张、侵犯道德空间之嫌仍然有待商榷，但是这种权利无疑首先应该是道德权利的应有之义。

第三，道德行为公正评价权。从道德主体而言，他履行道德义务，是出于无偿的动机和奉献自我的精神。但是从社会和他人的角度而言，则应该对其的道德行为给予褒奖和肯定，使尽道德义务的人能够得到社会和他人公正的评价。虽然他自身没有要求给以公正评价的权利，但社会必须认可道德主体有要求公正评价的权利，这是社会、他人对履行义务者应尽的义务，是对权利应尽的义务。只有这样，道德主体因其行为的高尚动机和社会的公正评价而产生崇高感，产生被尊重的愉悦和自身的价值得以实现的满足感。从而，不仅鼓励了道德行为主体，更重要的是还鼓励了其他的道德主体向其学习，促使社会当中产生更多的高尚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评价的形式不仅包括精神的褒奖，如新闻宣传、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而且还应视其情况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有人认为，给予物质奖励会使人们基于得到奖金的目的去行善，使高尚的行为变质。当然，道德义务的履行的确不能以获得某种物质利益、报偿或权利为条件和动机。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否认这种方式不合理的理由。事实上，善行的崇高并不因为他们在事后得到的荣誉和奖励而降低。现在有的人自己不履行道德义务，只要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可一见了别人拿了物质奖励就眼红，就说风凉话。对于这种人，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做了好事就只能默默无闻，做一辈子“无名英雄”吗？他们的高尚行为难道就因为他们事后得到了物质奖励就变成了不高尚的行为了吗？许多现象充分表明，不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不能完全尽到公正评价的义务，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往往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社会强烈要求建立的“见义勇为者基金”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某人为了救落水儿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剩下他嗷嗷待哺的孩子和需要赡养天年的父母，由谁来管？这个问题不解决，只怕见义勇为的事是没人去做了。道德主体在履行了道德义务后，自己的道德权利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种权利和义务严重脱离的现象必须得到改变。因此，道德行为的社会公正评价是道德主体价值分析方面的权利的要求和道德价值的显现形式。道德主体通过这种评价来完成价值观照，看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行为的价值和意义。人们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就内在地包含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9]

第四，请求报答权。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它与前文所述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对等性问题密切相关。这种权利适用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例如，甲见义勇为，帮助了处于困境中的乙，由于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特殊相关性，我们并不能说乙就有权利要求甲对其履行行善的义务。然而，如果乙在此之前，在类似的境况下曾经帮助过甲，那么他就有要求甲对其履行行善义务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对于行善的人来说，他在履行了道德义务之后，可能产生主张道德权利的要求。这些道德权利除了上述的社会公正评价权可能还包括对受惠人的请求报答权。这种权利的主体和与其相对应的义务主体都是特定的。但是这种请求报答权是否合理？这里涉及到一个道德义务的非权利性动机问题，也就是说，当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就不能是以日后得到他的回报为目的，不能以获得请求报答权为行为的动机。一般说来，道德义务的履行不以获得某种个人的利益、报偿或权利为条件或动机，被看成是道德义务区别于法律义务的重要特征。道德义务的这一特性，集中体现了道德的纯洁和崇高。其极致的表达就是康德的“为义务而义务”这一经典命题。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以下两个基本问题。其一，道德义务的非权利性动机并不意味着道德权利不存在，它不能作为否认道德权利的理由，不以获得道德权利为动机并不表明由义务行为所构成的道德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存在。一个人在某种境遇中履行某种义务就意味着他在相似境遇中处于义务对象的地位时亦能享有某种权利。他在履行其义务时是否意识到这种权利，或者是否把享受这种权利作为自己履行义务的动机，都不影响到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存在。其二，作为道德舆论，不能只是鼓励人们履行道德义务的非权利性动机，还应当号召人们维护由于这种义务行为而产生的道德权利要求。密尔曾经指出，施惠的人在需要救助时希望得到受惠人的报答，这是人的“最自然”和“最合理”的期望之一，如果受惠人不予报答，那等于是对施惠者的侵害，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也会使施惠的行为变得少见。可见，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不完全、不绝对的对等关系只是相对的，在特定的情境下，强调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这种对等性对于维护一种公正合理和谐的道德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1]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学习出版社2001年10版，第7页。

[2] 《边沁文集》第3卷，第221页，转引自：余涌：《边沁论权利》，《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2期，第32页。

[3] 同上。

[4] [美]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页。

[5]《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集》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707页。

[6] 哈特：《边沁论集》，第84页，转引自：余涌：《边沁论权利》，《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2期，第34页。

篇（6）

社会转型期，人们的道德观念受到巨大冲击，教师道德出现了“滑坡”现象。为遏制这种现象，提升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水平，政府颁布诸多政策措施，但并没有取得应有效果。笔者以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成员普遍缺乏教师道德权利意识，导致教师无法有效认同其职业道德，阻滞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水平。

一、教师道德权利的合理性

教师道德权利是指在与教育有关的道德生活中，由教育道德体系所赋予教师应有的自由、地位和对待，并通过道德手段（主要是道德规范、道德评价和社会舆论的力量）来确证。教师道德权利以对教师利益的肯定为核心，被教育道德体系所支持，通过道德手段确证。

1.教师正当利益的表征

马斯洛提出，人类生存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包括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受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人从自身需要出发获得生存满足，即利益的产生。伦理学认为，道德本质是协调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利益原本就是教育道德关系中人们道德行为的动机。教师道德产生于调整教师、与教师相关人员和社会整体之间不同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所谓调整利益关系，是根据一定的原则和规范，规定各自应占有多少利益、承担多大责任，也就是分配各自应承担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教师道德权利是教师在承担自身义务的基础上，获取和维护自己利益要求的合理表现。

2.教师道德义务非权力动机的反向赋予

传统上，教师践履道德义务不以获取权利为目的，这却反向说明教育道德关系中权利和义务客观存在的事实。教师道德义务的非权力动机性，不能成为否定教师道德权利的借口。教师注意到自身的利益，并要求得到尊重是正当的、合理的。赋予教师道德权利，才能充分展现一个国家对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利益需求的尊重。

3.新型教育道德体系的支持

传统村落型熟人社会，成员之间密切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个体惟命是从，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依附方只被要求履行义务，而被依附方则只攫取权利，权利和义务被人为地分裂为二。因此，传统上教师是“蜡烛”“园丁”“人梯”等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神”化角色，教师道德的隐义是其应尽的义务，即“无权利的义务”。新型都市型陌生人社会背景下，个体追求独立、平等的意识愈益凸显。人们普遍认同的伦理是彼此平等地追求权利和履行义务，即想要获得某种权利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履行义务时其权利亦应充分被尊重，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源此而生的不是以己属人的“客体道德”，而是推己及人的“主体道德”，人们渴求彼此承认和尊重自身权利。教师道德“义务”理观已然无法满足人们早已觉醒的独立、平等和权利意识。现代社会教师追求权利的意识越来越强，如果只被要求履行义务，权利不被尊重，则会使教师产生不平等感，漠视甚至拒绝履行义务。“无权利的义务”时代面临着消解，教师道德权利呼之欲出。

4.社会舆论的呼声

只有合理分配权利和义务，才能实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公平分配教师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使承担义务的教师在给予的同时也可以获取。权利和义务获得平衡，才能使得道德关系平衡。倘若教师履行义务，却不享有权利，德行成了有德教师的重负，抑或成了缺德教师片面要求别人的借口，那么教师职业道德将被视为虚伪或被肆意践踏，无法有效调节道德关系，并使教师道德堕落、人际关系霉烂、社会风气败坏，因此社会舆论呼吁教师道德权利。

二、教师道德权利的基本内容

教师道德权利除了具有一般道德权利的共性，又因其劳动的特殊性区别于一般道德权利，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专业自

专业自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自由抉择。道德领域活动不同于其他领域活动，是主体自由、自觉选择的结果。人们不会按照别人规定的方式生活，而是按照自己认定的价值标准来选择自己的道德生活，塑造自身的德性。教师在合理的道德价值等级范围内自由作出取舍，从而形成不同等级的道德水平，即高尚道德水平、中间道德水平和底线道德水平。但是，无论哪种道德水平均是教师基于一定道德选择的可能性范围所做出的合理道德抉择，不可一味推崇崇高道德而忽视抑或贬低中间道德水平和底线道德水平。第二，不涉。教师对道德的各种因素进行重新理解和建构，并作用于教学过程，学校管理者或外部社会不得干涉。教师有权按照自己的专业理想和专业志趣来践行道德实践，不受他人逼迫。

2.公正评价权

部分教师自觉自愿选择无私奉献、自我牺牲甚至为教育事业献身，他们从不考虑个人利益，为集体利益献身，被视为崇高职业道德；而部分教师选择中间道德水平和底线道德水平。第一，部分教师无私奉献、自我牺牲的道德精神并不能否认从社会和他人的角度，应当给以肯定和褒扬的公正对待的义务。第二，中间道德水平和底线道德水平教师亦有权获得他人的公正评价。崇高的教师职业道德固然让人敬佩，然而，不能用同一标准要求所有教师达到同样的高尚道德水平，所有教师均有权获得社会和他人的公正对待。

3.被尊重权

教师理应被尊重，获得尊严、人格和地位。第一，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教师道德要求很高，表明教师职业在人们心中所起作用之重大，其享有的人格、尊严和地位亦应较高。教师有权要求获得尊重，这是基于教师角色应该给予的对待，是义正词严的。他人负有帮助教师实现其尊严的义务。第二，对教师的尊重程度，将直接影响教育道德关系中与教师相关人员和社会整体的道德权利实现程度。以“尊师重教”的氛围保障教师享有的地位、人格和尊严，与教师相关人员和社会整体的权利才能得到尊重。

4.追逐幸福权

一个人对自身正当权益追求的本身就是对善的、幸福的期待和向往。从中国传统观念中“德福一致”的观念来分析，修养道德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领略幸福生活的真谛，即幸福是道德的组成部分。对待教师决不可认为“苦行僧”一样的生活才是其应有的道德生活。道德和幸福具有同一性，讲道德的人，可以享有幸福；不讲道德的人应当受到惩罚。获得幸福是讲道德应有的回报，幸福权是教师应有的道德权利。教师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教师职业生活中度过的，作为专业人员，其主观上享有和创造幸福的愿望强烈。只有成为幸福的教师，才能给他人以幸福的方向和幸福的真谛。

三、教师道德权利的价值

1.弘扬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

现代社会倡导“以人为本”，主张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肯定了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教师道德的起点是教师，现实承担者是教师，最终目的是也应是教师。教师道德只见与教师相关人员和社会整体的权利，不见教师主体的道德权利，是对教师道德中主体人的忽视，无法体现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的“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只有以教师道德权利为基础，才能充分尊重教师的主体性，调动教师的主动性，推动“以人为本”。

2.提升教师道德义务的自觉性

梁启超先生认为：“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两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实乃非人。”“权利意识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意识，只有对自己的权利有很强烈感觉的人才能对他人的权利有同样强烈的感觉。”如果教师道德只是为义务而义务，无法肯定其道德权利，其结果往往是奴颜屈膝顺从的奴仆，一旦获得蝇头小利，亦感恩戴德，没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意识。梁启超先生专撰《论权利思想》一文，号召国人：“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以养成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肯定教师道德权利，才能使其理解利己、互利、利他等道德范畴，可强化自身的道德义务感，尊重他人道德权利。相反，忽视或践踏教师道德权利，只会削弱教师的道德义务感，导致教师漠视与教师相关人员和社会整体的道德权利。事实上，教师道德义务是其道德权利实现后的一种外在表现。

3.保障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约束力

以2008年国家教育部和全国教育总工会最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为例，此《规范》只包含教师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并不包含教师应享有的道德权利。它只提出了“应该”，而并没有提出“应有”，《规范》是要求教师应该克己利人的道德戒律。比如《规范》中的“关爱学生”，事实上，只规定了教师负有保障学生享有受关爱权力现的道德义务，但并未指明教师享有与教师相关人员和社会整体应该协助教师关爱学生的权利。教师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是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确立教师道德权利才能使教师自觉自愿维护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使道德秩序和规范确立，并成为大家共同认可的道德价值标准和约束，这样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才会有生命力和现实指导意义。

4.适应“依法治国”的需要

为落实“依法治国”提出的保证人们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维护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根本目的，国家一再完善和加强立法工作。尊重教师道德权利并逐步推进教师道德权利纳入法律范畴，不仅有助于保证教师的权利，推动依法治国，而且，会较少甚至避免道德实践中对道德的随意理解和处理，使道德规范更具可操作性和具体性，有助于主体内在道德的养成。明确教师、与教师相关人员以及社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达成社会共识，形成切实的道德标准。这是适应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需要，也是加快推进法治建设进程，提升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水平的客观要求。

5.有助于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诉求。“社会公正意味着平等，以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为核心”，也就是说正义的分配和平等的权利视为公正。尊重并维护教师道德权利，将有效协调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道德义务与道德回报、道德义务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激发人们的道德动力，坚定人们的道德信念。尊重并维护教师道德权利是对教师、与教师相关人员在社会中平等地位的肯定，是对教师作为教育道德关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平等享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肯定，有助于推动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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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 丁媛媛.道德权利浅析[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4（3）.

[3] 梁启超.新民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4] 马永庆，肖霞.社会公正的伦理解读[J].伦理学研究，2014（1）.

篇（7）

>> 李娜有拿政府奖励的道德权利吗？ 政府奖励马大哈 24个科学技术项目获市政府奖励 权利与它在道德理论中的角色：道德理论需要权利吗 我有选择伴侣的权利吗？ 人们有肥胖的权利吗？ 人有愚昧的权利吗？ 春晚拿这些人群开涮道德吗？ 春晚拿这些人群开涮道德吗 最牛的政府奖金缘何难产 年度智慧政府奖 被偷的小偷有正当防卫的权利吗？ 有人提醒你的权利吗 人有自愿受害的权利吗？ 你有“约拿情结”吗 道德不是权利的敌人 道德权利的特点探析 简论教师的道德权利 不同风险偏好组合下政府奖惩对逆向供应链协调的影响 驰恶名的百度为什么还能获得政府奖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李娜有拿政府奖励的道德权利吗? 李娜有拿政府奖励的道德权利吗?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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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不是唱歌然后出家的那位，是打网球的—已经从体坛冠军，被一些容易激动的人升华成“自由女神”了。

那些把李娜和自由扯到一起的人，是想表扬她什么先进事迹呢？一是2011年，在法网夺冠后，说不选择背负一个国家；二是最近，在今年1月25日，她获得了澳网冠军，回国后接受湖北省政府的80万元奖励，表现得非常严肃，以致有人说“冷对”。

在打网球上，如果有些人愿意，可以认为李娜是英雄，说成是“网球女神”也无妨。她走的是职业化路线，还是值得推崇的。

可是这和自由有什么关系？脱离了当初的举国体制就是自由？好，就算是自由，她又在争取自由上作出了什么杰出贡献？

一个人感谢国家，并没有那么伟大，是因为这是他的道德义务，比如那些在举国体制下夺冠的运动员；而一个人不拿国家（纳税人）的钱去比赛，不选择背负一个国家，同样也没那么伟大，因为这仅仅是个人的选择，而且“选择背负一个国家就是罪过”这样的预设并不成立。

这些年，“公知女神”也好，“自由女神”也罢，造神运动的背后是一种集体神经症。一些人为了发泄某种不满，把一些并不存在的品质投射到某个人身上，心理实在有些阴暗。它和拿一个人当公共污水沟看起来南辕北辙，但心理机制一样。

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女神被制造出来，往往并没有看出她们在道德上多么伟大。就李娜来说，她一边玩“自由”的个性，一边却不耽误拿政府奖励的钱，可谓两头都得好处。

实际上，李娜拿政府的奖励已经不是第一次，2011年她拿到法网冠军后，就接受了湖北省和武汉市的110万元奖励，只不过那时还是“笑纳”。但造神者对于李娜拿了政府奖励的钱，往往别过脸去装没看见。就算不得不正视，也会辩护说“政府拿给的，为什么不要？”，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造神的前提：道德高尚，不能去占不应该占的便宜，而且这个便宜还是他们看上去反对的“不自由”状况导致的。

对于这次湖北省政府奖励给李娜的80万元，深圳律师庞琨提出了在法理上、程序上的质疑。质疑完全合理。李娜根本就不是为国家打球，她的成败只关系到个人的荣誉，以及在市场上的身价，和国家有什么关系？政府有什么权利拿纳税人的钱去奖励她？难道是因为慷纳税人之慨很爽？

篇（8）

一、图书馆权利

《辞海》中的权利，指自然人或法人依法享有的权力与利益，它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关于图书馆权利，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图书馆用户角度看，权利是指用户在接受图书馆服务过程中依法所享受的利益；就图书馆而言，图书馆权利是图书馆保障公民自由、平等获取知识，保护图书馆用户借阅隐私不受侵犯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理解，图书馆权利更象是一种义务，一种图书馆保障用户信息权利不受侵犯的义务。这种职责或义务的实践，离不开国家法律、政治的支持，同时需要图书馆人的责任感、使命感来完全。图书馆权利并不是图书馆对用户施加某种限制的权利。图书馆权利有别于图书馆权力，图书馆无权向用户施展权力，图书馆权利发端于对用户阅读行为的支持之上，是用户获取信息的重要保障。各国图书馆事业皆以保障公民信息权，消除信息障碍为己任。

二、图书馆权利的实现需要法律作保障

纵观世界，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需要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保障。由于图书馆在我国的社会公众认知程度较低，我国图书馆立法工作仍进展缓慢。2001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立法工作正式启动。至2002年6月，法律草案形成第三稿。第三稿中对图书馆的权利表述为：“国家保障公民、法人及非法人单位享有公平、自由、合法利用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的权利”。图书馆界在研究和维护读者权利时发现；图书馆和图书馆工作人员为了更好地履行所承担的社会职责，为了更好地维护读者权利，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自由空间和职务权利，如获得必要经费、依法自主管理等，这就是图书馆的权利。图书馆界不应该因为属于服务性行业而曲意迎合行政意志或社会舆论，甚至放弃对自身职业价值和职业精神的追求，而应该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以对抗各种干扰或者有关法律对知识信息共享的限制，甚至可以对读者的不合理要求说“不”。尽管这些主张有些超出了我国当前的国情，但图书馆界总算是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李国新教授也从理论上证明了读者权利与图书馆权利的一致性。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图书馆权利和读者权利仍然存在矛盾。当读者要求权利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图书馆应该承担相应之义务。如果读者对自身权利要求过高，以致超出了图书馆履行义务之能力，或者以损害图书馆权利为代价，读者权利的实现自然会受到抑制。图书馆权利固然不能成为一种特权，但是为了读者权利而牺牲图书馆合法权利，显然也是不公正的。例如，图书馆工作人员也有获得尊重的权利和休息权，如果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法定节假日开放图书馆的话，他们依法享有加班报酬的权利。图书馆为了履行社会职责有权利安装监测仪器和电视监控设备，尽管这有可能损害读者的人格权。如何在充分维护读者权利的前提下，保证图书馆权利的独立性，应该引起图书馆界的思索。

关于图书馆平等原则，李国新教授认为包括两层含义，从国家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和图书馆服务系统的角度说，应该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所有国民的权利是平等的；就具体图书馆来说，还有一个“比例原则”：同样比例人享受同样比例的图书馆服务。不同图书馆实行的不同的比例原则的总和，成就了整个图书馆服务系统的平等原则。

三、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现状

与国外相比，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起步较晚，图书馆数量少，分布不均衡，2006年3月20日，《南方日报》以《公共图书馆在农村几乎是空白》的醒目大标题披露零点调查的《2005年度零点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调查数据：“数据显示在我国农村公共图书馆的普及率仅为5.9％，90.3％的农村居民表示当地没有任何可供借阅图书或音像的公共图书馆，在当前中国所有的公共服务事业中，农村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得分仅24.89分，是所有调查项目中得分最低的一项” 。我国约46万人分到一家公共图书馆。另外，我国民众对利用图书馆的意识淡薄：2001年中国科协对社会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表明：全国有78％的人没进过图书馆。与此对照，60％英国成年人使用公共图书馆服务，1996年日本公共图书馆的登录利用者人数就占到了总人口的40％ 以上……迄今为止，阅读仍然是接受文化洗礼的最有效方式，但绝大多数农民都没有条件接触到图书馆，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村的文化建设能取得什么样的进展。文化建设需要硬件的支持，我想应该把图书馆、剧院这样的文化场所也列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名单，当然，建好之后如何用好管好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

四、图书馆职业道德

在读者权利维护方面，道德是起着经常性、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作为图书馆服务工作主体的图书馆员素质或职业精神，需要全面提高。法律只能设定一个伦理底线，而道德才是创建和谐图书馆的最佳剂。一个高素质的、具有高尚职业道德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必然是维护读者权利的模范。用《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每一个图书馆工作人员都能做到爱岗敬业、文明热情、保守读者秘密、尊重读者权利，读者权利被侵害的事件就会大大减少。图书馆人文管理既要注重“读者至上，服务第一”的服务宗旨，又要强调“以工作人员为本”的主观能动意识。在诸多图书馆管理客体要素中，以人为中心来配置管理资源，培植人文精神，实施人文关怀，营造人文环境，充分调动和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最终达到创新服务的目的。

纵观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各个国家的图书馆学会或协会都非常重视对馆员职业道德的培养，注重职业道德建设。美国图书馆协会早在1939年就制定了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范， 2002年底，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布试行了《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这表明中国图书馆界已经向行业自律的道路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现今，我们可以在已有的《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图书馆职业道德的具体内容，加强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培养。

五、注重人才培养，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素质

图书馆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将人才资源当作图书馆“活”的资源，对于人才的培养要有新思维、新观念。根据现代化图书馆发展的要求，可以把培养的重点放在非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工作人员身上，尤其是鼓励一些年轻有为的精通计算机、外国语言的非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骨干去进行深层次的学习和研究，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对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素质教育，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专业技能，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从根本上保证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辞海》辞海编辑委员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1．

[2] 蒋建林．我国图书馆人文精神研究综述．图书馆，2004，(1)：30～ 34．

篇（9）

l、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范与图书馆权利

1.1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范与图书馆权利的关系

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范体现了图书馆员对维护和促进图书馆权利以及知识自由的承诺，而图书馆员也应以之作为日常工作的指南，属于指导性的知识自由政策。图书馆权利的核心是读者平等、自由和合理的利用图书馆的权利，这也是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核心价值与基本原则。因此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范是图书馆员在日常工作中保障图书馆权利的体现，而图书馆权利是各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范制定的指导。

1.2从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范中分析图书馆权利的类型

范并思教授认为图书馆权利分为社会立场的图书馆权利和馆员立场的图书馆权利。程焕文教授认为图书馆权利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及意义，一方面是图书馆用户角度的图书馆权利，另一方面是图书馆或图书馆员角度的图书馆权利。首都图书馆副馆长周心慧、湖南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张勇等在中国图书馆学会2005年峰会上认为，图书馆权利必须要兼顾图书馆的生存、发展权利，保障图书馆拥有读者权利的实施手段和基础条件，否则自由平等利用文献信息只能是一种理想。以上三种观点的本质是一致的都是把图书馆权利分为两个角度，即用户角度的图书馆权利与图书馆角度的图书馆权利。作者从IFLA29个国家的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范中也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图书馆权利的划分。因此本文从这两个角度分析IFLA各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范中的图书馆权利。

2、IFLA各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范中用户角度的图书馆权利分析

通过对IFLA29个国家的图书馆员行为道德规范的调查，所体现出的读者角度的图书馆权利见表1：

2.1读者平等自由的利用图书馆信息的权利

在调查的29个国家中有24个体现了读者平等自由地利用信息的权利，这些国家有亚美尼亚、加拿大、香港、克罗地亚、捷克、爱萨尼亚、法国、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立陶宛、马来西亚、荷兰、新西兰、葡萄牙、俄罗斯、新加坡、菲律宾、斯洛文尼亚、斯里兰卡、乌克兰、英国、美国。例如克罗地亚图书馆员道德规范“所有用户都享有平等利用信息的权利，而不论用户的个性、特殊要求、残障、性别、国籍、、政治取向与社会地位。

2.2机密性与隐私权

28个国家的图书馆员行为道德规范明确的提出了这一条，占调查国家的96.55％。这些国家分别是：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克罗地亚、捷克、爱萨尼亚、法国、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韩国、立陶宛、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菲律宾、葡萄牙、俄罗斯、新加坡、斯洛文尼亚、瑞典、乌克兰、美国、英国。例如日本图书馆员行为道德规范“为保证民众的阅读自由，除非在法律规定的程序下，图书馆员应抵制一切压力，尊重每位图书馆用户的隐私，而不把用户的姓名、书目资料或其他图书馆文献泄露给第三者。所有图书馆工作人员都应承担这个职责。

2.3咨询权

6个国家的图书馆员行为道德规范体现了这一条，占调查国家20.69％。这些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香港、以色列、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菲律宾。例如香港图书馆员行为道德规范“香港图书馆协会以咨询、思想和表达自由以及不受审查的信息流动为信念。

2.4知情权

3个国家的图书馆员行为道德规范体现了这一条，占调查国家的17.24％。这些国家分别是：捷克、日本、韩国、葡萄牙、英国。例如英国图书馆员行为道德规范“确保信息用户知道所提供服务的范围和需要提交作进一步考虑的事件。”

2.5借阅权与受尊重权

5个国家的图书馆员行为道德规范体现了这一条，占调查国家的10.34％。这些国家分别是：法国、立陶宛、葡萄牙。例如立陶宛图书馆员行为道德规范“图书馆员应该保护阅读自由，反对审查制度尽可能为用户提供自由利用信息知识的途径。”

2.6自与受教育权

3个国家的图书馆员行为道德规范体现了这一条，占调查国家的10.34％。这些国家分别是：法国、以色列、荷兰。例如荷兰图书馆员行为道德规范“图书馆员不应消极怠工，应主动教育用户如何使用信息并鼓励信息得到充分使用。”

2.7投诉权

只有1个国家的图书馆员行为道德规范体现了这一条，占调查国家的3.45％。英国的图书馆员行为道德规范在对信息和用户的职责中这样表述：“图书馆员应迅速且公平地处理信息用户的投诉，并告知用户其投诉被处理的过程。”

3、IFLA各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范中图书馆和图书馆员角度的图书馆权利

篇（10）

关键词：自然权利  环境  大地伦理

    当前，加强环境保护，注重生态平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为了实现本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终目标。而今天，为什么要保护自然，又何以能实现，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话题。今天，追本溯源，从历史的角度来反思环境保护的渊源，对实现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自然权利”说的起源及基本内涵

  .“自然权利”这一专业术语是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认识发展的渐进性决定了不同时期人们对“自然权利”释义的不同。提到“权利”一词时，它总是与人或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即有它的特殊的规定性和特定的使用范畴。因此，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法律关系，还是作为道德关系范畴，特别是就“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系来考虑时，权利只能局限于人类或人类社会领域。

1. 1“夭赋权利”的最初途释

    “天赋权利”或“天赋人权”是17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的哲学家洛克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倡导人权解放运动首先提出的，它的基本含义是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拥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也就证实了最早的“权利”一词指的就是人权，即人类的认识只是局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其实早在公元三四世纪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家就认识到这样的哲理:人是先于政府或其他文明秩序而存在的，这种原始的自然状态是根据某些基于存在和生存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他们把这种原则称之为“自然法”。

    3世纪时，罗马的法学家乌尔比安就提出“动物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因为自然法包括了自然传授给所有动物的生存法则;罗马人也由此推出，假定存在着(除人类以外的)另一种道德体系，即‘动物法’，也是合乎逻辑的[[2]。上面所说的“自然法”或道德体系，也就是处于朦胧状态的“动物权利”意识，只不过直至后来出现了“人权”的思想，才有了更明晰的解释.另外，虽然这里只是提到了把动物包括进这种“公正”的概念之中去，但这种微弱的“广延共同体”的思想使在20世纪70年代的“森林与其他自然客体在法律面前应当拥有地位”观点的出现就显得不很突然。

    而其他意义上的“权利”思想，即和人类社会同等意义上的“权利”范畴内的自然权利，不可能存在于动物生活领域或其他生物生活领域。澳大利亚哲学家帕斯莫尔认为“权利思想完全不适用于非人类的存在物，人类之外的生命认识不到彼此之间的责任，也没有能力交流对责任的看法，这一事实意味着只有人类道德才是道德共同体的成员，荒野只有工具价值，当然人类应该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加以讨论，也就是说，大自然的确不拥有权利，但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保护大自然，把生态伦理学当作某种人际道德来加以讨论是正确的。”罗国杰认为“所谓动物的权利，并不是他们生而俱有的。而是人赋予他们的，人类之所以赋予植物或动物以权利，并不是为了植物或动物本身，而是为了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阁。因此，并不否认“自然”权利的存在，而是从人类自身的“权利”问题出发，即谈到自然的权利，不只是权利主体的改变，其本质与人类社会的“权利”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可以说，这只是一种借用，或类比的用法。同时，也必须承认，人类对于“权利”含义的解释也不可能至少不能全部在自然那里找到。

1.2“动物权利”的突破和认识自然的起始

    在历史上，很多宗教都倡导“生命意识”，仁慈主义者对任何生命都持有敬畏的态度。他们把对动物的残忍行为视为人所犯下的错误，从宗教的角度看是一种罪孽;哲学家纳斯认为，“原则上，动物所拥有的生存和成长的权利，与我们及我们的孩子所拥有的权利同样多”[’]。英国的劳伦斯最早提出的“畜类也享有权利”的观念，是伦理上的重大进步。但他反对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也反对激进的仁慈主义者。仁慈主义者的行为在18世纪由民间运动逐渐发展到为保护动物权利立法的斗争。1876年，使用活体解剖成为争论的热门，最后迫使政府立法调节，要求必须用麻醉药把动物实验者的痛苦降到最低的程度。

    另外还有素食主义者的禁猎行为等，他们和宗教的仁慈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动物权利的保护和动物权利解放运动;虽然还只是局限于动物的范畴，但它促进了人类从“狭隘人类中心主义”向“开明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化，这是人类伦理思想的重大进步。

2自然权利的基本特征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到“大地伦理”伦理思想的诞生，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在曲折的发展中发现大自然同样存在“权利”，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综观各个时期的自然权利理论，人们发现“自然权利”有以下特征:

2.1自然性

    自然权利是自然意志的表现，它源于自然运行的法则，任何违抗自然意志，违抗自然运行法则的，对自然权利的侵犯行为，最终都会遭到自然力量的报复与打击。自然性是自然权利的本质特征。

2.2一致性

    所有生物按照生态规律的存在都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任何生物都有生态学规律规定的存在权利，同时，也有生态学规律规定的义务、自然意志、自然法则。自然力量是不允许任何生物只行使生存的权利而不履行存在的义务;也不要求任何生物只履行存在的义务而不行使存在的权利。

2.3平等性

    在自然权利上，所有的生物无贵贱之分，高低之分和优劣之分异，决不因其数量的多少，出现时间的早晚，拥有力量的大小，进化层次的高低而不同;自然这一伟大的造物主既不偏爱也不歧视任何一个成员，任何生物都不可能长期获得超越生态学规律之上的生物生活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