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制度汇总十篇
时间：2022-10-19 12:54:23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法律援助制度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
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的群众实施司法救济，以体等这一司法原则的最终实现。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的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
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
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
（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㈠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
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
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
2.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
4.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2.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新晨
3.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
4.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5.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篇（2）
第一章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形式和程序
第一条申请法律援助的公民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经济困难的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和家庭经济困难或社会福利组织收养的未成年人。
（二）除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或领取失业保险金外无其他收入的。
（三）经济困难的优抚对象。
（四）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经济困难正在接受救济的。
（五）其他经济困难、需要法律帮助的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参照陕西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区最低生活保障金为150元）
第二条公民可就下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
（一）涉及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家庭暴力、故意人身伤害等行为的刑事案件。
（二）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
（三）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四）请求赡养、扶养、抚育和给付劳动报酬的；
（五）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追索侵权赔偿的；
（六）因公受伤害请求赔偿、补偿的；
（七）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的受害人，追索医疗费用和赔偿的；
（八）追索抚恤金、救济金的；
（九）需要予以公证的与人身财产密切相关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
（十）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十一）其他需要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公民可以就本项第2条、第3条规定的事项直接向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咨询。
第三条法律援助形式
（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法律意见；
（二）刑事辩护和刑事；
（三）民事诉讼；
（四）公证证明；
（五）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四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程序。
（一）申请法律援助的公民应提交下列材料
1、法律援助申请书，要写明申请事项的基本情况。
2、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3、由申请人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家庭经济状况证明"。
4、与申请事项有关的书面材料，如合同书、伤残鉴定、调解书等。
（二）区法律援助中心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区法律援助中心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指定法律服务机构，通过法律服务机构指派法律援助人员，同时书面通知受援人；决定不予法律援助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供的证明及材料不完备或者有疑问的，可以通知申请人补充或者说明，并可以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并免收费用。
（三）申请人对区法律援助中心作出的不予法律援助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的司法行政部门申请重新审查。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四）当事人面临生命危险或者重大财产损失及其他紧急情况的，区法律援助中心应当及时予以法律援助；法律服务机构亦可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之后报区法律援助中心备案。
(五）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发现受援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并向受援人收取法律援助支出的费用。
（六）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区法律援助中心提交法律援助事项办结报告，并附办结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由区法律援助中心验收存档。
第二章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范围和程序
第五条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范围。
（一）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二）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且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如果人民法院有指定辩护请求的，区法律援助中心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第六条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程序
（一）人民法院指定辩护应提交下列材料：
1、指定辩护受援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说明
2、指定辩护受援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的相关证据。
3、指定辩护通知书
4、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
（二）人民法院应在开庭10日前将上述材料送交区司法局审核。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或法定材料不全的，三日内(特殊情况外)退回所有材料并予以答复。对审核符合条件的，由区援助中心指派法律服务机构安排工作人员办理。并在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回复相关的人民法院。
第三章法律援助工作站职责
第七条各镇办法律援助工作站，两日内将本辖区、本单位管辖范围内符合上述条件的当事人提交的有关材料报本站所属乡镇、办事处司法所，由司法所所长审查后提出意见，两日内报区法律援助中心审批。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援助申请由中心指派人员办理。
第八条司法所对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交的材料审查后，不能确定的，可在意见书上注明情况，再报区法律援助中心审查。
第九条工会、妇联、残联、团委等区属机构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对于当事人的法律援助申请经过初审后，认为材料齐备的，由主管单位出具意见，两日内将申请材料和书面意见书报区司法局审查，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由中心指派人员办理。
第四章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
第十条经审查申请人经济状况超过**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不予提供法律援助。如果所申请事项符合援助范围，且情况紧急，可酌情提供法律援助，但须由申请人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差旅费等部分法律服务费用。
第十一条涉及农村宅基地、土地承包、村民与村组之间的经济纠纷等应当通过行政途径解决的纠纷不予提供法律援助。
第五章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提供法律援助不得收取任何财物。
第十三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区法律援助中心报告，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该项法律援助：
（一）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二）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三）受援人又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人的；
（四）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第十四条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法律工作者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组织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区法律援助中心提交有关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
第十五条区法律援助中心对公民申请的法律咨询服务，应当及时办理；复杂疑难的，可以预约择时办理。
第十六条法律服务机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区司法局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
（一）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拒绝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
篇（3）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在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的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
本条例所称法律服务机构，是指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和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援助人员，是指根据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实施法律援助的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受援人，是指获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
第三条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本辖区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四条法律援助经费应当列入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提供捐助。
第五条有关机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法律援助机
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人员依据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实施法律援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六条鼓励社会团体、其他组织和法律服务人员自愿对经济困难或者有其他特殊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
第七条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和形式
第八条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服务，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经济困难的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不低于本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一点五倍确定。
第九条下列事项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请求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工伤事故赔偿的；
(七)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八)其他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事项。
第十条有下列情形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的刑事案件当事人，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一)公诉人出庭公诉，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二)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三)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四)人民法院按规定指定辩护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法律援助主要采取下列形式：
(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和刑事；
(三)民事诉讼；
(四)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
(五)仲裁；
(六)非诉讼法律事务；
(七)公证证明；
(八)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三章法律援助程序
第十三条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该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非指定辩护的刑事诉讼的法律援助申请，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前两款规定之外的法律援助事项的申请，由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申请人向其他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由受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受理。
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三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申请人可以直接向法律服务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服务机构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报请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审查确认，但法律服务机构自愿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除外。
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法律服务机构可以直接决定予以办理。
第十五条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证明、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二)申请人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有关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的证明；
(三)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及相关的证明、证据材料。
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或者法定人代为申请。
第十六条法律援助机构中负责审查和批准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也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其回避：
(一)是所申请事项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所申请事项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理该申请的。
第十七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及时确定法律援助人员，并通知申请人办理有关手续；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申请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确有困难，法律援助机构根据有关情况认为确有必要提供法律援助的，可以决定对其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再进行审查：
(一)诉讼时效即将届满的；
(二)必须立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
(三)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形的。
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发现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不符合条件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因先行提供法律援助而发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
第十九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在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十五日内，向所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结案报告。
第四章权利与义务
第二十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按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并接受法律援助机构及所在法律服务机构的监督。法律援助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者中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第二十一条法律援助人员不得向受援人收取钱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法律援助人员不得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
第二十二条法律援助人员依法进行调查取证，有关单位、个人应当提供便利。
第二十三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需要调阅、查询有关材料的，经出具法律援助机构的有关证明，有关机关应当免收相关费用；需要复制有关材料的，经出具法律援助机构的有关证明，有关机关收取费用的标准不得高于复制所需原材料的成本费。
劳动仲裁机构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缓收、减收或者免收仲裁费用。
鉴定机构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先行缓收鉴定费用，待案件审结后根据人民法院或者劳动仲裁机构的裁决由当事人承担鉴定费用。受援人交纳鉴定费用确有困难的，由法律援助机构给予适当补助。
人民法院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受援人先行作出缓收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的决定，待案件审结后再根据有关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对受援人诉讼费的减免。
第二十四条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发现受援人不符合受援条件的，应当报请法律援助机构批准，终止法律援助。受援人愿意支付有关费用的，可以继续提供法律服务。
第二十五条法律服务机构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后，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规定向其支付办案补贴，办案补贴费在法律
援助经费中列支。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第二十六条受援人应当向法律援助人员如实陈述有关事实，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证据材料。
受援人有权了解法律援助案件的进展情况，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如实告知。
受援人认为法律援助人员消极履行义务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机构查证属实的，应当予以更换。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法律援助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责令退还，并可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法律服务机构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予以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
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以及法律援助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法律援助人员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受援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所在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关法律援助人员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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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途径
(一)不断完善我国法律援助相关法律体系
通过对当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实施不力原因的分析可知，刑事法律援助之所以存在援助范围小、介入时间晚等缺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不力，一方面条例本身还有待完善，另一方面《条例》是否能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要受限于《刑事诉讼法》，而《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规定针对性不强，因此要在《条例》的基础上致力于推动制定《法律援助法》，使法律援助在更高立法层次上得到进一步明确，同时明确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责权利，以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
有效的经费保障是促进各相关机构和律师积极参与到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的重要前提，虽然当前我国在相关法规中做出了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的相关规定，然而并未对财政支持的形式予以明确，使得经费以及经费的数额无法保证。由于当前在我国以成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为主要实施方式，而且对于法律援助本身并未细化，因此在构建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时应当考虑两个方面的财政需求，一是机构的运行成本，二是具体案件的预算支出，由于刑事法律援助有别于一般法律援助，因此实际工作中应当将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单独列支，达到专款专用的目的。
(三)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防控体系
我国应当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构建操作性强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防控体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第一，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有向法律援助机构履行报告的义务，使律师的法律援助行为得到很好的监督;第二，法律援助机构通过收取受援助人员的报告等方式对法律援助人员的工作进行有效监督，报告内容包括律师会见次数、时间、阅卷和出庭情况等;第三，可通过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监督机构或专人的方式对相关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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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法律援助”一词起源于英文，中国在过去的字典、词典中并无此词，法律援助最早起源于资本主义最早发展的英国。1887年，世界上第一部法律援助法在法国诞生，并在此之后不断的发展，并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和联系的日益密切发展成为国家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和对各国公民平等适用法律的保护。关于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何时产生，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产生于1949年以后，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出现的有关规定和制度作为中国律师援助制度的开端，也有学者认为早在清朝末年，随着中国法制化得开端，法律援助的思想就开始传播到中国，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的奏折中就有这一制度的反映。虽各学者对此持不同的观点，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法律援助制度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司法制度的向更文明、更民主方向的重要动力。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最早是司法部于1994年正式确立下来的，早在1994年之前我国也存在法律援助制度，例如我国1954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就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为被告指定辩护人，此后也陆陆续续颁布了一些法律其中也包含了律师援助制度。据介绍，1996年以来，全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2.8万多件，接待咨询298万多件。2000年1-5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含公证法律援助事项）共62310件，其中刑事案件32789件，民事案件26238件，行政案件593件，非诉讼2690件，咨询68万余人次。
三、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仍处在基础阶段，所以其存在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例如许多国家的援助制度已经写进了宪法，进行了专门的立法。而我国虽然在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中对此进行了规定，但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立法，仅有一部作为行政法规的《法律援助条例》。并且普及力度也不够，目前还有好多人甚至还包括国家工作人员都认为法律援助制度可有可无，对此并不重视。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法律援助的认识的偏差，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始终得到有效解决，等等。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作为援助制度主体的律师积极性不高，法律援助的效率低，草草了解案情草草结案，无法从根本上给予弱势群体真正的帮助。针对上述的问题，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解决完善：
（一）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应将法律援助制度写进宪法，给予其以最根本意义上的法律保护。与此同时，应该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制订法律援助方面的单独立法，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等。建立与完善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强化国家责任。
（二）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岗位意识，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加大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对法律援助制度的认识与重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法律援助制度从法律层面走向实践建立切实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重点工作。完善奖励惩处机制，将处理违纪违规与表彰奖励相结合，以激励和鞭策法律援助人员提高办案质量，保证受援人得到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三）重新构建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体系
我国虽然在《条例》中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但未明确以何种形式提供财政支持。随后在司法部、民政部等九部门出台的意见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可根据本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财力状况，将每年法律援助所需要的经费数额，逐步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但是却未予细化。所以今后我们在构建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体系时，首先要把机构运行成本同具体案件的运作成本分别列入预算之中。而且由于法律援助的特性，最好能将法律援助的财政预算单独列支，方能真正地起到专款专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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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体系
法律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①其内容十分丰富，而且众说纷纭，普遍被认可的价值有正义、公平、自由、秩序、效益等等。法的这些价值内容共同构成了法的价值体系。作为价值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法律价值体现的是法律与人的关系。不同的社会环境、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追求。一项法律制度的制定、实施的理想状态是其所追求的法律价值能够得到充分实现。因此，在制定、实施的一项法律制度时，应以这一法律价值作为其核心依据。
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是法律援助制度在满足对人的需求方面所应具备的积极意义，其体现的是法律援助制度与人的需求的关系，同样具备上述的法律价值体系中的价值内容。但是，作为一种由政府承担的，让弱势群体免费获得法律服务的司法救济制度，法律援助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与其他部门法有所不同，有其特殊的研究意义。法律援助制度是随着法制观念的发展，法制文明不断受到重视而所产生的。其最早产生于十五世纪的英国，当时的英格兰政府同意穷人可以免付诉讼费进行诉讼。②其初衷就是为了保障每个公民能够平等的获得法律救济、享受法律权利。在法律援助制度实施过程中，也是以保障人权、实现正义为其宗旨的。因此正义价值，一直以来都是法律援助制度中的最重要最受推崇的价值。相较而言，法律援助制度的效益价值，在某些情况下与正义价值相冲突，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
二、法律援助制度效益价值分析
（一）法律效益的定义
"效益"一词原本是运用在经济学领域，其本身的涵义是有效产出减去投入后的结果。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斯科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分析了交易成本对法律的影响，将"效益"观念引入法学领域，掀起了研究法经济学的热潮，法律的效益价值逐渐受到重视。
法律的制定、实施与其他的商品或服务一样，所耗费包括资金、人力物力等各种有形无形的资源，并不是像空气一样可以源源不断的无偿获得，而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的。整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每一个环节都会耗费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因此，在法律的整个运作过程中，都应该要考虑到其所是否能够产生收益，能够产生多少收益。法律运作产生的收益和付出的成本的比率就是法律效益。 关于法律效益，目前我国学界对其并没有统一明确的解释。有学者认为法的效益价值是指"法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以获得较多或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的意义。"③换言之，法律效益的外延很广，不仅仅是狭义上所理解的资金收益、经济效益，更包括法律制定与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即产生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或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政治效益（产生统治阶级所希望达到的政治目的或是效果）等等。对于法律效益价值的实现程度的考量，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等各个环节法律对各类主体的效益需求的满足情况。例如，一项法律制度的实施是否如其制定初衷，产生其所预期的社会效果，满足其所针对的群体的需要--对其进行法律救济、保护其合法权益，维护该制度所对应的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同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证效益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一方面，如果法律的实施不能够产生任何收益，例如其所要保护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护，这项制度可以说没有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法律的实施如果考虑不周全，导致不同群体的利益失衡，例如实施成本过高，以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来保障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实现，这个法律也不可能长久。
根据经济分析法学的观点，"法律制度归根到底是受效益原理支配的，法律安排实质上是以效益为轴心的，制定财产权和确定法律责任的规则，解决法律纠纷的程序，对执法者的限制……都可以看作是促进高效益地分配权利和义务、资源和收入的努力。"④据此观点，最佳的法律制度、运作模式应该根据其成本和收益，即法律效益确定。在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如果出现可选择的方案和模式，应该以能够产生最佳效益的为准：或是在同等收益的情况下，采用成本最低的；或是在同等成本支出的情况下，尽量使法律的运行产生高收益。
（二）法律援助效益价值中的成本与收益
法律援助制度的效益是法律援助制度制定及实施所产生的收益与投入的成本之间差值，其价值体现在通过构建设计法律援助制度，优化配置法律援助活动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确保法律援助程序的有效运作，从而使法律援助活动以尽量小的成本投入获得社会主体需求的尽量大的满足。法律援助制度效益价值的实现，要求法律援助制度能够有效的实施，而非流于形式。
除了制定法律援助制度所需的立法成本外，法律援助制度实施，亦即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不仅需要国家投入财力，同时也需法律援助活动的参与人投入精力，这些都是法律援助制度所需要的成本。法律援助的收益则主要是法律援助制度实施后所取得的满足社会主体需求的效果。必须看到，此处的社会主体，即法律援助活动的主体，不仅指法律援助受援人，也包括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国家政府和实际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人员（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等）。由于各主体所处的立场不同，因此，即使几类主体进行法律援助活动出发点都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其各自的需求仍是有差别的。
除了追求正义价值的实现外，受援人最直接的需求是法律援助的结果能够使其获得预期的法律利益，在法律援助过程中法律援助程序公开方便，能够获得专业、高效的服务、基本权利得到保障。法律援助机构的需求还包括能够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包括提高民众采用合法手段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制意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节省经费。而律师及法律服务人员的需求还包括了法律援助机构能够公平的指派、给予合理的支持和补贴，受援人能够积极配合通情达理。⑤法律援助制度的收益的最大化要求综合平衡各方需求满足。通过构建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制度的功能，平衡对各方的需求的满足，才能最大程度的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效益价值。
三、法律援助效益价值对正义价值的促进
如前所述，正义价值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价值。否定经济分析法学的学者认为经济分析法是功利主义的表现，只讲效益而忽视了公平正义。确实存在一些特定情况，正义与效益相冲突，为了实现正义必须要牺牲一定的效益。例如为了实现正义价值，对贫困及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的进行法律救济，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仅能获得象征性的补贴。这种情况下，正义与效益发生了冲突，律师得舍弃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如果基于此就认为正义价值与效益的矛盾不可协调，那是对这两种价值的误解。笔者认为，从宏观及本质上看，效益与正义是相统一。
首先，如前所述，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效益价值的考量，不是从某一个或某一类主体角度出发，而是在综合分析法律关系中各个主体对效益需求的满足程度。不可否认，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法提供援助者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和使命感，作为一项对弱势群体提供救济的制度，不可避免的需要提供者适当的退让其利益。然而，尽管在法律援助援助的实施过程中，为了对被援助者进行法律救济，提供援助者及组织者可能需要舍弃一定经济利益，但之所以这样做，其根本上也是本质上也体现了保障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的价值观，从而最终实现公平正义。绝不表示效益价值在此就毫无意义。如果一项制度运行的结果是各方主体的利益失衡，那么这个制度将很难很好的维系下去，正义价值的实现也将是一纸空谈。试想，如果为了满足对一部分人正义而忽视甚至牺牲了对另一部分人的正义，一昧地强调为受援者提供法律救济，而忽略了提供援助者的利益：实施法律援助不仅要花费时间，而且要倒贴钱，甚至也没有任何精神层面的鼓励和表扬。就算是走个形式，应付了事，对自己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提供援助者的服务积极性受到影响，最终也易使法律援助流于形式。
其次，从本质上看，法律援助制度中对效益价值与其实现正义的宗旨是相辅相成的。在效益被引入法律价值领域之初，对于其与其他价值之间的关系就有过争论。在经济法学派的观点中，法律的效益解释并没有忽略公平，相反，有时候对于公平的判断标准来源于是否符合效益的原则，效益的背后是公平。⑥由此延伸开来，效益价值与正义价值也并不冲突。如果法律援助制度设计合理完善，从长远来看，效益与正义二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正义价值的实现是效益价值中的"产出"中的重要一项，正义的实现程度是衡量效益的重要因素。一项不正义的法律制度是无任何效益价值可言的，相对应的，实现法律制度的正义价值才能促进效益的最大化。追求效益价值意味着追求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忽略效益价值片面强调正义价值不仅不是真正的正义，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发展。可以想象，缺乏效益的法律援助制度是难以得到社会主体的支持的，实施时必然阻力重重，最终也会导致其他的价值无法实现。如前所述，正义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价值，因此，法律援助制度效益价值最终就体现由该制度所调整的法律援助活动能够实现正义。
注释：
①卓泽渊，《法的价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10页。
②张阳：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分析，《科教新时代》，2011年第2期（总第200期）
③卓泽渊：《法的价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05页；
④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249页
⑤蒋建峰：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控制思考，《中国司法》，2005年第7期
⑥徐亚文：《西方法理学新论：解释的视角》，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69、70页。
参考文献：
[1]卓泽渊，《法的价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2]丹宁：《法律的未来》，刘庸安、张文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3]李龙：《法理学》，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第1版
[4]徐亚文：《西方法理学新论：解释的视角》，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5]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
[6]张正德、付子堂：《法理学（第二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7]沈红卫：《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8]李俊燕：法律援助价值论，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6月
[9]伍浩鹏：有效援助论，《时代法学》，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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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综述
（一）法律援助制度概念
法律援助制度也称法律救助，是目前在全球范畴内具有普遍性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在国家司法体制运转之中，一旦当事人因经济能力或其他因素难以采用常规法律手段来保护自身权益，此时国家就应该向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以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不受侵犯。这种法律救助通常下是免费提供法律帮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与社会公平，同时也可以视为一个国家对其公民权利保障的基本行为。
（二）法律援助制度重要意义
法律援助主要是体现国家对于该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通过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会让当事人由于不懂法律常识而感觉到法律的不公平。法律援助为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创造了条件，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了帮助，同时也健全了我国的律师法律制度，对于我国司法公正、社会进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研究分析
对于欧美法系国家而言，法律救助最早是以一种慈善的行为出现，是号召律师免费为需要法律救助的人提供帮助，以此来展示律师的崇高职业道德。随后，欧美法系国家将法律援助制度逐渐转变成一种政府行为，虽然当事人接受的法律救助是免费的，但政府往往需要付费给相应的律师。进入21世纪后，国外法律援助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并出现了关于法律援助的专门性立法，同时法律援助人员和机构也日益完善，更逐渐解决了法律援助的资金供给问题。笔者对英国、美国、日本三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试图找出三个国家在法律援助制度方面的特点和值得借鉴之处。
（一）英国法律援助制度
英国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发源地，是目前法律援助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之一。目前的英国法律援助制度可以分为刑事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以及特别诉讼三种法律援助。早在1949年，英国就通过了《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法》，该法的正式通过标志着英国已经建立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法律援助制度。而1999年《接近正义法》的颁布则进一步完善了英国法律援助制度，提升了英国法律援助的质量。在任何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进程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法律援助资金的出处，英国法律援助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的捐助，同时也允许受助人进行一定的捐献，而政府给予的财政拨款也是解决法律援助资金的重要途径。由于英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较快，同时涉及法律援助的案件较多，因此，英国成立了单独的管理机关，对政府法律援助相关工作进行管理，由具有独立身份的管理机构委托独立的法律服务机构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可谓是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一大特色。除了这种具有独立身份的管理机构可以提供法律援助之外，一些社会团体也自发成立了相关法律援助机构，如一些律师团体、法律社等机构也提供法律援助。这两种提供法律援助的模式可谓是英国独有的特色，而利用社会捐助和财政拨款则充分解决了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问题。
（二）美国法律援助制度
美国法律援助在世界范畴内也处于领先地位，虽然美国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但凭借美国民主法治国家和经济体系的高度完善，其在短期内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美国法律援助制度分为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更具特点的是两种法律援助是完全割裂开来、独立运作的。美国刑事法律援助主要由公设辩护人机构负责，而民事法律援助则由独立的法律服务组织对其负责。在美国宪法中，只有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予以承认的，享受刑事法律援助服务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而民事法律援助则被分离在外，得不到宪法的支持。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美国民事法律援助缺乏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在资金上给予帮助，因此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民间慈善团体捐助，同时律师事务所、公司企业捐助、基金会等等都是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因此，美国法律援助的特点之一就是资金来源极其丰富。同英国一样，美国法律援助也具有独立的机构。美国刑事法律援助主要由官方提供，一般由公共辩护人办公室负责管理与实施，同时在个别州会设立相关的监督管理机构，确保刑事法律制度的经费得到合理利用。美国民事法律援助机构主要由法律服务公司进行管理运行，法律服务公司一般会委托具有一定资质的私人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以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美国法律援助组织还存在一个特殊性主体，那就是法学院中的“诊所”项目。在美国大部分法学院中，学生有义务对社会上亟需法律援助的人给予帮助，同时也让自己所学知识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检测，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学生的实习任务，而为了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渴望提供法律援助的学生也必须拥有相关的执照。综上所述，美国法律援助特点就是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各自独立，刑事法律援助由政府负责，而民事法律援助则由法律服务公司和法学院进行负责。
（三）日本法律援助制度
与英美法律国家不同，日本由于政治原因导致国内人民生活普遍贫困，亟需免费的法律援助制度来帮助公民维护基本权益。日本的法律援助主要是依靠专门的法律扶助协会，协会将登记参与法律援助律师，而法院则在这些登记律师中选择适合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日本法律援助制度在某些层面上与美国相似，刑事法律援助是由政府提供援助资金，再由审判机关来根据案件的程度向律师支付费用，在这个过程中，法院会事先将费用转给律师协会，再由律师协会给予律师本人。但由于法律援助提供的费用有限，目前日本专职法律援助律师较少，大部分都由律师协会的相关工作人员担任。日本的民事法律援助费用也由政府负责，同时也从社会资助和当事人返还进行弥补，日本的民事法律援助在某种层面上并非完全免费，一旦在民事法律中获胜，当事人需要偿还法律援助费用，但如果败诉则无需偿还。与此同时，日本一般仅在离婚民事案件中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而对于其他民事法律案件极少给予法律援助。在日本，律师联合会负责日本法律援助的管理，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和对法律援助资金进行管理。综上所述，日本法律援助制度也是将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区分开来，虽然都由政府拨款来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但对于民事法律援助而言其范畴则较为狭窄。
三、国外法律援助对我国的启示
法律援助在某种程度上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发展速度、司法公正的标准。我们从西方欧美法系国家身上看到其法律援助制度的全面性，但相比我国而言，国外法律援助从制度和规范性方面还领先于我国。因此，通过对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的了解，可以为我国完善、修正法律援助制度提供一些借鉴。
（一）提高政府法律援助工作质量
法律援助在某种层面上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和支持的力量。法律援助是标志一个国家司法公正、法律现代化的标志，政府应该给予法律援助更多的支持。从英国法律援助制度中我们看到，政府直接出资向律师购买法律服务，将服务免费用于法律援助；而在美国，政府也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提供资金支持，通过国会向法律援助管理部门提供资金支持。而我国政府虽然也对法律援助服务十分重视，但由于具体国情不同，需要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人员过多，我国在未来仍需加强对法律援助服务的投入，在财政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以此提高政府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律，我国政府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应该加强此方面的重视程度，通过立法来指导和帮助法律援助工作，应该制定并实施具体的法律援助工作细则，以此来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同时，对于法律援助的管理机构设置也需要政府加大力度，帮助建设相应的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日常资金管理和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以期依靠这两个方面来进一步提高我国政府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
（二）增强全社会责任意识感
增强全社会的责任感和公共意识有利于改善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环境，更有利于让更多律师及社会公益团体加入到法律援助服务之中，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慈善捐助提升我国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从美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不难看出，美国民事法律制度费用来源均由民间团体和公益组织承担，这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减轻了政府财政压力，而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美国提倡全社会为法律援助服务作出贡献，可以说美国民众力量对于美国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作用巨大。同时，我们还看到通过学生提供法律援助，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实践知识，同时能节约大量成本来维系法律援助服务。
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已经看到我国公民在社会公众意识和法律援助意识方面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公民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只要我国政府给予相关的引导，民间组织和慈善团体的力量就可以被有效调动起来，这种全面参与法律援助的状态将为我国法律援助进步提供巨大动力。
（三）建立多元化法律援助体系
建立多元化的法律援助体系更容易促进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壮大。我们从美国法律援助制度中不难看出，美国法律援助制度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由政府主导的刑事法律援助，一种是以民间组织为主导的民事法律援助制度，另外一种则是由学院主导的民事法律援助。通过三个方面的相互促进，共同形成了美国较为全面的法律援助制度。而我国由于法律援助制度的起步较晚，且具有自身的诸多困难，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治意识的不断强化，我国法律制度也将向此方面靠近，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法律援助体系来弥补其中任何一种法律援助体系的不足，让我国更多公民能够在法律援助制度之下获得法律帮助，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司法公平和社会和谐发展。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阐述，我们了解到英国、美国、日本在法律救援制度方面的独到之处，其中部分法律援助制度相比我国而言具有一定优势，并值得我们借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法治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在积极建设法治社会的道路中，法律援助制度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借鉴欧美国家先进的法律援助制度经验，可以减少我国在法律援助制度发展中的弯路。在未来的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过程中，我们应该提高政府的法律援助质量，引导全社会形成普遍的责任感和意识感，并最终建立起多元化的法律援助体系，同时在这种法律援助体系之下，我国司法实践的公正性也将得以有效保证，我国社会也将更加和谐发展。
（作者单位为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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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法律援助，在实践当中又被称为司法援助、法律帮助或者说是法律扶助，在援助的范围上可以分为民事法律援助、刑事法律援助以及非诉讼性的法律援助，而在法律实践过程中被人们所广泛关注的还是刑事法律援助。从狭义上来说，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案件中针对贫困人员所提供的司法援助，而在广义上来说还包括国家对这些法律援助对象的扶助。
法律援助制度概述
就法律援助而言，具体可以将其定义为由政府所专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充分组织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实现对某些特殊案件以及经济困难当事人所提供的廉价或者是免费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制度是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对人权保护的客观要求而产生的，其主要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人权的根本保障，而人权保障又是国家得以稳定发展的基础，因此很多国家都格外重视法律对人权的保护。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在国家立法上明确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二是利用法律来实现当事人利益受到侵害时的补救和保护。
法律援助是国家以法律规定的形式，旨在保护那些特殊案件以及经济困难案件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减费或者是免费的方式来实现法律帮助的一种法律行为，不仅实现了法律对弱者或者贫困者的保护，体现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重要法律原则，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手段，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
推动法治进程。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作为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发展目标，而法治基本的意义就是要实现合法性跟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文明、效益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完美结合。表现在具体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法律援助，让所有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都可以得到拥有法律专业知识人员的帮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健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不仅可以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对弱者和贫困人员的法律保障，实现法律救济机制和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同时也还能通过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实现对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在最大限度上实现对法律尊严的维护，从而实现对法治进程的推动。
保障司法公正。我们通常所说的司法公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司法程序公正和实体法律公正，而后者实体法律公正的实现往往必须要依靠程序上的公正。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如果在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的参与，一般都会被认为是程序上的不公正，因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律师的介入是体现程序公正的重要标准。因此如果想要保障司法上的公正就必须要保证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律师有效的帮助，这也是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意义所在，在为当事人实现法律援助的同时，实现对司法公正的保障。
实现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最为重要的法律原则，其体现出来的内容不仅表现为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同时也表现为法律利益和结果上的平等。而在实践过程中，法律上的平等如果想要变为现实中的实质性平等，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要让所有的个体都能拥有寻求法律保护的机会。由于我国在诉讼法中规定公民在进行诉讼活动和请律师的过程中都必须要缴纳一定的费用，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有些公民无力承担诉讼费用的情况，如果没有法律援助制度，势必会让这类人群因为贫困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无法得到专业法律上的保护，其公民享有的法定权利就无法得以实现，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过程中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
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措施
增加法律援助的指定机关。我国目前在刑事诉讼法上对被告人接受法律援助的具体时间，都是在审判阶段，这就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指定机关只能是法院。而最高检、最高法以及公安部和司法部在2005年9月针对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下发了相关文件，在文件中规定了法律援助的申请机关可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所在的法律援助机构。当犯罪嫌疑人在被公安机关或者是人民检察院第一次讯问之后，或者是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必须要告知犯罪嫌疑人，如果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可以向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除了一些涉及到国家秘密的案件，其他的在申请法律援助的过程中都不需要得到侦查机关的批准。
而在案件的审查阶段，人民检察院应该在收到移送审查案件三日内，在告知犯罪嫌疑人可以有权委托律师等辩护人的同时，如果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可以向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在对被害人、法定人以及近亲属告知可以委托律师等作为诉讼人的同时，也要告知如果存在经济困难可以申请当地的法律援助。而这些形式都是对于刑事诉讼法上关于法律援助的一种补充
适当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由于我国目前自身发展程度并不高，其经济实力并不雄厚，这就决定了我国目前在法律援助上没有过多的财力可以覆盖到更多的人群，但是纵观法律援助在世界范围内的整体发展可以看出，刑事法律援助在适用对象上的扩大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针对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中，对经济困难的被告人，法律条文上用的是“可以”为其申请法律援助，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或者是可能会被依法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用的则是“应当”为其申请法律援助，这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可以”说明了对于经济困难的被告人而言还是存在不为其申请法律援助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应该将两者统一起来，针对经济困难这一人群也应该使用“应当”，这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法律援助的意义所在。
在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上，跟国外的法律援助相比，我国目前的适用对象还比较的狭小。首先笔者认为，可以在法律援助的人群中适当增加妇女和老年人，体现出对特定人权的保护，同时在针对盲、聋、哑的残疾人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可以继续扩大为对所有残疾人；在经济困难的参考标准上，不能仅仅将贫困的标准限定为贫困线以下，而是需要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而实行不同的参考标准。整体上来说，我国就是需要逐步将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人员扩大为国内所有在经济上无力承担法律服务的人群以及可能会受到监禁的所有特定人群，这是法律援助适用人群的最低标准，同时还要在国家经济能力可以承受的前提上，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各项标准。
大力发展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目前在法律援助机构中主要依靠的就是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实践中就是指在法律援助机构执业的律师。专职律师的主要职责就是在于接受援助机构的指派，为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员进行无偿的法律服务。这些专职律师跟普通的社会律师不同，其收益并不是依靠具体办案中的收费，而是有其固定的工资收入，因此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只能接法律援助的案件。目前在不少国家没有法律援助的专职律师，而一般的社会律师又不愿意接受，因此只能选择那些尚不成熟、专业能力不高的律师来进行，这样就无法很好地实现法律援助的根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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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公正法律援助制度 弱势群体 和谐社会 贫富差距
公证法律援助制度是我国公证机构依据《公证法》的相关内容给予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有偿或无偿法律援助的一种法律制度。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我国在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产生的社会影响比较深远，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针对目前现行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具有实践性的建议，以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一、 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重要性分析
（一）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过程
1. 公证法律援助的明确确立。1997年5月20日我国司法部颁布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第一次明确了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同时公证处也成为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机构之一，向社会提供公证法律援助服务。也正是从此时起，我国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正式成为了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阶段。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明确了法律援助的性质、任务目标、方式、在组织机构、援助范围、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我国公证法律制度有了实施的法律依据，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公证法律援助得以广泛而深入的展开，为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体现了我国法律机构不断完善法律制度与体系的决心，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建立步伐，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的基础，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
3. 法律援助形式的确立。200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颁布实施，从法律层面上确立了法律援助形式，促进了公正法律援助工作的高效展开，也为实际的援助行为法律化、制度化提供了实施依据，保障了法律援助工作行为的合法性，进一步规范了公证法律援助的职责范围，推动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 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性分析
1. 我国法律体系完善的客观需要。我国的法制化进程充满了波折与阵痛，在我国刚刚成立就已经明确了法律的重要性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探索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然而在我国历史时期的特殊阶段法律制度遭受到了严重的践踏，对我国法制化进程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法律体系的确立和完善工作停滞不前，严重干扰了社会的正常生产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法律制定工作得以走上正轨，法制化进程在此历史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形势对法律工作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将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纳入法制化轨道，法律内容的全覆盖以及法律体系的完善亟待加强。基于此种背景下，我国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得以明确确立并取得长足进步，可以说之所以会出现公证法律援助制度，正是由于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所带来的客观要求。
2. 弱势群益合法利益的有力保障。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贫富分化现象严重，不仅对正常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影响，也导致了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平稳运行。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确立以及实施，从根本上丰富了法律体系的内容，给予社会弱势群体法律帮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随着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维权行为的合法性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进一步丰富了维权手段以及针对弱势群体利益侵犯行为的惩处力度不断加强，相关人群的合法利益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障，为我国和谐稳定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法律保障，推动了现代化社会建设的步伐。
二、 现行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 如何认定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我国虽然颁布实施了《公证法》等公证法律援助条例或标准，但是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认定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不符合现象却进行公证法律援助的现象。比如老人的赡养问题，家庭境遇较好的老人往往会因为子女不赡养等问题进行法律援助的申请，而此种行为一般都会被受理执行。单单从法律援助条件上看此种行为是不符合公证法律援助条件的，因为被援助的对象尽管是老人，但是由于其家庭境遇比较好。生活能力或者生活所需能够得到有效的满足，与公正法律援助条件中弱势群体等援助条件的标准相悖，公证法律援助行为在实施过程中，经常会受到质疑，导致其行为在法律适用范围内是属于不合法行为，造成了社会影响较大，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的运转和公正法律援助制度的权威性。
（二） 公正法律援助对象的狭隘性
我国《公证法》规定对符合法律内容规定的当事人可以采取有偿或无偿的法律援助行为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或者赔偿请求。这里的当事人在实际的法律公正援助制度中基本上是自然人，而我国《宪法》则将自然人、法人、组织统统归纳为自然人，那么在实际的法律援助行为事实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偏颇一面，对自然人能够进行良好的法律援助服务，可是针对法人以及组织却没有有效的进行法律帮助，法律援助对象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狭隘性，造成实际的当事人合法权利在受到侵害时往往因为法律界定上不属于“自然人”而遭到拒绝，导致其权益的维护遇到了较大程度上的困难，也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因此，我国目前现行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中当事人的包含范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狭隘性，已经在实际的维权活动中显露无疑，需要认真的对待，采取有效的弥补措施来丰富完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内容，保证其社会涵盖面能够符合实际的经济生产生活所需。
（三） 法律援助形式应该更加主动
根据我国《公证法》以及地方相关法律法律的内容，进行公证法律援助服务的前提都是当事人向相关机构提出了援助申请，公证机构在进行核实之后才会被动的进行援助行为。此项决议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首先，当事人的界定存在着不足，当事人涵盖面的狭隘性上面已经提到，这里主要说的则是当事人自身是否具有提出申请的能力以及行为，当当事人无法活动或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时，其无法进行有效的申请，此种情况下公证法律援助服务是否应该展开或者主动进行？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还没有明确的解释和规定，导致实际的当事人权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次，法律援助行为只能是被动式的展开，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当事人包含的某项面临失传的技术或者手艺时，公证法律援助行为就应该及时的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以保证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然而实际的工作中由于受到了法律援助条款的限制，导致其工作行为主要是以被动式为主，缺乏灵活机动的操作性，面对着经济形式的迅猛发展，明显落后于实际的客观要求，需要进一步加强改进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向社会提供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四） 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虽然法律援助公证制度已经成为了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已经从法律上得到了认可，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公证机构的人员编制还是脱离于政府编制之外独立运行，导致从事法律公正援助的工作人员构成十分复杂，不同学历、年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工作人员充斥其中，造成了整体援助实施过程中专业技能以及服务水平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工作人员整体参差不齐导致的法律援助行为没有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以及当事人的满意，对公证人员的素质以及公证机构的社会形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五） 公证机构日常行为受到的法律约束较低
目前我国的公证机关在进行日常的法律援助行为时，按照规定执行的意识比较淡薄，公证行为以及公证约束力饱受质疑，缺乏有效的监督机构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督审查，导致其自身内部违反规定等行为滋生，严重阻碍了我国法制化进程以及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严肃性。这也是现阶段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缺乏有效的监管机构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导致法律援助行为以及流程不合法现象比较普遍，比如2004年5月11日西安宝马彩票时间，公证机构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导致整体公证行为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日后开展公证行为过程中充满了不信任以及质疑等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建立严格的监督管理机构来对公证行为以及法律援助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已经迫在眉睫。
三、 推进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建议分析
（一） 完善监管机构，加强人员素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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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听庭监督管理
2、法律援助机构负责确定本机构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听庭监督工作组织实施。
上级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对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立案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组织进行听庭监督。
三、听庭监督主体
3、参与听庭监督人员为各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及邀请的人员。包括：
（1）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
（2）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秘书处接到法律援助机构通知后，委派的协会人员；
（3）受法律援助机构邀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等社会各界代表；
（4）本制度要求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安排的执业律师、执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四、听庭监督范围
4、法律援助机构所受理的所有法律援助案件。重点是较为重大疑难、群体性或有较大影响的典型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和各法律服务单位认为有必要听庭的案件。
五、听庭监督程序
5、法律援助机构在已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中，确定听庭案件，并向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机构及其承办人员发出听庭监督通知书。
法律服务单位对本单位所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认为有必要听庭的，应当书面提请本级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听庭监督。
6、法律援助机构根据需要可以指派本机构工作人员、专职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也可以通知同级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秘书处委派人员参加法律援助案件庭审旁听。
法律援助机构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听庭监督的应送书面邀请函，并注明听庭监督的权利义务和注意事项。
7、法律服务单位及其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在接到法律援助机构听庭监督通知后，应在案件开庭审理前三天，及时将开庭时间和地点报告所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并提供基本案情、书复印件、答辩状复印件等庭审相关材料。
8、听庭结束后，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组织参加听庭的人员对承办人在法院开庭审理案件过程中的辩护表现、适用法律、承办态度、庭审效果等方面情况进行评定。
9、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将听庭监督情况和对承办人的评定结论向法律援助案件承办单位及其承办人及时进行反馈。
六、听庭监督的内容和要求
10、听庭监督应当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评判。基本内容是：
（1）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对案件熟知程度如何；
（2）（辩护）准备是否充分，诉讼各环节是否按程序规则尽心履职；
（3）（辩护）词是否符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是否合理、准确，是否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有力的辩护；
（4）发言及回答问题是否能抓住争议焦点，简明扼要；举证是否有力，辩护分析是否合法、合情、合理；言行举止是否文明。
11、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做好与庭审法院的听庭协调工作。
12、听庭监督活动应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邀请二名以上人员参加。
13、听庭监督人员在旁听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法庭纪律，不得干扰庭审活动。
14、听庭人员根据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对案件的熟知程度、举证情况、书面(辩护)词质量等形成听庭意见，填写《法律援助案件听庭意见反馈表》，送交安排听庭监督的法律援助机构。
15、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征询受援案件当事人及其他庭审旁听人员的意见，必要时可以对受援案件当事人及其他庭审旁听人员进行问卷调查。
七、奖惩措施
16、全市法律援助案件的10%以上应当接受听庭监督；各法律服务单位自行安排听庭监督的法律援助案件每年不少于各自承办数的五分之一，否则，不得参与年度法律援助项目评优和市级法律服务单位评先评优，不推荐参加省级以上法律服务单位评先评优。
17、听庭反馈的《法律援助案件听庭意见反馈表》作为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机构和承办人考核评比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