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艺术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09-29 13: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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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艺术论文

篇(1)

2.插画与平面设计插画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历史悠久,它经久不衰,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与它的特性是密不可分的。插画的通俗易懂让人们能在第一时间读懂它所传达的信息,幽默风趣的特征展示着其独有的魅力,让人们更易与其产生共鸣。插画的独创性表现出设计师们独具匠心的创意理念,让人们在细细品味的同时爱上插画这门艺术。插画是平面设计的一个重要视觉元素,它可以弥补设计中信息传递的缺失,用最直观、最快捷的方式让人们在欣赏中接受信息。插画得天独厚的优势让其逐渐成为了一门独立的艺术,例如漫画的发展就是从插画慢慢演变过来的。如今在漫画产业繁荣的日本,一些出色的漫画作品直接影响着日本社会的发展。虽然插画开始逐渐走向独立,但它在平面设计中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撼动的。插画与平面设计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插画的日益更新给平面设计带来了福音,平面设计的创意提升同时也带动着插画产业的发展。

二、插画艺术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1.书籍装帧中的插画常言道,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承载着传播信息的功能,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媒介,那么如何做到与阅读者进行无障碍沟通呢,我想仅仅凭借文字的力量是很难达到的。插画的运用,可以将文字内容以一种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让书籍变得生动形象。书籍中的插画类型分为儿童插画、文学作品插画、科技插画这三类,其中儿童插画的需求量是最大的。例如在很多儿童读物中,大量色彩艳丽的插画替代文字内容吸引着孩子们的眼球。可见插画在书籍装帧中的运用是不容忽视的。

篇(2)

中美消费行为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篇(3)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佛教的传入在某种程度上给当时的人们以精神的寄托之外,同时也产生了中国传统插花的雏形——佛教插花。佛门称花为“华”,花、华不二,献于佛菩萨前的称为“献花”,“借花献佛”一词就源于此,散布坛场四周的称“散华”。佛教的十供养像香、花、灯、涂、果、茶、食、宝、珠、衣,其中又以香和花最为普遍。在坛场的供桌上,花更是重要的供品之一。佛经里有许多与花相关的典故和用语,如拈花微笑、天女散花、花开见佛、舌灿莲花、花果自成、花开莲现、九品莲花、百鸟衔花、梦幻空华、镜花水月、莲华藏世界等,都使花的精神更加提升。

另外,在东汉最初的佛教造像艺术中,如江苏连云港市孔望山的东汉佛教造像已出现了用莲花供佛的图像,在佛像之旁,一名高鼻深目的胡人右手执一枝三瓣莲花,用以供佛。东汉的康孟祥译的《修行本起经》中写道,“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度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的同时,佛教插花也传入了中国。佛教徒多在佛像前供花,或是在佛像出巡、佛经的讲授会堂上供花,主要有3种形式的供花:散花、皿花、瓶花。散花,就是用银线穿各色珠子以及莲花瓣、花形剪纸等,于佛像出巡或佛经讲堂时散下,以助其盛。东晋高僧法显在其《佛国记》中记载佛像出巡时:“门楼上夫人采女遥散众华,纷纷而下”。后秦的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亦有“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以诸华(花)香而散其处”。故而在佛画中多见飞天散花的形象,多源于此。皿花,是一种盆碗状的器皿内放置花朵、花瓣,供于佛像前。瓶花,是以宝瓶插上莲花,供养佛像,多喜用玻璃制宝瓶,象征光明、清净。在北魏时代的龙门石窟浮雕中,有一幅宾阳中洞的石浮雕画——《帝后礼佛图》,极为著名。此图表现北魏皇室成员拜佛之情景。其中一名贵族妇女,手执花束,以一枝盛开的莲花为主,两边各衬一枝比主花低的莲雷、莲蓬,比例恰当,十分美观,表现了当时插花供佛的情形。

南北朝时,以贮水容器插贮切花已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南史•晋安王•子懋传》记载,王子懋为其母求平安,献花供佛,众僧将所献的莲花插于铜罂之中,以水浸其根,使花不萎衰。《南齐书》记载:“沙门于殿前诵经,武帝为感,梦见优悬钵花于经案。宣旨使御府为铜花,插御床四角”。以铜为花,无萎谢之忧,插于床边,象征对佛教之信奉。汉魏六朝时期,道教插花艺术也已有雏形。在早期的道教仪式中,就有以花果祭神的习俗,并用大量的实有或幻想的花果代表着长生、成仙等愿望,这些成为道教插花的基础。早期的道教盛行神仙说,在汉代的画像石艺术中,多有西王母等神仙的画像石。西王母身边常有仙人随侍,手执嘉禾、灵芝,西王母本人手执嘉禾,如山东仓山县城前村画像。在当时,道教把西王母敬为善良的女神,故而以嘉禾、灵芝相伴。又如《拾遗记》,记有青莲、素荷、冰荷等仙境之花。在佛教和道教的双重影响下,汉魏六朝时期的插花的类型主要以宗教插花为主,其特点是追求清静恬淡,庄严肃穆。花材也多以与宗教有关的莲、灵芝、果实类等为主。

2隋唐的院体花在宫中流行

隋唐时期,国力昌盛,文化、艺术也得到了大力发展,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园艺技术的进步,为赏花、插花的广泛流行提供了物质基础。隋唐时,思想界实行三教并尊,宗教哲学进入全盛时期。当时,佛教中的禅宗盛行,禅宗六祖慧能,主张以顿悟之法领悟佛家真理。他喜爱梅花,所过之处常插梅花作为标志。隐含着佛理之喻,对后世禅家起到肇始之功。唐代卢愣迦绘的《六尊者图》中有缸插牡丹,为禅家花较早的图画记载。在举世闻名的敦煌佛教壁画中,绘着人们去拜佛时多执花枝或皿花供佛。在许多窟中绘有的手执托盘的飞天,凌空飞起,正是佛家皿花的写照。在《西游记》中描绘的观世音菩萨就有手托宝瓶中插柳枝的造型。另外,在佛家的讲经法会上,也设有瓶花为装饰。一幅绘有唐代高僧玄奘讲经的《玄奘讲学图》上,绘有两瓶莲花,花叶相称,成对装饰于讲经堂前,瓶中花型对成,组织严谨,以正中一高枝为主,两边各配对成的花枝。道教以崇尚长生、成仙,多吟诵使人长寿的松、枸杞等植物,以表心意。至于《八十七神仙卷》中诸位神仙手持的盘花、瓶花更是丰富的插花艺术资料。哲学上的兼容,促使了思想的一致,同时,隋唐时期,国家大一同,社会、政局较为稳定,呈现繁荣的景象。这种繁荣也影响着艺术领域,雍容华贵的气质、大气自由的精神贯穿于唐代的插花中。再加上盛唐时期,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为唐代插花艺术提供了发展的涨力。在这种背景下,唐代的插花艺术更加注重形式美。盛唐主导“势壮为美”,“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在花材的选取上,讲究雍容华贵的气质,主要以花形硕大的牡丹、芍药为主,此外,还经常选用一些富含吉祥的花材,如用梅、竹、松、柏、山茶、水仙、瑞香、月季、天竺、剑兰等十种花材,寓意“十全十美”。在插花的花型上也是以富贵壮丽的风格为主,故此时期的主要类型为宫体花,亦称院体花。宫体花,主要流行于隋唐时期的宫廷中,花材以牡丹、芍药为主,体现富丽之感。此花形体硕壮,色彩艳丽,花枝繁盛,结构严谨,装饰味浓,充满宫廷煊赫堂皇的气势,庄严大方。此种花型要求衬托平衡,避免过疏过密,花枝长度约为花器高度加半径之和。

3宋元理念花、心象花并蒂争辉

宋元时期,中国插花进入了普及时期。宋时,国力已不如唐时强盛,但毕竟结束了五代的割据局面,经济文化更加进步。花卉如牡丹、菊等品种进一步丰富,而其观赏更具多样性。插花艺术因而得以继续发展。元代继承宋代插花之余绪,也显得绚丽多彩。宋代提倡理性,三教合一发展到了宋代被统称为理学。理学是以宋儒论学多言天地万物之理而命名的,其中以朱程理学为代表。强调理高于一切,认为应存天理,灭人欲,极为重视道德思想;更进一步提倡阴阳互变,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观,要求人们静观万物,从中体会到时光变迁,宇宙奥秘。理学又是北宋以后政治经济发展的表现,宋代的社会动荡不定,许多文人士流为避现实多退隐于山水之间,寄情于山水花草之间,以表心意。正如周敦颐的学生程颢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对花开花落等景象更为敏感。因而,宋代花卉艺术更深入地倾注入作者的思想,表达着作者的高尚品德。宋代插花比之唐代插花更显得意味深长。理性内涵加清丽外形,具有清纯美丽的形态。宋代的社会比不上唐代的博大气概,文人不再狂放,而是内敛;不再激情汹涌,而是冷静地思考。宋朝的时代精神就是清雅、隽秀之气质。这种气质反映到花卉文化中,形成了精细描绘,以花抒写理性的主流。所以,在插花构图中,讲究线条美,常以梅花、腊梅等枝条来插制。这与唐代喜用牡丹的富丽不同。司马光《独乐园记》记述了他迁居洛阳后,难与时人相同而独居独乐园读书游赏的情趣。文中还记载了许多花卉,在其中独自逍遥“迁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事。……”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的儒士总是把哲思与花木、与大自然相联系。所以,文人义士常以花材影射人格,在花材的选取上喜用松、竹、梅、柏、兰、桂、山茶、水仙等寓意深刻的花材,表达人生抱负、理想等。表现在插花花型上,就是理性内涵加上清丽的外形,自有纯美的意境,因而,宋代的插花花型以理念花为主。理念花以瓶花为多,以理为表,以意为理,或解说教义,或阐述教理,或影射人格,或嘲讽时政。花材多用松、柏、竹、梅、兰、桂、山茶、水仙等素雅者。结构以清为精神之所在,以疏为意念之依归,注重枝叶的线条美。

元朝的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中后期,极为注重吸收以儒学为主的思想文化,继承了宋代的理学思想。与此同时,在艺术领域也继承了宋代的绪统,尤其是花卉文化继承宋代之风流,同时又具有时代特色。元朝实行的种族歧视制度,使汉族文人受到元统治者的歧视,落魄不得意,多追求闲适自在,不屑为官。所以,元代的艺术中有这种闲散、淡雅的味道。另外,还受到文人画和花鸟画的影响,插花多为借花消愁或表达个人心中的追求,花材多以梅、竹、菊、兰等名花表现文人清雅、闲韵、伤逝等情感,从而出现了“心象花”。心象花,为文人借花消愁以舒心中积郁所做,作品偏于狂怪孤傲,或荒寒冷僻,表现出浪漫、无拘无束、轻巧秀丽和潇洒,表达个人内在之冥想。花型不定,多种多样,花器也古里精怪,瓶花吊花不一,纯属作者心里的表达,他人不易领会其中之含义。这种花型与院体花恰恰相反,常人多不采用。

4明清新理念花、文人花、写景花和象形花竞相峥嵘

篇(4)

一、中国人看美国式教育:对253名幼儿园教师的调查

美国幼教专家凯米依在其《怎样教幼儿学数》一书中曾引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母亲要她5岁的孩子每天吃饭时给每人的盘子里放一条餐巾。家里经常是4个人吃饭,这个儿童平时能数到30甚至更多,但他在完成这一任务时,还是先到碗橱里拿来第一条餐巾,放在一个盘子里,然后再回到碗橱拿来第二条餐巾,放在第二个盘子里……拿4条餐巾就来回走了4次。当他5岁3个月16天时,才第一次想到要数盘子和从碗橱里拿来的餐巾,数好后才把餐巾分到每个盘子里,他这样做共持续了6天。到了第七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比平时多了一个盘子。他仍像往常一样拿来4条餐巾,但是当他看到有一个盘子空着时,没有再去拿一条来,而是把已经放在盘子里的4条餐巾收起来,放回碗橱里,然后又一次次地去拿,走了5次才完成任务。第二天,没有客人了,他仍旧走了4次,这样做了5、6天,他才发现要数盘子和餐巾。十天后的一天,妈妈告诉他来了一个客人,他仍像往常一样分发4条餐巾,但是当他看见有一个空盘子时,只是再去拿了一条餐巾。第二天,没有客人了,他先数了一下盘子的数量,然后再去拿来相同数量的餐巾。此后,家中再有客人来,他也能应付自如了。

这是一个非常“美国式”的教育案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的生动的发展过程,而他的母亲一直隐藏在后台。当我看到这个案例时,心中不由生出一个问题:中国的教师和家长会如何解读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的“中国版”又会是什么样的呢?为此,我以安徽省合肥市的各级各类幼儿园教师为对象进行了调查,共收回253份有效问卷。安徽省地处中国东部内陆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在国内居于中等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介于东南沿海和西部地区之间,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样本。

调查采用开放式问卷进行,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

A.您如何看待这位妈妈的做法?

B.如果您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您会怎样做?能不能说说您的理由?

前一个问题,可以反映出调查对象对美国式教育的看法;后一个问题,则可反映出中国式的教育观念和方法。为避免对调查对象产生暗示效应,问卷中没有明确说明此案例来自美国文化背景。研究者将教师们对案例中教育方法的评判进行分类编码:肯定(A1)、否定(含部分否定,A2)、未明确表态(A3)。同样地,也将教师自己愿意采用的教育方法进行编码:采纳案例中的教育方法(B1)、不采纳案例中的教育方法(B2)、未明确表态(B3)。调查结果以双向表的形式呈现如下。

结果显示:有143人对案例中的教育方法表示肯定,占57%。然而愿意实践这种教育方法的教师总共才有48人,占19%。有107人明确表示不会采纳这样的教育方法,占42%。在这107人中,有71人明确表示赞同这样的教育方法但自己不会去实践它。

二、不同教育观的文化差异分析

人的教育行为都是受其观念影响的,而教育观念又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不同文化背景中关于教育的看法和做法,也会因文化背景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从上面所述的案例以及众多中国教师对该案例的评论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中美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幼儿教育方法及教育观念存在什么样的差异。

1.案例中折射出的美国式教育方法及教育观念

仅根据一个案例就断言美国教育如何、如何,未免失之偏颇。我们愿意冒这样的风险,是因为它的确具有典型性。下面我们就对这个案例作一个深入的剖析。

这位美国妈妈的教育方法可以概括为:为儿童提供问题解决的情境,让儿童在自己的水平上、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让儿童在亲身的经历和体验中获得自然的发展。成人往往隐退在后台,并没有干预儿童的发展过程,更不急于将高级的或正确的方法直接教给儿童。

这种教育方法隐含了以下教育观念:

儿童天生具有主动探索和解决问题的动机,具有主动发展的潜能。教育应该创设环境,让儿童的这种潜能得以发挥。

儿童通过他自己的个人经验学习。只要给予适当的环境刺激,儿童就能自己获得发展。

在教与学的关系中,更倾向于关注儿童的学,而不是成人的教。这种信念,在皮亚杰的一句名言中得以充分体现:“你教给儿童的越多,儿童自己发现的就越少。”

2.调查结果显示的中国式教育方法及教育观念

根据调查的结果,仅有19%的中国教师会采纳案例中的教育方法,而42%的教师作出了“中国式”的回答。我们将这些回答选取一部分呈现如下:

如果我是孩子妈妈,我会在旁边稍微提醒一下,因为孩子还是太小了,作一下引导是应该的。

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我会一开始就告诉孩子家里有客人来,让孩子在发餐具时多发一份。

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妈妈,首先让他数盘子,再让他取相同数量的毛巾一一对应进行配对。先给他正确的示范,巩固数字和数量的对应,当家里来了客人时,让他操作,自己发现问题。

如果我是这位母亲我会及时纠正孩子,教育孩子(将)数和事实相联。

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母亲,我会先给予幼儿引导,让幼儿认识自己做法的错误,幼儿是没有太多思想的,所以需要父母和教师的引导。

我会给他提示,教他、启发他。理由是因为孩子年龄太小,可以在他动脑动手之前启发他。

我不会让他这么傻干,我会教他怎么去做,也许不会太直接,间接地去教他。

我会直接告诉他这个规律,因为这样更节约时间,不一定非要等他自己去发现。

以上回答虽然五花八门,但我们从中可以大致看到中国式教育方法的特点:成人为儿童设定一个问题的同时,也设定了一个“正确”的答案,当孩子不能正确解决问题时,或孩子的答案不符合成人预设的正确答案时,成人就会给予帮助。帮助的形式从直接告诉答案、指出并纠正错误、示范到启发、暗示或提醒,不一而足。

这样的教育方法所隐含的教育观念是:

成人比儿童拥有更为高级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因而往往掌握问题的答案,同时也有责任对儿童的学习给予帮助。

儿童具有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在学习情境中成人更强调儿童的“接受能力”即记忆和理

解,并将其看成是迁移和运用知识的前提。

儿童需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学习,但更需要在成人的帮助下学习。后者因为可以缩短学习所需的过程,少走弯路,更快地达到正确的结果,而被看成是更有效的途径。

在教与学的关系中,更倾向于关注成人的教,而不是儿童的学。认为教给儿童的越多,儿童的潜能就越大。

3.中美教育方法及教育观念差异的文化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美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方法和教育观念有着很大的差异。我们不能将这种差异简单地归结为西方家长拥有更先进的教育理念,或是西方家长的素质较高等等,而要从中美文化背景的差异去分析,方能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

我们以为,中美教育方法及教育观念上的差异根本在于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慈幼之心,古今中外并无二致。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其具体表现却有不同。

美国家长并不比中国家长更有耐心,也不是不如中国家长负责任。他们这样做,是基于这样的儿童观:儿童有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做事方式,成人要接受、理解并尊重它们,这是教育的前提。这种对儿童世界的发现和对儿童人格的尊重,实质上根植于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传统,即尊重个人、尊重他人(包括儿童)。即使在父母和孩子之间,也是平等关系重于权威关系。

但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权威”恰恰是一个核心概念。大到社会政治体制、小到家长结构中,等级和权威概念无所不在。在教育中,这种权威概念表现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控制,包括知识的控制和行为的控制。如成人将自己的知识强加给儿童、而不考虑儿童的理解,要求儿童按照成人的方法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等等。“儿童是需要教的”,这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对于儿童的基本观念。而在中国文化中,教的意义又常常等同于“告诉”、“教导”、“指示”。中国家长一方面忽视对儿童的接受和理解,另一方面又把“教”孩子看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正是中美教育观念的一个巨大差异。在我们的调查中,虽然只有60人(占总数的24%)对案例中的教育方法提出批评,但这些意见大多集中于一点,即美国妈妈的指导不力:

这位孩子似乎太累了,来回跑了那么多次,而家长为什么没有予以适当的引导,而任由孩子自由发现,发现时间似乎太长了。我比较赞同这位家长的做法,但我觉得家长还应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提示。

我认为这位妈妈没有及时对孩子的做法给予指导,而促使孩子很长时间做出笨拙的事情。在发现孩子错过几次以后,要向孩子提出问题,使孩子对自己的做法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至于走弯路。对孩子最后的(正确)做法应给予肯定。

佩服她的忍耐,我是急性子!虽然我知道让孩子去探索、总结自己去寻找答案,可是如果我给孩子上一堂关于节省体力的课,通过试验、举例,让他尽快找到做事的思维方法是否更好?

孩子在实践的过程中没有对所作的事进行总结的能力,发现事物的规律,成人即家长也没有及时地给予规范引导,以至幼儿在完成任务时走了很多弯路。

我认为这位妈妈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方法不对。

这位妈妈给了孩子做事的机会,却没有给他做事的方法。

上面引述的这些评论,或许可以映证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

三、反思中国幼儿数学教育

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应该如何对待文化间的差异?立场问题是首要问题。我们明确反对文化虚无主义的立场。那种“言必称希腊”、认为西方教育理论就代表着中国教育的进步方向的观点,实际上是无视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存在。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生长的土壤,也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文化的多样性使得世界丰富多彩。只有在追求文化多样、承认文化差异、保证文化平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行文化间的对话。也只有通过文化间的对话,才可能促成文化间的理解和交流,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这也正是本文的写作动机所在。

在对中美教育观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之后,我们有必要回过来反思中国的幼儿数学教育。当前,很多人对幼儿园的数学教育提出了批评,但是中国的幼儿园数学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数学教育的改革又应向何处去?也许文化差异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1.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幼儿数学教育?美国式教育给了我们什么启发?

如前面的分析所言,在中国传统的幼儿教育中,确实有很多做法是值得批评的,集中表现为儿童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就数学教育而言,我们还常常看到,幼儿园的教学方法仍是教师示范、讲解,幼儿记忆、练习。在教学过程中,幼儿缺少操作和体验的机会。而这正是美国式教育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的确,我们的教师应该更多地关注儿童的发展过程,应该给儿童更多的机会去体验,特别是引导儿童自己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

但是,有人把传统幼儿数学教育的问题归结为教得太多,甚至提出幼儿园无需数学教学,我们不敢苟同。事实上早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学生数学能力明显优于美国学生,这和早期数学教育实践中手段和方法的不同大有关系(林嘉绥等,1999)。国外也有类似研究表明,数学课堂教学的组织和方法等因素是儿童数学能力发展文化差异的成因之一(周欣,2004)。而更多来自教育实践的经验均告诉我们,幼儿数学教育对于儿童数概念的发展以及数学思维的发展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由此看来,学科取向的课程设计、集体形式的教学组织、教师主导的教学方法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做法,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数学教育领域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总之,对待中国传统的幼儿数学教育,我们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而在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潮流中,我们更应警惕“将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泼出去”的做法。超级秘书网

2.传统的教育方法有可能改变吗?应如何改变?

应该看到,我们的幼儿数学教育实践正在发生一场变革。可以说这也是文化对话的结果,或者说是西方教育观念影响的结果。从调查中就能看出,超过一半的教师对美国式教育持肯定态度,其分析也深得其精髓:

这位妈妈是个聪明的好妈妈,表面看上去她没有做什么事,但就是通过这段过程,锻炼了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让孩子能有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经验。

同意这位妈妈的做法,这样孩子对这种体验记忆更深。

孩子在给盘子分毛巾的过程中确实走了许多弯路,但是在一次次的分配操作中,孩子终于一层层发现,一步步地靠近捷近方法,虽然母亲没有过多的引导,但在整个过程中孩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晰可见,或许母亲的引导可以更便捷地帮助孩子找到方法,但却束缚了孩子动手动脑,以及尝试探索的权利。

给孩子一个独立思考、独立分析、独立解决问题的空间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孩子去亲身体验、亲身经历事情后,才能真正理解事物变化的原因。

我要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我会让他自己去做,发现问题,如果只是家长一味地去告诉他,他并不能真正地理解,所以只有让他自己去犯错误,自己找到正确的答案。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数字:有71人明确表示赞同这样的教育方法但自己不会去实践它。她们的

理由也比较相似:

她很了不起,很有耐心等待,她看重的是过程,让孩子自由探究。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我没有这个耐心,可能会给他一些提示,或者让他想一想,怎样才能每人一条毛巾。

看到这个故事,我很有启发,知道这种做法的好处,但有可能懒于实践。

虽然这位母亲让孩子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困难再让他自己慢慢走出误区,但孩子走了很多不必走的冤枉路,如果在教育研究中,这是一个好办法,但这是在日常生活中,绕路太多。

也许不会像上面那个母亲一样,还是给孩子灌输,告诉他该怎么做。觉得有点太浪费时间。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们在这里引述这些教师的语言,是想说明这样的观点:西方教育理念已经并正在影响中国教师的观念,然而从观念到行为的转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其中,既受制于教师对教育理论的理解程度,更受制于传统文化的惯性力量。不过,我们欣喜地看到,不管这些教师心中是否存在明确的文化意识,变化仍在她们的身上缓慢地发生着。这正是文化对话的结果,也是文化对话的追求。我们希望“西学东渐”的结果不是改变中国人对教育的理解,而是丰富中国人对教育的理解。

参考文献

[美]康斯坦斯·凯米依著.方观容等译.怎样教幼儿学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

篇(5)

中图分类号:J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7)03-0079-03

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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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与西画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民族性的不同,进而衍生出艺术自身表现方式和技术特点的各异。所谓艺术的民族性,就是指由民族历史的思想文化所决定并体现的区别于其他民族同类要素的特质,它是艺术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内因。同时,艺术的发展是建立在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民族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基础之上的。中国画,特别是由于中国文人的参与,逐步把这门艺术同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结合起来,把艺术表现同人与自然的关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艺术体系,也构筑了中国画艺术与世界其他民族艺术的本质区别。

中国人的宇宙观其实是受道家、玄学思想影响而形成的。道家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贯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始终。而西画则更加崇尚自然、科学和理性。中国绘画的艺术个性主要表现在意象和气韵两个大的方面,用气韵来表达神采。由于气韵是以人的个性情调为主要内容,所以在绘画中个性风格同样是指一种个性化的精神特征,中国绘画的这种侧重于内在精神气质方面的特征,与西方侧重于外在形式语汇差异的个性表现特征明显不同。具体表现在:

一、表现语言的差异

“空”的意境与“有”的实相

中国哲学中长期存在着“有”与“无”、“虚”与“实”的论争,中国艺术精神的出发点便是“无”,所谓道的境界就是“无”的境界,“无”生“有”,“有”生万物。WWW.133229.COM“无”之所以生“有”,在于“无”中充盈着创造动能的“气”。宇宙大气流行,衍生万物,所以中国艺术以气为本,中国绘画是一个“气”的世界。在这个气韵流贯的世界中,有音乐式起伏流动的旋律和舞蹈式回旋变化的节奏,以气为根本的中国画的构成,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是把时间和空间结合在一起,用一种流动的眼光、移动的立场摄取世界。流动的眼光、变换的视觉,也就是中国画中所谈的散点透视的方法,这早在山水画之前的人物画中就已形成了。因为情节中存在明确的流动时间,画家需要把不同时间、地点、情节表现在同一时间、空间和构图之中。

从“无”出发,以气为本,决定了中国画尚虚、尚空的意境。在空寂处见灵动,在灵动中见精神。强调人与宇宙、自然的情感交流。能空能虚是实现中国画意境的重要前提;虚实相生相变,虚实对立统一,是中国意境构成的辩证法。在中国画中,有形亦可以虚,无形亦可以实,如云、水、烟、霞,绘画时不用笔墨便化为虚像,画中的空白在实物的对照下,又显示出云、水、烟、霞的实景。

这种以气为根本的中国画,落实在“意象”的塑造上,便是通过笔法和墨法追寻物象的骨气,赋予自然物象以生命感、运动感、灵动感。因而中国画要求笔墨不被物象的表面形式、表面形象所拘束,笔墨的点、线、皴、擦必须从实体中解放出来,这样就导致对逼真的光影体感表现的遗弃。由于受西洋雕塑、实感、体面的影响,出现了晕染法,但最后晕染只深藏在浅的节奏中,对体面只做出一种暗示。中国画的主要语汇始终是线,因为线是时间和空间、情感和理性相融汇的语言,线的韵律是大气流行和变化的具体形象。

西画艺术的出发点是“有”的概念

西画是从实体出发,实体是主动的,占据空间的,并在空间中流动、生存、伸展。表现在西画艺术上,就是采用几何学的透视法,把人的视觉几何化。通过光影透视表现远近、明暗层次,把人的视觉物理化。总之,西画借用科学的合理而真实的空间感表现着自己实有的空间意识。西画同古希腊的雕塑有着渊源关系,在二度空间表现三度空间,使绘画真实再现,物体仿佛可以抚摸。这种有节奏的明暗和光影,加强了对物体结构块面的理解,由此而来,线在光影中消失了,只有面和体积的存在。所以西画(现代派之前)大都否认了线的存在,不过在作画时又难以完全逃避线条,因此就从纯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线条,认为线只是面的压

缩。

二、色彩上的差异

中国画的色彩,在传统绘画理论中有南齐谢赫《六法论》中的“随类赋彩”一说,它比较尊重物象的固有颜色,但是并不是机械的“自然主义”,而是敢于突破物象本身的色彩特点,代之以从情感中酝酿的色彩。画家的色彩感不同,从而导致作品的色调也不一样,如齐白石晚年的花卉用色艳丽,而吴昌硕的色调含蓄而雅致。

所谓“色彩感”是画家对自然界色彩进行抽象而产生的一种情绪,山水画尤其注重这一点。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静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这是画家在一年四季中,经过观察而得出的感觉。中国画的色彩具有浓烈的装饰性,颜色单纯而不失凝重,更趋于非理性。传统的水墨画,强调墨即色,墨分五色,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水墨画是开了“抽象”的先河,比西画的抽象要早很久。

在西画中,对色彩的规律的研究已系统化、科学化。色彩本来就是光线的具体化,物体的颜色是千变万化的,光线的变化而导致物体色彩的变化,物体的色彩是固有颜色和环境颜色的综合体。这种色彩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在印象派(马奈、莫奈、德加、雷诺阿等)和后期印象派(凡·高、高更等)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因为色彩是最容易被我们感受到的,在现实世界中自然物象的色彩不论是明快还是暗淡,是强烈还是柔和,都会直接地影响人们的精神。所以,色彩不仅是西洋绘画的重要的造型手段,也是西洋画家表现感情的重要手段,这一点上,西画和中国画可谓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三、观察方法的差异

西画十分强调观察方式的必要和重要,注重通过写生来仔细观察、研究物体,直到它变成心中的“第二自然”。所以模仿的方法和数学逻辑,构成了西画中科学再现客观世界的基础。这种理性的形式分析方法,始终是西方艺术观察、理解世界的主要方法。在中世纪,人们认为“一切艺术和科学都是以数为基础”,认为美是适当的比例和鲜明的旋律。文艺复兴时期则把艺术上的形式主义拉到科学的怀抱。达·芬奇在一个圆形里分析了人体的比例数及其整体上的圆满,运用几何的方法对人体作了既精确又理想的歌颂。事实上,诸多的艺术家又是著名的数学家、建筑师。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都陶醉在几何、透视、解剖等形式的分析中,而在以后的各个时期的作品中,很难找到文艺复兴大师们那些具有理性的精确和结实的素描。这里所说的其实也是西画写生的一大特点,即真实地再现对象,也就是形象的再现。

而中国画的传统观念与这种观念完全是大相径庭。中国画强调的是“意象”,是画者情感化的物象。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于山水间”,通过对物象进行默记、整理,用高度概括、凝练的语言表现物象,撇开一切能左右物象形态的琐碎的东西,使物象更加集中而具有表现力。这样一来也就忽略了时空对物象的约束,可以更好地表现物象的精神气质,如山水画里面“画山不看山,画树不看树”的理念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四、构图中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

中国画家对于构图不是从形式上看待,而是从观念上把握。这种观念的把握不是靠理性分析去认识,而是靠身心去体悟。中国画家对构图的体认,使得中国画家对于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有着天生的自觉,甚至在他们心目中,诸如虚实变化、疏密变化、开合起伏、平衡和谐等等形式因素本身亦是“道”的体现,故而不遗余力地开掘其意义,将其提升。正是这种有意无意地将形式湮没在内容中的事实,使得中国画家们一直未能对形式,诸如构图作一番单独的、翔实的、综合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画构图的迷失,相反造就了一系列独特的构图观。如因为强调天地同观,因而产生了咫在千里的“映远法”和散点透视,产生了“天地位”;强调阴阳关系,因而注重虚实、疏密、接势、回势之说;强调时空一体,便有了长卷式构图……

中国画的构图其实就是经营位置,其主要的构图规律就是运动透视(散点透视)的具体运用,可以把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物象相互联系在一起,这是西画所不能的。再就是经营黑白,所谓计白当黑,知白守黑,注意画面黑白的安排处理及虚实相生的变化。

而西画则比较尊重科学,采用合理的焦点透视来表现事物的变化规律,采取科学的切割方法(包括黄金分割的方法),在不同的视点和视角中表现不同的物体,更趋于科学和理性。发展到现代,不论是中国画或西画,在构图上都倾向于构图的标志性:把自然的空间进行更有序的组合,打破常理,使之更规范,更具艺术感染力。

另外,这两个大的画种的工具材料和作品的形式也不一样,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决定了其技术特征:“三矾九染”,作品的结构形式丰富多彩,强调诗书画印合一。而西画则充满着理性的光芒,画面厚重,色彩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

当然,中国画和西画在发展中相互不断地影响着。国画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吸取西画的一些长处,比如透视、解剖、写生以及光色的研究。这期间老一辈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都做了不朽的贡献。林风眠在《东西艺术之前途》中总结说:西方艺术是以模仿自然为中心,结果倾向于写实一面,东方艺术是以描写印象为主,结果倾向于写意的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画的写实性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而这一点又是与院体风格的西化分不开的。

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出现了东方美术热,西方现代绘画中流动着东方的血液,闪烁着东方的神采。表现在绘画方面,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及日本画入欧洲,被人采用,便发生了‘印象派’……”马帝斯为中国的线描艺术所折服,其作品“单线平涂”的装饰性和克里姆特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与借鉴,在他们的许多作品中都打上了中国画风格的烙印,还有如凡·高等许多画家都受中国画很大的影响。但不管怎样,艺术只有根植在民族的土壤中,才会保持自己独特的发展和个性的魅力。中国画也好,西画也好,不管如何发展或融合,但评定其艺术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艺术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高度统一和完美,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参考文献:

[1]《绘画,东西方文化的冲撞》,王庆生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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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过比较让学生了解中西文化差别。大学英语假如可以在比较中进行学习与使用,能够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通过比较,教师能够让学生将中西两种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让学生获得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比如英美人士在接受别人表扬的时候,是愉快接受的,但是中国人却是寒暄一番。再比如问年龄,对西方人来讲那是侵犯他的隐私,而对国人来说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可以说,通过中西文化比较,能够让学生充分了解英美国家存在的一些文化禁忌,在彼此交流的过程中不至于陷入尴尬境地。教师应该教会学生讲英语是不难的,关键是教会学生如何讲好英语、更得体讲英语却是非常不容易的。英语讲话得体的关键是让学生能增强文化底蕴,加强其跨文化交际意识。

第四,充分挖掘大学英语教材内容。在大学英语学习过程中,词汇学习是较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大量的单词、短语以及句子都具有一定文化内涵。比如最初的美国黑人被称之为是Negroes,但是随着黑人反压迫运动的逐渐兴起,黑人群体开始为自身的肤色感到自豪,就开始使用Black这一词语,而原先的词语Negroes则几乎不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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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中西方的文化起源开始追溯,通过宏观而理性的比较会看到,中西方在各种文化现象、形态和成果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中国一直是以大的群体文化作为依托,强调人在社会上的人际交往关系,也就是中庸之道所主张的“他律性人格”,对待重大事情都不做出明确选择,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既明哲保身也不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西方人则注重自我的内心感受,对新鲜的事物都会充满好奇,是典型的行动派。

一、文化与人格的辩证关系

1.中西主体内涵不同。一直以来,自我都是人格主体的主要部分,而对自我的阐述也存在区分,即:内在自我、人际自我、社会自我。中国长期以来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到现在还有许多伦理道德观依旧被人们保留和接受。中国人在集体社会中都会将人际自我放在首位,在对自我人格塑造时,注重考虑别人对自己的设计,看重共性多于对个性的发展。因此,价值观中的“仁”要远远大于“私”。而西方社会则恰恰与之相反,内在自我是每个人人格的核心部分,尊重个人的个性发展,很少受到外界因素干扰,内在的自我成为支配人际自我和社会自我的关键因素。2.形成性格特征的动力不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西方之所以会存在性格特征上的差异,就在于其文化起源的发展动力上的区别。也就土地和海洋文化的区别。中国是在陆地上发展壮大起来,一切文化都深深植根在大地之中。在传统的社会中,中国人民就存在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因为肥沃的土地为人民满足了人们一切的需求,农业尤为发达。但正是由于这种农业经济的制约,在天灾往往无能为力,只能任其发展。这也就是中国人身上所普遍存在“宿命思想”和巨大的坚韧性的来源。如果说,中国是“大地宠儿”,那么,西方国家则是海洋“骄子”。在海洋中求得生存,就必须要与海洋进行“搏斗”,要具备强健的体魄、敢于冒险探索的精神和强大的意志力。于是,在西方人的多次探索之中,证明了地球是园的,并不是中国人口中的“方”的。3.人格差异的外化。人格对于每个人的外在行为都存在驱动性,它决定了着人所追求的事物,也影响着人的价值体系的建立。以“仁义”为主导的和谐中庸社会价值观,在中国已经存在数千年了,所以中国人对事情的判断并不全在于对事实陈述,情理道德也对人存在着影响,处处充满“人情味”是中国人在遇事处理上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法律就是中国人格最明显的外化,在利用法律处理事情时,证据不一定能决定案件的走向,人心的价值判断才是最重要的依据。而西方则是“冷血”的,西方人关注事实,注重真理。其行为准则不受他人影响,充分表达自己的期望,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这样以“内在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也存在很大的弊端,西方许多的校园流血案件的起因正是因为犯罪者标新立异,好走极端的人格。此外,在发明创造中也能充分体现中西方人的差异。中国人注重发明创造在生活中的使用价值,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等,表现出中国人保守的人格特征;而西方的发明创造在于追求独特,这样的行为则说明了西方人对个性上的追求。

二、文化融合下的中西方人格整合

1.正确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性。随着世界对孔子文化的推崇,中国的儒家文化在世界各地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价值观念也或多或少地发生了改变。这样的一种文化整合现象,让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中西方文化差异性的整合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正因为存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所以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进行有效的整合,取长补短,从而更好地对中西方人格的差异进行整合。人格本土化的提出主要是鉴于西方人格研究理论的术语中,存在与中国人民的观念的明显的不相容的结论。所以人格研究本土化要求中国对人格的研究要基于中国的实际,针对中国人所特有的心理和行为进行探究。也就是说在人类所具有的人格共性中,根据中国的传统、历史等因素发现中国人自身人格中所具有的个性,并以中国人的习惯对这些人格进行分析解释。对中西方人格的整合,是基于对中西方文化整合的基础之上的,是对“土地”和“海洋”人格中的优点的整合,为健康健全的人格树立更好的标准模板。由此可以看出,中西方人格上的差异是蕴含在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中的。但也正因为这样差异性的存在,才形成了两者文化和精神上的互补。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性,所以中国人格注重“人际自我”,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价值观,所以西方人格注重“内心自我”;中国人求实用,西方人重创新……两者之间都存在着优缺点,所以对中西方文化差异性的整合就显得十分的有意义,不仅会对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促进功用,还有利于加快对中西方人格上的整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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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是日本的一种传统文化,并且有着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以及相当多的鲜明特点。在日本的茶道当中,生活与哲学以及相当多的内容是分不开的,而茶道又是完整地体现了这些内容,能够把人们从最为平凡的世界当中,形成一种全新的美学境界,并且对于大多数的日本人而言,茶道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美,它不仅仅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文化,还是文化中生活的一种体现,能够对人们的精神境界发挥出最为直接的功能。在实际的文化艺术方面,茶道本身所涉及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不仅包括了基础的诗词、绘画、建筑、书法,还包括了深层次的工艺美术,这是一种意境上的动态美感,其赋予了茶道相当多的独特韵味,使得茶道能够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和认可。并且茶道在实际的文化艺术形式当中,所形成的表现形式是十分直接的,包含着多种文化的综合和创新,尤其在工艺美术的彰显上,有着自身独特的风采。在日本的茶道当中,对于茶道的境界美有着相当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人们要有较高的欣赏水平,而且要有一定的品茶爱好,否则,很难感悟其中的美感,因而日本的茶道又是一种庄严的形式风格。但是不得不说,日本的茶道文化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比如在喝茶时候的环境必然是静美的,而环境是清美的,风景则是幽美的。

1日本茶道文化当中的工艺美术总谈

工艺美术本身是以工艺为原型的,而且是在工艺当中体现出一定的美术特色,给予人们独特的美感,但是在实际的日本茶道文化当中,却过多的包含了这种艺术特色。日本茶道文化当中的工艺美术,具有相当多的鲜明色彩,首先其体现在风景的幽美上。由于对茶道的美感体现需求,日本民众很多会选择将品茶的地方放置在一个幽美的环境下,以此来衬托茶的味道之美,而它本身也是工艺美术当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其次是清美的居室。在日本,进行品茶的时候,通常都比较静,并且室内的环境也比较优越,给人一种品茶的神圣感觉,不由得一切外物来打扰,担心可能破坏了茶道的整体美感。接着是纯美精致的品茶器具,由于实际的日本茶道具有最为切实的需要,因而在实际的工艺美术彰显当中,必然要选择一些精美的品茶道具,而这些道具的存在,无形之中加大了茶的整体美感。最后是品茶的寓意,与工艺美术进行了很好的结合,所体现出来的韵味相当多,而且异常的唯美。

2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基础工艺美术彰显

2.1景幽在日本茶道文化当中的工艺美术表现,首先体现在景色的幽美上。但是在实际的理解当中,人们却将幽美误当成了优美,虽然两者都可以形容环境的美丽,但是,放在这里去形容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却应当是幽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的茶道文化所包含的工艺美术是一种工艺的美,而工艺所形成的环境,如果用优美来形容,仅仅来说明环境的一般美丽,但是幽美却可以实实在在的体现工艺的过人之处,将工艺与美术完全地结合,形成了不一样的景色美感。在日本的茶道文化中,人们习惯于处于较为幽美的环境下进行品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传统的日本文化思想中,品茶属于十分庄重的生活艺术,需要用心去对待,因而选择品茶的环境便成为他们的头等大事,并且在很多我们熟知的日本品茶环境当中,都处于十分静然的一个环境,不会有其他人进行打扰,并且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表露出崇高的敬意。2.2室清在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彰显,室清应当属于人们最容易理解的内容之一,即保持品茶室的整洁和安静。通常而言,在开展品茶的时候,日本人会选择与来访的客人进行单独的品茶,而将其他的下人支开,以保持居室的清净。并且每一次来到品茶室,都可以发现环境相当的整洁,并且几乎没有人来过的痕迹存在,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每次品茶结束或者品茶前,都会对品茶室进行一定的打扫。而这里的工艺美术主要体现在品茶室的装潢都进行了一定的工艺改善,使它的外观和内在保持同步,进而实现唯美的品茶环境。

3日本茶道文化中的深层次工艺美术

3.1器美如果经常涉及一些日本的电视节目,可以发现其中进行品茶的时候,所选择的品茶器具都十分的优美,并且对这些器具进行细致的观察,可以发现每一处的品茶器具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所有的品茶场景都涉及一定的优美器具,而这本身也属于对茶文化的一种尊重。在日本人的基础修养当中,品茶的器具一定要保持较高的艺术感,并且能够给人一种品茶的优越感,否则会使得整个品茶过程严重的失去意义。在品茶的时候,日本人所选择的器具都是一些十分精美的器具,而这些器具也仅仅被当做饮茶的器具,并没有其他的作用。同时,由于品茶的时候,有了这些美丽的茶具,会给品茶的整个过程赋予一种特殊的色彩,甚至会带来很大一部分和谐。3.2意深不得不说,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彰显最多的就是品茶的意味,工艺在于纯良唯美,而品茶的过程也是一个精纯的过程,需要经过逐步的淬炼,进而形成最终的艺术。品茶在日本的文化当中,本身就是一个艺术的存在,它对于人们的诸多艺术宣传,最主要的体现在于其具有相当唯美的煮茶、泡茶、饮茶过程,而每一个过程当中都有着需要注意的点儿,而这与工艺的形成不谋而合,都由于工序上存在着相当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因而在实际的品茶过程当中需要尤其注意,给予品茶实质的美感。而且品茶品的除了茶以外,更多的是一种意境,一种唯美的意境,需要人在品茶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体会。日本民众在品完茶之后,都会进行沉思,将茶的味道进行深层次的融化以后,才会对茶进行一定的赞美,并且这种赞美往往都是由心而发,能够带领品茶的双方进入较高的品茶意境,而不会单纯地停留在品茶的表面形式当中。

4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可以总结为景幽、室清、器美、意深,并且其中的每个工艺美术特征都在茶道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彰显,也会在以后的发展当中衍生出更多的音乐美感,使人产生相当多的艺术气息,进而深层次地融汇在品茶的过程中。对于品茶的认知,工艺美术应当与其有着相当多一致的特点,尤其是品茶的过程需要从第一个工序到最后一个工序,期间相隔了比较长的等待时间,而茶道的寓意在于心静和唯美,因而,在品茶的时候,需要认真欣赏周边的环境以及居室内的温馨,进而使得茶道文化能够得到深层次的寓意渲染,同时品茶也是一门艺术,需要与工艺美术的各个审美特征进行一定的融合,实现不一样的品茶意境,并给人以独特的茶道美感。

参考文献

[1]袁宙飞.日本茶道视野下的日本平面设计之美[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3,(04):52-56.

[2]宋珊.中国古代茶文化及其审美意蕴[D].山东大学,2011.

[3]高红.“自然”与日本茶道美学[J].农业考古,2008,(06):171-173.

篇(10)

引言

东西方文学在观念和表述上,都有各自独特的艺术形式。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一直成为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影响长达数千年。这种影响也辐射到周边一些国家,它已经深入到我们日常行为中,成为具有东方特色的思想文化。西方的文化是建立在宗教和历史文化上,在两种不同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思维的运用,使得东西方文学领域中语言的表现各不相同。虽然同一种事物在表达思想上意思相近,但表达方式和语言运用各具特色,呈现出不一样的体现。

一、中西方文学体裁和文学理论之间的差异表现

中国语言和文字流传下来的文学名篇及典籍浩如烟海,不论数量还是种类,都令西方世界叹为观止。从文学起源上看,中国文学是从最初民谣、俚曲、诗歌形式出现的,最初的这些文学形式短小通俗,表达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诗歌在体裁和表现形式上都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五言诗、七言诗、词牌、歌赋等艺术形式。诗的长度和种类也在增多,表达的意思也更加精湛和富有神韵。戏剧和长篇小说,直到明清时期才有大范围的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学表述上,一直重视意境的体现,这也成为我国文学写作的特色形式,即“意境”,最高境界是虚幻的形态和意境之美。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家评判作品价值和对作者艺术风格、写作进行衡量的标准。这种意境的表达,使得中国古代文人在诗歌等文学形式的创作上,穷词追意地以其简练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写作形式在中国古代唐宋时期达到巅峰,也是文言文发展到极致的表现。随着后来白话文逐渐普及,但对文章神韵和意境的描写表现成为中国文学表现的特点。

在西方社会,文学启蒙也是以诗歌、俚语开始,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类文化起源的共性。但与中国诗歌发展不同的是,西方世界对诗歌的创作往往采用长篇来表述,而中国的诗歌更加注重言辞精炼和神韵体现。西方文学史上,长篇叙事长诗、史诗和小说戏剧更加多见。在西方世界的文学表现中,更加重视对所要表达事物的实际描绘,而轻视其意图表现。不论是莎士比亚还是雨果等作家的作品,都以这种方式呈现其文学艺术特色,对真实的客观事物描述要远远大于其意义的描述。因此,西方文学逐渐形成真实描述直达主题的艺术特点。这种文学形式是要求作家、诗人能用自己的文笔语言,像肖像画家那样,能够绘出人物原貌,并能够表达得比原物更美。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不论史诗、小说、戏剧文学,大都采用鸿篇巨制的写实手法来表现。

二、中西方表述形式在文学中的体现

从文学内在因素层面来对比,中国文学更加注重悲欢离合与精神境界的结合,在传统思想下收放适度。而西方文学在这里却突出悲欢离合、灵与肉的分离,经常出现大喜大悲、情绪极度反常的现象。这使得西方文学中悲情结局更加浓重,这也是西方悲剧小说创作众多的特点之一。在中国古代经典作品中,《关雎》是最早的一部作品,孔子曾高度评价《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这里的不是荒,而是对作品内容掌控得当。作者对人物感情和故事情节描绘具体生动,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体现出中庸之道的特点。这种文学理论的形成是深受传统儒家理论的影响,成为传统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

西方文学表现则恰恰相反,传统西方文学来源于古希腊神话,很多成分是演绎神话英雄故事和历史传奇。在故事演绎过程中多数作品十分理性严肃,逐渐演变成作品的悲情成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一书中曾专门探讨古希腊悲剧特色,在悲剧世界中,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会引起读者的同情心,在他看来,古希腊悲剧的人物命运以及故事结局的安排,就是希望能够引起读者了解世界的变幻和命运的无常。在感受命运无常中,体会人生的意义和心灵得到的净化。为了突出悲剧效果,古希腊悲剧中的故事冲突往往事发突然而且无可挽回,这让故事主人公经常深陷险境,被命运打压到极限。随着主人公顽强的毅力与命运不断抗争搏斗,观众读者都会体验到主人公与命运抗争的残酷。这让读者在感叹命运不公的同时,更能够审视现实命运。

三、文学审美形态的差异

传统中国文学讲究工整对仗,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相对和谐统一。这使得中国文学更多表现出理想与现实的结合特性。而外国文学讲究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分离。外国文学的这种特性,从古希腊神话时代就已经开启。古希腊神话中酒神与日神的严重对立,神话作者所选用的表现手法将人物的善恶美丑,以相对明显的对比进行呈现,这使得西方文学中感性与理论、恶魔与天使的对立表现经常出现在作品中。

以《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剧情开始之时,罗密欧还对爱慕的女孩产生幸福的幻想,可到了第二幕,朱丽叶的出现,使罗密欧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两个人相互爱慕很快就秘密结婚。在罗密欧误杀朱丽叶表兄,为两个人的结合设置了又一道障碍,在罗密欧被逼出走,朱丽叶被父亲强迫嫁人这一系列的感情挫折遭遇后,两个恋人的感情之途蒙上浓重的阴影,故事矛盾冲突已达巅峰。这种情感和现实的强烈反差,符合西方人的审美特点。而《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两位主角,朝夕相处长达三年,时间的长久,感情的积淀让他们的感情得到升华,也让彼此对对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这种感情的积淀和升华,让读者有水到渠成之感。

中国文学侧重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性,这与中国传统思想道德伦理有直接关系。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结果,正是体现了这种现实意义。一对恋人的爱情是建立在深厚感情基础之上的,两个人的双双离去是现实社会制度所造成的。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的悲剧成因与中国人的思维有很大反差,更加偏重理想主义倾向。如果不是送信人送错了信,这一对恋人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如果罗密欧不服毒自尽,他们也会幸福牵手,但故事情节在这里的起伏剧烈,体现出中外文学对情感处理的不同表现,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审美意识形态的不同之处。

结语

中国文学中语言的精练、意境的深远、含蓄的表达处理,将中国特有的文化内涵与魅力展露无遗,如古诗词中寥寥数语,就将叙述事件以及深远含义、映射都涵盖其中,读之令人回味悠长。这种文学艺术表现,曾令其他民族文化叹为观止,这种艺术特色也成为中国文学独有的艺术特征。西方文学艺术表达方式与中国文学艺术有明显的区别,其文学理念的构成也使得西方文学在表达方式上,更加注重实际和直白表述,这也成为西方文学表述场面细腻,对事物,以及人物形象特点勾勒更注重写实风格的体现。这种文学艺术审美价值观的不同,使文学艺术产生不同的风格与特色。语

参考文献

[1]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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