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新民主主义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1.D 2.A 3.C 4 .C 5.A 6.B 7.D 8.C 9.C 10.D

11.C 12.B 13.D 14.C 15.C 16.A 17.B 18.D 19. 20.B

21.A 22.D 23.A 24.A 25.B 26.D 27.D 28.B 29.B 30.D

31.C 32.D 33.A 34.B 35.C 36. 37.A 38.C 39.D 40.B

41.答案要点 错误。

篇（2）

1.D 2.A 3.C 4 .C 5.A 6.B 7.D 8.C 9.C 10.D

11.C 12.B 13.D 14.C 15.C 16.A 17.B 18.D 19. 20.B

21.A 22.D 23.A 24.A 25.B 26.D 27.D 28.B 29.B 30.D

31.C 32.D 33.A 34.B 35.C 36. 37.A 38.C 39.D 40.B

41.答案要点 错误。

篇（3）

二、关于入队年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纲领上，原规定“吸收七岁到十四岁的儿童参加少年先锋队”，现改为吸收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儿童参加少年儿童队，从七岁提高到九岁是考虑到在中国九岁以前的儿童，在身心发展和智力方面接受少年儿童队各种要求尚不够条件，从十四岁提到十五岁，是考虑到十四岁的少年到了入团年龄，但还不够入团的条件时，仍可以留在少年儿童队里进行教育，这样使少年儿童队和青年团在年龄的连接上保留一个伸缩余地。

三、关于少年儿童队的性质

在青年团中央关于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决议第二条上，对于少年儿童队的性质巳有决定。因为培养和教育整个少年儿童一代是青年团任务之一，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少年儿童队必须在学习和各种集体活动当中，团结和教育广大少年儿童。不能在这些方面使队员和非队员之间有很大界限，以保证少年儿童队的广泛性，在组织少年儿童队的步骤上，首先从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儿童当中，吸收愿意进步积极参加活动的少年儿童参加并逐步发展，使在推动整个少年儿童进步上起积极作用。

四、关于决议第三条的说明

（1）在学校、工厂、村庄（乡）、街道有少年儿童队组织的各单位设立队部，各单位以上不设队部，这是考虑到刚建立的少年儿童队，其自治能力和其他条件不可能有自己的单独组织系统，因此规定少年儿童队，直接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级团委少年儿童部负责领导。

篇（4）

自由泛滥。

解释：指某种错误的思想言行没有约束，到处扩散。出处：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十六：“如果让资产阶级这样猖狂进攻，自由泛滥下去，真的像陈市长所说的，我们国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不能建设成功，人民的生活也不可能改善，社会主义的前途更不可能实现“。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1992年，他担任厂长。为使企业步入良性循环，快速发展，他仍然以销售工作为主。当时。企业品种雷同。互补优势极小，销售额上不去，效益也不好，为了保证员工工资，徐有章想尽了办法，也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

1999年，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隶属于军队的企业全部移交地方。之后。又根据四平市关于企业转制的有关文件精神，对企业实行转制。转制时期，企业顶着欠银行贷款400万元的巨大压力，职工思想波动，人心浮动。从国营企业转为股份制公司。职工当时思想难以接受。徐有章看到了职工思想上存在的困惑，他清楚，这种思想困惑，事关企业改制是否成功，涉及企业未来的发展。为解决职工思想困惑。他曾多次组织召开工会干部座谈会，引导职工正视企业转制；并强调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效益好了比什么都强，转制时接收了全部职工。为了解决资金短缺，又多方筹措了资金。转制后，公司在工作上严格管理，严明纪律；在生活上，关心体贴职工，使职工感到了企业大家庭的温暖，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向心力。企业的经济效益从2001年到2010年逐年递增，2010年销售额达到近7500万元，预计2011年可实现产值1.2亿元。

诚实守信开拓创新 铸百年品牌

2001年，企业土地面积7166平方米，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职工158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8人。这时，国家提出制药企业必须通过GMP认证。徐有章想到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开始筹划GMP建设。GMP建设对于制药企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作基础。他为了做到生产经营、招商引资和融资工作两不误，科学安排、合理有效利用时间。他经常加班加点，全年无休。经过努力，终于在2004年，在四平市经济开发区建成了符合GMP要求的现代化厂房。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600平方米，职工总数320人，其中各类技术人员70余人。公司现有六大剂型，64个中西药品种，功能型食品30多个品种。认证后，公司把品种开发工作和科技立项工作做为企业发展的主要工作来抓。几年来，共研究开发新药品种30多个，为企业的发展增添了后劲。

2009年，公司的销售业绩大幅度提升，产品供不应求，徐有章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扩大生产面积，建新厂区。说干就干，徐有章拿出了军人的胆识和魄力，先是扩建了1.5万平方米的厂房，又在2010年建了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的新厂区。新增了提取、固体制剂、口服液制剂3个车间。现主体建筑已完工，预计在2011年8月投入生产。

做为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徐有章深刻认识到，要想使企业实现快速发展，增强后劲，必须实施人才引领、品牌兴业战略。因此，他把引进各类人才，作为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他曾先后去多所大专院校选拨人才，与他们洽谈，招聘品学兼优的学生，并在企业经济困难时期为招聘的人员购买了住房，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为追求品牌效益，徐有章提出：药品见人品，良心做良药、人品誉乾坤、药品通天下。他直白地告诉了员工们，要做药先做人，诚实守信是企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他独具慧眼，刻意追求，大胆投资，以他在军队中担任多年军医积淀的专业水平，先后开发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消栓通络颗粒、启脾口服液独家品种。完成了肺宁颗粒、小儿感冒宁糖浆的中药品种保护工作。目前，这些品种已占公司年产值的60％以上。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视企业文化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徐有章没有忘记回报社会。几年来，公司对原有员工没有裁员；同时安置下岗职工、退役军人达百余人；生产忙时，每年还用百余人左右的社会闲散劳动力，缓解了社会压力，员工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工资标准也有很大提高，职工的各项保险均按时缴纳，益民堂被社保公司称为守信用单位。受到了市里的表彰。益民堂制药有限公司经济的稳步增长，使上缴税金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公司被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吉林省企业合同信用协会评为AAA级企业，连续多年被授予吉林省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篇（6）

覃勋宏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了邵阳的扶贫事业上。为了全面掌握邵阳的贫困状况，他跑遍了全市12个县所有贫困乡、村，上门走访贫困群众。在一个多月的调查中，他记满了整整8大本笔记，写出了邵阳贫困现状的调查报告。

篇（7）

一是在十指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核心问题的前提下，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通过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从而使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效益与活力的提升，更好地促使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大蛋糕”，从本原上提供不断改善民生的支撑力量。已升华为“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将借助一系列促进公平竞争、减少行政审批、降低准入的改革举措和经济手段为主的调控优化措施，使我们得以把新型城镇化弥合二元经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所激发和释放出的巨大动力与活力，落实为真正改造GDP挂帅式单独追求速度增长模式，并提高质量和效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中持续改善民生的不竭源泉。

二是伴随政府职能实质性转变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通过政府更好地承担与履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改善公共服务职责，使以“劳有所得，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为重点内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有效地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使业已形成巨大规模且会继续扩大规模的我国农村入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在“市民化”过程中更好地分享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使社会公众在物质条件不断改善的过程中也不断丰富文化生活，优化精神生活，不断提升幸福感。

三是在以促使发展方式转变、经济质量提升的财税、金融、投资等方面改革来加快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过程中，将有效发挥一系列经济政策手段，并适当结合其他手段，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两型社会建设，缓解近些年日趋严重的资源环境矛盾，使人民大众的生活环境与条件在提升“生态文明”取向下得到真正的实惠。

篇（8）

一、丰富的人生经验是重要条件

民生新闻的成功是国家对于新闻工作“三贴近”要求的体现,新闻自身内容从宽角度大篇幅的报道方式,改用微观的视角去对社会进行“发现探索式”的零距离报道。这种视角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迎合普通市民的兴趣的。

主持人作为整个民生新闻节目的“门脸”,其整体气质和形象必须要和节目整体风格相适应。老百姓希望找到一个知心人来说他们的身边事才会觉得很可靠。这个主持人要知人间冷暖,懂生活疾苦。简言之,就是对所报道的内容和广大市民的整体价值取向产生共鸣,成为观众的朋友。这样,主持人就必须放下传统的身段,在节目主持中设身处地地为老百姓说话。这必须要有一定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作为主持基础。一个从来没有买过菜的主持人不会在报道肉菜价格变化的时候对此产生过多的共鸣,只有自己对于报道的对象人和事有了解,有体验,在主持的时候才能感同身受。这种人生经验是不能用任何主持技巧或其他东西来弥补的,观众在收看节目的时候能第一时间感受到主持人自己对于主持内容的理解和体会,他们会迅速接受一个和他们沟通生活琐事时没有任何障碍和距离的主持人,并迅速对他们产生信任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成功的民生新闻主持人并非年轻貌美的女主持或英俊潇洒的男主播,他(她)们在此前曾有过较为丰富的人生经验,充满了生活气息,对于社会和生活有着一定的独到见解――这也成为了民生新闻主持人多为有一定年龄感的男性(女性)的客观原因。主持只是他们的专业技能之一,他们制胜的法宝就是对所报道内容的了解和无比的亲民形象。所以说他们不能只会主持,还要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感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懂得老百姓的兴趣和价值取向,替广大市民说话,并被他们所喜爱。

二、语言表达的口语化和方言化

民生新闻最大的特点在于新闻的接近性,各地的民生新闻栏目多以节目所在城市发生的事件为新闻素材。其目标收视群体多为年龄段分布广泛、文化层次参差不齐却普遍不高的一般市民,收视群体本土化也十分明显(这一点尤以市级电视台的节目较为突出)。为了向目标群体靠拢,主持人在主持的时候,语言也尽量采用口语化的表达,偶尔使用方言也会让本地市民觉得表达“很到位”。于是,主持人语言的口语化和方言化就成了他们语言表达的两个特点。在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了直接用方言来播报的民生新闻,如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今日关注》、山东电视台齐鲁频道的《拉呱》等,其他地方也会在主持人播报当中不时出现方言词语,这种语言特点更加贴近市民生活,且由于历史文化特点,许多方言词语更精炼、更传神,这种亲近感会增加观众对于节目的好感,并直接带动收视率上升。至于从语言规范尺度的方面对于方言使用的讨论,我们放在一边,本文暂不议论。

由于语言表达必须要口语化,主持人对于文字稿的二度处理成了一个必备的功力。主持词的撰稿人一般还是会和主持人的语言表达存在一定脱节。这就要求主持人要会把不“口语”的稿子变得适合口语播读和生动自然,二度处理不光包括了对一些书面语句的更改,更包括的对于内容的理解和体会,把播新闻变成“说新闻”。只有这样,口语化的真正目的――和市民一起感同身受才真正达到。

笔者曾在广东南方电视台担任民生新闻《今日一线》实习记者,一次报道某楼外墙因大雨冲刷而脱落的新闻。笔者在撰写主持人口播串词时写道:

“今天广州下了一场大雨,但是XX街道的街坊们打来电话说,他们那里伴随雨点下来的还有一堆石头……”。

而直播时主持人却临时将它改动:

“今天广州的雨真不小,XX街道也下了大雨,不过那里不仅仅下雨,还下石头咧!一起去看看。”

虽然这几句话并没有太大改动,但是主持人却在短短的几句话中充分体现了自己的口语风格,语句短、平、快,使得表达更有特色。并且设置了更大的悬念。所以,口语表达并不是多加几个常用的通俗词语,说两句俏皮话那么简单。他体现了一个主持人高超的语言控制能力。

至于方言化,虽然方言主持存在诸多优势,但并不是所有的主持人都能把握得很好。这要求对于本地方言把握较好,要使得方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方言化出了直观地影响到主持语言,更是对叙述形式的开放。在语言表达上除了说,甚至会用上角色扮演的手段来使得方言叙述更生动,这确实是民生新闻主持的时候一种新的尝试。

但是,方言的尺度的把握也是门艺术,方言中不健康的词语是坚决不能使用的。而在人口流动和社会交流高度发达的今天,方言主持民生新闻在面对外地观众的时候却变得毫无杀伤力,甚至让外地观众无法理解新闻,对于节目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这些问题在主持人主持民生新闻的时候都是要考虑到的问题。主持人在主持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过度沉迷于方言这个形式,还是要利用方言表达更精炼传神的特点,在表达内容上下功夫,让其言之有物。在拥有亲民形式的同时做到老百姓喜闻乐见。

三、主持评论中的社会责任感和正确价值观体现

虽然民生新闻主持人主持的时候多以轻松、自然的主持样式出现。但是在主持中,绝大多数主持人在对于市民身边发生的各种各样新闻都不会“轻易放过”,他们一定会通过各种形式对这些新闻事件加以评述,说出老百姓心中想说却说不出的话,他们的预言能够针砭时弊,分清黑白。这是民生主持人主持能力的一个很好反映,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对于新闻的麻辣评述也应该是民生新闻的一大特色。

既然要说,就要说得到位,说得痛快。不痛不痒的评论反倒不如没有,这样的评论一定是要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主流意见,一定要符合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和正确的价值取向的。所有观众都把民生新闻栏目当作他们说话作主的地方,而民生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则像他们的朋友,主持人的身份使得他们说话更有分量,大家也更相信。民生新闻节目主持人在主持评论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说出的话收不回,开口之前必先深思。

主持人作为一个工作人物,其工作时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会造成深远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喜憎分明的民生新闻栏目。评论语言要收放自如,不能随性而发,万一说出了不正确的言语,其影响是不可弥补的。

2、 主持人不是主持神,不要装作什么都懂。

一个主持人无所不知是不可能的,一来喜欢装万事通的主持人会使人产生不真实的距离感,二来如果不小心“穿帮”,会对主持人的形象造成损害;相反,适当真诚地说“我不知道”会使的主持人“人”的形象更突出,使得主持人更平民化 ,也大大避免了犯错的几率。

3、 不要主观臆断,一定要有根据

现在许多民生新闻主持人在评论的时候为了寻求支撑,喜欢用“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等语式。但是这样的论据很多都不是“大家都知道”或者“大家都明白”的。这样的捏造一种既定事实虽然不是刻意,却是主持中必须要避免地。在举例的时候一定要确切,精准,这样才让人觉得可信。

4、 要体现人文关怀

民生新闻说的是百姓事,是百姓的舆论阵地。主持人在主持的时候更要随时提现人文关怀,这样才会让整个节目变得又人情味,且与市民产生共鸣。这也是对主持人自身魅力的一种打造,充满人文关怀的主持人通常是更有魅力,更具号召力的。

民生新闻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民生新闻的主持人由于节目特点而形成的主持特色值得我们研究,这种主持艺术不仅会影响接下来的民生新闻节目样态发展,甚至会影响到其它类型节目的风格,包括脱口秀等栏目会因为民生新闻的主持风格变得更加自然、生活化。也希望所有民生新闻主持人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不断努力,为这个节目样态的发展做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篇（9）

关注理由：欧债危机诱发的罢工潮促使人们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主张进行反思。

历史上，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的政治变革及相应时代思潮的变迁。上个世纪，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方式以及新自由主义方式分别在两次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后出现。因此，当新自由主义方式因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而受到普遍怀疑和指责时，许多人希望社会民主主义能够有新的表现，一些国家执政的社会也尝试了一些政策改变。但迄今为止，欧洲社会的表现令人失望。从2008年9月到2011年11月西班牙的大选，在欧盟成员国总共进行的24次选举中，社会在19次选举中失利。

这一现实是转型中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理论观念与实际政策方面存在矛盾的结果。对经济的更大控制本应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特色。但这一政治特点已变模糊。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曾经在一系列政策中更多地运用了市场机制，同时在社会福利的改革中强化了工作机制和削减福利的政策。它们也因此被一些更为传统的力量指责为对新自由主义的妥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一改革方向受到人们的怀疑。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也在重新反思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政策。不过，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社会民主主义正面对着一系列的现实难题。2011年，欧洲社会在欧洲债务危机、欧盟政治合作以及一系列的社会抗议活动问题上的尴尬立场，突出显示了这一点。

欧债危机：削减公共开支进退两难

在应对危机，尤其是债务危机的问题上，社会既没有显示自己领导克服危机的能力，也没有建设性的政策贡献，反而因为债务危机而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回应人们要求加强对市场的规制，一些社会政府提出要用新凯恩斯主义的积极政策回应危机，包括加强社会福利的安全网络。为此，一些执政的社会有意识地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并试图通过一些公共政策抑制民众基本福利的下滑趋势。此类政策一度使一些执政的社会赢得了社会广泛的支持。可这一政策方向因为债务危机而改变。随着债务危机的出现和蔓延，对于这些国家政府来说，现实的选择似乎都只有削减公共开支和增加收入(税收)，尤其是当这些国家寻求欧盟以及其他国际机构援救时，这些政策往往成为后者的必要条件。但这样一种政策使得一些执政的社会陷入进退两难之境。总之，危机以来欧洲社会在大多数选举政治中的失败表明，社会在处理危机问题上既没有显示自己领导克服危机的能力，也未能在政策上有建设性的贡献。

债务救助：政策选择难以代表大众

在目前欧洲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即对债务国家的救助问题上，社会既没有掌握话语权，也未必真正能够代表大众。

目前，解决欧洲债务危机的前景更取决于欧盟乃至国际社会对援救的态度和政策选择。由此可以说，政策的主动权掌握在一些欧洲大国手中。这些国家目前都是由保守右翼政党执政。但对于各国的主流政党来说，无论是执政的右翼政党还是非执政的各国社会，政策的选择主要是基于各国在欧盟中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基于国家利益而非党派倾向。如德国和法国作为欧盟的发动机在寻求进一步加强欧盟的政治合作，而英国则进一步拉开了与欧盟传统保持的距离。也就是说，在援救债务危机国家并避免欧元崩溃和欧盟解体的大方向上，各国的社会与执政的保守右翼政府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区别，两者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政策的选择和程度上，如德国社会和法国社会党批评各自政府拒绝欧洲债券的立场，而英国工党则指责保守党政府在欧洲援救问题上袖手旁观。总的来说，在该问题上，各国社会表现得更为激进，更为强调欧盟更高层次的合作与控制。

在欧洲援救问题上，由于在大方向上的一致，保守右翼政党由于其执政地位而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其相对审慎的态度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目前围绕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方式以及欧盟未来的方向，主流政党与大众之间的认识分歧在加大。主流政党试图通过进一步加强欧洲的控制体系来挽救欧元以及欧盟体系，可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深陷危机的国家及其他一些“同病相怜”小国的民众却对欧盟既有的控制体系越来越不满。各国国内左右翼的民粹主义倾向都有加强的趋势。在此背景下，社会相对更为激进的立场很难从民众那里获得政治回报。

社会运动：工人与中间阶层难平衡

面对危机过程中大众的不满以及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作为传统的社会中下层代表的社会处境尴尬。

随着危机的蔓延和加深，社会大众对既有政策的不满情绪也在发展。人们指责现有政策只是在挽救金融家，却让民众作出更大的牺牲。一系列的社会抗议活动以及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往往意味着社会需在两种支持结构的偏向之间作出选择。在过去几十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明显表示了社会在支持结构上的一种转变：从传统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结构向一种多元结构的转变。其中，新的中间阶级的地位日益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第三条道路”所表示的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实际上是以迎合这一新中间阶级为主要特征的。但这种趋向导致了传统产业工人的分离倾向。

金融危机后，社会的政策调整意在稳定过去一个时期正在收缩的社会下层队伍，尤其是产业工人。但这样一种政策潜在的风险是有可能导致一部分中间阶层的流出，社会需要在政策上做到一种平衡。可紧缩政策已逐渐成为主流政党应对危机的一种“共识”，该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削减各种社会福利，其直接的结果是社会中下层的利益受损，也引起了一系列工会抗议活动。这些罢工令工党尴尬，因为它一方面不得不从道义上对其表示支持，并表示紧缩不能片面地以要求工人承担所有责任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工党又担心明确支持这类抗议活动会吓跑一部分中间阶级，因为后者担心工党会退回到传统的道路上。因此，工党常常以一种暧昧的态度对待这类活动，而这又引起党内一部分人的不满。

篇（10）

相信对于每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文学史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大多是从文学史著作中来的。“形式纷繁的文学史已经组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这个体系通常被视为文学学科的重要基石,许多人对于文学史具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文学史意味着某种坚硬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描述,在他们心目中,文学史是文学知识的集大成。因此,文学史甚至如同某种有效的证书:文学史的写作标志了一个成熟的学术阶段――标志写作者业已可能纵论和总结一个学科积累的全部资料”。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文学史的研究越来越多。

一、“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

我们都知道今天所使用的“现代文学”的前身是“新文学”。“新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从1922年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开始,新文学史的写作一直持续到了50年代中期,出现过《中国新文学大系》和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等具有范式意义的文学史著作。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新文学”之“新”显然已经难以“新”下去了,“新文学”并不能指代五四以后所有的文学现象,而只是指某种“文学”。随着历史观的改变,作为“历史”的一部分的“文学史”的观念也必然会随之改变。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重新确立了历史的分期,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旧民主主义阶段(1840―1919)、新民主主义阶段(1919―1949)与社会主义阶段(1949以后)。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概念。“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不仅确立了新的历史分期和性质,而且确立了“新文学”的性质。以务实为开端的“新文学”必然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其指导思想必然是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说“新文学”是“”的反映,那么,在“”被“社会主义革命”取代之后,“新文学”将会被什么文学取代呢?当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上的更新型的文学,这个更新的文学也就是“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出现,意味着“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学”不能再称之为“新”文学了,它针对“旧民主主义”文学来说确实是“新”的,但是在更新的“新文学”面前却是“旧”的。于是,文学史家用“现代文学”取代了“新文学”这个概念,用“当代文学”来指称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

二、“当代文学”的出现

“现代文学”的出现即意味着“新文学”的死亡,因为更新的文学――“当代文学”出现了,“现代文学”要想存在就需要有个更新的文学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如是“当代文学”被创制出来了。

早在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歧问题就一直备受学术界的关注,不少学者认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已经超过了“现代文学”,再叫“当代文学”有些名副其实了,因此主张把80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并入“现代文学”,让“当代文学”专门研究当下的文学现象,专作文学批评。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存在很多问题。在他们眼中,“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现代”、“当代”这样一些概念都是客观的、不需质疑的,是能够自我说明的,“现代”和“当代”之间的界限也是清晰的。可是这种起点、这种界限到底存在吗?如果以线性的历史观念来看,古代、近代、现代与当代确实是有不同的起点的,但也只有在线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才能找到这种起点。王德威曾经说过:“一味按照时间直线进行表来探勘中国文学的进展,或追问我们何时才能‘现代’起来,其实是画地自限的(文学)历史观。”再者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概念产生于特定的时空,具有特定的历史含义的范畴,它们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用来说明特定的关系。因此,“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线性的时间进程中的这种划分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是否应该打破这种惯性的文学史秩序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三、“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

作为现代历史学的一种类型,“文学史”以描述文学发展的历程为目标,是一门有起点、有开端、有源头的学科,是对连续性的描述,对线性发展的重建。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史”已经成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文学”的主要方式,我们已经把文学史的内容当成真实的文学与真实的历史。但实际上只要我们是在“文学史”之内思考问题,只要“文学史”仍然是国家教育体制中的一门学科,它就不得不受到各方面制度的制约,它的写作就不可能像想象的那样自由。自然,我们也就不可能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或者“重写”来接近甚至认清真实的文学与历史。在这一前提下,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跳到“文学史”之外思考,或者说,把“文学史”本身当作一个问题来对待。

按照公认的“文学史”的分期,“中国古代文学”指的是先秦至晚清的文学,“中国近代文学”指的是晚清到“五四”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指的是“五四”到1949年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指的是1949年至今的文学。依据历史发展的顺序,当然是先有“古代文学”,再是“近代文学”,再是“现代文学”,再是“当代文学”。因此在大学的中文系里经常会存在着“厚古薄今”的传统,大家都在无意识中觉得历史越长的越有价值,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学科史方面来看这个分期问题,必然会有不同的结论。“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个命题,正是在这一角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样的命题可能会让人觉得难以接受,因为它违背了起码的常识,打破了时间的先后顺序和历史的逻辑,但是我们所遵循的这种“常识”和“逻辑”难道就不能怀疑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在“文学史”内还是“文学史”外来理解。在“文学史”内,“文学史”反映的是一个线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历史是不可逆的。当然是先有现代,再有当代。但是当我们跳出“文学史”,站在其外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来讨论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概念都是被建构出来的现代性意识形态范畴,它们之间的分期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抽象地讨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而是应该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回到这一对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中,看看这些概念产生时它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周兰桂先生认为,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无外乎两种状态:一种是“自律的文学”,一种是“他律的文学”。所谓“自律”即文学获得了自身的本体自由与审美权力,有一种没有外在强权压制的审美自觉和以抒写个性、性灵为旨趣,以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自由。同时,文学又自觉履行自身对人生、对社会、对个体的终极关怀。所谓“他律”,即文学部分地失去了本体自由与审美权力,必须服从于某种外力与外在目的的强制与负载。文学被迫为政治、为权力、为帝王、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从而作家部分地失去了他的主体性,文学也部分地失去了它的主体性。回首百年,我们可以看到,现当代中国文学正是在“自律”与“他律”中反复徘徊,疏离又回归。百年中国文学史可谓走过了一条迂回前进的曲线。其间,有不少现象是相映成趣而又发人深思的,将相关的文学现象联系起来相对照,更能让我们看清其本质,看清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位置。比如问题小说与反思文学、乡土小说与寻根文学、解放区文学与改革开放前的当代文学等。我们看到历史发展的暗合与关联,也看到因时代背景不同造成的文学发展的不同态势。正如郜元宝先生指出的:“如果放在整个现代文学背景中考察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当代文学)不过是未曾中断的历史的延续。”

因此,“当代文学”并未与“现代文学”有质的差别,只是文学在发展的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表现而已。黄修己先生说过:“我们以前写文学史,只讲新的战胜旧的,取代旧的,这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应该是有的部门新的取代了旧的;有的部门则创造了新品种,推进了文学的现代化,与此后继续存在、发展的旧形式并存,谁也不能取代谁。……新与旧既相颉颃又相渗透,这才是历史的实相。”因此,研究者不抓住决定审美面貌差异性这一最基本因素而去漫论文学的分期和学科差异性显然未见得有多大意义。可以说,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异同均有,但基本显现形式还是同大于异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理论建构,已不再只是为新的文学的存在进行合法性辩护,而主要是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进行合乎理性的描述、阐释和判断。时至今日,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依然在迂回发展,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分期依然尚未出现,唯一可资期待的是,中国文学依然“在路上”,中国文学的任务依然是寻找文学。

概而言之,“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个命题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可能比我们目前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这种问题及其相关的领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了讨论,而本文在此对这一命题的解读主要目的在于将文学自身作为问题来反思,在于“考掘”出我们自身的问题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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