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社会舆论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形式都具有主观性。无论是网络舆论、新闻舆论还是社会舆论,就其形式而言都是主观的,它们都是人们面对客观事实、客观现象或现实问题,经过主观意识加工而形成的态度和意见。社会舆论是人们对一切感兴趣的社会生活领域尤其是社会公共事务所产生的意见、愿望、态度、情绪、期待、评价和想象的公开表达,新闻舆论是新闻媒体自身表达或借助被报道对象之口表达的对社会事务的意见和评价,而网络舆论则主要是网民通过互联网所直接表达但通常又被网站或论坛管理者遴选、过滤过的社会意见。在这里,无论是“表达”、“评价”抑或是“意见”其形式都是主观的。

二、内容都具有历史性。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网络舆论、新闻舆论和社会舆论都会受到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它们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虽然处于不同社会和不同地位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倾向,人们对待同一客观事实、客观现象和现实问题的意见也是千差万别的,但舆论的内容都是时代和社会关系的反映。网络舆论、新闻舆论和社会舆论都不可能是超时代超社会的,它们都具有社会历史性。

三、议论都具有评价性。舆论的形成离不开议论,而没有评价性的议论是不存在的。网络舆论、新闻舆论和社会舆论都是公众(通常情况下新闻媒体也被定位为公众代言人)面对客观事实、客观现象和现实问题的评价和判断,这种评价和判断决定着舆论的倾向性,也决定着其社会监督作用的发挥。一般来说,任何个人或团体,在舆论的正面评价下往往更自觉地保持其原来的行为,而当面临舆论负面评价时,一般会自动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规范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舆论、新闻舆论和社会舆论的影响来源于其评价的力量。

四、表达都具有公开性。不公开表达的群众意见不能形成为舆论,公开性是舆论的天然属性。舆论之所以会成为一种人们不可轻视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的公开性,因为公开性具有加强社会规范并迫使人们遵守的功能。网络舆论、新闻舆论和社会舆论都是人们面对客观事实、客观现象和现实问题所公开表达出来的内心意见,并通过公开传播来吸引和影响广大公众的。

网络舆论、新闻舆论和社会舆论的区别

一、传播的工具不同。社会舆论往往是通过人们的街谈巷议、口传心受,并以一定的意见、情绪、态度甚至行动表现出来;而网络舆论、新闻舆论则是社会舆论与媒体的乘积,是两者博弈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网络舆论、新闻舆论实质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它们不是与社会舆论相对立的“另一种舆论”,它们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舆论表达形式。就舆论传播来说,借助新媒体,网络舆论、新闻舆论往往比社会舆论形成更快,传播更广。

二、舆论表达的层次性不同。一般来说,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往往具有自发、直接、不确定、混乱、盲目、片面和情绪化等特征,处在舆论的表面的感性层次;而新闻舆论具有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特征,处于确定的、有序的、条理化的、自我负责的理性认知层次。这是因为,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媒介,其所传播的信息受到“把关人”机制的影响,建构的是一种理性、平衡和专业化的信息和意见传播体系。

三、舆论主体不同。社会舆论的主体是具有社会参与自主性、对具体社会现象和问题有相近看法的人群;网络舆论的主体是网民;而新闻舆论的主体是新闻从业者。虽然网民、新闻从业者也是社会人,但与一般的社会人群又有区别。截止到2009年,我国的网民仍然大致以30岁以下、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月收入1000元及以下的城镇年轻人为主体;②而新闻从业者则是从事新闻工作的专业人士,与一般公众相比,他们大多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知识面广,信息灵通,熟悉社会公共事务,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见解往往更客观、全面和深刻。

四、舆论客体不同。新闻舆论的客体是基于媒体报道的新闻事实,这些事实是经过新闻选择和加工过程传播给公众的。社会舆论、网络舆论的客体既可以是被新闻媒体报道的对象,也可以是没被媒体报道的鲜为人知的事件,甚至还可以是未必存在、属于想象领域的事物,如传说中的“UFO”事件。

五、舆论存在形式不同。新闻舆论包括新闻媒体的各类新闻报道和“社论”、 “编者按”、“记者观察”之类的文章或评论;网络舆论包括新闻后跟帖、论坛留言、博客或微博客文章等;社会舆论则通过人们的街谈巷议、行为举动表现出来。其中,网络舆论与社会舆论在存在形式上的最大区别在于,以文字留言形式表现出来的网络舆论具有可视性和可读性。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我国新闻媒体被视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因此,新闻舆论往往具有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属性,起着引领社会舆论的作用。新闻舆论作为舆论的主流地位也不是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所能代替的。但由于新闻媒体的政治属性,因此它不可能每时每刻都为千千万万普通公民提供表达意见的场所,新闻舆论也无法全面地传达极为复杂的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因此,新闻舆论、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必须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共同推动社会前进。

注释:

篇（2）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为社会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合格人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德育工作如何顺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承担起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是摆在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和紧迫任务。

一、德育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一）德育角度下的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社会结构中以人为主体的各层面、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相互通融、彼此协调的状态；道德则是人类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者关系的伦理智慧与行为规范，是以一种非强制性的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人类良知以及教育去调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保证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精神力量。无论社会多么进步，法制多么完善。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无疑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感的社会。

（二）德育的和谐价值

新的社会发展观、发展模式赋予现代德育新的意义，它是通过对人的道德的、善的品质的塑造，赋予人以智慧和道德力量，使他们在一切生产的、生活的社会活动中，有可能按照道德的、人性的要求去做出价值的定向，使人不仅能按照物的尺度去认识世界，而且能按照符合人自身的善的尺度去改造世界；不仅懂得世界是怎样的，而且懂得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从而使他所塑造的世界更具人性，更适合人自身的需要与发展，而不是背离人的需要与发展。从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出发。德育的价值也主要表现于人自身价值的提升、人的各方面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与增强。因此。站在人的和谐发展的高度，我们有必要对德育的使命和功能进行再认识。要让我们的社会成员具备和谐社会中的“和谐人”所应有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在制约社会和谐的各种力量中，由道德价值观凝聚起来的精神上的和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只有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面对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才能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凝结意志，协调行动，步调一致。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

二、和谐德育-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

（一）和谐德育的特征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德育的根本目的在育人，和谐德育必须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德育。在教育目的上，突出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理念，把促进学生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目的和归宿；在教育对象上，突出个体价值、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把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发展学生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二是遵循科学规律。首先要遵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根据受教育者年龄、心理、阅历、个性特点，选择适当的德育内容和方法；其次是遵循德育工作的规律，充分认识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在德育实践中的内在本质联系，按规律办事。三是体系完整。协调推进，协调发展。和谐德育应该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的具有确定特性和功能的个完整体系，而不是单一方面；应该是作为个完整体系良性运行。

（二）和谐德育观念的创新

和谐观念是构建和谐社会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与前提，又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谐观念，就是要把和谐的意识、和谐的价值取向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形成和谐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氛围。在当前社会，要教育学生增强以下和谐意识；1.开放式的德育理念。德育工作者应把封闭式德育变为开放式德育，把学生德育“小课堂”同社会德育“大课堂”结合起来。新时期德育的根本任务，不是培养单纯的书生，而是培养品格健全、学识广博的人才；不是限制学生成长，而要培养他们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2.诚信意识。诚信是现代社会中做人立世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善、相互信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每个人都要恪守诚信，信义相交。坦诚相待，做到“言必信，行必果”。3.确立“以人为本”的德育观。当今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意识、心理素质、价值观与以往相比已大不相同，所以德育方式的选择必须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是否受学生欢迎，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生动活泼，能使受教育者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下愉快地接受教育，从而得到情感的陶冶和知识的建构。（三）和谐德育方法创新

一是要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及建设内容纳入学校的学科教学与德育课程之中，注重德育内容的现实性。首先要从理论与历史二个维度结合人手，在各科教学及德育课程中，有机穿插和引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思想文化资源，并及时宣传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引导学生做好人好事，学先进等行动。其次是内容的现实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德育必须适应客观现实的需要，并与学生的发展需要相一致，才会被大学生所接受。因此，高校德育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立足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实施人文关怀。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高等教育和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坚持用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学生，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二是充分整合学校、社会、家庭在德育方面的影响力量，使之形成合力。一个优化的社会关系环境，有利于德育有效性的实现和提高，从而有利于德育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下的高校德育环境，需要学生、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学生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学校要努力创设和谐统一、融汇多种价值的校园环境；社会要根据德育与人才培养的目标，系统调整社会结构，改变社会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持续优化的社会教育环境。

总之，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重在教育者以“和谐”为目标，给学生更多的鼓励，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体验机会，使他们既关爱自己、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勇于超越自己，逐渐实现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

参考文献

[1]杨德广，朱炜．“以人为本”的教育观述略[J]，现代大学教育，2004，(4)．

[2]刘平秀，新世纪德育人性化的走向[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3]李忠杰，建设和谐文化的核心是倡导和谐的价值取向[]，光明日报，2006-07-25．

篇（3）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社会结构中以人为主体的各层面、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相互通融、彼此协调的状态；道德则是人类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者关系的伦理智慧与行为规范，是以一种非强制性的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人类良知以及教育去调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保证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精神力量。无论社会多么进步，法制多么完善。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无疑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感的社会。

（二）德育的和谐价值

新的社会发展观、发展模式赋予现代德育新的意义，它是通过对人的道德的、善的品质的塑造，赋予人以智慧和道德力量，使他们在一切生产的、生活的社会活动中，有可能按照道德的、人性的要求去做出价值的定向，使人不仅能按照物的尺度去认识世界，而且能按照符合人自身的善的尺度去改造世界；不仅懂得世界是怎样的，而且懂得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从而使他所塑造的世界更具人性，更适合人自身的需要与发展，而不是背离人的需要与发展。从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出发。德育的价值也主要表现于人自身价值的提升、人的各方面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与增强。因此。站在人的和谐发展的高度，我们有必要对德育的使命和功能进行再认识。要让我们的社会成员具备和谐社会中的“和谐人”所应有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在制约社会和谐的各种力量中，由道德价值观凝聚起来的精神上的和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只有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面对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才能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凝结意志，协调行动，步调一致。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

二、和谐德育-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

（一）和谐德育的特征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德育的根本目的在育人，和谐德育必须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德育。在教育目的上，突出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理念，把促进学生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目的和归宿；在教育对象上，突出个体价值、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把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发展学生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二是遵循科学规律。首先要遵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根据受教育者年龄、心理、阅历、个性特点，选择适当的德育内容和方法；其次是遵循德育工作的规律，充分认识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在德育实践中的内在本质联系，按规律办事。三是体系完整。协调推进，协调发展。和谐德育应该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的具有确定特性和功能的个完整体系，而不是单一方面；应该是作为个完整体系良性运行。

（二）和谐德育观念的创新

和谐观念是构建和谐社会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与前提，又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谐观念，就是要把和谐的意识、和谐的价值取向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形成和谐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氛围。在当前社会，要教育学生增强以下和谐意识；1.开放式的德育理念。德育工作者应把封闭式德育变为开放式德育，把学生德育“小课堂”同社会德育“大课堂”结合起来。新时期德育的根本任务，不是培养单纯的书生，而是培养品格健全、学识广博的人才；不是限制学生成长，而要培养他们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2.诚信意识。诚信是现代社会中做人立世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善、相互信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每个人都要恪守诚信，信义相交。坦诚相待，做到“言必信，行必果”。3.确立“以人为本”的德育观。当今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意识、心理素质、价值观与以往相比已大不相同，所以德育方式的选择必须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是否受学生欢迎，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生动活泼，能使受教育者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下愉快地接受教育，从而得到情感的陶冶和知识的建构。

（三）和谐德育方法创新

一是要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及建设内容纳入学校的学科教学与德育课程之中，注重德育内容的现实性。首先要从理论与历史二个维度结合人手，在各科教学及德育课程中，有机穿插和引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思想文化资源，并及时宣传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引导学生做好人好事，学先进等行动。其次是内容的现实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德育必须适应客观现实的需要，并与学生的发展需要相一致，才会被大学生所接受。因此，高校德育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立足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实施人文关怀。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高等教育和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坚持用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学生，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二是充分整合学校、社会、家庭在德育方面的影响力量，使之形成合力。一个优化的社会关系环境，有利于德育有效性的实现和提高，从而有利于德育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下的高校德育环境，需要学生、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学生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学校要努力创设和谐统一、融汇多种价值的校园环境；社会要根据德育与人才培养的目标，系统调整社会结构，改变社会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持续优化的社会教育环境。

总之，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重在教育者以“和谐”为目标，给学生更多的鼓励，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体验机会，使他们既关爱自己、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勇于超越自己，逐渐实现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

参考文献

[1]杨德广，朱炜．“以人为本”的教育观述略[J]，现代大学教育，2004，(4)．

[2]刘平秀，新世纪德育人性化的走向[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3]李忠杰，建设和谐文化的核心是倡导和谐的价值取向[]，光明日报，2006-07-25．

[4]周湘莲，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整体构建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2005，(1)．

[5]孙扎懿，教育失误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篇（4）

“应试”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却“屡禁不止”，说明有其深层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衡”，“求”一直远远大于“供”。

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本应同步发展，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从精英教育变为大众教育，在学人数占适龄人数的比例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以上为大众教育阶段。据统计，我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为4％左右，远低于1994年的世界平均水平（15.3％），而我国愿意上大学的生源数量远远超过大学的招生数量。很明显，高等教育在中国目前尚属稀缺资源，这必然要形成“过度竞争”，无论人们多不情愿，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过度竞争自然要向中、小学蔓延扩展。由于大学容量太小，高中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致使多数初中生无法升入普通高中；为了上大学，人们只有千方百计考上高中，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要上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又要千方百计上重点初中；要上重点初中，就必须“从小抓起”，结果本应天真浪漫、嬉戏玩耍的儿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学习负担。这种过度竞争持久不退说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度膨胀，但反过来看，这种“需求高度膨胀”又恰恰是高等教育大发展强大、积极的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动力，高教反而难以发展。这说明，近20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教育此时面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转变，也只有高等教育大众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

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大力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过半是私立大学，从哈佛、耶鲁到庆应、早稻田……私立大学可说是高等教育的顶梁柱。中国一直有私立办学传统，所谓“私塾”曾是教育的主流，近代虽引入现代化学校、建立现代化学制，国家对教育取得主控地位，但私立学校仍有不小的空间，不仅有大量的私立中、小学，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私立大学，如南开、燕京、辅仁、金陵、圣约翰、光华、中法、之江、复旦、齐鲁、协和、湘雅、华西……后，对教育实行“全包下”的方针，从1950年起开始接收私立大学，到1952年私立高等院校的接收、改造全部完毕，高等教育完全由国家垄断。这种高等教育体制，与逐步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但最近20年，中国进行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使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迅速膨胀，而高等教育制度实际却仍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虽然从80年代中期起国家重新允许创办“民办大学”，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中，民办/私立大学的大发展毫无可能。除去政治的、观念的原因（如所有制、计划体制、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等）外，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严重限制。城乡“二元化”，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点。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1958年通过“户口登记条例”，这种二元结构被固定下来，公民因此被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而占人口少数的“非农业人口”一直享受着由国家提供的比“农业人口”多得多的各种“优惠”。几十年来，要想“农转非”几乎“难于上青天”，而考入中专以上的学校，则是广大农村青年可以凭自己努力“农转非”甚至“当干部”、改变“身份”的少数渠道之一。然而民办大学则无此功能（权力），不能转户口、没有干部指标……农村学生考上民办大学虽然能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但目前国家批准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也只有24所），但仍然无法改变其“农民”身份，更难成为干部/公务员/官员，而私立大学的学历目前仍未得到国家承认，其他更不必论。所以，这些学校根本招不到较好的生源，也无法大发展，这样怎能产生与北大、清华比肩而立的民办/私立大学呢？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民办/私立大学才能获得质、量的大发展：或是它们获得与国立大学同等的权利/权力，或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从根本上废除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的“身份制”（如果说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为了加速工业化还有一定合理性，现在则很难说“合理”，甚至已成社会发展的障碍，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亦证明了这一点）。否则，民办/私立大学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高教大众化也难以实现，应试教育也不可能根本改变。

应该认识到，民办/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的区别只在于投资渠道的不同，二者在其他方面应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国家应公平对待民办/私立高校的师生，其学历证书具有与公立高校同级同类学历证书同等效力。当然，国家要对民办/私立大学进行严格的审批、监督，严格、科学地对其办学水平进行监测。但这种监管（不是具体管理、干涉学校内部事务）的目地是为了促进民办/私立高校的健康发展，而不能将其视为“另类”加以歧视。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国家更应对民办/私立高校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其用地、用人给予适当优惠。总之，要用政策导向使社会和私人资本流向教育领域。

进一步说，民办或曰私立大学是否发达，也是“社会”是否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衡以中国之现状，我们只能说，中国尚处为时不短的社会转型期，“公民社会”才刚开始产生。

二、考试的是与非

中国社会“二元制”结构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变革，教育的格局也难有根本性变化。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长期将均属“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制的“制度设计”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更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背景。离开这一基本背景来谈论“教改”，如果不使情况更糟，起码是难中肯綮。

从原则上说，所有适龄青少年都有分享这种稀缺资源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分享的机会，因此不得不设计出种种方法、制度选拔少数、淘汰多数。可以“举荐”，如凭血统、家庭出身、家长的政治权力、本人的表现（古时是“举孝廉”，现在是“三好生保送”）等作为推荐的标准；可以考试，以考分作为选取的标准；可以用金钱购买，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可以抽签，如现在某些地方小学升初中实行的“电脑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学”。虽然种种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种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历史表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是利大于弊。

当然，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对此确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当年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诞不经、费尽心机地要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并想以此来补考试之弊，这的确是“吃错了药”。“推荐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一个完全公正无私，能了解、洞察学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扰、压力，将最优者推荐上去的“推荐者”。但实际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推荐者”，因此，“推荐”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废除考试、实行“推荐”的“教改”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还有少数“推荐”名额，原本是为补考试之弊，但在许多地方实际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亦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有人提出扩大高校招生自、扩大校长的招生权来补考试之弊，但这种观点忘记了中国的大学并不“独立”，而同时还是一个行政单位，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如果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原本是一些地方为减轻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但在实际中，凡有权力有关系者，子女统统成为“择校生”，广大没有关系、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交钱，让自己的孩子“择校”。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择校”严格说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没有“关系”有钱也交不上，用广大家长的话说就是“拎着猪头也找不着庙门”，“想交这几万块钱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据“关系”的亲疏、权力的大小决定“择校费”的多少，少则几千元，多则好几万元。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即便在美国，收费昂贵的私立中学也十分注重考试，贫寒人家子女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费（免学费甚至免食宿费）被“择优”录取。教育产业化无疑是教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正确方向，但这就更要有考试制使贫家子女能凭高分享受优质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种特殊商品，这不仅是国家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种基本权利；同时，要防止现在已很严重的一些学校滥卖文凭和某些权势者拿公款买文凭的现象在“教育产业化”的名目下合法化。

也就是说，如果真想以“推荐”、“扩大校长招生权限”、“电脑派位”、“就近分配”等方法来补考试之弊，如果要使教育产业化改革健康发展，那实际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要对现在的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作相当大的改变。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而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径依赖”，当所依赖的路径并不存在时，改革实际无从下手；若不考虑“路径”问题而执意“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达，甚至与原来的目标南辕北辙，所付成本之巨将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

考试制度确有十分严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推荐”弊端丛丛，远不如考试，所以在几千年前选拔官员时就以考试的“科举”取代了推荐的“举孝廉”。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把个人的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会”的否定。而推荐制的实行，恰恰是使一个阶层可以相对流动的社会向阶层壁累森严的“身份社会”的倒退。当然，考试的成败对某些个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总体而言却是公平、正常的。对少数因偶然性而落榜的考生来说，的确不公，但若因此而否定考试，则会对绝大多数考生更为不公。当然不能说每一个考分低的学生就一定不如每一个考高分的学生，但如果作群体性比较，高分群体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确高于低分群体。现在有种颇为流行观点，将“高分”等于“低能”；还有人认为：“那些在历次考试中获胜的学生，他们的证书文凭是以牺牲创新能力为代价而取得的。”照此逻辑，本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专科生，专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落榜生，而创新能力最低的应是北大、清华的学生。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事实说明，从总体上说，考分就是考生水平、能力的体现。

由于考试的优点明显，所以这一方法被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面对的考试会越来越多，几乎各行各业都要经过考试才能获得上岗的资格。如开车的要考驾照，想开出租车更要考“五证”，当厨师的要考级，烧锅炉要考上岗证，工人学完徒要有出师考，更不用说会计、出纳、护士……种种数不胜数的专业考试和职称考试，乃至最近才有的选用官员的公务员考试。虽说这些考试不胜烦琐，但考试却有自愿性，能使“人尽其才”，使应试者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同时，考试又有筛选性，把不合格、不适宜者淘汰。正是这种自愿性和筛选性，避免了“分配工作”的强迫性和任意性。只要不健忘，总该记得当年“招工”是如何分配工作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分配你干什么你就必须干什么。同时，如果有关系，不论是否合适，想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做什么，端看你的“关系”有多硬，“路子”有多野，“后门”有多宽。所以，当时知青从招工返城到分配工作，几乎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拉关系、趟路子、走后门，因为这是早日回城、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的唯一办法。可以说，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的失范，实际是从那时开始的，是从废除考试制度开始的。人类社会的实践表明，尽管十分无奈，但我们今天还不得不面对的考试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这本身就说明考试制度位居社会结构的核心之内，因此对考试制度的废与立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动，而不仅仅是一种教育体制的变化。所以，三十年前“”开始时第一个被废除的制度就是考试制度。同样，近二十年前“拨乱反正”时首先恢复的制度还是考试制度。一个正常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考试社会”；一个废除了考试制度的社会，必然会使社会价值体系严重紊乱，必然会由失范、失序而渐渐演变成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混乱世界。

篇（5）

冰雪体育文化产业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国际性的综合产业。通过发展冰雪体育旅游业和冰雪体育竞赛表演业，可以吸引大量的国外旅游者和运动员到黑龙江省赏冰滑雪和参加冰雪体育比赛，外国运动员和旅游观光游客在黑龙江停留期间，可以通过各种文化、体育等的交流活动，让他们参与其中，流连忘返，使它们在黑龙江省消费，把黑龙江省的丰富地方特产和具有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带回国家，进行有效的宣传，使更多的外国人，喜欢黑龙江，渴望到黑龙江旅游观光，使黑龙江冰雪体育文化产业发展走向世界，并吸引国际投资者，投资黑龙江的冰雪体育文化产业，有效增加外汇收入，从而有效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喜欢了中国，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喜欢到中国旅游，促进了我国

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外汇收入节节攀升，黑龙江省冰雪体育旅游外汇收入，近几年也都以2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

2.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际性冰雪体育竞赛的承办，使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对冰雪体育运动场地、交通、住宿等等基础设施进行大力度的改造升级，对冰雪赛事和冰雪知识的广泛宣传，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冰雪，是他们成为冰雪运动的参与者和宣传者。这些优质的冰雪体育设施，便利的交通，良好的住宿环境，必将吸引大批的国内居民到滑雪场滑雪，到冰雪大世界赏冰。随着我国小康社会的快速建设，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习惯也正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人们更加注重健康、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家庭收入中用于健身娱乐消费的比重日益上升。据资料显示，黑龙江省近几年参与冰雪体育旅游的人数和旅游收入，每年都以30%—40%的速度快速增长，冬季滑雪和洗寒地温泉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冰雪体育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3.带动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

冰雪体育文化产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他的生存和发展与其他行业密切相关，他们可以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开发冰雪体育文化产业就需要优质的冰雪体育运动场地和器材，要有便利的交通，要有舒适的住宿条件，要有独具特色的饮食和购物场所，要有畅通的通信保障，要有完善的金融服务等等。因此，冰雪体育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有效地带动体育用品、交通运输、食宿服务、商业服务、邮电通讯、建筑、金融等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进而带动区域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4.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冰雪体育旅游属于综合性的服务行业，是以提供滑冰、滑雪器材和教练指导为主的，终极目标是满足旅游者在冰雪体育旅游活动过程中的需求，因而，它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由加拿大学者史密斯的系统模型理论可以推断出，旅游业每增加3美元的收入，就可以提供1个直接就业机会和2.5个间接就业机会。就业机会的增加，将使更多的人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必将促进冰雪旅游资源丰富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良性的区域社会发展。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越来越向往到原生态的荒山、草原、河川等人迹罕见之处去放松心情，观赏大自然赋予的美景，这样就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例如：1964年法国政府颁布实施了开发阿尔卑斯山雪资源的“冰雪规划”，“冰雪规划”的实施使阿尔卑斯山周边立即形成了全世界关注的滑雪旅游集聚地，每年的滑雪旅游都将给法国带来50亿美元左右的收入，使该地区的居民因此迅速过上了富裕的新生活。再如黑龙江省亚布力滑雪旅游区的创建，给尚志地区和黑龙江省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就业岗位、就业人数逐年增加，促进贫困地区百姓脱贫致富，冰雪体育文化产业的开发，有效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二、冰雪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1.提高人民的身心健康水平

体育旅游活动的外部条件实质上是指体育旅游资源，尤其是它的自然资源，是吸引人们参加体育旅游活动的重要前提，也是区别于一般大众体育活动及其功能的标志。冰雪体育旅游是将人们带入大山、森林，使人们在蔚蓝的天空下，呼吸清新的空气，沐浴灿烂的阳光，通过滑雪、滑冰等等亲身体验冰雪运动所带来的乐趣，来消除疲劳、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增强体质，以此来消除工作的疲劳和社会的种种压力。冰雪体育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给更多的人们提供优良的冰雪体育旅游目的地。人们通过观看和参与冰雪运动，充分体验冰雪运动所带来的乐趣，进而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水平。

2.增进国际间的友好往来，扩大国际间的合作

一个世界综合性的体育赛事奥运会，就可以使矛盾重重的开战国家停止对抗，运动员们携手同场竞技。大型的世界体育竞赛可以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的人们消除隔阂，共同诠释体育精神。他们在比赛期间互相了解、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增进了国际间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尤其是“二战”后，处于“冷战”状态下的世界多极社会里，在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通过体育手段来相互沟通，常常起到政府外交所起不到的作用，我国政府的乒乓外交，就是一个典范的例子。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是我国首次承办的世界综合性冬季运动会，有来自全世界的2千多名大学生运动员欢聚哈尔滨，有3.05万人次的外国友人到哈尔滨观摩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精彩表演，领略北国冰城哈尔滨的迷人风光，促进了区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增进了国际间的友好往来。通过各种经贸洽谈会，引进外资，共谋发展，扩大了国际间的合作。

3.有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和资源的利用

篇（6）

二、培养学实践调查的习惯

语文学习也不应仅局限于课堂，我们可以多采用综合实践、社会调查的方式，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综合实践和社会调查等活动，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他们高度的社会生活责任感、明晰的对社会生活现象的辨别能力，让学生在社会生活中运用语文知识，提高语文能力。经过调查之后，再让学生针对这些在生活中既普遍遇到而又认识很难统一的问题展开讨论，经过思考、辩论，不但能提高认识能力，收到思想教育和思维训练的作用，还能提高口头训练能力，并促进写作。例如，本学期我班进行了“学生带手机与学习成绩”调查和“假期与网络使用”调查，通过这两次调查，学生都进行了讨论。得出以下结论：

（1）随着通讯网络的逐渐覆盖，学生使用手机、上网的现象日趋普遍，即使学校明令禁止也不可能杜绝，且形成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2）学生自制力差，网络和手机上的游戏等不良信息诱惑着学生，大部分带手机上学和有网瘾的学生其成绩必然大幅度下降，这成为当今社会生活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3）合理利用手机和网络，充分发挥手机和网络的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将手机和网络转变为教育教学资源是当务之急。学生将调查、讨论的内容写成了作文或者调查报告，本学期内手机作弊、网聊、沉迷网络游戏的现象有了明确的好转。我们做到了语文的生活化，学生不觉得语文枯燥，学习兴趣自然有了很大的提高。

篇（7）

1．2社会因素：许多女性会担心子宫切除后会导致婚姻破裂，这也是子宫切除术给女性带来最大的困扰，护理人员要做好患者配偶及家属的思想工作，动员其多给患者关爱。同时要明确告诉患者手术不会影响正常的性生活［6］以及女性性征，尽量减轻患者的顾虑，让患者以轻松的心态接受手术。术后患者有疼痛、易激惹、不愿运动、睡眠不佳等状况，要多与患者谈心，同时嘱咐患者家属多给患者一些心理支持，适当情况可以组织患者相互交流，给患者更多的认同感，降低患者的孤独感。

1．3抑郁与焦虑的判定标准

评分标准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焦虑与抑郁自评分越高，患者的焦虑与抑郁情况越严重。

1．4统计学方法

发放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建立Excel数据库，并采取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表示，采取χ2检验，计量资料以（x珚±s）表示，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2组焦虑与抑郁情况比较根据实验结果得知，术前未经护理干预时，2组焦虑与抑郁自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干预后观察组焦虑与抑郁自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2．22组护理满意度比较观察组发出150份调查问卷，回收147份，有效130份；对照组发出150份调查问卷，回收142份，有效126份。观察组的护理总满意度为96．92％，对照组为85．71％，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篇（8）

(二)社会教育培训市场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从培训类型上看，福建省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培训课程设置多层次、多门类，主要有语言类、文体类、文化补习类、兴趣特长类、考证过级类等，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从审批情况来看，福建省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主要由教育部门审批，教育咨询类公司主要在工商部门审批，还有一部分技能类的培训在劳动保障部门审批。从实力上看，福建省教育培训市场目前进入了品牌竞争的时代，形成了国际知名培训品牌、跨省连锁培训品牌、本土培训品牌“三足鼎立”态势。从规模上看，福建省教育培训机构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正规军”，即由教育部门审批发放办学许可证的培训机构或培训学校;由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照的教育咨询公司;由劳动保障部门审批的技能培训学校。二是“游击队”，即散见在社区的小机构、“小作坊式”的补课教室，这些小机构满足了部分家长就近补习的需求，但没有在政府相关部门注册登记，很难监管。三是“个体户”，即部分教师在家中自办的补习班，或个体经营的托管机构，更难监管。

(三)多种因素催生社会教育培训市场火爆场景

1．家长对子女殷切期盼，望子成龙，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2．高考、中考的指挥棒没变，“一考定终身”的评价体系没变，导致众多学生投入社会教育培训中;

3．教育资源不均衡与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成为优质教育资源的补充;

4．禁止学校集体补课为社会教育培训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5．就业竞争逐步前移为学业竞争，社会对课外辅导的需求日益强烈。

(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具有“双刃”作用近年来，在社会需求的强力拉动下，福建省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以学生为服务对象，推出名师一对一、晚自习作业辅导、学科课程辅导、艺术特长培养等培训班，满足了学生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提高了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同时，社会教育培训机构高薪引进公立学校在职教师为领衔名师或兼职教师，招聘大学毕业生或公办学校退休教师为专职教师，解决了大批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据业内人士估计，仅福州市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从业人员就超过5万人。但是，随着社会教育培训行业的迅猛发展，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第一，一些社会培训机构举办以提高学习成绩为主要目的的各类培训班，利用学生业余时间开展补课活动，给学生布置课外作业，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第二，一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开设各类预科班、衔接班、学科辅导班、一对一名师辅导班等，大搞提前授课、超前教育，影响孩子的发展后劲和持续竞争力，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第三，一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以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名，以名师猜题、提高学生成绩、保证考上重点学校等为噱头开展招生宣传，助长了为应试而学习之风。第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收费不菲，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以福州市晚自习辅导为例，一般大班全学科辅导收费每科每小时为50元、小班辅导每科每小时收费70元，一对一辅导每科每小时收费200－500元不等。厦门、泉州等地收费更高。第五，一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以名师为噱头进行招生宣传，以虚假广告迷惑学生家长。有的专家名师仅仅被聘为顾问，并不负责直接授课，有的只是举办过几次讲座或公开课而已，真正负责授课的教师往往只是普通的大学毕业生，甚至是一些在校大学生。

(五)政府部门积极加强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监管近年来，福建省各地先后出台了有关民办非学历教育的政策法规，以加强对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管。如福州市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了《福州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设立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对培训机构办学场所、资金要求、教师资质及审批程序等做了统一规定。厦门市湖里区、海沧区、泉州市丰泽区、石狮市以及蕉城区、邵武市等也制订了有关培训机构审批和管理文件。各地还通过年检、专项检查、抽查等方式，加强对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督检查。如厦门市教育行政部门每年年底组织街道、民政等相关部门进行年检，同时将年检结果通过教育局网站向社会公布。泉州市对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坚持严格审查、依法审批，鲤城区、丰泽区联合公安、消防部门，开展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安全专项检查和民办学校收费检查。福州市及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每年都组织开展无证办学机构清理整顿工作，不定期公布无证办学培训机构名单，向全市学生及家长发出《抵制“黑培训”，远离教育欺诈———致全市学生及家长的一封公开信》，避免黑机构损害整个培训行业声誉。

二、福建省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一)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政策定位模糊，管理部门职责不明2002年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教育机构必须经教育行政部门或劳动保障部门审批获得办学许可证，并到民政部门登记为非企业法人单位的民办学校后，才有权依法从事教育培训。《民办教育促进法》还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国务院至今未就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制定“另行规定”。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但目前国家对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分类管理也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哪些培训机构应该按照非营利性培训机构由教育或劳动部门审批，哪些培训机构应该按照营利性培训机构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管理部门职责模糊不清。

(二)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审批管理多头，责权不一致难以监管到位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审批管理涉及教育、工商、民政、劳动保障等多个部门，“多头管理”出现多头都难以监管，导致社会教育培训市场出现乱象。主要有:

(1)无证办学培训机构难以取缔。受利益驱使，各种无证办学机构仍层出不穷。

(2)超范围经营现象比较普遍。大量教育培训机构以教育咨询或教育科技公司为名，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但实际从事的却是课程辅导，超出咨询公司的经营范围。

(3)擅自设立教学点。一些社会培训机构在申请办学许可证后，往往随意开设分支教学点，这些教学点的办学资质没有经过审批，在办学质量、消防安全等方面存在很大隐患。

(4)师资水平不达标。一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大量聘请大学毕业生或在校生充当“名师”，这些培训教师往往没有取得教师资格证，也没有什么教学经验，培训质量难以保证。

(5)乱收费。目前福建省物价部门对教育培训机构收费管理采取成本核算、物价报备、公示收费的收费制度。但受办学成本影响，一些培训机构随意调高收费标准，也没有按规定进行收费公示。

(6)虚假广告，退费纠纷多。一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广告并未经审批，往往打出名师授课、一对一教学等虚假广告，作出“保校、保线、保分，无效全额退款”的承诺，迷惑家长和学生，产生大量退费纠纷。

(7)转让频繁。一些中小型社会教育培训机构频繁转让，不仅转让办学资格、办学场所，还连带转让学生，无形中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三)政府部门工作衔接不够，影响了对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管近几年来，福建省教育、工商、民政、消防、税务、公安等部门在规范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清理整顿无证办学上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各部门间配合不够，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媒体刊登教育培训广告把关不严，导致一些无证办学机构的招生广告误导消费者;培训机构教材审查把关不严，没有明确哪个部门负责审查，造成教材的实用性难以保证;对无证办学机构的非法所得查处执行主体不明确，不知道该由哪个部门具体执行没收黑机构的非法所得;对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登记备案管理协调不够，许多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在取得办学许可证后，并没有按有关规定到同级民政、税务、物价、技术监督等部门办理登记及相关手续，导致监管困难;收费投诉案件处理不尽如人意，工商部门对社会教育培训收费仅仅是登记备案，教育部门虽然负责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审批，但对收费投诉案件无力查处，消费者一般只能通过有关合同提交司法机关审理。

三、对规范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管理的意见与建议

(一)理性看待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存在与发展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优质教育的追求和全球竞争愈演愈烈，校外培训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放眼全球，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纷纷采取政策措施，支持、引导、规范校外教育培训。从国内来看，浙江、安徽、济南、西安、宜昌等省市也在积极探索规范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管理的措施。校外培训是学校主流教育的一面镜子，它的兴起应引起社会各界对学校主流教育的反思。政府不应对社会教育培训机构过于排斥，而应理性细致地思考如何通过改革考试制度，改革单一化评价方式来抑制社会教育培训需求，规范社会教育培训办学行为、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积极作用。我们必须理性看待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既不应把它看作“洪水猛兽”而加以限制，也不应对席卷全球的校外培训风潮漠然视之，而应该采取积极的、理性的态度做好管理工作。

(二)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国家非常重视对民办教育的规范管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大力支持民办教育。依法管理民办教育。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2012年，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依法清理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不利于民办教育改革发展的规章、政策和做法，落实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平等的法律地位。”北京市、江苏省、成都市等省市先后出台了一些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办法，福建省各市县也出台了一些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办法，但这些办法从总体上看，尚不够完善，特别是在省级层面，没有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目前，针对福建省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在管理上存在的职责不明、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建议出台各级政府部门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审批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教育、工商、民政、劳动、税务、消防等各部门职责，也可参照北京市、宁波市等地做法，对培训机构的资质由机关业务部门实施前置审批。

(三)加强社会教育培训机构规范化管理由政府牵头，工商、消防、公安、民政、税务、卫生以及教育、劳动、文化、体育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密切配合，开展全省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综合治理行动。对现存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对无证培训机构，按照条件基本达标与不达标进行梳理，对经过扶持有望达标的机构，应引导其走上正轨办学渠道，对小规模的无证办学点，可采取与正规办学机构联合办学等形式，在引导中促使其规范发展。各前置审批部门每年要对经批准举办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年检评估和督导，督促其依法办学，不断提高培训水平和培训质量，年检评估结果给予通报或向社会公布。年检不合格的，由前置审批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或由机关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对依法办学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应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奖励补助。建立教育培训行业协会，加强对行业的指导和帮助，促进行业信息交流、业务协作，引导制定高质量的行业标准，使教育培训行业走向良性有序的发展道路。加强电子信息网络建设，建立教育培训行业从业者、培训机构和培训学生的电子档案系统，建立培训行业综合信息网站，及时公开行业有关政策法规、行业标准、相关动态等，供家长和社会各界了解和监督。

篇（9）

教育社会学并没有让人眼热的，但有骄人的贡献，有充满活力的现在，活力后的纷争又预示着未来的发展。它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始，它就不处于边缘地位而成为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闪烁着一群光彩夺目的星星，譬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1。当然还包括不久前刚逝去的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的研究凝聚着一个杰出社会科学家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他们的研究使教育社会学——无论是登台唱大戏的各路理论流派，还是唱念坐打招式不同的论与认识论，皆成为吸引人的智力同时生长快速的领域。

鲍尔（StephenJ.Ball）在2000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重要论文集》（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mes）出口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任何教育社会学的努力都是困难的，相应作出的任何概括也是脆弱的。本文无力也无意步此后尘，仅从最吸引笔者的两点出发，即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一、“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make）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向日葵——“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make）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Take）与建构（Make）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Take）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所关注的是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艾坡（Apple,1996）将其表述为社会分层与所达成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与卡尔（W.Karle）的《欧洲教育体系的社会选择》，多尔·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国中等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从数字到理论》等5。

一币两面，“补救”的社会学又有一美誉——“黑箱”的社会学，只关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忽视——严格地说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过程。

建构（Make）及其后的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从自然主义视为当然、准确地说视为处起步。对教育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传统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来源——新、互动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依照“敌人的敌人即为朋友”的简单分界，它们常被笼统地视为一类，并被冠以“新教育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会学（NSOE）的核心就在于坚持不断地建构（making）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务。“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下被表述为事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命题，被解释主义者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域：在时间滴滴哒哒的流逝中，学校这个黑匣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扬（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识与控制”的问题7。教育机会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这样一些核心价值，其后又是所建构（make）出的“贫困”概念。在英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贫困”的内涵逐步由经济意义转变为文化意义，贫困者逐渐由物质上的赤贫者被建构为文化上的匮乏者——布迪厄所贡献出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而优良合理的教育应该成为“补救”文化匮乏者的利器，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学业失败者、学业能力欠佳者开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众的眼球，并被建构为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功效观出发，认定其为“教育浪费”；随着探究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步被转换为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关注兴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学业失败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诸如智力商数、学业能力等等；其后学业失败者的特征又与一组社会变量相关连，诸如家庭、阶级、族裔乃至性别，学业失败者与社会中弱势人群相勾连。此类研究后隐蔽着歧视、排斥甚至压迫——社会的等级秩序再制于学校对学生的分类过程中。

我们的疑问是“学业失败者”过去怎么不成为“问题”？是过去没有学业失败者吗？非也。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人才编码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色人力进行分类、塑造，在强筛选、强分类的教育观下，教育的一个职能就是分层与淘汰，学业失败者自然在教育决策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或隐匿不现或视而不见。由此看来，“学业失败者”的产生与建构应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话：从隐匿到可见，从命名到定义，从描述到，都是社会建构——即建构（Making）的过程。

直到扬等知识社会学家开始追问：学校中的分类标准由谁制定？学校中的知识代表谁的利益？在何种利益角逐中，谁被界定为“学业失败者”——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课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从超越种种利益之上的Given（被赋予的、给定的）知识被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课程这只旧时王孙燕不得不落入寻常百姓家，课程是“做”出来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建制”。扬与艾坡8用不同的语句指出：课程是经由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知识、所选择的知识、所分配的知识，所实施的知识。无论是正式的官方课程还是非正式的潜在课程，这些课程无论假借圣谕的权威，理直气壮地“替天言道”，还是假借科学的魅力，将自己转换为客观、中立、远离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纱，被迫承认其情境性。知识也罢、课程也罢，都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种建构，甚至是复数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社会建构。课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种天赋的（Take）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make）社会建构。当利益、权力这类社会控制凸现出来时，“更有成效地传授知识”被转换为“更公正、更合理地传授知识”这一事关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

我们略为回溯一下二十余年间，建构（make）一派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核心兴趣是教育的传递过程：新讨论着学校经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学校与教室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当为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应原则”与莫尔（Moore）的《符应原则与的教育社会学》；互动理论与学校人种志研究则揭示着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立过程，揭示着教室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择；知识社会学则将学校中的知识与学科从教室中置换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课程与教学都是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进而责难自由主义的知识观与教学观，认为知识内部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精确知识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为数字的知识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知识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间流传的知识；远离生活的知识即与个人生活距离较远的知识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教学中倡导个人化的，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地位就较低，这就是知识的层级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课程、课堂教学——看似中立的学校知识场已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文化实践中包含着权力斗争，教育中充满着不平等与压迫。吉鲁（HenryA.Giroux）等提出将文化学转换为政治学，弗莱雷（P.Freire）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学应该是“可能性的”学校社会学，教师应该勇敢地成为“解放者”与“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鲁所说的“跨越边界”10。

同时，新教育社会学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谴责教育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充任着压迫的社会体系。美国鲍尔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欧洲伯恩斯坦的《阶级、符号与控制》，布迪厄与帕森斯（Passeron）的《社会的再制：教育与文化》皆在讨论着教育，通过其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对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语言的传递，有效地维持着阶级的边界，学校被视为传递社会控制的“隐性课程”。用阿图塞的术语，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级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现，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学校中学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论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威尔斯（Willis）对英国劳工阶层子弟的研究：《学习成为劳动者》11。新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鲁和威克勒斯（Wexler），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相应，接受（Take）与建构（Make）取向之后也预示着教育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接受（Take）后多为量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建构（Make）后多为质的研究与解释主义传统。塞拉（Searle）1999年说：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取向是乐观的，所强调的观念实体具有理论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关怀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相反，质的研究承担着双重责任——真实性（发现与再现行动者的意义）与建构性（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是社会世界的解释）。研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关心就是理解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理解与共享社会世界之于他人的意义。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对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与持续参与上，这一立场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再科学化的观察者，无论进行多么细致的研究都无法代替对研究之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说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文化传递与建设性的活动”，它与人们亲密互动，密切地观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矛盾与细微的差异。它同样为二十余年间所活跃的不同理论与认识论所共铸：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研究与现象学等，为获得更多的普适性与大众性，还将实证主义的逻辑性接纳其中——以回应对其“太软”或“太随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与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冲击。

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跑，到为止，新教育社会学在其活跃期所呈现出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会学将工作的基础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评上，而下一棒——女性主义研究的活跃将承继着批判的传统并开启新的方向。13

二、者是谁？

如果说在新与新学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会学中充满着阶级、阶级再制与阶级抵抗这类术语，随着有性的（女性主义）与有色的（种族的）研究者的活跃，批判话语从宏大的、阶级这类“大词”（BigWords）转换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场等充满着微观学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谁”——立场（standpointtheories）开始活跃，并主导着80年代后的。

在以往的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生产中，充满着学科的微观政治学，有人称之为“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隐型课程”，隐型课程有两种，其一为弱形式，它界定与控制着“像一个社会学家”，即在具体的、主题、关怀与旨趣上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化，也即布迪厄的“惯习”；其二为强形式，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再制既存的权力层级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白的、男性的学者居重要的地位；而女性、少数民族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被排斥于知识生产领域之外14。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研究仅是针对父权制的狂躁的报复而非合法的学术探讨。在此类学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会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赋予其独特的意识是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内部同样有此吊跪：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不管身处于多么边缘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现实关怀，但一走入学科体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语言、问题、与思维，——准确地说，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虚假的、被异化的“人”来进行学术操作，热的问题关怀常被冷的学术技术所肢解。艾德兰·莫兰就说：社会学者尤其是的社会学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科学化的努力只会使研究者远离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教育学这样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可以高居（远居）于人之上（之外）吗？并保持所谓中立的立场吗？——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论调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不独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实践者亦被架空了。

鲍尔指出近些年来如日中天的管就是一种道德技术16，由于管理学的介入，办学如同办工厂，在市场竞争的逻辑牵引下，教师基本失去了对教学环境的控制，矮化为技工。不独教师被架空，更为严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学是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管理学使学校更象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版本。它引入一对“天眼”，个人的一切都纤毫必显；它引入效率与规训，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塑造。校长和教师都仅关注技术与能力，学校复杂、纵深的背景被简约为客观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化了。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学校中的知识即课程与教学日渐远离教师与学生的具体生活，自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学生只需与掌握它们就可以了；其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视了，家庭与学校两个世界被认为是同质的。学生如同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学生文化、学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后的阶级文化都被忽视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结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义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权力化与庸俗的权威化了。刻板的技术简约主义使教育远离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贫困者，教育可以为社会中的高地位人群锦上添花，却不肯为弱势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远离种族主义、制度混乱、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这类真切的现实议题，或只顾大而空泛的“应然”理念，或一味钻入琐屑的细节之中。

立场理论从一种批判的理论更多地转换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声音，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会学中被消匿的声音。有色人种、女人、同性恋、有障碍者开始重新划定其疆域，挑战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工具甚至研究传统。

首先，立场理论挑战着本质主义17。立场理论强调研究者的立场，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outthere）。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后现代的研究域中，知识是建构出来的（make,nottake）。立场理论质疑认识上的特权主义，白男人在所生产的理论中凝冻着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凭借认识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建基于其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

立场理论宣称其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研究者所身处立场的差异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于既往生产知识特权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视野能够引导知识的生产与对社会实体的新解释。哈丁（Harding）从女性的生活引发出这样的疑问：“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知识根植于不同的主观情境与社会情境，研究本身体现出社会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诉求18。知识总是落座在具体的社会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述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真诚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难以觉察、难以置信的诡秘。在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中，每个人的解释在其个人情境中都是真实的表述，本质主义的犯罪观被重新解释了——谁是谁非，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权力，某些特殊的话语能否转换为公众的意识；或许是特殊的话语之间彼此协商、沟通，并达成共同接受的一种解释。

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而开始质疑本体论，并将新的本体主义感觉论带入教育社会学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将特殊的性别与情感带入研究领域之中，女性主义开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义赋予学校性别的视角与框架，认为学校的场域极大地忽视着女性独特的经验，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评价上以及课程与知识上，教育都再制着男性与女性的区隔与对立，将女性定义为“非男性”——男人的指标成为人的常态指标，女性在此指标体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义批判的锋芒甚至直指与新，认为仍然是观念上的“父权制”。19女性主义正是从询问性别本质为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扩展到询问社会身份本质，女性主义也开始消解着本质主义。

其次，立场理论还挑战着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女性主义活跃在文学、、大众文化、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女性主义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科学集体无意识”，既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生产学术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题——研究者的悖论——寻找研究者的主观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会学研究如同“手工劳作”，而非现代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化与科层化的模式。女性主义从最根本上挑战着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发表了《与父权制协商：女性研究的挑战》，指出许多研究都是所谓“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参与父权化的研究中被视为可以被任意剥削、任意闯入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为了自己的专业声誉与职业发展可以任意闯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却从不反省这样的研究过程对参与者有什么伤害22。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现出多元的认识论，她们还试图用协作的、参与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风格来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风格——个体主义、竞争主义与主客对立的研究风格。赖塞尔（Lather）称其为“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她们致力于让沉默的、受压迫的人发出声音来。相应，也有声音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或精神助产士（催生婆）来寄托对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的期许，每一次询问既是话语，更是新的实践23。

值得重视的是，立场理论并非一个整合的理论，在强调研究者立场这一策略下，各种立场的研究者之间也充满分歧与冲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有色人种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然而，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女性所共享的诸多经验超越了种族与阶级性、年龄与文化背景，因而，迥异的女性经验被笼统地归类于“女性经验”的框架之中，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个共同的“阶级”或享有一个“背景”。

篇（10）

2大学生公德缺失原因的分析

首先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大学生多数为90后，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父母对孩子的宠爱造成孩子自理能力差、自我中心意识强。并且社会责任感降低。经常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这样的孩子走入大学校园，很难适应大学生活，遇到集体活动表现得不够积极，集体宿舍里表现得孤立、格格不入。经常被称作有个性一族。这种社会意识、集体意识薄弱的群体在走入社会后也经常表现出团队意识、合作意识不强。其次，学校对学生公德的培养欠缺，长久以来的教育体制中，注重学生的分数，忽视道德教育。学生进入初高中后，这一点更为明显。曾在2009年，湖南省一私立中学下晚自习后发生踩踏事件，8名学生遇难，26人受伤。这一事件在向我们说明学校的教育中欠缺了对学生公德意识的培养，在公共场合，楼道里行走要靠右通行，缓慢通行不推撞，互相谦让不喧哗。在学校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也更多关注成绩，最终能否考入理想的大学是由成绩决定的。而在大学开设的两课中，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生旷课、课上不听讲等现象屡见不鲜。认为思政课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其他认真听课的学生也往往是知而不行。例如课上讲到要爱护公物，课下就有在课桌上乱写乱画的。所以说培养社会公德的意识并没有落实到践行环节。所以在学生心目中考试始终是划分课程重要程度的唯一标准，这是长久以来教育体制遗留下来的阴影。再次，社会上不良环境影响。大学生在年龄上进入成年人行列，但是在思想意识上受外在环境影响较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出现形形的不分美丑、善恶现象。例如金钱至上、权钱交易、制假造假等等丑恶现象，它使得大学生容易走向功利化、世俗化。大学校园经常看到四六级替考、卖答案、毕业论文等广告。这些背离诚信、亵渎知识的行为在诱因着青年一代。势必对其社会公德的养成起着严重的负面影响。最后，信息时代网络的冲击。在信息时代极大发展的前提下，人们生活空间由现实社会已经扩展到了虚拟空间中来，当代的大学生对于网络的依赖程度超乎想象，作业、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很多情况下不经过独立思考，直接到网上抄袭。网络聊天、购物、冲浪游戏占据了个人大部分生活空间，在一个没有严格制度约束的自由空间里，道德主体需要用自律意识去约束自己的言行，可是对于各种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却缺乏明确的道德判断标准的主体来讲，自律意识显得那么薄弱。所以在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沉迷网络、欺骗、制造谣言、浏览等等行为。

3当代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手段

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社会公德是衡量其个人品质的重要标准，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自我价值，而在于他的社会价值，这一点不仅指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更在于他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要提升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公德意识。笔者认为高校尤其是思政课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站在前沿阵地笔者也试图探索出能内化道德行为意识，外化道德行为习惯的一种模式，从根本解决问题。

3.1教与学结合，注重细节

高校开设“两课”，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门课程站在理论前沿，对于加强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具有战略优势，高校要抓好时机，利用教的优势，培养学的兴趣。主要体现在课堂的教学环节，要坚持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地位，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站稳大学生思想阵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培育学生。在教学方法上要选取真实且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例如在讲授文明过马路时，选取中国式过马路的惊险片段播放，以此加强学生对社会公德的敬畏意识。让教与学间有结合，让学生体会学的必要性、紧迫感。所以要抓住教的细节，切忌过粗、过于形式化的泛泛而谈。文明出游、餐桌礼仪。握手礼仪、水电资源的合理利用、助人为乐等等教学环节。尤其要强调对细节的关注。

3.2信与守统一，坚守信仰

在社会生活中，当面对道德困境时很多大学生往往表现出困惑，例如当问道“有老人路边被撞倒，你是否敢扶?”时，大家会联系到2008年彭宇案，大学生扶老人被判赔7.9万元。同样在2014年，发生在武汉街头，一老人骑车摔倒手骨折，“最美女生”勇敢扶起。所以善恶美丑的鲜明对比更有利于锤炼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要广泛开展学习先进典型和道德模范、最美人物和身边好人活动，用人们信服的榜样进行引领，用令人敬仰的模范先进示范，形成见贤思齐、尊道尚德的浓厚氛围。使大学生群体坚信社会的道德主流是向善的，培养大学生对社会公德的坚守。提高其道德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