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思想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生态思想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本经训》向往“至德之世”的生态状况是：“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其叙，风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扬光，五星循轨而不失其行。当此之时，玄玄至砀而运照，凤麟至，蓍龟兆，甘露下，竹实满，流黄出而朱草生，机械诈伪莫藏于心。”好一幅生态和谐完美的理想化景象。

硕儒董仲舒更是在其专著《春秋繁露》中借对远古三皇五帝太平盛世的描述，道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蓝图：

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愤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鸷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4](《王道》)

将以上引文与孔子讲的大同社会相比较，孔子的“大同”社会只讲“人”而不讲“天”，董仲舒则不只讲“人”，且特别突出了“天”。他说：“何为本?日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4](《立元神》)它们分工合作，和谐关系不能破坏，否则就会有灾异产生。这事实上就回答了天、地、人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固有规律的问题。可以说，董仲舒的理想社会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且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智慧，是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可以称之为“理想生态社会”[5]。

另外，成书于两汉时期的医书《黄帝内经》也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论述人体与四时变化、地理水土的联系，认为四季气候变化是否正常直接影响到人体的健康。《灵枢·岁露论》指出：“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因此，季节性发病、时令性流行病都和气候的变化紧密相连。东汉末年，医学家张仲景说得更为直接：“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6]

在人与自然统一、和谐体系中，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汉初贾谊认为，自然界是运动不已的，而且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六理”：“六理……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固为所生者法也。”[7](《道德说》)《淮南子·主术训》总结前人经验说：“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对此，东汉思想家王充也指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8](《明雩》)要真正实现天下的和谐统一，人必须顺应自然，并遵循其规律。

两汉皇帝对月令极其重视，在诏令中频繁强调要遵守月令，顺应天时。如西汉成帝曾下诏：“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9](《成帝纪》)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诏曰：“《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10](《安帝纪》)顺应天时隐含了对自然法则的遵守，体现了人们对天、地、人大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生共存辩证关系的朴素认识和把握。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不能违拗自然规律，是中国古代哲人的一贯思想。”[11](p6)

但是，人类在自然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两汉思想家在强调遵循自然及其规律的同时，又十分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自然。如《淮南子》说：“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12](《修务训》)

简而言之，两汉时期的生态和谐思想实际包含三层意思：其一，天人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二，天人共生共荣，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和谐共存；其三，遵循自然规律，法则自然。

二生态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不少思想家已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提出了部分的生态伦理规范，蕴涵着朴素、直观的生态伦理思想，但他们仍处于不自觉的状态，甚至带有迷信的色彩。如《诗经·周颂》中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的说法，意为善待百神、河川、山脉。在孔子心目中，尧、舜是法天而行的圣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13](《泰伯》)。这就肯定了人与自然可以统一，即“天人一体”，也从中透露出孔子对天即自然界有着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崇敬与热爱，因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两汉时期独尊儒术，以经治国，儒家“天人合一”的系统自然观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人们把自然当作朋友，甚至是当作父母兄弟看待，主张对生态环境要有正确的伦理观，尊重各种生命权利，善待各种生命体。贾谊将统治者是否能把自己的德泽及于禽鱼作为衡量其是否坚持以民为本的重要标准。他说：“文王之泽下被禽兽，洽于鱼鳖，咸若攸乐，而况士民乎?”[7](《君道》)从以民为本的基点出发，论述古代圣王能够德泽及于禽兽，这固然是为了宣扬圣王“仁德”之厚，但也未尝不包含维护生态平衡的意义在内。他在《礼》中还说：“汤见祝网者置四面，……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惮害物也如是。”贾谊明确指出汤的网开三面是“惮害物”。“物”，指的就是自然界的生物。

西汉刘向的《说苑》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山水比德说：“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绰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贞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14](《杂言》)在这里，自然的一切特征都和仁人、智者的精神品质具有了类似性、对应性，都被赋予了丰富的伦理道德的意蕴。人比德于自然，在他们眼中，万物都具有人格的意蕴，人与自然互溶互渗。

《淮南子·精神训》将人的器官及其功能比附天地四时等自然现象：“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其书《天文训》、《时则训》、《地形训》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显然，这种机械的比附是不科学的，但是认为人的肌体来源于大自然，人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现象的存在，是自然万物中的一类而已，这和天神造人的神学是不同的，有着重要的生态伦理意义。

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是“天人合一”。为论证“天人合一”，董仲舒借鉴了《淮南子》天人比附的观点，提出了“人副天数”说。董仲舒认为，人的伦理来之于自然，所以应对自然讲伦理。他认为“天”即人，人即“天”的化身。“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4](《为人者天》)在他看来，天地是以自身为模型创造了人。人一身有366小节，是副天一年的日数，有12大节，是副天一年的月数，人内有五脏，是副天地之五行，外有四肢，是副天地运行之四时，人之眼睛乍视乍暝，是副天之昼夜之交替，正是“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4](《阴阳义》)。总之，天是放大了的人，人是缩小了的天，天和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相似性。

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他通过分析人的命运和天地相连的关系，提出了“行有伦理副天地”的天地伦理观。他说：“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弁合。”董仲舒要求人的行为伦理要与天地相副，并明确地将儒家的伦理视野推广到天地之间，即认为道德伦理不仅存在于人际之间，也存在于人与天地生态系统之间，而且这种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与人类同时存在、同时发生，必须引起人类的高度重视。他强调：“是故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4](《深察名号》)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天、地、人以及万物密切相连，但它们的地位并不均等。董仲舒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疚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疚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4](《人副天数》)在天地的精华所生成的万物之中，没有比人类更高贵的，因为唯独人类能施行仁义。这样，人类就应当超然万物之上，代表万物与天地共行仁义。在这里，董仲舒突出了天人关系中人的主体地位，意在赋予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责任感，强化人类的“超物”意识，以与天地共施仁义道德。也就是说，人具有优越性，他能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他人及其他动物，是道德的主动者和人，“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4](《天地阴阳》)。因此，人类应当以一种自强不息的阳刚气魄“制天命而用之”。但是，人并不能把自己看作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主宰，不能以自然为仆人。相反，人应视天地为父母，视所有生命都与自己的精神相通，人与天地的关系应是融洽无间的。在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人们应自觉维持生态平衡，合理利用和改造自然。

原始道教的《太平经》进一步提出“天父地母”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仅是一种比喻，更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看，《太平经》的“天父地母”概念体现了天、地、人互相和谐共同生养万物的理念。《太平经》认为，自然万物是天、地、人共同产生出来的：“夫天地中和凡三气，内相与共为一家，治生，共养万物。天者主生，称父；地者主养，称母；人者主治理之，称子。父当主教化以时节，母主随父所为养之，子者生受命于父，见养食于母。为子乃当敬事其父而爱其母。”[15](《起土出书诀》)这里强调“天父地母”以及由此所化生的“人子”共同生养万物观念，实际上反映了天、地、人共为一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天父地母”概念还意味着天地自然界与人属于同类而应当受到像父母那样的尊重，而不可伤害。在《太平经》看来，“天父地母”化生人，并养育了人，所以，人应当报答天地的养育之恩，要像孝敬父母那样，尊重天地自然，“不失天地之心意，助四时生，助五行成，不敢毁当生之物”[15](《善仁人自贵年在寿曹诀》)。

[关键词]两汉时期；生态思想；生态和谐；生态伦理；生态保护

[摘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尊重自然规律、珍爱生命、倡导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念源远流长；而两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总结定型的关键阶段。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不仅倡导生态和谐和生态保护，而且更为鲜明的是强化生态伦理。生态和谐、生态伦理和生态保护思想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这正是两汉时期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点。

Keywords: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eco-thought;eco-harmony；eco-ethic;eco-protection

Abstract:Chinesetraditionalthoughthaslongbeenattachinggreatimportancetotheecologicalideaswhichmaintaintorespectthelawsofnature,cherishlivesandadvocate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havebeenacrucialtimewhentheChineseancientecologicalthoughtbegantotakeshape.Thetwodynastiesnotonlyadvocatedtheeco-harmonyandeco-protectionbutalsotheeco-ethic.Thesethreewerethoughttobeintegratedandnevertobedeparted,whichremainsthecharacteristicsoftheecologicalthoughtinth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尊重自然规律、珍爱生命、倡导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念源远流长；而两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总结定型的关键阶段。顾后有益于瞻前，研究总结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生态认识与实践将会产生积极的借鉴作用，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智地面向未来。然而，目前对中国古代特别是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尚不多见①。

篇（2）

生态文明建设在十会议之后被提升到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高度，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同时，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转型的开始。永续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同样也需要体育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而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呼唤体育生态环境的支持。因此，如何更好地理解体育生态思想的发展也是我们所应重视的时代背景和不能回避的问题。一直以来，理论界对体育生态思想的研究总体略显不足，多呈零散和问题式的研究，而从历史发展的层面对体育生态梳理的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无几。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梳理体育生态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对指导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就显得意义重大。

1远古时代———体育生态思想的孕育

在远古时代，人类祖先不仅经常要跋山涉水去寻找食物来维持生命的存在，还要为抗御自然的侵袭而跋涉迁徙，在渴求生存的生活中，要想法设法地投石掷棍去杀伤猎物，玩命奔跑的去追捕野兽，甚至为防止被野兽伤害而不得不与野兽进行生命的格斗。可见，像走、跑、跳、投、爬、近身格斗以及游泳等肢体运动，都是远古时代，人类祖先为求生存而必需掌握的基本生活技能。到了远古时代的后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财产和奴隶掠夺而发生的冲突日益频繁，人类认识到必须要进一步改善生产工具和狩猎技术，并使之成为种群的谋生手段和世代相传的生存技能才能确保群落的安定有序，同时群落首领还意识到只有提高群落子民整体的体力和智力等生存能力，才能维持群落不被外来侵略者所灭亡，于是跟身体活动有关的各种技能就开始在群落中有所推广，群落中的成年人也开始有意识地向少年儿童传授各种技能和身体的操练方法。这种主动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主体的思想，就可以视为体育生态思想的萌芽。

2古代———体育生态思想的发轫

有关体育的生态思想是源远流长的，很多中西方的哲学家在阐释各自的哲学思想时都蕴含着丰富的体育生态思想。如《周易》、阴阳五行学说、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儒家的生态直觉思想等。其中，《周易》以阴、阳两爻为基本的符号，用来表示两种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基本特征，并由此来说明日月运行、季节更替、气象变迁以及生命有机体的生长、成熟、衰老、死亡等一切对立事物的循环转化［2］。这种从事物整体动态平衡过程中实现协调的思想，就是现在体育生态思想的精华所在。“阴阳五行学说”是研究自然界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的学说，通过阴阳双方相互转化和制约来揭示生命体、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运动。而古代养生术提出的重要理论资源———“天人合一”的理念，则是将天、地、以及人三者统一为一个基本点，提倡人道与天道、人的生命体与自然环境的有效沟通和统一，从而实现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动态的平衡。这一学说无疑是一种新的生态观、价值观和发展观，也是古代朴素体育生态思想引导下的实践创新，对当今体育生态的和谐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希腊人崇尚体育，体育也不可避免的构成了哲学家的思想内容。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指出，体育不仅可以培养公民健康的体魄，它更可以培养和塑造公民的心灵的品性，从而塑造公民的德性，最终获得幸福生活［3］。柏拉图的学生，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更是提出了比较丰富的体育生态思想。他指出，古希腊的教育基本上可以分为读写、音乐、绘画以及体育四种方式，并对其重要性的顺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读写在求知和政治活动等方面用途广泛，绘画有助于鉴别各种艺术作品，而体育锻炼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和强壮，有助于培养人的勇敢，这是其他三者无法与之相匹敌的。正所谓，健康是基础，勇敢是品德，所以，体育应该优先开展［4］。可见，体育生态思想在古希腊同样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上可知，不管是阴阳学说，还是天人合一等思想所形成的中国传统体育健康观已经都包含了人与生态的和谐统一以及个体内外的和谐统一两个方面，明显展现了追求一种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环境等和谐统一的体育生态观念；而西方的古代奥运会、古希腊的雅典体育以及斯巴达体育等以崇尚自然、追求身心和谐发展的体育和教育思想，也都可以看作是体育生态思想的发轫。但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体育生态思想不太注重体育的竞技性，也不刻意去追求超乎自然常态的体格与体能，而被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赋予了游戏的、健身的以及教育的功效和作用，更强调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古代体育生态思想更接近体育的真谛。

3近代———体育生态思想的吉光片羽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基本都是建立在体育救国论上的，在领教了西方“坚船利炮”的教训后，封建者吸取了相关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的近代体育生态思想。随后的倡导者们也开始利用各种途径，诸如讲学、著书和成立政治团体等积极宣传维新思想，同时，关于体育生态思想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维新思想家们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如，康有为主张兴办的“万木草堂”开始开设体操课程，提高国民的身体素养。梁启超和谭嗣同两位维新主义者则于1897年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并大力地宣讲“知人之精神与体魄，盖注于德育与体育两途”的理念。梁启超在他的《新民说》著作中专门有“论尚武”章节论说体育，其议论精辟，掷地有声，系统地表达了他的体育思想［5］。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中国体育生态意识的时代色彩。14—18世纪以来，欧洲大陆迎来了意义深远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三次大规模的思想文化运动。它不仅扫清了资本主义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也砸开了中世纪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枷锁，迎来了思想解放和科学繁荣的新时期［6］。思想文化运动也催生出一大批不同于中国理论家的早期改良派学者，他们倡导身体和精神的统一，重视身体的健康与健美，反对违反人性的禁欲主义，主张要正确认识“人性”等。为此，他们重新发掘和整理了古希腊丰富的体育遗产———古代奥运会、斯巴达体育、雅典体育、祭礼竞技等体育生态思想和运动手段，并在体育实践中大力宣传。随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一系列不健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促使人们对身体活动有了新的认识，人们在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开始将目光转向身体素质的提升和体能的健康发展，体育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社会需要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批资产阶级教育家也顺势提出了新的体育生态思想。如：“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维托里诺、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等就把体育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加以大力提倡；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其名著《爱弥尔》中提出，“教育应与体育紧密结合，主张按儿童各个年龄阶段的不同特点，以及儿童的兴趣和爱好组织体育活动，以培养‘身心两健’的人才［7］”。这些思想无疑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刻上了体育生态意识的烙印。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体育生态思想从最初的被动接受到后来的高速发展时期，从救国兵操体育思想的引进到后来的国民教育体育思想的创新无一不是时代要求下的产物。这些思想都产生于时代的要求，都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

4现代———体育生态学科（论）的建构与发展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人类满怀希冀与信心共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科学界却十分“动荡”，体育实践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涉及自然生态也受制于社会生态。其活动的开展不可能离开生态环境直接存在。同时，体育活动的开展，难免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8］。因此，关于体育生态思想问题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而生态学相关原理与方法为我们研究体育问题提供了一种宝贵的理论资源，提供了一条更为恰当的研究途径。在西方，一些较发达的国家，由于政府和各类机构以及大众拥有较强的生态意识，体育生态建设的理念已经融入到体育实践的各个方面。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批诸如德国Regensburg大学的哲学、艺术和体育学院院长HeinzLutter教授、德汉娜•克雷、美国的恩戴尔戴•哥拉斯伯格和南非的布什拉•托拉克等知名学者，他们从环境因素影响体育运动正常开展的角度，论述了体育在实践中的生态理念，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这说明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开始将侧重点转向体育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这有力地促进了体育生态思想的发展。随着人类科学的研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层面的推进，生态学的研究和应用也发展迅速，已经扩展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形成许多新的边缘学科。以教育生态系统为对象的教育生态学研究在我国日渐活跃，然而体育生态学的研究在我国却明显滞后。谢雪峰认为，虽然体育生态学在我国尚未建立，但以体育生态作为对象的体育生态研究已经有所开展［9］。如熊茂湘研究认为，体育环境是一个系统，体育环境的建设与发展应该树立一种系统性的观点［10］。罗艳蕊等人研究表明，体育运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制约着体育运动的可持续发展，而只有将体育运动和环境保护相结合才是体育运动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11］。陈莉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研究：人类与资源和生态环境和谐共存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体育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实现“体育与自然、文化以及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的目标［12］。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的“绿色奥运”口号，为体育界人士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体育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下，陈光华、周志俊、邓跃宁、李宏斌等学者先后就构建体育生态学学科的必要性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研究。并就体育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概念、研究方法等给予了初步的探讨。专著方面，也先后有熊茂湘老师主编的《体育环境导论》、游海燕和肖进勇主编的《体育生态论》以及谢雪峰等主编的《体育生态论纲》三本专著问世。这一切都为体育生态学学科的创建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视野和范式，也为后续理论研究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不难看出，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侧面对体育生态思想的现状与发展都做了有益的研究，为体育生态学的构建与发展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与建议。虽然学者对体育生态学的界定表述各异，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但是本质上是一致的。其研究脉络都是由浅层生态体育逐渐过渡到深层生态体育，即将生态由最初局限于自然生态，强调体育实践中自然环境和体育的相互影响转变为突破自然生态认识的局限性，在注重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强调社会人文环境的影响。总之，就是期望能将体育系统和其他自然、社会等生态系统统一起来，进行系统地、整体地研究，为实现“体育—自然—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为体育生态学学科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启迪。但遗憾的是，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数量较少。笔者从相关学术期刊数据库查询搜索“生态体育”、“绿色体育”、“体育生态学”等关键词所得结果显示，相关方面的研究论文不足30篇，而以“体育生态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仅有5篇，研究方法也过于单一，理论上不够厚实，研究还有待于深入。

5展望未来———生态体育的绿色通道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并不是完美、和谐和简单的统一，而是矛盾、演化、复杂和缠绕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非线性的世界，体育的发展在根本上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构一致。体育作为一种能动改造世界的对象化实践活动，在未来发展中将会建立体育生态学系统，遵循体育生态学的发展规律，在汲取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皈依《老子》所谓的“道”。体育之“道”，亦乃和谐之“道”。体育之“道”，是建设生态体育，实现体育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通“道”。生态化是文明发展道路在当今时代的生动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将生态上升为一种文明，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体育生态思想和谐发展应该遵循的时代背景。所以，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学者对体育生态思想的研究已经不局限在体育自身的发展，而更在于体育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范畴对社会文明的促进作用，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理性关怀和引导。因此，展望未来，“和谐与发展”可持续发展体育生态思想理念，将会在未来的新时期，搭上高速发展的顺风车，快速驶入“绿色通道”。体育生态意识也会逐渐成为大众的一种共同价值理念、一种全新的体育发展模式，体育生态思想在未来的和谐发展中将更加关注人性的自然回归，关注体育领域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实现体育既满足精神的需要又满足物质需要的原生态生态位，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望：拥有一个和谐、健康的生态家园。

作者:夏成龙 单位:云南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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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孔东．管理生态学［D］．苏州：苏州大学，2003．

［3］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7．

［4］李力研．体育：“培养人的勇敢”———亚里士多德体育思想解析［J］．中国体育科技，2003，29（5）：5．

［5］张兆才．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产生的时代特征［J］．体育科学，2005，25（5）：74．

［6］朱欣华．论现代体育生态的历史渊源与现状［J］．江汉大学学报，2010（3）：106．

［7］范国瑞．教育生态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3．

［8］夏成龙．生态视角下民俗体育发展研究———以山东潍坊风筝为例［D］．厦门：厦门大学，2014：2．

［9］谢雪峰，曹秀玲．体育生态的敏感因素与体育系统的良性循环［J］．体育科学，2005，25（12）：86．

篇（3）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儒家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个统一的生命系统，既表现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理性，又体现了保护自然的道德精神。儒家认为，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自己，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也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万物。

(一)“仁民爱物”的惜生重生观

孔子奉着惜生、重生的原则，主张用生态从善的道德情怀来对待自然界，对自然界及自然界的万物施以爱心。提倡天道生生，仁爱万物，将义、礼、仁等伦理道德范畴推广至自然界。《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言说：“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这表明孔子懂得维持生态平衡的道理，包含有对于兽类、鸟类、鱼类不可过量捕杀、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含义。人对万物应持一种同情的善待态度，否则就是不入道，所谓“启蛰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这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惜生与爱人悯人同为儒家思想题中应有之义。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观点，指人类对搏杀生物要有限度、有节制；捕鱼用钓鱼竿而不要用大绳网，不用箭射杀巢宿的鸟，以免破坏生态平衡和资源的再生，造成资源枯竭。在孔子看来，保护动物，既是仁爱精神的体现，也是热爱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类自己的手段。这种生态平衡观体现了孔子反对无节制的获取自然资源和毁灭生物物种的思想，也体现了孔子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弃恶向善的价值取向。孔子将对待动植物的态度与对待人等同并列起来，反映的不只是人对人的伦理道德，而是对待动植物和大自然的博爱之伦理。孔子把对待动物的态度看作是道德问题，初步实现了由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拓展，这是其伟大高明之处。

孟子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热爱生命的“仁爱”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并初步回答了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的关系问题。他说：“君子之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认为君子之爱包括对亲人的爱，对百姓的爱和对自然物的爱三部分，这三种爱是“仁政”的重要内容。亲亲必须仁民，只有仁爱百姓，让百姓安居乐业，亲人的幸福才有保障。与此同时，仁民又必须爱物，只有珍爱保护自然万物，百姓的安居乐业才有物质保障。这是一种真正地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道德，他把仁民与爱物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孟子认为爱已爱人是不够的，还应进一步把这一爱心扩展到自然万物，这才是真正的“爱”和“仁”。在他看来，道德系统由生态道德和人际道德两部分构成，人际道德高于生态道德，“仁民”是“爱物”的前提，通过“仁民而爱物”这一途径可以实现生态道德和人际道德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荀子更是把对生态的保护视为实行“王道”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崇高、最神圣的价值选择。他认为，为了使自然界给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必须对天地万物施以仁家的精神，按照自然万物生长发育的需要，建立一个依时采伐林木和猎取生物资源的管理制度。荀子甚至还提出要设专职官员负责生态保护，规定“虞师”之职责为“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为了保护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保证国家能够持续健康发展，“虞师”专司法令制定、颁布及实施监督。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自然资源，实行“以时禁发”，取予有度。从税收等经济政策层面鼓励老百姓尊重自然规律。爱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因此，荀子指出：“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冬藏四者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一自然保护纲领劝导统治者只有按照自然生态的演化规律，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管理和使用，爱物节用，使万物各得其宜，才能有足够的食、用、材等生产生活资料来养活百姓，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二)“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观

“天人合一”，是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相通、相类或统一。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并存、协调发展，体现着和谐自然的生态伦理观，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精髓。儒家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但他的思想中却包含了这一命题。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孔子肯定了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后世儒家进一步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说：“阴阳合而万物得。”这些论述，都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变化视为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运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三者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整体的把握，强调天人的协调、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

儒家主张“天人合一”而不是“天人不分”。儒家认为“天”是具有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的自然界。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个“天”就是生生不已的自然之天。自然界自有其运行的规律，不受人类主观意志的支配，正如荀子所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因此，人类在为自身

的生存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利用的过程中必须把这种改造和利用限定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遵循上，即“制天命”须以“应天时”为前提。否则，就会破坏和危及人类的生存基础。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天命观，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适时而动”的生态伦理原则。“时”构成了孟子“不违农时”、“食之以时”的生态伦理原则。孟子从一般意义上认识到了这一规律的重要性，正如他所引用的谚语“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滋基，不如待时。”孟子认为，手段和工具固然重要，但条件和环境却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人的活动会影响到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发展，在自然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的活动不能够代替自然界自身的规律，这就内在地将生态学问题与伦理学问题联系在一起。孟子对待自然也是主张爱护和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的。例如，孟子与梁惠王论政时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垮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撼也。王道之始也。”孟子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掌握好度，按时收割庄稼，粮食就会丰产丰收；用合适的方法捕鱼，就可以取之不尽；按计划砍伐树木，木材就可以源源不断得到，并把保护生物资源以满足人们需要作为推行王道和仁政的基本措施，因为生物资源富足、人们生活稳定是仁政的基本要求和统一天下的基本条件。孟子的这种生态伦理观念，提倡树立永葆自然资源造福于民的生态责任意识，对于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维护生态平衡和促进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荀子则从天道自然的角度理解自然，倡导尊重和保护自然。他否认“天”是有意志的神，认为“天”就是客观现实的自然界唯一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日月星辰、阴阳风雨，是水火草木、鸟兽鱼虫，它们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而人的职责是利用天地提供的东西来创造自己的文化。荀子认为天人关系既是相互矛盾的，又是相互依存的，建立了一个以“时”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体系，描绘了一幅农业社会中自然生态良性循环的蓝图。这种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保护思想，已超越了孟子。

(三)“尽物之性”的资源利用观

遵循自然规律，节约自然资源，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流和内核。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自然资源在中国古代就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据载，大禹曾具有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儒家主张人应节制欲望，以便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的生产和消费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儒家自孔子起就坚决反对滥用资源，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所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以及曾子所说的“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都表达了取物有节，节制利用资源的思想。孟子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要求统治者节制物欲，合理利用资源，注意发展生产。他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认识到其他物类对人类的重要性，所以提倡“仁民爱物”。他认识到，只有重物节物才能使万物各按其规律正常地生生息息，人类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资源。

儒家还认为，合理利用资源须从“尽性”开始。所谓“尽性”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本性。《中庸》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虽强调“人道”，但却没切断人与自然的关系：它高扬人的价值，但又不否定自然物的价值。“尽人之性”就是“成己”，“尽物之性”就是“成物”。“成己”，就是要完成自己的品德修养，“成物”就是使物得以实现其价值。儒家认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其为物不贰”，即每一种生物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一种生物消失了，就永远无法再现。主张人应节制欲望，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那么，人们应怎样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实现“成己”、“成物”，“尽物之性”呢?儒家认为，为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特定时期，即动植物的繁衍、幼体成长时期不要过分的砍伐、捕猎。儒家学说并不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反对杀生，而是认为应根据时令的不同来区别对待，不要对自然界过分索取。认为合理利用和养护生物资源，才能使其繁殖兴旺，否则各种生物资源就会在人们的违时获取和过度利用中耗尽。

二、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对构建“两型”社会的主要启示

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供了伦理学基础。

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突破了固有的家庭与社会伦理范畴，进一步拓展到生态自然，完成了“亲亲、仁民、爱物”伦理思想的发展轨迹。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尊重自然秩序和生命。但在实际生活中，人类对环境的破坏速度超出了人类自己的预料，同时也正在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自食恶果。江河洪水泛滥，资源枯竭。宇宙射线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所有这些都警示人类：自然不是可以随意盘剥的对象，而是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警示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越来越无所顾忌地大肆攫取和挥霍自然资源，造成了生物资源、水、土地和矿产资源的急剧减少，如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已减少了四分之一，生物物种减少了两万余种。人类目前的主要能源石油、煤、天然气的已探明的储量只能再开采50年(以上数据来自世界观察研究报告)。资源的急剧减少验证了儒家资源节约思想地正确性。只有珍惜和节约资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才能维持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奋斗目标。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目的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实现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它要求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建立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关系，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

首先，我们应该遵循生态规律。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人类对自然的改变必须限定在自然界能够承受的范围，限定在遵循生态规律并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前提下。否则，就会动摇人类的生存基础，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重视并遵循生态规律，走与自然持久和谐的发展之路。我们只有尊重自然及其规律、利用自然及其规律、按自然及其规律办事才是最终的和必然的选择。

篇（4）

1．1广植林木，绿化美化寺院环境

寺院是佛教僧徒潜心修行的空间和场所，也是佛教徒从真正意义上践行"无住涅槃"最高理想，创建"人间净土"的范本。因此，敦煌地区佛教寺院的僧徒极为重视寺院及其周围林木的种植和管护，使得地处荒漠化地区常年受风沙侵扰的佛教寺院环境得到绿化和美化，在一定程度上为敦煌绿洲生态环境的改善做出了积极贡献。据《高僧传•宋上定林寺昙摩蜜多传》载:"(蜜多)遂度流沙，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沼，极为严净。"又《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载:"面伍斗伍升，窟上大众栽树子食用。"这里所说的"窟"即指著名的莫高窟，窟前有宕谷。宕谷环境优美，宛如人间仙境一般。如《翟家碑》、描绘道:"(宕谷)溪聚道树，遍金地而森林;涧澄河［泛］，涟浞而流演。"《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云:"碧涧清流，森林道树。榆杨庆设，斋会无遮。"除莫高窟外，敦煌当地其它寺院的园囿中也广植林木，这从敦煌文书有关寺庙帐目的记载中就可窥见一斑。如净土寺:P．2049V载:"面壹斗伍胜，园中栽树众僧斋用。"报恩寺载:"面壹斗，园中栽树子日众僧食用。"、载:"面伍升，桃园栽树子日僧食用。"载:"右崇圣一奉大众驱使……虽然自寸栽种园林，犹若青云护，果物每供，僧众不悯……"当地其它不知名的寺院园囿更是多不胜数。此外，敦煌佛教僧徒在寺院周围也植有大片林木，并悉心加以保护。如《敦煌录》中就提到:"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林荫森。"又《右军卫十将使孔公浮图功德铭并序》、载:"树仙果百株，建浮图一所辉浮孟敏之津，影曜神农之水，门开慧日，窗豁慈云，清风鸣金铎之音，白鹤沐玉豪之舞，林花散地，茂叶芬空。"据考证此寺位于孟授渠和神农渠之间，由于水源丰沛，故林木生长茂盛，环境清净优美。

1．2爱惜动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

佛教提倡以慈悲为怀，慈悲行为的对象包括人类在内的每一个生命个体。珍惜和爱护自然界的一切动植物，对保护敦煌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不杀生"是佛教保护动物的重要内容，《律戒本疏》云:"知水有虫取用犯堕。"又"故夺畜生命，上以虫水浇草上。一以虫水自用，诚无慈恻，而意不为害。此则迦留陀夷(桥)慢显能故夺鸟命也。若自若教他若遣使，是三种杀，彼命断时比丘犯堕。又三种杀或以身，或以非身，以此三事故害众生，死者犯堕，不死犯突。乃至初受胎身根命根，以身口意业因缘故方便欲杀，死者犯堕，不死犯突"。不但对水中的虫要爱惜保护，更要保护已有胎身的生物，如伤或致其死，就会遭到"突"或"堕"的报应，此外，佛教还主张放生，这是佛教保护动物的又一重要方式。《敦煌愿文集》中就录有"放生"的愿文范本。如《释子文范》(P．2044v)云:"乃见飞禽为食，误践网罗;心怀啄粟之忧，身遇擒粘之难。长者乃起慈悲之惠，赎命放生。羸禽添刷羽之欢，迍鸟有腾空之跃。遥奔林木，电击飞空;远志高林，揩磨羽翼。"在《斋琬文》(P．2940)的"祐诸畜"中亦载有与"放生"相关的诸多内容。此外，"放生"场面在壁画中也多有体现，如莫高窟中盛唐第148窟和晚唐第12窟等。所有这些记载和描绘，不仅真切反映了当地僧徒信众对佛教倡导的"放生"善举的积极响应，而且还深切表达了对此类生命个体尊重与关怀之情。另外，壁画《金光明经变》中"流水长者救鱼"的善举、以及《萨埵舍身饲虎》和《尸毗王割肉贸鸽》图中描绘的"舍身饲虎"和"割肉救鸽"义举，等等，都反映出佛教对各种动物的保护和珍爱之情，必会对当地民众环保意识的形成发挥重要影响。佛教不但提倡多植草木，而且还要精心加以保护，不得以污物秽之。如《律戒本疏》规定:"不草上大小便啼嚏。"不但严禁污秽草木，且不得砍伐。如"生草木等不得断，断者犯堕。枯作生想断者犯突，复次三戒守护佛法"。认为草木等皆是有生命的，不得随意砍伐和采摘，否则必然受到严厉惩罚。此外，在敦煌壁画中亦绘有大量的花草树木，而且其数量、品种和纹饰更是不可胜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僧俗民众对草木的珍爱之情以及环保意识的提升。

1．3保护公共环境，促进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在敦煌，干旱鲜雨的气候特点和沙漠戈壁包围的地理环境，使得当地僧俗民众积极投身水利建设事业，科学合理地利用和保护当地水资源，注重公共环境卫生维护，这对构建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促进地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如《辛巳年(公元921年或公元981年)某寺诸色斛斗破历》(P．3490)曰:"麦陆斗叁胜西窑修堰僧食用。"又P．2049背a九二五年帐目:"油壹胜，西窟修堰僧食用";"麦叁斗，西窟上水修堰众僧食用"。修河、补堰不但保护了水资源，也成为僧人修行的功德之一。同时，还严禁污染水源。如《四分僧戒本》规定:"不得净水中大小便涕唾。"隋代302窟《福田经变•浴池》中就绘"两人在果园洗澡，旁边挖有污水排放渠道"的画面，其目的在于保护生活用水的干净和卫生。除兴修水利、净水外，还注重对公共环境卫生的保护。如规定"不得立大小便，除病";"不得佛塔下大小便";"不得向佛塔大小便";"不得绕佛塔四边大小便，使臭气来入"。《佛说弥勒下生经》中就给世人描绘了一个干净、卫生、一种七收的弥勒净土世界，在那里有一大城，"名翅头末……街巷道陌，广十二里，扫洒清净。有大力龙王名曰多罗尸弃，……常于夜半，降微细雨，用淹尘土，其地润泽譬如油涂，行人往来无有坌尘。……又有大夜叉神名跋陀波罗赊塞迦，常护此城，扫清清净。若有便利不净，地裂受之，受之还合。"佛教所追求的这种理想环境是世人梦寐以求的，反映出人们对清洁卫生环境的向往。这在敦煌文献和壁画中均有生动的反映。如榆林窟第38窟《弥勒下生经变》中绘有一位母亲抱婴儿拉尿，和几个小胖孩在旷野挺肚撒尿地裂缝承受的画面，这样既干净、卫生又便利。此外莫高窟北周第290窟的佛国故事画中，有一幅"蹲厕"图，厕内蹲着一个正在如厕的人，蹲处下用木板锯出方洞，下为粪坑，以容屎尿，等等，诸如此类注重环境卫生保持的例子不胜枚举。

篇（5）

    生态伦理学兴起于20世纪初，是针对生态环境恶化产生的一门新兴理论。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主张，人类不仅对社会有责任，人类对自然也具有责任和义务。伦理学由于受到绿色浪潮的冲击，把道德问题纳人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于是就产生了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的提出者法国的史怀泽倡导尊重生命，他认为生态伦理学的核心是崇拜生命、敬畏生命。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也需要人的道德关怀，人和自然的关系可以用道德的手段来协调。生态伦理学的最终目标就是改善人类的环境。这种生态伦理学观念在辽宁生态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生态文学中的伦理道德思想是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和飞跃。从原始社会到生态文学产生以前，人和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对立的、异己的，其文化观是人文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文化观。人类的文明发展是以自然的被破坏和逐渐退隐为代价的。原始社会的文学是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为理想的，这一点在原始神话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封建社会的文学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仍然是人类征服战胜的对象。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自然观否定了人的主体性，也否定了自然的独立性，上帝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新文艺复兴时期，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自居为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自然仍是被征服的对象。尤其是到了工业社会，天地万物都成为工业技术加工的原料和资源。长期以来，人类历史往往就是人和自然斗争的历史。人们一直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同质同源，相容共生，相互依存的关系。直到生态文学的出现，从观念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把伦理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这是以往历史上没有的伦理思想，因此，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是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

    1.生物的道德伦理

    生态伦理学认为人类应该确定新的伦理道德尺度，人类应该尊重其他生命和自然界，其他生命不仅包括有意识的生命，还包括无意识的生命，如一棵小草等。生态伦理学拓宽了道德研究范围，把传统伦理学只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拓宽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物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伦理尊严。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他们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健康，这么多的快乐!对我们人类这样地同情，如果有人为了正当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会受到感动，太阳黯淡了，像人一样悲叹，云端里落下泪雨，树木到仲夏脱下叶子，披上丧服。难道我们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与青菜的泥土吗?”梭罗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道德情怀的自然界。在辽宁生态文学中，道德伦理研究涉及到了自然界，人对自然物具有了人文关怀。鲍尔吉·原野在《人看动物》中主张人文主义的关怀应该加人自然和动物的内容。他在《风吹哪页读哪页》重申人的爱应该扩大到环境、植物、动物:“一个人把爱兼及他人与环境，包括植物、动物。佛法称此为‘慈’。如果目睹苦寒之中的贫儿老妇，心里生出一点点同情心，则是另一种大善。这种情怀，即所谓‘悲’。慈悲二字，听起来有些苍老。有人甚至会觉得它陈腐，实际它穿越时代，是凝注苍生的大境界。”在《虫鸟侣》中，当“我”看到有人捉毛毛虫时:“心说，毛虫你快爬吧，这么显眼。那人近了，我赶紧找草棍把它挑到树丛里……这回我救了你一命，下辈子若你为人我为虫，你也想法救我，拜托。后来想，啥呀，就这么一挑，没准闪断人家腰呢，真是。”作者关爱毛毛虫，自觉地担当了毛毛虫的保护神。

    在辽宁的生态文学中，动植物也具有了自身的道德伦理。在王秀杰的笔下，松鹤、芦苇也有道德伦理，人文关怀。在《盘锦松鹤，我对你说》中，松鹤是有道德伦理的灵物。松鹤爱盘锦这片芦荡，眷恋盘锦，松鹤充满了爱心，从不计较人类对它的冒犯，松鹤每年都要结伴飞回日夜思念的故乡—盘锦。在《野鹤归来》中，松鹤妈妈教小鹤唱歌跳舞，松鹤爸爸教小鹤起飞降落，小鹤还穿着小鸭子一样的黄褐色花衣裳，这分明是充满伦理关怀的三口之家。在《<松鹤图>遐思》中，王秀杰认为芦苇充满了悲情，是芦苇隐蔽保护了、滋养哺育了丹顶鹤。作者为芦苇打抱不平，哀叹芦苇命运之不幸，作者炽热地热爱芦苇。在《芦苇》诗情中，芦苇荡是鹤的家园，芦苇是鹤的卫护者。在《鹤乡秋芦花秋》中，芦苇充满了对盐碱贫痔的土地不嫌不弃的崇高道德品格。在《芦花秋韵》中，“芦花丛是鸟儿们最好的庇护地。当鸟儿们南飞后，芦花把孤独留给了自己。那时，芦花像一只只举起的手，摇摆着、摇摆着，像是在欢送，又像是在企盼。芦花是在陆地上最艰苦条件下绽放的花。沼泽湿地，盐碱海滩，大漠沙荒，它都能扎根、展叶、开花。无论脚下的土地怎样的贫痔，也无论生存的条件如何恶劣，芦花都挺直了腰杆，昂着头去接受”。可见芦花具有它自己独特的处事方式，而且它的处事方式已经蕴含了人的道德伦理。鲍尔吉·原野笔下的草和人相处的原则是草懂得尊敬人。草“全家都要穿上绿绸子衣裳，不穿就不许出门，然后，谦卑地伸出双臂，像献哈达一样，表达对太阳和人群的敬意……草没有存款，它们原本想买一些贵重的礼物送给太阳、春天和土地上的人们’’。在李松涛的《贫血败血并发症》中，水养育天地万物，是“多义之物”。在李松涛《凋零的葱笼》中，树是仁者的化身，树奋力掩护人类的后代，保护生命的种子，对人有救命之恩。

    2.自然物的权利

    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物有自己的权利，自然物不是专门为人类而生存。当人类被生态危机逼到了生存的险境的时候，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大自然，审视大自然。罗尔斯顿认为:“旧伦理学仅强调一个物种即人的福利;新伦理学必须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生命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在王秀杰的作品中，人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自然物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权利。王秀杰在她的作品中痛斥了毒杀仙鹤的野蛮行径。在鲍尔吉·原野的散文《羊的样子》中，众生平等，羊也有生的权利，但羊似乎天生就是“别人的大衣”，人类的蛋白质资源。羊的一生都小心、温驯、哀伤、悲戚。羊为自己生的权利祈求过挣扎过:“我见过的一次是在太原街北面的一家餐馆前。几只羊被人从卡车上卸下来，其中一只，碎步走到健壮的厨工面前，前腿一弯跪了下来。羊给人下跪，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幕。另两只羊也随之跪下。厨工飞脚踢在羊肋上，骂了一句。羊哀哀叫唤，声音拖得很长，极其凄枪。”人如此粗暴而丑陋地剥夺羊的生的权利，人都比不上其他自然物，因为泉水会捧着羊的嘴唇，泉水尚且知道呵护羊的生命，给羊以温情。在鲍尔吉·原野散文看来，众生是平等的，众生不仅指鸟兽鱼虫与人类，也指草木稼蔬，还包括无法用肉眼看见的小生灵。“墙角的草每一株都挺拔翠绿，青蛙鼓腹而鸣，小腻虫背剪淡绿的双翅，满心欢喜地向树枝高处攀登，这是因为‘众生皆有佛性’。即知，‘佛性’是一种共生的权利，而‘不化’乃是不懂得与众生平等。”

    崇拜生命、敬畏生命成为辽宁生态文学的重要创作思想。人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自然，善待自然，而不是仅仅保护人类自身。生态伦理学认为大自然和任何生命形式都有价值和尊严，人类应敬畏自然，关爱生命，让人类的良知觉醒。生态文学的伦理观对自然物的敬畏和关爱，使得作家和自然有了一种血缘感，.作家对待自然物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保持和谐的生态环境的前提是敬畏生命，爱护自然物。鲍尔吉·原野在《门大爷》中写道:“我景仰昆虫如蜜蜂，如旦旦勾，如蝗螂。我尤心仪蝗螂王者的气度，希望它率天下众虫演艺。"鲍尔吉·原野在《一粒米重如山》中认为:“事实上，每一种宗教包括民间禁忌产生的原始动因，都包括了这样的考虑:人的生存与使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如果一个人不敬畏粮食，那么天地间还有什么其它可以敬畏的东西吗?如果一个人不爱护环境，那么他到底要爱什么呢?”

   王秀杰在她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新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即尊重、敬畏、善待其他物种的生命。在王秀杰的作品中，人和自然具有了伦理关系。从传统的伦理学来看，本来自然和人是没有伦理关系的，但在她的笔下，自然物和她具有了一种伦理关系，她把对人的关怀扩大到所有生命，她把自然物看成是她的朋友、她的亲人、她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放弃了人类的中心主义，对所有的生命形式进行了一种伦理关怀。她曾经明确地告诉别人仙鹤比她重要。正如她所写的那样:“对野鸟们的那份情感，则已经溶进了我的血液中。”鲍尔吉·原野写到:“我走近时，蝴蝶把双翼小心合拢，仿佛是为了让我捉。我把手缩回，更不好意思把它们用大头针钉到墙上，尽管它是一条蛆，但它有更多的神性。”在鲍尔吉·原野的散文笔下，一切自然物都具有了灵性和生命:树枝下悬藏的密密麻麻的雨滴成了上帝的伏兵。雨后地面上的小小的玻璃碎片成了开探照灯的水手。雨滴落在地面上形成的水泡成了金毡房。屋檐下的簇簇青草成了一个家族。最高的草是草妈妈，草芽是草妈妈的孩子围着母亲探头探脑。如果不是把大自然看成是有灵性的生命，是不可能这样写作的。

    3.大自然的家庭

    自然界是个平等的大家庭，中国自古就有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思想。从道家的法天贵真，道法自然，万物平等自化，如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庄子的“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到儒家的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到佛家的众生平等，都有着生态伦理学的观点。

    在自然这个大家庭中，人类毁灭了自然，也就等于毁灭了人类自己。按照的观点，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人类在毁灭自然物的同时，就是在毁灭自己。人不是自然的局外人，人与自然休戚与共。“自然异化即自然被压迫后生出一种反对人类，同时也反对自然的力量。所以生态危机不仅是自然问题，也是政治、经济问题，也是人的本能的危机的集中表现。”

    在大自然的家庭中，人和其他自然物是平等的关系。自然不是可供人们选择的对象，“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鲍尔吉·原野散文在《吃猴就是吃人》中，严厉地批判了人把野生动物变成了自己的盘中餐。“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恶心的事了。晰蝎、青蛙、蛇、穿山甲、羊羔、乳猪，全体倾人人的嘴里腹中，天下没什么不能吃的东西了。”他勇敢地宣称:吃猴就是吃人。作者把人视为处于一种和动物平等的地位，他清醒地认识到，伤害了动物，就等于伤害了人类自己。王秀杰在她的作品揭示出，人类在肆意地破坏大自然的同时，就是在毁灭人类自己。人只有善待自然，扬弃异化，与自然和谐相处，人才能拯救自己。

    生态伦理思想打破了人文与自然分裂的二元文化观。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共生共荣性，不可分离性。在大自然的家庭中，人和自然万物应该和谐地相处。人既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隶，人和自然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生态伦理思想建立了人文与自然的一元文化观。李松涛在《sos—紧急呼救》中明确指出:“耍惯了派头的人类，/不知明目张胆地栽害大自然，/恰是在暗算自己。”王秀杰在《苇海日出》中指出:“芦荡日出竟是这样美妙而短暂。但这一瞬间却启示我们要尊重自然界，无论是静止的植物，还是可移动的动物，都是生命力的显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自然连接。在每时每刻，自然物们都有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亲和方式。”在王秀杰的笔下，大自然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篇（6）

生态伦理又称环境伦理或环境哲学，其主要内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内在价值，人应该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伦理的中心，应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并承担道德人的责任；人与自然应协同发展。它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最终达到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古代自然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对此均有论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现代生态伦理的思想正在成为中国生态伦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们在理论倾向上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的一致性。的确，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并不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还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的地方。

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它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丰富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这些思想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

(一)兼爱万物。尊重自然

儒家认为“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长养生命)作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随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转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进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载物，博大无私。

苟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主张对自然万物博施以“仁”。汉朝的董仲舒则更明确地主张把儒家的“仁”从“爱人”向爱物扩展：“质于爱民，以下至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宋代张载进一步将仁爱原则推广到包括非生命物质，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爱必泛爱，成不独成。要真正的爱人，就必然要爱物。

儒家的这种“生生”、“利物”、“泛爱万物”的思想，类似于当代生态伦理观所主张的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对人扩展到对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两者也有着本质区别。现代生态伦理学认为物与人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应该受到同样的道德关怀；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层层向外推扩。这里儒家的人与物虽为一体，但这一体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万物享受的爱的关怀也截然有别，有厚有薄的。对此，明代的王阳明从“大人与物同体”的角度，作出了独特的论证。他认为，在利益分化发生矛盾时，家庭血亲处于中心、优先的地位，先爱至亲、家庭，再爱路人，最后是禽兽、草木，层层向外辐射。爱护草木，是为了使禽兽有足够的饲料，而爱护禽兽则是为了养亲祭礼，所以爱护草木禽兽是围绕自身家庭这个中心运转的。王阳明还认为，如果接受上述这种观点，那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以人为中心，包含义、礼、智、信的整个封建道德准则体系，使五常之德适用于整个自然界。显然，儒家的爱物是有差异性的，强调的是要人们去爱惜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而“爱物”的终极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爱物就是爱人类自己。

(二)以时禁发，以时养发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与庄稼收成的丰歉关系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和百姓之生计。因此，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再生产能力，不能不成为历代君王与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据对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从利国富民，保汪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源的持续性发展出发，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顺应事物的繁育生长规律，“以时禁发”，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山林泽的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提出了“以时禁发”的原则。他说：“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要求山林与水泽要按时封禁与开放，老百姓在开放时间内去采集捕猎可免征税赋。

孟子、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以时禁发”思想。孟子主张对生物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时也。”“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苟子则使管仲生态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早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食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的这些保护主张，是作为圣王安国治邦之策提出来的，并建议有德之君将保护生物资源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三)取时有节，物尽其用

儒家注重经世治国，他们所倡导的“礼仪”政治是一种有节制的政治，要求统治者节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把节约人、财、物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孔子主张“政在节财”。唐代名相陆贽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长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为出。”儒家“政在节财”的主张，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它客观上具有自然保护的意义，从而避免了对自然的掠夺和资源的浪费。

儒家所提出的节约的主张，一开始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的，儒家从天地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再生性与有限性规律得出了人事行为要有“节”的结论。“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同时，儒家把节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资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物”原则。儒家历代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用大网捕鱼、不射夜宿之鸟)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吕氏春秋》认为破坏大自然是一种不祥的举动，它必将召来灾祸，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动物都销声匿迹。“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同时只有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正如朱熹所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儒家要求人们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认为，只有统治者谨慎地对待自身的物质利益，注意节约，鼓励生产，不断地权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财富丰裕，国泰民安。“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对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国之极也。”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质财富相对匮乏，人们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实行节俭，所以也就比较容易做到物尽其用。现代社会虽然拥有很高的资源利用技术，但并非一切资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费用也相当高。所以，取用有节，物尽其用，仍然是现代社会解决资源短缺与环境保护的一项合理而有效的对策。

二、传统文化中的反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被纳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构成的系统中，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就如同天、地、人虽然可组成一个“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则是吾家之旧物。

它们虽然也时常得到主人的呵护，但那是由于它们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间的亲密无间并不意味着自然之天、地的独立性或内在性已经为人所尊重、认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仍然弥散着浓厚的反生态伦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着相冲突的地方。

(一)自然规律伦理化

传统文化中，天道则常常要服从于人伦之理，即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将自然规律伦理化的思想倾向。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对自然现象的揭示常常成为推导宗法伦理道德价值的一个逻辑环节，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为论证宗法伦理道德神圣性的铺垫或衬托。如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恶的评价依据，阴阳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为论证人世伦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逻辑环节，来神化儒家伦理道德。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关重要的，好像没有“天”的神圣性就无法体现出儒家伦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天”的神圣性在这里只是体现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这一套，主要是为了以宇宙系统确立君主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宋明理学的产生，旨在建构儒家道德本体论，即为儒家道德确立终极的价值根据，“心”或“理”的形上意义同样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统一来确立，但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具有至高道德价值的“心”或“理”，反过来又形成了对整个自然界甚至整个宇宙的统摄、包容之势：“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无载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倾向，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得将其强加于自然界，汉宋儒家讲天人合一，其肯定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有正确的一面；而将道德原则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就完全错误了。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二)重德性，轻技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宗法伦理道德精神的高扬，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间形成了较大的矛盾或张力。具体说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常常受到宗法伦理观的抨击或限制。孔子曾将要求“学稼”的樊迟斥为“小人”，将各种生产或手工技艺看成小器、“末业”，将从事宇宙探询或天文历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阴阳家所做的事情，从而开启了儒家重德性、轻自然、斥技艺、贬功利的思想。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断得到加固而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文价值传统，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这种鄙薄探询自然、技艺的传统使得古代众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国事无补”或“玩物丧志”等诸般嘲弄，并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然科学总是停留在一种直观、经验的水平上。

(三)重主体。轻客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所构架的天、地、人的思维系统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高扬实际上也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重生”意识，即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这与宗法社会促进生命生生不息的伦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天地万物都统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为保持生命、延续生命的手段和材料，这实际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终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则常被忽视，或所强调的仍然是其工具价值。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尽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视自然必然性这点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自然物作为体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手段，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以饮食为例，在西周时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围，周朝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食医”，位于各种医师之首，其主要职责是掌握饮食的搭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饮食文化非常注意从人与自然相合的基点来决定饮食上的选量与选味，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东西。在历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华的生活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一个标志，把占有和消费自然珍稀之物作为个人身份的体现，豪门贵族常以奢侈为荣，竟事侈糜，饮宴常是“食前方丈”，“穷水陆之珍”。他们崇尚口腹之欲，广市齐珍异好，对难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际，捕食麇鹿、野象之风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许多教训，“滥捕野生动物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这一教训，在当时并看不清楚。因为野麋鹿等生动物还相当多，鹿肉等又为人们所喜爱，只是到了后世，当麋鹿等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成为珍奇稀有动物时，才会感到教训深刻，这对于今天来说亦应引以为鉴”。

三、评析

篇（7）

经过统计发现，学生提出如何处理同学关系或认为同学关系紧张的问题有576个，占总问题的22.5％。这类问题有“有人嫉妒心特强怎么办？”“有人说我的坏话怎么办？”“有人个性太强怎么办？”等等。人际关系问题为什么会成为师范生最关心的问题，经过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师以女生为多，在女孩比较集中的地方，相同气质类型的学生之间容易产生心理和性格上的冲突，她们之间容易发生心理矛盾，如心胸狭隘、个性较强、遇事爱计较的学生之间矛盾较多。对这类学生的教育应以心理疏导为主。

第二，独生子女学生之间个性冲突是人际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我校的学生中独生子女占80％以上，而独生子女由于从小生活在一个同龄儿童接触较少的家庭环境中，因家庭的溺爱教育，形成了不肯谦让、不受委屈的心理特征。大多数独生子女都程度不同地有争强好胜或不愿意帮助别人的个性心理特征，这类学生生活在同一集体中难免会发生个性冲突。对这类学生应该采取一定的训练方法，以改造和训练学生克服不良个性的教育方法为主。

第三，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而激发的感情冲突。来自不同环境的学生虽然生活在一个共同的集体之中，但由于小时候已经形成的不同生活习惯会使同学之间相互难以适应，而产生人关系的冲突。如有的学生喜欢干净，有的学生喜欢物品摆放整齐。而有的则比较随便，这就可能使生活习惯不同的学生而发生矛盾。对这类矛盾的解决，应该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对生活习惯不好的学生进行良好生活习惯的训练教育为主。

第四，同学之间的相互议论而导致误会也能引发矛盾。有的学生在背后议论别人，一旦议论的内容被传播，就有可能激发较激烈的矛盾。对这类矛盾的处理，应该查清问题产生的原因，对背后言论他人的学生进行帮助，同时对因此事而苦恼的学生进行一定的心理适应能力训练。

第五，狭隘的小团体主义所产生的排斥作用是中师生人际关系不眭的重要原因之一。青年学生在一个集体中生活，会因不同情趣而结成许多个小团体，这种小团体的最大副作用是对他人有排斥作用。由此而引发出人际关系的紧张就不奇怪了。对小团体主义的解决应以疏导教育为上策，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集体活动，把小团体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第六，教师的不公平教育方法会导致对某个学生的孤立氛围。有时教师偏爱或者无意偏爱了某个学生，这时就会引发一部分学生的不满，而联合起来孤立某个学生的情况。对这类问题的出现，教师必须改正错误，以做到公平教育，才能消除学生因此而产生的矛盾。

二、中师学生的生活学习能力欠佳，希望获得心理上的帮助。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学生提出的心理障碍方面的问题占15.66％，有340个同类问题。如“如何处理学习与生活的关系？”“我为什么感到孤独？”“我为什么情绪总是低落？”等等。处于青年初期的学生，正值生理和心理的变异阶段，他们对生活幻想较多，理想中合理成分相对少一些，个性较强的学生还富于冒险。但他们的感情脆弱，意志不强，难以经受挫折，一旦某个理想不能实现或者生活中遇到某种挫折时，就会认为生活不公平，情绪低落，孤独和失望的情绪占主要地位。这种心态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疏导，就容易发生心理障碍，出现坐立不安、不爱学习、寻求刺激、谈恋爱、违反纪律、病事假多等现象。这个时期女学生的月经期不规则，男学生有遗精现象，他们的身体和心理负担都比较重，神经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差，容易出现突发性的心理变异，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个时期应多给学生举办一些青年心理学、卫生学讲座，指导师范生自我处理各种心理矛盾，同时应由心理教师定期为学生进行心理咨询或开展一些有生活气息的各种文体活动，调节学生的紧张心理情绪，减轻其神经系统的负担，促使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三、中师生的人生观比较模糊，需要教师给予正确的指导。

在本次调查中，学生提出人生观方面的问题305个，占全部问题的11.9％。这说明许多学生对人生观方面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在笔者对其他学校的近五千名学生的心理咨询中，发现各校中师学生在人生观方面的提出问题的提法和提问的数量都差不多，这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即青年学生此时对人生观问题比较关心，需要教师给予正确的指导。中师学生之所以关心人生观和要求对人生观进行指导，其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理想中有很多成分不大合理，把个人的理想看得太重，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估计得较高。再加上近年来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不断被暴光，和西方的一些人文思想的侵蚀，对青年学生具有较大的影响，所以当他们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或者在生活方面遇到一定挫折时，在人生观方面就会产生一些不正确的想法，如“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人应该为自己而活着”“社会贫富不均，社会对人太不公平”等等。所以中师德育工作应该加强对师范生的理想教育，以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在对他们进行人生观教育时，要结合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结合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启发自己思考，如果教师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可以结合自己的社会实践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一般都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四、中师学生比较关心学校的管理和建设，其教师心理开始形成。

学生在调查中对学校建设和管理比较关心，这说明学生进入师范学校后，对自己未来即将从事教育工作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能够从主人的角度关心学校的发展。如“如何看待我校的发展？”“师范教育的发展方向如何？”“应该怎样处理违反纪律的学生？”“学校的课程应该怎样安排？”等等。这类问题有277个，占全部问题的10.8％。学生主动关心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学校的建设离不开学生这个主体，学校的各方面的工作对学生都有较大影响。所以教师启发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把学生看成是学校的主人，征求学生的意见和要求，有条件的应该设立主人周或吸收学生代表直接参加学校某一方面的工作管理。

五、中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生活质量比较关心，学校在进行德育过程中，应该为学生创造较好的生活条件。

调查中学生提出学校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有208个，占全部问题的8.1％。这些问题大部集中在食堂伙食质量、价格及宿舍生活条件等方面。学生之所以对这方面问题比较关心这说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师范生的生活质量有较大影响，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同时也反映了学校在生活管理方面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前几年在省内的其他师范学校进行调查中，这类问题的数量也比较多。所以改善学生的生活条件，提高学生的生活质量是必须要加强的工作，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六、中师生对从教思想有担心，从入学后就关心其毕业去向，培养师范生形成立志从教的思想是德育工作中的重点内容。

学生在调查中提出“毕业后如何分配？“和“毕业后是否应该到农村任教？”之类的问题336个，占全部问题的13.1％。但实际上关心这方面问题的学生达50％以上。目前社会收入不平衡，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比较落后，特别是农村教育状况还不能使中师生完全理解。另外社会上一些部门的用人观念和某些有特权的人在子女安排上的不正确做法，对师范生的就业观念有较大影响，以至于有些学生在学校期间找关系，挖路子想办法解决毕业后的分配去向等问题。所以在对师范生德育中，应该加强立志从教和为农村基础教育而献身的思想教育。在实施这方面的教育时，应下大力气，采取多种教育措施，经过较长时期的耐心教育才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效果。

七、中师生比较关心国家的法律建设，对社会腐败现象比较憎恨。

师范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现象，作为准公民，他们必然对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表示憎恨，希望通过法律建设使国家更加完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有“我国的法律是否公平？”“法律面前真的人人平等吗？”“法律对的高级干部能否制裁？”等等。提问题的学生有205个，占全部问题的8％。学生能用法律观察社会现象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我们应该看到，学生基本上是站在怀疑的角度上提问的。所以我们应该在德育过程中经常向学生进行法制观念的教育，在教育过程中，应该结合以法治国的典型事例向学生说明：社会主义法制是人人平等的，只要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存在，党和国家会毫不犹豫地运用法律武器予以制裁，随着改革开放和法律建设的日益发展，社会腐败现象终将被彻底铲除。

八、中师中有许多人已经涉足早恋，需要教师对其恋爱观予以正确的指导，这是中等师范学校德育工作中的难题。

师范生正值青年初期，在学习期间发生恋爱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关键是如何对他们给予正确的指导。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学生直接向教师提问要求指导恋爱观的问题有192个占全部问题的7.5％，但是实际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多达40％以上。据不完全了解，师范生中有早恋行为的学生约占30%～40％，各校的数据都差不多。师范生之所以向教师提出这方面问题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学生对自己早恋不知如何处理，希望教师给予正确的指导。另一个原因是教师对早恋行为处理方法不当，伤害了一些学生的感情。如有的学校和教师对早恋视为洪水猛兽，对其采取高压政策，强力予以禁止，这样非但不能阻止早恋现象的发展，反而使得一些早恋现象转入了地下活动。个别学生甚至采取了对抗措施以维护自己的恋爱自由，结果导致了性过错的发生。所以对学生早恋问题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强迫禁止，应该采取疏导的方法对师范生给予正确的指导。因为恋爱是人的正常心理活动和本能，青年初期的学生追求异性的心理较强，受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早恋现象在中小学都有发生。所以教师应该对学生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切忌不可操之过急。可以通过心理咨询等方式告诉学生：青年人谈恋爱作为人的正常的心理活动是不应该遭到非议的，但学生时代因为年龄小，社会经验不成熟，早恋对青年学生的身心发展有不利的影响。作为大多数学生还不是成年人的中等师范学校，对学生谈恋爱不予提倡，还要禁止，所以中师学生在学校期间不应把精力用于早恋上。教师只有把道理说明白了，对学生的隐私予以保护，启发他们自己解决问题，早恋现象是会克服的。

九、中师生比较关心自然科学，并对迷信之类的问题也有一定的关心。

在调查中学生要求教师解答的自然科学中的新奇问题和有关批判组织的迷信之类的问题有159个，占全部问题的6.2％。这说明中师学生的知识经验还不能较好地解释自然科学中的一些现象，同时因其知识经验的不足，有许多人有迷信思想，以至于对国家批判和禁止组织还不能完全理解。所以在中师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重视对学生的科学思想意识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

十、中师生比较关心我国的政治经济的改革，同时也关心国际社会问题。

在调查中学生对我国的社会改革和21世纪的国家发展前途比较关心，同时对最近发生的国际问题也表现极大的兴趣。学生提出这方面问题159个，占问题总数的6.2％。所以我们在对学生进行德育过程中，应该经常举办时事讲座，并充分发挥学校的电视、广播、报刊的宣传功能，使学生了解国家和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大事。同时教师在教学中也应该经常向学生介绍时事政治，使学生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篇（8）

生态伦理

文化功能

人与自然

自然生态环境是各民族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影响和制约着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创造出适合当地生态环境的独特的生存方式，构建出内容丰富的生态文化。这些包含着丰富生态伦理智慧的思想，对于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物种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本质上是种工具装置，通过它，人可以把自身置于一个较好的处境中去应付周围环境以及在各种需要的满足中所面临的各种具体而特殊的问题。”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是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变化进程的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发挥了其特有的社会作用，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承载了多方面的功能。

一、对民族心理的整合凝聚功能

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造就特殊的生态文化，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调相处的历史。“万物有灵”是这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蕴含其中的朴素的自然观，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生态伦理文化是少数民族先民与大自然“互动”的升华，当人们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时，他们就会通过神话和史诗等形式对宇宙的生成、万物的起源、演化和人类的起源进行极为生动的猜测和描述，认为可以通过求助或控制超自然力量实现人们的愿望，以此表达人类对自然养育之恩的感激。

北方民族先民对太阳的崇拜在丧葬习俗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鄂温克人非常爱惜和重视驯鹿；满族视鹰为神，捕鹰时不说“捕”要说“请”或“拉”，捕鹰之前要拜祭鹰神，鹰神同时还是满族的生育神、氏族守护神、萨满巫祖神；鄂伦春族也对熊、虎、狼等曾是崇拜的图腾或保护神的名字充满敬意，不许直呼其名，在狩猎前通过绘画或泥塑等形式进行祈求收获的仪式；柯尔克孜族在居室饰物上绣有刀剑的图案。这些信仰和仪式形成了敬畏、崇拜、关怀、感恩等各种心理，对团结部族成员、增强安全感，维护民族心理的整合凝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对人际行为的协调和规范功能

“适度”、“知足”的伦理思想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中的重要一环。“凡事不可超越界限，超过了限度会适得其反。凡事均有相应的尺度，只有适度，百事才会圆满。”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通过对人际行为的协调和规范，号召人们各安本分、各尽其责、容忍、谦让，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要求人积极投入社会生活，为自己、也为别人造福；倡导人们从宿命论和超自然力量中去寻找人间灾难的根源，用自己的善恶观、道德观和戒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有效地减少了部族间的摩擦，使已有的冲突得到缓和；要求只要每一个成员都做部族认为正确的事，他就会赢得一切神灵和部族成员的赞赏，反之，就会受到神灵的报应、惩罚和部族成员的谴责；主张部族对神灵承担特定的道德义务。赫哲人族对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蒙古族对鄂嫩河、克鲁伦河、嫩江、辽河，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对伊敏河、诺敏河、海拉尔河和多布库尔河等都十分崇拜。他们视神山是神灵的化身，从不乱打神山上的动物，也不砍神山上的树木。维吾尔族很重视打猎的季节，尽力避免打到正在怀孕或哺乳的野生动物、不许虐待自己的牲畜、宰牲畜吃肉时不许宰杀未满周岁的牲畜。鄂温克族以鸟作为氏族的图腾物，每个部族都十分尊敬自己的图腾物，不打、不恐吓它，更不许外氏族的人伤害。他们认为污染大自然是极大的罪孽，会给自己和部族带来灾祸。

这种规范将宗教和道德融为一体，集精神和文化于一身，具体的行为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部族成员的日常行为。使人们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控制和保护下，只有克制、知足、行善、奉献才能获得幸福报偿。在人与人的相互交往中，促进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强调个人的道德责任和奉献精神，设计出符合部族文化利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逐渐成为民族或区域文化传统的部分，具备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功能。

三、对信仰、禁忌的解释功能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尽管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它通过各民族长期传承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习惯法及日常生产、生活习俗流传下来，影响至今。

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分别创造和流传下来了《格萨尔王传》、《江格尔传》和《十二木卡姆》等大量的传说故事。《魏书·高车传》记载：“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

(单于)筑高台，置二女其上，将以与天之(天不至)而狼来，女下为狼妻而生子，后遂滋繁成国。”在突厥的起源上也有“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的传说，反映了突厥的狼祖崇拜；蒙古族崇奉苍狼和白鹿，《蒙古源流》就记载了不许伤害苍狼、白鹿的故事，实际上这些图腾崇拜都源于生存的需要。突厥人崇拜狼是因为狼对游牧经济影响很大；通古斯人崇拜熊，熊是狩猎中遭遇的最凶猛的动物之一；蒙古人崇拜马，马在蒙古人的游牧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鹿则是鄂温克人得力的运输工具，他们的生活用品和打到的野兽完全依靠驯鹿驮运，鹿成为鄂温克人的“森林之舟”，这些流传至今的创世史诗和神话传说包含着少数民族朴素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道德观。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反映出人在面对自然关系时的伦理选择以禁忌、崇拜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春天是许多动物产崽的季节，对于那些产崽的动物少数民族先民不仅不准打，还要加以保护。

东北鄂伦春族不准打正在孵卵或哺乳的雌『生禽兽，他们相信打了以后再也不会打到猎物；要求在特定时间，对特定区域的森林实行封山育林，禁止滥砍滥伐树木、随意捕杀动物，避免惊动动物、植物的神灵；认为对一只动物的善行等同于对人的善行，对一只动物的恶行等同于对人的恶行，违犯禁忌会给本人和部族带来灾难。因而禁止人们对野生动物乱捕滥杀。维吾尔族也很重视打猎的季节，无论是在信仰佛教、摩尼教或是伊斯兰教的环境下，维吾尔族都要求不能为满足自己的私利随意猎杀、捕捉飞禽走兽。保护、关爱动植物成为少数民族共同的传统美德和生活习惯。这种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把大自然看成是神格化和人格化的观念体系、反对对草原、森林、湖泊、河流的滥垦、滥伐和污染，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的出发点。“敬畏天物”、注重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在客观上减少了对自然的破坏，保持了生态资源的多样性。

四、对生活习俗的保存和传递功能

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历史上都曾经历过一段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时期，同各种鬼神思想也通过祭祀节日、风俗习惯的形式保存下来。狩猎民族的舞蹈内容多是以象征性的方式捕捉动物。“逐水草而居”的少数民族形成了住毡包、帐篷，吃牛、羊肉，以奶茶、奶酒为饮料的习惯，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有着穿皮毛衣裤、扎皮腰带、红白喜事、节日吉庆都离不开牲畜的生活习俗；而生活在绿洲农业区的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则以米、面、肉食为主，穿棉、绸、布衣，腰间扎布巾，“逐渐形成了新疆民族充满生气与活力、豪迈刚直、慷慨激昂的民族精神和深层文化结构”。鄂伦春族崇拜桦树，桦树木材坚硬，能用来盖屋、造船，制作食具、饮具、盒箱。《龙沙纪略·物产》中记载：“鄂伦春地宜桦，冠覆器具庐帐舟渡，皆以桦皮为之。”诺鲁孜节是现在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的隆重节日，也称为“春分节”，每年诺鲁孜节要举行拜水、拜树、敬土地、敬自然等一系列活动；将一盆象征春天的青苗放归河流，让它顺流而下，希望将绿色播撒大地，给人们带来吉祥、丰收。塔塔尔族在6月过“撒班节”、蒙古族在“夏初节”举行预祝畜牧业丰收的庆祝活动、塔吉克族有“祖吾尔节”和“铁合木祖瓦斯提节”，这些节日都是为了期盼风调雨顺，获得大自然的佑护而举行的农事节日。它保持了各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各种技巧和方法，象征性地强化了文化意义上的各种活动。

五、对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调控功能

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生存是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生产方式从来都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的支配作用极大。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组织、有系统的宇宙观念，为人和环境建立起相互荣辱与共的联系。

篇（9）

所谓生态环境意识是人类对自己所生存的生活和活动环境的自觉保护及使其美化的意识，即人们在生态环境方面的适应和追求。生态环境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维吾尔人是生活在中亚和新疆这个干旱地区塔里木——吐鲁番盆地上的绿洲上的古老民族之一。他们自古以来，从追逐水草、土地和环境的游牧阶段逐渐地进入了稳定居住的农业——园艺经济阶段。该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养成了适应自己生存条件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意识。维吾尔族的传统的生态环境意识在他们在原始时代的崇拜自然和万物有灵论的观点基础上形成并逐渐发展，与他们原始时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密切相关，在他们的生活实践过程中深深地生根发芽，并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同时它在他们的生命意识、民间文化、道德观念和日常生活习俗中生动地表现出来。

维吾尔人从远古时代起就认为客观世界和生命由水、空气(风)、土地、火等四个因素构成的，并且对这些客观物质对人类生命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依赖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他们不仅把自己关于客观世界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科学和人文性的观念，在自己创造出来的语言、文学、生活习惯道德和审美观点上具体地再现出来．而且把这种传统意识代代相传；与此同时把生存环境看作是对生命产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性影响的重要因素，对其时刻予以维护。

一、维吾尔人对绿色植被的关爱意识

维吾尔人自古以来，在广阔的田野中自由生活。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认识到作为自然界的资源的森林和植物不仅给人类提供物质能源和生活资料，还认识到它们在生态环境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把森林和苔藓看成生命的重要标记之一。维吾尔人的这种环境意识在他们的古代文学艺术遗产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比如在英雄史诗《乌古斯汗的传说》中，叙述了作品的主人公乌古斯可汗某一天在一个神秘的湖中的一棵树孔中看见了神性美女，并娶她为妻的情节，其中森林风景的描述特别值得一提。《牟羽可汗的传说》叙述了盖世英雄布谷出生于非常神秘的两棵树之间的土丘和他长大后与他的同胞弟兄们向这两棵树顶礼膜拜的情节。维吾尔人对树木和苔藓植物的爱护，甚至把它们与自己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观念，在后来的农业和园艺经济阶段中表现突出。在维吾尔人的古代族源和图腾神话中，存在着有关崇拜树木的神话。如回鹘可汗被认为是从神树诞生的。据(元)募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四《赤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记载，多桑蒙古史》(伊朗)志费尼所着世界征服者史》引证：维吾尔人祖先居住的土拉河与色楞格河交汇的地方，并排长着两颗大树。一天，树中冒出一个土丘，一道亮光从天而降，照在土丘上。从此，土丘慢慢长大了。维吾尔人怀着敬畏虔诚的心情走进时，听到一种象唱歌一样美妙悦耳的声音，而且总有一道天光照射在土丘周围。后来，土丘裂开了，中间有5个帐篷似的内室，每间室内都坐着一个孩子。部落首领们以为他们是神，都来顶礼膜拜：当风吹拂到孩子身上，他们变得强壮起来开始走动。终于，他们走出了石室，被交给乳母照管，同时，人们举行种种崇拜的典礼。他们断了奶，能够说话，马上就询问他们的父母，人们把这两棵树指给他们看，他们走进树中像孝子对待父母一样跪拜，对生长这两棵树的土地，也表示恭敬和尊敬。这时，两颗树突然出声：“品德高贵的孩子们，常来此走动，克尽为子道。愿你们长命百岁，名垂千古!”

高昌汗国时期古维吾尔语诗歌中对树木和绿色环境的描述也十分突出。维吾尔人对绿色环境的爱护，甚至把它们与自己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观念，在后来的农业和园艺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为了改良自己耕种的沙滩地和盐碱地并减少污染土地的物质，维吾尔族农民习惯于村庄和田堤上栽种胡杨、红柳、梧桐、垂柳、沙枣等树木。他们通过实践认识到这种树木有改良土壤．分解土壤中的各种有害物质并减少其危害等作用。

历史上生活于典型的内陆地区的维吾尔人在古代时用柏树、香树、骆驼蓬等树木点火或者点香，利用其香味给人治病或者表示对诸神的崇拜。这方面的一部分内容除在《突厥语大辞典》中有详尽的表现外，在维吾尔民间故事中也有所呈示。上个世纪8O年代我国考古学家们从新疆孔雀河一带挖掘出的“具有4千年历史古尸《楼兰美女》旁曾发现一捆麻黄和其他东西”，这说明古代维吾尔人的先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认识到一些树木和植物具有净化环境和杀灭病菌的作用，因此把其看成是神圣树木并已知道多方面使用这些树木和植物的方法。由于维吾尔人历史上靠农业园艺业和畜牧业生活，他们便自觉地认识到树木和植物具有防风治沙，美化、净化生态环境的作用，因此他们养成在村庄和路边植树造林的习惯。他们无论在何处建房居住，都要在住房庭院内修造果园，种植葡萄瓜菜大搞绿化，还在农田周边种植桑、沙枣等果树，他们把这一作法看成是行善积德。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各地人们特别重视果木园甚至有些乡村的名称也与果园有关系。例如：多来提巴格(幸福之园)、夏马力巴格(空气好的园地)、比依稀巴格(象天堂一样的园地)等。另外，维吾尔人的美化自然环境和绿化意识还突出表现在他们的传统服装和住房装修习惯上。如：维吾尔人的传统服装布料图案有的就采用了一些农作物和果树的图案(尤以在他们戴的帽衣图案表现得特别突出)。

维吾尔人古代时期特别崇拜自然。如萨满教就认为蓝色象征神理，崇拜蓝天和蓝色，同时还把绿色看成是兴旺和从政的标志。这种原始信仰和概念在他们创造的神话传说中表现得很明显。因此该民族农民至今十分倚重村庄，注重庭院的绿化，出现损害树木和植物的现象．就会受到谴责。

二、维吾尔人的土地意识

土地至高无尚是古代维吾尔人的主要信仰之一。这一信条在他们传统风俗习惯和多种原始宗教信仰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同时，伊斯兰教认为“人来自于土地，其生命与给养也跟土地息息相关”。他们对土地推崇的在萨满教流行的时期创作的一些神话传说中可见一斑。如在《艾司玛女神》神话中，讲述了这样一个内容：据说天上的天使之皇长得比所有的天使都漂亮，她住在七重天上。自然界的各种自然现象都是由这个天使的情绪变化中产生的。天使睁开眼睛，太阳光便普照大地；天使睡觉整个世界变得一片漆黑，天使哭了就会下雨，笑丁就下雪．天使呼吸便会刮风．天使张嘴便会狂风大作，天使翻眼皮天气就变坏．天使发火便会发生地震．天使皱眉头，天空便会出现彩虹。

维吾尔人对水和土地的这种推祟意识在鄂尔浑时期产生的碑铭上也有所表现。例如《阔特勤碑铭》上有“腾格勒(天)，乌迈女神，土水神保佑我们”的字样。维吾尔人把人类和大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而推崇大自然、爱护土地的意识，在伊斯兰教传人后出现的《福乐智慧》《先知者传》《君子神往》《世事记》等文学遗产中也有突出的表现，甚至认为这种精神是做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维吾尔人中自古以来就有类似“土地伟大，人也伟大”“土地吃不饱，人也不会吃饱”的谚语。古代维吾尔人还在发生旱灾时公众集中在某一地举行求雨活动。在历史上维吾尔族农民就是再穷也从不挖甘草、麻黄等这些保护土壤的植物去卖钱。就是到现在维吾尔人为死者送葬时将死者尸体放人墓穴并盖上后，就开始诵读《古兰经》，这时送葬的人，每人都抓一把土放在手里，当诵经完毕后，所有人手中土都被集中起来，向墓投去，表示人们向死者亡灵祝福，这些土被称为“崇敬土”。维吾尔族手工业经营者往往把刚开业赚到的钱扔到地上，让钱沾上地上的土后，然后再装进口袋。这样做是希望自己的生意越来越兴旺。当前在解决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减少其对环境的不良影响之间的矛盾处于严峻形势的情况下，保护好土地和自然环境，这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

三、维吾尔人的水资源保护意识

维吾尔人自古以来就认为水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质之一，从原始社会阶段起，他们就把水看成是神圣的东西并将它神化，还把它看作幸福、兴旺的象征。他们把自己的城市和居民区建在河边。在古代夏季发生旱灾的地区他们搞求雨活动；冬季他们搞降雪庆祝活动，打雪仗。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维吾尔人推崇水的信仰观点具有悠久的历史．这一观点在英雄史诗《乌古斯汗传》中有突出的表现．史诗叙述了英雄乌古斯汗娶一个从湖中树上出现的女子为妻，还叙述了乌古斯汗，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海”(dengiz)的情节。维吾尔族民间故事《会破开的山》则叙述了一个受虐待的孤女的妹妹因喝了“神秘的水”而变成了鹿，而孤女本人在“水神”的帮助下摆脱了敌人的控制的故事。这种故事情节明显地彰显着古代维吾尔人对水的原始信仰。

历来把水看成无比神圣的先辈们在给子女们取名字时往往使用“阔力”(维文意：湖)这个词构成“阔尔特勤”“阔尔毕伽…‘阔尔塔尔汗”(koltarhan)等名字。维吾尔人居住的地方大多数是干旱地区，因此他们先民们特别崇尚水，保护水域和水源已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并认为可与人道主义精神联系起来。维吾尔人历来就有诸如“水伟大，人也伟大”“水是土地的血液”“一口水应得到四十年的敬意”等谚语或传统习惯。维吾尔人不仅禁止在沟渠湖边洗衣服梳头和带牧畜进渠堂饮水，而且还严禁向水中乱倒脏水、垃圾、炉灰等肮脏的东西，甚至把这种行为看成是罪孽，对少年儿童从小就进行上述教育。维吾尔人的英雄史诗《英雄勤钦木尔》中的主人公马合图木苏拉不听其哥哥劝阻去河边梳头．被卡力玛克人首领抓走及后来他的悲残生活遭遇就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现今水的问题已成为当今人类所经常遇到的世界性的大问题，我们为先辈们为保护水资源而作出努力的这种环境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四、维吾尔人对住房和生活环境的改善

追求美、爱护美和再创美是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种表现方式。维吾尔人特别重视住房建筑设计和美化自己的生活环境，盖房前考虑房屋的位置、阳光、空气等环境。维吾尔人在古代就认为空气是构成世界和生命的重要因素。过去他们的传统居住环境主要是“露天、自在的环境”或“半野外环境”。农民在建房前要充分考虑建房环境，房前要修建前廊，庭院内要栽种果树和花卉。任何～处住房的门窗都要认真、周密地设计，以确保光线明亮，空气流通。维吾尔人中有“新鲜空气治百病”和“清洁环境使人健康聪明”的谚语箴言。因此在维吾尔人中早晨起床后立即开门窗换气已成为他们的习惯，他们甚至在冬季的白天开窗换气。他们认为“在清新的空气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将成聪明的人”“在清新的空气中生活的人是健康的人”。着名学者麻赫穆德·喀什葛里在《突厥语大辞典》中提供一部分维吾尔人居住的古代城市的信息时，对这些城市的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作了详尽的论述。维吾尔人一般除了院落外还特别重视房内装饰和室内卫生，他们用图案、雕刻和各种饰物将住房装饰得很漂亮。历史上维吾尔人不仅重视美化自己的住房环境，而且还特别注重清真寺或大礼拜堂的装饰。维吾尔人中还有“不看女人的眉毛而看她的碗边”的谚语。这里的“眉毛”是指女人的外表美，而“碗”的引申义则是指女人所拥有的住房及家具的卫生和质量。平时维族妇女每天很早就起床，先把房内和院子收拾好了以后，再做其他事情。他们在传统的日常生活中禁止周边随地倒污水和垃圾的行为。

五、维吾尔人的动物保护意识

动物是大自然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永远的朋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动物界的作用。维吾尔人的生态环境意识和教育以及他们保护动物和鸟类的传统美德和风俗习惯在民间文学作品里表现突出。维族古代神话传说故事绝大多数都是与动物有关的标题，他们都以人和动物的亲密关系作为主题。例如维吾尔文学早期出现的《狼的图腾神话》中．描述了一只母狼将一个古代部落中遇难的十几岁的男孩救了出来，后来这个男孩与这只狼结成伴侣后．狼生了九个男孩．使维吾尔人不但没有绝种．反而继续得到发展的情节。《属相的传说》中则描述了传统的属相年鉴中的12种动物的名称及称呼的原因。在维吾尔民间文学中关于动物的传说故事中．描述人将一些野生动物或传说中的凤凰等救出，后来这些它们做好事报答人类的情节也是较多的。当今维吾尔族传统乡镇居民除了养殖牛羊外还有用鸡、兔、狗、猫等与人作伴的习惯。认为大自然与人类生活同样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于是热爱和保护大自然的宠儿——动物和鸟类就成为维吾尔人的传统美德和生活习惯。维吾尔人不管在佛教、摩尼教或是伊斯兰教文化的环境下．都没有为满足消费和谋利的需要而随意猎杀捕捉部分飞禽走兽的习惯(边远地区例外)例如在古代西域除了《投身饲饿》《舍头施人》《挑眼施人》《割肉贸鸽》等故事外，还广泛流传《金光明经》等佛教文学作品宣扬佛教禁杀生的教义。伊斯兰教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巨作《先知者传》也具体表现出爱护动物和鸟类的人文思想。维吾尔人给已去世的亲人扫墓时，为了鸟类的食用或出于行善积德的用心，往往在墓前撒上麦粒、玉米粒或大米等谷物。另～方面他们认为墓前撒上的麦粒、玉米粒对死者来说起到减少罪孽的作用。在维吾尔人居住的农村普遍禁止捕杀猫、兔、狗等家养小畜，也不得捕捉各种鸟类尤其是燕子、麻雀等。维吾尔人认为无故的虐杀动物是一种造孽行为。在维吾尔族民间神话传说故事中描述人将一些野生动物或凤凰、山鹰救出，后来这些动物飞禽做好事报答人类的情节很多。维吾尔人保护树木、将土地视为至高无上、崇拜和保护水资源、保护动物和鸟类等古代民俗习惯起源于他们祖先原始时代的万物有灵论和萨满教的影响。现代科学更进一步证明动物和鸟类在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从哲学观点来看，社会存在物决定于人的社会意识。因维吾尔人历史上生活在典型干旱地区，而他们的生态环境意识具有与悠久的民族传统，长期以来这种意识不仅表现在他们所创造的民间文学遗产、生活习俗中，而且这种意识在历史上他们所创造的有文字记载的文献上也表现得较突出。例如根据关于在塔里木河流建立的楼兰王国去卢文文献看，大约2千年前维吾尔等民族中曾有正式的保护森林法和关于管理水利的规章制度。

篇（10）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西方把自然作为人类认识和利用的对象的主客二分式思维模式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正是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其思维模式都是“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整体，人是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思维模式对解决当代人与自然的矛盾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概论，他的全部思想体系都是由“道”而展开的。在老子哲学中，道有本根之义，又具有规律、规范、原则等含义，同时，道也是一种崇高的境界，是人的精神生活与自然存在所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对万物天性与人类本真状态的回归。

老子最早提出人在宇宙自然中的位置问题，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主张道法自然、物我为一。而他的生态伦理思想正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基础之上的。他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道生万物、人天同源为其基本特征，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本源和共同的法则。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道生万物，众生平等。老子经常用“万物之母”、“众妙之门”、“天地根”等来指“道”，这说明道在老子哲学中具有宇宙本根的含义。老子详细描述了道生万物的过程。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尽管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这里的“一”、“二”、“三”具体指什么，但很显然万物的创生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同为道所派生，从本源的角度看，万物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老子并没有给人在自然中以特别的地位。他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万物平等的思想还表现在道与万物的不相离。道生成万物后并不抛弃万物，而是内在于万物之中。“道”是万物所由产生的根源，“道”是万物得以存在的依据。换句话说，“道”对万物的培育乃是通过内在于万物之中作为万物存在根据的方式实现的。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一”就是“道”。既然万物得到的是同一个“道”，那么在体性上就是平等的。不仅如此，“道”本身也是与万物平等的，道与天、地、人并列为域中四大。此外，道虽然有左右万物的能力，但从不对万物横加干涉，而是“莫之命而常自然”。

2、道法自然，无为而为。《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实体自然，而是道的存在状态。道与天地万物均是自然，并非道外有自然，自然之外有道。道即自然，自然即道。道的无目的、无意识，正是宇宙万物合目的合规律的充分必要条件。道之所以无目的，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只有它无目的，才能使天下万物更合乎目的和必然规律。所以说，“道法自然”就是“道即自然”。道的存在状态就体现为万物的存在状态，万物按本来的样子存在就符合道，自然即道。自然不仅是“道”的存在状态和功能，也是创造生命的原则。这一原则对人而言，就是“无为”。老子常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然”之作为。道之“无为”至少有两层内在关联的意义：其一，就道之为的性质而言，道并非有人格意志的神物，并不对万物进行主宰与左右，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其二，就道之为的形式而言，道生化万物只是顺物之性，自然而为，而顺性而行动，自然而作而为，与人固可谓之不行不动，不作不为。老子讲天道最终还是回归于人道，用天道来说明人道。“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把天道与人道比照着说，就是要人效法天道。天道自然无为，人也应该效法天道的自然无为，遵循事物内在发展的规律而不横加破坏。

3、知足知止，少私寡欲。自然界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系统中的每一分子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都必须与“他者”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人作为系统中的重要成员，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也要从自然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为了维持自然的和谐和生态系统的平衡，老子希望人类认识自然界的和谐（“知和”），把握自然规律（“知常”），有节制地从自然界中获取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知足”，“知止”。所谓“知足”，就是满足于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得；“知止”，就是止于自然承受的限度。老子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甚爱”、“多藏”是说主观上不知道满足，其结果是超出事物的承受能力而导致“大费”、“厚亡”，最终危及的还是人类自身。老子告诫人们，如果人类不克制自己的欲望，无限制地从自然界中获取，必将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从而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如果人类克制自己的欲望，“少私寡欲”，只满足于自身基本的生活需要，那么自然界的资源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老子以“道”作观照，提出了回归原初纯厚而真实的自然之德，即“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以“常德”来观照自然，“不见可欲”、“不贵难得之货”，返璞归真，这对于维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保证自然生态的平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老子生态伦理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启示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说明党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只能是社会主义的。［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多只能使本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们不但不会承担起全球的环境责任，还经常以牺牲他国的环境为代价获取本国的利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承担起全球的环境责任。

我国经过近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生态现状显得很不和谐。资料显示，我国能源综合利用率仅为32%左右，工业排污是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在过去20多年里，GDP年均增长9.5%，其中，至少有18%是靠资源和环境的透支来实现的。

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树立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平等的思想。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一直把自然界当成人类征服的对象。中国古代的“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的思想和西方自笛卡尔以后的主体性思维一直主宰着近现代人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是人类认识和征服的对象。当人类对自然界的无限索取违背自然规律，超出一定限度，生态平衡被打破时，自然对人类报复的威力便显现出来了。生态文明则认为，人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应该树立人与自然平等的思想，尊重自然，把自然视为自己的“他者”而不是自己的客体，常心存奥秘之感，愿意以伦理的态度对待自然，承担起对自然的责任。老子认为万物同源，与道为一，人只是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之一，这与人类中心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道虽然派生万物，但道对万物却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衣养万物而不为主”。道并不因有功于万物而要求万物臣服于自己，这种无私、慷慨、平等的精神义蕴应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题中应有之义。

2、尊重自然规律，顺其自然发展。老子的核心思想是自然无为。自然，是依事物的本性自由伸展的状态；无为，则是顺其自然而不含有人力之强加妄为的意思。但自然无为，并不一般地排斥人为，所排斥的只是违反自然而随意的强加妄为的那种人为。老子认为:“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常”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认识并遵循事物的规律而为是聪明的做法，不尊重自然规律的妄为必然会导致危害人类生存的结果。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古人，但知常妄作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老子的“妄作，凶”的警告应该成为生态文明观念的核心内容。对已经破坏的自然环境如何处理？老子给出的答案是：首先，“知止不殆”，立即停止对自然环境的继续破坏。其次，自然无为。老子认为，万物自身自然发展的状况最好，如果万一遭遇了破坏，最好还是通过万物的“自化”、“自正”、“自朴”进行自我修复，不要轻易地加以干涉。第三，“辅万物之自然”。对破坏严重、很难恢复的环境，老子提出“辅万物之自然”，即根据自然规律有所作为，如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