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知识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语文知识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传统知识论的核心是规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对知识的解释是：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际的反映。人们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和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对事物的了解，其中可靠的成分就是知识。依据反映对象的深刻性和系统性程度，知识可分为生活常识和科学知识。生活常识是对某些事实的判断和描述。科学知识是通过一定的科学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事物的知识。科学知识也有经验的和理论的两种不同水平。科学知识是全人类认识的结晶，又是人类实践和社会发展的必要的精神条件。知识与无知相对立。从无知到有知识，知识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不断运动，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基本过程。知识的发展表现为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地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深化和扩展。这种处在辩证运动中的知识具有历史继承性、不可逆性和加速度增长的特点。”定义涉及到知识的来源、形式、发展规律等等。从传统知识论框架看，这个定义是比较完备的。从知识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传统知识论的核心是规律，无论是“对某些事实的判断和描述”还是对事物的“理解和说明”，其目的都在于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也就是事物固有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定性。人们的认识过程是对真理的无限趋近，反映在知识上就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地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深化和扩展”。所以，规律是人们认识活动的目的与核心，知识则是对客观规律的不同形式的揭示和描述，表现为认识活动的结果。

知识的核心是客观规律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通过对概念的探讨，最早确立起“知识是对普遍必然性的本质的把握”这一根本观点。普遍必然性也就是规律性，苏格拉底最早在知识和规律之间划上了等号，规律由此成为认识的对象和知识的内容。柏拉图则把世界划分为理念的世界和现实和世界，认为知识是对理念的把握，所以知识是永恒的，意见则是变动不居的。巴门尼德明确区分了意见和真理，认为“意见”是个别的，随时间、地点、个人而变迁，“知识”则是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知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知识是对普遍必然性，也就是规律性把握；二是存在是知识的对象，所以，知识就是对规律的把握和揭示，否则便称不上是知识，这是传统知识观的根本观点，近代认识论就是对这一知识观的继承和发展，只不过在这个方向上人们的思考更进了一步，思考的重心已不再是“知识是什么”，而是“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了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

以规律作为知识核心的思想来源于对存在的预设，从这个预设出发，人们就必须解答知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问题。经验论和唯理论争论的根源就在于传统知识观的第二个基本假设，即存在是知识的对象，这个知识的对象在近代被称为实体，实体是完全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实体的设定产生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即如何保证主体的知识与客体规律一致的问题，为了消弥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唯理论者从人的理性出发，经验论者则从个人的经验出发，提出和证明了知识的来源及可能性。培根是近代经验论的奠基人，他提出人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人若非发狂，一切自然的知识都应求助于感觉”。笛卡尔作为唯理论的始作者则提出真的知识只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我们的“纯粹理智”，他以“我思故我在”为前提推演出整个知识大厦，并最后求助于上帝来保证心灵实体与物质实体的一致和统一。但是，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不可能正确解答知识的来源和可能性问题，二者在休谟和莱布尼茨那里分别走到了自己逻辑和历史的终点。休谟声称“至于由感官所发生的那些印象，据我看来，它们的最终原因是人类理性所完全不能解释的。我们永远不可能确切地断定，那些印象是直接由对象发生的，还是被心灵的创造能力所产生，还是由我们的造物主那里得来的”。（注：休谟．人性论[M]:101．）休谟的“温和的怀疑论”事实上已经异常雄辩地揭示出了经验论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即“经验重复一万遍还是经验”，在一定意义上也否定了关于实体的设定。莱布尼茨则指出，并非全部知识都来源于“纯粹理智”，只有数学、逻辑和形而上学等科学知识是建立在我们的天赋观念和理智直观的基础上，而自然科学是我们依据充足理由律所建立的事实科学，前者是必然真理，后者只是或然真理，在这里莱布尼茨事实上也否定了人们认识客观规律的可能性。传统知识论的预设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在康德那里最后得到了总爆发，为了解决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康德提出用“先天认识形式”来统一“感性杂多”，他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因此“只有当它们联合起来才有知识”，他试图用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折衷的办法来解决知识的可能性问题，但最终的结论却是“物自体不可知”，实体依然存在于人的认识之外，难以进入作为主体的人的视野。

与传统哲学不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强调要从实践的、人的维度考察知识，他说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是一种超然物外的立场，也就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4．）而改造世界强调的则是人的主体的参与，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也就是人的能动的实践。从实践主体尺度出发，抽象的实体消退了，代之而出的是“人的世界”、“对象世界”、“人化自然”，马克思批判了传统哲学的实体观，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或者说“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8、169．）对实体的否定使传统知识论丧失了它的本体论依据，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规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马克思指出：“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得许多人间的建筑师也感到自叹弗如，但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腊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的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72．）

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可以归结出：(1)现实世界是“为我的”，也就是“人化的”，这种为我性表现为人“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的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2)人优胜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能够在头脑中以表象的方式，也就是观念的方式虚拟现实，这种虚拟可能来自模仿，也可能来自思维自由的构造，但无论如何，“他在用蜂腊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3)以观念方式对现实的虚拟形成了规律，它决定着人们活动的方式和方法。所以，在马克思的视域中，所谓的“规律”已不是传统理解的对世界的“镜式的映照”，而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对象在表象及观念中的“表述和构成”，由此知识的核心不是努力去无限地趋近客观存在，相反，世界随着我对对象“表述和构成方式”的变化而无限生成，所以知识论的核心不应当是解释和揭示客观规律，争论于知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问题，而应当从主体出发，从实践的人出发，以规则作为知识论考察的核心，重在说明人类的知识规则是如何演化的，人的世界是如何伴随着知识规则的演化而不断生成的，以及探讨和揭示出最关乎当代人生存的当代知识规则。

任何一个时代只能提出和解决自己时代提出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也不例外，他虽然已经洞察到了知识论应当面临的转向，但很多时候他还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规律这个概念，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虚拟只是在观念上存在着，它还没有成为现实。人们在生活中面对的，实际接触到的总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从认识与现实是否符合的角度考虑问题，把知识进步单纯看作是量的积累和对现实的无限趋近。“人体解剖是认识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马克思），历史低级阶段发生的事情必须要到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才能得到认识，知识论的核心应当转向知识规则这一点只有在虚拟成为现实以后，也就是赛博空间出现以后才真正得以彰显。

现代知识论的核心：规则

《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曾经戏言“倘若我们要颁发‘最佳矛盾奖’，那么‘虚拟现实’一词一定榜上有名。”所谓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是指“由计算机对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或者环境进行的模拟，而你可以与之进行交互并且在其中进行探索”（注：个人计算机及因特网词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365．）虚拟现实的基础设施是计算机，基本元素是比特（比特是信息的最小单位，或者简单的可以把它想成"0"或"1"），各种软件语言包括虚拟现实技术是技术保障，电脑网络和其他通讯手段是基本的通讯设备。虚拟现实所存在的空间又被称为赛博空间(cyberspace)，也就是电脑——网络空间。人们通常理解的虚拟现实是对数字化的表述方式和构成方式的总称，尼葛洛庞帝曾把与虚拟现实相对现实世界称为原子世界，也就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感官所直接感知到的事物和过程，把虚拟现实称为比特构成的世界。

虚拟现实的根本特点在于它超越了传统的“真”于“假”的二元对立，达到了“真”与“假”的现实的统一。传统上人们习惯于把真与假作为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看待，但这种统一仅仅是思维中的统一，在现实生活中，对一个事物或过程的判断要么是真，要么是假，要么是部分真部分假，绝对不可能出现亦真亦假的情况。而虚拟现实则超越了这种对立，在虚拟现实中，真的又是假的，假的又是真的。你说它是真的，是因为虚拟现实中的客体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并不像人们主观精神中虚构的客体那样是人们不能用感官直接感知的，相反，它不仅可以被作为个体的人感知，还可以被他人同时地和真切地感受到，“感受如同在真实世界中一般。你不仅可以在其中活动、移物、转弯、攀梯、玩乐器等等，且更有甚者，所有动作均可随时定格”。（注：金枝．虚拟生存[J]．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9．）在虚拟现实中，作为主体的人还可以和虚拟客体发生交互作用，这表明虚拟现实同样是现实的，具有客观实在性。但是虚拟现实又是假的，这是因为无论虚拟客体多么生动逼真，栩栩如生，能给你带来多么真实和真切的感受，它始终是虚拟的，虚拟的苹果看上去再逼真，“吃”起来再有“味”，还是不能为现实的你解渴充饥。虚拟现实这种亦真亦假的特性决定了我们从前从现实性出发考虑问题的方式必须实现一个倒转，因为虚拟现实诚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果从规律的角度去认识它，无论怎样无限趋近，你还是不可能掌握它，尽管虚拟现实必须借助于现实中的机器设备，从根本上说，它完全来自人类的创造。虚拟现实是由对事物与关系的数字化表述和构成方式，加上计算机的前所未有的高速运算实现的。人类的知识相对于虚拟现实具有历史和逻辑上的在先性，这一点与从现实性出发的人们传统的对知识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从规律出发，着重探讨知识的可能性与可靠性的传统知识论，必须要转向从规则出发，着重探讨人们对对象的“表述和构成方式”的知识论，探讨随着人类实践方式的转换，知识规则是如何演化的，以及各个时代知识规则的特点。也就是说，在知识论中核心的因素和起主导作用的是知识的规则，是规则的变迁启动了世界的形态，使得世界的现实性不断展开，并最终在现实中达到了“实体”与“虚体”的辩证统一。

从规则的角度理解知识，世界就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东西，它摆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的认识去无限地趋近客观真理，也就是发现和掌握它的客观规律。相反，它是未完成的，是“对象世界”、“人化自然”，是随着人的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入，不断展现出自己现实性的无限丰富内涵的世界，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而开启人类世界的钥匙是知识规则，伴随着知识规则的每一个新的进步，世界向人类呈现出更丰富多彩的内容，这种内容的增加不仅有量的积累，更有质的突变，例如行为化知识规则和经验化知识规则使人类的知识只能局限于以地球为中心的常规、低速、中观运动领域，而形式化演绎规则则能使人的认识突破感官的局限，扩展到微观、宏观、超宏观乃至宇宙大尺度领域，数字化知识规则更是使人类超越了“实体”世界，进入到“虚拟”时空中恣意遨游。在世界的不断展开与绵延中，人类确立和确证着“改变世界”的信心和勇气，同时在世界的无限展开中，人的主体性也在不断地增长，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在规则下归于无形。

虚拟事实上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世界各个民族大多都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一种代码，一种符号，当人们用语言符号指称，或者说规则一种事物或关系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思维中，在观念中把它虚拟出来了，只是这种虚拟还只停留在观念的领域，只能为个体感知。他人通过语言交流可以了解和体会，但是无法直接感知到，也就是说，此时的虚拟还具有不可通约性。随着人类交往的发展，在各个民族、区域形成了自己的风俗、习惯，乃至法律、制度，也就是虚拟的行为规则，这时虚拟进入了现实世界，成为现实中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虚拟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可通约的。现代人所理解的虚拟是数字化知识规则的产物，它指向的是现实中“不可能的可能”及“可能的不可能”。同时这种“可能”与“不可能”还能被人们真实地视、听、乃至触摸，也就是真实而真切地感受到。此时的虚拟不仅是现实的，可通约的，而且是超越现实的。正是现代的虚拟现实的出现使得知识规则性的一面强烈地凸现出来，并且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看待问题的方式。

知识规则是指人们对事物或关系的表述或构成方式，其含义有三：(1)规则是一种中介系统，思维借助这个中介来表达万物，从而在思维中构成万物，它相当于波普所讲的“世界3”；(2)规则是一种表述系统，其表述的实质是以间断性来表达连续性，把运动的东西静止化，否则思维就不能表述客观事物，就不可能有知识；(3)规则又是一种建构系统，是通过符号代码，以逻辑形式对思维对象的能动的建构，它包含着主体的能动的自由创造。规律本身无所谓自由，它只是人们通往自由王国的桥梁，而规则的本质特性就在于它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来自它的间接性和中介性，知识之所以可能，思维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就在于人能够摆脱现实具体事物的纠缠，通过符号和逻辑方式自由地在思维空间中进行推演，在观念上表述和构成对象。

以规则作为知识论核心的思想不完全是新的，但只有在虚拟现实成为现实以后它才集中地、强烈地显露出来，这又一次印证了马克思的实践反思法，即“人体解剖是认识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有两个著名的悖论：“飞矢不动”和“阿基里斯赶不上乌龟”。芝诺是这样论证的：飞矢在运动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距离中的每一个点，在每一个点上飞矢必然是静止的、不动的，所以飞矢不动。与此类似，阿基里斯在追赶龟的过程中，他每前进一步，乌龟同时也在往前爬，于是阿基里斯和乌龟之间的距离可以无穷小，但他永远赶不上乌龟。如果单从逻辑上分析，芝诺的论证是对的，但它显然与现实不符。事实上芝诺悖论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揭示了知识表述与现实存在的矛盾，这个问题只有到黑格尔那里才第一次得到了合理的解答。

黑格尔极其天才地指出了芝诺悖论的实质在于“从来造成困难的总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实际上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彼此分割开来考察”。（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290．）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指出思维认识现实的特殊道路在于对具体存在的不断扬弃，“这样，那作为支配机械和化学过程的力量的主观目的，在这些过程里让客观事物彼此互相消耗，互相扬弃，而它却超脱其自身与它们之外，但同时又保存其自身于它们之内。这就是理性的狡黠。”黑格尔在这里有把主观精神绝对化、神秘化的趋向，但他确实揭示出了一般科学或知识的形成过程就在于思维必须通过把现实存在支离破碎的方式才能保持它们的完整性，也就是说知识形成遵循的不是由物到人的简单的“反映”，而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述和建构事物，有自己特殊的规则，这个规则的演化方向是不断抽象化、符号化、概念化和简单化。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通过抽象思辨的方式揭示了知识规则的演化规律。

篇（2）

近年来，任务型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被很多英语教学在课堂中大胆实施。任务型教学是培养学生运用所学语言进行交际的有效途径之一。比如，让学生在完成规定任务的过程中，领悟语言形式的表意功能，使所学语法规则在真实交际中得到灵活运用，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实践，使枯燥的语法学习变得生动活泼，提高了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在教学Unforgettableexperi－ences的Warmingup之后，学生初步接触了关系代词引导的定语从句，我布置了如下任务：运用who,which和whose引导的定语从句与小组成员谈谈教室现有的东西和人物，然后各小组选手在全班陈述,最后评出优胜组，很多学生说出这样的语句：Theboywho/thatisbehindmeisourmonitor.Thegirlwho/thatiswearingtheredcoatandapairofglassesismydeskmate.Thebookwhich/thatliesontheplatformisourEnglishteacher’sEnglishbook.Theclassroomwhich/thatisnexttooursisClass5.ThebookwhosecoverisyellowismyChinesebook.ThewomanwhoseshirtisblackismyEnglishteacher..

二、通过必要的对比和归纳进行语法教学

篇（3）

2基于科研导师制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模式

2.1科研导师制的内容

“导师制(Tutorialsystem)”是源于14世纪英语牛津大学，是近年来国内高等学校本科生教育中正在探索实践的一项制度创新，导师对少数学生的学习法、课程安排、科研训练、大学生活、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进行个别交流和指导，是一种有别于本科生班主任制度的新型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制度。而“科研导师制”是以科研为纽带，充分利用教师的科研能力让学生参与课题研究，促进教师在育人中的主导作用，培养与提高学生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从而提升的创新能力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一项制度。科研导师制以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为主旨，通过指导学生完成适度的科研任务，有效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创新能力。台州学院环境工程系从2007年开始导师制，是集教学和科研为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各专业从第三学期开始实施，每位学生根据意愿选定一名教师作为导师。在第一阶段(二年级)，导师帮助学生熟悉学科和专业的研究内容、方向和发展前沿的介绍，使学生及早了解和明确学习的专业内容与发展方向，尽可能安排学生参与简单基础的科学研究。在第二阶段(三年级)，以科研训练为主，导师应切实安排学生进行课题研究，让学生独立完成科研的每个环节，使学生在科研实践中接受系统的技能和科学素养的严格训练。导师创造条件，让学生参加学术和科技咨询活动，阅读专业书籍，鼓励和引导学生开展各种学术讨论，参与生产实践，扩大视野，活跃创新思维。在第三阶段(四年级)，以毕业论文工作为主，导师指导学生完成实验，撰写毕业论文，巩固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能。

2.2基于科研导师制的毕业论文指导模式的实施途径

2.2.1鼓励学生尽早介入导师课题

国外很多国家都采用的是大学二、三年级就进入研究室从事科研工作，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动手能力、科研思维及创新性思维都很强。而我们很多院校本科毕业论文往往在最后一个学期实施与毕业实习、找工作的时间相冲突，，时间紧，任务重，很难在短时间内锻炼学生的科学创新能力，毕业论文也大打折扣。实行科研导师制，可以将科研导师制和本科毕业论文工作相结合，使学生尽早介入教师的科研课题，将毕业论文工作提前。导师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在研课题推荐、指导学生检索阅读相关科研论文，组织参加各种学术讲座，为后面的毕业论文进行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储备。同时，低年级学生能较早地和高年级学生一起融入科研环境中，共同创造良好的科研氛围，使他们的科研思维和动手能力都有机会得到锻炼，并在实践中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亲身体验导师严谨治学、严肃科研的优良作用，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2.2.2为导师增设学生科研助手岗位

为进一步激发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热情，发挥学生助学助研的功能，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我院自2012年起为正主持厅局级以上课题的教师增设“学生科研助手”岗位，帮助教师管理实验室，指导低年级学生开展科研工作，提高实验室和仪器设备的运转效率，推进教师科研的顺利实施，帮助学生出科研精品。学生作为科研小助手，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实验突破点，验证实验方案，帮助教师摆脱繁重教学工作，使教师能在宏观上把握整个课题的进展，有效提高科研工作效率，学生在这个过程之中也得到导师的指导，自身的实践创新能力也得到提高，进而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2.2.3结合导师的研究课题进行选题

导师可以将本科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与自身在研课题进行有机的结合。选题要针对现有的实验条件和专业培养目标，大小适中，难度适宜。例如，我院教师主持的“半导体多元纳米晶复合膜生物诱导仿生合成及可见光催化降解染料废水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分解设计或拓展延伸，拆解出若干不同的子课题。通过该选题，学生对光催化氧化降解有机废水的原理有了深刻的理解，熟悉了光催化装置和光催化处理废水的工艺流程，并掌握了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仪等常用大型仪器的使用方法，与环境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一致，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2.2.4鼓励学生申请大学生科研创新项目

目前各大高校都在积极推广大学生科研创新实践平台，如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大学生科技创新训练计划、开放实验室等。依托科研创新实践平台，与本科毕业论文结合起来，部分学生在低年级阶段即可通过大学生科研创新活动平台申请各级各类科研创新项目，尽早地进入实验室并参与导师的一些课题研究工作。学生申请科研创新项目，需要查阅文献，设计实验方案，动手做实验和撰写研究报告或科研论文，能够系统地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些学生直接将科研课题深入研究转为毕业论文，对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大有裨益，也有利于学生毕业后更快地适应社会。从我院环境工程专业历届学生科研立项完成情况看，凡作为科研项目主持人的学生，能顺利结题的毕业论文质量高，成绩均为优良，且多数在国内中文核心二级刊物上。学生在文献阅读、实验操作、数据处理、论文写作等方面的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因此，鼓励大学生申请和参加科研创新项目，本结合科研课题进行毕业论文选题，既是对创新实践项目的延续和深入，而且因研究时限较长，研究内容系统深入，研究经费充足，一般来说，论文质量较高。

篇（4）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C

收稿日期：2003-11-20

作者简介：方武，池州师专副教授，主要从事语文教育学和文章学研究。

与过去的初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相比，初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删掉了体现基础知识的“教学内容”；与所有其他课程标准相比，唯独语文课程标准没有体现基础知识的“内容标准”。有人由此断定新课标主张弱化知识。但笔者认为，从新课标对“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全面强调看，从新课标“可以随文学习必要的语法和修辞知识”的提法看，从新课标对“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探究能力”的整体强调看，新课标对知识不是进行弱化处理而是进行了新的策略性处理：在弱化对知识的死记硬背，强化对知识的理解、运用的原则下，将知识的选择和建构的自下放给课程的执行者──课本的研制主体和课程的教、学主体，即强调课本的研制者和教师以及学生对知识的主动选择和建构。由于“知识获得是个体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上建构新经验的过程”，“知识的获得又是师生多个视界的经验融合过程”[1]而“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语文学习的过程又具有更多的个体经验性和情感体验性的课程学习特性，这就使得这种处理策略是正确的：一方面可以抑制过去业已存在的死记硬背知识的情况，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课本研制者、教者、学者因文制宜、因教制宜、因学制宜地主动参与课程知识的建构，为课程知识的建构开拓无限的空间。为促进课程知识的建构，本文拟对课本对课程知识的建构问题略作论析。

课本对课程知识的建构也即是课本研制者对课程知识的建构。课本之于课程教学的意义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它是学生和教师依据课程标准进行学和教的主要依凭。课本的研制要全面体现“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课程目标，知识的建构就应当是不容忽略的方面。“鉴于在教改的大背景下编写并正在使用的有些教材，由于编写者思路的改变，不约而同地将语文基础知识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2]（37），鉴于语文教育界的确存在淡化知识的主张，有必要首先指出这种做法和主张是毫无道理的。有人把过去语文教育效率低下归咎于“知识中心”，把教学中出现的一切极为可笑的现象（诸如将学生作文中描写老鼠被撞得“不省鼠事”的“不省鼠事”判错，“同心协力”绝对不能写成“齐心协力”，表示“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的成语一定是“惟妙惟肖”而绝不能是“栩栩如生”等等）当做“知识中心”批。恰恰相反，这不是“知识中心”，而是教师无知识的表现，是教师轻视知识积累而结成的恶果。再者，“知识中心”固然不对，但只是错在将知识摆在不适当的位置而忽视了不应忽视的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诸方面，反对“知识中心”从逻辑上也并不能由此必然推出可以淡化知识的结论。就过去长期使用以及现在仍在使用的主流课本的知识状况而言，远未达到过分饱和亦即学生难以消化吸收因而必须淡化的程度：就文艺文体而言，“小说，除了被拧干了的‘人物、情节、环境’这三个概念，事实上已没有多少知识可教了；诗歌在感知、背诵之外，只有体裁（如绝句四句、律诗八句、几种词牌名称）、押韵等屈指可数而且极为表面的知识；散文，也只有‘形散神不散’、‘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情景交融’等似知识又似套话的几句说法，以不变应万变；戏剧，除了‘开端、发展、、结局’的套路简介，再不见有像模像样的知识。”[3]就常用文体而言，记叙文除了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几要素以及顺叙、倒叙、插叙而外，也就没有什么知识可言；说明文的知识更是干瘪得可怜，干瘪得只剩下那几个诸如下定义、举例子、列数字、打比喻之类的说明方式；议论文呢，除了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这些并不能全面反映议论文普遍规律的教条，以及“摆事实、讲道理”这种极为表象的论证方法之外，也就无所谓什么知识了。就汉语知识而言，修辞知识也就那几个辞格，唯一讲得多一些的是语法，而汉语语法又基本不符合汉语的特征（陈寅恪、王力、张世禄、张志公等都是这样持论的）。[4]因此从整体而言，语文课本知识是陈旧的、贫乏的，有的是脱离实际的（汉语语法知识）。正因为课本知识这种不如人意的状况，使得学生在接受知识过程中，“知识所能引起的惊异/好奇/求知欲/挑战性/征服欲/欣喜/认同等心理反应不足，动机、兴趣、焦虑感、满足感四个基本的学习心理条件，在知识掌握的过程和结果中，所得到的支持度或满足度，客观上一般不高，换言之，这一知识群本身（在未被教学加工时）的认知含量尚不足以提供各种‘支持’‘满足’的功能。”[2]（7）显然，这些更不能成为淡化语文知识的理由，相反，倒是应该引起我们认真地重新建构课本知识的紧迫感。因为，“对于知识系统的内在规律的把握，总是能够使学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扔掉基础知识这根学习的拐杖，仅仅以感觉、感悟的思考判断来学习语文”“也很难做到为感觉和思考的内容提供基础，想要做到完全准确的、合理的、到位的感觉就更难了。试想，如果没有理性的、理念的、概念的东西作为学习能力的支持的话，这样的感觉理解能走多远，所谓思辨的、研究的、迁移的学习能力从何而来。”[2]（37）因此对于课本知识，回避和淡化都不是办法，关键是既要顺应社会的发展，又要满足学生的需要；既要对现有的课本知识进行审视和完善，又要放出眼光从相关领域的新成果中吸纳有用且能被学生理解接受的新知识。总之，课本的研制者应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极强的知识敏感性，使课本提供给学生的知识体系虽允许与相关领域的前沿成果有一定的滞后，以便有一个进一步检验、挑拣的余地，但整体上应与知识的时展大体同步，这样才能从知识的维度保证课本不落后于我们这个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的时代，才能负责任地让学生在学校里能够学习到尽可能多的适应时代进步的知识，而不是尽学习那些早已过时的陈词滥调。尽管这样的知识终究也有过时的一天，尽管终身学习是每个现代人无法回避的必然选择，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老让学生学习陈词滥调的借口。这样说也并非是要课本知识一年一个样地变动不居，只是说在目前的课本知识几乎几十年一贯而未变的情况下，的确应该作一次大的吐故纳新式的重构，而当这种重构完成之后，就可以在保持大的稳定的前提下，根据知识的渐进性发展经常地作一些小步子的调整，以不断适应知识发展变化的形势。从语文课程知识的人文性特征看，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的，即使吸纳的新知识增加了一些难度，只要处理和组织得当，也并不会对学生的理解接受产生多大障碍。“只有新鲜、丰富、有适当难度和有组织的语文知识，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激发和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他们智力和能力发展提供足够的精神食粮”。[5]

对课本知识进行重新的建构工作是目前根据新课标研制新课本的复杂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本身也是异常复杂的，需要组织相关领域权威学者和课程专家集体攻关。这里仅就汉语知识、常用文体知识、文学知识这几个主要知识系统中的主要方面谈点粗浅的看法聊备参考。

（一）弱化汉语语法知识，引进并强化言语知识。根据广义知识观和知识分类理论，知识包括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陈述性知识又可叫语义知识，是以命题和命题网络表征的主要用来描述事实或陈述观点的知识；而程序性知识则是运用陈述性知识办事或解决问题的知识；策略性知识则是如何优化办事或解决问题的程序的知识。由于策略性知识也体现了办事和解决问题的程序，因此，“策略性知识是一种程序性知识，基本教学过程遵循程序性知识学习的一般规律。”[6]（296）语文知识的学习重在应用，理应强化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的建构。但程序性知识最初也必须以陈述性知识的形式表征，经过多种条件下的练习，再转化为程序性知识，[6]（124-125）故与程序性、策略性知识关联密切（即经过练习能直接转化为程序性知识）的陈述性知识也就不应弱化，所弱化的应该只是与形成程序性、策略性知识关系不大的陈述性知识。根据汉语学习的经验，我们都能体会到汉语语法知识在形成汉语表达能力方面并无实质作用，它并不能有效地指导我们进行句法的组织以适应实际的言语交际的需要，属于与程序性、策略性知识关系不大的陈述性知识，应在弱化之列。与言语表达能力关系密切的是言语知识，言语知识本质上是运用语言的程序性、策略性知识，尽管它也必须以陈述性知识的形式表征。言语知识的三要素是言语主体、言语环境、言语作品。言语主体包括言语活动的发出者和接受者，是言语的人员系统；言语环境是指言语活动得以发生并获得展开的背景因素，是言语的活动条件系统；言语作品包括言语形式和言语内容两个方面。任何实际的言语行为都必须是以上因素的综合协调的产物，而不可能是对语法知识运用的产物。据此，有人甚至主张将语文教学直接界定为“言语教学”[7]。如果不考虑篇章表达中的超乎言语层面的谋篇策略、主旨提炼、形象经营等因素，那么这种观点庶几可以成立。虽然言语学还是正在建设中的学科，但目前国内关于汉语语用学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可资利用，在建构语文课本知识时可以斟酌吸纳，以培养学生根据具体语境和特定的交际对象、交际目的适切地进行言语表达的能力。总之，淡化、弱化静态描写且不符合汉语特点的汉语语法知识，引进并强化动态生成的言语知识应当作为建构课本知识的一个战略性策略。

（二）常用文体的结构知识应该强化和完善。常用文体包括普通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它们的结构知识在各自的知识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属于常用文体内容层面的知识（诸如记叙文的中心、材料，说明文的说明对象的性质、特点，议论文的论点、论据、论证过程等）其主要作用只是在于提示阅读分析的关注点，对于写作则并无什么实质性意义。因为写作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活动形式，它产生于写作者的内在需要。这种内在需要不能凭空产生，而只能在一定的生活积累和感悟的基础上产生。当这种基于生活积累和感悟的写作需要推动写作实践活动真正发生的时候，原来的生活积累和感悟便会自然地转化为记叙文的中心、材料或说明文的对象、性质、特点或议论文的论点、论据、论证过程等内容。因此，从写作发生的观点看，文章的内容不是从有关文章内容的知识中生发出来的，而是从写作主体对生活的积累和感悟中生发出来的，有关文章内容的知识不能对文章内容的精加工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写过文章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对内容的精加工所依据的是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是对生活中所反映出来的事理逻辑的体认。而作为文章形式知识中的重要部分的结构知识，则对文章形成过程中的构思起到关键性的指导作用。结构的方式不是从文章的内容中内在地生发出来的，它具有外在的可选择性，体现了作者对形式美的追求。同样的内容，可以有不同的结构方式，而选择的结构的方式不同，不但体现了文章整体架构形式的差异，而且能对文章内容的表达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在议论文中若采用“总论—分论—结论”（“总论”是提出论点，“结论”是在分论基础上对论点的归结）的结构方式，则表达了对论点的反复强调。人们一般把叙述、描写、议论等表达方式也看做形式因素，但表达方式的选择并没有多大的自由度，对文章的内容具有很大的依存关系，本质上也是内在地生成的，而不是自由选择的，所以有关表达方式的知识，实际上也只能对文本意义的阅读分辨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对指导文章写作意义不大。总之，在有关文章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许多知识中，唯有结构知识对文章的阅读和写作都具有指导意义，在建构课本知识时应该特别关注。

过去的课本对文章结构的知识并没有解决好。说明文的结构基本没有说，而记叙文和议论文的结构虽然说了，但存在明显的缺陷。如讲记叙文的结构总是与线索搅在一起，叫做“结构线索”。其实结构归结构，线索归线索。结构实际只是一种外框架构，文章的结构就是文章的外框架构，犹如建筑物的外框架构，它着眼的是部分的组合。《现代汉语词典》释结构：“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文章的～｜语言的～｜原子的～”[8]也是这个意思。而线索实际上指文章内在的情意上的前后承续的线性关系，它不是着眼于“部分”的架构，而是着眼于“前后”的关联。将记叙文的结构和线索搅在一起讲，什么也讲不清，多数情况是名义上讲结构，实际上讲线索。对议论文的结构课本一般表述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表述虽不能说完全错，但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它并不能揭示一切议论文的结构规律，具有片面性。具体地说，它只是适合中心论点属于行为性命题的议论文的规律，而不适合中心论点属于认识性命题的议论文的规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既可以‘分析’又可以‘解决’的。比如‘学贵谦虚’这样的问题，就是只可以‘分析’，无所谓‘解决’的。如果硬要说什么‘解决’的话，那么‘分析’的本身便是‘解决’。就是说，只要‘分析’清楚了为什么学习贵在谦虚，那么作为‘解决问题’的‘怎么样谦虚’的问题，即谦虚的表现形式的问题，也就必然说到了，因为撇开谦虚的表现形式，为什么学贵谦虚的问题无法分析清楚。”[9]（234）“学贵谦虚”属于认识性命题，由此可见，中心论点属于认识性命题的议论文是无法也无须构建“解决问题”的结构部分的。而以行为性命题（如“反对教条主义”）为中心论点的议论文，则又是既可能构建出“分析问题”的结构部分（分析“为什么要反对教条主义”），又可以构建出“解决问题”的结构部分（解决“如何反对教条主义”）。但由此而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规律推广为一切议论文的结构规律，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第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实际反映的是文章各部分的事理关系，作为结构也只能是事理结构。事理结构是内在的由文章内容的事理关系决定的，选定了一定的内容就意味着选定了一定的事理结构，因而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表述议论文的结构，除了有利于阅读议论文时对各部分事理关系的把握外，对写作议论文并不具备有利于结构选择的意义。

学术界和语文教育界对常用文体的结构已经有较深入的研究。吴应天的《文章结构学》将记叙文除倒叙外的本事部分的结构分为“总叙──分叙──结尾”“分叙”几种类型；将说明文的结构分成“总说──分说──总结”“总说──分说”、“分说──总结”“分说”几种类型；将议论文的结构分成“总论──分论──总论”“总论──分论”“分论──总论”“分论”几种类型。[10]应该说，这种从总分关系着眼寻找文章各部分之间的结构规律的方法大体是可取的。不过其明显的缺点是：只注意到文章主体的“首”“中”“尾”三部分，而未考虑到在文章主体之外，有时还存在类似于“楔子”的端絮和类似于“尾声”的余絮部分，它们既超出对所记、所说、所议事物的记叙、说明、议论本身，又与对所记、所说、所议事物的记叙、说明、议论有一定联系。我曾把议论文的端絮部分叫“引论”（区别于“总论”），把议论文的余絮部分叫“余论”。这样，根据“引论”“总论”“分论”“结论”“余论”的隐现，议论文的结构变化就有14种之多。[9]（247）说明文、记叙文的结构变化有哪些，也是不难搞清楚的。

（三）文学作品的“叙事”知识应该丰富和拓深。此前的课本知识中也有一点“叙事”知识，但过于肤浅，仅停留在叙述人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和叙述次序（顺叙、倒叙、插叙）等极为表面的层次，体现文学作品的艺术匠心的叙事技巧难以描述，也难以发掘。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关于“叙事学”的研究成果传到国内，使我们认识到叙事技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中学课本中当然不可能全面吸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但在较为浅近的适合中学生理解的层面上吸纳其中的某些成果，还是可以的。例如，我们可以吸纳一点简单的“叙事视角”的知识，则可以让学生懂得，无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都还存在“内视角”和“外视角”的选择问题。“内视角”的叙述即叙述者从处于事件之中的角度进行叙述，“外视角”的叙述则是从处于事件之外的角度叙述；第一人称“内视角”的叙述即为“主人公讲他自己的故事”（如鲁迅的《伤逝》），第一人称“外视角”的叙述即为“旁观者讲主人公的故事”（如鲁迅的《孔乙己》），第二人称“内视角”的叙述即为“全知”的作者的叙述（如鲁迅的《阿Q正传》），第二人称“外视角”的叙述即为“作者从外部讲故事”式的叙述（如鲁迅的《药》）。[11]可见，吸纳了“叙事学”的有关知识，对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叙事技巧的分析便可以清晰得多，这对学生提高文学作品的鉴赏水平和创作水平（高中语文新课标在选修课程中鼓励学生尝试文学创作）显然都很有益处，甚至可惠及普通记叙文的读写。

以上所谈三个方面，只是既重要而又被过去的课本所疏忽，因而是今后的课本知识建构时应当特别关注的几个主要知识板块，它们相互关联构成从语言运用的技能技巧到结构篇章的技能技巧再到选择叙述策略的技能技巧的较全面的知识覆盖网络，对于提升学生听、说、读、写的智慧技能，尤其是书面的篇章的读写的智慧技能和策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课本在吸纳这些知识时必须经过为适应学生深浅度的“研发”即再创造性的精加工过程，以便以深入浅出逐渐渗浸的恰当方式在课本体系中进行表达。

除了这三个方面的知识外，一些文体常识（包括文学文体常识）在编进课本时还应重新审视，并进行一些细化的分类性的特征描述，以便更贴近文体实际。过去的课本在这方面喜欢作笼统的大而化之的概括，也就难免犯以偏概全的错误。比如一说记叙文，便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几大要素，其实写景的记叙文就可以没有事件甚至没有人物；一说到议论文便是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其实有许多议论文没有论证，有的虽有论证却没有论据（如墨子的《兼爱》，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一说到小说便是情节、人物、环境“三要素”，其实有许多小说谈不上有什么情节（如鲁迅的《伤逝》，都德的《最后一课》等）；一说到散文便是“形散而神不散”，其实也有散文神不散形也不散（如老舍的《济南的冬天》等）。如果我们按有无人物和事件、有无论证和论据、有无情节、是否形散等特征对记叙文、议论文、小说、散文进一步细化分类，则对提升学生相应文体的读写能力显然很有意义。当然这只是一种分类方法，完全还可以有其他的分类方法。此外，关于文字、词汇、修辞知识和一些文学史常识，过去的课本处理得比较好，这里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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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倪文锦.语文教育展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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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海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06-207.

［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646.

篇（5）

学生们不断尝试，有的学生想到把瓶子放倒，有的学生想到把瓶口用石头砸破，有的学生想到自己拿瓶子喂乌鸦喝水等等，学生的方法千奇百怪。这时教师导入新课，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乌鸦是怎样喝到水的，乌鸦想到了哪些办法，哪个办法使乌鸦喝到了水，哪些办法乌鸦没有喝到水，为什么那些办法没有让乌鸦喝到水。学生一边读课文，一边实践，逐渐画出文章中的几种方法以及各种方法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也就是逐渐掌握课文的基本内容。同时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学生以乌鸦为主体展开思考，有的同学思考，乌鸦用嘴衔着石头力气不够大，打不碎瓶子，而且破的瓶子会把乌鸦弄伤，有的同学说乌鸦力气不够大，瓶子倒不了等等，学生在讨论中体会乌鸦的智慧，并体会到遇到问题发挥智慧的重要作用。

二、以扩展性学习促进学生知识的巩固

语言基础知识的积累和语言理解策略以及语言使用策略都需要学生在实践中不断学习，这是学生语言学习的重要动力，为此，要实现课内知识和课外知识的互动。教师作为支架式教学的主导，要以课内知识促进课外知识的学习，使语文学习成为终身学习。例如，在《小鹰学飞》、《青蛙看海》、《狼和小羊》和《狐狸和乌鸦》的相关章节学习完以后，教师引导学生分析这些文章的特点，文章简短，语言精练，并且都共同说明了一个小道理。教师引导学生阅读安徒生童话和中国传统的故事，指导学生通过速读体会文章所述说的道理，并通过语言转换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以及自己的同伴讲述自己看到的故事，这样的支架就将学生的语言学习扩展到日常生活中，促进了语言学习的持续发展。

篇（6）

二、以生活化的教学情景促进学生的学习

语文课文内容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理解课文内容必须与当时的情景结合。例如，在《乌鸦喝水》这篇课文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自己动手叠一只小乌鸦，并准备一个高脚小口瓶子，让学生自己实践，想办法让自己的乌鸦喝到水。学生们不断尝试，有的学生想到把瓶子放倒，有的学生想到把瓶口用石头砸破，有的学生想到自己拿瓶子喂乌鸦喝水等等，学生的方法千奇百怪。这时教师导入新课，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乌鸦是怎样喝到水的，乌鸦想到了哪些办法，哪个办法使乌鸦喝到了水，哪些办法乌鸦没有喝到水，为什么那些办法没有让乌鸦喝到水。学生一边读课文，一边实践，逐渐画出文章中的几种方法以及各种方法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也就是逐渐掌握课文的基本内容。同时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学生以乌鸦为主体展开思考，有的同学思考，乌鸦用嘴衔着石头力气不够大，打不碎瓶子，而且破的瓶子会把乌鸦弄伤，有的同学说乌鸦力气不够大，瓶子倒不了等等，学生在讨论中体会乌鸦的智慧，并体会到遇到问题发挥智慧的重要作用。

篇（7）

魏书生老师常把“语文知识树”比作地图，有了地图就能明确目标，选择最佳路线，可以少走弯路，而且在教学中运用也有较大的可行性。在教学中，师生可以按“知识树”的体系去安排进度。每讲一点知识，让学生懂得每次学到的知识处于整体的什么位置，与邻近的知识点有何区别和联系。此外，在魏书生老师的六步课堂教学法的“自结”阶段，他总是引导学生明确本节课学习目标的达成度，并把所学知识纳入到“语文知识树”中去。再有，在“学法指导”中，他非常重视复习、检测的过程，他强调复习一定要联系自己的实际，不会什么复习什么，全班同学一般不集体复习什么知识，而是每个同学根据“语文知识树”的内容自行安排。如果有的同学复习后还有弄不懂的知识，就去请教承包这一知识的同学。[3]这种做法和布鲁姆提倡的“掌握学习”有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

“语文知识树”自其产生以来的十多年中，在我国的语文教育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6年来一些报刊杂志先后印了60多万份”。[4]直到近些年，它还有一定的影响。借助网络技术，我们可以查到，自1994年以来的各种教育杂志发表的论文中涉及“语文知识树”的起码也有上百篇。综观各种评论，认为画知识树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1．体现语文教学的整体性。“语文知识树”是魏书生老师和他的学生在综观初中六册教材的基础上画出来的。他首先让学生从总体上了解了初中语文教学的知识结构，体现了魏书生老师从整体着眼的教育教学思想。“学生可以根据这张图，一个层次，一个类别地实现语文学习的目标，避免学习的盲目性和被动性。这种从总体上了解知识结构，而后分部分学习，最后在认识部分的基础上再把握整体的学习方法，即整体——部分——整体的学习方法，就是整体性原理在教学实践中的具体运用”。[5]

2．寻求语文教学的序列性。魏书生老师试图建立语文学科的知识体系。有人认为“魏书生正确处理了知识规律、学的规律、教的规律三者之间的关系……关于知识规律，以‘语文知识树’为主要内容，建立知识体系，使语文教学从无序到有序。他摈弃传统的就文教文，就语文知识讲语文知识的陈规，努力寻求知识之间的联系，按照知识规律，他打破常规，有时‘跳讲’，有时一课讲几篇课文，有时跨越文体，不拘一格引导学生掌握知识规律”。[6]虽然语文教学到底有没有序列，需不需要序列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如何魏书生老师却以他独创的方式把它付诸了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3．有利于学生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认知结构是认知心理学派所强调的。他们认为要把知识的结构教给学生，而“魏书生的‘语文知识树’的设计和传授，是符合这一原理的”。[7]因为“语文知识树”着眼于知识点的梳理，“它一改语文知识的庞杂繁芜，有利于学生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8]

4.教学目标的科学定向。教学目标过于笼统是语文教育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不少语文教师教学目标的确立，往往是凭经验或照抄参考书，“所定目标不是年复一年的重复，就是或高或低，胸中无数。因此，像魏书生老师那样，在语文知识的体系中确立目标，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因为学生是有差异性的。[9]在魏书生老师的六步课堂教学法的“定向”阶段，魏书生老师也引导从“语文知识树”的角度来看，使他们“理清本学期所要学习的语文知识结构，以提高学习的自觉性，进而也有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当然，也有人对“语文知识树”提出了一些相反的观点。比如关于知识体系，就有人认为，“语文知识树”虽然有利于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但魏书生先生的这项工作有一种先天的不足，因其是根据先行教材的‘知识点’来加以梳理的，而我们很难肯定先行教材对语文知识内容的构想是完全合理的。应该是先有体系批评，然后才形成体系”。[10]还有人从文章学的角度考察，认为“魏书生的‘语文知识树’，就没有文章学的合理位置”。[11]

应该说，在当时，“语文知识树”确实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创举，为语文教育改革作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但是，时至今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各种知识急剧膨胀。就教育而言，这是一种机遇，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教育理念和我们以前不可能具备的条件；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思考：对于语文知识的教学而言，我们应该让学生学习什么知识，怎样去学习知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一下“语文知识树”。

一、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

现代信息加工心理学把广义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为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knowledge），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狭义的知识，它用于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语文知识树”中的“文学常识”、“文言文知识”多为这类知识；一类为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knowledge），也即我们常说的能力，它用于回答“怎么办”的问题，[12]在“语文知识树”中的“基础知识”和“阅读与写作”部分，有的包含了很多程序性的知识，比如在学生了解了“比喻是什么”的基础上，还应该指导怎样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手法。

如果从广义的知识含义来观照“语文知识树”，我们就会发现其仅列出一个个知识点的做法是有缺陷的。魏书生老师常把“语文知识树”比作地图，有了这样的地图，“学生自学时，就可以驾驶着思维的汽车，在知识的原野上奔驰，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类别一个类别地征服语文知识目标”。[13]但是，怎样才能算是征服呢？如对于“比喻”这样一个知识点，学生仅仅了解了“比喻”甚至“明喻、暗喻”是不够的，因为学生掌握的只是陈述性知识，还不知道该如何运用。这就涉及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问题，而学生在自学时，往往是很难把握这种度的。这或许也是有些老师说“语文知识树”不管用的一个原因。

当然，正如魏书生老师指出的那样，“语文知识树”只是他和他的学生们为了方便教与学画的知识结构图，在使用时，还需要教师的引导。而且，我们也不能奢求语文教育目标的过于笼统这一长期困扰语文教育的问题，在“语文知识树”中得到解决。但是，不能否认，从“语文知识树”呈现的知识来看，它更多关注的是陈述性知识，而对程序性知识的关注却很不够，这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当前素质教育提倡的“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要求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二、外在的知识结构和内在的认知结构

诚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语文知识树”就其呈现方式来说，是有助于学生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的。认知结构是认知心理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奥苏伯尔认为，所谓认知结构，就是学生头脑里的知识结构。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学生内在的知识结构，它是由外在的知识结构转化而来的，所以怎样组织知识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奥苏伯尔还认为，“不断分化”和“综合贯通”是人的认知组织的两条原则。这两条原则同样也适合知识的组织与呈现。[14]“语文知识树”的4部分22项131个知识点的呈现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即那些最具包容性的概念处于知识树结构的顶点（如“文言文知识”、“基础知识”、“阅读与写作”和“文学常识”），它下面是包含范围较小的和越来越分化的概念与具体的知识（如其中的22小项和131个知识点）；同时，“语文知识树”还加强了知识点的横向联系和融会贯通。可见，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语文知识树”对学生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光有形式上的序列是否就一定能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呢？事实并非如此。认知心理学还认为在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学生的学习成绩与自身因素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学习成绩=F（动机，IQ，原有认知结构）。[15]由此可见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在其以后学习中的重要性。正如有的老师指出的那样，“语文知识树”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就是根据先行教材的‘知识点’来加以梳理的，而我们很难肯定先行教材对语文知识内容的构想是完全合理的。应该是先有体系批评，然后才形成体系。就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而言，它可能是适合的，但也有可能是不适合的。或者它适合的可能只是部分学生的发展。

更重要的，学生良好的认知结构的形成，有一个应该让学生掌握什么样的知识的问题。在当前这样一个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各种知识不断膨胀的年代，从知识的内容上讲，学生需要掌握的是那些具有较高概括性、包容性和强有力的解释效应的知识。如果我们以此来观照“语文知识树”，我们发现，它虽然对知识作了梳理，并简化了一部分内容，但不可否认，它包含的还是一个个比较繁琐的知识点。因此，从内容上看，“语文知识树”在怎样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这一点上还是不够完善的。

进一步而言，基础教育是为学生以后的学习打基础的，学生在这一阶段形成认知结构对其以后的学习来说，便成了原有的认知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生更应学习的是那些包容性强的知识。当然，具体的知识也是需要的，但是不要太繁琐。因为知识实在太多，而且有些知识除了应付当前的考试之外，对学生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无论从画“语文知识树”的出发点还是从其使用来看，它都有一定的应试之嫌，虽然在学生必须要应试的情况下，这也不失为一种减轻学生负担的有效途径，但是随着考试制度的改革和以后升学压力的逐渐减轻，教学关注学生的实际需要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

或许，我们这样去要求“语文知识树”是不切实的。其实透过“语文知识树”，我们看到的是语文教材的某种程度的缺陷。这种缺陷也不是靠一个人或一项改革就能改变的。从大处看，它还反映了我们课程内容选择上的一种以学科知识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三、“语文知识树”反映的是“课程内容即学科知识”的课程内容价值取向

我国学科教育的重点一向是放在向学生传递知识这一基点上的。既然是传递知识，那么学科专家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最清楚教师应该教什么，学生应该学什么的人。由此，我们的教材也是按学科知识掌握的需要来编排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是学科知识。而“语文知识树”正是这种价值取向的反映。

魏书生老师试图建立语文教学的科学序列，便引导学生按照教材所包含的知识点画出了“语文知识树”，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教材的知识作了简化。这样做的好处如前所述有利于考虑到语文学科知识的系统性，使教师与学生明确学与教的内容，从而使语文教学工作有据可依。但是，这种“课程内容即学科知识”的价值取向，其最大的不足是忽视学生。它既不可能适应全体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又忽视学生的兴趣。正如杜威所指出的，即使是用最合逻辑的形式整理好的最科学的教材，如果以外加的和现成的形式提供出来，在它呈现到学生面前时，也失去了这种优点。对学生来说，学习内容是由外部力量规定他们必须接受的东西，而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由于教材并不引起兴趣，也不能引起兴趣，于是教师就想方设法采用各种机巧的教学方法引起兴趣，使教材有兴趣，用糖衣把材料裹起来，让学生“在他高高兴兴地尝着某些完全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吞下或消化一口不可口的食物”。[16]事实上，许多学生也不把教材看作自己生活的必需，而是对教师和家长或者考试的一种应付。“读完——考完——忘完”往往是一些学生所经历的过程。[17]“语文知识树”就其产生原因而言，主要还是出于应试的需要，而且事实证明其在应试方面有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学生在应付完考试之后，到底还剩下多少知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完全否认“语文知识树”或“课程内容即学科知识”的价值取向，其实，自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产生以来，对课程内容的解释大多是围绕三种不同的取向而展开的。除了“课程内容即学科知识”外，还有“课程内容即当代社会生活经验”、“课程内容即学习者的经验”等价值取向。[18]在课程理论发展史上，不论主张哪种观点的学者都很少完全否定其他观点。就语文知识的教学而言，或许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关注学生，让它成为学生主动选择的结果，并使其转化为学生人格发展的需求。由此观之，现在应该是需要改变类似于“语文知识树”这样的教学方法的时候了。

注释：

[1][2][4][13]魏书生、张彬福、张鹏举《魏书生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实践研究》第24、25、27、26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3]蔡政权《“学法指导”之我见》，《辽宁教育》1997年第1期

[5]戴永寿《魏书生语文教育思想及其改革实践》，《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

[6]李荣海《我“读”魏书生（二）》，《内蒙古教育》1994年第3期

[7]盛斌、季银泉《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改实验（四）》，《教学与管理》1998年第6期

[8][10]沈韬《语文教学呼唤科学批评》，《中学语文教学》1999年第8期

[9]顾中观《谈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科学定向》，《语文教学通讯》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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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院校教师应具有的专业素质和专业知识以及技能

教师的专业素质、教师的专业知识以及教师的专业技能的发展水平代表了教师这个职业的发展水平。（一）教师的专业素质，就是指一个教师所具备的的的专业素养，它与能力无关，代表的是一个教师在专业方面的态度和修为。（二）教师的专业知识，教师的专业知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教学学科的知识内容；2.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掌握的一般教学方法和教学知识；3.课程知识，即要掌握作为教师应该掌握的材料和程序等方面的知识；4.掌握学科课程知识与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5.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基本心理及特性，为下一步更好的给学生进行授课奠定好基础。（三）教师的专业技能。教师在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指导下，在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前提下，仔细掌握一个教师从事学科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从而更好的形成从事学科教学这个工作的技能，即为教师的专业技能。作为一名合格的高职院校教师，一般来说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技能。1.教学设计方面的技能，包括：课程环节的设计，能唤起学生的注意力，刺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等方面的技巧；能适当的对学生的正确学习行为给予一定奖励等方面的技巧；能变换教学途径、变换与学生交流模式等方面的技巧；能训练和改善学生的反应能力，增强学生参与到学习和讨论等方面的技巧；2.能够熟练应用教学媒体的技能，例如一些行业实践场景的使用以及其他相关现代化教学方式的掌握；3.在课堂教学方法上的技能，包含有应用书面语言的使用，口头语言的表达以及一些肢体语言的使用等；4.在课堂教学之外的关于教学研究方面的技能，主要体现在对于行业职业发展的最新趋势的了解、分析，以及对于行业职业教育发展前景的展望，对于学生职业生涯的规划和指导，对于高职教育建设的思考和创新等。

三、高职院校的教师参与职业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及有效途径

鉴于高职院校的教师普遍出现的不良现象，基于行业的要求，教师参与职业教育就显得异常重要。当代企业，要想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长远发展，就必须要学会接受新事物，必须要创新和发展。不管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人，如果他停止不前，就必定会被他人超越，就必定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教师这个职业也是一样，知识的更新替换变化之快，要求教师必须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接受新事物，才能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高职院校教师参与职业教育的改革途径主要有：（一）充分鼓励高校教师利用先进的网络资源，广泛参与职业教育理论建设。当今各种发达的教育手段不断的被运用于高职教育中，例如远程教育、多媒体、网络自主学习等。这些先进实用的学习途径，便捷高效，使得教师们在办公室里就可以进行职业教育，从而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高职院校的教师通过网络的途径来参与职业教育改革，是最佳的参与途径。（二）高职院校内定期进行的教师集体培训，对于参与职业教育改革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在高职院校内部定期进行的教师集体培训，所有的教师集中在一起进行培训，教师与教师之间可以在知识问题上进行相互的交流与沟通，每个教师的理解不同，收获也不同，所有教师都能交流分享自己的培训心得，这样的效果也很显著。如果是单个教师独自进行职业教育，他对培训内容的理解有限，有些地方甚至会不明了，不能彻底领悟所培训的职业教育，这样，培训的目的就没有充分达到，如果是有很多教师在一起交流，教师们可以就同一件新事物进行探讨，所有的结论汇集在一起，这个新事物就会被分析的很透彻。（三）鼓励高职教师积极参与行业培训辅导、行业企业挂职锻炼等实践参与手段，可以给广大高职教师提供更加贴近专业的实践机会。高职教师普遍具有较为全面完善的专业理论背景，知识体系结构较为完整，但是由于平时工作性质的制约，缺乏将个人理论、经验付诸实践的机会和途径。广泛的参与相关行业培训，既不会使得教师脱离其自身角色定位，又必然使得高职教师在培训时，针对授课对象的变化主动转变知识讲授方法，从而能够更多的联系行业实际。合理安排高职教师到行业企业挂职锻炼，对教师个人和行业企业部门都是大有裨益的。高职教师到企业中，能够带来最新最为全面的行业动向信息，从而更加坚实了行业企业今后科学稳健发展的理论基石；同时，行业企业提供的各个挂职岗位都与企业生产管理息息相关，把高职教师放到此类岗位上，让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接触到最为直观形象的专业训练，更加合理的将自身已经具备的抽象性知识建构与具体化的专业实践相结合，对于高职教师职业素养的培养乃至各个新型高职院校学术专业建设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四）通过关注国家有关职业教育的动态研究和政策方针来帮助教师参与其中。作为一名新时期的高职院校教师，应该及时将国家与之行业相关的政策方针以及各类有效信息进行积极的消化吸收。同时，高度关注发达国家高职教育中的一切优秀、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方法，以此来完善自身的教育方式。这些信息的了解和掌握，能够让教师在第一时间确立自身发展的方向，更好地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此同时，这些新信息中也包含了大量详细生动的解释和例证，几方面的结合作用也能够最大程度的丰富高职教师的内在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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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职学校在德育导师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策

中职学校中推行的“德育导师制”，让更多的教师关心、指导学生的思想、生活、心理健康与学习，有助于形成全员参与管理的新格局。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一）定位不准：应明确自身角色角色定位是角色执行的前提，模糊的角色定位只能带来行动上的不自觉，以致效果受损。一些中职学校对德育导师的角色没有形成统一的认同，以致产生了各自为阵、随意施导的现象。有的教师因为教学任务重，就对受导者予以一点学习上的鼓励就算是德育导师施导的全部内容了；有的教师在自己空闲时，叫来受导学生，随意聊一通话，算是尽上导师的职责；有的教师纯粹从经济上关心，受导学生缺乏生活费，慷慨地拿出钱借给对方就算完事。如此种种，都是对德育导师制职责的片面解读。笔者以为，德育导师制首先需要在概念上加以明晰：教师担任学生德育方面的导师，有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职责，其角色应是“学生思想上的指引者、学习上的辅导者、物质上的求助者、心理上的疏导者与学习上的指导者”，其中“，思想上的引导者”与“心理上的疏导者”是主要角色。同时，德育导师制不能代替德育安全处与班主任的职责，中职学校应采用以班主任工作为主、德育导师制为辅的多元德育模式。

（二）准备不实：应满足培训需要学校推行德育导师制首先就要让德育导师对自身的职责、德育的任务及方法有充分的了解。笔者所在的学校没有实施这个准备阶段，德育导师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仓促地接受“导师”的身份与使命，效果自然就不理想。问卷调查显示，认为“开展德育导师制前需要培训的”占95%，说明绝大多数教师需要并希望学校能组织相关的培训，学校或师资培训机构可以把德育导师的培训作为一个新的培训项目。与德育导师制相关的培训主要涉及两大内容。一是开展学校相关工作负责人的培训，学校要预先提供制度保障，如档案制度、学生家访制度、谈心与记录制度、会诊制度等。这些制度需要在“德育导师制”开展前预先设置，否则会直接影响后面的工作成效。二是开展德育导师的培训，以理论学习、专题讨论、模拟实践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培训，让他们掌握一定的心理健康辅导与咨询技巧。这样的培训可以贯穿在“德育导师制”实行的整个过程中。

（三）教育不当：应尊重学生心理需求德育导师制工作的核心与落脚点是学生的实际需求，包括思想上的矛盾、心理上的困惑、行为习惯上的偏差等。在具体的实践中，教育不当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一是沿袭旧的说教式教育方式。德育导师制关注的是学生的个体生命体验，“把他们看作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体去呵护、去赞美、去矫正，让学生的生命在发展的过程中享受生命成长的快乐……德育不再是板着面孔的说教，而是朋友式的推心置腹，亲人般的亲切自然”。德育的本质意义在于生命关怀，至少是心理关注，所以应该基于学生的需要去倾听，但在与受导学生交流中笔者发现，学生反映最多的是教师的道德优越性，这容易使他们本能地产生抵触情绪。如有个德育导师第一次把受导对象叫来，简略地询问了对方学习生活的情况后，就请学生在“受导学生手册”中填写谈话记录内容。这让学生感受到自己“是班里不听话的人”或“有些不良习惯，被人当作另类学生，而且被询问一些隐私”。可见，德育导师应充分尊重学生心理，特别是对方的隐秘，教育方式不能居高临下地说教，而应以平等的朋友身份与学生相处。二是忽视学生心理层面的需求。相对传统的德育，德育导师制的一个特征就是对学生心理层面的关注。据调查，笔者所在县的职业学校，有60%的教师认为“德育导师最基本的任务是给予学生心理疏导”。中职学生的一些不良习惯及行为不完全是道德问题，更为主要的可能是心理问题。德育工作的核心不是知识性地说教，而是一种情绪的感染与交流。忽视对方的心理需求是造成“德育导师制”实效低下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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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赏识教育的作用

(一)赏识教育培养高职学生健康的心理

高职院校大学生，作为大学生殊的一族，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采用SCL－90对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测查，结果显示高职生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常模水平。〔3〕他们无奈成为高职学生，心理产生很大的落差，挫折感失败感严重，普遍缺乏明确的目标，厌学情况严重。除此之外，严峻的就业形势让高职生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进一步加重了心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高职英语教师实施赏识教育，给予学生真诚无私的爱，让他们感受到尊重、信任、欣赏、激励、提醒甚至批评等，积极地应对面临的学业、就业、情感、经济等方面的压力挑战。因此，在教育过程中，以赏识为先导，这种教师对学生真诚的爱必将产生巨大的教育力量，让教育顺理成章地进行。

(二)赏识教育解决高职学生英语的学困问题

一般而言，高职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不高，正是英语成绩太差影响了很多人的英语成绩。对学院近两年高考英语成绩统计数字显示，平均分为55分左右，满分150分。每年为新生举行的摸底测试中，学院学生的英语平均成绩为35分左右，满分100分，及格率为6．5%～7．4%，总体上和学生的高考英语成绩吻合。大部分的学生词汇量在1000左右，高职英语课程学习是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巨大压力和挑战。此外，相当数量的高职学生没有意识到英语在个人就业和职业发展的作用，英语厌学情况严重。如果教师实施高职英语赏识教育，能有效解决学生自卑问题，树立学生的自信，培养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有利于解决高职英语教育中学困的现状。

(三)赏识教育促进高职英语教学的知情结合

从高职英语教育的实践来看，在当前应试教育为主导的大背景下，高职英语教育仍旧重视来自于教材中的知识传授，重视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忽视了与学生的生活学习和职业素质发展息息相关的感情培养，高职学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认知和情感分离的问题，不利于高职学生的全面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高职英语教师科研教学方面和学生学业的双重压力作用下，课堂是教师和学生见面、沟通和交流的独一地点，课堂之外高职英语教师与学几乎零交流，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情感成长。显然，高职英语教师对于学生的情感世界和身心健康方面关注有限，而多渠道的课堂内外赏识教育无疑增加教师和学生接触的时间和机会，这样英语教师与学生的导员或心理老师一道及时发现并解决他们的情感问题，赏识他们的优点，无疑将有利提高学生认知情感的水平，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和乐观向上、向善心态，真正实现劝人教育。

三、高职英语教学中实施赏识教育的策略

(一)课前准备是实施赏识教育的基础

为了实施赏识教育，高职英语教师首先学习研究赏识教育理论知识，例如懂得什么是赏识教育，赏识教育的意义，赏识教育的方法。同时大量阅读并感知赏识教育的成功案例，充分意识到赏识教育在高职英语教育中的必要性、科学性和可行性，让赏识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英语课程实践性很强，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英语教师应该给学生能够发挥自身长处的平台，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和快乐实践。高职英语教师如何创设情境，精心设计教学环节和课堂活动让高职学生参与进来，让他们成为课堂的主体，成为高职英语教育的难点。因此，备课是高职英语教师课前准备的关键，教师通过一次次筛选资料，一遍遍分析教材、确定教法，将赏识教育理论有机地和英语教学内容以及高职学生的心理特点结合起来，自身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设计能力就必然会得到提高。

(二)课堂上课是实施赏识教育的重点

传统模式下，课堂是英语教师实施赏识教育的第一阵地。教师的一声问候、一个表情、一个手势等对学生都是有意义的。其中英语教师语言尤其重要，因为它既是组织完成课堂教学内容的工具，又是学生语言输入的重要途径。〔4〕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朗读、讲解、提问和反馈。由于高职英语教学任务重，课时有限，加上学生基础薄弱，所以教师的话语以朗读讲解为主，提问和反馈较少，提问的问题也相对简单，无法与学生形成有效的互动，“一言堂”成为高职英语教学的普遍现象。提问是开启一堂英语课的重要方式，已经受到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对问题进行了分类:一种是展示性问题，另一种是参考性问题。展示性问题容易回答，学生们喜欢，所以比较而言，英语教师更愿意采用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如果英语教师把赏识教育融合到开放式参考性问题，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提高，英语语言使用会更加复杂，更接近自然话语。针对学生的不同实际，可以采用完全汉语、汉语和英语结合和完全英语的回答策略，教师给予学生充足的时间，激发学生用英语发表自己的看法，最终学生们把用英语成为一种习惯。上面的策略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不轻易放弃回答问题，让所有学生有机会平等地参与到课堂活动来，而不是少数英语优秀的学生控制的课堂。为了保证学生回答问题的质量，英语教师应该提供学生足够的“等待时间”。等待时间要求高职英语教师有足够的耐心和充足的爱心。多年的教学实践表明，合理的等待的时间涌现更多的学生积极回答问题。遇到复杂的问题时，教师在等待时间里可以采用多种方法降低难度，解释、举例、讨论或查阅资料是有效的，学生的思考程度得到加强，语言组织更充分，自信心和学习乐趣得到提高。除此之外，教师的评价用语也是至关重要的。高职学生从某种程度上是整个大学教育层次的弱势群体，他们更需要老师的关爱。英语教师在课堂上要经常用到肯定评价，表扬学生。从多角度找出学生的闪光点，用爱心保护学生的自尊心，绝不能露出不耐烦或嘲笑的表情挫伤高职学生的运用英语的积极性。所以，肯定评价是高职英语赏识教育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它大大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扩展学生的思维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