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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国防教育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在全新的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中都发挥着重大作用,小学生也应该与时俱进地了解与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知识与实践操作方法。在综合实践活动课堂教学中,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与使用信息技术的同时,还应将一定的国防知识渗透其中,以逐渐提高学生的国防意识。国防教育包含的教育内容丰富,其涵盖的知识有领上完整、领上统一、政治、外交、抵御侵略等,教师应依据不同的综合实践活动主题将与之相关的国防知识渗透其中,以不断增强学生的国防意识与爱国情感。
如,在每年的国庆节前夕,教师可在小学综合实践课为学生设计一个或者一系列“献礼祖国母亲”的国防知识宣传活动,引导学生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制作“国防知识宣传手册”、“国防知识宣教PPT",“国防知识竞大赛”等。在实际的综合实践活动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将“什么时候确定了中国军旗?”、“我国新安全观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我国国旗的设计者是谁?”“国防建设必须服从经济战略目标的观点是谁提出来的?”“坦克最先发明于哪个国家?”“发生在哪个地区”等国防知识,巧妙将国防知识的学习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并利用信息技术将相关的图片渗透其中,使学生在生动有趣的实践活动中既有效学习信息技术,又掌握国防相关知识,从而增加学生的国防意识。
2无痕融合社会实践活动,有效渗透国防教育
社会实践活动是小学综合实践课的主要开展形式,其大大拓展了传统学科的教学时间与空间,也是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有效途径,它不仅可提高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而且还可丰富学生的情感与阅历。在综合实践课常,教师应充分利用木学科优势,积极对学生渗透国防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国防意识与爱国情感,从而推动学生成长为有责在感与爱国之情的有志少年,并愿意为保卫祖国、富强祖国努力学习。
如在每年的“建军节”到来之际,教师可以结合综合实践内容为学生组织与“国防教育”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他们提供或创造一个做社会调查的机会与平台,使他们可深入街道或社区中进行调查与采访,以了解人们所掌握的国防知识,并将自己所学习与了解到的国防知识传递给他们,通过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并在活动中感受国防的重要}NI: o为了让实践活动更有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搜集国防知识,并巧妙结合调查问卷内容,制作调查问卷,然后让学生到街道、公园等人流密集的地方分发问卷并推广国防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在国防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个过程既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资料收集能力,还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交际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并可以在活动中增加国防精神和对祖国的热爱。又如,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深入社区举办“国防知识竞答赛”,通过设计形式多样的活动,吸引居民,而学生则会在组织活动中获得策划、调节、引导等能力的发展。可以说,将综合实践与国防教育相结合,既能提升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又能提国学生对国防知识的了解,从而达到实践活动的增值,释放活动的魅力。
3无痕融合先进技术教育,有效渗透国防教育
每年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都协同俄罗斯乌德穆尔和国紧急情况总局一起举办消防主题的儿童创作比赛、夏令营防火工作组织竞赛、少年安全人才节。还组织地区和跨地区“少年救援员”野外训练营,定期举办少年消防队消防应用运动会。经过培训孩子们不仅获得了实用的安全生活技能,而且对消防救援工作更加尊重,男女青年都愿意加入志愿消防队。在以М.Т.卡拉什尼科夫命名的伊热夫斯克技术大学还建立了名为“乌德穆尔和国教育机构志愿消防队”的社会机构。很多人在志愿消防员、救援人员、志愿者俱乐部学习。
如今在共和国已经有138个志愿队了,共计1675人。这些活动的开展卓有成效地离不开正确和良好的方法。为了引进创新工作方法和形式,乌德穆尔和国紧急情况总局和联邦国有机构“联邦消防总局乌共和国消防局第1消防大队”防火宣传和公共关系中心共同举办了研讨会。参与其中的还有另外两个部———教育与科学部和青年事务部,以及共和国儿童继续教育中心。培训班中有两门讨论课很受欢迎,一门是《为孩子和父母开展消防安全培训的方法与形式》,另一门是《第112中队》,这主要是为志愿消防队的领导者们开设的。
二、培训效果显著
电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手段,它的出现对传统技术进行了一次革新。白俄罗斯已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生命安全基础知识的培训体系中,紧急情况部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共和国的大力支持。俄罗斯2011—2015年国家创新发展计划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模拟紧急情况的安全创新教育中心》项目。并规划逐步建立一系列这样的培训中心,中小学生在那里可以接受紧急情况下行动技能和急救方法的培训。培训方法的基础是将学员置于最大限度模拟紧急情况的虚拟环境中,并通过感知模拟环境深入研究材料。考虑到学员人数,所有的培训都是以有趣的游戏形式进行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戏剧性的效果、对形势和结果的不可预测性都激起了学员的兴趣,并促使他们寻找逃离困境的方法。当前专家们正在致力于开发一种综合的培训方法,该方法基于以下的场景得以开展:居民住宅火灾、自然灾害和森林里的行为,从充满浓烟的房间撤离,在火场中进行呼救,向灾害救援人员寻求帮助以及如何进行急救护理(使用模拟练习器械)。
2词汇教学
课文由段落构成,段落由单词构成,因此在外语教学中,词汇是教学最核心、最基础的部分。韩国语的词汇结构,是根据语素的结合形式,可以分为独立词、派生词、合成词和复合词。独立词是指由一个实语素构成的词。派生词是指实语素与词缀相连接构成的单词。合成词是指由两个以上的实语素构成的一个单词。复合词是指一个实语素与词缀相结合,或者是由两个以上的实语素相结合构成的单词。构词法是韩语单词讲解中重要的方法。词汇语法的讲解要紧密和能力考试结合。韩国语能力考试是针对学生听力、词汇、语法、阅读,写作能力的全面考察。实现听说读写译全面能力培养的基础的词汇语法教学,同时也应该侧重与韩国语能力考试的接轨。这就要求首先教师要对能力考试中的词汇语法范围,重点难点,常考词汇进行整体的把握,对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及考试方面的语法同汇双重侧重。另外,随着网络多媒体等技术的发展,传统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可利用多媒体融知识性、趣味性、新颖性、灵活性于一体,展开直观教学。如让学生观看大长今等韩剧,使抽象的知识具体化、简单化、直观化,使学生更易接受。通过多媒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让学生由识记向模仿、应用转化,提高韩国语的实用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3)25-0064-04[作者简介]李徽昭(1975―),男,江苏泗洪人,博士,淮阴师范学院国际交流处副处长,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周睿(1984―),男,江苏泗洪人,硕士,淮阴师院文通学院讲师。
当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丰富、多元,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支撑与发展动力。在此过程中,教育国际化意识逐步增强,对教育国际化的认知有更多深刻感受。但仍还有不少办学单位的教育国际交流参与者依然存在着结构性思维定势,抱守着“国际高于地方”的思想观念,忽视了教育立足地方办学的实际。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地方文化得不到凸显,国外合作院校与人员不能深层感知教育所在地的文化特色,也就无法推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
一、教育国际化的思维误区
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教育加速发展,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各级办学机构推动本地教育发展的重要发展策略。各大高校也出台了许多措施促进本单位教育的国际化,尤其是在教育教学中不断引进新的教育理念,但“国际高于地方”“他国文化优于我国地方文化”依然是众多办学单位主要的思维方式。由此在教育中出现了忽视地方文化,盲目无主地参与国际化的现象。
(一)国际高于地方的思维误区
教育国际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教育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重要举措。在全球化为主要发展趋势的21世纪,教育国际化并非某些发达国家所特有的教育,而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一体化环境下对教育提出的发展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与合作互助程度的不断提高,高等教育乃至于基础教育不得不日益走向国际化。早在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便发表了《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其中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适切性”“质量”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是世界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三个主要方面。也就是说,教育国际化对教育变革与发展是其必不可少的步骤。由此可见,各国对教育国际化已达成一种共识和认同,教育国际化势不可挡。
面对汹涌的教育国际化潮流,我国教育国际化也陷入了西方化、美国化误区,表现出文化弱势的卑微心态,使我们在比较和评价中外教育时失却了客观标准,失去了立足本地发展的文化主体性。各教育机构办学地方的文化无法在全球化的文化体系中与西方或美国文化比较,无法凸显本土文化价值。尤其是,不少办学机构对教育国际化的认识出现了误差,认为既然教育已经走向了国际化,那地方文化就没有意义了,教育国际化主要在于吸收西方文化,引进他国先进的教育教学体系。更有一些办学单位简单地把教育国际化理解为聘请外籍教师上几堂课、选派学校的一些“达标(达到西方高校的入学要求)”学生出国交流或留学,这就是教育国际化,或者认为与国外高校进行一些合作和交流、举办几场访谈,就叫国际化。
上述理解都是丧失本土文化自主性的陷入误区的教育“国际化”,他们把教育国际化的内涵变成了简单而狭隘的片面之词,人为地把教育国际化和地方文化分离。对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化”不仅仅只是一个向强势国家学习并吸纳、融汇本土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在与强势文化比较中重新观照自身、向西方国家推介地方文化使双方互动交流融汇并适应的过程,这样的教育国际化才是教育思想、经验及资源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对话、交流的真正的国际化。教育国际化是地方文化与西方互动学习借鉴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形成自己的东西,因此,可以说国际化同时也是一个地方化的过程。
(二)国际与地方的文化辩证关系
教育国际化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真正融于全球意识环境中的教育体验。它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课程中的国际内容;二是与学者、学生的国际流动;三是国际技术援助与合作。[1] 地方文化是地方教育机构办学的立足点,各教育机构立足地方,为地方培养人才,地方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特殊性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积淀,向人类展示着特殊而多彩的地域文化精神。教育国际化与地方文化具有内在统一性,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可以互相促进。一方面地方文化通过教育受惠于国际化,吸收国际化的养料,显现出地方文化的价值与特性;另一方面地方文化又能很好地为教育国际化吸收,由此促进地方文化与国际教育的互动,推动地方教育国际化。
鲁迅曾说:“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今天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显然已经更为深入,民族的东西必须具有世界性、全球共融的文化特质才真正具有世界意义,否则只会被时代和世界淘汰。因此,地方文化只有通过国际化与全球其他异质文化不断碰撞,才能找到地方文化的独特位置。也可以说,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既要在两者之间坚守科学合理的文化立场,更要以本土化为目标,以国际化为手段,保持一种胸怀开阔的批判理性,通过全球化壮大地方文化。正因为如此,教育本土化不能代替国际化 ,教育国际化也不能排除本土化,两者必须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
二、高等教育中的地方文化与国际化
(一)大学教育具有地方文化属性,教育内涵于地方文化中
“教育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动因。从广义上说,高等教育是制度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变化也必然要受文化的制约和影响。”[2]教育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承的过程,教育活动的各个层面都蕴含着文化因素。文化功能是教育众多功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地方院校在地方文化领域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利用地方深厚的文化资源开展名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江苏淮安各高校对精神的研究,对大学生人格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有的高校通过博物馆、图书馆等载体,宣传地方文化和历史传统,使地方文化深入人心;有的高校设立专门的地方文化研究机构,把地方文化作为校本课程的一部分,与地方开展深度合作,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
大学文化既是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明显区别于地方文化,高校四大职能中的人才培养以及文化传承和创新功能,对地方文化的宣扬与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学作为向社会输送专业人才和提供高科技服务的教育机构,与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人文素养的提升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学教育与地方文化的交融应该愈加深入。大学教育内涵于地方文化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地方文化的挖掘。高校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科研条件,为地方文化开发和保护提供智力支持,地方文化应该成为各高校学科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二是对地方文化精神的研究。地方文化资源丰富多样,但同时文化发展问题也很多,高校对地方文化的整理、考证研究将起到重要作用,高校通过地方文化精神的梳理推动学校校风与办学精神的深入发展。三是对地方文化创新和宣扬的作用。地方文化既有与时俱进的内在价值追求,也有发扬光大的内在需要,高校作为人才和技术汇集地,创新地方文化、宣扬地方文化责无旁贷。
(二)教育国际化首先须本土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指的是“将大学教学、学习、研究及管理等置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及世界教育和文化的大环境中去进行建设与管理”[3]。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文化融合的过程,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多样化、民族化的地方文化逐步凸显出来。从教育本身来说,它具有对文化的生产、传播、创新功能,这就要求它既应该有“兼容并包”的系统,又要具有“海纳百川”、吸纳各民族或地方先进文化的度量。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可以互相促进。为了形象地理解上述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麦当劳的本土化策略成功的事例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首先是麦当劳公司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当地市场的本土化服务营销组合策略。麦当劳公司根据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消费者在饮食习惯、饮食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稍作变化。在中国,麦当劳就推出了麦乐鸡、麦乐鱼、麦辣鸡腿汉堡、麦香猪柳蛋餐等符合中国消费者饮食习惯的快餐食品。其次是制定本土化的促销组合策略。本土化促销组合策略必须考虑当地的文化、风俗和传统。麦当劳公司的员工都是经过标准化培训的当地人,本土化促销主要是通过在电视、报纸、互联网上做广告,广告主角都是普通的中国本土人民,广告充满地方文化气息。在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无疑应该学习麦当劳的本土化经营策略,不断在国际化过程中凸显地方文化,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逐步本土化,使之适应地方学生、办学环境等,这样的国际化才能真正符合地方文化的发展,也才能推动各个立足办学地方的高校的发展。
三、教育国际化的地方文化方式
(一)在全球文化中找到地方文化定位,突出地方特色
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地方文化是一个地区的教育、风俗、人情、物质的综合体现,也是中国国家文化多元性的根本表现。地方文化是地方高校发展的血液,是地方高校形成办学特色的源泉。地方高校和地方文化建设应该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以苏州地方文化发展与苏州大学建设之间的关系为例:20世纪初,苏州得海外风气之先,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使苏州文化重焕生机,苏州文化中的精致优雅、争先发展等因素成为苏州大学的重要特质。[4]
在全球文化中找准属于自己地方文化的定位,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地方文化特色,在此方面,不少地方做出了尝试和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扬州立足自身地理、历史和文化特点,抓住“京杭运河沿岸众多城市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这一亮点,通过“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这个平台,推动自身走向世界,使扬州文化获得国际化发展。扬州是世界最早也是中国唯一与运河同龄的城市。历史上,扬州因运河之利几度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频繁。扬州的鉴真东渡日本、韩国崔志远来扬为官、意大利马可・波罗旅居扬州,不仅向世界介绍了扬州,也促进了扬州文化与国际文化的交流。2007年以来,扬州先后与31座外国城市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成功向世界展示扬州地方文化魅力,成为让本土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5]
(二)办学单位应以地方文化建设推动学校国际化
地方院校要传承、发展地方文化,必须结合课程教学,将地域文化内容灵活地融入到课程内容中。文化与课程存在着天然联系,作为学校教育核心内容的课程与当地的社会文化处于不断的互动之中。学校应该引导教师、学生正确对待地方文化、发展地方文化。比如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安排介绍地方文化的课程,可以在课程教学中融入地方文化的相关内容,增加学生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加强学生对地方文化的认同,确保传授国际文化知识与提高地方文化知识储备并重。具体而言,语言文化类选修课可以在英语阅读教材中设置地方文化为主的文章,介绍典型的地域特色文化;地方文化类选修课可以让学生了解、认识、传播地方的传统文化,能用中、英文双语表述地方文化的主要内容,其根本目的是达到语言学习与文化传播双赢局面。地方文化是内容,英语是形式,两者的结合可以使外语学习言之有物,更有现实意义,既满足文化传承的需要,又能避免学生对单纯的英语基础学习产生倦怠。[6]
除此之外,地方文化建设可以从教材建设入手,注重地方文化品牌的外译和输出,将本地的历史、民俗等具有特色的文化内容翻译成英语,推广本地文化。通过这些方式可以有效地提升地方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并将这种地方文化融入教育的各个环节。
在教育日益走向国际化的背景下,只有凸显地方文化价值,增强地方文化与国际化思潮的互动交流,才能深刻感知教育办学所在地的文化特色,才能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上得到深入发展,从而更好地以地方文化建设推动教育国际化。
参考文献:
[1]赵中建.从一所学校看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J].全球教育展望,2001(1).
[2]刘海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J].中国高等教育,2001(2).
[3]张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标准与实施对策[J].继续教育研究,2005(1).
毋庸讳言,中国法制史隶属法学专业中的冷门学科,多数学生只是为了挣够学分被动学习而已。甚至与许多法律史专业的研究生或者是从部门法各专业调剂过来的,或者是认为法律史专业报考人数少易走捷径读研。法制史教师对此也心知肚明,是故中国法制史教学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
首先,中国法制史课程内容多、难度大,但课时却不断减少。众所周知,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内容横跨上下五千年,纵向跨越20几个朝代,内容庞杂。加之当前大部分高校适用的教材几乎均是“条块分割”组合而成,即按照中国历史朝代的发展顺序分章,每章中又以立法、民法、刑法、行政法、司法制度分节,后的近代又增加宪法一节,直到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法制结束。这种教材的编写体例优点是以时间发展为纵轴,以部门法的发展为横轴而建立的体系,让人一目了然;不足之处是由于人为分割,许多内容要重复讲授,无法对某一制度的发展脉络一并展现。因为教学改革的要求,中国法制史的课时数不断减少,从上世纪末的80课时,先降至本世纪初的68课时,直落到现在的51课时。在这短短的51课时中,有时由于法定假日等原因,还要冲掉几课时,加上学生文理科学习背景的差别而接受程度不同,要让老师系统的讲授中国法制史课程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实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
其次,中国法制史课程学习难度大,学生无兴趣。基于中国法治史的历史性特征,时间跨度大,知识点密集,古文典籍资料多,字难认,句难解,学生难免会产生畏难情绪,有的甚至干脆放弃,只等期末考试前教师复习划重点再临阵突击。在法律史年会上与其他教师的交流中,“教师讲得津津有味,学生听得昏昏欲睡”,令吾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究其原因,无非是学生大都认为这门课程远离现实,司法考试所占分数又几乎可以忽略,干嘛自讨苦吃呢?所以,中国法制史在与刑法、民法等部门法的考量中,被学生权衡之后弃之于一隅也就在意料之中了。鉴此实际,难免著名刑法史专家蔡枢衡先生发出这样的感叹:“大学法律系中的中国法制史课目,常常不易找到一个主观上兴味浓厚,客观上胜任愉快的教授”④。星光斗移至21世纪的今日,此种情况似无多大改变,着实令法制史同仁深思!
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对策
当下中国,法学被认为是一门显学,但法制史课程被法科学生视为冷门学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多年的法制史教学实践中,笔者常常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当今全国各法学院系开设的法学课程,除中国法制史课程外,其余均是移植西方,这是导致法律与现实“两张皮”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中国法制史这一门课是继承吾国优良传统的。尽管这不一定引起全体学生的认同与共鸣,但至少提醒大家应当重视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学习,因为“研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本国的历史相当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过程,也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对其周遭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⑤。由此可见,中国法制史课程与各部门法密切相关。为了克服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困境,作为教师,无外乎从教与学两个方面进行反思和实践。
第一,加强国防教育,是增强公民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客观需要。伊拉克战争表明,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国际形势错综复杂。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必须通过大力加强国防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切实克服“和平麻痹”思想,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安全环境所面临的威胁,从而增强国防观念,自觉做到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大力加强国防建设,抓紧做好各项军事斗争准备。
第二,加强国防教育,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客观要求。国防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载体,同时,是实施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坚强阵地。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历史浪潮的激荡中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国防教育,不断地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把国民的爱国热情充分激发起来,凝聚到为祖国的统一、繁荣和富强作贡献上来,万众一心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第三,加强国防教育,培养公民的国防意识和国防精神是一项长期性任务。国防教育任务决非一朝~夕所能完成的,必须持久地开展,常抓不懈。因此,国防教育不仅要在组织形式和法规制度上予以保障,更要在教育内容上下功夫,特别应在国防教育赖以进行的国防理论上逐步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一套教材,使国防理论能真正发挥作用。
国防教育事关国家的安危。在进行国防教育时,必须把着眼点始终放在教育的实效上,坚决防止弄虚作假、形式主义、走过场等不良倾向。要从国情出发,着眼于国防教育的特点和发展,着跟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着眼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针对性地施教;要注意提高教员队伍的素质,运用现代化教育工具,搞好各种教学保障。
2开展国防教育要坚持“三个结合”
一要把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从教育形式看,经常教育和集中教育是国防教育的两种基本形式。经常教育就是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媒的国防教育节目、栏目,以及结合思想工作、业务工作等所进行的国防教育,使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受到熏陶,通过潜移默化、点滴积累,增强人们的国防观点。集中教育通常是结合重大的国家和国防纪念活动、部队和民兵训练、征兵、学生军训、举办国防教育学习班以及战争动员等所进行的系统的国防理论和国防知识教育。集中教育的效果往往比较明显。经常教育和集中教育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深化和提高。
二要把普及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从教育对象看,国防教育可以分为普及教育和重点教育两种类型。普及教育是对全体公民进行的普遍教育,主要是进行国防建设和战争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教育、国防法教育、“三防”知识教育等。重点教育是对重点团体、重点单位和重点地区的教育对象进行较系统的国防建设和战争的专门理论知识及技能教育。普及教育和重点教育是个有机整体。普及教育是基础教育、共性教育、长期教育,是全体公民必须接受的教育。没有普及教育,国防教育就没有坚实的基础,国防观念、国防意识就不可能深入到每个公民的心中。重点教育是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的提高教育,不抓好重点教育,那些担负特殊任务的团体和人员,那些作为国家和社会后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提高,就不能胜任自己所负担的建没国防、保卫祖国的任务。
三要把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就教育内容和方法看,国防教育包括理论教育和行为教育两个方面。理论教育包括国防建设理论、国防知识等教育;行为教育包括参加和支持国防建设教育、参军参战和支前教育、爱护和保护围防设施教育以及军事训练,实际操作、战备演习等教育。理沦教育和行为教育的作用虽然各不相同但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只能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使受教育者提高国防综合素质和能力,保持国防教育的正确方向,有效地增强教育效果。
3开展国防教育的现实途径
国防教育要提高质量和取得最优教育效果,必须有一套优良的教育方法。目前我国的国防教育对象,涵盖了全国党政军民学等各个领域的成员。其中,武装力量是国防教育的主体对象,各级干部是围防教育的关键对象,学生是国防教育的基础对象。国防教育内容则包括理论、精神、知识、技能等方面。国防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和内容的丰富性,要求国防教育的方法必须灵活多样,这是国防教育过程优化的关键。
一是学校课堂教育。可在各级党校、军队院校、地方大专院校和高级中等学校开没国防教育课,对国防教育的一些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细致地讲解,使这些受洲者成为国防教育的骨干力量。
二是举办专题讲座。社会各部门、各单位可根据具体情况,定期举办一些国防教育讲座活动,邀请有关专家介绍世界军事形势和有关热点问题,国防高科技、高技术战争知识,或邀请老将军和军队离休干部作有关国防的传统教育等。
三是组织各种参观。学校和社会各部门、各单位可根据具体情况,定期组织参观具有国防教育功能的场所,如: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革命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部队在进行重大的军事行动(如军事演习、外出驻训、阅兵仪式等)时,可以邀请群众观摩;部队还需经常地有意识地与地方联合搞一些展示我军形象的军事活动。
四是增强大众传媒的宣传。鼓励创作有关国防教育的影视作品,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的作用;对全社会大力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军民共建活动,慰问军、烈属和荣誉军人,开展关心退伍军人活动,参加保护军事设施和支援国防建设活动,举办军民联谊活动,宣传并表彰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先进个人和单位。
二、地方高校成人教育转变为社区大学的可行性
1.社区大学的组建,有利于我国社会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在十六大会议召开期间,曾明确指出全民终身教育理念的价值意义,强调了我国社会开展终身教育的重要性。社区大学的组建,正是对这一精神的切实贯彻,是确保和谐社会平稳发展的重要渠道。也是当前社会发展所提出的必然要求。随着人们对自身要求的逐渐提升,总结性的学院教育早就无法满足他们的自我追求需求,社会大学的创办能够为各个层次各个专业的人群提供多样化的职业培训教育,帮助实现群众知识素质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2.地方高校成人教育模式转变成社区大学的可行性分析
第一,组织性的优势。一直到二零零八年为止,我国全部的地方性高校已经将近一千八百个,在所有的普通高等教育院校中占到了将近百分之九十五的比重,各个高等院校都有专属于自己的较为完善的成人教育组织系统。在数年的发展历程中,地方性质的高等院校成人教育早就已体现出较为系统化的框架结构,严谨的运作体系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第二,地缘性优势。当前高等教育在我国已经有了越发深入的推动,尤其是在高校的招后缓解,高等院校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国家及城市建设的主要舞台上,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关联作用更为紧密。地方性质的高等院校通常不是研究型大学,在空间布置上也相对不集中,同时还表现出和当地血脉相通的优势特征,和周围的经济形势及人文气息存在密切关联。可以说,作为地方高等院校,担负着为当地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供输高素质人才的社会职责,同时也要为当地城市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从台湾地区的过往经验来看,地方高校成人教育在完成向社区大学教育模式的转变之后,也能够借助针对社区大众进行相应的教育活动,来实现和成人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密切贯线,从而组织建设起完善的终身教育体制。
3.地方高校成人教育转型为社区大学的文化优势
第一,引领社区精神。自从我国改革开放实施的数年间,单位体制慢慢的开始走下坡路,之前单位体制下的单位职能范围慢慢的往外扩散同时归还到社区当中,在当前社区体制还没有全部完善的情况下,社区精神特别要进行重新塑造与引导。身为和社区相连接的大学,在过去对社区精神建设发挥着不可获取的价值意义。大学把它孕育出的精神融入到社区中间,影响与引导者社区群众的思维模式及价值观念,帮助群众培养积极向上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这对于社区文化而言大学精神属于十分客观的范畴,具有关键性的引领作用。第二,规范社区行为。社区群众通常是从各个积极区域聚集在一起的,在行为方式上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极易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有摩擦或者是公共观念缺失等问题。在大学小学中,各种强而有力的制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社区行为的规范,将来自大学的规范性传递到社区中,规范着社区群众行为方式。生出于大学校园的老师和学生,他们本身也就是社区的一员,他们和社区群众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往来,他们的一言一行在很大程度上会给社区居民带来很大的影响。第三,进一步提升社区群众的生活品质水平。我们都知道,要想进一步增强社会群众生活品质水平,其中一个十分关键的渠道便是社区文化的建设。社会借助各种硬件设施条件,或者是组织一定的文化活动,来实现丰富社会群众生活的目的,从而确保群众生活品质水平的有效提升。社区大学配备图书馆、体育馆,这些资源都在慢慢的完成面向社会的开放,这样一来更好的实现了对社会文化建设资源的扩充。并且,在社区大学中,教师及学生所开展的各项活动,都会延伸到社会内部,让社区群众充分融入到学校文化中,从而实现自身文化的熏陶。
三、我国成人教育办学模式今后走向的展望
1.追求办学模式的多样化
人才教育其中十分关键的动力来源便是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这也是成人教育未来发展多要遵循的重要方向。成人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满足社会实际的发展需求,力求办学的切实性、有效性,结合实际的社会发展需求及时的调整自身的办学结构,确保所培养学生满足社会实际岗位的具体需求,同时也让群众对于职业学历的追求得到满足,保障群众素质水平的全面提升。
2.坚持办学模式的专业化
当前社会的发展,所需的人才力量大多来自于高等教育的供输,在这一社会教育形势下,成人教育必须要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办学水平,在追求办学模式多样化的基础上,坚持办学模式的专业化,提升自身在当钱教育中所占据的竞争优势水平,扩展办学理念途径。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今后成人教育将会逐渐的发展成社会群众充实自我,提升自我素养的关键性渠道,所以,专业化模式是必然的发展走向。
3.将运作市场作为渠道
高等教育在我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普及,其也在不断的影响着成人教育的前行,成人教育模式有必要坚持运作市场作为促进渠道。作为高校成人教育,在办学模式的选择上要将一定的高等教育资源和持续上涨的成人教育需求市场加以融合,在这一基础上扩宽未来的成人教育发展途径。高校成人教育办学单位和受教育者成为技能培训的买卖双方,受教育者选择自身所需培训产品办学单位提供该培训产品的服务建立健全面向市场的产业运作模式。
4.加大对社区成人教育师资力量的组建力度
处理应对公共教育经费可以极大的缓解教师工资浮动较大的情况,这样一来便可以消除专职教师聘用的疑惑。不过,就算是学校聘请了专职教师,但也不是等同于能够组建高素质的师资团队。所以,还要再教师招聘面试、培训教育等问题上给予充分重视。第一要严格做好教师招聘的把关力度,所招聘教师必须满足学历及技能水平双项满足需求标准的条件,同时对于教师的综合素质能力也要做好全面的衡量。第二就是要针对新招聘的教师在上岗之前加以严格化的培训教育,站在教育的层面去指导教师进行更加深入的立交社区成人教育,引导教师转准自己的职业定位;另外还要为教师提供充分的职业发展机会及良好的机遇平台,培养教师强烈的职业归属感。
同志曾指出:“只要国家存在,就有国防,国防教育就要长期进行下去,作为公民的终身教育来抓”。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作为垒民国防教育的重要环节,不仅是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需要,也是建设强大国防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一教育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自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颁布施行以来,高等院校对大学生国防教育非常重视。从人才培养、领导机制、教育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逐步形成了“政府重视、社会支持、全民参与”的良好局面,国防教育成绩显著。但是,大学生国防教育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阻碍了大学生国防教育向更深入、更广泛、更垒面的方向发展。
一是大学生国防知识缺乏,国防观念淡薄。大学生对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基本了解国防教育的方针、原则和内容。但是,大部分学生没有当兵从军、献身国防的意识,对革命光荣传统、军队战斗精神、我军使命职能等基本知识不清楚。有的认为国防建设与己无关,国家安全应该由军队负全责,有的认为参加军训的最大意义是体验生活,能锻炼自己的吃苦精神,有的甚至反对和抵制军事训练课,不喜欢僵化死板和不人性化的军事管理制度,认为应该把时间用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上。
二是教育手段方法少,教育效果不明显。根据问卷调查统计.大学生接受国防知识的渠道主要有电视媒体、报刊杂志、课堂教育等3种形式,占到其知识获取量的95%以上,反映出当前国防教育手段单一,信息渠道少的现实窘境。而作为教育主阵地的课堂教育,多采用老师主动灌输,学生被动授受的方式教受,没有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老师也没有很好地把知识进行条理分割和融汇贯通,没有很好地找知识准切入点把学生掌握的知识升华为国防理念。
三是教育缺乏连贯性.教育成果难巩固。大学生军训作为国防教育的重要一环,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抓好了大学生军训,就上好了大学生国防教育的第一课。高校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清醒和一致的认识,下很大功夫抓好了大学生军训。但是,由于不同程度地存在组织领导不力,缺乏阶段性计划,考核指标难落实等因素,后续国防教育没有及时跟上,没有把军训教育成果进一步巩固深化,形成了“军训正规一阵风,训练完后又成空”的局面。
四是成长环境安逸舒适,缺乏吃苦尚武精神。坚强的意志、崇尚军事和武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阳刚之气、进取意识和自强活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国防人力资源成长的一种基本的精神环境动力。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大都生活在环境优越的环境中,授受过较好的知识教育,但缺乏坚强的意志品质,特别是尚武精神不足,从军、爱军、拥军的意识在减弱。
二解决问题的几点思考
做好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国防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争取社会全面支持,分析教育对象特点,探索创新教育手段,抓住关键时段、关键地点全方位开展教育活动,力争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
要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自觉地运用先进的科学思维方式是根本。没有先进的科学思维方式作支撑,单纯靠改进科学方法和更新技术设备,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甚至有可能导致教育评价走进误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教育评价受到什么样的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进行检讨,反思对待科学思维方式的态度,提高选择和运用科学思维方式的自觉性。我们认为,使教育评价走向人性化,不仅可行、有效,而且合理、合情。
所谓“思维方式”,通常是指“人们用以把握、描述、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概念框架的组合方式和运作方式。”①科学思维方式形成于科学研究活动,并适用于科学研究活动,具有追求客观、讲究精确、重视实证、注重效用等特征。具体而言,科学思维方式可以使人们形成严谨踏实、客观公正、讲求效率的良好工作作风,也可以使人们增强活动的前瞻性和预测性,避免盲目性和冲动性。但是,科学思维方式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例如它适用于自然领域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于社会领域,因为社会现象有别于自然现象,研究社会问题不同于研究自然问题,不能只有物的尺度,还要有人的尺度。科学思维方式注重客观而忽视主观、注重普遍而忽视特殊、注重必然而忽视偶然、注重定量而忽视定性、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这些倾向,对人们在社会领域中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教育活动与科学活动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教育理论研究到教育实践活动,从教育观念的形成到教育制度的建立,从教育目的的制定到教育评价的实施,无不受到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发轫于20世纪初的现代教育评价就深受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教育评价中相信客观实验、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坚持价值中立、推崇定量分析,以及标准化测验、常模测验,一度成为世界范围内盛行的评价工具和手段。这种教育评价具有简便可行的特点,效率大大提高,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如重共性轻个性、重结果轻过程、重控制轻理解、重效率轻公平,被人们指责为是机械化、非人性化的活动。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对此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新的评价观并进行试验,但是还有很多人仍然习惯使用这类评价模式。
科学可以被划分为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和以量子力学和系统科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提供了比经典科学更先进、更符合世界本来面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当然,现代科学可以包容经典科学,可以把经典科学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看成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特例。
两种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具有不同影响。
一,对教育系统、教育活动以及教育中的人的不同假设,直接影响到教育评价制度的建构和教育评价手段的采用
在经典科学的思维范式中,“事物成为客观的、僵化、无组织、死气沉沉的东西,它只会在外界规律的支配下运动。被抽象到这一程度,没有形式,没有组织,没有个性,这类物体当然极不真实。不过,用它们来做测量和试验却很方便,而测量和试验之行动却是极真实的行动。”②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是一种目中无人的思维方式,它把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同样看待,把复杂的教育过程看成工厂中的产品加工过程。对于封闭、确定、抽象的事物或活动的评价,力求客观、精确的刚性评价制度则是简便有效的。刚性教育评价制度具有这样一些特征:通常只评价教育因素与学生发展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而不考虑其它因素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只评价预定的教育方案是否实现,而不考虑教育过程中产生的意外收获;评价标准追求客观、精确,一些不能精确、客观评价的东西被拒于标准之外;重视共性因素的评价,忽视个性因素的评价,等等。测量和评价物那样测量和评价人,虽然便于操作、简单高效,但在很多情况下评价的只是一些表面的、共性的、预设的、僵化的东西,而一些本质的、个性化、生成的、鲜活的东西却被忽视了,评价对象的真实情况远离我们而去。更为严重的是,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了。如果说简化的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能够有效地认识线性、封闭、确定的简单系统,那么对于认识多变量、开放性、非线性、不确定、自组织的复杂系统就未必有效了。自然界、社会和人体中恰恰都存在许多复杂系统,如气候系统、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教育系统、信息系统、大脑系统和免疫系统等。教育系统中有人、物、信息等多种因素,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关系。教育活动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教育过程是计划性与生成性的统一,教育结果是预期性与非预期性的统一。例如,教育影响和学生发展之间就存在不确定关系,许多精心设计的教育事件对学生发展没有多大影响,而一些偶然事件却对学生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样,教育评价就不能只关注有目的、有计划活动的教育价值,也要关注教育过程中非预期的、偶然事件的教育价值;不能只重共性标准,也要重视个性差异;不能只看重精确评价,也要看到模糊评价的意义。为了使教育评价不远离教育活动的真实面目,应该建立更加人性化的弹性教育评价制度。这种教育评价制度是规范的、判定的,但更是引导的、激励的。
二,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思考任何事情都必须透过表象与真实、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有限与无限等两极的对立去进行,对立的二者之间是算计与被算计、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这种思维方式折射到教育评价中,表现为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分离和对立。教师是学生的评价者,学校是教师的评价者,教育主管部门是学校的评价者。
体与客体、物质与环境、系统与元素等的对话。“对话意识”所追求的,是消解上述种种两极之间的对立,让它们平等地对话,在对话中相互作用,产生出某种既与二者有关,又与二者不同的全新的东西。对话式的真理是超越的真理,是两极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肯定中“生发”出来的,而不是一极吃掉另一极后创造出来的。③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对话思维,强调普遍与特殊、整体与部分、有序与无序、必然与偶然等两极之间的不可分离和相互作用,重视两极在互动中实现转换。这样,教育评价不是一方高高在上,对另一方作判断、下结论、排秩序的单向活动,而是双方平等,互相尊重、互相赏识、互相鼓励,积极交换信息和意见的双向活动。通过对话能获得理解,通过研讨能激发创造。教育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评价者的需要而控制被评价者,而是为被评价者创造自我发展的空间,激励被评价者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解放。
三、从某种程度上说,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对客观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执着有其狂妄的一面,认为复杂的现象都遵循几条基本规律,只要找到这些规律就可以把整个世界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过度相信科学的力量,某些人甚至形成了科学万能的观念。受这种科学功能观的影响,人们对教育评价的功能很乐观,通常没有考虑到教育评价功能的限度和可能存在的负功能,动不动就给学校、教师和学生严格地排秩序,肯定地下结论,精确地作预言,并且经常用优劣、好坏等极端标准一锤定音。被评价者也非常相信评价结论,获得好的评价就沾沾自喜,获得不好的评价就垂头丧气。现代科学的发展破除了人类不切实际的幻想。美国物理学家福特断言:“相对论排除了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牛顿幻觉;量子论排除了对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的狂想。
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尊重被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所歧视的偶然性、特殊性、无序性、不确定性等,强调普遍与特殊、整体与部分、有序与无序、必然与偶然、组织与自组织等的不可分离,及有序与无序的相互作用,充分体现了辩证精神。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等,则体现了宽容精神。时间的不可逆性、对象与环境不可分离性、系统方法等,则体现了历史意识。总之,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是谦虚的,能够辩证地看待科学的功能,对科学功能的限度和负功能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种思维方式折射到教育评价中,表现为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评价不可能是绝对精确的,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在评价中就会更宽容,慎重使用评价权力,充分尊重和关怀被评价者,不轻易给被评价者下定论、贴标签、排顺序、做预言。对于被评价者而言,不再盲目相信、被动屈从评价结论,而是主动反思评价结论,既不会因好的评价而骄傲自满,也不会因为不好的评价而丧失信心,评价成为他们发展的新起点。
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产生什么影响,在很大态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和运用它。如果人们片面地对待它,或被动地受其影响,那么消极影响就不可避免。要正确发挥科学思维方式的作用,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就必须提高选择和运用科学思维方式的自觉性,坚持主动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习惯性的思想观念、隐蔽地发挥作用的思维模式,通常是自发地起作用的。科学思维方式已经内化在我们的文化中,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性思维方式,在深层次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实践,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它的作用。如果我们不能主动地进行反思,而只是被动地受其影响,就不知道科学思维方式是否先进,对我们的行为和活动是否发挥积极的作用,就会丧失自主判断能力,过度迷恋它、依赖它,从而受制于它,成为它的奴隶。要让科学思维方式发生积极作用,人们必须增强自主性,把它从潜意识中挖出来,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有选择地运用,并对运用过程和活动结果进行监控。一句话,就是变被动影响为自主选择、能动运用。
在教育评价中存在着科学主义取向和人文主义取向的争论。两种取向的提倡者都是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的水平上来理解教育评价,都无法超越这种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性,因而他们对科学的态度是片面的。提倡科学主义的人相信客观的实验,评价的目的是要了解经过实验处理后所产生的结果;评价采用自然科学家们所运用的方法,如评价者必须严格采取中立的态度,防止带有个人的价值观;所收集的资料都是量化的,可以用统计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根据在标准化考试中所取得的数字或分数来判断许多课程计划的质量和学生理解的水平,等等。人文主义取向者认为,实验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既不能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切割开来分别加以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主观倾向性。相反,他们认为自然主义的个案研究是一种“灵丹妙药”,因为必须把人类行为置于特定情境中加以理解;重视在调查研究中,在随机观察中,在与参与者的会谈和讨论中,获得定性的、而非定量的资料。⑤经典思维方式对科学本性进行了狭隘理解,认为科学的本性就是客观化、定量化和精确化,肯定者和否定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理由,因而不能全面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在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共性与个性、定性与定量等问题上,持非此即彼的观点,造成教育评价的片面化。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观察者、认识者与被观察者、被认识对象是相关联的,科学研究不是价值中立而是价值关涉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是相统一的,多义性代替单义性等等。当前,教育评价所强调的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他评与自评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实质上反映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以全面的观点和关联的观点认识事物的特征。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本身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它可以帮助人们形成辩证思维,人们也应用全面的观点对待它,并运用它来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超级秘书网
我们发现,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层面上看似合理和科学的东西,在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层面上却是不合理和不科学的。例如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认为评价结果越精确越科学,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认为像教育这样一个自身是复杂的、变化的、模糊的对象,设立一个相应多元的、模糊的标准才是真正的“精确”。⑥相反,一些以往被视为影响教育评价科学性的因素,如教育评价者的价值倾向性,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却恰恰是教育评价科学性的应有内涵。这说明,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如果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的意义,就有可能犯错误。例如,如果停留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的水平上理解教育评价的科学化,要么就会认为教育评价的科学化就是客观化、定量化和精确化,导致教育评价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要么就会因对机械化和非人性化的不满而完全否定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科学是经典科学的发展,它能够包容经典科学,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可以看作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一些特例。如果说经典科学的“精确”的取值是一个点的话,那么现代科学的“精确”的取值就是一个区间。在特定条件下,经典科学思维方式仍有其价值,同样的,对于受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影响的传统教育评价的合理一面,我们也应该予以继承。
注释
①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②莫兰著、吴泓缈译《:方法:天然之天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页。
③滕守尧:《对话理论》,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4页。
一、学科视野:纯文学与杂文学
作为中国戏曲史学科的奠基人,王国维1912年发表了《宋元戏曲考》。这是中国第一部分体断代文学史,其撰著缘起、方法与体例集中体现了王国维的文学史观念。此外,他的《人间词话》、《文学小言》、《红楼梦评论》等著述也零星体现了其对于文学史规律的思考与探求。则撰有《国语文学史》与《白话文学史》两部著作,这两部文学史打破了传统文学史的编著体例,以“双线文学”的观念考察了中国文学史发展演化的进程。此外他的《文学改良刍议》、《词选》等著述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其文学史观念。
王国维与文学史观念的不同首先表现在对文学史核心概念“文学”的认识上。王国维受西方文艺美学思想影响,引入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纯文学”概念,而为了倡导,则以白话文学为本位,将某些“杂文学”种类划入文学史研究的范围。
中国文学史学科是现代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科的建立是随着“文学”学科自西方舶来后开始的。因为我国古代的“文学”是一个十分驳杂的概念,有时指文献典册,有时指文章、学术,有时指官职、学人,具体涵义难以辨别。所以在早期的文学史著述中,“文学”即表现为一个涵盖中国学术、文字、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体系。1904年第一部国人自著的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中,即自文字、音韵起讲,接以诸子经学,后分述汉魏至唐宋各代文体。稍后的黄人《中国文学史》则包括了金石碑帖、制诏策谕等内容,亦无显明的现代“文学”学科意识。现代意义的“纯文学”观念,是“由于梁启超、王国维、蒋智由、金天翮、黄人……连续不断地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引进和宣传了西方的纯文学思想和美学观念。”其中,王国维贡献尤大。王国维引进康德、叔本华的艺术哲学理论,以文学的“游戏”本质为依据,形成了超功利的文学观念。针对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政教工具论,他提倡文学“无用之用”,即不关乎政治、道德的功用。“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他指出,“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王国维认为艺术的价值正在于审美主体毫无利害的审美观照之中,从而消解痛苦与欲望,达到精神解脱的境界。他提倡文学的独立地位、独立品格,以保持文学超功利的审美功用,彻底否定了千百年来把文学作为政教工具的传统观念。在中西文化碰撞、新学旧学冲突的二十世纪初期,这些言论和观点是振聋发聩的。因此,王国维在超功利的文学美学观指导下,能够独辟蹊径,力排众议,摆脱文学工具论的传统观念,表现出了极大的学术勇气与深刻的学术识见。从这一意义上说,王国维对近代“纯文学”观念的形成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国维在以“纯文学”观念观照中国古代文学时,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升了戏曲的地位,把戏曲推入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序列之中。作为中国戏曲史学科的奠基人,王国维针对戏曲“托体稍卑”的世俗偏见,撰著《宋元戏曲考》,改变了中国戏曲自来无史的局面。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没能继焉者也。”。单就这一表述而言,似无多少创见。但如果把这一表述放进“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渊源流变中看,王国维的确表现出了高超的识见。因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命题,自金元刘祁发轫至清末王国维之时,虽已有不下三十位学者表述过这一观点,但是诸家表述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文学与学术、艺术等杂糅,没有表现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是王国维第一个把现代意义的纯文学体裁从传统的杂文学系统中提取出来,完成了“文学”概念的现代转化。因此,王国维文学史观中的“文学”概念是最为符合现代文学史学科体系的。
的文学史研究中对于“文学”概念的界定与王国维存在较大差异。倡导白话文运动,否定传统诗文的价值,所以他对于“文学”的界定完全是以语言工具为本位的。把中国文学分为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在《白话文学史》中,他所列入的文体是“杂文学”意义上的“文学”,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他不仅将一些没有多少文学价值的打油诗列入,而且还把《汉书》、诏令、佛经译文等文体列入文学史研究的范围。因此的文学史研究虽然晚于王国维,但却没有遵循王国维奠定的“纯文学”的学科根基。由此看来,对现代学科体系中“文学”的背离,是站在的立场倡导文学革命的必然结果,而非出于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具体考察。值得注意的是,与王国维的文学史观念又有相通之处。破除雅俗之辨,把明清小说推进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序列之中,提升了小说的文学地位,在文学殿堂中为小说文体争取了一席之地。在文学史的叙述上,同样接续了传统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框架,提出“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还给明清。”这就把小说作为明清两代的代表性文学正式确定下来,并将之推向了文学史的殿堂,进而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延伸至明清小说,使这一学说完整成型,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框架。
二、文学史观:文体通变说与文学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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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观的核心问题是对于文学发展演变规律与动因的揭示,这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王国维与的分歧相当大,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史观念。
在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中,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揭示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是文变时序说。即刘勰《文心雕龙》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一主张强调时代外部环境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与推动,从中总结出文体代变的必然规律。第二种是文体通变说。这一学说强调了原创与革新因素在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如《南齐书·文学传论》萧子显所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来看,任何一种文体在萌芽之时,往往包孕着原创的生机与质朴的本色,但是随着创作者的增加,创作水平的提高,文体的艺术规律不断被发现,创作规范不断修正和完善,文体渐至成熟与鼎盛。与此同时,文体的严谨规范愈来愈限制了文体自身的创造活力,突破固有规范、寻求新变与新文体逐渐成为文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新的文体往往由此而兴起。应当说,通变说从文体内部探求文学发展规律,从根本上把握了文学的审美本质。
作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学人,王国维的文学史观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论中文体通变的理论,另一方面则是受西方文艺美学的深刻影响。在王国维看来,文学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对自然原创的追求。他在《人间词话》中指出:“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王国维推重文体通变中的原创与革新因素,重视文学自然表现的本质,所以,他不齿于明中叶以来愈演愈烈的复古思潮,认为“模仿之文学,是文绣的文学与鳙缀的文学之记号也。”可以看出,王国维的文学史观念既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符合文学与文体发展的实际,又借鉴了西方文艺美学对文学本质的探究,是历史的、辩证的观点。
作为的导师,对中国文学发展演进规律的认识则是与“五四”文学革命密切联系、建立在西方进化论学说基础之上的。在《白话文学史》中,把中国文学史概括为“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双线演进的历史,“一个由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和一个僵化了的死文学,双线平行发展”的演进史。他认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可以看出,的文学史观念植入了进化论与平民论的观念,强调白话作为文学工具的本体意义。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正宗,以民间作为一切新文学起源的观点,事实上是为了提高人们对白话文学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推动的深入开展。因此,的文学史观更多的是带有“五四”时期的革命性、平民性特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庙堂的文学可以取功名富贵,但达不出小百姓的悲欢哀怨;不但不能引起小百姓的一滴眼泪,竟不能引起普通人的开口一笑。因此,庙堂的文学尽管时髦,尽管胜利,终究没有‘生气’,终究没有‘人的意味’。二千年的文学史上,所以能有一点生气,所以能有一点人味,全靠有那无数小百姓和那无数小百姓的代表的平民文学在那里打一点底子。”
应当指出的是,双线演进的文学史观念,不是出于纯粹文学史研究的目的,背离了文学的审美本质。正如浦江清《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所言:“胡氏之运动,虽以白话文学相号召,而实则其目光专注于实用之方面,而无暇及于美术也;专注于语言之方面,而无暇及于文学也。”因此,的文学史观念是以进化论为基点,以平民为立场,以白话语言为本位建构而成的。这一观念迥异于王国维立足于中国文学史发展实际,参照西方哲学文艺美学观念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路径。而从之后进化论文学史观占据主流的情形看,从王国维到文学史观的转变,则隐含了中国文学史观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踪迹。
三、文学史研究方法:“观其会通”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因在学术背景、治学路径及文学史观念等方面的不同,王国维、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也颇多相异之处。从基本的研究方法来看,王国维、都深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但是前者以此为根本,“观其会通”,而后者则将之与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相结合,首创“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谈及撰著缘起时说:“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安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沈晦者且数百年。”因此,我们可以把王国维治中国戏曲史的方法称为“观其会通”研究法,即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以材料为根本,遵循乾嘉考据学的治学门径,在此基础上力求有新发现、新发明。《宋元戏曲考》可以称得上王国维观其会通研究文学史的典范之作。他从最基本的目录版本考据人手,钩沉辑佚,辨伪订正,做了大量完备、扎实、精审的资料工作,而后从实物与遗文、异族故书与本国旧籍以及材料的演化轨迹中发掘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终于改变了中国戏曲自来无史的局面。在《宋元戏曲考》问世之前,他先后撰写了《曲录》、《戏曲考原》、《录鬼簿校注》、《录曲余谈》、《古剧角色考》,为《宋元戏曲考》的撰著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很显然,王国维的治学路径是与乾嘉考据学者深度契合的。同时,他又采用西方文艺美学观念来观照宋元戏曲,认为元曲是“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此外,他在《人间词话》中,认为“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这些都反映了王国维受西方美学思想影响,超乎审美利害关系的文学观。因此说,正是基于“观其会通”的研究方法,王国维才能够表现出独到的文学审美观,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史籍中寻绎到戏曲发展的脉络线索。
的文学史研究同样受到了清儒治学方法的影响。梁启超称之“用清儒治学,有正统派遗风”。他对文学史的叙述与分析,总是力求建立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之上。在《白话文学史自序》中说:“往往一章书刚排好时,我又发现新证据,或新材料了。有些地方,我已在每章之后,加个后记”,“有时候,发现太迟了,书已印好,只有在正误表里加个改正。”但是,并没有株守乾嘉考据之学,而是把清儒缜密精审的治学方法与杜威实证主义思想相结合,发明了一套独特的科学方法,就是毕生倡言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梁启超把清儒治学的方法归结为四步法。“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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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要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考证家之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清儒治学的根本就是重视文献考据,从资料的勾稽梳理研究中见实证功底。至于杜威的实证主义思想,1919年在介绍性长文《实验主义》中对此作了简要的概括:“(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想出来,看那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谬误,使人不信用。”这五步中最关键的是第三步,而且贯串始终的就是从假设到求证的研究法。可以说,清儒的治学方法采用的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法,而杜威所采用的则是从无证有的假设法。清儒治学虽然与杜威在总体路径上不同,但在求证的方法上是相通的,都重视实证,言必有征,故将两者巧妙结合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方法不仅为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同时对于其文学史研究也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