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自由市场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如果你走进交易所，认识个把交易员，会发现从业20年以上或者接近20年的期货从业者，特别是职业交易员占有很大比重，问及原因，你会得到十分相似的回答：钟爱期货。利奥・梅拉梅德(Leo Melamed)是现代金融期货的创始人，CME前任主席，现任名誉主席的他就是一位地道的“期货钟爱族”。与他相约在芝加哥鑫侨公司，听他对期货娓娓道来。

出生在波兰犹太家庭的利奥・梅拉梅德在二战战火中随父母辗转欧洲大陆，最后移居美国。早年的生活经历和家庭背景让他从幼年起就受到多种语言和文化的滋养，至今他仍然可以用意第绪语、德语、波兰语、希伯莱语、英语等自由交流，多元的文化背景赋予了他与生俱来的世界眼光。或许这就是35年前金融期货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在短短数年中就遍及世界的原因之一。“期货带给经济以自由”――这是利奥・梅拉梅德在他蜚声世界的《逃向期货》(Escape to the Futures)一书中，以他一生的传奇经历传递给世界的讯息。

《首席财务官》：有数据显示：在国际成熟的资本市场中，90%的期货交易参与者是机构投资者，而在中国恰恰相反，90%的参与者是散户。这个比例反差巨大，您认为中国的这种情况对期货市场的风险有影响吗？

利奥・梅拉梅德：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国际成熟期货市场中通常60%的投资者是生产者、企业、金融机构、农场主等直接和原料、货物打交道的部门和个人，他们进行期货交易的目的是套期保值；另外40%期货市场参与者通常是投机者，他们通过判断市场的价格方向而从交易中获取利益，并不直接和商品产生相关。这两种交易类型的关系是套保者将其价格风险转移给众多投机者，而投机者通过市场判断和交易给整个期货市场带来更大流动性，价格风险在这样高效率的市场中逐层化解，从而由市场自身承担并化解价格风险给参与者带来的损失。

他认为中国期货市场历史较短，但发展速度快，虽然90%的期货参与者是散户――投机者，但随着期货市场改革的推进以及对企业期货知识普及进程的加快，相信这个局面会产生变化。一个健康的市场应该有足够比重的套利者，如果投机者比重过大，市场风险也随之加大，因此这个比例值得关注。

《首席财务官》：期货交易吸引企业的地方在哪里？在期货交易中CFO的作用是什么？

利奥・梅拉梅德： 对于成熟金融市场来说，期货交易对于企业是有效的风险控制工具，根据不同企业背景、需求以及投资规模，其期货投资形式也会有所差别，具体反映在投资组合的设计中以及产品的选择上。例如食品企业会选择商品期货，能源企业选择能源期货等。在现代期货交易所的交易规则中，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他们获得的信息、市场价格，以及下单等交易程序都是同等的。换句话说“期货交易，人人平等”。

企业CFO不会直接操作具体的期货交易，大多数企业会通过交易所会员公司等开设管理账户，由专业期货交易员为其设计投资组合和进行具体交易。 CFO会在选择期货公司、决定投资组合、评估企业自身风险和选择交易产品中起到关键作用，决定企业如何在期货产品和市场中进行“消费”。期货、股票和证券类投资并非完全独立的，也没有明确的比例，不同企业会根据投资组合的需要具体设计。

《首席财务官》：我注意到您在《逃向期货》一书中，充分表达了对“自由市场之美”的崇敬和珍视。您认为什么才是交易者理想的期货交易市场呢？你如何看待未来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

利奥・梅拉梅德：我认为，成功的期货市场应该具备以下三个特点：

1.期货法规和规定应该本着对所有市场参与者负责的宗旨制定，对所有市场参与者平等。

2.市场流动性大，效率高。价格因素不受制于少数机构，而是由市场决定。直观上看，价格走势是不断变化的，而非同一个方向。

3. 透明的市场。在透明的市场中，期货产品的发展应该相对成熟和稳定。这样的市场给世界、投资者带来的是公平交易、透明价格。

在和中国政府及金融机构多年的合作中，以及目前参与的对中国股指期货的建议和合作研究等项目中，我看到的是高效率、高层次的期货人才队伍和对中国经济稳定的高度负责的政府。我相信中国经济，特别是期货市场会逐渐健康地融入世界期货体系中。

《首席财务官》：中国在未来会成为某种交易产品的“全球定价中心”吗？

利奥・梅拉梅德：我不认为“全球定价中心”这个说法十分准确。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期货合约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特别是由市场买价和卖价、交易量等因素决定的，而不是某一个个人和某一个交易所所能决定的。

同样，在中国市场和企业的需求应该是决定期货产品的主要因素。期货产品不应该脱离市场和交易需求而独立存在。我相信中国期货市场将来也会成为世界期货市场的中心之一。

《首席财务官》：全球交易所正在走向一个全面整合。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市场上除了三个中心交易所外，还有不少“编外机构”也在发挥期货交易所的作用，您对此怎么看？

篇（2）

有着劳动力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们自然也不例外。他们离开了学府之门，以商品的身份投入了自由市场，看货色，讲行情，讨价还价，“自由”得连我们的一些先生们也想如法泡制。

美国的学生毕业后会干些什么？又如何“自由”地选择他们的职业呢？

当然，按着“美国式生活”的理论，这些中学生们的前途是“远大”的，因为任何人的前途都是“远大”的。根据法律，谁都可以作总统。根据自由竞争所提供的伟大的“可能性”，谁都有“可能”作个卡尼基第二，莫根第二，福特第二，后起之秀的新“大王”，别树一帜的亿万富翁。

事实当然不会是这样如意。亿万家当的豪富一共也才有几个，代代相传，互通姻好，形成了世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贵族。自由竞争是竞争不来的。他们自己也很少相信这个可能性。中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他们投入了毕业生的自由市场后，他们的学位就是他们的商标，他们要自己作售货员，待价而沽。

他们有“自由”选择他们的职业，至少选择职业的方式是自由的。譬如说，他们可以就在学校里等候雇主来找他们，不过像这样的“礼贤下士”的情况毕竟是占极少数的。他们可以主动地向雇主写信申请，这样的门路也不是很多。再有就是看雇主们在找上登的“征人广告 ”——如果愿意花钱，自己也不妨登广告——和找职业介绍所了。

找职业的门路不外这些，问题是他们并不是什么可居的奇货，能供他们挑选的机会也实在没有多少。作为一个卖主去找买主实在也不是容易的。货色越搁越陈，人越饿越瘦，一般说碰到什么是什么，有什么等头呢？有工作有薪水已经不错了。

再说，毕业生的市场上有旺季有淡季，1949年我所在的学校冶金系只有两个毕业生，他们毕业前后写了不少申请就业的信给大大小小的公司，他们所得到的回答只是“对不起……以后有机会我们当再通知你”。他们闲居了一年，等到1950年侵朝战争发生后，美国“繁荣’了起来，他们从前发出的信才得到肯定的答复。

就是幸运地已经找到职业了，每星期拿到薪水，但是淡季一来， 他们朝不保夕，说不定哪一天就被停雇。1954年我在一个设计公司工作，那里全是些大中学校的毕业生们。公司有四个设计室，顶盛的时代达到一百多人，不景气的时候只剩下不到十个人。每到星期五，一个个人都把三角板，绘图笔包了起来等待“斧子”（注：我们把老板叫做“斧子”。）来到，看先砍谁。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告诉我：“我有一家子人，不像你单身汉那样。”另一个四十多岁的设计员告诉我他在两年半内换了二十个工作。这个“设计公司”有人叫它作“旅馆”，一个个新的面孔来到，还没有搞清楚他们谁是谁，就已经不见了，过了些天又是新的一批。这里充分体现着自由市场的无拘无束，老板只要说一声，第二天你就不必再来了。你可以自由地在街上游荡，你可以自由地到别的公司去碰钉子。

这里是生活线上的争扎，是尖锐的人的劳动力的自由竞争。这里没有客气，大家不必谁让，每个人想尽办法抓住饭碗，对别人最多只是表示一下无可奈何的同情和惋惜。

一年年的毕业生们，再加上市场上已经过剩的劳动力，他们排排成长是的队伍，在各个城市里，在人们遗忘了的角落里。他们早上六点钟起来跑到报馆门前等着刚刚出版的报纸，充满着希望在一个个仔细地读着报上的“征人广告”，但是当他们赶快按着地址跑去接洽时，就往往会被告诉说：“位置已经补缺了，”……

他们拥挤在一个个职案介绍所里，这些介绍所处在高耸的大楼里，陈设得都很高贵，他们拿着长长的表格和说明，一项项地填写。条件是苛该的，介绍所要索取很高的代价，不是自白给介绍职业的，工作找到后，要按月从被介绍者的工资中抽取可观的“手续费”和“利润”；但是他们填写了，往往如石沉大海不见影子。就是真的找到了，没有多久他们也许又被解雇了。然而介绍所的手续费也许还没有扣清呢。

我们不要忘掉在成千上万的大中毕业生中还有着不同的肤色呢。不论是南方或北方，黑人是最后被雇用的，最先被解雇的。提到肤色，我们不妨引用一只歌子：

“请你听我唱着一支歌，我的兄弟，

你会知道这支歌是真的。

要是你的皮肤是黑的，

为着生活，你去找工作去，

他们会这样告诉你：

白皮肤的，我们会用你 ，

褐皮肤的，等在这里，

黑皮肤的，滚出去，滚出去！

篇（3）

囚徒困境模型是说，在两个嫌疑犯被分别审问时，若两方均否认犯罪，则都无罪释放，若两方均认罪，则均分量刑，而若其中一方认罪而另一方拒绝承认，则认罪方 或得较轻量刑，拒认方或者极重量刑。这种情况下每个嫌疑犯计算自己的收益时，会发现供认比拒绝供认更划算，但事实上如果需要团体收益最高，则需要拒绝认 罪。从这个模型中可以得出有时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团体利益最大化下的个人最佳收益是有矛盾的。典型事实例证有军备竞赛，关税战，价格战等。

  先回头来看一下囚徒困境，不难看出嫌犯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不统一的根源在于信息封闭和缺乏信任，而且后者是关键。可见社会中信任度低会大大增加交易和发展成本。那么要破除囚徒困境，就必须从缺乏信任导致的不合作入手。曾几何时，我从这个模型简单得出了市场经济中 政府干预是必要的这一结论，因为在这个模型中如果两人同属于一个帮会，那么帮会老大可以迫使双方作出团体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但后来发现，用自由市场的角度 来看一样能解决，而且可能更有效。市场经济中法律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基本行为约束，可以迫使两方作出选择，因而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约束双 方行为，而不必要每次由政府干预。另一方面，充分的自由市场里会形成一套信用系统，这是自由市场为降低交易成本的必然行为，那么如果有一方违背共同利益最 大化的原则，则会招致其他人的不信任与排挤，因此大大增加了自私的成本。譬如价格战，同行之间可以通过成立协会来控制价格，从而共同获利，若是其中有一家 违背协议，则很难在此领域立足。商业行为通过立法与市场系统约束，而政府之间因没有更高级别且拥有主权的行政机构，主要只能依靠建立系统，互相约束，譬如 若某国违背协议提高关税，则协议其他多方可对其采取经济制裁等手段，提高其毁约成本。

  近期阅读关于自由市场的书籍，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调节方方面面，就像大自然的平衡，究人力毕竟不及，不能过分地妄加干预啊。

篇（4）

大厦公契(简称“公契”)之条款对多层大厦或多单位楼房内的各个业主均有约束力。当发展商与首位业主签订后，其后的业主亦受该公契约束，公契列明有关大厦的管及居住／使用规则，一份详尽的公契可包含以下条款：

住宅单位不可用作商业活动；

界定大厦的公用地方；

单位业主须遵守的规则(例如不可饲养猫狗)；

如何聘用大厦管理人(或管理公司)：

如何成立业主立案法团；

如何为大厦保养或维修的问题作出决议：

由谁及如何决定管理费的金额。

不论如何草拟一份公契，其条款不可与《建筑物管理条例》(香港法例第334章)的条文相违背。在公契、《建筑物管理条例》及相关法例的基础上，物业管理公司跟业主(通常由业主组成的业主立案法团代行)商讨及签订物业管理协议。根据该协议，物业管理公司向业主收取楼宇管理费及其他费用(如维修费)并会为物业保留一笔物业管理基金。随着住客对管理质素要求不断提高，以及物业的基本设施趋向多元化，管理服务已不仅限于清洁、保安、维修等基本要求，部分较具规模的物业管理公司甚至为住客提供康乐、饮食、交通等高质素服务。

物业管理公司酬金是按预算开支乘以某个百分比而订。至于管理收入预算，主要分三方面：

1、管理费收入：

2、利息收入，例如管理费按金或储备基金存于银行所赚取的利息；

3、其他收入，如住户会所设施的服务收费。

虽然管理服务收费水平没有公认标准，但业主仍可依据参考指标，评估管理费合理与否：目前，不设泳池或会所等设施的中型屋村，每月管理费约为每平方尺1.30元港币；而高级住宅物业附设住户会所及提供穿梭公共汽车服务，其管理费每平方尺达2.00元或以上。管理费多寡亦受其他因素影响，例如：单位数目、维修保养质素等。

在香港，业主跟物业管理公司的纠纷时有所闻，争议点跟管理费及相关费用不无关系。业主及物业管理公司可考虑以下方向减少纠纷的机会：

1、增加透明度

管理公司应每月向业主汇报收入及开支情况，例如：员工薪金、管理费用、保安支出等。透过每月的汇报，业主可监察及比较大厦管理的表现及营运。

2、长远的财务计划

管理公司可向业主准备五年的大厦营运预算，提醒业主将要准备的开支，例如重大维修、保险金或其他重大开支的预算。业主知悉长远的大厦规划后便可作出咨询及筹划资金。

3、寻求独立第三者的审核

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及业主立案法团需雇用独立的专业会计师为大厦的收入及开支进行审计。该审计报告一方面可免除业主及管理公司之间的争执，另一方面当纠纷需要从法律层面上解决时，审计报告可作为双方的依据。

4、寻求政府部门及专业人士的帮助

篇（5）

从人性来说，人们的现实需要不可能时时获得满足，心理上产生一种被压抑的欲望和缺失感。被压抑与控制的主体在一种“执着”的心理强迫下找到了网络――一个安全的发泄场所。在虚拟空间中进行交流，借以满足人的“本我”需求。

从心理学上讲，人的内在压抑总要有一个释放的地方，否则对人的精神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严重的就是精神崩溃，甚至诱发社会暴力。发泄压力有助于心理健康。现实社会中的酒吧、迪厅实际上都具有这种功能，而网络则是这种心理压力发泄的最好平台。网上自由的本身就是现实中不自由的表征，人们是在网络中寻找现实中所无法实现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压力的有效缓解是降低社会暴力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在网上，人的身份、性别、年龄等角色因素都可以隐藏或更改，现实世界里负有责任和义务的主体在虚拟世界里变成了一堆不确定的符号，这就形成了网络传播中所说的“主体逃逸”现象。人们在匿名下可以传播虚假信息而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可以对他人进行欺骗而不怕被发现；也可以对他人进行谩骂、攻击而不怕遭到报复。在网络中传播虚假、低俗信息的泛滥正是“主体逃逸”的结果。

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主体的逃逸成了普遍现象，就会营造出网络的虚华风气和氛围。当有人警醒过来，呼唤心灵净化的时候，一盆脏水就泼在了网络的头上：比如网络游戏让人沉溺，比如信息垃圾的巨量生产和高速传播给人们带来的无所适从，比如网络攻击、编辑恶意代码、网络侵权、滥交网友进而实施欺骗行为等问题似乎全是网络惹的祸。

当人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网络上种种不良现象的出现，其实是人们把社会现实道德的失范转化到虚拟空间的表现。网络犹如一个放大镜将这一社会问题突然放大，才令人们坐立不安起来。也有人提出就算各种社会问题的存在是由来已久的，网络也像是一剂催化剂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便把网络骂得一无是处。这些人们也许没有想过网络只是一种技术的应用，真正操纵它的还是人类自己。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能不能把握好这个度。如何使用网络、使用网络做什么自然还在于人。

这些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我们可以用现实中的一些方法，比如加强社会规范的控制，加强网络信息泛滥下的信息控制，加强网络管理的法律建设等。当这种管理变得成熟完善时，我们或许会有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当我们把网络作为一种宣泄情感、排遣寂寞、暴露自我、逃避现实，寻找慰藉的家园时，是不是更应该提高自身素质，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以良好的心态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健康呢？

当动漫遇上广告

随着不同媒体的发展，动漫也不断的扩大到各个领域、不同的行业。当动漫遇上广告，新的传播格调浮出水面，给人一种新鲜而又不感到陌生的视觉听觉享受，而动漫广告的发展也从曲径慢慢地走向阳光大道，在平面媒体里如鱼得水，走在电视媒体的时尚前沿，而动漫广告在网络平台的发展更是有百花齐放之争艳，在媒介平台的多样化趋势下，相信动漫广告的前途无量。

动画和漫画作为一种特定的娱乐形式在整个传媒和娱乐行业中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而动漫与广告的结合，也成为了一种大众喜爱的文化传播形式，这种新的形式的广告与传统的广告形式相比有着自己的独特规律和适用情况，其形式之新颖，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两者的结合，不管是对于动漫，还是对于广告来说都是一个互惠互利，一个双赢的舞台。

2004年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上，增加了动漫广告板块。在广告业界来说，这次世界广告大会是一次最高水平的国际广告盛会，它开历届世界广告大会之先河，以“广告中国，未来20年”为主题，为中外广告界营造了一个高水平的、交流的商务沟通平台。而增加的动漫广告更是把一种全新的观念实际操作化了，通过动漫制作公司与广告公司之间的合作、商谈，为动漫广告的前景铺垫好了扎实的技术与物质基础。

大会特为动漫制作公司设立了专门的服务板块的目的在于把新观念转化为新机遇，在接受国际最新广告观念的同时，形成动漫制作公司与广告公司高层次碰撞和洽谈，共同研讨动漫广告的发展趋势。广告业已经对动漫动了心，我们也可以在不同的媒体中频频看到动漫广告的亮相，可以说，中国动漫广告市场已初步形成，未来10年中国的动漫广告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与传统广告相比动漫广告这种新的形式有着较显著的优势。

一是生动性，因为动漫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表现形式，它采用的是一种与现实写真拍照所不一样的艺术形式，其卡通的形象在普通的广告片中独具一格，突出了鲜明的个性，很富有动感和新鲜的元素，让观众在欣赏动画的同时得到准备而明确的广告信息。

二是夸张性，传统广告因技术受限制，无法在特技中采用很多的手段来表达广告信息，而动漫是人工创作的，可以加入充分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把表达的信息用一种很夸张的手法表现出来，而这也突破了传统广告的记实性的弱点，在表现的深度和力度上，超越了传统广告。

三是吸引力，打开电视看广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观众慢慢对传统广告有视觉疲劳的时候，动漫跳出来了，它冲破了传统广告的重重框架，从视觉到听觉给观众一份新的空气，一份新鲜的感受。在注意力经济时代，这就是吸引眼球的关键一步，也是最富有挑战和刺激的开始。

四是时尚性，动漫最初是通过动画片的形式走入大众生活的，经过多媒介的互动与发展，动漫不断的走在时代的前沿，与最新的科技、最时尚的元素搭配在一起，形成了一道为亮丽的风景。

呼唤“自由市场”的管理者

无疑，网上言论的开放性是网络的一个重要标志。多数情况下的多数网民发表言论时均能以理智平和的方式。

另一方面，网民身份的隐匿，又会给一定数量素质不高的网民发表非理性甚至与法律精神明显相违的言论提供了可乘之机。

前不久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有关演员刘亦菲的一组负面传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事实证明传闻纯属子虚乌有。但令人尴尬的是，有关管理部门查实的结果，这些传闻竟然出自某一家网吧。而始作俑者是谁？在一个你来我往频繁的网吧，是什么人制造了这一组恶毒的传闻，答案却不得而知。

让人更为遗憾的是，这些往往经不起推敲的传闻让不少具有相当资质的新闻网站也信也为真，参与“转播”，使得这种不良信息层层放大，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伤害。

网络言论真的是一个“自由市场”吗？这个也褒也贬的中性词真的是具有无限活力与未来的网络的另一个“负极”吗？不错，网络言论是自由的，但它应该是法律框架下的言论自由。

作为负有很大社会责任的一方，网络的管理者、新闻网站抑或其它性质的网站甚至网吧的运营者，不应该对它的“负极”视而不见，更不能以“司空见惯”为由，对此漠然淡然，听之任之，否则一旦追究责任，就悔之晚矣。

篇（6）

信仰被颠覆了，全世界都在为这个信仰的顷刻坍塌感到悲哀。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华尔街的投资文化，认为是华尔街的激进和冒险的文化本质让市场疯狂。事实上，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人们应该对自己的认识进行反思，反思资本市场的本质，反思这个市场的竞争和监管的尺度。

篇（7）

原球队：亚特兰大老鹰

类型：受限制自由球员

这个上赛季有过两次被下放到NBDL经历的家伙曾在上赛季季后赛上打出惊鸿一瞥的表现。首轮老鹰同步行者的第五场，斯科特在自己并不算太擅长的三分球领域上大放异彩，在第二节单节投中五个三分。更厉害的是，在短短1分46秒时间段里，斯科特连续投中了四个三分球。上赛季仅仅是他尝试将自己的火力扩大到三分线外的第一年，而且就获得一些效果。同时他的中距离投篮也不错，当然他拿球就投的习惯需要改变。如果一支球队了解斯科特的特点――投篮第一，篮板和防守能力尚需提高――那么对于那些需要在场上拉开空间的球队，可以用一份合理的合同获得斯科特。

C.J.迈尔斯（已签约步行者）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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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完全自由球员

迈尔斯上一份合同的价格是两年450万美元，而现在他在市场上的行情要比这好一些，合同年限也能更长一些。显然，这说明迈尔斯过去两年的表现还不错――他的三分球命中率都超过了38%。你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好孩子版”J.R.史密斯或者尼克・扬，而且他的防守比这两个人都要好有点。当然，迈尔斯的得分爆发力没有那么强，但是在过去四个赛季他平均每36分钟的数据是得到18.1分并仅有1.7次失误。

泽维尔・亨利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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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队：洛杉矶湖人

类型：完全自由球员

亨利非常喜欢带球冲向内线，这即让他经常在篮下遭遇封盖，但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罚球机会。在上场时间只有21分钟的情况下，亨利场均能有超过4次罚球，按单位时间内的罚球效率，联盟中只有十个球员比他更多，而那些人几乎都是巨星。亨利已经把他的这个特点发挥到极致了，但他至多也就是个轮换球员，因为他需要提高的地方太多了，首先就是篮下进攻，他在这个区域的命中率仅有47.6%。虽然亨利只是有些特定的作用，而且并不高效，但他的潜力肯定值得进一步开发。

布莱恩・罗伯茨（已签约黄蜂）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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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队：新奥尔良鹈鹕

类型：完全自由球员

这个曾单场送出18次助攻的小个子上赛季为鹈鹕打了42场首发，发挥还算稳定，在联盟罚球命中率榜上排名第一（94%）。除了会投篮，罗伯茨更是个挡拆高手。他虽然没有那种发起进攻的能力，不过他阅读和判断防守的能力让他成为一个能持球得分的好手。他的挡拆进攻能力来源于：节奏的变化，投篮时强大的控制能力，左右两边都能进攻，并可以用小动作来迷惑防守者。

贾米尔・尼尔森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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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多魔术

类型：完全自由球员

在魔术进入重建时期的背景下，球队里的十年老臣尼尔森并没有得到重视，而现在他有了自由身，可以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去一支旨在胜利的球队了。尼尔森很容易就找到下家，他在哪里打球都会是一个可靠的替补，同时他打球很聪明也很可靠，这是一个轮换球员的重要特征。而且，就算身高是尼尔森的缺陷，但他却是少数的打出优秀防守的后卫。他的身体很强壮，不仅可以破坏对手的防挡拆，也有足够的经验来做一对一的对位防守，这种能力在自由球员市场上已不多见。

本诺・尤德里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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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队：孟菲斯灰熊

类型：完全自由球员

由于卡拉西斯的禁赛，尤德里得以在上赛季季后赛出任康利的替补。让人没想到的是，尤德里在系列赛上展现出征战联盟十年老兵的经验。他的投篮不错，也愿意传球，这两点对于一个替补控卫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尤德里并不是那种喜欢去冲击内线或者撕扯对方防守体系的后卫，他更喜欢在开火，而且命中率很高。这种不怎么惹人注意的打球方式很容易让人忽略他对球队的积极贡献，但聪明人都应该知道他的价值所在。

乔丹・法玛尔（（已签约快艇）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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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队： 洛杉矶湖人

类型：完全自由球员

法玛尔既算不上一个让人梦寐以求的老兵，也不算充满潜力的希望之星。不过，法玛尔却是那种高效，让人信任的球员。在德安东尼的后卫至上的进攻体系下，法玛尔上赛季在湖人获得了每36分钟得到16.4分（命中率为43.8%）以及7.9次助攻的不错数据。法玛尔已经打出了自己的价值，但是根据他在自由市场的定位，他肯定不会拿到一份太大的合同，但强队签下他就等于为板凳席加上一个保险。

谢尔文・马克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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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队：亚特兰大老鹰

类型：受限制自由球员

在经历过被两支NBA球队放弃的遭遇后，2011年次轮新秀谢尔文・马克终于在亚特兰大找到了归宿。在乐意给予球员上场机会的马刺系教练布登霍尔泽手下，马克作为一个功能性球员场均得到了20.4分钟上场时间。马克的弱点在于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强壮的球员，而且身高只有1.91米，但他全面的技巧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上赛季，马克展示了他在面对对手替补防守时候的能力，他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帮助另一个后场球员分担持球压力。对于那些并没有明显缺点的球队来说，像马克这样的平衡型的球员会显得尤其有价值。

加雷特・坦普尔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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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队：华盛顿奇才

类型：完全自由球员

在一支拥有年轻后场双子星，坦普尔的生存空间并不大。没错，约翰・沃尔和布拉德利・比尔随时可以打个将近4 0分钟比赛，和他们打相同位置的球员就很难有出彩的表现了。况且坦普尔自身也有不少缺陷，他既不是一个定点投手，也算不上组织能手，三分也不算好。但他却是那种打球聪明，防守出色型的球员。坦普尔在底薪级别球员中属于上乘的选择，他能在特点的场合或者要求下为球队做出贡献。

伯纳德・詹姆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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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美国劳动市场一向高度自由化，雇主可以随意裁员，这是美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特点之一。近20年来由于企业应用新技术，实行精益化(Lean)管理，随意裁员愈益成为平常事，即使是企业在盈利的情况下也减员。

企业为了应对市场萎缩，裁员已成为惟一的方式。近30年来，汽车公司员工人数一直在下降。有的产业由于处在消亡之中，裁员是必要的，譬如当前的报业。但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进行裁员的大部分企业并未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金融、零售、技术等公司，它们的问题仅仅是市场需求暂时下降，它们的困难不过是担心利润下降得太多。

企业裁员的理由都是错误的

其错有四：一是可以提高股价。根据一份对1990～1998年间进行裁员的美国1445家企业的研究报告，它们裁员后在股市都出现了负面效应，裁员愈多，负面效应愈大。二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份对美国14万家制造厂商在1977～1987年之间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报告反映，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多的都是增加员工的企业。在零售业，裁员可以降低人均成本，但人均销售额也下降了。三是可以提高利润。一份对122家公司的研究报告发现，企业精简后随之出现盈利下降，这种负面效应在研发密集型产业和销售额正在增长中的公司尤为明显。另一份对标准-普尔500家工业公司的研究报告反映，精简的企业盈利水平低于不精简的。再有一份美国管理协会(AMA)关于企业精简效应自我评估的调查报告反映，有一半左右的企业认为提高了利润，只有1／3认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四是可以降低成本。实际上公司宣布裁员后，随即出现最优秀的员工要跳槽，想留也留不住，因为他们有技能，最容易找到工作。AMA的一份调查报告反映，约1／3有技能的被解聘员工找到了新工作，但是公司却失去了骨干和经验，再招工都是新手，不利于降低成本。

两种恶性循环对企业的严重威胁

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企业高管低估了为裁员所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有的是直接的，如支付解雇费和职业介绍费。但危害最大则是间接性的，留下的员工人人自危，对主管产生离心倾向，工作积极性下降、怠工。

篇（9）

我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这一解答，不仅有阐释学含义，还帮助我说明这样一个重要的康德立场上的看法：自由高于民主。极而言之，前者是植根于彼岸世界的东西，而后者不论何等崇高，毕竟是此岸世界的东西。就经验言之，“民主”之运作，非有具备自由精神的个人而不能成功。“民主”是可能不存在于我们当中的、，故其可以“争取”之；“自由”则从未不在我们当中，故其只可“发扬”之。“自由”真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不受到现象界(phenomena)约束的

“超越现象界(nomena)”的精神；“民主”其实是一种运作，但真正的民主是在一种精神支配下的运作，那种精神就是“自由”。当下我的一些鼓吹“民主”甚至鼓吹“自由”的朋友，他们真正在做的，其实是有感于所见所闻劳苦大众的“不自由”，并且他们坚信导致了这大众的不自由的正是被我们认作“可以带给我们自由”的那个“市场经济”。所以对“不自由”的批判，被他们转换为对“市场经济”的批判。不过，我以为这类批判毕竟是知识分子份内之事。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它自己的“牛虻”；一个伟大的雅典不能没有苏格拉底。

在我向我的这些朋友们解释我的立场和我对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的评论之前，我必须指出他们很可能已经染上了我称之为“语言”病的病菌。所谓“语言”病(不是“语病”，也不是“语言病”)，是由“语言”的本性——以概念的“一般性”来指称“概念”所涵盖着的无穷丰富的“具体性”——加到语言使用者的思考过程上的，时刻妨碍思考者面向真实经验的，将“思”套牢在话语枷锁中的病。克服我们的“语言”病，惟一的途径便是走出书房，走到大众生活当中，去感受那个被压抑在“概念”下的无穷丰富的现实世界。在这一点上，仅在这一点上，我真心呼吁这些人文学者们向经济学家们学习，因为后者毕竞终日浸泡在现实世界里，毕竟不至于忽视了生活中发生着的最基本的事实。“理想”是美好的，“追梦”是美好的，个体为了“理想”而放弃现世生活甚至牺牲生命是崇高的。但为自我理想而要求社会放弃现世生活，则不能说是美好和崇高的。

让我再来讨论“语言”病。例如当我们有感于大众的“不自由”(设此项感受为事件“B”)，并且听到和读到人们将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指称为“市场经济”时(设此项感受为事件“A”)，我们的“因果性联想”能力总是倾向于让我们认为A是B的原因。为了尊重和回答休谟对我们理性能力的质疑(这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的理性能力)，我们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对“A导致B”这一命题作—番认真的研究，这便是所谓“实证研究”。不论你多么反对实证研究，你不能不跟着叔本华承认，实证研究是人类将梦幻与现实相区分的惟一途径。但是这类研究立即导致第二项任务——从其他人的言说中找到支持或反对“A导致B，，命题的论据而不混淆了在一般概念A(“不自由”)与B(“市场经济”)之下掩盖着的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与其他人所处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区别。对于认识主体而言，这两类生活世界中的前者是“基本事实”，而后者是“派生事实”。

关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与成熟市场社会里人们的生活世界，就我个人多年的体验而言，一组可以叫做“基本事实”的观察是：(1)那些成熟市场社会里多数人的物质生活的质量比我们要高一些，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与我们在物质生活的质量上的差距，当我们沿着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前进时越拉越大，而当我们沿着市场经挤的方向走时越来越小；(2)那些成熟市场社会的多数人，在使个体生命得以发展的基本权利方面，似乎比我们目前所享有的各项权利更充分，并且最重要的是，更有发展的潜力。例如生命权利和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又例如批评政府的权利和在防止个人利用官僚机器剥夺他人自由方面等等；(3)那些成熟市场社会的多数，他们独立求生存图发展的精神表现得比我们要强烈些，并且更要的是，只有依托于这种精神，“自由精神”才可以被开发出来；后，我想再加上一条，(4)对一般人而言，独立精神决不是生来就的。人们必须被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利才可能培养独立精神。在人类已经找到的各类制度当中，只有市场制度比较充分地赋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尽管一部分人可以“自由到一无所有”。

请注意，我强调这组基本事实是“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的，所以我对“多数人”的指称，也是基于我个人的体会而言。这当然是福柯所批评的“话语权力”之一种形式，不过我非如此而无法说话。防止话语权力压制思想的办法之一是时刻提醒自己和他人，对我们所陈述的道理，永远有进一步研究和批判的必要。但是“批判”不能超越“历史”。我感觉我的那些批判“市场经济”的朋友们的批判话语，其第一个特征是感染了“语言”病，认为只要超越了语言上的“两分法”就可以超越现实事物的发展阶段；其第二个特征就是“非历史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以理性乌托邦来批判现实历史。须知，“理性”是为自然立法者，但绝无可能取代自然。其实这两个特征是同一件事情：只要你面对“发展”的问题，你就必须承认“发展”的阶段性。西方的批判理论家们常常忘记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正是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这也很自然，假如你的社会分工就是对社会进行批判，那么你自然便忽略了“建设”以及建设者所必须正视的“发展”阶段性。我之所以不认为哈贝玛斯是一位单纯的批判理论家，因为我相信从他所立足的“交往理性”出发，他不得不从事社会建设的工作。

我说过，“市场经济”只是我们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一个过渡阶段，对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过渡阶段。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你不妨看看我们周围有多少人可以完全忽视物质生活的质量而终身沉浸于崇高的自由精神的生活当中。不错，任何一个具体的“市场经济”总有阴暗的方面，这些方面需要我们去批判。当我们在数学上终于证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的手”定理时，我们的数学表述(也叫做“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简洁地结论说：如果一切经济资源都是私人占有的，如果自然界的一切过程都是连续的，如果市场价格是人们据以调整自己的生产、消费，和交换行为的惟一信息来源，那么人们的自利动机总可以把社会带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状态中。与这一定理相补的另一个定理，也叫做“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是这样表述的：对任何的一个资源有效配置状态，总存在至少一个财产初始分配方案，使得在这一财产分配基础上展开的自利的个人的生产，消费，和交换行为，最终把社会带到那个给定的资源有效配置状态中。

数学之为形式逻辑体系，本质上是“静态”的；数学之为抹杀差异的手段，本质上是“不现实”的。在现实生活中，当市场按“福利济学第一基本定理”调整其经济资源的配置时，人们便承受“失业”、“短缺”，“兼并”’“破产”，希望与绝望，压迫与反抗，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生活窘困。这些便构成市场生活的阴暗方面，但还不是最坏的方面。市场经济最值得担忧的后果，其实早由自由市场派经济学的“教父”弗兰克·奈特指出过，那就是自由人的异化过程，奈特说：分工与专业化的代价之一，便是“本应全面发展的人性只好在单一方向上发展”。

篇（10）

金融危机十年轮回，从东方游走到了西方。可是，大难临头的美国人却不仅自己没有坚持曾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主张的所谓不干预市场的自由市场主义，而且还理直气壮地要求全世界和它一起大动干戈，不惜一切代价地救市。

仅仅用“百年不遇”四个字来解释一个十年前还曾经那么神圣而不可动摇的主义突然又那么义无反顾走向自己的反面，显然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唯一有说服力的说明只有“利益”二字。换言之，十年前的金融危机是人家的，事不关己，不妨高高挂起。而十年后的“百年不遇”则是自己的，事不关己，一关己就乱，在利益攸关的紧要关头，谁也不能免俗。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霸道的美元主宰世界的时代正在“无可奈何花落去”，可惜的是，一个贴满了美元标记的自由市场主义虽然正在美元的世界里节节败退却还在人民币的世界里肆无忌惮地指手画脚。西方的欧美各国可以不遗余力的救市，而东方的中国股市却至今还在视救市为人不韪，这是什么逻辑?

自由市场主义虽然曾经被西方资本主义奉为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但是，它在本质上其实并不是无政府、无国家的代名词。恰恰相反，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苏联和东欧的教训中发现，一个国家职能权威和政府职能，如果不能够建立的话，自由市场也不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其出版的新书《大破解》一书的开头，就借一位颇有公众良知的商人在美国纽约繁华的曼哈顿42街和第六大道的交叉口处竖立的一块巨大“国家债务电子钟”，“呼唤那些政治家和决策者们能够为这个国家担负起责任……”。一场不请自来的金融海啸，即使未必彻底地摧得掉自由市场主义，但至少也足以让人极大地动摇了原来曾经是那么固执到近似于宗教的迷信。

中国的某些学者教授在引进西方的自由市场主义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去头去尾，只留下了“市场”两字。自由市场主义至今也没有成为中国的宗教，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它的信徒们在实用主义地引进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模式的时候，不无炫耀地给自己的实用主义主张贴上这样那样自欺欺人的市场化标签。

不过，中国值得庆幸的也许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在自己的肩膀上扛着自己的脑袋。但是，让人烦恼的问题往往也就发生在这里，不要说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常常分不清“全盘西化”的“市场化”好，还是“注了水”的“市场化”好，就是海归派不免也会犯“二元论”的错误，比如，他们从来不反对政策挤压泡沫和调控市场，但是，一说到救市，则无不一口一个的“不能救，不必救，亦不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