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德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传统道德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彰善瘅恶"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目标、伦理基础和基本使命。孔子倡导的"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就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概括和总结。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尺度,既表现其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又表现出其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不同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是道德创新的现实历史基础。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认为,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应体现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国有之血脉”。尽管学术界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传承特点尚有不同见解,但从其复杂的个性特征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特质,就是传统道德体系中最具有活力的传承基因。

一

人和自然和谐交融,亲密友善,相生相伴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和“无人合德”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周易大传》以“天”、“地”、“人”为“三才”,道家的《道德经》以“道”、“天”、“地”、“人”为“四大”。“三才”、“四大”都是把“人”看做与天地自然并存共荣的重要实体,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董仲舒在描述天地人三者关系时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佛,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

中国古代思想家尽管主张繁杂,对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的认识上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分割,人的道德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定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思想家把人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共生的东西称之为道德。当人遵守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和谐共生的道德时,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当人们用道德指导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天人合一时,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道德思想,也即“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崇尚“仁者爱人”。“仁者爱人”观念的形成,说明“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是人类的一种完美的道德追求,而“仁爱”精神就是传统道德规范的体现,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孔子说“,仁者,爱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就是要人们替别人着想,要待人以诚,施人以惠。“天人合德”和“仁者爱人”这种超然豁达,元限宽广的道德境界,塑造了中华民族明白达观的人生理念,也表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又注重人必须不断认识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的传承特点。既注意道德理想的塑造,又注意具体道德规范的创造和运用。把道德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使道德调节功能充分发挥。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收自己的道德观念。"[3]市场经济是一种借助利益竞争机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它要求在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平等意识、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等,因此新的道德规范应体现出市场经济人的道德行为多样化的特点,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切忌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背市场经济的要求,脱离群众的道德实际。

中国古代的“仁爱”或“仁道”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友爱、互助等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爱"观则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前者更多地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道德规范上是尊重人、关心人，救助解困、敬老、助残等,后者更多地关注个人权利的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和个人的尊严。“仁爱”精神是一种人类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信念,从“仁爱”精神的现代意义上讲,它将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依然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

二

在传统道德思想体系中，“中庸之道”既是方法论,又是一种理想道德观念。要实现“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人们要自觉地用折衷调和方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和稳定。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也!”《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之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传统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手段和基础,它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和品德,合理的法律和法规都要适中,恰到好处,不能偏向一面,不能走极端,不能打破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

充分尊重自然规律是传统道德的主要方法和一贯主张,也是中国社会和民族保持社会稳定性、连续性的法宝,但过分地强调回避矛盾会使社会发展缺乏活力,缺乏创新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庸之道”并非惧怕矛盾,过分抑制人的个性发展,也并非过分抑制创新,而是强调在稳定的前提下,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可以发现“中庸之道”具有吸纳优秀文化的内在本质和非凡的融合之力。

作为道德观念,《札记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央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慎乎其所不睹,恐怕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要求人们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也要非常小心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这是一种较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古希腊的哲学家德漠克利特也说过“要留心,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或做坏事,而要学得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且“丝毫不做不适当的事"”[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民族道德心理定势中的“中庸”特质,并未扼杀市场经济的创造活力,也未抑制人们的创新精神,反而彰显出更多的主动性。

市场经济和“中庸”的慎独思想都崇尚诚信原则,尽管二者有不同的内涵和解释。市场经济把诚信看做是经济活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要素,是人们履行合同、契约的信任前提,而中国传统道德把自觉履行道德责任,自觉进行道德修养作为君子修养的基本准则。孔子所讲的“言而有信、敬事而信”就是要求人们说话要诚实可信,认真而诚实地对待事情和工作,信实无欺。经济学学者史怀泽曾经说过“自由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除了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5]两种诚信观在这里结合得是多么完美啊!市场经济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形态在中华道德文化背景条件下,不但没有排斥中华传统之美德,反而显示出主动融合姿态。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6]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的个体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并成为维持市场经济中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行为准则,是人们一般的、基本的道德信念、道德人格和良心,也是评价人的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如果用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去看待这些市场经济道德观,人们并不感觉陌生可怕,因为两种道德观中都十分重视社会公德的建设,都认为"诚实"是社会公德的基础。因此两种文化在融合过程中都显示出活力。

三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的形成是围绕“义利”关系的争论展开的。因此,“义利之辩”的过程,就是中国传统道德价值、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和缩影。“义利之辩”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一是“义利统一”;二是“利重义轻”;三是“重义轻利”。以上三种观点在中国传统道德形成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影响,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调节作用也十分明显,其中“重义轻利”观在总体上处于支配地位。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将义利关系严重对立起来的代表性观点,它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来董仲舒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统治阶级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强调“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人们“存义去利”，“存理灭欲”,彻底否定了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道德观念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否则易出现“义”与“利”的严重脱节。当“义与利”严重对立时,就会出现个人主动放弃自身利益或自身利益被剥夺。“重义轻利”观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抑制人对社会的侵害,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

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如何确立新的“义利”关系是当今道德建设的热点问题。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中,有“权”和“利”之争。权利的本质意义是对人的某种自由或利益的肯定,从这个角度上讲道德权利是从道德上给人提供一个自由选择其行为方式以获取正当利益的合理范围,权利人可以以一定的道德上的支持和保护作用,这是法律所不能取代的。很显然,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中还没有合理解释和合适的位置,这里的“义”并没有法律的含义,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权利并不是爱心和同情心激发的纯粹的赠品和恩赏,因为如果是恩赏,对它的造当反应则只能是感恩谢德。”[7]“凡是我作为一个人所享受有的权利也就是另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因而拥有并保障这种权利就成为我的义务。”[8]在这里所讲的“义”是指“义务”而“非”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法律许可或法律未禁止的范围内,根据社会需求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正当权力,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无可非议的。而在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定式中把追求个人利益看做是小人的行为,君子只能看重“义”。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过程中,我们在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流时,因“义”而失“利”的事例很多,教训也不少。更有甚者,把它运用到体育竞赛之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传统重“义”思想的表现。当我们从本质上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认识市场经济,审视中国传统“义利”关系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表现得就十分突出,有时我们也会把“见利忘义”说成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种认识显然存在偏差。只重视“义”而忽视市场经济规律性,不利于建立新的“义利”关系。传统“义利”关系中能反映出中华民族特征的,对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的精华部分,理应在新的“义利”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新的义利观的主流思想,而那些过于理想化的“义利”观只能供后人观瞻了。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这种宗法制度里,维护其存在的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导向是重视个人对家庭、宗族和国家的道德责任,强调个体利益服从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遵循整体主义的利益原则,反对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主张个人不得有独立的利益和人格,不允许把个人利益放在宗族和国家利益之上。子从父、弟从兄、妻从夫、家庭从家族、宗族从国家,封建君主则以一人之大私,以为天下之大公,孟子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协调封建人际关系的“五伦”“三纲五常”作为维护封建传统道德准则,从根本上维系着封建宗法制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也、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他在强调法治的同时,把“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看做天下之常道,认为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

传统道德的局限性是统治阶级历史局限性的内在表现。革命者和改革者都把“三纲五常”形容为“吃人”的道德,恐怕就是从封建礼教扼杀人的个性讲起的。变革需要打破封建礼教,而那些被世界人民传颂的中华民族经典性美德,依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生存活力。“尊老爱幼”等是传统礼教法纲中流传最为广泛的道德观念。从利益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哪种经济形态,中华民族都接受不了将个人利益完全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价值观念,至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血缘情结和家庭美德也不会因市场经济利益关系确立而完全消失,而会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新的道德体系之中,成为市场经济道德体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9]市场经济肯定个人追求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并且借助各种经济利益激励机制或激发个人劳动创造的热情,这就要求我们从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树立公平、公正、竞争、效率和责任意识。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道德情结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存在着巨大差异和矛盾。这种差异和矛盾从表面上看似乎根本没有相互融合的因素,但目前中西方的家族中,这种血缘道德情结构成的道德“法网”仍然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在华人经济圈里,还是在世界著名大企业中,靠“家文化”或“家道德”支配的家族企业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家文化的血缘道德责任和整体主义道德准则,在法律社会里,在市场经济的细胞中依然魅力元限,光彩照人,取得令人惊讶的经济成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已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但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情缘却不能消失。市场经济是一种充分尊重个性、展示个性魅力的经济形态,而血缘道德的整体主义原则依然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传统道德的传承活力,不是由理论推理而成,而是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尽管有人用现代管理的理论对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但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仍在不断地涌现和发展壮大。

五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十分注重塑造人们“至善”的道德人格,培养具有理想品德的“君子”。它的目标是现实的,而不是玄虚的;方法是注重实证的,而不是注重逻辑分析的;途径是偏重于启迪内心觉悟而达到行为自觉,而不是偏重于由外在实践而达到思想领悟。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要求人们接受道德教育,认识理想的道德观念,并在行为上表现出君子的美德,达到知善和行善的统一。具体来说有三大特点:

一是通过“德教”达到“修身”。孔子倡导“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0],也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道家与儒家尽管有所不同,但也十分看重“修德”。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把修身的过程和道德提高与普及的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注重实效的优点,它有效地克服了道德的虚幻性和教条性。二是倡导“知行合一”。孔子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实际上,“知行合一”就是通过道德教育,增进人们把自己的道德认识付诸道德实践的自觉性,达到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统一。三是强调“言教”与“身教”的统一。在“言教”和“身教”的言论中,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孔子非常强调在对君子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时,必须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道德思想教育民众,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民众,激发民众对理想美德的追求。

我们可以把“君子”的道德觉悟看做是道德先进性的标志,但它不能是只有少数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英雄人物才能做到的英雄道德,我们要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普通公民和职业人员应当遵守的“群众道德”作为普遍性德教的内容,体现出人的基本道德义务。在现实生活中,对“英雄道德”的宣传和教育往往偏重于先进性的号召,忽视对群众性道德广泛性的引导,忽视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可操作性的道德准则规范的宣传教育,“知行合一”完全成为摆设。合理的道德观念中的道德规范,通过有效教育手段去教育民众,使人们在实践中自觉认识和接受、转化为自己不可夺移的“内心信念”和“内在律令”。

作为道德传承的手段,中国传统的“德教”观应视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在于其形式上的创新与否,而在于能否赋予其合乎时展要求的道德内容与此相适应。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都是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并在实践中得以提升后,形成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时期内人们往往只看重问题的表面现象,而忽视事物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也被称为道德经济,它有很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道德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并未被人们广泛认识。中国德教的传统优势似乎也未引起人们的广泛的注意,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过分地张扬市场经济道德个性,过分地对传统的德教思想进行批判和否定。伦理缺失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职业道德缺失现象,而中国传统职业道德观念和“童叟无欺”、“为人师表”、“诲人不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是传统德教经典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最具有传承活力的基因,是市场经济在中国传统道德氛围赖以存在的温床。

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认真研究市场经济就是“道德经济”的真正含义,好像市场经济就是个人对金钱的崇拜,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就是洪水猛兽,把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在社会转轨时期出现某种思想冲突和混乱不足为奇,出现道德伦理的缺失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反对将两种文化现象进行简单嫁接,更要警惕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否定中国传统德教观,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道德中排斥外来文化习惯心理优势。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和现代科学的教育手段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将显示出传统和现代相合的优势[l1]。

六

中国历代思想家在构建其道德思想体系时,总是围绕如何巩固至高无上君主制度来设计的,从道德思想学说的创立,到道德思想灌输乃至道德理论运用上,都是倡导个体服从整体的道德价值观,其核心都是为统治阶级提供最有效的“仁治”理论。实现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灵魂和最终目的。不管是儒家历来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近代思想家提出的、具有时代意识的道德思想,都是把道德思想和政治实践融为一体的,都是希望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实行合乎道德要求的“仁政”,在这一点上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真正地达到和谐统一。统治阶级看重“德治”,常常借用国家力量,把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思想、行为规范赋予政治和法律的权威。中国古代思想家只能把对“善”的至高无尚的追求,寄托于统治阶级的“仁治”上,而从历史上看“仁治”或者说“德治”都是一种道德的理想追求。道德的理想化和理想化的道德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则创造性地完善社会关系和自身。传统道德如果不能随着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失去自身的光环,就不能成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重要工具,其结果要么导致道德上的虚伪,要么是对道德的肆意践踏,使道德成为一种游离于社会生活的东西。

市场经济是最活跃的经济形态,一方面它需要形成系统的道德观念,作为人们评价行为的基本价值尺度;另一方面还要求形成一套道德行为准则,以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性。如果市场经济缺少一套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就会造成人们道德精神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无序状态。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依靠代表社会公意的法律,借助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而且还需要用代表“社会公利”的道德,借助国家民众用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的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传统的"以德治国"与现代的"以德治国"尽管有本质的区别,但把道德作为"治国"的纲领,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共视为治国之纲领,其时代意义就非同凡响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彩,良莠并存,既有反映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文明进步的道德思想,又有受历史局限性日益滞后的、腐朽的道德陋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它要求人们在严格遵守追求利益游戏法则的同时,追求利益最大化。现代市场经济对于世界文化的文明成果的融合之力,是其推动世界文明飞速发展的标志。既然市场经济在中华大地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既然市场经济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碰撞和冲突中相互融合的局面已初显端倪,说明中国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基因兼容性和吸纳力十分强大,二者将在实践中相互吸纳,在碰撞中相互扬弃,在融合中相互促进,最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道德体系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进而推动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I]董仲舒.春秋繁露[MJ.

[2]论语•八千宵[M].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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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怀泽.敬畏生命[M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6]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J.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8]潘恩.潘恩选集[MJ.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篇（2）

2．“诚实守信、以义为上”的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先哲十分注重诚实守信，将其视为立身之本。《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就是强调人应该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信无欺是人际交往的原则。中华传统文化承认人有义和利的双重需要，从不否定利的存在和价值，但是更加注重轻利重义的品质。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为大学生指出了一条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途径，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认为“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既不能违背诚信的原则，更不能违仁丢义。为利出卖灵魂、丧失人格、更是为人不耻。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过分世俗化和物欲化的倾向可以起到很好的抵制和克服作用，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诚信和义利的关系，形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积极的价值观。

3．“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

中国传统道德中，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宽容厚道，关爱他人，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对仁有多方面的解释，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同时要尊重人，孔子说：“己立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明人伦”，强调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在人伦要求中提出“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把“礼”看成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左f将礼比作国家的躯干，并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苟子认为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礼，一方面是封建社会上下尊卑，君臣父子等级的体现与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必备条件。《礼记·冠义》把礼当作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所以孔子对世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主要表现为“让”。“让，礼之主也”。对人谦让，是礼的重要道德内涵。提倡“谦恭礼让”、“严己宽人”的处世哲学，达到“荣辱不惊”“弘毅坚韧”的人生境界，为人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的思路和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培育宽容忍耐、尊重他人、注重和谐的优秀品质，在学生中间营造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和谐氛围。谦让首先是自己要谦虚，不妄自尊大，不骄傲自满，通利能辞让，治学能下人，只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有所作为。

4．“精忠报国、克己奉公”的爱国抱负和集体情怀

中国传统道德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公忠”的道德原则，强调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即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重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强调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群体为本位。在公私关系上，强调“公”。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忧国忧民精神，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岳飞的“精忠报国”的高风亮节，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贞品格；以及“饮雪吞毡，坚贞不屈”的苏武，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义务感，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克己奉公”，始终把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主张个人应该为国家民族利益尽职尽责，应以天下、国家的富强发展为已任，胸怀天下公而忘私。历代传颂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至理名言。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奋发图强、刻苦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5．“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思想，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迂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名言。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力进取精神的具体体现和有力写照。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既含有坚定的意志力、果敢力、笃实的行动力，又含有积极主动的追求精神，道出了作为人应有的人生态度，胜不骄、败不馁；正视人生中的挫折与逆境，依靠自身的智力、能力和毅力不断地去超越自身，从而获得自身的目标与价值。同时，中国传统理论的“有为”精神。主张有所创造，有所作为，有所实现，在人生舞台上能够有所“立”。对学生进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教育，可以培养学生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精神品质。

中华民族以艰苦奋斗精神著称广世，向来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品德与境界。孔子认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应该过分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因为过分膨胀的物欲，会造成道德的堕落，所以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自己不仅以粗粮冷水、曲眩而枕为乐，更赞赏以苦为乐、勤奋好学的弟子颜回。所以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周易》指出“君子以俭德辟难”，《尚书》提倡“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墨子》提出“俭节则昌，佚则亡”。古代先贤们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勤俭节约的具体方法：朱柏庐在《冶家格言》中明确提出“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资冶通鉴》则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古代先贤的名句佳篇和勤俭事迹对学生进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消费观、审美观、是非观，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来磨炼意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总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以人为核心，以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为主要内容，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的道德修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传承发扬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程馨莹，赵永强．用中国传统文化建构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4)．

[2]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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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范仲淹．岳阳楼记[A]．历代文选(下)[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

篇（3）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路向，传统道德如何现代化也因此成为众多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话语伦理学出发，哈贝马斯论证了道德视角重建的必要性，其理由是，传统的道德视角是上帝的“超验视角”，道德律令的规范有效性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上帝的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宗教及神学不再是一种被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1]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西方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向可以说是“去上帝化”。但是，中国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中国传统道德的规范有效性不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因此，尽管中国和西方都正在经历着传统道德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有可能两者在经历这一进程后会获得相同的或相近的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但两者现代化的起点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一、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在文化系统中，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在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中，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是构成道德的两个重要的维度。社会公德主要适用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旨在规范和维系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性关系；个人私德则主要适用于个体的私人生活，是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指个人修养、作风、习惯等，旨在规范和维系个体本身安身立命、终极追求的方式。

在我国，公德、私德的区划始于梁启超。他在1902年《论公德》一文中对公德和私德进行了区分，并指出中国人缺少“公德”，而“私德”充斥生活。他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2]和梁漱溟也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

不讲“公德”。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中国的城乡生活中，“最大的毛病是‘私’。……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3]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

说：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4]

的确，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中相对缺失的那些公德规范，在私人生活中往往能够得以贯彻。例如，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在自己家中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财物等，但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却屡屡发生。这不能不让人觉得道德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发生意义。然而，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则指出，中国人只讲公德，不讲私德，中国人当面满口仁义道德，背后却干着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丧尽天良的勾当。这种说法也似乎极有道理。

那么，中国人缺少的究竟是“公德”还是“私德”？

笔者认为，在传统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德”，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私德”，因此，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也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那样把道德放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位置。“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个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的“三不朽”论断，把立德至于首位。儒家经典《大学》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也是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作“唯此为大”。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的阐述，也是“公德”和“私德”

兼顾的，并没有厚此薄彼，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也。儒家为中国人所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其起点为“修身”，其终点为“平天下”，也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私德”和“公德”的强调。

但是，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只是“品德”，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何谓“道德”？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以后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古汉语中“德”通“得”，东汉刘熙载：

“德，得也”。（《释名》卷四）许慎《说文解字》云：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所以“道德”可以解释为合乎规律得取得、获得。何谓“品德”？“品德”之“品”字就是三个“口”，即“众人之口”，为品评之意。

所以“品德”可以解释为合乎品评地得到。文天祥诗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死”也只是为了在历史上获得一个好的评价而已，这与但丁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全然不同的，但丁的“我行我素”在中国就等于是“一意孤行”，会很“不得人心”。

只讲“品德”而不讲“道德”的中国人，只要自己的行为不会“贻人口实”、“留为话柄”、“招人非议”，那么，不讲“道德”又有何妨！比如说，在中国，随地吐痰可以说是一个陋习。但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不会随地吐痰，不过不能依此而认为中国人是讲“私德”的，因为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中国人在朋友家里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招来朋友的心怀不满；中国人在领导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丧失自身仕途进阶的机会；中国人在恋人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失去自己在恋人心中美好的形象；中国人在有公共卫生管理者在场的时候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管理者大权在握，如果他顺手开出一张“天价”罚款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中国人随地吐痰的前提是：不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不会招来与自身利益有关系的人的“非议”。即使周围有一大群的人，但是如果都与自身利益无关的话，中国人喉头一痒，对不起，他就要吐痰了。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

二、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在对“道德”

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采取的不是“神学”的视角。但我们知道，中国也曾有过“神学”时代。比如说，中国古代用以指代国家的“社稷”二字，本是指土神和谷神，它们都是人们祭祀的主要对象，表明了远古时期中国人对神的崇拜。在商代，更有“以神道设教，则天下安矣”的说法。

中国诸神中也有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帝”。在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帝”主宰着自然界的一切，主宰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贞翌癸卯帝其令风”，“帝令雨足年”等[5]。众所周知，中国的“神学”时代是夏商二代，到周朝时期就基本上完成了从“神学”到“人本”

的转变。值得深思的是，儒家在进行道德设计时，避开了“神学”时代的夏商二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则“言必称尧舜”

（《孟子·滕文公上》），宣称“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

（《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尚古的儒家恰恰摒除了介于“尧舜”和“周”之间的夏商二代。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与西方基于上帝的视角建构道德体系不同，儒家是基于“人本”的视角，直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其道德体系。位于“仁义礼智信”之首的“仁”既是儒家的主要美德，又是儒家对人下的定义。孔子在《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何谓“仁”？《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从人二。”因此，“仁”表示的是“二人”的对应关系。[6]由此可见，儒家是从“二人”关系来定义人的。儒家设计的“二人”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儒家的道德主张就是在这五对“二人”

关系中展开，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

应该看到，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正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儒家对道德的强调，中国人大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而不改其乐。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出现过无数明君忠臣、慈父孝子、仁兄贤弟。

然而，儒家的“仁”式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应然”式理想，很容易成为一种无法操作的道德概念，因为道德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绝对命令”才会成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儒家所设计的道德，是在“二人”关系中展开的，这种道德的致命缺陷在于：当“二人”关系中的“一人”不在场时，那么，“另一人”也就没有必要坚守道德观念。以儒家所主张的“君惠臣忠”为例，当“君”

不在场时，“臣”就可以不“忠”；当“臣”不在场时，“君”也就可以不“惠”。比如说，皇帝是不道德的，但宋徽宗走专门挖成的地下暗道与李师师幽会时并没有不道德感，因为没有大臣们看见，也就不会引起大臣们的朝议。今天的中国，诸如交警不在时就闯红灯等种种不道德现象，都可以说是这种“仁”式道德的缺陷所致的遗风。

由此观之，传统中国的道德不是与个体本身之“自我”有关，而是与别人有关，并且是与别人之“口”有关。这正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深层原因。中国人喜欢说别人闲话，也怕被别人说闲话，可以说是中国人之“品德”意识深入人心的明证。不难想象，在以“品德”为“道德”的传统中国，可能也不缺乏为个人道德情操而一日三省的高尚人士，但更多的却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道德伪君子。比如说，中国两汉时期以察举取士，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德行重于知识，而德行只能通过举荐来了解，因此，这种察举制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制度。事实上，这种察举制度实行初期，对抑制世卿世椂，提倡优良德行，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也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举荐制度发展到后来，许多士人矫饰言行，故作清高，虚伪得不近人情，成为东汉后期的社会风气，“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扑子》外篇卷一五）。这种察举之弊正是以“品德”为“道德”所致。

“品德”的危害是在道德生活中形成“道德暮夜”。

在传统的西方社会，“上帝”是个人灵魂的认同对象，是个人道德形成的原动力。因此，西方传统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神德”，个人之所以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事，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欢心和喜爱。因为上帝无时不在、无地不在，所以对上帝怀有敬畏之心的西方人无论是在暮夜也好，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也好，都会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但在中国，因为其传统道德中缺失一个统率个人灵魂的上帝，所以个人行为就不必对上帝负责，相应地，中国人的道德表现也就与西方人的道德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尽管也有恪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的杨震式的人物，但那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信从“暮夜无知者”的王密式的人。是的，只要在“暮夜”，除了你我之外不会还有别的人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那么，只要你我愿意，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王密我把白花花的金子送给你，你收下就是了，我不会有什么顾忌，你也不要有什么顾忌。中国人就是如此，他讲道德，是怕人看见而被人说“闲话”；他不讲道德，是因为没人看见因此不会有人说“闲话”，或者是即使有人看见，但看见的人说的“闲话”对他的利益不会产生任何损害，或者是看见的人也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与他同流合污的人。

三、从“品德”到“道德”：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在传统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由于他们生活范围的局限，在道德操守上只需做到儒家从五对“二人”关系出发而设计的“五伦”就够了，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是，这种道德规范没有普适性，正如所说：“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7]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加速进入工业化社会，中国人的生活范围大大扩大，不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已在现实经济社会中遭遇种种困境，而且，传统道德如果不现代化，还会对现代经济的良好发展形成种种障碍。因此，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传统道德的现代化成为必需，从“品德”到“道德”因此有了可能。

工业化社会有三个特色： （1）生产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集体生产； （2）社会组织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群体生活； （3）人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因此可以四方流转。[8]这些特色使得工业社会的道德已经难以靠“二人”关系中的人伦、亲情、血缘等来维系，它需要的是普遍性的公正和普适性的正义。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传统道德都是“他制他律型”道德，西方传统道德能发挥有效作用是源于上帝对个人的制约，中国传统道德则是源于“二人”

关系中彼方对此方或此方对彼方的制约。很显然，两者都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在西方，从天才人物尼采大声宣布“上帝死了”的那时刻起，上帝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上帝不再是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以上帝视角建构的传统道德因此不得不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但是，西方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历程是“去上帝化”，是从天堂走向人间，是世俗化，而中国传统道德本来就是人本的，是人间的，是世俗的。因此，西方对传统道德现代化作出的探索以及取得的经验都不能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有效借鉴。

笔者以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的建成，必须使得个体既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只有如此，道德对个体而言才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才会成为个体自觉的和自然的行为操守，道德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才是本质意义上的道德。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应该是既能促进现代经济生活的良好运行，能调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又能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并推动个体全面发展。唯有如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才能说是真正的建成了。

参考文献

[1]王维先，铁省林。话语伦理学的道德视角的重建[J].道德与文明， 2009， （4）： 89.

[2]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213.

[3]鲍霁。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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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451.

[6]（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2.

篇（4）

儒家传统道德主要包括：

1、要求人们按照中庸之道行事做人，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平常常为之庸。中庸之道的道德规范迄今为止仍然是中国人的为人处世的准则。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任能，各得其所，各尽其力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实现其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的基本途径。

2、儒家注重人格气节，提倡仁义礼智的人格价值，认为人格气节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把仁义道德、礼仪廉耻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要求人们做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忠恕之道的人际和谐思想是传统道德中人际关系的心理和行为原则。

3、儒家自省、自讼、内省等道德修养方法要求人们严于律己，防微杜渐。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和培养，除实施有目的的道德教育外，还鼓励人们通过自觉的道德修养来完成。儒家认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一切都要从修养个人的品德做起。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近年来，有关社会道德的负面话题此起彼伏，甚难将息。诸如车祸撞人能拿刀把被撞人捅死、18路人围观小女孩反复被车碾压不予施救、好心救人反被诬、医院看病钱不够又把装上的断指生生给卸下等骇人听闻、令人血脉贲张的热点“怪事”，不断挑战着我们的心理极限，一再证明着中华五千年来业已成为精神财富的“仁厚、正义、慈善、古道热肠”等传统道德正遭到前所未有的颠覆和践踏，也再次验证了当代道德建设的缺位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致命伤”。因此，建设性地修复被玷污、被弱化以致被消解的传统道德，坚守住道德底线，逐步构建适合当前时代特点的社会道德和价值体系，显得尤为迫切。

一、颠覆：传统道德危机四起

中华民族作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仁义民族”，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中，积淀了十分丰厚的道德资源，仁、义、礼、智、信、忠、孝等传统道德最为深入人心，历久弥新，在中国民间社会中有着深远的历史基础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然而，“道德”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历来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尤其是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利益转换、阶层转化的新时期，传统道德所赖以存在的旧有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均发生了动摇，并屡屡侵犯和解构着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道德本身。而近年来社会道德领域发生的一些焦点事件，正是这一现象的集中反映。

（一）袖手围观，正义古风成幻影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已进入各种社会矛盾高发、频发期。对社会上频频发生的社会恶性事件，社会公众怀有怎样的价值判断，表现出怎样的道德行为，考量着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近年来频频见诸媒体的歹徒围殴没人伸出援手、公交车上目睹盗贼行窃无人制止以及10・13广东佛山女童“小悦悦”事件等众多冷酷的事实，说明社会公众的道德心已受到了冷漠、麻木的大面积“围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传统美德正被逼入一个死胡同。无独有偶，也是在10月13日当天发生的“西湖女侠”――乌拉圭人玛丽亚勇救落水女的行为，不仅让围观者皮袍下的“小”无所遁形，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并不新鲜的道德命题：我们该如何唤起人们心中的“道德律”？我们该如何拯救已成稀缺品的正义？

（二）良知沙化，古道热肠很受伤

孟子认为，人生而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孟子・公孙丑》），此“四心”者，也即人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应该说，具有这“四心”的人在历史上不乏其人，在当今社会也大有人在，并得到社会主义道德的大力弘扬。然而，一个令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市场经济的大潮在送来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时，也同时裹挟了人们对道德的固有判断，社会良知已呈现明显的沙化倾向和趋势。不久前发生的安徽女搀扶老人反被诬、以及“小悦悦”事件中陈贤妹的救人动机受质疑等事件，使“遇人危难事该不该救”这一曾经不是问题的问题反而成了问题，并引发了一场范围深广的社会大讨论。不论当事人出于怎样的动机，但事件“不该有的续集”却“咬”伤了更多淳朴的善心，使古道热肠助人为乐的热情受到稀释，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伤天害理，职业操守成奇珍

一直以来，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良德并称为社会道德大厦的四大基本骨架。在人们有关社会职业的传统道德信仰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童叟无欺，公平交易”、“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等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近年来，近乎全景的社会广角镜却为我们照出了一桩桩的社会丑恶，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这些一直为人所不齿的历史沉渣似已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见利忘义思想也妖风日炽，占领了日益增广的社会空间。如商业领域不胜枚举的“苏丹红”、“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光明“112”特大制售伪劣产品案、“山西陈醋”等事件，医疗领域的“吃回扣”成风、过度医疗现象，教育领域的“绿领巾”事件、甘肃11・16特大校车事故，以及建设领域的“豆腐渣工程”、慈善领域的“郭美美事件”、司法领域的“串联，警匪一家”和学术领域的扎堆造假，等等，无数“恶人犯罪，社会埋单”的大量事实，不仅不断吞噬着关于职业操守的社会良知，“净土何在，良心何存”也已成了新时期人们对社会职业普遍的道德拷问。

（四）价值错位，是非美丑难辨真

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对这些最基本的道德命题，社会价值观从未像今天这样乱象丛生。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推进，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分化组合和价值体认的解构重组，这既使新社会道德体系的构建应接不暇，力有不逮，也令旧有的社会道德与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横行了几百年的强大“推土机”不期而遇，并力量悬殊地败下阵来。如此情势下，“有钱即有理”、“有利即有理”大行其道，竟成了社会某些领域占主流的价值判断和道德逻辑。如“宁可在宝马里哭泣，也不要在自行车后笑”、“范跑跑”事件，等等，无不极大地压迫着人们的道德承受力，传统的是非观、善恶观、美丑观已受到前所未有的消解和颠覆。而社会大量的冷酷现实是，因“义”而失“利”，为“利”得舍“义”；换言之，放弃良知和公理，你将盆满钵满，名利双收，否则将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因此，在一些看似得逞并频频欢庆“胜利”的功利主义价值观面前，是为心中的“真善美”而坚守，还是为眼前的“权钱利”而“失身”，似已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左右人们行为选择的一个最为两难的道德困境。

二、建设：有效遏制刻不容缓

在欢庆市场经济带来先进发展观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为传统道德的“全线告急”而扼腕慨叹。在此情况下，底线道德作为一种任何社会条件下都普遍提倡的道德规则得以进入人们的视线。“‘底线’是一种比喻，它是相对于道德的层次性而言的，指的是善的最低层次。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客观上存在着多层次性，其中既有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高尚道德，又有公私兼顾、利人利己的一般道德，也有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不道德。一定的社会对其所有成员规定着这么一个行为界限，这个界限把人们的行为分为道德与不道德。在这个界限内的行为属道德的行为，越过这个界限的行为则是不道德的行为；而这个界限本身即临界点的道德，就是底线道德。”“‘底线道德’是作为社会成员必须履行的基本道德义务，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和角色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起码的道德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无论怀抱什么样的人生理想、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目标，都必须履行自己的基本义务，尽自己的本份。”可见，在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之时，我们唯有固守社会的道德底线，并堵上已然崩坏的“缺口”，方能拯救陷于危困中的传统道德。因此，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道德体系，底线道德建设应当是压倒一切的中心课题。

（一）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内化为全社会的道德信仰

康德认为，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是惟一同时又无可置疑的动力。笔者认为，康德所说的“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就是道德信仰。道德信仰就是对道德理想及其价值依据的笃信和奉行。而每个人的道德信仰来自于他长期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道德信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坚定性。它是人们在面对贫困、艰难甚至死亡时所表现出的坚信真理和最高德行的信念，以及所表现出的发自内心、勇往直前的追求精神。失去信仰的支撑，道德就成为无源之水，只能是一种外在于人的社会对象，不可能上升为人自觉的追求。而信仰支持和保证着道德，就会使得道德有了真正动力。因此，在底线道德建设中，我们应重点培养社会公众强烈而恒久的道德信仰，通过宣传、教育、引导等多种途径，并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敬业爱岗、尊老爱幼、扶危济困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植”入对人们道德信仰的教化和塑造之中，以道德信仰来引领全社会的道德实践。

（二）编制类似于《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的《底线道德规则》，明确底线的界限

《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的颁布实施，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目标、要求、任务、措施指明了路径，规范了全社会的道德建设，是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的纲领性文件。针对当前底线道德屡受冲击的现状，迫切需要国家从宏观层面制定能够约束并指导人们社会道德实践的《底线道德规则》，对底线道德的基本内涵、主要领域和界限、具体要求、实施举措等进行明确规定，为全社会坚守底线道德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路线图”。

（三）加大行业底线道德建设，并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

行业底线道德，如商业诚信、行医尚德、学术崇真等，是社会底线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鼓励并推动各行业结合实际，将职业底线道德建设作为本行业兴业创富的首要前提，并建立刚性的奖惩激励机制，坚决做到让恪守底线者得利，让踩踏底线者付出代价，逐步形成以德立业、以德养业、以德兴业、泽被社会、惠及百姓的良好行业风气，让假冒伪劣害人、伤天害理坑人的恶性事件逐渐无处可遁，销声匿迹。

（四）纳入地方政府规章，实现对底线道德恶性事件的区域治理

针对近年来发生的底线道德恶性事件，尤其是底线道德屡受冲击的“重灾区”，各地要结合底线道德领域的突出现象，制定出台相应的政府规章，加快建立底线道德恶性事件的问责制度，加大打击力度，严惩当事人，并与相关行业和部门一道，共同构建条块结合，块抓条保的底线道德“保护网”和“防火墙”。

（五）实行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力求从源头上治理

任何一种道德最终能否为社会所接受，最终能否转化为社会成员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关键固然在于它能否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本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这种道德究竟能够在多大范围、在何种程度上为人们所信奉和遵行，归根到底则取决于道德教育的成效如何。因此，要取得底线道德建设的实效，务须实施底线道德教育“进课堂”战略，坚持“源头治理，堵疏结合”的方针，在大、中、小学教育及各类职业教育中开设底线道德教育课程，并强化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上好人生道德教育起点课，为社会输送大批知识先进、能力出众、道德过硬的“合格产品”。同时，还要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教育，以补偏救弊，实现对日益扭曲的社会底线道德的矫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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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苑.漫议道德信仰[J].道德与文明,2004(2).

篇（6）

    20世纪是人类对社会道德现状产生了普遍优虑的一个世纪，在西方，这一道德伦理优思是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道德热情受到空前打击之后的自然跌落，同时，两次世界大战的烈火、长达40年的东西方冷战、由环境、能源、人口问题以及高科技所带来的新的伦理道德问题，如物质主义的泛滥，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在价值追求过程中人的工具化、异化等，则更加深了这一道德优思。在20世纪的中国，我们不仅承受着人类这些共同的道德问题，同时，还面临着我们民族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冲击下自身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更新问题，面对着转型时期社会道德文化的剧烈变迁问题，社会伦理的失范、道德的蹂埔、道德控制机制的弱化等现象使现代中国人在失落了传统的意义支撑的同时，走向了深刻的精神困惑与选择的迷茫。在新的世纪，尽管表面看来人们对道德问题似乎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淡然与漠视，但显然关于道德伦理问题的忧思远未停止，而随着我们对民族文化自身内蕴与命运的关注加深，可以看到，要走出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困境，我们在开放胸襟、了解西方、建设现代道德文明的基础上，还必须直面传统道德伦理，在反思与批判的同时寻求超越的可能之途。

    文化的世界里文化悖论无所不在，中国传统道德亦然。因此，尽管传统道德曾经为传统中国人提供了一整套有机的意义系统，可它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其自身所难以克服的缺陷，由此，在现代社会剧烈转型之际，它为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预设了诸多的理论与现实的规约。

    1.传统社会价值导向的一元绝对化倾向暗含了现代社会价值评价失范的可能。回眸传统，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目标设定中，向来有一明一暗两条线，即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追求与普通百姓在现实生活中实际遵奉的价值准则各异其趣。具体而言，它是指传统社会的价值导向具一元化、绝对化与精英化的特征，它与普通民众实际价值选择的多元化、相对化与世俗化之间始终有着难以协调的矛盾。

    其实，千年来，尤其是在宋明、两汉以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何为幸福、何为人生终极的价值追求始终有着不同的理解，如道家崇尚自然、墨家崇尚功利、佛教直指涅磐寂静……它们与儒家对道义价值的祟尚相领顽而存在，构成了传统道德体系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在政教合一的文化体制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和宗法专制型的社会结构下，儒家所倡导的“重义轻利”，即重公义轻私利，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主导的价值目标追求。不可否认，义利之辨、公私之别对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形成及传统中国人人生观、心态的整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传统中国人大多都能相信“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也能固守一份淡然，“闹里有钱，静处安身”。

    然而，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证明:对道义追求的倡扬无法替代也不应膺越人们对世俗快乐与物质利益的执着向往，因为个体利益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驱动力，只要它是合理的就是正当的，没有每个个体人格的完善发展，也就很难有社会道德的理性成长;而高尚则更是人类不断趋于完善的境界追求，它并非人人可及也没有理由要求人人必及。当传统价值目标的一元价值导向走向绝对化与精英化，当传统道德将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中“最低的正当合理的道德要求”与“最高的趋于完善的道德要求”等量齐观，以后者取代前者时，普通民众面对价值选择时，也就有了双重的价值标准。与此同时，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更使人们陷人了深重的困惑与无奈:“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不信且看杯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

    这样，在现代社会，当未经自觉选择的西方文化的利益观念、个体观念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而来时，由于旧有的价值导向已渐趋丧失其权威性，同时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制度安排又客观上使得遵从道德的行为成本过高，违反道德的行为付出的代价太小，于是，双重的价值评价标准不可避免地预示了现代社会价值评价的失范，加大了人们不遵从道德的可能性，带来了伦理秩序的失序。

    2.传统社会“泛道德主义”的文化弥漫内涵了现代社会“道德虚无主义”泛滥的可能性。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德治的国家，拥有一整套道德教育与道德治化的体系，强调以德待人、以德服人、以德治人并“以德配天”，传统儒家赋予了道德以本体的绝对的意义，因此，传统文化具强烈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不可否认，这种道德治化的文化氛围对传统中国人温柔敦厚、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其负面影响同样不可低估。大抵说来，它包括以下三点:

    其一，“泛道德主义”的文化特点蕴涵了关系本位滥筋的可能性。在拥有宗法制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因为血缘亲情的天然合理性，道德理所当然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根不可或缺的纽带，然而，随着中国古代伦理一政治型文化结构的固化与僵化，道德渐趋演而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根单一的绝对的纽带。于是，在现代社会，当利益主体和价值评价标准均已走向多元之际，随着传统道德规范约束的松动，以血缘、地缘等人情纽带为基准，关系本位的滥筋及其在权力场中的泛化，都必然地带来了其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产物一人情风、关系风。在现代社会法制体系尚不规范的情况下，它则为以权谋私、行业不正之风、职业道德的淡化等非道德主义现象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了可能的契机。

    其二，传统道家“回归自然”的理论思维路径也为“非道德主义”现象的泛滥提供了可能。如前所述，传统道德所倡扬的“善”的境界并非人生唯一的理想境界，也绝非人人可及的境界，人本应具有广泛的自由选择的价值空间。因此，一旦对“善”、对高尚的追求未能经由个体理性的升华，道德也就极易形成人生之网，禁锢人们个性的自然发展，约束人们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并由此造成虚伪的品性。有鉴于此，传统道家提倡否弃道德。“回归自然”，显然，在传统的文化体系里，道家的否弃道德其实质是对真诚道德的向往，其结果则是对儒家道德文化的一个有力补充。但毕竟，道家的否弃道德为“非道德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的致思路径，而在真实的世俗文化领域里，痞子哲学的奉从者也从来不乏其人。这样，作为一个后发型的现代国家，当西方近代、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各种思潮良芬不齐地呈现在国人面前，而我们尚不知如何自觉选择时，西方的“道德虚无主义”思潮也极易找到其市场，与中国传统的市侩哲学相混合，作为对长久以来“泛道德主义”文化弥漫的一种反拨，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放任自流、各行其是、躲避崇高。

    其三，传统中国人对纲常伦理的强烈心理饭依是现代中国社会道德控制机制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道德控制机制，一是要有强有力的社会舆论监督，二是要有每个社会成员的“良知”自律，即“他律”与“自律”。在中国古代，“他律”和“自律”表现为“他化”和“自化”，它强调以既定的纲常伦理教化社会民众，并最终使纲常伦理内化于人心。

    道德治化是中国古人的一个重要经验，在儒家那里，无论道德的绝对崇高与神圣是系于天理还是人心，它所赖以维系存在的理论基础都在于某种神秘的超理性的力量，因此，纲常伦理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不过，在世俗社会生活中，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纲常伦理也常常成为了普通民众的人生罗网，而抚慰百姓心灵的则极易转化为对道德伦理的宗教式的心理饭依，于是，一旦既有的道德体系解体了，纲常伦理也就必然地丧失了其神圣性，而倘若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完成，无法以一种更深人人心的方式实现“他化”和理性的觉醒，同时又不具备完善的法制控制体系的话，那么，从栓桔中走出的人们也就极易随心所欲地进行价值选择。

    因此，“他化”必须转化为“自化”，社会道德舆论的实效如何必须依违于每个个体的道德践履与道德良知，但事实上，儒家倡扬的“自化”过程讲求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虽是一个严格的内在心灵超越之途，可它的完成也在于人们对既定的道德信念的虔诚执着。这样，当纲常伦理丧失其权威性的同时，良知的淡化也成了某种必然。

    3.传统道德的功利主义特征导致了道德主体独立人格的缺失与德育的无力。中国古人崇尚道德，尤其坚信道德对于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非功利价值取向，然而，在政教合一的文化结构下，正是对这种道德境界的极至推崇，使道德演而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统治者希望藉此教化人心，国泰民安，于是，传统教育也成为了道德治化的重要工具，而传统教育的核心即道德教育，古人之学即道德之学，因此，传统道德具有了强烈的工具特征，“学而优则仕”成为了传统德育最直接的功利目标。

    非功利的价值目标藉由功利的价值追求过程来完成，这种文化的悖论给传统道德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为了仕途的通达，传统士人要么决绝、麻木地丧失了自由思想的能力而成为现有道德伦理制度的盲从者，要么就阳奉阴违，这种道德主体独立人格的缺失无疑助长了德育过程中形式主义的蔓延，更严重的是，它造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道德真诚感的丧失。

    不可否认，道德有功利价值的存在，但道德的功利价值取向是需要法律制约的，它是与相应完善的价值体系、多元的价值选择相匹配而存在的，而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所缺失的。而且，无论是规范伦理的外在约束还是义务伦理的内在自觉，道德最终都应是人类精神的升华，不能真诚地面对自我、他人和社会，也就难以有个体道德的完善，德育也难以真正取得实效。因此，在现代中国社会，当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  日益凸现之时，当作为现代道德主导形态的规范伦理学?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质疑，人们对基于人类道德生活的内在目的意义和品格基础的德性伦理学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之际，无疑，传统中国人对道德真诚感的迷失将使得现代中国社会在寻求消解道德现代性困境的路途上更加举步维艰。

    综上所述，传统道德的固有缺陷对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困境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要走出困境，就必须对传统道德进行批判、整合，并建立一个新的道德价值体系。然而，一个新的道德价值体系的建立，若舍弃了传统，也只会成为无源之水、空中楼阁，所以，现代中国道德困境的走出还需要我们在传统道德中去寻求那些可供借鉴，经创造性地转换，依然有其生命力的可传之“统”与已传之“统”。就这一角度而言，本文认为，中国传统道德至少有三方面经验可供借鉴。

    其一，借助对传统道德“范畴”的更新转化完成对道德内容与形式的更新、整合，这是传统道德体系运行过程中可供借鉴的积极因素之一。应当说，在千年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过程中，范畴的转化并未给传统道德体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相反，它们还曾经为传统道德体系的严密乃至僵化提供了理论佐证。但另一方面，不同年代、不同思想家对“范畴”的不断探讨，如传统的“义利之辨”、“公私之辨”、“礼欲之辨”等等范畴的演绎，通过新的诊释，它们也毕竟给传统道德带来了新的文化因子的萌芽，只是在传统的社会文化体制下，它们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而在现代社会，在新的政治、文化体制下，对传统范畴进行现代性的更新转化，无疑已具有了理论与现实的可能。例如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它无疑为现代中国人在底线道德与趋于崇高的高尚境界之间做出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划分，同时，传统“耻“概念的现代更新也为唤醒民众的道德良知感提供了一个可能之途。

    范畴是一个思想体系给人们的最直接的思想信息，对范畴的理解程度直接体现了人们对整个思想体系的接受程度，并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其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可操作性。因此，如何将西方的价值、道德诸范畴融人我们民族的道德体系中，如何正确看待传统的道德范畴，这是我们现时代必须面对的一个文化教育课题。而怎样让个体、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理性、人格独立等现代社会的价值理论基石在传统道德体系中真正确立，并最终为普通民众所理解、接受，继而在此正当合理的社会道德基础之上，弘扬我们民族道德传统中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范畴的积极因素，通过范畴的更新与转换，完成新的道德体系的建立，这则是现代中国社会首先需要解决的伦理课题之一。

    其二，传统道德体系中道德教化的有益经验是我们现代社会可以重新学习、评价与借鉴的另一积极因素。在走出“泛道德主义”文化弥漫的前提下，传统道德教化经验的可贵之处应在于其运作的系统性与“化”的冲击力和感染力。一方面，它强调社会、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协调运作，尤为强调将德育效果由家庭辐射至学校、社会，它希望通过化民成俗、环境濡染与身教示范，将其道德理想与道德规范内化至普通民众的道德心态与道德信念之中;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传统德育强调知情意行的统一，强调因材施教以及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施行不同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等等。

    显然，这种道德教化的经验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有效性。因为道德不同于法律，它是一种社会规范，但更是一种自我完善的途径，是一种让人生趋于高尚与美好的精神追求，也是一种义务，一种为他人、为公共秩序、为社会伦理境界所作的牺牲，所以，道德教育的有效性有赖于每个个体理性的自觉与审美的陶冶，也有赖于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与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多元复合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建立。惟其如此，道德教育才能达到“他化”与“自化”的统一，使个人与社会的道德境界在道德感化的氛围下得到提高与升华，并从而使社会风俗与风尚进一步得到净化与改变。

    总之，经过了必要的批判与扬弃之后的传统道德教化经验应是一个潜移默化但内蕴却极为丰富的道德教育系统工程。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增强民众公民意识的同时，还家庭作为基本伦理实体和道德教育的历史价值始点的人文地位，通过在家庭中学习与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基本情感和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再以此为基点将人类心灵深处本质的美好情感推衍至社会，经由社会、家庭与个人的良性互动最终完成社会治化的文化理想，这符合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心态，也具备相当的现实文化基础，其对超越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应具有某种积极的借鉴作用。

篇（7）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发展迅猛，在当前“新常态”环境下，三大产业的发展逐渐趋向成熟，相比较之下，农村经济处在一个劣势地位。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法治建设方面、教育方面、文化方面、道德建设方面，总之，问题日益尖锐，严重阻碍着新型农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加快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可以弘扬传统道德，摒弃落后道德、腐朽主义，特别是在一些偏远落后地区，可以改善农村社区道德建设组织涣散、宗教势力抬头等不利形势。为此，本文结合当下农村社会发展现状，针对农村传统伦理道德与新型社区道德的关系来展开讨论。

一、新时期我国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与发展概述

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中蕴含着农村传统伦理道德的宝贵资源，这也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一种挖掘、传承与重新利用。传统文化是保存先人的智慧成就，是千百年来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其之所以存在，定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同样，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仍有其现实意义，它仍旧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理性工具。在新时期弘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引导着社区居民消除拜金主义、享受主义，继续以淳朴的姿态展示于世，同时也能呼唤人们的责任意识，增强社会凝聚力。

所谓社区，它一般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类群落，即一定数量人群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在一定范围的共同区域空间内生活的居民及家庭，相互之间拥有共同的生活习俗、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社区各家庭之间，关系相对比较密切。当生活社区形成之后，地域内的居民，会逐渐拥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思维模式，自然而然确立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准则。在现代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用来衡量整个社会道德标准的核心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现代生活中的基本道德规范。2014年10月20日， 党的十四次全体会议，重点提到了社会主义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并且将道德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当下我国大力发展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及其思想道德建设，是大势所趋、时代必然。新型农村社区是相对于传统的“行政村”而言的，同时与城市居民社区有所不同。新型农村社区存在的形式，是由“行政村”建设而成，或者由多个“行政村”合并而成，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间的差距，让我国广大农民与城市居民共享现代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当前，在我国东部地区，比如山东东部地区、江苏南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中部和西部地区也正在积极筹措建设当中，比如在安徽、山西、河南、湖北等地，不少城市在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层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总之，加强新农村道德建设，是经济“新常态”下改革的必然，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新型农业社区的内在诉求。

二、农村传统伦理道德在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

新型农村社区是和谐社会事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和谐社会的构建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种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村传统伦理道德自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因此，农村传统伦理道德对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具有同等功能，即积极引导并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化进程中的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家庭美德建设。换言之，农村传统伦理道德可以为和谐新农村及新型社区的构建提供正确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具体可总结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在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中，农村传统伦理道德可助推和谐新农村建设，助推新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尤其是对广大农村而言，在民主法治建设领域全面落后于城市地区的状况下，和谐社会的本质就是缩小城乡差距，在和谐新农村体系构建过程中，既是核心也是最直接的一项内容，就是加强村民道德建设，这也是实现农村民主法治建设最根本的要求，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建设就是其中一项前提条件。因此，要构建新型农村社区道德体系，先要全面理解新农村社区道德的内涵，“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诚信友爱、安定有序”，这些都是农村传统伦理道德优秀文化长期积累下来的成果，其定将成为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的有力支撑。

第二，新型农村社区道德与法治建设，离不开农村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离不开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农村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是千百年来大家一致遵循的道德意识与价值观念。作为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核心内容的农村法治内容建设，其与伦理道德观念密切相关。同时，两者之间本身有较大的关联性，法律体系的构建是以社会伦理道德作为基准，而道德的底线则是法律。换言之，伦理道德影响着法律，法律体系内体现着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是当地居民的一种生活习俗，同时也能充分体现出各地区民族间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正所谓“法律无外乎人情”。农村社区的居民，相比较之下，他们更认同自己所生活环境的习惯，正是由于这些习惯（传统伦理道德），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农村的和谐稳定与经济发展。总之，农村法治建设虽是当务之急，但农村传统伦理道德不容忽视。

第三，社会在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需要转变。在全新的现代化社会，要想真正适应与寻求农村社会的发展，价值观念必须更新。农村传统伦理道德是构建和谐农村社区的价值导向与行为规范，但也需要与新型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简单一点讲，就是需要构建一套“新伦理”道德体系，对传统伦理道德体系进行更新与重构。因此，在农村民主法治、新型社区及其道德建设过程中，需要从当代农民的实际出发，建设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就是说，需要在原有（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基础上加以延伸、衍生。

三、新型社区道德建设中可借鉴农村传统伦理道德

思想道德建设是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前“新常态”经济背景下，国民经济环境愈发平稳，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城镇化进程也在加快，因此，新型农村的建设也应该跟上时展的步伐，对新型社区道德建设应提出新的要求。在新型社区道德建设中，需要坚持“遵宪守法、爱社爱家”的基本原则，遵循“文明诚信、自强不息”的准则。以大家治小家，以小家衬大家，重塑“敬老爱幼、邻里和谐”的家庭美德。在具体发展建设上，可以有层次、分轻重来进行。

第一，新型农业社区建设中的社会公德。关于社会公德建设，它是指农民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公共生活领域也在不断扩大，从而出现了农村社区公德建设的问题。以我国中西部经济较落后的一些地区为例，在新型社区建设中，缺乏公共道德的传统和内在机制。对此，要想在广大农村社区加强社会公德建设，首要任务就是深入了解内外部各种因素，包括社会公德的内在体系、外部环境等，只有充分把握住了农村社会公德所处的现实环境，才能透过表象挖掘出本质，才能将体系变革真正融入其中，进而有助于建立一个以平等、有序、公正、诚信、民主为基本价值理念的现代化农村社区社会公德体系。

第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职业道德。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服务的主体对象是广大农民，农民之所以称为农民，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农村社区居民的身份，他们生活在农村地域；第二个因素，农民的职业，他们大多从事着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或者相关的一些行业。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民的身份和职业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在那个时期，农民从出生那一刻就被定义为农民，凭借农民的身份，从事农业生产这个行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特别是在20世纪末期，农村开始改革，城乡经济变得更加紧密，大量的农民开始流动，从农村地域走了出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诸如农民企业家、农村社会管理者、个体商户等群体。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但对随之而来的问题，我们也必须加以重视，那就是农村社区职业道德问题。应当按照现行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的相关规定来执行，包括“爱岗敬业”“奉献社会”“诚实守信”等。

第三，新型农业社区建设中的家庭美德。无国无家，小家组成大国，这是家庭式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形态。形象地表达，家庭之于社会，就如同人体的细胞，家庭的和谐稳定，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力保障。在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中，应当坚持以传统伦理道德为基准，弘扬优秀的文化意识，剔除落后迂腐的道德思想，因为家庭关系是伦理道德所规范的首要目标。换言之，农村社区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的变迁，对整个农村社会道德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些变化反过来又影响着家庭伦理关系。两者相辅相成，进而形成一套新的伦理道德体系，以此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推动乡村结构的变化调整。基于这一点，在社区道德内容建设中，应加大法治宣传力度，加强民主意识教育，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型农村社区关系。

目前，全国大部分乡村地区，社会各方面发展基本处在关键的转型期，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广大的农民在道德上、价值观认知上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属于道德观念新旧交织的关键时期。所以，从思想观念上加以转变，适度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可引导并增强农民在当今多元化社会的道德观，促进农民朝着积极的一面去发展，包括道德评价标准、道德思维能力等。关于这一点，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做得还不错，不少地区都开展了先进评选活动，极大调动了社区群众的积极性，对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推进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

篇（8）

一、优秀的传统家庭伦理道德阐释

(一)父慈子孝在传统的家庭伦理中，亲子伦理是最基本的伦理关系，甚至被视为比夫妻、兄弟关系更为重要的家庭关系。“父子兄弟夫妇，人伦之大。一家之中，惟此三亲而已父子尤其本也。”(张履祥《训子语))传统家庭伦理强调的父慈子孝．既注重子女对长辈行“孝”。也强调长辈对子女的抚养、关心和爱护。“慈”德的内涵很丰富，主要包括养子、爱子、教子等方面。“孝”的内涵主要有孝养、孝敬、孝顺等。孔子说：“为人父。止于慈。(《札记·大学>)一父慈就是父对子物质上的供养、满足，精神上关爱，呵护，对子女承担起抚养教育的责任。父母对子女施以“慈道”，子女对父母则要尽以“孝道”。正因为“父慈”。所以“子孝”，子女要赡养父母。是理所应当的责任与义务。百善孝为先．父慈子孝是优秀的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在儒家家庭伦理中。父慈子孝是对父子伦理的根本要求，它是家庭道德规范的最主要方面。只有在家庭道德中修以慈孝，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有序的和谐家庭。兄友弟悌。兄友弟悌是传统家庭伦理的又一重要内容，它体现了兄弟问的手足深情。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主要是指兄弟间的团结友爱。兄弟团结友爱是家庭和睦、家道昌盛的重要标志。颜之推说：“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絮，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随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颜氏家训·兄弟))兄弟姐妹乃手足同胞。是家庭重要的亲缘关系。悌就是处理兄弟关系的行为规范，它的具体内容是指兄友弟恭。“友”是兄对弟的道德规范。它要求兄长要爱护、关系弟；“恭”是弟对兄的道德规范。它要求弟对兄敬从、恭顺、谦恭而有礼。在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中．相对于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而言，兄弟关系具有更多的平等因素，其道德规范包含着更多的合理因素，应在现代家庭以及社会中加以发扬。

(二)夫义妇顺。在我国古代社会里，人们对于夫妻之间的道德关系是十分注重的。《礼记·婚义》中说：“婚礼者，将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矣。故君重之。”婚姻是家庭的基础，没有夫妇之间的婚姻便没有后代的延续，夫妻关系是各种家庭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夫妻关系中，丈夫处于主导地位，妻子处于服从的地位，是～种主从关系，在现代社会对这样的制度我们应该加以批判。当然在传统的夫妻伦理中也有许多值得歌颂的伦理准则，比如夫妻之间互相尊重，相敬如宾，同干共苦等。这些合理的因素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孑L子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札记·礼运》)传统家庭伦理十分强调夫妻合义而顺，男女婚配要考虑双方的性情和修养是否般配，追求“夫妇和顺，相敬如宾”，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应注重夫妻双方的互敬互爱，以求家庭和谐。

二、当代青年的家庭道德观的特点及伦理分析

(一)当代青年家庭道德观的特点。婚姻和家庭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缔结了婚姻关系就意味着家庭的成立。然而作为婚姻主体对恋爱和婚姻的看法影响着家庭关系的和谐与否。当代青年人的婚恋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择偶标准和恋爱方式多样化。在社会转型期前，青年择偶一般都把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经济条件社会关系作为主要标准。明显表现出以家庭利益为转移的倾向。然而现在的青年男女双方在择偶标准上更注重个人条件。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加强和婚姻自由理念的倡导。青年人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注重个人条件，个人素质，把双方的感情放在首位。二是性观念较为开放。性是婚姻的自然基础，满足性需求是人们结成婚姻建立家庭的一个内在动因。传统社会对性的看法是性行为的实施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忽视其在婚姻中的地位。三是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市场经济带来了平等、自由观念，反映在婚姻家庭中，夫妻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愿望，更加注重个性的和谐．强调爱情是婚姻的重要构成部分。青年人的家庭经济观主要表现在夫妻双方在各自财产的支配权上，夫妻之间有平等的财产分配权、继承权，注重在经济地位上的平等。同时，在家庭消费方面，青年人主张夫妻双方有平等的财产支配权。青年人的生育观已经摒弃了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大多数青年人认为生育一个孩子更有利于孩子的教育，把注意力集中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当然也有青年人为了自我的个人实现以及看到了婚姻家庭中的不和谐现象选择了不生育孩子。即“丁克家庭”。以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目的。总体上，当代青年人的家庭道德观有其进步的因素，摒弃了传统的一些旧思想。更加注重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爱情婚姻等合理的家庭道德观念。

(二)当代青年家庭道德观伦理分析。根据当代青年家庭道德观的特点，可以看出家庭道德观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等。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如由自由恋爱引起的婚外情，由性开放引起的婚前性行为等。这些弊端要求青年人要树立正确的家庭道德观。

首先在婚恋观上要端正恋爱态度，提倡文明交往，新时期的恋爱道德要求人们在恋爱中志同道合，共同发展。真正高尚的爱情和婚姻不仅是异性的吸引，更重要的是情操和志趣以及心里的一致与和谐。同时要求青年人要文明交往．要遵守社会公德，不要对他人的生活造成不良的影响，包括现代的恋爱不文明现象、婚外情、第三者等。

其次是在家庭经济关系上，由于受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一些青年人将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准则运用到家庭中来，如婚前财产公证还有“啃老”方式等。这是对我国传统家庭道德的一个挑战，在新时期我们要公正和合理的处理家庭中的经济问题，严格遵守“孝”的原则来处理在奉养老人的经济问题，以正确处理家庭经济关系。·在正确处理家庭经济关系的同时要大力弘扬“孝”的传统文化。最后在生育观方面。青年人要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运用科学的教育方式．尤其是关注下一代的道德培养，减少社会问题少年的出现。

篇（9）

关键词：家庭伦理道德 传承 家庭伦理道德标准

一、优秀的传统家庭伦理道德阐释

(一)父慈子孝在传统的家庭伦理中，亲子伦理是最基本的伦理关系，甚至被视为比夫妻、兄弟关系更为重要的家庭关系。“父子兄弟夫妇，人伦之大。一家之中，惟此三亲而已父子尤其本也。”(张履祥《训子语))传统家庭伦理强调的父慈子孝．既注重子女对长辈行“孝”。也强调长辈对子女的抚养、关心和爱护。“慈”德的内涵很丰富，主要包括养子、爱子、教子等方面。“孝”的内涵主要有孝养、孝敬、孝顺等。孔子说：“为人父。止于慈。(《札记·大学>)一父慈就是父对子物质上的供养、满足，精神上关爱，呵护，对子女承担起抚养教育的责任。父母对子女施以“慈道”，子女对父母则要尽以“孝道”。正因为“父慈”。所以“子孝”，子女要赡养父母。是理所应当的责任与义务。百善孝为先．父慈子孝是优秀的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在儒家家庭伦理中。父慈子孝是对父子伦理的根本要求，它是家庭道德规范的最主要方面。只有在家庭道德中修以慈孝，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有序的和谐家庭。兄友弟悌。兄友弟悌是传统家庭伦理的又一重要内容，它体现了兄弟问的手足深情。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主要是指兄弟间的团结友爱。兄弟团结友爱是家庭和睦、家道昌盛的重要标志。颜之推说：“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絮，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随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颜氏家训·兄弟))兄弟姐妹乃手足同胞。是家庭重要的亲缘关系。悌就是处理兄弟关系的行为规范，它的具体内容是指兄友弟恭。“友”是兄对弟的道德规范。它要求兄长要爱护、关系弟；“恭”是弟对兄的道德规范。它要求弟对兄敬从、恭顺、谦恭而有礼。在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中．相对于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而言，兄弟关系具有更多的平等因素，其道德规范包含着更多的合理因素，应在现代家庭以及社会中加以发扬。

(二)夫义妇顺。在我国古代社会里，人们对于夫妻之间的道德关系是十分注重的。《礼记·婚义》中说：“婚礼者，将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矣。故君重之。”婚姻是家庭的基础，没有夫妇之间的婚姻便没有后代的延续，夫妻关系是各种家庭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夫妻关系中，丈夫处于主导地位，妻子处于服从的地位，是～种主从关系，在现代社会对这样的制度我们应该加以批判。当然在传统的夫妻伦理中也有许多值得歌颂的伦理准则，比如夫妻之间互相尊重，相敬如宾，同干共苦等。这些合理的因素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孑L子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札记·礼运》)传统家庭伦理十分强调夫妻合义而顺，男女婚配要考虑双方的性情和修养是否般配，追求“夫妇和顺，相敬如宾”，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应注重夫妻双方的互敬互爱，以求家庭和谐。

二、当代青年的家庭道德观的特点及伦理分析

(一)当代青年家庭道德观的特点。婚姻和家庭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缔结了婚姻关系就意味着家庭的成立。然而作为婚姻主体对恋爱和婚姻的看法影响着家庭关系的和谐与否。当代青年人的婚恋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择偶标准和恋爱方式多样化。在社会转型期前，青年择偶一般都把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经济条件社会关系作为主要标准。明显表现出以家庭利益为转移的倾向。然而现在的青年男女双方在择偶标准上更注重个人条件。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加强和婚姻自由理念的倡导。青年人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注重个人条件，个人素质，把双方的感情放在首位。二是性观念较为开放。性是婚姻的自然基础，满足性需求是人们结成婚姻建立家庭的一个内在动因。传统社会对性的看法是性行为的实施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忽视其在婚姻中的地位。三是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市场经济带来了平等、自由观念，反映在婚姻家庭中，夫妻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愿望，更加注重个性的和谐．强调爱情是婚姻的重要构成部分。青年人的家庭经济观主要表现在夫妻双方在各自财产的支配权上，夫妻之间有平等的财产分配权、继承权，注重在经济地位上的平等。同时，在家庭消费方面，青年人主张夫妻双方有平等的财产支配权。青年人的生育观已经摒弃了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大多数青年人认为生育一个孩子更有利于孩子的教育，把注意力集中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当然也有青年人为了自我的个人实现以及看到了婚姻家庭中的不和谐现象选择了不生育孩子。即“丁克家庭”。以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目的。总体上，当代青年人的家庭道德观有其进步的因素，摒弃了传统的一些旧思想。更加注重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爱情婚姻等合理的家庭道德观念。

(二)当代青年家庭道德观伦理分析。根据当代青年家庭道德观的特点，可以看出家庭道德观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等。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如由自由恋爱引起的婚外情，由性开放引起的婚前性行为等。这些弊端要求青年人要树立正确的家庭道德观。

首先在婚恋观上要端正恋爱态度，提倡文明交往，新时期的恋爱道德要求人们在恋爱中志同道合，共同发展。真正高尚的爱情和婚姻不仅是异性的吸引，更重要的是情操和志趣以及心里的一致与和谐。同时要求青年人要文明交往．要遵守社会公德，不要对他人的生活造成不良的影响，包括现代的恋爱不文明现象、婚外情、第三者等。

其次是在家庭经济关系上，由于受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一些青年人将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准则运用到家庭中来，如婚前财产公证还有“啃老”方式等。这是对我国传统家庭道德的一个挑战，在新时期我们要公正和合理的处理家庭中的经济问题，严格遵守“孝”的原则来处理在奉养老人的经济问题，以正确处理家庭经济关系。·在正确处理家庭经济关系的同时要大力弘扬“孝”的传统文化。最后在生育观方面。青年人要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运用科学的教育方式．尤其是关注下一代的道德培养，减少社会问题少年的出现。

篇（10）

中国传统道德修养观以“仁”为核心,以“圣人”“君子”为最高理想人格,主张通过博学慎思、笃行践履等修养方法,最终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①

传统道德修养的核心内容、方法和局限性

传统道德修养的核心内容。“仁义礼智信”是儒家道德观的主要内容,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这儒家“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因素。仁者“爱人”:“仁”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孔子“仁”的基本思想就是“爱人”,并要求将“仁”行于天下,细化为“恭”“宽”“信”“敏”“惠”。见利思义:孔子主张用“义”来规范求利的行为,他认为“义”在人生价值中最为重要,反对唯利是取,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②。克己复礼: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礼”是礼仪形式中的社会道德,并且要求通过周礼的重拾而达到仁德目标。知者不惑:孔子将认识自我作为有道德的君子的前提,将理解认识他人的言语作为认识理解他人的前提。孔子将“智”“仁”“勇”作为人的三美德,“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③。言必信,行必果:孔子将“信”作为教育学生的四大任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④。“信”要求人们恪守做人的基本原则,其内涵就是诚实守信。

传统道德修养的方法。传统道德以“圣贤”、“君子”、“慎独”三种境界为修养目标,强调通过修身养性,确定理想人格,成就“内贤外王”。其修养方法散落在各大家的言语中,大致可综合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博学慎思。如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学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混;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⑤等;《墨子》首篇《亲士》中的“士”就是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墨子》中的《尚贤》折射出学习对贤才培养的重要性。二是存养励志。儒家强调自强不息的精神,把励志放在修养的重要位置,儒墨两家都主张人要有志。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⑥。孔子认为,“仁”的境界并非高不可攀,只要能励志、行志、守志,对“仁”有执著的追求,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达到“仁”的精神境界。孟子进一步指出,“士贵立志,志不立,则无成”⑦,人最重要的就是立志,否则将一事无成。三是反省自律。反省是自我修养的起点和前提,是从思想意识、情感态度、言论行动等各个方面去深刻认识自己、剖析自己。孔子与弟子有一段关于自省的论述:“吾一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⑧孔子还教导学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⑨。他将反省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一个标准。自律就是对自我克制、自我约束能力的培养。每个人都应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冲动情绪和不正确的言行,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⑩。四是躬行践履。传统道德修养中主张的自我修养,并非是一种脱离实践的闭门思过,而是崇尚力行,在躬行践履中完善人格。孔子一贯注重“行”,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要求学生“言必信,行必果”、“力行近乎仁”。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力行”思想,强调要想获得卓越的才能,形成完善的人格,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就必须自觉接受各种严酷环境的磨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11}。

传统道德修养观的局限性。以儒、墨两家为代表的传统道德修养观非常丰富,它所提供的道德修养的理想性原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铸造与礼仪之邦的构建功不可没,但其历史局限也不可否认。这一方面表现为修养目标的局限性。传统道德修养观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是按封建伦理纲常的模式设计的,其最终落脚点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它强调主体自觉性,但忽视了主体的自愿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自由,造成了修身行为与修身结果的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修养方法的局限性。传统道德修养方法中的“内省”、“励志”、“慎独”等都强调个人的自我修养,始终没有跳出自我圈子,没有很好地体现个人修身与社会的联系以及社会因素对个人修养的影响。

传统道德修养观价值追求的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道德修养观的现论价值。

第一,为现代伦理道德建设提供了美德资源。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始终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道德根基、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要求,带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发展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传统道德修养中,人们追求一种“止于至善”的理想人格,具备这样人格的人就是坚持“仁”,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在道德修养方法上则提倡克己慎独,注重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中国传统道德修养观强调“行己有耻”、“慎独”、“良心”等,强调道德主体的能动性、知行统一和道德自律。

第二,为社会主义荣辱观奠定了理论基础。荣辱观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传统道德修养观强调“仁、义、礼、智、信”,主张依靠个人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自我行为,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传统道德修养要求人们反省自律,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各项要求就是为人们的自律提供规范。传统道德修养要求人们做到知行统一,注重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在实践中得到深化。

中国传统道德修养观的现代实践价值。

第一,有利于培养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优秀文化的积淀和升华,是民族优良传统的结晶,也是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强大动力。孔子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杀身以成仁”{12},孟子强调“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3},表明他们都对道德修养高度重视,主张养成一种浩然正气,树立自立自强的精神。当今社会应该大力倡导民族精神,引导每一个社会成员培养自己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承受挫折的能力,在挫折中磨练自我,在逆境中成就自我,从而使整个民族在自立自强的精神感召下越来越强大。

第二,有利于学习型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博学慎思”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提供了基本方法。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4}从身边的人和事学起,不要舍近求远,更不要好高骛远。此外,道德修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公民讲公德,有君子风度,为人要诚恳,互帮互助。传统道德修养中的仁爱、孝悌是主体道德修养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的核心;忠信智勇是为人处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礼让、和善是主体道德修养、立身行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准则。

第三,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律意识和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人是社会的人,人在社会生活中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此,人际交往的修养在现代社会中显得特别重要。孔子倡导“为仁由己”,即如果想成为品德高尚、受人尊敬的人,就必须约束自我行为。“克己复礼为仁”,强调克己,强调修养者的主体地位,也就是强调培养人们的道德自律意识。此外,拥有完善的道德人格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传统道德修养方法中注重个人修养的“自省”,主动剖析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以达到传统道德修养的理想人格――“圣人”和“君子”。这种“自省”要求人们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人的道德信念,时刻鞭策自己。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道德秩序容易失范。以道德修养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和培养良好的人格为起点,达到慎独的境界,用内心的信念规范自我行为,对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和规范社会道德秩序具有重大意义。(作者单位:长江师范学院)

注释

①龙生祥:《礼记・大学》,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②吴天明,程继松:《孟子・梁惠王上》,湖北:崇文书局,2004年,第23页。

③龙生祥:《论语・宪问》,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5页。

④⑩龙生祥:《论语・颜渊》,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⑤龙生祥:《论语・阳货》,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8页、221页。

⑥龙生祥:《论语・子罕》,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⑦吴天明,程继松:《孟子・离娄下》,湖北:崇文书局,2004年,第158页。

⑧龙生祥:《论语・学而》,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