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社会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04-11 00:16:53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历史与社会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关于现代社会的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孙春晨指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消费主义。通过符号消费，消费主义强化了身份伦理，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中国政法大学赵庆杰指出，现代性社会以世界祛魅、个人主义、价值多元、未来主义为主要特征。同济大学邵龙宝指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价值困惑主要表现为知识观的分裂、荣辱观的倒错和成功观的迷惘。
(二)关于现代社会伦理问题的特征
韩国伦理学会会长徐圭善指出，要描述现代社会伦理问题的特征，首先要回答“是否每个社会问题都与伦理问题有关?”全球化和信息化造成的“时空压缩”使得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所有社会问题紧密相连。与之相应，伦理学的研究方向从个人伦理向社会伦理转变，我们必然要更多地关注伦理、道德与法律、制度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刘曙辉讨论了时空距离与道德义务的关系，认为时空距离与道德义务问题上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伦理学领域偏颇性与公正性之争。天津医科大学郭卫华指出，要有效化解道德焦虑引发的精神困扰，必须恢复“情”的伦理功能、重建伦理秩序和重拾“意义”。浙江大学张彦认为，现代社会的伦理问题之一是如何在多元文化中建立起道德认同。
(一)儒家与现代社会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都圣达分析了儒家伦理的道德正当化理论。吉林大学曲红梅分别从理论根源、具体设计和对家庭成员或同胞的态度对孔子和克吕西波的道德世界主义进行了对比研究。浙江财经学院亓奎言指出，孟子认为我们对他人的爱有等级差别，且随着与我们关系亲近程度的降低而减少，神经伦理学为孟子爱有差等的思想提供了现代科学的临床和实验证据。
(二)道家与现代社会
西北大学王永智认为道家哲学以自然的终极关切、智慧的生活、本真的生命和道德的社会，为现代人过上更有意义和尊严的生活树立了“方向标”。杭州师范大学朱晓鹏指出，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道通为一”的万物平等观、自然无为的行为态度和知止知足、热爱生命的人生观。
(三)佛教与现代社会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潘卡基·莫汉(Pankaj Mo-han)指出，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印度教的一部分，基于种姓的特权和歧视可以在宗教上获得证明。种姓制度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发生改变，它严格的结构及其对印度人心灵的影响逐渐变弱。20世纪，所谓的“贱民”在安贝德卡(Ambedkar)的带领下逐渐接受佛教，并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教共同体——新佛教徒，他们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成功地挑战了上层种姓的政治权力霸权。
三、现代社会的应用伦理问题
(一)经济伦理
上海财经大学夏明月分析了劳动伦理的三重维度，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维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陈伟宏分析了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上海师范大学刘妍指出，和谐劳动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并提出了和谐劳动关系的实现路径。上海师范大学马晓翼分析了当代中国消费伦理观念的变革。韩国上元高中金美德则分析了名画市场中的伦理问题。
(二)政治伦理
浙江工商大学陈寿灿指出，人的尊严属于人权的一部分，其保障离不开一定的现实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市民社会。韩国忠北大学赵日守将政治义务分为特殊－非自愿的要求、特殊－自愿的要求、一般－非自愿的要求和一般－自愿的要求，并分别分析了政治义务的连带理论、相互作用理论、自然义务理论和自制理论的优缺点。韩国清州教育大学尹建荣探讨了现代社会领导阶层的道德性问题。南方医科大学林楠从个体实践维度、群体实践维度和社会实践维度论述了廉政伦理建设。
(三)社会伦理
韩国交通大学洪容熹分析了社会不平等的功能主义理论及其局限。北京科技大学马晓燕指出，在现代性条件下，作为承载着社会关系生成与构建的重要场所，空间日渐成为社会冲突的重要原生场域。河北师范大学闫世东指出，社会权力的存在与运行必须遵循正当性原则，而判断社会权力正当性的依据是“权利”，即社会权力的存在与运行是否有利于权利的实现与保障。温州大学戴海东和卓高生指出，公益精神呼吁对生命的珍爱、心灵的升华、尊重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关照，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有着重要作用。湖南理工大学彭柏林分析了当代中国公益慈善面临的主要伦理问题，即诚信问题和参与公共慈善活动的道德自觉性问题。
(四)环境(或生态)伦理
北京交通大学路日亮指出，目前人类文明正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范式转换，文明范式的转换必然要求人生存方式的转变，生存方式的转变又需要新的伦理规范。韩国京仁教育大学金显洙探讨了将社会契约方法应用于环境问题的前景，指出社会契约方法可以作为环境伦理的社会伦理基础。韩国西原大学崔文沂分析了生态伦理的能源路径。韩国首尔教育大学边淳庸研究了生态持续性与生态伦理的意蕴。
(五)体育伦理
韩国伦理学会会长徐圭善指出，很多体育伦理问题不能通过培育运动员的个人品质来解决，因此，现在人们需要更多地从社会伦理层面来分析。上海体育学院龚正伟厘清了美国体育政策演进的背景、过程和基本内容，探讨了美国体育发展壮大的规律，力图为中国体育发展提供参照。江西师范大学吴瑾菁指出，足坛反腐事件反映出体育道德中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职业伦理意识淡薄、道德行为示范和价值观的迷失，其原因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个体的因素。
篇（2）
如今，国内建筑学院里的国际学术活动越来越频繁，网络建筑资源也是汗牛充栋，不少青年建筑师和学生面对众说纷纭、五花八门的外来理论——建筑哲学、符号学、现象学、类型学、文化人类学……谈完了“后现代”、“解构”，又谈“建构”和“身体与建筑”。确实有些人是真正专心在研究，可还有许多人是人云亦云、见异思迁，把建筑理论当成时尚的东西，不断地与时新的理论“俱进”。许多人把最旺盛时期的经历不断消耗在无谓的对理论的激动中。须知，国外的这些理论和观点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破，涉及到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艺术、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及数学、信息技术等自然科学领域。
然而，在浮躁的理论界，有许多人动不动用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论术语来解释我国的建筑现象，牵强附会。如“建构”一词，许多学者在不明白它的真正含义的情况下就试图用它来证明我国建筑中早就有了“建构”思想。“建构”(Tectonic)一词起源于希腊语，原指木匠和建筑匠的手艺。经由19世纪欧洲建筑理论家的工作，“建构”逐渐发展为特指建筑在物质层面上如何建造的艺术，成为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作为对后现代主义日益商业化和表面化的批判，“建构”观念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的年轻建筑学生。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谈论“建构”迅速成为建筑理论时尚的今天，“建构”和其他许多引进的西方理论话语一样，面临被肤浅化和庸俗化的危险。对西方的理论不加咀嚼就随意引用，必定会消化不良，更不要指望能对我国建筑现状起什么积极作用了。
理论最忌僵化和教条。有许多学者故弄玄虚，把西方语境里很平常的话语翻译成拗口的中文，以显示自己的高深，实际上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恋罢了。如某介绍西方先锋建筑理论的论文，笔者读下来竟如同嚼蜡。文章通篇充斥了奇异的译名和晦涩的话语，还有很多电影、文学方面的未经解释的术语，其中很多翻译的语句前后关系含混，不知道作者想要说什么，可见他只是把别人的话逐句生硬地翻译过来，想必作者也根本没有理解原作的精神，否则不会讲不清楚，只是照猫画虎的描摹了一遍罢了。真不知这类文章和所谓理论能对学建筑的人有何裨益?
学院派的建筑理论教育历来是与建筑实践有距离的，强调“宏大叙事”，即是以群体、抽象和形而上基础的历史叙事方式，含有未经批判的形而上的成分。它制造叙事霸权，并因而成为学院派建筑理论所依赖的基本模式。学院派理论家企图绕过私人感受，用宏大叙事取代对作品的细读分析，导致当代建筑批评以及文化批评越来越远离艺术经验。看看今天的一些重要的建筑期刊，都快成了为官方或学术权威霸权的田地了，在那里听不到自由的声音，看不到独立的见解。而如《时代建筑》这样的杂志，就能看到各种不同的个人论点在激烈碰撞，读者能感受到清新的新面孔，呼吸到新鲜的学术空气。难怪许多实验和先锋的建筑师选择在这里说出自己最真实的体验和感受。’
读过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的人都知道，他极少运用成语和某某名人说过的话，他用最朴实的语句说出了最真实的感受，给读者的感受是最亲切、最有震撼力的。他试图用“私人叙事”的真实体验来抵抗学院派“宏大叙事”的臃冗陈腐的叙事霸权。 转贴于
篇（3）
本文认为，正是从17世纪60年代奴隶制法律化的过程启动开始，北美的白人意识逐渐进入了它与统治欲、征服欲或虐待欲结合的时期，其目标指向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种族。这种新型的、毒化了的白人意识即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种族主义”。(注：关于种族主义的早期形态——白人意识——的定义及其成长，请参见拙文《英国历史传统与北美奴隶制的起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05-110页。)
对于这种转变的过程及其动因，首先必须从奴隶制本身的性质来寻找答案。事实上，作为一种权力体制，寻求最大程度对人身的控制体现了奴隶制的内在要求。早在1590年，一位英格兰评论家即指出：“在所有缺乏自由的人中，奴隶的隶属性最强，因为奴隶是服役于或束缚于另一个人，甚至违背了自然性的一种人”，“甚至其子女也感染上其父亲奴役状态的麻疯病”。[1](P31)约翰·洛克也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可恶而悲惨的人类状态”，[2](P3)“这是最完全的奴役情况，它不外是合法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战争状态的继续”。[3](P17)保持奴隶制，意即维持这种征服状态。其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力图使权力的砝码移向自己一边。其结果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实际上构成了奴隶制的核心问题。对于主人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训练，作为主人的习惯使得他热衷于追逐权力，珍视荣誉，(注：关于病态的荣誉感，可参见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使自己浸染于“一种基于自尊和权力意识的骄傲感之中”。[4](P66)按照斯坦普的分析，主人必须采取五种步骤，即确立严格的纪律，在奴隶心中灌输低下意识，使其畏惧于主人的威严，接受主人制定的行为标准，以及制造奴隶无助的感觉。[5](P144-147)这样，以统治和征服为取向的权威主义结构——即种族主义——便很容易产生出来。
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之前，当奴隶制仍停留在社会习俗层次，还没有构成经济的主导性支撑因素的时候，无论在南方的切萨皮克地区还是在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对奴隶控制的问题尚不严重。奴隶的人数也十分有限。1650年弗吉尼亚只有300名奴隶，[6](110)1663年也不过1500名黑人。[7](24)北部更少，在其法律化开始前的1680年，黑人只占总人口的2.3%。[8](240)在这种情况下，主奴之间的个人关系还占据着主要地位；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尚未确立。也正是出于这种个人控制的特点，奴隶能够寄希望于不确定的未来，而使主奴关系相对温和。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在17世纪的弗吉尼亚北汉普顿县，英国人和非洲人能够以相对平等的身份互相对待达两代之久。”[9](P16)
然而，随着南方大种植园的发展，随着黑人人口的增加，以个人控制为特点的传统体制便打上了更多的社会性烙印，进而推动白人群体形成一种崇尚权力控制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从1660年开始，维持约20年的烟价低潮刺激了南方生产规模的变革，小规模的生产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到17世纪80年代初，随着欧洲市场的恢复，廉价烟草竞争的态势已经形成。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开始积极介入奴隶贸易，为北美殖民地运来源源不断的劳动力。[10](P24-28)到1700年，黑人已占南方总人口的21.1%。[8](P240)奴隶人口的增长、生产形式的非个人化，是导致种植园纪律强化、社会不安状况加剧的主要原因。黑人人口的增长还导致监工阶层的兴起，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员一般从贫穷白人中招聘。这样，不仅主奴间个人色彩淡化，且社会参与成份加大。在管制黑人行为方面，整个白人社区也感到共同利益的加强，因为诸如逃跑、谋反之类的举动不仅腐蚀种植园纪律，而且对整个白人社会都构成威胁。白人小农当然也不愿看到一个竞争性的黑人对手出现。
随后一系列奴隶制法律相继出台。如马里兰议会于1663年规定：“所有黑人和其他奴隶，将服役终身”，“所有黑人或其他奴隶的孩子，将像其父母一样成为终身奴隶”。[11](P109)弗吉尼亚议会则先后规定：“在这个地区出生的所有孩子，将只根据其母亲的地位，决定其奴隶或自由的地位”(1662)；[12](P44)“施洗并不能改变一个人是奴隶还是自由的状态”(1667)。[12](P45)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制法律化过程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到1705年已基本完成。新英格兰地区则慢一拍，法律化过程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到18世纪初亦告一段落。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奴隶只是动产或不动产，因而从法律本身的角度来看，奴隶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人们很清楚，制订奴隶制法律的根本目的是防止奴隶的反抗，使其既听命于主人，又不致危害整个白人社会。如果说奴隶制的引进主要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话，那么奴隶制法律化的目的主要是解决种族问题。“奴隶制的建立，不只是提供劳工控制，它也是一种调节种族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体系。”[13](P152)不过从法律实施的途径来看，法律不是教育黑人如何做，而是训练白人如何做。主人被赋予几乎无限制的个人权力，[12](P91)特别是运用鞭子的权力，以免他的奴隶造成社会负担；所有白人则被赋予惩罚逃奴、阻止奴隶聚集和行使巡逻的义务。[12](P93，P96)；[5](P153，174)；[14](P60)；[15](P23)主人不得随意释放奴隶，[5](P232-235)其家长主义温和性的一面不得没有限度；而所有的白人都不能向奴隶出售酒类、教其识字或纵容逃跑。[5](P211-212)法律鼓励白人在控制黑人方面保持一种社会责任感，引导普通白人献身于所有白人的“共同事业”，以便为控制情结打下一种跨阶级的“善”的基础。其结果是一种合乎“正义”的战斗激情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统治情结也与个人主义在17世纪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在殖民早期，个人主义的经济基础还不十分成熟。以当时最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公司体制为例，在其最初被引入殖民地的时候，个人仍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于旧的社会秩序之中。如在弗吉尼亚公司所设计的殖民计划中，身兼士兵和职员之二任于一身的佣工占有中心地位，军事纪律束缚着每个殖民者。[16](P5)在这种体制下，雇员的积极性明显不高。为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发明了“人头权利制”，其特点是将劳工引入与土地授予相结合。[17](P5)其结果是殖民者开始为自己而不是为英格兰股东生产作物。在17世纪的其余时间内，南方农场主继续沿着河道、海岸到处寻找肥沃的土地，种植烟草这种大宗作物并输出到英格兰，使得规模可观的大种植园的出现成为可能；凡不能生产大宗作物的地方，则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场。在新英格兰，则一开始就从英格兰引进了敞田制，村民大会决定种植、收割等事宜。这种敞田制无疑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贸易也以地方集市为主，但市场化的逐渐推进仍构成殖民时代总的趋势，特别是随着18世纪末“圈地运动”的进行，最终由个体农场取代了敞田制。
政治权力下移是殖民地的普遍特征。由于英王对殖民地无动于衷的态度和路途遥远的事实，使得代议制得以在部分公司殖民地、皇家殖民地和业主殖民地建立起来。[18](P3-25)；[19]而且重要的是，来自英国的上层势力在17世纪30年代就被本地领导力量取代。[21](P40)马萨诸塞的代议制则是从公司体制中分化出来的，即先从公司董事会中选出总督参事会，股民组成“大法庭”(议会前身)，1644年参事会成员和大法庭成员分离后，代议制雏形初现。[22](P51-56)这种政治自治的确立，也为个人主义的脱颖而出奠定了社会基础。
正如科斯洛夫斯基所说：“经济的独立过程是欧洲精神向个体化发展的标志。”[23](P9)在精神领域，个人主义的崛起成为17世纪北美的历史事实。众所周知，新教改革的一个后果是，教士的中介地位被废除，信徒个人不得不直接面对超然的上帝。一方面是一个专横拔扈、一意孤行的上帝，“依据他的意志，上帝施予或拒绝仁慈，完全随其所愿”，[24](P76)另一方面是人的软弱无能，如加尔文所说：“我们因感到自己的无知、空虚、贫乏、软弱、邪恶与败坏，于是叫我们察觉而且承认，只有在主那里才找得着真正的智慧、坚强的力量、完全的仁慈与无疵的公义。”[25](P3)对上帝的无限信任与对人的怀疑乃至怨恨，构成了时代精神的两个侧面。[26](P13，17)；[27](P4-50)北美殖民地的宗教继承了这个特性，人们几乎毫无疑义地强调权威的最终来源是上帝，并以此强调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神圣权威之上。[28](P3-12)但由于每个白人都有几乎同样的道德价值，即一个人不比另一个人更有得救的价值，[29](P2)；[30](P148)使得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建立在个人的之上。因此，清教的核心教条——盟约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契约理论的神学版本；[31](P4)五月花公约则展现出一个在“自然状态”下个人之间达成社会契约的罕例；[32](P5-6)理论色彩较淡的安立甘宗却把个人尊严表现在其组织的囊括性上：每个人都不能被人武断地排斥于上帝之国的大门之外。[22](P116)沃那·斯塔克对此概括为：“天主教教义……体现了汤尼斯所说的共同体原则，即整体先于局部。相反，加尔文派则产生于联合的原则：局部先于整体。天主教是根据有机统一体的观点来思考问题的；它是集体主义的。加尔文教则是根据有利局部的契约论观点思考问题的；它是个人主义的。”[33](P89)
简单地说，个人主义是一种基于个人财产权和自治权之上的生活方式，一种以神虐方式表现自我尊严、自我的精神状态。如果个人主义原则能够得到普遍适用的话，倒也无损种族问题之大局，也与白人意识的嬗变扯不上关系。问题在于，这种自我尊严被严格限定于白人共同体之内。如果说白人的精神世界尚承受着神虐的话，作为“不可见的人”——黑人则须承受着白人和上帝的双重“施虐”；换言之，对黑人的神虐必须通过白人这个中介发生作用。所以在南方，白人乐于将种植园看做是不可侵犯的城堡；在北方，白人则以《自由法规》的形式个别规定所谓“陌生人”的位置。凭藉其在上帝与黑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白人获得了一种力量感和安全感。正如威廉·加韦斯后来所阐述的那样：“再也没有比这更显而易见的了，荒野的野蛮人需要一种更具威力的武器的限制，[白人]个人则不然，其情趣和天性处于道德和宗教情感的内在约束之下。”[34](P19)
当然，统治情结并不是不需要限度。即使是主人，其权力从一开始也受到上帝律法的制约。他不能滥用权力，令其奴隶做邪恶之事；对非份要求，奴隶有权利予以谦逊地拒绝，“因其主人和他们都是上帝的奴仆，他们不能违抗他而取悦于人”。[35](P34)如果说移民之初出游荒野的危险尚造成顺从神虐心理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退的边疆则会给予其某种安全屏障。如汉德林所说：“作为荒野的人民，他们身处新世界的家园，这种事实本身即给予他们一种力量感。”[16](P10)最终，专横的上帝不再被人注意，人们开始逐渐转向耶稣这个具有神性的人，一种“爱的宗教”在18世纪初开展的大觉醒运动中诞生了。个人主义也由此完成了从强调神定铁律到自由个人的转移。在这种过程中，作为调整措施，习惯以种植园作为个人主义单位的南方形成了针对黑奴的“家长主义”，绝对控制开始与个人温情有了更多的、受到当局鼓励的糅合，[8](P60-62)而北方则开始注意和强调包括黑人在内的所有人的“自然权利”。[8](P59)
三
将奴隶制法律的奴役对象及个人施虐对象限定于特定种族，毋庸置疑地促进了白人意识向种族主义的发展。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其本身的逻辑便开始自动发挥作用。18世纪种族理论系统化的事实表明，白人意识与统治欲在理论上的结合过程已经开始。
种族理论的系统化，得力于人类学者的推动。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在1735年发表的《自然系统论》中提出了物种不变性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将物种按等级排列，并描述了各物种内部的多样性。在他的排列中，人作为物种之一而与猿为邻。尽管他对物种内部存在的多样性兴趣不大，但他还是依据肤色将人分为四种类型：欧洲人种、亚洲人种、非洲人种和美洲人种。在他看来，这些人种同属一个梯级，并无质的区别，差别只在于环境因素。林奈所开创的方法被乔治·布丰所继承。他在1849-1804年间写成的《自然史》中对人种的分类有了进一步的说明，提出了变异论。因其肤色是“人的真正和自然的颜色”，[36](P36)白人种族被他作为标准类型，其他种族都是这种类型的变异。另一位生理学家约翰·布鲁门巴奇则以头盖骨的形状对人种予以分类，确定出高加索人、蒙古人、美洲人、黑人和马来人这五个人种，由此奠定了其“头盖骨之父”的地位。
网络式划分法只对大的物种进行分级，并拒绝在不同人种之间安排秩序。但他们的科学研究却刺激了人们对古老的生物大链传说的兴趣，并试图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含义。
生物大链思想远可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他将宇宙看成是由55个同心圆球所构成的体系，其中心是地球，向外依次排列着水、气、火等天上星体。每个圆球都有灵性，而神站在最外圈，产生运动的动力。在这种宇宙论中，中古时期的经院哲学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进一步嵌入了基督教的有关观念。处于等级系列的世界从地狱开始，往上依次排列着大地、植物、动物，然后到达有部分神性的人，在人之上是三个等级的天使，在大天使之上是全能的上帝。这就是所谓的生物大链。生物大链思想以及相关的地球中心观能生动地表现神的至高形象和人的卑贱地位，具有鲜明的梯级特征。
对于18世纪的白人来说，他们所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复述古老的传说，而是竭力发现人类分级的“事实”，以高等动物对低等动物的支配权和神秘的裁决为由论证白人对黑人奴役的合法性。与其17世纪的先辈相比，他们自恃有科学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的支持。由于《圣经》强调人类始祖的共同性，他们便以论证人与猿亲缘关系的远近来绕过这种障碍。18世纪70年代，荷兰解剖学家皮特·卡梅尔提出“面部角度说”，赢得了广泛关注。据他“观察”，在从猿到黑人、最后到白人的头盖骨之间有一个规则的梯级：猿、猩猩、尼格罗人、霍吞图特人(Hottentot)、马达加斯加人、塞里贝斯人(Celebese)、中国人、蒙古人、卡尔马克人(Calmuck)及各种欧洲人。[14](P102-103)与网络式方法明显不同，这种划分方式暗指黑人作为低等人种有着科学的依据。此后，复活了的生物大链思想便在18世纪末的美国成为热门话题。
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托马斯·杰斐逊也对此兴趣盎然。在1787年写成的《弗吉尼亚日记》中，他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观察黑人的“低劣”本性。如在种族特征方面，他写道：白人面部“红与白的精美交织”所体现的“感情表达”，与黑人“永久性的单调”形成鲜明的对比；白人有“飘柔的头发”，形体表现出“更为优雅的对称”，而黑人则“在脸上和身体上毛发稀疏”，“他们较多地以皮肤腺、而不是肾脏排泄，使其发出一种强烈的、令人生厌的气味”。在智力上，印第安人“脑中有尚待开发的萌芽”，而黑人则无任何类似迹象；“在记忆上他们与白人等量齐观，在推理上则低劣得多。……而在想像力上他们是呆板的、毫无趣味的和不规则的”。至于其“动物性”，则表现于他们的贪吃好睡，因为“一个身体安逸、并不思考的动物，自然倾向于睡觉”；他们对其女性更加热情，“但爱对他们与其是精细的感情，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欲望”，他们尤其喜好凯觎白人妇女，如同“猩猩偏爱黑人妇女甚于他们自己的种类”。[37](P20-22)杰斐逊在此将白人和黑人作为人种的两个极端类型予以对照，将黑人置于与猿为邻的位置，并向人揭示出黑人在身体和心智两方面的“低劣性”，以及在生物大链中性骚扰的指向。虽然杰斐逊本人无意于以此为奴隶制辩护，但其他人更乐于像爱德华·朗那样，相信这种低劣“事实”与神秘的裁定之间存在着联系。[10](P14)
杰斐逊的生物大链思想对普通白人的看法影响甚大，尤其是在美国南方。如在报纸上刊登搜捕逃奴的广告时，有些奴隶主常常声称“我的奴隶猿猴”或“狒狒”长相如何如何，这是生物大链思想在民间影响根深蒂固的一个明证。著名的黑人思想家杜波依斯曾指出这种现象：“在旧南部有一种观念——真诚的和热情的信仰——即在人和牲口之间的某个位置，上帝创造了一种叫作中间物(tertiumquid)的东西……”[38](P122)18世纪生物大链思想对人的分级，为白人意识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心理支持，也为19世纪中期奴隶制大辩论时的转变完成阶段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奴隶制法律化以后白人意识向种族主义的演化，使得一种富有毒性和攻击性的性格倾向渗透到美国白人的灵魂之中，加剧了美国历史的悲剧性缺陷，乃至引发了以后的内战和重建的失败。对此，一些美国历史学家的反思是有道理的，即种族主义的持续存在，构成了“美国历史的主题”，[39](P143)尤其是构成了“南方历史的主题”。[40](P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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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理论界通常是以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但保证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经济基础是财政制度,而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部分,也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政府财政支出。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体现,是政府职能的重要部分,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
一、辽宁省财政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辽宁省的财政收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从1981年的146.8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165.3亿元,26年内增长了14.8倍(见表1)。从国内看,2007年辽宁省的财政状况在全国排第七位。而且通过与国内部分省、自治区相比较(见表2)可以看出,辽宁省的GDP尽管不是最高,但人均财政收入比经济发达地区广东省还略低483.2元,但在这五省、自治区中,辽宁省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最高的,为23.1%,比广东省还要高5.2个百分点,比GDP差不多的河北省高8.1个百分点,与同为东北地区也是重工业基地的黑龙江相比,高出了7.2个百分点。从以上比较我们不难看出,辽宁省的财政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的。
二、辽宁省社会保障需求状况
社会保障的需求可以从贫困人口和失业人口保障需求、养老和医疗保障需求、残疾人保障需求等几个方面大致计算出来。
1.辽宁省贫困人口状况。据民政局统计,到2007年全省城镇低保人口约154.6万,辽宁省当年城市低保平均标准191元/月,农村低保人口约为46.1万,农村为1000元/年,①全省所需保障资金约40亿元,而这些资金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
2.辽宁省失业人口状况。由于辽宁省是重工业基地,国有企业多,伴随着国企改革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到2002年累计已有200多万名国有企业职工下岗。2007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44.5万人,失业率为4.4%,与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率差不多(当年全国的失业率为4.0%)。2007年失业保险的参保人数为约622.1万人,领取人数约为19.6万人。缴纳失业保险金10年以上(含10年)的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标准是462元/月,①按这一标准,2007年的失业保险金支出就需约10.9亿元。虽然其中有企业缴纳的保险金,考虑到过去没有失业保险积累,相当部分的保险资金要由财政负担。
3.辽宁省养老、医疗保险状况。2007年末,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299.7万人,其中在职职工891.6万人,离退休人员825.8万人,基金收入约352.0亿元,需支出约425.9亿元,存在约73.9亿元的资金缺口。基本医疗参保人数为1087.8万人,基金收入约112.7亿元,基金支出需约84.2亿元,结余约28.5亿元。另外,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参保人数为1511万人,补贴标准为50元/年,每年约需7555万元。这三项每年共需资金约510.9亿元。
4.辽宁省残疾人状况。残疾人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对象之一。辽宁省残疾人人口数在公开文献资料上未查到,但从国际上来看,一般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5%～8%。2007年辽宁省的总人口为4298,我们取5%的标准,残疾人口约为214.9万,按全省城市低保平均标准191元/月来计算,仅2007年就需保障资金约41.0亿元。
仅以上各项支出就约需保障资金631.3亿元,再加上没有列出的残疾人补贴等其他需保障项目2007年的社会保障需求超出当年社会保障支出(当年社保支出为469.6亿元)161.7亿元。
三、辽宁省社会保障支出状况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反映出在既定的社会保障需求状况下,财政资金实际上满足需求的多大份额,从而可以比较出财政能力的状况。
1.辽宁省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状况。辽宁省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出呈逐年上升趋势,从表3可以看出2003—2007年的状况:
(1)财政支出方面:在这五年间,辽宁省财政支出是逐年上升的。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在2007年增长迅速,是2006年的2.3倍,比2003年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率为29%。(2)社会保障支出方面:辽宁省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也是逐年上升的。虽然辽宁省社会保障支出总额随着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20%,但其增长速度低于财政支出的速度,而且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呈下降趋势。(3)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方面:人均社会保障支出逐年增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辽宁省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从2003年的441.2元增长到2007年1109.7元,增长了2.5倍。
2.辽宁省社会保障分项支出状况。从表4可以看出,在2003—2007年间,辽宁省社会保障的分项支出,随着社会保障支出的逐年上升而上升。在2003—2006年,社会保障支出构成包括卫生经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与社会保障补助支出,2007年社会保障支出构成包括卫生经费与社会保障和就业,其中卫生经费比上年增长52%,社会保障和就业比上年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与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之和增长了59%。可见,社会保障支出各项在2007年增长迅速。
四、辽宁省财政能力与社会保障的适应性状况
一般来说,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速度是“此增彼减”的关系,即当经济快速增长时,居民收入水平增长较快,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数相应减少,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下降。但伴随着辽宁省的经济发展,辽宁省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也是居高不下的。从表5,我们可以看出,辽宁省2007年一般预算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项是最多的,占23%,比上年增长了24.8%;而同为社会保障支出的医疗卫生项占3.8%,却比上年增长了43.9%,是增长速度最快的项目,这也体现出了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
从全国来看,据中国统计局统计,2007年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额为7437.12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14.9%,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572.1元。而辽宁省同年的社会保障支出额为469.6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13.3%,比全国的低1.5%,但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1109.7元,是全国的1.94倍。
为了更好地分析辽宁省财政能力与社会保障的适应性状况,选取GDP最高的广东省、与辽宁省GDP差不多的河北省、同是东北三省且也是重工业基地的黑龙江省及地处西部的与之进行比较。(见表6)在五省区中,尽管辽宁省在财政收支上没有排在第一位,但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比财政状况最好的广东省还多出了453320万元,排在第一位,而且占财政支出比重也是最高的,为13.3%,比河南省高了3.1%,比同是东北三省的黑龙江省高了1.7%。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方面,最高的是,可能是因为当地的人数少,才使得人均值高,比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最高的辽宁省还高了104.0元。从中可以看出,辽宁省、黑龙江省由于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所以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比较大,而像广东省这样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比较轻。
五、结论
通过对辽宁省财政能力和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以及与其他地区的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尽管辽宁省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比重以及人均社会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相对于全省的社会保障需求来讲,还是相差不少,这也就是说,辽宁省现阶段的财政能力与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不相适应的。可以通过调整公共财政投入结构,适当加大社会保障支出比重,以适应社会保障需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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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体育社会问题及危害
体育—这一人类社会活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体育的实际社会效能不仅表现在增强人们体质，同时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国家安定团结、丰富文化生活、培养人们良好的个性心理、促进经济发展、发展国际交往和促进人们之间的友谊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现在出现了一些体育社会问题，不仅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干扰人们生活，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正常运行;同时妨碍体育的正常健康发展，既不利于正确地完成体育的目标，也不能充分发挥体育的各种效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并采取有效的方法予以治理。
所谓体育社会问题是指: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关系、作用和事实，出现病态或失调，危害了正常社会秩序，并影响体育运动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需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和控制的社会现象。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有时表现为一种客观行为，如“吹黑哨”、“打假球”、“滥用违禁药物”等等;有时表现为一种客观现象，如“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失衡”问题，“我国竞技队伍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以及“‘体育政治化”问题等等。
综合起来说，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的影响和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体育的影响:妨碍体育的公平竞争，站污了体育的形象，_对运动员、教练员及人民群众身心产生危害，导致体育畸形发展。第二、对社会的危害:干扰人们的生活，严重时能扰乱社会正常运行秩序，甚至引起和激化社会矛盾。
二.体育社会问题的治理
1、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必要性。
正因为体育社会问题同时具有两方面的危害和影响，所以要对体育社会问题进行治理。另外，治理好体育社会问题，对消除体育中不公平竞争现象，维护体育原有的纯洁的精神，促进体育的健康发展，让体育更好地为建设我国的“两个文明”服务，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具有现实的意义。同时，我国的某些体育社会问题几近“疯狂”，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如前段闹得沸沸扬扬的“黑哨”事件，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捂着盖子”，不敢揭开。当我们为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欢呼时，又有谁知道正是中国的这种“国粹”—“假球”、“黑哨”，耽误了我国足球运动多少时间。
2、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手段。
①行政手段。因为目前我国政府是利用行政力量来对体育实施宏观调控，那么治理体育社会问题就少不了要通过使用行政手段。采用行政手段治理体育社会问题，是通过制定体育的方针、政策、调拨体育经费、任免体育官员、审批体育社会团体、开展重大体育活动，以及通过对各种体育理论的选择和评价，组织研究体育的发展战略，编制体育的规划和计划来实现。
②法律手段。法律手段在治理体育社会问题中起着主导性和规定性的作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各体育社团的群众团体法等。它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稳定性和不可违背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在体育竞赛中严禁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禁用药物检测机构应当对禁用的药物和方法进行检查”，“在体育竞赛中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直接负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是对解决“滥用违禁药物”问题的直接写照。在运用法律手段对体育社会问题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应注意两点:其一，具体针对某些问题的法律条文，随着这类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自动失效，对于这些条文要予以扬弃。其二，对可预见性的新的体育社会问题，应通过立法的手段提前予以控制，以避免这类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和恶化。
③纪律手段。纪律是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为自己的成员规定的行为准则，与法律不同的是，因各组织的性质、目标不同，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纪律，所以纪律有多样性的特点。纪律是法律的辅助手段，也具有强制性和不可违背性。纪律手段在治理行为性体育社会问题中起着重要作用。
④社会舆论手段。社会舆论可以督促某些现象性体育社会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对一些行为性体育社会问题具有控制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行为的导向。社会舆论往往暗示出特定社会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以体育这一特定社会现象作为一个社会层面，它的基本价值规范是“更快、更高、更强”，基本行为准则是“公平竞争”。这正是社会舆论一直关注和监督足球运动中的“假球”问题和“黑哨”问题的原因。其二是社会行为的约束。社会舆论是一种公意，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对少数人的与众不同的言行，特别是越轨行为具有压力。如“吹黑哨”、“打假球”等是少数人的行为，这些人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往往会改变或放弃自己原来的行为。
⑤其他手段。包括道德、习俗、信仰等手段，它们主要是通过对人的思想、观念、认识等产生作用，然后再对治理体育社会问题产生影响。如“运动场暴力”问题，不仅影响正常的体育比赛，还对运动员和观众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通过对运动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后，可以适当地缓解或解决这一问题。这些手段虽然不像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来得强烈和直接，但在治理体育社会问题过程中，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3、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基本要求。
①应具有客观性。只有对实际问题进行正确、客观的认识，才能发现问题的症结，进而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然而，我们的认识往往受到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不能作到公正和客观，这要求我们对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作具体的分析，有效的治理必须建立在正确、客观的认识上。
②应具有针对性，或称选择性。在治理体育社会问题过程中，无论是采取哪一种治理方式或治理手段，都要针对具体的问题。或者说治理具体的问题时，采取的方式、手段应有选择性，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否则适得其反。
③应具有灵活性。在治理某一问题时，往往有多种方式或手段可供选择，在选择具体的方式和手段时，要依据问题的发展和变化，灵活地变换选择，才能有利于体育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控制。
④应具有适时性。体育社会问题都是发展变化着的，因此在治理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适时性。比如，相关的法律条文一定要适用于现时期的问题，而不应只是对过期问题的鞭答;社会舆论一定是关注现时期的问题，而不应仅是对未来假想问题的谴责。
4、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两个基点。
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基点应该放在对现行体育体制和体育法制的改革和完善上。包括体育社会问题在内的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几乎都与相应的社会制度和体制的失调有关，并且在导致社会问题的各种原因中，体制和法制的失调往往是根源性的。由于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变迁的广泛性和迅速性，使得某些体制和法制上的东西存在缺陷或混乱。如我国的足球管理体制，“中国足协”既是民间足球协会又充当足球运动行政管理机关，既是“甲级”联赛的组织者，又是管理者、经营者，还是执法者。这种体制，与我国球迷痛恨的“黑哨”、“假球”等问题的出现，有着莫大的关系。《体育法》只对体育比赛中的裁判权利义务作了一些规定，但没有对裁判的违纪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甚至在中国足坛“黑哨”现象曝光后，却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法律条款来惩处。
根据以上事实，笔者认为为了有效的治理体育社会问题，应该合理地改革我国的某些体育体制，进一步完善体育法制。具体的说:在体育体制的改革方面，应确实分清行政、管理和经营的性质、权限和责任，不能因体制自身的混乱，而成为体育社会问题产生的“温床”;在体育法制方面，《体育法》中应该具有详细的对违反有关规定作出处罚、处理的条文，不能因自身的漏洞，而让某些体育社会问题的产生有空可钻。
三、正确认识当前存在的体育社会问题
1、应该充分地认识到体育社会问题存在两个方面的影响和危害，不能文过饰非，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治理。同时应客观认识到体育社会问题与其它社会问题相比，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冲击力要相对较小，在治理体育社会问题过程中，不要将之盲目扩大化。
篇（6）
一、引言
“范式”(paradigm)一词首先由美国著名科技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其含义是指科学发展中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模式或体系。范式是指一般框架或视角,字面含义就是“看事情的出发点”,它提供了观察生活方式和关于真实实体特性的一些假设。理论指用来解释社会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统化的关联性陈述。因此,理论赋予范式真实感和明确的意义。范式提供视角,理论则在于解释所看到的东西。随着“范式”一词被广泛地推广和应用,它已经成为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的模型或模式的代名词。而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体育学下设学科,是体育文化发展的理论基础。那么,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可资借鉴的模式或体系呢?或者说有没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这个命题作为研究重点,以原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以及有关“范式”的框架体系为基础,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基本理论和体系。
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分化以来,在体育体制改革、体育可持续发展、体育产业发展、体育发展战略、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奥运战略、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等领域和问题的探讨上取得了较高的研究成果。但是纵向比较来看:应用对策性研究,尤其是奥运经济、文化、战略等相关研究较多,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较少,特别是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自身的研究较为薄弱、零散,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基于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和理论范式的分析和思考,在对国内外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发现至今为止理论界尚无关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提法。于是,本文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作为研究和考察的主要内容,希望通过吸收已有体育人文社会学过程中潜在的理论范式,找出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般规律,规范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概念体系,在此基础上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及体系,将范式理论引入到体育研究领域中所进行的具有一定总结性和开创性的研究,不仅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健康而深入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并能够拓宽相关学科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理论范式概念在体育人文社会学中的解析
库恩“范式”是一个科学技术哲学的术语,它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史广泛考察和分析论证的基础之上而提出,其内涵得到逐步演绎而明晰,同时,其结构日益明显,要素日益明朗。这个“范式”概念对考察和分析自然科学史起着试金石的作用。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把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催生的“范式”完全不变地移植到社会科学的研究,特别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有其不妥之处。因此,我们必须对库恩“范式”进行改造,才能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
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模型及体系,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因为他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实际的“图像”“模型及体系”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像”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笔者对本文分析和研究主要是运用范式作为一种理论的模式、体系来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理论体系的。
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建构的基本内容
(一)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
所谓观念范式,它包括:某一学科的研究视角(PersPective)或出发点(Springboard),以及该学科现代化进程中研发人员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观念范式是整个范式结构中的基础。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应当解读为:以体育人文社会学为研发对象的科研人员应当以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基础,以体育社会观和体育人文观为指导,以人文社会学和体育基础理论为研究的基本理论来源去从事研究,并以体育领域中的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作为其研究的对象。因而,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层次应当包括: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与界定以及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分析。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稳步发展,以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娱乐健身,以及开展地如火如荼的全民健身运动为代表的各项体育实践活动蓬勃兴起。与此同时,以体育运动为事业的社会政治运动和以体育运动为产业的经济活动,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发展。在这一现实实践基础上,关于体育理论的探索和讨论也不绝于耳,形成了一系列的体育理论。其中,完整阐述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概念,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做出科学界定,不仅是体育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体育发展实践的客观要求。
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在体育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母学科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卢元镇在其所著《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一书中,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学地界定为一门研究体育运动领域中各种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综合性学科。
(二)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界定
虽然给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精确的界定有一定困难,笔者还是尝试给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做一个大致的界定:所谓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是指在原有“范式”理论基础之上,在系统论指导之下,借鉴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多学科的语言论域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提供多种视角和研究方法,在多元视角下审视、探究和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基石范畴和理论体系,为理论研究和学术争鸣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和交流对话的平台。
(三)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解析
当代科学发展趋势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迅速发展起来并走向科学的前沿,成为当代大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人文社会学正是体育领域内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社会科学主要是指对人类关系的学习和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等。而人文科学则是关于人类思想、文化、价值和精神表现的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法学、艺术、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哲学等。在英国,尽管有Humanit1es(人文科学)一词,而是以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将其统摄和概括。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根源于人类知识在其发展过程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复杂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文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人文社会问题研究的多样性和综合性。综上所述,人文社会科学是以人文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领域内的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
(四)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规则范式
所谓规则范式,是指在观念范式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被科学共同体所共识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以及该学科的学科定位。规则范式因学科不同而各有特点,同一学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规则范式也有所不同。因此它是理论范式中最具有动态性质的一个层次。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规则范式包括: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及分析的工具或研究方法,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基准点。具体可解释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学科属性,及在相关学科体系中学科定位。
四、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特征及研究价值
(一)“范式”这一概念在库恩哲学里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具有多种属性和特征。而作为理论范式在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具体一个分支,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既体现了理论范式的固有属性又彰显出体育学的独特特征。
整体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结构性和整体性的特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范式系统是由观念范式、规则范式、操作范式等要素构成的有层次有结构的有机整体,不单单是一堆杂乱的范式构件,这种结构性和整体性的特征正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学性与系统性的表现。
稳定性和灵活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特征,稳定性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很强的坚韧性,有抵抗反常的能力;灵活性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范式的自我扩张功能,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必然会随着体育实践活动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社会性和历史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特征,这是因为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探讨必然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就必然使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主要表现在受一定时代的生产和科学发展状况、社会需要、社会心理和社会价值标准、哲学、宗教和社会制度,甚至一个民族的习惯和传统等的影响。众所周知,系统的演变具有不可逆性,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科学认识共同体,这就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工具性和实践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工具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一门学科理论范式的构建与完善既是其学科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又为该学科在纵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的指导。这既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特征所在又是我们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价值所在。
(二)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研究价值,范式在具有精神工具作用的同时还具有实用工具的作用,不论其精神工具的作用还是其实用工具的作用,都是从不同的层面体现出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研究价值。具体说来,这种价值可表现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如下四个功能方面:
约束功能,作为“范式系统”中的承担者,科学共同体也就是相关科研人员,是“范式系统”中的要素之一,服从“范式系统”的规律,即科学共同体接受范式作为其共同的信仰,并在共同信仰的指导下,推动科学活动的进程。成为范式的重大科学理论总是在某种世界观的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无不表现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定向聚焦功能,对于相关科研人员也就是科学共同体来讲,范式的作用是双重的,它既可以开阔思路,又要约束人们的思绪,规定研究的具体方向。把常规研究集中在选定的狭小领域。这实际上符合系统的层次理论的解释,系统层次随着层次结构由低向高推进,各层次结合的紧密程度由大到小递减,因此,在观念范式的基础上,科学工作者可以集中到可以解决的问题上,也不必一切工作从头再来,从而使科学在常规时期较之“前范式”时期进步更快,发展更有效。
自我保持的稳定功能,“范式”以系统形式存在,并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层次,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作为观念范式层的低层系统的结合力较大,破坏其系统则需要更大的能量,所以使“范式系统”显现出具有抵抗反常的能力,具有很大的韧性,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
自我扩张功能,以“观念范式”为基础层的“范式系统”已经把共同成员的认识活动纳入了已有共同理论框架,完成了该范式所隐含的价值观念为蓝本的对共同成员心理价值意义的重构与再塑,使得他们去解决“范式系统”所限定的领域中的同一类相似问题,而且作为“范式系统”的较高层的“操作范式”在与“范式系统”的承担者――共同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使“范式系统”在解决既定疑点的情形下不断前进,这可以指导科学家以解难题的形式扩展自己的领地,扩大与外部世界的接触面。因此,范式系统能在一定历史时代提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并由此规定自己的发展方向,来完成范式系统的自我扩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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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文轩,杨霆.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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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论和内化论。中介论认为人所特有的高级认知功能在低级生物性功能（如听觉、嗅觉）的基础上产生，以社会文化的产物——符号来中介个体和社会物质世界的关系。人是运用符号工具作为辅助手段来控制和重组低级生物心理过程（这种过程大部分属于自动的对外界刺激的反射），这种控制使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是自觉而有意的，以间接地调节与他人、与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本文由收集整理符号工具包括数字、计算系统、音乐、艺术成果、文学作品，尤其是语言。通过社会互动，语言符号才开始在行为中由外到内发挥心理工具的作用，也就是将自然的心理过程转化为高级认知功能。
中介的一种形式是调节。调节分成物体调节、他人调节和自我调节。物体调节指个体直接受周围环境的控制和影响；他人调节指儿童的思维和行动依靠成人的语言；自我调节指儿童能够依靠自己的语言思维和行动。
在二语学习中，他人调节指学习者在老师、父母、同伴等的指导帮助下进行协作式交谈的学习；自我调节指学习者具备了自主运用语言的能力。学习是从他人调节到自我调节的中介过程，依靠面对面的交流一起解决问题。
内化指社会成员把交际活动中的符号产物转化成心理产物以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动的过程，是从社会关系或更具体说是社会相互作用逐渐向个人内心品质转化的过程，并使个人掌控自己的大脑。维果茨基指出，内化过程是从人际活动的心理间平台转化成个体的心理内平台的过程， 内化是通过模仿机制形成的，内化的关键在于人具备模仿他人有意识活动的能力。但这种模仿并非机械重复，而是受制于社会文化调节，只有当学习者积极参与社会交流或者在自我话语中创造性地模仿他人的话语时，语言输入才起重要作用（lantolf & thorne， 2007：201）。
社会文化理论还有一些其他概念，比较重要的是最近发展区和搭架子。
最近发展区（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指“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发展水平在成人指导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最新研究表明，最近发展区可以：（1）在专家与新手之间的互动中，能力通过社会互动转移给新手；（2）在新手与新手的互动之间，能力相当的同伴通过合作、讨论得以构建（donato， 1994）。
最近发展区是由教育所创建生成的，两种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也由教学动态来决定，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最近发展区的向前发展就是学生学业的不断进步。维果茨基认为“教育学不应当以儿童发展的昨天，而应当以儿童发展的明天为方向。只有这样，教育学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激起那些目前处于最近发展区的发展过程。继而他发现，就教育过程而言，重要的不是着眼于学生现在已经完成的发展过程，而是要关注那些正处于形成的状态或正在发展的过程。
而搭架子指任何成人——儿童或专家——新手的协作的行为。儿童或新手还不能独立运用某些知识和技能，但可以通过谈话借助对方给予“搭架子”的帮助获得期望的结果。儿童或学习者通过专家或较成熟者进行协作式交谈，实现共同理解而最终获得新的知识与技能。wood 等认为支架式帮助有以下六个特点：激化完成任务的兴趣；简化任务；维持任务目标的方向性；突出任务的关键特征，以及目前任务完成状态和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控制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挫折；提供示范。
2 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的主要区别
在二语习得研究方面，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认知派和社会文化派，二者的语言观、学习观、研究对象和哲学倾向都不同。一般来说，通过分析事物对立面，更能认识事物本身。这也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因此，这里谈谈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的主要区别。
在语言观上，认知派认为语言是心理现象，由抽象规则组成，存在于个人大脑中；社会文化派则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与文化混为一谈，无法分割，存在于人们的交际活动中。在学习观上，认知派认为学习发生在个体内部，学习者将输入有选择地整合到已有的知识体系中，通过不断输出，逐步将陈述性知识转化成程序性知识；社会文化派则认为学习是社会参与的结果，学习者运用语言参与社会交际活动，获得语言和文化知识，转而成为个人脑内活动的材料。在研究对象上，认知派主张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第二语言的运用，而不是语言习得，语言的使用和语言习得是不可分割的，研究的焦点在于社会/互动因素
及其对语言使用产生的影响。认知派认为学习的最终状态是学习者的语言水平达到目的语水平或者出现僵化现象；社会文化派认为语言学习没有最终状态，学习者永远都处于学习状态之中。在哲学倾向上，认知派主张现代派观点，坚持人和社会环境互为独立实体的二元论观点，认为无论社会环境因素发生多大改变，二语习得终究是心理过程，语言学习所处的社会环境变化不会引起习得方式大的变化；社会文化派主张后现代派的观点，认为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语言使用对二语习得起着根本性而不是辅的作用，人类心智机能的起源和发展都包含在社会和文化的互动之中。
3 社会文化理论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指导
3.1 充分学习中外优秀文化
前述内化论认为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学习并不完全依靠学习者对语言知识的内化，批评认知框架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忽视了社会文化环境对学习过程的影响，进而强调社会环境对语言学习的重要作用，强调人类心智机能的起源和发展都包含在社会和文化的互动之中。因此我们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教育学生充分学习中外优秀文化，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加深自己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这对内化学生学习能力有益处，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语句隐含的意思，领会作者的意图，掌握语篇结构，真正学会英语，有效提高交际能力。
3.2 引导学生参加用英语做事的社会实践
社会文化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独特的认知功能中的核心作用，把语言习得看作是将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lantolf & thorne， 2006）。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要引导学生参加用英语做事的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模仿地道的英语。只要我们指导学生多动脑筋，多下功夫，就会找到许多用英语做事的社会实践，比如到在本地召开的涉外商务洽谈会、博览会、体育比赛中做翻译助理、志愿者，到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场所兼职，主动找外国人交流，在网上和外国人聊天等等，方式多种多样。
3.3 激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如前所述，维果茨基认为，就教育过程而言，重要的是关注那些正处于形成的状态或正在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对学生刚学到的英语知识和英语技能要趁热打铁，及时复习，及时运用。这样，学到的东西才能过手，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为此，我们要认真分析哪些是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并据此制定及时循环，及时复习的计划。这样坚持下去，学生的能力一步一步稳固形成，学生英语综合素质的提高就指日可待。
3.4 引导学生协作式学习
篇（8）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乃至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总体投入不足、机制不活等问题日益突出，其现状难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综合多方面因素，导致农田水利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设标准偏低,老化严重。现有水利工程大部分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且排灌标准很低，目前功能普遍衰减。既造成排涝能力弱，农田积水无法排出，又导致提灌能力差，不能满足灌溉需要。
二是保护意识淡漠,疏于管理。由于投入不足，导致的只建不管、重建轻管及水利设施带病运行的问题比较普遍，使得众多小型水利设施功能丧失殆尽，农业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业现代化建设。
三是重经济轻水利,投入不足。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变化,对农村小型水利建设的重视程度和投资投劳力度逐步弱化。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投资投劳数量逐年减少,农村小型水利建设步入低谷。随着农村绝大多数强壮劳动力的转移输出,农村小型水利投劳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村以下小型工程投劳的组织难度明显加大，实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后,筹资筹劳总量有限,能够投入农田水利的资劳微乎其微。
dY5`7m!WMKC,N四是农民兴办水利的积极性下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粮价已经放开，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已经占领了我国的部分市场，加之农民增收缓慢，种田的积极性不高，使兴办农田水利工程的积极性也有所下降。
KJ8Nq}5h建设现代新型农田水利，任务十分艰巨。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搞好农业综合开发,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农田水利建设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owo[ W#KrC(一)广辟筹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调动群众积极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的财力有限,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力量,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而作为政府应该积极建立良好的制度激励机制,通过利益诱导,吸引更多的农民、企业或社团参与到水利设施建设中来。认真贯彻落实"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政策原则,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保证农村集体将一定比例的积累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激发他们自觉投资投劳参加建设的积极性,引导农民和社会各界增加对农田水利的投入,广泛鼓励、吸纳社会资金办水利,努力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确保水利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二)将农田水利建设与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__论文投稿_发论文权威期刊组织L#m8|5o-_
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水利系统提出由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水利之路这一全新治水理念。近些年农田水利建设中生态水利、环境水利、景观水利、城市水利等亮点频现，都充分体现了"人水和谐"的理念。特别是在小流域综合治理和河道综合治理中，推广了"一河清泉水、一条经济带、一根产业链、一道风景线"的治理模式，许多水土流失治理区变成了山川秀美的观光风景区，将河、沟、渠建设成"清水长廊"、"绿色长廊"、"亲水乐园"。__论文投稿_发论文权威期刊组织l)e v jp
3[.q6|,b r9m"K(三)大力普及节水灌溉技术
#u wV|x0p8x,M将农田水利建设与节水工程建设结合起来大力推广应用喷灌带。发挥喷灌带投资少、使方便、水压要求低,便于管理的优势,逐步在果园和已成片开发建发的农田中推广。积极发展大棚滴灌,实现大棚膜下滴灌化。搞好渠道、河道浆砌防治工程,进一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尽快研究制定有利于节水灌溉发展的经济补偿政策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管理制度和实施方案,提高农民节水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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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J4tI3Ic7NNn$f:~(四)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和农田水利科学的研究
x#S xN.U搞好农田水利建设,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农田水利从业者队伍。要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水利员的培训,切实让他们掌握新科技、新知识、新技术,增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符合地区实际的小型农田水利队伍建设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水利合作组织发展的框架体系。另外,重视农田水利科学的研究,建立适应当前农村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特点的农田水利技术支撑体系,使人才和技术更好的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服务。__论文投稿_发论文权威期刊组织;W)nT9a9r%u
]`_n8gA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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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k&bgD''''_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巩固和发展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是我国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而农业基础薄弱和水资源总量不足又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深人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发展战略研究，统筹解决好"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QIxF#W;Rc)JMU(L
''''k}-nd1s{(u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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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4-0127-05
在我国，教育是一项公共产品。按和谐社会理想构建教育，要从教育事业的公益性特质出发，解决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首先，从认识引发根源上看，要对教育产业化的观点进行历史性反思。近年来，关于教育产业化的激烈争论已蔓延到了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对教育决策、理论与实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引发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对此，我们必须从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国情出发，对教育产业化的理念进行深刻批判，对其逻辑前提进行理论考查，对教育产业化的事实进行深入的检讨，坚持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正确道路。其次，问题解决的基本原则上看，教育要依据其社会主义的性质要求，从国家、民族发展的持续稳定的大局着眼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对于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要看到教育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历史过程出发，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重大客观事实出发，从改革开放的全局出发，科学、理性、冷静地处理。再次，从问题解决的基本手段上看，要明确教育的公益性决定政府在举办教育过程中要承担的主导责任：义务教育阶段，政府要承担全部责任；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最后，从问题解决的目标上看，要学生、家长、社会都从教育中受益；都能享受公平的、合符社会发展需要和教育发展规律的、适应自身发展需求的优质教育服务。
以下我们从现实问题出发，研讨相应的教育发展路向。
一、必须研判的四大失衡现象
当前，教育的不和谐普遍存在，我们认为，着眼于大处，由宏观、中观以至微观，都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有四大失衡。
（一） 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
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有学者对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表明，“普九” 覆盖率与第三产业总值和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比率紧密相关，高等教育发展总量及质量与第二产业总值及第二产业从业人数比重紧密相关。[1] 近2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毛入学率达到22%，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大批现代化劳动者，创新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义务教育还没有高质量地完全普及，不少儿童不能享受基本的、免费的教育；中等教育的规模和培养的人才规格、结构与市场需求存在较大距离；高等教育还缺乏足够的适应性、多样性和灵活性，与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还存在相当多脱节和滞后的地方。教育部的一个专项调查显示：立体比较东部三个地区北京、天津、上海和西部五个地区广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的城乡经济和教育发展，教育支出差距大于居民整体消费支出差距，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差距大于人均财政支出差距，因而表明：在我国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教育差距比经济差距拉得更大更快。[2] 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的诸多不协调现象，使得教育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存在很大距离，教育和经济的发展与人才需求存在很大距离，教育发展与生产力提出的科技创新要求存在很大距离，教育发展与和谐社会中的人文关怀要求存在很大距离。
（二）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功能合理分担的失衡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学生的成长来源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相互作用，当三者呈现一致性和互补性时，学生才能获得健康成长。当前，在教育实践中，往往过分夸大和张扬学校教育的功能，把原本应由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承担的功能转稼到学校教育上，这是一种新的“学校教育万能论”的表现。
1. 家庭教育功能的认识与缺位。每一个人在家庭中出生、成长，并且依托于一个家庭来发展。父母的启蒙教育、家庭生活的人格示范、人伦氛围的性格熏陶、亲子教育的学业扶助，对家庭每个成员，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家庭的这四个功能还没有被家长充分认识，而且自觉实践的太少。随着市场经济逐步推进，社会的不稳定性增加，家庭的规模缩小，家庭的人文关怀多变，家庭的交流弱化，家庭存在方式变化多样，使得由家庭问题引发的教育问题在今天日益突现。家长在确认自己的教育责任和学校的教育责任时，往往对学校的教育责任和自己承担的教育责任分不清，从而对教育功能的认识存在很大偏差，导致家庭教育上的无知、缺失、随意、失责、推诿、偏倚或扭曲。
2. 社会教育功能的认识与缺位。社会要着力尊师重教氛围的营造，着力教育发展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的设计，关注教育绩效的责任评估。这三个方面是社会自身教育功能具体发挥的表现，但是从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社会教育功能还是不到位的。（1） 教育发展的舆论宽松环境提供不足。近年来，对教育的负面报道存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现象，极大地损害了教育的形象，伤害了教育参与者的积极性和教育事业的尊严。（2） 从法规政策上看，教育发展对公平要求的阶段性把握不到位。教育发展应该在保障公平方面，在不同教育层次、类别进行合理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但当前这个问题解决得不理想。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强调义务教育的公平性，要对高等教育公平性做合理的调整。例如，对高校贫困生问题必须注意三个点。第一，大学贫困生问题要放在整个高等教育公平性层面来解决，放在制度设计层面来解决。如果将公平性强调过头，把其它问题的重要性降低，公平性就肯定会存在偏差。第二，必须注意到学生的贫困是历史造成的，学校要关注和扶持，但是学生的贫困不能因此成为一种特权，否则又会产生新的不公平。大学贫困生就读困难这一问题的解决要在学校制度设置内通过学生自身的奋斗来解决，通过全面启动奖、贷、助、减、免的综合机制来解决。否则，不利于学校公平的真正建立，不利于学生成长。第三，贫困生问题的解决要与全面的国家奖学制结合起来，让全体学生争当品学兼优的学生，让全体贫困生感到发展的约束和压力，感受到富裕而优秀学生的感召和公平竞争。（3） 教育评价的科学的政绩观还远未确立。当前对教育的评价往往更多地注重学校的硬件设施和高考上线率。实际上，硬件设施只是一种教育资源和教育教学手段，高考仅仅是对一个人的学科知识积累和学习能力的考察，不是人的全面素质的考察，更不是教育的全面考察。没有正确的教育观念，就没有教育的健康发展。要弥补教育制度的缺失，教育评价还需要建立起科学的政绩观。
3. 学校教育功能的认识与超载。学校具有公益性、公共性、文化性、开放性、传承性、创新性等六个特性，这六个特性决定了学校是学生学习的园地、教师育人的阵地、学校发挥教育功能的基地，是知识传承、技能传授、品行养成、精神锻造的场所，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良知上，是服务社会的中坚。目前，由于家庭和社会教育功能的缺位，学校的教育功能严重超载。学校成了孩子成长的保姆，成了家庭责任的逃避所，成了社会教育偏见的承担者。很多对教育的偏见都强加到学校方面去，使得学校许多教育功能难以启动和发挥。为此，端正学校功能的认识，减轻社会压力和偏见的重负，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是当前学校的一个必然选择。
（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强有力需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城镇化的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都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队伍。当前，职业教育存在中职是普多职少且职弱，高职是职、普相当而职弱的格局，因此，必须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当前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 政府应将职业教育放在更重要的工作位置上去领导他的发展。特别是改革管理体制、创新办学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政策法规、建立符合职业发展规律的绩效评价体系等方面，要有更大的工作力度。（2） 职业教育应着力塑造自己的特色。职业教育是自成体系的、独立的、有别于普通教育的教育类别。普通教育培养的是研究型、探索型、创新型和设计型人才，强调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是技术型、技艺型、操作型人才，强调所学知识的针对性、技能性、实用性，二者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式上存在较大区别。因此，职业教育应遵循职业教育的基本规律，着力于竞争教育、证书教育、技能教育、就业教育，办出特色，走出与普通教育同构的陷阱。职业教育应“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以技能为核心”。要使中职学生“就业有优势，创业有本领，升学有希望，终身教育有基础”。要使高职学生“练就高级技能，提高文化素养，获得觅岗能力，奠定创业基础”。（3） 全社会对职业教育应有正确认识，大力支持。要端正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认识，消除对职业教育的蔑视，确立和宣传职业教育是主流教育、国民教育的观念，为职业教育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心理氛围。同时，社会企业和行业协会等力量及机构，要在制度建设、标准构建、合作模式、支持体系等方面加强职业教育的支持、引领和配合，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四）坚持以德育为首的教育思想，深化对德育的认识
首先，坚持德育为先的教育思想。德育、智育以及体育、美育等，是人的整体素质结构中各个要素在教育中的延伸和要求，把它割裂开来，只是为了便于理论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个整体，不存在把各个要素剥离开来的人。教育是一种价值性很强的社会实践活动，要从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寻求两者的平衡。为此，基于我国的教育现实状况，学校必须牢牢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办学理念；教师必须认真履行“崇教厚德，为人师表”的责任；学生必须践行“立志、修身、博学、报国”的成长、成才、成人的目标取向。只有这样，德育工作才能与智育工作配合起来，两者共同发展，使学生真正成为一个健康、全面，富有创造性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其次，从新的时代高度深化对德育的认识。（1） 对德育内容必须作出新的历史性选择。今天，我们在重视政治和思想教育的前提下，要更多地强调道德和心理教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点转折，没有这个转折，就不能适应我们社会转型理论上的更新；不能适应现在新一代青年学生的行为特征，就不能真正落实“十六大”提出的社会分层教育的理念。（2） 德育工作要将非智力因素的培育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专注力、敏锐性、意志力、社会适应性、团队精神等非智力因素，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德育就悬在现代社会对现代人提出的要求的外层空间，学生也得不到全面发展，不能获得较好的发展空间。（3） 德育应该是形而上者立意，形而下者落实。当前，更多的要吸取前苏联的教训，从固本强基的根本战略取向上，落实物质上、制度上的保障。
以上我们按社会和谐理想构建我国的教育，我们称这种教育为和谐教育。
[参考文献]
篇（10）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通常划分为三个时期，1908年到二战为学科形成阶段;二战到60年代为学科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期开始，社会心理学研究遭遇严重危机，反省和试图消除这种危机构成70年代以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旋律。危机意识促使社会心理学共同体从研究主题的选择、主宰的方法偏好、理论模型的构造和研究的潜在假设等所有方面进行冷酷而全面的自我反思和检讨。西方社会心理学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全面的理智转型。或者说，在过去的20年中，西方社会心理学已经超越危机时期的苦闷，从研究程序、研究技术和理论构造到研究主题的拓展，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等各个方面，都有突飞猛进的演化。
一、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1、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是认知主义的危机
上世纪50年代后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际知觉与归因理论、认知一致性理论、认知不协调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走的都是认知主义路线。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就是认知社会心理学，所谓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心理学中认知主义的危机。
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论、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开始从某个个别的、具体的研究到核心认识论、方法论，对认知主义开始进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认知主义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80年代末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以及建构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心理生态观的出现，昭示随着人们对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模式运用于重要的文化转向。
2、认知主义的危机是自然科学研究模式运用于社会心理学的失败
早期心理学以自然学科为自我发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学的统摄下，认知社会心理学长期以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经验事实的积累”上，社会心理学纷纷遵照实证主义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观察基础上形成假设，再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验证这些假设，得出的结论被作为规律性知识构成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小型理论爆炸性的增长，一本普通的大学《社会心理学》教课书通常要涉及四五十个形形彼此相互独立的理论;另一方面由于忽视基本理论研究，导致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内部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各种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诸多问题当中，使认知社会心理学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二、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属于危机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被卷入危机，在其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认识，发出不同的声音;二是人们在有关批判的对象、目标、观点、对危机的反应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见，学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乱。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正是这种反思的积淀。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具有两个标志：
1、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纷争
当代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映射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危机”本身就是以后现代文化立场审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结果。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首先意味着对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全面解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对人的心理的“治疗”或“改造”，而是促成对人的心理学差异与心理局限的“理解”，促进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学的研究不再热衷于去“证明”一个理论的“真”或“假”，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论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证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致力于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对人的心理做出“解释”。
这种新的研究模式强调以人与他人、他物（包括社会、文化）之间内在、本质的构成性为几点：（1）要求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2）强调心理的文化意义，拒绝接受“文化特权”“西方优越”与“种族中心主义”，坚持以平等的原则接受一切文化与个体心理差异;（3）以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互动过程研究取代传统心理学的认知中心;（4）重视理论的前构性;（5）主张用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到目前为止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关它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发展所产生或将会产生的影响也众说纷纭。但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思想、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解释也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研究正在发生重要的文化转型。
2、“文化的”社会心理学兴起
如果说作为当代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后现代心理学还仅仅是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形态，文化社会心理学则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体系，能够为文化转向提供更加翔实的研究资料。
从社会心理学学科内部的发展逻辑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试图消解认知主义危机的产物：从学科外部的影响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兰、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界的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及这一时期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临床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心理学研究渗透的结果。与“认知的”社会心理学相比，“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意味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转变。
“文化的”社会心理学认识到人的心理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在文化社会心理学中，文化与心理不再是两个相互分离、独立的要素，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对应物。
文化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视角，它颠倒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思维逻辑，将文化前置，将心理作为文化的延伸或对应物置于审视的地位。文化社会心理学要着重讨论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种程度是文化的表现？站在“文化的”立场，过去人们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学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化社会心理学将研究重点导向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和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社会化”问题，强调对心理学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分析。
三、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意义
西方心理学一直对文化存在着忽略，这种忽略很大程度上是与其个体主义倾向有关。个体主义把心理学的研究看成是个体心理的探讨。在意识与行为的研究中不是从个体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出发，而是从个体的角度，分析个体的内部动因和外在行为。这种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个体主义倾向排斥了文化因素的考虑，文化的研究由此为心理学家所忽略或拒绝。而文化的转向无疑对克服西方社会心理学中个体主义倾向有着积极的意义。
同时，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可以促进心理学与社会文化的紧密联系，而同本土文化紧密联系的社会心理学更符合社会的需要，因此更具有实际效用。传统的西方社会心理学由于把追求的目标定位在一般的、抽象的、普遍适用的心理科学模式上，不考虑特殊文化条件对心理学的需要和要求，因而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成为一种纯学术追求。因此，紧密联系本土文化的实际，考虑本土文化的特殊需要，研究本土特殊文化条件下的人的心理特征应该是全球心理学工作者共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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