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媒介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近十年来，我国影视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影视文化产业政策不断依据现实情况作出调整，对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释放影视市场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构建现代影视文化市场体系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以电影、电视节目、电视剧、网络视频等为代表的影视文化产品和服务市场日趋健全，以资本、产权、人才、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影视文化生产要素市场不断得到培育，影视文化市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当前，我国影视消费需求日趋旺盛，影视产业总体上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影视产业领域的重要数据可以说明问题。传统电视产业尽管近几年增速有所放缓，但其增长速度依然明显高于我国同期国民经济增速:2010至2012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总收入年均增速为20.97%，2013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总收入预计3628亿元，较2012年增幅预计为15.3%。电影产业方面，2003至2013年电影票房从9.5亿元增长至217.69亿元，年均增幅为37.59%。2014年1至2月，已实现50亿元票房收入，增长态势强劲。动漫产业方面，产值从“十五”时期不足100亿元，至2012年达759.94亿元，年均增长率30%左右，预计2013年产值比2012年增长34%。2011至2013年我国在线视频市场规模平均年增速为61.9%，其中2013年在线市场规模达128.1亿元，同比增长41.9%，呈现高速发展的局面。纵观近年来我国影视产业发展的实际，可以看出在当前深化影视文化体制改革、加强影视文化市场建设、完善影视经济政策、提升影视内容质量、创新影视商业模式和新媒体影视用户持续增加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的影视消费需求将持续扩大，影视消费总量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

2.新媒体发展迅速，影视消费方式渐趋多元

随着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影视内容传播渠道得到极大拓展，除有线、卫星、地面电视网络外，固定通信网、移动通信网、卫星数字电视网、地面数字电视网、数字广播网等都可直接参与影视内容传输。影视消费终端方面，除传统电视机和电影院外，各种台式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特别是可移动终端，日益成为我国影视文化消费的重要媒介，这些媒介因依赖技术的趋同而呈现多功能一体化的融合趋势，受众可以选择任何终端设备获取同一影视内容。正是基于上述影视传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媒介融合的加速推进，我国影视文化产业领域催生出诸如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网络电视、IPTV、视频网站、3D电影电视、4K电影电视、IMAX等新媒体业态，这些新型业态具有传输及时高效、使用方便快捷、网络平台开放、内容产品丰富、价格基本低廉、受众能够积极参与等特征，吸引了数量庞大的受众群体，影视消费方式改变过去单纯依赖家庭电视和影院的状况而呈现多元化格局。以互联网、移动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影视文化消费的新引擎。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4.282亿，网民使用率69.3%，与2012年底相比增长率为15.2%。其中手机在线收看或下载视频的用户数为2.47亿，与2012年底相比增加了1.12亿人，增长率高达83.8%。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手机和各种移动终端的性能和价格将朝着有利于消费者的方向变化，移动视频用户将继续呈现增长态势;随着3G、4G、WiFi等移动网络的快速建立以及流量资费的持续降低，移动视频普及和利用水平将大幅提升;随着三网融合的积极推进，互联网电视将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的转变，影视消费方式将呈现新的局面。

3.影视产品新形态不断出现，消费对象日益增多

在传统媒体条件下，我国影视文化消费对象主要是电影院放映的电影、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节目和电视剧、音像制品VCD等，这些影视产品形态在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间保持基本稳定，但是此种局面被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媒体打破。技术变革为影视产品及服务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表达空间，以微电影、网络剧、3D电影等为代表的新影视产品形态日益成为消费对象，并逐渐成为我国影视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0年以来，我国微电影加速发展，成为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微电影通过微博、视频网站、社交网站等社会化媒体进行传播，改变和塑造着包括微电影在内的网络文化产品的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新媒体时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潮流和方向。网络剧方面，近年来国内网络剧快速发展，视频网站正从“平台”向“平台+内容”转型，如凤凰宽频《Y.E.A.H》，优酷网《11度青春系列》《泡芙小姐》，土豆网《欢迎爱光临》，搜狐视频《钱多多嫁人记》《猫人女王》等网络剧点击量较高，市场经济价值凸显。2013年美国网络剧《纸牌屋》全球爆红，可以预见网络剧这一新影视产品形态将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3D电影方面，我国3D银幕数量从2007年的82块发展至2013年超过11854块，3D票房近两年也占据全年票房的40%左右，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随着技术的发展，4K电影、4K电视将成为影视消费的新亮点。

4.延伸影视产业链，衍生品消费渐成经济增长点

所谓影视衍生品，是指基于影视作品版权，依托电影、电视剧、动漫和电视节目等原创内容，创意、设计、生产的与影视内容密切相关的产品，其表现形态主要有图书、游戏、音乐、主题公园、文具、玩具、服饰和日用品等。影视衍生品生产属于周边产品开发，居于影视产业链的下游，是影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影视衍生品并不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影视产品形态，但其源于影视内容，也是影视文化消费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影视衍生品创意设计、制作生产和经营管理逐渐纳入产业发展视野，并日益成为我国影视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广州原创动力依托《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漫产品，积极开发电影、漫画书、主题开心乐园、舞台剧、文具、玩具、服装和卡通形象卡片等衍生品，衍生品收入占其总收入的70%。《武林外传》依托强大的市场影响力，不断衍生出网络游戏、动画片、漫画书、话剧、京剧、电影、网络演艺、动漫人偶戏、邮票、玩具;《中国好声音》衍生出电视节目《酷我真声音》和电影《中国好声音之为你转身》;《爸爸去哪儿》衍生出亲子装及同名电影等。《爱情公寓》中主角的恐龙睡衣、个性T恤，《后宫甄嬛传》中的“香薰”，《长江7号》中的“七仔”，《失恋33天》中的搞怪玩偶“猫小贱”，以及诸多热播电影、电视剧的影视同期书等，构成了我国影视文化消费的新亮点。总体看来，影视衍生品消费已经成为我国影视产业发展的一部分，但其整体规模和影响力与国外影视产业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随着我国创意研发水平的不断提升，产业经营管理水平的不断进步，我国的影视衍生品生产和消费将会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5.影视市场快速成长，消费价值取向多元化

当前，我国影视产业环境在发生深刻变化，突出表现在新业态发展迅速、参与主体不断增多、内容供给日趋丰富、产业链不断完善、消费总量持续增长。在此市场环境下，我国受众的影视消费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即在继续保持娱乐消费、时尚消费和从众消费等传统消费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受众的参与性消费、品牌消费和知识性阅读性消费逐渐凸显，价值取向多元并存，互融并进构成当前我国影视消费的整体格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和媒介融合的积极推进催生了影视参与性消费。当前，影视消费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影视内容的被动接受者。他们能够对内容主动发表意见和建议，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内容策划、制作和推介。受众的影响力正沿着影视产业链逆向延伸，受众可以作为生产创作主体介入影视产业本身。当前传统电视台积极运用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方式引导受众参与，微电影也改变了普通观众只能被动接受影视内容的惯性心理，参与性消费成为影视文化消费的重要价值取向。品牌消费是影视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当市场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影视产品时，消费者必然会有所选择，在此情况下品牌产品自然会受到更多关注。影视品牌消费主要表现为:(1)对影视品牌人物的消费。如对影视企业领军人物、知名策划人、制片人、导演、编剧、演员等所生产影视产品的消费;(2)对影视品牌企业的消费。品牌企业产品一般有质量保障，消费者付出时间、注意力和经济支出通常能得到相应的精神回报;(3)对品牌电视节目的消费。品牌电视节目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受众在消费上表现为较高的忠诚度;(4)对品牌文学作品影视改编的消费。经典文学作品不断被影视改编，源于品牌对收视、票房和网络点击率是一种保障。影视知识性阅读消费是指受众以获取知识为主要目的，对电视节目、网络视频等影视产品进行的消费。收看电视节目，观看网站视频实质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阅读，并且影视媒介声音、画面和文本的全方位传递使得阅读更具直观性、可读性。《养生堂》《百科全说》《健康之路》等健康养生类节目，《百家讲坛》《世纪大讲堂》等讲坛类节目，《舌尖上的中国》《故宫》《复兴之路》《大国崛起》等纪录片，均为知识性阅读消费的对象。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需求增加，影视知识性阅读消费将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我国影视文化消费的对策与建议

1.加强政策引导，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国家和各级影视职能管理部门是我国影视产业的管理、服务和监督机构，在统筹规划产业发展、制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为更好地适应我国影视文化消费趋势，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为影视产业发展创设良好环境，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有:

(1)继续深化影视文化体制改革，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特别是要改变当前党委政府部门重要领导同时担任相应企业重要职位的现状。

(2)建立健全影视文化市场体系，鼓励各类所有制影视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推动影视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我国影视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3)推动传统影视产业和新媒体影视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高度关注新媒体对影视产业的推动作用，不断创新影视业态。

(4)加大财政税收支持力度，强化金融服务，实现资本、金融与影视产业的有效对接。

2.创新内容生产，满足影视消费需求

内容为王、创意制胜是文化产业发展对内容产品的根本要求，作为文化产业核心的影视产业更是如此。我国影视消费尽管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消费总量明显偏低，其重要原因是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满足受众需要的影视产品。创新影视内容生产，提升影视产品质量，增加优秀产品供应，提升影视消费水平，已成为当前我国影视产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影视内容创新主要包括:加强影视作品前期策划，做好选题工作;高度重视编剧地位，确保内容质量;影视内容雅俗共赏，避免低俗化;创新电视节目形态，增强核心竞争力;与新媒体高度融合，创新内容表现形式。创新影视内容生产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各方面政策的支持配合。影视内容创新首先要在影视产业内部营造鼓励原创、包容失败的环境氛围;其次要注重创意人才的培养，特别是策划、编剧、导演、编导等人才的培养;最后是加大资金投入，强化激励机制，激发创作潜能。

3.重视衍生品规划，拓展影视消费边界

影视衍生品成为近年来我国影视产业发展的新亮点。我国的影视衍生品生产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真正形成成熟完善的衍生品生产链条，衍生产品存在形式上简单复制、文化内涵嵌入型不强、不能形成持续性消费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充分发挥影视衍生品效应，提升衍生品消费水平，需要在以下方面重点加强:加强影视知识产权保护，为衍生品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环境;企业高度重视衍生品生产，系统规划衍生品生产的各个环节;注重影视产品及其元素的品牌塑造，增强衍生品核心竞争力;前期综合考虑多类别多层次的衍生品授权，有效降低企业投资风险;影视内容制作与品牌授权分离，衍生品营销环节品牌授权商、授权商和被授权商三方协同运作;建立完善的衍生品营销策略和运营机制等。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衍生品开发，影视企业依托影视走出影视，有效拓展产业边界，提升影视文化消费水平。

4.创新营销模式，引导影视消费需求

营销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的重要手段，营销模式创新是引导新的消费理念、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有效途径。在当前影视消费趋势下，影视企业应根据市场环境、受众心理需求、价值取向等因素，创新营销模式和服务，提高影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拓展消费空间。目前影视营销创新应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1)利用社会化媒体，创新影视内容营销。

影视企业营销团队通过创建有营销力的网络内容，让与影视产品有关的微博、微信、博客、视频和社交网站更具可读性和影响力，以此吸引用户关注，进而促进市场销售。

(2)运用版权营销，实现影视版权价值最大化。

版权不仅是文化企业的核心资源，更是重要资产，对影视产品版权进行前瞻性地管理、开发和维护，实现版权的集约化运营，对于最大限度地盘活版权资源，实现版权资产的长尾收益，提升影视产品的附加值具有重要意义。

(3)重视品牌营销，满足消费者需求。

著名营销大师布鲁克曾说“最高级的营销不是建立庞大的营销网络，而是利用品牌符号，把无形的营销网络铺建到社会公众心里，把产品输送到消费者心里”，实施品牌战略，加强品牌营销，是满足市场需求的重要途径。

篇（2）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经会自觉利用结绳等活动来传递、交流信息，到了纸质媒介传播时代，信息交流已经突破了疆域的限制。电子时代的到来，无疑更加迅速地推动着传播业的发展，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运用和普及，使人们可以跨地域、跨国度乃至跨洲际地进行信息的传递和接受。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以接近于实时的传播速度和强烈的现场目击感把遥远的世界拉得更近，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地球村”。尽管电子媒介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新媒介的出现似乎大有取代传统电子媒介地位的架势。新媒介是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运用于传播事业的结果，在互联网时代，电脑已经被公认为“第四媒体”，“第四媒体”几乎把人类之前一切媒介于一身，开创了一个与物质世界迥然不同的虚拟世界，人们成为受传于一体的主动的行为体。人类传播媒介的发展到此似乎已经完备了，这种理想的传播媒介是否已经停止了人类对更新更好的传播媒介的期待呢？事业并非如此，正在人们对互联网的讨论方兴未艾之时，手机这一新型的通讯工具横空出世。

手机(mobilephone,cellphone)是蜂窝电话的另一个俗称，手机从1980年代初推出，十年后迅速扩散到一般用户市场。蜂窝通讯是通讯与电脑结合之后能提供的多种服务之一。无绳蜂窝电话相对于现存有绳电话和无线电话的明显优势就是移动性增加和功效增大。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媒介家保罗·莱文森把人的功能分为说话和走路，之前的媒介，即便是强大如电脑这样的传播媒介，几乎把之前人类一切媒介的优势集于一身，但它也没能彻底地解决人类随时随地接收、传达信息的困难。直到手机的出现才从根本意义上把人从机器跟前和禁闭的室内解放出来，过去的电子媒介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单向地发送或接收信息，从来没有一种媒介将人的“说话”和“移动”功能整和起来，直到手机的出现才完美的做到了这一点。有了手机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说话和书写、虚拟世界和物质世界任意选择其一，可谓鱼和熊掌都可兼得。

手机在很好地弥补了电脑不足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完善，在和互联网结合后，手机更是体现出它胜过电脑的优势，和旋铃声更加人性化、个性化，既悦耳动听，又避免在公共场合竞相查看是否是自己手机响的尴尬；发短信使人们在接收处理信息过程中不必“说话”，即保护了隐私，又节省了话费；收发电子邮件的功能使人们摆脱个人电脑的束缚；摄像功能使人们能够抓拍并即时把瞬间形象发送给他人；而新型手机甚至可以下载和播放歌曲及电影，几乎囊括了MP3和电影的功能。由此可见，手机几乎把先前一切媒介的功能集于一身，手机更是把电脑的优势自然的承接过来，并更好的弥补了电脑的不足。难怪有人说如今的手机早已超越了作为通讯工具的功能，它还担当起了“第五媒体”的重任。尽管曾经有人质疑过“第五媒体”的说法，但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使手机的媒体功能越来越凸现出来，随着3G时代的到来，手机的这些功能将得到更加完美的演绎。仅就中国而言，伴随着全国第一家手机报的推出，打开了手机进入媒体行列的大门，之后的手机小说、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动漫、手机广播等接连不断地出现，手机在不断地寻求和他媒介的结合。它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口袋，吸纳了传统媒介的众多精华，并正在凭借自身的先进技术优势整合出一个全新的媒介。

保罗·莱文森是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家，他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提出了“补偿性媒介”（remedialmedium）这一理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媒介补偿理论”为我们研究媒介历史以及媒介理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媒介的发展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媒介形式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媒介塑造和控制人类交往和行动的规模与形式。这就是着名的“媒介决定论”，其本质是“传播的主导性媒介影响历史性社会的发展”。

1979年，莱文森提出了不同于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的“人性化趋势论”。莱文森认为，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而“人性化趋势论”的提出正是建立在“补偿性媒介”理论的基础之上。他在《数字麦克卢汉》里面说：“人是积极驾御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这种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做一种‘人性化趋势’的理论”。“人性化趋势”理论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认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不难看出，“人性化趋势”理论在于说明人们可以选择和发展媒介和技术，用以维持生发展自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媒介发展到今天，“第四媒体”互联网方兴未艾，手机，被很多人认为的“第五媒体”正粉墨登场。手机对于互联网的优势不言而喻，以往依赖电脑接收、传送的新闻、图象等信息，现在可以用手机来完成。麦克卢汉把电子媒介影响作用下的人类社会称作“地球村”，而真正把村民们从座位上解放出来的是手机，手机在握，“地球村”村民们就可以信步环游全球了。从互联网到手机，可以清楚地看到手机对于它先前媒介电脑功能上不足的弥补，再反观媒介发展的整个历史，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正是对先前媒介的补救和补偿。

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或多或少代表了技术悲观主义，而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则代表了技术乐观主义，它强调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手机的运用和普及的确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然而，科学技术能不能始终在人的理性范围内发展，我们还得以手机为例，手机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骚扰短信，摄像头偷拍别人的隐私等等。风靡2004年的国产电影《手机》的导演冯小刚就说过：“朋友和陌生人的手机声常常骚扰人，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疯狂的话语泡沫。”这部电影的原着小说作者刘震云也谈到：“手机像手雷，承载着太多的谎言，有可能爆炸，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任何科学技术都是双刃剑，都有其为人服务，促进人发展的一面，但其潜在的危机也不容忽视。技术乐观主义是否正确，说到底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试金石来检验：任何新媒介、任何技术的发展是不是利大于弊。

注释

[1][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M],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陈龙：《现代大众传播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

篇（3）

媒介化社会的来临一方面让人们享受到便利地获取、利用和传播信息的福音，一方面又因个体媒介素养的缺失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这其中，与其他年龄段人群相比，在媒介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拥有特殊心理特征的青少年群体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和冲击更为严峻。就此，本文从人类普适性的终极追求——“真、善、美”三个角度出发对媒介素养进行了解读，并提出要从技术、艺术、道德三个维度来提升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公民的媒介素养。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加速了向媒介化社会嬗变的进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达的媒介技术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媒介诞生的初衷是为了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人们使用媒介也是为了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的生活，这二者本来都拥有良好的出发点。然而，科学技术与人类意识发展上的失衡导致媒介在被过度使用的过程中有时会脱离人的掌控。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媒介素养教育以弥补人们在媒介知识与媒介技能上的不足，就成了当务之急。这其中，青少年和新媒体作为媒介化社会的构成主体及关键所在，势必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对象。并且笔者坚信，不断提升个体媒介素养的行动，本身也体现了人类在信息传播领域内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

一、媒介化社会的来临

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向我们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景观，分别取材于乔治•奥威尔的《1984》以及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两位“预言家”都试图从反乌托邦的角度来阐释自己心中的未来图景，然而，奥威尔之悬在人类头顶的极权主义审判之剑并没有如期而至，取而代之的是赫胥黎描绘的技术文化专制时代的降临。

继电视媒体吹响信息风暴来临的前奏之后，二十世纪末高速发展起来的网络媒体直接将人类卷入了从信息大爆炸到信息黑洞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中。每一天，媒介都不间断地向我们输送五花八门、难以计数的信息资讯，而我们也似乎习惯了这些“贴心服务”，其存在就像空气和水一般自然，媒介甚至成为了我们身体的延伸。多数情况下，我们通过媒介的“转述”来接触和了解外界，通过声音、影像传递过来的信息建构自己头脑中的全景认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由此受到媒介传播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渗透，从而日益呈现出媒介化的特征。

显然，在全球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社会向媒介化社会进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大多数人为此感到振奋，因为这不仅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还真切地给他们带来了实惠与便利。毋庸置疑，现代化的媒介技术与传统的媒介技术相比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和便捷性。以互联网为例，它所具备的即时通信、信息搜索、信息存储等功能较之传统媒介而言有了质的飞越。其传播范围可以超越国界，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传播内容更是包罗万象。人们只需浏览网络上的信息，便能够做到“足不出户，遍观天下”；而两个原本相隔千里的人也能够通过网络通讯设备进行即时的文字、声音甚至是视频的交流。对比媒介稀缺的传统社会，在现代社会中获取信息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这的确值得我们欢呼。然而，评判任何事物都应该观其两面，我们在享受现代化、信息化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媒介化社会所隐含的弊端。

如果说媒介化社会带来的利益是一目了然的，那么其弊端就好像是慢性毒药，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滴地侵蚀我们的思想和意识。技术的发展引爆了信息的泛滥，同时催生出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且绵延广阔的媒介帝国，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媒介。然而，随着媒介使用的日益频繁，各种令人堪忧的状况也跟着出现：先是信息量的急遽膨胀令人无所适从，对媒介权威的盲目迷信也使人们在处理信息时变得被动、迟缓。更糟的是，由于分析和批判能力的缺失，现代人裸地暴露于信息污染之下，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威胁。渐渐的，赫胥黎的预言在岁月洗拭中变得鲜明起来：人类陷于五彩纷呈的声光影像而不再热衷于思考性的阅读；拥有了更多的信息选择权利却在如海的资讯中日益变得被动与自私；终日沉浸于无聊繁琐的世事之间抛弃了对真理的孜孜以求；面对人类文化向平面化、庸俗化嬗变而始终毫无自察。[1]我们可以将这些现象理解为技术宰制下的众神狂欢，而它们正昭示了媒介化社会的弊端所在。

众所周知，事物往往依靠力量之间的制衡来实现自身的平衡和良性运转，如果一味放任其朝向某一端发展，则只会造成形势的混乱以及破坏性的后果。自然界中的生态平衡受制于这一定律，技术主导的媒介化社会也同样遵循这个原理。不幸的是，在媒介化社会中，媒介技术的发展程度与人类对媒介的了解及控制程度并不平衡，这直接导致了科技宰制下大众传媒的越位以及媒介素养的缺位。这也可以理解为历史发展进程中上层建筑与物质基础之间的断层或错位。而我们今天就恰好处于这样一个“心理断乳期”——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已无所不在，而大多数民众所掌握的媒介知识却少之又少。虽然这种“脱节”经过大众媒介的集体粉饰在现阶段表现得并不那么明显，但是其潜在的威胁却是巨大的。因此，尽快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克服“脱节”所带来的各种隐患，对于今后信息传播的改进以及传媒的良性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青少年、影像与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化社会的来临对人们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不仅促使政府加大对媒介教育的重视，更使得信息时代中与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相比肩的另一种重要的公民素质迅速浮出水面，那就是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在媒介教育领域它指的是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一种能力，是个体在现代社会所必须学习和具备的一种能力[2]。

在电视尚未出现之前的印刷时代，“听、说、读、写”曾被认为是媒介素养所必备的几项基本技能。然而，步入信息社会以来，数字媒体、网络等传播媒介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主要的途径，单纯的听说读写能力已经不再能够应付信息大爆炸给我们带来的全新局面，学习如何高效地获取、理解及利用媒介信息成为了新时代下媒介素养教育的新内容。在媒介化社会中，人们每天花最多时间做的事就是与不计其数的信息打交道，这也意味着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信息、离不开媒介。基于这一情况，媒介素养教育成为了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和参与的一门通识性教育，它通过教授人们相关的媒介知识和媒介使用技能，来帮助民众认识媒介、了解媒介，进而健康、合理、安全地利用媒介。而在此过程中，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成了媒介素养教育关注的重点对象。

首先，诚如一些专家所指出，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的时期，大众媒介在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在此阶段，青少年由于自身人格尚未发展成熟，对事物缺乏分辨力，且好奇心旺盛，擅长模仿，很容易受到媒介中不良信息的影响，从而导致思想、行为上的偏差。

其次，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孩子如今正值青少年阶段，他们自幼就享受着高新技术所提供的欢乐与便利，免于承受信息匮乏所带来的困扰和焦虑。然而，作为在媒介化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身上的批判性意识明显发生了萎缩、衰退。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先天不足。当代的青少年没有经历印刷术时代严密的语言逻辑思维的训练，而是直接进入了一个以“视觉”为导向的快餐式阅读时代。在那里，互联网等新媒体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一代“超级媒介”，而媒介融合潮流也不断敦促传统媒体朝向多媒体方向发展。一时之间，融合了文字、声音及图像的“超真实”类像充斥于青少年的视野，而他们对所看到的画面也深信不疑。图片影像的直观性和感官刺激性削平了其思考的深度，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扼杀了他们童年的纯真和想象的翅膀。面对媒体制造的拟态环境，青少年群体普遍表现出缺乏辨别和分析的能力。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已经适应和习惯了媒介化社会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缺少接受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成年人对媒介信息的分辨能力虽然大大强于青少年，却在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和媒介技术时明显处于劣势。例如很多成年人就因为掌握不了互联网的操作技术而被挡在了网络媒体的门外。有鉴于此，媒介素养教育应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升格为一门终身教育，虽然其重点仍在培养青少年网络多媒体的使用能力上，但对其他年龄段的人群也具有因人而异的指导和辅助功用。

行文至此，其实不难看出，媒介素养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传播环境的不断改变，其内容也在作相应调整。而与一些纯粹理论研究明显不同的是，媒介素养教育从一开始即有明确的社会目标以及鲜明的实践导向。我国传媒学界及教育界在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和努力。比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于2007年4月成立了一个“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分别在附近的两所小学中面向四年级学生开展了为期一个学期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推广行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3]。而这次实践对刚刚起步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运动而言，无疑既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一次有力的促进。

三、技术、艺术与道德：提升媒介素养的三个维度

正如前文所言，媒介素养教育已成为信息时代中不可或缺的一门通识教育。信息过剩及信息污染等问题对人类，尤其是对青少年产生的负面影响，让我们逐步意识到并开始正视隐藏在媒介化社会背后的种种弊端。而要提升个体的媒介素养，通过系统的媒介教育增强人们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是目前解决这些问题最积极有效的方法。很多专家学者曾就“如何提升媒介素养”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研究，其中大多数是根据家庭、学校、政府、媒介等不同职能的机构来划分媒介素养的提升途径，然后再具体落实到各环节在进行媒介教育时所分别采取的策略方针。然而笔者以为，在努力推进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除了要用具体的、分解式的眼光看问题，还应学会运用抽象的、涵盖性的思维去思考问题。毕竟，只有追根溯源，明确媒介素养教育真正的目标指向，才能改善人类被动适应信息环境的窘况，做到主动出击，对症下药。笔者以为，要想提升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我们应同时从技术、艺术与道德三个维度入手。

（1）求真去伪：技术发展与媒介素养教育

毋庸赘言，从印刷时代的报纸到电子时代的广播电视，再到今天的网络、数字时代的各种新媒体，媒介形态的更新变换始终是以科技的不断发展为前提的。作为传播技术的派生物，媒介自身并不具备任何主观的善或恶的倾向。它就像是一把威力无穷的双刃剑，利用得当则能为人类造福，反之，则会对社会及人类生活造成严重的危害。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人们开始更为频繁地使用媒介。然而，就在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媒介操作技术的同时，也意味着人们更容易利用这些技术来、制造虚假信息以干扰和破坏传播活动。例如在网络平台上，人人都可以面向广大受众传播自己“制造”的信息，加之互联网的开放性和网络传播的自由性大大削弱了媒介的“把关人效应”，使得信息的真实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对照片合成、视频的后期制作、声音模拟等技术的知识的缺乏，人们也更难理性、客观地去辨别影像信息的真伪。为此，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来看，媒介素养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教会人们在信息的洪流中去伪存真。而这要求受众必须在加深对媒介技术的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分析、判断能力，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从而杜绝虚假信息的传播。

（2）美的创造：艺术实践与媒介素养教育

虽说媒介传播是以技术为基础，但是所传播的媒介内容却往往是艺术的杰作。我们所接触的信息常常会以影音、图像等形式出现，如电视剧、电影和音乐文件……它们经过专人的编辑、加工之后被搬上荧幕或者上传到网络。于是在随后的传播过程中，我们透过电视机、录音机、电脑所看到和听到的便不再是一连串零散单调且不明所以的信息符号，而是一个个经过精心组织和建构，包含着制作者特殊创造力及想象力的信息文本。然而众所周知，艺术传播的过程往往包括两个环节：在经历了传播者的第一次创造之后，人们在阅听和理解那些媒介产品时，往往会结合自身的经历和观点对其进行一次新的创造。而这第二次创造必须是在充分了解传播者创作文本时所遵循的规则和方法的前提下才能够顺利进行。比如，具体到某部电影或电视剧，我们相应地需要了解的就包括画面的“蒙太奇”剪辑方式、图像与声音的搭配艺术、以及导演的叙事手法等等。唯其如此，人们才能更好地欣赏和利用这些信息，才能在海量的信息中发现美，挖掘艺术的闪光点，从而得心应手地接受或创作属于自己的美的艺术。当然，这也成了提升民众媒介素养的第二个目标。

（3）善的追求：道德指向与媒介素养教育

正如霍尔在编码/解码理论中所提到，信息的传播实际上是一个意义传递的过程。人们在掌握了技术与艺术层面的媒介素养之后，对于媒介传播的理解便可上升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在传播过程中，我们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在进行意义的理解与自我建构。那些传递到我们脑海中的意义以及隐含于其中的价值观会慢慢沉淀下来，成为我们评判事物和看待人生的标准和参照。对于正值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的青少年群体而言，媒介素养教育的最终指向在于能够使其在接受信息内容之后，从中汲取营养和有益的成分构建自身正确的价值体系，培养健全的人格。然而，在媒介化社会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下，青少年对于是与非、黑与白、善与恶的评判标准并不十分清晰。他们普遍缺少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常常受到作为文本的“隐性话语”存在的不良意识形态的影响。为此，只有经过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包括青少年在内的人们对于信息中隐含意义的敏锐感知，提高其伦理道德水平，我们才能在未来为自己主动创造一个健康、绿色的信息环境。

其实简单来说，媒介素养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教会人们从铺天盖地的媒介信息中挖掘真、发现美、选择善。而这也呼应了本文从技术、艺术、道德三个维度出发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的一番全新解读。笔者以为，在信息传播领域内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不仅是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内容，

综上所述，媒介素养所要求掌握的知识技能横跨了传播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素质的体现。而媒介素养教育作为媒介素养课题在社会实践中的延伸与拓展，在媒介化社会中的现实意义及重要性更是不言自明。尤其是对于当代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而言，这更是关系到他们如何在信息时代生存及发展的重要问题。当前，在各方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我们有信心在“真、善、美”的诉求框架下，集社会各界之力量，有效打破技术专制下的媒介话语逻辑，全面推进媒介素养教育，让民众在媒介化社会中更为健康地生活与发展。

[注释]

篇（4）

近几年,“百家讲坛”捧红了易中天、刘心武、于丹等一批登坛演讲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一跃成为畅销书,形成了“易中天现象”、“于丹现象”。电视剧《永不瞑目》、《牵手》的热播涌现出海岩、王海等“编剧作家”。影视热播带动文学作品畅销似乎已成市场惯例,影视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人们的文化消费与娱乐,这是否再次印证了电子媒体将取代印刷媒体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传媒?早在1927年,法国电影导演阿培尔・冈斯就热情满怀地说:“莎士比亚、伦勃朗、贝多芬将拍成电影……所有的传说、所有的神话和志怪故事、所有创立宗教的人和各种宗教本身……都期待着在水银灯下的复活,而主人公们在墓门前你推我搡。”①

一、影视化:文本的终结?

影视化指将文本的情理与叙事性借助影视手段加以表现强化,即通过影视技术将语言文字转化成影视语言,制成声音和画面兼备的屏幕作品。在视觉文化冲击下,文本类作品的发扬光大在很大程度上要仰仗影视的巨大魅力,传统文学从意识形态话语到大众审美文化的中心地位和权威身份被颠覆。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影视化的结果可能是“一千个观众一个哈姆雷特”,读者数量扩大的同时也牺牲了质量,作品虽日益普及但经典却“千呼万唤出不来”。

从文字到影视,改编者以个人“一己之见”替代无数受众对文字文本“千差万别”的解读,造成文字信息的第一次流失;同时还存在从一种表达方式(文字)到另一种表达方式(图像)所必然面临的“图不达意”,造成文字信息的第二次流失。两次流失中,想象空间的限定和简化是致命的,有时还会将原作的意境固定。影视的逼真性、假定性、故事性和大众化,造成文本的想象空间被挤压,掏空了文学的诗性和美感,不能充分体现一些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社会状况以及经典的文本精神,无法与文字持续地铺陈、描写、刻画而带来的审美体验等同起来。莫言认为原作和影视“毕竟是有独立品格的两回事,……改编是一种固定化,每个人在读小说时都在想像和创造,比如林黛玉是高是矮,长脸圆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但一旦改成影视作品,就明确了,固定了,也就限定了,林黛玉就是某某演员那样瘦的长脸。所以影视其实是用对作品的一种解读代替抹杀千万种不同的解读。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是活的,影视却是死的”。②

正如严歌苓所说,“文学借电视剧来传播自己,它本身的价值和美感就下降了,变成了电视剧的工具,比如越来越注重情节,语言越来越粗糙。”更令人担心的是写作者产生功利心态和文学精神性的商品化,作者放弃写作的崇高性在媒介的漩涡里随波逐流。王安忆表示:“电影给我们造成了最浅薄的印象。很多名著被拍成了电影,使我们对这些名著的印象被电影留下来的印象所替代,而电影告诉我们的通常是一个最通俗的,最平庸的故事。……电影特别善于把名著平庸化,大众化,变成一种可使大家广泛接受的东西。”③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得影视更适合当代快餐式的文化消费主张。

二、媒介技术与传播特征

传统社会人们对世界的理解靠文本,现在则让给了视听。影视凭借声音和图像诉诸大众的视听感觉,将语言描述转化为可视的屏幕形象,其直观性、自由性使观众获得更为强烈的审美观感。它还能解除文字符号对大众的限制,不论受教育程度高低,任何人都可与文化接触。影视是动态的,画面和形象直接进入观众脑海,不由受众掌控,快速连续的特点要求直观、直白,这种拒绝深刻的特点是影视化成为主要娱乐手段的关键原因。

影视是一种对人的视听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虽然它削弱了理性话语,但情感力量不容忽视。它展示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观众动脑筋,故事或观点会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现。影视把娱乐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关键不在于展示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内容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影视追求直截了当的叙述、扑面而来的视觉冲击、跳跃不羁的悬念,因此,对受众的直接感官刺激加大、加快了,但是那种迂回曲折的精神挣扎、似断实连的心理逻辑、入木三分的性格刻画、峰回路转的情感历程、欲说还休的生命况味消失了”。④

文字是作用于读者头脑的想像艺术,能表述抽象概念、心理流程和细致入微的思想感情,其魅力在于似乎没有对象又似乎任何人都是对象。文字是静态的,阅读速度由受众掌控,可时快时慢或停下来揣摩,受众的主动性大。阅读文字需要读者具有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举一反三。印刷媒介把语言凝固下来,使思想接受持续而严格的审察,具有较强的推论性,铅字有序排列、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 “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⑤

实验证明,观看是人类获取外部信息最佳和最主要的方式,视听是最具直观性和同步性的信息呈示方式,它与客观真实性的天然联系使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使人对视像几乎不假思索地接受,需要受众参与和思考的程度较低。因此,视像在争取受众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它甚至可使观看者超越语言障碍与画面进行直接交流,而文本阅读对于主体接受能力的要求高得多。

电视是最能说明视像文化在今天具有统治地位的媒介,它的出现全面地改变了人类的文化生存状态,使人类真正由主动审美进入被动观看的时代。如今,电视已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日用品,每天只要打开电视,人们就不得不接受纷至沓来的视觉轰炸。人类创造了影像技术,也就创造了被影像所包围的生活,影视甚至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教育的权力。因此,文学作品通过影视化降低受众的参与门槛,从而获得更多受众和更广泛的传播。

三、影视化:大众文化消费

随着大众日渐强化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文化分享意识及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过去只能为少数人享受的文化艺术作品如今迅速走进千家万户。我们从“读图文化”到“电影文化”再到电子媒介广泛应用的历史可以看出,影视文化正是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它脱胎于传统的民间说唱艺术,代表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趣味。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影视不但成为民间说唱艺术的主要传媒,而且凭借特有的声光效应,发展出一套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影象语言,实现了从精英文字话语到大众文化消费的转变。人类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学生产与消费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学消费活动日益从过去的那种以文字阅读为中心转向现在的以影像接受为中心。

就像复杂的谈话节目不适合电视一样,媒介的表现形式不可能和媒介本身的倾向相对抗。影视最关键的是能看,人们想看的是动感斑斓的画面,给观众留下形象是影视所长。电子媒介的性质决定它必须舍弃思想,迎合人们对视觉的需求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正如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如今影视在大众文化的消费中脱颖而出。

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介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文化交流媒介对于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由最便利、最普及的媒介提供的文化消费必然占据文化活动的中心。因此,作为当今最便捷、最直接、最普及同时也最具即时消费性的媒介,影视取代文本成为社会文化消费的宠儿显然有历史的必然性。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每一种媒介都会对文化进行再创造,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因此,文学作品借影视畅销的多限于言情、武侠、青春偶像等故事情节强的“浅阅读”类通俗文学作品,如二月河、海岩等的小说、“百家讲坛”书籍等,而文学经典、心理小说、感觉小说、意识流小说和抒情诗、政论文是很难成功改编的。

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大众传播时代,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方式、文化消费方式必然会发生改变。畅销小说家海岩指出:“我们现在处于视觉的时代,而不是阅读的时代,看影视的人远远多于阅读的人,看影视的人再去阅读,其要求的阅读方式、阅读心理会被改造,对结构对人物对画面感会有要求,在影像时代,从事文本创作时应该考虑到读者的需求、欣赏、接受的习惯变化,所以作家在描写方式上很自然会改变,这是由人物和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代生活节奏和心理节奏决定的。”⑥多元化的媒介环境下,人们既需要阅读经典文学,也需要娱乐化的浅层次作品。影视作为“严肃文学的通俗读本”,对文学作品的改编不过将其大众化,实际上无法取代它的精英本体,还可以使之在更大范围传播。

现代社会是为大众消费文化所覆盖的社会,影视化的出现为大众文化的消费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途径,同时也是新时代文化消费景观的表征和必然结果之一,它使我们的文化生存模式与运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影视传媒的图像叙事和多媒体性及娱乐、消费特征,使语言文本的审美性让位于图像文本的娱乐性。随着新传媒不断产生,不同传媒力量此消彼长和技术的突飞猛进,纸媒的生存空间会受到空前挤压,语言更多地让位于影视,后者将成为大众主要的文化或文艺消费形式。可以预期,传媒的超文本、非线性传播特征必将取代文学作品被动单一的线性文本走向互动的多媒体综合艺术。■

参考文献

①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第8页

②陈洁,《作家的影视新感觉》,《中华读书报》,1999年6月1日

③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1页

④黄有发:《准个体时代的写作》,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篇（5）

戏剧理论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曾提到：“既然绘画在它的模仿中所用的媒介或符号确实是和诗所用的完全不同——那就是说，绘画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诗用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①莱辛所指出的诗与画之间的区别，实质上是这两种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偏向性问题。媒介环境学派的出现，使得媒介的偏向性问题开始突破文艺理论的圈子，被集中且深入地讨论：“不同传播媒介中固有的不同的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预先就设定了相应的不同偏向，这是媒介环境学派的三个理论命题之一。”②最早集中研究媒介“偏向”问题的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先驱——哈罗德·伊尼斯：“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者有利于时间观念，或者有利于空间观念。”③尼斯特罗姆则概括了媒介的七种“偏向”，分别为：思想、时空、政治、社会、形而上、认识论。论者认为，以往学者对媒介偏向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的效果论上，却忽略了其在本体论层面的偏向性：媒介发生偏向的原因是由于其选择了不同的模仿对象并试图将其极致化“延伸”而导致的，这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媒介“模仿的偏向”。

一、媒介模仿的对象：人的感知模式

康德曾说：“我们在外部现实中看到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投射。”这句话可以用来更好地理解媒介与人类的关系：媒介是现实生活和我们自身感官之间的中介，我们借助媒介所感受到的外部世界，都是我们自己的投射。媒介是人类用以服务自己的感官的，因此，它的发明和改造都是模仿人的感知模式而进行的，是对人类有机体的各部分——包括五官、四肢甚至具有认知功能的中枢神经的模仿，正如莱文森所说“这种技术不仅要体现一个理念，而且它体现的理念要能够延伸、反映、复制或取代心智功能和认知过程。”④然而，人类的感觉器官如视力、听力、记忆力等在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上是有一定生理限制的，所以媒介对人类的感觉器官除了模仿，还担负着“延伸”的职能，也就是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例如，电话这一媒介是模仿人的听觉功能，并在其空间广度上做出了延伸，即使是可视电话、网络电话等媒介，它在模仿人类听觉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下面的表格呈现的是不同媒介所对应的模仿对象——人的各类感官，以及在此程度上所做的延伸。

媒介之所以发生“模仿的偏向”，一是由于媒介模仿的人类感官类型不一致，导致其功能的差异，如电话模仿的是人类的听觉和语言，而书籍模仿的是人类大脑的线性思维；二是由于媒介在履行其“延伸”的职能时，常以牺牲人类某部分感官的方式，让另一部分得到最极致的发展，这样的“偏向”其实就是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所说的“自动截除（auto amputation）”和“麻木（numbing）”的概念：只挑选一种感官对付强烈的刺激，只挑选一种延伸的、分离的、截除的感觉用于技术——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就是技术使创造者和使用者麻木的原因。⑤媒介在进行极致化延伸时产生的“偏向”导致了人类各部分肢体包括中枢神经的“麻木”，使大众过度依赖媒介而不是真实的感官来了解外部世界，从而被浩瀚的媒介信息所湮没，这是众多媒介批评者对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持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几乎每一种技术在被广泛应用时都会因为其“模仿的偏向”和“极致化的延伸”而招致非议。如阿伦特就对印刷术持消极的态度：“有很多伟大作家经过了几个世纪的销声匿迹，如今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作品除了娱乐版还能否留在人们心里。”⑥波兹曼对电视的负面评价：“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⑦凯尔纳对数字技术也充满忧虑：“在拟真的世界中，大众沐浴在没有意义的媒介信息中，这是一个大众的时代。大众由此寻求的是奇观而不是意义。”⑧

二、作为“纠编机制”的人性化趋势

媒介所招致的骂名是由于其在改进和演化的过程中，总是以延伸某部分感官，牺牲另一部分感官为代价，因此给人类带来的是感官被“截除”的麻木。然而，以保罗·莱文森为代表的媒介学者却对媒介充满乐观，他的信心来源于媒介技术的另一个特点——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1979年，莱文森在其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里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是在模仿或复制人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⑨他借鉴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乐观地认为媒介具有“人性化趋势”，并能够根据人类的需要进行优胜劣汰的进化，凡是符合代人类传播特点的媒介就能够生存下来，就是好的媒介。基于这一理论，莱文森又提出“补救性媒介”的理论，他认为人类能够在媒介进化中进行理性选择，后一种媒介都是对前一种的补救和补偿，媒介技术将越来越完美。⑩按照莱文森的观点，“人性化趋势”和“补救性媒介”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媒介偏向性问题的“纠编机制”。

1、起初，我们享受虽非意料却也平衡的传播环境（目力、听力和记忆所及的范围）

2、接着，我们促进媒介发展以突破上述环境局限，但在寻求平衡突破中付出了代价，在寻求其它人性要求中做出了牺牲；

3、不断追求保存并继承自古以来人在延伸方面的突破，恢复人在自然的交流环境中丧失的人性要素。⑾

第一阶段是口耳相传和拼音文字的时代，媒介的发明只是对感官的简单补充，人类还是主要依靠视觉、听觉等生理器官。第二阶段，人类开始谋求通过媒介增强、延伸自己感知器官的能力，这是印刷术大放异彩的机器复制时代和电子时代，但是过度的延伸使媒介的偏向严重以致“平衡的感知环境”受到了损害，人们开始对媒介技术充满忧虑；第三阶段的媒介，在高科技的支持下开始追求“平衡感”，使人的感知和交流回归自然，媒介的“人性化趋势”开始显现出“纠偏机制”的作用。

事实上，媒介的发展路线是一个趋向于圆周的图形，因为媒介对人类感官的模仿及延伸是以人类最原始的，最自然的交流方式为目标的，任何与人类生理机能不和谐的媒介都会引起体验的不适而遭到淘汰。例如：“广播只有声音没有图像的局限其实是适应了人类原有的深层的传播方式，即只听不看的传播方式，而且适应与这一模式相伴的社会现象：多重任务的智能。”⑿再如，照相机的镜头，是对我们视觉系统的复制和延伸，而电影则是用具体化的方式把心智活动加以复制和外化。摄影技术从黑白照、彩照、再发展到电影和二、三维图像、全息图像，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机器和人的感知的对应从少到多，最后就产生了色彩、动画和第三维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普及后，媒介的模仿对象到达空前的综合：视觉、听觉、大脑各种思维、语言能力都集聚在一起，弥补了其他媒介技术不可避免的“偏向”，成为“人性化趋势”最明显、最集聚的媒介。

“偏向性”和“人性化趋势”是媒介在发展进程中两个对立互补的特征：“偏向性”使人类的感觉器官得到延伸和放大，虽然打破了各感觉器官之间的平衡，但却使其超越生物极限和阻碍，成为人类文明强大的推动力；“人性化趋势”则有利于媒介克服其自身的技术弱点和文化弱点，让媒介批评者和大众更理性、更全面地看待媒介技术下的人类生活。在新媒体环境下，这两组影响媒介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将以何种方式塑造媒介的面貌，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基金项目：本文系“暨南大学优秀本科推免研究生科研创新培育计划项目”——《新媒体环境下“模仿”的裂变——从“原型”到“仿像”的传播现象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50503560】

参考文献

①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7

②林文刚 编，何道宽 译：《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31

③[美]哈罗德·伊尼斯 著，何道宽 译：《传播的偏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④[美]保罗·莱文森 著，何道宽 译：《思想无羁》[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09

⑤[加]马歇尔·麦克卢汉 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M].译林出版社，2011（7）：60

⑥[德]汉娜·阿伦特：《人类的对话中的社会和文化》[M].自由出版社，1967：352

⑦[美]尼尔·波兹曼 著，章艳 译：《娱乐至死》[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9（5）：121

⑧[美]瑞安·毕晓普、道格拉斯·凯尔纳等 著，戴阿宝 译：《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8）：16

篇（6）

一、中国书法艺术传播媒介的历史变迁

    中国书法艺术的媒介传承变化始终受着社会发展的影响。本雅明说，在人类艺术活动中，“艺术生产关系也一般地决定于艺术生产力即‘技巧’，当艺术生产关系与艺术生产力发生矛盾、阻碍艺术生产力发展时，就会出现技术革命，新的艺术技巧(技艺)就会产生，打破旧的艺术生产关系，把艺术向前推进”。从文字诞生之初的龟甲兽骨、铜器、竹简尺犊、青铜刻石、纸张直至当今社会电子网络媒介，可以说书法艺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因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打破旧的艺术生产关系，催生新的传播媒介，以适应文化传播的需要，担负起书法艺术文化传播的重任。

    作为媒介，书法艺术同时兼具了传播文化信息和书法艺术信息的功能。纵观书法历史，无论是古文字时期的甲骨、青铜，还是有秦以来的刻石、竹简木犊、绢帛等，均是传播文化信息的一种方式，这种承载方式在传播文化信息的同时，又根据载体的不同形成了风采各异、流传千古的书法艺术风格。书法艺术传播媒介每一次的变迁都会对书法艺术传播产生巨大影响。回望历史，在现代电子网络媒介出现以前，传统意义上的书法艺术传播媒介的传承变化对书法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大至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五代至唐的“摩拓”时期;二是宋朝的“印刷刻贴”时期;三是近代社会的“图像印刷”时期。唐朝的摩拓是封建社会最为原始的一种摩拓复制书法艺术作品的技术，它的出现使一些珍贵的书法艺术作品传播范围的拓展成为可能，通过摩拓复制技术，使书法艺术在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得到了迅速传播，也从而使书法艺术在唐代的上层社会迅速得到普及，书法艺术也因此居于“不朽之盛事”的地位。这也是书法艺术成为中华文化核心艺术的一次重要的传播技术的革新。宋代的刻贴是对.唐朝摩拓传播技术的又一次创新，刻贴的出现使复制技术得到了拓展，由于刻贴复制使古代书法艺术经典以一化身为千百，促成了书法艺术的传播普及，同时也成为后世书法家借以“推广”自己的一种方式。通过刻贴来印刷出版自己的书法作品集，类似于现在的书法作品专辑。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就非常擅于此道，他是明朝运用刻贴来为自己出版“作品集”最多的书法家。近代图像印刷水平的进步主要是指印刷和影印技术的使用，较之前者，图像印刷逼真度、数量均是前者所不能比拟的。由于图像印刷术的使用，越来越多的古代书写图像被展示出来了，而且其传播范围也越来越为广泛。

    进人当代社会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电子网络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应用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书法在当代电子媒介的作用下已经进入了一个通俗化的阶段。此时的书法艺术借助电子网络媒介传播的优势也出现了视觉转型，书法艺术已从书法家书斋的案头艺术逐渐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成为人民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书法艺术也不再是当代文人的身份标签，更不需要古代文人的深厚文化修养，只要能够认识汉字，就能进行书法创作，甚至借助电视的话语权而转身成长为“书法家”。书法家借助电视来推销自己，已成为当代社会书法家“增势”的一个捷径。同时，电视媒介也促使今人可以零距离地观摩学习古代书迹法帖，为书法艺术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二、现代电视媒介让书法艺术走出书斋，走向世界

    书法艺术由古代社会文人士大夫所必备的书写“技能”，到现代社会中“视觉文化艺术”身份的悄然转攀，是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书法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手段还停留在“技”的层面时，受传统传播媒介的影响，它只能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媒介。此时的书法是“书法家”独居书斋相对封闭的个体劳动产品，因而它只是停留在传统的古代文人书斋的案头艺术品，人际传播是其主要传播方式，书法艺术精英化传播是这个时期书法艺术传播的常态。当科学技术发展催生电视等电子传播媒介成为当前社会主导传播媒介的时候，电视媒介强大的传播功能彻底打破了书法艺术这种延续千年的精英化的传播态势。同时，电视传媒强大的视听传播功能和跨越时空的传播特性，让书法艺术不再像往昔那样“深藏闺中”。借助电视传播的及时性、视听性、延时性、现场直播性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性等特点，书法艺术迅速从文人的书斋走向了人民大众生活，成为全民族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人人享有书法艺术、使用书法艺术、传播书法艺术已经成为社会常态。

    从传播学的角度观照，电视作为一种现代的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由于其自身的广泛性与普遍性而使传播的内容具有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这种力量虽然是无形的，但却是极其有力的，在适当的时候和情景下，这种无形的舆论力量会转化为不可扼制的物质力量显现出来。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借助电视媒介传播的功能，成长为书法艺术家的历程不再像古人那么遥远和艰辛。通过电视推广自己和自己的书法艺术则是当代书法艺术家首选的一条捷径，这种媒介的力量是生活在古代社会的书法大师们所不能想象的。古代书法大师要想在书法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是需要他们穷其一生来为之努力的。历史上王羲之有“暮年乃妙”，王铎尚需“五十自华”。试想，当明朝以董其昌为代表  的一大批书法家为使自己的书法艺术流传千古而借助  “刻贴”的传播方式来传播自己的书法艺术的时候，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其身后数百年白娜代社会中，借助电视等现代传播媒介来推广自己书法艺术的广度和深度是那样的强大，社会的影响力又是那样的深远。

   当代的书法艺术家们借助电视等大众传媒的优势和便利，再也不用拘泥于各自的书斋案头，他们放下了传统文人的矜持，在商业大潮的裹挟下，带着自己的书法艺术作品走进了社会大众生活的名利场之中，在作品价格的博弈中来彰显自己书法艺术水准的高低。此时的书法艺术家彼此之间的交流也是空前的频繁，交流的方式更加多元。通过书法展览、互联网络、电视媒介等形式传播书法艺术文化信息，从而促使书法的技艺空前地普及和提高。电视全程再现书法艺术的动态创作全过程的现场直播功能，更是把书法这一书斋文化带进了社会大众生活之中，让寻常大众欣赏书法艺术家创作书法过程的随时性，成为书法学习的常态。电视媒介的最大优点就是它不仅能逼真地传递书法作品，而且能够把书家的创作过程完整地记录保存下来，供学习者研究，这是印刷媒介所不能比拟的。面对无数“天下第一”书迹的仿真及多层面的视听解读，是前人所不能想象的。

    当前社会的信息全球化特征、深度的国际信息交流带来了不同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国际传播的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是国际交流，即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文化信息的交流和传递，其中对传播者而言，最便利、最有效的工具就是通过天空直接传播的媒介，即广播和电视。电视媒介跨越国界的覆盖范围和传播的面对面功能，也使书法艺术越来越受到国外朋友的关注，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中国在世界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国、了解中国，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汉语热”。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00多所孔子学院，全方位地推介中华传统文化。世界上有4000余万外国朋友在学说中国话，学写毛笔字。中国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向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汉文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康拉德在他的《中国文明简史》一书中说:“中国的上层文化是最具有高度视觉性的，而最高形式的艺术则是书法。”书法艺术已经成为西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桥梁和纽带。在当代社会，书法艺术已经不再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它正在转换成为全世界人民所共有的文化艺术形式。书法艺术在电视媒介的助推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则已成为书法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电视媒介让人学习书法艺术，回归书法艺术原点

篇（7）

一、“异化/物化理论”与媒介批判

马克思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物的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的命题。马克思指出：在对象化的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确证；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和消解。马克思还论述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或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的异化”。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则更深入剖析了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与物化。他的贡献在于将物化同近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结合起来，从理性特别是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的视角揭示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并且深刻地指出这种“物化”正在内化，从而成为“物化意识”——这是对异化更深层的揭示。法兰克福学派无论从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解读方面都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眼中，一切束缚人和统治人的异化力量或物化力量都是他们批判的对象：“我们自己创造出的物和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我们的主人，这是马克思所未能预见到的；可是没有什么比下述事实更加突出地证明了他的预见了，在今天全人类都成为他自己创造出的政治制度的囚犯，心惊胆跳的人类正焦急地盼望知道是否能从自己所创造的物的力量中拯救出来……”（注：《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7-6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他们以一种人本主义的精神，通过对异化力量的彻底批判，追求人的自由、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今天，异化现象更加突出，成了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以后，异化对人的统治已从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特别是随着技术革命带来的大众传播的全面繁荣，媒介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异化”的帮凶——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媒介来了解外界，媒介营造的“仿真环境”成为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新的异化力量，“媒介真实”代替了“社会真实”，生存在“媒介环境”中的当代人，变得远离“真实”生活，失去批判精神与超越维度。媒介及其产品制约着人的主体性的发展，支离破碎的媒介信息与五颜六色的媒介产品渐渐迷惑了现代人的“双眼”，他们习惯于轻软的“表层娱乐”，而不再追问“深层意义”。媒介在其间一方面“异化”着他者，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经历着“自我异化”。正是因为媒介在当今社会异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这种多重角色，使得研究媒介，不能不关注媒介的“异化”与“自我异化”。而进行媒介批判就必须从“扬弃异化”的立场开始。媒介批判的目的，也正是要找到媒介“异化”他者的方面以及媒介“自我异化”的表现等，以此作为“扬弃异化”的突破口。

二、媒介的“异化”问题及媒介批判的内容

异化与异化的扬弃不是一次完成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进程。对此，马尔库塞具体从对象化活动的特征入手加以分析，认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只有通过“否定之否定”，即通过废除他的外化和从他的异化中复归，他才能达到一种普遍的和自由的现实。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只要有媒介活动存在，就有因此而生的媒介异化现象；而对于这些异化现象的“扬弃”与“批判”又不是一次性能够完成的。随着媒介不断地发展，新的媒介活动、媒介现象产生，媒介异化会有新的内容及新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媒介批判本身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渐进的、长期的、不断更新的进程。依据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异化的四种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的异化”。媒介异化也可以分为“媒介产品的异化”、“媒介活动本身的异化”、“媒介组织与媒介从业者的异化”、“媒介组织与其他参照物之间的异化”。这些都应是媒介批判的主要内容。

（一）媒介产品的异化

媒介产品通常是指媒介制造出来供人们消费的文化产品。媒介产品的异化，指媒介产品在传者制造过程中或受者使用过程中，背离了初衷，偏离了方向或走向了对立面的状况与情形。媒介产品，这里我们以新闻作品为例——人们对于新闻的要求是“真实地报道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现实中，往往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常有这样或那样的“假新闻”出现，有的是在传者制造过程中，为了追求新闻的“新奇性”而有意制造的；有的是在受众解读过程中，由于受到不同的受传情境及心境的影响，从而影响了受众自身对新闻的准确理解。媒介产品的这种异化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新闻永远只能摹写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传者——传播渠道——受者——环境”都直接影响着“新闻”（信息）本身的建构与解构模式，可以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改变“新闻（信息）”本身的走向，这其间就存在着新闻（信息）走向异化的可能。其他媒介产品也具有相同的规律，比如媒介娱乐产品、媒介教育产品等，媒介在提供一种娱乐形式，灌输一种教育宗旨时，也意味着剥夺另一种娱乐途径，削弱另一类教育主张。而这种“剥夺”与“削弱”并不总能够接近合理。

（二）媒介活动本身的异化

刘建明教授在其专著《媒介批评通论》中曾将媒介批评定义为“对新闻作品及新闻活动的评价”。（注：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介活动是媒介批判的一个基本范畴。媒介活动，粗略地定义为媒介从事的各类活动——具体来讲，主要是指身兼“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二重使命的媒介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及“社会活动（主要是宣传工作）”。媒介活动的异化，就是指媒介在从事“经济活动”以及“社会活动（主要是宣传工作）”过程中，由于媒介自身及外界原因，使这些活动脱离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种否定、消极甚至是破坏性的负面力量。媒介经济活动的异化，较常见的有，具有企业属性与市场要求的媒介组织进行“经济活动”时一味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向市场屈服，致使媒介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过份“亲近”市场利益而受到削弱，从而使媒介陷入世俗化的境遇。媒介社会活动（这里主要是指宣传报道）异化较突出的有“宣传报道的泛意识形态化”及“宣传模式的齐一化处理”等——在传播过程中，一味地夸大阶级倾向；一味地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一味地阻挡多元信息输入，采取“单面灌输”的宣传模式等，这样做往往更容易使受众产生逆反心理，从而对媒介的宣传“充耳不闻”，甚至故意曲解误读。媒介的宣传效果因此大打折扣，媒介活动也因此走向了异化的彼岸。

（三）媒介组织与媒介从业者的异化

依照哈贝马斯的理想，应当有一个“公共领域”作为公众表达民声民意的场所，但是，这一“公共领域”在当今却面临着一次新的结构转型。对此，哈贝马斯指出：“媒介最初的功能都局限于新闻交流与新闻监督。但是，报刊一旦从新闻报道发展成为思想传播时，当个体文人的新闻写作相互产生竞争时，一种新的因素——广义上的政治因素——就与原来的经济因素结合起来了。对于这样一个发展大势，毕希尔用这样一段话加以概括：

报纸从纯粹消息的机制变成公众舆论的载体和主导，变成政党相互斗争的工具。这就引起报纸行业内部组织的变化……对于报纸发行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从一个贩卖消息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公众舆论的掮客。”（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19页，学林出版社。）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介组织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已越来越多地背离媒介最初的功能。它在与政治及市场的妥协与同流过程中，不断走向异化，这种异化过程有时甚至影响了媒介真实消息的原生功能。

媒介从业者的异化，表现在他们背离“把关人”的传统职责，或为经济利益，或为政治目的，在新闻的选择取舍时背离新闻标准与新闻价值。比较典型的“有偿新闻”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对事实的知晓权被剥夺，新闻的价值让位于新闻的使用价值——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媒介从业者的信用及“把关人”的权威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丧失。此外，媒介从业者的异化，还表现在媒介人员“角色扮演”上的错位，最为典型的就是媒介人的“光环效应”——即“一些知名主持人因职业原因，长期生活在镁光灯下，从而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角色错位”——这里媒介职业本身成为媒介人的一种异化力量，媒介从业者在这种异化状态下，逐渐迷失自我，失去了应有的批判精神与警醒意识。

（四）媒介与其他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

文化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技术力量等共同构成了媒介的参照背景。媒介与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表现在多个方面。这里仅举两例：

一例为“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异化。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大众文化为大众媒介提供了丰富的传播内容；与此同时，大众媒介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他们二者的共生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走向异化：一方面，大众媒介为了取悦受众，取悦市场，大量地传播媚俗文化，迎合受众喜好，从而导致大众文化品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长此以往，这种“低品质”大众文化的大量传播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受众的品味与旨趣，进而影响和制约着大众媒介品质的提高。

媒介与其他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媒介的“越权”行为。最常见的莫过于“媒介执法者”现象。当今社会，随着大众传播日益发达，社会各方对大众媒介的依赖因而逐渐加强。媒介获得了往日不曾有的巨大“权力”——与“司法”“立法”“执法”三种权力并行，被称为“第四权力”。其实，如果按照媒介权力的最初规定性，这一权力应该主要集中在“监测环境”，作为第三方，促进公共信息的顺畅流动，及社会意义的共同分享等方面。媒介并没有“裁判是非”“公论对错”，甚至“现身执法”的权力。但是，这种“越权行为”正在成长为新的异化力量，不但对于媒介自身、其他社会组织，甚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种负面的、否定的因素。媒介在实现“执法”功能方面颇多参与，造成了人们对于媒介角色的一种“变形”期待——此时，媒介在公众眼中已是直接左右事件的权力机构了。这种现象客观上促进了公众打官司首选媒体而不是法院的不合理状况，越来越多的案件将会“缠”上媒体，媒介因自己的“越权”行为，将面临许多不必要的负荷。媒介的这种“越权行为”一方面打破了公众对于媒介的“正常期待”；一方面影响了其他社会机构组织功能的正常实现。在任何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社会组织都应该“自行其职”，媒介“越权”行为除了破坏社会的合理分工及整体运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越权”使得媒介自身角色混乱，社会含义模糊起来，媒介的社会定位及存在意义因此将受到质疑与挑战。

实质上，异化理论为媒介批判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思维与立体的视角，媒介批判因此而得以脱离平面化的“意识形态判断”及单纯性“文本解读”的境遇；此外，异化理论还为媒介批判提供了批判方向：媒介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媒介在当今社会中的异化表现，从异化现象出发，找寻“扬弃异化”的方法与途径。我以为，媒介批判就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加“关怀的胸襟”，在批判与超越中使人们逐渐摆脱被自己创造物“奴役”的状况，从而实现社会个体与社会整体的自由发展与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

②孙伯睽《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

③郑一明《西方的文化哲学思想研究》，重庆出版社。

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⑤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中央编译出版社。

⑥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

⑦马尔库塞《与文明》，重庆出版社。

⑧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重庆出版社。

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学林出版社。

篇（8）

[DOI]10.13939/ki.zgsc.2015.13.130

1从图到图，一眼万年：视觉文化时代的艺术转向

鼓乐喧天的祭神仪式、严阵以待的狩猎场面……在我们向那些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遗存面壁凝视时，它们凸显出的不仅仅有筚路蓝缕的人类活动轨迹，还有人类记录自然、控制自然的愿望和能力。“制图和读图是人类走出愚昧，从一般动物中离析出来的最伟大的一步”王海龙.视觉人类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4.，图其形绘其影的“叙事”行为已然定化为人类的生存方式之一。伴随着大浪淘沙般升腾跌宕的自然抉择，人类终于以蹒跚向前的脚步迈入了这个新世代。拜经济发展与科技发达所赐，当下新技术的不断引入和传媒的日益扩张，营造出了视觉机制的高位主宰和视觉文化的广泛渗透的氛围。

当持续了四个多世纪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在20世纪不情愿地被附加上 “L・H・O・O・Q”的标签;当梦露的迷人肖像以变色龙的方式重复出现，我们仿佛已经嗅到了视觉文化沉浸于叙事格局之中的整合之味。从图到图，一眼万年，生活世界的视觉化、图像化这一次又垂青于人类，不同的是，人类此在的界域已经裂变为视觉文化的竞技场――以文字和语言为中心的理性形态，正逐渐为以图像为中心的感性形态所取代，人们对于文本的主体认知方式继而由精读转向略读、由凝神关照转向眼球效应，图像在一步步滑向话语的附庸和感官的刺激物。

2诗意栖居地之上的审美化生存

凡是诗性尚未泯灭的人都不可能真正地沉沦于世界的蝇营狗苟，都不会深陷在日常奔走和忙碌中而对存在的呼唤听而不闻，都不会一生低头于足下的小利而不仰望天空。章国锋，王逢振.20世纪欧美文论名着博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59.

――海德格尔

在如此一个图像增殖与侵蚀的视觉文化时代，“视觉文化的规划一直便致力于尝试以种种障碍和未知形象将空间填满……它总是充满着未被承认的障碍，这些障碍从来不允许我们实际上“看到”存在于我们的期待之外的东西。”罗岗，顾铮.视觉文化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在海氏那里，“诗意地栖居”具有一种遮蔽的力量。

的确，在当今大众经验重构、审美范式转换的情境之下，如何使审美与现实、艺术与生活达到双向互动和深度沟通;如何使艺术文本叙事结构在日常体验与美学意义、审美愉悦与价值提升之间，制衡图像沦落所带来的无深度的不可承受之轻，以实现诗意栖居地上的审美化生存，成为当下艺术的职责与业绩所在。石涛有云“笔墨当随时代”，置身于其中的艺术家们即时调整文本叙事结构的转向步伐，平视之眼的朱书贤“以平视感的姿态开启感官之门”，深情冷眼的常陵开始了“一花一世界的诗意撩拨”，他们以超文本的立体方式吸纳慧智，在推动艺术创造的人性化表达和审美化建构的同时，在学术关照的层面上不断厘定本土文化的精神坐标。

3艺术文本叙事结构之――关涉与遥望：此岸与彼岸

文艺复兴以来关于艺术的朴素“镜子说”，毫不怀疑词与物的一致性;而进入视觉文化时代以来，书写与现实的非同一性却是所有语言固有的，没有一套言说世界的言辞能包含世界的真。当代艺术在实施着镜城突围的行动，它不断抹平了“虚拟真实”与“实存真实”，走向“超真实”。人们在创造着现实，也在构筑着理想世界，力求走近精神“彼岸”。这种“超真实”/“幻象”生在此岸，活在彼岸，成长在此岸至彼岸的路程中。在佛教构筑的世界里，此岸与彼岸是现世与来世、苦海与佛国的两极。而笔者此刻所议的此岸与彼岸，其所指不仅包括此在和彼在，亦有一种地域上（如本土与海外、东方与西方等）越界与连接的概念。即艺术家们既要以入世的治学态度，在日常生活中、在创作中关照，又要在此岸遥望彼岸、从彼岸关涉此岸，透过秩序的网幕，使鸿蒙之理见：李来源、林木的《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307页：石涛有“天地氤氲秀结，四时朝暮垂垂，透过鸿蒙之理，堪留百代之奇”。闪闪发光。

朱书贤借助《黑雾》与《黑色种子・抽芽》文本叙事中源自自身经验、看似稀松平常的现实情境，将此案与彼岸的关涉与遥望，演绎为“浪漫”与“现实”之间的悬浮与依托。“每当我察觉浪漫这东西时，感觉它的存在像是一层透明的薄膜，悬浮于现实事物的表面，使得事物看起来时而真实，时而虚幻，下一个瞬间，就消失不见。”摘自朱书贤《浪漫――悬浮于现实之上的一层薄膜》一文。两部作品均为我们设定了“黑色”之夜和“白色”之亮的现场氛围，黑与白的交接之处便是无穷尽的“灰色”主调。艺术家将创作视为“再现薄雾般的浪漫”，可是这浪漫却没有依附在抓人眼球的新奇形态中，没有披戴上浓妆重抹的色彩，而是弥漫于充斥在影像中的主色调灰色之中――主体与客体在这里均被笼罩在纯度不高、亮度不够的灰暗调子里。

回到颜色本体上来看，因似晦涩的灰色之于黑白，就好似浪漫之于现实。它不同于黑白的极端，而是以朦胧、内敛、神秘的形状，更富于弹性地介于两者之间。“灰色给人以时间、空间上的距离感更强烈，其远方为遥远的过去”[德]爱娃・海勒（Eva Heller）.色彩的性格[M].吴彤，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330.。如果说“黑色”之夜和“白色”之亮分别对应于“此在的遮蔽”和“彼在的敞亮”，那么这种以枝枝蔓蔓的灰色姿态为代表的视觉效果的压抑，无疑助艺术家一臂之力拨开“黑雾”，将关涉此案、遥望彼岸的实施凝结为破土而出、抽芽壮大的“黑色种子”。

拥有十年留法经历的常陵，在此岸的法国时思蜀而不乐，记忆中的母土魂牵梦萦，他欲罢不能地迷恋着彼岸的温暖;回到2005年的台湾，此岸的故乡社会结构、现实面貌、文化境遇较前有了根本改变，此刻的台湾与记忆中彼岸的台湾无法建立起即刻的连接，从此岸到彼岸的跳转，实质是从本土的缺席转到现时的在场，记忆中对于母土上下文关系赫然横亘出一条现实的鸿沟。艺术家由此在对于彼在的原有期待并没有实现，这种怅然所失的情绪，促使常陵开始了以台湾的特色饮食――“五花肉”为视觉识别码的身份追寻。常陵的温情回眸，在“异乡”和“原乡”之间巧妙切换，他用特殊的减去法，挥洒书写的痕迹，流动油画的颜料，而由此产生的类似于水墨的表达效果直接带入了文人画中的精神元素。

从构图饱满的暖色到间有其中的冷色，从“五花肉”系列中“肉山水”“肉花鸟”“肉都市”“肉兵器”“肉宗教”五个子题之间的互我进化和轮回，常陵的艺术文本不断地呈现叙述者的心理反应和阐释渴望，具有一种“符号迷恋”的故事表征。这种叙述策略又唤起观者巨大的情感期待和叙述幻想，继而使其沉溺于文本的叙述之中。于是，此案的关涉与彼岸的遥望在这里，图像化为高速的静止、细腻的宏阔，且深且浓且久远且绵延，而至无穷无极。

4艺术文本叙事结构之――确定与不确定的预设方向

艺术的文本创作存在于从创作到作品接受的动态流程中，存在于“从创作者的意象―语符思维到读者的语符―意象思维的相继过程中”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305.。在这个过程中，作品是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各自思维活动的中介与连接点，它既是作家创作活动的物化与结果，又是读者接受活动的起点与物态化作品的重新创作。

按照这样的认知准则，艺术家一方面要为接受者提供一个微妙的意义组合，其中既有可以直接知觉到的意义倾向，又有含而未发，需要接受者加以想象填补的意义“空白”。于此之下的本文叙事，摇摆于确定与不确定、精准与混沌的预设方向之间。确定的预设方向，使得观者的观看思索与创作者的原发意识，具有一定层面上的主旨一致性;而预设方向的混沌与不确定，则需要观者的主动思索才得以使画面的意识显现完结。从此点延伸开来说，它反而完满和确定了创作者的精神嫁接和转译。

朱书贤寓诗意感和神秘感于现实生活中的哲思方式，流淌于作品《黑雾》与《黑色种子・抽芽》中。他在其中没有设置人物对白，待定的指向与缓步运作的“尺八”背景音乐互为滋养。艺术家从哲思迷离、文风幽淡的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小说《幻影书》中，获得关于“默片”元素的启迪。在他看来，默片虽然少了语言的表达，却有着如同诗一般的专属表达方式。“默片的无声、黑白色彩、断断续续加速的节奏。这些都是障碍，增添了观赏的困难，却也减轻了意图代表什么的负担。”见：《“恶童力”展览画册》，朱书贤《浪漫――悬浮于现实之上的一层薄膜》，台北：大未来画廊，2009：136.朱书贤将这种拥有多向无限生长可能的“共文本”空白，拓展到诸多具有神秘感条件的环节之上，如剧情推展的幽然迭转、默片与观众的距离感、“尺八”乐器本身带有的宗教色彩等等。

“存在于这个时代的洪流间，我不批判，我只裂开嘴大笑。”在常陵看来，宇宙本身处于混沌状态，其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包含阴阳、表里的两面。他希望自己的艺术创作是一面镜子，可以提供一种中立的思考方式，而不是过于明确、太过了然的指向。艺术家使用特殊的减去法，使生物的存在本身穿透历史思考呈现过去、现在、未来的文化课题，于此亦应了石涛“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混沌里放出光明”的画语录。

朱书贤、常陵的艺术语言由常态进入

空白，又由空白回到常态。他们幽玄诗意的语言一方面将观者导向一种超然的意象意境;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导向的路径之上设立了多重障碍间隔，将观者接连阻滞在语词本身的意义之上。正如同叶燮对于诗有“其寄托在可言与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言在此而意在彼”之说，他们通过增多叙事结构中，从语义、意象一直至主题各个层面的“空白”与“不确定性”，来适应和调动观者重建作品审美物件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参考文献：

[1]高千惠.当代文化艺术涩相[M].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8.

[2]倪再沁.台湾美术的人文观察[M].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7.

[3]卢梅芬.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发展[M].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7.

[4]李钦贤.台湾美术之旅[M].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

篇（9）

谈话类节目开通各种交流平台不但使听众参与广播更加方便直接，而且实现了主持人和听众双向同步交流，传授关系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过去，广播文艺节目一般采取录播形式。听众参与一般是靠来信或接受录音采访。这种参与既不方便又不广泛，有很大的局限性。后来，出现主持人直播节目，主持人与听众之间可以进行心灵上的交流，但还不能在传播过程中进行直接对话，直到电话介入广播才使听众参与成为家常事。

任何一位听众，只要挂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就可以跟主持人进行同步双向交流，甚至可以跟主持人及其他听友进行多向交流。现在科技的发展，更是让听众可以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来和主持人交流。

使用QQ和微信可以做到有话当场说、有事当场问、有要求当场提、有看法当场发表，非常直接，非常方便。无疑，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主持人的工作积极性，调动听众的收听意识。而微博的出现，可以让听众在节目之后的任何时间继续和主持人沟通交流。

2.节目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听众，这是办好文艺节目的客观要求

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听众，听众才会感兴趣。文艺节目的主持人常常通过热线电话、QQ和微博等第四媒体直接与听众沟通思想情感，排除心理障碍。有时也会设计一些话题，请听众来参与讨论。至于讨论的内容，大多是讨论当前听众关注的事情或社会上普遍存在、群众关心、领导重视的一些热点、难点、焦点、疑点问题，或者讨论恋爱婚姻、家庭生活、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理想追求等人类社会永恒性的话题。可以说，谈话类节目的兴起和开展，无形中起了这样一种作用：即促使广播注意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反映，促使节目内容的“三贴近”。

篇（10）

所谓“形态”是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所以本文界定“媒介形态”的含义为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媒介的表现形式。“媒介形态”一词出自美国传播学者罗杰.菲德勒的《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之中的“MediaMorphsis”，该词直译为媒介的形态或媒介的形成。在该书被翻译之后，媒介形态在很多学术研究中被引用，学者从不同的传播媒介来探讨媒介形态及其变化。

从报纸、电视、广播到新兴的互联网、手机媒体无不是媒介的一种表现形式，新技术的兴起带来新兴媒体的发展和传统媒体的逐步演变，媒介的表现形式不断变化，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媒介形态的变化。

媒介融合就是指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背景下，以信息消费终端的需求为指向，由内容融合、网络融合和终端融合所构成的媒介形态的演化过程。进入21世纪，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成熟，在技术、经济和市场三大诱因之下，媒介融合形态趋于成熟。融合所带来的媒介产业形态的变化，渗透至生产、消费、交易等各个领域，其中，贯穿整个媒介产业的广告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连接着广告主、媒体、受众/消费者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广告时代。

一、媒介形态变化对新兴媒体广告的影响

1.互联网媒体广告的快速兴起

1994年10月14日，美国著名杂志Wired推出网络版Hotwired。在Hotwired的主页上，包括了AT&T在内的14则广告主的图像和信息，这是世界第一则网络广告。而在我国，1997年3月，CHINABYTE网站上出现了第一条商业性网络广告，标志着中国网络广告的诞生。经过6年多的发展，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于2004年已经达到19亿元，占网络营销市场的60%，网络广告的快速发展是传统媒体广告所无法比拟的。随着网络技术进步，网络广告从最早的横幅式广告、按钮广告和电子邮件广告几种基本形式，发展到了搜索引擎广告、在线游戏广告、FLASH影视广告和网络软件广告等多种形式。其别值得一提的是FLASH影视广告，由于流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广告不再是简单的平面广告，FLASH制作的影视广告越来越为商家重视。FLASH技术的成熟使网络公司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在网站上影视广告，由FLASH制作的影视广告所占网络空间大大减少，仅是其他传统视频格式的几十甚至几百分之一。伴随着播客的兴起，人们对FLASH视频的认识大大改观，越来越多的人上传自己的短片作品，制作的自己的FLASH短片，这些使人们对FLASH广告逐渐习以为常。

虽然网络技术发展较快，但网络广告也存在一些先天性的缺点。在我国，老套的浮游式广告、弹出式广告仍是主流。其中诱惑式、强迫式的网络广告就是其中的典型，致使网民对网络广告的反感逐年上升。有调查数据显示，近七成网民对诱惑式、强迫式的网络广告表示厌恶。其中主要原因是我国网络广告发展还不成熟，网络广告传播过程中广告主和网络公司急功近利，未能以长远的眼光去看待网络广告，不能充分发挥网络广告的优势。但我们应该看到，随着网络广告市场的逐步成熟，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整个网络广告行业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同时，新的网络技术应用和软件公司的努力也使网络广告更加规范化，新型浏览器大多具备拦截弹出式广告的功能，多数杀毒软件也加强了网络防护功能，更多的网络广告也在注重自身的创意和质量，整体网络广告水平不断上涨。

2.手机媒体广告的从无到有

手机媒体广告在手机媒体的不断发展壮大之下从无到有，逐步成为广告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手机媒体发展的同时，传统媒体也注重和手机媒体合作，借助传统媒体的威望和手机媒体的技术优势在一系列广告活动中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例如2002年9月，凤凰卫视和广东移动联合推动“凤凰咨询手机频道”短信业务，在活动之中，一方面利用凤凰卫视已有中的威望来吸引消费者，另一方面利用移动公司的技术为终端用户提供及时准确的时事、财经、体育、娱乐等多种资讯的短信定制服务。业务的内容由凤凰卫视联合国内15家卫视和35家地方电视台共同提供，而广东移动公司则负责将相关内容以短信或彩信的形式发送到用户的手机之中，达到了手机媒体和电视媒体的共同赢利。之所以采用与传统媒体合作的方式并非偶然，手机媒体自从诞生的开始就存在着先天的缺点——缺乏在受众中的威信，加上人们普遍对强制、引诱性质的广告感到反感，而手机媒体在发展初期必然存在大量的骚扰广告，这给广大的手机用户带来生活上的不便，更是让手机用户对手机广告产生不认可心理。为了解决受众对手机广告不认可的问题，与传统媒体的合作是手机广告发展的最佳道路。借助凤凰卫视这类有着强大影响力的传统媒体，手机媒体可以较为方便的进行市场定位，有目标地向消费者发送其所需求的信息和相关的广告内容，合理的手机广告不但不会招致消费者的反感，反而能为消费者提供所需求的信息，更能为手机媒体创造不错的效益。

二、广告形态在媒介融合下的变化

1.广告受众在规模化基础上分化重聚

在“规模化”和“差异化”这一媒介融合的内生逻辑下，各类媒介都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资源规模和用户规模。这是一个变化的边界，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数字媒体都因为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成熟开始了新一轮的资源整合，这种整合是以“规模化”为目标的资源扩充，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差异化的受众/消费者需求进行分化、聚合，形成新的媒介定位，然后在此定位基础上进行差异化的营销。即这一媒介嬗变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为资源规模化、用户规模化;二为用户的有机重聚;三为媒介新定位;四为差异化营销。而广告受众形态的变化也就依附在这一从规模化到差异化的演进过程之中。

目前媒介形态的发展正处于第一个阶段。例如作为传统媒体代表的BBC、NBC、CBS，由于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原有的受众形态被打破，早已把触角伸向了数字化领域，开始在与数字媒体融合的领域形成新的用户群。因为互联网具有“网络外部效应”，即用户越多成本越低，所以“规模化”的凝聚用户是媒介融合初期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例如作为数字媒体代表的国内的新浪网，其各个频道的不断丰富，博客、播客的大力打造，同Google的合作，以及与五大唱片巨头的联盟等，都是在通过资源的规模化实现用户的规模化，目的在于夯实潜在的广告受众基础，为广告受众的重聚提供最大化的平台。在这一阶段，用户形态为模糊、混乱、不确定的，但随着内容资源与用户间不断的相互作用，用户形态逐渐趋于明晰、精准，完成重聚，到了这个阶段，广告形态也就成熟，广告的商业模式也就能够得以实现了。

2.联合、精深的广告经营形态

多角色化和分工精细化的生产关系也赋予了广告行为者新的角色意义，形成了联合、精深的广告经营形态，这一形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为产业链上的各个角色通过融合的生产方式共同获取最大化的广告受众，然后进行广告经营收益的分成。这一媒介广告形态趋势的例子现在已经俯首皆是。例如BBC在YouTube上特别制作的广告赞助的内容和新闻片断，双方对广告收入共同分成。

第二层含义是指在多角色化和分工精细化所形成的对立统一的融合性生产关系下，各类融合于终端的媒介角色具有各自不同的技能属性，所以在面向共同捕获到的广告受众时，各司其职，发挥所长，愈发的趋于精深。例如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置入到各个联盟网站中，向用户提供搜索功能，通过竞价排名获取广告费用，然后与联盟网站进行分成。而且在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要求下，联合中需要专者逾专，专业特性不明晰的角色难以立足。例如雅虎和搜狐的搜索服务，由于技术的相对滞后难以在搜索引擎领域雄踞，在融合性生产中，自然机会就要少很多。

3.广告方式向“即时、移动、索取、简约”延伸

作为媒介融合形态的生产内核，“时间、空间的破除”和“所需内容”使得广告形态也相应的需要具备即时、移动、索取的特性，这就使得广告空间必然向两类终端延伸，一类是无线移动型终端，以手机为代表;一类是搜索引擎端口。也就是在今后商品的整合营销沟通中，移动和搜索将成为重要的媒介构成部分。而索取则成为最重要的广告形态的变化。搜索技术的不断进步，让曾经作为大众传播时代广告形态支撑的传者和受者信息不对称的广告形式向信息对称的方向不断进发，深刻地改变了广告活动的本质，即从原来的“告诉消费者他/她可能需要什么”转变为现在的“提供给消费者所想要的”。

所以，以Google为代表的搜索力经济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其中又以移动搜索最能应合“即时、即地、所需”的媒介融合形态的内核，将成为未来重要的广告媒介终端。例如Google在2007年1月与三星合作，在三星的一些手机上捆绑Google搜索、Google地图和Gmail。2007年3月则宣称正在开发一款手机。而诺基亚在2007年2月也宣布将同Google旗下的YouTube合作，发力手机视频市场。

另外，与搜索相对应，简约型的广告信息将成为重要的广告形式，与之前不断在发展的告知性信息一同实现商品的营销沟通。

4.广告空间向互联网延展

以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作为生产平台是媒介融合形态的必然方向，与互联网的融合成为了传统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则广告空间也从原来的四大传统媒体向互联网领域延展。例如2006年美国网络广告市场销售总额为168亿美元，年增长率达34%。而根据美国报业协会2007年7月的数据，2007年美国报业广告收入不但没有出现好转迹象，而且下滑幅度呈加速趋势，预计全年下滑幅度可达4.3%。同时中国互联网广告总额在2006年也达到65.5亿元人民币，预计将在2007年增长51.8%，达到75.6亿元人民币，到2008年将增至117.63亿元人民币。

而互联网的广告模式中又是以搜索引擎最具数字新媒体特质的，它的意味在于帮助消费者到达所想要得到的信息和物质，是联结生产和消费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从长尾理论我们可以推知，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在于能够将现实世界所存在的所有商品都搁置于虚拟空间中，而搜索引擎的任务就是将每一个人与他/她所需要的商品联结起来，这正是广告活动的本源所在。所以搜索引擎成为媒介融合形态下广告活动的经络，将充分渗透于整个广告形态之中，成为商品营销沟通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5.逆向广告活动的兴起

媒介产业链纵向上衍生出逆向生产功能，根本上改变了信息传播形态，对于广告活动来说，营销传播的方式不再仅仅是广告主、广告公司、广告媒介才能充当信息源，作为受众/消费者的终端用户也可以成为广告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他们的信息传播活动衍生出一个新的广告空间，并且因为体验性而具有强烈的效果，标示出广告活动全新的方向，具有相当的潜力。这种逆向的广告活动可划分为两种方式:一为置入式，也就是将已有的由商家提供的广告信息置入到用户自制传播的信息环境中;二为自创式，指用户参与广告的创作，然后通过网络获取营销沟通效果。这两种方式为代表的逆向广告活动的商业模式的成熟还在摸索中，其成功的关键点在于规模化的受众，但随着规模化和差异化所带来的广告形态的分化、重聚的推进，精细的分众规模化是能够实现的。而博客商业模式的形成在其间为典型代表。

6.搜索引擎为广告形态中的经络

产业链横向上衍生出物质生产功能，最根本的技术诱因就是搜索引擎的出现。搜索力经济的本质其实就是“即时即地满足消费者所需”，代表了媒介融合的全然意味，搜索引擎成为了媒介融合形态下媒体世界的经络，连接起消费者和周围的信息世界及物质世界，帮助消费者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和物质。搜索引擎成为了广告形态中的经络，此为媒介融合时代广告形态最重要的特征。根据iResearch市场咨询整理eMarketer关于美国网络广告收入的相关数据，预计2007年Google占美国网络广告收入的比例将进一步增长，达到32.1%。由此也可以看出搜索引擎内在的生命力。

7.依托于数据库的精准广告

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让广告商梦寐以求的实现“一对一传播”的目标成为可能。在互动的网络沟通环境下，受众/消费者的行为轨迹可以被记录下来，从而分析出其人口特征、行为特征和心理特征，进而进行精准营销传播。这是广告活动的一个巨大飞跃，深刻地改变着广告形态。“找到最合适的人”是整个精准广告的核心，即对网络语义和用户行为进行界定，并匹配相应的商业价值。搜索引擎可谓探索精准广告的先锋。此外，数字电视、手机也都是实现精准广告的良好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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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辉.网络广告:一种全新的商业媒体.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

[4]美国行业组织“交互式广告局(IAB，InteractiveAdvertisingBureau)数据.新浪科技，200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