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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教育方针,明确办学方向
学习中心坚持党的教育方针,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确立了为承德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尤其是为“三农”领域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宗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教育规定,注重“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以学员为中心,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服务社会为目的,充分体现了质量第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确保了远程教育始终在健康、良性的轨道中发展。
三、提供教学服务,培养学习意识
针对广大农民学员知识水平偏低,缺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手段和相关知识,学员自主学习能力和意识比较差等特点,学校本着“一切服务学员”的办学原则,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努力办好农民远程教育。
1、提供学习资源与课程学习服务。由东北农大负责向广大学员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包括各科目主讲教师的讲课视频、教学课件、习题与作业、经典课程等,学习中心专业教师负责为学员进行网上学习与操作的讲解,通过电话、短信、QQ群、辅导教师和校园网等形式督促学员上网学习,按时完成了作业。辅导教师对各门课程进行辅导答疑,包括课程难点的讲评、学习重点的汇总和课程作业的讲解等,确保了学员的课程学习效果。
2、及时进行信息与咨询服务。学习中心配有专业的咨询服务人员,咨询渠道畅通,记录完整,能够及时与东北农大网络学院沟通,解决学员的问题与困难。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电话、E-mail、QQ群、学校网站及时准确地向广大学员和传达各类辅导信息,确保了网络教学工作各环节的正常开展。
3、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与意识。农民学员自主学习能力和意识取决于本身学习态度和能力、学习中心的组织和管理、教师的“导学”“助学”。学校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学员自主学习意识:一是注重“两个教育”的组织。新生开学前及时进行入学教育,包括端正学习态度、网上学习指导、各项规定、学习任务等,使学员尽快适应网络教育这种学习方式。此外,加强毕业前教育,对学员进行守法守纪、职业道德、学以致用、岗位奉献的教育,为社会做出新贡献。二是加强远程教育教师的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助学”、“导学”功用。学员可随时通过电话、网络等手段和教师进行沟通交流,每学期均安排面授辅导,及时对学员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进行指导,引导学员自主学习。
四、强化教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
农民学员时间和精力主要都放在田间地头和家庭上,学习时间比较少,管理者和学员面对面接触时间少,教学管理难度大。学习中心采取各种规范化教学管理手段,促进远程教育有序、持久、健康发展。
1、教学与教务管理有序。严格执行各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进程表,面授辅导安排合理,特别加强了辅导环节管理。一是辅导教师聘用坚持责任心强、辅导经验丰富,每门课均有辅导计划和课程要求;二是开设开篇辅导和期末的面授辅导;三是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学员面授辅导的出勤率,如学员每次参加辅导时数计入平时成绩,对于不足规定时数70%的学员不允许参加本门课程的考试,只能补修补考;四是加强对面授辅导的检查与跟踪,了解辅导的具体情况并做出及时处理;五是督促学员进行上网自主学习并按时完成作业,作业完成情况、网上学习记录与参加辅导情况组成平时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20%。
2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需求
目前,我国农民的素质相对较低,对于农民职业教育的需求不够广泛,一般只停留在眼前利益,以直接得到效益,短期内可以回报的职业技能方面的教育需求为主导,少数农民开始对投入时间长,获得利益大,同时伴随较大风险技能教育需求慢慢了解和认识到,农民学习技能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技能转化成经济效益。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一体化也在逐步推进,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对职业教育需求的多样化,不再是单一的农技型,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对于大量涌入城镇的农民必不可少,他们需要在适应新环境的同时获得新的实用技能。
3农民职业教育需求的特征
农民职业教育需求具有如下特征:显性需求少,隐性需求多,需求局限性大等。显性需求主要是有农民通过语言表达,对技能获得的价值和利益的表述,但是由于农民受到文化知识的局限,很难表达出来,所以显性需求较少;隐性需求是体现在农民的生产劳作中,不易于被农民发现和总结,必须通过农业职业教育的组织者观察农民的生产过程,从典型的案例、具体的生产细节和生产困难中总结出来,从而得到农民的职业教育的需求;生活环境和农民目前拥有的条件造成农民需求的局限性大,可以通过职业教育部门的引导来打破,引导的方式有参观、考察等。
4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特点
一是办学层次丰富。根据我国农业生产整体的特点,结合各地农村的现状以及农民的文化水平,我国的农民职业教育创立了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依次为实用技术培训、绿证教育、双证教育、初农教育、中专教育、中专后教育。大专教育等。二是教学形式灵活。为了更加贴合各地农村特点,满足农业劳动者的需求,农民职业教育发展出了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其中,以中专为主的学历教育与实用技术为主的非学历教育卓有成效。农民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脱产学习或者业余学习,另外充分考虑农时情况的季节性学习班因时间灵活,也受到农民的欢迎。三是办学途径多样。我国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正朝向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这一目标迈进。特别是各地各级的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将与其他教学机构的合作作为办学的一大主线,积极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普通中专、职业中学、其他民办教育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办学。四是培训学科涵盖面广。考虑到整个农业产业链涉及的大范围,农民职业教育也相应的设立了极其广泛的学科教育,从农学、园艺学、林学到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业,从农村计划生育管理、农村新能源开发与利用到农村基层建设,还有农业类的经济管理、农业工程产业等非农类学科,由这近百个专业可衍生出上千门的培训课程,从而覆盖整个大农业和城乡就业需求。五是参与办学部门多样。由于农民职业教育非单一的技术性培训,而是涉及农业、教育、科技、劳动、素质等方方面面,因此就要求相关各部门各司其职,承担相应的教育培训工作。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是顺应农民职业教育需求而诞生的专门机构,因而教育部、组织部、农垦部、中国科协、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农学会等20个单位均鼎力支持,并成为了联合办学单位。目前,联合办学单位发展到18个,包括国家发改委、国家林业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六是教育服务对象范围大。总体上,农民职业教育将教育、培训、推广三者合而为一,有效扩大了其服务的对象范围,除了普通务农人员、乡村干部、农村服务体系人员、还包括一些科技示范户,种田大户、骨干农民,以及一些只有小学、初中和高中学历的“三后生”。
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则有近2000万。他们当中;失学率高达9.3%;近100万名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有的是由于父母工作经常变动,导致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有所耽误,不能及时上学,加上家长没文化,对于孩子要求不高,抱有希望孩子尽早独立的思想,因而出现了没完成学业就出去工作的情况。即使有的孩子上了学,由于不同地区的教育有差别,导致学业跟不上,出现厌学、逃学的现象,最后导致失学。有学者认为;这1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亟待引起各方重视和尽快解决。
1.2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的低下
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立学校有着较大的差距,由于办学经费没有教育部门的支持,所以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生,而农民工家庭经济并不是非常的宽裕,这就导致学校的弊端很多,诸如:办学条件的缺乏、教师的素质较差、学校开设的课程不完整、消防设施的不完备等等。这就导致教学质量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比,进而影响学生的成绩。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质量也是一个问题,好多教师并没有教师资格证,有的也不是教师专业出身,自身的教育水平不足,导致教师对于如何较好学生没有较大的把握,从事教师这行职业就是为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所以,知识储备不足的教师必然不能教好学生,这也就说明么有些农民工子弟转入公立学校后,出现成绩跟不上的情况。
1.3农民工的家庭的贫困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业的收入特别是农民的收入并不高,加上有的地区政府征地或者土地并不肥沃,导致农民的收入很少,为了生存,很多农民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求“再就业”的机会,这也就导致农民工成为弱势群体,据研究2008年我国有农村绝对贫困人数为2820万,低收入的为5825万。并且,在农村,一半以上的人是小学或这以下,大中专以上的人数只占0.05%,因为文化水平低下,这就使得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选择性不高,待遇低下,没有医疗等保障,生活的不容易使得很少有家庭能够花较多的钱在孩子的教育上,因而,很多农民工子女因为家庭的贫困导致放弃学业,很早就进入社会工作。
2对策
2.1多渠道安排农民工子女就学
公办学校要承担起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重要任务。在公办学校就学是承认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合法地位的重要标志;拥有平等的入学机会体现了社会公平;是其公民权利的积极体现。流入地政府应采取多种形式接受农民工子女在当地的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入学;在入学条件等方面应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不得对其进行乱收费;对特困学生应酌情减免费用。
有关政府部门要树立责任意识,将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作为一项长期和任务来执行,充分认识到共民工子女与城市长远的发展的问题。要建立适龄儿童义务教育登记制度,特别要做好流动性农民工子女适龄儿童的登记,防止因为农民工的流动,造成其子女无法接受义务教育。登记卡可以作为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保障,当农民工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时,就可以凭借登记卡在学校、公安部门进行登记,不仅可以减少因户籍制度带来的繁琐,还可以对农民工子女进行有效的监管。
2.2明确政府责任
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管理体制明确政府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责任,首先要加强流入地、流出地教育部门之间的沟通,明确各自在流动儿童少年教育管理中的职责,将其就学管理落到实处;其次,要明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并且密切联系、通力合作。公安部门做好本地区流进、流出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的调查摸底工作,并及时向教育部门提供有关情况,人事、劳动部门应禁止经商办厂或从事其他劳动的组织或个人使用童工,物价管理部门监督检查学校收费情况等;最后在教育经费中专门分类设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经费专项拨款,用于资助农民工子弟学校或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改善其办学条件与质量,经费来源依靠财政拨款。
2.3充分利用公办学校资源
近年来随着出生人口的降低,学生人数也开始下降,这就导致公办学校出现教育资源的闲置,因而,可以将图书、设备等闲置不用的无偿捐给民办子弟学校。还有的学校因为学生人数的减少,而出现停办、撤销等情况,可以将其改造为民办公助学校,政府部门可以进行采取一系列措施,是民办学校的教师有条件的转为公立学校的教师,从而保障教师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此外,还可以鼓励公办学校专门设立农民工子女班级,大量吸引农民工子女就近上学,还可以对与农民工子女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农民工子女无论在学习上、生活上、认识上都与城市学生有一定的差距,如果将他们混在一起,虽然有时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比如:互相促进,互相帮助等。但是,更多的实践表明,农民工子女由于家庭的原因与城市学生有不小的隔阂,很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所以为了有效的进行教学、管理,将农民工子女安排在一个班级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最后,还要大力发展农村学校,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虽然都是公办的,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很多方面赶不上城市的学校。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就是看重的是城市学校的教学质量比农村要好,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投入、管理,不仅在办学经费上加大投入,使农村学校没有后顾之忧,还要加大对于人才的引入,高级人才是提升学校办学质量的基础,有了人才的优势,农村学校才有可能与城市学校进行对比,这样可以吸引许多农民工子女就地上学,而不用进入城市去求学,不仅减少了城市学校的办学压力,还可以减轻农民工的家庭负担,可谓实现双赢。
2.4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
1.1美国美国是最早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和农民培训的国家。随着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算机网络已经广泛接入到美国的农民家庭中,农民在互联网上就可以得到各类农业信息。在信息技术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美国政府在农业信息服务和培训方面,一直给予了足够的支持和重视。比如,在农闲季节广泛地在农村地区对农民进行各种系统化的农业培训,向农民讲授新的农业技术知识。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就出资建立了农村电话和视听教育电视台,通过这些基础设备大量的农业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起到了推动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和搞活农业市场的作用。美国对农民的教育经费财年度达600亿,在2005年美国农业部就成立了专门为农村居民提供教育、培训和医疗服务的远程教育计划。美国的远程职业教育主要是由传统的大学组织实施,远程职业教育主要分布在“职业学院、私营企业机构和以国防部为主”的政府机构中,并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1.2英国英国是实施农村远程教育比较成熟的国家。在英国,通过政府、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农业培训机构相结合方式实施农村远程教育,运用职业教育、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其他形式的培训教育,大学、研究和咨询机构的辅助,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教育培训水平。目前,英国农业劳动者的30%每年都会参加各种不同类型的农业培训。
1.3韩国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开展了农村远程教育和农民培训,韩国特别注重信息技术与农民教育相结合。比如,利用远程信息咨询系统来对农民进行远程培训,采用先进的摄像机和无线通信设备进行现场演示教学,通过互联网会议系统实现农村远程教育等等。农民可以在家里接受各方面农业技术的培训和教育。每年12月,韩国的种田能手还能通过网上会议系统参加农业新技术的讨论。到2004年底,韩国农民网上会议系统已经发展了70个地点,在韩国农村地区的计算机普及率从1997年的18.7%,提高到的47%。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农民远程教育培训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管理体制、完善的法律保障、有效的组织形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发展中国家开展农村远程教育培训虽然不及发达国家,但是也有自身的发展特点,结合自身优势,发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远程教育培训来促进本国的农业现代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信息技术相对落后,国家虽然为农民建设了提供农业信息、电子商务、广告宣传等服务的金农网,但借助网络对农民进行远程教育和培训在中国则是刚刚起步,借鉴发达国家农民远程教育培训的经验,加强农民远程教育网络基础建设,使农业技术有效通过网络传播,通过网络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2中国农村网民发展现状及农民远程教育回顾
2.1中国农村网民及上网现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了“村村通”,“金农工程”和“农村科技110”等一系列惠农信息工程,遥感数据获取,专家系统,信息网络系统,设施农业,气象灾害预防、监测和预警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根据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2013年CNNIC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35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较2012年底提升3.7个百分点。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较2012年底增加800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81.0%。中国网民中农村人口占比28.6%,规模达1.77亿,相比2012年增长2101万人。2013年农村网民规模的增长速度为13.5%,城镇网民规模的增长速度为8.0%,城乡网民规模的差距继续缩小。2014年东北师范大学“梦想·行动”寒假社会实践之“农村地区计算机普及情况调查”,对安徽省、河南省和吉林省的4个县200户农家进行了入户访谈。调查显示,计算机普及率为32%。由此可以得出,目前中国农村手机的普及率为90%以上,计算机的普及率在32%以上。
2.2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现状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农业广播电视大学、农业职业院校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主要依托,广泛吸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和民间组织参加,从中央到省、地、县、乡村,相互衔接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但是,农民教育培训仍存在规模小、投入不足、制度和法律保障滞后等困难和问题。据测算,中国农业劳动力2.46亿人,目前每年能够接受系统培训只有100万人左右。
2.3目前中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中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是,有知识的农村青壮年走向了城市,融入了城市。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人员数量急剧减少,40岁以上为主体,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劳动者素质低[27]。
2.4农村远程教育研究现状中国农村远程教育培训研究,主要涉及到培训的特点、培训体系、农民培训、技能培训、绩效培训和网络远程培训等研究。其中大部分停留在理论上的论述和对培训的特点等进行总结,对培训系统的设计和开发研究则研究相对较少。农村远程教育培训又包括对农村中小学学生的远程培训和对农村农民群众的远程培训,并且在文献研究中发现更多的是偏向于对中小学的研究,对农民的远程培训研究相对薄弱。在中国发达地区的一些省市已经建立起了农村远程教育网站,比较典型的有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安徽省农村远程教育网、上海农村远程教育网和北京农村远程教育网等等,如表1所示。通过研究这些网站,他们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功能,有农民教育动态、政策法规、技能培训、网络教育、国际合作、技术推广服务、在线学习系统、视频点播、视频直播和课件下载等栏目。但是总体表现为利用率不高,缺乏交互性。
3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体系,搭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平台
目前,中国远程教育主要由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各级广播电视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来承担。这些教育机构在利用信息技术对农民开展远程教育方面,构建了行之有效的培训模式,例如,以网络为平台构建的“政府—学校——企业”三位一体培训模式、“音像教材”+“专家现场指导示范”模式、现代远程教育模式、“培训网站”+“示范户”推动模式等,这些模式尽管还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但在实践中己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任务国家已经明确的交给了中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有必要借鉴国内外远程教育的经验,搭建中等职业学校与所在区域农村相互联系的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平台。中等职业学校搭建远程职业农民教育平台,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学制特点和修业年限的需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招生对象是“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下,初中毕业以上学历(或具有同等学力),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等领域工作的务农农民以及农村新增劳动力。招生重点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农村经纪人、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和农村基层干部等”人员。学制是“新型职业农民中等职业教育实行弹性学制,有效学习年限为2~6年,允许学生采用半农半读、农学交替等方式,分阶段完成学业”。年龄50岁以下的农民,学习目标明确,学习能力不高,能吃苦。
但农忙季节时间紧,家庭负担重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这时有些课程采用网络平台远程学习,远程与教师交互,在网上与教师和学生之间探讨,在网上与学校教务系统沟通完成学业,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效果,具有实用价值。中职学校搭建远程职业农民教育平台,是落实《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的需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学习方式是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中职学校搭建远程职业农民教育平台,可以在集中学习的时候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将分组讨论、案例教学的内容放在平台上,利用网络进行在线讨论、在线案例教学,使学生掌握使用平台的方法。在分散学习的时候,可以将教学内容放置在网络平台,学生根据教学要求和自身学习实际,在网上远程学习,教师可以通过平台进行在线、离线指导、辅导和答疑。中职学校搭建远程职业农民教育平台,是解决当前农村信息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需要。农村信息化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大部分农民信息化意识淡薄,有效利用信息的能力不强,信息结构不合理,基本是单向传递,局限于把信息传递级到农民手中,不能把农民的信息反馈回来。信息资源整合不足、平台承载能力有限,基层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农业信息化已成为国家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信息化促进农业科技在农村的推广普及。提高了农民素质,加快了农业产业化进程。中职学校搭建远程职业农民教育平台,是利用已有的网络资源,开展远程教学服务,完善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建设的需要。职业教育本来就包括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在这两方面已经做的很好,取得了一定成绩。
如笔者所在的中等职业学校作为辽宁省十大培训基地之一,自2009年开始承担辽宁省农委的各类培训任务至今,已经成功举办阳光工程蔬菜类农民创业培训班、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县农技人员培训班、蔬菜类农民科技带头人培训班等43期,培训学员达5261人。自2010年开始承担辽宁省科技厅下达的农民技术员培训任务以来,培训了设施农业、养禽、养猪等培训班6期,培训学员1138人。辽宁朝阳工程技术学校农业服务站成立于2009年,服务站下设园艺、农艺和牧医3个分站,对学校的毕业生及各类培训学员实施免费服务,并根据服务对象情况,建立了服务站定点帮扶单位。建站以来电话咨询千余次,下乡指导700余次。目前,3个专业服务站定点帮扶单位18个,其中对一些重点服务单位还实施了跟踪服务。这些培训和指导工作解决了大量生产实际问题,受到了广大农户的欢迎,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在此基本上,如果搭建网络平台,使用信息技术手段,会使培训和服务更加方便、快捷,更上一层楼。中职学校利用已有的网络资源,开展远程教学服务,完善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培养新型职业农民。(1)融合传统教育培训方式与现代教育技术传播方式。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在职业培训方式上,一方面,要坚持做好面对面培训的“农民技术员教训班”、“基层农技人员重点班”、“农民科技带头人培训班”、“农业创业培训班”等面授培训工作。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这些培训班资源,让它们成为远程教育培训的引领者,让它们在农业技术上能够“可持续发展”。(2)建设农业远程培训网站,搭建远程教育平台。
利用涉农职业院校的网络中心设备,在校园网络平台的基础上,搭建职业农民远程培训网站,构建远程教育网络平台,最终实现资源共享。(3)开发中职学校所在区域的特色农业技术网络课程。这样的网络课程有别于传统的学科网络课程,要以解决区域农村实际问题、传播农民切实需要的技术和信息为切入点,针对中职学校所在区域,有地域针对性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正做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4)利用中职学校的师资优势,开发名师视频讲座。在广大农村网络硬件设备已经基本具备的前提下,开发有针对性的实用技术视频资源,让职业农民在农村点播学习。中职学校的专家级教师具有多年农民教学培训经历,具有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有能力开展视频讲座,也有义务普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5)利用中职学校的专家资源,开展针对职业农民的网上答疑。网上答疑可以使用网络即时通讯工具,例如,使用已经非常普及的腾讯QQ、YY语音、飞信、微信和易信等视频、音频在线工具,采用视频、音频、文字、图片等多种形式进行在线答疑。也可以使用微博、E-mail进行离线答疑。解决职业农民在学习、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搭建这个平台后,农村科技带头人、种田能手,可以利用这个平台,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互帮互学。(6)利用中职学校的专家级教师资源,开展农业技术问题的远程诊断。解决农业种植、养殖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同时也为教学提供第一手资料,实现产教结合,为职业农民提供远程现场教学的环境。(7)建立有针对性的论坛。中职学校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在职业农民远程教育平台上搭建论坛,有针对性地开设农业技术专题版块,如果树栽培病虫防治、设施蔬菜栽培与病虫害防治、食用菌栽培技术、动物营养与饲料、动物繁育、农机具使用与维修、农村电气设备安装与维护等版块;也可开设其他相关版块,如农业法律咨询、农产品价格走势分析等版块。版主可以是职业中专的专家级教师,也可以是职业农民。(8)利用网络推广农业新技术、新成果。提高民族素质是每一个教师的使命,作为教师,了解学科的发展动向和最新研究成果,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尤其是中职学校的教师,在农业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更有责任和义务把农业学科的最新技术传播到每一位农民学生(学员)的身边。另外,农业技术具有很强的即时性,很多先进技术在传播过程中就已经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如何在第一时间把它们传递出去,为广大农民所用,也是中职学校要解决的问题。
调查表明,首先,大量民办幼儿园以及农民工子弟幼儿园办园起点低,多是租用普通民房所建。其次,院内条件简陋,硬件设施较为缺乏。再次,园内管理缺失,幼儿园的收费水平、人才平庸、课程开发与实施、教学评估等没有合理的规范,并缺乏长远的规划。另外,与公办幼儿园、优质幼儿园相比,这些幼儿园师资力量匮乏,教学质量低。大多是由学历偏低、无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最后,幼儿园外部环境恶劣。家庭流动性强,幼儿适应困难。农民工家庭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因为工作的原因来到流入地城市,又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离开。首先,幼儿入园时间较短,入园年龄大。“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研究,进城务工家庭子女普遍集中在5~6岁,占调查总人数的74%,与此相应,幼儿所在的幼儿园年龄班级也集中在中大班。但是,儿童的实际年龄与所在班级占的比例并不一致,存在一定偏差,分散到了中班或者小班。”其次,幼儿入园适应困难,发展状况不佳。陌生的环境造成幼儿心理造成了负面影响,使幼儿过度紧张,他们和周围的环境和人不能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缺乏安全感。
二、社会资本的缺乏和社会资本的培育
人是社会性的,个人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或者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取得成功必须掌握一定的“资本”。布迪厄这样定义“社会资本”,即“社会资本是指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这个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络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由一系列的信任、网络和规范构成的,这种具有组织性质的网络可以促进机体合作意愿的达成”。布朗对社会资本的起源和性质提出了更具精确性的定义阐述:“社会资本指处于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这三位社会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定义,代表了最主要的三种观点,即社会资源观、社会规范观、攫取能力观。总之,社会资本理论超越了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内的一般资本范畴,强调了社会资源、社会规范和攫取能力的重要性,提出了社会关系中嵌入资源的观点。”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探究农民工随迁子女学前教育问题,要分析作为随迁子女父母的农民工自身的社会资本存量,这是研究的关键,衡量和增加其社会资本存量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着手,即社会规范、公共组织、人际关系。
(一)宏观层面的分析
1.社会规范维度上社会资本不足
首先是法律法规方面的缺位和失衡。具体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登记条例》颁布之日起正式形成,长期以来,我国的各种资源,包括教育资源都紧紧围绕户籍设置,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七条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2)教育经费的限制。据《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在园幼儿园总数为3685万人,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人数为1852万人,占总数的五成,然而公共财政经费的投向并不合理,目前我国有限的公共财政大部分都投给了公办幼儿园,而已占我国学前教育的半壁江山的民办教育机构却不在公共财政辐射的范围,在公共财政经费使用上,不能很好地侧重于弱势群体。其次,社会中的互惠、信任氛围不强。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外来者与城市的融合有一个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是艰辛的。没有本地人与农民工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农民工及其子女就无法在城市生活中有“家”的感觉。
2.社会规范维度上社会资本的培育
(1)提高社会容忍度,建立信任和互惠机制首先,流入地政府要在政策制定上重视和接纳农民工。“在教育问题上不搞歧视,让社会公共资源为城市的所有常住居民所共享,无论其是否拥有所在城市的户籍。”其次,支持社会志愿者开展针对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服务活动,社会志愿者的服务可以让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找到归属感,促进农民工群体与城市中其它群体的互动交流。最后,通过社区或公共组织开展一些本地居民与农民工之间、农民工与农民工之间的互动活动,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加入进来,增强相互的交流。(2)推动宏观政策转变,保证幼儿园规范运营。首先,“政府要创办更多的公办幼儿园,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的人,”要鼓励民办园的发展,将其纳入到财政支持和监管的范围,加大“无证”幼儿园的整治力度,但不可采取简单的取缔措施,要对其区别对待,对于确无资质对于周围社区并非不可缺少的幼儿园要坚决取缔,对在园幼儿实行引流,对于没有资质,但对周围社区属于不可缺少的要采取多种措施帮助其转变为合格的幼儿园。其次,要加大对幼儿园的监管,规范幼儿园的收费行为,减轻农民工父母的经济压力。
(二)中观层面的分析
1.公共组织维度上社会资本不足
首先,良好的社区环境使农民工有一种“家”的归属感,良好的社区建设也为社区的农民工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和纠纷解决的渠道,这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入,进而有利于农民工子女的身心发展。其次,不能忽视社区在幼儿学前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社区可以通过与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交流和亲近自然等来丰富幼儿体验的场所。然而,农民工多聚集在城市中的城中村或城郊区,这些地区的社区建设虽已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但总体来说,仍然相对滞后,人才缺乏、资金不足等问题比较严重。
2.公共组织维度上社会资本的培育
为幼儿的学前教育创建良好的社区环境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社区,二是农民工组织。(1)完善社区教育服务机制。社区要创新管理体制,加强宣传教育,构建和谐社区,要从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完善社区服务设施的建设,组织社区内部幼儿的集体活动,为家长养育幼儿提供咨询服务,加强和社会志愿者的联系和合作,定期开展幼儿的益智健身游戏。(2)加强农民工组织建设。动员农民工组织起来,改变最初的相互陌生和不信任的关系,“通过农民工组织,更好地了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需求,建立互帮机制,打通相互之间的沟通渠道,更好地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创建良好的社区环境。”
(三)微观层面的分析
2013年初,教育部联合五部门下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指导性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对对政策的落实都有强制性的要求,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不仅在原籍还是流入地都应该一视同仁,不因环境的差距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两免一补政策的出台等。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和丰富资源配置不仅是化解由此而来的矛盾的一种手段,更是表明了我国政府对待这一问题的政治责任感。
据有关数据表明,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393.8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035.54万人,在初中就读358.33万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271.0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517.88万人,在初中就读753.19万人[1]。
而且随着我国对大中小城市的重新定位和新建城镇的聚合力加强,将有更多的随迁农民工子女进入到城市教育资源的份额中来。本就稀缺或参差不齐的现状将面临重大的考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这方面必须解决的重点之一,而能否妥善保障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才是务工人员入城后市民化的先决条件。
在我国的大中城市普遍实行的是划片就近入学的方式,这一方式的好处是赋予了地方教育部门合理的规划了户籍所在地学生就近入学的实施办法,这在我国的《义务教育法》中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制定以来已经经过了20余年的时间,随着我国经济中心向东部及沿海地区迁移,人口的流动变大,更多的流动人口转移到了城市,随迁子女的数量也在变大,这也增加了城市的承受程度,这样而来的是一系列民工子弟学校和寄宿制学校的建立,也就是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水平,影响了“依户籍所在地入学”。
作为农民来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原来在有土地的基础上,可以稳定自己的生活。进入到城市之后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随迁子女的教育是主要难点。从时间上来看,从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开始进城到家属子女开始迁居城市谋求新的发展,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的愿望。这期间也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城市生活新鲜,新事物多,虽然面临支出巨大、举目无亲等问题存在,但考虑到以后留给后代的可上升的空间广阔,还将有众多的外来人口怀揣梦想进入城市中来。进入到城市之中与城里孩子共处一室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沟通交流的问题。一边是见惯了高山田川,一面是整日生活在水泥楼房之中,首先沟通上就缺乏共性,难免造成农民工子女被孤立的情况发生。张跃进(2011年)认为,“农民工二代”随同父母迁居城里,但是仍长期处于城市社会体系之外,难以融入。对城市社会的的主流价值观念和体系也不能接受,甚至有的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抵触情绪。在这种背景下相同经历人群的聚集如果得不到合适的管理和引导,就容易产生社会问题[2]。在这里,我们的教育机构往往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和成果来对外来人员子女进行辅导和咨询,使他们能够首先建立和城里孩子交流桥梁的。
早先,因为户籍政策的限制,我国原则上是按照就近入学、户籍所在地入学来制定规章制度的。而现在看来,这种原则的界限在逐渐的被松动,而且不符合我国现在人口流动的规律。在实施城镇化教育工作的推进时我们对于实际教育状况的了解更是有待提高,关键一点就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城镇居民子女教育政策制定上是没有预留外来人口激增打来教育资源紧缺的相关应对措施的。一些民办或以民工子弟名义成立的学校出现就可见一斑。而这些学校因为缺少属地政府财政的支持,在软硬件上都不足以和城市学校形成竞争,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也打了折扣,成了类似“托儿所”的怪胎。总结来看,主要问题集中在。
一是农民工收入普遍较低,文化水平不高,城市生活成本较高也制约了他们将来家庭规划的步骤和合理性,子弟学校成了一种廉价的教育消费。从受教育的程度上来看,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都要接受9年制的义务教育。由于中小学校教育制度的最终出口是通过中考和高考提供均衡的义务教育,所以解决出口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农民工子女(新城镇子女)的在教育问题是否享受到了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待遇,既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等等。在经济社会成果显著的今天,有必要将这一政策的落实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指标。尤其是督促各地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方案。
二有城镇居民教育普遍属于按照行政区划就近入学入托,对于外来人口因为户籍的限制不能够享受到这一教育福利带来的实惠,没有对教育资源的选择权。
三有外来人口为主的学校软硬件和师资的配备缺乏统筹和经费补贴,在较近的地区里显现出了教育的不公平因素。例如,徐丽敏博士(2009)[3]认为,在社会资本融入的问题上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的社会交往较少,在心理融入上存在着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观念,由此造成了农民工子女在心理上对城市教育的融入不足。
笔者阅读相关资料发现,现在我国城市、城镇中存在这样一种现状。既城镇居民子女和农村外来人口子女教育质量有出入的问题是相当普遍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普遍因为地方环境限制,普遍就读于农民工为主的子弟学校身份,而城镇居民子女则享受公立、民办学校教育。因为固化了“圈子”和“阶层”让很多人产生了心理上的落差,对就学儿童的心理而言是足以能够影响她们今后成长的。熊易寒博士认为(2010年),对于学生而言,前者的师资、硬件等办学条件差,且教学质量落后于后者;前者是城市中的“孤岛”,学生鲜有机会接触本地青少年,后者则或多或少的有接触[4]。原因针对外来人口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不仅关系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社会经济稳定,而且也是城镇化扎实推荐的合理布局。笔者通过分析外来人口尤其是外来农民工子女的就学状况后发现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入学资源的合理性没有充分顾及到这一部分群体的实际情况,缺乏整合资源的政策。
2.户籍政策的限制,当地方教育资源稀缺或紧张时更容易导致外来农民工的子女得不到公平教育的保障。公共财政的支出不能够保障服务于这一群体工作人员(例如村办、民办教师)的薪资和各项社会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学费用的减免、师资的配备、培训教育专项资金的投入、硬件设施的建设。
3.将教育贡献与投入纳入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受教育的支出成为一种负担,而如何能够通过收入的提高给予这部分低收入群体的人以财力支持还有待加强,尤其是不应该将这一部分的支出变成地方政府因财力负担加大而拒绝执行的理由。
4.区划问题使得学校陷入三不管的境地,推诿对相关学校扶持的责任。
5.就学人员的固化造成了阶级的再产生,影响社会的稳定。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财政补助问题,笔者建议可以参考我国于2001年开始试行的“两免一补”政策,该项资助政策的初衷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就学实施的一项资助政策。实行内容主要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除杂费、书本费、直到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政策,相关费用的划分主要由中央财政负责提供免费的教科书,地方财政负责免除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等。而且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延伸研究可以从此政策的推出上建立一套紧贴实际的外来人口子女就学补助相关的公共政策。出台这样的政策也是促进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鉴于务工人员和农村受教育人口的一致性问题,应该在外来人口子女随迁数量多,且具备功效的地区或城市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对这一部分弱势群体进行补贴,资金也可以实行效仿“两免一补”实行专户管理和集中支付的模式。而且有必要将此类地方支出的合理性和成效计入地方官员的政策考核加以监管。逐级的财政拨付在最终环节应该确认受助学生-学校-县一级的财政教育部门备案等。
(二)方式的单一:重言传轻身教教育方式深刻影响着教育的效果。新生代农民工家长的家庭道德教育方式呈现单一的特点。在调查走访过程中,笔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家长对孩子的家庭道德教育方式与父辈相比,虽态度言辞缓和了很多,但依然呈现单一的特点,重言传轻身教,主说教缺引导。在被问及“您平时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主要通过什么方式”时,依然有68.5%的人选择了“说道理”。大多数年轻农民工虽有意识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却忽视了自己的身教,他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得把教育停留在口头上,轻则“老生常谈”“喋喋不休”,重则“厉声喝止”甚至“棍棒以对”,比如被问及“如果发现孩子做了一些不符合道德规范(比如说脏话)时,您一般会如何做”这一问题时,还有33.5%的人选择了“厉声喝止”。事实上,要知道,孩子是家长的一面“镜子”,他/她行为的对与错,善与恶,其实反映的正是家长的教育方式。有些农民工家长甚至自己都没有做好表率,在家里口无遮拦、爆粗口、乱发脾气、抽烟、熬夜打游戏等,回头发现自己的孩子有道德失范行为出现时还觉得不可思议,殊不知正是日常生活中自己的那些不良道德行为对子女的成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事实上,道德教育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教育,不仅仅是靠理论来支撑,更应该在实践的过程中贯彻实施。给孩子讲一百个大道理,不如身体力行地成为孩子学习的道德榜样。
二、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道德教育问题的成因检视
(一)社会外部环境纷繁复杂,使家庭道德教育面临挑战
1.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影响着家庭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使得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现实生活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风气盛行,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受到很大的冲击,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等正日益朝着功利化、物欲化的方向发展,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和变异,过于迷恋对物的崇拜、享受与占有,而对财富的获得方式,却不受人们太多的关注。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们,自身面对这些挑战,都有些招架不住,时有困惑,因此势必影响对下一代道德品质的培养与教育。
2.信息化的负面影响冲击着家庭道德教育的原有功能随着社会的信息化,电脑和电视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辛苦工作一天的新生代农民工们,回到家往往通过上网看电视来缓解工作压力,忽视了对孩子的精神关爱,导致父母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时间大大减少。还有些新生代农民工整日工作忙碌,疏于对孩子的管教,同时孩子因为没有朋友,长期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便会将空余时间也大量花费在看电视、打游戏上。加之对于网络、电视、报刊、电影等处于迅速发展阶段的媒体缺乏有力的监管和约束,幼小的孩子很容易受到电视网络的影响,比如连云港市一男孩模仿《喜羊羊与灰太狼》剧情,与小哥俩做“绑架烤羊”游戏,导致兄弟俩被火严重烧伤事件。这些悲剧让人想都想不到。有时候,家庭道德教育在无孔不入的媒体介质面前,对一些负面影响往往防不胜防。
(二)教育主体自身困难重重,使家庭道德教育力不从心
1.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低,子女德育资金投入少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刚在社会站住脚,自身的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由于没有技术专长、没有工作经验、流动性强,他们大多只能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工资起点低,涨幅小,增速长期滞后于城镇居民收入和国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这样,与市民收入和城市消费水平相比较,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明显偏低,而且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家长在子女上学、就医等诸多方面还需要支付比当地市民更多的成本,所以生活压力较大。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活资金的不充裕,直接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教育,包括道德教育的投入。在被问及“您会给孩子买一些专门关于道德教育方面的故事书或者影像资料”的时候,有59.5%的人选择了“基本没买过”;而“不买的原因”中选择“工资就那么点儿,哪还有闲钱买这个”的占到52.9%。
2.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低,子女德育质量难提高文化水平不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他们对随迁子女的教育知识主要来源于自身经验和自己小时候接受家庭教育的经验,留心观察不难发现,很多采用“暴力手段”进行教育的年轻的农民工家长,自己小时候就多半成长于“棍棒教育”,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到底什么才是科学的教育手段,他们就会潜意识里套用父辈对自己的教育方式。当被问到“您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在子女道德教育方面)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时,33.5%的家长认为自己“缺乏方法,想教育却不知从何下手”。一些年轻的农民工家长的教育方法也有待商榷,他们有的往往只会告诉子女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对于为什么这样,他们却很难解释清楚,使得孩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态度和蔼时,孩子一般能接受;但如果家长管教时缺了耐心,态度比较专横时,孩子往往会心生反感,甚或引起叛逆之情,进而对父母的管教产生抵触情绪,长此以往,家庭教育效果必然不佳。
3.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压力大,子女教育时间难保证教育子女,督促指导他们学习需要较大的时间、精力投入。尽管现如今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性质、工作时间的要求较老一辈都更高,他们的工作环境较上一辈也有所改善。但由于自身技能水平的限制,他们大多仍在低端的劳动市场就业,工作时间相较于城市里的普通单位工人更长。在调研中,问及被访人员“您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在子女道德教育方面)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时,46.5%的受访者表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而且有时候新生代农民工家长由于压力大,一些不好的情绪也会被带回家,带给孩子。被问及“当工作上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会将不好的情绪带给孩子吗”,有47.5%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偶尔有过”,32.5%的人“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使得农民工工作之余可以支配的时间和精力很少,休息的时间都没法保证,更别说静下心来好好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了。
三、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道德教育问题的解决对策
切实提高农民工子女家庭道德教育的效果,进而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是全社会的大事,是一项涉及面极广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完成好这项工程,需要构建“国家—学校—社会—家庭”四位一体的道德教育体系。需要各方同心协力,群策群力。
(一)制度政策扶持,为家庭道德教育保驾护航道德建设离不开国家的顶层设计,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作为弱势群体,离不开相关政策制度的扶持,因此,国家层面应该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加强制度监管,为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进行家庭道德教育提供政策支持。比如以十的召开为契机,逐步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降低准入门槛,使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农转非”,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提供各种福利待遇。同时也要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对随迁子女家庭道德教育的进行,包括《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些基本法律法规。还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基本生活为出发点,建立健全涵盖生育、医疗、失业、养老保险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免除一些后顾之忧。
(二)家校通力合作,为家庭道德教育创新形式家校合作在道德教育中始终是备受关注的措施。因为学校本身也承担着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责任,且学校有其一定的优势,能掌握道德教育的大方向。因而在孩子的道德教育方面,家庭和学校在观念和目标方面首先必须达成一致,然后运用各自优势,相互配合,才能真正起到理想的效果。作为学校,应该不断拓宽渠道加强与家长的联系;要倡导年轻的农民工父母们科学地进行家庭德育,通过家访、印发告家长书等形式,介绍、推广成功的家庭教育经验,编写一些简单易懂的册子给农民工家长,给他们以技术上的指导。反之,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要主动与子女所在学校取得联系,要多跟老师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每次的家长会要争取参加,积极地和班主任配合,发挥家庭德育的实效性。
1、构筑相对完整的机构设置。在重点夯实负责职业农民培训的专门机构(如青岛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青岛市农机化学校)的同时,充分挖掘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加强与当地农业推广等部门和相关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厂家、经销商的配合,争取支持,建立实用技术培训基地,不断提高农民培训针对性、实效性,逐步形成便捷、实用、广覆盖的职业农民培训机构设置。
2、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组织的“孵化”职能。青岛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5000余家,社员达到20多万人。农业合作组织的茁壮成长不断推动“职业农民”的产生。在农业合作组织中,除了理事长和社员,还有两大类“职业农民”在不断“孵化”:一是受聘于合作社,专门从事技术指导服务的植保、农机等技术人员和财务人员以及文秘人员,学历水平都较高;另一类是服务于合作社生产基地常年领取工资的“非社员农民”,大多拥有专业的农业生产技术。可见,必须重视合作社的“孵化”功能,并有重点地对合作社开展系统的知识培训。
3、充分发挥先富起来的职业农民的示范带动功能。在青岛农村的不断改革发展大潮中,已经涌现出像凯玉合作社理事长王玉芹、青岛鸿飞大沽河农场的负责人王兴迁等新型农民的代表。要充分发挥现有职业农民代表的示范带动作用,及时总结并积极推广他们成功的经验,激发农民扎根于农村增收致富的激情,通过现有职业农民代表的成功经验带动附近农民寻找增收致富的门路,在资金、技术、信息和市场等多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
(二)不断创新教育培训手段和形式
1、加强农业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是培养高素质职业农民的必要手段。农业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是指对从事农业行业特有职业(工种)的劳动者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进行考核与评价,并对通过者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职业资格证书的评价活动。高素质的农民职业技能人才必将成为青岛市新型职业农民的有生力量。开展农业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要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积极争取各级政府财政支持、安排必要经费并逐步形成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不断加强鉴定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职业技能鉴定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基本理论建设,改善鉴定工作条件,加强考评人员队伍建设,从严把关考评机构资质,严肃鉴定工作纪律,推动青岛市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工作健康发展。
2、搭建智能农业信息化网络平台,为农民教育提供重要的物质辅助平台。加快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和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建立视频指挥系统,打造管理高效、服务便捷的网络服务平台。加快农业科技110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建成区市级综合信息服务分控中心,不断提高综合服务覆盖率;全面建成农业技术推广、植物疫病防控、质量安全监管“三位一体”的镇级农业公共服务机构,落实基层农机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目前,青岛市已经建立起以青岛农经网和农机化信息网为中心,覆盖市、县、镇、村四级的农村信息服务网络;农村远程教育工程稳步发展,建成覆盖全市的卫星网络教学体系;开通“12316”新农村服务热线,在全市搭建起科技服务、教育培训的信息化网络平台,为农民及时获取农业信息、知识和帮助提供重要的物质辅助平台。
(三)持续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1、着力发展一批理论与实践都过硬的师资力量。加大与当地青岛农大、青岛农科院等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力度,聘请一批知名专家教授为技术顾问,组成专家服务团,定期举办农业科技讲座,开展农业技术服务,指导农业生产。突破地域限制选拔邀请行业知名学者、首席专家、技术能手、种植明星,参与学校教育计划的制订、参与编写新型农民培训教材,为农民集中授课和现场指导,为农民解惑答疑。逐步培养一批不仅懂得教育理论和方法,而且具有较强的农场经验和实际动手能力的师资力量,增强教育的实效性。
2、定期组织教学竞赛、技术能手比赛。一方面,实现激发农业教育者和技术能手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竞赛和比赛,优秀的教育成果和经验得到展示,实现相互切磋、带动促进的目的。同时,搞好优质课观摩,以此带动全市农业教育师资力量建设,整体提高教育水平和质量。
2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农民缺乏较主动学习的意识
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主体对象为农民,不仅需要传授于他们文化、技术知识,而且还需要指导他们将这些文化、技术知识转化为生产效益与经济成果;同时,在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活动中需要以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水平为教学目标,但有些农民长期受到传统思想的禁锢,难以接受新事物,以至于给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2.2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趋于形式化
有些事业单位过分注重教育培训的形式,而并没有对教育培训的内容加以重视,加上培训教育的计划缺乏系统性以及其时间安排也不尽不合理,导致没有获得较高的实效。
3农民鉴于培训工作问题的相关措施
为了提高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活动的质量以及水平,首先,应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以及评价系统,围绕着农民的满意度以及接受程度来评定;其次,对当前农民教育培训的单一形式进行不断地探索与研究,以拓宽和丰富农民教育培训形式以及增加培训教育机构。
3.1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以及丰富其教育机构
3.1.1不断地发展农村农民培训教育为了实现农科教结合的目的,需要不断地加强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统筹,并且完善农民职业教育网络;同时,还需要不断地提高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质量以及水平。此外,需要不断地完善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资源以及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水平。
3.1.2积极引导农村培训教育发展首先,当地政府需要充分的发挥其投资主导地位,对农民教育培训机构所需要投资的地方给予充足的支持,以保障农民培训教育工作正常开展与实施;其次,当地政府还需要重视引导农民转移就业的问题,从而为农村农民转移就业提供有力保障。
3.1.3提高农民参加培训教育的积极性首先,需要提高当地农民的基础文化知识水平,以提高他们的新农民意识;其次,通过教育使他们不断地更新思想观念,使农民很好的参与到培训教育活动中;最后,提高受教育培训农民的收入水平,并且加强对农民从事生产与多种经营技术的指导与信息科技支持,从而提高农民参加培训教育活动的积极性。
3.2坚持农民教育培训形式与其内容相结合,以提高教育实效
坚持农民教育培训形式与其内容相结合,并且根据农民的需求以及接受能力来安排培训内容且做好培训规划工作;同时,不断地丰富农民教育培训机构的授课形式,不仅能够吸引农民积极参与到培训教育工作中,而且还能够有效提高培训教育的实效。
20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造就了中国日益庞大的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流动人口总数仅为200万人左右,迄今为止已超过1.2亿,短短20余年间,流动人口总数增幅达60倍左右。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人,他们的适龄子女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受教育群体,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应运而生。
一、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具体体现
教育公平是人类的一种教育理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里的表现。什么是教育公平?瑞典著名教育学家托尔斯顿·胡森(TorstenHusen)认为,教育公平主要指教育机会均等,包括教育起点的平等,教育过程的平等和教育结果的平等[1]。我们可以将教育公平界定为:每个人可以平等的、有选择的分享其所处的公共教育资源以及人们此时所持有的平等的价值观念和准则。
1.从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来看,户籍制度限制了部分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
教育起点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最直接反映,它是人们在接受教育时所最先接触到的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问题[2]。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体制是以户籍制为基础,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模式。适龄儿童普及义务教育的工作由户口所在地负责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也由地方政府承担。农民工子女离开农村后,没有流入地的常住户口,往往无法享受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就无法像流入地儿童那样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后来由于国家的政策调整及相关法规的陆续出台,公立学校原则上不排斥农民工子女入学,但必须交纳一定的借读费、赞助费。由此看来,在现行的义务教育体制下,农民工子女与流入地的儿童不可能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
2.从教育过程的不公平来看,主要体现在公立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上的差异
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是无法消除的,因为人们无法做到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绝对平等。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教育公平的主要可操作层面的教育过程的平等,这主要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差异上。面对“没有城市户口”、“收费高”两大拦路虎,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进入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民工子弟学校,但这类学校的弊端很多。如缺乏最基本的办学条件、消防设施不具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和卫生隐患、办学者和教师素质较差、学校开设科目不完整、部分学校除了语文和数学以外,其他科目课程的教学均不能确保,学生使用的依然是以前的五年制教材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办学条件还是教学质量,此类学校都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提并论,从而使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质量没有保证,素质也得不到全面提高。
3.从教育结果的不公平来看,缺乏良好的正规教育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无论是教育起点公平也好,还是教育过程公平也好,教育公平最终还是要体现在教育结果的公平上。在现代社会中,正规教育程度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在现实条件下,一方面少数社会精英占据着国家和城市最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得自己的下一代能够继续他们的社会精英身份和继续他们的优越生活;另一方面,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们,为了使自己的后代能够尽快摆脱现实的卑微地位,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上升,从而想方设法获取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但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教育起点、教育过程的不公平,部分人的“希望”只能成为“奢望”,从而陷入又一轮的贫困代际传递中,家庭收入低=没钱提供教育=子女教育水平低=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低收入者产生[3]。由此看来,缺乏教育既是贫困的原因,又成为贫困的结果。
二、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失衡的原因
1.户籍管理体制不合理
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本身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对人口给予了人为划分,即把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这种制度人为的造成了城乡分割的局面,同时还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就义务教育领域而言,正是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存在,才造成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孩子同等受教育的权利,户口成为他们在城市中公平地生存和发展的“瓶颈”。这种情况表明,户籍管理体制的城乡分割已严重落后于社会需要,不能适应在改革中急剧变化的城乡关系,以及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社会现实。
2.义务教育体制的缺陷
我国现行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体制规定了适龄儿童应在户口所在地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所需教育经费由当地政府负责筹措。目前我国城市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经费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则由乡镇政府以教育统筹的方式向农民征收,相当于农民自己掏钱解决法律要求的义务教育。但现实中,农民工离开农村后,他们流入地的城市财政中在义务教育经费里没有包括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这项经费,从而使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在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体制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一方面,他们享受不到流出地政府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资格享受流入地政府的优待。如果增加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即要增加财政的支出,还会拉低已经被人为高估的教育水准,这必然会影响到政府部门的政绩和形象。再者地方政府如果按照本市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拨款标准,那么用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教育投入无疑会变成当地政府财政的巨大开支,仅靠当地政府筹措,压力很大。
3.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力量薄弱
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人员的素质低是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这类学校的师资人员,既无教学经历,更无教师资格证书,有的自身不过初中水平,根本不具备任何任职条件。民工中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校长。”意思是杀猪卖肉的,办起了学校也可摇身变为校长。“半路出家”办教育,既无资质,又少有人“充电”进行深造,多数人只是将办学作为自己赚钱的一条“捷径”。同时,教师队伍的专业结构也是很成问题的,特别是初中,专业对口的教师很少,绝大部分教师从教的并不是他本身所学的专业,对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论等更是从未接触过,之所以从事教育这一行业,只是为了有份稳定的工作。
三、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对策研究
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民主化的主要原则之一,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以致成为“两会”的重点问题之一。诚然,就现实条件而言,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实现受到诸多限制,但是我们必须通过以下途径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1.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
户籍管理体制改革是农民工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尽管近年来户籍管理体制有所松动,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导向仍然是:放开小城镇户籍,对大中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进行严格控制。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根本之策就在于从我国的现状出发,彻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全新户籍制度,根本改变“同居一城,群体隔离”的局面。
2.改革义务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实行“教育券”制度
发放教育券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公共教育改革实现私有化与市场化过程中流行起来的一种新的教育资助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最早提出了“教育券”(schoolvoucher)理论。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教育券”制度是指:政府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学生或家长,而不是发给学校;学生自由选择学校并用教育券支付学费和相关费用;学校则向政府兑取与券值相等的现金流入。这样学生可凭教育券到任何一所政府认可的学校就读。同时,学校之间也会因为学生掌握充分的主动权而增加竞争,从而提高学校教育的整体质量[4]。采取这项制度关键是保证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的落实。学生自主选择学校,也有助于打破地区和户籍的限制,为农民工子女入学提供了条件。这无疑是保证教育公平的一项十分有借鉴意义的措施。
3.公立学校要承担起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重要任务
在公立学校就学是承认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合法地位的重要标志,拥有平等的入学机会体现了社会公平,是其公民权利的积极体现。公立学校要充分挖掘潜力,扩大招生容量,尽可能多地接收农民工子女就学。学校要加强收费管理、降低收费标准、减少收费项目,对特困学生应酌情减免费用,通过设立助学金、免费提供教科书、捐赠学习用品等办法,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就学。
4.加强培养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水平
提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水平,首先要提高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待遇,例如户口、住房、高薪等现实问题,以便吸收到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学人才。其次可采取结对帮扶的形式,请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来参加公立学校举办的公开课及教研活动,或者送教到校,实行校长委任制和骨干教师支教制的措施。委任公立学校的校长及多名骨干教师去民工子弟学校进行管理、教学(其工资待遇仍由原校负责)。最后政府还可与师范院校联手。各大师范院校的应届毕业生每年都有近半年的实习时间,政府可以倡议大学生进行义务支教活动,让部分大学生到民工子弟学校进行实习(时间上错开),这样既解决了部分大学生联系实习单位难的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类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局面。
参考文献:
[1]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教育学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