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学研究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篇（2）

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认识和思考，一直以来吸引着各个时代思想家们的智慧。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本质上是什么样的呢？是以一种有序的、有规律的方式在运转还是无序的、杂乱无章的运转？这种运转能否为我们的智慧所认识？人们对这些关于宇宙问题的渴求正是造就了人类自身的智力进化和卓越品质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我们今天的视野所及的范围，我们知道对这些问题思考的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是由18世纪的思想家们做出的。18世纪的思想家们建立了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体系，他们设计了一个“有序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世界观是一种“决定论”的世界观，坚信这个世界正在按照某种已经设计好的秩序在运行。持有这个“决定论”观点的人包括诸如牛顿、爱因斯坦等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这个体系的科学性则是由牛顿定律和对牛顿体系进一步思考的数学定律所保证的。当然，自然科学家们这种关于宇宙的信念和洞见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家们，其中也包括经济学家。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思想根基也是源于这样的一种信念。他把这种自然科学的有序世界的观点应用到人类社会里，形成了一种从看似“无序”到“有序”的观念，提出了一个“和谐的经济系统”的观点。这种和谐的经济系统的动力则是人的自利动机。

我们决不应该低估这种关于世界的观点的影响力和洞察力。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下生活并做出各种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的决策。一种对于人类经济社会的“完美和谐”的信念直接导致了大家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的质疑，并且主导了许多关于政府问题的争论。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们对于自由经济的信心和我们对于世界的信仰。

但是这一体系在历经几个世纪之后，遭到了怀疑。对于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的挑战来自于统计观点，尤其是概率论的成功。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二者对于世界的看法的分歧。比如我们说，消费函数是，其中，是自发消费，是可支配收入，c是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我们可以把消费函数写作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这个消费函数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数学若干函数中的一个。这个函数明白无误地说明，居民的消费量将精确地取决于可支配收入、自发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这种函数关系是一种确定性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关于居民消费的断言在现实中毫无疑问是会受到质疑的，居民的消费量并不是精确地取决于这几个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消费关于自发消费、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随机的，有着概率分布的。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持有决定论观点的人依据一种确定性的函数关系认为，这个世界将会精确地按照数学定律所描述的那样运转。而持有统计观点的人却认为，即使是知道了这种关系，消费与其他几个因素之间仍然是一种偶然的，不确定的，有着概率分布的关系。

我们把后一种对于世界的观点叫做统计观点，正是这种统计观点，打破了原来思想家们头脑中的有序结构。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分歧似乎是让人迷惑的。因为，当我们在利用统计方法的时候，我们却得出了一些几乎完全可靠的定律。而且，统计总体越是偶然、紊乱，就越能更好地表现出统计规律和必然性。比如，我们投掷硬币，当我们投掷的次数足够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概率竟然惊人地各是0.5。再比如，我们对于某种考试成绩的统计发现，如果样本足够的大的话，成绩分布将会呈现一种正态分布。并且，人数越多，成绩就越呈现标准正态分布。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看起来我们做事情可能犯错误的情况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人几乎不能随意地犯错误！总之，某些看起来是无迹可寻的东西，似乎又都可以找到规律。这样，决定论和统计观点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统计观点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定律，任何所谓的定律其实都是有着某种概率的“可能的”情形。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随机行走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在人类社会中，如果我们相信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物质世界都是随机行走的，那么人类社会也会表现出这种随机性看来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随机行走的世界会因为其不确定性而无法认识，即使这种随机行走的世界确实可能形成一种混沌状态。我们能够在“决定论”和关于世界的“统计观点”那里架起一座桥梁。那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定律，这些定律是对某些事情本质的一种最好近似，即使这些事情的本质可能并不是一元的。或者说，这个世界会从无序走向某种程度上的有序。对这些统计定律的发现，在我们的专业范围内，就是计量经济学的任务了。

二、随机行走的世界与计量经济学的任务

事实上，统计的成功应用在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大约在17世纪，有一位叫做格兰特的英国商人就通过研究注意到：因事故、自杀、各种疾病而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是固定的。这几乎叫人感到惊奇！而且也是统计学的成功使得人们日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定量材料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决策者，都应该思考数据。

计量经济学就是为了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探讨统计性规律！因为只要知道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识这个世界。但是要记住这种认识肯定是不完全的。而且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规律来进行预测。进行预测是我们关心规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更加值得称道的是，计量经济学在推断统计规律时所用的方法和理念。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永远是不会完全的，我们只能根据部分“样本”来推断这个世界的整体状况。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进行完全的观察，我们就期望可以得出一个关于这个世界本质的定律。可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观察到，也可以说，我们认识的局限是不确定性的来源。能否由样本近似地认识整体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坚信可以由样本来推断整体规律的信念的话，我们就不能建立这门学科。

这种由样本来对整体进行推断的方法是计量经济学的主要方法。我们要通过一种叫做回归分析的技术来达到这个目的。“回归”这个词最先由F.加尔顿（FrancisGalton）爵士引入。加尔顿研究发现，父母和孩子的身高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父母高，儿女就高；父母矮，儿女也矮。但是高个父母的儿女们在同龄人中并不像父辈那样在同龄人中显得那样高，儿女辈的平均身高将“退化”到或者说“回归”到全体人口的平均身高。这也叫加尔顿的“普遍回归定律”。加尔顿在智力遗传的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一般来说，天才是要遗传的。但是天才的后代却要比他们的父辈们平庸，也就是他们的智力水平将“回归”到中等水平。但是，对于这种回归背后的动力分析可能已经超出了计量经济学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围，即使这种研究也许会导致一种有意思的哲学的建立：所有的有机组织都将趋于标准状态！

回归的现代意义则稍微有点不同。现代意义上的回归是指，一个叫做因变量的量和其解释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相关的关系。实际上，回归和相关是两个极容易混淆的概念，容易混淆的原因既是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哲学上宣称，这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个宣称的深刻性在于确认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全独立的。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死于癌症的人逐渐增多，这二者是相关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是现代社会导致了更多的人染上癌症。再比如，这也经常被用来反驳统计结论，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的情况可能和这个国家一个时期的太阳黑子出现的情况存在一种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相关关系却不能作为我们行动的任何指导。在这个问题的区分上，就是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之间的分歧了。计量经济学讨论的是回归关系，这种回归的特点在于，我们试图根据某些变量的数值来估计另一个量的数值，我们要依据这种关系进行预测。比如，我们试图通过研究父母的身高来估计其孩子的身高。这种估计就要依赖于我们所关心的两个量之间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联系。而相关关系则充斥着统计学的各个方面。并且因为世界的普遍联系性，相关关系是一种常态。

基于上面的差别，在回归中，我们要求解释变量是确定的，可以控制的，但是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可以是随机的（被解释变量正是我们要估计的）。但是在相关关系中，这二者并不加以区分。之所以说这两个概念容易混淆是源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就存在一种难以言明的精密联系。我们实在不能够足够自信地认为我们可以确定哪些变量可以控制，哪些变量之间可以精确地被认为是一种回归关系。比如，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找出一种机制使得癌症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回归关系，就像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理论来说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存在着回归关系。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持谦虚。同时请记住：具有回归关系可能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具有因果关系。在判断因果关系时，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很不好说，也许看似因果的两个事件，实际上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就像佛经中认为的那样：因果是循环的。

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计量经济学的性质，实际上是为了表达我们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在一定的层次上认识世界，我们坚信这个世界存在着某些统计规律，应用这些规律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认识和改造世界。计量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借助近似地描述了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间联系的函数，主要是回归函数，来描述这种关于世界运行的定律。

但是，计量经济学在得到这个回归函数时所使用的复杂的数学推导可能会让我们在特定的时段感到计量经济学的混乱和无序，即使在最后我们坚信可以实现一种理解上的有序。但是，过程中的痛苦可能会让很多人驻足。这里，我们想提前接触一下，那条驾驭计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灵魂。

因为，认识世界的理论的建立来自于对世界本质表现出来的现象的分析。有两种对现象进行分析的方式：一种是对现象直接进行操作。这种操作极其便捷，简单而且有洞察力，但是对天赋的要求非常高。其不利之处在于这种对现象的思考得出的结论可能广受争议。另一种方式则是对现象的属性——数据来进行操作。过程中要遵循严格的科学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了，这种方法因为是用数据说话，可能争议较少。但是，不利之处却是，这种分析结论却要严格的依赖于数据的质量，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质量不会比数据的质量更好。

尽管有这样的困难，我们还是推荐计量的方法。因为，数据的质量可以通过统计手段和统计工具的完善加以解决。并且，根据我们的概率知识，即使这种有误差的数据，其误差也是有规律的，误差情况总是会表现为正态曲线。那么如何来对数据进行操作呢？计量经济学的思路通常是这样：最简单的情况下（双变量回归），在一个坐标平面上画出散点图，发现其大致的规律，通常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关心的两个简单量之间呈现一种类似于线形的关系（当然，也可能不是线性的，这种情况下需要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把这种线形的关系利用解析几何的知识转化为直线方程并不困难。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直线方程是一个极大的成功。因为，这个方程，就是在“某种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的一种描述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事实上，计量经济学的任务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发现这样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

但是，在从数据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变量间“规律”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在使用数据之前，通过对先验的知识进行演绎和推理从而得出一系列“定律”。这就是我们在数理经济学中所看到的那些数理方程式。这些数理方程就是我们对世事认识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指导。尤其是在确定我们所考虑的变量之间的可能具有的关系时很有作用。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应用这些方程式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并没有得到证明。计量经济学提供了一种这样的证明。我们可以利用数据来检验这些先验的定律是否符合实际，或者得出一种明确的可以应用于实际的形式，从而对数理方程做出了适合实际的修正。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中，因为不同的文化等隐性的制度因素，这些定律可实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始于一种对世界认识的先验的推理，建立一种解释世事的假说并用以改造世界，是每一个学者的虚荣心。

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的思路或者说计量经济学的灵魂是：通过先验的演绎和推理得出理论模型，最好是数理模型。数理模型中会有参数，那么利用数据对这个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一条回归方程，并通过假设检验来确认这个方程式。如果这个方程式满足了理论建立时的要求，那么就证明了那个先验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理论进行预测。接下来的计量分析就是在这些思路下进行的技术探讨了。

对计量经济学这套思想方法和其技巧的同时掌握，是掌握这门学科并加以实际运用的重要素质。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技巧，是一个计量人的必备素质。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伟大的思想来源于熟练的技巧。就像武侠中的“打狗棒法”虽然只有十八路，但是，一个使过无数次“打狗棒法”的丐帮帮主足可以因这十八招而笑傲江湖了。但是，如果过于沉迷于高级计量的数学推导，我们就很可能失去欣赏这门学科所固有的魅力的机会，并且因为数学知识的缺乏而造成的沮丧可能会阻碍对其进一步的学习，从而失去了领悟计量经济学所蕴含的大量关于生活的智慧的机会。因此，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对计量经济学的技术过多的论及，而主要是看其蕴含的智慧之美。三、计量经济学：智慧之美

最能让我们感受到美感的就是计量经济学这种从样本推断整体的思想。如果能够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的话，我们对这种思想可能会更加珍视。比如，如果我们有一种信念，比如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努力成为一个书法家。那么我们能够怎么做呢？计量经济学和书法家们都会这样建议你：先选取几十个字来，集中精力把这几十个字练好，最好是临摹以往大师们的作品。这样，你就几乎能够发现写好字的要领。因为，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世界上的字都练习到，我们只能够由“样本”来推断所有字的写法。并且，我们坚信这些“样本”蕴含了足够多的关于写字的要领或者说是写字规律的信息。这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智慧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几乎将这种计量经济学的思想推广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可以指导我们成就卓越。无论是学习、应试、还是搞艺术，甚至想要成为武林高手，都可以应用这种思想。“样本”往往是我们窥看世界本质的窗口！有心人自会从这里得到无尽的启发。

计量经济学就像从一个古老的神谕里蹦出来的智慧精灵，它几乎全面的改变了我们对于脚踏实地的看法！掌握一种过硬的分析数据的能力，无疑会全面的改变你的工作方式和效率。这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是极其重要的。经济理论经常地被认为是一门空洞无用的理论，这是在未有数据之前做出分析的常见批评，先验和演绎的方法，很多人认为，不能够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什么意义。但是，有了计量经济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从数据出发来进行我们的分析和预测，这种工作方式无疑会培养我们踏实做人的人品。并且因为处理问题的独特技巧和思维，掌握计量工具的人会得到青睐——来自上司和运气。

在我看来，计量经济学还对我们的人生哲学有着指导意义。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就好像那滑过天际的流星，留下的只是瞬间的美丽。这瞬间如何解释？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一个瞬间？

人不过是苍茫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如果这个宇宙尚且遵循着从无序走向有序，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个信念加以演绎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只是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的随机行走过程。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下一个时段，我们会经历什么、会遇到什么，甚至我们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都是不确定的。这个过程是随机的、紊乱的、偶然的和无序的。但是，这种无序和紊乱最终会走向有序。用计量经济学的说法，我们会从这些紊乱偶然的样本中得到一个回归方程。这个回归方程就是我们的人生轨迹！

当然我们对于这个轨迹的认识永远是后验的。我们不可能在这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之前就得出一个回归轨迹作为我们人生的预测，这种东西没有预测意义。那么这种有序的观念究竟能给我们什么人生启发呢？

那就是：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对于发生于我们周围的看起来是好事或者坏事的东西耿耿于怀，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太过挑剔上天对我们的似乎是不公正的待遇，中国自古就有“福祸”的智慧之言。以一种应有的宽容心态来对待我们的人生无疑会让我们感到快乐。甚至我们的职业追求也是如此，没有什么绝对的好或者不好，我们的人生轨迹在我们某些年里需要紊乱和无序，根据计量经济学的思想，越是紊乱和无序的样本，我们就越容易得出稳定的统计定律——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假如大家去看看人物传记就可以发现，在那些人的人生里，他们可能做过记者，参过军，被抓到过牢里，看起来和其最终的路径有了很大的背离，可是这些背离最终回归到这条路径上。事实上，我们并不好确定，是不是这种每个阶段的紊乱和无序最终造成了他们稳定的人生轨迹？！

人生需要这种随机性。并且如果我们要想有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依照计量经济学的理念，我们还要让我们的人生经历这一样本足够大。如何让自己的人生经历更多？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随机性？那就是：我们要过主动追求的人生。当我们在生活中有意识地主动去追求时，我们就在客观上丰富了自己的经历，并且扩大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因为，在你主动追求的时候，才能够发现惊喜和奇遇。消极和封闭的人生态度不利于扩大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样本不具有变异性，就难以得出好的回归方程。我们都应该学学“苍蝇的哲学”，苍蝇的四处乱撞让苍蝇即使在被困的时候也有机会逃脱。这也许是更有含义的古语的一句话的意思吧：树挪死，人挪活。但是，在我们的追求中，因为，我们应该珍视随机性，因此，对于得失就不必太让自己负累。得失是随机的。我们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许在这冥冥之中的东西面前，可能只是一个慈悲的玩笑。太过于在意也许是失去了更多。

参考文献：

[1]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第三版）[M]，林少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篇（3）

以下的经典数学结果依照阿罗、德布鲁五十年代的定义和证明,本文只对表述方式作了一定的修改。

商品空间R是l维Euclid空间。

经济e=[<Xi>,<≥i>,<Yj>,w]

i=1,2,3.....,n；j=1,2,3.....m

是消费者i的消费集；是生产者j的生产集；≥i是消费者i的偏好关系；w是经济的总禀赋。满足：

（1）Xi凸，闭且下有界；

（2）≥i连续，凸；

（3）

（4）凸，闭；

（5）

（6）。

可行状态(,）满足:且。

帕累托效率（最优）状态（）是可行状态，且不存在可行状态()满足有,并有。

瓦尔拉斯均衡（,p*）是私有制经济下的一个均衡，其中消费者i以股份θij拥有企业j，满足：

（A）在i的预算集{}上使偏好≥i极大，

其中。

(B)使j的利润极大；

(C)，是i的初始禀赋。

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上述经济（条件（1）~（6）成立）中，如果任何一个消费者都没有充分满足的消费束，且在其消费集内部都有一个初始禀赋，那么上述定义的瓦尔拉斯均衡存在。

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上述竞争均衡配置是帕累托效率的。

下面是一个说明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错误的模型。

[模型S]生产–交换经济e。

商品：x,y,z,v,w。

当事人：消费者A，B；厂商X，Y。

偏好：A的偏好函数

B的偏好函数。

生产函数：X的生产函数（α）x1是投入；y1，z1是产出

Y的生产函数（β）v2是投入；y2，w2是产出

初始禀赋:A，B各自完全拥有企业X,Y。

A初始拥有xA=0.5,,B初始拥有vB=1。

以上的假设均满足Arrow-Debreu模型条件。记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为“*”。

论证：如果本模型存在瓦尔拉斯均衡，根据是否为0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一)先设瓦尔拉斯均衡价格≠0。显然有

设模型的另一个状态为，并保持Y的生产和B的所得不变，则有

说明该状态优于瓦尔拉斯均衡状态*。

(二)再设瓦尔拉斯均衡价格=0，此时

，

因当事人均为“价格领受者”，=0意味着y不被生产，

设模型的另一个状态为并保持X的生产和A的所得不变，则有

说明该状态优于瓦尔拉斯均衡状态*。

综合以上情况，说明本模型的瓦尔拉斯均衡状态*如果存在，其必定是非帕累托效率的。

[结论]在符合Arrow-DebreuModel标准假设的情况下，瓦尔拉斯均衡未必是帕累托效率的，即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不成立。或者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不成立。

二

我们把上述论证翻译成关于一般均衡的ADM模型反例的一个寓言：

鲁宾逊A、鲁宾逊B分别生活于两个孤岛A、B。

假定：

（1）岛A上有1个单位的不可运输的生产性资源（x），如该岛上的土地

A掌握的技术，使他可以运用资源x生产面包（y）或黄油（z），其生产函数为;

A初始拥有1个单位的黄油（z）

对A而言，黄油和面包是补充品，A的效用函数为

（2）岛B上有1个单位不可运输的生产性资源（v），如该岛上的土地。

B掌握的生产技术，使他可以运用资源v生产面包y或奶酪（w），其生产函数为;

B初始拥有为0；

对B而言，面包和奶酪是可替代的，其效用函数

（3）产品的运输和交易是完全无成本的；

（4）存在一个完全无成本并不谋求自身利益的定价者P。

该经济可以按照两种模式运行，即

（甲）“鲁宾逊模式”，即A、B各自以封闭的方式生产消费而不理会P所的价格。

（乙）“瓦尔拉斯模式”，即A、B作为价格领受者，完全依据P的价格信号生产，并试图以交易改善自身的境况。

显然,依照（甲）,A最大化的满足是自己生产1单位的面包并与初始拥有1个单位黄油同时消费；B最大化的满足是自己生产1单位的面包。

依照（乙），如果P的价格中面包的价格不为0，B将生产1单位的面包；A将生产少于1单位的面包，但其生产的一小部分黄油，却无法交换出去，A比模式（甲）的满足程度为低。“瓦尔拉斯模式”将劣于“鲁滨逊模式”。

如果P的价格中面包的价格为0，A的满足同于模式（甲）；但B将生产1单位的奶酪，这时B的满足又将低于模式（甲）。

这样，完全市场方式的“瓦尔拉斯模式”劣于“鲁宾逊模式”，经济退回至鲁宾逊的自足经济中。这当然也构成了对Arrow-Debreu模型的一个反例。

进一步的讨论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考虑模型S中消费者直接生产的问题。

一种可能的批评认为：由于消费者分别完全拥有厂商，故厂商的生产决策由消费者直接作出。又由于该经济是自给自足经济，利润在这里失去了意义，所以消费者都应该在自己的禀赋及生产集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于是反例不再生效。

事实上，根据Arrow-DebreuModel的标准假设，效用最大化和生产最大化是分离的，厂商和消费者一样是完全独立的当事人，它的行为不受所有者的直接控制，不论消费者是否完全拥有企业，他绝对不可能直接按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来确定厂商的行为，厂商的行为必须也只能按利润最大化来决定。除非批评认为反例中的厂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设而加以取消。但这批评只需将模型S稍作变形便可化解。

为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只要把原经济放大N倍，A和B各变成N个孪生兄弟（但不是复制经济，厂商仍只有两个），他们各拥有1/N的股份，其余不变。

[模型N]生产–交换经济e。

商品；x,y,z,v,w。

当事人：消费者Ai，Bj,其中i,j=1,2,…，N；厂商X，Y。

偏好：Ai的偏好函数

Bj的偏好函数。

生产函数：X的生产函数（α）x1是投入；y1，z1是产出

Y的生产函数（β）v2是投入；y2，w2是产出

初始禀赋:Ai，Bj分别拥有企业X,Y各1/N的股份。

每个Ai初始拥有xA=0.5N,,Bj初始拥有vB=1。

论证同于模型S，反例依然有效。N＞1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必须服从利润最大化，特别是N极大时厂商的生产决策直接由消费者作出是极其荒谬的。

其次讨论模型假设的现实性。

对于大多数把理论作为预言和解释工具的现代学者而言，假设的现实性不值得加以考虑。但在模型构造过程中，现实性的考虑有助于模型不被当成“畸型”的特例而排除掉。

就本文的模型而论，两种商品成为补充品是普通的。一种商品为某消费者必需却被另一消费者视作无价值可以因为禁忌（如宗教原因禁食某类食品），也可以因为它尚未被接受。至于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产品则几乎是古代一直到现在制造业的共性。

最后我们考虑凸性。

在严格凸性要求下，本反例并不成立。寓言中补充品造成某种商品（y）价格为0。B作为价格领受者，依据价格信号生产并试图使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的一种可能的设想是让w的价格为0，但这很容易造成价格系统的崩溃。可设想位于孤岛C上的鲁宾逊C可利用岛上的资源v’生产w和w’:v’=w+w’,但C更偏好w’，这又使w’的价格为0。设定一串“岛链”后以此类推，价格体系则不再能成为指导生产和消费的信号系统。三

现代经济科学的核心无疑是一般均衡理论，它主要研究竞争性均衡的存在及其效率的特性。阿罗－德布鲁理论（Arrow-DebreuModel）则在寻求其数学阐述方面取得了迄今为止最满意的进展，就形式的优美、表述的简洁、概念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方法的有效性及逻辑上的严谨而言，被誉为经济理论皇冠上的明珠。

这个反映新古典主义最古老、最重要思想的现代均衡理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它在获得“边际革命”（特别是瓦尔拉斯）的推动和现代数学工具的有力帮助后迅速发展。整个学说发展史与一大批杰出的、富有才华的经济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般均衡经济理论领域也肯定是最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域。其二十世纪的主要贡献者，象萨缪尔森、希克斯、阿来、纳什、阿罗和德布鲁等都因此（或部分地因此）摘得诺贝尔奖的桂冠。

由于Arrow-DebreuModel成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特别是几乎所有的数理经济学家已经接受了如下基本信条：

在新古典的框架内（即新古典的假设范围内，指个人理性、完全竞争、新古典偏好和私有制企业、规模不经济等）可数学证明竞争均衡的存在、效率和活力。正如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基本定理所表述的：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与私有经济的帕累托效率（又称帕累托最优）状态一致。在恰当的形式化后，竞争均衡的存在和效率被演化为几个数学定理。瓦尔拉斯均衡的意义就在于：市场价格体系充当“看不见的手”实现最大的社会福利。

本文构造的数理模型指出，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或者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的数学证明有错误，两个定理不能同时成立。这个结果显然对于微观经济学有很大的影响，它意味着Arrow-DebreuModel应当进行重大改造，而这种改造无疑会在一般均衡经济学领域中引发一场重大的理论革命。

参考文献

[1]Arrow，K.:AnExtensionoftheBasicTheoremsofClassicalWelfareEconomics,1951.InP.Newman,eds.:ReadingsinMathematicalEconomics.Baltimore:JohnsHopkings.

[2]Arrow,K.andG.Debreu,“Existenceofequilibriumforacompetitiveeconomy”,Econometrica,1954，22,265-290.

[3]Arrow,K.andF.Hahn:GeneralCompetitiveAnalysis.SanFrancisco:Holdon-Day1971.

[4]H.Varian:MicroeconomicAnalysis.NewYork:W.W.Norton&Company1992.

篇（4）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市场失灵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

（1)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3)自然垄断市场的存在。当提供某种商品的固定成本超过可变成本时，生产者为了长期保证获得稳定的生产资料，就会与上游产业联合或干脆将其兼并入自己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运作下生产必然导致联合，从而导致自然垄断。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政府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公共经济就是政府经济，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门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而市场失灵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因此，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2)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4)政府可以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过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评价和调整。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就业问题严重。据有关部门估算，在宏观经济运行三大指标中，就业指标最不理想，城镇真实的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3)“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4)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第五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而在现实社会中又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

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1)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2)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

(3)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篇（5）

一、引言

公共产品供给是指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选择以何种方式筹资并加以使用，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其实质是资源配置，属于分配范畴。从世界各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出发进行抽象，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不外乎三种：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及自愿供给。

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是指营利组织根据市场需求，以营利为目的，运用收费方式补偿支出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是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基础上，政府以公平为目的、以税收和公共收费为主要筹资手段，利用公共资源供给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公共产品自愿供给是指公民个人、单位，以自愿为基础，以社会捐赠或公益彩票等形式无偿或部门无偿地筹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并接受公众监督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这些方式是以不同的主体，遵循不同的原则，以不同方式和渠道筹集公共产品供给资金，决定使用去向并予以监督的机制。

几乎在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公共品供给的三种方式都在发挥作用，但三者的作用范围有所差别，而且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三种方式的作用领域也有不同。公共产品三种供给方式是在空间上并存、相互结合发生作用的，作用的具体模式是多样化的。大中小规模政府和非政府的单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在地方公共经济中能实现秩序和比较高水平的绩效（奥斯特罗姆、帕克斯和惠特克，2000）。

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和作用边界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共品自身性质、技术条件、政府职能理念、公平效率标准、政府政策倾向、需求状况和私人资本规模的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的供给方式，而且会导致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不断转变[8]。现代经济学在20世纪最后30年有了很大的发展，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引进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在过去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等主流经济学里，都只有生产成本的概念，没有交易费用的概念。企业的生产成本可以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在制度经济学产生以前，主流经济学认为厂商通过生产成本的调整来决定所要达到的产量。实际上到了20世纪最后30年，因为引入了交易费用这个概念后，人们发现，在总成本里面有一部分耗费跟物理的、化学的产品制造的变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为了交易而发生的，即制度经济学中所论述的交易费用。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将为研究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确定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本文侧重于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和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边界确定，并对中国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度，最后部分提供简要的结论。

二、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

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和责任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交易费用的存在取决于三个因素：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指耐用人力资产或实物资产在何种程度上被锁定而投入到一个特定贸易关系，因而也就是在何种程度上他们在可选择的经济活动中所具有的价值。阿罗使用的交易费用概念更具有一般性：“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它包括信息费用、排他性费用和设计公共政策并执行的费用。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交易是普遍存在的，康芒斯将“交易”的概念和正统经济学中“生产”的概念相对应，将“交易”分为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之间的交换关系；限额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类型覆盖了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

按照康芒斯对交易的分类，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同样可以归入到交易活动中：首先，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纳税人支付公共产品的价格（税金），政府利用税收收入供给公共产品。其次，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是政府间的交易活动，下级政府是上级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上的人，为本地区供给公共产品，满足地方公共需要。再次，同级政府之间在供给外溢性的地方公共产品上也存在着交换关系。因此，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也是一种交易，交易费用是客观存在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中的。市场供给公共产品是私人按照市场规则采用收费或政府补贴的方式进行的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活动，产生交易费用。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过程是一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即捐助者捐助资金提供公共产品后获得心理满足或者税收优惠等的一种交易，按照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定义，在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过程（分散决策）中、筹资过程中、建立相关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会产生交易费用。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分析，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1）搜寻信息的费用。即供给者为了获取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了解公共产品特性、所需成本等信息所花费的成本。（2）谈判、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权利和责任的费用。例如在民主机制下，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由“以手投票”机制来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品种和数量的，由于公共产品的特性和选民的消费偏好、价值取向存在较大差异，要通过一致同意或多数同意的原则来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案，必然带来较高的契约达成费用。分级财政体制下在决定由哪一级政府供给哪种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成本（税收）如何在政府间进行分担上的政府间多重博弈，也必然带来较高的契约达成费用。（3）履行契约，收回成本的费用。（4）排他费用，即阻止不付费者对公共产品消费所发生的费用。（5）监督供给者按所签订的契约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费用。（6）避免消费者退出契约所发生的费用。

公共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非排他性决定了不可能阻止不付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付任何费用的人同支付费用的人一样能够享有公共产品带来的益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从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即增加额外一个人消费该公共产品不会引起该产品成本的增加。由于公共产品的两大特性，决定了没有消费者愿意公布自己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因此搜寻信息的费用是相当高的。公共产品的两大特性决定了消费者都期望他人去购买而自己顺便享用它带来的利益，也就是“免费搭车”，由此带来的交易费用是相当大的。由于公共产品两大特性的存在和交易费用存在的普遍性，决定了无论采用何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都会产生交易费用。

三、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及其边界确定：理论分析

（一）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确定标准：一个理论模型

公共产品的市场交易存在着较大的交易费用，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代替市场供给公共产品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政府取代市场，资源配置由价格分配方式转为税收分配方式（政府通过强制性的税收征收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消除了“价格发现成本”，政府可以通过利用征集来的公共资源，按公共需要，供给公共产品。但当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超过一定规模时，政府活动的边际成本递增，因为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和资产专用性等原因，也会产生交易费用，此时如果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因为采用分散决策、个人选择的方式无偿或部分无偿地供给公共产品，能够节约机会主义行为和资产专用性带来的交易费用，使某种或某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较少的交易费用，那么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将取代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从历史和理论来看，同样存在由于某一主体供给公共产品中所存在的交易成本超过其他两个主体供给公共产品的交易成本，那么可能出现市场—政府或自愿，自愿—政府等可能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变化路径。

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三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作用的边界在时间上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动。在理论上，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最优的供给方式的选择，即公共产品供给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用。在忽略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仅考虑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成本时，无论采用何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可以降到最低（RonaldD.RippleandYunHsing（Y.H.）Cheung，1999）。因此，假定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成本既定，公共产品供给最优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基于这一角度，本文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说明公共产品公共方式选择采用的标准。

假设：

（1）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tc可以衡量且是产量q的函数tc=tc（q）。

（2）不同的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pc=pc（q）=pq。

（3）供给者的收益函数tr=tr（q）。那么：maxπ=tr（q）-pc（q）-tc（q）

帕累托最优供给的条件为：mr（q）=mpc（q）-mtc（q）

因此，在交易费用为0时，帕累托最优的供给条件为：mr（q）=mpc（q）

假设：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供给同一种公共产品，且价格相等；Pq为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Gq为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TT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可能性曲线，U为社会消费公共产品的无差异曲线。按照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条件，公共产品生产的最优点在TT曲线与U曲线的相切点N，此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消费者选择的数量对应的边际替代率对应于生产者的产品转换率，即RTSGq，Pq=RCSGq，Pq。

1.在不考虑公共产品供给中发生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下：

RTSGq，Pq=mpcGqmpcPq，

RCSGq，Pq=pGqpPq

因此，要达到帕累托最优，必然mpcGqmpcPq=pGqpPq，因为不同的供给主体供给同种公共产品，价格相等，因此，mpcGq=mpcPq，mpcGqmpcPq=1，因为pGq=pPq，过N点切线的斜率为1。

2.在考虑公共产品供给中发生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下，

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在供给的公共产品为同质的产品时，RCSGq，Pq=1，

那么，mpcGqmpcPq=1，由于mpcGq=mpcPq，

因此mtcGqmtcPq=1，即在N点非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边际交易费用相等，方可实现效率最优。

3.无法实现效率的情况下，公共产品供给在两部门之间的调整。

如果初始配置处于TT的下半段（N点以下，不包括N点），如N1，此时曲线的斜率大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1，可得mtcGq>mtcPq，应该减少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增加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Gq=mtcPq的N点。如果初始配置处于TT的上半段（N点以上，不包括N点），如N2，此时曲线的斜率小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如果初始配置处于区域A内，类似于N2点的情况，非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多，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少；应该减少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增加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

Gq=mtcPq的N点。如果初始配置处于区域C内，类似于N1点的情况，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多，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少；应该减少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增加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

Gq=mtcPq的N点。如果初始配置处于区域B内，非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均过少；应该增加非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

Gq=mtcPq的N点。

（二）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边界确定：威廉姆森范式的扩展

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在供给公共产品中发生的成本分为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假设生产成本随着公共产品供给数量不断变化，与公共产品供给数量成正比例的关系，公共产品供给数量越大，发生的生产成本越多，反之，生产成本越小。但是交易费用的大小取决于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三个因素的影响，与组织的规模大小没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关系，交易费用会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强而呈现出类似于指数函数式的增长趋势，随着资产专用性的提高，组织偏离最佳供给规模的程度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组织单位交易费用递增，呈现出“先降后升”，呈“U”字形变化（如图2）。因此，在生产成本与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呈正比例关系的情况下，交易成本的变化对界定组织的边界能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将生产成本与不同组织的交易费用相加得到的总成本与社会可以接受的交易费用相比较作为区分公共产品不同供给主体边界的依据。图2是包含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三种等级制度在内的威廉姆森范式的拓展模型。图2中，OCG、OCM、OCF分别为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生产成本，TCG、TCM、TCF分别为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CG、CM、CF分别为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总成本，分别为CG=OCGTCG、CM=OCMTCM、CF=OCFTCF。

从图2中可以看出，当交易费用允许值（社会承受交易费用的一般标准）为TC0时，E1、E2分别给出了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边界：当公共产品的数量界于E1和E2之间时，宜采用市场供给的方式，可以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最小；当公共产品的数量小于E1时，宜采用自愿供给的方式，可以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最小；当公共产品的数量大于E2时，宜采用政府供给的方式，可以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最小。

从图2中还可以发现，当社会进步、技术革新等因素的作用使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普遍降低时（如信息技术的发展及交通运输的便捷等使社会交易费用从TC0降至TC1），原有的组织形式将会出现一些“空洞”（如图2中FM1、M2G1）而无法覆盖这些领域，即在这些领域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都不再是实现外部效应内在化的最佳选择，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创新创造了需求空间。

上述威廉姆森范式拓展模型虽然只是从公共产品数量这个单一维度分析了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行为的界限，但对我们正确界定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可以产生多方面的启示：

1.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既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和自愿供给的失灵，如图2中FM1、M2G2。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使得购买公共产品的人无法阻止别人享用公共产品。既然“免费搭车”现象存在，那么，愿意花钱购买公共产品的人肯定不多，这样就会造成公共产品的匮乏。可见，公共产品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提供，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由于公众对公共产品需求差异的存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往往倾向于满足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受众的选择偏好。而一部分人对公共产品的超量需求和特殊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公共产品的政府失灵。由于公共产品自愿供给在第三部门和个人在筹集资金方面面临的问题，慈善组织的业余性等固有缺陷的存在，使得自愿供给公共产品出现失灵，不能提供较大规模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政府、市场和以第三部门为主体的公共产品自愿供给部门之间可以相互弥补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失灵问题。市场失灵虽然是政府干预的前提，但并非只要有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干预，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也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同样当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存在失灵时，市场与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都可以起到弥补政府失灵的作用。

3.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是动态的、可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决定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有效性的因素众多，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必然是相对的、动态的，不存在始终如一的合理区间。

4.市场组织形式处于不断创新和发展过程之中。作为与市场相对应的组织，政府和第三部门都不可能是惟一的，虽然政府、市场和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主体在供给公共产品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费用，但其作用是有限度的，而一旦现有的市场组织不能达到效率最优，组织创新便会出现，如产生一些新型的“中间组织”、一体化组织等等。显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供给公共产品的主体的创新将是持续的，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在条件成熟的将来，公共产品供给将会出现新的供给主体——“第四部门”。

四、中国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测度

交易费用是一个内涵广泛的复杂范畴，完全意义上的交易费用的测算的确非常困难，在目前的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下是无法完成。但如果我们借鉴诺思等人的做法，将国民经济部门区分为转换部门（transformingsectors）和交易部门（transactionsectors），借助于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外在性的交易费用（针对转换部门而言），即交易部门（专门为经济主体提供交易服务的部门）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是完全可以测算出来的。其数量应该等于全部交易部门所消耗的社会资源，即交易部门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价值表现形式就是交易部门的增加值[10]。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对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中产生的外在性的交易费用进行测算。

（一）绝对交易费用的测算

在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实践中，将国民经济分为16个行业：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探业和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科学技术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中的邮电通讯业部分、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中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部分、金融及保险业全部、房地产业全部、社会服务业中的信息咨询服务业部分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商业的交易部门（私人部门），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则属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公共产品的交易部门（公共部门）。因为统计年鉴中没有第三部门（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主体）的数据，也没有市场供给公共产品的数据，从已有的数据中也很难分离出公共产品自愿供给和市场供给相关的数据，因此，我们假设测算出的公共部门发生的交易费用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市场供给与自愿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为测算出的私人部门发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资料只提供了1991年之后的各部门增加值资料，所以，本文的样本区间只能从1991年开始。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或其他公开出版物没有公布全部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数据，所以，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中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部分、社会服务业中的信息咨询服务业部分的增加值的数据只能采用推算的方法。1991—2003年间，批发零售贸易业从业人员占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平均约为93%，信息咨询服务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平均约为5%，我们暂且用从业人员比重代替其增加值占所在大行业中的比重，于是有计算公式：公共部门的绝对交易费用=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增加值；非政府部门的绝对交易费用=邮电通讯业增加值批发零售贸易业增加值金融、保险业增加值房地产业增加值信息咨询服务业增加值=（邮电通讯业增加值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增加值）×93%（金融、保险业增加值房地产业增加值社会服务业增加值）×5%。我们以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私人部门每年生产的产品数量，以财政支出作为公共部门每年供给的公共产品数量，那么，私人部门单位产品（私人产品）交易费用=私人部门交易费用/国内生产总值，公共部门单位产品（公共产品）交易费用=公共部门交易费用/财政支出。

1991—2003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相对交易费用与绝对交易费用如表1，1991—2003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交易费用的绝对额是不断上升的，私人部门的交易费用由1991年的3767.6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20580.22亿元，上升了5.46倍；公共部门的交易费用由1991年的662.1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3138.46亿元，上升了4.74倍。私人部门单位产品交易费用相对稳定，在0.17亿元—0.183亿元之间，公共部门单位产品的交易费用则变化较大，1994—2003年间呈一个不断下降的趋势，由最高的0.220815亿元下降为0.127321亿元，从图3可以看出，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与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之前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高于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之后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低于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

（二）边际交易费用的测算：实证检验

1.基本模型与变量的含义

Qg=c0c1TCg（1）

Qp=c2c3TCp（2）

其中，Qg为政府部门供给的公共产品数量，TCg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Qp为非政府部门供给的产品的数量，TCp为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c0、c1、c2、c3为常数项。对公式1两边分别对TCg求导，对公式2两边分别对TCp求导，可以得出：

dQgdTCg=c1（3）

dQpdTCp=c3（4）

因此，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为MCg=c1，非政府部门供给产品的边际交易费用为MCp=c3。2.数据与方法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91—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本部分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有关数据统计、计算得出。

估计方法为普通最小二乘法，所用软件为EVIEWS3.1。

3.计量结果

（1）公式1的回归结果为：

Qg=-4836.224（-4.366）8.87915.56TCg

R2=0.957R2=0.953F=242.236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看，R2为0.957，调整后的R2为0.953，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2）公式2的回归结果为：

Qp=1108.364（0.717）5.5847.32TCpR2=0.957R2=0.9947F=2239.24

常数项c0的t检验值为0.717

Qp=5.66TCp（125.40）

R2=0.995R2=0.995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看，R2为0.995，调整后的R2为0.995，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3）小结

从公式1和公式2的计量结果看c1=8.879，c3=5.58，因此MCg=c1=8.879，MCp=c3=5.58。可以看出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边际交易费用要高于私人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发生的交易费用。在我国，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政府部门交给私人部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五、结论

1.按照康芒斯对交易的分类，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都可以归入到交易活动中来。无论采用何种供给方式，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都会发生交易费用，因此，公共产品的供给活动可以纳入到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中来。

2.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三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作用的边界在时间上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动[10]。在不同公共主体生产同质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一样的条件下，最优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的选择，取决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

3.通过对威廉姆森范式的扩展分析认为，政府、市场和以第三部门为主体的公共产品自愿供给部门之间可以相互弥补各自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失灵问题，各个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在供给公共产品时存在各自的合理边界。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是动态的、可变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合理边界。

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空洞”且不能弥补的情况下，将会产生有别于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新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第四部门”。

5.通过对中国公私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存在的交易费用的测量发现：从绝对量指标上看，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交易费用的绝对额是不断上升的；从平均交易费用指标来看，私人部门单位产品交易费用相对稳定，公共部门单位产品的交易费用则变化较大，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与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从边际交易费用指标来看，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边际交易费用要高于私人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发生的交易费用。因此，就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政府部门交给私人部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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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樊丽明.中国公共产品市场与自愿供给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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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经济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陈郁.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7］［美］科斯，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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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所热切关注的一个永恒课题。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以发展为核心来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的困境。在发展经济学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新发展观。因此，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观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新发展观问题研究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谓新发展观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观念体系，它涵盖了当展经济学家对于对发展问题的许多新认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发展的方式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观对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的这一重要缺陷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它认为经济发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必须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索取。只有这样，发展才能持续下去；2.发展的目标应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它们最终是要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新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认为发展过程必须是公民真正参与的过程，是本着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则稳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过程”，“在此进程中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逐步充分实现；3、对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发展观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极不充分，因而，政府和市场失败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纠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普遍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过了调节争端的预期收入。由此，新发展观另辟蹊径，提出了配置资源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实现国家、市场与社区三者的互补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笔者认为，新发展观的产生不仅昭示着发展理论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领域扩展，同时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新发展理论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为发展目标的泛化。汲取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发展目标的教训，新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人的自由实现等等都纳为发展的目标，虽然面面俱到，却不免使人无所适从。面面俱到的发展目标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各个发展目标并不完全具有相容性，各目标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发展观所忽视；其次是缺乏对不确定性发展的关注。新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属于确定性发展和随机性发展——尤其是确定性发展，这种对人类发展理性的过分推崇，难免会造成发展的某种迷失；最后为发展的视野狭窄。当今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任何一国的发展都不可能再是国别范围内的封闭式行为。然而新发展观的发展视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超国别范围的共同体、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新发展观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更缺乏建设性的理论体系建构。

2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笔者认为，当展经济学家植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通过系统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的优点和不足，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新认知。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及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亚洲来讲，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854项，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等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而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3）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广义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出来，并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及产业引导，进而实现工业现代化。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政府具备较强的驾驭经济的能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进行适度干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进行发展管理来弥补以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应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从产业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预下，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则可能实现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

（5）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扩张，以“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益、难循环”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却造成矿产资源和能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后果。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实现GDP却仅占世界的4%，并使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开发上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6）依据经济发展的进程科学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

综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是由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支配，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未必是最优的，甚至效_果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立刻全面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选择集约化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扩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观现实性。当然，在投入时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组合的优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为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转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7）具备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我们所谓的体质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发展经济学研究体制应把体制作为发展的因素。构造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实际上是寻找一种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机制。以发展为纲来研究体制问题，使体制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市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舞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空间和环境。市场状况如何，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也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教训之总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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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天勇.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0.

篇（7）

近年来，我国的医疗费用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远远地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10%左右的增长速度，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增长已成为大家所关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药品费用是医疗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医疗费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影响医疗费用急剧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医院的业务收入中有50%左右来源于药品，因而医疗费用的控制焦点之一就是如何控制药品费用的迅速增长。

控制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关键是弄清楚药品费用上涨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造成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因素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合理因素即不可控因素，如人口增加和老龄化、疾病谱改变、慢性病增加、居民保健意识增加、药品成本提高等；二是不合理因素，如价格管理存在漏洞，医疗补偿机制不完善，以药养医、用药管理松懈，现行的医疗制度存在弊端和不合理用药等。

药品费用控制要从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即医院，付费方、需求方即病人等方面着手，重点是在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的基础上控制费用上涨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核心是合理使用有限的卫生资源，保证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特需性。

目前国内外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如药物利用评价[1],药品价格控制，风险共担合同[2],制定基本医疗目录和医疗保险用药目录，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改革城镇职工医疗制度即费用共担[3],以及职业道德教育。这些方法对控制药品费用的上涨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一是它更多地考虑药品的价格，而忽视了药品的成本效果，因而其在控制药品费用短期上涨的同时，可能带来药品费用的长期上涨；二是它对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的控制带有一定的强迫性，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药物的经济学评价可弥补这一缺陷，它从药物的成本和治疗效果两个角度出发，综合评价药物治疗的成本效益。

一、药物经济学。

（一）定义：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是指药物治疗对卫生保健系统和人类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和产生效果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地说，药物经济学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手段，结合流行病学、决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分析不同药物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方案与其它方案，如手术治疗以及不同医疗或社会服务项目，如社会养老与家庭照顾等的成本、效益或效果及效用，评价其经济学价值的差别。药物经济学的服务对象包括医疗保健体系的所有参与者：政府管理部门、医疗提供单位、医疗保险公司、医生以及病人。药物经济学目前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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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4种：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analysis,CMA）,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CEA）,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analysis,CUA）和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

1.最小成本分析：最小成本分析是在临床效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何种药物治疗，包括其它医疗干预方案的成本最小。它首先必须证明两个或多个药物治疗方案所得结果无显著性差异，然后通过分析找出成本最小者。由于它要求药物的临床治疗效果，包括疗效、副作用、持续时间完全相同，应用范围较局限。

（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http:??www1lunwennet1net）2.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是较为完备的综合经济评价形式之一，比较健康效果差别和成本差别，其结果以单位健康效果增加所需成本值即成本效果比值表示。其特点是治疗结果不用货币单位来表示，而采用临床指标，如：抢救病人数、延长的生命年、治愈率等。成本效果分析的比值通常采用两种表示方法：（1）成本与效果比值法：成本与效果比值，即每产生一个效果所需的成本。（2）额外成本与额外效果比值法：是指如果给予一额外成本，是否能产生额外效果，成本效果分析虽然受到其效果单位的限制，不能进行不同临床效果之间的比较，但其结果易于为临床医务人员和公众接受，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常用手段。

3.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效果的发展，与成本效果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均用货币来衡量成本，并且测量结果也都采用临床指标作为最终结果的衡量参数。所不同的是成本—效果为一种单纯的生物指标，如延长寿命时间、增加体重、降低的血压数等。相反，成本效用分析中的结果却与质量密切相关，注意到病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采用效用函数变化，即常用单位是生活质量调整年（qualityadjustedlifeyears,QALY）,而非健康结果变化。可以进行不同疾病药物治疗措施的比较，是近年来受到推崇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然而，不同疾病影响病人生活的不同方面，通用的生活质量指标不能反映疾病的特殊性，因此，药物经济学研究界对于成本效用分析的合理性尚有争议。

4.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成本和结果均以货币单位测量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与成本效果分析所不同的是结果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具有直观易懂的优点，还具有普遍性，既可以比较不同药物对同一疾病的治疗效益，还可以进行不同疾病治疗措施间的比较，甚至疾病治疗与其它公共投资项目，例如公共教育投资的比较，适用于全面的卫生以及公共投资决策。然而，许多中、短期临床效果变化，例如患病率、死亡率、残疾状态难以用货币单位衡量，有关长期效果的数据资料很少或者很不全面，而且经济学家以外的临床医疗人员和公众很难接受以货币单位衡量的生命、健康的货币价值。所以，成本效益分析在卫生经济学以及药物经济学研究上的应用远远少于成本效果分析。

（三）实施步骤：药物经济学分析的实施需要10个步骤来完成：（1）明确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问题；（2）确立研究的观点；（3）治疗方案和结果的确立；（4）选择恰当的药物经济学方法；（5）结果的货币价值；（6）资源的区分；（7）确立结果事件的概率；（8）决策分析；（9）进行成本兑现或敏感性或增量成本分析；（10）结果表示。

必须明确药物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观点。

药物经济学的观点可来自于社会、付费方、机构、部门、病人、任何或所有这些方的一个结合。其次，必须区分治疗方案和与它们相关的积极或消积的后果。选择药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其治疗结果用货币价值来表示。药物获得成本与医疗成本包含在与临床效果直接相关的成本之中，也可来源于文献或者历史记载，也可以将其建立在合理的假设基础之上。

二、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控制药品费用上涨方面的作用。

药物经济学不仅注重药物治疗的成本，同时也关注药物治疗的结果，因而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药物经济学的作用主要通过下面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指导新药的研制生产：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需求取决于商品的价值和质量。药品虽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但其仍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其需求同样的取决于药品的价值和质量（效果）。药品的成本效果（效益）越大，其需求量也越大。因此，对研制生产药品的厂商来说，必须尽可能研制生产出成本—效果好的药品，从而获取所需的利润。药品生产厂商可根据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作出是否生产某种药品或在遵循药品价格制定原则的前提下适当降低药品的价格以提高药品的成本效果。

（二）用于制定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用药报销范围：目前我国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主要是根据临床医疗需要来考虑的，即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经济因素、价格因素考虑较少。该药物名录适用于全民，主要是指导和规范临床用药行为。基本医保医疗用药核销范围的药物遴选是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基础形成的。用药核销范围既考虑临床需要，又考虑经济等综合因素。其经济因素主要指药物的疗程价格，它没有考虑药物治疗过程中的其它费用，如检查化验费、住院费等；它也不考虑药物的成本—效果比或成本效益比，因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目前国外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确定药品报销范围时，除了要求厂商提供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外，还要求厂商提供该药与国内治疗同样疾病的最常用药物或以适当的非药物治疗措施作为对照比较物的药物经济学结果，国家指导委员会将参考药物经济学的结果来作出是否给予报销的决定。

（三）帮助医院制订医院用药目录、规范医生用药：

目前我国许多省市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上涨，开始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政策。其基本思想是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降低医院的药品收入，使药品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政策的推行，对医院的药品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医院尽可能使用疗效好、价格低的药物，即成本效果好的药物，将成本效果好的药物纳入医院的用药目录中，以便药物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药物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医院将那些成本效果好的药物选进医院用药目录中。同时，医院用药目录的制订可规范医生的用药行为，阻止不合理用药。

（四）确定药物的适用范围：任何药物都不是万能的，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对患某种疾病的某一人群有效的药物对另一人群不一定有效，其成本效果也是低的。例如，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高胆固醇血症病人，是公认成本效果好的治疗措施，而用于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成本效果不佳。若将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许多没有危险因素的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不但不能降低医疗费用，相反将引起医疗费用的上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是特定人群特定疾病药物治疗的成本效果，因而其针对性较强，目的比较明确。

（五）帮助病人正确选择药物：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医疗体制的改革，病人的自我保健意识将逐步增强，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也将因此有所改变，不会纯粹是医疗服务的供方市场，尤其是药品服务，越来越多的病人将会自己到医药商店选择和购买药品。因此，病人对有关药品信息的需求将会增加，尤其是药品的价格、效果和成本效果。

病人希望得到成本效果比较好的药品，药物经济学研究可满足病人这方面的需求。

药物经济学可从多方面来控制药品费用的迅速上涨，在我国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必须给药物经济学在控制药品费用中的作用以一席之地。目前，我国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人对其还不了解，知之甚少，国家在制订《公费医疗用药报销范围》没有完全考虑药品的药物经济学特性。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大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并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家一样将药物经济学研究纳入有关的规定中，充分发挥药物经济学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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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双语教学是指将母语以外的另外一种语言直接应用于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教学，使第二语言的学习与各学科知识的获取同步。双语教学实现了专业知识和外语学习的有效结合，以专业知识为主、外语水平提高为辅，满足了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1]。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尤其是加入WTO 的新形势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模式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对学生外语能力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提高独立学院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与外语能力，是摆在应用型技能型本科院校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经济学课程作为起源于国外的专业基础课程在进行双语教学改革中有着独特的优势。

一、独立学院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的必要性

（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必然选择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际化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教育部高教司在相关文件中提出教育教学论文，今后本科教育20%以上的课程必须进行双语教学小论文。双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而在双语教学课程的选择上应更多的体现课程的广泛应用性。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课程的基础课，为学生学习和应用经管类专业知识做了良好的铺垫。因而经济学的双语教学实践是一种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开放式教育理念，在教学内容上强调多元、开放、融合，在教学方式上强调灵活，对教师的专业水平、外语水平和教学艺术要求较高，在教学目标上注重培养学生用不同语言进行思维和创新的能力。同时，通过使用学界较为认可的经济学外文教材、运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双语教学会有力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向规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二）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独立学院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和教育自身发展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的产物，承担着为地方经济建设与发展培养大批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历史重任。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独立学院能否在激烈的高校竞争中站稳脚跟，关键也在于能否培养出有别于研究型院校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演进，应聘者在工作中既精通专业知识又能够熟练掌握外语的技能越来越受到青睐。因而在对本科生的培养中运用双语教学可提高应用型人才的综合素质，并使其更符合国际化人才的标准。

（三）经济学课程本身的需要

经济学本身源于国外成功的基础课程，该课程的原理和框架均源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而国内高校本科教学中讲授的经济学原理几乎都是从国外著作中翻译修订而来的。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不同，有些翻译与原文表达的意思不完全一致，这对学生掌握和应用经济学原理产生不利影响。此外，由于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发展较快的学科教育教学论文，使用翻译修改而来的教材大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其教学内容无法体现经济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借助经济学双语教学，一方面可使学生站在英语思维的角度，用英语去理解原著和思考各种经济学原理，从而更好地把握经济学的精髓所在；另一方面，通过采用国外经济学教材，可以增加学生的专业见识，使学生能够在第一时间吸收到经济学最前沿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增强教学的时效性。[2]

二、独立学院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改革模式

（一） 教学模式的选择

根据授课时外语使用程度的不同，双语教学可分三种不同模式：1、沉浸式双语教学(Immersion bilingual education)要求用学生所学第二语言/外语进行教学，本族语/母语不用于教学之中，乃至校内也不使用本族语/母语，以便让学生沉浸于弱势语言之中。[3]2、过渡性双语教学(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要求在学生刚进校时，部分科目或全部科目使用本族语/母语教学；但一段时间之后，则使用所学外语/第二语言进行教学。因此，过渡性双语教学即指开始前有―段非双语教学作为过渡期，以避免学生刚进校因不适应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而产生许多困难，其目的仍是逐渐向沉浸式教学过渡。3、保留性双语教学(Maintenance bilingual education)要求学生刚进校时用本族语教学，以后逐步部分科目使用外语/第二语言，部分科目仍用本族语教学。

独立学院的学生较普通高校的学生入学成绩较低教育教学论文，英语水平相对较差，在课堂教学中应对其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因而我们在教学的第一阶段可以主要采用“保留性双语教学”模式小论文。在双语教学实施的第一阶段，为了不使学生在双语教学模式下影响对经济学知识的理解侧重运用“保留性双语教学”模式，即在注重学习专业知识和运用英语的同时，以母语来维持理解与交流过程并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经济学专业英语词汇的渗透，专业概念和理论模型公式的表达，以及部分英语释义；双语教学实施的第二阶段，可启用“过渡性双语教学”模式，在第一阶段取得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在经济类课程中推行双语教学模式，不断扩大独立学院双语教学课程的范围，灵活地互用汉语和英语两种主体语言，努力促进学生逐渐通过专业英语理解关。

双语教学推行的第三阶段，在总结经济学双语教学前两阶段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探索出符合独立学院自身情况的双语教学的方式和方法，在学生能够基本通过英语关，掌握一定经济学专业英语词汇的基础上，逐步推行英语沉浸式教学法，采用全英语授课或逐渐增加英语在经济学课程中运用的比例。毕竟独立学院的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并不十分擅长因而具体模式还得视双语教学实施前两阶段的效果和学生的接受情况而定。当然在使用“沉浸式”教学模式过程中，经济学教师应注意运用简单的语言进行教学教育教学论文，把复杂的经济学理论和案例等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在授课过程中要注意发音标准且语速较慢，使学生能顺利地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和知识。

（二） 教材的选择

选用合适的原版教材是开展双语教学的基础。双语教学教材应当使用外文版的教材，在内容上直接与国外院校接轨，避免因间接引用而产生歧义。要选择既紧密结合实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原版教材，在原汁原味的语言中了解另一种文化，掌握专业知识。目前多数进行经济学双语教学的院校把曼昆教授编写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作为固定教材使用。该书被美国百余所大学用作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材，可见其全球影响力之大。此外，该教材的语言表达比较规范、简单、用词准确，内容更新颖，作者能站在经济学初学者的立场，激发学生对经济学的学习兴趣，这也比较符合独立学院学生的英语水平及学习知识的兴奋点。但原版教材的选编思路和编写形式与国内教材的风格完全不同。虽然国外教材知识较新，反映了学科前沿，但国外教材在一些内容上说明得过于详细，与国内同类教材相比，内容相对较多而且比较零散。因此，教学中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筛选，抓住学生必须掌握并与国内教材主要内容相契合的部分进行学习，这样有助于专业课程的学习。[4]而对于相关案例可以作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材料。

（三） 教学时间

根据教学计划和各专业的实际情况教育教学论文，一般在大一下学期开始学习微观经济学，但是独立学院大一学生的英语相对比较薄弱，开展双语教学有一定的难度。大学英语一般开设两年，

大二上学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英语已达到了大学英语四级水平，学生普遍有着较好的英语基础，这时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采用双语教学对学生来说困难相对要小些，可避免学生一开始就产生畏难情绪。另外，从大学二年级上学期起开始连续、合理地部署和安排双语教学，可延续英语学习，使英语学习四年不间断，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可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提高作用小论文。而且，可在基础英语学习之后，将学生的学习兴趣转移到自己的专业上来。

此外，国外的经济学课程一般是从高中开始，到了大学每学期只学习教材内容的几个章节，将整个经济学课程分散到大学的各个学期，更有助于学生的消化理解。而我国经济学课程一般是针对经管类学生开设的，时间为一年左右，如果进行双语教学的话应该考虑适当延长学时，以便于教师更好的准备课堂内容教育教学论文，学生更好的理解所学知识。

（四）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设

双语教学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是否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和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使教与学互动，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因而高素质的师资是实施高质量双语教学的保证。从近期实践看，全国绝大多数的独立学院是在母体普通本科高校的直接支持下，以母体高校的品牌、师资、管理和其他资源为依托而发展起来的，借助“母体”师资、外聘名校教师是独立学院最常用的做法。但随着独立学院社会化的趋势不断发展，建设自己的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已迫在眉睫。除了外聘归国经济学研究生外，独立学院也应重视本院经济学双语教师的培养，一方面大力引进英语水平高、学科知识强的复合型教师，另一方面加大教师培训力度，特别注重青年教师的双语教学能力的培训和提高。如可采取教师自费及学院委培相结合的形式选派英语基础良好、经济学专业知识扎实的青年教师赴国内外相关院校培训。

参考文献：

[1]白世贞，沈欣.素质教育背景下物流管理专业双语教学模式研究.物流技术.2010

[2]梁燕红.微观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探索.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

[3]李榕.我国高校双语教学问题与对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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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管理中对人性的不同假设，形成了不同的管理出发点、管理方式和手段，形成不同的组织资源配置模式。传统的假设有：受雇人、经济人、社会人、管理人，但不论哪一种都基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设，这也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实际上人真的能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实践证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假设你到桃李苑买炸排，它们在配料和口味上完全一样，只是其中一块比另一块明显大，你是不是愿意为更大块的付更多钱呢？答案似乎是显然的，人们总是愿意为更多东西付更多钱，但实际生活中却并非总是如此。让我们看一个奚教授做的冰淇淋实验吧。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杯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看起来快要溢出来了，另一杯是8盎司，装在10盎司的杯子里，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为哪一杯付更多钱呢？

如果人们喜欢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们喜欢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比5盎司的大。可是试验结果表明，在分别判断的情况下（也就是不能把两杯冰淇淋放在一起比较），人们反而愿意为少量冰淇淋付更多钱，平均来讲，人们愿意花2.26美元买7盎司的冰淇淋，却只愿意花1.66美元买8盎司的冰淇淋。这让人很难接受，但更多的实验得到了相类似的结果。

这便是卡尼曼等心理学家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决策时并不是去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比如在上述试验中，人们其实是根据冰淇淋到底满不满来决定如何花钱的。

这对企业决策，商场摆货方式等都有启发（试验表明两样都好的东西分开来摆较好，两样都差的东西则放在一起比较好），甚至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比如政府想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降低税收水平，一种是退税。从金钱来看减收5%的税金和返还5%的税金是一样的，但是在刺激消费上的作用却不大一样。人们会觉得减收的税金是自己本来该得的，是自己挣来的，所以增加消费的动力不大，但返还的税金则好比一比意外之财，刺激人们更多的消费。所以退税要比减税更有效。

（二）"前景理论"二定律

面对风险决策，人们会选择躲避还是勇往直前？这当然不能简单绝对的回答，因为还要考虑到决策者所处的环境，企业状况等情况，我们先抛开这些条件来研究在只考虑风险本身的时候，人们的心理对决策的影响。这时候我们会得出很有意思的结论。

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有两大定律：（1）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变成了冒险家。（2）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

来看两个好玩的试验：一是有两个选择，A是肯定赢1000元，B是50%可能性赢得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大部分人会选A，这说明人是风险规避的。二是有这样两种选择，A是你肯定损失1000元，B是50%可能性损失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不损失。结果大部分人会选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

可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两个实验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玩了个文字游戏而已。第一个实验中假设你刚刚赢了2000元（以此为参照），那么如果你选了A就相当于肯定损失了1000元；选B50%可能性赢2000元就相当于50%可能性不损失钱，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就相当于50%可能性损失2000元。

这个似乎玩文字游戏的实验结论对管理决策是很有意义的。举个例子，一家公司面临两个决策，投资方案A肯定盈利200万元，投资方案B有50%的可能盈利300万元，50%的可能盈利100万元。这时候如果公司定的盈利目标比较低，不如说100万元，那么A方案看起来好像多赚了100万元，而B则要么刚好达到目标，要么多赚200万元。A和B都是获得，那么大多数人会选A方案。但要是公司定的目标比较高，比如是300万元，那么大多数人会选B方案，员工会抱着说不定会达到目标的心理，去拼一下。这说明老板（决策者）完全可以通过改变盈利目标来改变员工对待风险的态度。

篇（10）

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中国需要有更多的能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方面的专家，即所谓实践型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是专门研究资源高效配置、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秘密的学问。一般来说，它较之其他社会科学更具有实用性，历来被人看做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甚至有人把经济学称之为致用之学。所谓致用，指的是经济学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为现实经济的发展服务。这一特点决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经济学家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专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及焦点问题。相对于美英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大都面临着更多的经济发展难题，因而经济学研究的应用色彩也表现得尤为浓烈。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前无古人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学家面临着诸如宏观调控、国企改革、环境保护、金融安全以及“三农”等诸多世界级的难题。就当下的中国经济学家而言，首要任务就是要能对转型时期的诸多经济难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以使中国经济能更加平稳快速地向前发展。

在我国，多数经济学者都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感，都很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并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以满腔热情积极参与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思想活跃，新观点迭出，理论热点一个接一个，从而引发了经济研究空前繁荣的局面。他们的研究工作，已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贡献，立下汗马功劳，应当被肯定和受到赞赏。我们不能因为个别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行为不端，名声不好，而从整体上否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对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社会经济20多年间发生的巨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

在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促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大量对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经济学家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正因为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着许多世界级的难题，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品位。这就如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总要有一批经济学家以主要精力关注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出谋划策，从而为指导和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扎实的贡献。同时，经济学家中也还需要有一些人坚持从事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有关的所谓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是源头活水。如果没有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创新，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对策研究就会失去科学的依据。我们时代既需要大批实践型的经济理论专家，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纯学术研究的所谓书斋型的经济学者。这两类经济学家各司其职，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似乎显得不够，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比较明显。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情况，这也许与纯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的特点及当今中国经济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不无关系。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寂寞的行当。翻开一些经济学著作，映入眼帘的是大量专业性的名词术语、种种干巴的符号、数字、图表和艰涩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苏格兰人托马斯·卡拉利曾把经济学称之为“沉闷的科学”，这句话如今已是广为人知的名言。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是沉闷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发生兴趣的。不仅如此，有些经济学理论还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充满着艰辛和坎坷，需要没有“功利性”的杂念，能潜下心来，长久地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劳苦，能不断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显然，在世风浮躁迷漫的环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专心这一不能立竿见影换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浮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例外。在社会的功利和浮躁之风甚炽的现实境况影响下，难免会有一些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纷纷从书斋里跑了出来改而赶时髦、追热点。上述情况，造成我国的经济学者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较少有人问津，研究力量相对较弱。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不断有人呼吁要重视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研究很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对经济学理论或研究方法作出原创性贡献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经济学家，就说明这个问题。在国外，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大多在高校担任教职，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所谓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反映着一个民族思维的成熟程度和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中国作为当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能够为世界创造出巨大的GNP份额，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应当能够为人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我国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所勃发的无限生机的推动下，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虽然已呈现出长足发展的态势，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起步的初创阶段，水平还不够高。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整体水平虽然大有提高，在我国经济学家中虽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却无声望卓著、能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堪称大师级的学者，没有具有带动性甚至能够引领国际经济流发展走向的顶尖人物。

（2）至今很少有中青年经济学者活跃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论坛，能跻身于国际前沿并能在国外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者更是寥寥无几。至今仍无人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某个方面作出开拓性、奠基性的巨大贡献，更没有创造出一个以中国人命名的定理、假说或模型。

（3）我国至今还没有形成自成体系且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流派，而能否出现或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则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成熟与否的标志。

（4）经济学的学术论坛进入门槛低，国内有些从未受过专门的经济学知识训练者也可以摇身一变而轻易地成为“经济学专家”，在举办的一些所谓层次较高的经济学论坛上高谈阔论，大讲经济热点问题。

从以上列举的几点看，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确实还有待提高。当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还面临着经济学科建设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繁重任务。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虽然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解决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但从长计议，也应当有一部分人在通往现代经济学殿堂的道路上探索。时代把中国的经济学家推到了创新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怎样才能不负时代的重托，提升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促进经济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呢？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国经济学者，应当特别重视树立优良学风和崇尚实践这两种科学的治学态度。

首先，要大力倡导优良学风，反对学风浮躁。

近年来，经济学界的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学术贬值，声誉跌落，甚至遭到大众的奚落、嘲笑和批判。就学风而言，社会公众对经济学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1）有些经济学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整天混迹于大众媒体，时而出现在报纸上，时而出现于荧屏间，或接受采访，或发表演讲，大谈自己的所谓“高论”、“创见”，炒作自己；（2）有些经济学家通过媒体的炒作和包装，把自己弄得神乎其神，成了无所不知的人，经常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一些令人十分费解甚至存在常识性错误的言论，出洋相，自然成了舆论批判的靶子。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学风不正的现象，既是因为受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的环境、氛围的影响，也与经济学家个人科学精神的失落，学术品格的缺失不无关系。要净化学术环境，真正形成良好的学风，最要紧的是提高经济学家的学术品格。学者的一生的标志是他的作品，而学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学风严谨和潜心学问以及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而这些学术品质来自于学者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作为合格的经济学家，不仅要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还应当具有为国效劳和为民谋利的理想信念，胸怀民族的兴衰，情系民众的苦乐。学术品格和学术根底，是学者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只有真正具备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才能树立正确的学术荣辱观，以报效祖国和人民而开展学术研究为荣，以急功近利和弄虚作假为耻，不为利所惑，不为欲所动，不求闻达，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艰辛，在经济学理论的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默默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