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翻译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科学翻译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不同的翻译学家对翻译从不同角度有着不同的认识。自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后，翻译研究的领域由内部转向外部，研究的视角由原文转向译文，研究的方法由规定转向描写，研究的重心由语言转向文化、认知。除了翻译界以外，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也把目光投向翻译研究，翻译的领域越来越大，翻译是什么变得越来越模糊，如翻译是科学，翻译是艺术，翻译是重写，翻译是操纵，翻译是叛逆，翻译是解释，翻译是文化行为，翻译是政治行为等不一而足。弄清翻译是什么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试图从形而上的哲学高度探讨翻译本体问题。

中国古代农耕有着无法取代的地位，在人们眼里草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依靠的最根本的依靠。《诗经》的《大雅》中有“：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这里的“本”的含义是指草木的根、干。逐渐在有的典籍中，逐渐出现了用草木的根本比喻社会人事的说法。《庄子知北游》中说“：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顾；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悯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根本。”这里的根本具有天下万物根据的含义。“本”还有事物的根据、根基或主体的意思。如《论语学而》中：“君子务本”。对“本”的重视，是农耕社会中哲学研究的一个特色。“体”的最初的意义是身体，人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能近取譬”是中国先哲创建的哲学范畴和建立哲学体系的基本方法。所以哲学家十分关注与身体直接相关的感受和体验。所以“体”首先与人对自己的直接体验有关。《礼记大学》中说“：心微宽体胖”。《论语微子》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除了指身体之外“，体”还有“实体”“，形体”，“形状”“，卦形”“，卦状”的意思。《易经系辞上》有“：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本体”二字，很早就出现了，大量使用是在宋明理学中。其最初含义是“本来面目”“，本来状态”。后来“本体”的含义扩展为“根本性状”“，根本依据”“，根本源泉”等意义。唐代佛教经典《大日经》中有：“一身与二身，乃至无量身，同入本体。”这里的本体已经超越了有形的事物而进入了无形之境。到宋代“本体”已经成为哲学界普遍通用的范畴。张载在《正蒙太和》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这里的“本体”指天下万物本来恒有的状态，具有最抽象最普遍的哲学范畴的基本属性。中国哲学中“，本体”含有“最高”“、最根本”、“最重要”的意思，指无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来状态。

东晋僧人道安，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中指出，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在道安看来，佛经翻译必须要“案本”，而何为“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道安认为，翻译的目的正是因为人们不通异域之言，因而需要译者传达，使其通而晓之。由此看来，这个“本”指的是经文“大意”。然而，从道安的“五失本”的表达来看，“本”又可以说是包括了内容、形式及文体风格的。一“失”指经文形式的更改；二“失”指经文文体风格的改变；三、四、五失指经文内容的删简。可见,道安对“本”的理解远远超出了他的同代人,他在对翻译之“本”的阐释中不自觉地把内容、形式、风格和意义结合了起来，认为它们都是意义的组成部分。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点。这样，形式、风格、内容和意义的关系构成了翻译的本体论即“翻译是什么”的论题。然而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中国哲学在没有发展到对本体有着充分认识的时候，道安没有能从正面找到翻译的本体，而是从侧面指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他不拘泥于字面形式，而且追求翻译内容、风格，抓住了翻译的“根本”，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对“根本”的重视。而近代的钱钟书先生饱读诗书，深谙中国国学之道。在中国哲学对本体有充分的认识前提下，钱钟书先生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翻译是什么即翻译的本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化境”。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transmigrationof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资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从钱先生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翻译本体的理解与中国哲学中“本体”的解释不谋而合，翻译的本体就是翻译无形而永恒存在的本来状态。无论“化境”能不能达到，“化境”就是就是翻译的本来状态。在中国哲学体系下，本体是无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来状态。翻译的本体是“化境”，可以说是翻译的一种理想状态，根本状态，本来状态。但从实际翻译来看，受源语和译语差别、文化知识等等因素的影响，会有道安说的“五不翻，三不易”现象，“化境”很难或者根本不能实现。“五失本，三不易”从侧面体现着翻译的本体。而说翻译是科学，翻译是艺术，翻译是重写，翻译是操纵，翻译是叛逆，翻译是解释，翻译是文化行为，翻译是政治行为等等，都是翻译本体的具体化，是本体的某个方面。

认知视域下翻译客体探究

从字对字翻译，意对意翻译，到动态对等，文本类类型，再到最佳关联，翻译的对象由最初的静态语言现象，到重视读者反应，到被视为跨文化交际行为，这体现着人类认知的不断发展，由对世界（客体）的认识，深入到主体的认识，再到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认识。翻译活动随着人类认知的发展不断拓展，翻译理论也经历了由文本为中心到读者为中心，和文化的转向，认知转向。翻译的客体大概由词、意义、意义及其语用范围、意义及其文化、意义及语篇发展到概念内容及识解能力。翻译的客体发展过程也是人类认知发展的过程，受人类认知水平的决定，也是人类认知发展的结果。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活动，各种语言有着不同的语法和特点，现有的翻译理论都是以某两种或几种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虽然语言不尽相同，但是语言背后的人类认知本能是一样的。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发展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在翻译理论呈现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局面下，认知视角为翻译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p#分页标题#e#

罗马时代的“字对字”翻译可以说是名副其实，人们用拉丁语最贴近的语法对等语替换希腊语的每一个单词。这样，罗马人阅读译文时可以把希腊原文与拉丁译文逐字对照。这与当时人们对希腊源文的崇拜、敬畏有关，也与当时的翻译范围狭窄有关。当时翻译仅仅局限于经典著作和宗教文献翻译。“字对字”的翻译方法将单个的字词作为了翻译的客体。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和公元4世纪晚期的圣哲罗姆提出了“意对意”的翻译，将“字对字”的翻译客体拓展到了意义，包括语言的风格和力量。奈达将翻译客体拓展到意义及其语用范围。奈达从语义学和语用学理论以及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理论获得启示，并借用其中的概念和术语提出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功能主义学者霍尔兹-曼塔利将翻译视为涉及文化转换的“信息传递综合体”。哈蒂姆和梅森的研究考虑到翻译的语用和意符层面，以及各类话语和话语所属不同社会的社会语言和意涵问题。认知视角下，翻译过程被视为有源语文本触发的心理场景的激活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表现或刻画该场景的目的文本的选取。翻译的客体是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

篇（2）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224-02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功能目的论极大地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将翻译从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窘境中摆脱出来，同时也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但是有关功能目的论究竟能否用于指导文学翻译，仍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些学者认为目的论只对非文学文本有效，对文学文本没有指导作用。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功能目的论理论对于文学翻译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和指导作用的。在文学翻译中，许钧教授认为：“一个成功的翻译，不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封闭性转换，而应考虑到文化因素、读者审美习惯等诸多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与影响力。”也就是说文化因素以及读者因素均应被纳入文学翻译的范畴。这与功能目的论强调语境以及受众等因素决定翻译目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毕竟，根据功能目的论，在翻译行为过程中，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必须要与翻译目的相适应，不同的翻译目的意味着最终生成的译本也不尽相同。由此可见，文学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功能目的论的理论主张的。

而文学翻译的良性发展与文学翻译批评又密切相关。尤其在翻译事业蒸蒸日上的情况下，为了促使文学翻译质量进一步提高，使文学翻译活动走向成熟和完善，人们更倾向于借助翻译批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传统的文学翻译批评虽然已经摆脱了“挑错式”和“感想式”的不良倾向，但“仍将自身囿于文本之中，仍旨在对译者的技能和素质提出要求”。不过，自90年代以来，尤其在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对于文学翻译批评的研究已然有了长足的进步，对于文学翻译批评的研究也逐渐由作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转向了译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更有学者提出，应将文学翻译批评视为多维动态化的认识活动，应与其他学科理论相结合，从而进一步发展文学翻译批评。因此，借助功能目的论的指导，同时将原文作者、翻译发起者、译者和译文作为文学翻译批评的衡量标准，重点关注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对于文学翻译批评来说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本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对比分析文学翻译批评与功能目的论在理论轨迹上的相似之处，论证功能目的论对于文学翻译批评的适用性。

二、功能目的论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主要由威密尔和曼塔利进一步发展，反映了一种由语言学方法以及比较正式的翻译理论向以功能为导向的翻译观念的范式转换，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种面向目的语言文化的翻译研究倾向。而且这些翻译理论打破了传统的文本中心论的翻译观点，使得译者更多地关注译本以及目的语读者，关注译本的社会效应和交际功能。功能主义理论摆脱了先前公认的以对等为基础的语言学理论，拓宽了翻译研究领域，并且赋予了翻译更多的含义。

目的论是功能主义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理论，“skopos”是意为“目的”的希腊词，在20世纪70年代由威密尔作为翻译目的的专门术语被运用于翻译理论当中。它衍生于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一个代码转换过程，更是一种由目的决定的特定的人类行为。正如威密尔所说，翻译就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产生的语篇”。很显然，为了强调目的，目的论对翻译采取了一种预期态度，恰好与强调来源于源文的方法理论中采取的回顾态度相反。

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第一条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这里所谓的目的一般都是指交际目的。这样一来，便将焦点从原文转移到了翻译目的上来，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同时对文学翻译乃至文学翻译批评进一步研究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助益。

三、功能目的论指导文学翻译批评的可行性

（一）理论分析

功能目的论究竟能否用于指导文学翻译，历来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见解。功能目的论创始人威密尔将反对派意见大致划分为两类，第一类：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有目的，特别是文学文本，根本不存在目的性，所以批评者认为功能目的论只能用于非文学文本；第二类：并不是所有的翻译都被赋予了一定目的，这一论点同样是针对文学。对此，威密尔进行了反驳：首先，目的性已经包含在行为这一概念之中，不存在没有目的的行为。其实，行为本身并没有目的，行为的目的来源于行为参与人或观察者对其的解释。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行为，就必定具有一定的目的；其次，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总是会不自觉或自觉地以某个特定的译文接受者群体为对象，使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中具有某种特定的功能，这其实就是译文目的一种变相的体现。这样一来，就完全排除了认为文学翻译没有目的的说法。文学翻译作为一项有目的的翻译行为，其特定目的就必然会在翻译过程中影响和制约着译者的翻译。那么，在对文学翻译作品进行批评时，也就必然要考虑到翻译目的这一因素的存在。可见，功能目的论对于文学翻译批评来说，是十分具有指导意义的。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文学载体可以说是社会文化的浓缩，与文化因素紧密相关。与此相关的文学翻译实际上是一个以文化为背景的语言转换行为。这与曼塔利将翻译行为定义为“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而设计的复杂行为”的观点不谋而合。根据功能目的论，翻译作为一种交际互动的行为，其行为特征与翻译过程中的参与者――发起人、委托人、原文作者、译者及译文读者紧密相关。而在文学翻译中，原作、原作者、译作、译者以及读者这些因素都被涉及到，并且这些因素之间同时还互相关联互相影响。所以在进行文学翻译批评时，也应将上诉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对译本质量进行全面、总体的衡量。正如方梦之所说：“文学翻译批评不仅要致力于阐述原语和译语在语义、表达方式层面上的静态对等，文化、思想、意蕴、风格上的动态对等，而且要揭示在翻译过程中作为原语的读者/译者对原著/作者是如何创造性地接受性传达给译语的读者/接受者的。”可见，批评者在面对同一原文本的不同译本时，应该详细了解不同译本各自涉及的文化背景、译者、译文读者等因素，加以综合对比分析，追寻不同译本背后的目的，从而判定译本是否达到预期目的，符合特定文化语境条件之下的目的语读者期待视野，而不是单单肯定其中一个自认为好的译本，对于其他译本则一棒子打死，弃而不顾。

由此可见，功能目的论与文学翻译批评实际上在理论轨迹上有着契合之处，所以将功能目的论用于指导文学翻译批评是十分可行的。

（二）实践论证

光从理论层面来论证可行性远远不够，还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我国就有学者从功能目的论角度对具体的翻译文本进行比较，如比较分析了《红楼梦》两个英译本、《飘》的两个译本、《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两个中译本等，这些论文探讨了不同的翻译目的对选择何种翻译策略的影响。译者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相对应地采取归化、异化等翻译方法以及其他符合翻译目的翻译策略，译文是否满足特定翻译目的应该作为评判文体翻译好坏的标准，并且允许和鼓励译者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允许不同风格类型译本的存在。还有些学者结合功能主义目的论，直接对国内的文学翻译作品进行批评，例如对晚清小说翻译的批评、对《红楼梦》中咏蟹诗的两种译文的比较分析、对《苔丝》两个中译本的批评等，种种的研究实践都证明了功能目的论用于指导文学翻译批评的可行性。

我们也曾从实践方面尝试将功能目的论用于文学翻译批评，分别从语境、参与人以及译本充分性三个方面对《格列佛游记》的两个中文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不同的语境以及参与人决定了译本的翻译目的不同，进而决定最终生成的译本也不尽相同。正如方梦之在她的著作《译学辞典》中所说：“阐释名著有多种可能，不同的译品各有千秋。文学翻译批评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肯定其中的一种，恰恰相反，它应该为各种可能性鸣锣开道。”因此，评判一个译本的好坏，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还要从语境、参与人等方面对译本的质量进行评判，看其是否满足特定的翻译目的。

四、结束语

总的来说，功能目的论为文学翻译批评打开了思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将其用于指导文学翻译批评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将功能目的论用于指导文学翻译批评，不仅不违背之前所倡导的文本中心论抑或读者中心论，并且很好地将两者融合在了一起，互相弥补了双方的不足；同时也将原文作者、译者、文化语境等因素纳入考量范围，使得文学翻译批评更加全面且完善。再者，文学翻译批评寻求功能目的论的指导这一做法，也符合将来的理论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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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胡作友.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述评[J].学术界，2008（6）.

〔2〕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

〔3〕刘云虹.论文学翻译批评的多元功能[J].中国翻译，2002（3）.

〔4〕Christiane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5〕Baker， Mon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6〕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篇（3）

二、建构主义对科技英语翻译教学的启示

在建构主义指导下，科技英语翻译教学围绕以下环节展开：

1.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注意激发其创造性科技英语自身晦涩难懂的特点会让学生难以建立兴趣。这就需要教师在课程设计环节精心准备，注意兴趣的调动和学习动机的引导，从而让学生带着问题去主动学习，并能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在学习过程中锻炼其创造性。

2.发挥教师在建构知识过程中的引导作用教师应注意角色转换，改变“一言堂”式的被动传授，通过各种预设问题逐步把学生带入自主探索的过程。

3.重视“协作”在知识建构中的积极作用教学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师生之间应建立起一种协作机制，而非上对下的管理机制。同时，学生之间以集体讨论等形式开展活动，促进团队精神的培养。

4.利用先进教育技术教学引入多媒体、慕课、微课等先进的教育技术，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能提高教学和学习效率，优化最终的学习成果。

三、科技英语为主体的翻译教学模式及策略

理工科院校的优势集中在理工科专业上，学生对本专业知技能的掌握，对本专业前沿理论的了解将极大促进学生的择业和职业发展。因此，依托院校的理工科优势学科，在翻译教学环节引入理工科专业的英文文献，不仅利于跨学科、跨专业发展理念的实施，还能培养学生翻译技能，增加学生对本专业英文文献语言特点的了解，也拓宽了专业知识面。科技英语翻译教学模式的确立要求在教学意识形态、师资建设、教学手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上投入精力，开展系统的建设工作。

1.教学意识形态转变教学管理部门及教师改变意识，统一行动，让管理者、教师、学生都能正确认识科技英语翻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校方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引导是实现科技英语翻译课程体系顺利建设的重要保障。

2.师资建设英语教师对科技英语存在畏难情绪，使科技英语相关课程难以开展。因此，选派优秀教师赴国内外进修科技英语是师资建设的必要环节。同时，在本院校理工科专业中，选择有海外教育、深造背景，具备高素质英语能力的教师，配合英语教师共同开课也是师资建设的可行途径。只有不断开拓思路，遵循跨院系、跨专业发展的理念，才能充分利用现有师资力量，建设翻译教学团队。

篇（4）

本文以“我国法律对于情势变更的有关规定”为主题，提供海南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的部分内容，具体如下：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13日施行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情势变更原则的认定需要满足一下条件，（1）情势变更的发生非当事人可以预见。如果当事人在缔约时已经预见情势可能发生变更，仍然签订合同而没有附加条件，则表明其愿意担负情势变更的风险，因此变更产生的后果也应由其自身承担。这里，判断的标准应合理，对于某些发生机率很低的情况，如飞机失事，也应作为情更对待。在确定性质上是否不可预见时，可以审查以下三个因素：第一，预见的时间应当是缔约之时；第二，预见的标准，应为主观标准，即以处不利地位一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为准；第三，风险的承担。若合同标的物为石油等长期价格波动较大的商品或股票、期货等风险投资产品，通常认为当事人自愿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2)情势变更发生的时间必须是在合同成立以后、履行完毕之前。(3)情势变更的发生必须是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即应为“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4) 情势变更使得合同履行将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仅有情势变更的发生，并不必然适用情势变更规则，只有该变更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并足以导致合同双方利益失衡，如果继续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造成明显不公平时，才可能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篇（5）

    一、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一)文学翻译的创造性。任何翻译,不管是一般的日常翻译、科技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其本质其实都是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但是文学翻译区别于其他翻译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文学翻译不是机械的去堆砌语言,而是为了给读者带来能够领略异国风情和不同民族文学的“创作”工作。然而,已有的翻译实践表明,现有的文学翻译作品和文学翻译要达到的要求始终存在这一定的差距。

    (二)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应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的,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二、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由于一切作品在创作时都是有着其隐含的读者的,那么,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他的创作活动的直接客体是他的外部世界,但他的隐含读者对象又是他的间接客体,而在译者方面,当他在阅读原作时,把这个原来的间接客体又变成了主体。他所阅读的直接对象是原文文本,即它的直接客体,但他的阅读和理解的文本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世界的反映和表现,而是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对象世界。所以,原文作者又成了译者阅读和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客体),而这一过程又与客观世界发生着联系。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对话过程。在这种对话理论的冲击之下,原来以文本为中心的所谓“忠实”与“等值”,“等效”之类的标准就被破碎了。翻译活动完全是一种在两种权力话语的控制下协商、商讨后的产物,而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语言转换。译者的知识结构、教育背景、经历与经验,都会形成不同于别人的先在结构,他又是以这种先在结构作为基础参与与作者对话的,其对话后生成的意义必然不可能完全与他人相同,所以翻译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统一、确定的标准。它与文本性质、翻译目的、译文读者对象、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而不仅仅和文本的符号系统、话语结构有关。由于这些因素的介入,翻译的传统确定的、唯一的、明确的标准就不复存在了。应把翻译活动视为一种社会性活动,而不是将它视为一种纯文本翻译活动。在当今多元化并存的社会中,翻译活动的标准也不可能是一元的,而应是多元的。看待一个翻译的标准也应是综合的,多元的评价体系。

    (一)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知识的客观性是一切翻译活动的基础。所以,在译者翻译作者的文本的时候,创造性叛逆是两个不同视域的冲突的结果,知识的客观性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可接受性的评价尺度。

    (二)遵守理解的合理性、文本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思维活动是一个认知,理解,深化的过程。例如:在Even King所翻译的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中,原文是:拉车的方法,以他干过推、拉、扛、挑的经验来领会,也不算难。Even King译作: Nor did he find it difficult to pick up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the various methods of handling his rickshaw—of pushing it, pulling it, lifting it up, and using his shoulders.原文的背景是祥子初学拉三轮车,但他认为他干过推、拉、扛、挑的各种活儿,学起这种新活儿,也并非难事。但EvenKing却解释为祥子把三轮车一会儿推,一会拉,一会儿扛起,一会儿挑起,像耍杂技一般,显然这种理解和解释是有悖常理的,缺乏解释的合理性。所以其解释也缺乏普遍有效性,这种译文也不符合文学翻译的原则。

    (三)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原文文本的定向性与限制性,这正是翻译与创作根本区别的地方。创作者可以随心所欲,而译者则须“带着脚镣跳舞”,受着一定的制约。原文文本虽说有着许多空白和空缺,有着不定点,但它仍是一个图式框架,人们不可以过度诠释,超越原文文本所给定的确定性的东西。

篇（6）

1. “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的学术关注度

“工具性”与“人文性”,是近十年来语文学科教学领域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核心范畴。这场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肇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仍时有研究文章见诸报端。统计中国知网(CNKI)1996至2008年间以“人文性”为主题的全部文章及其中涉及“语文”主题的文章数量(见下图),自2001起,“人文性”成为整个学术领域普遍关注的热点,其中,语文教学研究领域对于“人文性”的关注又尤为突出。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争论源于当时语文教学问题的集中爆发。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涉及到的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包括考试评价、课堂教学、教材编制等方方面面,但是各个层面的问题最终都被归咎于语文学科的性质问题。人们期望通过厘清语文学科性质来解决语文学科教学的所有难题,带领语文教学步出“误尽苍生”的困境,学科性质之争因而受到空前的学术关注。

2. “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的表述与实质

“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的结果首先出现在2000年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中,其表述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稍后在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则进一步表述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新课标”中的表述存在诸多问题:在实践层面,“新课标”明确指出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并不能带给语文课堂教学以切实细致的指导,广大一线语文教师陷入了迷茫与试误之中。在理论层面,有研究者认为“这一表述有其历史进步性,但与其把它看成对学科性质的一锤定音,还不如把它视为对上世纪末关于语文教育大讨论的总结”①。工具性与人文性并不属于一对范畴,“用不科学的含混的概念来为语文课程定性,以致引起种种误解和歧义”②。

近十年来的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的“工具性”与“思想性”之争。其实质就是历史上的“文”与“道”之争。“文”与“道”的说法最早是由唐代韩愈和柳宗元提出来的,“文”为形式,“道”为内容,“文”和“道”说的是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之间的关系。形式与内容是同一个对象的不同存在形态。在人们的实际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语言的形式与内容总是如影随形、无法割离的。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语言形式为表,思想内容为里。没有形式的内容与没有内容的形式,都是不存在的。世纪之交的语文学科性质之争,之所以用“人文性”替换“思想性”,有其世界性的文化大背景。20世纪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面临环境极端恶化、生态遭到破坏、能源逐步匮乏的人类共同困境,教育界的一个重要对策是:复兴人文主义教育。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学校的人化”和教育的“人化”“人性化”“人道化”等主张,这种世界性的人文主义思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的教育界,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语文教育。然而,“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仍然是一个关于语言的“形式与内容”的老问题,且历史上已达成过“文道统一”的共识。

二、 方法论反思:“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逻辑与视角考察

1. 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逻辑谬误

分析众多研究者对于“语文学科性质”的研究,采取的思路大致有两种基本类型:一为概念分析,具体研究形态为对“语文”二字进行拆分解析,“语文”二字被拆解为“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等多种情况,基于拆分的基础再进行解释说明,从而得出语文学科的性质;一为历史梳理,1949年叶圣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讨论旧有的“国语”“国文”两门课程时,提议一律更名为“语文”,叶圣陶说:“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③

考察这两种基本思路背后的深层逻辑,研究者采取了如下的思维模式:语文学科是一个既已存在的事物,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看其究竟是何性质,工具性?人文性?或者其他?然后根据语文学科的性质,再来确定语文教学的目标,从而带动关于语文学科教学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无论是从概念分析的角度还是从历史梳理的角度进行的研究,都属于上述思维逻辑的具体表现。

谬误发生于思维之链的起端。将语文学科教学的系列问题寄希望于学科内部根本性基础理论问题的解决,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首要理论问题是否是“语文学科性质”,则大可值得深究。语文学科是业已存在的客观实体,还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之下为了学生的语言发展而作的主观设置?早在语文独立设科之初的1902年,梁启超就撰文提出要确立正确的教育宗旨,认为“他事无宗旨犹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④。语文学科教学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其教育价值观和学生发展观,应该说,这是一个灵魂问题。学生的发展和教育的机制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社会历史条件而存在的纯“科学”问题,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对人的身心发展的要求的变化,人们对于语文教学有一种价值的预设,有一种预期能够实现的目标,这是在主观上预先建立起来的教与学的形象。价值预设决定了语文学科教学的具体形态,而不是本末倒置。这提供给我们今天的研究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在讨论语文学科的性质之前,我们首要应考虑的是: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语文教育?这是一个关于语文教学的价值问题,而不是一个关于学科性质的事实问题。事实与价值的倒置,实然对应然的替换,是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论证过程中表现出的逻辑谬误。

2.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视角局限

所谓研究视角就是观察、分析、解释一个事物或一种现象的特定角度,是研究者所采用的深层次的途径和哲学观。任何一个视角都意味着一套从基本的范畴、命题到方法原则构成的理论的话语。研究者以“语文学科性质”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反映的是一种从客体的角度去解释分析的“实体思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怎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⑤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阐述了两点:一是批判旧唯物主义,因为它仅从客体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事物;二是强调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语文学科性质的研究囿于机械唯物论及形而上学研究方法的视角,将文与道、内容与形式放在二元对立的两极,往往强调一面而忽视和排斥另一面,遮蔽了语文学科教学中主体的实践与活动。语文教学内在地蕴涵着教育中的价值、关系、过程和多元活动,语文教学不是一种“作为事实”的存在,而是一种“作为关系、过程和价值”的实践样式!

“语文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有“语文”,更有学生、教师与社会生活,是一个人与语言、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多维互动过程。关注于“人文性”与“工具性”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概念转化,即以“语文”替换了“语文教学”。我们无法以一个静态的“语文”概念来代替一个动态的“语文教学”过程。一切的教育价值理念与课程设计,只有进入具体的教学场域,才能具有现实意义,只有通过教师与学生在特定教学情境中多样化的学习活动,才能真实地达成。一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必须是“基础的”理论,换言之,基础理论是相对于“应用理论”和“技术理论”的理论,是能解释、说明这门学科中最为基本的范畴的理论及其体系。把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脱离语文学科教学与学生、与教师、与社会生活等多重复杂的关系来进行理解与研究,漠视了语文教学的过程属性与过程价值。“我们过去总纠缠在人文性、感悟和工具性等概念中,这是没有意义的。”⑥ 我们必须要从对于“语文是什么”“语文应是什么”的思考转型为“语文教学是什么”“语文教学应是什么”的思考。前者是一种封闭的、静止的、平面的分析研究,忽略学生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对象化运动,以及运动中的多种语言活动形态对主体的发展效应。后者则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立体的分析研究,关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二者的研究视角、思维方式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三、 “回到原点”: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论域转换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搭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实践平台。随着学校层面的深刻变革,教学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涉及语文教学领域的基础理论问题。一个学科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对其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等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无论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还是外在社会变革的迫切要求,都呼唤着语文学科教学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以及论域的转换。

“回到‘原点’的思考是重建体系的出发点。”⑦“‘原点’,具有‘起点’和‘终点’的双重性。作为起点,是一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起点,是具有生命力的最核心的基本要素。作为终点,是原点发展的文化积累的结果,是起点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原点’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一个范畴。抓住了原点,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⑧

“回到原点”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把握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主题、研究的起点。教育与教学,使一个人从自然的人成为社会的人,因此,教育教学,就是对人的生成、变化和发展的把握。语文学科教学只有从学生成长和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它,才能无限接近其本意,实现学生真正、真实的语言发展。活动是主体发展的基本方式,学生的语言发展是在言语活动中生成、在言语活动中表现、在言语活动中转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语文学科教学就是科学、合理地为学生组织、设计和展开多种形态的语言教学活动的过程,学生的知识习得、能力形成与情意发展都是在言语活动中,通过言语活动而实现的。语文课堂教学应当成为语文教学研究的主战场,回到课堂教学,探索学生通过言语活动,如何实现语言及其自身的发展,这就是回到了语文教学的“原点”。重视学生主体,抓住“活动”这一重要范畴,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把握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对于学科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改进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语文教学领域的研究需要转换研究的论域,从“活动”的角度来看待语文课堂教学中现存的问题。言语活动既是学生语言发展的基本方式,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是研究学生语言发展问题的重要概念工具。言语活动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并指向不同的发展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综合运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框架,作为我们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思路,对言语活动的形态、机制等命题进行考察,以期使研究有进一步的突破,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语文学科教学研究同样面临研究视角的转换,从“实体思维”转向“关系思维”,从静态的、单纯的逻辑分析,发展到动态的、多方位、多层次的辩证分析。视角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不同的视角会使我们对语文教学产生更多崭新的认识。

总之,“语文学科性质”研究体现的是一种静态的“机械的认识论”的思维方式。语文学科教学研究需要建立起一种基于“关系”“过程”与“价值”的思维方式。回到课堂教学的“学生言语活动”研究,便是主体意识、价值意识、过程意识和实践意识在具体研究论域中的实现。我们呼吁语文学科教学领域通过研究论域的转换,用本学科的话语方式和立场,通过对语文教学这一现象的描述与解释而形成逐步成熟的基础理论与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①倪文锦著《我看工具性与人文性》,《语文建设》2007年7至8期

②钱梦龙著《训练――语文教学的基本形态》,《课程・教材・教法》2009年第7期

③叶圣陶著《叶圣陶集(第2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⑥李节著《语言学视野中的语文教学――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教授访谈》,《语文建设》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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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应用于德汉科技翻译教学的可能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德国女学者莱斯（K. Reiss）提出的基于文本类型学的翻译策略甄选法，经莱斯的合作者、美因茨大学翻译学教授弗米尔（H.J. 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及女学者曼塔利（J. Holz-M ntt ri）的“翻译行为论”发展为比较成熟的体系，又通过译员培训专家诺德（C. Nord）以英语撰写的理论总结及大量教材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反响。顾名思义，“功能主义”翻译学派格外重视对翻译文本在目的语境中“功能”（或曰“目的”）的研究，认为这一功能的顺利实现比孤立地忠实反映源文本意图或形式更为重要。在这一流派看来，译文虽需与源文本关联协调，但其自身也可在特定语境中具备独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神圣原文”的束缚。据此，“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将确立目的文本的功能排在了翻译工作的首位，把与客户（翻译任务委托者）的沟通视为译者工作的基础及出发点。

“功能主义”理论因其倡导者皆有长期译者培训经验而与翻译教学结合紧密，操作性较强

。西方研究者普遍认为，该理论对文本功能及类型的划分有过分简化之嫌，因此在文学翻译领域适用性有限。但是对于各类功能较为单一、文体特征显著的应用文，“功能主义”却能提供十分有效的翻译指导，所以尤其适合成为特定专业领域译者培训的理论依据。

“德汉科技翻译”在我国应用技术类本科院校德语系中主要被定为高年级学生的限制类选修课，其授课目标通常为提升学生的技术翻译水平，培养服务于特定行业的译员。但这门课的其实际授课效果却往往与预设目标相去甚远，个中原因较为复杂。除了新编教材相对匮乏、学生语言能力及科普常识都较薄弱之外，落后的教学模式也对“德汉科技翻译”的授课效果制约颇多。据笔者观察，一部分翻译教师沿袭了始于词句讲解，终于作业评价的传统教学法，授课形式与“高级德语”或“德语阅读”无异，只介绍微观的词类、句型翻译策略，不推广宏观的语篇、读者接受及跨文化交际视角，向学生传授的翻译法跟企事业单位中译者的工作严重脱节，不利于学生毕业后融入职场。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采取实践性极强的“功能主义”理论，除了培养单纯的语言应用能力外，也将对文本分析、文本编辑、客户沟通等实用能力的训练整合进授课内容。

“功能主义”理论在大学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应用可能性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学术界十分认可功能主义对实用文本翻译的指导，而常见的科技文献基本全部属于实用文本；二、功能主义强调翻译目的的确定性及翻译情境的真实性，而开设“德汉科技翻译”课程的大学基本都具有一定行业背景，因此可以为课堂练习提供大量真实且新鲜的翻译材料，还能一并附上翻译委托人及译文使用者的要求，有利于教师在课堂内模拟译者的实际工作环境。同时也可邀请校内“双师型”技术人员（非语言教师）从可用性、合规范性等角度点评学生作业，使译文的评判标准包含更多的语外因素。

以下，笔者将主要从文本分析角度介绍“功能主义”理论在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二、“功能主义”文本分析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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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6－0051－02

“学术论文是指作者针对某些学术问题而写出的具有自己见解的论文。大体可分为自然科学学术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两个方面。学术论文写作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要求作者在某一学科、专业领域要有长期的积累，占有大量的资料，熟悉本领域的研究历史、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难点，在此基础上，经过作者的考察与思考，萌生或发现研究某问题的新观点、新思路或解决某一问题的新方法，或某一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新应用等，作者将其归纳整理，形诸文字，即为学术论文。”（张治国：2003）

学术论文写作一般是由命题、运思、立论、证明、指谬、反驳、征引、结论等环节构成。命题也就是选题，它是论文写作的开始环节。

一、选题

要写好论文，确定题目是关键。因此，我们应该花时间、精力，精雕细琢，选好题目。俗话说，“题好文一半”，选择一个好的论文题目，为成功的论文写作打下基石。好的题目应该是围绕作者要解决或探索的问题，用通俗易懂、明确无误、符合论文写作规范的语言，正确地论述、阐明论文的主要思想和内容。选题也是学术准备工作的第一步；如果进行学术研究，首先应根据自己的学术能力和兴趣爱好选定一个研究方向，可进一步细分，在一个方向确定自己感兴趣的一个或若干题目。选题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拙见认为主要有三个标准。第一，重要性。指选择本学科领域举足轻重、对该学科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题目。第二，时代性。指选题要从当前社会形势需求出发，要体现时代精神。第三，趣味性。也就是从作者的兴趣爱好出发。兴趣是作者对某一问题全身心的投入和专注，它促发研究者深入思索，探寻问题，提出质疑，而“学贵有疑，大疑则大进“，很多学者都是在兴趣浓厚的学术问题上先有突破。所以兴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对于上述三条选题标准，应该综合考虑，一般来说，权衡轻重，要考虑形势特点，较重要的题目，通常也是时代精神比较鲜明的问题，如果自己对这些问题有兴趣、或有所感悟，那就是好题目。以笔者自己为例，进行纯翻译理论研究，需要极强的理论思辨能力和大量阅读翻译理论著作，因此受自身的学术能力限制，目前肯定不行，而且也非本人兴趣之所在。而从事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不仅可以避免自身学术能力不足和对翻译理论论著涉猎面窄等问题，而且可以结合翻译实践与自己的兴趣达到契合点。比如：旅游翻译，可以通过对旅游景区的英译状况调研，然后结合一些具有指导性的翻译理论对其进行分析、评论。这个问题将会涉及当今翻译界的热点问题，如“归化和异化”和“翻译文本的地位或读者的地位”等。另外，由于地理位置和政策引导，旅游业发展迅猛，成为了第三产业的核心部分，旅游景区的对外宣传也日显重要。因此，这一题目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性。

另外，论文题目还要处理好前与后、大与小、冷与热、熟与生四个关系。一般认为，论题决定着科学研究方向，但实际上，却是科研的主攻方向决定着论题的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感到先研究后定题易，先定题后研究难，没有对某个学科领域或某个学术问题的深入钻研，没有在钻研中形成较系统的论点，定题时就难免举棋不定。论题的选择应在对一个学术问题的认真研究之后，是水到渠成的结果。选择论题不可太大、大泛。摊子摆得大，难免力不胜任，而且重点不突出，写起来也分散精力。选题应避免“朝三暮四，朝秦暮楚”，今天对这个方向某个论题感兴趣，明天觉得那个方向某个论题也很有兴趣，随后换题目，改方向。通常初学者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此外，笔者结合自己所学专业（翻译理论与实践）和当前研究现状和研究主流列出了一些可供从事研究的初学者参考的题目、方向：

1.某一时期外国作品的汉译及影响。如：20世纪中期前外国作品的汉译及其影响；2.翻译中人际意义的跨文件建构；3.中国大学翻译教学：理念与实践；4.现有翻译教材对比研究；5.基于大型英汉对应语科库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平台；6.翻译学体系建构研究；7.翻译哲学研究；8.翻译与语言学；9.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10.文学作品翻译对比研究；11.翻译家研究；12.翻译史研究；13.翻译辅助工具研究；14.翻译政策研究。

二、行文规范

学术论文写作与一般性的写作不一样，它有比较独立的结构体系、语言特征。学术论文追求立论新颖，论证严密，结论富有说服力。学术论文写作规范上要求特别严格，文章中所引用的引文必须标明来源出处，实证研究的数据收集和实证设计必须合乎规范，对数据的分析、结果的讨论应严谨、充分，不留漏洞，内容整体布局应有条理性等。下面是一些具体建议：

第一，认真区别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所谓直接引用是指引用内容与原文完全一致，用引号，注明来源及具体页码。所谓间接引文是指作者用自己的语言总结他人观点，解释性引用他人成果，不用引号，注明来源（及页码范围），表述方式一般为：“李四（2007）曾指出/认为……（转引自张三 2006），”张三和李四均必须出现在参考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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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是通过实验，观察收集数据和实施论据对理论假设证实、证伪或提出新假设的过程。正如图里所说，实证研究方法的引进是翻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为“探究那些影响、制约翻译过程和进度、译本和翻译功能的诸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提供了可能”。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通过观察。勘察等途径获得研究对象自然情景中的研究数据，然后通过归纳，统计与概括提出理论假设；或首先提出理论假设，通过实验等方法获得经验数据，最后对假设进行证实或伪证。实证翻译研究不只分析文本、描述翻译现象，更是通过观察、实验等方法，概括“总结制约译者翻译行为的经验变量和翻译规范，阐释说明这些变量间内在关系的规律性，最后建立关于翻译现象，翻译行为的解释性和预测性原理和规则。

二、实证研究的分类

关于实证研究，外国学者将其分为自然性研究和实验研究两种。所谓自然性研究，指研究者在现实生活和自然情境中对某种现象或过程进行观察，在此过程中研究者没有对该现象或过程作任何干扰，只是对研究独享显现的特征作了记录。姜秋霞。杨平将实证研究分为描述性研究和实验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可以使综合的，也可以是分析的；既可以采用归纳式，又可以采用演绎式；既可以检查已有的假设，又可以用来提出假设；既可以使用定型数据，也经常使用定量的数据。

三、2007―2016翻译实证研究论文调查

从2007―2016年，发表在CNKI有关翻译实证研究的论文总共为610篇，其中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翻译实证研究的理论研究；二是翻译实证研究的实践研究；三是用翻译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文学翻译。在这近十年间，对翻译实证研究理论更加深入地拓展，应用翻译实践研究的方法指导实践，研究不同翻译方法，媒介，以及文学翻译译本，得出不同的结论，对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理论发展，科学性，前沿性和应用型有着深远影响。

1.有关实证翻译研究数量

从2007年开始，有关翻译实证研究的论文数量开始逐年递增，到2012年达到顶峰，为100篇。从2014―2016年，每年论文数量达到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

2.有关翻译实证研究论文的类型

（1）实证翻译理论研究

这类研究是在三者类型中所占比最少的一种，在选取的四篇实证翻译理论研究的论文中，包括《翻译实证研究―理论，方法，与发展》《西方翻译实证研究二十年》《简述实证研究中翻译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以及《实证研究方法体系构建》，这四篇论文都是从西方实证翻译理论的历史，基础，方法论，新的发展及方向，这几个方面展开，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2）翻译实证研究的实践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是用实证翻译研究的方法去检测或指导实践，如用此方法对北京市进出口产品商标翻译进行研究，网络辅助课程与翻译教学进行研究，翻译过程的TAPs的实证研究，对翻译教学的实证研究等。在《公示语汉英翻译实证研究》一文中，作者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了解母语为英语的外国受众对汉语公示语英语译文的反应和接受程度.旨在检验功能翻译理论指导公示语翻译实践的有效性，从而为改进公示语汉英翻译提供可靠依据。通过对484名受访对象的实证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功能翻译理论指导公示语翻译实践是可行的、有效的。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恰当的翻译策略和翻译原则，同时也讨论了公示语翻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3）翻译实证研究方法的文学类研究

有的作者采用翻译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红楼梦》的英译版本进行描述性翻译研究，或者对《西游记》的不同英译版本进行描述性翻译研究，在者例如对《傲慢与偏见中》模糊语言翻译策略的实证研究等，这些都是学术性翻译实证研究，多见于硕士博士论文中。

在过去20多年中，西方翻译研究发展了实证研究模式，其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内容至今已成为西方翻译研究的前沿性课题。翻译实证研究的论文主要讲述述了西方翻译实证性研究的理论依据、方法论、研究内容、研究状态与重要意义，旨在中国翻译理论界开展实证研究模式，建立翻译学的科学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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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涉外事务与活动越来越多，为了有效、顺利地开展各种区域性和全球性的交流，各行各业都需要更多、水平更高的口译服务。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也开始注重口译理论的研究。近几年来国内的口译活动和口译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本文通过对2000―2005年发表在《中国翻译》、《上海科技翻译》和《中国科技翻译》上的十八篇关于口译研究的论文的调查，客观地描述并分析了近几年来中国口译研究

的质量及存在问题，从而为以后的研究发展提供依据。

一、调查方式

“口译研究质量”的调查从口译研究论文的三个方面进行较为客观、详细的分析：理论框架与文献综述、研究问题、研究方法。

此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2000―2005年发表在《中国翻译》、《上海科技翻译》和《中国科技翻译》上关于口译研究的论文。登陆中国期刊网，在“检索项”处选择“刊名”，“检索词”分别输入“中国翻译”、“上海科技翻译”和“中国科技翻译”，时间范围设定在2000―2005年并检索。检索完后再把“检索项”和“检索词”分别改为“主题”和“口译”，在结果中检索，选出72篇作为研究对象。限于篇幅，本文对72篇论文进行二次抽样，再抽取十八篇作为本文的调查对象。

我们以这三本期刊为调查对象，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1.它们是翻译类的专业期刊，可以保证有充分的研究对象；

2.它们是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质量有保证，也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二、主要发现和讨论

本文对18篇论文进行了具体分类:12篇宏观研究类论文；3篇技巧研究类论文；3篇教学训练类论文。对这些论文的各个部分进行详细分析。

(一)理论框架与文献综述

科研论文与学位论文不同，不需要有详尽的理论框架和文献综述。因此，调查发现有50%的论文都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和详细的文献综述，都只是在引言部分引述一些理论家的原话或是著作，没有详细阐述理论依据。对于其他学者在同领域的研究大部分也只是一笔带过，没有进行透彻分析。另外50%的论文则有较为详细和系统的理论框架和文献综述，有的甚至将这一部分单独列出。

讨论：虽然学术论文对理论框架和文献综述没有要求，但是在论文中略去这一部分就会显得理论基础不足。零散地引用一些理论家的观点会让读者造成混乱，也使文章显得没有逻辑、章法，所述观点的可信度就会降低。相反，充分的理论陈述和文献综述会让论文结构一目了然，让读者了解文章所做研究的基础和背景，从而使该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文章也更科学严谨。

（二）研究方法

十八篇论文都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大部分运用本国实例论证国外口译理论或其他理论在口译实践和教学中的可行性，或对这些理论进行“规定性”评估与批评，没有进行实地调查、取样的实证研究。多数学者在口译研究中偏爱基于个人经验、他人经验、二手数据、“引进”数据(或经验)的议论分析、归纳总结和批评建议，以致研究方法重复。

讨论：在近几年国内的口译研究中，实证调查类研究严重短缺，占主导地位的是经验总结性和归纳思辨性研究。重事实、重调查、重描写的思维范式应是现阶段乃至相当长的时间里口译研究的目标取向，这是因为：（1）在我国，源于调查的第一手数据还远远没有积累到建立系统口译理论所需要的数量；（2）基于实证研究的口译理论对口译教学更具现实的指导意义。（刘绍龙，王柳琪，2007：37-40）

（三）研究问题

抽样的十八篇论文中，明确提出研究问题的只有六篇。例如李芳琴在《论口译记忆策略》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整个记忆系统中，信息是怎样贮存和提取的？信息处理的核心过程是什么？它对于译员记忆信息时所采用的心理策略有何启发？”并在研究过程中一一进行了解答。其余十二篇论文没有明确提出研究问题，但读者可从大部分文章的结论处作者对自己研究成果的总结中归纳出该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讨论：就现有研究问题的文章来看，问题的相关性和内部效度都较高，起到了明确研究目的、指明研究方向的作用。但有些文章的研究问题提得不够全面、不够新，这也和这些文章所做的文献综述不够系统有着必然联系。没有明确提出研究问题的论文，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就只能从文章题目和结论部分对该篇论文的研究目的和要解决的问题有一个很笼统的了解，不能让读者在仔细研读论文之前就对研究的各个环节、目标、待解决问题有宏观的把握。

三、分析与建议

鉴于我国英语口译研究的上述现状和问题，笔者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1．我国的口译研究多停留在论证外国理论的层面上，今后的研究应该转向自主理论创新的方面。加强多学科之间的联系，使口译研究突破语言学理论的框框，加强和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结合，体现跨学科的特性，使研究趋于多元化，有利于口译理论的创新。

2．由于客观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口译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多是定性的描述，很少有定量的分析。论文逻辑性不强，论述偏于主观。今后的研究应朝着更客观、更科学的定量研究方向发展。一个精确的数据要比整段的论述更具有说服力。实证研究是我们的弱项，但同时也是国内口译研究和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们应逐步向这个方向靠拢。

3．从和国际接轨的角度来看，国内的论文写作受到汉语语言形式的影响，多数具有形散意合的特点，逻辑不够清晰，通常都没有明确的研究问题，让读者在阅读时总是一头雾水，直到看到结论部分才明白文章的研究目的。这样的论文很少能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被采纳。而观察国外同类文章，它们都具有逻辑清晰、注重客观数据的特点，这正是国内论文欠缺的地方，也是以后论文写作应当努力的方向。

4．就研究对象而言，调查发现，在近五年的抽样文章中，多是对翻译结果、翻译技巧的描述性或规定性研究，而较少有对翻译过程、翻译心理的剖析。我们认为，把翻译过程作为口译研究的对象要求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不应局限于译者的翻译素质、翻译质量等方而。翻译的内在过程决定翻译的外在结果。因此，今后的口译研究应更多地着眼于对口译工作者的心理状态和条件、双语转换的内在过程和神经心理机制的探索和研究。其次，以高水平口译工作者和口译学习者为研究对象的差异、对比研究也是未来口译研究需要加强和重视的领域。（刘绍龙，王柳琪，2007：37-40）

结束语

本文对我国近五年的口译研究质量作了初步的抽样调查和描述分析。尽管本研究的调查结果和相关分析可能因抽样样本的局限和误差而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我国近五年口译研究的现状，但却给我们提供了审视我国口译研究质量和论文写作的路径和方法，并为今后的同类研究展示了可供参考的依据。我们期待着我国的口译研究者能高度重视口译的科学研究，并能在口译的研究类型、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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