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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资本主义农业污染的现实批判
人类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起,农业就在逐步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基本处于平衡状态,人与自然界相处较为和谐,整个生态系统没有受到根本性的破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在使用机器之前,纺纱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把纱织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但是产业革命使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成为历史,工人们不得不舍弃这种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美好田园生活,被卷进了资本主义这架加速运转的庞大机器。马克思通过考察发现,“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大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机器的技术不断更新,农业机器的技术不断的发展更新就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破坏更多的土地,出现更多新陈代谢断裂,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的发生。恩格斯指出:“所有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淤浅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恩格斯认为,无论是大工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正在发展工业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使得传统农业、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牧场及森林逐渐消失,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演变。自然界的新陈代谢本是良性循环的,人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也应该是良性循环的。人们所产生的排泄物以及工业循环产生的废弃物,应该也是自然界完整的新陈代谢循环的一部分,应当回归自然界,回归土壤,投入新一轮的代谢,使得土壤永续保持良性循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农业的考察发现了新陈代谢的断裂,原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产品产出后,农场主把一部分剩余的秸秆返回土地,进入土地的自我循环,加上牲畜粪便等农家肥,维持土地肥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再生产条件”被破坏了,土地的养分在年复一年的轮作中被带走了,这种新陈代谢断裂削弱了土地肥力,最终导致土壤危机发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本主义制度使人口大量汇集在城市的初始目的是凝聚社会劳动力,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人口过度集中却严重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导致资本主义农业出现新陈代谢断裂。同时,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对农业造成的危害时还指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对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和产业的发展,使得大量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树木被砍伐,植被遭到破坏,最后造成土地荒芜、水土流失,生态不断恶化,形成生态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5年以后),短短几十年,资本主义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这种发展不论是速度还是规模都前所未有,影响巨大。这些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那么,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到底取得了哪些发展呢?下面就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初步的认识。
一、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认识
首先,经济方面。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制约地位,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一块是发达国家经济。世界经济展的速度与规模仍在相当程度上受发达国家的制约,并且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处于支配地位。今天的世界经济是由包括各种类型经济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全球经济,不是也不能受哪一部分国家的完全支配。但是,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活动,诸如国际价格、利率、汇率之类的国际经济要素的变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支配。
同时在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五十多年的历程中,也并非都是一帆风顺,它也经历了各种坎坷和波折,呈现出螺旋式发展的特点。
其次,科学技术方面。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科技发展中处于先进地位。从总体上看,代表当今世界科技水平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例如,诺贝尔科学奖的95%以上被发达国家的科学家获得,世界主要科研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世界科技和国际技术专利申请的70%以上出自于发达国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其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在发达国家高达50%-70%。
最后,劳动者素质方面。在世界劳动者教育素质中处于高层地位。劳动力是生产力发展诸要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教育素质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其人均受教育年限在13年以上,比发展中国家高一倍多;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发达国家高达51%,而发展中国家仅为8%;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占本国人口的比重,发达国家为3.6‰,而发展中国家仅为0.2‰左右。
那么,促使战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总体看来,促成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主要有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大类。
二、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首先,科学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影响。科学技术不是生产力的独立因素,而是一个渗透因素,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起巨大而全面的推动作用。随着以原子能的开发与利用,微电子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知识经济的到来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对消费生活的刺激等方面。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新科技革命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伴随着科技革命的第一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和大调整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三大产业比重的分配上。据统计,在1965---1987年中,全部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比重从5%下降为3%,第二产业下降为35%,第三产业上升为61%。目前,美国第三产业已达到72%。
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又一次发生新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向服务化、高科技化和信息化转变,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迅速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性产业。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50%以上,其中信息产业就占到30%以上,它表明信息技术产业已超过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业,成为最大的产业部门。
其次,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运动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资本主义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120年的历史进程,是以垄断的发展为主线的。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经历了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由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发展过程。垄断资本的核心是金融资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而金融全球化则是这一变化的集中表现。金融全球化是资本全球化的枢纽和杠杆。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拓展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而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危机。
最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影响。跨国公司作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主体,大多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主,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是全球经济活动的核心。跨国公司的生产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全球经济活动中国际生产资本的跨国流动得以延伸。
(二)内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调整,加大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增加了宏观调控的手段,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从而尽量减轻和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
其次,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私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使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如实行工会制,建立高工资,高消费和高社会保障,高福利的制度。
最后,在理论研究方面。近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经济伦理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不断用新的理论成果指导资本主义改革实践,从而从理论高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对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全面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主要集中在20多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都得到迅猛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只对生产力有阻碍或推动作用,所以,要正确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认为只要是资本主义就都能发展生产力,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生产力,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生产力发展的万能法宝是错误的。
第二、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在不断放大。我国在科学技术发展上,相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要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要重视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
第三、重视经济伦理方面的研究,用以反思当今的经济问题,为经济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和依据。
第四、从发展趋势看,随着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特别是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局部调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活力的继续发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将会继续发展,并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保有世界最发达的生产力水平。
第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一个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过程。资本主义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也在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资本主义的消亡还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参考文献:
[1]《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李俊,海南大学学报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1975年版
贸易意识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观念,束缚与妨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贸易意识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冲击之后才逐渐走向成熟的。封建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中心是贬低和否定现实世界与人的价值,贸易的本质在于实现现实的价值,所以说资产阶级为适应自身的发展,必须批判陈旧的封建观念,树立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观念。解放自身就必然成为早期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这就涉及到此间发生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两次“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关于“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革命。…它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以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思想,歌颂了人的伟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现实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从神转移到人自身,从死后转向现实的物质世界,有力地打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人生价值观和财富观。
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题的新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主张,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发财致富,就要漂洋过海,开拓殖民贸易,经营工商业,从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行民主制度,为有产者谋利是每一个教徒应走的途径。所以,西欧人们的思想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对外和发展贸易。这种教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仅以荷兰和英国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其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贸易意识的影响下走上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途径的。
曾经繁荣一时的安特卫普城是尼德兰(荷兰前身)通过贸易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很好例证。安特卫普城在16世纪成为尼德兰的呢绒工业中心,也是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城也是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是香料、胡椒等东方商品的集散地,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一80%,对尼德兰整个社会经济的前景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世纪,安城由于社会和自然变故而衰落,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继起为西欧纺织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得到发展。l3尼德兰的海运业是其开展国际贸易的另一支柱。l6~17世纪,尼德兰的海运能力在欧洲首屈一指。1601年驶入伦敦港的船只共有714艘,其中荷兰有360艘,占半数以上,英国自己只有207艘。到1670年,荷兰船只运载量达到56.8万吨,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和苏格兰的船只运载总和还要多。从波罗的海到北海,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到处都有荷兰船只的帆影。可以说,西欧、中欧与北欧的广大市场为尼德兰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由此可见,尼德兰在欧洲国家间开展的国际贸易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欧洲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另一国家是英国。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在王室支持下于15世纪初成立了原料批发公司和商人冒险公司,分别经营羊毛与粗呢的出口贸易。他们与大陆许多国家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羊毛输出的日益减少和呢绒输出的稳步上升,原料批发公司逐渐衰落,商人冒险公司成为15—16世纪英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垄断组织。16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组织除了商人冒险公司外,还有莫斯科公司,专营对俄国及中亚的商业;利凡特公司,进行地中海的贸易,布里斯托尔与南安普顿的商船带着毛织品和锡等特产远航至里窝那、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最后抵达叙利亚的贝鲁特和特里波里。英国的贸易活动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但最主要的是有力地推动了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步伐,同时也刺激了同时期英国对海外贸易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国际贸易的繁荣。但很明显,区域性强仍是其主要的特征。随着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成长的需要,单纯的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其需要,就连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也是有很大局限的。于是,更为扩大的市场与更为丰富的原料成了资本主义追求的首选。远程贸易成为必然,且在以后资本主义的追求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6世纪,全球范围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但其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带着强烈的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并且带着血腥的味道。新的世界市场是人和区域性市场不可比拟的,它为成长中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原料。远程贸易恰好是这一过程的载体和加速器。
16世纪末、l7世纪初,尼德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其之后不失时机地把目光投向了刚刚形成的世界市场。1598至1599年,荷兰船队驶抵东南亚的摩鹿加群岛,染指香料贸易。从1599至1602年,荷兰共派出5l艘船只到东方,并于1602年组成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经营亚洲贸易。1624年至1661年占据中国台湾,垄断中日间的中介贸易,切断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往来。荷兰在17世纪完全独占了菲律宾以西的南洋的贸易,成为亚洲市场的霸主。荷兰殖民地多为零星的孤岛且为重要的通商道口,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且水域居多更易发挥其航运业的优势。
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大批船只驶往亚洲。1602年至1625年平均每年10艘,1626年至1670年平均每年22艘,1671年至1675年平均29艘。1602年至1782年,东印度公司分给股东的红利总共达到23200万荷兰盾,为最初股金的36倍。其中1634年以后,公司各股东的红利平均为股本的18%,从1715年开始的6年内,平均利润率为40%,在安汶岛与班达岛的香料贸易中,利润竟高达5O一75%。这些巨额利润成为荷兰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些资本返回到欧洲,为西欧区域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快了资本主义成长的步伐。
随着剧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平稳发展,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一时间,资本主义制度全胜论,社会主义无望论,历史趋势改变论,全盘西化论等在国内外骤然出现,沸沸扬扬。当代资本主义究竟有没有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只有真正搞清这些问题,才能为探索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提供真实而可靠的依据。因此,深入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发展道路做出科学判断的前提条件,笔者试图运用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一些浅显的分析和思考。
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观点综述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目前著述颇多,观点各异。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无论是根本性质还是非根本性质)没有变化,有的只是剥削形式和统治措施上的改变。他们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确定发生了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这些变化只是使资本主义面貌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有的只是改变了矛盾的外部形态”。“穷人越来越多,街头巷尾比比皆市”。
其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是恢复了“青春活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动均衡”。他们认为,经过调整的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丰裕社会”,富裕到了“死于食物太多的人要比饿死的还要多”。“丰裕递增的影响”使人们有了“幸福和谐的追求”。
其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产生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这包括:“合作工厂仍然存在”;“农民自己组织的生产﹑供销﹑信贷等合作社”;“社会保障制度”;“三大差别的消失”;“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等等。
对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前两种观点均未能正确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因而也不可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第三种观点则代表了当前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研究的最新成果。它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较为正确的判断。
二﹑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发展趋势,究竟应当如何认识?与上述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部分质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发展变化形式:即事物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部分质变,经过诸多部分质变的中间环节,最终突现根本质变。所谓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是指在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非根本性质﹑非基本矛盾已有所改变;在资本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则出现了局部的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固有因素在消失,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否定因素或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并发展;“社会主义入口”的特征日益增多。
大量的实际资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其非根本性质和非基本矛盾则有所改变,从而“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斯大林选集》下卷P35)这主要表现在:(1)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依然为基础的条件下,出现了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倾向。国有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合作者经济﹑股权分散化﹑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出现,都是资本占有形式社会化的例证。(2)在剩余价值规律依然起作用的情况下,出现经济运行有序化,可调控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是有序的﹑可调控的,在有些国家还实行经济计划化。它不再具有无政府的特征。(3)在贫富两极分化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收入分配兼顾公平的倾向,在有些国家出现了收入分配相对均等化的倾向,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和幅度得到了限制。(4)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有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始中产阶级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对立和斗争,亦出现了对话与合作,劳资谈判制度,共同决定制度已较为普及。同时,阶级的分野也出现了非固定化和复杂化的倾向。(5)在国家依然是阶级压迫的暴力机构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职能日益突出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具有“理想总资本家”的特征,它服务于全社会,服务于全民的特征也越来越多。
当然,当代资本主义的部分质变,并非根源于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改变。它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上百年不懈斗争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从而对资本主义构成强大推动力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优越性初步得以显示,进而对资本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结果。
三﹑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不仅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和恒久性的印证,恰恰相反,这种变化正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因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社会问题而注定要通过部分质变的方式来否定自身,逐步向新社会制度嬗变。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事实上是无产阶级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结果,是资本主义衰落的特殊形式,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特殊表现。在这种部分质变的过程中,与其说资本主义的自我肯定因素在增长,不如说它自我否定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和扩张。其中,国有经济﹑合作制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等是私有制经济的否定因素;国家对经济的有序调节是无政府状态的否定因素;社会福利制度及有些国家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化,是贫富分化的否定因素;共同决定制度﹑企业民主管理则是阶级压迫的否定因素。这些自我否定因素的生成及发展,无疑会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
与此同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因素也在生成和积聚。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事实胜于雄辩。一个论断是否成立,不能只看它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求证是否精当,是否符合经典作家的论述,更为重要的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经得住现实实践的验证。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实践证明,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这主要表现在:(1)以国有经济﹑合作经济﹑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为主要标志的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2)以共同决定制度﹑民主管理制度为标志的企业管理社会化。(3)以政府宏观调控﹑计划调节为标志的经济运行的有序化﹑计划化。(4)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标志的社会生活福利化。(5)以城乡一体化为标志的三大差别逐步弱化。(6)以国家强化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为标志的国家职能的社会化。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的生成足以证明,当代资本主义部分质变的实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而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是当代资本主义孕育新社会因素的嬗变。
资本主义在当代的这些新的发展和变化,是资本主义不断反思自己所进行的一种生产关系上的局部变革,这一变革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素”正作为资本主义母体内部的否定力量改变着资本主义,从而为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作着某些必要的准备,也进一步印证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
参考文献:
[1]黄安淼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7;
随着剧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平稳发展,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一时间,资本主义制度全胜论,社会主义无望论,历史趋势改变论,全盘西化论等在国内外骤然出现,沸沸扬扬。当代资本主义究竟有没有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只有真正搞清这些问题,才能为探索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提供真实而可靠的依据。因此,深入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发展道路做出科学判断的前提条件,笔者试图运用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一些浅显的分析和思考。
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观点综述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目前著述颇多,观点各异。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无论是根本性质还是非根本性质)没有变化,有的只是剥削形式和统治措施上的改变。他们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确定发生了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这些变化只是使资本主义面貌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有的只是改变了矛盾的外部形态”。“穷人越来越多,街头巷尾比比皆市”。
其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是恢复了“青春活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动均衡”。他们认为,经过调整的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丰裕社会”,富裕到了“死于食物太多的人要比饿死的还要多”。“丰裕递增的影响”使人们有了“幸福和谐的追求”。
其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产生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这包括:“合作工厂仍然存在”;“农民自己组织的生产﹑供销﹑信贷等合作社”;“社会保障制度”;“三大差别的消失”;“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等等。
对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前两种观点均未能正确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因而也不可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第三种观点则代表了当前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研究的最新成果。它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较为正确的判断。
二﹑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发展趋势,究竟应当如何认识?与上述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部分质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发展变化形式:即事物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部分质变,经过诸多部分质变的中间环节,最终突现根本质变。所谓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是指在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非根本性质﹑非基本矛盾已有所改变;在资本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则出现了局部的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固有因素在消失,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否定因素或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并发展;“社会主义入口”的特征日益增多。
大量的实际资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其非根本性质和非基本矛盾则有所改变,从而“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斯大林选集》下卷P35)这主要表现在:(1)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依然为基础的条件下,出现了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倾向。国有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合作者经济﹑股权分散化﹑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出现,都是资本占有形式社会化的例证。(2)在剩余价值规律依然起作用的情况下,出现经济运行有序化,可调控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是有序的﹑可调控的,在有些国家还实行经济计划化。它不再具有无政府的特征。(3)在贫富两极分化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收入分配兼顾公平的倾向,在有些国家出现了收入分配相对均等化的倾向,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和幅度得到了限制。(4)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有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始中产阶级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对立和斗争,亦出现了对话与合作,劳资谈判制度,共同决定制度已较为普及。同时,阶级的分野也出现了非固定化和复杂化的倾向。(5)在国家依然是阶级压迫的暴力机构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职能日益突出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具有“理想总资本家”的特征,它服务于全社会,服务于全民的特征也越来越多。
当然,当代资本主义的部分质变,并非根源于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改变。它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上百年不懈斗争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从而对资本主义构成强大推动力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优越性初步得以显示,进而对资本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结果。
三﹑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不仅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和恒久性的印证,恰恰相反,这种变化正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因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社会问题而注定要通过部分质变的方式来否定自身,逐步向新社会制度嬗变。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事实上是无产阶级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结果,是资本主义衰落的特殊形式,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特殊表现。在这种部分质变的过程中,与其说资本主义的自我肯定因素在增长,不如说它自我否定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和扩张。其中,国有经济﹑合作制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等是私有制经济的否定因素;国家对经济的有序调节是无政府状态的否定因素;社会福利制度及有些国家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化,是贫富分化的否定因素;共同决定制度﹑企业民主管理则是阶级压迫的否定因素。这些自我否定因素的生成及发展,无疑会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超级秘书网
与此同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因素也在生成和积聚。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事实胜于雄辩。一个论断是否成立,不能只看它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求证是否精当,是否符合经典作家的论述,更为重要的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经得住现实实践的验证。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实践证明,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这主要表现在:(1)以国有经济﹑合作经济﹑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为主要标志的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2)以共同决定制度﹑民主管理制度为标志的企业管理社会化。(3)以政府宏观调控﹑计划调节为标志的经济运行的有序化﹑计划化。(4)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标志的社会生活福利化。(5)以城乡一体化为标志的三大差别逐步弱化。(6)以国家强化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为标志的国家职能的社会化。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的生成足以证明,当代资本主义部分质变的实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而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是当代资本主义孕育新社会因素的嬗变。
资本主义在当代的这些新的发展和变化,是资本主义不断反思自己所进行的一种生产关系上的局部变革,这一变革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素”正作为资本主义母体内部的否定力量改变着资本主义,从而为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作着某些必要的准备,也进一步印证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
参考文献:
[1]黄安淼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7;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的问题,自从韦伯提出“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以来,学术界就有了许多的争议和看法。韦伯认为宗教力量(其实就是新教)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中扮演着主要和关键的角色,但同时也承认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还受其它力量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精神”到底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呢?
1“资本主义精神”根源的历史追溯
1.1犹太教徒与新教徒的功利主义精神比较
对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促成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逻辑推理,最富影响力的支持莫过于对不同群体对成就需要的比较研究。麦克莱兰就指出:①新教改革运动强调的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要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赖别人;②信仰新教的父母改变了培养儿童的方法,教他们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从而导致孩子具有更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要;③更为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要会导致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而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而格哈特•伦斯基则对人们对工作的愿望、抱负和态度的相应特点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果是:“(最向上进取的)是犹太人,第二是新教徒,……”这意味着,犹太人比新教徒还要积极进取,还要注重个人成就。而此现象用宗教改革或新教伦理是难以解释的。那么,犹太教徒更为进取、更为理性的功利主义倾向源自何处呢?
犹太人自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一直是个流浪的民族,没有国土,信仰单一,受到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歧视。犹太教的教义就是天主教《圣经》中的《旧约》,和天主教义如出一辙,这个宗教千百年来也没有进行类似于基督教的改革,我们自然无法用来阐释犹太人积极进取的行为导向的根源。同时,古犹太国的遗迹中也难以发掘出这个民族擅长商业、积极进取精神的痕迹。结合犹太民族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实犹太人积极进取精神的形成根本上还是与他们的流浪生活状况有关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无法耕种粮食,这样就断绝他们建立王国和进行农业生产的可能,他们只能客居在他乡,从事封建社会中的末业-商业。基于客居他乡所带来的生活不稳定感和所受到的排挤,及落后就会沦为宗主国人民的奴隶的现实,犹太人对自身积极进取重要性的感受更为迫切。久而久之,这个民族形成了行商的传统,有了一套完善的行商道德,这就是犹太人擅长商业的根源。犹太人正是因为其独特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们的积极进取的素养远高于其他民族和其他宗教信徒。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相较与宗教教义影响,恶劣的生存状况同样可以激发人的向上动机,甚至在更多情况下比宗教教义的影响更为显著。
1.2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分析
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韦伯有其独特的观点。他指出:“商业贵族中那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既不是我们在此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唯一体现者,也不是这种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只有那些处于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才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1]23如果说韦伯的观点完全正确,那么为什么只有中产阶级才是这种精神的主要载体和主要奉行者呢?难道当时社会各阶层中仅仅只是中产阶级信仰新教所致吗?
通过对当时社会的分析可知,收入水平上的三个阶级在上并无差异,而也并不是以收入水平来分层的。基于上文的分析思路,我们同样可以从当时三个阶级的生活处境中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13-16世纪的无产阶级缺乏经济基础,经济上还是依附着地主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产业,在工作中他们仍持着一种被迫的态度(正如韦伯在计件工资制下发现到的雇工的情况一样),当然那种宏远的功利欲望就很难提起。同时也由于大多数无产阶级教育文化水平低,所以他们的精神只能还停留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麻木不仁和逆来顺受状态,这种精神思想就是在现代还流传的“小农意识”、“小市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生活处境下无产阶级要完全具备资本主义精神是不可能的。转而再来看看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这部分人群大多在当时已经学会了用工商业来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壮大其总体实力,似乎颇有些“积极进取”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他们的获利很多情况下是靠政治扶植、人缘关系和战争掠夺等非理性方式达成的,自然大资产阶级也不能成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了。反观韦伯所说的中产阶级,这部分人在14世纪初主要是指中小地主和城市家庭作坊主以及小商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知识水平,从而使他们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实现自身欲望的能力和空间。由于当时总的社会生产水平还不高,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无法令其满足,而他们又缺乏像大资产阶级和贵族一样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如果不努力进取实现人生的攀升,自己和后代就很有可能沦为无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生活情境下,这些所为的工业中产阶级在新航路开辟之后,面临社会需求急剧增多的机会,他们积极进取,在没有特权的情况下,理性的遵守王国法律和商业道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理性经营方式,最终也因此形成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精神”。因此,与上文一样,笔者认为艰难的生活情景是催生“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的主要动力之一。
1.3“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真正来源
正如上文所说,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实质有二:其一是积极进取的功利主义精神,其二是理性对待功利的态度。而人类生来就有对功利的欲望,而对事物持客观理性的看法至少在古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存在。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学家们已经会用一些自然现象来客观理性的解释世间万物。而在我国古代荀子的“至天命而用之”的言论已显示出古人对待事物客观理性的态度。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精神”在人类社会出现不久就有了零碎的影子。转
那么古时“资本主义精神”的零碎影子是何时及如何被整合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呢?笔者认为贯穿其中的是人类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努力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罗马帝国时期一直到中世纪,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劣,生活总体水平一直不高。且当时各国君主大都不重视经济发展,王朝战争时有发生,经济发展非常缓慢,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或者说欲望的满足大多采取夺取这种非理性的手段。因此,这一时期的工商业者既要想实现人生的功利欲望,又须用理性的态度去对待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缺乏成熟的条件。直到13-16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而后新大陆的发现又开辟了新航线,这些都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繁荣。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逐渐形成,借贷记账法这一新型核算方法也出现了,银行、公司等一系列的理性商业机构产生了,这就标志着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与之相随的是同期的宗教改革运动爆发,随之产生的新教伦理不可否认在西欧很多地区对人的精神意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脱离时代所处的经济情景,要把人群信仰的改变看成是一种人类行为动机产生的主要动力,其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低物质生活水平时期的人类是不会把诸如对上帝的虔诚等情感需求放在个人需求的首位的,他们的物质需求显然要排在对上帝的精神需求之前。因此,笔者认为在宗教改革影响之外,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根源最主要还在于当时中产阶级仍旧低下的生活水平,以及新航路开辟以来社会需求增加的刺激所致。
2“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美国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背后,是韦伯对美国经济后来居上原因的分析,韦伯甚至将美国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韦伯认为美国国民普遍信仰基督新教,有着富兰克林式“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持,使其人民理性的奋斗,最终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但是为什么韦伯就能论断这种进取并且及其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受到了新教伦理的决定性影响才最终形成的呢?美国腾飞时期的西欧主要国家除意大利外都接受了这种宗教伦理,为什么整个西欧却被美国所超过呢?清教禁欲主义只是给了正当地获取财富一个通行证,正如上文所述,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勃发的原因除了宗教改革的影响之外,还在于其具有一些社会优势。超级秘书网
新生的美利坚民族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要远低于当时的世界中心—西欧。在没有奴隶封建社会的经历下,其人民的社会分层也没有西欧那么明显和严重,因此其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这主要是源自当时美国社会总体社会生产水平不高所致。在诸如“西进运动”、“门罗主义”(这里是表示美国对美洲地区的经济殖民主义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经济发展得以拥有了广阔的市场。美国政府又把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第一要务,使经济发展很少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在以上因素的刺激下,美国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起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这种物质刺激下,自然就不自觉的成为了最具“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而由于中产阶级占了美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这种阶层精神就逐渐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精神。这种积极进取而又理性的精神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一种精神气质,随之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社会也就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精神”与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美国的经济奇迹由此诞生。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样作为过英国殖民地,也同样广受清教主义影响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则缺乏这样的广阔市场,导致整个社会的精神色彩也就没有美国社会那么上进和理性,从而“资本主义精神”没能在这些国家广泛传播。至此,除宗教影响外,中产阶级较低的生活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刺激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熟和量的传播所必不可少的。
3结语
本文并不是对韦伯观点的全盘否定,也并不是和一些反对韦伯观点的学者站在一边。笔者只是用一种回顾历史的手段,来阐述自身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一些新的看法。笔者认同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认为其是这种精神产生的支配力量。宗教改革只是欧洲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历程,它只能代表对“资本主义精神”在欧美的特殊作用,而这种特殊作用也只可能是辅助作用。因为本来就是精神上的,它没有个人欲望和经济刺激来的那么实际,那么有分量。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回顾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的历史背景分析,作者认为:除宗教影响外,中产阶级较低的生活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刺激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熟和量的传播所必不可少的。
国际法的国本主义传统以为标志,对国际社会进行条块分割,并为国际法体制设定基点及尺度,在全球融合的经济背景下,已无法满足国际法治秩序实现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要求。这不仅推动应然国际法在基本价值取向上突显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利益,向一切以保护人的尊严及权利为宗旨和依归,以自由、平等、人权、正义等价值为目的演进;同时也在实然国际法规范上得到广泛实现,个人的存在与发展得到大量国际法人本规范的确认和保护,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参与国际法形成与运作过程的作用日渐加强,国际法在建立和完善国家间共处与合作的和平发展秩序的基础上更加致力于自身人本秩序的建构,展现出一幅“人本主义”的图景。国际法价值理念的升华和制度结构的重置无疑会向投资领域全面渗透,对新国际投资秩序的构建和完善产生重大影响。
一、国际投资条约人本价值取向的突显
(一)双边投资条约削弱东道国投资管辖权
国际投资的法制化发展在多边立法平台欠缺的情况下首先在双边层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协议的全球性体系迅速扩大,双边投资条约出现了“加速度”发展的态势,一个庞大的双边投资条约网络正在展开。这在全球性、综合性多边投资规则体系几度“流产”的条件下,以国际契约的方式实现促进和保护外资的功能,为投资领域国际法律新秩序的形成提供基础动力。但晚近双边投资条约呈现出高水平的投资自由化规则、强有力的投资保护以及国际化的争端解决程序的发展特点,东道国建立在国际法赋予一国属地管辖权基础上的外资管辖权凸显弱化趋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东道国投资准入决定权受到侵蚀。随着晚近各国以自由化为取向的外资法改革的推广以及具有自由化性质的投资条约实践的普及,投资准入自由化渐趋成为世界性投资立法趋势,无论是世界银行《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南》倡导将开放投资准入作为外资立法目标,还是美式双边条约关于国民待遇适用于投资准入阶段的规定;从《能源条约》关于成员国应当在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给予外资自由准入的软规则,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于外资设立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规定,直至MAI的准入自由化规则,都昭示着各国自主施行投资措施时代的终结,东道国制定限制性投资准入措施的权利不再是本国政府自由决定的事项,而会更多的纳入跨国投资国际法制的约束范围。
2.国家在投资领域中的违约行为上升为国际不法行为的可能性增强。在投资运营的待遇上,依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解释,投资自由化的主要特征和要求所在就是外国投资者待遇标准的提高。“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的引入使投资领域契约责任的承担具备上升为国际责任的便利渠道,外国投资者可据此寻求对抗东道国的特权地位。
3.国家对外资经济的管理职权被架空。在晚近BIT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要倾向,就是无论在东道国外资准入的审批程序还是外资的运作过程中,都禁止对投资者施加诸如出口配额、当地成分、技术转让等履行要求作为准入和运营的附加条件,以开放性的准入和运营方式激发投资者的积极性,并防止规避法律现象和腐败行为的滋生和蔓延,这无疑使东道国借助履行要求引导外资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目标的权力受到封杀。
4.国家根据原则所享有的国有化权利遭到剥夺。20世纪90年代,当完全排斥国际规则、固守国家原则的卡沃尔主义在越来越多自由化性质的BIT巨大冲击下行将就木的同时,代表海外投资者利益、以“充分、及时、有效补偿”为核心特征的赫尔补偿原则,却借此获得无限发展的空间,成为对“合法性”征收与国有化措施设置的适用前提,在事实上剥夺了东道国在征收和国有化上的固有权利。这使得经济实力薄弱的国家当全球经济出现全面衰退,需要借此摆脱经济危机并实现对本国经济命脉控制的时候,面临受制于人的危险境地。
(二)社会公益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受到关注
国际投资立法不仅关系到缔约方之间权利义务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同时如果缺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而失去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必将导致全球经济一体化或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在日益高涨的质疑、指责中走向没落。公众对代表自己行使公共权利的政府机构在处理与外国投资者关系中,是否充分考虑环境、健康、公共安全等因素上具有强烈的知情权要求,这促使国际投资条约在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这一保障条约实施的重要环节上开始涉及透明度问题。
1.在参与投资仲裁程序主体范围上的突破。许多国际投资条约正是因其投资争端的解决在涉及国家公共利益的敏感领域欠缺非国家主体的有效参与而不断遭到社会公众的强烈诟病,透明度成为引发机制无法“取信于民”,产生信任危机的重要根源。众多非政府组织、代表不同领域公共利益的民间团体纷纷以“法庭之友”的身份介入争端解决程序,并以向争端解决机构提供事实信息、法律解释及相关意见的方式对投资争端的解决产生影响。这样,大量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中对“法庭之友”权利和地位一定程度的确认,迫使国际投资条约为非国家实体介入争端解决程序做出制度安排。
2.国际投资协定的民主化进程加速。对于国际投资条约的缔结者,也是投资争端潜在当事人的非争端缔约方,争端解决机构如何在实践中解释和适用条约内容,关系到确立条约义务是否得以遵守的衡量标准,也成为他们监督和防范外国投资者利用争端解决机制对东道国国家公共利益造成侵害的重要方式。因此,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条约注重对缔约方作为非争端当事方时享有的权利做出精心设计,并在仲裁实践中对上述权利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和完善,以提高国际投资协定实施的民主程度。
二、国际投资立法重心由南北矛盾向公私冲突转化
(一)早期国际投资立法中旗帜鲜明的南北矛盾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东道国基于平等原则对外资拥有绝对的权力,而投资者无法得到任何国际法的保护。作为资本输出国代表投资者利益的发达国家与作为资本输入国代表东道国利益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与对立,双方纷争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对跨国投资的法律保护上,分别代表南北双方立场的“卡尔沃主义”和“赫尔准则”因此产生。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投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发达国家不满足于确保本国海外投资免受东道国侵害,而是进一步谋求发展中国家清除对外国投资的法律限制,力图通过将投资问题国际化,使本国投资者尽量摆脱东道国国内法律管辖,以推进投资自由化;而发展中国家则试图对此进行抵制,并竭力维护其依据国家原则对外国投资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权利,以排除投资母国借国际法干涉东道国内部经济事务。
(二)晚近国际投资立法中复杂多变的公私冲突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投资中的角色改变交相辉映,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国际投资立法中的相互理解和利益趋同,再加上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而展开异常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保护和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法律基础设施获得显著改善和提高,南北分歧趋于缩小。而日渐密切的国际交流必然导致日趋完备的国际规则,外国投资者享受到BIT及其他法律文件所赋予的“类宪法”的保障与特权,使得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权利义务极度不平衡,引发外国投资者的私人利益与东道国公共利益之间日显突出的矛盾。同时,国际投资中的人本价值不仅体现在对私主体抗衡国家能力的全面保障及外资的准入和运营各环节歧视性管制的拆除,更意味着挖掘投资活动对社会公众整体利益的激励作用。投资自由化不能以诸如人权、环境以及劳工标准等重要的公共利益为代价,新自由主义的投资制度也必须加以变革,有必要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规制外国投资,以避免重蹈阿根廷与其他拉美国家近年来所遭遇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个理想的国际投资制度,应当超脱国家间利益的妥协,而在公私主体间寻求利益的平衡点。
国际投资立法争议焦点从“强国”与“弱国”的对立,即“南北矛盾”,转向“国家”对“公司”的对立,即“公私冲突”。这不仅主导着承载各方利益均衡的国际投资规则的形成过程,更重要的是在国际投资法这个国家经济严防死守的领域人本价值取向的彰显。
三、国际投资仲裁多元化挑战国家
在《华盛顿公约》基础上建构起的有节制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为国家与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不断涌现的“公私冲突”提供更加可信和中立的投资争端解决方法。然而,晚近双边投资条约摆脱ICSID仲裁机制的约束,竭力弱化卡沃尔主义所倡导的投资争议当地救济原则,以及东道国法律优先适用处理投资争议的规则,不断推进投资争议国际仲裁的直接性和强制性,形成多元化发展趋势。这触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泛滥成灾,大量临时组建的国际仲裁庭对国家公权力行使的正当性进行一裁终局的判定成为普遍现象。
首先,在投资实体法上,以美式BIT为代表的投资条约通过“投资”及“投资者”范围的广泛界定、投资待遇的模糊规范、间接征收条款内容的不确定性等含义不明的实体法条款,使得范围广泛的“合格投资者”能够动辄主张东道国“措施”违反条约义务,并由此提起国际仲裁请求。晚近国际投资仲裁庭在缺乏适当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演变成为有权裁定东道国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行政法庭和判断东道国司法判决是否体现公平公正的上诉法庭。如自1998年起,美国在NAFTA下,就曾10多次被加拿大投资者提起仲裁,对美国国内立法和政府管理行为的合法性提出挑战,甚至对美国司法体系的公平性产生质疑,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政府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其次,在投资程序法上,作为提交国际仲裁前提条件的国家同意带有更多的强制意味。大量仲裁实践中国家须在签订投资条约时事前概括做出,无需个案逐一、具体同意;仲裁庭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缺乏适当监督和纠错机制;在认定“合格投资者”上国籍选择标准的宽泛,为投资者通过改变公司结构的方式选择救济场所,滥用诉讼权利提供可能。这些程序设计所存在的诸多缺陷,加之具有可强制执行性的国际仲裁所涉及的巨额赔偿,无疑给国家的正当行使带来巨大风险。
多元化的国际投资仲裁正从行政、司法、立法三个渠道形成对国家的围攻态势,以体现自由化的国际投资条约为后盾的投资者,获得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各类私方主体在国际贸易体制、国际人权体制及其他国际法律体制内无法获得的挑战国家公权力的权利。
晚近投资自由化措施在国际法上体现出对投资者利益的过度保护,导致投资领域新的不平衡,国家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而国家经济的存在是国际法上人本秩序建构的理论前提,离开以信守国家独立自主,不受他国意志支配为基础的国家间合作,国际法的人本价值无论多么崇高也不能变成现实。因此,为使投资这一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中的行使和维护摆脱现有危机,有效平衡个人投资者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间的矛盾,不能简单强化国家的管理职权,而应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寻求国家经济的理性回归,并对内涵进行合理重构,从而有效抑制人本价值的异化。
注释:
到2007年底,全球有176个国家签订了超过5500项双边投资协定,这个数量正以每年100多项的速度递增。
依据1992年美式BIT范本第2条5款,一缔约国不得对对方缔约国的投资施加履行要求。受美式BIT的影响,NAFTA第1106条第1款禁止一成员国对另一成员国或非成员国的投资施加履行要求,包括在投资的设业、取得、扩展、管理和经营运作方面施加履行要求。ECT和MAI也紧跟美式BIT的步伐,先后作出了直接禁止履行要求的规定。TRIMs协议当中也对产生限制和扭曲货物贸易作用的投资措施及履行要求予以禁止。
DeniseMan-ning-Cabrol,‘TheImminentDeathoftheCairoClauseandtheRebirthoftheCairoPrinciple:EqualityofForeignAandNationalInvestors’,26LawandPolicyofInternationalBusiness1169.1995.
徐泉.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法律规制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
如NAFTA第1127、第1128和第1129条为缔约方设置了就条约解释向仲裁庭提交书面意见和获取仲裁中相关文件的权利。
陈安.国际经济法学专论(下编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页.
虑及大型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以及它们有资格根据BIT运用国际司法程序对抗东道国政府的事实,可以认为它们在实质上已经具备诉讼、索赔等方面的“权利”,具有一定“”特征。
即使一国加入《华盛顿公约》,它也有权拒绝将某项具体争议提交ICSID仲裁,有权将某类争议排除在可仲裁的范围之外,既为东道国国家的运用保留了一定回旋余地,又在一定范围内为投资者提供强制性国际仲裁的依据。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是由次贷泡沫破裂引发的,是虚拟资本天马行空式的发展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的必然结果。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暴露出资本逐利的本质,逐利达到反常的程度,不仅使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激化,而且使借贷资本与实体资本矛盾激化,借贷资本之间的矛盾激化,危机必然爆发。
虚拟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以股票、有价证券、国债为代表的虚拟资本,自身没有价值、它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是虚拟的,只是代表有权取得未来剩余价值的资本所有权证书。股份制和债券制可以使资本与资本持有者分离,使资本持有者的资本在保持资本所有权并索取一定剩余价值权的基础上与实有资本相结合,使闲散资本通过买卖流通集中集聚和重新组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这是非股份制经济所不能完成的。它这种可以分离买卖组合,所有权及剩余索取权含量会随着其市场价值变化而变化波动的特点,使之既具有集聚资本、促进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作用的一面,又具有风险、投机和欺诈、破坏生产力的一面。由于股票价格会受供求关系、舆论、政治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预期股息收益成正比,而与银行利息成反比,可以脱离实体资本实际运行状况,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投机和欺诈,成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一种手段。马克思指出:股份制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一种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 ② 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恩格斯说:证券交易所是资本主义赢利的顶峰,在那里所有权完全直接变成了盗窃。③
100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再发展到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与腐朽性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虚拟资本及其投机、欺诈性也有了新的更大发展。其生产职能下降,投机、欺诈职能上升为主体地位;聚集资本的职能下降,利用资本运动逐利的职能上升为主体地位;规模无比增大,实体资本规模下降,虚拟资本规模上升为主体地位。2006年美国金融衍生品总量达518万亿美元,是GDP的40倍,其中各种债券和资产券是GDP的6.8倍;现在金融衍生品总量则发展到高达GDP的418倍。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由1960年的29.7%,下降为1980年的23.5%,1987年的20%,2007年的不到12%,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则从1950年的11%上升为80%,而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的利润则占到总利润的70%。美国本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物质生产基地,能源、钢铁、汽车、制造业都居世界第一位,这些年来这些产业都逐步衰落了。制造业不断空洞化,证券业、军事工业以及与军事有关的高科技研究却疯狂发展。美国每年军事开支高达5000多亿美元,军事开支占世界军事开支的40%。债台高筑。2010年,美国公债达到11万亿美元,占GDP的54%和税收的674%,每年借款占税收的248%。美国财政部必须每年再支付其债务的一半以上,国债券利息占到债务负担的34%。不仅国家负债,老百姓也负债。美国家庭私人负债由1979年占GDP的46%,上升为2007年98%,负债比自有资金高50多倍。1974~2008年,美国家庭负债由6800亿美元增至14万亿美元,④平均每个家庭负债21.7万美元。
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二战以来,西方国家GDP年平均增长不到4%,全球贸易年平均增长6%,但货币则以年15%以上的速度增长。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4%,股市值年增长达到14.8%。2010年全球货币交易额超过1000万亿美元,其中与物质生产有关的仅占1%,货币存量比GDP高16倍。2007年,世界外汇资本和金融衍生品交易量为3259万亿美元,是当年世界GDP的67倍;2009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量4.2万亿美元,是商品和服务量日交易量的90倍;金融衍生品场内交易日成交量10万亿美元,达到产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200多倍。2010年全球债券市场109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9倍。⑤2010年,欧洲的公债相当于GDP的80%,其中英国为100%,日本为204%,加拿大为100%,法国为77%,希腊为135%,其中2/3是欠国外的。
专家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争夺是意识形态领域较量的重要内容。划清两者的界限,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有利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文化安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首先要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专家学者认为,社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文化;是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是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文化;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认清腐朽思想文化的表现及其危害。专家学者认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表现为在经济领域的权钱交易现象,政治领域的个人专权现象,人际关系上的庸俗化现象以及思想作风方面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家长制作风、封建迷信等。这些腐朽思想文化的存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侵蚀党的健康肌体,败坏社会风气和党风,是一些党员、干部腐败变质的重要思想根源,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从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上划清两种思想文化的界限。专家学者认为,从历史尺度来判断文化先进与否,就是看这种文化是否站在时代的前列,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从价值尺度来判断文化先进与否,就是要看这种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起怎样的作用,反映了谁的利益,为谁服务。在当今世界,只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反映的社会主义文化才是真正处于时代前列、代表历史发展潮流、反映最先进阶级根本利益的文化。这种基于两个尺度有机统一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既是我们划清两者界限的认识前提,又是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两种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上划清界限。专家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存在着根本区别,一是在社会基础上,前者以“公有制”经济制度为基础,后者以私有制为基础;二是在价值取向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坚持“人”本位,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坚持“官”本位,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坚持“物”本位;三是在历史作用上,前者推动社会发展,后者企图复辟倒退,前者为人民服务,后者损人利己,前者健康有益,后者消极颓废。
从“公与私”、“新与旧”的维度划清两者的界限。专家学者认为,在“公与私”维度上,前者包含了集体主义、公平、公正、公意、公益等思想观念,后者以私有观念为核心,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在“新与旧”的维度上,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看起来旧,却具有扬弃、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价值;有些来自西方的时髦思想文化花样,看起来新,却不过是借尸还魂,或者变异翻新。
把人类文明成果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区别开来。专家学者认为,对待以往人类文化时不能简单粗暴,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和辩证的方法,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清理。特别要区分追求自身利益与极端个人主义的界限,重视物质财富与拜金主义的界限,生活享受与享乐主义的界限。
走出认识上的误区。专家学者认为,划清两者界限具有理论上的复杂性和实践上模糊性,需要走出认识上的误区。误区之一,认为划清两种思想文化的界限就是要与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思想文化实行“彻底决裂”,忽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可以共享的一切文明成果;误区之二,认为划清两种思想文化的界限,就是要以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然后才能以社会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所以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没有看到人类社会发展除了顺序模式外,还有跳跃模式和后来居上模式。
处理好“一与多”、“拒与纳”、“破与立”等重要关系。一是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既要尊重多样,又要确立主导;二是正确处理“拒与纳”的关系,在坚决摒除糟粕的同时撷取精华;三是正确处理“破与立”的关系,既要破除历史遗留下来的腐朽思想文化,又要破除貌似新潮而实质腐朽的西化思潮,还要破除似是而非的假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参考文献:
[1]闫志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论自觉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人民日报.2010-04-1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5年以后),短短几十年,资本主义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这种发展不论是速度还是规模都前所未有,影响巨大。这些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那么,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到底取得了哪些发展呢?下面就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初步的认识。
一、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认识
首先,经济方面。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制约地位,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一块是发达国家经济。世界经济展的速度与规模仍在相当程度上受发达国家的制约,并且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处于支配地位。今天的世界经济是由包括各种类型经济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全球经济,不是也不能受哪一部分国家的完全支配。但是,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活动,诸如国际价格、利率、汇率之类的国际经济要素的变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支配。
同时在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五十多年的历程中,也并非都是一帆风顺,它也经历了各种坎坷和波折,呈现出螺旋式发展的特点。
其次,科学技术方面。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科技发展中处于先进地位。从总体上看,代表当今世界科技水平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例如,诺贝尔科学奖的95%以上被发达国家的科学家获得,世界主要科研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世界科技和国际技术专利申请的70%以上出自于发达国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其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在发达国家高达50%-70%。
最后,劳动者素质方面。在世界劳动者教育素质中处于高层地位。劳动力是生产力发展诸要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教育素质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其人均受教育年限在13年以上,比发展中国家高一倍多;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发达国家高达51%,而发展中国家仅为8%;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占本国人口的比重,发达国家为3.6‰,而发展中国家仅为0.2‰左右。
那么,促使战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总体看来,促成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主要有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大类。
二、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首先,科学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影响。科学技术不是生产力的独立因素,而是一个渗透因素,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起巨大而全面的推动作用。随着以原子能的开发与利用,微电子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知识经济的到来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对消费生活的刺激等方面。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新科技革命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伴随着科技革命的第一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和大调整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三大产业比重的分配上。据统计,在1965---1987年中,全部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比重从5%下降为3%,第二产业下降为35%,第三产业上升为 61%。目前,美国第三产业已达到72%。
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又一次发生新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向服务化、高科技化和信息化转变,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迅速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性产业。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50%以上,其中信息产业就占到30%以上,它表明信息技术产业已超过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业,成为最大的产业部门。
其次,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运动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资本主义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120年的历史进程,是以垄断的发展为主线的。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经历了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由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发展过程。垄断资本的核心是金融资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而金融全球化则是这一变化的集中表现。金融全球化是资本全球化的枢纽和杠杆。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拓展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而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危机。
最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影响。跨国公司作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主体,大多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主,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是全球经济活动的核心。跨国公司的生产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全球经济活动中国际生产资本的跨国流动得以延伸。
(二)内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调整,加大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增加了宏观调控的手段,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从而尽量减轻和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
其次,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私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使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如实行工会制,建立高工资,高消费和高社会保障,高福利的制度。
最后,在理论研究方面。近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经济伦理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不断用新的理论成果指导资本主义改革实践,从而从理论高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对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全面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主要集中在20多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都得到迅猛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只对生产力有阻碍或推动作用,所以,要正确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认为只要是资本主义就都能发展生产力,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生产力,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生产力发展的万能法宝是错误的。
第二、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在不断放大。我国在科学技术发展上,相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要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要重视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
第三、重视经济伦理方面的研究,用以反思当今的经济问题,为经济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和依据。
第四、从发展趋势看,随着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特别是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局部调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活力的继续发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将会继续发展,并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保有世界最发达的生产力水平。
第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一个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过程。资本主义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也在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资本主义的消亡还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参考文献
[1]《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李俊,海南大学学报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197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