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1947年,联合国发表了第一个国民经济核算的报告,1951年,出版了第一个官方的国际指南。此后,又出版了多个国际指南,这些国际指南便影响着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实践,二次大战以后的时期可以称之为“国际指南的时代”。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国际指南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与实践活动的不断进步。

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三代国际指南

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可以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划分为以下三代国际指南。第一代国际指南:即1951年和1952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和1953年联合国的指南;第二代国际指南:即1968年联合国指南(1968年sna),1970年欧洲的指南(1970年esa)以及1969年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1969年mps);第三代国际指南:即1993年由各国际组织合作完成的指南(1993年sna)和1995年欧洲的指南(1995年esa)。由于mps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中已不存在,下文中将不再涉及这一体系。

1.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一代国际指南。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一代国际指南发端于1947年出版的联合国报告。这一报告主要由斯通撰写的附录构成。尽管这一报告代表了联合国,但这一体系是以“货币交易占支配地位的先进工业化经济模式为基础的”①。

应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前身)的请求,斯通指导完成了一份国际指南。这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第一个国际指南,它主要用于马歇尔援助计划。1951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出版了《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1947年的报告相比较,这是一个简化的体系,只区分了往来账户和资本账户,部门的数目只有3个(即政府、企业和住户),对部门也没有进行任何的细分。

1952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出版了《标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取代《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一新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考虑了在贯彻简明体系中的经验,包括了更多的账户,但与1947年联合国的报告相比,仍显得非常简单。

在斯通的领导下,1953年联合国发表了一份新的指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附表》,这一报告第一次使用了“sna”这一名称。这一份指南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标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非常相似。与1947年联合国报告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指南不同的是,1953年的联合国指南还打算用于发展中国家。这一区别反映在生产范围的扩展上,即1953年联合国指南也包括了某些非市场产出。1956年,联合国在对1953年版本做了少量修订后重新出版了这一报告。

2.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二代国际指南。

1968年,联合国出版了一个经过全面修订,更加详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一体系的主要作者是艾德诺夫和斯通。1968年的报告在如何使用这一体系上采用了更加灵活的观点:即各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各自使用该体系的优先次序。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设计了一章包括对有关内容优先次序的建议和某些特定的有用分类,如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区分及现代和传统生产模式的区分。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联合国出版了一系列补充指南。这些指南阐明了1968年sna没有包括的若干问题,如资产负债表及调节账户,收入分配,不变价格和有形资产等。

1970年,欧洲共同体出版了其国民经济核算的第一个指南,这个指南在概念上与1968年sna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但其更多地考虑了欧洲的具体情况,如该体系包括了就业的概念,并且反映了法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的某些内容。

3.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第三代国际指南。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三代国际指南产生于10年以前,即经修订1993年得到核准的sna和经修订1995年得到核准的esa。1993年sna的主要作者是瓦诺利和希尔。这一新的指南包括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核算结构并提出了考虑到不同数据需求和不同国家环境的灵活性的重要性。基于以下原因,1993年sna被认为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国民经济核算标准的国际化。首先,1993年sna是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共同体等国际组织合作下共同完成的,这为更好地协调某些相关指南的概念提供了可能,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手册》、《政府金融统计手册》和欧洲共同体的1995年esa的协调。其次,mps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活动已不复存在,所有东欧国家已向市场经济转型并采用1993年sna和1995年esa。

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esa已成为欧洲共同体政府法规的一部分,即成为法定文件。这与所有的其他国际指南均有所不同,像1970年sea和1993年sna,只是对各国推荐使用,而非强制执行。

考虑到欧洲共同体的许多重要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如进入欧洲货币联盟的标准等,需用于行政管理,1995年esa内含着法律的特征也是必须的。这要求1995年esa更加准确,同时也要求各成员国必须更加严格地执行这一文件。

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三代国际指南的比较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三代国际指南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本文选择核算目的、概念解释、观察和推算、核算体系的灵活性、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5个方面进行比较。

1. 核算目的。

在联合国1947年的报告里,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报告中指出:“认识到怎样将国民收入与其构成的交易及其他交易的总量联系起来是必要的,现代调查起源于试图对某一概括性总量的测定,目前已将重点放在构成交易的结构和这些交易的相互关系上。”②因而,国际经济总量的估计在1947年联合国报告里只是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与此相比较,概括性总量的测定在1953年sna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里似乎成了惟一的目的。这可以由其部门核算证明:它们是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记录的,是为了直接获得国民经济总量。

1968年sna、1970年esa则接受了与1947年联合国报告类似的方法。例如,1968年sna指出:“为了分析和政策两个方面的许多目的,仅仅利用这些总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比较详细地探索一个经济体系的许多方面。探索的结果,现在已经建立了经济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主要的总量被进一步地细分或分解。”③

1993年sna和1995年esa也强调了指南的多重目的特性,如:“本体系主要是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汇总数据以满足对经济行为和造成重大失衡现象的因素如对通货膨胀和失业感兴趣的分析人员、政策制定人员的需要。

系不得不是一种折衷的选择,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类型用户的利益,因而也就不可能极为理想地适用于任一孤立的目的。”④

2. 概念的解释。

1947年联合国报告及1993年sna,均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有关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二者被认为是从逻辑和基本原理上介绍了国民经济核算。1995年esa、1953年sna、1968年sna、1970年esa对国民经济核算的记账规则更多地采用了系统列举的方法,在这些国际指南中,对国民经济核算相关概念的讨论是极为少见的。尽管在1968年sna里,某些议题也进行了很好的讨论,如核算体系的结构、投入产出表等,在1995年esa导论中,也讨论了核算体系的结构和一些基本概念。然而,1968年sna修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多数使用者特别是初学者,这种讲解的方式是难以接近的”⑤,而在1993年sna中,“关键性的概念是通过基本原理而不是列举的方式定义的”⑥。基于这一观点,1995年esa也只能被视为1993年sna的补充。

3. 观察和推算。

所有的国际指南都认为,多数流量的估价可以很容易进行观察而有些流量只能进行推算。这可以使用实物收入和自有住房服务为例子说明。在1947年联合国的报告中就注意到了推算的问题:“表中的项目可以划分为现金项目和推算项目两类,前者反映的是市场交易,后者则是在缺乏市场交易条件下所做出的计算。对于后者的估计要找到一共同的可接受的基础是困难的,只能尽可能将这种实物项目单独进行表示。”⑦1993年sna和1995年esa在补充分类中明确体现了推算项目和其他项目的区分。

1968年sna则强调了区分哪些是可以观察和计量的,哪些是可以根据某些理论和惯例来推论的重要性。“因为为了得到对分析有用的东西而需要处理数据时,就有可能进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得到的结果已不再是数据。例如一种商品的供给可以根据这样的假定分配给使用者,即每个使用者都按照一个共同的比例从国内生产和进口方面取得的它的供给。这同观察不同的使用者实际上使用的国内生产和进口的比例结果将大不相同,这会给人以非常错误的印象。在处理数据时几乎永远是需要假定的,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这些假定起着主要作用,所得的结果就不再是一项观察,而是一项推论。同时,进行观察的主要目的是使我们能够做出推论,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把两者混淆起来。”⑧1993年sna和1995年esa也接受了类似的观点。

 

4. 核算体系的灵活性。

根据1947年的报告,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指南应该是一个灵活的文件。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惯例没有考虑到世界上或所有特定使用者的制度差异,所以灵活性是必须的。例如,它明确表达了“在运用这一核算体系时常常有必要加以扩充以适应不同国家的特定环境”⑨。而且,“经验表明在大量测定中某些交易处理时引起不同意见是不可避免的,这归结为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⑩

在第一代和第二代国际指南中,则缺乏关于国民经济核算概念与特定环境相互关系的讨论。1993年sna又回到了1947年联合国报告的基本原理上:“新体系有两个内在的重要的灵活性。第一个是分类的灵活应用,其基础是对交易者、交易和资产分类的层次结构,该结构对不同数据来源和不同国家的其他特定环境具有良好的适应性……第二个灵活性……它将新体系结构拓宽到所谓附属账户,该附属账户使用了可以替代中心框架的产品和收入概念。对有关环境的附属账户的描述就是体现这种灵活性的一个明显例子。”11

5. 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

国际指南在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47年的报告设计了一套详细和完整的核算体系,包括了24个账户和5个部门。在第一代国际指南中,像1953年sna,提倡一个更加简捷的核算体系。该体系只包括有限的几个账户和部门。第二代的1968年sna和1970年esa则使用了与1947年报告中数目类似的账户和部门。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账户的使用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例如,对收入使用的描述,1968年sna使用了一个账户,而1993年sna使用了6个账户。

在1947年联合国报告和第一代国际指南中,部门分类是完全功能化的,例如,住户部门仅包含消费者职能而不包括像自我服务活动这样的生产者职能。在1968年sna和1970年esa中,生产账户是功能化的,而收入账户和其他账户则是机构化的。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所有部门都是机构化的。

1968年sna的一个新特点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用了矩阵的方法,这一矩阵概括性地描述了各个账户及主要分类,它将供给表、使用表及部门账户连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矩阵比1968年sna描述的账户体系更加完整,在矩阵中,展示了资产负债表和重估价账户,尽管在1968年sna中它们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矩阵只是国民经济核算描述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其他的形式还有平衡表(“t”账户)、图示法及方程法。

 [注]

①②⑦⑨⑩un,1947,measurement of national incom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ccounts.studies and reports on statistical methods no. 7 (un,geneva),p24,p18。

篇（2）

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历程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模式”转向“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模式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目的在于消除陈旧核算体系下存在的诸多弊端，其内容主要包括：核算内容不完整、生产范围过于狭窄、核算方法缺乏创新等等。其中，提出并使用过两种模式相互混合的形式，随着国际形式的转变和苏联的解体，各国国民经济核算模式开始并确立使用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模式，我国于1992年确立了新核算体系，并预计用5年的时间实现新旧核算体制的全面转型。而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改革工程，根本不可能在转变的过程中一帆风顺。同时事实表明，新核算体系不管是在方案设计和实施的同时，依旧存在许多不同的问题。

在1996年召开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首次学术研讨会上，参会人员就曾对我国国民核算体系改革的方案和策略两个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主要论题之一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模式转体是否应该一步到位？这一问题又涉及了三点：一是核算体系的方案设计是否要一步到位？二是核算体系的目标模式是否一步到位？最后是已有方案实施是否一步到位？当时与会讨论者认为，确立“目标模式”一步到位是有利于核算改革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家都有明确的目标，其方案鉴于方案本身存在一定的弊端，所以采取的方式也比较灵活。但是方案的实施应该是逐步试点、逐步摸索。

时至今日，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仍然还在不断进行中。当前情况下已不再是围绕何种目标模式的选择了，而是如何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核算体制，实现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在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的前提下，从而促使我国经济增长。因此，我国的经济和核算研究的工作人员们仍在不懈地努力着。

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的不足

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通过市场化产出来具体衡量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在目前的生产总值中，只能单一的看出经济产出量或经济效益的情况，经济核算仅仅只反映了经济的运营，没有显示出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采用以及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由于，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是一个国家综合经济的组成部分，它的缺席无法表现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因此，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凸显了它的不足，并表现在：

1.忽略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损耗的关系。

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计算公式为：

国内生产总值=各部门（总产出-中间消耗）之和

经济活动开发使用自然资源，生产总值却只核算了经济活动对其资源的开采成本，而忽略了自然资源本身应有的价值，使得自然资源呈现低价或无价。其结果是抬高了当前时期经济活动所产出的价值。

2.忽略经济发展降低了生态环境的成本。

经济活动无论处于那种角度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损害，导致环境质量的普遍降低，这包括了环境劣质化成本和环境修复保护的支出两方面。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一方面没有算入环境退化的成本（环境污染的代价）；另一方面将环境保护的支出用作于生产活动之中，两者相加便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综上所述导致的结果是污染物排放越多，生产总值越高；环境保护支出越多，生产总值也越大。高估国内生产总值不仅导致自然资源的无计划过渡采伐消耗和加大对环境的污染，也导致了不可再生资源不断缺少和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因而使人类生存的条件受到严重影响，为经济发展埋下严重隐患。

3.忽略反映自然资源的耗损和折旧。

按照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机器、厂房、库房等设备在成产性固定财产必须要按照一定的年限进行折旧计算，并从产品销售中提取相应的折旧费，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补偿。只有自然资源的耗损得到了合理的补偿，使之形成资源的良性循环发展，人类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但是，自然资源并没有相应的计价，因而也无所谓折旧或消耗，因此也没有在国民经济收入中得到反映。因此资源的削弱长久性，使经济发展出现了资源空心的现象，既隐藏的危机。

三、有关国民经济改革的几点建议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和实际运营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全社会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配合。根据我国目前情况，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良好的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损耗核算基础。

建立良好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损耗核算基础，首先要建立按时对环境调查的制度，通过对环境污染的调查，从而不断确立对其环境污染和损耗的经济估算方法；其次要按照国家相关单位提供的环保支出表，从而对各事业单位进行环保支出调查，以解决内部环境污染的治理还原成本；再次是按照国家提供的相关资料收集相关数据，并根据收集调查的数据进行各种环境污染所致的经济损失核算。

2.优化国民经济的理论研究。

由于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造成的损耗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难以进行，推行健康环保的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就必须大力开展研究工作，借鉴国外已有的科研成果和实际经验，全面地结合我国基本实情，进行对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从而推进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不断完善和创新，进而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不断总结已有的实践经验，为创新理论和制定全面合理的核算体系提供可靠依据。

3.不断加强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工作。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计算公式可以看出，国民生产总值即是在国民生产总值基础上除去创造生产总值所损耗自然资源的价值，再除去生产总值造成环境污染的治理保护成本。也就是说，国民生产总值是创造健康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有必要做好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工作，并保证其审核制度的严格实施，以加强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监督管理。

4.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

基于国民经济核算所涉及的方面较为宽泛，为了保证其有效数据的真实性，需要各阶层的核算资料，这就要求必须制定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适应的法律规章制度，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健康发展和正常运行。

5.各相关部门的核算要与国民经济的核算相吻合。

随着近几年我国的核算实践数据显示，各相关部门的核算统计往往跟不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不管是在方法上、制度上、还是内容上都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无法满足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的要求。由于各种核算制度不相协调，导致了核算方法和内容的差异，所以在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同时要着重于对专业核算资料进行研究、计算和论证。同时一方面在各专业核算制度的订立和修改中，做到不断缩小差异，实现各相关单位和专业与国民经济核算相衔接。另一方面则不断加强各专业的核算制度改革，对不同的核算制度进行合理研究，从而找出与之不同的关键，并绘制出相关的数据转换表。

6.建立不同核算方法相结合的统计体系，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提供有力保证

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根本上还严重依赖于逐级汇总的统计报表形式，虽然这种方式比较稳定可行，但在某种角度上却又缺乏灵活感，难以为宏观经济核算提供及时的、有效的相关资料，因此，改革我国现行的统计调查体系，必须大力推广抽样调查的方法，并积极地运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调查社会现象。同时，科学地运用多种调查方法相结合，从而进一步改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作者单位：周口市社区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1]杨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统计研究，2001，（11）：7-11.

[2]王树林.改革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探讨[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1）：26-30.

篇（3）

1 绿色国民经济的理论概述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绿色国民经济的根本和重要依据，由于经济发展导致的资源损耗的成本费用以及环境损耗的总量指标，通过这一指标，可以将某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自然资源以及环境因素之后的经济成果进行准确的展现。其实，绿色国民经济是真实反应出国民经济增长净正效应，绿色国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一部分的比例，简而言之，只有国民经济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才能够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

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站在可持续发展的层面，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其作以全面统一的核算，一方面，在绿色国民经济的影响下，我国将会逐渐转变原有的旧的经济增长模式，有效缓解和改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使用环境资源的问题，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保护相统一的局面；另一方面，绿色国民经济将自然资源成本以及环境损失成本都列入到绿色国民经济的范畴中来，从而使人们对于资源和环境的重视程度提升；最后，绿色国民经济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实现了政府工作由以往的传统GDP为业绩考核为标准的观念的转变。

2 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认识不到位

如今，绿色国民经济的提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肯定，然而一些专家学者却对此有着不同看法，他们没有真正了解和认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本质，没有使其得到很好的落实，环境保护作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关键性内容，然而一些领导官员却一味的只追求经济的增长，没有建立正确的资源环境价值观念，没有将其真正的落实到工作中来，忽视了资源环境的重要性。绿色GDP的最后总目标就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写协调发展和进步，从而完整的体现出国民经济活动的优秀成果，绿色GDP的运用将会迎来干部考核体系的彻底的调整，传统意义上的干部政绩的考核都是以GDP的增长为基本的标准和依据，必须在此基础上与社会进步和环境的协调结合起来进行统一的考评，因此很多干部就会有一些怨言和想法，这对实际工作的进行和开展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技术不完善

现阶段，进行绿色GDP的核算还不够充分，缺乏一定的技术支持，关键就是对于环境成本的计量。环境成本主要是指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环境保护、资源消耗所花费的成本费用，因为环境的破坏程度和经济发展的步调还存在一定的距离，这也就为环境成本的计算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对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影响因素很难准确的把握。

（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

对于绿色国名经济核算理论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之久，在此过程中也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和成果，总的来说，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上还存在继续改进和完善的地方。由于每个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状况，其核算制度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和系统权威性的理论体系作为参考，在核算工作中，由于核算不够系统全面，核算误差，等导致结果存在偏差，也将无法真实的表现出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无法从根本上有效解决环境问题。

3 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构建的方法

（一）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积极探索绿色国民核算体系方法

在大力倡导和贯彻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作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基础，所以，必须加大力度做好可持续发展观的宣传和推广工作，使原有的过分注重经济指标，而对环境效益忽视的评价方法得到有效的改善和调整，积极推动全社会都能够积极参与到循环经济的队伍中来，除此之外，还必须不断建立并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积极开展和投入到环境污染、生态损耗和环境保护效益计量方法和技术的研究工作中来，实时统计和核算试点。在经济核算体系中，做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同时，将其列入到国家统计体系和干部考核体系中来。

（二）构建完善的评价标准

要实现发展绿色国民经济的最终目标，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统一，尽力完善系统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需要完善的环境统计标准加以规范，从而对环境问题达到有效的统计。第一，自然资源的统计，其主要涉及到土地、石油、煤等，生物资源：野生动物、森林等，和水资源等。第二，生态环境的统计，所包含的内容有：土地、森林以及水。这里要强调就是在对生态环境进行核算时，要同时将生态效益和环境损耗同时考虑在内，就拿森林生态环境来说，生态环境主要带来的效益就是对水土流失以及土地沙漠化的防治，主要造成的损耗就是由于肆意的砍伐以及破坏所致。第三，全面统计环境污染的状况，实现全方位的检测和防治，准确了解和把握对环境造成影响、损坏人们的健康状况以及影响各类生产活动的影响因素，有效控制环境污染防治的成本。

（三）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需要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

在绿色GDP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制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进行完善，从而为绿色GDP的核算打下良好的基础，制定绿色GDP核算制度的推行政策。对于绿色GDP核算的内容、形式以及所涉及到的范围明确到位，建立绿色GDP并将其应用到干部考核环境会计审核制度中来，使绿色GDP的核算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准确对“三废”再利用价值进行定位，由“三废”所产生的环境损失应该被排除在外。只有国家充分认识到“三废”再利用的重要价值，并将其落实到位，才能有助于绿色国民经济增长稳步增长。通过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增加调整项，将“三废”再利用价值列入到调整项的范围中来。

（四）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

在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对经济与环境核算体系中的相关理论和经验加以学习，实现核算体系能够紧跟国家通用体系的步调，使其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同时，还要建立并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一些相应的配套机制，比如，建立绿色国民经济宣传与教育机制，使更多的民众对绿色国民经济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了解；通过绿色国民经济来对我国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作出准确的评价，并以此来运用相应的指标来加以衡量；建立起环境损害补偿机制，使环境损害的承担着得到相应的补偿措施。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的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国民经核算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无法适应当今的时展背景，因此，必须大力倡导和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一步完善核算的方法和内容，重视环境资源的影响因素，促进和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协调统一。

参考文献

[1]耿建新，张宏亮.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及其评价[J].城市发展研究，2006，04：93-98.

篇（4）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现已全面实施国际上统一的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SNA体系，这意味着我国统计制度改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与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根本性的转变。与过去单纯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即MPS体系相比较，SNA体系最大的优点是扩大了核算范围，把由原来的物质生产部门扩大到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使我国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实现了与世界的全面接轨。但是由于SNA体系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理论依据与我国原有核算体系的理论依据相冲突。随着SNA体系在我国的全面实施，理论界对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依据到底是什么展开了讨论，这也促使我们必须对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基础进行重新思考和认识。

在当今的理论界存在着这样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SNA核算体系和劳动价值论是对立的，劳动价值论不能作为SNA体系的理论基础。SNA核算体系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拓展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没有充分理解理论体系，把看成是一种狭隘的理论体系，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同时也削弱了劳动价值论在现实社会生产中的作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新的社会发展现实面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基础上的。然而，SNA核算体系较比MPS核算体系，只是在生产性劳动的范围上做了拓宽，将第三产业、服务行业都纳入到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这里只是涉及生产性劳动范围大小的问题，并不能说明效用价值论或是要素价值论在起作用。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和资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创造价值不是一回事。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说明效用价值论或是要素价值论是正确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SNA体系可以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只不过要对传统劳动价值论进行深化和扩展。传统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服务行业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价值，它的收入来源于对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因此把服务行业排除在了价值创造源泉之外。

面对理论界的争议，其实我们只需要从新在认识一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不难发现真理在那里。MPS核算体系的终结虽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清楚的看到，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科学的揭示了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商品价值形成和增值关系，并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衡量经济活动成果的基本方法，它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基础理论地位是不可动摇的，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揭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其基本原理对于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经济运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劳动价值论科学的论证了商品价值的转移、增值和可核算性

马克思指出：“只要使用价值是有目的地用来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制造被用掉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成为制造新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部分劳动时间从被用掉的生产资料转移到新产品上去。”这清楚说明了劳动消耗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商品价值具有可转移性。明确各种商品价值的形成和转移关系，是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前提。

经济学对价值增值有两种定义，一种是广义增值，就是在生产资料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增加值相对于生产资料价值来说，就是产品价值减去生产资料价值的差额，具体表现为工资与利润之和。另一种是狭义增值又称价值增值，是在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具体表为利润。而SNA中的增加值指的是广义的价值增值结果。根据商品价值具有的可增值性，设立一定的价值指标来记录在核算范围内消耗的生产要素价值和增加值，并从全部产品价值中扣除那些在核算范围之外形成并作为投入在核算范围内被消耗的产品价值，得到的增值部分就是在核算范围内形成的新价值，能够反映核算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成果。

SNA核算体系中明确规定：“数量只有对单一的同质产品才可相加。不同产品的数量是不可公度的，也是不能相加的”。“价值用统一的货币单位表示，并且在不同产品中是可以公度和相加的”。这说明不同商品的数量不可公度，但是它们的价值可以公度。这与马克思对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数量特征分析结论完全吻合。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的可公度性是由劳动的可公度性决定的，而马克思又把劳动视为人的生命活动，“一个人在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不论劳动的形式是什么样的，都要消耗人的生命力，那么所用掉的时间总会大于零。这是人们为生产各种商品并由自身所付出的最一般的代价，而且要在交换中得到等价补偿，从而实现各自的利益。尽管不同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存在个性差异，但是他们所消耗的生命时间具有共性，可以统一用时间单位来度量。

2.劳动价值论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基本的方法和指标

在对商品价值结构的分析中，劳动价值论已经蕴涵了国民经济核算基本方法和指标：一般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资料价值、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构成，其中生产资料价值包括固定资产价值和原材料价值。根据这种价值结构，从全部商品（包括服务）价值中减去原材料等中间消耗价值，剩余部分就是国内生产总值；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剩余部分就是国内生产净值，即核算范围内全体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从价值结构看，SNA中的国内生产净值相当于MPS中的国民收入。只要把MPS中的国民收入核算范围从物质生产部门扩展到第三产业，它在数量上就等于SNA中的国内生产净值。同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国内生产净值或国民收入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经济活动成果，应当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的中心指标。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而劳动价值论又构成国民经济核算基础，所以社会劳动和价值总量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一致性的。但在现实中，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劳动质量是有差异的，不同国家的劳动质量也不一样。这种差异会直接影响价值总量。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方法默认劳动质量提高引起的价值总量增长，但是对不同年份劳动总量的统计一般不进行质量折算，所以价值总量增长率和劳动总量增长率往往不一致。只要全面分析劳动质量和数量变化对价值总量的贡献，就能看到它们的一致变化，即社会劳动总量和价值总量长期保持同步增长。

3.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揭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其基本原理对于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经济运行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正确处理了外延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关系

社会再生产的类型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主义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在建立社会主义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技术欠发达，在扩大再生产上往往采取外延扩大的形式，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这样的外延扩大再生产为我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却始终未能得到改善，片面的搞外延扩大再生产，忽视了内涵扩大再生产，没有及时的由外延向内涵上转变，使我国成为典型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国家。为了全面提高社会再生产的经济效益，我国很快从“粗放型”的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向“集约型”的内涵扩大再生产，使内涵型的扩大再生产占据主导地位。按照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要求，我们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2）正确处理好了社会两大平衡关系及调整了产业结构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原理，揭示了社会资本运行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处理好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比例平衡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具体运用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关系原理，实质上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农、轻、重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将农业和轻工业划分为第Ⅱ部类，将重工业划分为第Ⅰ部类，由于第Ⅰ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Ⅱ部类是生产消费资料的，因此，除了两大部类内部各自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满足本部类内部交换外，第Ⅰ部类社会生产者所需消费资料，第Ⅱ部类社会生产这所需生产资料，则需要通过两大部类之间的相互交还才能得到满足。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的平衡条件是：Ⅰ（V+M）=Ⅱ（C），也就是说，第Ⅰ部类所创造的新价值应等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两大部类所需达到的平衡条件是：Ⅰ（V+M）>Ⅱ（C），也就是说，第Ⅰ部类所生产的新价值必须大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为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才能顺利的向前发展。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做好规划，统筹资金的分配比例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理论上将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是按照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来划分和组织生产的。由于第一和第三产业其最终产品主要是提供消费资料，而工业主要是提供生产资料，因此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基本上反映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所以，要使经济运行平稳高效就应协调好三大部门产业结构。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着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做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农业种植结构；加快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产业结构要逐步走向高端化，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在深度结构上要使产业走向高加工化，不断提高高附加值加工工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在技术结构上要走向高新技术化，不断增强高新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样才能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3）合理说明了积累，消费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社会主义条件下扩大再生产同样需要“积累”。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的收入被称为国民收入，其最终用途可分为积累和消费两部分。积累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消费则是用于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二者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综合性比例关系。因此，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也是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积累的源泉来自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产品价值。消费是满足劳动者各种需求所必需的，只有劳动者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才能提高其生产的积极性，创造出更多的国民收入，从而达到积累和消费的总量均增加的目的。从实质上说，积累和消费又是即对立又统一的。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用于积累的部分过多，势必导致消费部分相应减少，二者此消彼长。但积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二者的根本目的又是一致的。积累率和消费率均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国民收入总量的大小。因此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更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合理地安排好二者的比例关系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李金华.核算理论发展与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形成[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3-23（3）

[2]朱启贵.科学发展观与国民经济核算创新[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1）

篇（5）

理论问题。绿色GDP通常是指在GDP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等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等)损失的代价后的余额。但这样做是否必要和可行，国内外在理论上还有较大争议：如何计算绿色GDP上，尚未取得一致；事实上，即使在是否应该计算的问题上，也没有取得一致。

如何采集数据。我们现有的统计体系、制度方法和调查渠道对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还很不健全。资源环境的核算资料，主要靠政府主管部门广泛设立检测站点，形成网络，直接进行测量，取得原始数据。有些资料是难以全面采集的，有些数据采集起来成本非常高昂。

如何确定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价格。要对资源和环境的损失计算出价值量，光有实物量还不行，关键需要确定一个价格。但资源和环境大多无法从市场价格中寻找参照，要确定其价格就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比如，珍稀动物灭绝了，它的损失怎么定价?确定资源和环境的价格，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障碍。

篇（6）

森林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紧密关系。通过开采利用森林资源,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森林资源的过渡使用导致了资源的耗竭,并附带着产生了一系列的资源、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

黑龙江省伊春是一座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的林区城市。小兴安岭纵贯全境,行政区划面积 3.3 万平方公里。因其丰富的森林资源而闻名遐迩,素有“红松故乡”的称号。

伊春市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绿色宝库,各种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尤其以森林资源最为突出。伊春市 2007 至 2011 年统计年鉴统计数据表明,截止 2011 年底,伊春市森林资源总面积 3920620.8 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 84.2%,活立木总蓄积量 2.7 亿立方米。伊春市境内的红松原始林,其面积和保存完整性均为亚洲第一。森林类型是以红松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同时,其境内还拥有兴安落叶松、水曲柳等各种珍稀名贵的针阔叶树种达 110 余种。

伊春市作因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了一系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等众多问题。不得已实行封山育林政策,但是森林资源对于伊春市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何正确认识森林资源的价值,以及如何正确的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及时调整发展重点,依靠木材深加工业、森林生态旅游,积极探索森林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新局面,对于伊春市的发展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1.1.1 传统 GDP 的弊端

随着资源、环境、社会等一系列问题的显现,人们开始逐步意识到,传统的GDP 核算体系是以耗竭有限资源的方式来加快经济的增长,传统 GDP 的核算体系单一的以通过市场交易和价格衡量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总值为依据。因此,传统 GDP 核算体系忽视了维持经济的持续生产能力,最终而将导致自然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以及其他社会问题。

在传统 GDP 核算体系中,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因素均被排除在外,不予核算。与客观规律更加违背之处即为:在该核算体系中,因经济发展而造成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的成本、费用。这部分不仅仅不会减少传统 GDP的总量,反而凭借其实际发生的经济效益而被加入 GDP 总量之中,不减反增,与实际、客观规律严重不符。

在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林业生产总值统计仅仅统计采伐森林和营林等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收益,基本忽略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耗的森林资源自身价值、森林资源浪费的成本、森林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损失。

通过上述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反映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与经济发展理念、经济发展规律不相符的缺点和不足。如果继续沿用,不仅会造成经济指标的混乱,甚至会造成一系列资源、环境和社会问题。因此,在当今时代,传统 GDP 核算体系不能全面、科学的反映经济发展指标,应该得到创新和改进。

1.2 绿色 GDP 森林资源核算研究的文献综述

结合传统 GDP 核算的缺陷和开展森林资源绿色 GDP 的必要性两方面内容,联合国、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挪威、日本、墨西哥等在内的众多国家,已开展了以资源核算理论、方法、模式的创新研究。

1.2.1 绿色 GDP 森林资源核算国外研究状况

根据 1992 年颁布的《21 世纪议程》:“提倡研究将森林所具的社会、经济和生态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各种方法,建议创新、采用和加强核算森林经济和非经济价值的具体方案。”在接下来的时期内,众多国家和国际机构针对森林资源的绿色 GDP 核算进行了理论研究,同时在理论结合实践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第2章 森林资源核算相关理论研究

2.1 资源核算理论基础

2.1.1 资源价值-价格理论

资源的价值-价格关系问题的本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如何从资源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另一个是从生产价格如何推导到市场的实际价格问题。

面对资源价值-价格这一系列理论,应该以亚当斯密的二元劳动价值论为开端,经过大卫李嘉图的一元劳动价值论,直至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源价值-价格理论体系才日渐完善。而其中以马克思所创造的价值价格理论最为着名。

在马克思的价值-价格理论中,生产的价值和价格理论在数量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统一性。即:价值总额与生产价格总额相等;剩余价值总额、利润总额以及平均利润总额三者之间同样具有恒等的关系。

“商品价格本质上就是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的价值货币形式表现”。通过分别对“商品生产价值”和“商品产品价格”概念的界定完成,这样就可以将前后两个因素紧密而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因此,在某种理论意义上可以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源价值与价格理论中,前者是基础和前提,而后者则为延伸和扩展。

2.2 资源核算基本方法

2.2.1 传统 GDP 核算基本方法

从价值形态看,GDP 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驻单位的增加值之和。

从收入形态看,GDP 是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所有常驻单位创造并分配给常驻单位和非常驻单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

从产品形态看,GDP 是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减去进口货物和服务。

在实际核算中,GDP 的三种表现形态表现为三种计算方式,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 GDP 及其构成。

(1)生产法

生产法是从生产过程中生产的货物和服务总产品价值入手,剔除成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的价值,得到增加价值的一种方法。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第 3 章 借鉴国外先进核算经验及

启示..................19 3.1 国外主要国家实践成果对比分析......................... 19

3.2 对伊春市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启示.................... .... 20

3.2.1 分阶段、分区域地进行绿色核算试点............................ 20

3.2.2 应该构建伊春市森林资源价值核算体系...................... 20

3.2.3 将伊春市森林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21

第 4 章 森林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模式设计.................23

4.1 基本思路.................... 23

4.2 模式设计依据及可行性分析..................... 24

4.2.1 设计依据........................... 24

4.2.2 模式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24

4.2.3 可行性分析.............................. 25

4.3 森林资源核算数据来源、处理和转化..................... 28

第 5 章 伊春市森林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实践研究............37

5.1 伊春市森林资源概况....................... 37

5.1.1 伊春市基本情况........................ 37

5.1.2 伊春市森林资源情况................................ 38

5.2 伊春市森林资源的经济价值核算........................ 38

5.2.1 伊春市森林资源实物量统计........................... 38

5.2.2 伊春市林木价格的确定........................... 39

5.2.3 伊春市森林资源价值量核算..................... 41

5.3 伊春市森林资源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核算............... 43

5.3.1 伊春市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核算...................... 43

5.3.2 伊春市森林资源的社会价值核算................ 50

5.4 伊春市绿色 GDP 森林资源价值核算......................... 51

5.4.1 伊春市绿色 GDP 森林资源价值核算................... 51

5.4.2 伊春市绿色 GDP 森林资源价值核算结果分析............ 52

第 5 章 伊春市森林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实践研究

前四章对森林资源、森林资源核算体系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与方法研究,进而本章将对黑龙江省伊春市 2007-2011 年森林资源核算做实例研究

5.1 伊春市森林资源概况

5.1.1 伊春市基本情况

伊春市境内为低山丘陵区,小兴安岭主脉由此向东南延伸。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降水量 630 毫米,年均气温 1.0℃。1948 年开发建设,1958 年建市,现为行政企合一管理体制,辖伊春、南岔、翠峦、友好、新青、西林、美溪、金山屯、五营、汤旺河、乌伊岭、红星、乌马河、上甘岭、带岭 15 个市辖区、嘉荫县及 16 个林业局,代管县级铁力市。是中国重点林区之一,有祖国林都和红松故乡之称。如图 5-1 所示。

5.1.2 伊春市森林资源情况

伊春市 2007 至 2011 年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2011 年底,(1)森林资源面积总面积 3920620.8 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为 3299831.7 公顷,占总面积的 84.16%,无立木林地面积为 76249.6 公顷,占 1.94%,其它面积为 544539.5公顷,占 13.89%。(2)全市活立木总蓄积量为 275532946(立方米),在活立木总蓄积量中,活立木为 242349369(立方米),成熟林、过熟林、人工林分别为 13287853(立方米)、1299296(立方米)和 33183577(立方米)。而因林业经营活动所减少的活立木蓄积量为 973025(立方米)。(3)实现木材产量358983(立方米),在木材产量中原木产量 343036(立方米),薪材产量 15947(立方米)。在原木产量中,直接用原木产量 164373(立方米),其他原木 178663(立方米),分占 47.91%和 52.09%。(4)全市林业产业总产值 1751683 万元,其中营林生产 38171 万元,木材采运 36805 万元,林产工业 289703 万元,多种经营 899207 万元,旅游业 154173 万元,其他产业 333624 万元。

5.2 伊春市森林资源的经济价值核算

5.2.1 伊春市森林资源实物量统计

伊春市 2007-2011 年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伊春市森林资源的实物统计量如表5-1 和表 5-2 所示。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针对资源价值核算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问题,已经成为了当今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因此,对于伊春市森林资源价值核算并纳入国民经济研究是具有十分巨大的研究意义的。通过本文的研究,完成了对伊春市森林资源价值核算的初步探讨,针对森林资源核算问题,主要做了一下几方面工作:

(1)森林资源核算的理论研究方面。针对森林资源价值核算的问题,离不开对于森林资源价值理论的界定和完善,论文指出,在森林资源的价值理论方面,伊春市森林资源经济价值核算部分,应遵循的价值理论应该结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以及效用价值理论进行;而在森林资源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部分,应该遵循消费价值论作为核算的基本方法。进而通过将森林资源自身的价值和开发利用过程中的损失值调整,以完成了伊春市森林资源核算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最终目标。

(2)资源价值核算方面。本文认为,自然资源自身较为宽泛,因此对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存在较大的困难。应该结合不同地区、不同重点资源种类,分区域、分重点的完成某一地区的重点资源价值核算,进而在核算的基础上,纳入当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而得出当地的绿色 GDP 数据。

(3)核算实例方面。通过本文的研究,完成了对伊春市森林资源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核算,并纳入了伊春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之中。但是在核算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于森林资源市场价格确定方面,数据较少,同时对于森林资源的社会价值支撑数据略单薄。因此,在未来也是研究的重点突破点。论文的最后对伊春市森林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进行了研究,经过调整,发现伊春市的传统 GDP 核算方式确实没能全面、真实的反映伊春市的经济发展状况。需要结合伊春市绿色 GDP 的数据,对当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篇（7）

一、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认识的传统观点

无论在统计学界,还是在经济学界,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认识,基本有下述两种传统观点:

1.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这种认识是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于经济研究,特别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作用而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乃至整个统计,除本身自成体系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外,对于经济研究,其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在实证、规范两个层面都需要有先验和后验的经验性方法论支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作为官方统计体系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了会计账户的形式,将国民经济运行及其结果,予以量化统计。国民经济指标在各层次间、各部门间的数量关系,本身就透视了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研究这些经济现象的方法就蕴含在其中。具体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簿记原理与宏观经济理论和模型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瑞典皇家科学院教授爱立克。伦德伯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评价是:“……在它们产生据以作出国民预算的预测系统性文件的同时,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分析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至于在学科方面,中国的统计学家们认为:“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等同于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并早就将其视为“统计方法论”。

2.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宏大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对外在世界的认识,不能仅依赖于感觉和感性,特别是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世界,需要有数据来理性地说明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看成是一个关于数据与信息交流的平台,那么,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输出端口上,提供的正是这些人士渴望的数据。在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初,“国民经济核算之父”R.Stone 的意图也是利用核算条例去发展一个以“交易矩阵”形式表现的国民经济核算主张,这个“交易矩阵”形式提供了或多或少发生在经济活动中的全部交易总量。通过这个体系,可以创造一种系统的数据库,并可用于许多不同的经济分析,人们可以根据各自所需和偏好,利用这一资料库,却并不损害它。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的那样,“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各国之间的国际比较”。

尽管有上述两种认识,但是我们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是一种制度,确切的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方法论制度。

二、为什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

既然制度是一种规范或准则,进而它必然要约束相应的行为,这就是诺斯所言的“游戏规则”的意义。游戏规则,提供了游戏实施的一整套标准及其评价、判断依据。依据这一整套规则,人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及做的结果是好还是不好。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这些游戏规则可以是不同层次的,但一般而言,人们经常理解到的游戏规则是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规则等制度。

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原因也源于此。在统计核算领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标准体系”的作用无可厚非且有目共睹。这种“标准”用经济学的术语翻译过来就是“规则”,就是“规范”。一套“标准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统计核算领域方面的“制度规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这种特点,可从下面这段话中窥见一斑: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在其1993 年7 月12 日的决议(1993/5)中,建议成员国考虑将1993 年SNA 作为编制本国国民经济核算统计的国际标准加以运用,以促进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经济统计与相关统计的一体化,而且还将其作为(可比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国际报告的国际标准加以运用。该理事会还建议,当国际组织重新审核经济统计的某些特殊领域的标准,并力求与1993 年SNA 达成一致,就应考虑1993 年SNA 及其概念。尽管上述文字是以建议方式提出的。然而,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实践,都说明了,1993 年SNA 就是有关这方面的一个标准、规范。即便是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也在以1993 年SNA 为标准,进行核算体系和核算工作的改革,而这实质就是核算制度的变迁。自1992 年中国颁布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以来,2003 年中国全面实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

进一步而言,作为制度,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即通过影响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是通过影响信息及信息资源的可获得性而成立的。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曾指出,所谓的制度“影响人类选择是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的”。

毫无疑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人们获取信息及信息资源的影响是巨大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关于宏观经济数据信息产生、描述及分析决策的规范,它要对数据的生成、方法、及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安排做出约束,进而,它也就通过这种影响力规范了与此相关的人们的行为或关系。但通常情况下,我们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可侧重于从统计方法的“标准”规范角度去考虑,这种制度规范了人们对宏观世界了解的基本方法和途径,使我们对大千世界的理解更接近现实。这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他的同伴威廉。诺德

豪斯(William D?Nordhaus)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GNP 总量指标的称赞:“尽管GNP 并没有得到专利权,也没有在科技博物馆中展览,但它的确是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离开了像GNP 这样的经济总量指标,宏观经济学就会在杂乱无章的数据海洋中漂泊”。

具体来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以作为制度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套规范和标准,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关于统计核算与统计工作的一套规范和标准,它详细规范了宏观数据生成的方法及途径。

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通过对信息处理的影响,进而影响人们的选择及行为,这内在地反映了制度经济学中制度与人们行为的逻辑。

三是作为统计工作制度的一部分,国民经济核算同时又是一种工作制度。一个国家的大部分统计工作内容,要么包括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要么与之相联系。总之,在实际的工作中,它就是以一个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而存在。

四是体系本身就是制度的代名词。就“体系”二字而言,体系也是一种系统或机制。在此,它指我们前面所述的统计方法库和统计信息库这样的系统或机制。并且,作为一种很具体的体系或系统,它就属于制度经济学中所言的组织,而组织本身就与制度有关。

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但很显然,它与经济学所述的制度是有所区别的,那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我们先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与经济学制度的差别开始分析。与经济学所述的制度相比,定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制度,明显有下述几个特点:

1.作为制度,它的内涵和外延比经济学所述制度要小。经济学制度不管外延如何,其内核在于规范制约人们的行为,这是它的内涵。以诺斯观点为典型,他将制度理解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制度,它所规范的是宏观经济数据、信息的产生及相应的方法,它规范的是方法论本身,而这种方法论是人们用以了解经济世界的最基本的工具。至于由方法的规范,演绎到相应领域人们的关系,这可能并不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制度主要考虑的方面。因此,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内涵和外延要比经济学制度小。

2.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确立了核算规则和分析框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确立了一系列人们认识宏观世界的统计核算规则,规范了宏观经济核算的基本方法论,建立了宏观经济研究和决策的基本分析框架。如果说,经济学科甚至包括社会学科是人类对外在人文世界的探索,那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这些学科提供的是制度性的帮助。更明确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的制度性帮助,是对基础方法论的规范。关于这一点,前文已经详细论述了。

3.人们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两个方面的不同理解。

一是学术性的,二是工作性的。作为学术性的理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和资料信息库,“库”内的东西是相互成体系的;作为工作性的理解,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是一种工作体制或制度。所以,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性的理解,也就有两个不同层面的理解:第一,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侧重于学术性的理解,是方法论制度,在这个制度内,它规范了相应的核算方法和数据生成;第二,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侧重于工作性的理解,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是一种政府统计制度,它规范相应的统计工作划分和职能部署以及相关的人员安排。

从表面上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两个层次,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但仔细分析,情况并不是这样。没有作为学术性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就不可能有作为工作性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因为众所周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一个工作手册,在这个文本指导下,各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要受到相应的规范和制约,以及做出相应的政府部门的安排。因此,确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学术性是第一层次的,工作性是第二层次的。

4.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组织”形式。

如果将体系或机制视为制度的一种有机形式,那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方法的这个“体系”和作为工作的这种“制度”,其实讲的就是“组织”形式。即便某些学者并不将组织认为是制度,但组织与他们眼中的制度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根据他们的研究,这些组织是制度变迁的主体。

5.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也是一种协调制度。

这种协调,体现在对经济统计体系内部的一致性规范上:第一,它需要在不同统计体系之间进行协调,以保证SNA 与更专业的统计在所使用的定义和分类等概念框架上保持一致,如SNA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收支统计(BOP)、政府财政统计(GFS)等的相互协调;第二,它是保证从不同资料来源采集的数据在数值上协调一致的核算框架,如对产业调查、住户调查、商业统计、增值税退税和其他行政资料的统一规范。考虑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特点,我们就可得到对这种制度的总体性认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方法论制度,它旨在规范宏观数据的生成及相应方法,同时,提供宏观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论。

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特性的启示

有了上述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界定,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推动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改革,以及促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自身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长远来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核算工作的广泛展开,必将对经济学科带来巨大的“震撼”,其意义深远。

简单说来,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判断,我们可以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纳入制度分析的层面。由此而展开的研究,会给我们带来非同寻常的启示。以下我们仅列出几个较重要的方面:

1.超越传统的市场或政府思想的认识。

制度分析的发展,改变了传统认识中市场或政府的两极思想。长期以来,经济学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认识,受两种思想或思潮影响:不是自由经营的市场思想,就是集权干预的政府思想。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制度性的分析,我们将会发现,认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在的性质时,必须要超越单纯的市场或单纯的政府这样一种两极化的简单观念。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这两种思想的结合产物。展开来看,经济应该是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所提倡的“混合经济”,而不是任何单一的一方。

2.重新审视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论。

作为制度考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促使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就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原因在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提供方法方面激励结构的安排。这如同其它所有的制度一样,一个好的制度提供富有效率的激励结构安排。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激励结构的安排,在于激励人们对宏观经济认识的方法优化,从而体现出制度经济学家们一般情况下认同的效率安排。方法的优化结果,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哪一种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能够超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为许多量化的分析方法无论是在方法理论的演绎,还是在方法的实证方面,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么是将其作为方法论基础,要么是将其作为数据基础。

3.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明确。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因而,它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但是, 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原因,不单纯是制度的因素,还包括信息性质决定的因素。引入公共产品性质,可以使得我们的分析不再停留于制度面的抽象阐述上了,公共选择、集体行动与国民经济核算(包括统计制度)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分析,才会有可能进一步展开。而这需要结合下面所提出的制度变迁框架去解释。

4.用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国民经济核算工具理性的演进。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本身应是一项制度变迁,因此,我们可以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它。但鉴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同时具有市场与政府两种思想动力,所以,我们在考虑其变迁时,不能照搬经济学的一般模式,应该区分开来对待。并且,从改革的开始时期来看,国民经济核算变迁会表现出与公共选择无关的特征,但更长期来看,其变迁会是集体行为选择的结果。这就正如丹尼尔。W.布罗姆利(Daniel W.Bromley)所言:“任何一个经济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个人行为形成一个激励集??通过这些激励,每个人都将受到鼓舞而去从事那些对他们是有益处的经济活动”。人们最终会发觉,统计非常有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能够帮助他们处理许多他们原先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到这一刻,国民经济核算就不再是政府官方统计的一项工作了,它会融入市场的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1.Graham Pyatt & Jeffery I.Round, Social Accounting Matrices: A Basis for Planning, The World Bank.1990. 2.UN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SD,Meeting of the Expert Group to Review the Draft Manual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Final Report Expert Group to Review the Manual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10-12 July 2000. 3.“Fifty Years of ISIC:Historical Origi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by Jacob Ryten, Fourth Meeting of Expert Group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lassifications,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Statistics Division,New York,2-4 NOV.1998. 4.Chazelas,M. Compilation of French Financial Accounts,Prepared for OECD Workshop on Chinese Flow of Funds Statistics,Bejing. 1997. 5.United Kingdom, National Accounts Concepts, Sources and Methods,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f the UK1998.9. 6.Erik Thorbecke, The Use of Social Accounting Matrices in Modeling 7.John E. Wagner,Developing a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to Examine Tourism in the áreade Prote??o Ambiental de Guaraque?aba, Brazil.联合国等,1995:《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

9.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1996:《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商务印书馆。

10.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6:《经济学》(第14 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1.诺斯,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

12.保罗。萨缪尔森,2000:《中间道路经济学》,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13.丹尼尔。?W.布罗姆利,1996:《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

14.佟哲晖,邱 东,1992:《国民经济统计学》,中国统计出版社。

15.邱 东,蒋 萍,杨仲山,2002:《国民经济核算》,经济科学出版社。

16.杨仲山,2002:《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论纲》,中国统计出版社。

篇（8）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绿色GDP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被人类的接受,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以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出发点,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绿色国民经济经济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分析方法体系就成为研究热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即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将经济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描述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和评价提供依据。为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而确定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称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有关文献使用的概念是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缩写为SEEA)。

如同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SNA)的核心指标,绿色GDP则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绿色GDP是在对现行SNA中GDP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前学术界对绿色GDP尚无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各种定义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即它们都是在考虑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的基础上对GDP进行修正来定义绿色GDP。目前,国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绿色GDP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后得到的一个总量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以后的经济活动之最终成果。绿色GDP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保护和谐度越高,反之亦然。

在人们对绿色GDP的种种争议中,有四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即绿色GDP万能论、绿色GDP迫切论、绿色GDP简单易行论和绿色GDP无用论。绿色GDP万能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是完美的、是万能的,他们把目前经济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欠缺,认为只要进行了绿色GDP核算,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就可以转变目前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绿色GDP迫切论的持有者主张应尽快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并以其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在短期内迅速以此来衡量经济运行情况和政府的能力。绿色GDP简单易行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这个指标能否计算只是资金投入的问题,只要政府肯投钱、研究人员肯出力,环境成本和资源损耗就能得到合理的量化。与绿色GDP万能论相反,绿色GDP无用论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必要核算,根本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统计指标,对绿色GDP持有抵制的态度。

笔者认为,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一种兼顾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指标。其反映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是效率与速度的协调发展。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对绿色GDP进行了近40年的不懈探索,我国对绿色GDP的关注与研究也有20多年的历史,这本身就说明绿色GDP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必要性。此外,不少人把绿色GDP核算等同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认为只要有了绿色GDP就可以反映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就像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产物一样,绿色GDP来自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核算离不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因此,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绿色GDP,即不能人为地夸大其作用,盲目崇拜,也不能消极地认为其无用甚至抵制,既不能轻言简单,也不能急于求成,应当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相当艰巨而又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其理论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状况

(一)国外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学者一直为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着艰辛的探索。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1972年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将家务劳动价值、地下经济创造价值、闲暇以及环境成本考虑到GDP核算中。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1989年卢佩托等(Rober Repetoo)提出国内生产净值(Net Domestic Product,简称NDP),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 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并于1994年进行修改,该指标考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同年,世界银行提出了“真实储蓄率”(Genuine Saving)指标,真实储蓄率是从国内总储蓄中扣除人造资本、自然资源和环境折旧,它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评判依据。

近年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在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西蒙等人(Simon,2000)的《绿色国民核算》就综合反映了绿色核算的最新成果。他从国民账户的历史出发,提出了绿色国民核算的方法、模型、构造与应用等。哈特维克(Hartwick,2000)的《国民经济核算与资本》分析了纳入环境资本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账户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和经济方法的改进。巴特尔穆茨等人(Bartelmus,1998)的《环境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国际收入与财富在资源环境方面的应用,提出了关于资源环境核算的框架、理论与方法。马肯亚等人(Markandya,1999)在《欧洲绿色国民核算――四国案例研究》中,根据荷兰、英国、德国、意大利四国绿色核算实践,对自然资源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进行了研究。在上述理论推动和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及多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逐步形成若干重要的核算体系,包括:联合国等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缩写为SEEA)、美国亨利・佩斯金(Henry Peskin)教授的应用于菲律宾的《环境与自然核算项目》(缩写为ENRAP)、欧盟统计局的《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缩写为SERIEE )、荷兰统计局的《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体系》(缩写为NAMEA )。相比之下,当前比较权威的是SEEA核算体系。SEEA体系是惟一获得国际权威性机构认可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统计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其卫星账户与总量指标相协调,该体系的编制方法已被20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目前SEEA已经有了1993- SEEA , 2000-SEEA和2003-SEEA共3个出版物,它们分别标志着SEEA发展的不同阶段。1993- SEEA提供的是理论框架,2000-SEEA提供的是操作指南,2003-SEEA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SEEA已从理论走向实践。但就目前来看,SEEA仍然处于研究过程中,其中一些内容至今还存在争论,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随着对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核算方法研究的不断完善,一些国家在资源与环境核算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挪威、芬兰、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前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菲律宾、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印尼海地、萨尔瓦多、泰国、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政府或研究机构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或环境核算理论、方法的研究与实施方案的探索和试验,目前探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国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二)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我国关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研究起步略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中国的环境资源核算研究大多分为环境污染损失核算研究和资源核算研究两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最早也比较全面的研究是过孝民、张慧勤于1984年开始主持的《公元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该项研究在计量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表述方面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被冠以“过――张模型”,该模型重在对污染损失的计量。1988年由李金昌主持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侧重探索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由金鉴明主持的“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在生态损失的计量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使得人们对中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有了一个大致的量化概念。

从国内的各学术研究机构来看,1988年受国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首次尝试进行了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1996-1999年,北京大学研究小组应用投入产出技术,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即对资源、环境、经济的综合核算,重点对核算模式、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2000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设计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核算体系,并以北京市为对象,系统地进行了1997年的环境质量和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绿色GDP测算,得出在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带来的损失后,北京市的绿色GDP为当年核算GDP的74.9% 。

在政府层面上,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部门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做了大量的研究实践工作。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CDP核算)研究》项目,开展环境污染核算研究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并于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是依据《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而建立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对资源的核算,同时兼顾了环保支出与环境成本,主要对资源耗减价值核算、环境退化价值核算和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支出核算进行研究。《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以及环境保护成本的核算。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是一份可以为全国及局部地区进行环境核算提供具体指导的框架性指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上述两个核算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完整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分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和环境退化成本核算两部分,其中环境退化成本包括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具体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五大类;环境污染损失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污染等三大类。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手首次正式了《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该报告是第一份基于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环境污染核算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最新、最权威的研究结果,标志着中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过,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是计算了部分环境污染损失,一个完整的绿色GDP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工作。

考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较为完善,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有待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配套机制的完善上加强研究和规范。二是国外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成果尽管丰富,但相当多的指标体系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在具体的实施上需要有所发展。三是从指标构建来看,各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容虽不相同,但指标构建方向都是社会、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体系。四是核算方法总体上讲侧重于实物核算,价值核算由于涉及内容的复杂性,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核算方法的多种多样,导致了计算结果难以统一,相互间的可比性差。五是从目前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和效果看,虽然在具体核算项目选择、定价方法和评价有效性方面各有千秋,但普遍存在具体核算过程的实现和核算精度受数据资料基础约束的问题,而且往往编算范围越宽泛,这种影响越突出。总体来看,由于绿色GDP在数据获取和核算方法上存在很多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套国际公认的绿色GDP核算制度,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数据。目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仍然是一个充满探索、实验的研究领域。

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问题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目前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基本上处于对国际成果的跟踪状态,还不能全面、系统地把握整个SEEA(2003)所提供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初步构筑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与基础,但它们对实际数据测算工作的理论支持和指导程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很多技术挑战

一是资源环境的产权划分难以实现。除了已探明、确定归属的自然资源,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产权归属确定十分困难。二是资源环境的定价较为困难。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关键点就是资源和环境的价值计量,资源和环境大多数无法从市场价格中寻找参照,而目前所提出的各种估算方法还难以形成统一的、举世公认的标准。三是资源环境损失与经济发展缺乏同步性。通常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直接环境损失人们往往能够计算,但却很难预料到间接的后果和长期的损失。四是按地域扣减资源环境损失很难实现。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开放性”,当环境损耗跨地区时,无法确定该损耗的具体归属。

(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基础薄弱

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还不健全,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的核算资料主要靠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广泛设立网络式检测站点直接进行测量来取得原始数据,这就使得有些资料难以全面采集,有些数据的采集成本非常昂贵,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存在很大的缺陷。

(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

一是环境法规、统计法规的不完善,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有关的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出台,导致统计的不完整和不精确。二是评价标准的不完善,资源环境核算本身就极具复杂性,而我国还没有建立针对资源环境核算的工作规程、制定评价和评审的标准。

四、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完善和发展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和实践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合作与努力。

(一)加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完善资源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加强对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地上资源耗减的估价方法研究,实现宏观耗减核算与微观企业耗减核算工作一体化。目前对环境损失的估价方法都具有很强的个案性和特殊性,应进一步探讨模型化、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加强对生态成本计量和评估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能够应用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领域中。

(二)建立绿色会计制度,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微观基础

会计核算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微观基础,借鉴国外经验,加速我国绿色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系统完整并符合国情的企业绿色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立完整的绿色会计信息系统和企业绿色报告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与制定具有操作性的绿色会计准则。

(三)建立环境资源核算指标体系和数据采集系统

从反映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角度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统一统计调查方法,完善统计报表制度,对核算口径、核算方法、数据质量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标准,相关部门建立必要的数据信息交换机制,为后续研究和核算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和数据保证。

(四)加强合作与交流

搭建相关部门统一的工作平台,下设若干核算专题小组,在统一协调部署下,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和目标,负责组织试点和实施工作。继续加强国际合作,从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统计能力等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采用适合我国实际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

综上所述,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任重道远,应坚持科学性、理论性、前瞻性和适用性原则,以联合国SEEA2003为指南,加快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课题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第一版本)[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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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潘岳,等.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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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及其思考[J].统计研究,2005(9).

[6] 耿建新,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及其评价[J].城市发展研究,2006(4).

篇（9）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和方法学为基础，借鉴经济学特别是其分支学科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科学、系统、全面反映资源环境与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来实现对真实经济成就的客观评价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根基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经济活动的增长及其结果是经济学的经典命题，国民经济核算在创立之初就以正确反映经济增长的过程和结果为目的，由此形成了相互联系的存量核算和流量核算。经济学理论在不断发展，核算理论和方法也在不断进步，但显然，以经济学理论为根基的核算理论的发展必然要滞后于前者。尤其是在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得到普遍肯定和应用之后，在新的经济思想尚未得到验证和公认时，一般不会轻易对制度进行迅速的调整。这样，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相对成熟之后，其演进的速度反而慢了下来，并且，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改进，特别是较重大的改进也会采取试验性的、局部的方式，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就是这样的一种演进。因此，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实际上都是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为理论背景，但对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接受和采纳程度不一样，导致二者理论基础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更多地吸纳了经济学理论的较新进展，体现了相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算理论基础创新。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流量核算上的创新

经济流量反映一定时期内所有经济活动的变化的价值数量。从诞生之初，国民经济核算就对流量分析非常重视，并逐渐形成了以GDP为中心的流量核算。正确反映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过程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永恒的主题。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增长也都是发展的第一要务，这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积累，并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暂时现象，二战之后，经济学家构建了包括资本、劳动和技术三个要素的国民生产函数，并有效地证明了增长过程并非必然是不稳定的，技术会提升生产函数的水平，从而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规模效益递减的情况下实现持续的增长，导致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技术创新的备受关注；对技术的探索进一步推动了对承载着较好的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本的关注，使教育和技能培训成为新的核心增长要素。60年代之后，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兴起，自然资源耗减与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提醒经济增长面临资源环境的硬约束，自然资本或环境资本从此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增长理论的演进过程中，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并确实促成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创新。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存量核算上的创新

篇（10）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应用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崛起

自20世纪国民经济核算这一方法问世以来，他就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通过国民经济核算，可以提供系统并且详细的数据，从而满足以下方面的广泛需要：第一，他可以提供主要经济流量指标，监测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诸如生产、分配、消费、投资、进出口、金融活动等等；第二，他可以显现经济学所定义的经济过程中的因果机制，支持运用计量经济方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第三，在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上支持中长期计划的制定和计划目标的论证，为经济决策提供基础和依据；第四，在核算的国际化前提下，为进行国际比较提供支持，服务于国际事务的管理和分析。

这些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运行，一直围绕GDP（国内生产总值）展开，通过衡量GDP这一指标，来判断国家总体的经济运行情况。可以说，没有国民经济核算，就不可能有宏观经济管理，没有国民经济核算，经济分析就不能建立在坚实的计量基础上。

然而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为从当下来看他有着重要的缺陷，那就是许多进入不了市场的自然资源或者自然环境不能被SNA体系吸纳，也就是说通过SNA体系计算得出的GDP值只能看出经济总产出量或经济总收入量的变化，而看不到其背后付出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所产生的代价。于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这一概念，就应运而出。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

那么什么是绿色国民经济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通常所说的绿色GDP核算，包括资源核算和环境核算，旨在以原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基础，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其中，通过核算描述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提供系统的核算数据，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和评价提供依据。

1、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DP 连年增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性的加强，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高增长的背后是不断透支资源环境以及公共健康基础上的，现行的SNA 计算体系是以市场行为来计算GDP，他反映了市场的供求关系，他传递的是以货币为关系的市场信号，这也是现行GDP权威的原因，但是，许多环境要素与资源要素是进入不了市场的，这些成本在SNA体系中是无法计算出来的，例如，我们砍伐了一片森林，利用森林加工成纸张和筷子，这些是可以统计在GDP中的，然而这片森林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释放的氧气，森林的消失造成的水土流失，微生物的灭绝，这些损失是没有市场价格也没有一丝市场符号，他们进入不了市场，没有市场行为，所以他们不能统计在GDP中，因此，通过现行的GDP计算体系的自然资源实物量的附属表不能很好的为这些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以及恢复这些环境所需要的投资进行精确的决策，以2006年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为例，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 ，然而在我国“十五期间”环境污染投资仅占GDP的1.18%，数据偏差明显。通过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可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与评价提供依据。

2、绿色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1992年，联合国与国际统计机构提出了绿色GDP这一概念，1993年，由联合国统计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负责，提出了SEEA核算体系（又称卫星账户），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SEEA-2003这一体系，该体系是在SEEA-1993基础修订完成的，采用的主要核算方法是实物量核算以及价值量核算。所谓实物量核算，是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基础上，运用实物单位（物理量单位）建立不同层次的实物量账户，描述与经济活动对应的各类污染物的产生量、去除量（处理量）、排放量等。而价值量核算，是在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估算各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货币价值损失。SEEA-2003体系主要阐述了如何将环境资源保护与消耗等问题运用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它构建了绿色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准则，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宏观调控起到了重要作用。

3、绿色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首先，现在运行的SEEA-2003体系十分庞大复杂，它涉及到自然资源、环境、生态等等方面，自然资源又包括许多，譬如水资源，生物资源，土地森林，空气等等资源，可以说现行的体系只能很粗略的把这些计算在其中。

其次，数据的收集也是一个难题，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对这些资源的数据进行精确的计算，比如说环境造成的污染，它往往是许多年后才会对公共的利益进行破坏，那么这破坏部分产生的成本是计算在哪一年，从现行的体系中我们是无法进行统计的。

第三，目前这一体系还没有在世界上得到通用，在国际国民经济核算的比较中，有一国进行的是传统SNA 体系，另一国进行的是SEEA体系，这样两个国家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现行的SNA体系仍然是大多国家的首选。

第四，SEEA这一体系操作难度大，计算复杂，推广困难，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困难，更重要的一点是现行的GDP只是单纯的看经济的运行情况而不看是否可持续增长，一旦实施绿色GDP，扣除环境与资源这一成本，很有可能令现有的GDP数据大大下降，这会让人不能接受。

三、结语

当前，世界各国对发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都处于探索中，敢于直面挑战，从GDP到绿色GDP，这是一个困难与希望并存的事业，发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