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现代化进程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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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性与现代化

什么是现代性?中外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观点各异，可谓见仁见智。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颇具影响，他运用多维视角对现代性进行重新审视，在不同的理论著作中对现代性作了多方面的界定，“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disemt~ding)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

现代性包含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两方面，是用来说明现代社会的社会与文化特征的术语。历史上不少学者在探讨现代性问题时，首先把现代性作为一种理性的文化精神，如康德关于“启蒙”的理解、胡塞尔的“纯粹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时代意识”、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等等。

从现代性的精神维度来看，现代性包含我们经常所说的理性、启蒙、科学、契约、信任、主体性、个性、自由、自我意识、社会参与意识、批判精神等。现代性作为“脱域”之后的理性化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不仅要作为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渗透到个体和群体的行为和活动之中，而且必然作为自觉的制度安排而构成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图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吉登斯干脆断言，“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而韦伯则详细地从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角度揭示了现代性作为理性化制度安排的普遍性。

现代化与现代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现代化是指社会秩序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过程。它是一个综合的、多层次的动态的概念，以工业化为发端，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整体变迁在经济上是指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进化；在政治文化方面是从经济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向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转变；在社会治理方面是指从以习惯为主导的规则系统向以法律为主导的规则系统进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的变迁是现代化最终的决定因素。

现代化并非是在个别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特有社会现象和发展趋势，而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发展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性是在社会现代化基础上抽象与提炼出来的一种东西，现代性是唯一的，现代化却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国外学者布莱克曾经用因果关系来说明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区别：“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现代化是动态的，是“因”，现代性则是静态的，是“果”；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性的确立与实现的过程。现代性与现代化二者不可分割，没有现代化，现代性就无法体现，而没有现代性，现代化也就失去了目标。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对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性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二、苏北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少地区出现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这种现象无疑是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引起了学术界、政府和广大民众的高度关注。江苏作为全国为数不多GDP超万亿的经济强省，内部各区域之间显著的经济差异一直是困扰它的一大难题。江苏省根据其13个市在本省的自然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板块。苏北地区包括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5个省辖市，共40个县(市、区)，土地面积达5．24万平方公里，2006年年末总人口达3281．12万人。苏北无论从土地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上来说都可以算是江苏省的半壁江山。从地理位置而言，苏北地区处于我国发达的东部沿海中部，连接华北、西北、长江三角洲，东临太平洋，隔黄海又与日本、韩国两个发达的东亚国家相望，是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但是基于历史的、客观的等诸多原因，苏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一直是全省经济发展的一个低谷。从2000年来苏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看，苏北不仅在经济总量和均量上占全省的比重越来越小，有的经济指标甚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与苏南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越来越大。2000年，苏北五市人均GDP为6289元，是全省的53．4％、苏南的28．3％；到2006年，苏北五市人均GDP虽然达到12910元，却降到了全省的45％，苏南的2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21元；2000年，苏北五市财政总收入为130．28亿元，是全省的15．1％、苏南的24．7％；到2006年，苏北五市财政总收人为501．13亿元，降到了全省的12．7％、苏南的20．3％。另有统计资料显示，苏北淮安、盐城、宿迁、连云港等地级市不仅经济总量达不到苏南一些县级市，而且人均GDP也只有苏南一些县级市的1／10，甚至更低。

苏北经济在全省经济发展中长期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从现代性的视角来分析，苏北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性原则的规范。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越来越注重个体的主体意识，如果没有主体意识的自觉，市场经济根本就不可能快速发展。中国虽然从20世纪初就开始向往和追求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已经形成了西方文明特有的现代精神气质，尤其是苏北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消极影响仍然严重阻碍着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中个体自由和主体意识的形成。现性虽然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它只是以碎片的、萌芽的形态出现在某些个体的意识中，出现在社会运行的某些方面或某些侧面，而没有作为社会深层的和内在的机理、机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全方位地扎根、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之中。相反，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量残余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却根深蒂固，主要表现有：人治高于法治，人情大于法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独立，身份大于实力，安贫乐道，小富即安，“等靠要”等。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苏北现代化的迅速发展。

三、从苏北现代化进程看落后地区的现代性构建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央政府以下行政组织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只是上级政策的简单执行，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各省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虽有差距，但不是很显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国内区域差距13益扩大，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已成为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像江苏这样的经济大省，苏南、苏中、苏北经济上的显著差异非常类似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上的梯状分布，其它省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区域发展的失衡。如何推进像苏北这样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以促进各区域的共同发展，～直是中国各级政府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政府曾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并且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除了政府政策上的扶持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快落后地区现代性的构建，在精神层面上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在制度上加快体制转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积极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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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我国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而城镇化则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传统特征的农村政治文化也必将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而实现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农村“依附型”政治文化将逐渐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一、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的传统性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质上属于农耕文化，它萌芽于夏商周时期，定型于秦汉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全过程，甚至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象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村地区，这种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一）王权主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王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它控制和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王权的至高无上性和不受制约的性质，使得社会严格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进行排序，社会资源的分配也是按照等级地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来进行的。在传统农业社会，地位卑微的农民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自然处于最不利的处境，他们不得不接受来自于上层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同时也不自觉地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意识和依附观念。在传统政治结构下，这种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从而成为千百年以来根植于中国农民内心深处的坚固的政治意识。近现代以来，中国先后进行了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权利状况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正在朝着民主法治社会的目标迈进。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思想依然在我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影响和制约了农村民主政治文化的成长。

（二）宗法观念

宗法观念起源于家长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长为核心的家庭管理模式，同样适用于家族、乡里、郡县以至于国家。在这种模式中，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身上，并且通过血缘或其它古老的形式得以传承，而其他人必须接受和认同家长的权威。家长制的这种等级意识和人治传统，就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观念。宗法观念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主张三纲五常，主张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统治整个社会，实现社会的和谐。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尊卑有别的思想，实际上绘制了一幅礼治的经纬图。宗法观念在以家族为基本构成单位的传统社会是有重要意义的，它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今天的农村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和发扬，对维护社会风气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而言，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家族式集权管理的模式却是不适应当前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因为它忽视甚至抹杀了农民个体的权利和自主意识；同时过分强调血缘关系也会导致农村政治生活中徇私舞弊和裙带腐败的产生，甚至会造就一些横行乡里的“村霸”行为。这些现象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农村民主政治的成长，还直接危害了农村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因此，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宗法观念”，必须秉持“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平均主义

在生产力低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平均主义是贫苦百姓最美好的政治理想，也是统治者巩固其王权的政治策略。所谓“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统治者对社会期望的基本认识。因此，无论从百姓角度看，还是从统治者角度看，平均主义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这反映了人对于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最基本期望。然而，对平均主义过分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锅饭”现象和对个人利益的否定，这在今天注重生产效率的时代背景下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基本政治原则。因此，必须将“平均主义”的政治文化逐渐塑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城镇化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

农村地区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坚固的阵地，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求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求逐渐消除传统政治文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塑造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特征的政治文化。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接受了现代城市文化的熏陶，其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政治认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政治行为也显得更加理性。这些劳动力在返乡之后，会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发挥一定促进作用，加之农村自身现代化水平也有了一定提升，因此，现代政治观念引入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促成了当前我国农村政治文化正在逐步实现现代转型。概括来说，城镇化进程主要在以下方面对农村政治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增进了农村公民的权利意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王权主义”思想留给中国农民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意识，即在无条件服从权力的同时忽视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形成了对个人权力的盲目崇拜。这种观念不仅不利于公民权利的维护，而且会助长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不正之风。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在参与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诸如拖欠工资等许多侵害自身权益的行为，在他们团结起来维护切身利益的过程中，实际上正是其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成长的过程。而公民权利意识的成长，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之一。

2.培养了农村公民的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建设法制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我国农民由于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加之长期以来农村法制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造成了农民的法治观念淡薄，缺乏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往来加速，观念和思想的交流融合也进一步加深。已经在城市地区成长起来的法治观念也逐渐影响到了农村公民的思想意识，促使他们逐渐树立起了尊重法律和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观念，也使得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变得更加理性和克制，这对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维护是非常有利的。

3.激发了农村公民的创新精神和注重效率的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不再是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农村公民在城镇化进程中深度参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培养和锻炼了他们开拓进取、坚忍不拔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同时也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中注重效率的基本认识。这一观念的形成，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快节奏，也更加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并在政治生活中认同他人的才能。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城镇化进程为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带来了契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首先，城镇化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城市地区，给农村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带来了主体缺失的根本性影响。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使农村地区丧失了政治文化建设的最活跃的生力军，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次，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频繁，城市中流行于一小部分人的腐朽堕落的思想也随之影响到了部分农村人口，特别是在城市打工的年轻人，从而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些消极影响都是今后应当着重注意预防和消除的，但总体来说，城镇化给农村政治文化带来的更多是积极和正面的影响，我们应当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三、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路径思考

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目标，是将传统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转变为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在城镇化进城中，要实现这一转型，必须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路径：

（一）完善农村政治参与机制，营造民主政治氛围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农村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平台，长期以来承担着农村社会自我管理的功能。但由于在许多农村地区，政治参与的制度和实践经常脱节，导致村民自治制度并未能普遍促成农村公民民主习惯的养成。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真正将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形成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管理的民主政治氛围，从而促进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

（二）加强学校教育，提高农村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

从现实情况来看，学校教育是当前我国农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也是提高农村公民政治认知水平的最有效的途径。而政治认知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公民文化形成的基础。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公民的政治法律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的人员和资金投入，努力实现教育公平，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为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打造良好的基础。

（三）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合理“扬弃”，使其融入现代政治文明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虽然整体上是一种“依附型”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原则不相符，但在某些具体内容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如对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重视等。因此，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应当注重现代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的适当结合，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法治的农村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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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村城市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然而，当前农村城市化在推进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金融约束，比如，金融供给的总量不充分，金融供需矛盾比较突出；农村金融支持结构比较单一，很难满足农村城市化发展的多样化需要；农业保险不够健全等[1]。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新时期农村城市化建设的发展步伐迫切需要有效解决。可以考虑从现代金融角度寻找破解农村城市化发展瓶颈的有效路径。

一、基于金融需求角度，有效整合农村金融需求

（1）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出其重要职能，有效整合农村金融需求，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第一，应该梳理、理顺及明确中央及地方政府间的各种权责关系，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之财权与事权，不断提高地方政府金融的自主性。实践表明，在发展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我们政府相关职责的履行大部分是依靠当地地方各级政府[2]。第二，建立及完善地方政府决策责任的追究制度，有效防止基层地方政府有关官员为了盲目追求政绩或者受到短期经济利益之驱动而重复开发一些农村城市化项目建设或者朝令夕改有关政策以锐减各个投资者参与农村城市化建设的积极性[3]。

（2）规范农村金融需求，引导使其适应新时期正规的商业金融要求。从长远角度来看，新时期农村城市化方面的金融支持会把重心转移在商业性金融方面。而目前农村金融需求之有效性严重不足，跟一些正规的商业金融服务之要求存在矛盾。为正确处理这个矛盾，必须规范农村金融需求，积极引导使其尽快适应正规的金融机构之服务门槛。第一，积极创新投资模式，以政府为主导，引导及鼓励商业性金融资金、民间资金等其他资金参与合作，以达到少量的政府财政投入有效带动其他各种金融资源，从而缓解涉农有关企业目前融资比较困难之处境。第二，建议运用农户互助的合作模式。鼓励农户自行组织成立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或者金融组织，将过去的“农户----银行”这种模式改变为“农户---合作组织---银行”之模式以弥补一些滞后地区的农村商业性金融服务的缺失[4]。

二、基于金融供给角度，打造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

（1）不断完善农村扶贫金融服务，弥补金融服务缺失。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在商业化的过程中，日益凸显了一些弊端，比如对农村贫困居民的金融服务存在缺失。笔者认为，可以运用下面两种渠道去完善农村扶贫金融服务，处理金融供求的失衡性。第一，采用优惠政策积极吸引一些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开设农村小额的金融业务。第二，不断发展及完善小额信贷，从而满足一些贫困地区农村弱势群体之各种金融需求。

（2）以政策性保险为主，构建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说是当前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金融服务。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该以政策性保险为主、商业性保险为辅，积极鼓励各类商业性保险公司支援、占据农村市场，为收入比较高的农户提供财产保险与寿险等业务。

三、基于金融政策角度，完善农村金融政策

（1）进一步明确农村金融支持政策导向，切实完善支农政策。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将农村城市化当作金融机构之信贷政策与资金支持之关键部分。人民银行要出台操作性强的政策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投身到农村城市化建设中来，鼓励其开拓新业务来服务农村建设。政策性银行要进一步明确支农职能。金融机构应该从小城镇开发、农村工业化、农村科技与教育等方面入手强化农村城市化建设资金的投放。

（2）金融政策跟其它政策要相互协调、有机配合大力支持农村城市化。农村金融当前不容乐观，比较复杂，只依赖单一的金融力量是难以应对的。所以，金融部门要有配合意识与服务意识，在政府出台的金融政策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寻求跟政府其它政策的配合与同步，千方百计支持农村地区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配合基层地方政府小城镇、工业园区的发展规划[5]。

四、基于金融生态角度，创建和谐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农村金融生态目前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法制环境不够健全、难以监管，地方政府行政力量对各种金融机构所开展的金融业务干预较多；信用担保机制不完善、符合标准的抵押品缺乏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我国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比较低的局面。基于金融生态环境这个角度而言，应该推进农村金融法制化的建设，不断提高金融监管的力度；优化农村信用环境；尽量减少各类行政干预，从而创建出和谐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综上所述，在推进农村城市化建设进程中难免会遇到许多问题与挑战。这需要我们沉着应对，多管齐下，破解金融约束，努力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制及机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效率，从而为农村城市化建设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蒋宝珠.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距状况分析[J]. 企业导报， 2013（14）.

[2] 曲小刚，罗剑朝.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制约因素和对策[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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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Modern），通常作为一段时间的概念来定义。主要指当今这个时代，可以涵盖“当代”和“近代”两个时期，古今对于“现代”一次释解各异。我国著名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就曾对“现代”一词做过这样的解释：“Modern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最先使用的，是相对于Medieval即中世纪而言的，即把文艺复兴看作一个与中世纪相对立的新时代。”今普遍的看法是：现代不是一个绝对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相对于传统而言的词语。

“现代化”一词来源于现代，主要是用以概括人类社会近期发展急速转变的一个过程。因此，“现代化”一词是表示一个动态的，不断进步的过程，而非固定的、静止的状态。

1．国外学者对现代化的释解

国外对于现代化的研究可追溯到二战以后，但较集中的研究还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自美国兴起。当时的研究中心主要是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社会过渡；发展中国家如何向现代化国家过渡，研究认为不发达国家落后的主要根源是社会内部的传统性矛盾。对于现代化的研究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各有侧重。部分学者从历史发展纵的方面对现代化进行说明，如学者戴维·波普诺说：“现代化指的是发生在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的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的内部变革。”部分学者却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是整个社会的全面变化。

从上述国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普遍的共识是从十六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全面的、总体性的社会变革包括着社会的各个方面。然而由于各学者关注的焦点及所站的立场不同，故强调的方面也不尽相同。

二、人的现代性

对于人的现代性目前缺少统一、标准的定义的。从人的现代化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1)人的现代化是人自身生产、综合素质以及实践活动能够适应并推进社会进步的要求，也是传统人像现代人全面转化的过程：（2）人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文化素质的现代化；（3）人的现代化主要指的是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价值观的现代化；（4）人的现代化是人的观念、素质、能力、活动、交往等各方面表现出的同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普遍而深刻的变化；（5）人的现代化是指与现代化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全面发展。从以上的观点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人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理解存在着的角度是多样的。

一般来讲，人的现代性的内涵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人的品质而言的，表现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人所具有的一系列的品质和属性；人的这种现代性的外延包括多种不同内容和形式，如人的社会意识的现代性、观念形态的现代性、心理状况的现代性以及行为方式的现代性等等。

三、现代化与人的现代性的关系

现代化的社会是一种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充分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社会形式。现代化社会的基础就是现代文明建设的核心，即人的现代性。马克思所言：“社会产生人”，“人产生社会”。一方面，“社会产生人”。因为人的活动时时、处处受到社会制约，人们的活动形式上是个人的而实质上却是社会的。

(一)提升人的现代性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

首先，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体系的健康快速发展要求人的发展。市场经济把追求最大利润作为目标，经济活动就是为了满足需求从而调动一些因素去追求最大的经济价值。生产是追求价值的过程，生产过程中人的体力和智力以及整体素质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直接影响着产出、利润以及经济的增长。

其次，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系要求配备发达的政治体系。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现代化的政治体系的支持和协调，具有现代性的高素质的人才对于现化化的政治体系的建构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公益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经济的不足，而充分就业、稳定的货币购买力，稳定的经济增长等问题又对政治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现代化政治体系这种高要求必须需要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人去建构。

(二)提升人的现代性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迫切需要

现代化进程中对人的现代性也提出了要求，21世纪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人的竞争、国民素质的竞争。提高国民素质实现人的现代性已成为我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首先，人的全面提高要求国民具有伦理道德素质，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提。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治精神的基础是人的自律能力。而市场经济也需要人们必须有高度的自觉性，只有自觉地遵守社会中的各种规则，市场经济才能实现高效、有序的运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是伦理道德经济，伦理道德经济指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规范以及相应的意识、信念和行为活动。我国经济社会中大到假冒、劣质产品，小到乱丢垃圾等现象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道德规范的建设和价值观的建构都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迫切需要。

其次，人的全面提高更要求人们具有人文素质。人文素质是具有现代性的现代人文明程度的综合体现，是人文科学、人文教育在教育身上所体现的成果，较全面的文化知识素养、较高品位的艺术鉴赏能力是构素质的基础。在生活中，我们总是批评大众文化的低俗、缺乏艺术感，但我们往往忘记了大众文化来自于国民文化素质的反映。随着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的对文化品位以及鉴赏力将得到提高。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直接表现为综合国力的强大，一个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的现代化国家同时也是稳定发展的社会，它里面综合了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换句话说，他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拥有民主政治体系下的社会稳定，高度发展的社会文化体系，不仅经济的发展要求国民素质的提高，而高度发展的社会文化体系和稳定的政治体系，较高的艺术鉴赏力都需要人去建构。因此，现代化与人的现代性是一个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的现代性是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两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整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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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的符号化

现代社会将人置身于一个消费世界．社会内在的商品交换法则则是人们生活在这一世界的“黄金法则”。传统意义上的消费是指我们对物化的商品的消费。如今人们已经不再是仅仅消费“物”的实用价值，也在消费附着于这些“物”之上的“符号和意义”。因此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活动，消费的发展变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变迁的表现。

消费的表现性意味着消费不仅是物理或是物质层面上的消费．而且是象征层面上的消费，即“象征消费”。象征消费指的是具有符号象征性的消费。关于符号的象征性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对“炫耀性消费”的论述。他认为，所谓炫耀性消费，指的是富裕的上层阶级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须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性浪费，向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实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这种炫耀性消费就是一种典型的“象征消费”。凡勃伦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地位是由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所决定的，消费是一种表现性实践，通过对物质和文化消费品的选择所体现出来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构成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得以区分的符号和象征。

齐美尔认为，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上层阶级出于阶级分野意识与标新立异欲望总是企图拥有一种明显的风格．如社交形式、衣着服饰、美学判断的标志与其他群体分开。而中间阶级的成员出于拉平化的本能尽可能地去模仿这些风格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口。布迪厄进一步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消费行为都涉及一场符号斗争，都是一场为寻求不同群体之间区隔而进行的斗争．通过这种符号斗争。他们确立自己的独特地位与认同感。

著名消费社会学家布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里提到了在消费社会里商品除了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还具有符号价值。他认为，在消费社会中，“物”和“商品”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体系”，对“物”和“商品”的消费可以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及其内在区分的主要基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高档””中档””低档”似乎是在指物的分类而实际上是指人的关系和人的地位”。以上消费符号论对现代社会变迁中消费的符号化做了深入的阐述和研究，他们的理论研究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符号消费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借鉴，这也是本文的理论基础。

【论文关键词】现代性；消费；符号化；符号消费

【论文摘要】现代性语境下的符号消费已成为现今中国消费文化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如今人们已经不再是仅仅消费“物”的实用价值，也在消费附着于这些“物”之上的“符号和意义”。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了国际市场，西方的消费观念和方式也无不渗透到当今我国消费市场，而同时由于大众传媒解构了传统消费文化和心理，鼓吹和强化新的消费模式等原因，符号消费问题更加凸显出来。

一、消费的符号化

现代社会将人置身于一个消费世界．社会内在的商品交换法则则是人们生活在这一世界的“黄金法则”。传统意义上的消费是指我们对物化的商品的消费。如今人们已经不再是仅仅消费“物”的实用价值，也在消费附着于这些“物”之上的“符号和意义”。因此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活动，消费的发展变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变迁的表现。

消费的表现性意味着消费不仅是物理或是物质层面上的消费．而且是象征层面上的消费，即“象征消费”。象征消费指的是具有符号象征性的消费。关于符号的象征性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对“炫耀性消费”的论述。他认为，所谓炫耀性消费，指的是富裕的上层阶级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须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性浪费，向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实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这种炫耀性消费就是一种典型的“象征消费”。凡勃伦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地位是由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所决定的，消费是一种表现性实践，通过对物质和文化消费品的选择所体现出来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构成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得以区分的符号和象征。

齐美尔认为，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上层阶级出于阶级分野意识与标新立异欲望总是企图拥有一种明显的风格．如社交形式、衣着服饰、美学判断的标志与其他群体分开。而中间阶级的成员出于拉平化的本能尽可能地去模仿这些风格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口。布迪厄进一步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消费行为都涉及一场符号斗争，都是一场为寻求不同群体之间区隔而进行的斗争．通过这种符号斗争。他们确立自己的独特地位与认同感。

著名消费社会学家布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里提到了在消费社会里商品除了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还具有符号价值。他认为，在消费社会中，“物”和“商品”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体系”，对“物”和“商品”的消费可以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及其内在区分的主要基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高档””中档””低档”似乎是在指物的分类而实际上是指人的关系和人的地位”。以上消费符号论对现代社会变迁中消费的符号化做了深入的阐述和研究，他们的理论研究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符号消费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借鉴，这也是本文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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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符号消费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中国人对于消费的符号象征意义推崇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地步。符号消费在我国消费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凸显的问题。以穿名牌、戴名表、开名车、住豪宅为人生目标的人大有人在。并且这些都在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社会标尺。

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不仅追求物质商品的符号意义。而是开始重视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等非物质商品，如休闲方式、流行音乐等。正是因为如此循环，进一步使得物品的实用价值和符号意义纠缠在一起而难以区分，使得人们对使用价值和物的符号意义的追求永无止境。

(二)空间的符号意义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伴随着人们新的生活和消费方式诞生了一系列新的以前从未有过的消费场所(它们大多是从国外引进的)，如KTv、网吧、咖啡厅、KFC、超级市场等等，以及在旧形式下赋予新的消费符号意义的消费场所。如茶馆、酒吧、发廊、桑拿洗浴房等。这些新兴消费方式和场所的诞生和变化反应了人们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消费心理的变化。本文将通过几个典型例子做出分析。

在大中小城市中，各类型的超市见缝插针地深入到街区的每个角落。尤其是在大城市中的大卖场、超级市场到处都是。这些超市有着非封闭的柜台，不同收入、年龄、职业、学历的人尽情的表演着自己的角色，随意的在场内选择．没有营业员不耐烦的眼光和别人的眼色。这种新的消费场所和消费环境使得城市人的购物消费形成了定向：买菜不再首选农贸市场而是进社区超市和大卖场；日常购物不再是街角的小卖部．而是商场里的大超市。这个具有“一次购足、就近便利、自主性选择强”特征的新的消费环境被赋予了“以人为本”、“自由、便利、平等”的符号意义，成为人们所认同的地方。

像网吧、酒吧、迪吧、r、，等新兴消费场所，是年轻人和中产阶层充分放松自我，展示自我，获得精神上满足的“理想地”。这类场所也被赋予着“时尚”“青春”“高品味”“主流”等符号意义。

另外还有像KFC一样的洋快餐店和咖啡厅，人们已经把它当作是悠闲消遣的好去处，在美国以快捷廉价取胜的快餐店到了中国却被赋予了不同的符号意义。洋快餐厅成了中国人们就餐的地方．人们很少关注快餐店食品本身，而是其所传达的文化信息，似乎光顾肯德基、麦当劳可以体验他们想象中的“美国文化”和“麦当劳”。他们“快捷”的特征也被“慢”所替代，其就餐时间往往长于美国。因为在肯德基店里舒适宜人的环境使得不少中国人将之作为闲聊、会友、新朋团聚、举行个人或家庭庆典仪式甚至读书、写作的好地方。

上述新兴消费方式、场所是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更多体现了一种现代化、全球化、西化的趋同，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不可避免的卷入了国际市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我们不光接受了西方全球化模式的话语方式．而且遵循西方的经济逻辑和技术逻辑。西方的消费观念、方式也无不渗透到我们的消费市场，消费日益差异化、多元化、西方化。消费所承载的意义也日益丰富．消费的符号化也就日益凸现出来。新兴的消费场所所赋予的新的符号意义。使得人们昔日的消费观正在发生变化。而新兴消费场所的出现也使得人们不再是简单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而是更注重消费的个性化和品质化。

(三)身份的符号意义

身份，是人类社会组织活动形式的反映，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行为符号。每一个个人都是基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性而存在的。正如我们在寻找自我的时候，必须将自我置于组织当中才能进行自我认识和定位；否则，任何一个以个人而存在的非社会成员，都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人类社会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社会系统，从远古的氏族部落社会到现代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法制国家。这一系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对于生活在这个组织当中的人，其社会关系的组成体现在不同角色之间的联系，例如老师与学生、商人与消费者、官员与老百姓的关系，即符号与符号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一样．他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一论断来看．马克思否认了以人的肉身来决定个人的身份所属，而将它归咎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显然身份符号绝对是人的这“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突出代表。

一般来说，人的身份表现是多维度多形式的．服饰、首饰、语言、交通工具、居住环境等等一系列物品都能表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所具有的不同地位和身份。汉唐盛世中，人们推崇的多为一种大气、粗犷的精神．能够体现身份的东西也多为此类．如人们多喜胡服、骑射。而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汗血宝马”。明清时．人们玉器的制作及玩赏达到一个顶峰．优质的玉器也成为了身份的象征。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用作人神心灵沟通的中介物，使玉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宗教象征意义。中国的古籍中把昆仑山称为”群玉之山”或”万山之祖”。《千字文》中也有”金生丽水，玉石昆仑”之说。因此，一件好的可随身而带的玉器，更是在不经意问凸现出主人的身份地位。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先富起来了。名车，豪宅，甚至是斗十千的金樽清酒让人眼花缭乱．而这样的花花世界也的确让人欲罢不能。就如电视里的广告：“x x x，是身份的象征。”便是这个时代消费理念的典型代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符号消费在我国社会中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大众传媒功不可没。大众传媒解构了传统消费文化和心理，鼓吹和强化新的消费模式。如今的广告已经不是简单的产品介绍、传递媒介。而是“通过营造与商品有关无关的生活方式印象来操纵人们的欲望和品味的追求”。尽管人们有着选择消费的自由．但是往往还是收到大众传媒潜移默化的影响。广告也暗示着人们．传递着这样一种符号意义：不同款式、不同价格的物品应由不同职业、不同人群所使用。富有个性的广告语，以明星为代言人的广告等等不仅传播了特定的消费意识形态和享乐主义．激发人们追求消费品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符号意义所象征的生活方式的冲动。大众传媒总是无休止的追求商品符号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这本身也对符号消费文化起到促进作用。

物品的符号意义和空间的符号意义毫无疑问能够凸显出一个人的品味、内涵乃至是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钱了，便应进驻高档社区，购置豪华座驾，以名牌武装自己．出人高级娱乐场所。物品的符号意义和空间的符号意义都被我们进行着充分的挖掘。如今，我们采用琳琅满目的商品来证明我们自身于他人不同所在。以此来界定自己的身份所属。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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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的应用

1.1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应用的可靠性好

数字技术是一种新型技术，其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在现代工业进程中，有利于提高工业的发展，在电气自动化中的应用，有利于改善电气自动化技术的革新，新技术的产生，新技术产生促进技术改革，对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起到重要的技术保障。数字技术对电气自动化技术的改革提供了技术保障，提升了现代企业的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科技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反过来，积极快速发展，也促进科技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保障，促进我国工业现代化进程，提供我国企业在世界同行业企业中的知名度，有利于我国企业与国外企业接轨，促进我国贸易发展。数字技术的实践应用在现代工业中，加快了现代工业现代化进程，提高企业之间的竞争力，符合现代工业竞争的基本要求，符合现代数字技术发展在工业自动化方面的应用，具有很好的性能，提高其应用的可靠性，符合现代工业发展趋势。

1.2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的高性价比

工业发展是提高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工业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有一定差别，要提高我国企业发展，必须加快科技水平提升，为我国企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技术保障。数字技术在工业应用领域比较广，并取得一定成绩，数字技术一般与某种技术相结合，促进该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相关企业的工作效率，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对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工业自动化中使用数字技术，与其它技术进行比较，其性价比最高，因此，其应用的领域也是最广泛。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电气自动化技术需要不断发展与创新，提高其自身的应用能力，是提高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数字技术在电气自动化技术中的应用，为自动化技术的革新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提高了自动化方面企业的工业现代化进程，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符合现代工业自动化技术进程的发展，数字技术在工业自动化中性价比很高。

1.3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应用的可操作性强

工业电气自动化在应用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必须与其它技术结合，改善自身缺点，有效的提高相关企业的工作效率，数字技术与工业自动化技术相结合可操作性强，符合现代工业发展需要，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技术应用简洁，逻辑能力强，能增加信息量、模拟量，对信息正误有效识别，减少人力、物力的投入和浪费，安全又轻松。其应用只需要进行命令的传达和指示，操作流程自动进行，且自身具有判断和辨别的功能，经电缆、微波、网络、光纤等传输介质进行传输。外加微电处理器与微电技术的应用，使得数字技术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单位企业所重视。数字技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有效的提升工业自动化中的应用可操作性，符合现代工业自动化的发展，提升了工业自动化的技术革新，提升了企业的工作效率。

2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的创新

2.1采用光纤连接，实现就地化安装

数字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有助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工业电气自动化的实践中，可以采用光纤进行连接，通过智能终端和间隔层对数据进行采集和控制，这样可以进一步增强数字技术在工业电气自动化中应用的可靠性。此外，工业电气自动化的优良运作还需基于标准化的程序接口上，因此PC平台自动化的解决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将有利于ERP和MES的系统连接，而将TCP/IP作为办公环境通讯的标准，便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Internet技术的发展，提升了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工业生产中，提高了工业现代化进程发展。

2.2GOOSE虚端了的运用

GOOSE虚端了改良了二次回路，使得工程调试既便于理解，又方便运用;能有效地控制全站线路、母线、开关和主变等，并能开启跳合闸功能，从而保护测控遥控锁的间隔层。GOOSE虚端了的运用，促使数字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引起的实际应用过程中，对其实用技术的应用过程中，数字技术在电气自动化技术中的应用，符合现代工业现代化进程。

2.3加强程序化的操作理念

程序化建设强调的是执行力，数字化也亦然。执行力是一种操作理念，提升操作的进程，符合工业现代化发展需要。在调度命令下达以前，还有部分的前期工作需要完成，例如核实之后的票据需要先存入电脑中，实际操作来临时，还需设置人工的预界面，进行诸如闸刀、开关等设备的确认设计。这有利于不断完善系统的应用功能，更可明朗工业电气自动化信息化、开放化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杨国伟,郭娜.刍议电气自动化现实技术升级应用[J].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2016(17).

[2]娄宗清.火电厂电气自动化中分散控制系统的应用[J].山东工业技术，2016(18).

[3]诸玫嫣.浅析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应用及发展趋势[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6(9).

[4]宗天成.数字化技术在电气自动化中的应用[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19).

[5]韩晨霞.电气自动化技术在火力发电中的创新应用[J].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2016(18).

[6]杨济舟.电气自动化在水利水电工程中的应用分析[J].黑龙江水利科技，2016(7).

[7]梁冲锋.电气自动化在电气工程中的应用[J].科技风，2016(18).

[8]陈月玲.PLC在电气自动化中的应用研究[J].科技风，2016(18).

篇（7）

投稿须知

1 来稿要求

1.1 应是有创新思想（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新的概念、新的交叉学科或新的发现等）的论文；有重要意义（对本研究领域或相关领域有重大促进作用，或有可能促成新的交叉学科生长点，或对国计民生有重要的影响等等）的研究报告。

1.2 稿件要求主题突出，论点明确，数据可靠，内容充实，层次清晰，结构完整，论证严谨，文字精炼，标点准确。

1.3 学术论文、科研报告（含图表）。

2 文稿项目及注意事项

2.1 题名：应准确、简明地反映文章内容，一般不超过20个字，避免使用未约定俗成的缩写词、字符、代号等。

2.2 项目来源：请在篇首地脚注明项目来源、名称和编号，本刊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省（部）级以上重大攻关项目和开放实验室研究项目等优秀论文优先发表。

2.3 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中文摘要应完整准确地概括文章的实质性内容，不要加进主观的解释和评论，不分段，不用图表和参考文献序号，300-400字左右；关键词5-8个，选词不要过于泛义而缺乏专指性。英文摘要必须与中文相对应，包括英文文题、作者姓名和单位、关键词，务必齐全。

2.4 正文：应按GB 7713的规定或参照本刊近期格式编写，各级标题一律左顶格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

2.5 图和表：图片要求清晰，要有图例。图幅一般不要超过7.5 cm或15 cm，图下标明图序、图题、图注。表格需按照标准的三线表格式制作，可依据需要添加辅助线。表上应有表序、表题，表注置于表下方。图表标题增加英文对照。

2.6 量与单位：文内一律采用GB 3100～3102—1993《量和单位》中的法定计量单位，表达量值时，使用单位符号。

2.7 参考文献：本刊采用国家标准“GB/T 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推荐的顺序编码制格式。

2.8 作者简介：简介内容按以下顺序列出，并注于文章首页下面(课题来源后面)：

篇（8）

 

现代服务业指那些能够向其他行业释放出较强外溢效应,从而有利于提升整体经济竞争力的服务行业的集合体。就现代服务业外延界定,目前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可概括为窄、中、宽三个派别。从外溢功能标准来看,一般认为现代服务业应包括现代消费业、现代生产业和经信息技术改造升级后的传统生产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的区别主要两点:一是技术基础,二是微观管理基础。当前，世界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拓深,现代服务业最本质功能是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提高整个地区经济的竞争力。

1.兵团经济结构调整要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954年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承担着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的职责，是国家实行计划单列的特殊社会组织。兵团现有14个师(垦区)，总人口为257.31万[①]。2007 年国务院下发了针对新疆经济发展的第32 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率先在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好的发挥“三大作用”。落实到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就是坚持不懈的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第二次兵团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加快建设“三大基地”，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二是重点发展“六大产业”,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三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拓展经济社会发展平台。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的本质是经济增长由依靠要素追加投入驱动转变为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驱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不仅体现其自身作为利润源泉的价值，更体现为各个专业化生产环节而产生的“黏合剂”功能，通过现代服务业而产生的关联效应杂志铺，能把现代农业与新型工业有效的交织在一起，产生互动效应。可见，现代服务业对兵团经济结构的调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兵团各单位主要分布在天山南北最偏僻的区域，大多生态环境恶劣，资源贫乏，特别是像水资源、石油天然气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是十分稀缺的，决定了兵团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实现由粗放型到集约型增长。发展现代服务业能有效降低经济发展对要素资源的依赖程度。据测算，相对于每万元增加值，服务业用电量是工业的15%，所造成的烟尘等排放不到制造业的1/7。以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具有鲜明特色的工业为基础，逐步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兵团破解资源能源约束难题、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现实选择。

当前，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均达到70%左右，而兵团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占比较低（见表1）、带动力不强；在服务业内部，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现代服务业重过小。新形势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摆在我们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那么，该如何兵团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其发展的动力机制在哪里，制度环境到底怎么样，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表1 全国、新疆、兵团1990-2008年三大产业产值构成 单位：%

 

时间 全国 新疆 兵团

1990 27.1:41.6:31.3 34.5:30.5:35.0 45.8:32.1:22.1

1995 20.5:48.8:30.7 29.2:36.7:34.1 46.1:26.2:27.7

2000 16.4:50.2:33.4 21.1:42.2:35.6 39.7:28.4:31.9

2005 12.6:47.5:39.9 19.0:44.7:36.3 39.4:25.2:35.4

篇（9）

龚道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来到中国,初着僧袍,后改儒服,援引中学解释天主教,企图融合儒耶两教。在中西文明交流的意义上说,利玛窦的贡献非凡,他不仅带来了依附在基督教上的西方文化,也传播了西方的数学、地理、天文等科学知识。儒耶两教真正的交流自此开始。在利玛窦来华之前,唐代贞元九年有基督教分派景教进入中国,“虽以尊君事父相号召而欲与儒学伦理妥协,但终究谈不上与儒学的会通”。在利玛窦来华后,会通儒耶两教,相互阐释,遂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格局。直到19世纪,基督教和儒教才达到广泛而深远的接触,中国文明由此跨进现代世界。现代的中国是世俗化的、多元的,甚至文化上有着半是被殖民的趋向。

龚道运先生所著的《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一书由13篇论文组成,集中讨论了儒耶两教的接触及其影响。这种比较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会通,以20世纪学人的多元文化观念来体认和重新阐释儒耶两教的相互碰撞,以及中国以其儒教本位文化作出反应,并带来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首篇论文《儒学和天主教在明清的接触和会通》探讨的触因是中国思想文化现代进程的源头,即明清以降,以儒学和基督教的会通为主导,经由中西文化的相互认同和辨异,最终杂糅而产生了现代的中国思想文化。这种有益的探讨,最基本的假设是,不同的文化维度,有着共同真理价值,虽然在其表征和细节方面有着不同的差异。利马窦将基督教一定程度上中国化,制定了“合儒”和“补儒”等的传教策略,“引六经之语,以证天主之实”。这种融合会通,虽然不免流为文化误读,有穿凿比附之嫌,但是实际效用是在天主教和儒学的会通基础上,“加深了儒学重智派的传统,从而扩大了儒学的视野,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龚先生为现代新儒家宗师牟宗三先生的大弟子,新儒家的第三代传人,又是国学巨擘饶宗颐先生的入室弟子。先生学力精深,专力研治中国思想,于孔孟儒学、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以及儒耶两教之比较研究有不少新见。《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一书中大部分章节关注的是19世纪儒耶两教的接触,尤重于对基督教传教先驱言行的讨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口岸开放之后,先后来华传教,与口岸的知识分子有着极为密切而频繁的互动。他们用汉语翻译《圣经》和西方科技著作,编纂字典和文法、英译儒教经典、创办学校和报刊。这些举动的目的是为基督教的传入,最终却将中国带进现代世界。

这些来华的传教士跟下层儒士学习汉语,而儒士往往是冒着受辱或生命的危险,这是因为清政府严文禁止,加上儒士有着某种文化上的自我优势感。有趣的是,当时曾有一个儒生去给马礼逊教授汉语,怀里揣着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前者表明自己是去买鞋,后者是以防万一自己被人识破,只好服毒自杀。后来,传教士开始雇用儒生配合汉译《圣经》。他们遭遇了不少问题,最关键的是他们使用的汉语本身浸染了太多儒家的理念。其中,关于“God”的译名,尤为争论纷扰。马礼逊和理雅各两人参与了对基督教至高神译名的讨论,并最终将“God”一词定译为“上帝”,而非初译时的各种译名如:“神”、“真神”、“真活神”、“神天上帝”、“真神上帝”等等。在汉语中,“神”、“天”、“上帝”三者,有时通行,而且“神”有时与“鬼”同义,“天”是指“苍天”,一个非人格化的超验的所在,而“上帝”的称法,常见于古经,正可借用。理雅各有趣地盗引孔颖达《周易正义》所云:“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一语,断章取义地证明帝(上帝)是为创生之源;此义正与《圣经》中上帝创世创生之说相同。这种文化误读多数时并非出于语言使用者的本意,但是两种语言使用环境一旦变化,就会难免要发生。从语言的角度看,两种存在于不同文字的文化,无论怎么阅读,都必然要产生转义的现象。传教士们的中西互释产生的种种误读,也正如是。

19世纪来华传教士们的文化误读还表现在他们将基督教视为本位,而在中国占垄断优势的儒家,则被视为头号劲敌,处处被加以贬低,以彰显基督教上帝的荣耀。这与200多年前他们的先驱利玛窦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后者言行谨慎,对中华文明心生由衷的钦佩,他往往是将天主教义夹杂在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中。这或许是因为时世迁移的原因。利氏之所以谦卑好学,或在于势单力薄;近世的传教士之所以那么嚣张批判儒家,或因于近代中国在外交和内政上的失败和受欺。由来固然,一种文化在文化交流中是否占据优势,在多数情况下要看它所寄存的国家的力量是否强盛而定。因此,也难怪理雅各在英译《论语》、《大学》等中国经典时,从基督教教义的角度对孔子的儒学有所批评。孔子所讲的诸种德目,如“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在理氏看来,远没有耶教的博爱、赎罪那么精深。米怜同样从基督教义出发,批判了中国的哲学系统,进而是神学系统、法政系统和意识形态。在今天看来,这些批评有着明显的基督教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对一个弱势的国家,施以文化上的强压。

篇（10）

起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爆发两周年，国内外各种有关研究和反思这场危机的著作和文章铺天盖地般不断涌现。从中国的角度考察，这场金融危机正在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下降曾带来农民工大规模失业返乡的问题；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沿海地区某些出口行业的产业结构偏低和工资待遇偏低又使得很多企业出现了“民工荒”和“招工难”的问题。

国内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非常多，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最后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千差万别。当今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共同体，从国际经济政治大背景演变的角度来研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影响并找出应对之策，应成为今后我们重点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一、农民工返乡和“民工荒”现象都是“开倒车”

20世纪的几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都是西方国家金融政策的失误和金融市场管制的失灵，而发达国家总是试图把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而言，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欧美国家消费中国产品的能力锐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外贸出口。金融危机发生后，南方许多出口加工型企业大量减少员工雇佣数量。据农业部的统计测算，全国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总量约为1.3亿人，2008年，其中约有15.3%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人数达2000万人力资源管理论文，致使大批来自中西部省份的农民工不得不从沿海地区返乡。这种农民工返乡的“倒流”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将大大减缓我国正在迅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减缓我国的城市化速度。而且我们知道，我国政府出台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农村地区开展大规模机械化农业，使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迅速富裕起来，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农民工返乡的新情况，导致我国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数量重新扩大，使未来的农业规模经营变得很困难。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农业的发展，将给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的阻力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有效的处理方式，这种“开倒车”的形势在短期内将得不到扭转，将给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200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出口形势出现复苏增长的较好局面，然而又出现了新的“民工荒”问题，东南沿海很多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劳动力严重不足。以用工大省浙江省为例，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2009年7月的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为60.3万人，求职总人数为35.4 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用工需求无法满足使出口企业不得不放弃大量海外订单，企业生产设备大量闲置。“民工荒”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沿海地区原来的很多出口企业生产的产品附加价值很低，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非常慢，以致工人的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吸引力越来越小。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低附加值产品需求的减少，加上未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民工荒”问题可能会愈演愈烈，并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从宏观经济层面考察，我国现阶段在农村人口比例依然较高的背景下就过早出现了“民工荒”问题，实际上减缓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开倒车”，应引起国家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资本和劳动力要结合起来“走出去”

当前，随着我国企业资金实力的逐步增强，“走出去”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对外投资的总量和投资的产业也越来越多。但是，由于企业本身属于赢利性组织，其投资决策的目标主要还是在国际市场上追逐更高的利润率，因而有可能忽略国内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最终的情况可能是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将打造更多的中国跨国企业财团，使更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企业行列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同时却又导致大量的工作机会流失到海外，而我国国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居高不下。

资本和劳动力在经济学上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两大生产要素。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出现了资本过剩和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象。一方面，国内的过剩资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大量涌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有可能造成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国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依然较高，“民工荒”现象反映出的不是我国就业机会过多，而是能够提供给农村剩余劳动力预期工资水平的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并且使得我国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还比较低。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的国际投资战略，也应该紧密结合当前的国内就业问题，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必须以对外投资为依托，在国内就业市场的基础上去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就业市场，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就业市场，为农民工出国就业、创业提供服务，将国内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

三、在“全球化”视野下解决国内就业问题的若干政策建议

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采取的若干应对措施来看，主要侧重于保就业、保增长、保稳定，如果从国内层面分析，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我国的出口行业也出现了企稳回升的势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但我们有必要打开视野，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进一步研究探讨我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全球就业问题，让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变得切实可行。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通过海外直接投资，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去”创造机会

当前，我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外汇储备资金主要都是通过国外资本市场进行投资。主权财富基金操作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司对美国黑石基金的投资，但投资的效果并没有我们设想的明显，投资的风险却又大大超过我们的想象；我国庞大的政府外汇储备主要投资美国国债，虽然能避免较高的投资风险，但这种投资的收益率又比较低。在西方国家资本市场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轻工业、矿产资源开采、服务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这种海外直接投资不仅能够开辟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的新渠道，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我国国内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

在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资中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必将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很大的国际压力。坚持商业化、市场化运作，将有利于降低我国海外投资面临的种种国际政治阻力。例如，我国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农垦系统，都是由政府部门具体管理，可以考虑将这些机构逐步改制为大型的农业公司或农业投资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造来优化资本结构并同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然后重点考虑对海外地区进行农业投资，与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开展农业技术合作，承租大片的可耕种土地，再招聘国内的农民工去发展规模农业，进而带动我国农民工出国打工、种地、定居、创业。这种投资以市场化为导向，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可以很好地解决深层次的经济体制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国际政治阻力，顺利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帮助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海外就业。而且，这种对农业技术项目的投资，有利于吸引广大农民工在海外长期扎根工作，可避免以往海外工程建设项目劳务输出中普遍存在的用工短期化、不稳定、临时性等问题。

（二）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持，鼓励国内企业与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

从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来看，来自大型企业的国际投资是主体。目前我们要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同时对于大型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其资本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然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解决我国国内就业问题方面。因而，在指导思想上，我国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对外投资战略的目标定位之一应是为国内失去就业机会的农民工开辟一条全球性的就业道路，将资本与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都有强烈的海外投资意愿，但在海外投资实施方面又存在种种顾虑，包括不熟悉海外的经济法律制度、缺乏国际投资经验、担心海外投资中遭遇政治障碍等等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法律法规制度、金融资本支持、外交外事服务、信息系统管理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和支持。我国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控股企业的对外投资应以企业为独立主体，以市场化运营为基本手段，以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为背景，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带动我国的商品、资本、劳动力等同步走向世界人力资源管理论文，这其中，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尤其要关注考虑，为国内出现的农民工返乡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决方式。

（三）提供培训、外交协调、护照办理等系列服务，切实帮助农民工“走出去”

由于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国内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国际经济政治知识缺乏了解，在出国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国内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做好信息支持、技术、语言培训等方面的保障工作，为中国劳动力进入世界就业市场提供全方位服务，同时要在海外使馆设立专门的部门，协助解决我国农民工在海外遇到的种种困难，帮助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出得去”，出去后能“站得稳”，并尽快在海外取得较高的预期经济收入。

由于中国现在具有比较充沛的外汇储备、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梦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但这一趋势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现在西方国家在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等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同时利用签证护照等国家行为限制中国人走向世界，这些都客观上限制了我国农民工顺利走向国际劳务市场。为此，国内外交部门应尽量协调解决农民工去非洲、拉美等国家的签证问题，争取更多的非洲、拉美国家给予中国“免签证”政策或“落地签”政策，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也应尽量配合简化农民工的护照办理手续和其他出国手续。

（四）提供贷款资金支持与保险保障服务，切实支持农民工“走出去”

目前一个农民工要出国就业，办理包括体检、培训、签证、机票等各项手续的费用，至少要花费1-2万元，高的甚至可达3-5万，这笔钱对许多农村劳务工人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建议，为鼓励更多的农民工“走出去”，自筹资金不足的出国打工农民工，可申请不超过10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并由政府财政予以全额贴息，将小额信贷作为出国务工的启动资金，鼓励返乡农民工借助贷款方式“走出去”。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这项鼓励政策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同时在鼓励更多的农民工“走出去”的同时，还必须向农民工提供必要的保险保障，结合海外劳务输出现状，开发在海外推广适用的保险产品，为外出农民工提供包括意外险、医疗险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服务。保险服务的提供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建议采取“政府资助引导、商业保险运作”的方式，由政府对出国务工农民购买保险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让农民工以更少的保费支出获得更高程度的保障，引导农民工积极购买保险，为农民工“走出去”提供有效的“保驾护航”；同时还应鼓励出国务工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对于出国务工期间按时缴纳养老保险金的农民工，返乡后可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外出务工者的后顾之忧。

既然西方国家把金融危机的影响带到了中国，那我们也应该在全球视野下考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为减缓我国国内因为农民工返乡问题带来的压力，确保我国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不被中断，解决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矛盾，我们必须统筹安排，从战略角度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高度考察国内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就业市场的问题，扎扎实实做好“走出去”战略的引导工作，将国际投资战略与“走出去”战略结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市场服务，确保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要“走出去”，在“全球化”视野下解决国内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1]黄婧、纪志耿.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民工荒”问题探析——基于小农“生存伦理”的视角[J].经济问题探索，2010，（2）.

[2]简新华，黄锟等.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