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闽台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蕴涵了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蕴含于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及精神信仰之中的生态智慧，衍生于人们在长时段生产生活中习得的经验，积淀于生命环境在时空中的变化，诠释了“人”对于生态系统之中“他者”的尊重与理解。1．人与自然的共生观共生的生态环境塑造了共生观念。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多为对自然环境依赖性较大的攫取型经济。各族人民在“采集渔猎经济、畜牧与农耕”等经济活动中，他们的“精神特征不在于它的逻辑而在于他对生命的情境。他对自己的观点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际的，而是共生。在自然世界中，他们并未将自己放置于一个独特和优越的位置上。所有生命形态都具有亲缘关系”②。以生活于稻作文化区域的壮族为例。壮族先民通过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图腾信仰的精神路径，嫁接了同处生态系统中万物与人的亲缘关系，建立起共生秩序，以约束人类干预自然的尺度，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经诗》中“稻谷、鱼、猪、牛、马”等都各有“灵魂”。在共生状态中，诸物皆灵魂与肉体合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一旦因人不当干预，将生境诸物的魂吓跑(驱赶)出肉体，将导致人面临生存危机。《布洛陀经诗•造火》中就有因人不当使用火，而致“王的三代祖宗不愿留，王的祖神不愿住”③的记载。共生平衡失调，“河鱼妖怪，稻谷妖怪，牛妖怪，银钱妖怪，首饰妖怪”④等人类生存条件恶化的灾难必会出现，最后只得在布洛陀⑤的指点下，当事人通过仪式展开忏悔，并收敛起干预自然的尺度，才使得生存环境中的诸神、祖先、诸物恢复至共生秩序，人方得安居乐业。同样，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原生宗教文化中也都广泛存在蕴含共生观的现象。如:傣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的“神林文化”、藏族的圣山圣湖崇拜、侗族的万物崇拜、布依族的图腾崇拜等，都表明各少数民族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在诸多禀赋共生智慧的文化内涵中，我们虽无法运用现代逻辑去理解其合理性。然而，无论禁忌是否符合现代人观念的“情”与“理”，它作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调控手段确实存在。“他们对待自然万物的方式与对待，都体现了一种共生道德情感，进而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和情感活动”⑥，并以此维系着人类与自然间的共生秩序，为人在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获得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2．适度开发的发展观适度开发观阐述了人对大自然的“干预尺度”，它解决了人如何调和自身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的智慧。为适应区域地理条件与生产力状况，“靠山吃山，靠林养林”成为生存于该时空中的少数民族人民获得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经济思维，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耕作技术。如:为不伤害土壤中植物根系，尽可能地采取粗放的免犁技术;为顺应不同植被的生态状况，对土地进行功能区划，实施差异化的耕作技术;为可持续利用土地资源，实行多时段土地轮歇制度等”①。以森林资源为例，“我国长江流域(26.69%)、黑龙江流域(24.82%)的森林蓄林资源占据了全国森林蓄积面积的51.51%”②，两江流域之所以有森林资源的大储量，除自然涵养外还同居住于该地的少数民族所秉承的适度开发理念分不开。例如:侗族有“爱护森林、植木造林、封山育林”的传统，至今还有很多侗寨仍旧保留着“儿孙林”③的习俗;云南富民彝族，认为竹林的生长兴衰象征民族的兴衰;怒江傈僳族多以禁止采伐的茶树、紫柚木等植物为氏族命名;蒙古族、赫哲族对所需保护的树种、草原有明确的要求，不许砍伐的种类甚至连树枝也不许采摘。可见，正因民族生态文化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开发利用做出了要求，才有效防止了人们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保持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的和谐。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蕴藏了丰富的生态制度文化生态制度文化产生于人类的生活生产实践，并通过意识干预与组织制度起到约束文化主体的作用。我国少数民族也正是通过这套制度文化的约束来保护生态环境。1.以习惯法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于日常生活与劳作过程中的习惯法，是少数民族人民用以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制度性内容。“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明文法之外，依据民间社会权威与社会组织，赋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的总和”④。我国清代“嘉庆”至“咸同”年间的贵州布依族村寨便出现了《护林碑》。贵州兴义顶效的《护林碑》载道:“窃思天地之钟，诞生贤哲;山川之毓秀，代产英豪。是以惟岳降神，赖此外城之气所淤结而成。然山深，必因乎水茂;而人杰必赖以地灵。以此之故，众寨公议，近来因屋后放牲畜，草木因之催催，巍石成嶙峋，举目四顾，不甚叹息。于是齐集与岑性面议，办钱十千，木品与众永人为后代，于后代培植树木，禁止开挖”⑤。依碑文可见，村民已认识到人和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并明文禁止开挖砍伐树木，并将种植树木作为一项社区规范确定下来。同样，纳西族在其原始经典教义《东巴经》中也同样蕴含了水资源保护的制度性内容。如:禁止向水中扔垃圾;禁止向河流中吐口水，禁止在水源地宰杀牲口，禁止在水源旁排便等。分布于黔、湘、桂的侗族《侗款》在自然资源确权方面有详细的规定:“屋架都有梁柱，楼上各有川枋，地面各有宅场。田塘土地，有青石作界线，白岩做界桩。山间的界石，插正不许搬移;林间的界槽，挖好不许乱刨。不许任何人，搬界石往东，移界线偏西。让得三分酒，让不得一寸土。山坡树林，按界管理，不许过界挖土，越界砍树。不许种上截，占下截，买坡脚土，谋山上草。你是你的，由你作主;别人是别人的，不能夺取。屋场、园地、田塘、禾晾，家家都有，各管各业，各用各的。”⑥自然资源产权的明确，解决了私有资源与共有资源产权不明、环境责任不清的问题，进而为保护生态环境奠定了制度性基础。2.有效的组织制度保障较为完善的组织制度保障了各项生态保护规则落于实处。首先，在组织领导上，由经社区民主推选出来的首领(组织)实施执事活动。如苗族“议榔”是苗族社会的基础组织形式。“议榔”最高权力机构是合款大会，大会由榔头、款首主持，制定“款约”，并选举产生各种执事首领。“款约”涉及到社会生活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地区安全等诸多方面。至今“议榔”在苗寨中仍发挥着自律作用;其次，严肃惩罚措施。族人一旦被认定违反习惯法，将按照习惯法所规定的内容实施处罚。“黔南瑶族，以习惯法为准则，审判时由寨老召集族众，对违法者施以批评教育、请酒赔礼或惩罚示众;贵州水族则由‘三老四公’负责履行乡规村约的处罚权，对违反习惯法者给予惩罚”①;第三，以生态道德性施行制度内容教育。惩处是对身心的处罚，教育在于提升内心的意识。两者的有效结合为乡规民约秩序的运行提供了“道德”保障。“如壮族习惯法中的惩戒条约直接规定了，一旦触犯习惯法，当事人没有选择余地，仅有接受和服从。违法者不仅要受到条约规定的惩处，个人还将在未来生活中背上‘骂名’。在广西龙脊十三寨，对于违法者的‘游村’和鞭挞刑，不仅使违法者在身体上要接受处罚，还要在心理上接受其他村民的嘲讽、谩骂。”②同时，“在大部分甚至全体村民到场的情况下，对违反者实施惩处，以实例对村民进行现场教育”③。得益于上述生态管理意识与管理制度的存在，生态意识与生态行为才得以在“有形审判”与“无形教育”中获得塑型，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因此获得了保护。

二、采撷的意义

采撷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汲取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智慧，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有利于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区域是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的基础单元框架。民族生态文化不仅为我们思考制定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生态文化建设政策提供基础性的依据，也凭借其生态智慧的共通性可为国内其他地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慧滋养。“我国地理空间是一个自西向东逐级下降的斜坡，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东连横断山脉，地势下降至海拔1000～2000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又有塔里木与四川等盆地。向东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三级阶梯落差，南北又达30个纬度，温度与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④在如此特殊地理环境中，生成了具有不同文化性格的民族单元，孕育出多样的民族文化。生态文明作为一项关系人类福祉的发展旨愿，如其开展能够尊重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差异与历史生态文化，可克服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水土不服”，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增强其信度与效度，真正满足符合区域人民的长远发展利益需要，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的。

篇（2）

民俗文化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下形成的人与环境互动的风俗传统。从文化资源的整体来看，民俗文化是展现地域风采、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有效载体，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从民俗学视角来探讨民俗文化，主要从其构成要素来分析，一方面民俗文化是对传统物质文化生活的传承，比如某一民族区域的生产、生活习俗、衣食住行特点等;另一方面是对民族社会生活的传承，主要包括民族区域内的节日习俗、婚丧嫁娶礼仪习俗、家族文化、语言艺术及游艺竞技习俗等内容。民俗文化旅游是对文化旅游的深化和发展，对其定义和阐述尚未获得统一的界定。有学者从“民俗”与“旅游”的结缘上，提出民俗文化旅游是以民俗事象为主要载体的旅游活动;民俗文化旅游是借助于民俗来开展旅游项目，并将某区域的民俗事象和风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进一步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并将其鲜明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呈现给游客，以增强其民俗文化的深刻内涵;民俗文化旅游就是以某特定区域民俗事象为资源来吸引异地游客从事体验和观赏活动的总和;民俗文化旅游是建立在特定区域民族文化传统风俗资源基础上，以保护和开发旅游产品为主要方式，并以展现地方民族性风俗为主要标志的旅游产业。从广义来看，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民俗与文化的统一体，既要强调民俗旅游的生命力，又要开发民俗文化资源。随着生态旅游发展趋势的日益突显，民俗文化旅游的生态性特征更是受到普遍的关注。藉于民俗旅游、生态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民俗、文化、环境、人所构成的文化生态，将民俗文化、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进行融合，从而构成以文化为核心，强调文化与环境的生态和谐，从而实现对地域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与传承。

1．2民俗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民俗文化是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并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得以传承。民俗文化在逐渐被抛离原生态的生存环境下，作为被观赏的对象，并在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下，体现出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审美价值。民俗文化作为一种资源、一种产品，在越发需要给予保护的生存空间里，尊重和延续原生民族的有形、无形文化，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审视民俗文化与旅游活动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生态化民俗文化旅游的概念。借助于生态旅游的发展思路，将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发作为双重目标的新型旅游模式，既能够满足游客对地域性民俗文化的精神需求，又能够实现对民族区域自然和生态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从民俗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来看，民俗文化旅游将民俗文化的整合与保护作为旅游资源，增强了生态旅游的文化内涵，提升了生态旅游的文化品质，从而为民俗文化的生态保护和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构建成双赢局面。

2我国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1我国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

我国民俗文化旅游产业起步较晚，但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迅猛发展，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势头也是显著的。特别是基于民族区域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如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山西民俗文化旅游、江西民俗文化旅游、内蒙民俗文化旅游、云南民俗文化旅游等资源的开发，更是将民俗文化旅游推向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新兴的旅游产业，在展现民族文化风采、弘扬民族文化上，其地位和作用尤为突出。我国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既能够满足游客对文化空间“求新、求异、求知、求乐”的心理需求，又能够从浓郁的民俗文化氛围中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新时期的到来，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发模式上逐渐形成了民俗观赏、民俗活动、民俗商品、民俗服务四大类型，并从民俗文化资源基地建设到产品服务包装、设计，以及民俗文化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2．2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存在的问题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国际化旅游产业迅猛发展的趋势，对于民俗文化旅游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在资源开发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不仅使得原本优秀的民俗文化资源失去吸引力，还造成对民俗文化的污染，降低了民俗文化独特的个性。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一是在民俗文化资源整体开发上缺乏有效规划，特别是依据常规开发模式，无法从历史学、文学、艺术学，以及社会学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全面挖掘，仅仅在民俗文化基础上重视“旅游牌”，难以从旅游资源的规划上体现科学性、文化性、时代性。浅层次的文化宣传、一味地追求民俗文化项目，同质化、模式化、公式化现象不仅降低了民俗文化旅游的品质，还带来资源的浪费。二是在民俗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上显得落后，特别是对于偏远民族区域旅游业来说，由于交通不便导致的游客数量不足，不仅无法实现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也制约了区域旅游业的有效发展。三是在民俗文化旅游投入上力度不足。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是丰富的，而缺少有力的资金投入又是现实问题，因资金投入不够而使得民俗文化资源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四是在民俗文化旅游人力资源管理上显得不匹配，特别是从业人员综合素质水平较低，如导游人才的缺乏，旅游资源开发专门人才的不足，不仅难以支撑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也给民俗文化旅游带来发展瓶颈。五是在民俗文化资源开发上轻保护现象普遍。开发旅游资源是一把双刃剑，在处理开发与保护问题上，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盲目开发，不仅对环境资源造成损耗，也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带来灾难。为此，积极分析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不足，协调好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在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推动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3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民俗文化旅游作为高层次的生态文化旅游，在推进民俗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上，既要遵循文化传承的规律，又要协调好旅游产业的有序化发展思路，以实现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科学性、可持续性。

3．1文化生态视角下规划好民俗文化旅游的建设目标

科学规划是实现民俗文化旅游生态化发展的前提，其设计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处理好文化生态、自然生态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在规划上首先要平衡好生态民俗文化与社会发展及自然环境的关系，注重民俗文化的本真性、多样性、完整性，以及文化传承的延续性，在维护民俗文化生态资源不枯竭的前提下来促进民俗文化、自然环境的健康发展。二是处理好旅游资源开发、社区居民、游客等多方利益平衡。作为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者，要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上，做好开发者、当地居民、游客多方的利益分享与公平，既要组织好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又要通过市场机制来促进旅游利益的合理分配，并在积极地改造自然、合理控制利用的基础上，维护好民俗文化生态系统的完整与稳定。三要从生态民俗文化开发中体现生态教育的目的，作为以民俗旅游为导向的文化资源开发，要平衡好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关系，通过对生态民俗文化的合理开发来传播和促进各方面人群对生态环境的认识，提高维护文化生态平衡的自觉意识。

3．2文化生态视角下设计好民俗文化旅游产品

生态化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需要从其区域自身特点来进行分析，结合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特殊性，从生态民俗文化实体的开发、参与性民俗活动的开发、民俗精神文化的开发、民俗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等方面来进行研究。对于以景观实体为特征的民俗文化旅游设计，要注重以下几点:一是对于原生态民俗村寨的挖掘与保护并重，在展示民俗文化的过程中要强调对原生态景观的保护。二是对于人造民俗文化景观的开发上，要在文化移植的同时，注重对民俗文化趣味性和观赏性的挖掘，并能够从鲜明的民俗文化氛围中，运用多种表现手段来增进游客对文化的认知和体验。三是对于生态博物馆的开发上，要从自然资源的整体性，民俗文化的思想性，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上来进行全面开发。对于参与性民俗活动的旅游设计来说，重在引导游客的参与，强调游客从亲身体验中来获得对民俗文化的精神感受。如对于一些民间节庆活动，从活动内容的组织上要积极健康，并能够在展现民俗文化的同时，让游客从参与中感受到民俗文化的鲜明性和差异性;对于民族餐饮文化，在体现“食”的同时，也要赋予其新的审美价值，如引入礼仪、禁忌、艺术等文化内涵，既展现民族传统饮食文化，又对地方民俗特色饮食文化进行了宣传;对于民间文艺如戏曲、绘画、雕塑、歌舞等资源的开发，则从民族文化的历史意义，以及传统文艺的鲜明特征上来进行丰富和宣传。

篇（3）

生态伦理一般是指，人类在进行与自然有关的生态活动中产生的伦理关系以及调理原则，是人类处理本身与周围的动植物、自然环境等生态环境关系的一系列德行标准。从它真正被人们定义至今不过几十年时间，但它的起源几乎可以追溯至人类文化产生之时。在人类文化发展相当长的时期里，文化都是以民族为载体的，因此对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把握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特性，还可以充分认识少数民族所拥有的生态伦理观念。根据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特点及地域特性，有的放矢地制定文化建设决策，不仅有利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开展。本文以黑龙江省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为视角展开研究，阐释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以期为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时期的农业大省———黑龙江省，进一步改善野生动植物群落、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打开新的视角。

一、文化与生态伦理的二位一体关系

(一)文化是生态伦理的载体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载体。在历史上，诸多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始终致力于从各自学科的专业角度对其进行总结，但迄今仍无法给出一个精准而普适的定义。综合来讲，“一个群体(如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能被传承的思维方式、生活模式、行为尺度、价值观念、传统风俗、风土人情、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等，即是人类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进行交流的，游离于物质之外又在物质之中的凝结能够被传承和普遍认可的一种意识形态”［1］，这种意识形态就是文化。文化包罗万象，贯穿于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不断思考探索而积蕴的思想内涵，支撑着各地区、各民族独特的思想构架，记录着其自身的发展内容、发展脉络及意识走向。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内，文化展现出的既是对先时内容的发展和延续，又创造着不同以往、独具特色的新内容。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生态伦理概念的正式确立时间较短，但生态伦理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至“文化”产生的同时，它几乎存在于文化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及各地区民族主体思想中。生态伦理的概念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及特殊的时代要求下，由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并总结出来的。中国少数民族群众为在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于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礼法、习惯，这些为适应自然环境而生的生活方式同时承载着传承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与认识的历史使命。各民族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摸索出相宜的生态文化类型和模式，表现出鲜明的特征。第一，宗教文化蕴含生态伦理要素。少数民族原始的信仰观念与其早期形成的意识活动有关，并反作用于意识活动。在原始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低，时刻处于自然的威胁之中，为了维持生存，人类在主观上渴望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由于认知所限，人类将这种具有威胁性的自然现象归结于某种神秘力量，并希望得其庇佑，在形式及思想上向其表达崇拜，确立了原始的信仰观念，并以此驱动意识活动，逐渐形成了原始的宗教。所以，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突出表现于少数民族的宗教与禁忌文化中。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思想不单囊括了对现实事物认识的理性思维，还融入了对万物起源、人类由来、宇宙形成等的困惑，帮助人类在面临残酷生存环境时进行了最早的思考，并由此形成了最初的伦理观。以萨满教为例，作为起源最早、延续最久的原始宗教文化之一，我国北方地区16个民族中有12个信仰萨满教或仍保留有萨满教的传统习俗，这其中包括我省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等。到20世纪50年代，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生活仍相对闭塞，依然从事较为原始的狩猎生产，所以族内对原始的萨满教文化保存得相对完好，深刻影响着本族的文化习俗、观念信仰等方面。多神崇拜的萨满教以“万物有灵”为信仰核心，它认为世间万物为天所生，一切运动规则皆由神来掌控，神具有比人更高的思维方法和意识，他们通过赐福或降祸的方式支配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为维系人类生存，将自然界中的客观事物进行神化并加以崇拜的行为，深刻地体现了自认为本的生态伦理观念。在萨满教的宗教观念中存在着纯粹的生态保护观念，它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持续生存的朴素生态哲学观，它要求信众平等地看待世间万物，珍视大地、森林，珍视动植物，表现出对大自然的谦卑和敬畏。这不仅是对古老崇拜观念的延续，同时也表达了对作为意识来源的大自然的重视和感恩。当人们失去理性、无法自觉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萨满教则会凭借禁忌习俗等形式强制进行调节，从而稳定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如在特定区域及时间内禁止渔猎、采集活动等，这种对本区域内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努力，都是少数民族先民在长期的自然生存实践中得到的启示。第二，传统文化凸显生态伦理要素。生态文化是人类在自然界的生存中形成的一套为了适应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文化体系，其主要通过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化来表达。以赫哲族为例，因其生活的地域气候寒冷难以发展农业，但渔猎资源丰富，形成了以渔业为主、采集与狩猎为辅的生产结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是赫哲族中广泛流传的一句谚语，形象地说明了赫哲族聚居区域自然资源的富饶程度，侧面体现出渔猎民族与自然生态系统依赖与融合的平衡关系。赫哲族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与自然环境进行长期的互动，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渔猎文化。据资料记载，赫哲族民居除少数依山而建，其余均分布于江河两岸。在清末以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赫哲族社会发展一直相对缓慢，生产方式基本凝滞在渔猎形式，基本社会形态仍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作为典型的渔猎民族，赫哲族对自然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以全面直接地获取自然界中的动植物资源为主要生存方式。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渔猎民族的物质生产力处于较低的水平，也使得渔猎民族为了长期的生存发展努力维护生态的平衡，不会竭泽而渔。在这种生产方式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一种人与自然简单、朴素的平衡关系，使人类与自然得以和谐共处。

(二)生态伦理是文化的具体体现

第一，生态伦理体现了文化的传承。虽然科技的发展使人类活动不再局限于环境限定的框架之内，但相异的生态环境是产生相异文化形态的必要条件，本地区的生态环境深刻影响着本地区文化的起源、产生和发展。如果说影响相异文化形态形成的外部因素是自然环境，那么内部因素就是文化自身在逐渐适应、改造和利用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与其他文化相区别的特性。各区域内的人类群体为适应本地特有的气候、地理、能源、动植物群落等生存条件，开发利用本地区资源，研发并使用独特的工具与技术，最终形成其独特的社会组织模式和文化经济模式。如，对以采摘果实、打捞鱼群、追捕野兽为生的鄂伦春族而言，为了适应生存环境、满足生存需求，采取与自然界生物相似的游动迁徙的生存模式是必然选择。由于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基本的生存需求，所以鄂伦春族游动迁徙的生存模式并不会导致生物锐减或灭绝。鄂伦春族长期生活在限定的生存环境中，为满足生活需求进行的狩猎活动帮助野生动物种群淘汰了老弱病残的个体，优化了群落结构，这种适度的狩猎采集方式更符合自然规律，它维持了野生动物种群内死亡数量与繁殖数量的平衡，更具合理性。鄂伦春等与自然环境具有更为密切纽带关系的少数民族文化，蕴含着人类的存续与发展必须以维持生态的平衡为基本前提的精神内涵。当今社会，人类的生存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对野生动植物的依赖，由渔猎文化发展到游牧文化乃至融合至农耕文化时，更多面对的是驯化了的牲畜和人工培养的作物，但世代传承的渔猎文化的精神内涵依旧深植于鄂伦春族的生态伦理思想之中，族群依旧推崇以万物为本的自然本体思想，人与自然之间依然呈现着不可割裂的依赖关系。第二，生态伦理是文化的重要组成。人区别于动物，具有严密自主的独立思维及超越感性的理智等特性。人类来源于自然，也无法脱离自然独立生存。人运用思维、理智、活动和技能等能力不断地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同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促进自身的进化与发展。几乎从存在之初，人类就开始从伦理的高度思考和认识其与自然的关系，而这恰恰促进了生态伦理的萌芽。少数民族的文化蕴含着多样性的生态伦理思想，它形成于特定自然环境中，“不仅可以一种感知的符号化的形式存在，还以人为载体，以思想化的形式存在，既包括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自然界的思考和认识，也包括少数民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习惯法。”［2］从某些角度来看，更为贴近自然的少数民族，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更能感知体悟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深层内涵。无论是以自然万物的本原为研究对象，或是摒弃了自然哲学的宇宙论道路，将哲学的研究对象转向“存在”，研究的对象、内容及全过程等依然无法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人类在对自然认识、探索及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类生态伦理的观点，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被表现出来，而生态伦理观的重要性在少数民族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生态伦理多方位促进文化建设

(一)生态伦理指引文化建设的价值向度

第一，生态伦理纠正生态危机引发的价值危机。马克斯•韦伯在演讲稿《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说过:“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入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3］他认为现代社会诞生于“祛魅”，当今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观相互碰撞、影响、交融，导致人们原本的价值观逐渐消失甚至被取代，社会中的各种力量在各自的领域内以逐利为目的进行激烈的斗争，崇高信仰和正确价值观也日渐式微。“当科技的迅猛发展把上帝从第一推动力的信仰搁浅到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位置上时，人们就不再对任何存在怀有敬畏之心。”［4］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生态环境的演变是人与自然彼此作用的结果，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越接近现代，人为导致的生态环境变化越明显，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也越恶劣。工业社会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大行其道，人类被这种错误的观念支配着，过于看重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将自身与自然对立起来，对自然索求无度，恶果也日益显现，温室效应、植被锐减、土地流失物种灭绝、水资源污染、矿产开采过度等。如20世纪80年代初，饶河地区掀起养貉、养狐的热潮，鱼类饲料的需求量大增，价钱低廉的小杂鱼最受养殖户欢迎。为攫取暴利，无良渔民狂捕乱捞，用各种违禁渔具毁害大批鱼苗，各种鱼类一度几近绝迹，鱼类群落难以维持正常繁殖，区域内物种平衡遭到了巨大破坏。1986年，政府启动的万亩灌区工程使林地密布、沼泽纵横的四排赫哲族村草甸基本开垦殆尽，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生态环境。这些问题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而恶劣的影响，甚至危及人类生存。第二，生态伦理体现文化重塑中人与自然的内在价值。人类一直生活在自然之中，而并非独立于自然之外，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同时具有各自的内在价值，二者在这种价值层面上地位平等且价值内容相互交融。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错误地指导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后果有诸多惨痛的教训可以借鉴。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转变、瓦解甚至崩溃，充分说明要使人类过上和谐而幸福的生活仅从制度和技术上解决是不够的。民族文化的重塑过程也是民族生态伦理的重塑过程，生态环境与生态伦理的发展变化具有统一性，需要从生态伦理的高度上重塑民族文化，引导人们将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与客观真理相结合。只有使人与自然间呈现和谐稳定的平衡关系，才能实现二者内在价值的最大化，忽视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会造成价值量的缩减乃至消亡。因此，人类不应把自然看作是可以任意处置的客体，自然与人类同样具有主体地位。只有人类平等地看待自然，客观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内在价值，才能从实践与文化层面重新塑造客观科学的生态伦理观，继而使已然遭到破坏的文化得以重塑，使得人类以蕴含科学生态伦理观的文化为依托，从正确的价值观角度出发，发乎内心、主观能动地守护家园、维护生态、保护地球。

(二)生态伦理决定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

第一，生态伦理语境下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以黑龙江省来说，由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地广人稀、渔猎资源丰富，千百年来少数民族群众择水而邻、依山而居，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渔猎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渐渐形成，这也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这种淳朴的自然渔猎经济活动贯穿于民族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直至清朝末期。清末的放垦政策使关内大量汉族群众携带农耕文化进入东北地区，他们寻找生态环境优良的土地聚居生活、开荒种粮，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地。汉族群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影响了本地区少数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及生存手段，逐渐学习掌握了农耕技术。文化建设不仅仅局限于生态伦理方面，但由于对生态环境依然拥有强依赖性，其依旧植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实质之上。同时，由于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满汉文化与本地区少数民族特有文化融合的双重影响，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文化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宗教、习俗、语言等精神层面都逐渐转变。第二，混乱的生态伦理观导致社会文化失衡。在农耕文化持久的冲击及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态伦理观渐渐走向瓦解。在建国以来的60多年间，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在国家治理下，惠民政策深入而广泛地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也大幅提高，但多数对自然的改造活动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均未能将生态伦理作为指导，忽视了对生态平衡的维护。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迅速，由市场经济孕育的所谓“主流文化”不断渗入，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利己主义大行其道，人们片面地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渐渐无视传统生态伦理的精神内涵与重要意义。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力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渐渐落败于不断膨胀的所谓经济理性，索求无度的经济开发活动对生态造成了严重甚至不可逆的破坏，对民族生态伦理文化造成了沉重打击，传统的生态伦理观被不断质疑不断破坏，社会中形成了新的但混乱的生态伦理观念。错位的生态伦理观造成了社会文化的失衡，使得人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生态伦理所赋予的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第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体系是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具有继承性、延续性、创新性和时代性等特性。由于各自存在的差异性，传统与现代文化相遇时往往会产生激烈的冲突。生态伦理语境下的文化建设要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相互碰撞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谐发展，在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形成面对因环境及时代变化产生的新问题时科学地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观念。其主要内容是，从生态学角度出发，引导人们摒弃旧的思想观念和生存方式，欣赏和关爱自然，塑造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衡量社会的发展进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全方位构建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的新文化体系，使和谐发展融入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将人们置于新的科学的文化体系之中，帮助人类向内重塑缺失的生态伦理观，是生态伦理确定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这不仅是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

(三)生态伦理引领文化建设的教育导向

“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用当代最新科学技术成就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通过合理和进步的教育制度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并用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健康的文学艺术和生动活泼的群众文化活动来陶冶人们的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5］因此，生态伦理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指引文化建设是必然要求。第一，教育手段是生态伦理建设的必然选择。对人类生存危机的反思越深刻，人类越能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化的二重属性，现代化的发展把人从原始的自然意识中解救出来，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资料，但也因利益驱动使人类痛失往昔的生存环境和精神家园，彻底颠覆了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意识到如果想使自然正常的存续下去的话，自身也要在必需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话，归根结底必须和自然共存。”［6］现代生态伦理观念绝不只是意识的觉醒，而应成为全人类生存智慧的指针。实现生态伦理建设离不开法律、行政法规、经济、科技等一系列外在手段，但只有从教育层面入手，引导人们形成尊重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才会使和谐发展形成内生的源动力，从精神层面助力生态伦理语境下的文化建设，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教育的手段培养和造就现代生态伦理建设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使之成为理性的生态人，为新时代科学生态伦理观的形成及生态伦理视阈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第二，教育手段帮助文化建设实现最终目标。在道德教育的范围内，生态伦理的教育旨在使人们正确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全局角度提高人类的道德素养，形成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文化，并以此指导人们的思想及实践活动。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从生态伦理出发，文化建设确立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根本目标，而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生态伦理教育是一种施加影响的过程，目的是为了培养人类的道德素养，这一道德素养要求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类依据生态伦理的标准而行为。”［7］生态伦理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摒弃与生态伦理相悖的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的利益与人类自身的利益统一起来，使人们真正意识到生态道德是精神层面的内在需要，是实践层面的方向指引。

三、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伦理文化建设举措

运用生态伦理文化建设中的道德规范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理性的判断和选择，发挥生态伦理在文化建设新时期的理论引导作用。生态伦理文化建设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引导作用，促使我们发现现存生产、生活方式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症结，引导我们认识到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的欠缺和不足，实现我们在思想上和价值观上的高度统一，为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共同努力奋斗。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伦理文化建设要以和谐发展为准则，实现对传统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扬弃，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及现论精髓，构建和谐生态伦理观。

(一)传承和扬弃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中蕴藏了很多科学思辨的方法，但其仍是一种朴素、感性的生态伦理观，局限于解决人与自然直接接触时，低水平生产力条件下产生的简单矛盾。由于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和人类思想观念转变等原因，面对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物质生产活动给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的生态伦理问题时，传统生态伦理思想难以全面、完整、系统、有效地解决，所以现代生态伦理观的构建显得尤为迫切。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传承与扬弃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粕取精，构建与时代背景及现实情况相适应的精神内核。鉴于少数民族对其特有文化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有着天然内在的情感依赖，缺乏全局的理性认识，所以在进行生态伦理思想的扬弃时，要注意在不损害少数民族情感的前提下进行理性引导与情感培养。

(二)建立并完善和谐共生的生态经济模式

生态伦理意识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意识之一，生态伦理文化建设要以全社会的生态意识觉醒为目标，加强科普教育和大众宣传，提高群众的生态伦理意识，制定生态伦理相关政策，建立新生态经济模式，使公众对生态伦理语境下的责任与义务拥有清晰认知，并能够积极主动参与生态伦理文化建设，为生态保护提供内在保障。现今少数民族深陷生态危机和生活贫困的双重困境，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文化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逐利至上的经济发展理念使人们忽视了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系，传统生态伦理在新时期难以发挥引导作用，而现代生态伦理仍处于缺位状态，使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缺乏内在动力。缺乏科学生态伦理思想引导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活动，如过度的矿产资源开采、不加节制的渔猎活动、不计后果的植被破坏等，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难以为继。为了保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维护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对以生态伦理为指导的新经济模式的建立与完善早已迫在眉睫。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生态经济观念，实现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生态化集约型的转变，把经济发展与生态伦理文化建设联结起来，从思想上理论上为经济发展提供指导，以生态经济模式为蓝本走出一条和谐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三)发展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技术应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环保理念渐渐深入人心，人们开始自发地从历史教训中总结经验，有意识地发展符合现代生态伦理观的生态化技术，这种生态化的技术不同于以往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一般技术，而是将环保理念贯穿于技术的研发及应用之中。“并不是把科学技术与生态学划等号，也不是把科学技术单纯地生态化，而是在发展和创新科学技术的过程中结合生态化的意识和思维，使得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带有鲜明的生态和环境保护理念。”［8］生态技术由其他技术的“人———社会”二维意识转向“人———社会———自然”的三维意识，真正地将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结合起来，它的运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护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为准则，促使人们有意识地寻找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契合点。生态技术为生态伦理提供技术支撑，促进生态伦理观与实践的结合，为生态伦理语境下的文化建设提供现实的参考，同时成为文化建设重要的实践成果。

作者:武卉昕 刘胜美 单位:东北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李二和．中国水运史－舟船的起源［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4．

［2］毕曼．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禀赋及其资源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6)．

［3］［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37－38．

［4］刘焕明．中国梦实践的生态伦理向度［J］．理论学刊，2015，(5)．

［5］佘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篇（4）

二、生态翻译学指导下的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

(一)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语言维适应性转换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进行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翻译工作者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形式，所以他们首先要做生态环境的适应者，在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后。再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对译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选择。从而对译文进行转换。例如：原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独具特色的冰雪旅游文化盛会。园区位于松花江北岸，是集冰雪动漫、冰雪演出、冰上杂技、冰雕展览等项目为一体，将科技、艺术和文化完美融合的大型冰雪乐园。从20O0年起，已逐渐形成了南有三亚、北有哈尔滨的中国旅游新格局。译文：HarbinIceandSnowWorldisauniqueicenadsnowtouristfestivalmce~ing．TheparkislocatedonthenorthshoreofSonghuaRiver，andisasetoficeandsnowanima-iton，iceandsnowperformance，iceacrobaitcs，nadcsulptuerexhibition，nadisaeprfectfusionofscience，artnadculture．Sinec2000，thenewtouristsituaitonhasbeengraduallyformedthatthereisSanyain8ouhter／lChinanadHarbininnorthernChlna．

(二)黑龙江民俗翻译的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行为，更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转换模式。由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思维、表达方式、民俗、美学、心理学等诸方面的差异，就使得在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传播到另一种文化时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解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侧重于关注黑龙江民俗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因此，译者在翻译黑龙江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保留原语中的文化传统和最大限度地再现原语文化，使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实现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原文：“大秧歌源于2OO多年前的中国北方农村，是汉族传统民间民俗舞蹈。9o年代成为一种群众性自娱自乐的健身活动。”译文：“Yan~oDanec，origiantingfromhteruralareainnorthernCihna200yearsago。VnagkoisatraditionalfolkdancepopulartllHnanaitonality．”。Y咄”是我们特有的文化娱乐运动，在我们境内游客的生态环境中耳熟能详，但对于一些外国游客和读者而言却深感晦涩难懂，为了避免他们对此产生歪曲和误解，我们使用了。YangkoDnace”使他们既了解了秧歌是一种民间民俗舞蹈，又可以突出黑龙江民俗文化的特殊性，丰富和发展目的语文化，扩大外国游客和读者的文化视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实现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三)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黑龙江民俗翻译中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中，译者除了要考虑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即考虑原文、原语、译文、译语的不同语言思维方式、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还要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上，关注原文定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实现了其信息功能、表达功能和呼唤功能。原文：“哈尔滨在20世纪初就已经生产啤酒，哈尔滨130啤酒厂已有百年历史。主要品牌是‘哈尔滨’和‘新三星’。”译文：“BeerDrinkignHarbinbegantoproduecbeerathtebeginnignofhte20century．Themainbeerbrandsare‘Harbin’nad‘ThreesttLr~8’．”啤酒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成为哈尔滨人们信息沟通、社会交往以及商品流通的桥梁。哈尔滨人喝啤酒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交际的方式。在这里当某人邀请别人去喝啤酒或被邀请去喝啤酒的时候，就意味着双方交际的开始。“Harbin”and“Three8tal~”是哈尔滨特有的啤酒品牌，这种译法巧妙地保留了原语的发音，简单直观但深人人心，保留了原句中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表达尊重了原意，突出了哈尔滨特有的文化和地域特色，并能够扩大游客对未知事物的文化视野，加深游客对该品牌的记忆，同时增加了哈尔滨啤酒的广告效应，起到一个宣传、呼吁的作用。

篇（5）

一、我国文化遗产发展现状纵览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及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拥有可移动的文化遗产越1200件，已知地上、地下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近40万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71处，世界遗产30处，世界文化遗产27处（含文化、自然双遗产4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项。这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其精心呵护、传承发展，是政府组织和全社会共同的神圣职责。

中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用两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堪忧”，因为我们国家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原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正在迅速的改变。比如我们过去有很多劳动歌曲，插秧的时候要有插秧的号子，薅草的时候有薅草的锣鼓，林业工人在伐木的时候有伐木歌，抬木头的时候有抬木歌，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以现代化来代替了，原来的这些民歌就都不存在了。

如果说物质文化遗产是化石，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活化石，文化形态的深入力量同样无法替代。但是，比较起前者，大家对后者的价值认同远远不够。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包括一些民间老艺人的绝技，是在毫不自知的状态下，从眼前永远地消亡！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迫在眉睫。

二、新疆南疆汉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意义探析

南疆汉民族非物质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部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资源丰富多姿，种类异彩纷呈，是中国人民智慧创造的结晶，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富精神价值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意识形态、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等特点，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又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许多闪光的伦理精神，如公而忘私的“天下为公”精神，以义制利的“见利思义”精神，人格独立的“威武不屈”精神，虚怀若谷的“厚德载物”精神，清正廉明的“执法不阿”精神，艰苦奋斗的“自强不息”精神等等，至今像涌动不绝的清泉，滋润着炎黄子孙的生活，陶冶中华儿女的情操。这种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情感和个性特征，以及自强不息的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是维系中华民族情感的重要纽带。这种精神品格和精神力量已经溶入我们民族的精神之中，至今大量地、鲜活地藏匿于民族民间，埋藏在老百姓的心灵深处。因此蕴涵着弥足珍贵的精神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可以退守和栖居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增强文化认同的宝贵资源。有了一种文化认同，我们的先进文化建设就有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和深厚的文化根基。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独特的历史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在劳动实践中创造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历史进步的标志。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了古人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实践经验，所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民族民间的科技文化蕴涵着大量的尚待开发和破解的历史文化信息。这是祖先留下的极具历史价值的精神文化宝库，为我们后人的科技发明和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丰富的灵感资源。而一代又一代承传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祭祀礼仪，甚至我们的风俗习惯所表达的是人类自己对现实的人和社会关注和疗救的一种愿望，更重要的是要表达人类超越社会历史限定和时间空间限定的一种永恒的期盼和希冀。这是先人们开创的一种灵动的文化自觉。有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我们就有了构建和谐社会先进文化的基本动力。

近些年，不少地方和个人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很少考虑文化的发展。急功近利的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使许多乡村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顷刻间夷为平地，我们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冰冷无情的铁铲下，瞬间都统统荡然无存。如果我们在全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和房地产开发中不加特别的关注和十分的留意，那么极具重要历史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可持续发展观需要一种文化自觉来支撑，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文化因素浸润其间，它需要弘扬一种精神，培养一种文化自觉的基因。具有厚重历史价值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坚持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最基本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所特有的民族自尊、自爱和自信，是推动我们民族进步和发展的激越的鼓点，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正确的精神导向。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巨大的文化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首先是传承文化传统，为文化创新提供基因、动力。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渔猎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化。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游牧文明、渔猎文明和原始农耕文明中养育起来的，它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它深深扎根于我国各民族人民群众之中。我们寻找中华民族精神文明源泉的目的是要更好地认识它的文化价值，并将它精心呵护，传承发展。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把旧有的东西当作“活化石”摆在博物馆里仅供展览，也不是把故旧的民俗事象简单地搬到现代生活中重演，而是要在深层挖掘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和艺术创新，从而使我国新的文化成果更具中国特色，更彰显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向纵深发展，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打造出一个更加有利于和谐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环境。这是我们保护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也是其保护研究的价值意义所在。

三、南疆汉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出发点与思路

笔者认为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中，有缓急之分，而无轻重之分，为什么呢？，因为对一个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而言，所有的我们民族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重要的。但是有缓急之分， 笔者认为，所有这些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处的困境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一个项目自身的环境又有所区别，比如有的真的是濒临灭绝，就剩一口气了，这就叫“急”。有的环境还相对比较好，就可以稍缓。当然所谓“缓”不是推迟，而是尽量的在最短的时间内先把“抢救”两个字落实。并进行深入研究。

南疆汉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难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现在从政府到民众，更多的想的都是如何改变、提高我们的物质生活，如何发展生产，民众想的是如何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因此，整个社会对南疆汉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以及保护研究它的深远意义缺乏认识。第二点就是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使主流媒体，比如电视，普及到千家万户，而这种流行艺术的普及，挤压了传统艺术存在的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主流媒体的狂轰乱炸之下，我们的整个民族，现在都在“自觉自愿”地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在追求现代化的文化。总之，如果一个民族自己不再喜欢自己的传统艺术，而一位地追求现代化、追求西方的艺术，这一点才是最可怕的。

参考文献：

[1]王仲殊.《物质文化概论》，载《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篇（6）

（一）贵州民族地区概况

1.贵州民族地区民族人口和行政区划

贵州民族地区拥有土地面积10.0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17.61万平方公里的56.90%；总人口1381.1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3798万人的36.37%。①全区世居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畲、毛南、蒙古、仫佬、满和羌17个少数民族。包括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个民族自治州，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玉屏侗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和三都水族自治县11个民族自治县。

2.贵州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是世界上最大的喀斯特地形分布区，是东亚喀斯特地形发育的中心，是我国喀斯特碳酸岩连片出露最集中的地区，喀斯特地形面积10.91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61.95%，地形情况复杂，喀斯特地貌具有土层薄、植被差以及水土流失严重的自然特征，喀斯特地区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恢复。民族地区石漠化区不断扩大，其中较严重的区域集中在黔东南州13.14万公顷，黔南州49.70万公顷，黔西南州35.92万公顷。毕节市石漠化面积最大，占全省的19.79%，其次是黔南州，占全省的16.43%，黔东南州石漠化面积最小，占全省的4.35%。截止2011年底，潜在石漠化②面积黔东南州21.66万公顷，黔南州66.21万公顷，黔西南州22.35万公顷。

（二）贵州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

贵州民族地区所辖三州、十一县，城镇人口占比20.17%，比贵州城镇化率33.81%低13.64个百分点，比全国城镇化率49.7%低29.53个百分点。生产总值与常住人口增长之间存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二者相关程度比较高，而生产总值与常住人口的关系合理与否，不仅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社会、人口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在贵州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生产总值与常住人口的关系尚不协调，人口数量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仍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主要问题。

二、城镇化建设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的表现、原因及影响分析

（一）城镇化建设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的表现贵州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环境的破坏

贵州民族地区进行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对森林植被的过度砍伐的直接后果是水土的迅速流失。植被不再涵养水源、不再固沙固土、不再调节气候，原本覆盖不足的土层没有了植被的保护，在雨水的冲刷下，迅速的流失，而被冲刷走的恰恰是土壤中比较肥沃的部分。民族地区毁林开荒、建设城镇，砍伐大量的林业资源，破坏灌木、草地，森林面积和覆盖率逐年减少。

2.资源的浪费

在推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过程中，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楼层的建设，忽视了民族地区人们的实际需求，以至于出现楼空人去的境况。新建设的社区内只有几家住户，出租、出售房屋的广告频现于住户的窗户上。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牺牲了环境而新建的楼房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二）城镇化建设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的原因

1.缺乏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观念

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生态学观念，民族地区在支配自然、征服自然的同时，盲目的向大自然索取，导致生态失衡，人们没有树立正确的生态学观念。

2.环境法制建设存在诸多缺陷

民族地区环境法制建设一方面存在规定条款不完善的缺陷，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对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清醒的认识，产生了破坏生态的行为也不觉得是触犯了法律。

3.不能正确处理城镇化与保护环境的关系

生态环境是民族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由于不能正确处理城镇化与保护环境的关系，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破坏。因破坏植被、滥开滥挖以及工农业污染等活动对环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三）城镇化建设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的影响

1.对个人身体健康的影响

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工矿企业排放的“三废”和人口聚集区的生活污水大量随意排入江河，不仅污染了水源、破坏了水质、影响了动植物的生长，也直接危及了人们的生存和健康。

2.对民族地区环境的影响

一类是森林、土壤资源等原生环境的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工农业生产和人类聚居等生存条件的改变，即次生环境的变迁，自然景观遭到破坏直接导致丰富的民族旅游资源的丧失。

三、贵州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对策

（一）立法法律保障

第一，中央政府。国家在宏观调控推进城镇化顺利、高效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进行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贵州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到正常、有序的轨道上来。积极落实“环境保护”、“水土保持”、“节约资源”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支持和促进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生态保护的法制建设。第二，地方政府。环境立法时地方政府要注重与贵州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制定适合本民族地区的法律法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破坏环境和生态平衡的个人、企业加以警告和惩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保护环境、顾及子孙后代的利益为着眼点，来推动城镇化建设进程，促进城镇与生态协调发展。

（二）文化建设宣传

在社会治理中要注重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同样在贵州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过程中，不仅要依靠法律的制定，来制止不法行为，而且要加强文化宣传，从道德和思想方面来提倡人们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第一，从社区角度出发，可以在民族自治州、自治县组织进行以“生态保护”为主题的社区文艺演出，不仅可以丰富人们的娱乐生活，使社区居民业余生活更加精彩。而且可以加强居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使居民的联系更加紧密。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使生态保护理念深入社区、深入人心。社区服务人员还可以在社区的宣传栏上张贴、展示与环保相关的居民自己的作品，尤其是社区中的老人和孩子，充分调动社区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环保献言献策。第二，从组织角度出发，可以成立相关环保组织，组织建设进行相关公益环保活动。可以由政府、社区工作人员组织倡导，也可由个体自发成立环保组织，吸引、培养志愿者加入并带动群众参与到环保行动中。并联系企业，获取一定的赞助，帮助公益活动顺利进行。对于企业来说，既树立了积极、负责的公众形象、提高了企业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又在无形中为开拓市场、推广品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公益环保活动可以唤起社会公民的环保意识，呼吁人们用实际行动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关爱我们的绿色家园。第三，从个体角度出发，个人要逐渐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形成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为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少开一天车，多走一站地，上班绿色骑行。短距离的步行、骑自行车不仅锻炼了身体也减少了汽车尾气、噪音对民族地区环境的污染。通过携带购物袋减少塑料带的使用，节能减塑促环保。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抵制环境污染，抵制一次性筷子及塑料产品；随手关灯，节约能源；垃圾分类，生活用水循环利用。通过点滴行动，汇聚保护生态环境的浪潮。第四，从大众传媒角度出发，媒体可以制作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相关的节目，倡导树立生态经济、绿色发展的观念。大众传媒要加强民族地区环保知识的传播，引导少数民族受众保护环境、热爱环境、建设环境。增强人们的环境意识，倡导树立绿色观念，弘扬绿色文明出行方式。例如传媒可以介绍民族地区的环境问题：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耕地面积锐减以及植被破坏等，宣传发展生态农业，指导农民耕种时保护水土、涵养水源，合理使用农药、化肥。发展绿色工业，污水处理再排放，减少对耕地、河流的污染。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向民族地区介绍环保法律知识，一方面保护人们自己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可以举报阻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三）处理好城镇化与生态间的关系

城镇化是企业最大的机会，民族地区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了人们在城市中的就业问题。而且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就要求企业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处理好城镇化与生态间的关系。

1.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工农业

贵州民族地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能有效的促进山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工农业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以清洁生产、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建立循环经济型企业，绿色生态农业，例如政府采取在石漠化地区种植金银花等经济效应较好的植物，发展生态农业；积极发展无污染的工业，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

2.将绿色指标纳入企业效益范畴

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在评价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中，将绿色指标纳入企业效益范畴，衡量企业为民族地区社会贡献不仅在于应交赋税还要考虑其为环境、生态带来的价值和利润。通过环境效益的评价来制约和引导企业的发展，促进污染的治理和生态的保护，积极培育污染治理企业。

篇（7）

民俗文化是杜诗创作的重要文学对象。从语料学角度看，其在杜诗中存在的形态大致可归纳为三类。

1、审美意象形态。所谓审美意象，是“一种由主体感知的语义形象”。这种语义形象“借助于主体的心理与文学语言的具象化功能，而在主体的头脑中呈现”。它“不指涉实在，它是文学语言的指归，又是文学语言创造文学世界的实体和手段”。[1]

审美意象是民俗文化在杜诗中存在的基本形态。它以写物图貌为其显现的基本途径。

如龙的意象。龙是中国原始社会形成的一个综合图腾意象。在其传承的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饱含民族心理的能指意义。杜甫在其1457首诗中，有80多首诗中以龙为意象塑造文学对象。这个意象出现近100次[2]，可见，杜甫十分喜欢以“龙”的意象构建其文学客体。

诗人以“龙”写音乐之动人是“晚来横吹好，泓下亦龙吟”（《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此时骊龙亦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渼陂行》）。着一“龙”字，乐之仙韵，宛如耳畔。

诗人以“龙”写水势是“蛟龙不自谋”（《江涨》）；“蛟螭乘九皋”（《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状树木的造形是“偃盖反走虬龙形”（《 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白摧朽骨龙虎死”（《戏为韦偃双松图歌》），“虎倒龙颠委榛棘”（《楠树为风雨所拔叹》）。着一“龙”字，整句诗可谓灵气飞动，意蕴盎然。

此外，同类的如凤凰、麒麟等图腾意象，其他如神话、仙话、传说等民俗文化因素，也广泛地以审美意象的形态存在于杜诗之中。

杜甫选用民俗意象为其诗歌载体，使其传达的体验能准确地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双方找到契合点，从而引发较大的联想空间，产生较好的艺术效果。

2、典故形态。典故即“故事”。它在传承过程中其意义指向较意象直接而稳固。杜甫赋诗，不仅喜尚经典之典，民俗之典也是其重要的语言材料。其使用方法可粗分二类。

以民俗典故写志。最典型的当推“稷契”两个传说人物。稷，五谷之神。《礼记·祭法》中云：“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契是传说中的商之远祖，亦知农事。杜甫一生志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将自己的理想便依托于“稷契”二人之上。所谓“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契易为力”（《客居》），便是明证。

以民俗典故写情。民俗故事与经典文化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后者往往指向社会的有序化，相对忽略个体价值；前者则更倾向于个人感性的满足与对社会羁绊的反叛。所以，杜甫以民俗典故写情，主要是借以写怨情。

例如，天宝十四年（755），诗人游宦长安，被授予河西尉，不就。又改授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大志受辱，慨然而叹：“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去矣行》）。

《魏书》载：“李预居长安，每羡古人餐玉之法，乃采访蓝田，躬往攻掘，得玉石大小百余，磨为玉屑，每日服食。”古人传说，吃玉屑可以成仙，故前人效仿此说，以成典故。杜甫以之写一己牢骚，颇为传神。

民俗典故在其形成过程中，往往携带大量的集体无意识、社会心理内容。杜诗将个体情绪依托到这类典故之上，往往能使其意义更具穿透力。

3、文学对象形态。杜甫以民俗文化作为文学对象，是诗歌国度中比较独特的一帜。而他以民俗文化作为文学对象，又主要是对其进行价值评判。

从杜诗中整理出的几个民俗文化因素的发生形态来看，杜甫对民俗的认识基本上是客观准确的，也是比较完整的。这说明杜甫对待民俗文化的认识是具有一定的自觉性的。以民俗文化为观照对象，往往要求认识主体具有强有力的判断力。杜甫自幼精熟内典，以此优势，吸收民俗文化专题入诗，在客观上形成了观点鲜明，情感丰厚，意义蕴藉的特征。

中国古典诗歌，自魏晋进入自觉期，其主要特征即个人写作取代群体写作而成为文苑的主流。但是，在知识为贵族阶层垄断的时代，文人创作者往往因其阶级局限与时代影响，视贵族情感为人类情感的全部，视精英文化为人类文化的全部。而文学面对的对象世界是人类的整体情感世界，创作者的情感世界完整结构的缺失，无意会影响其作品的文学性与人类性的功能发挥。魏晋以降，写作个人化在当时特定背景下所成的两个直接流弊即玄言诗派和宫体诗派的生成。这两个诗派正是因其辐射的情感世界涵盖的文化视界的不完整，在接受史上表现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失败。

杜甫诗歌创作的民俗文化视角，修正了盛唐以前中国诗歌的一些偏颇走向。对后人创作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杜甫创作对民俗文化视角的建构，从某些方面看正是变盛唐之音者。从整个诗史看，这一建构无疑又具有提升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品质的意义。

篇（8）

在五十六个民族的长期和谐共处中，形成了独特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华生态文化，这种生态文化同时也存在于几千年来形成的各民族的民俗活动中。

一、民俗文化形式中的生态伦理文化的体现

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之不同，称之为”俗”，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恰当地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在中国的民俗文化中有着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各种做法，具体表现在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的活动中。

1.物质生产中的生态文化表现。在农业生产中，农事活动受自然节律的影响，一年之中某种作物何时播种、何时成熟总是有大体相同的时间点，因此人们总是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内干相同的农活【1】随着自然中的节气的到来春种秋收，通过人们对环境、气候的认识进行劳作和收获。在中原地区民间流传的农谚可以窥见农业生产中顺应自然的生态伦理特征。例如：“清明早、小满迟，谷雨种棉正适时。”、“立夏到小满，种啥也不晚”、“秋分不割，霜打风磨”。顺应节气和气候，是农民经过千百年来的摸索使生产活动适应当地的气候和节气总结出来的经验，根据农谚进行播种、耕耘、收获，是历代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各地民俗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2.社会生活中的生态文化表现。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在物质生活上崇尚节俭的民族，处处体现在对大自然赋予的物质财富的珍惜。在社会生活中，民众对物质的节俭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的行为中。例如：在汉族中有些地方曾经流行着“穿旧衣”的育儿的民俗，婴儿出生后，给他穿上别家小孩的旧衣服，民间习俗认为，婴儿穿上旧衣服，长大后懂得生活的艰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好日子，有着“小来着线，大了穿绢”的说法；同时旧衣经过多次的水洗，可保护孩子幼嫩的皮肤【2】。这在现代社会也能借鉴，尽可能让新生儿和幼童在穿着上避开化学成分对孩子的危害，穿棉织品和旧衣服更能使孩子远离化学品的伤害。

3.精神生活中的生态文化表现。中国传统民俗根植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之中，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陶冶了人们的情操。

（1）在祭祀活动中获得心灵的慰藉。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源于对自然的恐惧。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把天上的风云变幻、日月运行，地上的山石树木、飞禽走兽，都被视为有神灵主宰，很早就有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人们用庄重的祭祀活动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祈福神灵、顺应自然也是中国民俗活动中的重要的特征。在民俗中每逢风雨失调，久旱不雨，或久雨不止时，民众都要到龙王庙烧香祈愿，以求龙王治水，风调雨顺。

（2）在节日活动中陶冶情操。在民俗中确立的节日的选择上也体现了人顺应自然的理念，在对节日的庆祝活动中也体现了人们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的亲近。流行于全国的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清明节这一天，民间有祭祖、扫墓、踏青、放风筝等活动，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踏青娱乐；在端午节有赛龙舟，家家户户门上悬挂菖蒲、艾叶驱邪辟毒；中秋节有赏月、拜月等活动等等。这些民俗的节日活动在娱乐活动不太丰富的传统社会中，带给了人们以极大的精神愉悦，同时，人们把融入到“天人合一”的氛围中，亲近大自然，从中获得精神动力和思想解放。

二、民俗文化活动中的生态伦理文化的特征

1.民俗活动中的生态伦理文化是风土和人情的统一。对于民俗，古人有着独特的见解，汉朝的史学家班固就有着：“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3】各地的民俗的产生和不同是由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当地的人情世故的演变而来，并由统治者通过政令倡导，成为规范人们的习俗。在山区的人们中有着一整套敬山神的狩猎的民俗；在海边居住的人们有着约定俗成的敬海神的仪式；居住在平原的人们有着一整套的祈求风调雨顺的民间活动。同时社会也是人情世故的场所，统治者需要风俗活动来统治社会，民间的风俗活动可以通过约定俗成的规范，促成社会安定和谐、民风淳朴安宁的社会风尚。

2.民俗活动中生态伦理文化是生态共性和民族个性的相容。生活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有着共通的生活习惯，因此在民俗活动中有着共同的实践，例如在汉族和全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二月二”的“龙抬头”的民俗，俗称青龙节，传说是龙抬头的日子，它是我国农村的一个传统节日。人们庆祝这个节日，以示敬龙祈雨，让老天保佑丰收，还有上工、试犁、祭龙王和敬土地等风俗。同时，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历史发展的轨迹不同以及生活习惯不同，生态保护和习惯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性。在西南的瑶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中有吃虫节，每到节日前后，人们到田间捉虫，到吃虫庙里聚会，祈求田间不发生虫灾；家家饭桌上都有着油炸蝗虫、腌酸蚂蚱和甜炒蝶蛹等。正是因为共性和个性的相容，才构成了中华民族民俗活动中的丰富的生态伦理活动。

3.民俗活动中的生态伦理文化是敬畏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统一。对自然的敬畏是中国民俗中的重要特征，人们对神灵的崇拜并没有失去通过奋斗改变恶劣的生产环境和生活现状的动力，人们在信仰这些神灵的同时，根据自然规律从事生产活动，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努力改变自己的被动状态。一方面，祈求“上天”的保佑；另一方面，又敢于突破“上天”的束缚。在中国民俗中的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和愚公移山等的神话传说，都是人类给予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丰富想象。在实践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很多诸如“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生态工程，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深刻体现。

三、关于民俗活动中生态伦理文化传承的思考

1.根据当地的实际传承民俗生态文化活动。民俗活动是在民众当中流行的生活范式、礼仪习俗和价值观念，带有地方性、传承性和口头性等特点；它自发形成，内容丰富多彩，形式自由自在，可不受文字文本、教条教义、政治制度等条条框框的约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4】不能以保护为名，破坏本地的生态环境人为地修建一些场馆；也不能为了发展当地的旅游业，地方政府人为地制造一些“伪民俗”； 而是应该根据各地的特色科学地传承本地的民俗。只有这样，民俗活动的传承才有发展的空间，才能长久地发展下去。

2.用科学的手段改变民俗活动中的生态陋习。在民俗活动中的一些陋习是千百年来形成，它在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例如，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有着燃放鞭炮的习俗，人们现在也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但是为了节日的喜庆热闹气氛，人们不得不忍受几天的空气污浊。用取缔民俗活动的方法不可取，关键是在民俗活动中要加强科学技术研究，用现代科学的手段改变习俗活动中破坏生态环境的陋习。

3. 用创新的方法使民俗中的生态伦理文化移风易俗。好的民俗对社会和谐、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要使好的民俗活动传承下去具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赋予时代的内容。例如，清明节主要是纪念祖先、怀念先人的节日，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的民俗活动，但清明节焚烧纸钱的陋习不仅污染环境，同时也是清明节前后大小森林火灾的主要原因。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在一些地方开始对死去的亲人采取海葬、树葬等形式，为节约有限的土地资源开了一个好头；在很多地方人们在祭奠亲人的的时候，开始用献鲜花代替了焚烧纸钱的形式。民俗活动只有与时俱进地改变破坏环境的陋习，才能被变化的时代所接受，才能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中被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王加华：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时间生活，民俗研究2011.3.71

篇（9）

关键词：农村生态文化；农民；生态意识

一、前言

面对现今日渐严峻的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污染和资源约束，党的十提出了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农民是农村人口的主力军，其生态意识和文明理念的提高与农村的生态文化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农村人口需树立起保护自然、顺应自然和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与政府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相结合，为建设美丽的中国做出努力和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迫在眉睫，农民的自我生态意识也应有所提高。相关政府机关需将农村的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相结合，以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提高为基础，切实加快农村的生态文化建设。

二、农村生态文化建设及提高农民生态意识的重要性

（一）农村生态文化建设

农民在特定的本土生存环境下，逐渐发展并形成的生态价值观被称为农村生态文化，广义的农村生态文化集中反映了农村人口的生存方式，也体现出自然与人和谐共处的发展趋向，主要分为物质层面及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各种农村生态文化内容。狭义上的农村生态文化是指精神层面上的生态文化，主要是指以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为基础，将维护生态平衡和创建美好生活作为目标，逐渐建立起的一种生态价值观和文化系统。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处关系形成的关键，同时也是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共赢友好的合作状态。

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完善的法规体系是农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关键，也是其主要任务。相关部门需大力普及生态及科学知识的教育工作，引导和培育以生态为主体的消费形式及生产方式，致力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等社会价值观念的构建。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提高能够积极推动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既与自然环境生态文化相关，也于生态中人文和交往文化离不开关系。

（二）提高农民生态意识的重要性

生态意识是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类关系的一种全新认识，并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种价值观念。良好的生态意识能够科学的帮助人们处理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让人们正确的认识到自身对生存环境的依赖性，进而减少对大自然的掠夺，保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自然和人的和谐统一。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提高能够让其认识到人类发展中自然环境的重要性，随着他们自身生态意识的提高，会逐渐参与到农村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中来，而农民公众的参与程度也决定着农村生态环境的建设程度。

农村人口的素质高低决定着农村生态文化建设的进程，因此，建设农村生态文化的重点为对农民进行相应的的生态文化教育。相关部门需从终生教育、全程教育和全民教育等方面进行生态文化的教育工作，其中包括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成年人的社会化教育。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近一半的人口为农民，因此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培养是农村生态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三、提高农民生态意识的策略

（一）开展相应的生态教育活动

现阶段的农村缺乏对生态文化的教育，相关部门应做好培养农民生态意识的工作，通过开展相应的生态教育活动加强农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可定期利用网络媒体，组织农民观看有关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纪录片，加深农民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可通过宣传教育工作让农民认识到恶劣的农村生态环境现状，进而提高农民的责任心和危机感，让农民逐渐形成良好的生态意识。此外，定期开展的科普活动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生态化和科学性的提高。

（二）发展良好的农村生态经济

积极发展农村的生态经济，能够有效促进该地区内的人类生态、自然生态、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环境保护和谐统一的发展，激发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提高。农村地区需充分认识到自身地理优势，注重现代化农业和生态经济的发展。若拥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则可在现代化农业的基础上发展生态旅游行业，以因地制宜和保护环境为前途寻求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模式，激发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提高。

（三）建立健全的环境法律法规

现行的环境法律体系在农村污染防治方面并无完善的规章制度，对农村中农药、化肥、畜禽等易产生污染的事物缺乏相应的规定，农民在无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大量使用此类产品，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相关部门应建立和完善关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并加强执行力度，确保农民生态意识的提高，并加以约束，以保证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四）投入完善的环境基础设施

现阶段农村的环境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垃圾处理设施的缺乏导致农民不合理的处理生产生活垃圾，进而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生态意识的提高和农村环境的保护，投入相应的环境基础设施，完善该地区的环境管理体系，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监督，做到责任到人，切实提高农民的自我生态意识。

四、结语

农村生态文化和建设与农民自我生态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建设农村生态文化是保证整个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环节，同时也是构建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基础。建立起良好的农村生态文化需经历较为复杂的过程，相关部门必须把握好生态文化的意义、任务和内涵，致力于生态文化环境的建设和宣传，才能在农村领域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舆论，提高农民的自我生态意识，进而推动农村生态文化快速稳定的发展。（作者单位：石家庄学院）

篇（10）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