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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径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详细考察,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作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产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费用,然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认识到。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都想当然地把这些制度和交易费用看成黑箱或无摩擦状态。这与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舍弃制度变量紧密相关。第二,试图从文化、心理、历史、法律的角度寻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制度的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人类的长期经验形成的。当一种经验或习俗被足够多的人采用时,这种规则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地保持下去,锁定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传统习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并且,多种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沿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学者称这样的规则为“内在制度”。凡勃仑把制度形成的基础归于思想和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联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商业、利润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注重对包括习惯、思想在内的内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验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关注“微观”问题,同时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层次。阿尔斯通指出:“借助关于制度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动我们积累关于制度变革理论知识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和理论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释:“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科斯定理是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所有制来说,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寻找答案的路径: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因素与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恰恰相反,导致产权与效益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等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和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和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进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面目,给呆板的经济学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的一统天下,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重视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错了。在我看来,人们极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后来会被视为重要贡献的是将交易成本明确地引入了经济分析。”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四、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参照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定予以继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总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会导致:想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们仍继承了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其整个学说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结构观、发展观、动力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观,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工具,使其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相似处在于:第一,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地受到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是借鉴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第二,都强调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定义的“制度”即经济关系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变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制度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提及虚拟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投机、泡沫经济、次贷危机、金融海啸等这一系列让人并不愉快的字眼。世界经济虚拟化的逐步发展使当代国际经济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转变,其主要趋势是由国际贸易与实体经济逐步转变为大规模资金以虚拟形式在国际间流通。尤其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背景下,虚拟经济方面的研究更表现出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外已有许多关于虚拟经济的理论研究,但都还缺乏统计实践的系统知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针对虚拟经济的特点,对其进行合理的测度指标研究,为开展虚拟经济统计,判断虚拟经济发展状况,认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评价和防范金融风险服务。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外研究现状
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虚拟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各主要工业国家的金融资产迅速膨胀,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各类虚拟资本的价值运行形态越来越具有独立性。但尚未有关于虚拟经济统计核算的系统研究,国际组织的统计实践中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虚拟经济统计指标,只是《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为货币与金融统计提供了一个标准框架和核算准则,虚拟经济测度指标的设立可以借鉴现有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民账户体系等国民经济统计指标。
1.2.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是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开始的,奠基之作是刘骏民教授1998年著的《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后来,有高敏雪(2006)明确提出要改革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增加对虚拟经济的统计核算,这样就客观要求设立必要的测度指标用以完成虚拟经济的统计核算工作。虚拟经济的主要活动场所是金融场所,我国目前的关于金融资产存量和金融交易的指标是专门用于反映某种金融资产或金融工具的规模和交易量,是虚拟经济统计指标的有机组成部分。
1.3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虚拟经济的持续膨胀和经济虚拟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核心内容,虚拟经济的运行也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因此不能单纯的依赖实体经济的测度统计指标来研究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的,它产生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并以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本目的。建立虚拟经济合理的测度指标,对涉及的指标数值进行及时的观测分析,是强化虚拟经济监管,防止金融泡沫膨胀,防范经济与金融危机的需要。通过测度指标了解虚拟经济发展状况,控制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4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研读诸多关于当前热议的虚拟经济的文献期刊,为本课题测度指标的研究选取了虚拟经济合适的定义和统计核算口径;然后借鉴当前已有的部分金融统计指标,从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的角度考虑出发,将衡量虚拟经济发展规模、流动性、结构变化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等的测度指标进行设定、归类、分析,最终建立一套合适的统计指标体系,为虚拟经济测度的统计工作作出初步构想。
2虚拟经济测度统计指标体系研究
2.1虚拟经济统计工作的认识
要研究虚拟经济的测度指标,首先要明确虚拟经济的含义和核算口径,这有助于找准测度指标的定位。目前虚拟经济理论不成熟,关于虚拟经济的研究还在继续,争议还在进行。本课题采用普遍接受的虚拟经济理论为基石,即认为虚拟经济一般是指在股票、债券以及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相对脱离实体经济的一种经济活动。从统计核算的可操作性角度出发,与虚拟资本的范围一致,将虚拟资本限定在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以及房地产等领域。若按交易工具划分时,虚拟经济统计核算口径有三种:
(1)宽口径,即包含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通货与存款、股票以外的证券、贷款、股票和其他权益、保险专门准备金、金融衍生工具、其他应付/应收账款、房地产;
(2)中口径,即股票以外的证券、股票和其他权益、金融衍生工具、房地产;
(3)窄口径,仅仅包括股票以外的证券、股票和其他权益、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工具。本课题研究采用中口径,因为中口径抓住了虚拟经济的核心内容,虚拟经济的特性、经济活动的晴雨表、经济及金融风险,都集中在这里面体现出来。
2.2虚拟经济测度指标结构框架设计
虚拟经济统计指标的研究还属于初级阶段,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统计实践中虽没有提出虚拟经济统计指标,但一些统计对象就是虚拟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对一些指标的汇总就可以得到部分虚拟经济统计指标。而且表现尤为突出的就是金融统计指标,因为虚拟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金融市场。这样,金融资产的统计指标就能为虚拟经济统计指标的设立奠定基础。现有的金融资产统计指标是针对我国当前的金融市场状况设计的,没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对指标进行系统设计,只能反映当前金融市场各部分的情况;核算范围不全,没有包括房地产行业,没有包括金融衍生品,没有衡量虚拟经济总量(包括虚拟经济资产总量和虚拟经济资产交易总量)的指标。作为虚拟经济统计指标,除了能反映各种金融工具的状况外,还要能在整体上反映虚拟经济的规模。本课题将从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的角度来具体分析设立虚拟经济测度统计指标体系。
2.3以住宅市场为例的统计指标体系
城市经济主要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住宅市场,同时,住宅市场的发展也会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因此,住宅市场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住宅作为投资品时,资产市场决定其价格和生产;而作为一种消费品时,物业市场决定了住宅的租金水平。住宅资产市场与物业市场是相互联系的。对住宅市场传导机制的分析,即对住宅市场的影响因素分析。
2.4住宅市场相关经济学理论研究
地租地价理论:地租产生的基础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存在且两者处于分离状态,无论何种社会制度,只要这一社会形态存在,就会产生地租,而土地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因此,地租与地价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地租作为土地价格的一种及土地价格体系的基础,是有效配置土地资源的核心和政府调控土地供求关系的手段。因此,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尤其是地租地价理论,对发展我国住宅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有一定指导意义。地租理论区别于其他经济流派的主要标志是其地租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并紧密地联系社会生产关系——农业与土地制度进行考察。我国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和有限期使用制度的理论,正是由此推导出来的。从量的方面,地租分为级差地租Ⅰ、Ⅱ两种形式,由于所使用的土地本身状况以及使用者投资等方面的不同造成地租量的差异。这一点对我们发展房地产住宅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供求理论:市场供求状况决定产品的均衡价格。土地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由于土地空间位置的固定性及资源稀缺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土地供给(尤其是土地自然供给)是恒定的。住宅区位理论住宅市场较强的区域性特点决定其发展必然遵循一定的空间规律。区位理论是始于级差地租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一种有关空间经济活动的一般性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HVonThunen),最早从区位地租出发得出农产品类围绕市场呈环带分布的理想化模式,为距离衰减法则和空间相互作用原理的出现作了准备。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Weber)建立了工业区位论。随着第三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住宅区位理论逐步发展,主要分为两大派别,即过滤论和互换论。
2.5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统计指标体系设定
实体经济主要是指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等各产业部门,而虚拟经济在现代经济中主要指金融业,资本的所有者以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通过信用手段为生产性活动融资。由此可见虚拟经济的最终服务目标还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最终以监督实体经济、推进实体经济为目标。国民经济又以实体经济为主,在日常所见的商业形式中以实体经济为主要形式,因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比有着重要的意义。
1.虚拟经济货币占用量
货币数量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配,调节着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物价水平。虚拟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流动性,也就是说充当资金流通的媒介作用,针对必要的货币政策,需要有一个测度指数来对虚拟经济与货币数量进行统计测量。虚拟经济作为货币的流动中介必然有大量资金滞留,虚拟经济货币占用量就是用来表述虚拟经济对大量货币的储备,从静态看,就是指滞留在虚拟经济各部门中的货币数量,就是指在市场中有多少货币可以从事或正在从事虚拟经济相关的交易活动。从动态看,就是虚拟经济各部门中货币数量的变动情况。这些变动时通过虚拟资产交易额活虚拟资产价格变动得以体现。
2.虚拟经济活跃度
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之所以能够很快的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还与国际资本的流通形式有很大的关联。此测量指标表示一个国家虚拟经济活跃程度和货币在虚拟经济中的流通速度及其对虚拟经济规模大小的支撑能力。虚拟经济中滞留或正在流通的资金对高速度的虚拟经济运行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流通速度也是支撑虚拟经济的一个指标,这里用虚拟经济交易活跃度来进行测度。
3.虚拟经济灵敏度
虚拟经济具有很强的灵敏性,虚拟经济的交易量对虚拟经济系统容纳的货币数量的变化非常敏感。以上虚拟经济的交易量我们已用绝对增长的指标表示,这里用当年虚拟资产交易量相对于上年同一数据的量的变动率除以虚拟经济中当年的货币量相对于上一年货币量的变动率,得到虚拟经济灵敏度。因为虚拟经济的运作活跃性很强,影响资产交易的因素很多,时间T的时间不能设置太长,否则虚拟经济的即时交易性得不到充分体现。
3住宅市场统计指标体系理论研究
3.1住宅市场统计指标的特征
(1)质的规定性
住宅市场统计指标具有反映住宅市场经济活动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特征及其内容的属性,且每一类住宅市场统计指标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表现属性。比如普通商品住宅、经济适用住房、别墅等均分别表示住宅的不同类型。但每一类型的住宅在质的规定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功能与用途。因此每一住宅市场统计指标所反映的市场经济活动的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但不同的指标反映的住宅市场经济活动的内容具有不同质的规定性。
(2)同质可量性
没有质的规定性不能称其为住宅市场统计指标,但即使有了质的规定性而不能用数字来表示也不能成为房地产住宅市场的统计指标。一些抽象度高的社会经济概念是难以直接量化的,要把它分解或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概念,才能成为统计指标。例如,“住宅满意度”这一概念,可以用其它一系列指标来表示其基本内容,然后用一定计算方法加以分析。
(3)综合性
住宅市场统计指标说明的对象是总体的量而不是个体的量,它是许多个体现象的数量综合的结果。它体现着同质事物总体的综合数量特征。比如一间房屋面积、一次房产或地产交易量等没有实际指标意义,只能在一定时空间条件下的房屋使用或建筑面积总量(㎡)或者房产、地产交易量(㎡),交易额(万元)等。
3.2我国现阶段住宅市场统计指标体系分析
我国房地产调查体系中主要存在两大调查系统:一是由国家统计局及其调查总队所组成的政府综合统计系统;二是由建设部和地方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统计系统。统计调查按组织形式可以分为两类:统计报表制度和专门调查。我国房地产统计调查主要采用统计报表制度。因此,住宅作为房地产的子内容,对住宅市场的统计主要也是采用统计报表制度。因此,根据国家统计局《房地产开发统计报表制度》和建设部《房地产统计报表制度》以及全国部分省、市的统计年鉴中有关住宅的统计,整理分析我国现行住宅市场统计指标及其指标体。
3.3统计指标存在的问题
经过将我国现行住宅市场统计指标体系的整理与分析,目前我国住宅市场统计指标主要有反映住宅开发投资完成情况、资金来源情况、建设情况、销售与出租情况的指标。从这些现有的统计指标设置可以看出,我国的住宅市场统计指标是从固定资产投资演变而来,它立足于投资角度反映住宅开发经营情况,仅能反映不完全的供给信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现有住宅市场的统计分类和指标设置逐渐体现不足,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点问题:
(1)住宅市场的统计范围不足
与国内房地产统计相比,统计局和建设部两个统计报表制度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均有对“土地购置和开发”相应指标的设置,且联合国有“居住用地开发”统计指标的设置,而我国住宅市场则没有相应的住宅用地统计指标;与香港、美国、联合国的统计指标体系相比,缺少对“住宅金融”的统计。
(2)实物性指标较多,价值性指标少
美国住宅价值性指标有房价指数、住房售价、住房租价、购房收入比、租房收入比;香港有房地产市场租金指数等指标;联合国有住房价格与收入比、房租与收入比、住房价格上涨、市场下渗统计指标。而我国价值性的统计指标只有销售额、出租额,成交金额,尽管目前国内对房价收入比、房租收入比等价值指标早有研究,但均还没有纳入到住宅市场的统计体系当中。
(3)内容重点在于生产和开发层面,反映市场层面的统计信息量少
由于我国的住宅市场统计指标是从固定资产投资演变而来,因此它立足于投资角度反映住宅开发经营情况,而反应市场层面的只有销售面积、出租面积。而美国有住房空置率、市场吸纳率、经纪人住房供给数等统计指标;香港有自用量和自用率,租用量和租用率,自有量和自有率等指标;联合国有新住户生成、住居流动、空房率等统计指标。
3.4统计指标计算方法
(二)学生综合素质较高,学习新生事物能力较强独立学院的收费较高,所以能上的学生大多家庭条件较好,家长一般对教育比较重视,学生思想活跃,情商高,兴趣广泛,大多有文艺特长,对计算机、网络技术等非常熟悉,善于利用现代技术学习。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有很强的探索和求知的欲望,讨厌刻板的理论学习。
(三)学生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欠缺,缺乏刻苦精神学生在高中阶段没有养成较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自控能力较差,在大学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学习习惯很难改正,导致学习事半功倍,学习效果不显著;学习方法也缺乏灵活性,由于习惯了高中的填鸭式的学习方法,在学习上缺乏主动性,不会自己总结和解决问题,严重依赖教师。此外,由于家庭条件较好,学习上缺乏刻苦学习的精神,对较难的问题往往不愿深究,考试前临时抱佛脚。
二、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方法探讨
针对以上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我认为应该扎实基础、加强课程教学的互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励学生主动学习的学习精神。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独立学院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畏难态度,使学生真正把宏观经济学学好
(一)扎实基础知识
主要体现在数学和经济学原理两门课程上,在大一的高等数学的学习中应该拿出相当的时间复习高中的数学知识,另外,在高等数学的学习过程中还要使学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又可以打实基础。在经济学原理的学习过程中,要通过各种手段,例如案例教学、实际问题分析等培养学生对经济学的兴趣,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培养他们学习的信心和动力。
(二)加强案例教学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因为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源于历代经济学学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和经济问题的解决。因此,在教学中,应该将经济理论和历史或现在的经济现象联系起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和独立学院的学生注重实用性的特点是想符合的,通过形象的各种实际案例可以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生动的现实问题,逐步培养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建立起正确的经济学思维模式
(三)创新教学手段
在教学方法上,也不能单一的利用教授法,这样难免使学生感到枯燥,失去学习兴趣。而应该充分理由学生知识面广、才艺突出、对计算机和因特网的熟悉来创新不同的教学方法,例如:对于通货膨胀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去采访自己的亲朋好友的通货膨胀经历,然后用小品的方式呈现出来,既可以发挥学生的特长,又可以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对失业问题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在互联网上查找典型国家的失业率指标,然后用PPT的方式进行演讲;而对于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这样理论性比较强的章节,就可以通过课程提问的方式互动,多做练习,多多激励和表扬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信心。总之,不能采取单一的教学模式,要根据不同章节的特点,相应的选取合适的教学方式,使学生不感到枯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四)完善激励制约机制
独立学院的学生普遍自制能力较差,逃课现象比较突出,上课不专心听讲。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学习也同样如此,因此,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上面也要在制度上对学生形成良好的制约。例如,在上课时,对积极互动发言的同学加平时学分,对上课玩手机不认真听讲的学生和迟到旷课的学生减平时学分,对旷课严重的学生给予退课处理等。通过奖惩两方面的作用,从外部起到激励和制约的作用,并转化为内在的学习动力。
一、引言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扩张了传统经济学的解释力,已成为一种能更准确和全面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工具。盛洪(1993)用两个词概括了其理论核心,一个是“产权”,即受制度保护的利益,产权制度既涉及对产权的界定,有涉及对产权的保护;另一个是“交易费用”,即指达成契约和保证契约执行费用。
众所周知,房屋拆迁工作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城市面貌更新及国有土地使用的合理布局等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拆迁工作又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对于被拆迁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产权的不明晰界定,导致了拆迁补偿标准的确定机制不完善,进而降低了拆迁工作效率,严重增加了拆迁工作的交易成本,甚至引发了大量拆迁双方的矛盾纠纷,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措施,以图为建立健全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处理好加快城市改造、提高城市品位和居民生活质量与保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关系提供借鉴。
二、实施拆迁行为的必要性分析
对于问题交互性质的认识将有利于人们更理性地判断某一行为的潜在收益和损失。科斯(1960)在分析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工商行为时深刻指明损害问题具有交互性质,即外部侵害不仅起因于侵害者的行为,也起因于被侵害者的存在,避免对受损害方的损害将会使实施损害的一方遭受损失,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因此,在分析拆迁行为给房屋所有权人带来损失的同时,更应考察不实施拆迁行为给社会净收益带来的损失,唯有权衡两者轻重,才能更好地理解实施拆迁行为增加社会总价值的战略意义。
实施拆迁行为给被拆迁者带来的损失方面,暂不考察拆迁者(损害方)对于被拆迁者(受损害方)是否补偿及补偿是否合理,需考虑的是由于城市居民的房屋往往是一个家庭的命脉,承载着太多的东西,当拆迁方实施拆迁行为时,大多数被拆迁者将只能选择放弃原来市中心便利的生活设施和交通条件,到城市边远地区购买一套住房,这使得居民蒙受了原有物业和物业区域内土地使用权丧失,以及因搬迁而造成的生活、工作、学习成本增加等损失。
此外考察不实施拆迁行为带来的损失,亦即实施拆迁行为带来的收益。由于拆迁制度的实施,我国许多城市实现了住房资金的良性循环,加快解决了住房困难,大部分危房、棚户、简屋得到了改造,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因此,拆迁行为是我国进行旧城改造和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另外,拆迁制度也使中国城市住房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镇住房以公有制逐渐转化为非国有为主,为房屋的市场交易奠定了基础。因此,比较实施与不实施拆迁行为的各自损失,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目前拆迁制度受到了一定的诟病,但是放弃拆迁制度而将城市更新重新放归私法领域也是不现实的。
为了更好地分析实施拆迁行为的必要意义,在此引入科斯(1960)提出的“合法的妨害”这一概念,即有些行为即使对别人造成了损害,只要该行为的当事人采用了适宜的技术降低了侵害,受到侵害的人也只能承认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即他们只能忍受。这是法律根据对整个社会的成本与收益的考虑,作出的对私有产权适当削弱的调整。于是,从提高社会净收益的角度出发,受侵害一方应当允许并接受“合法的妨害”,即人民群众应当对城市房屋拆迁行为报以支持和配合的态度。另外,由于相对于实力较弱的、分散的居民,拆迁方及地方人民政府显然具有谈判优势,这使得拥有“合法的妨害”权利的当事人,会降低技术的适宜水平,从而使侵害的程度提高。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产权的不予以承认及不明晰界定导致被拆迁者损失加重的现象,便是拆迁方提高侵害程度行为的具体表现。
三、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界定引发的城市房屋拆迁问题
土地使用权是宪法确定的私有产权,在涉及对这种私人产权的征收、征用、拆迁时,就应当考虑补偿。然而近年来,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往往只是对房屋进行补偿,不对土地进行补偿,有关土地使用权的补偿纠纷时有发生,从而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此外,不合理的法定拆迁补偿标准使得居民在缺乏合理依据的情况下根据自己喜好提出要求,一旦前人的要求得到满足,后人会以此为依据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也致使拆迁方和地方政府承受了巨大的交易成本和财政负担。
1、城市房屋拆迁的本质及其所涉及的土地问题
为了考察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独立产权性质,必须理解什么是产权。阿曼・阿尔奇安(1965)指出:“在任何社会里,资源的个人使用权(即产权)都能得到解释,产权意味着对于其他人在资源使用方面做出的违背我意愿的选择的一种保护”。E.G.弗鲁博顿和S.配杰威齐(1972)认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些关系的成本。”
土地使用权虽然是不完全物权,但仍然是独立的财产权利,具有对世性的特征。土地使用权者直接和不特定多数人发生法律关系,也都可以独立地行使物权请求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也可以自主决定将该权利转让、出租或抵押,或在其权利上设定其他性质的物权。土地使用权人实施上述法律行为时,不受土地所有权人即国家及社会任何其它个体或组织的干涉。因此,土地使用权是其使用权人的一项独立产权。
尽管城市的土地按照宪法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但这些国有土地上建立了各种不同所有权的房屋,这些房屋是因为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而存在的。城市房屋拆迁的直接目的在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被拆迁人的财产价值构成不仅涵盖房产,更应当体现出土地的价值。从表面上看,拆迁似乎指向的是房屋,但其本质却是在公权力干预下的平等主体之间土地使用权的产权交易。基于土地使用权的独立产权性质,其流转交易应依法实行有偿转让,房地产开发及拆迁行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城镇拆迁费等相关费用,以平等协商、等价有偿的原则上取得土地使用权。
然而无论是相关法律理论,还是拆迁补偿实践,大多有意无意地偏离了拆迁的本质。长期以来,一些部门和单位宣称拆迁方产权人购买的只是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利用地方规章和政策无视、模糊以至于抹杀公民合法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产权,不能给予被拆迁方公正合理的拆迁补偿。因此,国有土地使用权产权的不明晰界定导致了对于受损失方不合理的拆迁补偿标准,进而引发拆迁交易成本急剧上升、致使矛盾纠纷频繁涌现,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2、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界定引发的拆迁交易成本上升
“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R.Matthews,1986)。樊纲(1992)对交易成本的具体成本支出内容进行了划分,本文所要分析的拆迁交易成本上升问题则主要涉及其中的议价成本,即为确定买者和卖者的真实要价而进行的讨价还价过程,此外还应包括因无法达成合同而产生的诉讼赔偿等方面的成本支出。
交易与交换,无论是物品的交换还是劳务的交换,说到底都是一种权利即“产权”的交换,也就是放弃对某一物品的产权换得对另一物品的产权。产权不明确,事实上从两个方面使交易成本上升,一方面是造成交易对象之间发生议价博弈,双方为追逐私利引起了“有形交易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模糊的产权会阻碍交换行为的发生,导致交易规模的缩小,使人无法通过交易行为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由产权不确定造成的效率损失,也被称为“无形的交易成本”。下面就有形和无形交易成本两个方面,对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界定引发的拆迁交易成本上升问题进行考察。
有形交易成本方面,假定拆迁方对其所致损失(包括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负完全责任,被拆迁方就没有任何理由修改他们的安排,因为对被损害权益的赔偿总是能够替代他们损失的市场价值。但是,如果拆迁方抹杀公民的土地所有权即不用负完全赔偿责任,他们就会坚持这一安排,这样轮到被拆迁方设法减少损失,采取与拆迁方进行议价博弈的形式。进而,在议价过程中,居民往往具有更高的博弈资本,由于一旦对某个地块进行拆迁,这个拆迁的程序是不可逆转的,政府和开发商无论投入多大成本都必须将这个工作完成,此时,居民就不会担心因为自己要价过高而使得开发商知难而退。因此,在后一种情形下即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的情形下,原先的拆迁补偿标准名存实亡,被拆迁方不合理地提高补偿要求,使拆迁方和政府承受了大大超出预算范围的有形交易成本。
无形交易成本方面,当拆迁双方就补偿标准进行议价谈判陷入僵局而无法达成拆迁协议契约,甚至引起双方法律纠纷时,就产生了无穷大的无形交易成本。即当我们以“机会成本”的观点来看该问题时,产权界定不清楚,事实上阻碍交易的实现,使任何交易成为不可能,事实上使潜在无形的交易成本无限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确界定产权,不仅是减少有形交易成本的前提,而且本身也减少了“无形的交易成本”。对于我们分析的城市房屋拆迁问题带来的借鉴意义便是:承认并明晰界定被拆迁方应有的土地使用权产权,并为此建立公平合理的产权制度以保护公民的私人独立产权,将会大大降低拆迁过程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四、土地使用权明晰界定为被拆迁居民独立产权的意义
明确的产权界定,提供了人们进行一切交易活动的基础,它能有效减少和节约交易成本。进而,不同的产权界定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也是不同的,换句话说,一种界定可能比另一种更有效率或更无效率,并且存在着最佳产权界定。盛洪(1992)认为,“谁的行动给他人的既定经济利益带来损失,谁就要负赔偿责任,这便是达到最佳产权界定的简化了的经济学规则”。
对于房屋拆迁问题而言,要达到最佳土地使用权产权界定,应当要从遭受利益损失的使用者的产权角度去考察,由于拆迁方的行为改变了既定的利益格局,为了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不受影响,必须负完全赔偿责任。即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脱离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分离的思路,土地所有权公有化,并不意味着土地使用权产权的公有化,应当按照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完全市场价格,将其基本或完全界定为居民的独立产权。唯有如此,才能以最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为目的的土地使用权产权界定方式,有效减少拆迁过程中因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所造成的有形和无形交易成本,使拆迁交易活动更容易、更顺利、更高效率地进行。
同时,不能执行的法律,只是一纸空文;不能有效地加以贯彻和保护的产权,只是“口头”的产权。因此,为使界定产权不流于形式,还必须有效地保护产权,即能对破坏产权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裁。既然产权的概念本身是一个社会概念,是在人与人之间才能划定的社会关系,那么也就需要以国家机器为物质基础的社会契约方式加以界定和保护,而产权制度便是这样一种社会法律契约形式。E.G.弗鲁博顿和S.配杰威齐(1972)指出:“产权制度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和社会关系”。产权制度的价值,就是它所能避免的为争夺产权而付出的代价和因产权未定带来的资源配置的机会损失。因此,产权制度较之没有产权制度是优越的,有关拆迁立法和监督执行部门要在行政法规、地方规章和具体行动中真正明晰界定以及保护居民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加快建立起将土地房屋共同界为私人独立产权的公民产权制度,推动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工作更好地为城市建设服务。
五、对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对策性措施思考
1、以明晰界定被拆迁者土地使用权产权为基础对拆迁法规进行修订
国家应当尽快出台《房屋拆迁管理法》,确保城市政府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时,能够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而不是依据现行的行政法规。修订法规的核心任务是明确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属民事范畴,应遵循“有偿”、“公平”、“平等”的原则,充分保护被拆迁人依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产权,改变对依附于房屋所有权的土地使用权被无偿征收的不合理状况。
2、逐步完善土地使用权补偿制度
应当在《土地管理法》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增加对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补偿以及区位变动补偿的具体规定,这既是尊重和保护私人财产的体现,也是市场经济中土地资源市场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通过设定较为科学完善的价格评估程序,合理确定被拆迁房屋及依附土地的货币补偿金额,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由于作价补偿时,必须考虑土地的价值因素,置换地段区位,应以合理的土地评估价,给予被拆迁人公正合理的拆迁补偿。因此,要全面推行市场化评估,拆迁房屋所依附土地的市场化评估要符合国家房地产评估规范的要求,紧跟动态的房地产市场。对于被拆迁房屋所依附土地和安置房屋所依附土地的评估,要参照同区位的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采用同一的市场化评估方法,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原则。最后,具体费用的计算标准和方法应该通过制定新的《行政征收法》以及相应的实施细则来加以规定和明确。
3、政府应合理定位并履行好自身职责
在土地管理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即土地所有者和行政管理者。实践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没有理顺这两种角色的关系,若要有效推进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土地使用权产权有偿转让制度,政府必须正确行使土地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职责。拆迁是平等主体之间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拆迁补偿应由双方当事人依法平等协商确定。除非涉及公共利益拆迁外,政府应保持中立。当然,由于土地的国有性,国家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存在管理服从的行政关系。但是如果政府能够严格区分其作为土地管理者与土地所有者的角色,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才不至于在实践中出现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 的情况。具体到拆迁补偿问题上,政府应谨守其财产所有人的中立角色,尊重土地使用权人的私人独立产权,做到“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让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自主谈判,无法达成协议的依法裁决;同时作为管理者,政府要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努力做好协调关系、制定优惠政策、提供信息等服务工作,做到不从拆迁中牟利,不充当市场竞争的主体,不与投资主体之间存在经济利益或亲缘关系,不搞暗箱操作,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因此,政府唯有成为超脱的居中管理者并努力践行上述职责,才能使其重新树立群众公信力,更好地推动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工作。
4、推行被拆迁人参与机制:对拟建项目的社会评价制度
城市发展项目是引致城市拆迁的动因所在,因此,必须要做好项目评价工作,把好城市项目审批关。然而现有的城市建设拆迁制度似乎在引导公众参与、协商、促进信息公开、减少负面社会影响等方面有所欠缺,在城市开发项目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缺乏对拟建项目进行必要的社会评价,难以识别开发中存在的社会问题。通过对拟定项目进行社会评价可以在拆迁户与拆迁人之间建立一种协商机制,赋予拆迁户协商权、发言权,把拆迁户的意见体现在拆迁协议中,确保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达到城市发展以城市居民为本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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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学院,人力资源激励机制最终要服务于教学、科研、管理,要与高等学校办学规律高度耦合。然而独立学院在我国发展的时间毕竟很短,在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机制建设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独立学院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的制度建设还比较落后,激励机制的层次和结构还比较单一
不可否认的是,独立学院在缓解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独立学院的师资力量大多是抽调或依赖于挂靠的公办高校,其激励机制明显倾向于这些抽调的教师,独立学院自身引进的教师在激励机制中明显处于弱势,这是人力资源激励机制制度安排上明显的不公。具体到激励层次上,以职称评定和外出深造等激励机制为例,在这一激励领域中按资排辈的现象异常突出,严重抑制了独立学院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尤其是严重抑制了一些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动力。
在激励结构上,独立学院采用的激励方式主要是以薪酬激励为主,在员工职业发展以及员工精神层面上安排的激励措施相对不足。当然物质激励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会对教职员工发展起到非常有效的积极作用。然而要想让教职员工保持一种持续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就必须实现教职员工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双丰收。
2.独立学院人力资源在激励约束机制上还存在需要提高的方面
当前我国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主要借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实行聘任合同制度。激励机制上的约束机制不健全,表现在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定和聘任方面,一旦聘用成功,对聘用后期的管理还不是很到位,职称考核管理不是非常健全,依然是套用公办高校的做法,不能从独立学院自身实际出发,“职称终身制”现象依然突出,“能上能下”的人力资源流动约束机制并没有真正落实。具体到人力资源考核方面,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中的约束机制显得更是毫无“约束”可言,论资排辈、轮流坐庄的现象依然突出。对于绩效、薪酬以及进修深造等方面,明显偏重于教学科研人员。
3.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激励指标设定上数量过多,且重“量”忽“质”、执行不严的现象凸显
尤其是在年终考核的时候,一些教师员工根本看不懂下发的考核办法和考核文件。具体到岗位聘任上,对于岗位聘任的考核独立学院更多是偏重于量的考核,考察拟聘任的业绩成果数量、科研教学数量,对一些内在的质的考核上明显欠缺,一些教职员工为了尽早评上职称,在教学科研中过多包揽一些工作量,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到论文着作上,真正用在提高教学质量、提高科研质量的时间非常少,抱有只要完成课时量、只要科研能够顺利结题就可以的思想,其教学和科研的质量很难保证。在教学任务上,对教职员工的考核仅仅是完成任务的工作量大小,至于完成的质量如何却无从检验。一些教职员工内在的隐形创造力因为缺少健全的“质”的激励而受到抑制。
二、独立学院人力资源激励机制构建的主要路径分析
1.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中要构建健全的竞争机制
竞争机制是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中最为有效的机制,也是最能发挥员工积极性、发掘员工潜力的机制。实行竞争机制,首先要引入岗位竞争机制,在岗位上要实行全员聘任制制度。独立学院实行全员聘任制度,能够有效增强广大教职员工的思想重视程度、自觉增加压力、自觉释放工作潜力和激发活力。采用全员岗位聘任制能够贯彻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公平原则,让所有员工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根据岗位对个人能力、科研和业绩的需求来竞聘上岗,真正实现岗位由员工综合能力决定、而非上级人为安排。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全员竞聘上岗能够有效实现人力资源在合理的范围内流动,保持广大教职员工队伍始终处于一种高质量、高负责的运转状态。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中引入竞争机制就是要为胜任者提供持续展示的平台,让不能胜任者抓紧时间提高自身素质,使独立学院的有限岗位实现人力资源上的高效配置,无形之中促使员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加强自身业务能力提高、不断挖掘自身各项潜能。独立学院引入竞争机制,还要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方面下功夫。在人才引进上要采取公开、公正的社会化招聘,坚决杜绝人情岗,本着择优录取的原则,为引进创造各种条件,为引进人才之后的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独立学院引入竞争机制,能够使独立学院广大教职员工队伍实现合理、优化和动态管理,发挥人力资源最大效益,实现有限资源合理优化。
2.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激励中要不断完善教职工的评价机制
一般来讲,人力资源评价机制可以分为发展性评价和奖惩性评价。奖惩性评价是借助奖励和惩罚的手段、自上而下的评价,这种评价机制主要应用在对教学和科研的效能性评价领域,运用奖惩性评价机制对员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激励和约束。奖惩性评价机制中,无论是采取积极的奖励还是采取消极的惩罚都会使员工的情绪和态度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惩罚环节中,要注意适度的原则,坚持教育和引导为主。发展性评级机制主要是为教职员工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以此促进员工积极性发挥。在发展性评价中,独立学院要克服自己办学的特殊性困难,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广大教职员工发展,实现人力资源潜能的挖掘。发展性评价相对于奖惩性评价而言,具有双重性的特点:发展性评价强调是员工与学院二者的结合,只要学院为员工长远发展奠定好充分的基础,员工就会以更加积极和努力的态度积极参与,有助于增强员工的责任感、使命感,对于提高教学、科研和管理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长远来讲有助于提高独立学院的竞争力;而奖惩性评价强调的是独立学院这一单向层面。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中具体使用哪种评价要根据实际情况。但总的原则是,要以发展性评价机制为主,积极引导广大教职员工全体参与、共同进步,在评价中重视评价结果的反馈,以此促进教职员工的全面发展。
3.独立学院要不断优化和完善广大教职员工的工作环境,充分应用学院发展与个人发展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作用的发挥
工作环境对于广大教职员工来讲,是一种外在、软性的激励机制环节;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机制中要充分考虑员工工作环境因素,设身处地地为广大教职员工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优越的教学环节、融洽的管理环境、和
谐的人际关系环境。独立学院在领导作风、学院组织架构、硬件设施等方面要尽可能满足广大教职员工的要求。一旦教职员工对外在的工作环境满意了,才能更加投入地去工作。试想,如果教职员工连做基本的科研实验的硬件设备也没有、连最基本的办公条件也不能满足,他们的积极性、工作热情、责任心、奉献精神还会有吗?通过完善员工工作环境来实现人力资源机制,应该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要为广大教职员工提供一个能够全身性投入工作的校园自然环境。其次,要为广大教职员工提供一个无后顾之忧的生活环境。安居才能乐业,尤其是要想方设法在生活条件上满足引进人才的需要。再次,在教学、科研和管理上为广大教职员工营造良好的秩序环境,让他们全身性投入到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
在为广大教职员工提供必要工作环境的同时,要把独立学院的长远发展与教职员工的个人发展结合起来。独立学院要为广大教职员工在进修、深造、培训和学习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只有员工的个人潜力被充分挖掘,才能实现人力资源作用发挥至最大,才能实现独立学院长远发展。独立学院要积极引导教职员工在努力工作中去实现人生报复、人生理想,充分考虑广大教职员工的特长、能力以及兴趣爱好等,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员工共同参与到学院的发展规划制定中来,让教职员工在对学院有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实现独立学院长远发展与个人发展有效结合。
4.独立学院在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中要不断改革工资薪金制度
考察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沿革,不难发现:其天生的市场导向体制优势,有效支撑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变革;并且,通过示范效应也推动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实现我国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我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正因如此,讨论在十二五期间我国民营企业如何选择发展方向经济学论文,就显得格外必要。
不可否认,我国民营企业自上世纪80年代出现以来,长期保持着强劲的资本扩张态势。然而,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逐步到位的今天,民营企业自身的劣根性也悄然涌现。诸如,产品质量差、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模式,不断被社会所指责。
由此可见,在十二五时期全面转变经济方式的大背景下,须针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不足,展开建设性的梳理与对策分析。
一、十二五时期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分析
基于生物学隐喻可知,我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呈现出动态演化的特征。由拉马克主义原理可得,作为类似于生物体的民营企业,惟有进行适应性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经济学论文,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生存。为此,首先就目前的经济环境进行分析,则显必要。
(一)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内经济环境分析
受到我国社会制度的作用,国内经济环境主要由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引导。其中,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目标的产业政策,成为了目前的主要内容。具体有这样几个方面:
1.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总结国外发达国家工业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并结合我国实际,国家做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决策。这样一来,国家就在企业的入市门槛,以及产品的生产领域,建立了以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为主导的评价指标。由此,从我国民营企业的生产现状来看,上述评价体系将极大的约束其未来的生产经营。
2.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要求。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上的尴尬局面,惟有在国家意志层面强调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通过产品研发领域核心竞争力的建立,来实现企业的市场势力。但是经济学论文,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资金约束,必然将弱化其自身创新能力。
(二)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分析
国外经济环境,主要通过国际贸易的形式来体现。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大都属于外向型企业类型。目前,国际贸易领域广泛存在的“绿色壁垒”,极大的阻碍了他们的产品出口。绿色壁垒属于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设立。
由此可见,处于后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各类型贸易保护主义也将影响我国民营企业的长期发展。为此,在对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困境进行探究后,则须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上述环境下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困境的原因探究
由上文所述,我国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从组织资源的范畴下,来探究其形成原因,则可以分为内外两个方面。
(一)困境形成的内部原因探究
上文提到的企业创新能力,实则与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之间经济学论文,存在着逻辑关联。即,企业在技术层面的创新能力,不但能有效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还能切实优化产品的生产工艺。而这一切目标实现,则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人员,以及一定的资金支持。这两个要素,在我国民营企业中普遍稀缺。
同时,伴随着社会生产分工的精细化,中小民营企业往往成为某核心企业的外围生产协作伙伴。民营企业在通过网络化企业组织架构来获取报酬的同时,则锁定了自身生产能力的匹配性。而外围协作伙伴所承担的生产任务,科技含量极底,这又造成了民营企业缺乏创新的激励。
(二)困境形成的外部原因探究
芝加哥行为学派的认为,企业的行为偏好决定着市场结构(本文采信该观点)。根据上述理论逻辑,正因为我国民营企业缺乏产品创新能力,便使得自身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较大。这一客观事实经济学论文,决定了同类型民营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往往呈现出过度与无序并寸的态势,即,我国物流民营企业便是典型的例子。该市场结构,则压低了民营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最终,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创新资金的供给。
三、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方向的选择
在讨论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方向的选择时,应把握问题出现的逻辑起点。上文已经指出,民营企业惟有根据自身所处的经济环境开展适应性调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具体阐述如下:
(一)渐进式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针对民营企业组织资源的次优现状,可以通过产品与服务的局部创新,来渐进式的获得能力的提升。并且,对于创新能力提升的努力需长期保持。由马克思价值转型原理可知: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在全社会剩余价值平均化过程中,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由此经济学论文,作为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形:超额利润,便能有效支撑该企业未来的创新需要。
(二)形成人力资本储存的长效机制
无论民营企业遵循低碳经济要求展开的生产实践,还是形成持久的组织创新能力,都需要有具备创新能力的科技与管理人才做支撑。为此,形成人力资本储存的长效机制就格外重要。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把握几个原则:(1)从战略上储备企业未来5年内所需要的科技人才;(2)对于管理人才的储备而言,最好选择具有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3)激励机制的构建。对人才的选择与储备,只是从静态的存量上满足了企业未来发展的需要。此时,还应通过激励机制的构建,推动他们在企业价值创造上的能动性。
综上所述,十二五期间我国民营企业须针对外部经济环境的演化过程,动态的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同时,发展方向的选择还应从企业的微观层面着手,即:渐进式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形成人力资本储存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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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令人关注的焦点,成为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为2.57:1,1983年一度缩小到1.7:1,而后的十几年间,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2.8∶1经济学论文,2007年则达到3.33∶1。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仅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也使城市和农村形成强烈反差,构成了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最终会阻碍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因此,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解决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中,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诠释,但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资源性原因(吴敬琏、温铁军、李朝林等),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源于农民增收困难,而制约农民增收的根本矛盾是人地关系矛盾,即大量的农民劳动力与稀缺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论文开题报告范例。二是制度性原因(陈锡文、易秋霖、吴光炳、李伯霞等),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偏向的政策造成的,他们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村财政和税收制度分析了制度的不合理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三是市场性原因(于凤芹、彭腾等),认为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完善、农业信息渠道不通畅、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以及农业投资过少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四是观念性原因(吴碧君、于凤芹等),认为整体上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科技素质低,直接影响了科学种田经济学论文,也不利于寻找其他就业机会,导致农民整体收入增加困难,因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这些结论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甚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现象,但是,城乡收入分配研究无论是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上,还是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上,还存在一些不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描述和预测缺乏系统、科学的指标体系;没有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有充分地理解;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传导机制并不十分清楚等。本文利用1980~2007年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作实证分析。
二、城乡收入差距模型分析
(一)测度指标
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但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发展类因素;二是二元化类因素。发展类因素主要包括物价水平、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经济实力、投资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和外商投资情况等方面的指标。二元化类因素则主要包括城镇化水平、农村工业化水平、财政支出结构、城乡投资对比、农业贸易条件以及惠农政策等方面的指标。经过比较、甄选,结合指标数据获取的可行性原则,最终选取15个统计指标作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体系(表1)。
表1 城乡收入差距测度指标体系
影响因素
主要指标及代表符号
主要指标解释
发展因素
CPI
反映物价水平
人均GDP
反映经济发展总体水平
一产占GDP比重
二产占GFP比重
三产占GDP比重
财政总收入
反映经济实力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反映投资发展水平
进出口占GDP比重
反映外贸依存度
实际使用外资额
反映外商投资情况
二元化影响因素
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反映城镇化水平
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农村人口比重
反映农村工业化水平
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反映财政支出结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城乡比
反映城乡投资
工农商品综合比价指数
出口信用保险具有防范收汇风险的作用,同时具有融资条件宽松、手续简便易行的特点,日益成为中小企业贸易融资模式的首选。随着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的建立和专业化发展,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和出口贸易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出口保险的发展速度来看,根据中国信用出口保险公司的统计数据,中国信保在2002年的承保额仅为275亿美元。而2009年,中国信用保险及担保的承保金额达到1166亿美元,同比增长858%。其中,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保额806亿美元,增长2053%;投资和租赁保险保额543亿美元;国内贸易信用保险保额8413亿元,新增担保金额9亿元。2009年,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达到987亿美元,是过去七年(2002-2008年)出口信用保险承保总额的69%。到了2010年中国信保累计实现保险及担保业务保额为19643亿美元。
从保险产品的种类来看,最初主要承保短期出口信用险、中长期出口信用险,而后扩大为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投资保险、信用保险贸易融资业务、资信评估服务、账款追收服务、担保业务等。
从出口保险的渗透率来看,2002年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渗透率(即支持的出口信用保险额占同期全国一般贸易出口额的比重)仅为22%,而截止到2009年,我国出口保险的盖渗透率已达到179%,较2002年增长了813倍,并且渗透率179%也已超过了近几年国际平均渗透率15%左右的水平。
二、当前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监督机制不完善
出口信用保险并不属于商业保险的范畴,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及其业务活动也不受针对商业保险的一般保险法的限制。各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经营都有专门的法律作指导,如美国的《美国进出口银行法》、英国的《出口担保和投资法》、日本的《贸易和投资保险法》等。各国政府通过单独制定法律或法规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性质和宗旨、地位和作用、经营目标、财务核算等进行规范。在中国,不但在中国人保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经营出口信用保险时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规范与保障,而且新成立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迄今仍然没有相应的专门法可依。现行的《保险法》只是一部商业保险法,其中第156条规定:本法规定的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性质的保险组织,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2004年7月实施的《对外贸易法》也仅仅是在第53条中对出口信用保险作了简单的一般性规定,即国家通过进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出口退税及其他促进对外贸易的方式,发展对外贸易。因此,出口信用保险立法的滞后,导致了难以有效保障和规范中国信用保险的业务运作,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2、出口信用保险预算问题
(1)出口信用保险费率偏高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平均费率基本上在08%~1%之间,对东欧、南美、非洲等风险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平均费率高达2%。如此高的信用险费率使得大部分外贸企业望而却步。尤其是不少外贸公司认为,出口信用保险作为国家政策性保险业务,是国家出钱办保险,本来就应该坚持盈亏基本持平的经营原则。我国现行一年期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费率平均为15%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平均费率在1%以下。再考虑到出口信用保险规定的一旦出现保险责任事故,保险公司只负责赔偿承保额的80%~90%左右,外贸公司得自己承担10%~20%左右这一实际。在当前整个世界市场都处于买方市场、外贸出口只有微利的情况下,出口信用保险的保险费用实在太高。
区域生产力促进中心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是指在一定经济区域内,各种与生产力促进相联系的主体要素(生产力促进组织和机构)以及协调各主体要素之间关系的制度和政策网络。价值网的概念是由Merce(美智)管理顾问公司的亚德里安·斯莱沃斯基在《发现利润区》(TheProfit Zone)一书中首次提出。区域企业创建价值网能够高效的适应当地实际的区域性生产力促进动力源,是一个以生产力促进为核心,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为目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政府为引导的高效率的开放型的区域创新服务体系,因此,生产力促进中心建立区域企业价值网是区域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区域企业价值网发展分析与引导的重要意义
随着国际互联网高速发展,市场竞争程度不断提高,顾客的需求也日趋增加。生产力促进中心应当创建价值网。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共同为顾客提供服务的。
1.区域企业发展价值网可以优化企业价值
在价值网模式下,价值网主导区域企业作为价值网络的组建者应当具备网络整合能力。即构建网络并对其整合的能力。价值网在网络环境下寻求最优价值链,具有一般网络组织的共性,又有其独特的一面,是围绕区域企业,推动区域企业运作的价值整合网络。一般说来,区域企业构建价值网是通过获得某些资源经济学论文,对外部资源进行网络化整合并内部化,以此来应对外界变化的环境,从中发现企业自身发展的机会,从网络化的角度进行战略思考和规划,培育和发展区域企业的未来外部伙伴关系,寻求区域企业价值最大化。
2.区域企业可以利用价值网资源,打造核心竞争力
区域企业必须充分利用价值网中的资源,形成行业内的竞争优势。这可以通过创新、整合、协调三个步骤来实现免费论文下载。首先区域企业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活动,打造自己的品牌,从而取得竞争优势;其次,区域企业要以整体的运营眼光,对价值网进行整合管理,这样能为区域企业员工带来经济利益。从而赢得他们的信任;再次,区域企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网络内部建立一套有效率的信息沟通机制。当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时,能够系统价值网中的区域企业及时、准确地获得信息,共享信息,迅速地实现互相配合。
3.区域企业发展价值网可以优化企业间的关系,实现管理成本合理化
相对于企业内部成本控制来说,区域企业间的成本更难控制,因为这些成本只有在区域企业间的协同努力下才能控制。事实上,区域企业间成本存在极大的合理化空间,应作为价值网全面成本合理化的焦点。所谓价值网全面成本合理化,是只在品牌核心企业的推动下改善加入网络的区域企业间关系、优化企业间的作业,提高合作效率,使得区域企业各网络成员相互协作、互相信任,共同努力,实现企业间成本合理化。
二、区域企业价值网发展分析与引导的基本要求
价值网是对个无边界的柔性组织,其核心任务是迅速将信息和资源传递到最有效的地方为客户创造价值。在价值网环境下经济学论文,区域企业要想将其核心竞争能力加入到价值网中,体现竞争优势和规模经济效益,必须做如下调整:
1.以网络思维进行战略规划
价值网是一个开放的价值流网络,相对于价值链来说,价值创造实现了从链状到网状的跨越,从价值创造最优的角度重新安排价值活动,实现网络化的价值创造方式。为了保持和形成竞争优势,区域企业必须纳入网络化经营中,用网络化的思维来制定发展战略,敏锐地确定行业的性质和未来发展趋势,寻求潜在优势。
2.所有的价值活动都以客户为中心
客户是价值网创造价值的源泉,在价值网中,客户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区域企业间构成价值网内部的客户,是价值网中的节点,节点之间互为客户;其二,
价值网作为一个整体所面对的客户,即价值网整体为之提品或服务的客户,即价值网外部客户。以客户为中心是价值网的经营战略制定的起点,价值网的组织者和其他区域企业是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完成自身功能。以客户为中心的区域企业价值网中,区域企业根据客户的要求,通过整合相关成员的核心能力,促使价值价值在网络中流动并实现增值。
3.要有一定的规则和协议
价值网中一些具有较强协调能力和价值网络中核心能力要素的企业,脱颖而出形成企业价值网络中的组织者。同时,要有灵活有力、紧密联系的节点企业,没有高效的节点企业,价值网就无法高效运作。
对于价值网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在价值网形成之后的战略和战术管理中经济学论文,价值网的构造程序与战略紧密联系。价值网构造程序中必须对节点企业利益进行调整平衡,还要定义每个节点企业的角色和责任;而价值网的组织者在制定任务和检查价值网发展活动中扮演关键角色,起到一种联系成员之间的桥梁作用。
三、区域企业价值网发展分析与引导的具体措施
区域企业创建价值网是同一时间和空间维度下同步进行的、互动式进程,因此,价值网的环节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1. 制定区域政策,推动区域企业内部经济耦合
区域的政策环境是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在区域经济耦合过程中,依据对企
业价值网的大小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加快区域平台的建设,降低企业价值网的外部成本。推动区域由松散式的合作渠道向网络化,体系化的合作渠道转变;第二,营造宽松的体制环境和市场准入环境,推动区域企业内部市场的统一化;
第三,改善政策部门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推动区域企业内部财税政策的改良。
2.构建区域创新体系
区域创新体系是由某区域内参加新技术发展和扩散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政府、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相互关系等所组成的,为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的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区域创新体系包含以下五个关键要素:
(1)主体是企业、研发(R&D)机构;
(2)市场中介服务组织(技术)的广泛介入和政府的适当参与;
(3)创造和转让新知识、新技能和新产品;
(4)围绕新知识、新技能和新产品创造和转让形成的创新网络;
(5)最终目标是实现一定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3.对价值网进行恰当定位
价值网的竞争优势体现在能够利用网络成员集体的力量提供多种价值组合,更有效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因此,作为网络核心的组织者,首要任务就是要确定区域内节点企业要向客户提供何种价值组合,即对客户价值进行定位免费论文下载。准确的价值定位是制定合作规则的基础。
一个优秀的公司拥有高价值的客户群非常重要。价值网内组织者的业绩表现,不仅是由整个网络打造的集体竞争优势决定,而且还要取决于网络内其他成员相比其具有的何种优势。在价值网下,其组织者首先在细分市场上进行价值定位。
4.重塑企业文化
实现价值网运营的成败,还要在区域企业内建立以客户价值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引导全体员工的行为,没有企业文化的认同,区域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很难长久保持,因为文化的认同不仅包括历史的积累,而且包括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认同。其直接影响到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成本经济学论文,只有区域内企业更多的发生经济联系,文化的重塑才会更快、更牢固的形成并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区域的发展。
5.创新运营模式
价值网需要围绕客户而不是产品进行重新调整,因此,虽然价值网促进了运营效率提高和利润增长,还仍需要进行革命性的创新。具体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创新流程。价值网处于组织者角色的企业要带领区域内节点企业积极改造业务流程,从客户体验的角度优化业务处理模式。建立信息共享流程同步,牵动区域内企业整体运营的各个环节,仔细审定每一个流程,精益求精,使其适应价值网运营的需求。
(2)实现内部资源整合。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体系要求从网络维护,市场规划,到客户服务实现内部整合,以一个共同的声音面对客户。
(3)建立网络型组织结构,消除部门之间的障碍,便于客户需求信息在内部顺畅流动,提高价值网的市场反应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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