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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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研究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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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比国外高校的中文专业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的重要性

在国内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课或者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是一门专业必修课，是中文专业的重中之重。该课程一般有两学年的教学任务量，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中文专业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国外大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欧洲，开展汉学研究较早的大学里，教授很重视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甚至很重视培养学生对古文原典的解读学习。在近邻韩国，中国文学课在很多高校的中国语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韩国大学里开设中文本科专业的学校现在超过了一百所，各大学的专业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作中国语言文化专业，有的称作中国语专业，还有的是在中文系下面设立不同的专业方向，比如中国通商、中国语言文化等。这里谈的主要是中国语言文化方向的中文专业的情况。笔者 2012 年曾在韩国庆南大学中国学部讲授一年汉语，了解了庆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课程设置。在大二和大三两个学年中，学部为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分别开设了中国古诗选读、中国古代散文、中国古代小说和中国古代文论四门课程，学时与其他专业基础课等同，均为每周 3学时。通过对这四门课程的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比较系统分项地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阅读了经典的原典，同时对中国文学的特质以及主要的文学类型的发展有了大致的了解。学生们学习的文本是繁体汉字，这样可以一边学习古代文学一边实现认知繁体汉字的目的，这对于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很有必要的。韩国的其他高校也很重视古代文学课程。韩国学者文大一在其文章中列举对比了首尔大学和成均馆大学的中文课程。其中首尔大学在一年级开设中国古典文学探索，二年级开设中国历代诗歌讲读，三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47%。成均馆大学二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三年级开设中国名诗鉴赏、中国小说概论、中国诗曲的理解等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26%。有的学校在专业学习的初级阶段概括介绍中国的文学概况，随着学生汉语学习的不断深入，在三四年级开设文学、诗歌等文献阅读课程，此阶段倡导学生阅读中国文学原著，切身感受中国文学的魅力。朱锦岚老师提到韩国加图立国立大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取消了毕业论文，代之以 5 门课的毕业考试，而这 5 门课中，有 3 门是必选课，包括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2007 年毕业考由 5 门减少为 3门，即中国语、汉字和中国文学史。可见，在对中文专业毕业生的学科知识要求方面，中国文学史的内容绝对不可缺少，是在课程体系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专业课程。同时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言专业与中国学生学习外语语言文学专业相类似，都是以学习母语以外的其他语种的语言文化为基准的四年制本科学习。从国内外语专业的名称来看，我们的外语专业的名称都是语言与文学并重，如: 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等，专业的名称就体现出了学习的内容，即要学习该门语种的语言也要学习用该语种成就的文学。例如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课程就一定要开设英国文学选读、美国文学选读或英美文学史这类课程。学生们通过对这类课程的学习，可以学习到经典英语作品，真正掌握该语言在文学方面的体现和运用，进一步增强其对语言的领悟。因此，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言专业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古代文学是留学生探寻中国文化内核的一把金钥匙

语言是工具，是载体，文学以语言为工具，展现丰富的人性以及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中国古代文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种映现。它对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增加人的文化底蕴有重要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失去文化精华土壤的语言是苍白的，也是没有深度的。季羡林老先生曾写道: “离开了内容，离开了语言的内涵，根本谈不上什么语言。不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等，语言是学不好的。这是学习语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学习外国语言者，都必须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中国文化的内核追求平和、含蓄、中庸，中国文人高洁的品性，忧国忧民的情怀，谦逊重义的处事准则都体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这些承载着中国宝贵文化的文字都传承着中国文化的血脉。“文学语句中包含着汉语本身的文化内涵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中国古代文学以生动具体的方式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及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古代文学作品中深深地蕴含着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脊梁。外国学生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体现在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方方面面，更多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精髓中。中国古代文学课就是这样一门让学生体会文化精髓的课程，它承担了审美鉴赏与性情熏陶的美育任务。黄爱华老师认为“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透过语言的外衣深入到一个民族的精神，这才是文化重要性所在。”诚哉斯言! 通过朗读并学习陶渊明的田园诗歌可以让学生在平淡醇美的自然风光中见诗人心情的恬静，淡泊名利，在率真的白描中透显深远的精神境界，让学生体会中国文人的精神情怀; 在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中与诗人一同体会平民百姓的艰难生活，从而也培养学生对劳苦大众的深切的同情心和情操;在易安词作中领悟含蓄蕴藉，词的委婉曲折并留有无限想象，好似中国水墨画般悠长。这些都是属于中国的文化经典，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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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建构主义教育理论与双主体教学理论为越来越多的教师所认同，他们开始转变观念，越来越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这是教改中最为可喜之处，因为观念的改变可以促进教改的深入与发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时矫枉过正，重学生却轻教师。具体表现在，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标，忽略了教师自身的引导作用。事实上，素质教育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这种误区的形成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上，教师的动机是好的，但效果却不能与动机成正比。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往往采取“作者介绍———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三段论式教学，这种模式今天依然有着较大的市场。这种教学方式，往往“面”铺得较广，“点”挖得不深，教师更多的是充当了知识的传声筒，因而课堂教学引发不了学生的兴趣。为改变这种现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一些教师就通过讲述作者的生平故事、文坛趣事、野史逸闻等相关内容来丰富教学课堂。这样的穿插教学本无可厚非，首先它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扩大学生的视野，增加知识面。但是，一旦不能把握好“度”，过分倾斜于此，教改就会走向误区———为吸引学生而忽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传授了基础知识忽略了能力培养。客观上，随着教师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学生评教成为教师教学评价的重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学业绩的好坏取决于学生的喜好。学生评教的角度往往从自身的兴趣出发，要求课堂气氛轻松，不能注意到知识的系统与衔接，不愿接受思考与科研的辛苦。一堂生动的好课就被狭义地理解为多讲故事、多举事例。笔者曾就“如何上好古代文学课”向学生展开调查，70%多的学生认为文学史及作品枯燥了些，要求老师“多介绍一些背景知识、作家生平及相关故事”。此外，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明显感觉到:学生对小说教学的兴趣远远高于诗文教学。教学评价体系以学生评教为主，势必对教师的教学活动产生误导，为获得学生的高分评价，一些教师的教学自然会迎合学生的口味。教与学的相互融洽，应该是教学中的极高境界。然而，以牺牲教师的主导地位为代价换得的“融洽”，应该说是得不偿失的。学生得到的是信息时代网络书籍上轻易可得的“趣味”，失去的是培养能力时代的能力丧失。最典型的莫过于四年本科毕业，毕业论文都无从下手。

(二)重手段轻方法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社会的进步带动了教育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正越来越深入地走进教育，多媒体教学就是最好的说明。小小三尺讲台可视接千里，耳听八方。教学容量增加了，教学效率、效果提高了，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加强了……多媒体教学正显示出其巨大的优越性。正如一枚钱币有正反一样，多媒体教学中也存在误区，这就是重手段轻方法。明显表现在多媒体课件蜂拥而上，教师教学方式方法依然陈旧。以古代文学教学为例，教学方法依然是传统的“三段论”直讲，不同的是将粉笔板书换成多媒体的屏幕显示，配以一些画面与音乐。其最终除增加学生的感官刺激外，与传统的教学效果并无二致。这种现象的形成，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对多媒体教学认识的偏差。作为现代教育技术重要手段的多媒体具有时代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办学、教学的一个重要指征。无论是对学校的本科教学(研究生)验收还是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多媒体教学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多媒体教学的重要性，往往使人们在认识上产生一种错觉:凡运用了多媒体的教学就是教改，就是好课。事实上，多媒体只是适应时展、以计算机作为知识载体的教学手段。多媒体(计算机)教学始终也只能是一种辅助的教学，它不可能改变整个教育过程中的实质，教学的主体只能是教师与学生。这就好比教师是厨师，学生是吃饭者，多媒体是灶具、炊具。饭菜是否可口，关键是厨师的手艺和学生的胃口。灶具、炊具最大的影响只是在于做饭的功效。一堂好课，手段固然不可缺少，关键还是在于教师的教学方法。衡量一堂好课并不能以是否运用了多媒体技术为标准。曾经有幸聆听过中国文学研究所杨义先生的两次讲课，没有多媒体技术的帮助，却依然让我们有如沐春风之感，领略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内涵。应该说，教师的主导地位就体现在教师的知识积累及传授的方法上。重手段轻方法，只能使多媒体教学成为新瓶装旧酒的传统教学模式的翻版，而不能正确合理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师自身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也是形成重手段轻方法的一个原因。多媒体教学中，教师运用最多的莫过于教学课件。课件的来源，或是自己制作，或是网上下载，或是花钱购买。自己制作的课件，因为计算机知识的欠缺，往往只能以幻灯片的形式出现，结果无非是将原来粉笔的板书变为电子板书，换汤不换药，不能有效地发挥多媒体的作用。网上下载或购买的课件，因为“舶来品”的缘故，教师不熟悉教学内容，丧失教学的主动性，很可能导致“照本宣科”。此外，由于现代教育技术水平的限制，课件往往重复使用，修改的概率微乎其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使得教学模式固定化，从而抹杀了教学中的个性、特色与灵活性，限制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自然也就陷入了重手段轻方法的误区。

二、特色课堂的构建———古代文学教改的应对措施

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有句名言“教之于学就如同卖之于买”，也就是说:要让学生会学，教师就必须会教。古代文学教学的目标应该是，让学生在掌握古代文学知识的同时，增加人文素养，陶冶性情、情操，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基于此，笔者认为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优化教材与课堂结构，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构建特色课堂至为重要。古代文学特色课堂构建的前提条件是有效地完成教学内容。原则是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古代文学知识，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增强人文素养。为此，笔者将古代文学特色课堂分为三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强化记忆的自学课堂

该课堂体系的特色就在于，以学生自学为主，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古代文学的基础知识与古代文学学科的考试相结合。具体操作上，以教师为主导，首先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介绍给学生，使学生对古代文学史在总体上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以便在今后的学习中做到知识的系统化与完整性。比如，介绍到魏晋小说，可以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加以介绍;学习宋代诗歌，可以将北宋、南宋诗坛加以概括。接着，在多媒体的教学屏幕上显示一个教学单元的基本练习，诸如作家的字号、作品，名句的填空，文学流派的解释，作家创作的概况等基本知识，由学生在课前预习及课堂开卷的基础上随堂完成。学生的练习作为该门课程总成绩的一部分。这样的教学课堂，可以充分优化教材，将教材中最基本的知识以相对少的教学时间梳理出清晰完整的线索并加以强化训练。同时，通过强制也可以加强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打好古代文学的基础，杜绝平时作业中的抄袭及期末考试时的临时突击和舞弊现象。

(二)“授之以渔”的能力训练课堂

该课堂的特色主要是对教材中的重点章节有选择地进行专题讲述，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专题教学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参考资料等通过多媒体屏幕介绍给学生，进而教给学生研究的方法。比如，讲解姜夔作品，可以结合周济的《宋四家词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的评论加以讲评。讲授清代小说时，可以将当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研究热点、研究空白等介绍给学生。据笔者了解，这样的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认为教师不是教“死书”，能扩大他们的视野，调动和激发他们的科研创新能力。专题研究教学也可以采用讨论教学，可以事先布置讨论题或读书报告，要求学生查阅资料，课堂上以学生介绍资料综述及自己的观点为主。如《聊斋志异》专题可重点分析其女性形象。《聊斋志异》几乎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狐仙鬼女主动找书生，并且一见面就委身于书生，就此可让学生展开讨论，进而深入探讨作者的女性观。教学中，应根据教学课时及教学要点设计好一学期的教学专题，如，唐代文学中的“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等，教学不要求面面俱到，重在给学生以启发，培养学生的能力。这种教学课堂，可以突出教材的重点，重要的是通过平时的训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毕业论文的完成打下基础。同时，也可以避免学生毕业时，论文无从下手，抄袭、剽窃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

(三)增强人文素质的情商课堂

“情商”是心理学家相对于“智商”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在这一点上，古代文学课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中，很多地方显现着健康健全的人格魅力和优良的民族美德。如果引导得法，古代文学课完全可以成为生动的美育课，给学生以心灵的洗涤与净化。情商课堂的创立就是要联系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对大学生进行人生教育，以此增加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直觉能力，增进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塑造大学生的健康人格。情商课堂可以通过学生感兴趣的作家生平经历，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展开讨论，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如苏轼生平经历坎坷，但在逆境中始终能保持一份乐观。《潋湖上初晴后雨》《前赤壁赋》《水调歌头》都表现了这一共同特点:人生的不快、不顺、不幸、不如意都在对自然、生活的热爱中得以化解。将苏轼的人生态度与当前大学生找工作的挫折相联系，会给学生很好的人生启示:遇到挫折，如果一味自怨自艾，生活的天空会一片黯淡;只有尽量去寻找、发现生活中的美，生活中才会海阔天空。该课堂也可以在讲解作品时联系相关话题，对现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进行思考。如讲解《红楼梦》时，可将贾府的腐败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贾府的腐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三方面，贾府的腐败是它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毒瘤，也是当今社会的毒瘤，通过《红楼梦》的学习，可以知道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大学生最感兴趣、最敏感的话题。《聊斋志异》中一些篇目(如《葛巾》等)的女性毅然离开了原先的“爱人”，可以联系近年来大学生因失恋轻生的现象，探索其原因，对大学生进行爱情观、生命观的教育。此外，情商课堂还可以通过对古代诗词的欣赏、朗读陶冶大学生的性情，培养其审美欣赏的直觉能力，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手段，将音乐、画面、朗读等多种手段有机结合，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情商课堂可以使学生从书本走向生活，可以使古代文学教学更贴近现实人生，从而增添时代气息。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优秀传统薪火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格的塑造，对今后走向社会至关重要，因此，情商课堂的构建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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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雕版印刷传播时代雕版印刷时代出现于隋唐时期，这主要归功于印刷术的出现，其对古代文学传播形式的变革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时期主要是抄写载体的改良，使得古代文学传播范围更加广泛，传播力度更大，传播内容更加丰富，传播更加简便快捷。在经过了漫长的纸质作为载体的传播形式后，纸质载体的生产工艺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生产数量及质量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纸张质量的提高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其在民间的运用更为广泛，尤其是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度以来，政府大量整理古代经典文学，被通过纸质载体记录下来，有效地促进了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加之民间藏书风气的盛行及书籍买卖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这些对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作品《上官昭容书楼歌》中写道“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延神记》”，可以看出当时书籍市场已经较为发达了。我国当前留存下来的经典名著，都是通过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并作为载体的形式流传下来的，雕版印刷时代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

1.语言传播一是通过口头语言进行传播。在没有文字等传播方式之前，口语传播成为最主要也是最快捷的传播方式。人们通过口头语言来进行相互间的情感及信息交流，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社会经验的积累，口耳相传愈发成为古代文学的重要传播途径。古代文学的创作及传播都是通过口头传播来实现的，如我国的一些神话传说等，以及一些“志怪小说”等也是通过古人的口耳相传得以流传下来，待到文字记载的形式出现后，才被文字记录下来并产生了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如《诗经》中的风雅颂等都是通过口头语言传播下来的。二是乐工说唱传播。乐工对诗词进行说唱演奏并成为风气始发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已十分兴盛，这一时期文人创作诗词等文学作品，乐工采用说唱的形式将诗词传播开来，成为当时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乐工向文人索词并赠金，不仅可以让文人获得物质上的利益，通过乐工的说唱传播，还可以将其作品广泛传播，增加知名度，两者可谓相互促进及共赢的关系，因而当时有不少文人为迎合乐工的需求，而创作一些具有很轻押韵美感及诗词。如柳永赴京时，出现“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的情况。三是唱和及说书的传播方式。古代文人名士经常聚在一起饮酒作诗，我国很多名诗名词也是在文人名士聚会中现场创作的，并经过一些名流的推崇被广泛传播下来，如王勃在去豫章赴宴时，当场创作《滕王阁序》，经名流官宦推崇传播后，流传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此外，在民间还有一种说书的形式对古代文学进行有效传播，如我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原本并不是流传十分广泛，反而是通过民间说书人一代代、一遍遍的说评，才在民间广为流传，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三国演义》等故事至今之所以能在民间耳熟能详、妇孺皆知，其重要推手就是民间说书人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评说。

2.文字传播文字的出现在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上引发了巨大的变革，不仅有效弥补了口头语言传播所具有的时间及空间的局限性，还改善了口头传播容易误传及信息的不完整的缺陷。自文字传播载体的不断发展及印刷术的出现，文字传播成为古代文学传播的最重要方式。题壁传播题壁传播在古代十分流行，尤其是在唐宋时期更是盛行一时，当时很多文人出于各种考虑，常常将自己创作的诗词题于墙壁、树木及名胜古迹上，加之那时候的文化及交通十分发达，文人遍游大好河山的兴致十分浓厚，这也为他们将诗词题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由于题壁及石刻的形式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地保存诗词，因而通过题壁的形式，古代文学能够很好地完整保留并传播下来。当前，我国的很多古代文学作品都是通过摘录题壁获得的。如诗人陆游的《钗头凤》及很多无名氏的作品都是通过题壁保留和传播下来的。文本传播随着印刷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文学书籍作品的借阅及抄写更为简便，古代部分家境贫寒的学子为了读书，经常采取借阅和抄写的方式。此外，对于部分经典名著，部分文人出于雅兴而对其进行抄写收藏，这使得古代不少文学作品能够在民间传播开来，如《文选注》等作品;同时古代部分禁书，为了防止其失传，常常采用手抄的形式将其保留下来，如《金瓶梅》等作品。通过借阅及手抄的形式，大量古代文学作品都得以保存传播下来，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完整性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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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程建设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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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地方文献看似范围狭窄，其实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它时而反映的是升平盛世，时而展现的满目疮痍，时而是才子佳人的文人风流．时而是忠臣志士的慷慨悲歌，无论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无论是嬉笑怒骂，还是呜咽悲鸣，都真切地展现了文人们的心灵图景和时代烙印。要想了解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和外部图景，只有建立在收集整理、研究地方文献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古人，或是生拉硬扯、人云亦云，比如有的学人为了追述商丘久远的历史，把甲骨文中的“商丘”均认为就是现在的商丘；为了追述商丘是商朝、商文化的发源地，把阏伯和契视为一人；把商人的征伐说成是旅游，进而得出商丘是中国旅游的发源地。显然，这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精神是有悖的。另外，明清时期的归德府家族文人群与明清易代的慷慨悲歌。可以说是商丘地域文学(文化)的重要分支，然而长期以来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即便有些关注，也往往是人云亦云。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其原因就是对商丘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不够，造成视野不广、“文献无征”。这与地域文学传统的挖掘和地域文化精神的建立，是不相协调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在教学中挖掘地方文献、充实地域文学(文化)知识，能够发挥文学(文化)的熏染和教育作用。商丘地方文献中有着丰富的文学与文化图景。比如，张巡、许远的忠贞之情与睢阳保卫战的激昂慷慨，明末吕坤、沈鲤的忧国忧民与鲠直方正，侯恂、侯恪所代表的东林党人正直慷慨，很好地诠释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用世精神，这些与爱国精神培育、中国梦的诠释是一致的，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

二、整理地方文献、充实古代商丘地域文学

文化知识的探索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相适应的地方文献主要是指其中的古籍，“大而言之，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著作者着眼。即凡乡人著作，不论其内容是否涉及乡土史地，不论其为经史子集，均属于地方文献之列；另一大部分从著作内容着眼，即内容涉及本地方的古籍，如旧志、史载、诗文、疏奏、家谱(以及碑版、题刻等虽不以书籍形式传流者)等等，均为地方文献之类。”Ⅲ位于黄淮海平原的豫东商丘，地域文化资源丰厚，历史上虽然经历多次黄河水患，一些文化遗迹尘封地下，但保留至今的地方文献仍十分丰富。从本校图书馆地方文献部目前收集的情况来看，大致形成了商丘古代文人著述、家谱、金石拓片、古旧地方志等四大系列。其中商丘各地文人作品有记载者共计680人，著作近2000余种。存世者约600余种：家谱已有350余部1800余册；金石拓片共计5大系列、11类、1430余种，近1500幅。包括商丘、豫鲁苏皖交界区(在古代行政沿革上曾隶属于商丘)汉画像石拓片、商丘地区墓志碑刻拓片、河南近年新出隋唐墓志拓片、中国金石集萃拓片(其中含《商周金文》、《商周秦汉金文集萃》《汉画像砖拓片》、《秦汉瓦当》、《历代铜镜》、秦汉砖铭拓片等)。另收先商、古宋国及西汉梁国的各种文献、出土简牍、汉代陵墓、汉画像石研究资料较为丰富，约2000余种、3500余册。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收藏，亟待整理研究。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意蕴。为商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持和精神动力。笔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收集、研究商丘地方文献，完成《宋荦全集(附宋氏家集)》、《宋荦研究》、《沈鲤集辑校》、《商丘古代文人著述总目提要》等书稿多部。同时，指导学生研习商丘地方文化，多次为学生宣讲商丘地方文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将商丘地域文学嵌入古代文学课堂

目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册，主要是按历史顺序的方式排列知识点，朝代之内按文体、作家(群)等结撰。由于篇幅限制，知识点往往很难与地域文化因素结合。近二十年来，地域文化研究的勃兴。相继催生一些地域文化史、文学史、历史著作，这为进一步开拓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在这一大潮影响之下，有关商丘地域文学、历史的著作如《商丘古代文学研究》、《商丘文学通史》、《商丘通史》等相继出版，为人们进行地方文学(文化)教学提供了较系统的参考资料。将商丘地域文学嵌入古代文学课堂，必须注意把握度。中国古代文学是中文专业必修课，目的是让学生较系统地学习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轮廓和基本知识，课堂教学时须把握这一主线，保证“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教学任务的完成，地域文学知识则只能作为其中的点缀和补充。比如，《商颂》是《诗经》教学较少关注的部分，就可以结合宋君祭祀祖先的《玄鸟》、《长发》诸诗，将商丘与商族、商人、商文化的关系穿插于商丘地域文学的形成探讨中。“给予汉初文学发展以巨大推动力的人首推梁孝王刘武”『21。在刘武身边形成的梁园辞赋作家群是汉赋发展史中重要的文人群体，在讲授汉赋时，不妨将梁园的兴废、梁园文学意象的形成与影响以及芒砀山梁王墓群等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对汉梁文学与文化的感悟和认知。而在学习《桃花扇》时，不妨将介绍侯方域与雪苑社、明清时期商丘的家族文学等结合起来。通过提问、讨论等方式．灵活的穿插和补充．使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与身边的地域文学紧密结合．以显示出古代文学的可亲可近。另外，还可以开设古代文学的专题选修课，专门系统地介绍商丘地域文学，如《明清归德府望族与文学研究》课，分为归德府地域文学传统、明清归德府望族文学群体的形成机制与特点、明清归德府家族性书塾书院与文社、园林宅邸与明清归德家族文学、商丘侯氏家族文学研究、商丘宋氏家族文学研究等六讲，以家族文化为切入点，综合政治、文学、文化与地域的多重关系。

(二)将商丘地方文献整理与实践教学结合

厚重的商丘地域文化，丰富的商丘地方文献．虽然已经引起广大学者和地方政府的兴趣和重视．但时至今日，无论是广大学者还是地方政府部门．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仍然没有系统、深入地收集、整理和挖掘，作为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商丘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我们现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水平是不相称的。改变这一尴尬境地的有效途径就是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商丘地方文献，无论是商丘籍古代作家的著作，还是非商丘籍古代作家描写、记载商丘人情风物的作品．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既是商丘地域文化的载体，也是集中体现商丘地域文化精神的系统资料．是我们挖掘地域文化的基础文献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不仅要将地方文学知识嵌入教学中，而且应将商丘地方文献整理引入课堂，优化实践教学。首先，带动学生开展地方文献的实践调查。商丘师范学院生源主要来自河南．尤其以商丘地区为多，这就为开展商丘地方文献调查提供了便利条件。再者，利用寒暑假期、法定假日或者周末，灵活安排，开展地方文献的实践调查，这是丰富学生课余生活、锻炼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调查内容可以是与学生关系较为密切的家族家谱编纂、收藏情况，也可以是商丘地区寺庙建筑保存状况及庙会资料，甚至学生身边的碑刻文献资料、家族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及其著述，都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亟待调查、收集的地方文献形式。笔者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就曾发动学生对商丘市区重要历史文化景点如八关斋、商丘古城、火神台、燧皇陵、张巡祠等，开展碑刻文献资料的调查活动。通过调查和整理，不仅使学生对商丘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还引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部分学生以碑刻文献为题还获得了学校大学生创新项目的资助。其次．组织学生进行校勘古籍和地方文献数字化的实践训练。作为地方院校，商丘师范学院的古籍收藏相对较少，学生学习生活中很少能见到或者触摸到古籍。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加以引导，不仅以图片的形式在课堂上加以讲解，更应当引入实践训练，将整理古籍与教学及学生实践学习相结合，这样一方面能有效地增强教师教学与科研的联系，另一方面又能拓展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对古籍文献的句读、标点等方面的训练。笔者在地域文学的研究过程中．相继获批“宋荦研究”、“沈鲤集辑校”等多项社科或古籍整理项目，在研究过程中吸收部分学生参与进来，以课题带动读书，又以读书带动毕业论文的撰写。教学过程中灵活地处理期中考试、作业与古代文学的日常学习．以整理商丘籍古代文人著述的形式，作为期中考试或者日常作业内容，学生不仅了解了古籍的面貌，还运用了古典文献、古代汉语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学习兴趣和综合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提升，这一点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同时，还可以结合学校每年暑假进行的“三下乡”活动、大学生创新项目，或者成立兴趣小组，教师选择若干个商丘古代文学课题，指导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知识的过程中．做一些地域文学的研究工作．以此带动和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这不仅是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大胆尝试和有益实践，也将为学生研究生阶段学习打下一定的基础。

(三)将课堂讲授与课外实践结合

在将商丘地域文学嵌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不能仅局限于课堂讲授，应该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带领学生作实地考察，在实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场景，力图实现古代文学作品的“可触性”。比如讲授孔子《论语》，可带领学生参观夏邑孔子还乡祠：讲授庄子散文，可带领学生考察庄子墓；讲授汉赋，可带领学生参观清泠池、平台以及芒砀山梁孝王墓；讲授杜甫的《遣怀》与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可带领学生参观商丘古城，慨想汉唐时睢阳城的繁华与安史之乱惨烈背后睢阳城的破坏；讲授范仲淹诗文，可带领学生参观应天书院；学习《桃花扇》，可以参观壮悔堂、香君墓。等等。让学生走出课堂，去广阔的社会中，结合所学知识，与文物遗迹、名胜古迹接触，在实地考察中夯实书本知识，这也是古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要求的，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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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出古文教学古为今用的特点

中国古文教学课程所包含的的内容多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优秀部分，能给予人精神层面的诉求，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例如其中包含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的观念以及独树一帜的爱情观等，是古人和现代人在精神层面的交合点。教师在讲授古文教学时，可以将古文学中合理的优秀的内容和现代社会中的实例联系在一起，做到学以致用。例如教授屈原、杜甫等人诗词时，可以对屈原、杜甫两位名家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对比，并将之引申到当代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讲授李白的诗词时，可以强调他诗词中积极进取的精神意识，如“天生我才必有用”，借此可以鼓励学生遇到困难时要努力进取，用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讲授庄子、陶渊明等人时，可以分析他们在人性、尊严、自由以及不畏权势等方面的闪光点。而当下社会，很多人被利欲熏心，早已忘记自己本来的面目，为了权势阿谀奉承，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进而借古人之精神，唤醒当下人的民族气节和尊严；讲授诗经中的《关雎》时，可以对比古今人们的选美和择偶标准，突出德美的重要性。通过这种古今对比的方式，将教学内容和社会现实相联系不仅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感染学生，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自身修养，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教学设备的改进

当今社会是计算机信息化时代，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已然来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并且逐渐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时下不论哪个行业的发展基本都离不开网络，中国古文学是社会学科的一个分支，在教学中自然也离不开计算机的使用。和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较，多媒体教学不仅包含的信息量大，形象内容生动具体，给人以直观感受以及有效的表现力，还能够节省教师板书的时间，活跃课堂氛围，为古文教学注入新的生命力。但在多媒体教学时也需要注意下面几点：第一，应合理安排多媒体教学课件，对幻灯片中表述的内容要清晰明白，图文并茂且安排合理；第二，要有一定量的精美图片供学生欣赏，从古至今留下了许多名家的经典画迹，通过合理的图片展示，能够更加吸引学生的眼球，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力。同时，加以适当的音乐作为主体背景，更能渲染氛围。另外，如果能在文件中加入电视剧或者电影的改编短片，则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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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营造良好的团队协作风气。如今的高等教育早已经告别了各自为政，单打独斗，千里走单骑的时代。个人的眼界、学识、经验往往是要受到历史局限的，只有把个体放到集体的大熔炉中，才能发挥其作用，实现其价值。团队协作就是要在共同目标、共同理想的作用下，发挥每一个成员的作用，最终将集体的力量整合重拳出击。尤其在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教师的学术能力和眼光非常有限，因此更需集体的力量、团队的力量来提升我们的整体素质。

第三，培养好的团队带头人。对于一个出色的团队来说，没有一个灵魂人物、核心人物是无法想象的，这个核心人物即团队带头人。针对“古代文学”课程来说，应该由在这一领域具有一定造诣和学术眼光的教师担任。

第四，建立有效地奖惩机制。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变法其实就是最早的刺激－反应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高校教学团队的建设离不开这种机制的支撑。落实到“古代文学”教学团队建设上，高校可通过具体的刺激来使教师做出反应。

第五，相应的资金配备。。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了科研水平、学术能力在高校中的作用，将资金向科研大量倾斜，才使得很多教师将精力过多地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中，写论文、申报课题、出书成为了高校教师工作的三步曲。众所周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校在对教师奖励上、薪酬上、培训方面都需要大量资金做支撑，如果没有资金的支持，这些工作必定无法完成。“古代文学”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一门基础课，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所有文学课中，它是涉及知识最多，领域最广的一门。这一领域民间学会最多、每年举行的相关学术会议最多，申报课题人数最多，科研成果也最多。因此，教师参加培训、会议、调研、考察、访学机会也很多，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配备，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保证，“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团队便失去了建设的动力。

二、前景展望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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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原道》）宗经、征圣，都是原道的过程。以儒家伦理为本者如文中子，亦以礼乐教化目之，如其曰：“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中说•王道篇》）所关注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汉唐论者谈道不出此范围。而宋儒所言之道纯粹为人伦之道。周敦颐言“文所以载道”，此道乃“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2]文辞艺也，道德实也。这个道指的是人伦道德，就是儒家道统。这是承续了韩愈原道的思想。韩愈已经将道转到儒家道统上来，但尚未加以形而上的改造，还不是精神本体。到宋儒这里，益加精细，深化为心性之学，道成为纯粹的精神存在。汉唐人之道，其根本是宇宙论，而宋儒所谓道则是人性论，属伦理学。虽然，汉唐宇宙论中也有伦理学，宋儒之理学中也有宇宙论，但正如李泽厚所指，汉唐的伦理学从属于宇宙论，而宋儒的宇宙论从属于伦理学。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作为伦理本体的道，不再像汉唐时那样依附在皇权身上，而是存在于自觉的个体身上。礼乐政刑必须依附皇权，而心性之学则必由个体承载。尽管张载还在以“天地之性”作为自然人类的最高法则，但这个“天地之性”所指向的不是宇宙，是与“气质之性”融为一体的人类价值观，是人的伦理精神，个人的道德信仰。这标志着一种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是中国思想史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古代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文学活动之根本是审美活动，而伦理精神则是人类审美的前提，也是文学的价值支柱。文以载道，载的不是自然之道，而是伦理精神，人的信仰成为文的中心，文学的主体意识由此建立起来。文学主体意识的建立，是继承了魏晋以来重文心的路线，但更上了一个层次。文章的作者是人，其所展示的是写作主体的思想。主体精神成为文章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汉唐文论也重视文章作者的地位，但其价值指向的是外在功用，文章的价值是由外在的繁华和功业判断的。如王充也极重创作主体，他说：“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论衡•超奇》）不过，魏晋人重视文章主体，但曹丕仍将文章定位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即使刘勰也认为空文无用，“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文心雕龙•程器》）外在的形貌和实际的功用才是他们判定文章价值的标准。宋儒改变了文章的价值指向，由实际的功用转向超越的伦理精神。宋儒“轻文”的真正目的是要明确将文辞规定在技艺的地位上，指明了文辞只能是工具，只能为本体服务。文辞不是本体，只有思维着的精神才能成为本体。“文辞，艺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3]文章的价值不取决于外在的辞藻华美和政事功利，而在于创作主体伦理精神的展示。“文以载道”否定了文辞，建立了人极，为文学本体论的构建打下了基础。文章精神主体的建立，标志着古人文辞活动中的伦理自觉。而人的文辞表达有不同方式，人的伦理精神以不同的文辞形式表达，就形成不同文体。如张载言：“圣人文章无定体，诗、书、易、礼、春秋，只随义理如此而言。”[4]也就是说，诗、书、易、礼、春秋，各自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把握和展示着本体，而且各自可以完整地把握，因而张载紧接着说：“李翱有言：‘观诗则不知有书，观书则不知有诗’，亦近之。”[5]理辞与情辞都能完整地把握与展示伦理本体，而导向伦理本体的情辞则是具有本体意义的文学。这，已经接近于文学的本体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重大进步，超越了汉唐文论。

二、走向本体的文学

载道的文可以是文章，但不一定是文学。如果要成为文学，不仅仅是载道的问题，更需要以人的情感为基础，伦理与情感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才能进入审美过程。但正是在天理与人情的问题上，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存在着严重困境。程朱理学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天理与人的个体欲望、快乐无关。“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6]天理的根据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必然性。作为伦理本体，必须斩断与经验世界的关系，超越这符合人类伦理精神的要求。然而作为人类伦理精神，它可以不来源于经验，但它作为合目的性的概念，与人的生活经验必须有协调一致的一面，从而为审美判断提供价值方向。即如康德所说：“自然界必须能够这样地被思考着：它的形式的合规律性至少对于那些按照自由规律在自然中实现目的的可能性是相互协应的。”[7]宋儒承认人欲的存在，承认其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宋儒的天理人欲之辨将人的自然欲望压制到最低水平。“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8]严苛的天理与人欲（自然）尖锐对立，如此天理作为“自然的合目的性”的理念，生活实践中人的情感很难导向这一理念。天理处处否定人欲，自然不能呈现伦理，而且人的情感常处于禁锢之中。情感是审美的基石，情感的禁锢对人们的审美思维进行造成极大的阻碍。按照康德的观点，审美判断是一种反思判断。所谓反思，是立足于特殊感性经验去寻求普遍法则。而在宋儒这里，律令森严，与伦理原则常处于对立状态的自然感性，难以在寻找普遍法则的过程中产生愉悦感，审美活动就会受到极大限制。造成这种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其伦理内容的严重局限。在审美活动中，伦理精神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这才能作为最大公约数与个体情感进行融通，美感才得以产生，审美过程才得以进行。但宋儒的天理在内容上并不具备这一要求，它是特定时期甚至特定人群（统治者）制定的伦理法则，就是将儒家礼教定为普遍的伦理法则，如程颐曰：“礼即是理也。”[9]朱熹亦曰：“理者有条理，仁义礼智皆有之”。[10]这就不具备普遍的意义。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欲望、情感也逐渐活跃，与僵死的规范极易发生矛盾。个体情感在寻求普遍法则（反思判断）便时时发生冲突，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发展，这种冲突就更加激烈和频繁，主体难以产生审美愉悦。再者，宋儒的道德认知路线始于“格物致知”。“道”、天理是外在力量，属于“静态的知性抽象”，须通过格物才能被个体认知，而非个体内在的道德自觉或精神超越。伦理本体变成了抽象概念，本体论变成了认识论，理性丧失了本体性，与主体感性两不相干，难以得到感性认同，这就阻碍了个体心情产生合目的性的内在感觉，审美思维便难以进行，作为本体性的文学就难以存在。所以，在宋儒那里，朱熹的所谓“文从道中流出”，所流出的常常是概念，教条，而不是文学。伦理本体与主体情感（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是理学论述的核心，也是理学的困境。理学家努力突破这一困境，心学因此诞生。在理学谱系中，心一直是一个重要范畴。张载提出“心统性情”，朱熹进一步解释说：“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

[11]但此处尽管将“性”，即道心纳入了人心，但心并未成为本体，本体依然是性。他努力弥合人心道心，认为“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12]但人心道心还是分裂的。心取代天理成为本体始自陆九渊。陆九渊认为，不是天理而是心才是本体。“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13]道心就在人心。“道未有外乎其心者。”[14]伦理精神乃人心固有。“仁义者，人之本心也。”[15]伦理本体就在人心，“心外无理”。伦理本体离不开人心，须以人心为基地。这里，主体与本体最终走向融合。将伦理本体从外在的知识转变为内心的道德自觉，这是理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到了王阳明则全面展开，伦理本体与日常生活情感、直接经验和心理感觉融为一体。其实在王阳明这里，本体的心也不等于人心，但它却不能离开人心。心作为本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与人的感性心理建立了直接联系。阳明曰：“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16]人的感知与伦理本体成为统一体，伦理本体与人的情感亦为统一体。阳明曰：“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17]这里，理论上是在提升人心入道心，但实践上只能滑向人心。阳明心学根本就不承认心外之理的存在。理学的立足点是道心，而心学的立足点是人心。原来在宋儒那里的伦理与内心情感的尖锐对立在阳明这里被消除了，人的情感得到解放，情感的自由度大大增加。而情感的自由活动是审美判断的前提，是产生愉悦感的前提，也是人的审美思维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所以，在王阳明这里，作为本体的心，内容其实还是宋儒那一套，还是人心道心。天理人欲并非不对立，但因其理论立场的改变，立足于人心，主体的能动性大大增加，情感活力加强，主体在反思判断的过程中，其感性常常会对本体观念中与之对立的内容进行溶解，甚至对伦理本体重新解释，使情感与伦理融通，形成圆融的审美境界。在情感的自由活动中，主体的合目的性的内在感觉就会产生。故此，阳明曰：“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18]王阳明认为，人情与伦理本体是统一的。性与情成为体用关系：“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19]于是，良知成为人情与本体的统一体，情感流行就是良知。即所谓“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