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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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当代中国；道德问题；道德异化；哲学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项事业中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与此同时，当下，对于那些正处在危险或困境中急需得到他人帮助的人，旁人对他们往往抱着十分冷漠的态度；一些善良的人本能地想帮助那些急需要帮助的人，但由于担心自己遭受不应有的风险而放弃援助；有的人损人利己、假公济私、坑蒙拐骗视他人的生命如同草芥；人与人交往中出现不讲道德以及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频频被媒体曝光。由此可知，当下我国正面临着如此严峻的社会道德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就当代中国社会道德问题进行哲学反思，化解道德问题，复苏道德生命力是极其必要的。

一、当代中国面临道德问题的现状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忧虑，那么社会道德问题的状况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从以下的案例中可以看出。

2005年7月19日，一名10岁女童在南京火车站她看到一位老太太不慎倒在地上，便主动去搀扶，没想到老太太抓住女童，硬说是女童撞倒了她，要求送她去医院，并一再要求女童母亲赔偿100元钱。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83路公交车，在人来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然后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某并将其告到法院要求索赔13万多元，这背后谁在说谎，其结果彭某竟是位好心的搀扶者。2009年11月6日早晨，淮安一位周老太太在推自行车卖豆饼途中，捡到1700元现金，在几经周折找到失主后，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失主坚称丢的是8200元，坚决要求周老太返还另外的6500元，并将周老太告上法庭。2010年兴化市一位老人骑三轮车不慎摔倒，躺在地上爬不起来，前后长达15分钟之久却无人问津。[1]

二、当代中国出现道德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代中国出现了不讲道德、做好事反被人诬陷、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等一系列道德问题，那么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道德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现代化发展的主导模式――唯经济主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生存，人们不断追求经济的增长与物质的富足，在这样的视阈下，唯经济主义成为了现代化发展的主导模式。在唯经济主义中，经济成为决定人与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以此同时经济的增长也就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道德、情感等精神因素被漠然置之。当经济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唯一因素时，物质主义将成为人类的信仰与追求，人被设定为“经济人”，这时道德等同于享乐、等同于，它被认为是合乎天性的。马克思说：“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佣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3]由于市场经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利益的驱动下，使人们对金钱、财富等物欲极大膨胀，只注重目的、利益、采取不折手段的恶性竞争，从而人情淡化、精神情感受到抑制，这种道德失序已达到失去人性的程度，同时也冲破了道德和伦理的底线。

2.道德的异化

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由于人们盲目追求眼前的利益，而做出不道德行为，严重违背了道德的原则，从而使道德规范遭受严重的冲击，即出现了道德异化现象。而道德的异化又导致道德的虚伪化以及道德的空洞化。面对道德的异化，人们难免会对道德失去信心，从而大家时常在感慨这个社会人心冷漠，道德在沦丧，久而久之，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会慢慢消解人们的道德热情与道德意识，甚至会导致整个社会陷入道德麻木的深渊。

3.社会价值观的错位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在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对文化传承、优秀传统道德理念、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不重视，以及市场经济的视阈下，自私自利的凸显、规则的层出不穷、西方生活方式和思想朽败等影响下，我国主流价值观遭受史无前例的侵袭，致使我国主流价值观出现严峻的扭曲，正确的价值观被否定与曲解；错误的价值观受到崇尚与流行。以圆滑世故为精明、明哲保身为智者、诚实为傻、无私奉献为呆，在这种错位的价值观的冲击下，人们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信仰遭到颠覆性的破坏。随之而来的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高尚的道德都已过时了，人们在流行的趋势下奉行个人主义立足社会。由此可见，社会价值观的错位是道德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4.社会赏善罚恶的机制不健全

在当下，那些不讲道德、坑蒙拐骗、危害别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做好事反被人污蔑等种种事件，又有谁不知是恶而为之的呢，那么他们明知道是恶端为什么还要去做呢，那是因为他们想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而这些利益通过合乎道德的渠道是得不到的。那么这些恶端的成败取决于什么呢，那就是社会的赏善罚恶的机制。然而，在当下中国，社会赏善罚恶的机制还不够健全，再加之我们一直以来存有这样的一种偏差的观念，道德只是种义务而不是应有的权利，道德回报问题不被关注，长此以往导致恶性循环，道德逐渐下滑。在现今社会失序泛化、人们的自律意识如此贫瘠的情况之下，光靠优良的传统美德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更注重于健全并完善社会赏善罚恶的机制。

三、化解道德问题的实施路径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防止对物质的片面追求。要克服当今市场经济冲击下物欲横流、金钱膨胀、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现象，增进社会群体间的主体性与道德意识，不断的自我反思与内化，不断的自我提升与超越，使自我精神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与升华，不断克服唯经济主义视阈下“经济人”的本质属性，从而有效预防道德问题的出现以及降低社会道德现象的产生。因此，只有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才能避免对物质的盲目追求，从而对道德的方向才能合理把握，对道德的行为才能有效实施。

其次要加强公民的道德教育并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同志提出“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人们讲道德、明善恶、知荣辱、辨是非，引导公民要加强道德教育并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要加强公民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全社会成员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理念，形成互敬互爱、扶贫济困、社会和谐的人际关系。要强化道德观，提高公民道德的自律性，弘扬道德热情，恪守道德意识，遵守道德规范和坚守道德原则。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有助于维系稳定的社会秩序；有助于提高公民的道德修养与社会的规范；有助于提高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再次要完善社会赏善罚恶的机制，并对道德者的合法权益给予保护。社会赏善罚恶必须体现在政策以及法律的运行之下，并对道德者的正当权益给予保护与奖赏，只有不断健全并完善社会赏善罚恶的机制，人们在关心个人功利主义的同时才会遵守社会认可的价值取向，如果有人不合乎道德而出现了越界，那么对于他的只有法律的制裁与严惩。所以社会赏善罚恶机制展现出它的魅力，使人因德而得、因不德而失，即对于有德者给予奖赏，并做到对有德者的正当权益给予保护；而对于那些没有道德、道德失信的人给予责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引导人们的道德意识、道德良知、道德热情，促进社会走向正确的价值导向，从而减少道德出现的问题，又必然能够从根本上扼杀道德危机的诞生。

总之，当代社会的道德问题已不在是公民的伦理缺失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而是全面社会发展的问题，它阻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建构的步伐，笔者认为我们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加强公民的道德教育，进一步完善社会赏善罚恶的机制，才能有效化解道德问题的出现，走出道德危机，复苏道德的生命力，努力把中国构建成道德文明的良序社会，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2]张思宇.转型中国之价值冲突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194-195；104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58：468

[4] 徐贵权.价值世界的哲学追问与沉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153-171

篇（2）

一、认知功能

中国画往往通过记录典型的形象反映生活，画面中所描绘的景象，可以帮助观者很好地认识社会。尤其是古代中国绘画，它的历史意义是非常大的，通过画面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形态、生活习俗、人物特点等很多方面，从而达到认知真理、了解历史、联想现实的作用。通过欣赏战国楚墓室出土的《人物龙凤图》可以想到“楚灵王好腰细，国中多饿死”这样一种现实，作品中描绘的是一个身着宽袖长袍的女子，她的腰非常细，这很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一种审美取向。再比较唐代仕女形象和清代仕女形象，会发现在不同时期的审美取向也是大不相同的：唐代以肥为美，而清代比较喜欢瘦弱的。再比如北宋《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反映了当时社会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很好的帮助观者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因此，观者可以在这些古代中国画作品中了解到一些我们这个时代看不到的东西。

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画家在创作时应以反映社会最真实的一面为己任，做到反映客观事实，表现主观世界。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所谓前卫艺术、新思潮艺术的出现，反映的却是一些荒诞、无趣的东西。完全忽略了中国画根本的精神内涵，不再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而是以一些行为艺术作为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形式，追求所谓的“新”“奇”，制造一些脱离中国本土文化发展的“中国形象”，从而影响一些人对世界、社会、人类本质及生活的认识和态度，起到的是消极的作用。

二、教育功能

中国画反映的是“真”“善”“美”的思想内涵，中国画作品能起到一种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作用，也就是观者在欣赏中国画作品的过程中，通过画面所表达的内容，思想上得到教育，内心得到启迪，从而使思想境界得到升华。一件好的中国画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对社会有教化作用。比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此画是根据西晋张华所写的《女史箴》记录的一幅作品，“箴”是用来规范他人的一种文体，张华以宫中女史的口吻来规劝、教育这些嫔妃妇女修德养性，最终达到一种宣扬对圣主衷心、对神有敬心、对夫君要顺从，凡此种种女性的箴条，为了更好地去管理这些妃嫔之间的关系，顾恺之就将这个箴言用图画的形式生动地表现出来。

中国画的教育功能是其很重要的一项社会功能，有责任的画家会将作品的“真”“善”“美”作为审美理想，将善恶的标准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画家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否则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涵就不会有任何教育意义。近年来一些消极、暴力、泄愤的艺术形式直接影响波及到艺术院校的学生，误导了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偏离了美学思想。更有一些画家的作品，为了迎合市场、追求价值，忽略了中国画的教育功能，以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是当今社会存在的一些现象。

三、审美功能

一幅优秀的中国画作品本身就是美的，观者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得到享受与满足，中国画的意义在于表现美，并使观者产生共鸣。中国画的审美功能是其他社会功能的基础，欣赏作品时观者被作品中的内容感动，使之产生共鸣，才能达到其审美功能。中国画的审美功能主要表现在能陶冶人的情操，满足人们的精神享受，提高人的审美能力，有助于高尚人格的塑造。一幅优秀的中国画作品往往是通过构图、用笔、韵律、节奏及黑白灰关系来体现的，从古至今我国的绘画史上有大量这样的中国画作品。比如齐白石的作品强调诗书画印并用的形式美，强调以情寄景、以理观景、以心观景的原则。从中国画重意、重情感的抒发、重外在形式美等方面就可以看出中国画自身的审美标准和审美功能。因此，不难看出齐白石的作品具有强盛的生命力，符合中国画社会功能的主旋律。然而一幅作品中，如果没有了美，就必然是走向相反的方向，过于模仿西方、照搬西方是行不通的。当代中国画作品中有种以丑为美的现象存在，画家将其称作“创新”，这种创新失去了“真”“善”“美”的意义，作品中的审美功能就没有了。

四、娱乐功能

观者在欣赏一幅内外兼修的中国画作品时，会从精神上得到享受，审美上得到愉悦，使身心得到放松和休息，这就是中国画的娱乐功能。大多数的观者欣赏中国画作品主要是为了享受、放松，中国画作品通过作品的内容、色彩等方面使观者直观的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比起语言更具有直观性。正如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画论》中所说：“余观古之登山者，皆有游名山记，纵其文章高妙，善于摹写，极力形容，处处精道，然于语言文字之间，使人想象终不得其面目。不若画之缣素，则其山水之幽深，烟云之吞吐，一举目皆在，而得以神游期间，顾不胜与文章万万耶。”何良俊认为游记写的再好、再妙、再细致，也不如绘画形象、生动，这就是中国画作品的魅力所在，也是娱乐功能的一种表现。

篇（3）

在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领域中,人们普遍认为家庭是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环境。但是,这种看法近来受到了挑战。1995年,美国心理学者哈里斯(J.R.Harris)在美国颇具影响的杂志《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长篇综述,阐述了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可能较小,并首次提出了“群体社会化理论”[1]。然而哈里斯提出的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上的,是否也同样适合于我国文化背景?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群体社会化理论提出的背景和基本观点

(一)群体社会化理论提出的背景

1983年,美国心理学家麦考比(E.Maccoby)和马丁(J.Martin)以大量有关父母对儿童影响的研究资料为依据,提出了两个可能的观点:其一,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可能较小;其二,在同一家庭里父母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孩子。然而,许多发展心理学家都把目光集中在麦考比和马丁的第二个可能的观点上,第一种可能的观点却没有得到重视[2]。针对这种情况,1995年,美国心理学家哈里斯对麦考比和马丁提出的两个可能的观点进行考察,并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儿童的环境在哪里?――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首次提出了群体社会化理论,否定家庭环境影响的重要性;1998年,哈里斯又出版了《教养的假说》一书,批判和否定了教养的假说――父母对儿童的成长有决定性的作用,家庭环境是儿童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更为详尽地论述了群体社会化理论[3]。

(二)群体社会化理论的基本观点

1.父母对儿童的人格发展没有长期的影响

(1)儿童的社会化具有情境特殊性(context-specific)。哈里斯认为,传统的研究以“教养的假说”为基本假设,没有考察父母是否影响儿童就直接研究父母如何影响儿童,这在理论上有根本的缺陷[4]。而群体社会化理论的核心假设是社会化具有情境特异性,即在一种情境下学到的东西不一定会表现在另一种情境之中。具体地说,就是儿童在家庭内的习得行为与其在家庭外的习得行为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儿童长大成人后,家庭外的行为系统逐渐取代、超越家庭内行为系统,最终成为其人格的后天习得部分。所以,父母对儿童没有长期影响,家庭外环境才是儿童社会化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2)进化论的观点。哈里斯还用进化论的观点解释了儿童为什么易于丢弃人生头几年所学的东西,倾向于喜欢家庭外的情境超过家庭内的情境。第一,家庭环境极有可能不是儿童度过将来时光的场所,为了生存和发展,儿童必须学会如何在家庭外成功地行事,他们必须脱离家庭形成联盟。第二,由于基因的影响,儿童与其父母已经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如果随着环境影响的扩大,这些相似性再增加就会使儿童非常像其父母和兄弟姐妹,家庭就缺乏充足的变异,这样就会使得生态学上家庭个体成员的数目和变化减少,降低至少一个孩子可以存活的可能性。这是人类作为物种进化和生存所必须避免的。

2.同伴群体是影响儿童人格发展的主要因素

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对儿童人格产生重要影响的环境是儿童的同伴群体。

(1)同伴群体内的同化与分化。家庭之外的社会化就发生在同伴群体之中。在同一群体中,并存着同化和异化两种现象,共同影响着儿童人格的发展。当群体确认明显时,群体内同化与群体间对比最易产生,群体确认在其他群体存在时变得很突出。群体认同多数成员认同的规则,一旦某个成员不遵守这种群体规则,就会受到严厉的制裁,直到改正为止。这种因同伴群体的强制作用而产生的行为一致性对人格的发展有长期的影响。此外,除了这种同伴压力迫使儿童遵守规则,儿童出于群体确认参与群体的愿望也十分强烈。正是这些同化现象使得同一群体的儿童逐渐相似。当只有一个群体存在时,群体自身的特性并不突出,群体成员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非相似的成员,这时则易发生分化。由于分化的作用,同伴群体的成员在另一方面则更不相同。在每个群体中,儿童个体由于统治力量和人缘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等级地位,这种群体内等级地位的高低会对儿童人格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不受欢迎的孩子通常自尊心很低,这种感觉会持续一生。与此同时,同一群体中的儿童通过社会比较,能提供关于自己优势或弱势的信息,从而明确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这种社会比较,加大了成员之间的个体差异,对儿童今后的发展作了预测,影响到儿童的人格发展。

(2)文化通过群体过程传递。儿童的社会化主要通过文化的传递机制进行。根据群体社会化理论,第一,父母并不直接将文化传递给儿童,文化从父母同伴群体传递给儿童同伴群体。第二,只有在被大部分群体成员分享并支持的情况下,儿童在家中习得的行为才被传递到群体,来自于非典型家庭的儿童不会把家中的行为传递到同伴群体中。第三,通过选择和拒绝化的不同方面以及自己的创造,儿童的同伴群体创造自己的文化[5]。因此,对儿童个体来说,文化的传递要通过儿童同伴群体的过滤。

总之,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同伴群体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环境因素。

3.成对关系对人格发展有没有长期影响

哈里斯认为,成对关系和群体关系受两个不同心理模型影响。因为这两个关系形成时间不同――成对关系的能力自出生就有了,对群体的认同则晚得多;它们会引发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情感――成对关系对个体而言只会产生一些强烈的感情,只会引起行为的短暂变化。真正对儿童的人格发展有长远影响的是同伴群体关系。

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一些研究情况

哈里斯提出的群体社会化理论,可以说是对传统的观点――“家庭是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环境”的挑战,在国外也引起了不少争议。而哈里斯提出的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上的,认为成对关系对人格发展没有长期影响,这里是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看成了成对关系。因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如全家一起去一个陌生地旅游时)可能把家庭看成一个群体,大多数情况下都认为家庭不是一个群体。而在我国家庭成员的关系比西方国家家庭成员的关系要密切很多。在家庭教育中,西方人较早地鼓励孩子独立,到18岁成人后,父母基本上和子女断绝了经济联系,子女完全靠自己的能力生活。而我国的家长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几乎伴随一生,不仅一直关心子女的学习、生活和工作,而且会关心孙子孙女的生活及前途。哈里斯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在亚洲国家,如中国、日本和印度文化下强调家庭群体或社会群体的重要性,而不强调个人的重要性[2]。可见,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是把家庭看成一个群体的。那么在把家庭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家庭对人格是否有长期的影响呢?由此本文考察了一些我国有关家庭对儿童的影响的研究。

2000年,刘金花等人通过对上海市五所高校城市独生子女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人格特征与家庭生长环境的关系[6]。其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了家庭环境对个体的成长有重要影响。2005年,李慧民、许波等人抽样调查河南省高校1100名在校大学生,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艾森克人格问卷(EPQ-RSC)和自拟学生家庭基本情况问卷进行测评,探讨了家庭经济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人格的影响[9]。其研究结论是,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及人格有着重要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只是一个方面,父母文化程度尤其是母亲文化程度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2008年,郭俊伟、杨德兰等人采用问卷法对60名暴力罪犯人员和60名学校工作人员进行对照研究[8]。研究结果表明,不良的家庭环境及父母教养方式失当可能是造成犯罪青少年人格偏差的重要因素。2009年,傅一笑、蒙华庆等人采用横断面设计进行双生子研究,探索了遗传和家庭环境对儿童个性的影响[7]。研究结果提示儿童个性主要受遗传因素决定,但家庭环境中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父亲的养育方式、健康的家庭功能等对儿童个性的形成也可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年,肖三蓉和徐光兴通过用家庭环境量表和中国人人格量表对855名青少年学生进行测试[10]。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环境对青少年人格特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家庭亲密度和组织性是影响男孩人格特质的重要家庭环境因素,而家庭道德宗教观是影响女孩人格特质的重要家庭环境因素。

上述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家庭对儿童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可见,基于我国的研究,家庭对儿童、青少年及大学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把家庭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家庭对个体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三、群体社会化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

从我国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家庭对个体影响的重要性,那是不是说群体社会化理论在我国就没有价值呢,或者说可以忽视同伴群体的重要性呢?

为了考察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家庭和同伴群体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1998年,国内学者陈会昌等进行了研究,发现从初一到高二,随着年级的升高,青少年学生存在着从接受父母权威影响定向到接受同伴群体影响定向的转变趋势。由成人担任主试和同龄人担任主试对中学生的判断力有一定影响[11]。这个结论部分证实了哈里斯群体社会化的理论。2000年,我国学者廖红、陈会昌采用情境故事判断、社会关系网络问卷和访谈法对495名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32名中学生进行了群体访谈[12]。研究结果表明:(1)在“告发同伴错误行为”、同伴中流行的“暗语”、穿同伴中流行服装和听同伴中流行的音乐四个情境中,从初一到高二的青少年学生存在着从接受父母影响向接受同伴群体影响的转变趋势。各情境中,从初二到高一年级是从接受父母影响向接受同伴影响的一个敏感的转变时期。(2)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学生对如何处理社会关系的判断表现出一种水平的演进,起先是在服从权威的水平上,然后逐渐向回避不良后果水平转变,第三种水平表现为工具性地处理社会关系,最后达到协调社会关系的水平。(3)同伴交往较多的青少年,大多表现出外倾、人缘好、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等积极的个性特征,表明同伴交往与青少年学生的个性发展有重要的相互影响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同伴群体对个体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但这并不能说明家庭对个体没有影响或是家庭对个体的影响很小,这也不符合我国的国情。群体社会化理论虽然基于大量的科学研究结论,但哈里斯本人并没有运用该理论进行过实证性的研究,其他西方研究者也没有对该理论进行过验证。因此,这个理论还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的支持。

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群体社会化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和研究应采取谨慎的态度,也有待更多的研究去论证。当然该理论的提出也给予了我们一些启示,它为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拓展了社会性研究的范围,也让我们注意到同伴群体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因此,我们在重视家庭对个体影响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同伴群体对个体的影响,这样才有助于儿童的人格发展和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陈会昌,叶子.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述评[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7,17,(4):48-52.

[2]J.R.Harris.Where is the child’s environment?A group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J].Psychological Review,1995,102,(3):458-489.

[3]徐湘荷.儿童犯错,谁之过?――哈里斯的群体社会化理论述评[J].上海教育科研,2004,6:4-6.

[4]李萌,周宗奎.儿童发展研究中的群体社会化之争[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9,(3):42-46.

[5]徐轶丽,桑标.青少年成长环境的新认识――哈里斯(J.R.Harris)的群体社会化理论及其评价[J].当代青年研究,2003,3:13-19.

[6]刘金花.城市独生子女大学生人格特征与家庭环境关系的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22,(4):5-9.

[7]傅一笑,蒙华庆,李涛等.遗传与家庭环境对儿童个性影响的双生子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9,23,(1):34-39.

[8]郭俊伟,杨德兰,杨艳等.青年暴力罪犯人格与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性研究[J].重庆医科大学学报,2008,33,(3):349-351.

[9]李慧民,许波.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及人格的影响[J].中国临床康复,2005.9,(4):82-86.

篇（4）

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论观点是我们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依据，社会系统是复杂多变的，需要我们结合社会系统论的观点来分析和考察，社会系统论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整体思路，同时也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主要依据和主要方法，这一理论能够让我们站在高处俯视全局，统领未来，因此，它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

一、人类社会的特殊性需要社会系统论的指引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于有了人类的存在和生活，让社会这个复杂的系统参杂进了更多的特殊性因素，使这个系统更加复杂和特殊起来。尽管特殊，但社会这个复杂的系统也是有规律可循的，需要我们去探索它的发展规律，想办法弄清楚社会系统中的一些问题。这就需要社会系统论这一理论的支撑，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武器，就会逐步解决社会系统中的复杂问题。社会系统论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有着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和发展性的特点，我们要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人类社会需要社会系统论的指引。

第一，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具有整体性的特点。人类社会尽管庞大，但却是统一的整体，万事万物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张生态系统图就足以说明社会的整体性。人与生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是密切联系着，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些关系使社会成为一个整体，对于社会这个整体，我们要用整体的视角来看待与分析，社会具有整体性，所以我们不能以经济增长来看待社会的发展情况，而要多角度来考察，要想考察这个社会的具体情况，也要从整体的视角出发，而不是局部的考察，不能以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的发展情况来判断社会的整体情况。就是因为社会的整体性视角，要让我们站在全局的高度审时度势，分析社会问题，考察社会现象。纵观全局才能解决问题。

第二，人类社会是一个系统，具有系统性的特点。人类社会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系统中的人，生物，大自然都是彼此联系的，形成社会这个庞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就像一个机器，缺少哪一个零件都会影响机器的运行，都可能给这个庞大的系统带来麻烦。这一系统中的密切联系让这个系统异常复杂，作为这一系统中的一员――社会中的一份子人来说，想把系统中的关系弄清楚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借助系统论的观点，从整体出发，本着联系的观点，才能去分析社会问题。所以社会的系统性让我们看待社会问题要用系统论的观点，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考虑到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改变社会系统中的一个事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

第三，人类社会是动态的，具有动态性的特点。人类社会又是动态的，无论是人，还是社会上的生物，以及我们生活的大自然都是动态的，处于不断运动之中。这种运动使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随着科技的进步，让人与土地，人与生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动态的运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考察人类社会，需要考虑进这一动态带来的后果。需要根据这一动态去预想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一动态也增加了我们分析社会问题的难度，所以我们要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社会问题，考察社会的动态因素。

第四，人类社会是发展的，具有发展性的特点。人类社会又是不断发展的社会，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只要还有人在，就会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人在发展，社会中的生物在发展，大自然也在发展，正是这种发展让人类社会代代相传，不断进步。我们常说人有社会性，说的就是这种发展性，后人是成长在前人的进步的基础上的，这种发展性增加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我们要用系统论的观点来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对我们更清楚的认识社会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二、社会系统论对思考与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系统论对于当代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为我们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引，面对社会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我们需要纵览全局，需要辩证统一，只有系统论可以给我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可以引领我们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一）整体性对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意义

当代社会依然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从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社会问题，社会是一个庞大的整体，无论怎么看待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社会这一整体之中来考察，比如解决房价高的问题，这不是仅仅把房价降下来就万事大吉的事情，需要我们考察经济问题，居民收入问题，土地问题等等若干问题，社会是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从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社会问题，才能找到解决之道，才能从全局出发，看到问题的实质，像环境污染问题，环境不是大家的，而是自己的，当雾霾发生时，不是威胁到了多少别人，其实受害的是自己，这说明外界的环境是和人自身结成一体的，当环境污染时，实质上污染的是人类自己的身体，因为社会的整体性原则在发生的作用。人类和自然是融为一体的，自然环境受污染，实际上是人类自身受污染，所以对待社会问题要站在整体性的视角来考察。这是一种方法，对我们解决社会问题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二）系统性对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意义

社会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个零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发展之后，相应的政治，文化都会得到发展，而经济发展是人为的，那么相应的政治和文化也要人为的进行促进，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这就是社会的系统性在起作用。只有各方面相互协调，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我们在处理社会问题时要考虑到社会中的复杂关系和我们处理的这一问题带来的影响，这就是系统性的视角为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带来的方法。这一方法可以让我们全面的看问题，重视事物之间的联系，也是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动态性对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意义

社会问题的动态性让我们在解决社会问题时要未雨绸缪，要有预见性。同时还需要考察社会问题在不同的环境下解决的办法应该是不同的。比如中国的文化，在经济社会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文化是不受到重视的，也就是文化不会得到大的繁荣与发展，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就会得到大繁荣大发展，而且我们的社会允许文化争鸣的存在，也给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空间，让其相互激荡，相互学习，相互促进。所以说社会问题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只有用动态的视角来考察，才能解决当代社会的问题，动态性也是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方法，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发展性对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意义

社会问题又是不断发展的，我们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对待国际问题，尤其要有发展的眼光，我们的邻居是不断发展的，我们要了解其发展的情况，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大国，但是我们不能委曲求全，要不断发展自己，了解别人，这样才能在世界各国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发展性的视角，不仅要用发展性的视角看别人还要用发展性的视角看自己，对于自身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要用发展的视角来考量。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勇气，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会解决社会所面临的任何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要用社会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待社会问题，社会系统论的观点为我们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方论的指引，我们要高度重视社会系统论的观点，为我们解决社会问题找到更多的良策。

参考文献

[1]高静文：《社会系统论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哲学研究，2006（4）.

篇（5）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篇（6）

一、相关概念

（一）行政与行政体制的含义

行政：所谓政府行政就是指政府部门组织为了实现公共的利益和目标，以公共权利和法律为基础，对社会公共事务和政府内部自身事务进行的管理和活动的服务活动。

行政体制：行政体制又称行政管理体制，主要是指政府系统内部中行政权力的划分、政府机构的设置以及运行等各种关系和制度的总和。从国家的层面看，是指行政机关与立法、司法机关的权力的划分。行政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决定行政体制。狭义行政体制的内容包括职能定位、权力配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四个方面。本文是指狭义的行政体制。

（二）文化与文化体制的含义

文化：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在发展进化过程中逐步掌握的能改善人类生活的知识、能力、习惯的总称。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这里是指狭义的文化。

文化体制：所谓文化体制，是指文化领域内各种文化组织所赖以设立及运转的具有特定内在逻辑关系的制度体系，包括文化政策法规系统和文化组织系统两大部分，它是一定历史时期政党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的结构化表现形式，是执政党意志在文化领域的体现。

二、新时期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历程

按改革进行的时间特特征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很相近，改革的内容相关性也很大。说明行政体制和文化体制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三、行政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的关系

文化体制与政治体制同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决定行政体制。从以上行政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历程来看，两者的改革相生相伴，具有密切的联系。

（一）行政体制改革影响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与变迁，行政体制改革始终在不间断的进行，文化体制也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之中。文化体制与行政体制就像一对孪生姐妹，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悄然生长。伴随着行政体制的变革，文化体制也在不断的进行调整。

不同的行政体制运行下产生迥然不同的行政文化。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成功迎请荷兰执政者威廉与玛利亚为英国的国王和女王。先后制订并颁布了《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确立君主立体。英国没有成文的完整的宪法文件，因此为了巩固新生的制度和保障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有限王权和自由平等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

（二）文化体制改革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指导思想

当一国需要发展的时候，不仅需要“硬件”的支撑还要“软件”的指导，文化是不可或缺的“软件”，而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一些先进的思想理念正海能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指导思想。

认为：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事物的发展与变化，内因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外因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样，在政府的行政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影响因素――行政环境。简单的说，行政环境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作用或影响行政管理主体及其活动过程、活动方式的外部要素总合。这些要素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也有社会的、自然的；还有国际的、国内的。它们共同影响并制约着行政管理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并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

（三）行政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矛盾论认为：同一事物的两个矛盾同时产生，并相互消长，随着矛盾的消长，事物也随之不断变化。行政体制进行变革的时候会带动落后文化理念、价值观的变革，当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现先进的思想理念时，行政体制中的职能定位、权力配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也要跟上潮流，进行相应的调整或变革。可以说文化体制的变革促使行政体制的转变，而行政体制转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文化体制。因此，可以认为行政文化的革新与行政体制的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分割，相互促进，又彼此消长，不断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向前发展，不断加速人类社会向文明迈进的步伐！

参考文献：

[1]蔡涓娟.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19）：86-87.

[2]邓凡.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加强行政文化建设[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4）：18-19.

篇（7）

中图分类号：D69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9-0208－02

自1992年邓正来、景跃进发表《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至今，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已有十几年的时间。回首这十几年的研究历程，从一开始的勇敢提出到如今在各种文字中的俯拾即是，这无疑鉴证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在这十几年的研究历程中，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结出了十分丰富的理论果实，形成了众多的研究题域，其中不乏针对这一理论研究本身的总结反思性研究成果。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总结反思中国的公民社会理论研究时常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将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进程划分为两个阶段，这种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的“两段论”在中国学术界已成共识。本文将通过文献统计的方法对当前学术界的这一“两段论”的划分作出验证。

一、“两段论”简介

2004年李煜熠在《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评述》一文中，最早对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进程作出了以20世纪末为分界的两段论划分。李煜熠在文中指出，自1992年开始至20世纪末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其理论成果主要是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以及西方公民社会理论译介和移植的讨论；从20世纪末至今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第二阶段，此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研究[1]。在此之后，2006年郁建兴和周俊在《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最新进展》一文中重申了李煜熠的两段论划分，并基于这种划分对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做出了较为深入全面的介绍[2]。此外，2006年周国文发表的《“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评》[3]和2007年刘振江发表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中综述》[4]这两篇文章均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进程作出了与此两段论完全相同的界分。纵观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凡涉及研究进程的阶段划分时均是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可以看出，这种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的两段论分界已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

二、考证过程

第一步，确定出考察对象。本文的考察对象确定为刊载于中国学术期刊中的关于公民社会研究的论文（排除有关公民社会研究的专著、学位论文等文献资料，但是少量未刊载于期刊而收录于其他文献但很重要的论文也列入考察对象）。①

第二步，抽取出研究样本。研究样本由三部分组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刊登过的关于公民社会研究的文章[5]、②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有关公民社会研究的抽样文章，以及刊载于其他之处的一些重要文章，总计共425 篇。①

第三步，选定一种逻辑，按照一定标准将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进行题域划分。选定的逻辑是：中国为解决本国的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而引入公民社会理论这一陌生的西方社会理论。所以首先需要对这种陌生的社会理论进行译介性研究，然后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生成发展问题以及与公民社会相关的其他各种问题进行研究，并在这种研究的过程中进行总结与反思。按照这种逻辑我们把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题域划分为四大类：A.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译介性研究；B.有关中国公民社会生成和发展的研究；C.对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总结反思性研究；D.其他的与公民社会相关的研究。

第四步，按照上一步划分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题域对样本中的文章进行归类。我们将样本数据库中的文章分别归类于上述四大题域之后，此时这四大题域在样本数据库中所对应的文章的年度数量变化便代表了其在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中的变化。四大题域在样本数据库中所对应的文章的年度数量变化与数量对比由以下三图所示：

我们由图1可以看出，A、B、C题域的文章数量从1992―2007年均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缓慢增长趋势，但自2000年之后D题域文章大幅度的增长且占到研究总量的主体（如图3），这表明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自2000年之后呈现出了多元化特征（当我们仅仅分别以“NGO”、“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为检索关键词以与样本同样的方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时就可以找到409篇文章，这与我们整个样本中的文章数量大体相当。）；而在2000年之前D题域的文章较少，A、B题域的文章占研究总量的主体（如图2），这表明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在2000年之前主要是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译介及对中国公民社会生成或发展的思索。由此我们可以将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演进以2000年界划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之前为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理论译介期，2000年之后为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理论拓展期。

三、结论

当前学术界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对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的“两段论”界分吻合于1992―2007年的相关论文统计结果，具有真确性。

参考文献：

[1]李熠煜.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评述[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2）：92-96.

[2]郁建兴，周俊.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J].与现实，2006，（3）：36-45.

[3]周国文.“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评[J].哲学动态，2006，（3）：58-66.

[4]刘振江.中国市民社会理论中综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4）：156-159.

篇（8）

1、前言

从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林启武先生编出《体育运动社会学》讲义起，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在我国体育理论界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其中卢元镇、黄捷荣、刘德佩、吕树庭等专家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郑杭生先生所讲:“社会学不研究社会问题难以称得上是社会学”，同样体育社会学不研究体育社会问题，也只能是理论家们象牙塔里的玩物而已.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了从1994年到2001年的全部1 556篇关于体育方面的文章，发现有7b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方面的论文，有研究体育暴力的、兴奋剂问题的、侵占体育场地设施的、独生子女引起体育后备人才短缺的等等，这表明我国体育理论界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是务实和严谨的.但美中不足的是，以上论文多是对某一具体间题进行的调查研究，而从整体层面或基本理论方面来研究的很少.

2、质疑

在以前的一些论著中有出现过“体育的社会问题”或“体育中社会问题”等，而“体育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与它们有严格区别的概念，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过多讨论.“体育社会问题”这一词组，在国内最早是出现在卢元镇先生1989年发表于《体育论坛》上的《试论体育社会问题研究》一文中，该文较完整地介绍了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的种类和特点，同时对体育社会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阐述，但欠缺的是没有明确地指出什么是体育社会问题.体育社会问题这一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仍处于未确定状态，也是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中使用得多而定义却不确定的概念之一值得庆幸的是在2000年第2期《湛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中，看到肖洁副教授的《对当前体育社会问题的思考》一文(以下简称“对文”)，第一次试图给出了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界定，这是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开端.但是我认为“对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界定是不够准确的，值得商榷.

一、“对文”称“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体育违规问题，它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我疑惑:

(1)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违规违纪都是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指的是某种行为“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和纪律，这表明“违规问题”的意思也是指“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那么“体育违规问题”就是指“与体育有关的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对文”指出“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体育违规问题”，那么就是说“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与体育有关的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这一说法显然是片面的，似乎不能含盖所有的、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

(2)“对文”称“它(体育社会问题)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从上面这个判断句中可以看到两个关键词“体育行为”、“体育……活动”，我们知道“行为”、“活动”都是动性的，按“对文”的意思体育社会问题都是动性的.那么体育社会问题就没有静性的了.

(3)“对文”的第三部分—当前主要的体育社会问题之例6"高水平运动员文化素质偏低的问题”，“高水平运动员文化素质偏低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体育社会问题，但请问这一客观存在的、静态的现实，如何具有“行为”或“活动”去违反了哪样的规定和纪律?如果得不到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一问题就不是体育社会问题了.

(4)“对文”的第三部分之例5“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是我国特有的体育社会问题之一，但用“对文”的定义来考查，却要得出否定的结论.“对文”称“它(体育社会问题)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它是表明“问题”产生的范围—“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问题”的结果—是“违规违纪”的.而我们知道，产生“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因政治的需要—我国政府为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早日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成为体育强国，而有目的的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倾向于竞技体育，即问题产生于政治和经济方面而非体育方面;竞技体育的超常规发展，不仅不“违规违纪”，相反是我国政府提倡或支持的.综上所述，“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一体育社会问题，问题产生的“范围”不是“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问题的“结果”也不“违规违纪”，那按“对文”的定义，“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应不是体育社会问题了!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二、“对文”的第二部分—对体育社会问题的定性和界定中指出:在体育行为中，常用五个标准来衡量:

(1随反国家有关法律、政策的一切体育行为;

(2)违反体育目的、任务的一切行为;

(3)违反体育运动竞赛规则和条例的一切行为;

(4)违反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的一切行为;

(5)违反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一切体育行为.

就此五个标准，逐个予以质疑，会显得很繁琐，仅就标准“违反体育运动竞赛规则和条例的一切行为”，我就不太明白.比如说，某运动员在篮球比赛中的“带球走”，就是一个违反篮球运动竞赛规则的行为，并且也仅是一个违例行为.但按“对文”标准的界定，“带球走”却成了一个“体育社会问题”.不可否认体育社会问题是属于社会问题的子集，按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郑杭生先生所说:社会问题是指“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失调，影响社会成员或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运行，妨碍社会协调发展，……须动用社会力量加以解决的社会现象.‑A、请问“带球走”是如何“破坏社会正常运行”或“妨碍社会发展”的?B、所谓“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即是动用政治、经济、法律、政策或行政命令等手段解决.而对于运动员“带球走”，裁判员吹一下口哨就解决了，难道裁判员吹口哨也是“动用社会力量”?

所以，从“对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对体育社会问题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仅仅看到体育社会问题是“行为”的—动性的方面，而看不到体育社会问题是“事实”的—静性的方面，那么是对体育社会问题的缩小化;而不加限制的“一切行为”又是对体育社会问题的动性部分的扩大化.

3、分析

对于如何定义“体育社会问题”，我认为:

第一，体育社会问题是从属于社会问题的，首先它必具有社会问题的通性—危害社会秩序.另外，体育社会问题又是有别于其它社会问题的，这说明它具有自己的特性—影响体育的发展.根据一些专家学者对我国许多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表明，其对社会的危害远不及其他社会问题强烈，其更多的是表现为对体育运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对体育社会问题作出定义时，必须表明它的两重属性，即通性和特性. 转贴于 第二，对于任何具体的概念，都存在一个范围，绝对不是“一切”的，同样体育社会问题也是有范围的.对于体育社会问题的界定，先要考察其母体—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对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目前存在三种基本看法，其代表分别是美国《社会学百科》认为“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研究它的结构、内容、变革和发展.研究以体育运动为特点的社会行为、关系和作用.包括系统内的以及与其它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日本体育社会学家营原礼认为“是从社会学观点研究体育事实及与体育有关的问题，力图使体育合理化的科学”;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会长安德理斯·霍尔(A " Wohl)则认为“是记述、研究与体育运动及体育社会功能相关联的社会现象的经验科学.它通过研究促进体育运动发展或妨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阐明规定这种发展的法则，并且在我们期望的范围内，通过这种研究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虽然他们在文字表述上不一样，但对本质东西的认为基本是相同的，即体育社会学是“第一，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第二，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研究其内部结构及其运行规律;第三，研究体育运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及它与其他社会组成部分的关系。”

了解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那么对体育社会问题定义时:

(1)应该把体育运动上升为一种社会制度来考察.因为体育社会问题是属于体育社会学内容之一，体育社会学本身是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研究的，那么界定体育社会问题时，也应该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考察.同时体育社会学又是社会学的分支，探讨体育社会问题也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体育运动.体育运动发展到当代社会，广泛地和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种族。··…等发生联系，已具有了自身特有的组织结构、法律法规、经济运行机制、保险保障制度……等等，已构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反之体育社会问题出现后，大多是通过对体育运动的某一机制或制度产生影响，从而阻碍或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健康发展的.

(2)应该表明是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社会现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现象”是“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的形态和联系”，那么“社会现象”就是“社会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的形态和联系”，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作用、社会事实都属于社会现象.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社会现象，也就是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作用和社会事实.

4、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体育社会问题应是: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关系、作用和事实，出现病态或失调，危害了正常社会秩序，并影响体育运动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需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和控制的社会现象.

如此理解体育社会问题是因为:

(1)指明了体育社会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时必须具有两重属性:通性—危害正常社会秩序，须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和控制;特性—影响体育的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例如足球“黑市”赌博，如果它是纯粹的赌博，虽与足球这一体育事实相联系，但它只是危害社会秩序，那也只能归于其它类型社会问题.如果赌博过程中，有收买球员、裁判员，或通过种种方式控制和干扰比赛，那它不止危害社会秩序，同时影响了体育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就属于体育社会问题.

篇（9）

一、传播错位与研究补齐

文学的传播和流传从来不是直线和等量的，无论是外国文学在本国的流传还是本国文学在外国的流传，完全符合原作精神是不可能的，总会出现一些变异，接受者必然会对放送者的作品有所选择、吸收和排斥。这是比较文学理论中的常识。

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的流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国内，提到易卜生的作品，首先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肯定是他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社会支柱》可谓人尽皆知。但其早期和晚期剧作并不像中期剧作影响那么大。

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五四时期，他的社会问题剧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启蒙与反封建斗争的需要相契合，很快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易卜生在中国的译介最早始于1922年，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介绍了《娜拉》、《国民之敌》、《小艾友夫》三部作品，前两者均为社会问题剧，《小艾友夫》属于象征剧。与此同时，《野鸭》、《海上夫人》等后期剧作虽也被翻译到中国，但受关注程度不高。直到1980年代，易卜生早期最核心的戏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才公开上演，但影响远不及他的社会问题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易卜生的历史剧、思想剧、心理与象征剧的重要性日益彰显。20世纪2030年代那个充满内忧外患、思想剧变的时代已然远去，人们逐渐把眼光投向探索人性弱点，表现生命过程内在矛盾的剧作，从而使过去单一的接受视角得以改 变。然而，时至今日，相较于社会问题剧而言，易卜生其他类型的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仍显不足，更不用说学术研究了。

因此，邹建军先生主编的《易卜生诗剧研究》意义非凡。邹建军先生认为对易卜生整个文学创作来说，无论是早期的诗剧还是后期的象征剧，都比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重要得多。（《序二》5）这一评论是具有前瞻性的。国外文学在某一国的流传，有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在接受异国文学时，往往根据不同时代、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姿态，吸收不同的成分。这种选择性的拿来，很容易导致传播上的错位。前文已经提及中国社会变迁对易卜生接受的影响，此处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学研究倾向的变化与文学接受的关系。

很长一段时期，在我国的文学研究中，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更多地是在工具论的层面而不是在本体论的层面。学者更关注异国文学中所反映的社会状况、阶级冲突等内容，而常常忽略掉了具有作家个人特色的思想和情感，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过滤。例如：西方学者更关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宗教感情、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中国学者则更关注作品中所反映的俄国的司法腐败、阶级压迫。反映在易卜生这里，则是学者更多地关注他的社会问题剧，而忽视了对他其他时期剧作的研究。新时期以来，随着大量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中国学者观照文学的视角出现了多元化特点。人们不再仅仅着眼于文学中的社会历史因素，而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显然，易卜生诗剧和象征剧蕴含了更多文学本体的因素，因此，今天它更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青睐。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易卜生诗剧研究》一书不因袭旧路，有意回避流俗，展现出了锐意创新的学术精神。该书收录的论文研究目标集中于易卜生早期剧作，这与过去的易卜生研究截然不同。整部论文集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完整、动态、现代的易卜生：①该书有利于修正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错位，让更多人关注易卜生的前后期戏剧创作，从而为我们还原一个完整的易卜生。比起简单地把易卜生视作现实主义作家，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突破意义。②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易卜生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都不是突然产生、戛然而止的，它有其思想渊源并产生后续影响。因此，研究易卜生早、晚期戏剧，把早、中、晚期的易卜生剧作衔接起来，有利于了解其思想的动态变化，也能够加深对其中期戏剧的理解。③作为社会问题剧作家的易卜生只能被视为现实主义作家，而其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身份则得不到体现。易卜生诗剧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思想剧、象征剧中。着重研究这些戏剧类型，发掘其剧作的现代性，从而给现代戏剧之父以应有之义。正如邹建军所言，易卜生早期的10部诗剧现在看来真是经过时间检验而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与后期象征剧和中期社会问题剧中的优秀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优势与特点还更加鲜明。更为重要的是，易卜生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里面的一些作品，往往都来自于早期诗剧，或者说与早期诗剧存在密切关系；如果不读其早期诗剧，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其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因此，我认为易卜生早期的诗剧，在其整个文学创作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应该特别引起关注与重点开掘。（《序二》5）这段话宏观且动态地把握了易卜生戏剧体系的全貌。这种思想贯串于整部论文集中。如王芳实在《论弗瑞亚与凯蒂琳的三层关系》中引用卢卡契之言《凯蒂琳》已包括剧作家最后一部作品的所有问题，把该作放置于整个戏剧体系中来研究；《〈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的三重隐喻》（杜雪琴）一文认为在其早期诗剧中，往往也存在着强大包容性和多义的阐释空间，易卜生从此剧始逐渐走向一条未来的象征艺术之路。

二、前沿理论与多元视角

英国学者朱利安沃尔弗雷泽（以下简称朱利安）在《21世纪批评述介》中将空间与场所作为21世纪文学批评的一种趋势。最近25年中，兴起了多学科的关于空间、地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这是一个涉及广泛、形式多样的研究领域。它认为我们对自己居住场所的性质进行批评干预的同时，居住场所反过来也决定了我们对自身的看法。批评家们以各自迥然不同的方式揭示出：空间自身是如何既作为一种产品（经过不同的社会过程和人类干预所产生的），又作为一种作用力（它反过来影响、指引、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活动和路线的潜能）而存在的。

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系统多层结构分析提供了研究方法与路径。朱利安指出空间和地理批评是诸多批评导向之一，但并没有明确描述方法论、步骤和思想谱系。邹建军先生在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并在方法论上做出了指引。他曾在《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一文中指出文学地理批评的领域（《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其中，一国自然山水对作家文学构成和演变的影响，文学作品对地理空间的建构，文学作品中自然山水的描写及其意义等方面在易卜生早期戏剧的研究中可以得到灵活运用。在《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这一批评方法的创造性实践。论文集中有6篇文章是从地理与空间批评的视阈研究易卜生诗剧的。

王晓燕和胡红梅的论文虽同认为《凯蒂琳》展示了自然、地狱、天堂三重地理空间，但王晓燕指出它们在凯蒂琳犯错、受罚与赎罪的生命历程中，起到了暗示命运发展脉络的作用；而胡红梅则认为三重地理空间展示的是一幅人类从原罪到炼狱到救赎的宗教仪式画面，各有旨归。高丹的论文《论培尔金特中的三重地理空间建构》将剧中空间分为真实地理空间恋恋故园、虚拟意象空间山妖王国与索尔维格森林、现实与虚幻的空间中年旅行足迹，真实的地理空间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凸显了培尔金特的性格；虚拟空间是易卜生内在精神的外化和分离，而现实与虚幻交织的空间则代表了培尔金特梦游式的旅途，不同地理环境对培尔金特不同人生阶段的性格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试析〈海尔格伦的海盗〉男女主人公性格中的地理因素》通过分析北欧及挪威峡湾的地理环境，指出人物性格和精神气质与其生长和生存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文学伦理学批评也是21世纪文学批评的导向之一。伦理问题对当代文学批评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伦理批评意在分析艺术作品的伦理本质，希望能因此在叙事的生活和读者的生活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沃尔弗雷斯 143）北美伦理批评的代表人物西伯斯在《批评的伦理》中指出承认伦理在批评理论中的地位，使这一学科中的实践者们具备了自主能力，能提出与文学文本及其可观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涵义相关的结论（沃尔弗雷斯 145）。伦理批评者的作用就在于指明特定文本向读者传达知识和普世的善的概念。伦理批评的实践者已取得多方面的成绩，《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收录了这样的范例约6篇。

邹建军的《无爱的悲剧：布朗德形象本质新探》在对布朗德与家庭、社会、宗教三重伦理关系进行考察后，认为布朗德的悲剧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悲剧，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是排斥他者的，导致他对家庭、社会、宗教缺乏真正的爱，无爱的伦理关系导致个体的悲剧。在传统批评中，学者更倾向于从哲学角度同情和理解布朗德的自我主义，并肯定它所蕴含的反封建、反传统的社会意义。邹建军对这一阐释方式产生了怀疑，他站在伦理批评的角度得出的颇具新意的结论与先前的认识迥然不同，这也充分显示了新的批评方法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在《英格夫人的伦理主题》一文中，谭认为易卜生在剧中描绘了围绕在英格夫人这一女性形象周围的复杂伦理关系，展现了当时的社会家庭伦理准则；并通过对以英格夫人为中心的多方伦理关系的分析，探讨其悲剧中的伦理内涵。张武进、周美兰在《从〈苏尔豪格的宴会〉看易卜生的伦理困惑》一文中认为，易卜生的戏剧创作始终贯串着人性自由与道德禁忌之间近乎二律背反的矛盾和冲突。个体有寻求独立与自由意志的内在需求，同时又处于道德原则与伦理秩序之中，人需要依靠理性在二者之中寻找平衡点。《苏尔豪格的宴会》正好体现了自由意志与道德禁忌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又正好是易卜生本人的伦理困惑，从而把作家的伦理观念与文本中所体现的矛盾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在《论〈海尔格伦的海盗〉中的伦理因素》中，刘遥引用了易卜生的话在各种男女之间的关系、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故事中，我看到了个人生活的丰富和鲜活资料。就是在和所有这些男男女女的相处中，产生了《海尔格伦的海盗》的原始和模糊的初稿，并指出该剧立足于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在该剧中被设定为家庭成员关系，伦理困境是主要人物走向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

篇（10）

一、引言

微博客这一概念源于英文micro-blogging，中文译作微型博客，简称微博。中国社科院《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评价微博是“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甚至，一些学者评价认为，其深刻改变了人类的交流方式。目前，国内对于微博的研究，多数是传媒界学者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对微博的发展及影响进行解读。而对于微博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及背后的原因却很少有学者关注。比如，胡会娜等从受众需求角度，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探讨微博对受众的需求满足。王娟从传播学和心理学出发，以技术接受模型(TAM)为基本架构，建立了关于微博客使用动机与行为的假设模型。

二、微博带来的社会问题

不可否认，微博有许多自身的优点，但是，随着微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弊端也开始显露出来。接下来，笔者主要从受众的角度，呈现微博带来的主要社会问题。

1.沉迷于“信息垃圾场”

由于缺乏严格的人工筛选和把关，微博网站的无意义信息越来越多，呈现泛滥的趋势。同时，由于微博客“传受合一”的特性，微博的信息无法进行有效的议程设置，形成进行有序的整合，只能通过更新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如果控制不好，微博客很容易成为一座庞大的信息垃圾站。

2.微博成瘾――微博控

现在，好多年轻人每天打开电脑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微博，每天发十几条，反复登录反复刷新页面，很可能已经患上了微博强迫症。对于这一类沉迷于微博的人被形象的成为“微博控”。

3.购买“粉丝”

有很多的微博使用者为了和同事攀比微博中的粉丝数，不惜耗费金钱批量购买粉丝。一味追求“粉丝”数量，背离了“微博”作为个性化信息和分享平台的初衷。这样的行为已经导致了攀比和嫉妒心理的产生，同时过度沉迷微博的虚拟世界，还容易导致个体社会功能的缺失，导致个人与现实社会的隔离，造成现实人际关系的紧张。

4.信息监管困难重重

信息来源渠道的增多，并不能保证信息的可靠性，很多用户缺乏责任意识，致使微博成为谣言的温床。比如，金庸“被死亡”这一类谣言都是通过微博产生和散播的，对当事人、对社会都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另外，在错误信息产生之后，微博的纠错机制滞后，信息一旦，其传播速度与广度很难掌控，一时不慎会引发很大的不良社会影响，如被有不良企图的人利用后果尤其严重。

5.微博“暴力”

微博正成为骂人的平台，伤害人成了微博里的病态特点。名人在微博上的出位言论，借由传统媒体的介入放大，由“事情”上升“事件”。名人在微博上的每次嘴仗，都伴随大量网友的非理性声音甚至谩骂攻击。

三、心理分析

1.动机与需要理论

归属的需要。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归属需要是人类需要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人天生有一种与群体建立联系的需要，把自己纳入到某个团里。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讲，这样做对个人的生存有重要的意义。这样，他们将自己融入到不同的团体之中，分享共同的信息，关注同样的偶像，从而满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归属需要。

自我关注需要。有调查发现，微博客受众拥有的关注者和被关注者数量越多，其更新和登录的积极性越高、越频繁。由此可以看出，微博受众普遍重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高于自身对他人的关注程度。我们每个人都是希望被关注的，通过微博，普通的人也可以得到众人的关注，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因此，有的人为了吸引他人的眼球，不惜利用制造和散播谣言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

成就动机。每个微博网站的商家都会将粉丝数量、评论的内容加以量化统计，还会将粉丝数量最多的前十名列到最显眼的位置。这一类的心理鼓励机制正是利用了人们的成就动机。很多人发表言论，并不是为了传递消息，而是为了能够博得更多的粉丝和关注，在周围的人比较时能超越他人。

交流、表达、窥视动机：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研究，每个人在潜意识里都有表达、交流和窥视的欲望。微博作为一种网络文本，满足网络世界里人们的表达、交流和窥视欲望。特别是普通人对名人偶像的窥视欲，微博上虽然都是个人的只言片语，简短却很真实且时效性很强。因此，微博对于满足偶像的表达欲和满足粉丝的窥视欲的能力是其他任何媒介所无法企及的。

2.“镜中我”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曾提出了“镜中我”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这种联系包括三个方面：

（1）关于他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想象；（2）关于别人如何“评价”自己的想象；（3）自己对他人的这些“认识”或“评价”的情感。

微博的使用者在判断他人如何“认识”和“评价”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基于想象，为了验证自己想象，他们需要不断的寻找证据。比如，经常看别人给自己的留言、有没有人回复自己的留言、有没有关注自己等。不论自己的想象是否得到了满足，都会产生相应的情感。然后，人们都会产生新的想象，或者是在旧的想象基础之上，继续进行验证。之所以很多人使用微博“上瘾”，是因为他们深深的陷入到利用微博来想象自我和验证想象的循环之中，并且他们把微博作为唯一的或最重要的途径。

3.去个性化

去个性化是一种自我意识下降，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能力降低的状态，群体活动是去个性化最常见的情景。当一个人在独自面对问题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会受到很多人的注意，所以会倾向于做出比较保守的决定和行为。但是，当一个人融入群体中，感觉没有那么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即使做错了事也不会有人注意到自己，所以倾向于做出更冒险、更激进的选择和行为。

这种去个性化可以很好地解释微博暴力和微博谣言的产生。在微博的使用者中，有很多人属于匿名，即使是使用真实姓名的人，在面对别人时也会感觉自己是茫茫人海中的普通一员，没有人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比较保守、内向、有道德感的人，在微博这个去个性化的环境中会更加大胆、冒险，说一些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有所顾忌的话。而一旦有人带头开始了“骂战”或“谣言”，这些人会更倾向于有从众表现，同时会推波助澜造成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四、小结

在此，借用我国某学者的一句话作为结语：微博只是一个传播信息的工具和途径，重要的是使用者如何更好地看待它、利用它。

参考文献：

[1]郑雅真.新浪微博的发展研究.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