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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精神,是人类思想的寄托,更是人类进步的载体!它表现在地区的历史,人文的环境之中,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人们长期生活决定了的历史文化的传统,让我们站在今天回望一下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
一、儒家宗法观念与古代建筑形式
儒家文化在中国一直占主流地位,它提倡以孔子所强调的“仁”和“礼”来治理社会。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为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董仲舒在五伦的基础上又详细论证了“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君臣、父子、夫妇不仅是人伦关系,更是主从关系。对君王的无条件效忠成了绝对的伦理要求和道德命令。这样儒家文化其实是慢慢演变成一套具体实在执着于尊卑等级秩序的宗法轨制。随着历史的推进,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宗法伦理成为居室建筑的表现主题。宫殿是中国发展最为成熟、成就最高、规模也最大的建筑,是中国建筑的最主要的组成,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巩固人间社会政治秩序,特别是强调统治者权威的特色。宫殿是帝王朝会和居住的地方,除了满足帝王的物质生活需要外,更重要是以巍峨壮丽的气势、宏大的规模和严谨的空间格局,给人以强烈的精神感染,突出帝王的权威。为了表达宫殿的尊崇壮丽,很早以来,中国就发展了群体构图的概念;建筑群向横向生长,占据很大一片面积,通过多样化的院落方式,把群中的各种各构图元素有机组合起来,以单体的烘托对比、远道的流通变化、庭院空间和建筑实体之间虚实互映。室内外空间的交融过渡,来达到量的壮丽和形的丰富,从而渲染出强烈的气氛,跟人以深刻感受。它也同时做为一种文化深入到各个领域之中,影响着古代建筑的发展。
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中国古代建筑
中国传统民居的产生和发展为例,它既反映了人们的生产状况,风俗习惯,民族差异,,同时又沉淀着人们的审美取向和社会意识。尤其是宗法伦理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传统民居的平面布局、空间构成与场景处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人合一的思想逐步渗入人类的思维,从而影响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李约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总是与自然调和,而不反大自然”。这种看法 准确地道出了“天人合一”这一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审美精神意境。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建筑能形成有别于其它国家民族建筑文化的格局及体系,除受制于地域、 民族、气候、制度及历史等因素外,“天人合一”这个几乎贯穿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之始终的哲学审美观念,则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表明,遵法自然,追求“天、地、人”三者和谐为一,实际上成了古代中国人营构建筑的一种自觉意识和一种理想境界。但同时,另一种文化在社会的进步中相继产生,便有了道家的自然观。
三、道家自然观与中国古代建筑
自然观是人对生活中的可见的天然世界的认识。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意思。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而生成万物,亦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同时主张“大地以自然为运,圣人以自然为用,自然者道也”。后来,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从自然为宗,强调无为。他认为自然界本身是最美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这种自然观的影响下,我们看到,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营造活动(特别是园林)时,中国古代呈现出与欧洲迥然两样的设计思想。同为人工的经营,欧洲的主要造园要素时作为人的对立面的自然之物,在中国却包容着更多的甚至作为主题与灵魂的建筑物,欧洲园林程度不同地显示了人工管理、统治的特权的痕迹,而在中国,虽然树木也经过剪裁,却因不露痕迹和合于事物原来的特性与规律而被认为时“自然”的,“虽由人作,宛若天开”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环境追求的意境。可是,历史总要前进,社会总在发展,于是中庸之道走进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
四、中庸之道与中国古代建筑
中国传统思想中,认为任何事都是不偏不倚,即所谓中庸之道。这种机制使得中国建筑在整体上不曾出现欧洲建筑史上那种跌宕起伏的变化,始终沿着渐变的方向走到了近代。表现在建筑形式上,就是居中的思想,正所谓以中为贵。
西汉的长安城,就体现出了居中的思想,在西汉的皇城 里,重要建筑物,建筑群与都城中轴线的关系。汉长安城的中轴线是西安门至横门,再向南穿过南郊礼制建筑,宗庙与社稷分布其东西。都城中轴线的南段在未央宫 上,未央宫是西汉都城中枢,大朝正殿又是未央宫的主体建筑,大朝正殿即未央宫前殿,位于未央宫中央。都城中轴线南段即未央宫中轴线未央宫作为最重要的宫殿 就在其中轴线上。再如唐长安城,更进一步的体现了居中思想,而由于这种中轴线的设计,也使唐长安城达到了一种新境界。以至于其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必要 材料。都城的主干道朱雀大街,是其中轴线,朱雀大街宽150米,是当时长安城最宽道路,它处于都城东西居中位置。而自南向北,依次有都城正门明德门,朱雀 门,承天门中轴线北端正对宫城南北排列的三大殿,太极殿,两仪殿,甘泉殿。它不但突出了大朝正殿,宫城正门,皇城正门,郭城正门的突出地位,围绕中轴线, 宫室,官府,宗庙,社稷,市场,里坊对称分布于中轴线东西。并且其每个里坊设计也体现了居中思想。
中国建筑文化源远流长,有丰富深远的文化哲理,重情知礼,以人为本,创作思维上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作为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地区的地理条件,经济技术和建筑文化有明显的地域的差异。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由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具特色的地方建筑文化所组成的。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建筑体系是一套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谐调的完备统一的体系,古典建筑体系处处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征,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古典建筑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因此可得出结论古代建筑体系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对于他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挖掘出两者之间更多深层的联系,以求对比当代社会文化状况,对传统建筑遗存进行理解和取舍;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对我们当代的建筑设计以某种启示,启发我们对于发扬传统建筑风格的精髓,指点我们对未来设计方向的探索。
总结
建筑作为一个文化形态,它既是人类文化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又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思想息息相关,各种观念,无时不在制约着建筑文化的表达和发展。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社会生活的方式,文化观念,美学观念,价值观念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一个强调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科技与人文同步发展的这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建筑文化也呈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建筑要有一个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却是永远的必然。
2000多年前,伴随着云南地区水稻技术成功传入日本,云南地区特有的干阑式建筑也随之传入日本,称为高床式建筑,成为日本建筑造型原始形态之一。日本的神社建筑造型就是源于干阑式建筑。就佛教建筑而言,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教建筑,经过朝鲜传入日本。佛教也因此成为连接东亚各国的一条文化纽带。
日本的建筑在早期模仿中国严格的轴线对称布局,如飞鸟、奈良时代所建的飞鸟寺和四大天王寺都和中国早期的寺院建筑类似,都是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山门、塔、殿堂等主体建筑,四周以回廊相连,并且左右对称。但是这种中式的传统布局在经过日本文化的吸收和消化后,严格的轴线对称布局渐渐消失了,到公元13世纪大多数寺院都采用了非对称布局。飞鸟时代的法隆寺,在建初期是仿制中国的对称布局,但在不断的翻修、改建过程中,原有的对称布局慢慢消失,现在的法隆寺已经是依山就势的非对称格局了。
这种不对称布局不仅在寺院建筑的规划中使用,也被日本皇家建筑采用。桂离宫中的古书院、中书院、御幸殿、月波楼等多栋建筑主要集中在西侧。整个建筑群的布局与自然地势浑然一体,人工的痕迹融于自然的地形当中。这已经和源于中国的建筑习惯大异其趣了。中国的宫殿,等级制度森严,在中国的宫殿建筑中出现不对称布局是不可想象的。而源于中国的日本建筑在这一点上却表现出了极强的民族性和实用性。有的学者认为,桂离宫的布局更像中国的皇家园林,如避暑山庄或颐和园,但是在中国这些皇家园林中,它们的主体建筑依然是严格的轴线对称,只是在园林部分布置的比较自由,建筑的色彩也是华丽富贵,彰显出皇家的气派与威严。日本多山多丘陵,这种依山就势的不对称布局适应了日本的自然地形,也和日本人的精神信仰直接相关。
除了不对称布局之外,日本建筑还有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简单、纯粹的建筑风格的追求。伊势神宫,是日本神道教最重要的神社,也是日本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它的建筑材料非常纯粹,以木材和茅草等自然材料为主。木结构,草葺屋顶,屋檐无起翘,室内无天花,自然古朴,毫无人工修饰和人工技巧,排除一切违背功能、违背纯粹性原则的装饰。桂离宫内的体量并不高大的竹编御幸门,园内的草葺或树皮葺屋顶,以及素色的格子门窗,抛弃了人工的装饰、设色和多余之物。还有源于中国的牌坊式建筑——鸟居,和中国牌坊的繁琐和华丽也形成了强烈的相比,已经简化到只剩两根立柱,柱上架横木,省去了一切装饰。这些都完整地体现了日本建筑追求的纯粹、朴素、简单、调和的自然性格。
禅宗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对宋代禅宗五山十刹的建筑风格极为推崇,在日本大规模仿建,一时间宋式禅寺成为日本建筑的时尚。室町时代,五山十刹宫寺兴起,日本上至宫寺,下至林下诸苑,数以千计的禅寺在建筑结构和风格上均模仿宋代式样,被称为“禅宗样”。
日本的禅文化与建筑
日本的建筑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而日本对禅宗的欢迎却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有的,这不单单是因为仰慕当时先进的中国文化使然,还有来自日本内部的自身因素。
日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日本的自然条件,日本远离大陆,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海洋性气候明显,经常有突发的台风、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即使再美的事物也会因自然灾害的降临而瞬间消逝。这自然助长了日本人的无常感跟宿命感。他们知道再美的事物也只是一瞬的存在,都只是昙花一现。日本人爱樱花,但樱花的的花期只有七天,短暂易落,它的美是一种让人心醉更是心碎的凄凉的美。伤感的日本人,总是把它与人生苦短、世事无常联系起来。同时,大量的自然灾害使日本人感到生命的压抑、自身的渺小。台风、火山、地震这些自然灾害也因其不可征服而让日本人更加崇拜自然。这种无常感和孤寂感渗入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中,使人产生一种解脱和超越的渴望,正是在这里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与禅宗美学相逢了。
日本本土的神道教有着浓厚的自然本位的思想。禅宗也追求自然,让自然成为悟道的媒介,这也是禅宗容易被日本人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禅宗和神道教的融合嫁接使“日本的审美更趋向于禅的空寂与枯淡”(见叶渭渠《日本文明》)。“空寂”日语语义为幽闭,孤寂,贫困。这种禅宗影响下产生的空寂的审美倾向,对日本文化艺术各个领域影响深远,在诗歌领域表现为“余情”?在绘画领域表现为“留白”,在园林艺术领域表现为“空相”,在茶道表现为彻底的“无”。
枯山水
日本的园林艺术也深受禅宗影响。入宋、入元的日本禅僧以禅宗崇尚自然,喜爱山水的灵性,对园林浓缩天地的艺术形式有着特殊的情感。回国后,在禅寺庭院模仿杭州、苏州名园,陶冶性情,体会“物我一如”的禅境。梦窗疏石著《梦中的问答》中说“把庭院和修道分开的人不能称为真正的修道者。”室町时代开始,日本社会上有文化的阶层—朝廷贵族、禅宗僧侣,他们热爱造庭,认为山水庭院有助于参禅。在质朴、空灵、通透的庭院里吟咏禅诗,观赏园景。禅僧们大都擅长园林设计,其中最具特色的要数“枯山水”造景艺术。
造园艺术的“枯山水”是在室町时代禅宗精神广为传播之后,从禅宗冥想的精神中构思出来,在禅的“空寂”思想的激发下,而形成的一种最具象征性的庭院模式,表现“空相”、“无相”的境界。枯山水以石头、白砂、苔藓为主要材料。以砂代水,以石代山,用绵软的白砂和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石头来突出大自然和生命的主体。《造园记》中规定“在没有池子、没有用水的地方安置石子、白沙造成枯山水,所谓枯山水就是用石头、石子造成偏僻的山庄,缓慢起伏的山峦,或造成山中村落等形象。”以白砂的不同波纹,通过人的联想、顿悟赋予景物以意义,它的美更多的需要靠禅宗冥想的精神构思。因而具有禅的简朴、枯高、自然、幽玄、脱俗等性格特征。它不单是一种表现艺术,更是一种象征的艺术和联想的艺术。如京都龙安寺,在无一树一草的庭园内,经过巧妙的构思,通过块石的排列组合,白砂的铺陈,加上苔藓的点缀,抽象化为海、岛、林,幻化出另一种境界,所以龙安寺也称“空庭”,使人从小空间进入大空间,由有限进入无限,达到一种“空寂”的情趣。
枯山水中使用的石头,气势浑厚;象征水面的白砂常被耙成一道道曲线,好似万重波澜,块石根部,耙成环形,好似惊涛拍岸。如果点缀花木,也是偏爱使用矮株,尽量保持它们的自然形态,这种以凝思自然景观为主的审美方式,典型地表现了禅宗的美学观念,所造之境多供人们静观,为人们的冥想提供一个视觉场景,人们只能通过视线进入它的世界。从这一点上来说,与中国古典园林可游、可居相比,它更像是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是在三维空间中追求的二维效果。枯山水抽象、纯净的形式给人们留出无限遐想的空间,它貌似简单而意境深远,耐人寻味,能于无形之处得山水之真趣,这正是禅宗思想在造园领域的凝聚。
茶庭
日本的茶室建筑可以说是日本建筑空间精神性的代表。茶室面积通常都比较小?室内设壁龛?其中挂上一幅画、或摆上一枝花以供人眺望。通过这种处理来达到以有限表现无限空间的扩展感。日本茶道以拂去俗尘而体认并表现清净寂静的佛心为第一要义?特别强调禅茶一如。茶叶虽然在汉末已传入日本,但直到宋代,随着佛教禅宗和禅僧饮茶习尚的传入,饮茶才在日本广泛流行。日本茶道即来源于中国宋代禅宗倡导的和、敬、清、寂的教义,其目的是利用茗茶来修养个人性情和参禅悟道。桃山时代,艺术家干和休将禅宗精神融合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茶道开始从幽闭的寺院走入日本社会,日本的园林也因此多了一种类型——茶庭。
茶庭强调去掉一切人为的装饰?追求简素的情趣。园内石景很少。石水钵,供客人净手、漱口之用,石灯则是夜间的照明用具,同时也作为园内惟一的小品。园内植物主要为草地和苔藓。除了梅花以外,不种植任何观赏花卉,为的是避免斑斓的色彩干扰人们的宁静情绪。
茶庭格调洗练、简约,并突出其“闹中取静”的山林隐逸气势,以便于沉思冥想,故造园设计比较偏重于写意及平淡恬逸的境界。园中有水井一口,供烹茶洗漱之用。一般在茶庭在内、外露地之间,用碎石和白砂铺成一条干枯的小溪,溪上架桥,增加园林气氛。这种由喧嚣入静寂的庭院设计,就像中国宋代兴起的“城市山林”,使人人在朝野不妨心存江湖。在茶庭中,一切都安排得朴素无华,富有自然情趣,更加突出禅者、茶人心造其境的禅宗主旨。以禅宗心身感悟的方法,把人们引入一种淡泊清幽的脱尘境界,使人感受更多的是一种纯粹的对精神空间的追求。超级秘书网
茶室外部造型好像草庵,尺度不大,材料结构都很简朴、原始。茶室内部利用凹间、窗户和天花布置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小空间。大量使用自然材料,不加修饰,追求空寂、枯寒的气氛。这种自然、优雅的中性色,配合阳光从外面射入,使得内外空间表现出简朴、实用、洁净、安详的气氛,从而启发茶人的清静情趣,排除私欲,探寻本源,达到觉悟的目的。
铃木大拙说“日本人最擅长的,是用直觉把握最深的真理,并借表象将此极为现实地表现出来。”从日本枯山水园和茶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壶中天地”的园林审美倾向传入日本后,被日本人改造成一种以高度典型化、再现自然美为特征的写意庭园。无论是枯山水园还是茶庭,虽然本身并不大,但常常让人感到其空间的无限延伸,或者是一种从小空间向大空间甚至是向无限空间扩展的精神诱导。它们那种抽象、纯净的形式,给予人们无限遐想的天地。它反映的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思想,不如说是美学的境界。佛教禅宗在日本兴盛,使日本人认为大自然是超脱凡世的,日本庭园也在自然美中融入了浓厚的禅的意趣。
禅宗思想对日本庭园的影响是深远广泛、潜移默化的。这种禅的样式已成为经久相传的程式,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虽然来源于中土,但是经过和日本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特制的融合与变异,已经成为日本本土土生土长的主导文化,甚至是最能代表日本文化的思想体系。
参考文献:
[1].任晓红。《禅与中国园林》[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
[2].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1-0027-10
建筑装饰,一直存在于人类的建筑艺术创作活动中,是人类建筑审美语言最直观的物质化表述方式,人们通过雕刻、彩绘、镶嵌、塑造等处理手法赋予建筑外部形貌以独特的美感,以具体而生动的形象题材叙述一个建筑的思想内涵和社会精神。因此,可以说“装饰,不仅赋予建筑以美的外表,更赋予建筑以美的灵魂”。
在世界建筑体系中,中国古代建筑除了在空间、造型、结构、材料等方面显示其独特之外,更以其丰富多样、精巧绚丽的建筑装饰令人惊叹。无论是北京故宫这样庄严雄伟的皇家宫殿,还是远在边陲的云南大理白族民居;无论是繁华都市中商贾云集的会馆,还是偏僻山村里家族祭祖的宗祠,其建筑中的梁、枋、檩、椽、柱、斗棋、门楣、天花、柱础、山墙、屋脊等无不展现出形式各异、绚丽多彩、涵意深刻的装饰。一些国内外建筑学者干脆直言:“中国建筑是装饰性的建筑。”
诚然而言,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风格丰富多变、题材内容多样、处理手法娴熟、色彩绚丽、材料运用广泛以及雕刻工艺精巧等,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的确是独树一帜、赫然超群。它不仅有官式装饰与民间装饰之分别,而且地域性、民族性的个性特征也十分鲜明。与世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建筑装饰不同,中国建筑装饰尤其在题材方面所表述的文化意义更是极为广泛、寓意深长,它涉及社会伦理、宗教、文学、戏曲、绘画、风水、生活等诸多内容,上至天文、下到地理,纵穿历史、横贯江河,既包含严肃的伦理说教和人生哲理的题材、又充满生活情趣、诙谐而活泼的题材,充分体现中国古代建筑所蕴含的多元化文化和深厚的人文精神。
一、装饰题材的发展与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装饰,大概以距今约5000多年的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村女神庙建筑遗址中出现的“彩绘”、“线脚”等为已知最早的建筑装饰实例。比其稍晚的是陕西省临潼县姜寨建筑遗址中龙山文化时期的居室,地面刷饰白灰以求光洁和防潮。
夏商时,因诸事皆“惧鬼崇神”,青铜器装饰采用绳纹、云雷纹、环带纹、夔纹、饕餮纹、象纹、龙纹、凤纹、鹿纹、蚕纹等抽象化的纹样为题材,由此可推当时的建筑装饰题材亦大体相同。根据相关考古发掘资料,此时建筑装饰的部位可能是人们认为建筑中最为瞩目或显著的构件,如大门的兽面铺首、屋面瓦当的装饰等。西周晚期,出现半圆形瓦当,纹饰以素面为多,也有重环纹、纹、回纹、兽面纹和饕餮纹,如陕西宝鸡市扶风召陈村的西周晚期大型建筑基址发掘的半圆瓦当纹饰即是重环纹(图1)。
春秋战国,建筑装饰日益兴起,不仅瓦当有装饰纹样,而且瓦钉上也有,同时装饰题材更加丰富,除云纹、山气纹、星光纹、兽面纹和饕餮纹等纹样外,还出现鸟、鹿、犬等动物图像题材以及文字装饰题材的半瓦当,如:河北燕下都出土的瓦当以饕餮纹和山云纹等装饰题材为多,尚有少量的对鸟纹。再如,临淄齐故城出土的瓦当以太极气树纹(图2)及太极气树双兽纹为多(图3)。此外,建筑山面、梁架和蜀柱等部分构件也开始有了装饰,其中蜀柱的装饰采用了植物题材,如《论语・公治长》所载:“臧文仲居蔡,山节藻税。”与此同时,建筑装饰也逐步形成了比较严格的等级规定,《礼记・明堂位》曰:“山节藻税……天子之庙饰也。”可见,前述文献中“臧文仲”已经逾越制度规定了。东周末年,王朝逐渐衰落,诸侯逾制现象常有发生,正如汉代荀悦《汉纪・文帝纪上》所说:“及至周室道衰,礼法隳坏,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税。”
秦代,沿袭战国阴阳思想的影响,瓦当装饰题材大量运用各种阴阳气旋错行的纹样,如咸阳窑店出土的秦瓦当(图4),其纹饰表述“外部十气纹为十干,左旋;内四阴数右旋 ”。此外,还有表示“八节之气”的瓦当,中乳为阳、八向左旋气纹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图5)。此外,秦代瓦当装饰还有花蒂纹(如陕西淳化县下常村出土瓦当)、动物交颈纹(如陕西凤翔铁沟村出土瓦当)等。
及至汉代,建筑瓦当的装饰题材发生很大的变化,装饰纹样更加丰富,除初期继承和保留战国至秦代的纹样外出现了新的纹样题材,其中有:神兽、星相、文字、动物、几何图案等(图6、图7)。不仅如此,在宫殿、祀庙和陵寝等重要建筑的铺地砖、空心砖、条砖上还出现了装饰有几何纹、龙纹、文字和建筑图案等题材的模印花纹,反映了汉代建筑砖瓦构件装饰题材的多样性特征(图8、图9)。
汉代的地面建筑虽然存留不多,仅存于世的为分布在四川地区及河南登封一带的石阙、山东地区汉墓的享堂石祠、北京西郊的汉墓墓表以及西安附近的汉代陵墓石像生等,但是从这些遗留建筑和石像生上,依然可见一些地面建筑局部构件装饰题材的运用情况,如四川雅安县高颐墓阙的母阙顶部檐下可分为三个部分,上段饰有以祥瑞神兽、羽人、舞乐等为题材的浮雕石刻,中段则装饰以三朵斗棋以及棋间雕刻舞乐人物,下段四角雕刻力士人物鼎承整个檐部,中间装饰兽面浮雕;此外,母阙的阙身上部则雕刻车骑出行浮雕图案,子阙檐部也饰有斗棋、神兽等(图10)。
汉代地下墓葬建筑中大量画像砖石上的装饰题材更是充分地展现了汉代建筑装饰的社会文化风貌特征,其中既有描绘墓主生前奢华的生活场景,又有表现向往神仙世界的图景,前者如江苏睢宁双沟发现的汉画像石中雕刻墓主的出行、宴饮、舞乐生活等内容(图11);后者如山东沂南汉墓中的门楣石、立柱上装饰题材描绘了传说中的冥界图案,内部石柱、斗棋雕刻成象征羽化成仙的附翼形象(图12)。从中可见,汉代社会不仅追求现实的享乐生活,而且还在独尊儒家文化的同时,依然崇尚先秦的神仙观、阴阳观以及民间流行的五行思想。
根据目前全国发掘出土的汉墓画像石的考古研究资料表明,不同地区汉代画像砖石的装饰题材内容有所差异,河南南阳汉画像石早期题材为建筑、历史故事、星宿图像等,中期题材为宴饮生活、舞乐百戏和出行图等,晚期题材为门吏、动物等(图13)。商丘一带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主要为祥瑞、神仙、辟邪、珍禽异兽等。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比较丰富,主要为生产劳动、现实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祥瑞神兽等(图14)。江苏徐淮扬地区的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主要是神话故事、祥瑞神兽、神仙人物、宴饮出行、舞乐百戏以及建筑形象等。四川地区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则是生产劳动、宴饮生活、车骑出行、舞乐百戏、历史故事、神话故事、神仙人物等(图15)。陕北地区以绥德为代表,装饰题材则以农牧、畜牧、狩猎等为主,也有一些神仙人物和祥瑞神兽等内容。
综上所述,汉代画像砖石装饰题材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反映现实生活、人物活动和生产劳动等生
动场景为主,同时也有展现神话故事、神仙人物和祥瑞辟邪等寄托精神的画面,由此折射出汉达的社会经济、深邃的文化意识、娴熟的雕刻艺术、先进的模具制作技术以及丰富的生活内容等。
此外,汉代陵墓中随葬的陶楼明器,也非常直接而具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建筑特征,其中不少实例很清晰地呈现了一些建筑部位的装饰形式,不过这些装饰并非是独立的,大都结合建筑构件外露部分进行形状美化的装饰性处理,如屋顶正脊两端做成飞翅状、大门门楣上的门簪做成方形或菱形以及大门上安置铺首的形象(图16)等。但是,陶楼明器上的窗棂却颇具有装饰性,装饰纹样有斜纹格、锁纹、菱花格等(图17)。
魏晋南北朝时,儒学衰落、玄学兴起以及佛教在民间广泛流传,导致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发生巨大转变,另外加上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促使建筑装饰题材出现焕然一新的变化。
一方面,继承和保留了汉代的部分建筑装饰题材,如北齐时期邺城宫殿遗址发掘的云纹、文字、莲瓣、人面瓦等瓦当装饰题材。另一方面,产生了新的装饰题材,如:铜雀台遗址所发掘出的东魏北齐时的“石螭首”建筑装饰构件、兽面铺首、石门墩以及陶制鸱尾,北魏时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石雕柱础(图18),北朝洛阳宫殿脊兽方砖(图19)以及南朝陵墓神道两侧排列着神道柱、天禄、麒麟、辟邪等装饰物,却是这一时期特有的题材造型。此外,还有一些石刻反映的建筑形象中屋脊两端所采用的鸱尾、兽面等构件装饰(图20),则具有厌胜驱邪镇脊的装饰功能。
特别是,由于中原汉文化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和从西域传来的波斯、印度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建筑装饰题材中又出现了莲瓣、缨络、卷草、火焰、飞天、狮子等许多新的外来装饰元素,如河南登封嵩岳寺北魏砖塔,塔身门额做成火焰尖券形,上饰三个莲瓣,券角饰有对称的外券旋纹;塔身转角砌出倚柱,柱头饰火焰宝珠与覆莲,倚柱之间佛龛内外有彩画痕迹;龛下部基座正面两个并列的壶门内各雕一尊狮,立卧各异、造型雄健。
隋唐时期的佛教装饰题材基本承袭了南北朝的内容,但风格更加圆润、饱满和柔美。装饰纹样由单一纹样转向组合纹样,如:卷草凤纹、狮鹿卷草纹、佛像迦陵频加卷草纹。除此而外,还出现了新的纹样形式如:回纹、连珠纹、海石榴凤纹、葡萄纹、团巢纹、宝相花等。而此时的瓦当装饰纹样则与以往不同,也由莲花与连珠两种题材组合而成。
其他建筑装饰题材的变化,如塔门两侧出现持剑武士的雕像、柱础刻覆盆莲花、须弥座束腰转角刻力士人像等,这在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小塔、山西平顺县海会院明惠大师塔以及南京栖霞寺塔等建筑中均可见例。另外,在南京栖霞寺塔各层塔檐垂脊端部出现了螭首垂兽的做法;唐代李思训《江帆楼阁图》、五代卫贤《高士图》等一些绘画中的建筑山面则出现了“悬鱼”形象。在唐献陵等墓前神道一侧有“鸵鸟”石刻,这种新的动物题材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北宋商业经济和技术工具发展很快,城市变得空前的繁荣,市民生活多样化,园林、娱乐性建筑大量兴建,风格趋向细致工整,柔美绚丽。此时的建筑装饰,重要建筑除有正脊吻兽外,垂脊上也有垂兽、走兽,而且正脊吻兽一改隋唐“鸱尾”的形象,转变为具象的“龙吻”或“鱼龙兽”。其事例均可从《清明上河图》城楼屋顶、《中兴应桢图》的王府、《文姬归汉图》等大批宋画中的住宅屋顶得以见证。瓦当装饰纹样题材有兽面、花卉、花纹等。此外,北宋建筑中还有以“盘龙”、武将人物等装饰柱子的,前者如太原晋祠圣母殿前檐柱饰雕盘龙;后者如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石雕柱。另,河北省赵县陀罗尼经幢中出现仿写自然山水的须弥山、城阁和狮象等为题材的装饰内容。北宋彩画采用卷草、宝相花等植物题材,其中梁枋端头装饰题材为“如意头”、“云头”和“剑环”等,这些题材应用于官式建筑或其它重要建筑中,并成为《营造法式》规定的彩绘样式。
辽代建筑总体上继承了唐代风格,天花、梁檩枋等构件以飞天、卷草、凤凰和网目纹等为彩画装饰题材,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但建筑外檐装饰题材却有较大变化,如河北蓟县独乐寺山门正脊采用“吻兽”,垂脊走兽四件、嫔伽一件;山西灵丘县觉山寺塔须弥座的束腰部分饰有佛像、力士,平坐栏板以几何纹、莲花等为装饰题材。
元代推崇喇嘛教,由地区带来了一些新的装饰题材,北京居庸关云台基座上的券石和内壁上的天神、金翅鸟、龙、云等装饰纹样,正反映了这一装饰新特征。另外,宫殿建筑采用红色配金龙的方式涂饰柱子,并用毡毯、毛皮和丝质帷幕装饰塔壁,显示了蒙古统治者的生活风习的沿袭和影响。而道教建筑大多以道教人物为题材,在道观大殿墙壁上绘制巨幅的宣教壁画,如山西芮城永乐宫三清殿、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殿、河北曲阳县北岳庙德宁殿等。
明代初期经济尚在恢复期,主要建筑活动为城市建设、海防城堡以及宫殿陵寝等,加上明初令律制度严格,所以建筑装饰发展缓慢。明中叶以后经济繁荣,尤其是江南地区民间建筑活跃,出现了会馆、戏院、旅店等新的公共建筑,建筑装饰活动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各地住宅建筑装饰题材丰富多样,木、砖、石三雕装饰发展起来,同时形成了不同地域的装饰风格。此时,官式建筑装饰趋向程式化,题材固定单一,手法缺少变化;而民间装饰题材内容却极其丰富活泼,有:花鸟鱼虫、山水风物、人物故事、历史典故、戏曲艺文、吉祥文字、伦理教化、祥瑞神兽、琴棋书画、文字四宝、生活场景、风雅器物等,特别是一些建筑物件自身,随着结构功能的退化而逐渐演化为纯装饰性构件,从而成为新的装饰题材。
清代中叶以后,建筑装饰艺术走向堆砌、繁缛、琐碎的风格,但地区性特征更加鲜明,并形成北京、江浙、安徽、广东、福州、山西、云南、新疆、等地区性装饰风格或流派,其中以苏派、徽派、晋派、潮派最为突出。苏派以砖雕见长、徽派以木雕见长、晋派以石雕见长,潮派以灰塑见长;且各派题材特征明显,苏派文儒清雅、徽派商儒兼蓄、晋派尊古重礼、潮派崇礼随俗。此时期建筑装饰题材突显建筑空间内、外有别,相比较而言内檐题材更多样、繁华,外檐则简约、清朗。可以说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的一个集大成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具备了各种装饰题材类型,而且装饰工艺技术、雕刻绘制手法更加多元化,并且与园林、家具、陶瓷器等装饰题材趋于同化。明清后期建筑装饰还受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欧洲大陆新建筑装饰题材、装饰风格和装饰手法的影响。
二、装饰题材的类型构成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极其丰富多样,若仅依据其纹样、图案、功能、内容或装饰部位等某一种进行分类难以涵盖全部,因此,只有综合归纳分类,方可完整表述其类型构成、功能作用、部位特征、思想内容及文化意义。为此,根据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历史发展情况,对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综合划分为:云气星象类、祥瑞类、几何类、文字类、动植物类、神话传说类、生活场景类、历史典故类、历史人物类、宗教类、戏曲类、山水类、器物类、建筑构件类以及其它特殊类型等。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类型如此之多,在世界建筑体系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1 云气星象类:雷云纹、气纹、日月、北斗星相等。
2 祥瑞神兽类:龙、凤、麒麟、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白泽、辟邪、獬豸、天马、天龙、天鹿、夔龙、饕餮、螭、虺、虬、等。
3 几何类:环形纹、锯齿纹、波形纹、折线、曲线、回纹、龟背纹、菱形纹、曲尺纹、编织纹、(万字)纹等。
4 文字类:瓦当、照壁、柱枋、匾额、牌坊、牌楼等上的文字、对联、题字以及与室内装饰结合的字幅。
5 动物类:狮、虎、象、鹿、马、牛、羊、猴、鸡、龟、兔、狗、鼠、猪、鱼、喜鹊、蝙蝠、鸳鸯、锦鸡、鹰、蝉等。
6 植物类:松、竹、梅、兰、菊、牡丹、荷、莲、桔、柿、桃、杏、桐、柳、柏、槐、榆、梓、、茶、水仙、石榴、山茶、灵芝、琵琶、玉兰、海棠、百合、芙蓉、桂花、葵花、腊梅、芭蕉、茉莉、栀子、红蓼、绀蓼、月草、葡萄、芍药、瞿麦、太平花、宝牙花、宝相花、万年青、金盏花、雁来红等。
7 纹样类:卷草纹、流苏纹、冰裂纹、花形纹、回纹等。
8 器物类: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佛八宝、暗八仙、青铜器、玉器、古陶器、古漆器、象牙器、香炉等。
9 历史故事类:二十四孝、负荆请罪、郭子仪拜寿、岳母刺字、桃园三结义、梁山聚义、竹林七贤、文王访贤、木兰从军、杨门女将等。
10 神话传说类:东王公、西王母、蓬莱仙境等。
11 祈福吉祥类:五福捧寿、鲤鱼跳龙门、三羊开泰、凤凰戏牡丹、挂帅封侯、马上平安、麒麟送子、龙凤庆寿、连年有余、喜禄封侯、双嚣临门、喜上眉梢、平升三级、五子登科、六合同喜、连中三元、鹿灵合欢、榴开百子、金玉满堂、春光长寿、平安如意、八仙祝寿、三星高照等。
12 历史典故类:渔樵耕读、凿壁偷光、孟母三迁、胡人驯狮、鹬蚌相争等。
13 宗教类:莲花、飞天、角兽、力神、塔刹、相轮、水烟、日月元光、佛本生故事、八仙过海、刘海戏金蟾等。
14 戏曲类: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戏文场景。
15 建筑构件类:雀替、隔架科、如意斗棋、天花、藻井、盘龙柱、栏杆、门窗花棂、挂落、脊兽、垂柱、悬鱼、惹草、鼓墩、上马石、拴马桩、照壁、须弥座、铺地、景窗等。
以上装饰题材中,云气星象类当为最早产生的装饰题材纹样之一,考古发现在商周建筑的瓦当和其它器物上出现,后来一直延续到汉代。云气纹作为建筑装饰题材,反映了早期人们对宇宙天地本源的认知,“气分天地而后生万物”,以“云气”象征天体宇宙来装饰建筑屋宇的瓦当,可见古人将屋顶比作宇宙天空,其间云气流动,生生不息。
文字类装饰题材,也是使用最早的装饰题材之一。由于汉字具有象形、会意、谐音、转义等特殊意义,加上中国文字自身具有独特的形式美的艺术特征,经后人不断提炼成为中国特有的装饰艺术题材。因此,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常见的装饰题材。
动物类的装饰题材,也是早期比较常见的装饰内容。这恐怕与原始社会游牧狩猎生活密切相关。当时,人们以猎获凶禽猛兽为荣耀,象征男性的勇武和力量,因此部落男子以狩猎技能高低确立社会地位。迄今为止非洲一些部落中男人能否娶妻自立门户,取决于他们捕获猛兽的数量。此外,凶禽猛兽的神化,也许是当时人们认为猛兽具有某种特殊的神奇力量,或是神的化身,所以许多原始部落将其作为自己部落的守护神供奉。随后,人们又以“善恶”将“神兽”社会化,从而产生祥瑞的神兽与恶煞的神兽,分别赋予其“吉凶”不同的代表意义,如:龙、凤、麒麟、鹤、鹿等为祥瑞神兽,而饕餮等为邪恶凶兽。善恶不同,装饰功能与意义也就不一样。后来,人们创造了更多的动物装饰题材,这些题材更多地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祈望,“龙凤呈祥”、“麒麟送子”、“鹤鹿同春”等祝福美好未来的装饰题材应运而生,并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常用装饰内容。“狮”、“象”等动物题材是随佛教传人而出现的新题材,其最初具有宗教意义,后来逐渐融入世俗社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吉祥题材。“狮子”,最受人们喜爱的原因:一是发音与“喜”相谐,二是有镇宅驱邪的心理抚慰作用。
植物类装饰题材,比之动物类题材要略晚一些。西周半瓦当中的树状装饰题材,据考古研究推测为接天地之气的神树。上古人认为高大入云的树木是登天通神的捷径,上接天宇下通黄泉,故为“神木”。因此,西周至汉的瓦当等建筑构件上常见此装饰题材。在早期文学诗歌中常常借用花草咏物寄情,据有关研究统计《诗经》所涉及的植物大致有二百八十种之多。由此可见,植物题材是早期人们在农业生产劳动中借物抒情的对象,是籍以表达和比喻爱恋的人或事物的品行和姿貌等,后来被士大夫文人“格物致志”而比拟道德品行,并逐渐成为建筑装饰的格式化题材,如《离骚》“以盈室兮”,其中“”即苍耳,因长满刺而代喻小人;蕙、兰等则被用来比喻君子。所以古代士大夫文人咏唱的“松、竹、梅、兰、菊”就被以赋予美德的象征而作为建筑装饰常用的题材。
戏曲类装饰题材,是在明代中叶之后才出现的,具有打破严格宗法制度下住宅序列空间的单调沉闷气氛,创造娱乐生活环境的积极作用。同时,透过戏文人物,也赋予一定的伦理教化意义。历史典故类、历史人物类等题材功能,主要为教育族人和子孙如何遵守儒学的修身为人的法则,如何勤劳耕读进身功名、精忠报国、光耀门庭等。祈福吉祥类题材是大众喜见的题材,应用极其广泛,反映古代人们追求家庭和谐、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愿景。
建筑构件类,是中国古代建筑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建筑形式与结构的不断演进与成熟,一些建筑部位在保持原有功能的同时,以自身形态为装饰题材,并针对造型进行恰当的艺术处理,展现其优美的装饰性效果,如江南地区园亭等建筑翼角起翘,以其舒展、柔美的曲线将整个建筑屋顶塑造为“如鸟斯革,如荤斯飞”的形象。而另一些具有结构功能的建筑构件,在建筑不断美化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结构功能,仅保留了构件的基本外形并转变为纯粹的装饰性构件,如“斗棋”构件,就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装饰题材。
三、装饰题材的社会功能与意义
1 社会等级制度的标志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与建筑形制等级相一致,也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一种重要标志。装饰题材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题材内容反映了使用者的身份与社会地位,例如:商周时,兽面铺首是封建社会帝王诸侯建筑正门装饰的象征。魏晋时屋脊饰有鸱尾的门庑以及唐代的乌头门都是当时贵族府邸大门的地位标志;宋金至明清门窗中的“纹隔扇”是官式建筑的装饰形式。明清时,“龙凤”题材是皇家建筑专用的装饰题材。为此,对于建筑装饰题材的使用,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严格的条律规定,如商周时“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尚书・大传》),汉代则“按旧制,三公黄阁听事鸱尾。后主特赐摩诃开黄阁,门施行马,听事寝堂并置鸱尾。”(《陈书・肖摩诃传》),唐代“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装饰。……庶人所造屋舍,不得过三间四架,不得辄施装饰”(《唐会要》),宋代“凡庶民之家不得施重棋、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宋史・舆服志》),元代
“诸小民房屋,安置鹅项衔脊,有鳞爪瓦兽者,笞三十七,陶人二十七”(《元史・刑法志》),明代“百官第宅,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公侯……屋脊用花样、瓦饰、梁栋、斗棋、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三架,黑油锡环。”(《明史・舆服志》),清代“亲王府制……绘金云雕龙有禁,凡正门殿寝均覆绿琉璃脊,安吻兽门柱丹垩,饰以五彩金云龙纹,禁雕龙首……余各有禁,逾制者罪之”(《大清会典》)。
龙凤图案在建筑装饰中,标志着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有与帝王建筑相关的装饰才能使用。同样是宫殿建筑,主次不同的功能建筑采用的装饰题材也有等级高低之分,如皇家彩画装饰中依据等级分为和玺彩绘、旋子彩绘和苏式彩绘三种形式,其中和玺彩绘等级最高,采用的题材为龙图案,色彩以金色为主。而苏式彩绘等级最低,题材选择比较自由活泼、风格素雅,花鸟鱼虫、村舍山水、人物故事等均可。此外,建筑大门装修中,官式建筑大门可以使用“铺首”、“门钉”、“斗棋”等作为装饰题材,但一般民居住宅严格规定不得使用。因此,民居的大门装饰就显得比较简朴,江南地区的民居大门采用“竹片拼花”构成回形或其它几何图案进行装饰。门簪的雕饰题材,以荷花、葡萄、梅花、牡丹等,根据住宅主人的社会地位等级的高低,而有数量的多寡。
2 社会伦理教化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的另一个社会功能就是“成教化、助人伦”。自汉代开始由于董仲舒推崇儒家思想,汉代帝王独尊儒术,致使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文化充分地浸润了儒家的宗法人伦思想精神,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一直贯穿着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历代统治者大力推崇仁义、孝悌、忠信之类的伦理道德,即“天地之行美也”、“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尤其是自南宋程朱理学兴起以后,社会进一步崇尚儒家严格宗法礼仪,以儒家的人伦思想教化民众,因此,中国古代建筑更以严谨有序的平面空间布局形态,忠实地体现了这种宗法制度的社会人伦关系,而建筑装饰题材更是充分反映出“家国同构”宗法伦理特征,宣扬封建宗法伦理的“忠孝义节”、反映儒家文化的“二十四孝”、以“松竹梅兰菊”标榜传统文人节气等的装饰题材不断贯穿于各类建筑中,尤其是民居住宅建筑更是突出。山西灵石王家大院高家崖东堡院中,在两侧厢房裙墙的四个转角立石上雕刻着“二十四孝”图面刻画生动,高度位置适合儿童观看,这是王氏宗族作为弘扬孝悌、教育家族子孙孝敬父母长辈的一幅幅生动的教材。另外,牌坊也是古代社会作为旌表“忠孝节义”的纪念性建筑,如贞洁牌坊、孝义牌坊、功德牌坊等,其具有的社会作用就是弘扬儒家所崇尚的社会伦理美德,颂扬妇女、事孝父母、扶贫助弱、精忠报国等功业,教化社会民众识仁义、知廉耻,像这一类装饰性建筑在中国古代城镇村落成为社会最为广泛和普遍的标识。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涉及社会人伦教化装饰题材的还有如“文王访贤”、“孟母三迁”、“竹林七贤”、“三顾茅庐”、“桃园三结义”、“梁山聚义”、“岳母刺字”、“杨门女将”、“木兰从军”等内容。
3 祈福辟邪与禁忌警示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充满了古人祈福求吉的意愿,人们通过美好的题材表达自己对幸福生活、功名前程等寄予极大的希望和追求,如山西灵石县静升古镇文庙前的元代石雕照壁上,雕刻了“鲤鱼跃龙门”的画面场景,以此作为对前来文庙祭祀孔子、祈求功名的学子们的美好祝愿。另外,在居住建筑生活空间中还以间接的方式和形式,借助建筑装饰,以各种题材进行组合构成吉祥的图画,如鹿与荷花、喜鹊与梅花、花瓶与大象、蝙蝠与寿字、凤凰与牡丹等,通过语言谐音转义为“六合同春”、“喜上眉梢”、“太平有象”、“五福捧寿”、“富贵高升”等吉祥成语,从而在心里和精神层面获得幸福的抚慰与喜庆的满足。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也普遍流行着各种禁忌文化,人们出于驱凶求吉、祈求平安幸福等目的,在日常活动中对于居住、出行、生产、营造、商贸、交往等行为进行的场所、时间、环境、对象等,根据社会公认的禁忌法则来判断和确定是否对自己或家人有利和适宜,尤其是对于自己的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更是如此,如古人认为住宅方位若有悖于风水、或门窗朝向相对等则是不吉之征兆的禁忌。因此,在营造住宅和装饰建筑时,人们往往选择那些传说中创造的具有超自然力量、并可以寄望保佑自己避受伤害的善良神兽或宗教法器(如阴阳八卦图、佛八宝、道八仙或道八宝)等装饰自己居住空间的关键部位,以求得镇守辟邪、保护宅第安宁的心灵慰藉,常见的事例就是当某民居对着路口或巷道交叉处的墙角被认为是“犯冲”时,房屋的主人就会请人在此树立一块刻有“泰山石敢当”文字的石块作避邪应对处理。此外,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还具有警示、告诫和行为拒止等象征意义,如松江方塔园中明代砖雕照壁,原是松江府城隍庙山门外的影壁,其上砖雕题材取自民间传说,说是世间原来有一种贪婪无比的怪物,吃遍人间金银财宝,犹贪心不足,妄想连天上的太阳也吞吃,结果蹈东海而亡。以此题材雕刻装饰,其意义在于警戒世人不可贪得无厌。
四、装饰题材的空间意义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装饰题材的作用不仅仅是修饰建筑空间,有时还对空间具有强化、限定、警示和引导作用。装饰可以通过题材内容赋予建筑空间以某种涵义,尤其是当某一装饰题材已经成为社会共同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或被大众赋予某种特定的文化意义时,那么这一装饰题材在建筑中的运用就会给予空间某种新的诠释语义。比如历代帝王陵墓前的甬道空间,由于安放了石羊、石马、石狮、石人、石阙、石柱等具有特殊含义的装饰物,甬道空间就具有特殊仪式的性质,并被限定作为空间序列的辅助过渡功能,进行仪式活动的人一旦进入这一空间,行为将受到仪礼制度的约束,而上述装饰物则以某题材语义警示和引导从事仪式活动者的行为。再如“照壁”,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最常见的、具有某种风水意义的装饰性建筑,它是构成一定空间围合与限定的重要元素,但若照壁中装饰题材不同,照壁的意义就会不一样,像民宅照壁装饰吉祥花卉的题材,则表示居住空间和谐,给来访者以亲和的空间感。若是佛门照壁,则又装饰“佛”或“南无阿弥陀佛”的文字题材,作为规范佛教信众和香客行为的特殊语言,提醒和告诫众生进入佛门净地,不可妄生杂念。
古代建筑中的牌坊或牌楼,常作为村镇、街巷或建筑群入口的装饰性标志,具有强化和限定入口空间的功能,如安徽皖南棠樾等明清古村落村口的“忠、孝、义、节”牌坊群,既是整个村落人口空间的限定标志,更是社会道德模范的精神标杆,它是封建朝廷对整个村落宗族杰出伦理的表彰,是整个宗族的自豪与骄傲。又如,北京故宫天安门前的华表,又名“望君归”,而门内的华表,又名“望君出”,这内外各一对华表寓意深长,表达对身处太和殿高堂的君王以施政警示,前者寄望君王常出皇城巡访体察天下百姓之疾苦;后者则希望君王外出巡察,不要留恋外面的山水美景,及时回归处理国家朝政。
建筑空间的划分,有时也可通过不同的装饰题材加以区隔。苏州拙政园西园部分的“鸳鸯厅”,就是对内梁架构件采用不同的装饰方法、运用不同的装饰题材,将大厅空间分隔成北南“一阴一阳”两个不同的意向空间,北厅梁架以圆作,南厅梁架以扁作,所谓“一雌一雄”,形同鸳鸯;同时也以“鸳鸯”喻意大厅空间的琴瑟和谐之意。
建筑装饰题材有时却被用来表述非常含蓄的图式语言,暗示某一空间的功能或性质,以告知某一特定部分的社会群体(如乡里、宗族等),提供空间性质和功能的可识别性,防止逾越礼制行为的发生,如浙江永嘉县芙蓉古村内部街巷交叉路口地面铺设了不同的装饰图案题材,挖掘了大小不同形状的池塘,构成“七星八斗”的空间识别系统,使不怀好意的侵入者寻找不到退却之路,从而保障村落整体的安全防御。又如江西吉安钓源古村中某宅第,其院落内部各功能房间门窗小木装修用不同的生肖动物和植物作为装饰题材,标示各房间使用者的性质和空间功能,从而避免非家族成员的冒失误入。类似这样的以装饰题材标识和限定建筑空间的事例,在中国民居住宅建筑中比比皆是。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现代建筑设计是建筑艺术的塑造基础,通常在设计中需要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是一个时代在经济政治等各个层面的综合反映,从这个角度考虑,现代建筑设计要想走出一条新路子,必须得与时俱进,跟现实相结合,从现阶段的经济社会中寻求前进的方向,在有机结合我国特有的元素,来打造特色建筑,提高建筑美观。
二.对我国建筑文化的理解。
建筑活动这一人类共有的活动,由于地域环境、人文因素、社会条件的影响,世界各地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具有地方的民族的特色建筑文化。这种文化既有别于巴比伦的拱券文化,也不同于古希腊的柱式文化。中国建筑的文化产生于中国这片特定的土壤,它离不产生它的民族土壤、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因此中国建筑的文化有自己的特色并且丰富多彩,像从珠江流域的岭南建筑文化、四川地区的山地建筑文化到的藏居、羌族的碉楼建筑等等,这一些都体现了中国建筑文化中人与建筑、与环境融合以及“天人和一”的哲学理念,正是在这些文化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建筑形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如颇具有华丽气质的北方四合院、开敞的苗族吊脚楼、秀丽的傣族竹楼和黄土高原的窑洞等。这些建筑都是产生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发展在这片土壤中的。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经济第一的观念逐渐在人们的头脑中蔓延,大的文化背景成了影响建筑发展的主要因素,世界各地出现了“国际式”文化取代地域性文化的现象,地域型的传统文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中国的建筑文化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正在受着猛烈的冲击。传统而精美的木工手艺渐渐消失,钟灵毓秀的庭院式住宅被清一色的钢筋混凝土堆叠的建筑所代替,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真的落后到这种地步,这种完全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地步了吗?我们应该明白不论历史文化还是建筑文化,它们的久远都是衡量历史珍贵性的重要标志。尤其是这些生长于本土的建筑文化,它们之所以能长存这么久远,就是因为它们在适应当地气候、维护自然生态环境平衡、运用当地技术以及体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均有自身的优点,它是与当地环境和谐相处中形成的,我们应该改良、应该吸纳未来文化的影响,但这不是我们抛弃祖先留给我们遗产的理由。因此在我们这个有着辉煌文明史的国家中,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建筑文化的精华、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是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
三.建筑与文化有机的结合。
建筑与文化犹如鱼水相依,是人类的永恒课题。建筑,为人类留下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砖瓦木石堆砌得遮风避雨处所;建筑,是人类文化的载体。无论是先进的文化或是根本利益都是与建筑有着血缘的不解关系。建筑演绎出整个人类社会最具鲜活和充满和谐的韵律,记载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可以形象地比喻它是时代进步的镜子,经济发展的缩影。而建筑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文化是建筑的内涵和集中表现,也正是建筑的个性和特色构成了城市的生命和灵魂。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而音乐一旦没有了旋律,自然是噪音,倘若建筑没有艺术情调和文化韵味,那它就失去了灵性,会因为缺少灵魂而成为钢筋和混凝土支撑的空壳子。总之,有文化的建筑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建筑,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建筑的灵魂,二者息息相关,永无终结。
四.中国元素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建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由于幅员辽阔,各处的气候,人文,地质等条件各不相同,而形成了中国各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尤其民居形式更为丰富多彩。如南方的干阑式建筑、西北的窑洞建筑、游牧民族的毡包建筑、北方的四合院建筑等等。
1.现代装饰设计的思考。
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装饰设计,都是在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而来的,虽然各国的审美文化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是在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并发展创新出更加心意的东西,其关键在与如何正式传统。发展劲头并创造未来。
现代建筑装饰作为一种艺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是一个时代在经济政治等各个层面的综合反映,从这个角度考虑,现代装饰设计要想走出一条新路子,必须得与时俱进,跟现实相结合,从现阶段的经济社会中寻求前进的方向,事实上,今天我们评价一件设计作品的价值,还是两点---技术创新;文化内涵。在很多时候,文化含量还会给设计带来难以估量的附加值。
2.空间设计的应用。
中国已有的传统建筑的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具有围合式的院落空间,这种空间设计最初理念是使外界环境与室内空间形成过渡并增强院落的私密性,而后它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建筑饿一个代名词,徽派建筑和北京四合院就都采用围合式院落,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可以考虑以L形为基础的房屋围合,使建筑中不仅体现了现代生活的空间理念,同时给整个空间带来通透、大气的感觉另外,院落空间的设计同其它传统文化元素,例如木雕、石雕、彩绘、竹林等等相结合;同时,各种处理手法的应用,能够唤起人们对传统建筑空间的联想和回忆,使有限的空间产生无限的感觉。这样使建筑与环境有机统一,形成富有特征的空间序列,并且能够最大限度的节省用地,川军馆的空间原型是当地传统的安仁古镇庄园建筑,是四川地区颇具有特色的民居建筑形式,它主要的空间特点之一就是多进式的院落组合,根据实际需要及经济条件,向四周摊开,在单一水平面上形成对院落的环绕或穿越,而川军馆由于受到基地狭长条件的限制,于是建筑采用了一种类似“竹节”的线性空间组织方式,即实-空-实-空的节奏性空间变化。
3.中国传统建筑设计的主要形式。
(1).大气。
体现在大门、大窗、大进深、大屋檐,给人以舒展的感觉。大屋檐下形成的半封闭的空间,既遮阳避雨,起庇护作用,又视野开阔,直通大自然。大气,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天人合一”的思想。
(2).生气。
体现在四角飞檐翘起,或扑朔欲飞,或者立欲飘,让建筑物(包括塔、楼)的沉重感显得轻松,让凝固显得欲动。若“大气”产生于理,则“生气”产生于情。情越浓,艺术性越强。中国传统建筑造型的艺术性是任何其它民族不能比拟的。而西方传统建筑的艺术性不在建筑物本身,而在其附着的雕塑或绘画——观赏艺术,无法给建筑物自身带来生气。
(3).富丽。
体现在琉璃材料的使用。它寿命长,颜色鲜艳,在阳光下耀眼夺目,在各种环境中富丽堂皇。其较高的成本,象征着财富和地位。
可见,大气、生气、富丽三者,既有其特定的行色,又有其丰硕的内涵,三者结合形成了中国建筑的传统。
(4).重山林风水。
上述三个特点,仅指建筑物本身,未及其环境。若包容环境,中国建筑的传统性还有第四个特点——重山林风水。中国历代的职业风水先生,去除迷信成分,可称得上是选址专家。有山,易取其势,视野开阔,排水顺畅;有林,易取其物,苍柴丰盛,鸟鸣果香;有风,易得其动,空气清新,消暑灭病;有水,易得其利,鱼虾戏跃,鹅鸭成群。故此,若靠山面水,侧有良田沃土,阳光充沛,兼有舟楫之便,当然是公认得宜于人类生存得最佳选址。
中国传统建筑不仅重自然得山林风水,也重人工得山林风水,让人工得与自然得谐调,院内的与院外的衔接,造成“天上人间”之境,使人产生“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心旷神怡之感。
中国传统建筑的第四个特点,更加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思想恰恰与现代人“回归大自然”的欲望相吻合。可见,重山林风水的传统思想必将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得以发扬、发展,以创造优美的建筑环境,实现大自然的回归。
4.围院的平面空间。
从四合院住宅到万里长城虽然空间层次不同,但都属于一样的空间形态——即内向的外封闭的空间形态,共同体现或服务于一个社会系统。国,古为城的广称,即政治机构、军事实力及绝大部分的民众生息,都在一城之中。城外是自然广川,可以村居结庐,造别业,但它不是独立的。从东周起,一城一国或数城一国模式,一直到秦统一中国,仍以城池为“国”,数“国”合为大统一的国家。国中有家,故称国家。但家的空间模式与国相同,只是范围缩小了,可以这样说家是国的单元或细胞,或者说家是国的缩微,国是家的扩大。长城原为御敌戌疆而设,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城就好比“国”这个大空间的围墙。无论是历朝都城,宫廷、园林和寺、庙、祠、观,还是各地的民居及市肆都以这种围院空间布局为特点。
这种内向层次型的建筑空间模式,尤以传统园林为最。它不但是形式的,而且更是意境的。园林之中,四周有廊、亭、轩、厅等建筑或粉墙,院在内,以树木、假山、池水、墙垣或建筑分割空间。“庭院深深深几许”,令人心旷神怡。
5.轴线的空间设计。
中外建筑单体都讲究对称,但中国建筑、空间布局尤以轴线对称见长。这主要体现在受中国“周礼”思想影响较大的建筑体系当中。古代都城规划中,都以主宫殿位于中轴线上,以宫室为主体,次要建筑位于两侧,左右对称布局,“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如唐大都与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布局。
中国传统建筑这种空间的形成,有其主客观原因。客观上如自然的、地理的、生态的原因等,主观上如中国长期保持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和人文形态等原因。
五.结束语。
建筑文化的价值,就是建筑的社会文明价值,是建筑的格调和责任,是一个社会总的生活模式、生活水平和生活情趣的写照。建筑活动这一人类共有的活动,由于地域环境、人文因素、社会条件的影响,世界各地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具有地方的民族的特色建筑文化。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有着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一套完整的建筑体系和有着自己特色的建筑文化是勿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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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古代建筑论著及各类建筑著作中,民居建筑及聚落都不属于重点。并且由于西南地区距离汉文化的中心相对较远,所以在建筑文化方面相关的描述也比较少。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南地区地域文化研究,开始从民居研究,通过一段时期的摸索,西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的研究范畴才逐渐扩大,从简单的单体建筑研究逐渐向聚落、乡土建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
1文化学视域下的西南
西南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包含四川、广西及云南三省,从广义范畴来看,还包含贵州、及湖南、湖北的西部地区。而现代研究中,多数还是从广义范畴出发。四川广大地区及云贵高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发展,受长江流域、西北草原及黄河流域中游三大文化区的相互交融,各时期的民族融合等,造成了西南地区文化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及异质性的特点。而地区虽然从地缘关系上也属于西南,但由于的民族文化特质线性,族群单一,所以,不包含在西南地区内。所以,本研究中,对西南地区的定义主要包含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及重庆市
2西南地区建筑学的民居研究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相关学者对西南地区典型住宅开始研究,采用西方古典建筑学方法进行调研。刘敦桢在1941年在《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完成后,被普遍认为是西南民居甚至是中国民居研究的开始。而进入40年代后,刘志平在对四川、云南地区大量民居进行实际调查以后,著作《云南一颗印》,属于中国首篇民居建筑研究的学术论文,其后在1990年出版了《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是对民居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在全国建筑界内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进入80年代后,关于西南地区民居研究的发展速度较快:云南省设计院在1986年编写《云南民居》;朱良文等于1988年完成《云南白族民居》;启燊于1989年完成《四川藏族住宅》;陈谋德、王翠兰于1992年著作《云南民居续篇》;唐璞于1994年完成著作《山地住宅建筑》;四川省勘察设计协会、四川省建设委员会及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于1996年联合编写《四川民居》;季富政于2000年编写《中国羌族建筑》;孙大章于2004年作者《中国民居研究》;李先逵于2005年著作《干栏式苗居建筑》;罗德启于2008年著作《贵州民居》等。纵观20世纪30年代至今,关于西南地区民居建筑的专著较多,也反映出我国在民居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较为丰硕,大量西南地区民居建筑著作也为西南民居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所以在本研究中,也应用到这些基础性的资料。
3文化学影响下的西南民居研究
文化热思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在学术界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对于西南地区来说,从地理特征来看,其海拔自东向西逐渐升高。西南地区有诸多少数民族,是民族聚居区,在文化特征上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所以在我国民族文化研究中,西南地区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经过多年研究,西南地区文化研究从最开始的单一文化学研究,已经发展到现阶段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及文化生态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并且由以往各省份单独研究,转变为当前的大西南研究视角。所以,在西南建筑学研究中,也应该基于大西南的视角。在文化热思潮下,建筑学界也表现出了异常的敏感性。在文化热思潮下,西南文化研究热潮直接影响到居民建筑的研究:私心直于1992年编写《西南民族建筑研究》、杨大禹于1997年完成《云南少数民族住屋—形式与文化研究》、蒋高宸于1997年著作《云南民族住屋文化》等一大批著作完成,尽管这些著作都是从民族学角度对西南少数民族建筑进行相关的研究与讨论,但其还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研究的主线均为文化视角。
4从民居到聚落的地域建筑文化研究动因
民居建筑研究在文化热思潮的影响下,在民居文化纵深方向的研究已经很难满足探索的渴求,所以地域建筑文化逐渐从民居向聚落研究的角度发展。聚落是民居建筑的集合体,包含的文化信息更全面、复杂,数量更大。所以文化研究的内在动因方面,地域建筑从民居向聚落转变本身就属于一个动因。但是,如果仅仅依靠文化热,还无法实现研究方向的转变的全部动力,这其中也包含了建筑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聚居学导论》面世,对聚落的概念进行了阐述:聚落是乡村聚居类型中复合永久性聚居的方式。进入到90年代,人类环境科学的系统综合学科理念由吴良镛提出,其中指出了建筑概念从房子到聚落的延伸,在人居环境建筑理论中,聚落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除此以外,民居到聚落研究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还包含现代建筑设计实践,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其生活空间载体就是住宅,但是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所有的活动也并非全部在家庭中进行。家庭与社区的互动、人与人的交往,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社会属性。当代建筑在信息时代文化快速传播中也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建筑内部功能逐渐增多,空间也更加复杂,建筑体量呈现出庞大化。所以在对现代建筑研究中,不能以之前民居建筑视角来对待,因为聚落更加的复杂与综合,与现代建筑功能发展更加吻合。从相关统计来看,从1994年开始,关于聚落研究的报道以及关注度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这就表明了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聚落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方向。随着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现,以及研究的深度增加,西南聚落研究方法及理论不断深入,并且研究也向着新的切入点发展,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逐渐形成。并且在西南聚落研究中,也并非只局限于建筑学,其它学科也相互交叉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如历史学、社会学等对西南聚落都有影响。至此,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以聚落为当前研究的主要方向,在研究过程中,又结合了诸多学科,使研究的深度、广度等都不断拓展。
5结语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及经历多年的研究与探索,在西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从单体居民建筑向人居环境中的聚落研究发展,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多学科交叉影响的研究视野。但在实际研究中,还存在诸多研究角度比较孤立,片段性、分散型的研究结构表现相对突出;在聚落的研究方法及历史考证中,研究理论单一,在聚落课题研究中仍然占据着主流。对于西南各民族而言,其生活以聚落为外在表现,并且聚落中涵盖了诸多文化种类,由于文化元素比较多,在研究中极易出现混乱的现象。所以,建立一种系统的、整体的研究狂下,对各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清晰的梳理,并且使各文化与聚落之间的关系能够理清,这在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关键的。
作者:钟陈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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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锡栋,周俊.现代建筑的地域文化性实践———以象山商会大厦建筑设计为例[J].浙江建筑,2012,07(21):10~12+16.
中国北方的传统建筑和江南别致幽静的园林等古代建筑,都体现出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思想理念,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由此可知,从古至今坚持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目标。所以,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我们应把古代传统建筑作为现代建筑的基础与背景。在现代建筑中传承古建筑的工艺和精粹的同时,注入时代的元素和气息,让中古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文化在时代的进步中完美融合。
1 中国古建筑文化的发展过程
1.1 古建筑中的宫殿、寺庙、桥梁
从我国的建筑历史可知,古代建筑的定型时期,是从原始社会后期开始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从刚开始利用黄土、木架、草泥建筑简单的穴居和浅穴居,到商代利用夯土技术建筑宫室、宗庙和陵墓。到了西周以后出现了瓦,建筑技术又有所提高。秦汉至三国,我国的古建筑已步入了成熟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不仅修建了规模空前壮丽雄伟的阿房宫,还修建了西始临洮,东达辽东的万里长城。汉魏时期在建筑上开始吸收外来民族的文化,佛教建筑成了这一时期一大建筑特点,如北魏时建立的大同石窟寺,雕刻的样式和花纹都极具浓重的西域风情和印度情调。隋唐至辽,我国古建筑已发展到时期,隋朝时营建的长安城,开始将宫殿、衙门、寺庙、居民住宅和市场进行布局分置,对我国城市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另一个堪称世界桥梁史上首创的河北赵州桥,更是构思精巧。[1]唐时期因为大力宣扬佛道思想,因此寺庙、佛堂院落、道观遍布全国各地,最著名的有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之一的五台山佛光寺大雄殿。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古建筑的转变时期。例如,北宋时建的万安桥,采用的“筏形基础”,很好地解决了湖水冲刷的问题;金代建的卢沟桥,不仅是一座石砌连续圆拱的大桥,柱头雕刻的狮子更是生动活泼,姿态万千;元朝时闻名遐迩的白塔寺,在砖造的建筑上添加了彩色的玻璃砖瓦。明清是我国古建筑逐渐改变的一个时期,这时期最重要的建筑就属当今的北京故宫了。故宫宫殿繁多,每个宫殿又自成一体。
1.2 古建筑中的园林与民居
中国古建筑中的园林主要以崇尚自然山水为主题。西周时期的灵囿算是中国古建筑中最早的园林了。至春秋时期的姑苏台和梧桐园是江南园林的先风。汉代园林以塔和楼阁作为园林的远景,使之与园林的近景形成交相辉映、层次错落的鲜明对比,增添园林的美感。而到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因为佛教之风的大肆盛行,使得寺庙遍布于大江南北。所以,在寺庙兴盛的基础上带动了寺庙园林的发展与兴盛,如东晋高僧慧远大师在香炉山瀑布旁建园。唐以后是苑囿和私家园林的大力发展时期,尤其是北宋时期的私家园林十分兴盛。到明清两代时期,不论是私家园林还是皇家园林都达到了鼎盛时期,有名的皇家园林有明代建立的北京皇宫的西苑,清朝建立的三山五园,即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和万寿山的清漪园及圆明园和畅春园。私家园林的代表有上海的豫园、苏州的拙政园等。[2]这些园林成了中国建园艺术的杰出代表。
民居,是指中国各地的居住建筑,它属于建筑艺术史上出现最早、数量最多和分布最广的建筑。但由于我国各地不同的自然地貌和人文习俗,民居在我国古建筑艺术史上也展现出了精彩纷呈多样化的面貌。
例如,汉族地区的民居主要以中轴对称的方式布局为主,北京四合院是其典型代表。南方则以多楼房较紧凑的住宅为主,其典型的住宅以天井为中心,外部或圆形或方形,福建的永定土楼是其代表。而少数民族的居住楼也是非常多样化的,西北部的新疆维吾尔族多以平顶、土墙,建一至三层外带院落的楼房作为住宅;则以外部为石砌内里木构的碉楼为住宅;蒙古族是可移动的蒙古包;西南少数民族则是一木构的栏杆式楼房为多,其中以云南的竹楼最为特别,还有就土家族和苗族的吊脚楼;北方黄河中上游则是以窑洞为住宅。[3]
从中国建筑的文化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古建筑文化作为一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被流传至今,它所表现的是一种巨大而宏伟的空间文化形态。不论是雄伟壮丽的万里长城,恢宏璀璨的北京故宫,还是意境深远的江南园林,朴实平凡的居民建筑,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给人们以深刻的思考,诉说着属于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
2 中国古建筑文化如何立足于现代建筑文化
2.1 现代建筑中对古建筑文化的把握
我国的古建筑文化之所以能够保存延续下来,不仅经过了历史长河中时代变迁的考验,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考验。它是现代文化和未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在现代建筑中,对古建筑文化应进行传承和汲取并发扬,但在这个传承汲取的过程中应要有所把握,对古建筑文化的理解和运用,绝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形式上,不应一味地想着生搬硬套盲目复制,而是应该吸收古建筑文化中丰富的内涵。例如,让我们从永定土楼的建筑中,学习中国古建筑的包容、仁爱、和谐。从中国古建筑主要选用土、木为材料这一点,学习中国古建筑对土地森林大自然的依恋,理解那份对大地、对自然的一种血肉相连的真正依赖,在古建筑的传承和汲取中继续创造出了令人感动的东方文化。而从那些流传保存下来寺庙院落、道观,可以看出儒道释的思想对中国古建筑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2.2 将中国古建筑元素融入现代建筑中去
很多人认为现代是一个新的社会,应该有新的思想,新的表达形式,传统的东西已经成为过去式。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什么叫做传统文化?是具有重要价值,具有生命活力,历经历史风霜,积淀、保存、延续下来的文化才被称为传统文化。那么,古建筑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它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如果现代建筑摒弃这种传统文化底蕴,完全采用新世界的新潮流来创造,这样只会沦为这个世界中平淡无奇的一类。因为它将古建筑中的文化底蕴丢失了,没有了属于自己民族的特色和风采。所以,在现代建筑中应吸收中国古建筑的元素,将两者完美合理的融合起来,展现出古建筑与现代建筑文化风采和建筑风采。例如,建筑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将苏州的历史文化融入现代化的建筑设计中,使之成为一个新的标志性建筑。
3 结束语
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自然环境和气候都遭到破坏,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应寻求自然与人类,自然与建筑和谐发展的道路。我们既可以从传统的文化中汲取它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可以结合现代的环境、气候、人文风俗等特点,将古建筑的传统文化的内涵,添上新时代的特征,实现古文化与现代文化完美的融合统一。
参考文献:
长沙建筑文化遗产不仅历史悠久,类型丰富,而且保存较好,是城市文化的宝贵资源。在保护开发过程中,只有那些具有能表征长沙地域文化价值的建筑遗产,才符合城市文化保护开发的根本要求,才能保证城市文化延续、稳健的发展。因此,建立长沙建筑文化遗产价值评价体系,衡量和判断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就成为长沙文化特质保护与开发的前提条件。
1.长沙建筑文化价值概念及内涵
评价是对文化遗产价值认识的过程,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国内、外对遗产保护评价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形成了多维度的评价标准。以《威尼斯》、《塔吉尔》等核心的国际文献也都形成了一系列以文化遗产为对象的评价标准。从国内的研究看,文化遗产的评价主要以历史和其他方面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评价研究主要在建筑群、大遗址、历史地段、线性遗产、城市特色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村镇、工业旅游等评价中有所发展。本研究针对长沙地区的建筑文化遗产进行定性与定量评价,填补了长沙地区建筑文化遗产价值评价的的空白。
鉴于长沙地区建筑文化遗产的地域性和复杂性特征,考虑到城市文化特质的延续性和开发性,借鉴《威尼斯》、《塔吉尔》对建筑文化遗产的定义,将长沙建筑文化遗产定义为:地域性特征明显,且具有历史价值、社会文化价值、审美价值以及区位优势的建筑遗存。具体内涵如下。
1.1长沙建筑文化遗产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价值。长沙的城市建设长达两千余年,延续至今,主要经历了楚南军事重镇、西汉长沙王都、五代马楚国都、唐宋潭州治所、清中期湖南省会、清末开埠城市和民国湖南省会等多个历史阶段。期间,长沙的城市建筑跨过了封建时代的发展期、鼎盛期,经历了后内忧外患、血火交加、东学西渐的封建社会晚期,进入到坎坷曲折、艰难发展的民国时期。
在这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在长沙这片热土上,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涌现出许多的著名的历史人物,都在长沙的建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凝聚了长沙人民痛苦与自豪的记忆。清代修建的鲁班庙和万寿宫,规模宏大,建筑精美,代表了封建时代长沙民间建筑的最高水平。作为长沙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天心阁见证了长沙城市规模的不断变化和清末运动及的风起云涌。兴建于1913年的的湖南省咨政大楼、1917年的湘雅医院、1929年的国货陈列馆、1926年的中山纪念堂、1932年明德中学乐诚堂是开埠后民国时期长沙公共建筑风格东西融合的典范。可见,长沙的建筑文化遗产是历史文明的体现,是记录历史文化发展历程的物质载体。
1.2长沙建筑文化遗产具有厚重的社会文化价值。长沙的建筑文化遗产情系长沙人民的生活,是团结联系广大长沙人民的精神寄托。以民居、公馆、老街老巷、老井为例,它们记录了一辈又一辈长沙先民的悲欢离合,是长沙人对自己所处地域文化共同体验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城市中相当部分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基础。充分利用好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对长沙城市文化生活的传承,不但能增加老城区居民心理上的稳定感和认同感,同时也有助于城市社会文化的尊重和城市记忆的保留。
1.3长沙建筑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作为湖湘地区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中心,长沙拥有大量功能各异、规模不一、形态各式的建筑文化遗产。这些建筑体现了长沙地区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和审美需求,是建筑史、艺术史的实证材料。同时,从城市空间的整体布局到类别建筑物的集中,再到具体建筑物的艺术风格,无不体现了时代的风貌,并对城市景观和建筑环境产生了艺术作用。经过1938年的文夕大火和四次的破坏,一些建筑的残存和象征性的遗址,更因为其稀缺而增加了其本身的审美价值。
此外,长沙建筑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区位开发条件。长沙地处湖南中北部,资源独特,交通发达,区位优势明显,旅游与文化产业发展基础较好。这些优势都增加了长沙建筑文化保护开发的经济价值和城市品牌宣传价值。
2.长沙建筑文化价值评价体系
本项目依据全面性、重点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长沙建筑文化遗产的实际状况,应用层次分析法的原理,构建长沙建筑文化遗产价值评价体系如下。长沙建筑文化遗产价值体系共分为四个层次:最高层为目标层,即长沙建筑文化遗产价值评价。其下一层为综合评价层,包括建筑遗产价值和区位开发条件。第三层为项目评价层,是由第二层的各项指标下选择的若干因子组成。具体来讲,建筑遗产价值包括历史文化价值、社会文化价值和审美艺术价值三个子因子;区位开发条件包括市场条件、交通便捷性、周边环境与设施、与其他建筑文化遗产的互补与组合等多个因子。第四层是因子评价层,同样是在上一层指标下选择若干因子组成。按照次序联立总目标层、综合评价层、项目评价层和因子评价层,最终形成了长沙建筑文化价值评价体系。具体体系表如图1所示。
主要因子解释如表1所示。
基于各因子在构成总体价值方面所起到作用的大小,以及对于评价目标的重要程度,项目组采用德尔菲法的原理来计算价值评价指标的权重。共向湖南师大、湖南省社科院、湖南省博物馆有关专家发放问卷多份,经过3轮反馈后,专家意见基本达成一致。具体步骤如下:首先依据标度原则,将同等重要、稍微重要、明显重要、十分重要、极为重要分别赋值为,则表示介于以上每两个标度之间的值。然后通过因素比对,先比较三级指标,确定相对比例,后确定二级和四级指标,最后根据总权重相加等于1的原理进行权重分配。
3.评价过程
长沙典型的古代与近代建筑是历史过程中人类创造的产物,对其评价应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去认识,即用定性加定量评价的综合方法进行评价。具体方法是:根据评价因子影响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程度,把每个评价指标做模糊划分,并对每一个等级的赋以连续的实数区间表征指标分值的变化,然后由专家根据已有的评价等级标准和分值对建筑文化遗产打分评价。
3.1每位专家对建筑文化遗产价值的评价分值:V=Vi·Pi ,其中,V为某位专家对某类或某个建筑文化遗产的评价值,Vi为第个指标的得分值(0-10分),Pi为第个指标的权重,n为指标数。
3.2全体专家对某类或某个建筑文化遗产的评价汇总后,得到的最终评价值为:V=VJM其中,Vj为第j个专家的打分值,M为专家人数,V为专家对某类或某个建筑文化遗产的综合打分结果。
4. 结论
长沙建筑文化价值评价是一个体系性、关联性、交叉性极强的研究工作,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学研究方法等多方面的内容。研究城市建筑文化遗产评价的影响因子,比较其重要程度,挖掘文化特色,可为其他文化特质的评价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本论文是湖南师范大学校级青年课题“基于内容创生的文化产业发展历程研究”(编号:09XQN07)、湖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湘文化与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编号:10C0996)的主要成果。
参考文献:
[1]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2008年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国经贸导刊》2009年第8期.
[中图分类号]TU-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2-0046-01
居住是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之一。勤劳而勇敢的中国先民们在与大自然的不懈斗争中,从“穴居”“巢居”进步到“筑室”而居,出现了居住建筑。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其他方面的建筑也相继兴起。
中国的建筑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独立且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体系。历经时间与空间的冲击,它仍然保留着原有的本质。而更令人称奇的是:在这过程中,它不断地接受并吸收中国文化精华,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风向标。正如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老先生在他的《清式营造则例》中谈到:“中国的建筑直至成熟繁衍的后代,竟仍然保存着它固有的结构方法及布置规模,始终没有失掉它原有面目,形成了一个极特殊、极长寿、极体面的建筑体系。”
正是由于中国建筑体系的完整性,我们才能通过对中国古代建筑的解读,更深刻地去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
建筑作为一种语言,它诠释着社会文化和观念的形态。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生命、敬畏生命的民族,中华民族对于生命的延续和繁衍看得极重。随着野蛮原始充满血腥的部落时代的结束,封建儒家将“礼”作为社会准则的同时,仍然没有忘记对生命的渴望。一方面,儒家大肆鼓吹“饮食男女”是人之“大欲”“大恶”,惟有藏其心方可有“礼”。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由此可见,他们同样无法逃避对于生命的认识。
由此,中国古代的建筑除了完成主人的任务使命,它还深深地打上了生命的印记,它代表了对生命的渴望。
正是由于建筑没有客观永恒存在的必要,所以中国人没有像西方人一般发展出用石头兴建的建筑。中国人很讲究天人合一,因而建筑自然而然地就和人的寿命一样,它随着主人的生命节拍而存在。主人的起起落落就决定着建筑的生命,当主人处于人生的低谷时,建筑也就相对而言是寒舍、陋室,但当主人飞黄腾达时,建筑也就生机盎然。当主人撒手人寰之后,建筑也归于沉寂,终因岁月之磨蚀,无人照料而破败。因此,使用可以腐朽的木材要比使用不会腐朽的石头更加具有生命的意义,木材作为建材也就成为必然了。
提到建筑材料木头,就不能不联想到土。中国人历来讲建筑工程为土木工程。可见,土与木是中国古代建筑必不可少的建材。《尚书•洪范》中,箕子陈述上天赐给禹的“九畴”中,第一条便提到“五行”之说。中国古人形象地联想到:木,向上生长的树木,代表着生命,象征生气,以青龙为标志,方位为东。土,居中央,主方正。两者皆为吉象,并且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同样,古人认为石材只是地面下或脚下的建材,它暗示着死亡,因此墓室多用石材砌成。而且石材,其质地近金,有肃杀之气。即使是修筑城墙,中国人也大都不用石材,而是用夯土。所谓夯土建墙即指版筑夯土墙。它是我国最早使用的构筑城墙的方法,它是以木板作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实修筑成的。尽管后来也有用到石材,但那石材都是贴在夯土墙上。即所说的“砖包墙”。
生命的感觉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起永恒还要重要许多。除了在环境上感受到生气,在材料的使用上执着于木材之外,造型的生气也变得尤为重要。
那么,不用石材作建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太重,不够飘逸了。大多数中国古代建筑,东西多用实的山墙;南北多用虚的门窗,可以开启,让气流和光线畅通,符合人之所需。同时,在六朝之后,中国建筑产生了地面用短柱支撑,屋顶以曲线起翘,聪明地使建筑的重量感消失。这无疑是一种生韵的生动表现。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建筑是生命的建筑。建筑表述的是隐含着建筑者深层的观念形态,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的哲学和美学观念、文化的系统意义。
中国人在几千年不断磨合的时间里,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和人生观、文化和艺术观。并且,中国人从来没有放下过对天地自然的观察,因而形成了一套属于中国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在建筑上表现出来即为“人本的精神”。
何为“人本精神”?按照西方人的解释就是以人的本位来观察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在中国,中国古人们将其解释为人与空间的和谐,一切顺应自然,按自然的规律行事。
在建筑上面,无论是建筑布局还是建筑本身构成,它都与自然和谐统一。上天赋予人体的造型,基本上是对称的。因此在中国的古代个体建筑都是极其简单的长方形的匣子,都成“组”出现。四合院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最起码的建筑了。每一个组合都反映着天命的观念,都是一个小小的宇宙。
台湾著名建筑学家汉宝德老先生曾经在他的讲演稿中提到:“建筑是文化的上层建筑。建筑的每一现象都有文化的根基,这是毫无疑问的。”
的确,中国古代建筑由一张白纸被描绘得色彩斑斓,它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作用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建筑文化的现实意义将会愈加明显,它包罗万象,忠实地反映了中国延续千年的优秀文化。
【参考文献】
1传统民宅建筑中的伦理文化
建筑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它以“文化纪念碑”的形式成为文化的象征,记载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尤其是伦理文化的演变历程。没有哪个国家的建筑在功能认识和处理上能够具有像中国传统建筑那样强烈的伦理性。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建筑从来都不只是单纯为了居住、使用,而是秩序、权力、礼仪、道德的体现。
1.1天人合一的伦理观念
“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富康安逸。”无论在晋中,还是在皖南,传统村落大多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形成所谓“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格局。这些讲究对于村民的实际生活未必会起到多少实际的作用,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山环水绕、藏风聚气则是天地保佑的象征,同时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的建筑学意义就在于建筑物要适应当地的地理气候特点,顺应自然规律,从而实现“回归自然、回归环境、回归人性”的建筑设计思想。
1.2以“礼”为核心的伦理秩序、
古代宗法制度下,封建礼教伦理的教化功能实质上超过了建筑的实用价值,传统庭院式住宅严格的格局布置实为社会礼仪、等级秩序等礼制文化的深刻体现。以华北地区传统住宅建筑的典型北京四合院为例,主要建筑物如厅、堂、长辈住房等,排列于中心主轴线上,附属房则位居次轴,轴线上的房屋布局一般以“前公后私”、“前下后上”、“正高侧低”为原则,其方位设置并不是出于考虑朝向与通风,其用途安排也完全不必顾及动静、洁污、主辅分离的功能结构,甚至其名称也与实际的使用无关。一切秩序只恪守一个唯一的标准,那就是严格的伦理分区,其特点就是明确体现尊卑、长幼有序,男女、内外有别的人文伦理秩序。
1.3美轮美奂的伦理意境
中国传统的伦理与美学思想强调“形神兼备”、“气韵神动”,以“意境”作为各种艺术作品(包括民宅建筑作品)追求的目标。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构思,尤其注重将建筑的客观功能与人的审美心理相融合,借助建筑的形式畅神达意,抒怀。我国传统民居以其千姿百态的造型,意味深长的情境给人以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独特印象。她的魅力,既表现在个体外部形象的构造形式、也表现在变幻万千的整体组合气势,以及生动绚丽的色彩、装饰和细部构件的巧妙精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韵味的美学风格。
2缺失的又化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居住模式国际化已成潮流,世界各国以户为单元的普通住宅楼已无本质上的差异,仅是建造标准因经济状况而不同。又由于大部分住宅建设项目给出的设计条件大同小异,尤其是量大面广的多层和小高层住宅,有些设计者不作深入的项目研究,不去挖掘项目的特点,而是盲目地照抄照搬相似的工程设计,导致住宅千楼一面,缺乏个性和本土特点,失去了地域性的标志,失去了几千年来形成的地方建筑风格,也淡化了我国丰富多彩的建筑艺术。这其中西风盛行,尤其是中高层和高层住宅似乎非洋不可,甚至连名称都洋了起来,这在受外来建筑文化影响较深的城市尚有情可原,但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璀璨的历史名城却难以让人接受。还应该指出的是,一些项目的盲目抄袭不仅失去了应有的特色,也背离了建筑项目应有的内涵,更无建筑文.化可言。
由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矛盾,因而提出了如何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同现代建筑结合起来的课题。梁思成先生等老一辈建筑家将中国建筑史引向了系统的科学研究,但这个课题还不曾解决。经历了30年代的“中国固有形式”、50年代的“民族形式”和后来的“民族风格、地方特色、时代精神”等建筑文化的探索,其前景仍旧不明朗。而近来,住宅楼市强劲的欧陆风更是虎虎吹来,一时间,美式洋房、北欧风情、法式设计纷纷登场,大有席卷整个楼市之势。这使得复兴传统建筑文化的道路更加漫长而艰巨。建筑是属于社会的.属于人民大众的。因而,要建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建筑,需要建筑师、工程师、业主、开发商的共同努力和协调合作。梁思成先生曾对建筑系毕业生说过:“非得社会对于建筑和建筑师有了认识,建筑不会得到最高的发达。……如社会破除(对建筑的)误解,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建设,然后才能发挥你们的创造力。”
3传统伦理文化在当前住宅设计中的传承与创新
虽然将传统建筑文化与当前规模化生产的住宅相结合的理论还不充裕,但通过透析蕴含在传统民宅中的伦理功能,加之大量的创作实践,我们还是可以探索出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可供参考。
3.1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伦理观
像古村落这种山水田园般的人聚空间和生活场景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大大提升了人居环境的景观层次和生存品质,在今天,这仍然是都市人的理想王国。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这一观念已逐步被世界各国所接纳,并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住宅设计中,要体现可持续发展主题,就必须推行可持续传承的文化主题,绿色建筑、绿色文化、绿色思想等都是我们应积极思考的新课题。住宅不仅是生活中的购物大件,更是人类文化主题中极其重要的创造地及承载区,只有在挖掘先人文化瑰宝的同时,融入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主题思想,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是当前及未来住宅发展的新趋势。
比如.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尽量保持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尽量靠近生态公园、山坡,充分利用项目的地理优势及景观资源。为居住者打造一个自然、绿色、环保、生态的居住环境在建筑设计上将绿色引入庭院、引人住宅,比如将多层住宅的门厅扩大而布置成空中花园,把传统的庭院由室外地面移至室内和空中。不但可以很好地实现庭园绿化从室外到室内的延伸,还有利于客厅和餐厅通风换气、采光和降温等室内微气候的调节,改善了居室的居住环境或者将花草丛中带有微型水景的小品引入厅堂,既方便实用,给居住者带来了绿色,又经济实惠,避免了因制造庭园绿化而带来的建筑面积。
3.2以“礼”还“理”的伦理秩序
如果说尊卑有序、男女有别的伦理秩序是封建礼制的产物,是古代民居建筑布局设置的宗法体现,那么,在今天,传统的“礼”应顺应时代要求,剔除不合理的家族伦理观念,取而代之的应是以人文本、合理有序的“理”性秩序,变“礼”为“理”。在住宅建筑的格局、平面空间中,这个“理”字主要体现为——尺度要适当合理,功能分区要清晰合理,交通路线要便捷合理。
3.2.1尺度适当合理
住宅是居住休养生息的安乐窝,其尺度应小而宜人,富有人性化和亲和感,不宜尺度过大,尺度过大形成的大面积、大空间不仅加大各项开支,造成个人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也失去了家庭应有的温馨感。普通标准的家庭住房面积在120平方米左右.如设计合理就已很舒适了。住宅的进深与开间应根据住房面积的大小测算出最佳合理值:进深太大,内部空间采光通风条件差,进深太小出房率低,结构浪费,不宜保温隔热,室内空间也不好划分:开间以大为好,可灵活布置各功能空间,大的程度要符合结构上经济性的要求,开间过小室内空间窄长使用不便。各功能房间的面积分配要均衡合理:各功能空间除确保最低使用面积之外,还应使房间平面的长宽比例合理、房间形状方正,以方便使用。层高则应根据户均住宅面积和套内最大功能空间面积来确定。
3.2.2功能分区清晰合理
公共活动区、私密休息区、辅助区要分区清楚、位置得当,避免使用中的交叉干扰、视线干扰、噪音干扰、气味污染。要争取卧室、起居室、厨房和卫生间的“四明”,保持良好的采光和通风条件,保证住宅的卫生质量。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住宅功能空间将进一步细化。比如,随着家庭办公的出现,要求住宅中增加相应的工作室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丰富,专用的家务室已成必须随着社会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家庭中设置阳光室供老年人休闲已成时尚如此等等。
3.2.3交通路线便捷合理
合理地安排各功能空间的位置,可缩短户内的交通路线,减少交通所占的套内面积。交通路线的长短还与住宅的进深与开间的尺度比例有直接关系,当比例得当时交通路线最短。
3.3富有地域特色的伦理风格
中图分类号:E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总述
纵观历史,中外古代建筑普遍存在有明显的差异,不论是形体风格还是和谐审美上都表现出了各自独特的魅力。从目前的视野往前回顾,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建筑皆倾向于地面式的横向发展,表现为重重院落相套形成的巨大建筑群,给人一种宽广无限的感觉。而西方古建筑却都倾向于高度式的竖向发展,表现为体量叠加垂直向上的雄伟单体,给人一种挺拔向上的感觉。面对如此迥异的中西方古建筑形制表现,让我们对于建筑历史文化产生了深深的思考。
概括来讲,历来一个社会或者说一个时期的思想文化都与当时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密不可分,不论是饮食、医疗、服饰、教育还是我们本论文讲的建筑都为统治者们服务。中国古代帝王所居为皇宫,皇宫形制为院落式组合结构,各地民居也是“家国同构”,所建的住宅形制按故宫比例缩小;而在古西方,统治人民思想的是主流基督教文化,统治者非帝王而是教皇,故我们可以从高耸云天的教堂建筑窥见各式各类向上挺拔的西方其他建筑。
二、细述
中国向心式与西方外向式
中国古代建筑以群体组合为优势,其别擅长运用院落组合达到各类建筑的不同使用要求和精神目标,其建筑灵魂是庭院式中国古建群体布局。中国庭院建筑是由屋宇、围墙、走廊围合而成的内向性封闭空间,它能营造出宁静、安全、洁净的生活环境。受正统儒家观念的影响,中国人习于培养不骄不躁的谦虚品质,体现在建筑上,也可以深深的表现出来,不张扬、向心性的庭院或许还有接地气的平铺布局,表现出中国人的内敛性格。可以说,庭院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低位,也就是俗语所说“无庭不成居”。
与中国古建不同,西方古代建筑是呈现开放向高空发展的单体空间格局,采用体量向上和垂直叠加的创作手法,由巨大而富有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的整体布局。由于基督教义中倡导人人平等与西方传统观念中家庭观念的淡薄,所以西方建筑住宅其形制与中国传统庭院式建筑大大不同,没有围墙的实物压迫,没有家长等级的精神威慑,子孙非长辈的附庸,故其形制相比于中国平面布局也较平淡,只是更多的向天空中发展,形成傲然屹立与自然对立的鲜明特征。这与中国古建“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围合特性截然不同,不仅体现出西方人外向开朗的性格,也通常给居住其中的人一种明亮、通敞的感觉。
中国礼乐文化与西方酒神文化
(1)礼乐文化
中国《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中就点明了中国古建筑城市规划中的整体规划定制,即,表现出礼乐文化中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讲人治、讲究皇权至上、尊卑等级、人伦道德、主从关系、层次分明的社会秩序等字眼背后的独特文化意义。
北京故宫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代表性建筑之一,在利用建筑群来烘托皇帝崇高与神圣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主要是在1.6km的轴线上,利用长的、横的、方的不同形状的院落,与不同体型的建筑物相配合,构成连续的、对称的不同气氛的封闭空间。如图1及图2,自午门至神武门南北轴线严谨对称,层次脉络分明,体现封建统治阶级威慑森严的意图,强调了礼制文化的深刻含义。
图1 图2
老北京四合院,其形制如同皇宫,有“家国同构”的意味,也是以其院落组合形式体现封建礼制文化的代表。主要表现为以各个庭院为中心,进行大小、深浅的空间组合变化以形成整个建筑平面。通常一个老北京四合院是三进院落,而当一个院不够就在后面增加一个,要是大家族聚在一起,就主轴线上再旁边分出支轴线,以成为多组院落的并列组合。例如明清时浙江东阳县卢宅即有15公顷占地面积。如图3为正统老北京四合院建筑形制。
图3
整个四合院以垂花门为节点,由北至南,倒座房为仆役住房、贮藏等,北房为全院中心是家长所居处(据说未出嫁的女子也在此与父母同住),耳房也做储藏所用,东西厢房分为儿子所住,东厢为长子,西厢为次子,倒座属外院,通常为男仆等居住,为便于守门护院只用。整个四合院中轴对称,等级分明,秩序井然,宛如京城规制的缩影。
不管是皇宫还是民居,其建筑格局都是适应着国家政治、社会关系的秩序,都反应出中国古典建筑的等级观念、等级差别,是中国历史上君权胜神权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独特产物,由此,更深刻的显现出其区别于西方国家文化的独特礼制文化。
(2)酒神文化
如果要谈论西方的酒神文化就要追溯到古希腊文明时代,古希腊文明时代有两大精神文化,一个是阿波罗为形象的日神文化,一个是狄奥尼索斯为代表的酒神文化。这两大精神文化被认为是互补构成为西方文化,是从同一现实分裂出来的两种对立的宗教精神,前者被认为是精神的沉醉,后者则是梦的沉醉。而著名哲学大师尼采认为,在艺术创作中,酒神精神是本质创作的基本动力,而日神只不过是为酒神提供具体象形。早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就有了“大酒神节”,每年三月为表示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敬意,都要在雅典举行这项活动。在此活动中,人们打破一切禁忌,狂饮烂醉,追求一种解除个体化束缚、获得与世界本体的融合欢乐。作为艺术创作之一的建筑创作,其文化意义深深地反映出酒神文化的精神特质。
图4图5
图4为西方园林具象之绿化,不规则的几何图案,随意混乱排列,有序井然形成。图5我西方园林具象之水体,其气韵恢宏、灵动感较强,表现为奔放、热烈之势。这两幅图皆是重在表现所筑物在所处大环境中的奢华绮丽、夺目外露之感。
3、“天人合一”与“人定胜天”
中国古建筑构建最重要的理念之一便是“天人合一”的建构思想,在民间主要表现为风水思想的合理运用。下面将以民居中,“门”的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受风水学影响,老北京四合院的外门一般不开在中轴线上,而开在八卦方位的“巽”位上,即东南角的位置。据风水,巽为风,门开在此有助于藏风聚气,按老百姓的说法即可以开门讨平安、顺顺利利,即风水里的“坎宅巽位”。而对于门的设置,也就是说人们在进入大门后走入主人正房的行走路线的设置。通常进大门为一小天井,正对门楼设一影壁(按现在通俗的说法就是大门开进设一遮挡视线的墙以保证主人隐私不让一览无余),穿过隔墙上的门洞,才到轴线上的第一进院落。中国院门之所以如此设置是由于北方风水学的影响,此学说认为鬼(即煞气)走路不会拐弯,所以住宅进门通常为“之”字形路线。不管是怎样的趋吉避凶、祁穰求福,都是表现“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机人文观。
而西方却完全不是如此,西方基督教中的自由观念深入人心,教父通常都会教导教徒们勇于突破自我向上发展,表现在建筑上就形成了不同于我国倾向于地面形制变化的高体量形制。典型的我们可以看他们的哥特式教堂建筑,以德国的乌尔姆市教堂为例,它高达161米,建筑形制表现为强烈的向上动势。这种以高、直、尖和具有强烈向上动势为特征的造型风格是教会的弃绝尘寰的宗教思想的体现,同时也是城市的文化标志(表明在最黑暗的中世纪获得一点有限的自由)。巨大的空间尺度形成与不近人情的高耸入云建筑高度,都反映除了西方古建中非人性化,人与自然机械相处的环境生存观。
三、结论
在不断发展的现代化今天,建筑业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惊人变化,由此,作为业界有识之士务必做到“以史为鉴,方可知得失”。继承建筑传统,需从深层文化思想内涵入手,合理分析其表象诠释,再结合中西方建筑文化的融合与创新,最终将能够得出今后设计的指导内涵。
四、参考文献
1、黄浩.浅析中西方建筑文化差异,2011
2、黄国红.中西方城市空间特色比较.新建筑,1997
3、朱小雷.形式实验的追问――从中西文化比较视角看当代关注形式的建筑文化现象. 华中建筑,2000
4、俘裕哲.从东西方人聚环境理论的演进中谈建筑师创作思维的变化.建筑学报,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