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基础的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法律基础的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二、新时期医科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创新的有效措施

结合医科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目前的教学实际以及面临的挑战来看，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进行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

(一)多媒体教学软件的充分利用

医科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首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软件，对数字化的资源和信息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应用，丰富整个《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层次感，提升课堂张力，从多个角度刺激学生感官，激发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兴趣。在应用多媒体教学软件的过程中，应尽量简化其中涉及到的内容，摆脱传统的文字传递方式，强化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迁移能力，为枯燥的课程教学注入活力。其次，教师还可以根据课程时间的长短，合理的引入一些视频案例，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印象，提高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能力。

篇（2）

关键词：专有技术；秘密性；高风险性；后续开发成果；有限合伙

我国现行《公司法》和相关企业立法均允许出资人以专有技术作价出资。由于专有技术相对于其他资本的特有性质，从而不可避免地决定了其作为资本被运用于生产经营组织时将产生一系列特殊的法律问题。

一、专有技术的界定

专有技术一词来源于英文“know-how”，直译为中文的意思是“知道怎么干”。对于“know-how”的定义，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界定。在美国，“know-how”与“trade-secret”是同义语，在英国这两个词有一定的区别；德国学者认为“know-how”是未受法律保护的发明成果、制造方法、设计及其技术成果。由于对“know-how”的含义理解不同，我国对其翻译也不相同，有“技术秘密”、“技术诀窍”、“商业秘密”、“工商秘密”、“专有技术”、“非专利技术”等表述，还有的学者认为，以上各种译法都不能准确地表述“know-how”的确切含义，也不能与“know-how”的原有含义吻合，应该直接用“know-now”来表述这个概念，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使用“专有技术”这一概念是较为合理的。

在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对于专有技术的界定是较为模糊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准确界定专有技术与非专利技术之间的界限。其实，二者之间是存在细微差异的。专有技术又称技术秘密，是指不为公众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是商业秘密的组成部分。根据我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专有技术是指未予以公开的、未取得工业产权法律保护的制造某种产品或者应用某项工艺以及产品设计、工艺流程、配方、质量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非专利技术，简而言之，即为专利技术之外的一切技术，特指未申请专利或未被授予专利权或专利法不予保护的（违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的除外）所有技术成果。从以上定义可见，非专利技术之外延是大于专有技术的。非专利技术包含已公开的非专利技术和未公开的非专利技术两部分。未公开的非专利技术一般即指专有技术。而已公开的非专利技术即普通技术，是指已为公众所知悉或不必作过多花费即可获得和掌握的技术成果。这类技术成果本身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但由于其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公共知识而丧失了稀缺性，从而在出资这一特定事项上也就丧失了其作为资本的资格。因此，在其作为一种资本出资入股从而成为成立生产经营组织的物质基础时，专有技术只能是非专利技术中未公开的、处于秘密状态的、能投于产业应用且能产生积极价值的技术信息。

二、专有技术的法律特性

关于专有技术的特征，学者的看法是极不统一的。有学者认为专有技术具有秘密性、财产性、专有性三种特性(王玉杰，1996)，也有学者认为专有技术具有秘密性、新颖性、实用性和价值性四种特性（张玉瑞，1999），还有学者认为专有技术应具有秘密性、保密性、价值性、合法性、风险性、无期限性和可复制性等七种特性（吕鹤云 等，2000）。我们认为，以上学者所总结的专有技术的特征有些是其他无形资产也具有的，因而缺乏相应的代表性。

专有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其特殊性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秘密性。专有技术的秘密性包括客观秘密性和主观秘密性两方面。客观秘密性是指某种专有技术在实际上具备不被公众所知悉的状态或者公众具有认为如果不采取非法手段而以合法手段获取该专有技术是困难或昂贵的这样一种心理（张玉瑞，1999）。主观秘密性是指专有技术的权利人应在主观上有保密之意识并对专有技术在行动上采取了合理适当的保密措施。

（2）高风险性。相对于其他无形资产来说，专有技术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在实践中其所遭受的风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非法性风险。非法性风险主要是由于专有技术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人以非法手段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专有技术而产生的风险。另一类是合法性风险。合法性风险是由专有技术权的自然权利属性决定的。专有技术权在本质上属于自然权利的范畴，其取得与存在皆依自然事实之产生、变化为前提，不受法律的特殊保护。因此，专有技术权利人对专有技术所拥有的专有权不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对于他人通过独立开发、委托或合作开发，或通过合同的形式从其他合法权利人处受让，或通过反向工程和情报分析等合法手段获取同样的专有技术的情形，该专有技术权利人无权予以禁止。同时，以上通过合法手段获取相同专有技术之人也可以其所获得的专有技术向专利技术主管机关申请专利权，如果其获得专利权，按《专利法》的规定，原专有技术权利人或者只能在其原使用范围内使用该专有技术，或者根本就没有再使用权（国家知识产权局法条司，2001）。以上所述情况都构成了专有技术的合法性风险。专有技术的合法性风险是其区别于其他无形资产的重要特征。因为相对于其他无形资产来说，合法性风险由于其合法性，一般情况下其权利人对由其所产生的损害是无法通过其他救济手段挽回损失的。因此，专有技术在被作为一种资本使用时相对于其他无形资产而言具有较大的价值不确定性，所以具有高风险性。

三、专有技术出资的担保

专有技术出资的担保是指专有技术出资人对其投资入股的专有技术所作的特殊保证，它包括技术担保和权利担保。

专有技术的技术担保又包括状态担保和功效担保两部分。其中，状态担保是指出资人应当保证所出资的专有技术在出资前一直处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绝对秘密或仅在一定范围内被人知悉的相对秘密状态。这一担保是待成立的公司或企业的其他出资人接受该专有技术出资的前提。功效担保是指出资人应当保证所出资的专有技术具有应有的使用价值，能够产生投资各方所期待的价值效果。专有技术的权利担保是指专有技术出资人应当担保第三人不能就作为出资的专有技术基于共有权、独占或排他性的使用权或者法定的专有权（例如专利权）向待成立的公司或企业主张任何权利。

由于专有技术的高风险性和秘密性，与其他无形资产，尤其是专利技术相比，专有技术出资的担保在制度设计上也有其特殊性。从技术担保来看，专有技术的高风险性，尤其是其合法性风险往往使专有技术的价值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出资人对专有技术的状态担保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程度不高的可能性担保，这种秘密状态不确定性的直接后果将导致专有技术作为公司或企业凭借其获得超额垄断利润所应具备的功效有所减弱，其功效担保也受到了影响。从权利担保来说，专有技术的权利归属状态不可能像其他无形资产，尤其是专利技术、商标专有权那样可以在特定的公共机构进行查询，出资人对于专有技术的权利担保是一种可信度不确定的信用担保，一旦因此出现纠纷，则待成立的公司或企业以及其他出资人将遭受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出资人对专有技术的出资不能仅停留在程度不高的可能性和信用担保上，应当由本人或第三人根据专有技术出资作价的价值额的一定比例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进行担保，以此弥补专有技术秘密状态和权利归属的不确定性。

四、专有技术出资的价值确定

确定待出资的专有技术的价值是专有技术出资的必经程序，是认定出资人或股东权利的依据。专有技术由于属于无形资产的范畴，因而对其价值的确定必须进行评估以对其价值予以量化。目前，我国法律所规定的有关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主要有现行市价法、重置成本法和收益现值法。然而无论采取何种方法，我们认为，对于专有技术价值的确定而言，其最终的评估值主要是建立在以下三种基础价值之上的：（1）开发价值，是指专有技术权利人研究开发该技术成果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2）维护价值，也称为维护成本，特指专有技术权利人为维护专有技术的秘密状态而采取保密措施所支出的费用；（3）预期收益价值，是指专有技术在未来投入使用时所能够产生的收益价值。

同时，基于专有技术的特殊性，在对专有技术进行评估时，有必要考虑可能影响专有技术评估价值的以下几个因素：（1）专有技术的相对秘密性。由专有技术的合法风险性可知，专有技术的秘密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是任何人都不知道。这决定了其自身价值的垄断程度。专有技术知悉和使用的人越多，其可预期的超额垄断价值就越少，甚至有出现较大贬值的风险。因此，专有技术的相对秘密性是评估其价值时应特别考虑的一个因素（李玉香，2002）。（2）专有技术的先进性程度。专有技术的先进性程度是与该专有技术的垄断年限紧密相连的。一项专有技术的先进性程度越高，则其在秘密状态下被新的技术发展所替代的期限就越长，其权利人对该技术的垄断期限相应地也就越长，其价值也就越高。因此，在对专有技术进行价值评估时也应当考虑其先进性程度。

五、专有技术出资的风险承担

专有技术由于其特殊属性，在其作为一种资本使用时存在着较多的风险，具体包括技术突然贬值风险、被公开风险、高作价风险等（李春林，1999），有时甚至包括专利侵权风险。因此，在实践中，这些风险应由谁来承担以及如何承担等问题则成了专有技术出资过程中必须予以解决的法律问题。

依传统合同法理论，标的物的风险承担是指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后，尚未履行前，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而发生毁损、灭失时，应由谁来承担该风险的问题（徐杰、赵景文，2000）。对于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立法体例：一是认为标的物风险随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即谁是所有权人就由谁承担标的物的毁损灭失风险，《法国民法典》采用此立法原则；二是认为标的物风险随标的物的交付而转移，即交付前风险由卖方负担，交付后风险由买方负担，《德国民法典》采用此原则。我国合同法立法采用的是标的物交付风险转移原则。

然而，无论采取何种风险负担原则，专有技术出资毕竟是一种特殊的现物出资方式，而且投资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合同关系，因此，传统风险负担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专有技术出资。

首先，按照传统风险负担理论，由于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使标的物毁损、减值，以至无法给付时，即可免除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债权人亦无须对待给付。相对于专有技术出资来说，即出资人不必再承担交付专有技术的义务，待成立的公司或企业亦无对待给付股份之义务。这一理论对于一般合同关系而言有其合理性，对于专有技术出资而言，则有其不妥当之处。因为，专有技术出资人出资义务的免除，一方面会构成对信赖公司或企业章程的股份认购人或债权人信赖的出卖（志村治美，2001）；另一方面，也客观上导致了公司或企业资本的减少，从而违反了公司或法人型企业的资本充实原则。同时，由于在一般情况下专有技术出资对公司或企业之成立和存续具有至关重要性，一项专有技术的出资不能很有可能导致公司或企业的设立失败，对社会公共利益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针对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在专有技术交付前的风险承担上可作如下制度设计：（1）遭受价值损失的专有技术如仍具有一定价值且能够出资时，专有技术权利人应当继续履行出资，且承担相应的资本填充义务；（2）专有技术如因风险损失而无必要再出资且对公司或企业设立影响不大时，原技术出资人应当承担提供相对等价的资金以保障公司或企业章程所约定的资本额不变的责任，或者按照现行《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直接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3）专有技术如因遭受风险丧失价值而无出资之必要且由此导致公司或企业设立无必要即设立失败时，专有技术权利人应当与其他出资人按责任大小共同承担公司或企业设立失败的相应责任。

其次，按照传统风险负担理论，当专有技术权利人将该技术交付于待成立之公司或企业后，交付后的所有风险都应当由该公司或企业来承担。在此，这一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再一次凸显。因为相对于其他资本，诸如货币、实物、商标、专利技术来说，专有技术作为资本具有比它们更高的风险，特别是其合法性风险是无法进行补救的。因此，接受专有技术投资入股的公司或企业其资本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公司或企业的资本充实性经常受到威胁。有鉴于此，从公司或法人型企业资本充实和维护其他出资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专有技术出资人应当对技术交付后因该专有技术所产生的风险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这种责任不是无期限的。对此，有些国家的立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们将专有技术出资人在标的物交付后的风险承担责任限定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我国《深圳经济特区技术成果入股管理办法》对此也进行了有益尝试，该《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专有技术成果入股一年后，其使用价值减少或丧失的，相应股份不受影响。言外之意即为：出资人对出资后一年之内专有技术使用价值减少或者丧失的情况是要承担责任的。

六、专有技术出资后相关技术后续开发成果的归属及使用

专有技术的后续开发（Followupimprovement）是指在某专有技术基础上对原有技术作了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的改进。关于后续开发技术成果的归属问题，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五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按照互利的原则，在技术转让合同中约定实施专利、使用技术秘密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的分享办法。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时，一方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其他各方无权分享。这一规定在理论与实践中已被作为处理后续开发技术成果归属与使用问题的一项原则性。应当肯定的是，该规定中优先尊重当事人在技术转让合同中对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归属与使用的约定在专有技术后续开发改进成果的归属与使用问题上是同样可以适用的，但在各出资人对专有技术后续开发改进成果的归属与使用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时笼统地将后续开发改进成果归属于开发改进方是值得探讨的。

我们认为，专有技术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的归属与使用应当按照技术出资方与受让方在出资关系中的不同角色或身份来进行确定。

首先，当专有技术的后续开发改进方是受让该技术的公司或企业时，则应根据该公司或企业对专有技术所享有的权利属性来分析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的归属与使用。（1）如果出资合同约定以专有技术的所有权出资，则该公司或企业不但对该专有技术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同时也对该技术之后续开发改进成果享有完整的所有权，原出资人不享有任何权利。（2）如果出资合同约定以专有技术的使用权出资时，则受让该技术的公司或企业对该专有技术只享有使用权，但依传统法理，由于其为专有技术的后续开发改进方，因此对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享有所有权。既然享有所有权，就应该可以使用。但此处的所有权又不是一般的完整的所有权，是有一定限制的，因为此处的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是在原专有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而后续开发成果所有人对原专有技术又不享有所有权。因此，在许可使用出资协议所约定的期限内该公司或企业使用后续改进技术并不侵犯原专有技术出资人的任何权利，但在该协议所约定的期限之后再继续使用该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则必然会侵犯原专有技术出资人的相关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专有技术出资人同意该公司或企业继续使用原专有技术则一般不会出现纠纷，而在其不同意的情况下，由于专有技术的后续改进技术成果与原专有技术具有一定的技术承接性，因此，后续开发改进之公司或企业可以比照《专利法》第五十条有关从属专利的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实施前一专有技术的强制许可（刘洪，2000）。

其次，当专有技术后续开发改进成果人为原非专利出资人时，也应根据该出资人在该公司或企业中的具体身份来分析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的归属和使用。（1）如果原专有技术出资人在作为出资人时同时是该公司或企业之雇员，且专有技术的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属于其职务性开发和改进时，按照传统法理，该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的权利人为受让该技术的公司或企业。此时，该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的归属和使用应以该公司或企业对原专有技术拥有权利的属性的不同依照前述方法来确定。（2）如果专有技术出资人为该公司或企业之雇员，但该专有技术的开发改进不属于其职务性成果时，或者该出资人不是公司或企业的雇员，而仅为该公司或企业的股东或出资人时，该出资人对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享有所有权。此时，考虑到专有技术的秘密性，受让原专有技术的公司或企业应当且有必要获得该后续改进开发技术成果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对此，该公司或企业可以通过与原出资人达成新的有关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出资协议，通过增加原出资人的出资资本额来解决此问题。

七、专有技术出资与企业组织形态的法律选择

由于专有技术的秘密性和高风险性而使得出资人之间的信用关系及其程度成为维持企业存在和保障专有技术顺利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因而具有专有技术资本的企业特别是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企业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人合性，这种人合性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决定的：（1）企业为了维护专有技术的秘密性首要地就是要保证专有技术出资人与其他出资人之间的良好信用关系，保证各出资人不得随意转让出资，不得随意退出出资关系。如若不能，则公司或企业必须与出资人特别是专有技术出资人达成保守技术秘密的协议，但这会加重企业的谈判成本，特别是秘密状态的维护成本。（2）专有技术在其投产、使用、创利过程中必然涉及到诸如人员培训、技术指导和技术改进等问题，且这些问题在专有技术使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专有技术出资人作为该技术的研发人对于企业的存续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实践中，专有技术出资人通常兼有企业的出资人和雇员两种身份。

在各种企业法律形态中，独资企业虽然不能谈及人合性问题，但由于独资企业之业主对企业之事务具有绝对的控制与支配权，其他企业形态的人合性在这种企业形态中变成了人的信用的集中性，这种绝对的控制与支配权有利于业主有效地维护专有技术的秘密状态，并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专有技术的非法风险。因此，单从维护专有技术的秘密性和防范风险角度来看，独资企业是专有技术出资所能采取的最好的企业组织形式。

与独资企业相比，合伙企业在利用专有技术资本上更具优势。合伙企业是典型的人合型企业，一般分为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两种形式。普通合伙企业在众多方面具有与独资企业相同的法律特性，但由于普通合伙企业的出资人为两人或两人以上，因而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有利于弥补独资企业资本筹集困难和风险承担过于集中的缺点。一般地，有限合伙企业更有利于专有技术的投资。由于这种企业组织形态在使用技术资本中贯穿着“非技术出资人出资不管事承担有限责任，技术出资人出资又管事承担无限责任”的原则，专有技术作为一种资本与有限合伙企业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态的结合将产生以下两方面的独有价值：一方面，由于其他出资人出资不“管事”，技术出资人出资又“管事”，专有技术出资人对于专有技术实质上享有完全或相对完全的支配和控制权，这种支配权和控制权一点也不亚于专有技术运用于独资企业所产生的功效；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出资人对企业之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技术出资人承担无限责任，这种责任体系的架构有利于弥补专有技术资本的高风险性所带来的价值不确定性，从而起到了平衡专有技术出资人与其他出资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作用。因而，我们可以说有限合伙企业在企业事权上的“管事”与“不管事”的明确划分和在出资人责任形态上的“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的区别对待，恰如其分地适合和弥补了专有技术资本的秘密性和高风险性，专有技术作为特殊资本与有限合伙企业的灵活组织形式的结合使得有限合伙企业在实践中成为了专有技术投资的最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之一。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由于股东对其股份的转让受到严格限制，且其股份的筹集具有较大的封闭性，因而可以说其是具有一定程度的人合性的。依传统公司法理论，专有技术出资利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相对于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有限责任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且其出资人包括专有技术出资人对公司之债务仅以其所出资之额度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而这种有限责任相对于专有技术的高风险性来说是与技术出资人的责任形式不相匹配的。因而在实践中，专有技术出资人在出资时除以技术出资外，还须交纳一定的担保金，以对专有技术的各种风险承担有限担保责任。

参考文献：

国家知识产权局法条司.2001.新专利法详解［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362-364.

李春林. 1999.技术出资特殊风险及其法律防范［J］. 国际贸易问题(2).

李玉香.2002.现代企业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法律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16.

刘洪. 2000. 专有技术后续改进初论［J］. 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3).

吕鹤云等. 2000.商业秘密法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43-46.

王玉杰. 1996.论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J］. 法学评论(4).

篇（3）

（一）自评互评有助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但对“基础”课程改进教学方式存在憧憬与期待。“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作为试点班级的任课教师，您认为本次改革试点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有推动作用吗？如果有，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一问题时，有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持肯定态度，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拟定和设计对于提升“基础”课程课堂教学质量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而且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以及遵守校院规章制度等。除此之外，依托自评互评，能够有效推动“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有针对性地结合行课学生客观实际和学院人才培养方案来设计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进而使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均取得较大改善。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习惯于按照教材章、节、目内容进行循规蹈矩的逐条讲解，我们认为这种按照教材篇章顺序进行传统讲授的教学方式略显僵化、生硬，明显与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改革导向不符，它不能够解决教学知识要点多、教学计划课时少、教学内容简单重复、教学效果质量差等突出问题。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13位任课教师对“基础”课程改进现有教学方式、方法存在憧憬与期待。

（二）自评互评有助于测评学生基本素质

但对“基础”课程现行考核方式存在抱怨与不满。“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您认为本次试点改革中有哪些值得肯定或不足的地方？”这一问题时，10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体现了测评公正、机会平等、团结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和基本要求，有助于当代大学生认知、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初步做到了综合测评学生的课程理论知识习得与理论素养、思想道德素质、法律素质。但是，有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对个别学院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管理过程的松散化和随意性、成绩测评的简单化和趋同性等问题存在不满情绪，对校、院关于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所配套进行的课程平时成绩改革导致课程平时考核繁琐化、量化课程作业导致作业质量贬值化等问题存在抵触情绪。调研发现，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通过相关政策来规范自评互评管理，强化平时课程考核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何使“基础”课程考核方式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使刚性约束与柔性管理相结合，在克服以往考核方式存在“重智轻德”、“高分低能”等弊端的基础上，真正达到“释压减负”、“知行合一”，既取得教学质的提高也获得考核量的平衡还迫切需要全面的统筹规划。

（三）自评互评有助于“两支队伍”融合

但对构建稳定、持久的长效机制存在疑问与忧虑。“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您认为怎样能更好地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和学工队伍的融合？”这一问题时，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使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与学工队伍长期存在的“人为分裂”或“二元对立”等错误思想倾向有所遏制，有利于“两支队伍”的亲密合作。依托自评互评，“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主动与任课学院学工部门负责人联系，全面了解对口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熟悉行课学生专业的发展前景和毕业的就业现状；同时，学工部门负责人（辅导员、班主任、副书记、书记）率队深入课堂随机听课，既了解任课教师的授课特点，观察行课学生的学习状态，也使没有上过“基础”课的学工部门教师较好地熟悉“基础”课程教材内容。通过课前交流、课后反馈，任课教师和学工部门负责人建立了较之以往更为宽泛的接触和更为紧密的联系，使“两支队伍”能够群策群力、协同分析本院学生在课程学习和日常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是，一套稳定、持久的长效机制并没有构建起来，“两支队伍”融合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二、调查现状分析

当前，我校“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现状呈现出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是，成绩与问题依然并存。我们既要清晰看到“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对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明确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推动作用，对促使校、院人才培养体系科学化、完整化的助推作用，也要深刻认识“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其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问题。结合调研情况，我们认为只有选择正视现存问题，善于在不断试错中校正偏差，辩证、客观、公正地看待“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现状，才是推进我校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基础”课程教学改革、考核方式改革的必由之路。

（一）自评互评意义尚需突出强调

“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考，而是多侧面、多视角地考量每个学生的教育自主性、参与自觉性、表达自如性，甚至管理自治性。它既是一次常规的课堂教学，又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课程学习；它既是一次规范的过程考核，又是一次与众不同的随堂考试。因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包括班主任、辅导员、副书记等学工系统负责人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提高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的比重和分量，提升学生对“基础”课程的心理认知和情感认同，真正让当代大学生做到自我教育的主动性与课程考核严肃性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在愉悦接纳“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过程中，达到受教育、长才干，锻炼自我、完善自我的作用。

（二）自评互评指标尚需删繁就简

在具体实施自评互评考核过程中，学院制定了涵盖明德与守法两大汇报板块的学生课外思想道德培养与综合表现评价体系，要求学生必须在不低于5分钟的时间段内至少汇报6方面内容：（1）在成都大学的自我定位与本期发展情况；（2）人生理想及自我实现的准备；（3）身心和谐发展情况；（4）学习目标与达成情况；（5）日常生活道德践行情况；（6）个人法治、规则意识及遵守情况。它内在地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概括能力和良好的表达能力，旨在促使学生较为全面地去反思自我、认知自己。然而，不少班级学生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根本来不及汇报完上述内容，这就带来了汇报者汇报时蜻蜓点水、草率应付，点评者打分时无从下手、盲目给分的问题。我们认为学院还迫切需要根据具体院情进一步整合测评体系中的指标内容和具体维度，以利于学生汇报时特色鲜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学生点评时有的放矢、切中要害、评分客观。

（三）自评互评过程尚需规范管理

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学生参与“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态度是积极的，考前准备也是认真、充分的。但是，教师们认为学生在参与自评互评考核过程中仍旧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一些学生在自评汇报时嬉笑怒骂、嬉皮笑脸，主题不明确，重点不突出，观点不集中，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较多；一些互评学生在听讲时心不在焉、心神不定，有的环顾左右而言它，有的充耳不闻，甚至有个别学生耍手机、看小说、睡觉等。还有一些学生在提问时乐于提一些与测评内容无关的哗众取宠话题，甚至说一些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激进言语，还有个别学生在自己汇报完以后对其他同学汇报不上心，存在故意迟到甚至旷课缺席现象。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规范自评互评考核过程，形成一套严格管理和严肃纪律的自评互评考评制度，营造一种相对严肃、紧张、活泼的测评氛围。

（四）自评互评配套尚需丰富完善

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现行做法具有率先垂范的作用。但是，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强烈呼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够解决学生成长成才中的所有问题，“基础”课程不能包打天下。同时，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介入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功能和价值同样不能无限拔高，仅仅依托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来深化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还是势单力薄的。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在课程平时考核方面，要适度增加一些小测验，以重点考核学生对重大现实问题、敏感问题或者热点问题的分析和认识能力；在随堂考试方面，要尽可能地设置一些开放式的、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回答的问题；另外还需要配套进行“基础”课程网络化教辅、计算机考试等措施来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三、对策与措施建议

基于调研情况分析，上述问题的形成既有远因又有近因，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总结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点：一是“基础”课程任课教师队伍的内涵建设力度不够导致了课程的含金量不高；二是“基础”课程教学方式的创新性不强导致了课程的吸引力不强；三是“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约束性不硬导致了课程的严肃性不够。基于此，我们认为“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统筹兼顾，以利于推进“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的科学化发展：

（一）培养专家型人师

古语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要在自身专业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等内涵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要打造一支自身素质硬、理论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高素质、高学历、高职称专家型“基础”课程任课教师队伍。那么，如何把现有的“基础”课程“经师”培养成专家型“人师”呢？我们认为校、院有关部门除了加大力度外部引进优秀人才以外，更要注重内部培养，加大师资培训支持力度。要给予“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更多的课程观摩、学术交流、社会实践、参观考察的机会，定期组织省内外思想政治教育同行开展以交流经验为主的教学研讨，定期组织“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参加新课程标准、新修订教材、新媒体技术等方面的培训。同时，“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还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当代大学生的专业知识、个性特点、价值取向……以利于“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更新现有知识结构，掌握先进教学手段，夯实专业技能基础，完善教师道德人格，进而有效驾驭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改革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要求。

（二）倡导网络化教辅

古语说：“凡益之道，与时皆行。”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要善于做与时俱进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因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单纯以课堂讲授为主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普遍满意度较低，更是不满足于网络教学资源的匮乏，他们大都欢迎课堂讨论、分组讨论、小组辩论、网络教辅等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主体”教学形式。鉴于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方面虽然进行了不懈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网络缺失的教学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取得理想的预期教学效果。我们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面对当代“90后”大学生“无时不网、无处不网”的现实状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因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不仅要在常规授课方面下功夫，广泛开展专题教学、案例教学、视频教学等，还要充分利用好网络教学平台等新媒体，主动走进学生的网络生活，借助网络化教辅扩展自评互评的边界和功能。

篇（4）

（一）教学内容的单一性。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是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教材，是在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上的一门重点难点课程。以往的思想道德教育在教学内容上都是局限于道德领域上的灌输，课程的教学模式也是采取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使得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脱离了实际，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中没有没有显示的依托是脱离实践的教育，使得学生们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不懂得学与致用，造成学生道德观念的模糊性，不能及时对道德现象进行及时的判断，从而到学生们会表现出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因此在以往教学内容上更加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建立、健全与当代大学生实际身心相结合的教学内容，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成果性。

（二）专题教学不突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是围绕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进行的教学活动，对大学生人生观的培养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目前许多高校的思想道德以法律修养这门课程专题教育不突出，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教学理念模糊，对培养大学生的正确的人生观存在一定的难点。

二、完善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的途径

（一）教学内容因与时俱进。高校思想政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内容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教学内容，达到教学内容与时代进步相统一，现有的的教学内容大多是理论教学的知识，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比较缺乏，学生的积极性比较散漫，课堂上学习的效果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中，要把社会的热点问题融入到课程中，针对社会的的热点难点进行详细的讨论和分析，引导大学生学会分析社会存在的问题。教学内容可以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入其中，让大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同时也要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一直是热门的课题，随着社会经济的速发展，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逐步的凸显，在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过程

（二）优化教学手段。在科技快速的发展过程中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应该运用高科技手段，互联网技术结合课本的相关知识收集相关的视频、图片等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形成一定的政治观，建立起鲜明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情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掌握基本知识，让学生学活，用活的理论知识应用大众媒体中，提高学生的内容学习的信息量，促进学生的思想健康教育。传统的教学手段，课堂上单向给学生灌输知识，学生被动的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学生没能形成很好教学实践效果。改变教学手段，使学生达成相应的教学目标，要让学生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能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

（三）提高教师技能。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是人与人的交流的工作，而不是机械交流，没有感情的教育是无法让人信服的。针对学生存在的实际问题要进行解释根据学生的特点去解决学生实际存在的问题。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课程，对教师的教学技能要求很高，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就是提高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方式方法。教师要借鉴国外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成果的经验，根据学生的实践情况，确定教学目标，积极的引导学生投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

篇（5）

一、 沉船沉物应急打捞清除的概述

根据沉船沉物对航行安全和海洋环境构成的危害的程度不同，沉船沉物的强制打捞包括行政相对人必须在主管机关规定期限内打捞清除和主管机关在紧急情况下直接采取的打捞清除措施。前者为主管机关通过行政命令对船舶所有人设定沉船沉物的打捞清除义务，要求行政相对人在主管机关规定的期限内履行打捞清除义务，如果行政相对拒绝履行或在规定的时间内没履行这样的义务，主管机关将采取行政强制执行；后着，则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海事行政主管机关直接由其自身或者委托有关的打捞机构对沉船沉物的打捞清除措施。①

《海上交通安全法》40条规定："对影响安全航行、航道整治以及有潜在爆炸危险的沉没物、漂流物，其所有人、经营人应当在主管机关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否则，主管机关有权采取措施强制打捞清除，其全部费用由沉物、漂流物之所有人、经营人承担。"《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36条也作出了类似《海上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从以上两个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国内立法中对沉船沉物的打捞有两种，即限期打捞和强制打捞。限期打捞是主管机关规定责任人在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影响安全航行、航道整治以及其他危险的沉船沉物。强制打捞是责任人未能在限定的期限内进行打捞清除，主管机关采取措施进行作业。一般而言，主管机关即海事局委托打捞公司进行打捞，在行政法上视为代履，产生的费用一般有责任人承担。强制打捞是以限期打捞为前提的。但是，如果沉船沉物严重影响海上公共安全，需要立即进行打捞，限期打捞势必不能立即清除，此时强制打捞也无法进行。

二、沉船沉物打捞清除的依据

行政法具有三个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和行政应急性原则。以下来探讨下沉船沉物应急打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需求。

（一）沉船沉物应急打捞的理论基础

行政应急性原则在上世纪80年代末被一些学者明确提出，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行政应急性原则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2003年的"非典"危机又让人们重新讨论起这个话题。关于行政应急性原则，就笔者的阅读范围看，最早论及此原则的是龚祥瑞先生《行政应变性原则》一文，至少应变性包含了应急性。②

行政应急性原则是现代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指在某些特殊的紧急情况下，出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没有法律依据的或与法律相抵触的措施。应急性原则是合法性原则的例外，但是应急性原则并非排斥任何的法律控制。从广义上讲，行政应急性原则是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中的非常原则。如果沉船沉物现实的危险状态不允许海事行政机构作出强制打来清除决定后实施，可以采取应急（及时）的沉船沉物强制打捞清除措施。

（二）沉船沉物应急打捞的实践价值

上海打捞局黄浦江抢捞"银锄"轮事件，是我国应急打捞的成功例子。在诸多水域的沉船沉物在严重影响航道安全、人命、环境等，行政主管机关就应当采取应急打捞清除措施，解除障碍和危险。

三、应急打捞清除的义务主体

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应急打捞实则是一种紧急的强制打捞，即体现时间的紧迫性。笔者认为沉船沉物应急打捞清除的责任主体与其强制打捞相比，还包括海事行政主管机关。在各国立法中，对沉船沉物打捞清除责任主体普遍确定为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残骸清除公约》确定船舶所有人是残骸清除的责任主体，其引入了"登记所有人"和"船舶经营人"的概念。

（一）船舶所有人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和不同的国际公约对船舶所有人的定义不完全相同，对船舶所有人的概念作出不同解释的情况时有发生。③本文采用1992CLC的定义："船舶所有人"是指登记为船舶所有人的人，如果没有这种登记，则是指拥有该船的人；但如船舶为国家所有，而由在该国登记为船舶经营人的公司所经营，船舶所有人是指这种公司。

（二）船舶经营人

船舶经营人是一个非常不清晰的概念，国际上没有统一的定论。本文采用我国一位学者的观点：船舶经营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船舶经营人是指本身不拥有船舶，但接受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出租人的委托，为他人经营船舶的人；广义上的船舶经营人是之任何经营船舶的人，从而包括三种人，即，经营自有船舶的船舶所有人，光船租赁并加以经营的人，以及接受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出租人的委托而为他人经营船舶的人；广义上的船舶经营人是国内外航运法规制的主要主体。④

（三）海事行政主管部门

沉船沉物应急打捞清除的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包括海事局、打捞机关等，在海事行政主管机关与打捞清除义务主体之间，首先体现一种行政法律关系，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是为了公共安全履行职责而采取的措施，最终是由责任人承担，其行为可以看成是代沉船沉物应急打捞的义务主体履行，也符合《行政法》上的代为履行。

四、应急打捞清除的费用

《残骸清除公约》采用的是严格责任原则，即不论船舶所有人对海上事故是否有过失，除法定的免责事由外，均应承担打捞清除费用。针对即时性强制打捞清除的情况，如前所述，在强制执行中产生的打捞清除费用在性质上属于代履行费用。鉴于我国对应急打捞没有明确的制度，对于应急打捞清除的费用也不能明确归属，给实践中带来了一定的混乱，影响了沉船沉物的应急打捞工作进行。

1、从拍卖打捞清除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

虽然沉船为原船舶所有人的财产，但在海事行政主管部门采取应急打捞后不及时履行支付义务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自然有权依法拍卖所打捞起来的沉船，并从拍卖价款中受偿打捞清除的费用。沉物在货物所有人不主张货物所有权时不承担打捞清除费用，但在其主张沉物所有权时，应当基于无因管理之债分摊打捞清除的费用。

2、强制保险制度

借鉴1969年CLC中有关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规定其优点有：其直诉制度能够及时保证应急费用能够得到补偿，可以促使船舶所有人防损。但其存在许多局限性：这种制度需要国际上的普遍接受，其必然会遭到航运公会的反对，未能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只解决事后补偿问题，无法解决资金事前垫付将加重主管机关的负担。

3、应急打捞清除基金制度

通过一定的途径，募集一定数额的基金款项，建立支付相应海事应急行动费用的基金，在通过必要的法律手段仍然不能从责任人处追偿到海事应急行动费用时，由基金支付。一个国家可以实施，基本不受国际立法的影响；可以通过有关主管机关在征收船舶港务费的同时征收，或者加在港务费中征收，不会加重有关主管机关的负担；主管机关在当事船舶未缴清全部费用时可以依法留置该船舶。其也存在重要的问题，如无法解决过境船舶的应急打捞费用，基金补偿或赔偿存在最高额可能使其费用无法的到全额补偿。

五、总结

沉船沉物应急打捞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虽然在我国海事航运中没有确立这个制度，从上面的介绍可得出：沉船沉物应急打捞制度一旦确立，则会对打捞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促进航运业的发展。

本文探讨应急打捞费用建立基金制度和保险制度，是分别参照油污责任事故制度和相关保险制度得出的结论，仅在理论上考虑，实践中有待考证。

注释：

①司玉琢，李志文：《中国海商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515页。

篇（6）

2．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运用不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是一门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涵盖内容丰富，可以运用的教育教学方法多样，但是精品课程的建设中，明显感觉，教师对网络等新的教学资源运用不够，通达式教学、情景式教学、探究式教学等教学模式运用较少。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高校推广不够，另一方面是教师的问题。有的教师单纯的接受教学方法，教学思路理解不够，难以掌握精品课程的精髓。有的教师对先进的教学仪器、教学方法，掌握不了，或不屑于掌握，影响了精品课程的推广。

3．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后的持续改进不足。目前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的教学中，发现一些申报成功的课程，过了三年五年还是申报成功时的状态，教学内容方法，没有丝毫改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频繁更新，各种新技术更是日新月异，一些新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已经走进了高校的课堂。有些地方精品课程更新不及时已经失去了“精品课程”的意义。

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中教师学术交流探讨不足。对一件事物的看法，可能百人有百样，更何况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内容比较多，单单依靠教师通过自身努力在教学思路、教学方法等方面达到百分百的掌握，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现实工作中，精品课程学习培训少，交流沟通少，主要依靠教师自己掌握，自己学习消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精品课程的建设效果。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中的一点建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是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突出教学特色，是集科学性、先进性、教育性、整体性、有效性于一身的主干课程，精品课程的建设意义重大。我认为要建设好，就要做好以下几点:

1．科学有效规划，严格全程监管。精品课程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课程在建立之初就要从学科、学校的实际出发做好长期规划，注重实际效果、实际运用，以提高教学质量作为根本目标。在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后也要适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推广规划，使精品课程成为真正的精品，使更多高校大学生收益。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只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开始，而不是终结。精品课程建设政府部门要有规划、有目标，适时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学校在精品课程建设上要有计划、有步骤、有主管部门、有责任人，能够合理有效持续建设。精品课程建设要建立政府部门监督检查，学校自查，学生评定的有效动态管理机制。政府、高校要形成精品课程建设的全程监管和服务体系。

2．加强学习沟通，建设好教师队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是涉及思想道德、心灵深处问题的课程，内容涵盖广、意义深，不单纯是知识性的教学。教师要想将精品课程传授好、表达清，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地汲取好的教学方法、思路。在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学校、政府要提供一个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政府组织精品课程院校特别是国家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团队到各高校开展培训，组织各高校到精品课程院校学习。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技术交流活动，为教师提供学习提高的机会。另一方面，要在教师队伍中开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学习培训。学习是提高知识和教学能力最有效的手段。学习培训可以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教师要努力掌握新的学术信息，自觉的将学术研究新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拓宽教学深度和广度，丰富课程的学术内涵，使课程具有时效性和针对性。通过学术交流、培训学习，最终达到提高精品课程的含金量，使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到教学中，使教学形式更加生动、形象、鲜活，以期达到好的教学效果的目的。

3．有奖有罚，建立健全奖惩机制。各高校要积极鼓励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积极参与到精品课程实施中，明确申报成功不是目的，充分有效运用到教学中，提高教质才是目的。各高校要结合学校实际，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立健全一套切实可行的奖惩机制，每年对课程进行课程评定和检查评估。检查该课程在建设过程中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教学到位与否，即在师资质量、教学理念、教学模式等方面是否与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相符，学生是否喜欢该课程，学生是否能从中获益，是否提高了理论素养，改善了行为习惯。在课程建设上要从师资准备、教材整合、教法创新、教学管理、成绩考核五个方面进行考评。对于考评合格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于不合格的要给予一定的处罚。通过奖惩来激励教师，不断提高改进，保持精品课程的先进性、科学性。

篇（7）

一、什么是GUI?

GUI，是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的简称，即图形用户界面(又称图形用户接口)。图形用户界面是指供使用者在使用机器、电子设备、软件时与机器进行信息交换的各种媒介。

近年来，随着显示屏与触控面板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通讯产品、消费性电子产品或是专业性的检测仪器与设备等产品，为了让用户易于了解与方便操作，都透过显示上的用户图形接口(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与图像(Icon)，提供用户操作。最通俗易懂的理解，GUI就是指电子产品通电后液晶屏幕上显示的、供使用者操作以使该产品进入能发挥相应机能的新式图像设计。与GUI概念相对应的，就是ICON概念。简言之，GUI是指采用图形方式显示的电子产品的用户界面；GUI中的任何一个图标即是ICON。

随着科技尤其是IT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产品的更新换代非常之快，而电子产品的图形界面正以其简便、美观的优势，成为IT产品最具竞争力的部分。当然，对于GUI的开发者来讲，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理所当然的希望自己的治理成果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于是，关于GUI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应运而生；而尚未形成GUI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也开始探索这个领域。

二、GUI的专利保护现状

据笔者查阅，国内关于GUI知识产权保护的资料极少。关于GUI专利保护的现状，最完整的论述，可参阅管育鹰在《中日关于产品界面设计法律保护的比较研究》一文中的阐述：1996年，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颁布了《电脑成像设计专利申请审查指南》，开始授予电脑成像设计(Computer-Generated Icons)专利；同时，兰哈姆法和商标法中也可以适用来保护电脑成像设计。在欧洲各国，在原有的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之外，欧盟1998年颁布了《关于外观设计保护的指令》，将“Graphic Symboles图像符号”视为“产品”。日本特许厅于1993年、2002年、2004年陆续颁布了相关身缠指南开始对包含“液晶显示等”表示的产品外观设计进行保护，随后日本于2006年修改《意匠法》中的相关条款，于2007年修改了适用该法的《意匠身缠基准》，其中包括“画面设计”的具体适用规则。韩国特许厅于2005年7月1日修改了工业外观设计身缠标准，开始受理关于包含“画像设计”的产品外观设计申请。

三、GUI在中国的专利保护

GUI在国外专利法保护的实践，使得许多中国的学者也开始讨论用中国专利法保护GUI的可能性及如何通过制度修改排除GUI专利保护的障碍。

(一)GUI不受中国专利法保护的制度因素

2006年版和2010年版的《专利审查指南》均规定“产品通电后显示的图案，例如电子表表盘显示的图案，手机显示屏上显示的图案、软件界面等”不属于授予外观专利的情形。而2008年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观设计专利案件的若干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也规定：产品通电后显示的图案，不属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客体。

因此，GUI在中国的专利保护，具有制度性障碍。

那么，GUI作为电子产品的一部分，能否作为部分外观设计专利获得保护呢？

(二)部分外观设计保护制度之概述

外观设计必须是产品的外观设计，必须依附于产品存在。既然GUI作为外观设计不能得到保护，那么能不能将GUI作为电子产品的部分外观设计受到中国专利法的保护呢？这里，就涉及到部分外观设计制度的问题。

所谓部分外观设计，不是指对组成该产品的零、部件进行的外观设计。部分外观设计针对的是产品不可分割的部分，如移动电话显示屏的设计、运动鞋帮上装饰皮的设计、杯把的设计、灯口的设计等均属于部分外观设计。但是，对于那些在市场上或行业间能独立销售的产品零、部件进行的外观设计应作为独立申请获得保护。

部分外观设计制度的建立是伴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随着科技进步，工业化产品生产的标准化、程序化，很多产品的基本功能相对固定，产品外观设计日趋成熟，因此外观设计可变化的空间越来越小。例如：刀、叉等餐具，由于使用功能的需求，刀、叉前端都有较固定的形状，能加以变化设计的部分只有后段的握柄，而握柄部分的设计是这类产品的设计重点。因此，部分外观设计保护制度已是必然趋势。而日本的《意匠法》已经引入了部分外观设计专利制度。

但是，我国在第三次的专利法修改时，并未将部分外观设计专利制度纳入专利法。其原因是由于中国的工业设计水平远落后于工业设计发展的国家，许多专家认为引进部分外观设计保护制度的时机尚未成熟。

中国《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之规定，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做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从《专利法》对外观设计的定义来看，所谓外观设计是对“产品”的“新设计”，这种“新设计”正是专利法对外观设计进行保护的客体，它是针对产品而言的。这表明，我国专利法对外观设计保护范围的确定也是以该设计所依附的产品为前提的，即对外观设计的保护应理解为对工业品所使用的外观设计的整体所提供的保护，而对产品的某一组成部分做出的设计，即“部分外观设计”不予单独保护。关于部分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审查指南》又规定“产品的不能分割或者不能单独出售且不能单独使用的局部设计，例如：袜跟、帽檐、杯把等，不属于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情形”。也就是说，部分外观设计针对的是产品不可分割的部分，如移动电话显示屏的设计、运动鞋帮上装饰皮的设计、杯把的设计、灯口的设计等均属于部分外观设计。但是，对于那些在市场上或行业间能独立销售的产品零、部件进行的外观设计应作为独立申请获得保护。

(三)GUI保护能否从部分外观设计专利制度中得到突破？

除了上面制度性的规定之外，笔者认为，GUI外观设计保护，在中国目前的专利制度下是可以实现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点，《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审查指南》进一步明确：外观设计的设计要件，是指与现有设计相区别的产品的形状、图案及其结合、或者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或者部位。因此，有学者提出观点，由于没有部分外观设计制度及相应实施办法，从表面形式上看，界面设计在中国是作为产品整体外观设计的组成部分获得保护的。

第二点，中国的外观设计专利制度是形式审查，知识产权局并不进行实质审查，因此一般提出的外观设计专利基本上都可以获得授权，这是垃圾专利泛滥的原因。但是，对于GUI的保护，却是利好的信息。我们查阅SIPO关于GUI的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显示有外国企业已经通过将GUI附随电子产品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成功的案例，如申请人为科乐美游戏公司的两项专利，即200830249339.0号的游戏机屏幕专利，200830249338号的游戏机屏幕专利(该外观设计摘要陈述：图中虚线仅为说明的目的，并不形成所声称的设计部分。)

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国既没有GUI专利保护法律基础，又没有建立部分外观设计保护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对于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陈述来保护GUI，是可选择的方式。

关于部分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范围的界定，我们再赘述一点。正如上述我们讲到的第200830249338号的游戏机屏幕专利，设计摘要中陈述“图中虚线仅为说明的目的，并不形成所声称的设计部分”。部分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范围的描绘，也是来源于日本的《意匠法》：关于产品的部分想要得到部分外观设计专利时，则在所涉及外观设计的产品中，将“想要得到专利的部分”用实线描绘，而“其他部分”用虚线描绘，限定产品的部分外观设计。例如，在照相机的外观设计发明中，即使想要得到外观设计专利的部分是照相机的“把手”部分，成为权利客体的外观设计所涉及的产品也应是包含该“把手”部分的照相机，而不是“把手”或“照相机的把手”。事实上，从我们查询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可以看出，专利人已经在运用部分外观设计制度在中国申请专利。

(四)中国建立GUI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制度的探讨

GU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制度，在国外的发展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引起关注，还得归功于苹果公司与三星公司的频繁互诉。

篇（8）

文章编号 1008-5807（2011）03-149-01

一、探讨的缘由

就一般而言，“价值”表达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相关性，是客体所具有的属性及其对主体而言的意义.教育的价值是建立在教育的本质特性基础之上的，是教育对于主体的存在和发展而言所具有的意义。追求价值是教育教学活动重要的驱动力，而且教育教学还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实践活动，这不仅意味着教育教学的内容本身是具有价值的，还意味着我们对教育教学活动存在一种价值期待，希望能藉此实现我们在某一方面的需要、利益和追求。

因此，如果没有动态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没有存在于这一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整个价值系统就会成为没有生命的东西，课程的真正价值也就无法实现。而很多老师没有重视这一点.

二、教学实践中形成“基础”价值取向的依据

思政课的根本任务是要把理论教育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通过科学的理论武装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青年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他们的理论认识、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根源。因此，培养怎样的人才，培养这些人才具有怎样的素质品质，是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新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形成必须充分体现这一基本目标，并由此出发形成一条贯穿教学过程始终的线索。新课程在展示其全新的结构体系和内容安排的同时，也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基础”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基本内容

（一）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教学的至高宗旨是以此为方向引领学生的思想、观念，并进而引导其行为。这一方向既要落实在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的教学中，也要体现在法律修养的教学中，要在教学中避免具体地、逐个地讲解法律条文。可以说，政治性与科学性共同构成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课程生态”，政治性是其根本方向，科学性则是其生命之源，新课程在教学中必须形成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二）社会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要做到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必须把思想、道德、法律领域社会性的要求转化为青年学生的内在需要，事实上，在这些领域的社会性要求中包含着许多对于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性生存等方面内容的关注。因此，我们的理论教育一定要紧扣学生的现实生活，要了解学生的需要和追求，分析学生的需要和追求，只有深入学生的生活实践和思想实际才能使学生在思想上产生共鸣，从而唤起并引导学生的需要和追求，只有把规范领域社会性的要求放到社会实践的情境中去体验，才能形成学生在实践中遵循规范的心理基础，并成为个体行为的重要动力。

（三）思想、道德与法律教育“一体化”的价值取向

“新教材从社会秩序结构的角度，把这个法哲学、社会哲学中的问题以全新的面目展示在我们面前，把思想、道德、法律放到社会规范的层面上让我们重新认识：思想、道德与法律都以社会为其发生的基础，它们在内容上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在实施中相互作用、相互支撑，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立足于社会、历史经验和现实的基础之上，共同构成影响社会秩序的要素；它们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综合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质，来形成我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特定的社会秩序。可以说，教育“一体化”的价值取向，是取得教学实效的重要途径。

四、以改进教学方法、增强教学实效来促进课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

篇（9）

法律基础知识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德育课程，旨在对中职学生进行相关法制教育，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法律基础知识，提高法律素养。而中职法律基础课在培养学生自觉树立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方面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因此如何提高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效果，是使之真正发挥主渠道作用的重要环节。而案例教学对提高法律基础课教学效果的有效性是普遍关键在于如何合理安排并应用案例教学。

一、案例教学法释义

所谓案例，就是在真实的教育教学情境中发生的典型事件，是围绕事件而展开的故事，是对事件的描述。所谓案例教学，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要求，组织学生对案例的调查、阅读、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等活动，教给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或道理，进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和概念的理解的一种特定的教学方法。

二、思想政治课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的意义

（一）案例教学法有助于激发学生对法律基础课的学习兴趣。

知识的获得依赖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教师所创设的教学情境。案例教学适时地引入案例，可以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这样会使学生感到回答法律概念和条文比较枯燥，但学起来并不乏味，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之由被动的接受型学习状态转为主动进取型学习状态。生动有趣的案例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产生新鲜感从而使课堂教学更加活跃丰富。

（二）案例教学法符合一般性的认知规律，有助于学生对法律的理解。

法律法规的规定既抽象又原则，案例是理解法律的基础，案例教学以具体的案例进行教学，使得抽象的规则具体化，原则的法律生动化。课堂上运用的案例有助于学生认识事物的本质和特征，使学生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结合起来，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这也恰恰为学生理解法律提供了基础。因此，案例教学符合认识由感性到理性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

（三）案例教学法可以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处理问题的能力。

法律基础课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基础的法律知识，是为了在生活中不断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在处理和判断有关问题时，能够活学活用所学的法律基础知识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判断。在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学生可以接触到大量的案例，通过教学不但培养了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而且使学生了解了法条指定的初衷，这样就能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法律条文的具体含义。

三、法律基础课教学案例的选择

法律基础课教学案例， 要在吃透教材精神的基础上， 根据教学目的， 教学任务， 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选择案例。一般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围绕教材所阐述的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

教学实践中， 教师不应为迎合学生的心理、提高学生的兴趣片面选择一些热点问题或现实性、针对性强但却脱离教学目的、教学内容的案例， 防止偏离教材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的现象。应当在教学基本要求的指导下， 选择成熟、典型、针对性强的案例， 尽量避免选择尚不成熟或自己把握不准的案例， 以免误导学生。

（二）贴近现实生活。

许多学生对法律基础课兴趣不大。老师讲到的案例大多成了调剂学生情绪的平衡器， 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其原因之一就是贴近现实生活不够， 导致学生在心理上缺乏亲切感。法律是在动态中运行的， 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选择贴近社会、贴近生活， 包括发生在学生自己身边， 哪怕是很小的事件都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 培养他们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意识。

（三）点、线、面相结合的原则。

由于法律是一个以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为主线， 各知识点和各基本原理相结合的知识体系。所以教学实践中， 选择案例应注意知识点与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的结合。

四、案例教学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 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针对性。

要考虑整个法律基础 课的教学内容， 因为不是任何法律知识均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的， 案例教学法也不是研究法律的唯一方法， 因此教师应首先确定哪些教学内容适合运用案例教学法。同时， 案例并不能代替系统理论和法律知识的学习和研究， 案例应与系统讲授相结合， 分析案例必须服从于教学内容的需要，使之成为系统介绍法律知识的良性载体， 使学生在掌握系统知识的基础上去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目的性。

案例教学只是一种教学手段， 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博得学生暂时的关注， 因此不能为了讲案例而讲案例。运用案例教学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内容， 从而达到法制教育的目的。应始终将教学目的贯穿于案例教学的整个过程中， 否则可能会出现学生记住了案例的故事情节， 却不甚了解或忘记了其中要说明的法律原理。

（三）法律基础。

课课时较短， 一般为32学时左右。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 教师一定要注意课时的安排， 所选择的案例、所设计的问题及教师对学生的引导都要充分的推敲， 要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发挥出案例教学法的优点。

篇（10）

1.一日三省己身，注重自身思想政治建设和师德师风要求。本人是一名专任教师，且是一名思政课教师，又是一名老党员，因此本人积极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参与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学习和自我检查工作，任职以来没有出现违法违纪的行为，获得周围领导、同事和学生认可。

2.勇于承担各类教学任务，积极探索新型教学方法，开创新的教学改革模式。2018年，在担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师期间，对涉及法律基础的章节，本人发挥专业和社会服务经验的优势，以“模拟法庭”的教学模式，生动展现了教学任务相关知识，同时也成为卓有成效的法制教育方法，受到师生好评。

3.学习和探索运用先进现代教学技术。继2019年获得校2019年浙江省微课教学比赛学校选拔赛一等奖、省三等奖以来，在利用原有的超星学习平台用于点名、预习、复习、布置作业、课堂互动之外，本人在2020年尝试运用慕课丰富和拓展教学形式，利用业余时间完善教学资料，并重复慕课影像录制，尽善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