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4 1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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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表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其他许多国家的欢迎。在财政政策方面,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出台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公共投资,主要用于兴建铁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灾区重建、提高金融机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等。在货币政策方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在全球协调一致地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还将会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实体经济的走向等因素适时、适度地调整利率,向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还会配合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地放贷,缓解信用紧缩的局面。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的确提振了市场的信心,在全球经济一片衰退的黑影之中,市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希望。
实际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并不突然。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随后,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通过人民币加速升值替代利率政策抑制国内流动性过剩,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严格控制信贷的增长。但是,在200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中小企业的经营逐步捉襟见肘,出口面临较大的压力。为此,早在年初,面对出口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财政部就开始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扩大中小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就采取了财政贴息、奖励和放松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信贷额度的限制等措施。到2008年第三季度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减缓,国务院又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要“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和防通货膨胀)。这表明,宏观经济政策就开始出现了转向。
2008年7月后,随着“两房”危机的加剧,金融危机迅速恶化。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之后,让全球金融市场为之结舌,投资者恐慌情绪迅速蔓延,乃至最初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情急之下,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的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就下调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下调了除工农中建交、邮政储蓄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1个百分点。10月8日,又与其他主要央行一道,协调一致地降低了中国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全面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0.5个百分点。10月29日,中国再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这是两个月之内的第三次调整利率。11月26日,人民银行创纪录地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1.08个百分点,下调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及邮储银行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其余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为了增加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央行票据的发行频率也大幅度地减少了。在信贷增长率趋缓、通胀压力在短期内基本消除的有利环境下,中国人民银行还取消了对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窗口指导,不仅如此,监管当局鼓励商业银行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增加放贷。
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早已在酝酿和实施之中了。
形势变化使然
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是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的变化使然。
在国际环境方面,国际金融局势动荡加剧,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给实体经济的沉重打击逐渐显露出来。2008年7月后,爆发于2007年初的次贷危机急转直下,美国金融机构频频告急,逼迫美国政府注资的注资、国有化的国有化、破产的破产。到了9月底,次贷危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次贷危机,而是演变成了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包括欧元、英镑等在内的许多货币汇率大幅贬值,股票市场大幅下挫(冰岛的股票价格指数曾在10月中旬的一天下跌近77%),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同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日渐吃紧,信贷条件更趋紧缩,更有甚者,存款者的信心动摇,乃至一些银行门口排起了挤兑的长龙。如此局面的金融危机数十年所少见,迫使美国、英国、欧盟各国等过去信奉自由市场竞争的国家的政府,大规模地施以援手。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渐突出,美国在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0.3%,失业率继续攀升,有预测,到年底,美国的失业率可能升至8%以上,企业设备利用率和居民消费不断下滑,这进一步打击了美国的增长。欧洲也已陷入了技术性的衰退,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在第三季度的增长率为-0.5%,欧洲的消费增长率也在不断下降,尽管受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约束,欧洲的失业率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大幅上升,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欧洲经济的灵活性相对较低,应对危机冲击的自我调节功能相对较弱,这意味着,欧洲的衰退可能比美国持续的时间要长一些。
金融全球化的结果,使得金融危机也具有了全球化的性质。为了应对危机,也需要国际的通力合作。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理应担当起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责任。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向陷入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相应的援助,帮助它们尽早地摆脱了金融危机,重新步入了快速发展与增长的轨道。在当今中国经济和金融更广泛、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体系之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有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而且对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是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中央银行协调行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必要组成部分。2008年9月份至10月29日的三次货币政策调整,更多的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行动;数额庞大的公共支出计划也无不如此。正因为如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才受到了全球市场的高度关注,也才会受到那些深陷危机之中而难以自拨的国家和地区政府的欢迎。
更何况,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体系,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都在增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衰退、金融体系出现了大问题都会很快地传染到其它相关国家,真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自2007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9%之后,已经连续五个季度下滑,并有继续下降的趋势。虽然中国仍会保持全球最高增长率的纪录,但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给中国的就业带来了较大的压力。过去一直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现在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关门歇业的中小企业不在少数,乃至过去从农村析出的剩余劳动力不得不重返内地,火车站人流如织,这一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见所未见的。各类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企业现金流和利润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应收账款和非意愿存货的大幅上升,使得企业家的悲观情绪不断滋生、蔓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也相应大幅下泻。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只有8.2%,较2007年同期下降了9.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企业部门状况的恶化,信用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这迫使银行金融机构开始变得更加谨慎起来,在过去几年里一直有信贷扩张冲动的银行机构,现在也具有较强的惜贷趋向了,结果,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银行信贷增长率都呈明显下降之势。总之,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中国经济周期性的调整,也加剧了中国经济调整的幅度,国内企业家和投资者的信心逐步丧失,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形势变得日渐严峻。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是国内经济增长的要求,也是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使然。
调整总体有益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于稳定国内经济无疑是有益的。当私人部门的信心减弱、出现了强烈的流动性偏好和对中长期投资的恐惧之时,政府增加公共工程的投入会直接拉动国内投资需求,扩大就业,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据估计,4万亿元的公共支出可以增加600万左右的就业机会,另据中信证券的研究,这一规模的支出可以拉动1.9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在有助于相关企业应对汇率变动和国外市场需求不振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适度的劳动力需求,减缓失业的蔓延。货币政策的调整不仅扩大了企业融资的可得性,还降低了企业的财务费用和居民的借贷成本,这将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居民的信心。例如,下调存款准备金比率就为金融机构释放了数千亿元的流动性,增强了金融机构运用资金的自由度。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调整给金融市场注入了强心剂,在市场依然动荡的环境下,国内的投资者重拾信心,实属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之功。
――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和扩大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落实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并根据经济运行新的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和微调,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以发展农村经济为重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继续巩固、完善、加强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加大对“三农”的投入,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逐步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进一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一大力推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自主创新,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以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为重要抓手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质量效益提高。积极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环境保护,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推进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Abstract: "macroeconomic policy" is to show the country or the government in a planned way conscious use of certain policy tools, regulate the operation of the macro economic control, in order to achieve a certain policy goal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a's 2003 to 2011 years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understand the policy issued and implemented process whether fully play a role. In other words, how effect, is obviously a need to carefully study and answer important issues. It to China's future macro economic control, and to keep the rapid economic, stabl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 macro policy, fiscal policy, monetary policy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2003—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进入2003年,由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我国经济增长中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和不健康因素,最突出的有两个问题:一是粮食问题,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的问题逐步凸显。粮食播种面积连年减少的同时,人均粮食占有量也达到历史的最低点;二是投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过多,在建规模大,一些行业和地区投资过度扩张。
历史的经验多次证明,投资膨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由于投资增长过快,使得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1)投资膨胀助长了信贷规模过度扩张,信贷扩张反过来又推动投资更快增长,两者互为因果,互相推动;(2)投资膨胀加剧煤电油运的紧张,使经济运行绷得更紧;(3)投资膨胀以及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必然拉动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加大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实施了“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既不盲目放松调控力度,也不轻易紧缩调控力度,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
2008年下半年,美国房地产市场衰退和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这次金融危机情况复杂严峻,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受到重创,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同时2008年我国又遭遇了冰雪冻灾、地震等严重的自然灾害 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决定我国再次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求使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
此次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背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物价表现。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期间,CPI呈现先扬后抑的走势,连续6个月回落。而2008年9月和10月的PPI也呈现回落走势。这种情况下说明高通胀的压力基本消除,要预防通货紧缩。
(2)经济增长情况 。由于金融危机影响向实体经济蔓延,国内宏观经济增速的回落成为此次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统计显示,我国GDP增长率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11.9%的高峰后连续5个季度逐季下滑:2007年第三季度为11.5%,2008年第一季度为10.6%,第二季度为10.1%,第三季度则降到9.0%。
(3)外汇储备充足 2000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仅为1656亿美元,但之后几年外汇储备增长迅速。2006年2月底,我国国家外汇储备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
此次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投入4万亿拉动经济增长。
二、2009年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1、扩大政府公共投资2、促进扩大消费需求3、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 4、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6.9万亿元,同比增长28.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1.2个百分点。企业、居民活期存款增加较多。各项贷款继续快速增长,中长期贷款占比逐步上升,个人消费贷款增速大幅回升。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37万亿元,同比多增4.9万亿元。6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4.4%,增速比上年同期高20.2个百分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继续下降,6月份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98%,比年初下降0.58个百分点。
中国央行《2009年四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指出,2010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报告明确指出,2010年我国将继续执行2008年末启动的四万亿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均衡投放,优化信贷结构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至关重要。
三、201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9.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定下基调:在中国经济企稳向好之际,明年经济增长将重点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 从2009“保增长”为首要任务,到2010“促转变”为发展重点,政策思路的调整凸显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力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心。
积极的财政政策:1、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框架,配合货币政策做好总量调控 2、充分发挥政府公共投资作用,落实投资重点,确保项目可行性和施工质量3、努力拉动社会投资,逐步切换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4、支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促进产业升级
一、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中的作用。一是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二是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进程。三是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向教育、医药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四是继续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握好促增长、稳物价和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一是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二是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和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三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引导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加强监管,提高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基于宏观形势的政策措施分析
在保持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似乎走进了一个死循环: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政府就会加大投资、放松信贷“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就减少投资、紧缩信贷“踩刹车”。在此循环中,投资猛增、货币超发、产能过剩与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潮轮番上演。目前,这个以拉动投资和消费为特征的调控手段正在遭受广泛质疑。
李总理在谈到当前经济问题时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实现预期目标的空间已经不大。中央政府已决定不再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并控制经济中的流动性,转向更加稳健的货币政策。
基于以上宏观形势,上半年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简政放权、打破垄断、鼓励创新和创业、加快城镇化步伐、实施新一轮的财政及金融改革等。
1.取消或下放审批权
转变政府职能可以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进行行政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让政府从经营型政府转变为功能型、服务型政府。打破某些行业的行政性垄断,让市场充分竞争。
2.加快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要任务是在外部环境出现明显变化的条件下有效扩大内需,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由城镇化推进所带来的交通、通讯、供电、供气、供水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由农村适度规模经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带来的农村消费扩大。城镇化的规模效应将大幅减少物质资源的消耗,这也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要求实现的目标。
3.实施新一轮的价格财政及金融改革
自5月份以来,国务院多次提出金融改革的具体要求,从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到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中央正着手启动新一轮金融改革。
国务院5月7日正式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
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又首次提出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观点。
以上措施都是基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合理配置考虑的。金融资源配置应以市场化机制为基础,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为金融资源配置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并加强监管。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低效的原因关键在于大部分资源由国有部门把控。由于国有企业目标的多重性,金融资源在国有企业手中难以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配置,难以激励经营创新和技术进步,由此导致了金融资源供求的结构性失衡。在实际存款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很多社会资金流向了民间借贷体系、非银行金融机构。规模巨大的民间融资如同地下暗流,既难以被金融监管体系所涵盖,也难以被宏观调控政策所控制。因此,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中国金融资源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合理配置,才能激励金融企业的创新和生产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长期来看,只有为金融资源由动员性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变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才能最终实现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快国有金融机构产权多元化的改革,降低民营金融资本的进入门槛,鼓励民营资本参股和组建金融机构,逐步形成多元、有序的市场竞争格局。
三、结语
我国当前正处于依靠转型升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阶段,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十分重要。经济环境错综复杂,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经济既有增长动力,也有下行压力。
上半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以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为特征,旨在释放经济活力,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当前和长远看,必将在扩大社会就业,拉动国内消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资金营运部.2013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N].中国邮政报,2013-2-7(7).
[2].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
从一而再、再而三地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现实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发生严重错位。其具体表现为:财政政策变成了总量政策,而货币政策却变成了结构性政策,这是很不正常的。
为什么说财政政策变成了总量政策?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每当GDP出现下行压力,我们就让财政政策补上去,以财政投资顶住GDP的回落,这不是总量政策吗?为什么说货币政策变成了结构性政策?因为货币政策一直在强调结构问题。比如,央行、银监会一直都在强调“信贷投向要有保有压”;央行也一直在说“货币政策紧一点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等。
这不是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严重错位吗?这样的错位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扭曲和不良后果——积极的财政政策屡屡被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冲。紧缩的货币政策严厉地压制了“内需”,民间投资被高企的财务成本、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压得喘不过气来,迫使其减少投资;这使得中国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主动性增长动力不断恶化,并需要财政投资不断加大力度,或者过一段时间就得刺激一下。
这是问题的根本。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经济增长质量的恶化问题——经济增长的被动性越来越强,主动性越来越弱;政府投资挤出民间投资,国进民退,改革回头;效益和效率不断递减,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持续,非国有的新兴产业发育越发艰难,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等。
对于上述经济运行中隐患的根源,本文认为,除了经济运行过程中长期固有的体制性因素外,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超强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刺激方案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种经济刺激方案在推动经济迅速复苏的同时也掩盖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并加重了原有的一些问题。例如,刺激方案的资金多数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和重大项目,而这些项目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经济复苏成为“无就业的经济复苏”,让为保就业和社会稳定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变得意义不大;和私营部门相比,刺激方案严重倾向于基础设施与国有行业,加重了原有的不平衡,也造成部分行业投资的浪费;刺激方案需要各级政府巨大资金的投入,由于经济衰退引起的税收不足,使得地方政府面临的融资负担加重,从而更大程度地依靠土地出让来创收,助推房价飞涨。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但是,当前环境问题仍十分严重。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复杂多样,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产生,长期积累的结果。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协调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保证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目前主要面临的环境问题有大气污染问题、水环境污染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土地荒漠化和沙灾问题、水土流失问题、旱灾和水灾问题、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WTO与环境问题、三峡库区的环境问题、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保护环境日益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保护环境”被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涉及环保的政府投入也逐年增加。环境经济政策对环境影响的力度也将不断加大,如何评价环境经济政策的效果,制定适宜的环境经济政策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与环境经济政策有关的研究不胜枚举。这方面文章主要有:《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The Eco- innovation Action Plan(Eco-AP)1Brus-》,通过欧洲创新联盟(IU)间的合作关系推动生态创新;《First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ssistance Program for SMEs (ECAP)》认为中小企业却是工业污染的主要排放源,占整个欧盟工业污染排放量的64%;《Roadmap to a Resource Efficient Europe1Brussels》提高环保措施改善的利益增进。
从总体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外相关文献政策性研究居多,将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结合起来并研究环境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文献很少。本文在借鉴、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了宏观经济政策对环境影响的统计测度,并对不同的环境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分析
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环境污染改善的效果大小是不一致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环境污染程度的改善的程度,以此作为政府制定与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在本部分,我们利用灰色系统论中的关联度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环境污染改善程度的关联度,关联度越大,说明该政策对环境污染改善程度的影响越大,政府应该加大这类政策的实施。
由于绿色金融、绿色贸易、排污权交易等环境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较晚,故其对应的指标很难找到相关数据,故我们根据所建立的宏观经济指标体系及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原则,在此部分的分析中,选取指标体系中的下列指标:生态环境环境补偿政策中的排污费指标;环境税费政策中的车辆购置税、消费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指标;综合环境经济政策中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指标;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中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指标。
利用Matlab软件,根据2001年~2010年我国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及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数据,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进行灰色关联,以2001年至2010年我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为参考序列,以同一时间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为比较序列,通过无量纲化、计算绝对差、计算关联系数、最后算出灰色关联度为:
r1=0.7019 r2=0.5825 r3=0.6466 r4=0.5828 r5=0.6159
r6=0.6541 r7=0.6063 r8=0.7437 r9=0.7701 r10=0.7671
这里,r1、r2、r3、r4、r5、r6、r7、r8、r9、r10分别表示为排污费、车辆购置税、消费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关联度。其中,r9>r10>r8>r1>r6>r3>r5>r7>r4>r2。
由上述的关联度排序,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三产产业的增加值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最大,其中第二产业的关联度最大,说明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环境污染的改善有最重要的作用。
第二,排污费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较大,为0.7019。说明我国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生态环境补偿政策对于减少环境污染的效果比较突出。
第三,在环境税费政策中,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车辆购置税。说明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类似环境税费等后制性政策对于污染的治理效果不是非常明显。
参考文献
[1]Ayres R U.Sustainability economics:Where do we stand[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
企业的投资活动既是公司权益价值创造的驱动力(Modigliani & Miller,1958),也是我国经济整体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其投资效率的高低既关乎企业的成败,也关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企业的投资效率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内部环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发展,对于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是国民经济的“调节器”,尤其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更是发挥着巨大的导向作用。然而目前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现了一定的割裂现象。本文基于国内外的文献,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文献进行了综述。
一、宏观经济政策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义
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采取的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手段,是政府为了协调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国家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稳定物价水平、平衡国际收支以及实现充分就业。为应对2008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缓和惨淡的经济局面,我国当局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并取得了预期效果,我国经济逐渐实现复苏。自2010年以来我国GDP增速逐渐回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战略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正逐渐引领中国经济向集约型、质量型转变,不断刺激需求,调整经济结构。
二、企业投资效率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的投资取决于投资项目的边际价值,只有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企业的投资活动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场假设中,投资机会是企业投资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资机会可以使企业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但是我国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场机制,现实中的投资并不完全取决于投资机会,企业中的非效率投资即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现象也广泛存在,影响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从长远利益上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根据资本成本的锚定效应,企业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应以资本成本为取舍率,只有企业的投资项目的预期报酬率大于企业的资本成本,投资才是有效率的,才应被管理层采纳。改善投资效率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目标,所以投资效率问题至关重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一)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
投资效率的衡量是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数学、计量经济学等原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测度模型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从融资约束角度提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外源融资成本大于内源融资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业所受的外部融资约束情况。(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测量模型基础上提出了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交互项测量模型,通过该模型中交互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是受融资约束出现了投资不足还是由于问题出现了过度投资情况。(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提出的残差项度量模型,通过模型中残差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类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无条件测试模型,首先通过模型测度企业的预期投资水平,然后分行业逐年进行回归,再把残差项按照小到大的顺序分成四组,第一组是投资不足,中间两组为正常的基准组,最后一组为投资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来测度企业投资出现在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组的概率,以此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
(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分为公司内部因素和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两部分。
对于内部环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状况、会计稳健性、董事会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异质性等方面。国内外学者比较注重企业内部对于其投资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得到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的重视。外部宏观环境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有环境不确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
(一)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主要有两条:(1)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作用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2)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实施调控,但是这对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该部分依据划分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两条传导路径分别进行了梳理。
1.路径一: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会加大企业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机会的发现,加大企业对未来经济活动状况以及信息的判断的难度,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经济周期反映了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一般我们可把它划分为扩张和紧缩两个阶段。在经济危机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差,国家就会相应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需求,缓解投资不足。在经济繁荣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国家的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乐观,国家也会相应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盲目以及过度投资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此外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和融资能力等因素来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机会。
Bloom 等(2007)研究认为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管理层对企业信息的判断能力,会更加保守和谨慎,从而影响投资。应惟伟(2008)通过研究证实了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资的相关关系,不同阶段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融资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陈艳(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支出与经济危机负相关,而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会增加企业投资机会以及投资支出从而起到正的调节作用。邱静(2014)实证研究证实了当货币政策比较宽松时,会有较好的投资机会,进而企业投资效率也会比较高。张超等(2015)研究了经济增长平稳时期,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关系,货币政策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刘放等(2015)实证检验了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并且国有企业和处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更强。
2.路径二: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资本成本是企业在投资时所考虑的必须要达到的最低报酬率,也是企业通过有效的管理必须应该达到的价值创造能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来影响投资。而且企业投资与其外部融资能力密切相关,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影响投资效率,其中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企业的货币渠道(又称利率渠道或资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来发挥作用,这两种渠道都是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融资规模来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
Mojon 等(2002)通过对欧盟中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发现利率政策会通过影响资本成本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我国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政策利率和国债到期收益率等来影响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来影响投资,进而说明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但是对于我国的资本成本与投资行为敏感性的问题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其投资行为与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关系并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徐明东等(2012)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资本成本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的作用比较微弱,而国有企业对资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国的投资效率之谜,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加大了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不同,从而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资源被国有企业挤出,我国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而降低。贺京同等(2015)通过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得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要取决于企业的产权性质和投资机会。
四、评述与展望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还是基于微观层面,从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但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效应也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与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路径内分为两条分别进行了梳理。未来对企业行为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的调控作用,并且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传导路径方面应该更加明确与深化。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残差项模型,但是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其合理性和准确性都有待于探讨,期待能够建立更加科学的测量模型。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成本是其投资决策时必定要考虑的与其将担负的风险相对应的必要报酬率率,其投资支出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检验货币政策的资本成本传导路径是否顺畅。资本成本在公司财务决策中具有锚定作用,但是在我国尤其是国有企业中,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并且加强我国宏观政策传导的通畅性和落实的有效性。
宏观经济政策要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的同时要提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投资率。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同时,企业的投资效率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时也应注意投资效率的反作用机制。
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或刺激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不同类型的行业、不同的市场化程度的地区以及不同的现实宏观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应出现“一刀切”的现象,而是应更加细化。同时中央和地方更应该有效的协调和配合,更好的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的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实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更好融合以及协调运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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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超,刘星,田梦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宏观经济增长与企业投资效率[J].当代财经,2015(8):108-119.
[10]刘放,杨峥,杨曦.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公司投资效率-基于金融危机的自然实验[J].财会通讯,2014(7):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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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徐明东,陈学彬.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分析[J].经济研究,2012(3):40-52.
1.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现状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的政治环境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没有太大的动荡和不安。唯有一個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扩大,它已经涉及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都要直接或间接的受其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大环境大背景之下旅游业的发展也从各个方面受到影响,因此,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2.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
西方学者认为,要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政府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必须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因为经济政策目标相互之间不但会存在互补性,也存在一定的冲击。此外,还要考虑到政策本身的协调和对时机的把握程度。这些都影响政策的有效性,即关系到政府经济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和实现的程度。因此,政府在制定经济目标和经济政策时应该作整体性的宏观战略考虑和安排。
3.宏观经济政策对旅游业的影响
3.1宏观调控对旅游产业的全面提升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中央采用的宏观调控,保证和促进了旅游业的正常运行,使旅游新型行业排除了很多障碍。绝大部分地区把旅游业放在支柱产业先导产业的位置,加强在政策资金、项目人才上的扶持力度。旅游业的运行状况,深刻的印证了中央重大决策的正确。
3.2以宏观调控为动力加速旅游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实施宏观调控时,进一步调整转变方式。旅游业历经多年的发展,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但是软件弱,管理散,规模小,科技含量低,从业者素质低,特别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为明显。在这个基础上,向世界旅游强国目标迈进,通过经济、法律、行政的手段调控已势在必行,尤其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
一是注重从数量型方向和质量型效益型方式转变。
二是从单纯的重视硬件设施向强化软件方面转变。
三是主要从依赖政府投资向投资主题多元化转变。
四是从产品的生产型经济方式向市场型经济方式转变。
五是从传统的竞争型方式向合作共赢的新理念转变。
休闲度假旅游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我们有理由、有条件,更自觉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市场意志,在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混合经济,在经济管理上努力实践体制机制的创新,在产品开发上向规划性科学发展。
总之,可以预见,在近一时期宏观调控仍将是总揽经济全局的方针,将有利于旅游产业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也给予旅游发展提供绝好的机遇,休闲度假旅游作为旅游发展的新生主力军,将在政治强国、旅游强国的迈进中发挥积极作用。
4.如何扩大正面影响
4.1抓住机遇,加快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一)国内抓产品,国外抓促销,积极开拓国际客源市场,加速客源市场的深层次开发。国内抓产品,要在巩固、丰富传统产品的基础上,积极开发新的专项和特种旅游,注意精选节庆活动,形成旅游产品。国外抓促销,对周边市场,要根据覆盖面相对较大的特点,着重开发面对公众的促销活动,刺激市场需求的增长,拓宽客源层用。(二)要更有效地利用外资。对现有的外商投资旅游项目,应下功夫办好、提高经济效益;在景点、景区、旅游商品、旅游交通等领域可以有步骤地吸引直接投资,以调整外商对旅游业的投资结构,适应配套发展的要求;要抓紧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建设,提高外商投资项目的资金到位率。(三)要在全行业提高质量意识,坚持以质取胜。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切实加强对各类旅游企业业务质量的监督检查。
4.2加强宏观调控,保障旅游业协调发展
必要的宏观调控,是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深化旅游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必须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而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提高旅游经济效益,确保旅游业又快又好地发展。
(一)认真清理在建旅游项目。一要确保外商投资资金到位率,要防止旅游设施项目简单模仿、近距离重复建设。各地旅游管理部门必须对本地区在建旅游设施进行清理、审核排队,对资金来源不落实,建设条件不具备,市场前景不明的旅游项目,要下决心停建。对以利用外资为主建设的旅游项目,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外商投资的资金到位。
(二)精选旅游节庆活动,注重社会和经济效益。除经过国家旅游局精选确定的以外,各地旅游管理部门要对本地区各旅游节庆活动进行认真筛选。社会经济效益差、对经济发展带动效应不明显的节庆活动,必须停办。
(三)控制旅游社发展总量,严格依法审批旅行社。各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从全局出发,加强组织纪律性,不得越权审批或以“试办”等名义审批一类旅行社和合资旅游社。要严格审批第三类旅行社。
(四)端正旅游企业经营方向,规范旅游企业经营行为。各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引导各类旅游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开拓客源,做好旅游招徕、接待主要业务工作,对一些唯利是图,违法经营,不顾旅游业务质量,扰乱正常旅游市场秩序的旅游企业要认真进行清理整顿,停止其经营旅游业务。严禁以承包名义搞个体经营旅行社业务。
4.3综合分析
从更高的角度审视旅游业,我们不难发现:旅游业作为一个产业,其总体发展趋势主要还是受国际经济局势、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旅游需求产生于、从属于和受制于一个国家总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现在各个国家的经济又随着开放度的日益增加而与国际经济形势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旅游供给因涉及基本建设,也受到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宏观影响。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7,5
[2]李天元.中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一战前各国政府并未履行在经济衰退时期最大限度降低失业率的使命,“二战”前的各国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这些原因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
原因一是,那时候存在硬通货游说团体。这一团体由大量在社会上有影响、政治势力强大的富人组成。债券是他们的主要投资领域,高产能利用率和低失业率与他们自身利益无关,稳定的物价对他们来说才最重要。他们最想要的是硬通货。
原因二是,受高失业率影响最深的工薪阶层在当时一般没有选举权。在他们有投票权的一些领域,他们以及他们的代表无法想到有效的措施,使政府抑制经济下滑的政策惠及他们,也无法掌握权力操纵杆。
原因三是,人们的经济知识还处于成长阶段,人们很少知道不同的政府政策会对社会总开支水平有着什么样的影响。除了美国的银币自由铸造运动,一般的政府和公共知识讨论并没有以此为主题。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三个因素都消失了。今天,我们不再有硬通货游说团体;几乎所有投资者都有着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当失业率高涨、产能利用率和开支低下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严重受害。
如今,经济学家们更深刻地了解金融、银行及财政政策如何影响名义开支,尽管他们掌握的知识差强人意。许多深刻的开放性政治和公共知识讨论以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为主题。此外,所有的工薪阶层人员都有选举权。
因此,我在三年前自信地对学生们说,在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商业中的灾难坐视不管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如果失业率突破10%,通胀居高不下,那么任何政府都会采取一些重大措施来避免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
但是,我错了。相反的情况发生了。在利益受损的硬通货游说团体不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会有个大型政治运动――茶党在鼓吹实施最极端的硬通货政策?为什么失业者及可能成为下一波失业群体的人没在选举中注册投票?为什么政客们不再害怕这些选民的不满?
此外,还有很多经济问题。为什么我认为自1829年来就已确定的名义收入测定原则如今会被质疑?凯恩斯等人认为政府必须战略性地干预金融市场,以稳定整体经济的支出,为什么这一观念如今会引发争议?
反对奥巴马政府政策的右翼团体并不反对实施财政措施,以稳定名义开支。相反,他们反对政府应扮演宏观经济稳定者的角色。
如今,整体经济的支出流动率很低。因此,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决定用不能带来利息的现金购买政府有息债券,以此改变私有资产的混合成分,最终活跃支出流动率。
这十分正常。惟一不符合常态行为的是,美联储购买的是财政部七年债券,而不是三个月到期的短期国库券。它别无选择:七年债券是财政部债券中能带来利息的时限最短的债券。美联储不能把短期利率降至零以下,因此它只能通过“定量宽松”政策来降低长期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