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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股票市场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2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必将改变我国现有进出口状况,进而影响对进出口依存度大的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及业绩,尤其是以美元结算的商品影响较为突出;对于出口型企业也有一些负面影响。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但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居主导,主要是以价格取胜,一旦人民币升值,价格优势将不复存在,从而出口将受到严重影响,目前1300多家上市公司中与进出口直接相关的个股主要集中纺织、机电、从事外贸进出口的企业。同时,由于进口的增加,人民币升值意味进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一些原料依靠进口的上市公司也会因成本降低受益,如:石化板块、航空板块的上市公司,因为飞机、汽油等进口物品成本的大幅度降低,盈利上升,总体表现为利多。高科技产业也将受益人民币升值,这些行业的关键设备或配件往往依靠进口,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这些公司的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会明显下降,公司盈利将上升。下面对不同的行业做具体得分析。
2.1房地产行业
人民币升值一般意味着国内经济整体向好,投资机会多而且收益水平相对可观,因此,将有大量的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市场,房地产等市场由于流通性较好将成为这些资金集中的场所,最终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扬,这在日本和台湾市场表现得比较明显。
2.2银行业
汇率调整对银行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汇兑损益、资本金充足率、实体经济的影响等等。汇兑损益、资本金充足率主要影响的是净外币头寸比较大的银行,根据去年的统计,在目前上市的银行中,民生银行的外币净头寸在几家银行中最多,汇率调整会使其产生大量的汇兑损益,对其净利润影响较大,浦发银行所受到的影响最小。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是对银行业影响最大的问题,一旦实体经济不能经受汇率调整所带来的冲击,银行在短期之内坏账就会上升,金融体系可能受到影响。
2.3航空业
人民币升值将使外币负债水平高的行业公司,以支付较少的人民币完成原先等额的外币债务支出,其中交通行业以航空股的外币负债最为集中,航空公司有大量的航空器材融资租赁负债,每年需支付一定数量的利息费用和本金。以南航为例,其资产负债率基本维持在70%左右,经测算人民币每升值1%,航空公司毛利率将提高0.5%百分点。上海航空、南方航空、东方航空人民币每升值1%,产生的汇兑收益折合每股收益约0.035元、0.026元和0.021元。
2.4钢铁业
人民币升值对钢铁行业的最大利益在于降低钢铁行业的采购成本:目前40%左右的铁矿石依赖进口,而以铁矿石为主的原料占钢材成本的30%~40%;受益的上市公司主要包括宝钢、武钢、马钢、济钢、南钢等以进口铁矿石为主要原料的公司,这些公司的铁矿石国外进口和国内采购的比例基本是7:3,其他如鞍钢、新钢钒这类公司以自有矿山为主的公司,则影响较小。
2.5石化行业
我国石化行业进出口模式是资源换技术和资金,就进出口结构而言石化行业出口主要集中在基础化工加工原料,产品附加值比较低,例如:尿素、纯碱、烧碱、磷肥、硫酸镁、碳酸钠等基本化工产品;进口主要集中在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品。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国际市场高附加值产品增强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也会削弱资源类化工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优势。受人民币升值直接影响比较小的主要是依靠非关税壁垒保护的化工产品,配额外的高关税能够减缓价格下降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作用。而对于中国石化这种具备完整产业链的公司来看,整体受益于人民币升值。
2.6纺织行业
据研究,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行业销售利润率下降2%~6%。如果人民币升值5%~10%,行业利润率下降10%~60%。特别是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服装行业受损较大。上市公司中的先进企业,因利润率较高,导致成本中可贸易品占比下降,每百元受损的绝对额较大,但利润率下降的幅度较小,但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其升值的边际负效应会扩大。我们对升值后内销产品利润率变化的判断是:理论上计算,因成本中可贸易品的存在,内销产品的利润率应上升。如果动态分析,外销产品利润率的下降必然导致销售的“外转内”,内销的“升值优势”很快消失。
2.7旅游业
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使境内居民出境旅游变得更加便宜,而外国游客入境旅游变得相对昂贵,这对国内的旅游景点类公司显然是不利的,但对旅行社类上市公司有利。
2.8造纸业
由于我国优质纸浆大量依靠进口,人民币升值能降低造纸成本,对造纸和纸包装类上市公司是利好。
3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升值以及升值预期为股票市场带来了增量资金
3.1从总体上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1)全球视野下,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国内证券市场的估值水平,因此将吸引国际投机资本,以正规和非正规渠道进入中国证券市场进行套汇,人民币升值将提升以人民币计价的A股的国际估值,随着全球对中国经济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机会感兴趣。而QFII则打通了外资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通道,2005年6月我国将QFII额度从40亿美元提升到100亿美元,随着未来市场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进入国内证券市场,并提升整个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估值。
(2)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远未达到热钱的预期,投机性热钱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在进一步加大。对于人民币升值幅度的预期普遍在5%~10%左右,因此在人民币升值幅度远未达到热钱预期之前,投机性热钱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在进一步加大。特别是在是否升值的不确定性因素消失后,投机性的热钱可能会迅速放大,进入市场。所以从“热钱”预期效应来看,人民币升值对近期证券市场构成正面影响,冲淡长期的负面因素,因此“热钱”很可能会继续进入房地产、债券和股票等人民币资产。
(3)基于升值通缩效应以及国内宏观经济处于回落阶段,促使国内维持低利率水平的预期得到加强,各行业预期回报率下降将凸显A股市场的资金洼地效应。由于国内宏观经济已经处于回落阶段并且政府也担心通缩压力加大,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的利率仍将维持较低水平并且各行业回报率水平仍在下降。除了股票市场,当前我们已经难以发现另外一个可以替代股市的长期下跌的处于历史低位的市场。多数实业投资的暴利让位于宏观调控;多数大宗商品价格处于历史高点;黄金价格随着美元走强开始疲弱;房地产价格受到国家严厉监控;债券市场收益率已经下降至2003年底水平,国债收益率已经与当前银行存款的税后收益率相当;货币市场收益率也持续下降。我们发现,在市场游动资金在房地产、大宗商品、债券及货币市场的游走过程中,从吸引力角度来看,随着其它投机机会的逐步消退,股票市场无疑越来越具备投机吸引力。
3.2人民币升值将对A股、B股、H股市场形成结构性的冲击
(1)A股市场。实质利好,但潜藏一定风险且会产生新的分化。汇率升值,会带来资本市场效应,使大量外来资金投到股票市场上去,有利于市场资金的扩容,活跃A股市场,增强市场信心,从中长期的技术面上看,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实质性利好。同时,通过带动直接投资直接进入各行业,形成资本投入、购并和重组的热潮,成为促进A股上涨的另一条途径。尤其是不断升值的预期对不断上扬的股市起到进一步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同时,人民币升值有可能成为影响股票市场的不稳定因素。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一个谨慎的逐步开放过程中,随着开放步伐的加快,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互动关系将更为明显。预期人民币升值会对国际资本,尤其是投机资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而金融资本的流入短期内无疑会增加国内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刺激市场行情上涨,但基于投机资本“快进快出”的特点,一旦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减弱,会造成资金的抽离,对证券市场构成很大的冲击,增加市场剧烈波动的风险,也将使监管当局面临巨大压力。
(2)H股市场。H股是以港币标价的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升值意味着H股升值,而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潜在收益将成为刺激行情上涨的重要力量。目前H股公司资产优良,经营稳定,业绩增长较快,优势突出,加上与对应A股股价水平相比偏低,H股行情依然可期,而升值预期的影响也将为其行情演绎推波助澜。
(3)深、沪B股市场。人民币升值后,B股上市公司的资产将增值,有利于其开展业务和增强盈利能力。人民币升值对沪深B股的影响略有差异。由于深市B股和沪市B股分别以港币和美元计价,美元的走弱会使沪市B股市值缩水,投资者面临着系统性汇率风险造成的投资损失,对沪市B股投资者产生极大的心理不安。从2001年2月B股对境内居民个人开放以后,国内投资者逐渐成为B股市场的重要投资主体,人民币潜在的升值预期导致多数投资者目前不愿以现在价格兑换美元投资B股市场,以避免人民币升值给自己的外汇资产带来损失。由于缺乏资金支持,沪市B股整体走弱将难以避免。但从另一个层次来看,如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启动B股市场,人民币升值的长期性与B股投资的高收益将成为投资者未来博弈B股市场的两种选择。深市B股市场由于毗邻海外短期资本活动频繁的香港,因而资金供给将比沪市相对宽裕,虽然目前港币采用紧盯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在人民币升值下,香港汇率制度和港币币值走向实际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而持有港币非像持有美元那样必定受损。
参考文献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从当初的1美元兑换人民币8.1111元升至2006年12月14日的7.818元,涨幅超过3.6%,而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性也在逐渐扩大,2007年1月11日,1美元兑人民币7.7977元。从这一角度看,人民币汇率制度已经走上了真正的“管理浮动”之路。
然而,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和外汇储备规模依然在扩大;与此同时,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距也将超过8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7%左右)——近期以来,面对巨额的全球经济失衡,美元相对于欧元呈明显的疲软态势。实证分析显示,人民币虽然相对美元升值,但由于其它一些主要的国际货币相对美元有的升值幅度更大,因此,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反而在继续贬值。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经济今年乃至今后持续平稳的高速增长,笔者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定时期内,人民币升值压力必将有增无减。
当前的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状况怎样得到解决,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未来的走势如何?早已成为学术界、市场人士乃至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经济的崛起、亚洲货币合作的深入等国和国家集团日益改变着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推动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而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从根本上说受制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趋势。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变革的未来取向。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特征
1971年8月15日,美国关闭黄金窗口之后,为了继续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十国集团于1971年12月18日签订了“史密森氏协议”。但1973年2月外汇市场上再度爆发的美元危机,使该协议寿终正寝,也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崩溃。因此,一般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从1974年开始的。虽然理论上它属于汇率自由浮动的货币体系,但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汇率一般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管理或管制。因此,现行国际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纵观近代国际货币史,从古典金本位制(1870-1913),到布雷顿森林体系(1946-1971),再到现行的所谓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不同形态的更替。而且,每种体系也都经历了从建立、发展、完善直至最终崩溃的过程。
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过程中,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体系内各国在经济实力、经济周期(从而政策目标)、政治权力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左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因为,一种形态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想能够存在并正常运行,就必须在诸如货币本位确定、汇率制度安排、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形成以及国际清偿能力供给等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则和运行机制。而这种差异使得相应的规则和运行机制相对于体系内不同国家而言不均衡。换言之,遵守规则的成本与收益权衡因国家不同而不同,运行机制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权衡也因国家不同而不同。本文称这种不均衡性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从1870年至今,这种不对称性始终存在。具体说,在每种形态的国际货币体系时期,体系内国家都可被划分为两个集团——核心和。在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中,核心国居于支配地位,这一地位使得核心国与国相比能够以更大的自由度和更低的成本来实现自身的宏观经济目标。也正因存在于核心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性,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国常常有意或不得不改变或放弃体系规则。
国不执行统一体系规则以及核心国滥用特权的道德风险、国退出体系的威胁、核心国对国所施加的经济乃至政治上的压力、核心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体系稳定所作的妥协和让步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体系规则的调整、核心国地位的丧失甚至体系的崩溃。
简言之,正是这种不对称性以及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决定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重点分析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其鲜明特征:美元霸权依旧,但面临的挑战更多;国集团化。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建立以及转型国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国不但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也逐渐分化为特点明确的两大集团:第一集团主要包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现今还包括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他们越来越关心国际投资头寸的收益风险关系,越来越关心其头寸在美国的暴露程度,在这些国家,其汇率政策是对美元浮动(世纪之交诞生的欧元区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代表—欧盟中有12个国家统一货币,共同对美元浮动);第二集团则主要由亚洲及部分美洲国家组成,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向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出口;当进口不能保持同步增长时,逐渐增加的官方储备就直接用来购买美国证券;其货币政策的基本特征是管制其汇率、限制其货币升值。在国中,日本较为特殊—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看,他接近第一集团,从贸易角度看,他应属于第二集团;浮动与固定并存。在现行货币体系下,从较为清洁的浮动汇率制到硬约束的货币制度甚至美元化,各种货币制度同时存在。
以上特征决定了现行货币体系独特的不对称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国,美元职能不对称。众所周知,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同时行使着国际清算、国际干预与国际储备职能。但由于不同国家发展战略或者宏观经济目标的差异,美元在不同国的职能侧重也不同:在第二集团,多数国家政府强调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战略,而且就业压力以及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为了贯彻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第二集团国家更侧重经常帐户的盈余,因而倾向于管制其汇率、限制其货币升值的货币政策,出于干预外汇市场和预防投机性攻击的目的,他们更强调美元的国际干预职能和国际储备职能,主要表现为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的频繁干预(以维持本币对美元相对固定的汇率)和官方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
而与第二集团相比,在第一集团,其经济实力更强、经济结构更合理、市场经济机制更完善、生产力也更先进,在许多经济领域和环节具有与核心国抗衡甚至领先的实力。因而其更强调与核心国平等竞争的发展战略,更关注国际投资头寸管理及资本金融帐户平衡。在市场自由化的背景下,就要求以浮动的汇率来调节。一般地,其货币当局不主动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主要由私人部门决定。由于市场对美元的长期信用存在疑虑,因此其本币对美元有升值的趋势,这使得第一集团从总体上更强调美元的国际清算职能而不是国际干预和储备职能。
2.在国,对核心国要求权的积累主体不对称。这里所谓的国对美国的要求权主要是指国政府或私人部门持有美元或美国债券而产生的对美国的追索和要求权。基于以上关于美元职能不对称性的分析,在第二集团,对美国要求权的最主要主体是政府和货币当局。他们对积累美元储备有着强烈的愿望,官方外汇储备总体上呈逐年增加之势,进而成为美国财政部债券执着而稳定的需求者。其结果是既维持了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信用(美元对其货币总体升值)又压低了美国总体利率水平。总之,它从客观上支持了美国扩张的货币政策。
而在第一集团,对美元和美元债券的需求主体主要是私人部门。当这些部门持有美元后,并不像第二集团的政府那样只将其用于储备和购买美国国债,而是在权衡收益与风险的基础上进行更广泛的投资,既包括面向美国的直接投资也包括间接投资(主要是购买美国债券、股票及其他美国货币市场工具等);同时,值得强调的是,出于资产选择分散化或追求更高收益率的目的,他们也将其部分美元资产投向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另外,由于近年来其本币相对于美元总体存在升值趋势,出于对美元信用的担心,他们也会将部分所持美元兑换为本币或其他强势货币。总之,相对于第二集团,第一集团的行为对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几乎相反——对美国实施过于宽松货币政策具有约束作用。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对称。在核心国,强势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美元的特殊地位以及相对优化的经济结构,使其调节机制具有不同于体系内任何国家的特征:一般情况下,并不追求国际收支的平衡和盈余,因而也不以汇率调整来刺激出口,而是任其自动调节。当经常帐户逆差过大,就业形势严峻并危及到美元的信用时,其调节手段也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以采取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而是依仗其霸权地位,在频繁实施贸易制裁的同时,以政治手段迫使第二集团国家货币升值或对美扩大进口。相对于核心国,国(尤其是第二集团国家)更追求经常帐户的平衡和盈余,而且为此支付的成本也更高。在第二集团,当一国采取钉住美元的制度时,调节“平衡”的义务全靠自己承担。为了增加就业、维持出口引致的经济增长,其既要以更优越的待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要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促进出口。其结果是实际稀缺资源的外流和低收益且信用存在不确定性的美元储备的大量积累。
而在第一集团内,虽然以浮动汇率制为基础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与核心国相似,但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与美元相比,各国货币处于明显劣势,即没有像美元那样有坚实而稳定的需求作支撑。因此它难以依赖像核心国那样的低利率政策和宽松的财政预算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相对的高利率以及私人部门普遍存在的对美元信用的不信任使其货币对美元呈系统性的升值趋势。相对坚挺的本币虽有利于第一集团国家私人经济的经济部门对核心国的投资,但他们又担心国际投资头寸在核心国的过分暴露,而且可能增加改善对核心国贸易的难度。其结果是时常爆发与核心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为了应对和弥补与核心国在调节机制上的不对称性,摆脱对核心国的过分依赖,第一集团国家之间加强了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以扩大“内需”,其典型代表是欧元区。欧元区的建立增强了区内国家管理内外平衡的能力,但在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及强制性财政政策的硬约束也同时使其整体经济增长难以协调运行。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趋势
(一)现行体系所经历的变化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虽然美国仍是现行体系下的惟一核心国,且美元仍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但在过去的30年里,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却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如上文所述,在布雷顿森林时期,对于货币体系和货币制度的管理,国一般情况下具有单个国家动机特征;而在现行体系下则具有集体动机的特征。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国的个数更多,且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国家更加采取集体行动和跨国管理;相比之下,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因而政策目标优先权也存在差异;另外,亚洲国家区域性合作水平现状甚至不及40年前的欧洲。欧元取代英镑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主要储备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国(美国)承诺维持其币值稳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自由兑换时期,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因此这种承诺至少在表面上是可信的。而现在,美国政策决策者的意图更加模糊,美元维持其对外币价值的前景更加不明朗。资本控制的消除使得抑止私人金融交易更加困难,从而使得如今第二集团国家的货币当局如今为维持现状而进行的冲销和干预操作范围更广、成本更高,爆发由预期性投机攻击所致的货币危机甚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更大。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逐步自由化,维持国内高储蓄率和低估本币越来越难以保证额外投资以可贸易品部门为中心。
(二)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现行体系的演进趋势
在现行体系下,从汇率制度安排的角度看,第一集团国家较第二集团国家更具有相对独立性。尤其是欧元区,其货币作为事实上的第二主要储备货币,最接近核心国的特征。况且,在金本位时期,英、法、德、美被认为同属于核心国。因此,在现行货币体系下,欧元区是否愿意以及能否进入体系的核心,是决定体系演进的关键因素之一。
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自1998年成立之日起,即决心继承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传统——把物价稳定作为其最终目标。也就是说,从现实情况看,欧洲央行给予国内货币政策轨道以优先权,但其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与汇率政策之间出现冲突的概率相当高。而且,欧元区部长理事会的“汇率导向”与欧洲央行董事会的政策之间也常常不一致。这些冲突以及欧元区与美国商业周期发展的差异等因素将导致市场对欧元信心的波动。欧元汇率的波动将阻止或延缓欧元区进入核心国的步伐,但欧元的相对坚挺以及市场对美元信心的下降等诸因素势必使第二集团愿意持有更多的欧元储备。
在第二集团这种储备资产多元化的初期,由于美元的绝对核心地位仍难以动摇,因此这种多元化必将表现为储备资产的净增长,其结果是加大第二集团整体的通货膨胀压力。而舒缓通胀压力的途径包括:放弃钉住美元制;向美元储备索要更高的利率;减少美元储备的比重。
在美元储备资产增加、对美贸易顺差扩大的情况下,放弃钉住美元的结果是第二集团国家本币总体对美元升值,进而导致对美顺差收缩。考虑到欧元在国际货币中相对坚挺的表现以及第二集团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势必会扩大对欧元区的出口,并以此作为进一步积累欧元储备的重要手段。此时,若欧元区仍坚持刚性的财政预算约束及稳定的物价目标而不愿向第二集团提供更多的欧元流动性,则第二集团势必会扩大对欧元区的进口,否则欧元储备将支付更高的成本。这样,第二集团与欧元区将达到更大规模的互惠贸易水平。从较长期来看,当第二集团与欧元区贸易依存度达到的相当水平后,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将下降,从而形成对美国扩张货币政策的约束性。若第二集团的货币政策存在区域性的协同性,则有可能形成美元、欧元及第二集团货币之间“三足鼎立”的相对稳定态势。其性质是相互制约的货币体系。
若欧元区有意加快进入核心国的步伐,将会向第二集团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支付高于美元的利率。这将加速第二集团降低美元储备的比重。但与此同时,欧洲央行也必须增加美元储备以干预美元与欧元的双边汇率,使其更为稳定。当然,当美元需求下降后,美元也会寻求更稳定的汇率以扩大自己的出口并吸引资本的流入。因此,美欧之间为了降低汇率波动的成本,势必强化诸如《广场协议》(1985年9月)和《卢浮宫协议》(1987年2月)式的旨在稳定汇率的合作。另一方面,美欧之间这种竞争性货币合作关系若能持续,也将降低第二集团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成本,从而最终走向钉住以美元、欧元为关键货币的货币篮子制度,形成美欧为核心、第二集团为的汇率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总之,核心国、第一集团、第二集团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现行体系的演进趋势。但欧元区以及中国和东亚区其它国家的政策选择是关键因素。
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的变革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趋势对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的走势和变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表明,不论欧元区选择维持现有的政策目标不变还是有意向货币体系的核心靠拢,国际货币体系都将会向着保持美国、第一集团、第二集团之间双边和多边汇率相对稳定的方向发展。如果第二集团各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朝着更加协调一致、汇率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则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演进趋势。但是,考虑到未来第二集团各国的货币对美元或欧元仅是相对稳定而非绝对固定的关系,因此亚洲货币合作的目标应该是亚洲其他国家货币钉住亚洲关键货币(如,人民币或日元),而亚洲关键货币应采取钉住主要以美元和欧元为篮子货币的货币篮子,以便使其对美元和欧元汇率均具有相对的弹性。换言之,亚洲的关键货币不宜只对美元和欧元中的其一浮动而对另一货币固定,因为这不利于促进未来更为稳定和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
假定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现行的经济增长趋势,人民币至少会成为亚洲关键货币之一。从眼前看,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人民币的市场信用尚不具备对美元大幅浮动的实力。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安排应能够应变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基本原则应是能应变美元和欧元相对地位的调整及中国与第一集团国家经济往来规模的变化。也就是说,以维持对美元相对固定的汇率为基础,同时适当增加市场调节的作用以逐渐应变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
具体地说,在中短期内,当人民币与核心国货币汇率水平偏离均衡水平太多,即由此引起的外汇储备变动或贸易摩擦等成本过高时,可以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做出一次或若干次“跳跃性”的调整,以减低成本。这里所谓的“跳跃性”是指调整幅度可以稍大一些;至于调整的次数和时机则以尽量减小市场投机预期和投机攻击为原则。
在调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应保持人民币对核心国货币的相对稳定,这是以当前核心国货币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现实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对核心国货币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对外贸易和经济交往,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和价值稳定,也有利于防范货币危机。
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为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加稳定和均衡的方向演进,在增强亚洲货币合作中人民币地位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应逐渐朝着对美元和欧元保持相对弹性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央行欲逐渐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承诺是正确的。但不是短期的,也不是简单地钉住篮子货币,而是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相协调,逐渐微调篮子中美元、欧元以及其它一些相关国际货币的权重。
综上所述,可得如下基本结论:首先,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较长期选择,但人民币相对美元的浮动区间并非恒定,而是在逐渐扩大的前提下呈现波动性;其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可能会体现出一定的“跳跃性”,即在总体上呈现波动区间相对狭窄的同时,偶尔会在一定的时段内表现出较大的波幅。
一、通过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的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独立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相对稳定的汇率三者不可兼得,即存在所谓“不可能三角”关系。我国奉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意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条件下的基本稳定。事实上,汇率管理有余,浮动有限,汇率较为稳定,使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累积,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在寻求规避本国风险,追逐国际套利机会的背景之下,更是窥歔中国。我国虽然尚未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但国际资本通过各种变通的渠道流入我国的趋势并未逆转。
二、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不会改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一、引言
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亚洲国家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有必要展开经济合作以共同抵御金融风险,这促使区域内货币当局们商议推进一个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以稳定双边汇率、加强货币政策合作。危机后大多数受冲击国家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考虑到区域内贸易水平的上升以及潜在的竞争性贬值引起的经济溢出效应,在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为媒介的市场推动下,加强汇率政策的协调对于亚洲国家而言非常重要。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亚洲区域内汇率政策的合作与协调。
本文使用ASEAN+3区域内六种货币的月平均名义汇率数据,包括印尼盾(idr)、马来西亚林吉特(myr)、菲律宾比索(php)、新加坡元(sgd)、泰铢(thb)和韩元(krw),使用SVAR模型识别这些国家货币汇率波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AMU、美元和欧元汇率波动解释。文中的分析引入了AMU,突破了Frankel & Wei(1994)仅仅关注主要货币的传统模型。实证结果支持亚洲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盯住AMU稳定其汇率的假说,尤其在2006年10月——2010年7月这一特点更为显著,通过盯住美元实现稳定已经不是这些国家的最优选择。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对于地区货币汇率的考察主要从汇率联动和汇率合作两个方面展开。
汇率联动方面,许多学者沿用Frankel & Wei’s (1994)的方法。刘刚(2013)分阶段实证发现金融危机后东亚仍旧是事实上的美元区,美元的地位仍难以撼动,但人民币对部分东亚货币的影响力已超过了美元。Jyh-Dean Hwang(2013)发现人民币对于东亚汇率变动的影响很有限,除在极短期内外人民币在东亚汇率决定中并未起重要作用。另一些论文在MGARCH框架下运用Engle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模型,来估算时变的条件相关性。如Bong-Han Kim等(2013)发现,21世纪头十年的后半期,五种新兴亚洲货币和日元汇率之间的关联性下降,甚至是负的动态条件相关,并且用DCCX-MGARCH模型识别出国际资本市场驱使新兴亚洲货币和日元汇率之间关联性下降的两个主要因素。
另外一部分学者们关注区域内的汇率合作。Williamson(2005)提出由9个亚洲国家及地区盯住一个共同的篮子货币,该篮子由美元、日元和欧元构成。Ogawa & Shimizu(2006)提议使用亚洲货币单位来监测亚洲的汇率政策,稳定有效汇率。在比较各货币相对AMU的偏离指标后,他们发现其中存在不吻合现象,并将此理解为非协调的汇率政策的表现。Eichengreen(2006)认为与欧洲货币单位(ECU)和欧洲货币体系(EMS)相似,AMU能够起到官方协调作用。
三、模型与方法
(一)交叉汇率模型的构建
Frankel&Wei(1994)开创了识别主要国际货币在隐含篮子货币中权重的方法,评估了日元、德国马克和美元的汇率变动对于亚洲地区汇率变动的影响程度,他们的计量模型如下:
eEAt=α0+β1etUSD+β2etEUR+β3etYNE+εt(1)
其中,e为各货币对瑞士法郎汇率的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β的估计值表明各货币在隐含篮子中所占的权重。然而,采用Frankel-Wei回归进行的研究大多仅关注主要的国际货币,忽视了亚洲货币的影响,本文在Frankel-Wei模型中引入AMU。
当将AMU引入(1)式后,OLS估计结果将不如人意,因此本文使用带约束的SVAR模型解决内生性偏误和共线性问题。SVAR考虑了各内生变量之间的同期相关关系,规避了VAR中Cholesky分解结果对内生变量排序的敏感性。通过对如下的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可以模拟外部货币和AMU的冲击效应,从而发现其变动在各亚洲货币变动中分别所占份额(即隐含权重):
Rt=0+∑Pk=1k(L)Rt-k+εt(2)
其中Rt为向量矩阵(eusd,eeur,eamu,eEAi),Фk(L)是一个4*4矩阵,Ф0是常数矩阵,方差分解可以得出各货币(usd,eur,amu)在各国隐含货币篮子(EAi)中的相对权重。
本文数据使用2000年1月-2014年5月的月平均名义汇率(T=173),并以瑞士法郎(chf)作为计价货币。双边汇率数据来自Pacific Exchange Rate Service,AMU数据来自Ogawa & Shimizu。
(二)多重结构变动检验
本文使用Bai-Perron的多重结构变动模型(Bai&Perron,1998,2003)内生估计亚洲各国汇率制度发生变动的时点。使用完全结构变动模型,考虑如下回归方程:
yt=ztδj+ut
t=Tj-1+1,…,Tj;j=1,…,m+1
其中,yt为因变量,zt(q*1)为协变量矩阵,δj(j=1,…,m+1)是相对应的系数矩阵,ut为误差项,Tj为断点处,得到结构变动检验结果如表1:
注:表中列出了各亚洲国家货币汇率分别在Sequential检验、LWZ检验和BIC检验下存在的断点个数;TiS、TiL,B(i=1,2,3,4,5)分别给出了Sequential检验下和LWZ检验、BIC检验下第i个断点出现的时期。 检测发现大多数国家在2006年和2010年左右分别存在断点。2006年的断点可能与中国政府宣布采取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制度有关,而2010年左右的断点可能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逐渐平息后亚洲国家汇率调整有关。根据断点情况,本文将样本期分为三个子区间:2000M01-2006M09;2006M10-2010M07;2010M08-2014M05。
(三)建立SVAR模型
在进行SVAR分析之前,首先对汇率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所以在(2)式中使用一阶差分值建立VAR模型。根据AIC准则选择最优滞后阶数,所有国家在第一期滞后阶数为1,在后两期滞后阶数为3。VAR结果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下面建立SVAR模型。为使货币篮子中各货币结构冲击正规化为1,假设各亚洲货币面临自身冲击时的脉冲响应为0。按照eusd、eeur、eamu、eEAi的顺序反映其外生性水平,并假设美元和欧元不受同时期AMU的冲击。
四、ACU的角色:方差分解
表5给出了SVAR模型得到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结果。表中数据是12个月的预测方差分解结果,反映了usd、eur、amu的外在结构性冲击分别对亚洲各国货币汇率变动的贡献率。
首先观察第一个时期的估计结果。总体而言,amu的贡献率比较低(除印尼和韩国),对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分别为0.076%、7.378%、9.241%、16.988%。除印尼外,美元是所有其他国家内在货币篮子中主要的锚货币。在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大多亚洲国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危机,其中措施之一是放弃严格盯住美元。然而,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在危机平息之后,这些国家重新对美元实行软盯住。McKinnon&Schnabl(2004)认为亚洲国家回归官方盯住美元或者事实上盯住美元,其原因在于美元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盯住美元既有助于便利国际贸易,又有助于锚定区域内和国内价格水平。
第二时期的估计结果发生很大变化。amu汇率波动对亚洲货币汇率方差的解释能力都高于10%,总体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家,amu冲击的贡献度显著高于第一时期的份额。而在印度尼西亚和韩国,amu的份额较为稳定,仍然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这些证据表明亚洲货币正从事实上盯住美元开始转向盯住货币篮子,并且这一篮子中亚洲货币和欧元的比重不断变大。虽然亚洲国家货币汇率波动绝大部分仍然由美元汇率波动造成,2006年起各国逐渐放松了美元盯住制。在第二时期,所有国家(除了印度尼西亚)的美元贡献度都有所降低,菲律宾和韩国约下降了40%,马来西亚约下降了30%,新加坡约下降了20%,泰国约下降了10%。这一阶段货币篮子中三种货币的表现可能与多种因素相关。首先,这一时期前段,正是中国、马来西亚等国官方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进行汇率制度改革的政策开始发挥实际效力的阶段。区域内各国受到网络外部性的影响,将会总体上呈现出放松美元盯住的格局。其次,这一时期后段,正值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及危机持续影响时期。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体系的脆弱性,驱使各亚洲国家调整汇率安排,积极处理危机对国内货币体系和对外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
最后分析第三时期的估计结果。第三时期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危机的影响已逐渐散去。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美元波动对亚洲货币方差的解释能力上升幅度很大,基本恢复到第一时期水平。这与其他学者关于1997-1998金融危机平息后亚洲国家回归美元软盯住制的研究有相似之处,可能与美元长久以来占据重要地位的惯性作用相关。
五、结论
本文通过方差分解可以发现,与欧元冲击和AMU冲击相比,美元变动在三个时期内对亚洲货币都拥有绝对影响力。然而,结果也显示在2006年10月——2010年7月间,平均而言美元对亚洲国家汇率变动的贡献率由大约76%下降到56%,而AMU的份额均值由13%上升到22%(不考虑印尼)。这些结果都表明这一时期内,亚洲国家不再单一盯住美元,开始尝试在亚洲货币占相当份额的货币篮子体系下进行汇率合作。
根据此实证结果,这些亚洲国家都开始实行事实上的货币篮子体系,并且区域内货币在货币篮子中占据不可忽视的比重。此前很多研究认为一篮子盯住制更适合亚洲国家,并且1997-1998危机后美元权重长期高于其理论值(如Bird&Rajan,2002;Bénassy-Quéré,1999;Ito et al.,1998等)。在上述分析下,这一期间内亚洲汇率的变动情况似乎证实了这些观点。如Owaga&Shimizu(2006)所建议,加强亚洲区域内汇率合作的一个方向可以是使各国货币与AMU保持稳定联系。通过这样循序渐进的努力,推动未来亚洲货币一体化向纵深方向发展。(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
参考文献:
摘要中提到了人民币汇率与生产力水平的联系,又指出了企业财富创造与生产力水平的关系,企业的资产价格可以从公司股票价格中反映出来。一般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与企业资产价格间是呈现出正相关性的,但是人民币的汇率和企业资产的价格波动是由一系列外在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因此具有不稳定性,这也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与企业资产价格的相关性关系。本文将首先理顺汇率与资产价格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从多个方面分析人民币汇率与资产价格波动的连串问题。
1人民币汇率与资产价格
了解人民币汇率与资产价格波动的相关性首先要对人民币汇率和企业资产价格有一个清晰准确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对接下来的具体论述有更加深入的理解。首先,论文接下来将会把汇率和资产价格分成两部分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
1.1关于人民币汇率
汇率就是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兑换比率,通俗来讲就是用一种货币表示成另外一种货币的价格。汇率存在的原因是世界各国家使用的货币名称和货币价值是不统一的,因此需要存在一国货币兑换另一个国家货币的兑换比率,以便各国进行经济往来。
汇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甚至成为国家为达到其政治或经济目的而实行的一种金融手段。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利率的上升与下调,国家间交往过程中出台的各种政策和政治经济性决议等都会对一国及其相关国货币的汇率产生影响。
1.2关于资产价格
资产价格和人民币汇率理解起来的方式相仿,资产价格就是指将资产转换成货币的比例,换句话说就是一单位的资产能够转换成多少单位货币的问题。
资产价格泡沫是指资产价格,其中尤其是指股票和不硬的价格,逐渐向上偏离由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就业,收入水平等实体经济决定的内在价值相应的价格,并且造成市场价格的快速回调,使得经济增长陷入停顿的一种经济现象。资产价格泡沫一般是由一些投资行为尤其是一些带有投机性的投资行为产生的。资产价格泡沫会带来投资增长的现象,但是这往往是虚假繁荣的表现,资产价格泡沫如果一味扩大一定会增大金融系统的风险,更可怕的是可能带来金融危机,就是因为资产价格泡沫包含了对实体经济内在价值的偏离,所以是很脆弱的。如果泡沫资产大量的由银行贷款形成,这种风险性就会发展成大规模的金融风险,并且进一步导致一个行业的经济增长止步不前甚至出现经济倒退的后果。
次贷危机发生后,造成了美国的金融行业的大量亏损,这导致货币的流动性变得紧张,在这种情形下,美联储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大幅度的降息以及提供注册,以此来帮助金融行业提升货币的流动性。大幅度降息,提升或流动性带来的结果就是美元大幅度的贬值。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货币形式,很多的国家都有美元的外汇储备,美元贬值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也贬值,实际上是各国为美国的危机买单。
去年的各类经济体货币汇率贬值幅度统计数据显示,巴西,俄罗斯的货币贬值幅度较大,人民币位居第九,分析原因,巴西和俄罗斯是主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其国内经济也在当年陷入一定的衰落期,致使其货币汇率一落千丈,与此相比,一些商品货币国家虽然也是依赖大宗货物出口,但是作为较发达的经济体,国内的经济并没有明显恶化,所以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幅度要远低于前者。亚洲的一些国家多数是大宗商品的进口国,其经济增长在当今新兴经济体中仍然差强人意,因此这些亚洲国家的货币贬值幅度比较温和。
2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货币数量理论角度分析
政府相关部门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涉及到国家的货币政策,包括企业的资产分析都要以国家货币政策为依据,货币政策中也要涉及关于货币数量理论的内容,因此论文接下来的一部分将主要从货币政策和货币数量理论两个方面来讲述关于汇率与资产价格的相关问题。
2.1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表明,高流动性会造成利率在短期内呈下降趋势,而短期利率的下降会不可避免的带来名义利率的长期性下降,由于传导规律的存在,长期利率下降会造成股票价格上升,股票价格的变化就与企业资产价格波动相挂钩。
货币流动的价格的衡量手段是以利率水平为依据的,利率分为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之间是存在密切的联动相关性的,债券资产,比如国债的回报率可以作为长期性利率水平的衡量标准。
债券也存在利率,债券利率的下降和股票价格上升可以通过替代效应解释。当债券这一类资产的回报率下降时,更多的资金会选择进入过票市场以求得更高的收益,资金的进入使股票价格上涨,回报率降低,一直达到股票资产应有的风险溢价水平为止。其中,风险溢价是指人们面对高低不同的风险,并且了解高风险高收益的规律,个人承受风险的限度会影响其对风险的选择,甚至是只愿意接受较确定的收入。
2.2货币数量理论角度
货币数量理论表明,如果市场上货币的流动性高于经济市场的实际需要的时候,就会抬高市场上的价格水平。物价水平保持稳定状态时,资产价格就会上涨。
对前面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在理论上已经给出了货币流动性对股票类资产的价格具有作用机制这一问题的解释说明,较为宽松的货币流动性会对股票市场起到推动性作用。
3汇率与资产价格传导途径分析
汇率是外汇市场的价格,资产价格是资本市场的价格,汇率与资产价格的传导机制根本来说是一种价格变动引起另一种价格相应变动的途径。论文接下来的一部分将会就汇率与资产价格间的传导,着重介绍汇率与股价间的传导,二者间的传导途径。
3.1利率途径
货币市场资金的价格由利率表示,利率在货币市场中的作用是传递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价格变动影响,作为一种传递的媒介存在,利率平价理论是沟通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达成均衡的桥梁。经调查研究,在一些国际舞台上地位较高的国家中,利率与汇率和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呈现负相关性。本国的货币贬值,说明本币投资的风险性会提高,这就导致投资者行为发生相应的变化,投资者会减少本币的持有量,转而增加外币的持有量,这一行为会带来资金外流的结果。在这一情况下,本国的货币相关部门会实施相应的政策,采取一定的手段来提高利率水平,从而达到维持外汇市场货币供求平衡的目的。这一做法将会影响公司的投资和股票市场上的资金供应量,即导致股票市场上股价的波动,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就是导致了企业资产价格的波动。
3.2外汇储备与汇率的关系
汇率的波动与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有直接的关系,外资引入我国后需要兑换成本人民币才能流通使用,所以我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增加货币需求量,这形成了外汇占款,而外汇储备增多意味着本国货币购买力增强,外汇储备的产生是由于大量的贸易顺差和资本的净流入,一国产生大量的外汇储备意味着大量外汇流入央行,央行随即按照及时汇率发出相应的本国货币,大量的外汇储备导致大量的本币发行流入市场,市场流动性过剩,而提高利率是回收流动性的主要途径,这一做法最终导致本国货币升值。
4总结
汇率对价格的影响尤其是对资产价格波拥南喙毓叵笛芯克孀沤鹑谑谐〉闹鸩椒⒄贡涞迷嚼丛匠墒欤由于汇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重大,所以金融市场担负着更大的风险,汇率的不稳定性也让资产价格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我国汇率与资产价格传导途径不够通畅,因此我国需要新的承载这些联动机制的变量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结合经济行为和政策手段保持汇率在平稳区间内波动,才能为资产提供安全稳定的经济环境,促进国内经济的健康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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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上所述,国际贸易运行的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的风险,以合同、政策和货币风险为主,是国际贸易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实际性问题,应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应对,提高海外贸易的经济发展水平。
关键词:国际贸易;风险防范
如今,进出口贸易额的逐渐增长,国际贸易类型在逐渐增多,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来源,发展国际贸易是重中之重。在国际贸易运行的过程中,常见的风险类型为合同风险、政策风险、货币汇率风险等,受到地域与国家的制约,对国际贸易构成严重威胁。为转变当前现状,应强化对国际贸易风险的防范,将风险的危害降至最低,成为现代企业最为看重的问题。
一、国际贸易发展情况概述
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已然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在逐渐提升,在国际贸易方面成绩显著,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更加显赫,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逐年提升。据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达到4.6外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国际贸易大国,象征着中国在国际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该历史性时刻标志着中国跻身世界最强大国的行列,对于中国来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在国际贸易发展形势大好的前提下,由于跨国贸易会产生多种不确定因素,进而引发经济风险,国家信仰、种族、货币、政策和合同等的差异性,是导致国际贸易风险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为营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应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做好风险防范措施,将风险可能自身的危害与损失降至最低,是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平稳增长的关键。
二、国际贸易的风险类型
1、货币汇率风险
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货币,其是国际贸易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现实性问题,是实现国际贸易往来的重要交换工具。国际贸易的开展,会涉及到货币汇率问题,主要是由于跨国贸易的持续时间较长,在支付款项问题上不可能即使缴纳全部款项,在此阶段会面临货币汇率风险的威胁,若货币汇率发生变化,其支付款项就会发生变化。货币汇率风险的滋生,主要归咎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幻莫测,货币汇率处于不断的波动中,是国际贸易中面临的实际性风险。
2、借贷风险
在国际贸易运行的过程中,交易额度往往较大,尤其是WTO成立以来,国家间的交流日趋频繁,交易范围在逐渐扩大,彼此间的金融往来数额会不断扩大。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缺乏健全的贸易制度予以辅助,部分国家由于思想上认知不全,大量举债,债权国会逐渐失去债务偿还能力,自身运行体系逐渐系统崩塌,国家地位逐渐下降。
3、合同风险
合同风险的滋生,主要取决于国家间法律体制的不同,针对同一贸易、同一事件,不同国家的法律给予了不同的司法解释与法律规范,两个国家在遭遇同一问题时,若都按照各自国家法律尽心裁判与规定,会导致两个国家产生矛盾与冲突,影响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另外,国际贸易的开展,也会存在运输风险,由于是跨国运输,运输的期限较长,由于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导致运输出现不同程度的风险,对风险的划分与承担成为一项关键问题。
4、政策风险
每个国家有着属于自己国家的制度与政策,不同的国家会产生不同的政策,与其民俗、文化和宗教信仰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我国在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时,势必会产生一系列的政策风险,两个国家间形成制度、政策与文化冲突,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冲击。国际贸易的开展,每个国家都有其专属的应对政策,旨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以反倾销政策为例,由于政策的存在,会使得贸易壁垒、相关条款发生不断的变化与更新,会严重影响国际贸易开展的公平性。
三、国际贸易的风险防范措施
1、及时做好国际市场的调研
现阶段,由于国际贸易往来的频繁开展,导致国际市场环境逐渐趋于复杂化,市场环境会随着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发生变化,货币汇率风险成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为此,应深入到国际市场内部,对国际市场进行调研,对合作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细致性的研究与分析,分析当前金融市场的运作情况,针对货币汇率的波动区间进行评估与预测,以保证货币运行的合理性,制定预警方案,以及时作出合适的选择。强化对国际市场的调研工作,应将生产国家、需求国家的具体情况予以掌握,分析各个国家现阶段的社会因素、自然灾害、战争情况等,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对市场供需情况进行评估,进而得出合理的决策,避免风险的产生。
2、建立客户信誉评价机制
为避免风险的产生,应强化对合作国家信誉的考察,通过建立客户信誉评价机制来约束与规范贸易行为,选择口碑好、信誉度高的外国企业进行合作,以避免由于合作国家信誉问题而导致的资金风险问题。在交易中,要对对方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资信情况进行细致的调查,对该企业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要严格查证与验证,对其以往的经营状况、资信状况进行综合性的评定,同时对合作企业的合同履行能力、出口许可证、原料供应、货物来源等进行严格考察。通过以上一系列的了解,为企业制定信誉评定机制,通过各个标准评定,为双方合作提供有效的借鉴。
3、科学选择计价货币
外汇风险是国际贸易中的典型,严重制约着贸易的开展。在国际贸易环境中,受到我国外汇制度的约束,企业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没有相应的策略来规避货币汇率所带来的风险问题,为转变当前现状,应科学的选择计价货币,出口时运用硬币来计价,进口时要利用软币来计价。此外,一旦在国际贸易环境中出现问题,应对交易的产品进行价格的合理调整,做到在市场环境中可灵活应对。若在出口的时候选择软币计价,要将作价提高,在进口时选择硬币计价,应降低作价。另外,为了避免由于货币汇率而发生风险问题,应在合同中凸显出来,将价格的相关条款进行细化,会根据货币汇率的变化情况进行价格的合理化调整。
4、提高贸易产品的质量
国际贸易的开展,产品属于贸易往来的重要资源,要及时关注国际环境的变化情况,了解国际环境中产品的质量标准与规格,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若想打造知名度,应注重打造产品品牌,是提高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的关键,争取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有力地位,以此来反击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应注重内部的发展与革新,引用现代社会中的高科技产品,主导产品研发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研发出新型产品。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国际贸易运行的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的风险,以合同、政策和货币风险为主,是国际贸易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实际性问题,应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应对,提高海外贸易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了强化对国际贸易的防范,必须对交易对象进行具体性的了解,建立客户信誉评价机制,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避免发生产品质量风险问题,优化金融运作体系,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交易,为国际贸易的开展提供条件和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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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及我国对策王鹏涛,刑特山东对外经贸1999-07-15
国际贸易专业硕士论文范文二:社会资本与国际贸易研究
摘要:显然,社会资本,不管是社会网络还是信任,都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促进国际贸易增长。因此,在其他禀赋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改善社会资本达到促进国际贸易增长的目的。
关键词:社会资本;国际贸易
尽管国际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依然没有达到经济学家所预期的理想水平,根据标准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模型计算的国际贸易量应该比实际贸易量更高。基于此,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求传统经济学理论之外的其他因素考察国际贸易。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不仅仅包括传统的运输成本、贸易壁垒和关税等,而且包括产品搜寻成本、关于产品质量和贸易伙伴可信度的信息采集成本、法律成本、控制成本和汇兑成本等。贸易壁垒的存在以及交易成本过高,必然会阻碍国际贸易增长。然而,社会资本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所以,金融危机后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关注国际贸易中的社会资本,力求弄清社会资本是怎样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功能
社会资本的定义和内涵还存在争议,有的学者将社会资本视为功能性的生产要素,有的学者将社会资本视为结构性的制度要素。如果将社会资本视为功能性的生产要素,那么它就可以取得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并列的地位;而如果将社会资本视为结构性的制度要素,那么它只能是改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剂而已。而实际上,在各种社会资本的界定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自相矛盾,即既将社会资本视为功能性的生产要素,同时又强调它的结构性特征。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即定义中使用的术语广泛地包括合作规范、信任和使人们得以集体行动的网络。在国际贸易学领域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和信任尤其受到关注(杨宇、沈坤荣,2010)。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够改善国际贸易增长源于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主要包括:①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信息分享,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②社会资本能够改变个人偏好,提高人交易的概率。交易的概率越高,双方未来合作的概率就越高,未来的合作可以补偿今天合作中的损失,合作均衡能持续存在;③社会资本能够形成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良性的模仿行为。共同的道德规范可以弥补缺失的正式制度,促进市场机制有效运行;模仿好的行为可以促进合作,提高经济活动效率。④社会资本能够解决外部性问题,降低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减少利益冲突,提供部分公共物品。社会资本的这些积极功能意味着社会资本可以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增长。
二、社会网络与国际贸易
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网络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有效克服非正式贸易壁垒,产生净贸易创造效应。其解释如下:①在法律和正式制度不能发挥作用或效力较弱的环境中,社会网络可以通过道德、习俗和规范来维持彼此间的信任,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②社会网络所有参与人对违反道德、习俗和规范的人的合作惩罚机制发挥作用。在重复博弈均衡中,参与合作的每一个人的最优策略就是永远拒绝与曾经欺骗网络内任一成员的人打交道。③社会网络具有信息传递优势,能够让买方更容易找到卖方,能为买卖双方提供充分的价格信息,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社会网络对国际贸易除了具有净贸易创造效应外,也会有动态效应,包括动态无效性和动态经济有效性。社会网络的动态无效性的原因如下:①由于交易商必须向人支付高额工资,所以长此以往,交易商不愿再维持或遵循集体主义策略,从而就会阻碍社会网络带来的静态贸易增长。②现有的社会网络阻碍了相应的制度创新。在社会网络过于发达和强大的地区,社会网络可能会使得本来可以确保合同执行的法律等正式制度的作用减弱,甚至完全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社会网络具有动态有效性的原因如下:①对于遵循集体主义策略的交易商来说,如果厉行节约,减少对人的工资支付,那么将在不完全的金融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融资,进而促进贸易的发展;②社会网络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吸纳更多的外部交易商,其成本比支付高额工资成本要低。显然,社会网络对国际贸易的动态经济有效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网络对于新成员的开放程度(刘庆林、綦建红,2004)。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国际贸易对社会网络的未来需求就趋于减少,这有可能导致社会网络在国际贸易中的有效性萎缩。例如,国际商业仲裁机构的出现,提供了争端解决的私人方式;而信用证交易方式的普遍运用,既能将部分商业信贷风险转嫁给银行,减少了买方违约的风险;又允许买方在货物质量检验之前延迟支付,减少了卖方违约的风险。可以说,社会网络被法律和制度取而代之,对社会网络自身的需求因此而降低。但是,另一方面,移民人数的增长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使社会网络的供给却持续增加,有可能提高社会网络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移民人数的增长,以及接踵而来的社会网络扩大化,不仅可以促进移民国家与移民来源国之间双边贸易的发展,而且此类供给可以拉动需求,由此增加对社会网络的需求。只要社会网络的供求处于不断变化中,社会网络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就值得关注。
三、信任与国际贸易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维度,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通过改变交易成本实现的。国际贸易领域中的交易成本可以定义成为了获得贸易收益而出现的摩擦成本。尽管人们难以给出交易成本的可操作性定义,但是,研究表明,交易成本非常之大。VanDalenVanVuuren(2003)研究显示1997年荷兰29%的工作人员聚集在贸易部门。国际贸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寻找潜在贸易机会、签订合约以及合约执行和控制,每个阶段都会带来交易成本。在第一个阶段,买方寻找关于偏好产品、潜在供应商的信息,如果产品没有生产出来,买方还必须要求生产商进行生产性投资。卖方通过市场活动寻找买方。由于信息不是免费的,也不是完善的,更不容易获得,所以这些活动都会产生交易成本。贸易商必须进行投资以寻找相关信息。显然,在国际环境下,由于语言、文化差异以及信息分布不同,交流更为困难,这就产生了较高的交易成本。降低这个阶段的交易成本涉及到两个必要的特征:第一,关于商业机会的信息必须能够传递到商业团体内所有感兴趣的成员;第二,必须保证这个信息是高质量的,也就是信息必须是真实可用的。传递可靠信息是网络的特有功能,网络成员间的共同信任增加了信息质量。Rauch(2001)和RauchandTrindade(2002)研究了共同的商业伦理网络在解决关于商业机会的信息失灵中的作用,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Combesetal.(2002)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商业网络和社会网络滋生信任,有助于减少法国的信息贸易壁垒。在合约签订阶段,交易成本就是合约条款讨价还价成本。双方必须确定如何获得合理回报,如何确定合约内容。双方不可能在合约中确定所有细节问题,因为这样做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有些安排也难以被第三方证实。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有些问题也难以预见。在国际背景下,合约签订更为困难。贸易双方必须了解对方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商业规范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是不同的。例如,在英国,人们惯于记录每一个细节,而在其它文化环境中,如荷兰,人们却只记录合约的大致框架,细节留待以后合约履行时再补充。这些差异常常带来一些误解,因为记录所有细节问题常常让对方觉得自己不被信任。为了解决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认知问题,贸易双方常常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以获取相关信息,这就使得交易成本过高。然而,高水平的信任可以使贸易双方求助于贸易中介及其他专业的咨询机构来签订合约,也可以增进不同文化价值背景的贸易双方的相互理解和适应,建立长期的交易合作关系,节省交易成本。在合约执行及监控合约执行阶段,都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尤其涉及到远距离贸易。监控意味着贸易双方检查另一方是否按照合约承诺的内容行事,如果没有,则下一步就意味着强制执行合约。最普遍的强制执行方法就是启动法律程序,尤其在国际贸易关系中,极其麻烦。贸易双方在法律程序中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外国人常常感觉在法庭上受到不公正待遇。因为存在取证问题,第三方诸如法官通常难以确定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和价值,所以,诉讼程序的结果相当不确定。但是,高水平的信任使得贸易双方都相信对方会按照合约承诺条款履行合约,不需要严格的监控程序,这样就降低了合约执行成本。另一方面,即使一方违约,合约需要强制执行,高水平信任也会使合约一方相信违约方在司法程序下能够强制执行合约。不少研究也证明了高水平信任在减轻贸易壁垒、提高贸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国际贸易增长方面的作用。如,DenButterMosch(2003)运用贸易引力模型采用跨国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信任水平较高的地方,贸易规模的确较大。Nupia(2009)提供了一个博弈模型研究了信任如何影响贸易增长,他发现,为了实现贸易,社会需要最低水平的信任,但是,一旦这个最低条件达到,只有信任水平足够高,才能实现更大的贸易量。这一结论为上述实证分析中信任和贸易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提供了解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信任水平低的地方,贸易量就一定低,因为Nupia(2009)的研究还发现,制度能够弥补信任水平低的缺憾。这意味着,在低信任社会,可以通过提高制度水平来增加贸易。这一研究结论为一国如何促进贸易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四、结论及建议
显然,社会资本,不管是社会网络还是信任,都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促进国际贸易增长。因此,在其他禀赋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改善社会资本达到促进国际贸易增长的目的。具体地说,政府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政府通过做一些积极的事情以维护现有的社会资本及促进社会资本的生成。事实上,社会资本需要正式的国家制度去培养与呵护,政府与社会自发团体是一种共生的、协同的关系,有效的政府制度为公民参与提供更有利的环境,公共机构的参与推动了普通公民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的稳定与发展,促进这些规范和网络运用于贸易增长目标。二是政府通过阻止一些事情来减少社会资本储备的消耗。社会资本常常是宗教、传统、共享历史经验及其他超出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的副产品。当政府开始从事那些本该由民间组织或公民社会来承担的活动时,政府将会给社会资本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如果政府阻止对这些领域的过度干预,或者主动退出本该由民间组织承担的活动领域,则可以减少社会资本储备的消耗。
自2007年8月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美国、欧洲金融市场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并导致美欧经济放缓甚至衰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特别是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将首当其冲的受到负面影响。
一、次贷危机对我国外贸影响日益加深
次贷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从国际需求、人民币汇率、生产成本等多个方面对我国外贸进出口都产生了严重影响。
1.国际经济放缓缩减了我国外部需求。随着次贷危机逐步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转化,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进一步加深,正如格林斯潘所说,次贷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全球经济扩张。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甚至出现衰退迹象。国际经济低迷,日渐收缩我国外部需求,出口增速减缓和贸易顺差的缩减将不可避免。
2.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丧失价格优势。为应对次贷危机,美联储不断降低利率,为银行注入流动资金,加速了美元的贬值速度,人民币升值步伐也因此明显加快。同时,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资金市场调整及可能的货币政策的放松也会增加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并可能引发对华投资的新一轮,将对人民币升值形成更大压力,从而直接导致我国出口产品丧失在价格上的竞争优势。
3.成本上升挤压利润空间。受全球范围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强劲、部分资源产品供给公司垄断,以及航运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市场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能源资源产品,以及粮食、大豆等大宗农产品价格一直以高位运行,直接导致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形势严峻。由于我国对初级产品进口依赖不断加大,结果导致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进一步上升。作为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中国已成为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主要承担者,出口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对我国外贸运行的影响将日益加深。而且我国劳动力成本、环境资源压力等要素价格调整具有不可逆转性,这使得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已经到了极其微弱的境地。
4.经济下滑使得贸易保护措施进一步加强。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美欧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我国与美欧等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发生。富裕国家中保护就业免遭低成本国家竞争的呼声越来越高,美欧遥相呼应,纷纷高筑贸易壁垒。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当前,世界经济环境复杂、全球贸易可能出现持续滑坡,必将引发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潮流,导致贸易摩擦增多,我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不容乐观。
二、应对次贷危机的对策建议 尽管次贷危机给我国外贸进出口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也为我国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等诸多改革方面提供了契机。
1.加强内外贸易政策的协调性。从化解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来看,要综合考虑外贸政策(出口退税、加工贸易政策等)与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资源价格、劳工和环境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增强协调性,使国内改革与政策调整要充分考虑出口产业和企业的承受能力。如货币政策在对投机性大的房地产行业继续从紧的同时,可以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有助于稳定物价、扩大就业和技术进步的农业和相关制造业实行区别性灵活政策。还可考虑将出口退税政策回归到“出口货物零税率进入国际市场”的制度设计中,将优化外贸结构、提高出口质量和效益的主要任务由国内的资源价格、劳工和环境政策来承担。
2.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有利于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消除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汇率传导机制,避免汇率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政策工具。同时,要密切关注美元兑欧元、日元等其他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化调整,特别是美元汇率可能出现的触底反弹引起的国际货币汇率关系新变化。加快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弱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管理,合理确定人民币对不同货币的比价关系,完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框架。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1999),各成员国的汇率制度可分为8类(见表1)。本次汇率制度改革前我国实行的是第三类即盯住美元制度,改革后实行的汇率制度同时兼顾了第三类和第七类的特点。
一、对现行汇率制度的认识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较之于原先的汇率制度,从形式上看有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二是选取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方式取代原来单一盯住美元的调整方式;三是选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代原来的固化的汇率制度,它既吸收了盯住一篮子货币制度与管理浮动制度的优点,又摈弃了两种汇率制度的缺点,从理论上讲是人民币走向区域货币道路上的最佳选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能否如理论设想那样完美,还有待检验论文。
1.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方式优于单一盯住方式。
(1)从贸易多元化的角度看,美国虽然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但也仅占1/6,比日本和欧盟都略低一些,中国和亚洲的贸易则占57%。因此,应该参照所有主要贸易国的一篮子货币,而不能只盯住美元。另外,改参照一篮子货币,会鼓励人们减少用美元结算,长期而言有助于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国际贸易的结算单位与货币。
(2)从降低内生交易费用的角度考虑,中国应选择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的货币作为人民币汇率参照的对象。单一的盯住美元,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而且由于中美两国的经济情况和政策倾向有很大的差别,单纯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会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冲击。近年来,我国和欧盟、日本以及美国的贸易额分别占中国总贸易额的比重几乎相当,欧盟和日本的对华投资也不逊于美国。因此,以一篮子货币为参照对象更适应我国的对外经贸往来。
(3)从满足人民币汇率政策出口竞争力的目标看,人民币汇率政策出口竞争力的目标是:稳定出口国际竞争力与进口成本。参照一篮子货币制度的突出优点是稳定人民币的名义贸易加权汇率(如果权数按照贸易比重在各货币之间分配)。如果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差异,参照一篮子货币同时也保障了真实贸易加权汇率的稳定。
2.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优于原先的固定汇率制度。
(1)从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本身看,它既具有固定汇率制度的某些优点,又能使汇率保持一定的弹性。在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一方面,汇率随着外汇市场的供求变化而调整,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可以对汇率进行较多的干预和管理,从而能够保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避免本国货币汇率剧烈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2)从我国的国情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以下的基本优势:①保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尽管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刺激或紧缩经济方面的作用一直受到理论界的质疑和实践效果的挑战,但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前瞻性的微调而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目前在发达国家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因而恰当的利用货币政策对我国这种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发展中大国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②调整国际收支的灵活性。这种价格的调整可以减轻国际不利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③阻止投机冲击。在20世纪90年代,频繁的货币投机冲击对资本开放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这一教训对我国在未来逐步开放资本市场过程中相当重要。
3.现行汇率制度并非完美无缺的。
(1)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意味着人民币将逐步不再直接与美元挂钩,由于我们参照的货币实行的均是浮动汇率制度,结果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变动频率与幅度都增加,这会给对外贸易和投资带来汇率风险。
(2)对于人民币汇率三项政策目标金融安全、出口竞争力和内外部均衡中的任何一项都难以完全顾及。而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我国国内市场经济制度发育还不完善等现实,又要求目前的汇率政策必须有所侧重。
(3)不能充分发挥汇率的调节作用。由于货币当局对汇率进行管理浮动,汇率变化的幅度被限制,汇率不能充分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因而难以有效调节商品交易和资本流动。还有可能引发操纵汇率之嫌,容易导致贸易争端。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只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一个阶段性的取向,在人民币具有区域货币功能后就应该再次调整。
二、对汇率目标区制度的认识
在本次汇率改革前,理论界很多学者提出以兼具本文表1中4、5、6类的货币制度特征的汇率目标区制度作为改革的选择目标。从实践看,这种方案没有得到认可。原因在于:
1.从理论上看。首先提出汇率目标区理论的弗来明认为一国也许会希望将其货币的汇率限定在或接近于某一“目标区”内,如果实际汇率的波动超出了这个目标区,该国就应调整政策使汇率向目标区内移动。后来,克鲁格曼进一步将汇率目标区模式化,提出了汇率目标区模型,威廉姆森进一步发挥了汇率目标区理论,他提出了“BBC制度”。多恩布什和帕克将这一思想近年来的发展称之为BBC规则。为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货币当局要设立一个基础均衡汇率以便同国内经济、国际收支的长期趋势相适应,并且围绕这一可调整的均衡汇率设定较宽波幅,达到一方面保持汇率基本稳定,一方面使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灵活性之目的。但基础均衡汇率计算很困难,而如果不能计算出合理的基础均衡汇率,目标区汇率的合理性将在根本上受到动摇。此外,汇率目标区体系应包括哪些货币,其宽度和调整频率应根据什么标准确定等一系列问题也不好解决,或确立起来具有很大随机性。
2.从我国实际看。汇率目标区制度在我国实行有三大难题。(1)汇率目标区制度下的中心汇率难以确定。(2)资本流动性和投机冲击难以抵挡。(3)我国不满足实施汇率目标区的三个前提条件,这三个条件是:不同国家的目标值一致;竞争力水平的目标值必须与国内宏观经济均衡相协调;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3.从实践效果看。已经崩溃的全球性的汇率目标区—布林顿森林体系和目前正在运行的区域性汇率目标区—欧洲货币体系下的欧洲汇率机制是最著名的实践。从实践的效果看,布林顿森林体系无以为继,最终崩溃。欧洲汇率机制运行中也是困难重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国家组成汇率目标区,其运行的制度环境与调节机制是无法与欧洲汇率机制相提并论的。
因此,本文认为,类似于汇率目标区制度的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是难以实行的,它既不会成为当今的选择,也不会成为汇率制度改革下一步的选择。
三、对单独浮动汇率制度的认识
1.单独浮动汇率制度具有制度优点,主要体现在:一是均衡汇率水平完全由市场供求所决定,因而不会出现外汇的超额供给有超额需求的问题,外汇资金的利用服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理,从而更有效率。二是由于汇率决定于市场的供求,资本的流出入只会引起汇率水平的升降,而不会改变货币供应量,使货币政策有了较大的独立性;同时,由于汇率水平的升降能够自动的调节国际收支使之达到均衡,降低了大量国际储备的机会成本,减少了中央银行对市场的频繁干预。三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的变动呈连续、轻微的态势,投机者的获利空间狭小,使投机行为相对减弱。
2.我国还缺乏将单独浮动制度理论上的优点转化为现实中的优点的实力。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宏观经济预期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将继续进行,人们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也就呈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依存度日益提高,国际间竞争的加剧,对我国经常项目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加上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资本的流动性将随之增强,其结果对我国的货币供需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预期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汇率也具有高度的易变性。如果贸然采取一步到位的汇改策略,走上浮动汇率的道路,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3.单独浮动汇率制度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最大问题就是存在着汇率的过度波动或汇率的易变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并且使经济中面临的汇率风险增强。弗里德曼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之所以出现不稳定。主要是因为与之相关的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由于人们对货币供给、实际收入的预期决定着当前的汇率,如果人们的预期是不稳定的,汇率就会表现出易变性,且汇率波动的幅度会大大超过货币供给和实际收入的波动幅度。依据该理论,如果人们的预期是稳定的,汇率就应当是稳定的;而事实上则是,在大多数预期稳定或预期较大稳定的情况下,汇率仍然是易变的。因此,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对外汇市场调控能力较强的国家,或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较深,需要充分利用汇率机制调节作用的国家,比较适合采用这种汇率制度。
参考文献:
具体来看,汇率变动对于设备进口行业里的每一个分支部门的影响是不同的:
1.对于国外设备具有极度需求刚性的企业不一定有益处
这类企业因汇率上升虽然可以得到进口价格方面的优惠,但是如果遇到海外厂家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而趁机抬价的情况,本国汇率上升的变动并不会带来多大好处。比如,今年我国提高人民币汇率并没有改变进口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情况。由于中国进口铁矿石的需求量大,且铁矿石需求刚性,近两年进口矿石价格的涨幅较快,近两年铁矿石价格上涨迅猛且目前的进口铁矿石价格仍然高位运行。因此,在看到本国货币升值带来进口成本小幅下降的同时,更要看到企业对特定货物的刚性需求。高额的进口成本不一定会使本国某些企业的竞争能力提高,减弱了汇率变动带来的竞争优势。
2.对于国外设备具有需求弹性的企业会有益处
汇率变动改变了一般设备的进出口态势。提高本国货币汇率后,增加了相对低价进口的机会和需求,扩大了本国的市场容量。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大国内市场的竞争。本国货币升值之后,国外产品竞争力将持续增加,其市场占有率将得到提升,而国内低端产品出口受阻后,必可能回流国内市场,导致市场价格下滑。
3.对于外贸流通公司的影响是正面的
专业从事进口业务的外贸流通公司,在国外设备相对降价的环境下,会在业务量增大的过程中获益。
4.对于设备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较小
设备加工贸易企业出口较稳定。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出口和进口直接挂钩,出口目的地较为明确,价格也较为稳定。虽然进口成本下降,但出口成本相对升高,赢亏可能相抵,因本国货币升值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小。
在我国,很多企业大多已习惯了我国的现行货币机制,对于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还缺乏深度分析,对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的必然选择存在模糊认识;有的企业尽管已通过各种渠道及国家相关宏观调控政策预感到人民币有升值的倾向,但由于对人民币参照国际一揽子货币的实际操作技巧不熟悉,也没能抓住时机扬长避短,预期避险措施滞后。而且很多企业对于货币结算信心不足,感到操作的灵活性难以把握,这也是它们在人民币汇率调整后不能灵活应对的重要原因和将要面临的严峻考验之一。
总之,汇率机制的改革,是我国经济和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我们可积极探索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新措施,探索充分合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新方法,将各项应对措施贯穿于工作的各个环节,大力促进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
对策建议:
1、密切关注人民币汇率新机制的发展变化,及时引导企业驱利避害。研究分析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给外经贸带来的影响,科学分析预测人民币汇率变化走势,及时为企业提供服务和指导。积极引导企业正确分析人民币升值,国家放宽了外汇使用、需求、兑换包括携带进出境等方面的限额,使得市场更加能够反映供求关系。在外汇市场上要给予企业、金融机构以进行风险管理的一些工具。
2、及时提供专业培训和相关金融信息。积极指导企业提高汇率风险意识并运用各种方式规避汇率风险。深入调研对外贸易企业在人民币升值后亟需解决的问题,邀请有实际操作经验的专家学者来讲课,对外经贸企业进行全面培训;及时通过网络、媒体等多种渠道向企业介绍和推广规避汇率风险的成功案例,提高企业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3、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全面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推动企业扩大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的主动性。积极引导企业合理进口国外生产原料,尽量冲抵对外贸易的市场风险。同时减轻对原材料的需求压力。引进原料与外销相结合,合理、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扩大进口规模,实现进出口贸易的协调发展。
4、推动企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享有关税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企业的贸易成本。
5、全力引导企业利用合同价格,共同担当风险。
6、引导企业运用金融手段规避市场风险。比如采用多币种结算、押汇等方式转嫁汇率风险;适当采用外汇远期买卖、套期保值等手段锁定汇率风险;并可通过适当的美元贷款,来降低利息支出和汇差损失。
7、引导企业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这次人民币升值后,加大研究开发的投入,积极运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使国外客户在价格谈判中作出了让步。
8、引导企业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企业应苦练内功,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作者单位:本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中谋求快速可持续发展,是商务工作的重中之重。
本国货币的升值对进口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直接的影响是,汇率升值后,进口商品的价格由以外币计价转化成以本国货币计价后,将会发生相同幅度的下降。间接的影响是,本国货币汇率变化也会通过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引起进口量的调整。当进口价格发生变化时,根据需求价格规律,进口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需求量也必然随之调整。当需求弹性不同时,进口量增加的幅度也是不一样的。根据需求弹性理论,需求弹性越高的商品,进口价格变化引起进口量的调整就越大。
具体来看,汇率变动对于设备进口行业里的每一个分支部门的影响是不同的:
1.对于国外设备具有极度需求刚性的企业不一定有益处
这类企业因汇率上升虽然可以得到进口价格方面的优惠,但是如果遇到海外厂家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而趁机抬价的情况,本国汇率上升的变动并不会带来多大好处。比如,今年我国提高人民币汇率并没有改变进口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情况。由于中国进口铁矿石的需求量大,且铁矿石需求刚性,近两年进口矿石价格的涨幅较快,近两年铁矿石价格上涨迅猛且目前的进口铁矿石价格仍然高位运行。因此,在看到本国货币升值带来进口成本小幅下降的同时,更要看到企业对特定货物的刚性需求。高额的进口成本不一定会使本国某些企业的竞争能力提高,减弱了汇率变动带来的竞争优势。
2.对于国外设备具有需求弹性的企业会有益处
汇率变动改变了一般设备的进出口态势。提高本国货币汇率后,增加了相对低价进口的机会和需求,扩大了本国的市场容量。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大国内市场的竞争。本国货币升值之后,国外产品竞争力将持续增加,其市场占有率将得到提升,而国内低端产品出口受阻后,必可能回流国内市场,导致市场价格下滑。
3.对于外贸流通公司的影响是正面的
专业从事进口业务的外贸流通公司,在国外设备相对降价的环境下,会在业务量增大的过程中获益。
4.对于设备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较小
设备加工贸易企业出口较稳定。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出口和进口直接挂钩,出口目的地较为明确,价格也较为稳定。虽然进口成本下降,但出口成本相对升高,赢亏可能相抵,因本国货币升值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小。
在我国,很多企业大多已习惯了我国的现行货币机制,对于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还缺乏深度分析,对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的必然选择存在模糊认识;有的企业尽管已通过各种渠道及国家相关宏观调控政策预感到人民币有升值的倾向,但由于对人民币参照国际一揽子货币的实际操作技巧不熟悉,也没能抓住时机扬长避短,预期避险措施滞后。而且很多企业对于货币结算信心不足,感到操作的灵活性难以把握,这也是它们在人民币汇率调整后不能灵活应对的重要原因和将要面临的严峻考验之一。
总之,汇率机制的改革,是我国经济和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我们可积极探索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新措施,探索充分合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新方法,将各项应对措施贯穿于工作的各个环节,大力促进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
对策建议:
1、密切关注人民币汇率新机制的发展变化,及时引导企业驱利避害。研究分析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给外经贸带来的影响,科学分析预测人民币汇率变化走势,及时为企业提供服务和指导。积极引导企业正确分析人民币升值,国家放宽了外汇使用、需求、兑换包括携带进出境等方面的限额,使得市场更加能够反映供求关系。在外汇市场上要给予企业、金融机构以进行风险管理的一些工具。
2、及时提供专业培训和相关金融信息。积极指导企业提高汇率风险意识并运用各种方式规避汇率风险。深入调研对外贸易企业在人民币升值后亟需解决的问题,邀请有实际操作经验的专家学者来讲课,对外经贸企业进行全面培训;及时通过网络、媒体等多种渠道向企业介绍和推广规避汇率风险的成功案例,提高企业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新晨
3、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全面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推动企业扩大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的主动性。积极引导企业合理进口国外生产原料,尽量冲抵对外贸易的市场风险。同时减轻对原材料的需求压力。引进原料与外销相结合,合理、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扩大进口规模,实现进出口贸易的协调发展。
4、推动企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享有关税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企业的贸易成本。
5、全力引导企业利用合同价格,共同担当风险。
一、对外汇储备的认识
目前针对如何管理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许多学者或实务工作者从各个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想法,但由于缺乏对外汇储备的正确理解,导致一些建议不可行,或相互矛盾。因此,在讨论外汇储备管理之前有必要正确认识外汇储备的内涵。
外汇是央行的一种资产,其对应的负债主要是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的存款,这意味着外汇的增加同时导致了国内人民币的增加,所以外汇是不能直接用于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因为这相当于增加货币供应量,可能会导致通胀。
外汇是我国对国外的一种债权(主要指贸易顺差产生的,不是借外债),外汇相当于国外发行的“债券”,国外用这种“债券”换回了我们的产品、服务,当然我们可以用这些“债券”在将来从国外买回产品和服务,但是如果“债券”贬值了,我们买回来的少了,就受损失了,如果“债券”升值了,买回的多了,我们就盈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世界进入了浮动汇率的国际货币体系,持有外汇意味着要承担汇率波动的风险。
拥有外汇相当于为国外的铸币税作贡献。铸币税实质上是对货币发行并保持货币信用的一种补偿,拥有他国的货币数量越多,对该国铸币税的贡献就越大。目前,美元是最主要的外汇资产,因此美国是从铸币税中获益最多的国家。
外汇储备对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至关重要。外汇储备是保障一国汇率体制稳定、国际贸易平衡、国际清偿支付的必要措施。外汇的增加主要由贸易顺差、借债、直接投资等组成。我国汇率体制实质是有浮动的固定汇率,央行对外汇资产统一管理,企业进口、对外投资、归还国外债务、外资企业利润汇出,都需要兑换外汇,因此必须保证一个基本的储备量,否则会产生支付危机。
二、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问题
外汇储备对稳定一国的货币汇率体系,平衡国际贸易收支非常重要,但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巨额的外汇储备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和问题。
巨额的外汇储备可能面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目前我国外汇的主要资产是美元资产,在美元贬值时外汇储备的实际价值会大大缩水。由于资产金额巨大,进行币种调节的空间也很有限。近两年来,美元对各种主要货币贬值20%左右,由此产生的损失数百亿美元。
外汇储备的增加会挤压货币政策的空间。外汇占款的增多要相应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为了降低高外汇储备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须通过回笼现金,或提高利率等方式来减少货币供给,这样却增大了本币升值压力;相反,央行为了降低高外汇储备带来的本币升值压力,须通过降低利率等方式增加货币供给,这样又强化了通货膨胀。因此央行货币政策的内外目标产生冲突。
高外汇储备显示出在外汇市场上,就是外汇供给大于需求,容易造成本币升值预期。本币升值往往降低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不利于就业和经济增长;同时本币升值导致本币资产价值高扬,易形成资产泡沫化;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美日欧等主要贸易伙伴以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作为主要证据,对人民币值施压;国际投机者将此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不合理的依据,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反过来又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高额的外汇储备需要付出巨额的机会成本。即如果货币当局不持有储备,就可以把这些储备资产用来进口商品和劳务,增加生产的实际资源,从而增加就业和国民收入,而持有储备则放弃了这种利益。另外,我国是急需资金的国家,而把外汇以较低的利率借贷给美国和其他国家使用,没有充分发挥这部分资金的潜力。
三、外汇储备管理的主要原则
外汇储备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及国际贸易体系下的产物,为了降低汇率风险,减少来自外界的冲击,促进本国经济的平衡发展,外汇储备管理有必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保持多元化的货币储备,以分散汇率变动的风险。按照“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原则,外汇币种应该多元化。可以按照下列原则(1)根据进口商品、劳务或其他支付的需要,确定币种数量、期限结构以及各种货币资产在储备中的比例;(2)选择储备货币资产形式时,既要考虑它的收益率,同时必需考虑它的流动性、灵活性和安全性;(3)密切注意货币汇率的变化,及时或不定期的调整各种货币的比例。
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动用外汇储备可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当国内宏观经济不平衡,例如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组织进口,从而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当汇率出现波动时,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使之趋于稳定。因此,外汇储备是实现经济均衡稳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增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毕竟其本质是将本国资金放在海外,持有它是要付出代价和风险的,因此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对于维持我国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
富余外汇储备投资渠道的多元化。多元化是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外汇的运用。对于富余的外汇储备,一些国家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前提下,进行多元化的投资。如到国外进行直接投资,储备重要的战略资源等。多元化投资较为成功的例子是新加坡。新加坡财政部通过全资控股淡马锡,运用政府注入的资本在全球投资,其股东年平均回报率达到18%。日本由于本国资源缺乏,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转换成了战略物质储备,目前日本是石油储备最为充足的国家之一。
四、对于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政策建议
外汇储备管理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关于合理规模内的外汇储备管理;二是超过外汇储备需要以上的外汇资产运用。对于前者,外汇储备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保持汇率稳定,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于后者,外汇储备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外汇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外汇资产的增值、保值。相应的,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来管理我国的外汇储备。
1.合理外汇储备的管理
重视储备的安全存放保管。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大多是美元、欧元债券和主要西方货币表示的金融资产。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动荡,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潜在冲突可能波及到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这就需要从战略上考虑,从安全出发,如何选择存放保管外汇储备资产。
根据国内外形势,确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汇储备下限和上限以及外汇储备的区间。根据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外开放程度、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发展目标,制定阶段性的储备调整规划。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夏斌教授的建议,我国保持7000亿多元的外汇储备是比较合适的。
按照“安全、流动、盈利”的“三性”原则,从中长期考虑外汇储备的资产配置。在外汇储备较快增长的背景下,除国债之外,高信用等级的政府机构债券、公司债券和国际金融组织债券等,也是我国储备资产运用的重要方面。考虑到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居主导地位,美国金融市场也仍是世界最发达的市场,美国无疑仍是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的重要市场。在资产结构调整时应该基于对主要国际货币中长期走势的战略研判,资产结构的调整必须是谨慎而渐进的,以防引起国际资产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从而不利于我国的外汇管理。
2.超额外汇储备资产的管理
可以考虑成立一家专门投资公司作为多余外汇资产的运作主体,来进行商业化、专业化运作。具体说来,成立由政府控股的“国家投资控股公司”是值得考虑的方案。至于“国家投资控股公司”由央行主导还是财政部主导,我们认为应该是后者。央行是货币政策的责任机构,国有金融财产的管理从职能上来说应该归属于财政部。同时也可考虑将部分储备交国际上的私人投资基金代管。事实上,当前不少国家央行都把部分储备交给一家或几家基金代管。这些基金由专家把储备按不同比例进行资产组合,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结构。从多年的情况看,这些基金获取的收益较高。
增加外汇储备的多元化。一是考虑增加黄金在外汇资产中的比重,黄金作为天然的货币,具有良好的保值作用,并且可以作为最终的国际结算货币。我国外汇资产中黄金比例较低,只占1.5%,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将外汇储备转换为黄金存储。截至2005年1月,黄金占各国外汇储备的比例分别是:美国为61.1%,意大利为55.8%,法国为55.1%,德国为51.1%,荷兰为50.5%。此外,中国也可以考虑将外汇储备转为资产储备。目前我国石油、铁矿石、锰矿石、铬铁矿等进口量大幅增长,利用国外资源的成本在惊人的大幅度上升,我国应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变为资产储备,以缓解国际资源价格上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利用外汇储备进行能力储备建设。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真正至关重要的不仅是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能力,而且要有强大的使用和控制资源的能力。能力的提高,才能最终解决资源约束。能力储备的主要手段有:(1)鼓励“走出去”战略,扶持和培养我国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掌握着全球化时代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培养中国的跨国公司,对于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鼓励对海外重要经济资源开采权的收购。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壮大,我国对海外经济资源的依赖程度将不断提高,控制海外资源的开采权,比直接进口资源更加合理。(3)鼓励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出境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入。我国周边国家蕴涵着丰富的能源储藏,通过跨境输油气管道、铁路与公路的建设,对于保障资源与能源供给的安全性,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具有重要作用。(4)引进和培养海外人才。国家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国应该制定中长期海外人才培训规划,有计划地将政府官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才、工程技术人员、专业人士(会计、法律、咨询、建筑等)派往海外进行培训。同时可以考虑在海外建立研发机构,直接利用海外土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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