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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风险大对任何企业来说,投资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投资风险主要分为市场风险和公司风险。市场风险是企业不可控制的外部宏观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威胁,即不可分散性风险;公司风险是企业内部管理不善、决策错误等造成的利益损失,即可分散性风险。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存在着专业人才缺乏、管理人员素质有限、资金有限、投资较随意等一系列管理缺陷,企业管理水平较低,对市场风险和公司风险的应对能力较弱,这就导致其比大企业面临更大的投资风险。
二、中小企业投资问题解决对策
1.企业投资与战略管理相结合中小企业缺乏战略管理意识是投资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企业战略管理的形成需要进行企业经营环境分析与行业环境分析。SWO分析法是一种常用的企业战略分析工具。通过对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的关键要素进行定性分析,构建SWOT战略分析矩阵,通过对相互影响各个因素间的关系的比较分析,找出影响企业战略实施的关键因素以及企业的优势和劣势所在,扬长避短,将外部机会和威胁与企业内部优势和弱点进行匹配,进而形成可行的企业发展战略。
2.重视项目投资的管理在投资决策阶段,需要全面收集项目投资信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投资方案,尽可能使投资决策程序规范化,做好投资可行性分析工作,并聘请专家评审可行性研究报告,从而获得最佳投资方案,做好投资风险的前期控制;在投资实施阶段,把握最佳的投资机会,加快实施投资计划,尽快进入投资回收阶段;在投资回收阶段,重点做好整个投资的监理工作,集中精力关注投资相关信息的反馈,及时进行投资方案的改进;在投资收尾阶段,主要抓好残值变现和项目经验总结两个工作,为新一轮投资做准备。
3.重视投资风险管理中小企业本身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比较复杂,企业自身管理水平又有限,导致其面临的市场风险与公司风险都比较大。因此,中小企业管理者需要做好投资风险管理工作,在维持一定的投资收益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风险,最大程度地降低投资损失。有效的风险规避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重点做中短期投资,尽量减少长期投资的风险;二是投资决策方式简单化,主要使用简单易行的投资回收期法和投资报酬率法;三是通过投资风险预测小组的建立来及时调整投资策略。
我县工厂化农业的技术路线特点可以总结为“低投入、低耗能”,而非理想的“高投高产模式”,这种体系的形成主要可以归结于经济能力的制约和科技含量的欠缺。以温室模块为例,在与国家制定的生产标准进行比对中,其温室在实际的结构上相对粗糙,为总体条件的可操控性提高了一定的复杂程度;而选择栽培的作物种类也并非适应温室种植的特殊良种,温室的硬件设施条件价值作物选种方面欠缺最终决定了质量以及产量水平不能达到国家所订立的最高标准,更难说与国际水平做出比较。总而言之,我县的设施农业在栽培技术、网络控制技术以及温室调节技术等方面都滞留在较低的层次,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1.2投资不足,配套水平低下
尽管设施农业对于提高产值等方面能够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但是出于资金缺口、技术支持薄弱等原因,多数农户仍旧没有能力投资这类高效的新兴农业。因此,设施农业在叶城县的营运还处于初步发展时期,农业配套程度占有的比率并未得到全面的提高,劳动力在生产中依旧占有较高的比重,而有限的农业机械包涵的机器类型单一,并不能全面适应各技术模块所提出的技术要求。例如,大棚种植尚未匹配到适合的器械,农户的劳作成分在设施农业中占有比例过大,这成为叶城县设施农业推广的阻碍之一。
1.3运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成功的设施农业应当是一个软硬件一体化,硬件设施支持结构、软件技术主导运营的高技术、市场化的有机结合体。合理的设施农业构件步骤应当包括两大步骤,首先是硬件方面设施打造的普遍,其次是产销循环促进,结合企业市场的良性运行。但是,就我县目前经验管理主导的情况而言,设施农业的规模尚未发展好,拳头产品也未打造出,就算有能力引导简称多元的投资体制实现硬件方面的全面更新,想要短时间内提高运营管理的水平也是相当困难的。除此之外,运营管理成本高、资源浪费现象控制无效、设施结果不完善、温室引进过于盲目等问题在本县设施农业的建设道路上都是等待解决的重要难题。
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描述,过度自信的定义是:人们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往往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把成功归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外部客观因素如运气、机遇等的作用。人们过分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但这种判断与客观标准存在偏离(Hayward&Hambrick,1997;Hiller&Hambrick,2005)。过度自信发生时,个人对自己决策预期的肯定性会超过预期本身(Hilary&Menzly,2006;Klayman,etal,1999;Si-mon&Houghton,2003)。认知心理学实验证明,社会上各种职业的人士都可能存在过度自信的认知偏差,尤其是在律师、投资银行家、工程师、政府官员、艺术家、企业高管等社会精英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对企业各项经营与财务决策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Kahneman,Slovic,&Tversky,1982)。最早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Rol(l1986),他认为,过度自信是大部分企业并购的原因,大部分并购活动是由于经理人过于乐观和骄傲自大促成的,如果并购成功,经理人就会受到奖励,使其产生控制幻觉,高估控制能力,低估风险,即“狂妄自大假说”(HubrisHypothesis)。Heaton(2002)考察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认为在不考虑信息不对称和委托问题时,管理者过度自信会改变企业现金流的成本与收益,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他通过构建模型对研究思路进行了推演,证明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引发投资扭曲,一方面造成投资过度,另一方面造成投资不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高估企业价值,认为公司股价被低估,偏好于内部融资,当公司现金流短缺时,不愿意进行外部融资,使得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增强,因而会放弃一些好的投资项目。另外,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还会高估投资项目的价值,投资一些实际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从而引起过度投资。Malmendier和Tate(2005)对企业管理者存在的过度自信倾向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投资规模产生了正向影响,在做项目决策时,管理者高估项目回报,低估项目风险与成本,乐观地预期项目前景,从而对不该进行投资的项目投入资金。台湾学者Lin(2005)以台湾上市公司为样本,以盈利预测与实际结果的偏差作为判断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依据,实证检验了过度自信与投资的关系,发现高管过度自信程度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显著正相关。Ben-David、Graham和Harvey(2006)通过比较实际盈利水平是否达到盈利预测来衡量企业CFO的自信程度,发现CFO过度自信会对企业的财务决策产生影响,如投资规模、投资金额、投资频率较大,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较高,较少发放现金股利等。Glaser、Scehers和Weber(2007)对2001~2005年德国40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企业整个管理层存在明显的过度自信;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其投资水平较管理者理性的企业投资水平更高,而且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也更高;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企业并购活动方面,过度自信、过度乐观也是并购活动频繁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Malmendier(2005)发现,过度自信管理者进行的并购活动比理性管理者更频繁,大部分兼并活动都与管理者过度自信有关,经理人在进行并购决策时容易受过度自信心理的影响,相信并购能挽救经营不善的目标公司,实现管理协同效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公司投资规模、并购频率上与理性管理者的差异最终也会反映到公司绩效和企业价值上。学者们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有利于公司绩效、企业价值的提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出现过度投资的概率增大,对公司绩效、企业价值会产生不利影响。Gervais、Heaton和Odean(2005)认为,谨慎规避风险的管理者可能会放弃增加企业价值的投资项目,而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可能投资风险大、收益也高的项目。风险与收益是成正比的,高风险能够带来高回报,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做出的资本预算更有利于股东利益,薪酬契约的激励作用也更为明显,可以增加企业价值与管理者的薪酬。Goel和Thako(2008)研究发现,谨慎、理性的管理者容易造成企业投资不足,从而降低公司价值,而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能够有效减少投资不足的情况,增加公司价值。CEO过度自信与公司价值之间并非是线性关系,过度自信的程度不同,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也不同,中等程度的过度自信管理者通过投资会提升公司价值,而高程度的过度自信管理者投资过度会贬损公司价值。与上述研究结论不同,Rol(l1986)等认为,过度自信管理者的并购活动不仅不能为公司创造价值,反而会降低企业收益。Doukas和Petmezas(2007)证实,自我归因偏差是管理者过度自信产生的主要原因,企业的并购次数越多,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也越高,而并购绩效却逐次降低。Malmendier和Tate(2008)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管理者比理性管理者进行多元化并购的可能性更大,但对企业价值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外部市场能够识别过度自信管理者的并购公告,股价也会降低。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非理性心理。郝颖、刘星等(2005)研究发现,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大约有1/4的高管具有过度自信倾向。与适度自信相比,高管过度自信心理与企业的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且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更高。这一观点也为叶蓓、袁建国(2008)所支持,他们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一步研究了过度自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发现管理者适度自信会对企业价值产生正向影响,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而自信超过一定限度即过度自信后,则对企业有不利影响。姜付秀、张敏等(2009)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的总投资水平、内部扩张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企业拥有充裕的现金流时,这种正相关性程度更高。联立方程模型的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下的并购战略会增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综上所述,管理者过度自信的非理性心理会对企业内部投资和外部投资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主要通过投资规模、投资频率等方式体现。对于过度自信下的投资行为是否会降低企业价值,目前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改进,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行为及企业绩效的影响。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公司最重要的财务决策———资本性投资,一般是指内部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项目投资。资本性投资是一种战略投资,它可以改变公司的规模、结构、经营方向和发展趋势等。错误的资本投资决策不仅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甚至会拖累企业至破产境地。因此,企业在进行资本性投资之前,必须对投资方案进行评估,然后做出选择。项目可行性评估的方法有很多,常用的方法有净现值法、内部报酬率法。这两种方法的原理相同,即都是对投资方案未来现金流量计算现值方法的运用,必须正确估计投资方案运营期间产生的现金流量以及各时期的折现率。采用净现值法存在两项人为的估计,即运营期间产生的现金流量和折现率,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这两项的估计可能存在较大偏差。事实上,项目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包含了公司高管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预期、对自身管理能力的估计以及对经营环境的分析。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评估项目时,一方面高估收入、低估成本费用,另一方面产生控制幻觉,高估自己掌控局面的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从而容易采取积极冒进的投资策略,导致企业内部投资规模、投资水平以及对外投资频率较高的问题。投资项目的折现率是由投资项目现金流量的风险程度来确定的。如果投资项目的未来现金流量风险程度很高,那么折现率就会相应提高;反之,折现率就会降低。投资项目的风险程度是一个主观判断的过程,折现率的确定也是一个估计的数值。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由于存在控制幻觉、证实偏差等认知偏差,往往会高估自己的经营管理能力,低估投资项目的风险,在选择折现率时采用较低的折现率。在投资项目评估阶段,管理者由于认知偏差导致的过度自信对决策产生的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可见,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要么高估投资项目的未来净现金流,要么低估投资项目的风险,并采用较低的折现率,使得NPV增大。遇到不具有投资价值、净现值为负的项目,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若估计出NPV大于零,其还是会采取投资行为。因此,相对于理性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有投资扩张的冲动,从而导致企业投资规模、投资水平更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设。假设1: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与管理者理性的企业相比,其投资水平更高,即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水平正相关。投资行为无疑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高效率的投资会提升企业绩效,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投资会降低企业绩效。当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对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时,该投资行为就会不可避免地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可能在投资规模、投资频率方面高于其他企业,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导致的投资行为将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对此,我们需要利用回归分析来证明该命题。从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最为关键的变量是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投资的交互项(Overcon*inv),即从交互项的符号可以判断过度自信管理者的投资行为对企业绩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前所述,本文预期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的投资水平较高,但投资效率不高,从而可能降低企业绩效。假设2: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通过投资行为影响企业绩效,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即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增加投资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变量界定、样本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界定1.管理者过度自信(Overcon)。国外学者提出的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标衡量方法多达七种,但适用于我国的主要有四种:管理者持股变动(Malendier&Tate,2005)、行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余明桂,2006)、上市公司年度盈利预测超过实际水平(Lin,2005)、CEO相对薪酬(Hayward&Hambrick,1997)。第一种衡量方法需要使用股权激励数据,但目前实施管理层股份激励的公司数量较少,采用该方法会缺失很多样本,无法全面反映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真实情况。第二种方法是企业家对其所在行业或宏观经济整体情况做出的预期,与管理者对企业的预期存在一定的差异,且企业景气指数是分行业的,在反映管理者个体差异方面存在一定的欠缺。例如,在余明桂等人的研究样本中,企业景气指数值都在100以上,均值为127.31,最小值为120.26,这意味着所有企业均存在过度自信倾向。因此,用行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来度量管理者过度自信仍有待商榷。本文以盈利预测是否超过实际水平作为首选指标。一般而言,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及近期的发展趋势倾向于乐观向上的估计,他们在财务报表报告期结束前做出的盈利预测一般是等于或高于实际完成数的,且公开盈利预测也都经过高管授意并审核,与高管的个人心理认知最为贴近,所以,该指标既能从心理层面衡量管理者的认知偏差,也能充分反映企业管理者的个体差异。2002年9月27日,证交所了《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2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在第三季度报告中预测公司全年的经营业绩。自此,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披露开始规范化。因此,我们的样本选取了2003~2010年期间披露盈余预告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选取过度自信样本的具体做法是,将数据库提供的盈利预告信息分为定性描述与定量描述。定性描述一般包括乐观预测(预盈、预增、略增、续盈和扭亏为盈)、悲观预测(预亏、预减、首亏和微亏)、较大幅度变动等模糊表述,2003~2010年共有3339个定性描述样本。如果乐观预测不能实现,即预测业绩与实际业绩不一致,则视公司的管理者为过度自信管理者。定量描述是公布预测全年业绩的具体数额或增长、降低比例,2003~2010年共有2048个定量描述样本。若上市公司样本期内实际的盈利水平低于其披露预测的盈利水平,则将该公司的管理者定义为过度自信管理者。2.企业投资(INV)。按照投资方向,企业的资本性投资可以分为内部投资和对外投资。内部投资(Nbtz)是指企业把资金放在企业内部,购置生产经营所需的各种资产的投资活动,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投资。对外投资分为两种,即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证券投资。由于对外证券投资的动机是取得投资收益,投机性强,本文对此不做考察。我们主要考察对外直接投资(MA),即直接投资于其他企业,并以企业并购来衡量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本文的企业总投资是指对内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二)样本选取本文以盈利预告数据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指标最早可以追溯到2003年,所以研究样本的时间窗口选为2003~2010年。本文所用的公司治理数据和财务数据来自于深圳国泰安公司的CSMAR公司治理数据库,盈利预告数据来自于锐思数据库,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数据来自于CCER数据库。我们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执行了如下筛选程序:(1)为了消除IPO的影响,剔除了2002年12月31日以后上市的公司;(2)由于金融类公司性质特殊,参照同类文献,剔除了该类样本;(3)剔除了财务数据与公司治理结构数据不全的样本。经过上述程序,我们最终获得的样本数为10885个公司年。数据分析和处理采用的是Stata11.0软件。(三)模型构建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本文建立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水平、企业绩效的多元回归模型。根据管理者过度自信相关理论及文献(叶蓓,2008;姜付秀、张敏和陆正飞,2009),我们在模型中添加了公司治理与财务层面控制变量: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CF)、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JR)、独立董事规模(Ddsize)、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性质(Nature)、资产负债率(Lev)、公司规模(Size)、公司成长性(Growth)。同时,我们还控制了宏观经济因素(年度)和行业因素的影响。各变量的含义及计算方法见表2。1.假设1的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水平之间的关系。
实证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因企业并购(MA)、总投资(Inv)、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成长性(Growth)的标准差较大,需进行极值调整,我们采用Winsor命令在1%分位上缩尾调整。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总样本中,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样本数为623个公司年,未过度自信的样本数为4065个公司年,即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的比例为13.28%;国有上市公司占总样本的63.59%,说明国有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主要力量,占据了大部分比重;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兼任的公司占总样本的14.17%,说明约有15%的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人担任;独董人数占了董事会人数的35%,即董事会每10人中有3、4人是独董,这基本上达到了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要求。从连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企业内部投资(Nbtz)的均值为6.6%,即每年的内部投资额占总资产的6.6%;并购投资均值为2.14%,总投资均值为7.4%;所有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在53%左右,这样的资本结构比例是较为合理的;公司成长性的均值为22%,即营业收入增长率保持在22%左右;企业规模即总资产经过自然对数标准化后的均值为21.3。(二)单变量分析表4给出了管理者过度自信样本与管理者未过度自信样本在公司投资行为(Nbtz、MA、Inv)、公司绩效(ROA)以及控制变量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公司成长性等方面的独立样本检验结果。从表4中可以看出,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与未过度自信公司相比,其投资行为的均值差异都是显著的(P值均小于0.1),这初步证明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的投资水平显著高于未过度自信的公司,但中位数检验结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的最低要求;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的经营业绩也显著低于管理者未过度自信的公司,ROA的均值和中位数检验都证明了这一点;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的现金流均值高于未过度自信的公司,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另外,控制变量公司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在过度自信与未过度自信组间的比较也显示出统计上的差异;公司成长性在过度自信与未过度自信公司的均值T检验和中位数Wilcoxon检验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4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管理者未过度自信样本主要变量的T检验(三)相关性分析为了验证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投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我们首先对主要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从表5中可以看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投资行为(内部投资、并购投资、总投资)在1%的显著水平上正相关,即管理者过度自信会使公司内部投资、并购投资的投资规模更大、投资频率更高;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的业绩也较差,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现金流CF与管理者过度自信显著正相关,即现金流越大的企业,管理者越容易过度自信;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的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较高,在6%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产权性质nature变量与过度自信变量显著负相关,说明非国有企业过度自信的倾向更明显;规模越小的公司越容易发生管理者过度自信,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资产负债率LEV和公司成长性Growth与管理者过度自信正相关,但不显著。(四)实证结果分析本文关注的是管理者过度自信给企业投资带来的影响,而企业投资也会影响管理者的自信心,若投资成功,管理者就会对自己的决策和判断更加自信,可能会加大投资规模、投资力度,以期获得更大的回报。因此,这里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相比于OLS回归方法,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可以控制非观测效应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于究竟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我们进行了豪斯曼(Hausman,1978)检验。其思想是:Hausman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k的χ2分布,当H大于一定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时,就认为模型中存在固定效应,从而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表6为Hausman检验结果,它拒绝了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我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作为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回归模型。表7列示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化的行业固定因素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即管理者越过度自信,企业内部投资、并购投资和总投资的规模就越大,假设1得到了充分验证。从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指标来看,该变量在内部投资和总投资方程中都是显著正相关的,说明企业投资项目的资金有一部分来源于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该变量在并购方程中是负相关,但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并购投资的特殊性有关,大型的并购除了依靠自有资金外,还常常依靠换股合并、资产交换、外部融资等多种方式实现。公司治理层面的控制变量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几乎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只有独立董事规模变量在并购和总投资方程中是显著负相关的,说明独立董事比例高的公司,董事会在做出重大投资决策时会让独董参与其中,提出意见建议,审慎地做出决策。产权性质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无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规模和投资水平均无显著差异。资产负债率与企业投资行为显著负相关,即资产负债率越高,投资行为受到的限制越多,投资水平越低。公司规模变量与企业投资也是显著负相关,即小规模的公司,投资比例越高,投资规模越大,因为规模小的企业有积极投资的冲动,希望通过扩大投资来做大做强。表8的回归结果验证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绩效存在的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会降低企业绩效。内部投资、并购投资、总投资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这与投资规模的有效扩大会带来规模效应、提高企业利润的观点是一致的。关键变量交互项Over-con*nbtz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即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进行内部投资对企业绩效是有损害的,但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交互项Overcon*MA的统计结果是显著负相关,其系数为-0.076,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并购投资中与未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相比会降低7%左右的企业绩效。交互项Overcon*inv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通过投资行为使企业绩效降低了3%左右,假设2在企业并购投资和总投资领域均得到了验证。控制变量两职合一和独立董事规模都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产权性质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业绩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并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得到了验证。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即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的破产风险越大,因此,必须合理控制企业的负债水平。公司规模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即规模越大的公司业绩越好。公司成长性越高的企业,绩效也越好,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饲料消耗估算:肉用牛日粮干物质=体重(kg)×2.0%-2.5%(8)按肉牛日粮的精、粗料比3∶7计;每头牛的人员工资费用(元/头)=每头牛的饲养人员工资费用(元)+每头牛的管理人员工资费用(元)+每头牛的销售人员工资费用(元)(9)
1.2流动资金投资估算
周转次数=365÷{[预期出栏体重(kg)-初始体重(kg)]/日增重(kg)}(10)流动贷款估算(万元)=应收账款(万元)+外购原料费用(万元)(11)生产负荷估算(万元)=应付账款(万元)年流动资金需要量(万元)=流动贷款估算(万元)-生产负荷估算(万元)(12)
1.3利润估算
利润总额(万元)=销售收入(万元)-销售税与附加(万元)-总成本(万元)(13)
2结论
2.1建设投资项目建设投资以参考价格为基准,采用单位建筑工程投资估算法估算。经估算,项目总投资为194.45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用55.42万元,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8.3万元,其他费用5.5万元,流动资金125.23万元,
2.2成本费用估算总成本费用估算采用生产要素估算法,包括外购原材料、辅助材料、燃料动力、人工工资、修理费、折旧费等其他费用。正常年总成本费用201.41万元,其中经营成本192.4万元。
2.3销售收入及利润总额正常年销售收入276.8万元,利润总额为64.08万元。
3讨论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海外投资、进出口、金融证券保险业等层面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例如进出口贸易。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而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的目标地也主要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一些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着资金回收困难、订单减少的风险。但面对危机,我们不仅要看到此次危机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更要看到其中蕴含的机遇。通过危机的启示,很多国内企业都转变生产方式,或者采取转变出口市场等多种方式应变,在危机中坚强生存,可以说机遇还是会有的。
二、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因素
(一)企业内部经济条件
企业所有权结构在企业投资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上市公司的不断增加,企业决策者通常持有企业较大的股份比例,这也使得部分决策者为了提高投资效率,攫取个人利益,从而进行过度或是错误的投资活动。所以减少决策者的控制权收益成为关键的改革措施。综上所述,企业投资决策同时受到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外部因素包括不确定性因素及环境因素。在大环境经济都不太景气的情况下,投资决策通常容易受到不利的影响。但经济发展中的风险是无法杜绝的,只能尽量做到两者平衡。而内部因素却是人为可以控制的,相对来说影响较小一点。但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其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
(二)企业外部经济条件
经济体制的转变、政策的导向、市场需求情况等都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随着经济体质的转轨,不仅投资主体的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一元主体变为多元主体),其投资决策的行为属性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政策的导向极大地影响了决策者的投资方向,不管是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方面,都对企业的融资和投资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美日欧央行相继推出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特别是新兴国家货币被动升值。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会通过衍生品市场转嫁风险,发达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所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嫁危机的手段,其宽松的货币政策无疑将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造成市场通胀压力增大,同时推动大量热钱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给本币带来升值压力,对当地金融市场的稳定造成冲击。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商品价格、外汇稳定状况及本国的通货膨胀问题都将因此而恶化。
(三)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影响
企业风险主要来自于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经营风险也叫做投资风险。投资风险是一种产品(或服务),包括实物产品的市场风险和金融产品的金融风险。实物产品的市场风险表现在企业投资的项目不能在市场上实现其预想的成果。企业的经营风险是企业所投资的产品在市场上没有卖出去的结果,这两种风险在结果上是一致的。因此,投资风险就是企业投资所用到的资产价值难以在市场上得到实现。风险过高了,也就意味着投资失败了。投资失败的企业就会逐渐被市场所淘汰。企业的投资风险能够直接反映出企业资产收益率的变动是受到了企业经营决策和投资的共同影响。企业的财务风险反映着普通股收益率的变动,随着企业投资风险和决策风险的增大或减小,投资者预期想达到的收益率及企业所使用的资本成本也会同向的发生变动。项目投资,一个最优的投资项目是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投资项目。投资和融资是相辅相成的,不同的融资方式应用于企业不同的风险投资项目,以便能够将企业的整体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企业的成本得以降低。一般说来,风险大相应收益高的投资项目,企业选择内部融资或者是股权融资,资金是相对容易筹集的,而且能使企业的整体风险得以降低,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风险小相应收益稳定的投资项目(企业)则通常选择负债筹资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总的来说就是,风险不同的投资决策项目将使企业有不同的资本结构。
三、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因素的改进措施
(一)提高企业决策者素质
投资不仅是企业创造和累积财富的前提、满足企业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而且是企业价值得以最大化的源泉。投资没有成功与失败之分,只有正确的投资决策才能使企业长期持续发展,所以衡量企业价值大小的关键不仅仅在于企业付出的资金多少,也在于企业的投资决策者如何正确做出决策,而这就需要企业的投资决策者具有相当的能力与素质。投资决策者掌握着投资项目的方向、所需资源的配置权力,在项目投资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说,投资决策者管理水平的高低。素质的高低决定投资项目的成功与否。据统计,世界上1000家破产倒闭的大企业中,有850家与企业投资决策者决策失误有关。可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企业投资决策者队伍是保障企业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综观近年来我国企业倒闭、破产的原因,不难发现多数企业是由于企业投资决策及其行为的盲目性导致企业最终走上破产清算的道路,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例如巨人集团总裁史玉柱由于没有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做出投资决策,追求投资时尚,进军竞争激烈的房地产,最后导致巨人集团的销声匿迹,这种情况在其他企业还在不断重演,因此有必要从企业投资决策者的角度来提高我国企业项目的成功。
(二)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
企业的生存靠发展,企业的发展却要依赖于投资。这里的投资是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企业在新领域的拓展,同时也包括企业原有领域内的创新。固然,企业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需要依托于某个项目,并投入大量的资源。但是,企业在自身业务范围内的创新,无论是产品线的延伸还是现有产品的改良,都会面临来自技术、市场方面的风险,并耗费大量的资源,这就具备了投资项目最基本的特征。因此,项目投资是企业发展的重大决策,这种选择和决策,无论是扩大再生产或是开拓新市场都将对企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投资战略的制订
企业投资战略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是和整体发展战略相适应的,相应于企业的创新发展和稳定发展两种基本战略,投资战略也有两种基本战略,即创新型投资战略和稳定型投资战略。企业选择创新发展还是稳定发展,取决于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取决于对市场前景和企业态势的把握。而选择投资战略方向(产品-市场选择)与确定投资战略态势(竞争分析)构成了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它们构成了企业投资战略选择的前提。在明确了企业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投资战略的选择包括投资战略类型、投资时机选择和投资项目的优化组合。
二、投资项目的选择
企业投资项目的选择决不是漫无目的的搜寻,而是应该根据企业既定的投资战略,以企业自身投资能力为基础,围绕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项目选择。没有方向性的项目选择不但浪费大量的财力、物力,而且往往无法发现真正适合企业的项目,错失良好的投机时机。
1、基于企业投资战略的项目选择
企业的投资战略为项目的选择指明了方向,稳定型投资战略要求企业的投资围绕企业现有业务领域、现有市场进行核心多元化或者至少是相关多元化投资。因此,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必然会围绕现有产品进行纵向或横向的信息搜寻。所谓纵向是指向现有产品的上游或下游延伸,横向是指丰富产品类型以覆盖更多的细分市场。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都要求企业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搜寻项目信息;与此相对应,创新型投资战略要求企业跳出现有的业务框架,开发全新的产品或拓展新的市场,甚至是在完全陌生的领域进行投资。但这种投资并不意味着四处开花,毫无方向,它必须以企业的投资能力为基础,以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延伸。
2、基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项目选择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企业拓展的能力边界。企业必须明确的知道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是品牌影响力、管理能力、人才储备、技术水平,抑或是规模实力。无论是稳定型投资战略下的纵向、横向扩张,还是创新性投资战略下的完全多元化都不应该脱离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控制范围。例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品牌影响力,那么企业就应该在原有行业领域内,而不应该和原有业务脱离过大,否则品牌影响力就无法得到有效的延伸;如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才储备,则需要进一步明确人才结构,技术人才充足的企业显然适合投资于产品的研发,而销售人才充足的企业则适合新市场的开拓。由此可见,在企业投资战略为项目选择提供了基本的方向后,企业核心竞争力再次确立了信息搜寻的范围及中心。
3、基于企业投资能力的项目选择
企业投资能力是由企业资金实力、现金流状况、筹资能力等因素共同决定的,投资能力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规模,包括单个投资项目的规模和企业总体投资规模。投资项目规模的确定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投资能力决定了投资规模的可能性,就总体投资规模而言,企业投资能力决定了它的边界,超越自身能力的投资规模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对于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它必然是在总体投资规模内的,另外从分散风险的角度,企业不可能将所有的资源投资于某一个项目,这种项目风险将会是致命性的,一旦项目失败将威胁到企业的存亡。因此,企业对单个项目投资规模的确定必须在投资能力的基础上考虑风险分散的要求;其次,客观条件决定了投资规模的可行性,这里的客观条件包括物质技术条件、市场规模以及经济效益等。物质技术条件决定了投资项目的性质,资本密集性、技术密集性和管理密集性行业所要求的投资规模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市场规模决定着项目发展的空间,进而决定了投资规模的边界。经济效益通过项目不同规模下的边际收益率和企业资金成本间的比较,准确地界定了项目投资规模的临界点。企业总体投资规模及单个项目投资规模的确定再次缩小了投资项目选择的范围,这不仅有助于企业提高项目选择的效率,而且大大的节约了企业资源的耗费。
三、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是整个项目投资的核心部分,是项目决策的主要依据。因此,可行性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直接关系着企业投资的成败。一份良好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该做到对项目的前景和项目未来的运行轨迹作出精确的估算,从而保证项目决策的成功率。
可行性研究有三种类型:机会研究、初步可行性研究和技术科技可行性研究。机会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为项目投资方向提出建议,即在一个确定的地区和行业内,以市场调查为基础,选择项目,寻找最有利的投资机会;初步可行性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对机会研究认为可行的项目进行进一步论证,并据此作出是否投资的初步决定,是否进行下一步的技术经济可行性研究。
机会研究和初步可行性研究更多的是对项目的风险、技术方案、经济效益等要素给出粗略的评价,往往限于数据选择的补充分,评价局限于定性的层次,无法精确的描述项目前景。而技术经济可行性研究才是整个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核心部分,它必须在收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对项目的各项要素给出完整的定量分析,用准确的数据对项目进行评价,它是项目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是项目或方案抉择的主要依据之一。
技术经济可行性研究包括项目前景预测、技术方案评价、财务评价、社会和环境评价等重要内容,每个部分都拥有许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评价方法和工具,本文不欲对此做简单的罗列,而将重点对企业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忽视的环节进行讨论。
1、项目风险评价
一般而言,项目风险评价包括自然风险、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管理风险等诸多方面。在进行风险评价时,我们往往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组合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可完整的给出各类风险对项目的影响,但往往忽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从而影响了评价的准确性。首先,我们在利用单因素风险分析中所确定的相关性以及根据各风险因素的重要性所确定的权重进行多因素组合分析时,忽略了各风险因素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影响了整体风险评价的准确性。
其次,我们在风险评价时只局限于项目本身的风险分析,而忽视了企业同时投资的多项目之间,甚至是项目和企业自身所从事的业务之间的相关性。这关系到企业整体运行的稳定性和企业风险分散的有效性。
因此,我们在进行项目风险评价时,必须要对各项目风险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合理的估算,以准确的分析项目风险的影响程度。同时,要对各项目之间以及与企业已有业务之间的风险相关性,从整体上提高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2、项目能力分析
项目能力分析同样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它包括技术、管理、资金等各方面的因素。企业实际可行性研究中关注最多的往往是技术和资金能力的分析,因为这两个方面是最为直观,同时也是无法逾越的,但其它方面的因素同样是不容忽视的。
管理能力在项目可行性研究中容易被忽视,一方面是因为管理能力本身就无法准确的度量。另一方面,项目本身对企业管理能力的要求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评价上的难度使得企业往往忽视这方面的考量,或者倾向于过度自信地评价自身的管理能力。这必须引起企业的足够重视,对某些项目而言,管理能力往往比技术能力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管理也是生产力,管理决定着技术成果能否成功的实现商品化。
我们在进行资金能力分析时,注重的是企业的资金实力和筹资能力,这决定着企业能够向项目投入的资金量。但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在能够提供项目所需资金量的同时还需考虑风险分散的要求。同时,企业自身不同的状况也制约着项目资金的使用能力。对于自身业务现金流不充分的企业,如果新增投资项目有着同样的状况必然会进一步恶化企业现金流动性。而对于负债率过高的企业,不适合投资建设期长、资金回收慢的项目。
3、经济效益评价
项目经济分析是可行性研究的核心,这方面有着大量成熟的方法和工具。在现行的方法中,一般采用的是静态和动态相结合,以动态分析为主的分析方法,采用了能够反映项目整个计算期内经济效益的内部收益率、净现值等指标,并用这些指标作为判别项目取舍的依据。
净现值法的特点是强调对投资运转期间货币的时间价值和现金流量风险的考虑。其最常用同时也最完善的做法莫过于利用经过风险调整的现金流量和资金成本率计算净现值。然而,在实际中,一项投资的实施除了能带来一定的净现金流量外,还会带来其他无形的收益(资产)。因此,作为对传统方法的补充和纠正,实物期权法在项目可行性研究中被越来越广泛的采用。这种方法要求企业将项目的每一步投资看作一个期权,项目给企业带来的除了直接的经济收益外还包括对进一步投资或在新的领域发展的期权。例如,对一项新技术的投资,目前来看经济效益不佳,但如果不投资,企业或许就永远失去了在这一技术路线上的发展机会,因此这一项目的投资意味着企业购买了一份未来继续投资的机会和权利。
四、投资项目的决策
投资项目的决策包括对单个项目的取舍和多个项目投资额度的确定和优先次序的选择。
对于单个项目,企业需要考察的是项目内部收益率是否能够达到要求,相对于企业筹资成本,能否取得正的净现金值,项目投资所带来的期权价值以及项目投资所带来的项目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对于多个项目的决策,企业往往会根据投资项目的经济评价指标对项目进行排序,以此确定项目的投资次序。这种决策方法的问题在于忽略了项目之间风险的相关性,无法实现收益和风险的最佳均衡。因此,我们在多项目决策,即决定资源如何在项目间分配时,不仅仅需要考虑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和风险特征,还需要衡量各个项目以及新项目和企业现有业务之间风险的相关性,在确保投资效益的同时实现投资风险最小化。
鉴于项目投资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企业在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和决策时一定要遵循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坚决杜绝决策程序的随意化和形式化,要深入的考察和权衡项目的方方面面,并将项目纳入到企业整体中加以系统的考量。这样才能确保企业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本文对项目投资的选择和决策做了简要的思考,并对企业实际操作中容易忽视的环节进行了探讨,以期能对企业的实际工作有所帮助。
【备注】
【1】许世刚,茅宁.不确定环境下项目投资决策的实物期权方法[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4.1:65-69
【2】陈海芳,宋平.管理期权在项目投资决策中的应用[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8-20
【3】郭百钢,韩玉启.基于实物期权的项目投资决策方法科学管理研究.2004.2:73-76
二、投资项目的选择
企业投资项目的选择决不是漫无目的的搜寻,而是应该根据企业既定的投资战略,以企业自身投资能力为基础,围绕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项目选择。没有方向性的项目选择不但浪费大量的财力、物力,而且往往无法发现真正适合企业的项目,错失良好的投机时机。
1、基于企业投资战略的项目选择
企业的投资战略为项目的选择指明了方向,稳定型投资战略要求企业的投资围绕企业现有业务领域、现有市场进行核心多元化或者至少是相关多元化投资。因此,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必然会围绕现有产品进行纵向或横向的信息搜寻。所谓纵向是指向现有产品的上游或下游延伸,横向是指丰富产品类型以覆盖更多的细分市场。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都要求企业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搜寻项目信息;与此相对应,创新型投资战略要求企业跳出现有的业务框架,开发全新的产品或拓展新的市场,甚至是在完全陌生的领域进行投资。但这种投资并不意味着四处开花,毫无方向,它必须以企业的投资能力为基础,以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延伸。
2、基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项目选择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企业拓展的能力边界。企业必须明确的知道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是品牌影响力、管理能力、人才储备、技术水平,抑或是规模实力。无论是稳定型投资战略下的纵向、横向扩张,还是创新性投资战略下的完全多元化都不应该脱离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控制范围。例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品牌影响力,那么企业就应该在原有行业领域内,而不应该和原有业务脱离过大,否则品牌影响力就无法得到有效的延伸;如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才储备,则需要进一步明确人才结构,技术人才充足的企业显然适合投资于产品的研发,而销售人才充足的企业则适合新市场的开拓。由此可见,在企业投资战略为项目选择提供了基本的方向后,企业核心竞争力再次确立了信息搜寻的范围及中心。
3、基于企业投资能力的项目选择
企业投资能力是由企业资金实力、现金流状况、筹资能力等因素共同决定的,投资能力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规模,包括单个投资项目的规模和企业总体投资规模。投资项目规模的确定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投资能力决定了投资规模的可能性,就总体投资规模而言,企业投资能力决定了它的边界,超越自身能力的投资规模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对于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它必然是在总体投资规模内的,另外从分散风险的角度,企业不可能将所有的资源投资于某一个项目,这种项目风险将会是致命性的,一旦项目失败将威胁到企业的存亡。因此,企业对单个项目投资规模的确定必须在投资能力的基础上考虑风险分散的要求;其次,客观条件决定了投资规模的可行性,这里的客观条件包括物质技术条件、市场规模以及经济效益等。物质技术条件决定了投资项目的性质,资本密集性、技术密集性和管理密集性行业所要求的投资规模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市场规模决定着项目发展的空间,进而决定了投资规模的边界。经济效益通过项目不同规模下的边际收益率和企业资金成本间的比较,准确地界定了项目投资规模的临界点。企业总体投资规模及单个项目投资规模的确定再次缩小了投资项目选择的范围,这不仅有助于企业提高项目选择的效率,而且大大的节约了企业资源的耗费。
三、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是整个项目投资的核心部分,是项目决策的主要依据。因此,可行性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直接关系着企业投资的成败。一份良好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该做到对项目的前景和项目未来的运行轨迹作出精确的估算,从而保证项目决策的成功率。
可行性研究有三种类型:机会研究、初步可行性研究和技术科技可行性研究。机会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为项目投资方向提出建议,即在一个确定的地区和行业内,以市场调查为基础,选择项目,寻找最有利的投资机会;初步可行性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对机会研究认为可行的项目进行进一步论证,并据此作出是否投资的初步决定,是否进行下一步的技术经济可行性研究。
机会研究和初步可行性研究更多的是对项目的风险、技术方案、经济效益等要素给出粗略的评价,往往限于数据选择的补充分,评价局限于定性的层次,无法精确的描述项目前景。而技术经济可行性研究才是整个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核心部分,它必须在收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对项目的各项要素给出完整的定量分析,用准确的数据对项目进行评价,它是项目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是项目或方案抉择的主要依据之一。
技术经济可行性研究包括项目前景预测、技术方案评价、财务评价、社会和环境评价等重要内容,每个部分都拥有许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评价方法和工具,本文不欲对此做简单的罗列,而将重点对企业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忽视的环节进行讨论。
1、项目风险评价
一般而言,项目风险评价包括自然风险、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管理风险等诸多方面。在进行风险评价时,我们往往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组合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可完整的给出各类风险对项目的影响,但往往忽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从而影响了评价的准确性。首先,我们在利用单因素风险分析中所确定的相关性以及根据各风险因素的重要性所确定的权重进行多因素组合分析时,忽略了各风险因素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影响了整体风险评价的准确性。
其次,我们在风险评价时只局限于项目本身的风险分析,而忽视了企业同时投资的多项目之间,甚至是项目和企业自身所从事的业务之间的相关性。这关系到企业整体运行的稳定性和企业风险分散的有效性。
因此,我们在进行项目风险评价时,必须要对各项目风险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合理的估算,以准确的分析项目风险的影响程度。同时,要对各项目之间以及与企业已有业务之间的风险相关性,从整体上提高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2、项目能力分析
项目能力分析同样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它包括技术、管理、资金等各方面的因素。企业实际可行性研究中关注最多的往往是技术和资金能力的分析,因为这两个方面是最为直观,同时也是无法逾越的,但其它方面的因素同样是不容忽视的。
管理能力在项目可行性研究中容易被忽视,一方面是因为管理能力本身就无法准确的度量。另一方面,项目本身对企业管理能力的要求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评价上的难度使得企业往往忽视这方面的考量,或者倾向于过度自信地评价自身的管理能力。这必须引起企业的足够重视,对某些项目而言,管理能力往往比技术能力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管理也是生产力,管理决定着技术成果能否成功的实现商品化。
我们在进行资金能力分析时,注重的是企业的资金实力和筹资能力,这决定着企业能够向项目投入的资金量。但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在能够提供项目所需资金量的同时还需考虑风险分散的要求。同时,企业自身不同的状况也制约着项目资金的使用能力。对于自身业务现金流不充分的企业,如果新增投资项目有着同样的状况必然会进一步恶化企业现金流动性。而对于负债率过高的企业,不适合投资建设期长、资金回收慢的项目。
3、经济效益评价
项目经济分析是可行性研究的核心,这方面有着大量成熟的方法和工具。在现行的方法中,一般采用的是静态和动态相结合,以动态分析为主的分析方法,采用了能够反映项目整个计算期内经济效益的内部收益率、净现值等指标,并用这些指标作为判别项目取舍的依据。
净现值法的特点是强调对投资运转期间货币的时间价值和现金流量风险的考虑。其最常用同时也最完善的做法莫过于利用经过风险调整的现金流量和资金成本率计算净现值。然而,在实际中,一项投资的实施除了能带来一定的净现金流量外,还会带来其他无形的收益(资产)。因此,作为对传统方法的补充和纠正,实物期权法在项目可行性研究中被越来越广泛的采用。这种方法要求企业将项目的每一步投资看作一个期权,项目给企业带来的除了直接的经济收益外还包括对进一步投资或在新的领域发展的期权。例如,对一项新技术的投资,目前来看经济效益不佳,但如果不投资,企业或许就永远失去了在这一技术路线上的发展机会,因此这一项目的投资意味着企业购买了一份未来继续投资的机会和权利。
四、投资项目的决策
投资项目的决策包括对单个项目的取舍和多个项目投资额度的确定和优先次序的选择。
对于单个项目,企业需要考察的是项目内部收益率是否能够达到要求,相对于企业筹资成本,能否取得正的净现金值,项目投资所带来的期权价值以及项目投资所带来的项目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对于多个项目的决策,企业往往会根据投资项目的经济评价指标对项目进行排序,以此确定项目的投资次序。这种决策方法的问题在于忽略了项目之间风险的相关性,无法实现收益和风险的最佳均衡。因此,我们在多项目决策,即决定资源如何在项目间分配时,不仅仅需要考虑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和风险特征,还需要衡量各个项目以及新项目和企业现有业务之间风险的相关性,在确保投资效益的同时实现投资风险最小化。
鉴于项目投资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企业在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和决策时一定要遵循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坚决杜绝决策程序的随意化和形式化,要深入的考察和权衡项目的方方面面,并将项目纳入到企业整体中加以系统的考量。这样才能确保企业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本文对项目投资的选择和决策做了简要的思考,并对企业实际操作中容易忽视的环节进行了探讨,以期能对企业的实际工作有所帮助。
【摘要】项目投资是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无论是项目的搜寻还是决策都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才能提高项目投资的成功率。同时,在项目评价过程中引入投资组合、实物期权的概念对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也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投资战略;投资组合;实物期权
企业的生存靠发展,企业的发展却要依赖于投资。这里的投资是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企业在新领域的拓展,同时也包括企业原有领域内的创新。固然,企业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需要依托于某个项目,并投入大量的资源。但是,企业在自身业务范围内的创新,无论是产品线的延伸还是现有产品的改良,都会面临来自技术、市场方面的风险,并耗费大量的资源,这就具备了投资项目最基本的特征。因此,项目投资是企业发展的重大决策,这种选择和决策,无论是扩大再生产或是开拓新市场都将对企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备注】
【1】许世刚,茅宁.不确定环境下项目投资决策的实物期权方法[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4.1:65-69
【2】陈海芳,宋平.管理期权在项目投资决策中的应用[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8-20
【3】郭百钢,韩玉启.基于实物期权的项目投资决策方法科学管理研究.2004.2:73-76
(二)创业投资持股比例与企业成长风险投资通过在一个特定的风险投资时间段持有被投资企业一定股份从而缓解问题。创业投资持股比例对企业成长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金支持,创业投资作为一种长期股权投资,持股比例越高说明创业投资对企业资金支持越明显;二是管理支持,创业投资往往作为创业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其持股比例越高,说明其参与企业管理的能力越强,鉴于创业投资一般都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因此创业投资持股比例越高,其对创业企业的管理支持越显著。勒纳(Lerner)研究发现,那些曾经获得过创业投资资金支持和帮助的企业显著地获得了更高的雇员增长率和销售增长率[18]。简森(Jensen)等从理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创业投资持有被投资企业的股份,比例越高,创业投资与被投资企业之间的关系越紧密,且监督程度越高,可缓解创业投资与被投资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19]。巴里(Barry)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持股比例较高的创业投资监督作用更强[20]。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比例创业型企业成长与创业投资持股正相关。
(三)创业投资声誉与企业成长公司的声誉能够为潜在客户传递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为高声誉的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在缺乏可靠和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外部投资者可能依赖于与之关联的企业的声誉来识别质量。对于信息不透明的私人企业来说,质量鉴证更加依赖于声誉机制。声誉是企业的重要资产。声誉资产是建立在企业过去绩效基础上,代表企业未来绩效的信号[21-22],这种信号会塑造外部社会对企业的感知和期望[23]。对于面临大量竞争的专业金融中介,声誉显得更加重要。因此一般而言,创业资本市场中,声誉较高的风险投资公司表现出很高的信任水平和可靠性,具体表现为高声誉的创业投资家在对企业进行筛选时,往往会选择成长性较好的企业作为投资对象,另外,高声誉的创业投资机构一般具备更强的增值服务能力,会积极对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使创业企业从根本上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从而实现较高的企业价值。冈珀斯(mpers)等的研究发现,创业投资的声誉对被投资企业上市后的长期业绩有着显著的影响[24]。纳哈塔(Nahata)发现,高声誉的创业投资机构会花更多的吋间去监督其投资的公司[25]。埃斯彭劳博(Espenlaub)等也发现,IPO企业的长期回报与创业投资声誉正相关,知名创业投资家的声誉有利于其筛选项目,从一开始就可以筛选出潜质更高的项目[26]。阿瑟斯(Arthurs)等的实证研究发现,创业投资经验、声誉与一年期股票价格回报呈正相关关系[27]。克里希南(Krishnan)等的研究表明,创业投资机构的声誉与被投资公司上市后的长期业绩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28]。这些研究都充分表明了创业投资声誉对创业企业成长能力的积极作用,声誉对创业投资家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无形资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4:创业投资声誉与创业型企业的成长正相关。
(四)创业投资的政府背景与企业成长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金融市场还不完善、资源配置效率还不高、民营企业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受到体制性歧视[29],民营企业获得融资的难度远高于国有企业[30]。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产品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这种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要素市场交易活动的干预和控制[31]。在我国转型期,政府和市场同时参与资源的分配,而金融资源大多由国有金融企业控制。高新初创企业所特有的信息高度不对称、投资收益高度不确定并且高度偏态分布以及缺乏担保价值等特征决定了创业投资的高风险特征。高风险特征决定了创业投资供给不足,政府背景企业能够充分利用资源和政策优势,降低风险带来的影响,服务于自身目标。创业投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背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获得地方政府税收优惠等方式提升企业价值[32-33]。杰恩(Jeng)选取了21个国家的样本,对影响创业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显示:政府背景比非政府背景的创业投资公司在面对其他因素的敏感度上要小的多[34]。勒纳(Lerner)论证了政府创业投资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尤其是在私营创业投资机构将投资集中在几个狭窄的行业的情况下,政府背景创业投资对那些具有潜力的行业进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这些行业“鉴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吸引其它资金进入[35]。据此,本文提出假设5:创业型企业的成长与创业投资的政府背景正相关。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11年12月31日之前在深圳创业板上市的281家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为了扩大样本,并考虑财务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了这281家上市公司2007-2012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剔除数据异常值、数据严重不完整的样本后,共获得1369个样本观测值。样本所在行业共9个,其中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的样本数居多,分别达到897和280个,占比65.19%和20.35%。所在省份共26个,其中样本数在百个以上的省份有5个,分别为广东304个、占比22.09%,北京200个、占比14.53%,浙江与江苏各127个、占比9.23%,上海110个、占比7.99%。限于篇幅,此处略去样本的详细分布情况。本文所用的数据中,清科创业投资研究数据库和创业投资相关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年报;财务数据来源于巨灵金融数据库和国泰安金融数据。本文釆用Excel和Stata10.0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二)变量定义1.因变量的选取和定义成长性是决定企业价值的基础因素之一,因而学术界对企业成长性的研究由来已久。不同学者对成长性指标的选取也不尽相同。根据前人的研究,成长性指标大致可以分为收入类和其他类两种。收入类指标一般包括销售额、利润、市场份额等的增长,其他类指标包括总资产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托宾Q、市值、市净率、就业机会等。在这些指标中销售收入增长率是最能体现企业成长性的指标,且研究应用也最为广泛,因此本文选取销售增长率作为企业成长指标。2.自变量的指标和定义(1)创业投资的参与。即创业投资是否参与公司的投资。本研究以首次公开发行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股东名录,或者该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录里,将存在创业投资机构的公司定义为有创业投资支持的上市公司,并使该变量值为“1”,无创业投资介入的则为“0”。(2)创业投资辛迪加。根据勒纳(Lerner)的定义,当同一投资项目中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创业投资机构时,就认定该次投资行为为创业投资辛迪加[36]。本文选取创业投资辛迪加的规模作为衡量指标,即同时参与投资创业投资机构的个数。(3)持股比例。本文在实证检验中采用所有权指标,即创业投资机构持股数占公司的总股本数的比例。(4)创业投资声誉。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创业投资机构声誉的衡量方法各不相同,本文借鉴冈珀斯(mpers)在研究中运用的创业投资机构的从业时间来代表创业投资的声誉[24]。成立时间早的创业投资公司拥有的合作伙伴较多,资金也比较充裕,由投资者、创业投资公司以及所投资的组合公司组成的网络更加完善。成立时间长的创业投资公司,投资项目比较多,成功退出的项目也可能较多,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突出的投资绩效在社会上的宣传效应较高,往往能够提高公司知名度。因此,创业投资机构成立越早,从业时间越长,相应赢得的声誉就越高。本文对创业投资声誉这一变量定义为:从创业投资机构成立开始至样本公司上市为止的年数加1取对数。(5)政府背景。创业投资机构是否具有政府背景,主要根据创业投资机构公开披露的信息,若该机构为国有控股,则说明其有政府背景,否则为非政府背景。采用虚拟变量,“1”代表有政府背景,“0”代表无政府背景。3.控制变量的选取和定义除了创业投资机构的特征变量之外,所投资企业的特征,如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资产规模、成立年限等都会影响企业的成长能力,因此,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其对于企业成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尽管在许多行业中,规模经济对于上市公司的快速成长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规模大的企业也有比较丰富的资源从事创新活动,有利于企业成长。但是,当企业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时,管理和协调就会变得日益困难。对中小企业来说,规模经济边际效应比较突出,企业创新动力比较强。本文用总资产的对数表示公司规模。(2)资产负债率。高成长的企业由于需要更多的资金来购买设备、扩大生产、进行技术革新等等,所以负债率比低成长的企业要高,但是这类企业同时也需要按期偿还本金利息,不能投资一些现值为负的项目,这样又可能影响其长远的发展。因此,资产负债率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不确定。(3)企业年龄。企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处于起步期的企业,由于受到资金和管理经验的约束,且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其销售额增长比较缓慢;处于发展期的企业,发展速度一般很快,销售额一般高速增长;处于成熟期的企业,销售额一般比较稳定,增长率很低。因此,企业的年龄对企业成长影响深远。(4)行业。行业的成长潜力和成长状况会对企业的成长具有深刻影响,因此,本文对涉及的9个行业设置虚拟变量进行控制。(5)年份。每一年份的经济情况都会直接影响企业成长状况,因此,本文将样本期的6个年份设置为虚拟变量进行控制。(6)地区。地区的发展水平和企业成长有密切关系,因此,本文对26个省份设为虚拟变量进行控制。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1369个样本观察值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平均为34.7%,最大值是221.8%,最小值是26.9%,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指标表现优异。创业投资机构的参与的均值为54.7%,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受到创业投资的参与。创业投资辛迪加的均值是1.118,超过1,说明创业投资辛迪加是一种很普遍的投资行为;最大值为6,说明最多有6家企业同时投资同一家创业板公司。创业投资的持股比例均值是5.7%,最大值是28.1%,说明作为机构投资者,创业投资对公司的持股水平不是很高,因而创业投资只是参与公司管理,并不能起到主导作用。创业投资的声誉采取创业投资的从业年限作为衡量标准,其中最短的不到1年,而最长的已达46年,可见不同机构之间经验差距比较大。政府背景指标中,均值是0.276,说明具备政府背景的创业投资机构较少,可见我国创业投资这一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在控制变量中,企业的总资产自然对数最大值、最小值、均值相差很小,说明创业板公司的资产普遍较小;而资产负债率中均值为28.3%,也相对较低,说明创业板公司的不确定性高并且可抵押资产较少;企业年龄指标中,平均年龄为10.33年,说明创业板的企业相对都比较年轻。
(二)相关性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Pearson相关系数显示,除创业投资的持股比例(Vc_share)外,其他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都与被解释变量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显著相关。其中创业投资参与(Vc_in)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在10%水平上正相关,而创业投资辛迪加(Vc_num)、创业投资声誉(Vc_reputation)以及政府背景(Vc_back-ground)都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此外,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都小于0.8,表明本文的研究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总体而言,相关性分析表明,数据结果基本验证一致。
(三)多元线性回归上文的相关性分析中,除去创业投资持股比例(Vc_share)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其他实证结果都与预期假设基本一致。为了进一步分析创业投资机构的参与与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能力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具体分析创业投资机构不同的特征对被投资公司成长能力的影响。可能是因为受前几年行业不景气的影响,国际创业投资呈现出阶段后移的特点,我国创业投资也不例外,为了保证投资收益,创业投资机构对处于发展中后期的投资项目以及Pre-IPO企业进行投资,这可能会导致对创业企业上市前的增值服务不足,进而可能导致创业投资参与对创业企业成长能力的作用不显著。表4为创业投资各特征变量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的回归结果。总体上看,F值都在7.5以上(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五个模型设置合理。五个模型的调整后拟合系数(AdjustR2)都大于16.7%,因此五个模型均有比较强的解释力。具体来看,模型1中创业投资参与(Vc_in)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创业投资机构对创业型企业进行投资,并不能显著提升企业成长性,假设1未得到验证。模型2中,创业投资辛迪加(Vc_num)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联合投资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成长,假设2得到了验证。模型3中,创业投资持股比例(Vc_share)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相关性检验结果一致,假设3未得到验证。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存在“逐名动机”[37]。为了尽快获得投资收益,尤其是对那些较年轻的创业投资机构来说,获得成功案例的需求格外突出,这可能导致一种急功近利的倾向。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创业投资机构相对持股比例越大,所拥有的控制权和决策权越大,其“逐名动机”越能得以实施,即可能会过度追求短期绩效而催促企业过早上市,甚至不惜造假上市,从而对企业上市后的发展与成长带来不利影响。模型4中,创业投资的声誉(Vc_reputation)与企业成长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创业投资机构的声誉越高,其所投资企业的成长性越好,因此假设4得到验证。模型5中,企业的政治背景(Vc_background)与企业成长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有政府背景的创业投资机构所投资的企业的成长性较好,假设5得到验证。
二、建立健全的企业资本运营决策机制
在企业的资本运营过程中,必须要对投资决策的管理责任与管理权限予以明确,以便于形成快捷、良好、有效的决策机制,这就需要建立其健全的资本运营决策机制。首先建立起完善的企业资本运营决策的分权模式,对决策权限予以明确划分,对于国有控股公司的决策权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决策权,应当将其仅限于当企业资本运营所涉及资产所有权在不同性质主体之间重组或者变更时做出的明确选择。另一方面,需要对企业资产决策的责任予以明确,以便于构建良好的资本运营决策风险约束机制,国有控股资产运营决策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国有资产的价值保值,并要积极提升资本的生产配置效率,积极降低资本的运营风险。
三、建立起企业资本运营的联动机制
企业资本运营过程中最为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了扩大主营业务及主导产品的规模,以便于企业商品的生产经营能够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所以企业资本的运营对于企业非经营生产的剥离及资本质量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将商品经营成果转换成为资本经营成果,对于商品经营效率及资本运营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作用。资本运营应该尽量的减少无关联合企业的兼并,在有关联的企业之间开展,在合理的市场结构下形成良好的企业竞争状态,将资本的运营与商品生产经营的实际密切结合,防止在资本的运营过程中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对资本运营轨道予以合理的规划。
四、建立完善的投资约束机制
在企业资本运营管理与投资决策的过程中,不仅要加大投资结构的调整与融资渠道的拓宽工作,还需要建立起完善的投资约束机制,以便于对投资运营与投资决策中的一些行为予以约束,对于降低资本运营风险具有积极地作用,主要表现为:(1)建立起完善的投资运营可行性论证责任制,可行性论证的工作质量与投资决策的正确性具有直接的联系,并且会影响到整个投资项目的风险性与效益性,在实际的可行性论证工作开展过程中,通常采取单元论证与联合论证相结合的方式,投资建议通常由投资管理部门或者是业务部门提出,经过投资建议部门的单元初步论证之后,报送企业管委会实施申请立项,经过企管委审核同意之后,批准立项,然后由投资管理部门组织联合论证,联合论证部门主要有基建部门、财务部门、业务部门等共同组成,对于一些特殊的项目还需要邀请资源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参与论证工作中,以便于提升可行性方案的科学性(;2)建立完善的投资运营约束机制,就需要建立起完善的投资决策责任制,在对投资目标及投资主体予以明确之后,落实各个投资决策环节的岗位责任制,并要积极强化资本的审查监督力度,降低由于投资运营不善所导致的资不抵债的风险,保证企业的良好发展。
(二)税收优惠刺激私营工业企业过度投资地方政府迫于行政压力、辖区竞争和政绩考核,具有强烈的动机干预企业投资。因此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进而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就业压力以显示其政绩。为了吸引投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纵容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进行投资和产品生产,甚至提供各种税收优惠、压低电价等来鼓励企业投资,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导致企业过度投资。
(三)财务杠杆抑制私营工业企业过度投资Fazzari等(1988)认为当企业不同来源资金成本有差异时,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自有资金充足时投资成本最低,即使有少量缺口需要从外部借款,但由于其自有资金的比例较大会降低总的资金加权平均成本。Myers(1977)认为,过高的财务杠杆可能导致公司无法为未来的投资项目募集到资金。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根据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H1:当房地产业平均净利润率超过私营工业企业越多,私营工业企业脱离实业,过度投资固定资产的比例会越大H2:企业利税总额占主营业务比例越小,表明税收优惠越大,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越严重H3:财务杠杆与企业的未来投资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采用2006~2011年浙江省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相关数据来研究2007~2011年5年间38个行业的过度投资情况。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同时采集2007至2011年5年间浙江省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38个行业数据。全部数据来自浙江省统计信息网中的统计年鉴。对于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考虑到计算模型相关变量所需数据的限制(年鉴对于分行业明细报告数据从2009年开始公开),选择2009~2011年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并按以下顺序进行了筛选:剔除数据缺失的行业样本;剔除净资产为负的行业样本;剔除相关变量缺失的样本;剔除固定资产净值增长为负的行业样本。筛选后最终样本观测值为41个。本部分研究数据除了房地产业年均毛利率来自2012年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研究报告,其余数据均以浙江省历年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计算取得。
(三)模型构建(1)过度投资测度模型。借鉴Richardson(2006)投资方程,拟合值为预期投资水平,残差部分为非预期投资。非预期投资中,投资模型正残差表示实际投资超过预期投资的部分,即过度投资,而负残差则为实际投资低于预期投资水平的部分,即为投资不足,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统称为非效率投资。构建的企业过度投资测度模型如式(1)所示。其中,a为截距,b为相关系数;e为扰动项;Invest为投资水平,以固定资产投资净值除以总资产表示;鉴于所统计的样本大部分属于非上市公司,所以不选用托宾Q值反映企业的投资机会,采用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salegr、总资产增长率tagr作为企业投资机会的度量;Lev为资产负债率;Cash为行业资金来源总额的对数;Labor为吸纳劳动力人数;Ret为净资产增值率;Scale为公司规模;t表示时间;Year为哑变量。(2)投资效率估算模型。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是度量投资效率的一种方法,理论基础是:资本相对于产出增长的速度表现为资本的边际效率或者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一般而言,一个经济体的ICOR越高,其投资效率和生产效率越低。如果投资是有效率的,ICOR将保持相对稳定。边际资本-产出比率等于年度增量投资与当年增量产出之比。(3)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参考Fazzari等(1988),Lang等(1996)的研究,本文构建如式(2)面板模型来考察浙江省私营工业企业投资的影响因素。其中,a为截距,b为相关系数;e为扰动项;Invest为投资水平;Profitr为房地产平均毛利率与私营工业企业当年毛利率的比率;Taxr为产品销售税金及其他税金比率;Lev为资产负债率;it为第i行业第t年的相关数据;其他变量含义同式(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私营工业企业投资行为扭曲测度根据预期投资模型式(1),残差估计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浙江省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2008、2010、2011这三年间出现过度投资,其中2008、2010尤为严重。而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从2007~2011年均出现了投资不足,其中2007、2009、2010年最为严重。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投资不足主要原因是浙江省以私营企业为主,产值占比较低。无论是在政策支持还是经营自由度上远远比不上私营企业。资金来源一方面来自国家预算,更多来自银行贷款,因而其投资方向受到很多限制。再加上节能降耗宏观调控,关停了一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和生产线,使得国有工业企业和私营工业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背道而驰,前者投资不足,后者出现过度投资。
(二)私营工业企业投资效率估算由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等于年度增量投资与当年增量产出之比,年度投资来自浙江省历年统计年鉴“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年末减年初数,当年增量产出用“增量工业总产值”测算,来自浙江省统计局历年统计公报,数据及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2007~2011年浙江省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比浙江省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ICOR普遍偏高,但整体趋势一致,即在2009年达到最高值,说明投资效率最差,而前者高达2.7,说明私营工业企业投资效率不尽理想,意味着投资效率下降了。2010年年末显现的浙江省民间借贷危机引发的多起“老板跑路”事件同时波及私营和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净额均出现了负增长,与此同时工业总产值虽有小幅上升,但并不说明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增加工业总产值,而是固定资产减少有滞后效应,再加上技术以及人力资本对工业总产值的促进作用,使得工业总产值并没有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减少而减少。表2的数据显示,浙江省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和浙江省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之间的资本边际产出差异在2007年和2009年比较显著,但是2008、2010、2011年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这与私营工业企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资本过度配置,而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投资不足正好契合。
(三)私营工业企业投资影响因素分析表3为投资影响因素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浙江省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的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额的自然对数是20.46171,从其他各变量的均值、最大、最小值及标准差来看,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且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采用模型(2)对H1、H2、H3进行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回归,模型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E)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4。方程的显著性检验P=0.0000,自变量中除taxr影响效果不显著外,其他自变量P值均小于0.05,所以显著性较强,故随机效应回归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为了进一步确认拟合效果,利用Hausman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是随机效应,检验结果的p值为0.9137,接受随机效应模型拟合变量的假设。从表4可以发现,profitr与因变量相关系数达到0.788551,且显著正相关,表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确实吸引了实体经济不景气的私营工业企业,并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力度;资产负债率与私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相关系数为-6.742262,且显著负相关,这与Lang等(1996)经验研究的结论一致,即高的财务杠杆抑制了私营工业企业的过度投资,说明债务治理的有效性在约束私营工业企业的过度投资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增长机会和投资支出正相关:即增长机会越多,投资越多;公司规模与私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也显著正相关;结果显示税收比率与因变量的相关性不显著,表示浙江省2010~2011年针对私营工业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没有真正起到让私营工业企业回归实体经济的作用。
四、私营工业企业投资效率提升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