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三秦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河北地区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有铭兵器多发现于易县燕下都，它地如正定也有零星发现，此外亦有拣选、征集得来，其主要来源当是战国后期秦燕、秦赵之战事与之后驻屯军所遗留，所见诸器的铭文，对于战国后期秦国兵器铸造和使用制度以及一些相关问题都有所涉及。目前我们对战国时期秦国兵器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对其铸造、贮藏、发放和管理办法的认识几近成熟[1]，本文立足河北地区所出，陈列诸器加以整理论述，以期对前贤成果有所校补。

1、十八年上郡武库戈

1957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百福村南出土，战国时期器物，现藏河北省博物馆。本器已残，残长18.9厘米，直援上扬，援的两面开刃，长胡，阑侧三穿，内后部三边开刃，内上有一横穿（图一）[2]。内两面均刻铭：正面为“十八年，漆工朐，丞巨造，工正”，背面为“上郡武库”（图二）。《集成》编号为17.11378，相关著录见于《选集》第78页图版145等。

2、上郡武库戈

河北易县燕下都练台庄村采集，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援内通长26.4厘米，援扁平，前端较宽，后端较窄，援上昂，长胡有阑，内上一梯形穿，阑内有三个长方形穿。内一面竖刻“上郡武库”四字，“库”字右侧下錾刻字；另一面錾刻有铭，“工二字较清晰，其他字迹锈蚀。相关著录见于《燕下都》第830页，标本号78YBLT∶08。

3、二年少府戈

1970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北沈村出土，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博物馆。本器通长23.6厘米，阑侧三穿，内部一穿，胡相对较长。内上倒刻“少府，二年作”。相关著录见于《选集》第79页图版146等。

4、少府矛

1966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西沈村出土，战国时期器物，现藏河北省博物馆。本器通长14.7厘米，脊与刃缘突起，上一穿。两面刻铭：正面为“少府”，背面为“武库受（授）属邦”（图三）。《集成》编号为18.11532，相关著录见于《选集》第80页图版147等。

5、少府矛

河北易县燕下都武阳台村采集，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通长14.7厘米，銎作圆筒形，脊隆起，有凸棱，脊两侧有血槽。正面銎部刻铭“少府”，背面左侧血槽内至銎部刻有“武库受属邦”六字。相关著录见于《燕下都》第832页图479，图版178.1，标本号66W∶0735。

李学勤先生曾论“十八年上郡武库戈”作“十八年上郡戈”，隶定铭文为“十八年，漆工朐，丞巨造，工正”；“二年少府戈”铭文为“少府，二年乍（作）”；“少府矛”铭文为“少府；武库受（授）属邦”[3]。

从上述兵器铭刻我们可以看出，秦国兵器是由国家统一管理铸造、贮藏和使用的，分为中央督造和地方督造两大系统，所造器物需由武库登记造册，标识记号，妥善管理。其铸造应是借鉴了三晋的兵器铸造方法，分为督造、主造、造者三级，由丞相代表中央政府督造，少府工室是中央主管兵器铸造的官署机构，为主造[4]，秦始皇时期又有寺工这一官署机构作为主造[5]。工师即是造者，且造者的内部组织中还有工师、丞、工三级，丞应是工师的副手，实行“物勒工名”。故可知“十八年上郡武库戈”铭文中的“朐”、“巨”、“正”和“上郡武库戈”铭文中的亦是各级官吏、监造、工匠之私名。

“武库”即武器库，就是贮藏兵器的仓库。《说文》：“库，兵车藏也。”[6]《礼记·曲礼》郑玄注曰：“库，谓车马兵甲之处也。”[7]秦国的武库初仅设于秦都咸阳，后复设于上郡[8]，此即“上郡武库”之由来。由“少府矛”铭文我们可以看出，兵器在铸成后先由武库保存，然后授予各属邦即各地驻军使用。

秦国地方一级的兵器铸造管理主要设在少部分新得的边远郡县[9]，最早是上郡，还有蜀郡、河东郡、陇西郡及汉中郡等。郡守相当于中央一级铸造兵器的相邦、丞相，为督造者。上郡北接匈奴，地理位置重要，秦在此地驻有重兵，定然需要大量兵器，故郡属各县均可制造兵器。“十八年上郡武库戈”中的铭文“漆”，当是上郡属县漆垣之省称，《汉书·地理志下》、《后汉书·郡国志》均作漆垣属上郡，秦置[10]。“工朐”为主造者，“丞巨”是工朐的副手，“工正”是造者。督造者在中央为丞相，地方则为郡守，且“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可见秦国兵器冶铸监造制度之严格及其强兵政治路线之一斑。

“十八年上郡武库戈”工名为“正”，却不避秦始皇嬴政讳，可知其器当造于昭襄王十八年（前289年）。少府原为三晋官名，秦庄襄王时亦设少府一职，其下设工室铸造兵器及其它青铜器物；又秦戈形制以庄襄或始皇为界，前作中长胡三穿式，后作长胡四穿式[11]。从“少府戈”形制看，胡特长而三穿，虽开秦始皇时期长胡戈之先河，但三穿仍有秦昭襄王时兵器的特点，故此戈年代当于秦庄襄王时，二年即庄襄王二年（前248年）。“上郡武库戈”形制作中长胡三穿，年代当为秦昭襄王以前，最晚应不晚于庄襄王四年（前246年）。三件少府矛之时代，据李学勤先生推定亦约当秦始皇时期[12]。

6、栎阳戈

河北易县燕下都西沈村采集，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援内通长25.5厘米，援刃前端较宽，后端较窄，援上昂脊凸起，有棱；长胡，胡的末端作圆角，有刃；直内，三面有刃，内刃缘斜收作弧状，下角为圆角；内上有一长方形穿，阑内有三个长方形穿。内上一面錾刻“吾”字，另一面穿后原竖刻二字，已不清，内上近末端錾刻铭“栎阳”二字。相关著录见于《燕下都》831页图478.7等，标本号66XSH∶025。

7、栎阳戈

河北易县燕下都西沈村采集，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援内通长21.85厘米，形制与上件大致相同，惟援上刃较直，胡末端作直角，无刃；凡刃部均有开刃的锉口痕迹。戈内一面錾刻铭“栎阳”二字，胡部錾刻铭二字；另一面錾刻铭“何”二字，胡部錾刻铭“田”二字（图四）。相关著录见于《燕下都》831页图478.8-9等，标本号72XSH∶06。

按上文所述，秦国亦类似三晋设库来管理兵器铸造，但不同于三晋的“多设且地点极为分散”，秦国除首都咸阳外，只有旧都雍、栎阳设库，故“栎阳戈”当为栎阳库所作。直至战国晚期才有例外，如[13]，这当是利用新得三晋之县的现成制度和设备以补充兼并战事对武器所需的缘故。两件“栎阳戈”形制均作中长胡三穿，类于“上郡武库戈”，年代当为秦昭襄王以前，最晚应不晚于庄襄王四年。

栎阳，地名，在渭河北岸，其遗址发现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东武屯乡官庄、御宝屯一带[14] 。自秦献公二年（前383年）至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栎阳为秦都，凡34年。《史记·秦本纪》云：“献公二年……城栎阳”；“（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15]栎阳对于秦后世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因栎阳靠近秦魏战争前线，为了解决秦国对魏战争上的弱势，故而从关中西部的雍迁都栎阳，可以更好地与魏争夺“河西之地”[16]。此外，著名的商鞅变法即发生于此时此地。后虽徙都咸阳，但栎阳作为都城的主要门户，既是交通要冲、军事重镇，又是商贾云集的经济中心之一，楚汉相争时又一度作为汉之临时都城[17]，《括地志》记云：“汉七年，分栎阳城内为万年县，隋改为大兴县，唐复万年。”[18]

“吾”，应读为“衙”，地名，黄盛璋先生对此有精确考证[19]。《汉书·地理志上》：“左冯翊有衙县，在今陕西白水东北。”德，地名，《汉书·地理志上》：“左冯翊有[21]《水经·渭水注》有“渭水之阳即德县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其故城在今大荔县朝邑镇西南21.5公里[22]。一般秦戈在内的一面多刻铸地，另一面所刻地名多为使用地[23] ，故可知标本号66XSH∶025的“栎阳戈”当为旧都栎阳库所造，吾（衙）地所用；标本号72XSH∶06的“栎阳戈”亦为旧都栎阳库所造，使用者为德地方驻军，亦可知德之名至迟在战国晚期已经出现。

8、高望戈

1981年3月从正定县牛家庄村征集，战国后期器物，现藏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本器已残缺，残长23.5厘米，内长8.8厘米，阑长14.4厘米。援较宽扁上翘，脊棱不明显，锋尖残，胡稍长，三穿近半圆形。内微上翘，其上一长方形横穿。内如刀形，上下有刃。近穿处竖刻铭文二字“高望”。《集录》编号为1103，《汇编》编号为1704，相关著录见于《文物》1999年第4期87页图2，88页图4等[24]。

9、氏戈

1981年3月从正定县牛家庄村征集，战国后期器物，现藏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本器通长22.2厘米，内长8.5厘米，阑长12.5厘米。狭援微弧上翘，脊棱明显，锋稍圆钝，长胡三穿，穿近梯形。内作刀形，上下有刃，刃较锋利，其上一长方形横穿（图五）。内上刻铭文4字“氏，师廿”（图六）。《集录》编号为1136，《汇编》编号为1705，相关著录见于《文物》1999年第4期87页图1，88页图3等[25]。

以上二戈同时发现，从其铭文字体及形制来看，可认定其属秦物，且为战国后期器物。“氏戈”铭文“师廿”，为兵器编号。“高望”、“氏”均为地名，据《汉书·地理志上》，高望在上郡[26]，氏在上党郡[27] ；《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则称高望在今内蒙古乌审旗北，氏在今山西安泽县东南。《水经·涑水注》：“《春秋》文公七年，晋败秦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会从之。阚曰：‘令狐即猗氏也。’”[28]又有战国时期魏国的“九年淄丘戈”，其胡部亦有刻铭“高望”二字，黄盛璋先生以为秦时增刻[29]，可能是俘获的原魏国兵器而发放给高望驻军使用的。此“高望戈”可能最早也是属于高望驻军使用，“氏戈”也应类此，为氏驻军使用，或许是随着秦兼并六国的战事而辗转流传到了河北正定地区。这两件器物的出土，说明高望、氏作为地名至迟在战国末期已经出现。

10、蓝田矛

河北易县燕下都北沈村采集，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通长15.3厘米，銎径17×2.6厘米。銎扁圆筒形，銎直达刺端，两面中部各有一圆穿，、刺有明显分界；刺中部有凸棱，棱脊两侧有血槽。上錾刻铭“蓝田”二字。相关著录见于《燕下都》834页图480.4，图版178.4等，标本号72B∶08。

蓝田，地名，《读史方舆纪要》云：“玉之次美者曰蓝，县之山出玉，故名。”[30]其地处关中东部，在今陕西省蓝田县。秦献公六年（前379年），蓝田、蒲、善明氏改为县：“献公六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31]此举为秦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县制做了准备，可谓后世郡县制度之张本。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秦楚曾战于此，楚师大败[32] 。

在对河北地区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有铭兵器作简单梳理后，我们不难发现，战国晚期战事频繁激烈，仅以燕、赵之一隅所出，既可窥见战国时期秦中央、地方所监造兵器样本之全貌，又可对战国秦之兵器使用和军队调度加深了解，从而更可知战国之所以为“战国”了。

本文写作曾蒙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师的指导，惟文责笔者自负。

[1]择其要者：a.李学勤：《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有铭青铜器》，载《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17-226页；b.陈平：《试论秦国兵器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1982年；c.黄盛璋：《秦兵器分国、断代与有关制度研究》，载《古文字研究》第21辑，中华书局，2001年；等等。

[2]本文所采用器物形制及铭文说明、图片的来源，除首取原始发现或发掘报告外，其次征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文中简称《集成》）；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2年（文中简称《集录》）；钟柏生，陈昭容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文中简称《汇编》）；河北省博物馆、文管处：《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文中简称《选集》）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等相关著录，以补不足，在此谨致谢忱！

[3] [12]同[1]a。

[4]黄盛璋：《秦兵器制度及其发展、变迁新考（提要）》，载《秦文化论丛（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28页。

[5]a.陈平：《〈“寺工”小考〉补议》，《人文杂志》1983年2期；b.黄盛璋：《寺工新考》，《考古》1983年9期。

[6]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92页。

[7]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1258页。

[8][9][13]同[4]，第427页。

[10]a.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7页；b.范晔：《后汉书》卷23《郡国志》，中华书局，

1965年，第3524页。

[11]a.陈平：《试论战国型秦兵的年代及有关问题》，载《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321页；b.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3期。

[15]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页。

[16]a.杨希义：《西安的军事与战争》，西安出版社，2002年，第14页；b.朱士光：《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

[1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 1994年，第92页。

[18]李泰撰，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卷1《栎阳县》，中华书局，1980年，第23页。

[19][29]同[1]c，第227-285页。

[20][21]同[10]a，第1545页。

[22]张自修：《中华秦文化辞典》，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0页。

[23]后晓荣，田小娟：《秦上郡置县考》，载《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23页。

[24] [25]樊瑞平，王巧莲：《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收藏的两件战国有铭铜戈》，《文物》1999年4期。

[26]同[10]a。

[27]同[10]a，第1553页。

[28]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170页。

篇（2）

中图分类号：G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7-0304-01

据统计，全国目前有高校学报2000余家，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各高校学报之间的竞争已经由最初的质量竞争、发行量竞争升级为特色竞争。如何在千刊一面的学报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学报自身的特点在哪里，如何将学报的优势展现出来，就成为当前一个时期内，学报界探讨和关心的主要议题。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02年就提出：“办学报不能只是一个模式，要有自己的特色，要反映本校的优势、本地的优势，不要求大而全。要树立一个特色化的发展理念，相当一部分刊物要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并希望学报根据自己的地方特色、学报特色和科研优势设立专题栏目[1]。

北京大学学报主编、教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会长龙协涛对全国千余所高校学报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某些高校虽然是普通高校，学报虽然是普通学报，但他们的某个栏目却办的极不普通，形成了鲜明的文化个性和特色，这些栏目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地域特色；二是历史传统；三是学科优势。[2]

《唐都学刊》创刊于1985年，是由西安市人民政府主管，西安文理学院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主要刊载文学、历史、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现为双月刊。

《唐都学刊》常设“汉唐研究”、“西部作家作品研究”、“历史文化研究”、“博士论坛”、“西部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伦理学研究”、“文学艺术研究”、“东亚汉学研究”等栏目，2011年，又新推出“实与白鹿原研究”新栏目。

《唐都学刊》从一开始就把立足古都西安，扎根三秦大地，汲取传统文化精华，突出古都历史文化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个性特色，尤以周秦汉唐古都文化研究和陕西作家作品研究为特色。

自创刊以来就设立的“汉唐研究”栏目是《唐都学刊》的特色栏目。“汉唐研究”栏目2006年被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栏目”。2007年、2010年“汉唐研究”又连续两届获得全国地方高校学报“优秀栏目”。

《唐都学刊》用如此生动、形象、贴切、大气的“唐都”二字来命名刊物，为《唐都学刊》开拓了学术研究的广阔天空，同时创办的“汉唐研究”栏目更是成为中外名家畅谈汉唐历史的平台。

人们常说，看中国五千年到陕西，陕西的土地承载着最为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周、秦、汉、唐四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部在陕西，以致使人们认为，中华文明的DNA发端于陕西。陕西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最早和最繁盛的地区之一，汉代的张骞开通了以古长安为起点，闻名全世界的“丝绸之路”；唐与西域各国、与日本、朝鲜等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空前绝后，达到古代社会的全盛时期。

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汉唐历史的研究一直是历史文化学者研究的热门，陕西的历史学研究者则更为关注与热爱。这固然是因为汉唐两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两个历史时期，也因为汉唐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就在西安，西安人具有更多的汉唐情结也就不难理解了。[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发展，经济领域百花齐放，文化事业空前繁荣；西安作为历史古都，本身文化积淀深厚，近年经济发展呈提速态势，从而为地方期刊依托本地资源办好特色栏目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作为地方学院学报，特色栏目一定要突出地方特色。很多学报的特色栏目都是与地方文化相关的。例如，邯郸是曾是赵国的都城，因此，《邯郸学院学报》就突出“赵文化研究”；《黄山学院学报》的“徽州文化研究”；《宝鸡师院学报》的“姜炎文化研究”和“周秦文化研究”；《天水师范学院学报》的“陇右文化研究”栏目；《运城高专学报》的“河东文化研究”栏目；《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的“越文化研究”；《常熟高专学报》的“吴文化研究”；《济宁师专学报》的“运河文化”、《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的“汉水流域文化研究”；《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的“海洋文化研究”；《商丘师院学报》的“春秋战国文化研究”；《嘉应学院学报》的“客家学”研究[4]；等等，都与地方特色相关。如何让地方文化真正走向世界，使学报特色栏目的建设能够更加深入，更加凸现地方特色；如何使特色栏目更好的为校园文化建设服务；特色栏目如何能够和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怎样能够更好地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服务，都是地方学报应该深思的问题。

陕西是文学大省，先后有多位作家获得茅盾文学奖（路遥、实、贾平凹）。《唐都学刊》编辑部地处古都西安，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研究条件，学报编辑部可以与这些专家学者保持交流联系，并且经常与研究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学者进行沟通学习，向其约稿，这样就保证了一大批优质的学术稿件，使得“西部作者作品研究”等栏目能够不断进步与创新。2011年《唐都学刊》新开辟的“实与白鹿原研究”栏目，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又一项改革与创新。

特色是期刊的命脉。特色栏目更是期刊的灵魂。地方高校学报要设立自己的特色栏目，突出地方特色和学科优势，尤其要发挥地方区域优势，这样才能吸引大批的优质稿件，提升刊物的办刊质量和品味，吸引更多的读者。同时，可以把地方特色和文化更好的展示给世界，从而为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钱蓉.特色栏目：学术期刊品牌构建的点睛之笔[J].南都学坛.2008，4：12-13.

篇（3）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

篇（4）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著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著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著《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著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著)、《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

篇（5）

本年8月，由中国社会史学会组织、由苏州大学承办的以“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苏州举行，这也是社会史学会的第七届年会。我所作为发起单位之一，积极参与了此次年会的筹备，并有七人参加了会议的讨论，取得了很了效果。此次会议提交论文近百篇，其讨论热点仍在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等方面，同时社会大众心态也逐渐脱离了以往泛泛而论而开始以具体的史料为根据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其次，社会史作为专史，由于其涉及面广且需十分具体而深入，故大多研究仍需以断代为基础；年会的召开，为各断代的同行进行纵向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时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使我们对地域性的认识得以深化，避免了泛泛将史料视作全国情况而导致的对历史理解的误区。

11月，以“人口行为与人口环境”和“婚姻与家庭”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收到论文共十多篇。此次会议规模虽小，但论文质量较高，讨论十分深入，或者揭示了我们过去不甚了了的一些现象，如节育及其措施问题（李伯重《绝育、避孕与堕胎：清代前期江南节育方法的运用》，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出生率与溺婴》）；或者进一步证实了过去未经史料严密论证的问题，如婚龄（郭松义《清代男女的初婚年龄》）。在研究中能根据新史料（如很少为人利用过的档案及社会调查）将问题细化，以期于能解决问题（如李中清·康文林·定宜庄《盛京内务府粮庄、棉庄丁及鱼丁、蜜丁的婚姻与家庭》、梁洪生《从“同姓不婚”到同宗通婚的嬗变——江西近50年乡村同宗相婚的考察》、那日碧戈·王俊敏《呼和浩特市区民族通婚研究》）。同时，学者们在对专题史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也在努力突破了专题史的局限，以便把专题史置于整个历史中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如在对人口的研究中突破了单纯的对人口数量及其变化的考察而重视“人口行为”，在对人口行为的考察中，又特别重视“人口环境”，这种突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从学术会议的举办上，也提供了可供借鉴之处，即小型的学术研究讨会，并在事前收集论文，更可以保证学术讨论的深入。这可能是目前流行的大型学术研究讨会所难以做到的。

二、社会史史料的整理及工具书的编篡受到重视

史料的刊布整理、工具书的编纂以及研究回顾与述评等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这样的工作做得越多、越好，研究工作就会越便利。但近来颇不为人重视，甚至将其视作末流，似乎可有可无。对此，本年刊发了一系列相关综述和目录，如冯佐哲的《中国贱民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侯旭东《造像记与北朝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陈爽的《近年有关家族问题的社会史研究》（以上三文均赶刊于《社会史研究通讯》第二期，陈爽文删节后又刊于《光明日报》1998年10月16日史林版）。张经《80年代以来的先秦妇女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1期）从“女神”崇拜、母系氏族和母权制、妇女社会地位及社会活动、妇女的婚嫁、先秦文献典籍中所反映的妇女问题的研究及个案研究等几个方面概述了80年代以来的先秦妇女史的研究状况。

宗族一直是学界重视的问题，同时也是成果较多且水平较高的一个专题。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其主要依据的史料之一就是家谱，但家谱分藏各地，检寻极为不便，对这一史料的整体情况更不易掌握，这无疑会对研究工作带来很大不便。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共同编写的《中国家谱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矛盾。此书以1949年以前的现存家谱为限，包括未刊、抄本、单行本、丛书文集所载的大陆四百余家收藏单位及个人所藏，共14719条。这是继同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的《中国家谱目录》（共收2565条，山西人民，1992）之后，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第二种，同时也是收录最多的家谱目录。

江苏州地区保存了许多关于社会史方面的原始材料，继《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1959）、《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1981）之后，在王国平、唐力行的主持下，苏州大学又编辑了《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共收碑刻共500余件，分社会角色与社会群体（包括妇女·儿童、农民、商贾、熟师·郎中、粮长·富户、士宦·乡绅、将官、其它，另有邹氏、赵氏二家族及长吴北京会馆）、社会会生活与社会合作（包括宗族生活与互济、行会生活与互济、公共生活与公益事业、其它）、社会信仰与社会心态（包括道教、佛教、回教、基督教、民间神祗、先贤祠祀、祖先崇拜、行业神灵、劝世劝善、其它）、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包括社会问题、赋役管理、商业管理、宗族管理、寺观管理、环境·市政管理、其它）等四大方面32个子目，虽其中分类有不尽妥当处，但还是为我们使用提供了不少方便，倘若能在书后附一索引，并能进一步出版拓片就更好了。

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1997）对已经公布的敦煌遗书中的有关民间结社的文书分社条、社司转帜、社历、社文、社状牒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并尽可能将文书考订了年代，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史料的价值，为我们研究敦煌的民间组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还有以论文形式公布的较小规模的史料整理或目录介绍，如谢生保的《敦煌壁画中的民俗资料概述》（《敦煌研究》，1998年3期）、《光绪初年哥老会史料选辑》（《历史档案》，1998年3期）等。

三、关于理论问题的争鸣与研究

理论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也不能先有一个先验的理论模式再用史料去证实，但不可否认，理论对我们的具体研究会起一定的启发作用。关于社会史研究本身的理论问题，近年一直受到社会史研究者的重视，主要是围绕社会史是专史还是研究视角分作两种意见。孟彦弘《社会史研究刍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2期）主张社会史是专史，并且对其研究对象与范围及其与相关社会科学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但这一观点遭到了赵世瑜的反对，他在《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年5期）中强调了社会史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史观，并且用具体的事例对社会史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进行了说明。由于对这一问题的着眼点不同，在争论中恐怕也不易形成共识，但一方面这一争论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具体研究的进行，但也不可否认，这一问题对社会史研究的选题、视角等方面会有裨益。

更具意义的理论论争是围绕农民及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展开的讨论。对以往的中国基层社会认识提出质疑的主要是秦晖。继与苏力合著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力辟所谓“租佃关系决定论”后，他又发表了《“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社会学研究》，1998年5期），否定了“乡土和谐论”，即认为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结构是村落、宗族等 “小共同体” 的自治与和谐的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虽对中国传统社会十分感兴趣，但他们大都对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形知之不多，故其“理论”虽似严密，但却缺乏史实根据——认为自秦到清，除魏晋一个时期外，都是以国家为主的“大共同体本位”。秦晖以史实为依据，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辩驳，可谓有理有据。此文因属纵论，自难一一落实，且其将此理论归于法家传统也不无可议，但这一讨论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和理解，至少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提供一些启示，所以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十分巧合的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的学术讲座，其讲稿由冯尔康、常建华编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出版（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冯尔康在《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中提出了“多层级的土地所有制”以反映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指出农民包括自耕农、半自耕农、平民佃农、佃仆、国农佃户、农业佣工、农业奴隶、富裕农民、平民地主九种；从生产劳动角度讲，主要成分是属于平民身份的自耕农（含半自耕农）和平民佃农，其次是依附农（佃仆、佣工）。从影响社会变化的视角看，自耕农、平民地主和佃农最重要，并进而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家与农民的矛盾、地主与佃农的矛盾——纠正了过于注重后者而忽视前者的偏向。刘泽华《专制权力支配下的小农》进一步指出导致小农兴衰的主要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认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对经济规律的愚昧干预，使广农民失去了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所以社会危机四伏，最后不得不走向崩溃，引起朝代更替。”在此综论性的二文之后，朱凤翰、蔡美彪、郭松义三位先生分别对先秦、宋元、18·19世纪的农民进行了断代性的描述和分析，揭示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农民的情况。最后，陈振江《近代华北社会变迁与农民群体意识》、魏宏运《华北农民之源流及其在30年代的群体活动》二文，对华北地区的农民进行了类似于个案与专题的讲述。这一讲座，虽然其中有些断代尚有缺失，但大体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农民的状况，丰富了我们对农民的认识，同时也纠正了过去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认识。十分遗憾的是该书错误比比皆是，几至不能容忍，读时不能不予以特别注意。

当然，对农民的认识离不开对地主的认识。对地主经济的讨论，如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3期）、李根蟠《关于地主制经济发展机制和历史作用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8年3期），虽属经济史范畴，且主要仍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着眼，但值得我们注意。

四、社会生活史仍是社会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

在本世纪初西方史学的影响下，史学开始重视大众及其日常生活，而这其中又特别垂青风俗习惯。对这一课题的重视和研究在当时也是颇具新意的，这从人们对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1933）、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商务，1938）等的重视中可见一斑。此后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除一度处于低谷外，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日渐兴盛以及国外社会史著作的翻译出版，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具体的研究中，许多不太为人所注意的史料得到挖掘，特别是新的材料如考古材料受到重视，历史博物馆主持的《中国历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孙机所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即其中之一种）是其典型；同时也描述了许多前人很少注意的一些现象，这可以说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长处。但是，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最突出的莫过于研究流于琐碎的现象的描述，研究的深度颇为欠缺，学术份量略显单薄。本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项目的陆续问世，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这主要表现在它的系统性。零碎的隔离的现象的描述，不易对我们认识历史产生大的作用，但如果将这些本来就很零碎的社会生活现象汇集起来，就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而且在系统的叙述中，也容易产生一个整体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项目将社会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本年度出版了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和《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从前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更多地重视两头，对中间这一千年的研究颇为不足。这三部书分别从衣食住行用、婚丧嫁娶、节假日、娱乐、教育卫生、信仰崇拜等几个大的方面对这三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勾勒和研究。对这一千年间的社会生活进行如此系统、全面的勾勒和研究可以说是第一次，这彻底改变了从前的研究状况，这也正是上述“系统性”的突出表现。其次，在材料的收集、使用上，也大大突破了以往，除正史外，旁及诗文集、笔记小说、墓志、类书，特别是对考古材料的利用更具特色，这使叙述更为直观、真实和准确。过去的研究大多仅限于罗列现象，但社会生活的活动主体是“人”，不同的人的生活自然也不尽相同，泛泛而言，只能说某时代有什么样的生活而已，仍是静态而非动态的。这三部书对“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注意到了同时代的地域性，这就使研究和描述更为具体和深入，如指出了魏晋南北朝食、住的阶层之别，隋唐五代衣食住用的“社会性”，辽宋西夏金食、行的阶级性；再如在描述社会生活现象的同时，还尽可能进行了分析，如魏晋南北朝影响婚丧的因素，崇拜信仰、节日的社会文化心态等；不同时代的特性也有所表现，如唐人重礼，而书中单列了“礼仪”一节，宋代的家族组织大不同于此前，故书别讲到了“民间的家族组织”等。这些方面都说明了这三部著作在研究上的深入。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尽满意之处，如体例似欠完善——婚丧嫁娶中已有风俗，而此外又单列风俗，致使二者从内涵上似有重复，虽然从叙述上可以不重复。这反映了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界定之异和在具体编写中的操作不易；似乎以时间或以人为线索来叙述或可发现社会生活各方面之间的有机的联系。魏晋南北朝单列“少数民族”一章，但在“冠冕帽帻巾”中也谈到了鲜卑的辫发传统，致使在叙述上重复。最突出的是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中都单列了“妇女”的章节。全书是以社会生活为主线，某些方面的叙述自然需分男女如服饰，但单列章节后并不仅限于其生活，还详述了这一群体的社会地位、作用等情况，与全书体例似有不合。再如引用史料多不标明版本，特别是一些尚未点校的古籍，其版本不同，其卷次、多少、存佚等情况也多有歧异；有的引用诗文而不标明出自何书，这都使检核颇为不易，规范与否尚属其次。倘若书后能附一参考书目似可避免此类问题。又如对学界已有成果吸收不足，有些方面的叙述反不如已有成果详尽、确实。又如三部书均以断代为限，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东西又有较大的沉淀性，断代为史，不易溯源索变，以致不能在明其流变的基础上探其因果；一些方面的叙述仍嫌过于简略，似属点到为止。较为重要的是，书中对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勾勒虽则很具体统，但一些方面仍未能置于整个社会当中，以探求其间的关系，并进而提出问题，加深理解和认识。总之，这一项目的完成，使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实现了由零碎、分散到系统纂述的跃进，但怎样由收集考订史料、罗列或描述现象进一步加深研究的深度仍然是本领域研究中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生活中，还值行一提的是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勾勒，改变了过去我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丰富了我们对僧尼这一社会群体的认识。我们可以本书所讨论的敦煌僧尼生活的普遍性以及其他某些论断提出质疑和商榷，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和开辟的研究领域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一部真正的填补空白之作，是社会生活史研究中难得的一部力作。此外，书中对其所依据敦煌文书的录文、考释也颇具功力。

社会生活的一些专题研究也为人所重视，如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综合、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丧葬制度（陵寝）、习俗（火葬、土葬）、丧葬观、丧葬风气等几个方面对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民国的有关丧葬的历史进行了勾勒；陈香白的《中国茶文化》（山西人民，1998）等。文章，如沈冬梅的《论唐宋上品茶的观念》（《中国文化研究》，1988年春之卷），从采茶时间、加工工艺勾勒出了时人的上品茶观念。杨琳《古代“社主”的类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1期）罗列了社主有木、树、石、土、尸（祀时为神所附体的人）等。杜家骥《从入关前档案看满族抱见礼俗》（《历史档案》，1998年2期）利用《盛京满文逃人档》、《满文老档》、《清初内史院满文档》等史料描述了满族在入前男女都曾使用过“抱膝接面”式的礼节以及行此礼的身份性。《丧葬用鸡探析》（《敦煌研究》，1998年1期）、高启安等《敦煌古代僧人官斋饮食检阅——敦煌文献P．3231卷内容研究利用了敦煌》（同上）都利用了敦煌壁画和文书。

本世纪初民俗学引起学者重视，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等人都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与此同时，社会风俗史成为社会生活中与衣食住行用等同样为人所注重的一个大的方面，成果也相对较多，如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1990）等，可说是具有综合性、全方位的两部书，其它各种地方风俗志所出更多。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中华书局，1998）分岁时、胜景风景、市廛、饮食、艺苑风烟等几外方面叙述了燕京一地的风俗，但时限是以晚清民国为主。风俗史使历史有血有肉，对我们了解一个时代不无裨益，但风俗史的编写多具掌故性质，且以描述为主，使之上升到研究高度尚需进一步努力。当然，目前的学人中有用人类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来分析一些民俗史料，取得了成果，但所分析的民俗大多在近当代，如何将民俗史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整理，以及探求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还需待以时日。

彭卫将其有关汉代精神世界、自杀现象、复仇风尚、体貌观念、行为语言、交际语言、汉代男性的自我定位等七篇论文汇为《汉代社会风尚研究》，由三秦出版社出版（1998）。

篇（6）

一、“故道”主线路时代从蜀道秦岭线路开通的年代先后来推断，位于陕西宝鸡以南的散关很可能是最早的蜀道“秦塞”。从文化遗存分布的密度而言，关中平原西部地区较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获得较早的开发，被神化的农学经验总结者曾经在这里活动［2］。蜀道的出发点因此曾经由自关中西部。

秦即有“故道”县，县治在今陕西宝鸡南。《水经注·渭水上》：捍水“出周道谷北，迳武都故道县之故城西”。地名可见“周道”和“故道”。而西周中晚期铜器散氏盘铭文中亦有“周道”字样。据王国维考论，周散国在散关一带，此周道即《水经注》“周道谷”之“周道”①。可见，这条道路的开通年代相当早。《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所谓“白水险阻，栈

①王国维《散氏盘跋》：“……顷闻之陕人言克鼎出处在宝鸡县南之渭水南岸。此地既为克之故虚，则散氏故虚必距此不远。因知‘散氏’者即《水经·渭水注》‘大散关’、‘大散岭’之‘散’。……‘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水’。”《观堂集林》卷一八，《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3册。

道败绝”，是说故道在今陕西略阳白水江一带的地段。故道又有由此通向天水地区的栈道。

所谓“故道”，应是蜀道其他秦岭线路得以开通并逐渐成为主线路之后的称谓。这条道路北端的“秦塞”即散关。散关被看作“关中”区域的界限标志之一。《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记载：“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函谷、武关也。’又《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也写道：“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裴?《集解》引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又《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都关中。”司马贞《索隐》：“咸阳也。东函谷，南?i、武，西散关，北萧关。在四关之中，故曰‘关中’”。关于“关中”区域限定的理解有所不同，也有说函谷关以内者，也有只说两关者，言函谷关、武关，或者函谷关、散关。《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怀王……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函谷、武关也。’又《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关于老子出关的传说，有解释“关”是散关的意见《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说：“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其中“至关”的“关”，有函谷关和散关两说。司马贞《索隐》：“李尤《函谷关铭》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为散关令是也。”张守节《正义》：“《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为喜著《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或以为函谷关。《括地志》云：‘散关在岐州陈仓县东南五十二里。函谷关在陕州桃林县西南十二里。’”。散关因散国得名。可知，这条道路的开通当在西周甚至更早。

周原甲骨所见“［克］蜀”文字（h11:97）［3］和“蜀人”参与武王伐纣军事行动的历史记录《尚书·牧誓》：“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卢、彭、濮人。”孔氏传：“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羌在西，蜀、叟、?、微在巴蜀。”《史记》卷四《周本纪》：“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彭、濮人。”裴?《集解》：“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叟。?、微在巴蜀。?、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马融曰：‘武王所率，将来伐纣也。’”张守节《正义》：“?音矛。《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泸、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州、微、濮州、泸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都反映蜀道早期开通的事实。而当时蜀道的主线路，很可能即秦汉人所称“故道”。所谓“故道”早期开通并成为蜀道秦岭主线路，很可能与周人在关中西部农耕经营的成功有关。《国语·晋语四》：“炎帝以姜水成。”炎帝传说和“姜水”的关系，暗示炎帝部族活动的地域。早有学者指出，“姜姓起源于陕西西部黄土原上”，探索炎帝传说的发生，应当注意宝鸡“姜城堡、清姜河、神农庙、?溪水、姜氏城”地名的存在［4］。应当注意到，这一地方正是在散关左近。

秦汉所谓“故道”者，有可能在早期开通的时代曾经称作“周道”。

二、褒斜道的开通和使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较早记载了蜀道“石牛”传说：“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奉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不仅“石牛道”故事值得注意，我们还看到，秦人观念中另一有关“牛”的神秘传说，也与交通开发有关。《史记》卷五《秦本纪》：“（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裴?《集解》：“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丰水之中。’”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大梓树在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录异传》云：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被发，以朱丝绕树伐汝，汝得不因耶？’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言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张守节又写道：“按：今俗画青牛障是。”［5］所谓“武都故道”、“岐州陈仓县南”、“雍南山”等信息，应当理解为道路北端的方位。如果联想到“姜姓”而“长于姜水”的炎帝“人身牛首”传说《艺文类聚》卷一一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绎史》卷四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可以推知其发生时代很可能在秦人“地至岐”，因“周余民”多归服，与“姜”有关的地名移用至渭北之后拙文《论秦汉雍地诸?中的炎帝之祠》写道，《太平御览》卷七引《三辅旧事》：“姜泉在岐山县。《水经注》云：炎帝长于姜水，故以名也。”今本《水经注》卷一八《渭水中》写道：“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东注雍水。”姜水应是雍水的支流。《太平寰宇记》卷三“岐山县”说到“姜泉”，又写道：“炎帝长于姜水，即此水也。”《元丰九域志》卷三《秦凤路·次府凤翔府扶风郡凤翔节度》说到“姜水”。《陕西通志》卷三《建置第二》：“姜。炎帝后姜姓，国扶风美阳，有姜氏城。（《路史》）岐水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水经注》）。”同书卷一《山川三》：“横水。……一名姜水，在县南三里，自凤翔界流入，合雍水。《县图》：杜水……又历周原下，自下亦名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与雍水合。”看来，与炎帝传说密切相关的姜泉、姜水、姜氏城，应当都在雍城近旁。而渭水以南的姜水、姜城，其地名形成的时代以及与炎帝传说的关系，可以另外考察，载《文博》2005年，第6期。现在看来，渭北的“姜泉、姜水、姜氏城”等，不能排除来自渭南以“姜”命名地方的移民将地名带到新的居地的可能。《史记》卷五《秦本纪》：“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所谓“周余民”，可能就是导致涉及“姜”的地名移用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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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系年》有涉及“褒姒”故事的文字：“王或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姒）。”刘国忠：《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史实》，“简帛·经典·古史”国际论坛论文，香港，2001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史记》卷四《周本纪》：“幽王嬖爱褒姒。”司马贞《索隐》载：“褒，国名。”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褒国故城在梁州褒城县东二百步，古褒国也。’”《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幽王暴虐，妄诛伐，不听谏，迷于褒姒，废其正后。”颜师古注：“褒姒，褒人所献之女也。”可知西周末年关中往“褒人”所居“褒国”的道路已经可以通行。《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的秦王和蜀王“褒汉”、“谷中”之遇以及“石牛”、“五丁”传说，反映“周显王之世”褒谷已经成为南北交通走廊。

自“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后来文公“至?F渭之会”，“卜居之”，“营邑之”，以至宁公“徙居平阳”，“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很可能秦人通过“褒”，与“汉”维持着经济交往和文化联系。

三、??娴涝缙诮煌ㄌ跫?读ナ汀肪矶??端玖パ罹??罚?ldquo;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后以子午，涂路涩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允艰。”辛德勇先生据此考论，以为所谓“堂光”中的“堂”应当就是“党（???rdquo;的同音假借字。他又指出，“在??娴赖谋笨谖Ч瓤谕馍晕鞯奈己幽习叮?形骱何涔ο爻?rdquo;。《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又说到武功县“莽曰新光”。“‘党光’中的‘光’，应该就是指这个‘汉光’或‘新光’。”因此，堂光道应该就是??娴赖那吧怼3??朴兴?钜於?猓?霉獾烙??娴赖娜〈?猜杂胁煌??刺霉獾涝谇亓氡逼伦呶Ч龋ㄎす龋?唇衲嗪樱???娴雷呗妫?澹┕龋?唇裎髀嬗???］。

《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厉共公二年（前475），蜀人来赂。”“（秦惠公）十三年（前387），伐蜀，取南郑。”同一史实《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则写作“蜀取我南郑”。又《秦本纪》：“惠文君元年”（前337），“蜀人来朝”。这一历史阶段的蜀道交通，很可能经由褒斜道或??娴馈?br />

四、商鞅时代交通形势《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孝公享国二十四年。……其十三年，始都咸阳。”《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也写道：“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定都咸阳，是秦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也形成了秦国兴起的历史过程中的显著转折。定都咸阳，是秦政治史上的辉煌亮点［7］在秦定都雍与定都咸阳之间，有学者提出曾经都栎阳的意见。笔者认为，司马迁的秦史记录多根据《秦记》，因此是较为可信的事实，是值得重视的。而可靠文献记载中并没有明确说明秦迁都栎阳的内容。就考古文物资料而言，栎阳的考古工作也没有提供秦曾迁都栎阳的确凿证据，其城址遗迹年代均判定为秦代或汉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据现有材料仍可肯定：栎阳始终未曾作为秦都。参见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这一商鞅时代的重要决策，也影响到交通史的进程。

秦迁都咸阳的决策，有将都城从农耕区之边缘转移到农耕区之中心的用意。迁都咸阳实现了重要的历史转折。一些学者将这一举措看作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是十分准确的历史认识主编《中国史纲要》在“秦商鞅变法”题下写道：“公元前356年，商鞅下变法令”，“公元前350年，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5页。杨宽《战国史》（增订本）在“秦国卫鞅的变法”一节“卫鞅第二次变法”题下，将“迁都咸阳，修建宫殿”作为变法主要内容之一，又写道：“咸阳位于秦国的中心地点，靠近渭河，附近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林剑鸣《秦史稿》在“商鞅变法的实施”一节，也有“迁都咸阳”的内容。其中写道，“咸阳（在咸阳市窑店东）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适在秦岭怀抱，既便利往来，又便于取南山之产物，若浮渭而下，可直入黄河；在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就是通往函谷关的大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9页。。《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记载，商鞅颁布的新法，有这样的内容：“?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扩大农耕的规划，奖励农耕的法令，保护农耕的措施，使得秦国掀起了一个新的农业跃进的。而推进这一历史变化的策划中心和指挥中心，就设在咸阳。

秦经营咸阳的时代，交通战略也有了新的思路。因东向进取的需要，函谷关和武关道路，首先受到重视。而蜀地的占领，必须有蜀道的交通条件以为可靠的军事保障。对于秦兼并蜀地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我们在《史记》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如下的记述：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1）司马错伐蜀，灭之（卷五《秦本纪》）；（2）击蜀，灭之（卷一五《六国年表》）；（3）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卷七《张仪列传》），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4）蜀相壮杀蜀侯来降（卷五《秦本纪》）；（5）蜀相杀蜀侯（卷一五《六国年表》）；秦武王元年（前310）；（6）诛蜀相壮（卷五《秦本纪》）；（7）诛蜀相壮（卷一五《六国年表》）；（8）蜀侯辉、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秦昭襄王六年（前301）；（9）蜀侯辉反，司马错定蜀（卷五《秦本纪》）；（10）蜀反，司马错往诛蜀守??，定蜀（卷一五《六国年表》）。从起初转贴于

（1）、（2）、（3）的“伐蜀，灭之”，“击蜀，灭之”，“伐蜀”，“取之，遂定蜀”，到（9）、（10）之最终“定蜀”［8］其中（8）与（9）、（10）有关“蜀侯辉”、“蜀守辉”的记载相互抵牾，当有一误，疑（8）中“侯辉”二字为衍文。，秦人征服蜀地，经历了三代秦王前后十数年的时间。这一系列军事行动，都必然是在蜀道畅通的条件下完成的。

五、秦始皇的“南阙”和

汉高祖的“蚀中”《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秦始皇规划咸阳的建设时，曾经有“周驰为阁道”，又“自（阿房宫）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的设想。“表南山之颠以为阙”这一特别值得重视的构想，说明当时的建筑蓝图包含有贯通南北即“子午”的意识。“南山”之“阙”的设计，可以说明秦都咸阳有南行的重要通路。这样的规划，与沿子午岭北上直通九原的“直道”形成对应关系。而“子午”快读，与“直”音近。在咸阳、长安以南，确实有“子午道”通往汉中巴蜀。而子午道也有与“直道”?“子午岭”类似的情形。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一《县一·万年》写道：“福水即交水也。《水经注》曰：‘上承樊川、御宿诸水，出县南山石壁谷今案：亦作石鳖谷，今称石砭峪。南三十里，与直谷水合，亦曰子午谷水。’”今本《水经注》无此文。《太平寰宇记》文与此同，而不云出《水经注》。所谓“直谷水”，也就是“子午谷水”。又《长安志》卷一二《县二·长安》：“豹林谷今案：今称抱龙峪。水出南山，北流三里有竹谷水自南来会，又北流二里有子午谷水自东来会今案：“自东来会”疑当作“自西来会”。，自北以下亦谓之子午谷水。”“直谷”应当也是“子午谷”的快读合音《咸宁县志》卷一《南山诸谷图》中，“石鳖峪”旁侧标注“竹”，由此可以推想“竹谷”或许也应从音读的线索考虑与“子午谷”的关系。。另外，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魏子午道秦岭南段又曾经沿池河南下汉江川道。“池”或为“直”之音转。也就是说，很可能子午道循行的河道，也曾经被称作“直河”［9］。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说，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程大昌《雍录》卷五“汉高帝入关”条说：“关中南面皆碍南山，不可直达，其有微径可达汉中者，惟子午关。子午关在长安正南。”“此之蚀中，若非骆谷，即是子午也。”《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读史方舆纪要》、《史记会注考证》等都据《司隶校尉杨君孟文石门颂序》所谓“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以为“蚀中”可能就是子午谷。《三国志》卷四《蜀书·魏延传》记述魏延向诸葛亮建议，“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裴松之注引《魏略》说，其具体路线是“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直抵长安。由三国时人所谓“韩信故事”，可知“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或许确是刘邦北定三秦的路线。看来，子午道在秦汉之际已经通行大致是没有疑义的。

李之勤先生曾经对子午道的历史变迁进行过深入的考证［10］。我们在对子午道秦岭北段遗迹进行实地考察时，也发现了相当丰富的古栈道的遗存［11］。《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颜师古将“子午岭”和“子午道”并说，这位唐代学者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意见，还有将直道所循子午岭和子午道所循子午谷“计南北直相当”者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即所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

六、王莽通子午道《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高祖常繇咸阳。”裴?《集解》引应劭曰：“今长安也。”《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张守节《正义》：“秦咸阳在渭北，长安在渭南，萧何起未央宫处也。”所谓“咸阳”、“今长安也”与“长安，故咸阳也”的认识，表现出咸阳?长安共同作为关中文化重心的一体性。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记载了交通史上一起重要事件。事在汉平帝元始五年（5）：“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颜师古注引张晏曰：“时年十四，始有妇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以协之。”《资治通鉴》卷三六“汉平帝元始五年”胡三省注引张晏说之后，又写道：“按：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同样指出了王莽这一交通道路建设行为与皇嗣期待的对应关系。《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关西道一·雍州》“子午谷”条引《风土记》作：“王莽以皇后未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抵终南山。”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二《县二·长安》引《风土记》则说：“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抵终南。”《太平御览》卷三八引《风土记》也说：“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抵终南。”乾隆《陕西通志》卷一六《关梁一·西安府长安县》引《风土纪》：“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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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终南。”同出《风土记》，而汉平帝王皇后“未有子”或“有子”，并成两说。子午道的开通或与皇后有??的事实有关，或与皇后有??的期望有关，都反映了王莽借用当时人交通意识中的神秘内涵，为帝权的争夺进行准备。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六《地理·谷》“子午”条引《长安志》于是说：“王莽有意?汉，通子午道。”同书卷二二九《补遗·地理》“子午道”条写道：“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注云：女年十四，始有妇人之道。]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道以协之。又妇女有孕曰瑞。”也以为皇后已经“有孕”。事后太后下诏，言“开子午道”事是所谓“功德茂著”的成就之一。

子午道的地位如此重要，是因“直绝南山”的方向优势。

七、“罢子午道，通褒斜路”事及

“数道平行”形势《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延光四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李贤注：“子午道，平帝时王?通之。《三秦记》曰：‘子午，长安正南山名秦岭，谷一名樊川。褒斜，汉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这是在国家行政中心转移到河洛平原之后的事。

子午道和褒斜道的通行情形，又见《隶释》卷二三《司隶校尉杨君碑》：“右隶书，不著书撰人名氏，文为韵语，然其事迹粗可考见。其所颂者，杨君复余谷之路也。永平中，始诏开余谷，中间西羌乱，道绝不通，复由子午谷，险阻为患。司隶校尉犍为武阳杨厥孟文请废子午道，复由余谷。建和二年，汉中太守王升稚纪为之刻石颂德。其所谓余谷者，盖斜谷也。汉人用字多从省文如此耳。碑在兴元。”

然而《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真传》：“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三国志》卷一三《魏书·华歆传》：“太和中，遣曹真从子午道伐蜀。”《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太和中，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入。”群以为“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帝从群议。真复表从子午道。群又陈其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诏以群议下真，真据之遂行。会霖雨积日，群又以为宜诏真还，帝从之。”《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基传》：“昔子午之役，兵行数百里而值霖雨，桥阁破坏，后粮腐败，前军县乏。”《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真等皆还。”都说明子午道作用依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