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的来源和风俗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清明的来源和风俗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3、粽子，最初吃粽子的节日不是端午，而是清明的前一天寒食节！在如今的江南一带仍然有清明吃粽子的习俗。如今的粽子一般都是根据当地人的口味和风俗而制定的，甜的，咸的，酸的，辣的等等。

4、艾粄，这是一种流传于广东客家地区的应节小吃！在民间又有“清明前后吃艾粄，一年四季不生病”的谚语！新鲜的艾草煮水后将其剁成泥，倒入糯米粉中，再加入煮过的艾草的水，之后包上自己喜欢吃的馅料，上锅蒸熟就可以了。

篇（2）

一、认知中国民俗文化

1.中国民俗文化的内涵：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与人俱来，与族相连，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烙上了群体性共识的印记。任何民俗，说到底，都是一种群体性的感受和认同。各民族中最古老的民俗：神话、巫术、图腾、方言、仪式等人类最初的原生态文化意识图，它是集群而居的初民在共同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下，相同的生理、心理机制不约而同滋生的共同约定和俗识。其中积淀着人类实现自我进程中，使人逐步摆脱兽性，光大人性的共同的文化基因与文化进化系统，其基础，如同含金的伴生矿的原生态民俗。其延伸，则表现方式颇为繁多。

从民俗的一般形态而言，它是一个国家或群体固有的传承性的生活、文化形态和观点。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风土风物的物质层面。民俗文化的差异具有明显的地域和自然条件因素。“风土人情”具体就是指因山川、物产、气候和风俗习惯等差异而形成的“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地域特征。第二，风俗习惯的制度层面。因自然地理条件影响，社会生产的不同，以及历史遗留的人文制度的不同，而形成各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习惯。第三，等的精神文化层面。由于各民族的历史遭遇、战争创伤、民族压迫，以及自然灾害的深重苦难，这些都必然会在民俗信仰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如岁时节令、民族的重大喜庆、纪念日，有不少反映出对战争的痛恨，对压迫的信念，对英雄和杰出人物的缅怀、追念和崇敬，对人寿年丰、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各民俗信仰各具特色。

2.民俗与生活息息相关

民俗来源于生活。中国民俗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民俗不是古老的，民俗是一种生活相，一种传承性的生活的样子。没有文字或人规定我们这么做，但我们会不自觉的进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民间有句俗话叫：“大俗大雅也。”民俗蕴含着许多“大雅”的东西，不仅是过去的、现在的，更是未来的。

原始信仰习俗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期传承和流行，是中国传统民俗的一大特点。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祈禳、祭祀、禁忌等习俗不但在人们的信仰活动中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贯穿于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不必花费笔墨去叙述形形、纷繁复杂的巫术、祭祀仪式，只要看看人们日常生活中渗透的信仰习俗，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如图1

我们今天总是谈到的中国传统民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汉族的传统民俗。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历了多种变革，并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却又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联绵不断的发展系统。上述状况反映在民俗上，便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的特点。

二、“和顺”的中国民俗

管子曰：“不暮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民族的发展与民族习俗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仅汉族的节日、婚娶、寿诞、祭祀等风俗也可谓浩若烟海，难以言尽。在这些习俗活动中，“和顺”始终承载着民俗的内容、民族的感情及人们的愿望。透过除夕夜、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夜、中秋节和重阳节等一年中的各个节日，团圆始终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形形的节日充分反映了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对传统节日风俗的重视和对祖辈师长的尊敬，寄托着中华儿女慎终追远的浓浓盛情和吉祥团圆的殷殷企望。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一个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节气为节日的产生提供了前题条件，大部分节日在先秦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但是其中风俗内容的丰富与流行，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的风俗活动是和原始崇拜、迷信禁忌有关；神话传奇故事为节日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还有宗教对节日的冲击与影响；一些历史人物被赋予永恒的纪念渗入节日，所有这些，都融合凝聚节日的内容里，使中国的节日有了深沉的历史感。

三、从中国民俗文化中找到空间展示的设计思路

篇（3）

关于“季秋内火”有一种说法，按照火历，指引古代季节性生产的大火星在火历季秋（相当于农历九月）隐退，所以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族农事历书《夏小正》中称之为“九月内火”。大火星的隐退，不仅使一向以大火星为生产、生活标识的古人失去了时间的坐标，同时使将大火星奉若神明的古人产生莫名的恐惧，火神的休眠意味着漫漫长冬的到来。因此，就像寒食节之后需要“出火”仪式那样，先人们认为有必要在这一节点――秋节，举行相应的“内火祭仪”。

汉代刘歆在《西京杂记》中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使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这说明上巳节和重阳节都需要登高，它们分别是“春节”和“秋节”。古代的祭祀内容缺乏记录，但从古代的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和寒食节并入清明节来看，寒食节的祭祀习俗也有可能通过上巳节映射到重阳节上。据说南方部分地区有重阳祭灶的习俗，祭拜居家的火神，是祭拜国家的火神祝融的“缩小版”，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古代农历九月祭祀大火星的残余。内火，是指大火星移位退伏，说明季节更换，夏去秋来。对于生活在刀耕火种社会的畲民来说，寒食节相当于他们的春节，是防火季节的结束;季秋（重阳）就是他们的秋节，是防火季节的开端。

另外，《周礼・夏官・司》载“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那么，记载中的季春是哪一天呢？按照火历，寒食节是冬至日起算的第105日，寒食节之前是禁火的，而第二天就可以出火了，通常第二天就是清明节。不过，清明节和重阳节一样是农历的节日，火历之下，只有非常粗略的“季春”和“季秋”作为年度生产的起止日期。出火就是在野外烧荒，这是畲民农业生产的第一步，所以非常慎重。 同样，内火也是一个年度的里程碑事件，内火意味着禁火，不能到野外烧火，这是为了保护野外的燃料，防止烧荒失控，影响来年的收成。也许有很多人对此并不理解，这就需要认识一下刀耕火种时期的经济和生产方式。

什么是刀耕火种？ 传说中的古帝祝融，后人尊为火神

刀耕火种，又称“刀耕火耨”“火耨刀耕”，是远古人类社会非常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通过把树木砍倒、晒干然后放火烧掉，从植被中清理土地、播种农作物的一种耕作方法。这种农耕方式最早是用石斧、石刀砍树，用火种烧荒，在灰烬上播种。经过火烧的土地变得松软（不需要深耕、翻地），利用地表草木灰作肥料（不需要施肥），完全利用大自然的降水，通过烧荒除草（不需要劳动除草），一般种两三年后易地而种。由于缺乏工具、经营粗放，虽然亩产不低，但需要大片的土地，然而，在相同的劳动力投入之下，这是一种非常经济的耕作方式。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验的积累，这种方式又演化为轮作技术和休耕制，是一种可持续的生产经济方式，也是人类与环境之间的资源平衡。

所谓刀耕只是一种象征的说法，一般是指除草。土地一般是不犁不作，如果真的耕了，反而没有好处。因为深耕会把草木灰埋到下面，并把土壤深处的虫卵和草籽翻上来。烧地的时机也是专门的学问，烧晚了会耽误农时，烧早了不能马上播种，肥料流失，反而让杂草得到生长机会。耕种时间越短，树根就越容易复生，植被越容易恢复，水土流失越少。这样，山民总是有地可以种，有山林可供采集狩猎，形成良性的循环。刀耕、锄耕和犁耕并不是3种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方式，而是3种不同场合的农业方式。后两者是农耕生产方式，是人口增加、向环境需索加强的结果。

刀耕火种经济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不断演化。远古的农业（神农时代）实行撂荒耕作制，一般是耕种几年之后，便要抛荒，重新寻找新的土地来源，所以氏族搬迁是经常的事。“帝尧始封于唐，有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这种耕作制在商代仍然存在，有人认为，商代多次迁都的原因之一便是因为撂荒。到了西周时期，生产方式便开始进入到休闲耕作制（休耕），或轮作技术（轮作）。《诗经》及《周易》中均有、新、的记载。《尔雅・释地》：“田，一岁曰，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田，指休闲田，任其长草;新田是为休闲之后重新耕种之田;田则是耕种之后第二年的田，田中已长草，但经过除草之后，仍可种植。、新、畲记载的出现，表明以3年为一周期的休闲耕作制度已经出现，是农业技术进步的一个标志。

原始的刀耕火种只能清除播种之前的杂草，但在播种之后，有些杂草又随作物一同长出，有些杂草不仅辨认困难，且清除起来也要比播种之前困难得多，为使莠不乱苗，中耕除草便出现了。商代卜辞中已有耨草的记载，到西周时期，有关中耕除草的记载就越来越多了，《诗经・小雅・甫田》：“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oo。”耘，即中耕除草，表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经过中耕、除草和培土，作物就可以生长茂盛。中耕除草已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农活，从而带来了对农具的需求。

那么，刀耕火种的缺陷是什么？通常刀耕火种只能干3年，3年以上，土壤的肥力耗尽，杂草丛生的燃料密度不足，所以再放火就烧不死野草，缺乏工具对付野草，庄稼竞争不过野草，所以产量急剧下降，就不能继续生产了。

作为消防节的重阳节

篇（4）

关键词： 语言；谚语；文化；差异

一、简介

谚语是用简单通俗的话语概括出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体验与观察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谚语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过千锤百炼，运用各种表现方法和修辞手段，形成精炼、意味深长、铭刻人心、脍炙人口的习语。它们以最简短的形式表达最丰富的内容，语言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谚语既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学习英语谚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各国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还能使我们丰富知识、扩大视野、洞悉中西文化差异。

谚语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以及地理历史、制度观念和风俗习惯。住在沿海一带、靠海为生的民族，他们的谚语往往涉及海上航行、经受风雨、捕鱼捉蟹；游牧民族的谚语则多涉及沙漠、草原、羊、马、骆驼和豺狼；崇尚农耕生产的民族会有许多该方面足智多谋的谚语；妇女地位不高的社会就有许多轻视、贬低妇女的谚语。不同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及丰富多彩的谚语。在几乎所有的古籍和文学作品中、在一些著作和报刊杂志上，经常出现谚语。

总之，谚语是民间流传的至理名言，措辞简练，便于记忆。谚语内容精辟，语言生动，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因而有广泛的感染力。培根说过：“谚语是一个民族天才，机智和精神的体现。”因此，学习和研究汉英谚语，对跨语言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

二、产生英汉谚语差异的主要原因

中西方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大相径庭，导致其文化和谚语差异的主要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

1、地理环境因素

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求稳定好安逸；而空间意识较弱，对新鲜和未知事物缺乏好奇心和兴趣。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注重研究、探索自然奥秘。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世界的个性。

2、经济制度因素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依靠一块土地可以安分保守地生活。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的农业文明，这种文明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追寻“和为贵，忍为高”的处世原则。发源于爱琴海沿岸的西方古希腊文明属于海洋文明，欧洲人喜欢向外探索。而且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很早就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这就使得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

3、意识形态因素

中国人崇尚儒家和道家思想，尊崇人际交往关系中的论资排辈和尊卑有别，三纲五常和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集体主义的团结精神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奉献主义精神深入人心。西方国家大多以基督教为其教义，许多人相信上帝的无处不在和巨大神力，同时他们推崇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强调个人努力的重要性和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精神。

三、英汉谚语内涵差异的表现形式

1、

是人们精神活动的重要方面，对民族文化有一定的影响，许多英语谚语来源于西方人推崇的《圣经》。“Every man must bear his own cross”；“Every heart has its own ache”；“You cannot serve God and Mammon”；“God sends cold after clothes”等说法都于基督教有关。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汉语也有不少与宗教文化有联系谚语，但更重视劝人行善，讲究因果报应，如“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等。

2、价值观念

价值是人们思想观念和语言行为取向的指向性考虑和评价。英美价值观念强调个人主义，崇尚个人相对社会的独立自主性。“Don’t put your finger in the pie”体现的就是英美社会奉行的个人主义处世哲学，它告诫人们不要多管别人的闲事，专心搞好自己的事才是上策。而中国人比较崇尚集体主义价值观，汉语谚语也就有极其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和团结合作，注重对浓浓亲情和友情的回报，强调彼此之间的情义和义务，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士为知己者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

3、道德观念

道德和法律一起对社会行为加以约束，在法制不健全或法律意识淡薄的社会，道德起着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它通过家喻户晓的社会准则和行为规范，通过社会舆论，约束人的社会行为。在法制健全或法律意识较强的社会，人的社会行为主要受法律约束的同时，道德约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西方传统道德观念的也反映在了各自的谚语中。汉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相似的英语谚语有：“A lazy youth，a lousy age”；“No bees， no honey； no work ，no money”等，鼓励年轻人要勤劳而不要偷懒。汉语有“骄字不倒，前进不了”；“自夸没人爱，残花没人戴”；“火要空心，人要虚心”；“满招损，谦收益”等；相似的英语谚语有“Humility often gains more than pride”；“When the well is full， it will run over”；“Self-praise is no recommendation”；“Pride goes before and shame follows after”。汉英语中有些谚语反映了中国和西方大致相同的交友观念和态度。英语“A friend is not so soon got as lost”类似于汉语的“交一个朋友千难万易，得罪一个朋友三言两语”；“A faithful friend is hard to find”类似于汉语“朋友易得，知己难求”。

但是在西方文化中，个人的利益总是超过其他利益，朋友相对自己是次要的，甚至会带来不利，有这样的英语谚语：“Love your friend，but look after yourself”；“Friend are thieves of time”。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自身利益与国家、集体、家庭、朋友的利益比起来是小利益，甚至提倡为了国家、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因此有：“士为知己者死”；“与其有十两黄金，不如有一个知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谚语。

4、历史文化

英汉谚语中，有些词汇或说法与其历史文化息息相关，了解相应的历史背景，对于正确把握谚语的意义显得十分重要。英语“Talk of the devil， and he is sure to appear”或“speak of angels and you will hear the their wings”意思接近于汉语“说曹操，曹操到”。前者带有浓厚的西方宗教色彩，而后者则与历史有关。英语谚语“Don’t carry coals to Newcastle”类似于汉语“要贩槟榔到广东”，二者都表示“勿多此一举”之义，但各自的背景不同。

此外，英语和汉语之间虽具有相似的谚语，但两者之间有些来源于生活，有些来源于历史，不能直接对号入座。例如，“Men leap over where the hedge is lowest”近似汉语谚语“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前者源自生活，后者源自神话。又如，“Don’t be a dog in the manger”？类似于汉语谚语“别占着茅坑不拉屎”，前者来源于寓言故事，后者来源于实际生活；英语“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类似于汉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但是前者是从实际生活出发，而后者却是源自历史传说。

5、审美习惯

受不同民族个性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审美习惯与审美情绪。在英汉谚语中，虽然都常常借用动物来喻指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但不同国家的人民对一些动物的感彩和认识却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尤其是Dog一词。英美国家的人们喜欢狗并常以Dog来自称或互称，却不含卑劣之意，有“Every dog has its day”；“you are a lucky dog”等说法；而狗往往使中国人联想到令人厌恶的东西，如“的”，“狗急跳墙”，“狗改不了吃屎”等说法。

汉英人对待年龄的态度大相径庭。英美国家的人们对于年龄讳莫如深而中国传统观念认为，老年人意味着老资格、老经验，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莫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等佳句。

英汉审美习惯的不同还体现在谚语比喻修辞格中喻体选择的差异上。如，“All is fish that comes to the net”与汉语“抓到篮子里便是菜”；“To cry up wine and sell vinegar”与汉语“挂羊头，卖狗肉”；“Love me ，love my dog”与汉语“爱屋及乌”；“Better be the head of a dog than the tail of a lion”与汉语“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等反映了英汉民族的不同审美习惯。

6、生产生活经验

各族人民在社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斗争经验和生产斗争经验，这些经验反映在各个民族语言的谚语中。从生产经验来说，中国人民积累了许多关于农、林、牧、渔的丰富经验，相当一部分成为众所周知的谚语。如“立春之日，百草发芽”；“清明谷雨两相逢，浸种耕田莫迟延”；“要想豌豆肥，多施草木灰”；“选好一粒种，增产千粒粮”；“芝麻是个怪，又怕雨来又怕晒”；“立秋一场雨，遍地是黄金”；“雷公先唱歌，有雨也不多”。英语中这样的谚语相对少些，如“A snow year ，a rich year”；“Cast not a clout till May be out”；“Experience is the mother of wisdom”。

四、结语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汉英谚语记载和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大量生产生活经验，但是两种民族既有相同的经验，又有不同的经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汉英两种语言的谚语在各个方面均有同有异，大同小异。在学习和使用谚语时既要知其同，发挥共同的优势，又要辨其异，做到相互补充。在文化上，谚语既反映人类共同的认识，又反映民族文化的差异。谚语内容有些正确，有些错误；有些新鲜，有些陈旧。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正确把握这两种谚语必须建立在多其文化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准确理解其蕴涵的哲理及幽默，准确理解和把握文化谚语丰富独特的内涵。

[参考文献]

[1]周锡卿：英汉谚语词典[M]，北京出版社，1984。

篇（5）

节日习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社会风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物质和文化成果的总和，它既是人类自身活动在一定社会层面上的文化反映，也反映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大的风俗习惯和传播活动。同时，从文化形态的构成方面来说，节日习俗的种种广告行为和传播方式也有着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正是由于民俗的基础性地位和巨大的包容性内涵，这也使得它在基础文化形态领域中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因此，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民间习俗，得出其中潜在的社会心理和文脉关系无疑是相当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随着传播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手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被拓展开来，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虽然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传播活动却是由来已久的，并且始终伴随着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倾向和习惯—传播习俗形成了。”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传播习俗也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也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是具有着基因性意义的。

节日习俗及其传播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采用学科式、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对节日习俗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解读和阐释，从而也对蕴含其中的文化概念和民族心理进行重新评价与定位。事实上，节日习俗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伴随着节日广告的形式出现的，因为节日习俗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具体形式的确立和内容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具体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其整个的操作过程和民俗内容都是在节日广告的运作范畴中实现的。

节日广告其实就是指在各种节日期间(包括传统节日和其他由官方确定的庆典日、纪念日等)针对某一节日特有的习俗而的有针对性的各类广告。在这个过程中，广告主利用消费者在节日特殊氛围中的消费心理大做广告，就会有众多的受众被打动，其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当然也是惊人的。并且，众多的节日广告业主还根据这一商机的特点专门设计广告诉求的具体内容。

我们将通过诸多节日期间特殊的广告现象来对这一传播习俗进行分析，同时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者和受众两个方面进行类型化解析，以期获得更为明显的结论。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若干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便被积淀在了节日的传统风俗中，同时也使得这些节日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众多的传统节日也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并不时召唤起人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和地域文化心理。因为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说，文化心理是隐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最隐秘的情感，甚至连深处于其中的本人都是无法察觉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早就指出“这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是任何个体都无法意识到的。并且它不是通过生物性的遗传而继承下来的，而是以社会遗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在一个巨大的文化模式中对被指定的文化符号不断接受、置换和变形而形成的。并且，一个民族和生活在相同地域中的人们是有着相同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这也正是节日习俗中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时期的图腾崇拜到铁犁牛耕时代的祖先祭祀活动，以及“恶月”“恶日”的禁忌和众多的神鬼崇信等，这些富含中华文明的古老民间民俗文化活动都是形成传统节日的源头。

从远古时期起，先民的各个氏族就会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来崇拜，如对蛇、牛、鱼、树木等的崇拜。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对龙的崇拜，这也最终演变成了全民族共同信仰的图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事实上，龙图腾不仅仅在许多社会文化领域中起着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它还是一系列传统民俗民间节日形成的来源。例如民间农历五月初五的“龙舟竞渡”活动，以及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日也是与此有重要关系的。

从传统上说，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最基本特征就在于重视伦理观念和礼教作用。人们每年在年节、清明、中秋、腊八等节日举行的祭祖活动即是重伦理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祭拜活动传沿下来，就演变成了节日期间要对长者和亲友进行拜访和馈赠礼品的活动，这无疑对当今的节日风俗也有着巨大的现实影响。

从一种文化心理上来判断，中国人很早就对现实中的数字表现出了自己的禁忌和喜好，这表现为人们对于双数的喜爱对于单数的嫌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是讲究双日双月、成双成对的，人们普遍认为双数吉利会带来好的运气并且厌恶惧怕单数的日月，将单月单日认为是“恶月”“恶日”。人们在一些“恶月”“恶日”就要有所禁忌，并且要举行一些仪式来达到冲淡和抵御的作用。如:元旦日要燃放爆竹驱鬼，五月五日要用具有特殊香味的篙草除虫驱邪，九月初九则要登高望远，以避灾病等。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结论，出于“心理补偿”的缘由，人浦门对于一些人力不能克服和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因此要通过一些仪式或活动来达到驱除鬼怪的目的，从而也在主观上起到了抵御的心理补偿作用。远古时期的这些仪式和活动虽然有着迷信的成分，但其中一部分却在民间节日的流传中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节日习俗，如人们在辞旧迎新的年节挂桃符(今天已经演变成贴春联)、张贴门神以防恶鬼纠缠等。

新的时代，随着一部分传统节日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人们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其核心的内容，而是一些比附于这些形式之中的民俗文化，以及以此作载体所折射出来的民间文化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相当多的传统民俗节日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沿革后流传下来，但已经蜕去了其原有的不科学的成分，而具有了更多的新时代风貌。并且在新型的社会历史时期中，传统节日也成为了人们寄托美好愿望，孝敬长辈，走访亲友，沟通信息，协调关系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欢聚团圆的重要习俗。而过去的许多民俗节日内容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移和改变，特别是其中一些标志性的元素，如过去传统节日里用以驱鬼辟邪的活动和物品则转变成了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春联、门神、爆竹等物品，而且这些物品更多地已经演变成人们营造欢乐祥和气氛的工具，成为节日文化的特殊符号。

另外，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庆典日、纪念日也被规定为法定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这些节日虽然没有传统节日那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它们所具有的重要性质和特别意义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节日，并逐渐具备了其特有的节日文化和习俗。

广告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于传播领域中的产物，而它在现实形态的描述上也充满着文化的意味。事实上，在每一则广告的背后均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其背后悄然隐藏着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形态。自古至今节日习俗的运行轨迹也是这样的，就是在以广告传播为其具体征象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大量具有民间传统的文化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也以现实的内容反映着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不同内容和重大事件，以及人们对这些事件进行认识的各种心态。随着时代的变迁，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团圆欢庆，休闲放松并借以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契机。每逢这些节日，人们必然要互相致电送去祝福，拜访长辈和亲友，当然更少不了相互馈赠礼物。而节日期间互赠礼品的行为，往往使那些适合作为礼物的商品的销售量大增，这种情况不论在国内国外都是普遍存在的。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圣诞节期间送礼拉动年零售量的百分之二以上。

正是在这样的契机和条件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和社会的转型，今天各种节日习俗的广告传播活动也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它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从原先纯粹的民间节日风俗转变成为今天大规模的广告策划和广告营销活动，其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直至今日，众多的广告业主也已发现了节日销售这一商机，在节日到来之前就制定详细的广告宣传战略，展开强大的广告攻势，以期利用欢愉的节日气氛取得优势的商品营销。同时广告主也发现“商品被作为礼品馈赠时，其质量并不很重要，倒是部分由广告塑造起来的有关该产品地位的文化意蕴更为重要”。因此广告业主在利用民俗节日商品广告时，大都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形象、色彩、意象等符号元素，在营造出节日里欢乐祥和的气氛的同时也营造出产品中包含的文化韵味。这从而使得自己的营销策略在众多的广告市场中脱颖而出，能够搭上文化的“便车”实现商品的销售，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 通过对近几年我国的节日习俗中出现的大量广告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初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是众多的广告形式采取了对我国传统节日符号的重新加工和利用。如人们大都习惯于过年要贴春联、剪纸窗花、贴门神、燃放爆竹、扭秧歌;元宵节就得闹花灯、耍龙灯、吃元宵;端午节还要悬挂艾草、戴香囊、吃粽子;中秋如果不全家团圆赏月、吃月饼就不像节，如此等等。这种节日文化一经形成，它的约定俗成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一方面它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的氛围，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有着现实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节日习俗也与其他文化样式一样，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使人们对节日的认识观念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形态，这也从客观上形成了人们对节日广告的特定接受心理。

在充分利用节日习俗进行广告传播的众多案例中，可口可乐公司的行为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可口可乐公司抓住了我国人民重视节日习俗的心理，积极融合中国本土文化，将可口可乐的春节广告与中国传统春节习俗结合起来，在2001年春节期间推出“春联篇”电视广告，2002年推出“剪纸篇”宣传广告，都起到了不错的广告效应。2004年是我国的农历鸡年，该公司就应时性地推出了“金鸡舞新春”的广告，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无独有偶，中国移动公司也在2004年春节期间推出了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节日厂告，运用独创剪纸形式的门神形象，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气氛，也达到了很好的广告宣传效果。

在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中，上述的节日民俗符号也被大量运用，以此来渲染出节日的热烈氛围。如在“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期间，一些商场就会在店内的招贴画上大量使用中国结、对联、财神、福字等具有明确代表性的传统节日符号，契合喜庆而有文化韵味的节日气氛，从而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特点，也达到了广告促销的宣传目的。

二是在利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配合使用我国传统上喜好的色彩元素，如红色、黄色(金色)、绿色等等。这些色彩元素与形象符号的完美结合，使得节日的气氛更加浓厚，文化韵味也从中更好地体现出来。以红色为例，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对日神的崇拜，先秦周代都有崇尚赤的习俗。按照大致的划分，后来凡是遵从周礼崇赤的人们也都被称为“华人”，这些“华人”也大体上发展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国红”的文化情结也由此流传下来。直到今天，无论在电子媒体还是纸质媒体的节日广告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种色彩元素。从春节的红春联到剪纸窗花，从大红灯笼到爆竹，从红色的“中国结”到压岁钱的红包，从舞龙灯的红绣球到扭秧歌的红绸子，无不洋溢着富有中国民俗传统的节日气氛。而这些民俗广告中对于红色的使用则更是对中国传统色彩观念的巧妙延伸和利用，并且使得广告本身也具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然，某些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也并不一定采用上述传统形象符号，但对传统色彩元素的喜欢仍然可以从人们的具体运用中体现出来，如红色宣传版、红标语、红黄相间的图文表现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传统色彩元素仍然是节日广告中最为重要的文化元素之一。

篇（6）

节日习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社会风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物质和文化成果的总和，它既是人类自身活动在一定社会层面上的文化反映，也反映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大的风俗习惯和传播活动。同时，从文化形态的构成方面来说，节日习俗的种种广告行为和传播方式也有着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论文百事通正是由于民俗的基础性地位和巨大的包容性内涵，这也使得它在基础文化形态领域中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因此，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民间习俗，得出其中潜在的社会心理和文脉关系无疑是相当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近年来，随着传播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手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被拓展开来，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虽然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传播活动却是由来已久的，并且始终伴随着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倾向和习惯—传播习俗形成了。”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传播习俗也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也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是具有着基因性意义的。

节日习俗及其传播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采用学科式、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对节日习俗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解读和阐释，从而也对蕴含其中的文化概念和民族心理进行重新评价与定位。事实上，节日习俗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伴随着节日广告的形式出现的，因为节日习俗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具体形式的确立和内容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具体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其整个的操作过程和民俗内容都是在节日广告的运作范畴中实现的。

节日广告其实就是指在各种节日期间(包括传统节日和其他由官方确定的庆典日、纪念日等)针对某一节日特有的习俗而的有针对性的各类广告。在这个过程中，广告主利用消费者在节日特殊氛围中的消费心理大做广告，就会有众多的受众被打动，其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当然也是惊人的。并且，众多的节日广告业主还根据这一商机的特点专门设计广告诉求的具体内容。

我们将通过诸多节日期间特殊的广告现象来对这一传播习俗进行分析，同时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者和受众两个方面进行类型化解析，以期获得更为明显的结论。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若干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便被积淀在了节日的传统风俗中，同时也使得这些节日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众多的传统节日也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并不时召唤起人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和地域文化心理。因为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说，文化心理是隐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最隐秘的情感，甚至连深处于其中的本人都是无法察觉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早就指出“这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是任何个体都无法意识到的。并且它不是通过生物性的遗传而继承下来的，而是以社会遗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在一个巨大的文化模式中对被指定的文化符号不断接受、置换和变形而形成的。并且，一个民族和生活在相同地域中的人们是有着相同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这也正是节日习俗中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时期的图腾崇拜到铁犁牛耕时代的祖先祭祀活动，以及“恶月”“恶日”的禁忌和众多的神鬼崇信等，这些富含中华文明的古老民间民俗文化活动都是形成传统节日的源头。

从远古时期起，先民的各个氏族就会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来崇拜，如对蛇、牛、鱼、树木等的崇拜。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对龙的崇拜，这也最终演变成了全民族共同信仰的图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事实上，龙图腾不仅仅在许多社会文化领域中起着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它还是一系列传统民俗民间节日形成的来源。例如民间农历五月初五的“龙舟竞渡”活动，以及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日也是与此有重要关系的。

从传统上说，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最基本特征就在于重视伦理观念和礼教作用。人们每年在年节、清明、中秋、腊八等节日举行的祭祖活动即是重伦理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祭拜活动传沿下来，就演变成了节日期间要对长者和亲友进行拜访和馈赠礼品的活动，这无疑对当今的节日风俗也有着巨大的现实影响。

从一种文化心理上来判断，中国人很早就对现实中的数字表现出了自己的禁忌和喜好，这表现为人们对于双数的喜爱对于单数的嫌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是讲究双日双月、成双成对的，人们普遍认为双数吉利会带来好的运气并且厌恶惧怕单数的日月，将单月单日认为是“恶月”“恶日”。人们在一些“恶月”“恶日”就要有所禁忌，并且要举行一些仪式来达到冲淡和抵御的作用。如：元旦日要燃放爆竹驱鬼，五月五日要用具有特殊香味的篙草除虫驱邪，九月初九则要登高望远，以避灾病等。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结论，出于“心理补偿”的缘由，人浦门对于一些人力不能克服和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因此要通过一些仪式或活动来达到驱除鬼怪的目的，从而也在主观上起到了抵御的心理补偿作用。远古时期的这些仪式和活动虽然有着迷信的成分，但其中一部分却在民间节日的流传中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节日习俗，如人们在辞旧迎新的年节挂桃符(今天已经演变成贴春联)、张贴门神以防恶鬼纠缠等。

二、新的时代，随着一部分传统节日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人们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其核心的内容，而是一些比附于这些形式之中的民俗文化，以及以此作载体所折射出来的民间文化价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相当多的传统民俗节日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沿革后流传下来，但已经蜕去了其原有的不科学的成分，而具有了更多的新时代风貌。并且在新型的社会历史时期中，传统节日也成为了人们寄托美好愿望，孝敬长辈，走访亲友，沟通信息，协调关系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欢聚团圆的重要习俗。而过去的许多民俗节日内容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移和改变，特别是其中一些标志性的元素，如过去传统节日里用以驱鬼辟邪的活动和物品则转变成了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春联、门神、爆竹等物品，而且这些物品更多地已经演变成人们营造欢乐祥和气氛的工具，成为节日文化的特殊符号。

另外，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庆典日、纪念日也被规定为法定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这些节日虽然没有传统节日那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它们所具有的重要性质和特别意义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节日，并逐渐具备了其特有的节日文化和习俗。

广告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于传播领域中的产物，而它在现实形态的描述上也充满着文化的意味。事实上，在每一则广告的背后均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其背后悄然隐藏着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形态。自古至今节日习俗的运行轨迹也是这样的，就是在以广告传播为其具体征象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大量具有民间传统的文化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也以现实的内容反映着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不同内容和重大事件，以及人们对这些事件进行认识的各种心态。随着时代的变迁，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团圆欢庆，休闲放松并借以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契机。每逢这些节日，人们必然要互相致电送去祝福，拜访长辈和亲友，当然更少不了相互馈赠礼物。而节日期间互赠礼品的行为，往往使那些适合作为礼物的商品的销售量大增，这种情况不论在国内国外都是普遍存在的。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Schudson)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圣诞节期间送礼拉动年零售量的百分之二以上。

正是在这样的契机和条件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和社会的转型，今天各种节日习俗的广告传播活动也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它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从原先纯粹的民间节日风俗转变成为今天大规模的广告策划和广告营销活动，其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直至今日，众多的广告业主也已发现了节日销售这一商机，在节日到来之前就制定详细的广告宣传战略，展开强大的广告攻势，以期利用欢愉的节日气氛取得优势的商品营销。同时广告主也发现“商品被作为礼品馈赠时，其质量并不很重要，倒是部分由广告塑造起来的有关该产品地位的文化意蕴更为重要”。因此广告业主在利用民俗节日商品广告时，大都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形象、色彩、意象等符号元素，在营造出节日里欢乐祥和的气氛的同时也营造出产品中包含的文化韵味。这从而使得自己的营销策略在众多的广告市场中脱颖而出，能够搭上文化的“便车”实现商品的销售，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

通过对近几年我国的节日习俗中出现的大量广告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初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是众多的广告形式采取了对我国传统节日符号的重新加工和利用。如人们大都习惯于过年要贴春联、剪纸窗花、贴门神、燃放爆竹、扭秧歌;元宵节就得闹花灯、耍龙灯、吃元宵；端午节还要悬挂艾草、戴香囊、吃粽子;中秋如果不全家团圆赏月、吃月饼就不像节，如此等等。这种节日文化一经形成，它的约定俗成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一方面它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的氛围，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有着现实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节日习俗也与其他文化样式一样，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使人们对节日的认识观念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形态，这也从客观上形成了人们对节日广告的特定接受心理。

在充分利用节日习俗进行广告传播的众多案例中，可口可乐公司的行为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可口可乐公司抓住了我国人民重视节日习俗的心理，积极融合中国本土文化，将可口可乐的春节广告与中国传统春节习俗结合起来，在2001年春节期间推出“春联篇”电视广告，2002年推出“剪纸篇”宣传广告，都起到了不错的广告效应。2004年是我国的农历鸡年，该公司就应时性地推出了“金鸡舞新春”的广告，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无独有偶，中国移动公司也在2004年春节期间推出了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节日厂告，运用独创剪纸形式的门神形象，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气氛，也达到了很好的广告宣传效果。

在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中，上述的节日民俗符号也被大量运用，以此来渲染出节日的热烈氛围。如在“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期间，一些商场就会在店内的招贴画上大量使用中国结、对联、财神、福字等具有明确代表性的传统节日符号，契合喜庆而有文化韵味的节日气氛，从而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特点，也达到了广告促销的宣传目的。

二是在利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配合使用我国传统上喜好的色彩元素，如红色、黄色(金色)、绿色等等。这些色彩元素与形象符号的完美结合，使得节日的气氛更加浓厚，文化韵味也从中更好地体现出来。以红色为例，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对日神的崇拜，先秦周代都有崇尚赤的习俗。按照大致的划分，后来凡是遵从周礼崇赤的人们也都被称为“华人”，这些“华人”也大体上发展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国红”的文化情结也由此流传下来。直到今天，无论在电子媒体还是纸质媒体的节日广告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种色彩元素。从春节的红春联到剪纸窗花，从大红灯笼到爆竹，从红色的“中国结”到压岁钱的红包，从舞龙灯的红绣球到扭秧歌的红绸子，无不洋溢着富有中国民俗传统的节日气氛。而这些民俗广告中对于红色的使用则更是对中国传统色彩观念的巧妙延伸和利用，并且使得广告本身也具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然，某些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也并不一定采用上述传统形象符号，但对传统色彩元素的喜欢仍然可以从人们的具体运用中体现出来，如红色宣传版、红标语、红黄相间的图文表现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传统色彩元素仍然是节日广告中最为重要的文化元素之一。

篇（7）

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的地理环境、物产资源和气候条件,有着不同的饮食文化习俗。相同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相似的文化模式。苗族、侗族居住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境内沟壑纵横,气候宜人,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湿润温暖,雨季明显,降水量充沛。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典型的写照。

苗族、侗族的饮食结构比较单调,分为主食和副食两大类。主食有主粮和杂粮之分,主粮主要是日常生活的粳米和糯米,杂粮则有小米、玉米以及各种豆类等,一般在缺粮的年份或在年节喜庆时才加工食用。副食包括有肉类、鱼类、蔬菜、酒、茶等。在苗族、侗族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中,糯食文化是最具特色的文化之一。

一、苗侗糯食文化事象概况

苗族、侗族喜吃糯食,史料记载“苗疆腹地,唯宜糯稻” [1]、“苗民俱食糯米” [2]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食品的品种繁多。按形状分,有糍粑、搭联粑、汤圆、甜酒粑、糕粑、两合粑、牛打滚、清明粑、米线、米叶、糯米饭、米花、三角粽、枕头粽、背崽粽等。按色彩分,有喜庆粑、火草粑、白糍粑、黑糯米糍粑、多色糯米草木灰掺和而成的糍粑、黑糯米糍粑、乌米饭、花色糯米饭、肉粽、灰粽、豆粽、白粽等。

2、糯米食品,广泛用于节日及许多事务中。在节日、婚嫁、丧葬、祭祀、巫术、造房、走亲访友、请客送礼等都需要糯米饭、糍粑。还用经过磨碎成浆的糯米液制成的“米线”、“米叶”,作为祭祀祖先的祭品和佐菜招待客人。把糯米饭晒干后,炒成米花,用以泡甜酒等客。黑糯米味香、质优、营养价值高,是馈赠亲友的上乘佳品。

在节日中,大年与正月十五吃糍粑、粽粑、汤圆;三月三吃“三色糯米饭”四月八吃“四色糯米饭”、“三色糯米饭角粑”;五月端午吃粽子;六月六吃粽子“、五色糯米饭十月初一吃牛老粑,等等。

3、奇特的糯米食品加工方法。糯米粑又名松耙又称“糯米耙”,有白核耙和藤耙两种。其做法非常考究,白椎耙的制作方法是:将糯米淘洗好,浸泡一至两天,捞出沥干水,放到颤子里蒸熟,然后舀出来放在石臼里用木桃捣烂取出,双手涂上蜂蜡或煮沸晾凉的菜油,把它捏成拳头大小的圆个儿放在木板上压扁即成。待松把干硬后,放人水缸浸泡,以免变质散裂。“藤耙的制作方法是:将一种鲜甜藤洗净春烂,弃甜藤外皮,放人水中浸泡出味,用棕片或纱布滤出甜藤水,再将糯米倒人甜藤水中拌匀,然后,用菜油煎,火不能过大,用锅铲挤压成一个大圆形,再经过多次翻动,煎至两面呈现橙黄色时即可食用”[3]。

油茶:在苗侗人家尤其是侗族人家,油茶是侗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饮食方式。油茶的主要原料是茶叶、米花、酥黄豆、糯米饭、猪粉肠、姜末、味精等。其制作方法是先将糯米蒸熟晒干备用,用时将其油爆成花。然后将一把黏米放进锅里炒焦,在拌入茶叶混炒片刻,加水适量(视人数多少而定),煮滚后将茶叶过滤放盐

重阳酒:苗侗地区盛产长芒糯禾,用此糯米酿制的酒,味道独特,醇香可口。苗侗人家家都会酿酒,每年九月重阳节酿的酒称为“重阳酒”。做法是:先用糯米酿制成甜酒后,置于土坛内掺合,封严坛口,待满年后开坛,酒味四散,满屋醇香。远方的客人,只要来到了侗乡,主人定会取出重阳酒招待,客人酒足饭饱主人才会高兴。

4、有关糯食的传说、故事、诗歌等艺术。苗族与侗族都是我国古老的民族――百越民族的支系,有精耕细作的传统。苗侗人民嗜食糯食,对糯食具有特别的衷爱。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不仅制作了丰富多样美味可口的糯米食品,而且创作了许多有关糯食的故事、传说、诗歌、舞蹈等艺术。本文以苗族关于稻种的来源神话为例。

一种认为谷种原来在神农氏那里,老人叫狗去取谷种,在回来的途中,过大河时,被水冲走了,只带回来几粒藏在狗尾巴里的谷种,苗族才有了种植水稻,所以,现在谷穗就象狗尾巴一样。这种传说广为流传在中国西南各民族中。

另一种传说认为,“洪水过后,世上没有了谷种,有个老人叫姜告略,他吩咐白鸽和麻雀去找种子。白鸽和麻雀飞到夭上银河边,看见谷粒有牛心子一般大,就用刀斧把谷粒劈开,鸽子和麻雀衔着谷粒,飞回人间。人间有谷种,才开始播种稻谷”[4]。

二、糯食文化环境

苗族、侗族糯食文化是其饮食文化丛中的一个文化物质,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从它所反映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来看,在它的形成过程中,物质因素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1、自然环境对糯食文化的影响。苗族与侗族都是古老的农耕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祖国南部的亚热带水乡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适于种植水稻。因而,这两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古老而深厚的稻作文化。稻米是苗侗人民的主食之一。由于糯米有味美、营养丰富的特点,因此,苗侗人民喜吃糯食便不足为奇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吃的技巧、吃的文化和风俗也不断丰富起来。糯食文化便在苗族与侗族稻作文化这块肥沃的土壤上得到了发展。

2、苗侗糯食文化与社会生活、生产劳动的关系。 苗侗糯食文化与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的关系非常密切,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苗侗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的产物。

(1)在农忙季节,由于忙于劳动,方便而又便于携带的熟食成了生活中的必须品。因此粘性强、营养价值高的糯米便成了这种食品的最佳原料。糯食在生产劳动中的这种功能,在生产力比较发达、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今天已显得不很重要,但在生产力落后,物质产品贫乏的古代社会却尤其重要。这从遗承下来的某些节日饮食习俗中可窥见一斑。春节苗侗家家都打糯米糍粑,而且打得比较多。年节期间,各户打的糍粑短期内都吃不完。他们就用独特的方法贮存起来,年后的正、二、三月间上山劳动时,便将它们取出切片,随身便将它们取出切片,随身携带上山,肚饿时随地开火烤粑即可充饥;春耕期间,一般人家收工较晚,一时饭难做好,便可马上各火烤粑粑充饥,既省事又及时。吃五色糯米饭、粽子是端午节最具特色的内容,这种食品从表面上看是为了短期节日气氛,若进一步细究,可看出这种食品在端午节出现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端午节之后进入农忙季节,人们的室外活动频率加大,为了便于携带和用餐时方便,苗侗人民便发明了五色糯米饭、粽子,既好看,又喷香,在五月炎夏季节,多放几天也不会馊。“节日的这种饮食习俗对产品消费的节制功能,显得是十分隐含和内在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糯食文化与生产劳动的密切关系,这在许许多多的节日习俗中还可看出”[5]。苗侗糯食文化因其与社会生产劳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社会生活中有着这样那样的功用,因而它才得以保存和发展,形成苗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因子。

(2)苗族与侗族都具有热情好客的民族特点。为了招待宾客、走亲访友作礼品之用,于是便想方设法把自己最喜爱的糯米加工成丰富多样的食品,如米花、炒米、糖米花、米线等。米花是用糯米饭晒干后炒成的,用来泡酒待客;米线或米叶,是经过靡碎成浆的糯米浆做成的,作为祭祀祖先和佐菜招待客人;糖米花主要是招待少年客人或妇女走客之礼品;炸米花,主要是招待成年客人的下酒菜。

(3)在侗族的婚嫁习俗中,也可以看到糯米的文化作用。在男女婚前交往时,男方带着食物主动前往女家拜访,这是广西侗族地区的习俗。小伙子知道某家有未婚而又适合结交的姑娘之后便主动上门,带上几斤白糖或红糖。进门之前先把糖藏在门外,之后故意咳嗽或走响脚步,让女方家人知道有男青年来访。女方若愿意就邀请其进来,热情招待。如果小伙子有同伴一起进来,女家会注意第一个进来的人,姑娘的主要谈话对象也是他,对其他人则敷衍而过。在谈话中,女方如果感到满意,就会说: “我们坐的时间长了,煮点糖粥吃吧?”这是姑娘有意于男子的信号。若男子也满意,就到门外把糖拿出来,姑娘则洗锅量米准备煮粥。如果姑娘不同意则根本不提煮糖粥的事。如果小伙子不同意,而姑娘这么说了,他就会说:“今天我忘了带糖了。”并赶快离开。在侗家人看来,甜糯米粥能将男女双方粘在一起,甜甜蜜蜜,从而确定爱情关系。

三、关于苗侗饮食的思考

丰富多彩的苗侗饮食文化给我们提出了若干有趣的关于人类发展的问题,它们是环境和饮食文化的关系,饮食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的关系。前文已经提过,任何人类行为习惯都与其所处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苗族与侗族共同对糯食的喜爱既是这两个民族同出一族系的表现又是证明他们生活环境相似的证明。“自然条件是饮食文化的产生和形成的决定因素,这是任何一种民族饮食文化的共同规律。某一个民族,所处的某一地域,有相差不大的气候、土壤、自然资源、地质地貌等自然条件,这些条件决定其所生长的粮食作物也大致差不多。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粮食作物生产当然也相去甚远” [6]。这是生活在某一个固定地域的人类群体长期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人类创造了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人类的行为,这是毫无疑义的。由于存在这一根本原因,其他原因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就给人类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即如何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条件,挖掘潜力,为自己提供多种多样丰富的食物资源。同时,又不能采取杀鸡取卵的方法,为获取食物而采取破坏性措施;而要对自然生态取保护性措施的情况下获得,就会形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良性循环。千百年来苗侗人民选择糯食作为他们的主食,一方面是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糯食能很好的满足苗侗民众需要的表现。这种需要不仅仅在物质上满足了苗侗人民,同时也在精神层面上极大地丰富了苗族与侗族的民族文化内涵。

综上所述,饮食习俗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饮食习俗的形成、发展和传承,在人们生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与经济生产、民族文化密切相关。同样,苗族、侗族的饮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反映出浓郁的稻作文化遗风”[7]。当我们把苗侗饮食习俗当作传承已久的文化现象研究时,就会发现糯食在苗侗文化中的地位,对于我们研究苗侗的工作,有着特殊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清)爱必达 道光《黔南识略》[M].清道光二十七年重刻本

[2](清)徐家翰 撰 同治《苗疆闻见录》[M].光绪四年刻本

[3]张名位《特种稻米及其加工技术》[M](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篇（8）

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多元文化的交互作用,多元文化自然也成为早期教育最为重要的背景之一。国际教育大会通过的第78号建议书《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指出,对儿童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应是“从理解自己人民的文化发展到鉴赏邻国人民的文化,并最终鉴赏世界性文化。”而在我国,对儿童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引导儿童感受中国民族的和世界的优秀文化,萌发儿童初步的热爱民族文化的情感。”

我园地处中国•新加坡合作开发的苏州工业园区,一方面,苏州是吴文化的发祥地,这里有2500多年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的深厚人文传统;另一方面,随着苏州经济的飞速发展,作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城市化、国际化、科技化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世界500强企业有300余家入驻,该区域又被称为国内移民区,无论是国籍、建筑、食品、节庆等处处体验了世界多元的特质,这些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我们幼儿园必须把民族精神根植于孩童幼小的心灵,同时让孩子以广阔的胸襟接纳外来文化的思考。在多元文化教育上,我园的核心教育理念是――扎实吴地根基、领略多元文化,并就有效利用幼儿园现有的资源条件(包括人员、环境、材料等)建立对于孩童自身的归属感,通过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活动帮助孩童了解和体验他们自身的环境,形成终身学习,使得他们既接受历史遗产,又能学习新的语言文化等一系列多元文化教育途径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

一、多元文化教育环境的整合与渗透

1.营造具有浓厚多元文化特色的园所环境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种持续的、完整的过程,在幼儿园营造环境时,更要注意从教育对象出发,将多元文化的教育因子融于其中。在硬件环境上,我园如苏州园林般的精致、典雅,那温馨舒适的共享空间;在软环境上,我园把江南园林建筑、民间手工艺、姑苏文化融于幼儿园课程,挖掘乡土资源,进行具有民族特点的吴文化教育,借助节日、民俗、水乡特色等活动,让幼儿了解各种传统节日的来源和风俗。从传统的吴文化,激发幼儿从内心去珍惜古城的风貌,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感悟水乡文化教育的真魅力,从而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立志创造苏州美好的未来。

2.创设有利于幼儿参与、互动、探究的多元文化氛围

丰富的文化区域活动蕴藏着无穷的魅力和活力,孩子们可以任意插上想象的翅膀尽情驰骋。结合本土文化,我们设置了“花布印染”活动区,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设计“变”出许多不同的花纹和图案;另外,在“苏州园林”、“美丽园区”建构区中,孩子们既可以随意设计假山、亭楼、小桥,也可以用各种材料创造出现代园区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如此的教育环境,以感官的方式导入幼儿对地理的兴趣,帮助建立孩子的“自我概念”,培养对乡土“根”的文化认识,进而带给孩子有更宽广的“世界观”、“宇宙观”。

二、多元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1.挖掘社会物力资源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价值

社会中储藏着丰富的多元文化教育的资源,只要合理地开采利用,就能增加儿童的信息量,拓宽儿童学习的空间,提高教育的效果。我园充分利用这些社会资源来补充、丰富园所的多元文化环境建设。如带孩子走出校园听一听评弹、看一看昆剧、游一游园林、逛一逛观前、尝一尝苏州小吃、凑一凑节日热闹,不仅装饰了孩子们的生活,也作为一种生活而为孩子所需要。另外,社会资源的利用也不容忽视家庭的作用,要留出家庭参与的空间。如在一年一度吴地传统节日“轧神仙”时,我们事先与家长们联系,请他们带着孩子去轧一轧神仙、买一买神仙物……

2.引入社区人力资源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功用

家长、社会人士都是教师对儿童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合作伙伴,应适时把他们请进幼儿园和孩子一起活动,让孩子分享他们的经历和体验。如我园地处外来人口高聚集地,因此,经常邀请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籍的家长来园和孩子们一起分享他们的异地风情照、讲讲异国趣闻趣事、做做台湾小吃、品品新加坡美食;鼓励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来园给孩子讲故事,和孩子一起唱歌、装饰、绘画、制作;经常邀请从事不同职业的社区人士,来园给孩子讲解自己的工作……丰富的多元文化环境为我们的幼儿园带来了特色,带来了活力,在孩子们充分参与多元文化环境建设的过程中体现了人与人的互动、人与环境的互动。

三、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的开发和实施

多元文化教育并非只是一种理念或口号,课程才是教育的根本和核心要素,只有从课程入手,才能为孩子的生活、学习找到丰富的资源,才能为达成培养目标寻找到科学途径。

在幼儿园的现有课程中,注重了幼儿的主体建构及幼儿思维、能力的发展,但“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有所缺失,针对此现状,我园进行了课程的改造,在现有课程中融入多元文化与民族精神培育的内容,结合苏州城市精神“崇文、融合、创新、致远”,构建以此为核心的、适合本园的“四环特色课程”。我们精选原有课程中适合幼儿发展特点的,受到幼儿喜爱又对幼儿有益的课程内容,把它作为课程实施的主线,同时,根据地方特色、节日文化、季节特征、幼儿的发展需要把优秀的民族文化、丰富的多元文化融合到课程中,“使幼儿的生活经验最大化地丰富”,“使幼儿的内在潜能最优化地开发”,“使幼儿的自信独创最有效地发挥”,从而形成具有本园特色的、促进幼儿健康协调发展的全人教育课程。

1.看绘本、听故事,在阅读活动中建构感知课程

结合苏州精神“崇文”以及小班儿童以感知学习为主的年龄特点,我园在小班倡起“书香滋润童年、阅读成为习惯”的感知课程,把阅读渗透到课程和日常生活中,并相应地分化为两部分:阅读教学活动、阅读日常渗透。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课程组收集了许多国内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作为阅读教材,丰富的阅读活动使孩子从小有机会习得不同文化的新信息,认识多民族的人和事,体验地域不同和多元文化的独特气息与价值,养成对多元文化的积极态度。其次,阅读活动融合进游戏活动、日常活动,课程组创造性地结合图、文、声三结合的PPT播放、经典阅读欣赏、图书阅读吧、我爱讲故事、故事会、大型经典绘本展览、好书分享等多种多样的活动,有效利用各种不同时间段,给孩子以最大的感受,最美的享受。此外,结合4?23“世界阅读日”,我园开展了“书香阅读”活动,经过集体的讨论、策划,开展了爱心家长讲故事、绘本特色活动、“我是故事大王”幼儿讲故事比赛、“我有好书”分享活动、六一图书推荐活动,把儿童的阅读活动推向了,培养其乐学会学的文化品质。

2.庆节日、感民风,在主题教育中建构活动课程

各种重要节日、纪念日都是宝贵的多元文化教育的资源,因此,结合典型的节日教育,我园把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冬至节、母亲节等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深入探讨节日文化教育与幼儿园课程的渗透,建构节日活动课程。

如在“民间游戏节”里,所有孩子汇聚在一起,进行民间游戏的展示活动,不同年龄的孩子带来了精彩的民间游戏:有“抬花轿”、“跳方格”、“拍拍一二三”等,在“民间工艺节”里,孩子们进行了民间工艺欣赏活动、参观民间工艺博物馆、组织和发动家长进行民间工艺创意评比等活动。在“民间服饰节”里,大家进行水乡服饰、汉服、唐装等特色服饰的展示,孩子们利用到各地游览时拍的不少民族服饰的照片,举办了民俗服饰展览会,全园孩子和老师都穿上自己喜欢的民族服装进行民族服装真人秀展示。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的节日“端午节”,各地庆祝端午节的形式也不尽相同。我们的孩子们就用自己的方式庆祝了这个美好的传统佳节。小班的宝宝们在一起观看了欣赏了各地庆祝端午节的风俗图片,还品尝了香香的小粽子,第一次在集体生活中庆祝了美好的传统佳节;中大班的孩子们在一起讨论了端午节的由来,说说自己所了解的庆祝端午节的方式――包粽子、挂钟馗像、穿五毒衣、挂香囊、帖午叶符、悬挂菖蒲、艾草等,还邀请了爱心奶奶、爱心妈妈来教小朋友自己动手包粽子,当然,除了在日常活动中渗透各种节日活动外,我园对于主题节日活动的开展也有很大的进展。如针对“五一国际劳动节”,课程组发挥各班级教师的主体能动性,组织全体教师,集体审议、策划五一节所涵盖的适合孩子的、有意义的活动,开展了包括了解认识世界各地的劳动人民、劳动工具、劳动现场观摩,体验劳动、珍惜劳动成果教育以及自我服务、自理能力竞赛等一系列非常有特色的活动。又如在“万圣节”、“圣诞节”活动中,注意让幼儿积极主动参与,从活动中体验过节的快乐,同时还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方式让孩子们了解这些节日的由来,进而了解其他外民族的文化特点。活动中孩子们非常兴奋,积极查找与这些节日和国家相关的资料,并发动爸爸妈妈们一起参与,师幼一起分享节日文化、体验节日的快乐。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孩子们在体验节日乐趣的同时也获得了不少外民族文化特点及习俗的知识。

3.敢思考、乐尝试,在艺术制作中建构探究课程

大班的探究性制作课程也在我园生动、有序、创意、有效地开展。课程组根据我园多元文化教育的思路,把重点落在创造性制作和艺术表现上,把一学期的艺术制作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并与幼儿发展水平、主题课程紧密结合,在实施过程中,课程组认真探索指导策略,定期进行集体备课,班级间进行非常友好的互动,孩子们欣赏不同地区、国家的绘画和印染、雕塑作品等,并尝试自己创作,制作热情高涨,作品生动形象美观,富有创意和民族文化元素,这些作品也成为幼儿园大环境布置的一大亮点,展示了新城娃娃智慧的创意、艺术的审美能力及丰富的表达语言,也使儿童学会尊重他人的文化传统。

4.立足传统,接纳多元,形成促幼儿和谐发展的全人课程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内容的探索和研究,我们的目的是把孩子的积极情感与多元文化体验联结起来。在课程中应考虑每个孩子的兴趣和经验,反映每个孩子的家庭背景和语言文化。这样,每个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被包含在其中的,是有价值的,就能友好对待其他种族文化的人并尊重他们。人是因为文化而完美,我们的课程内容不是以某种文化为中心,而是包容各种文化,并引导孩子在认识这些不同文化的过程中达到相互理解、接纳和尊重,促进孩子和谐发展、终身发展。

参考文献:

[1]赵中建主译.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大会建议书专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464.

篇（9）

一、引言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不断增多，社会对各类翻译人才的需求大增，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随之凸显出来。各种门类涉外企业公司都要求大学毕业生能够用英语进行口头交际，用英语翻译各类资料。然而中国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之现状，确有急需提高之处。许多高校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基本围绕四六级英语水平测试里的五道翻译题展开，即只要求学生掌握英语学习中的重要句子结构，常用的词及短语。这种以四六级考试为指向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主要内容就表现为针对精读文章的重要词句进行英译汉和汉译英的练习。在教学实践中，这种所谓的“翻译”并不能引导学生获得翻译能力。相反，会让学生对英语学习感到乏味，无法获得英语原文带来的文化美感。原传道先生对非外语专业翻译教学的培养目标曾做出定位：“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分析传译信息的能力，包括分析传译具体的语言内容和非语言内容，获得语言表达运用的能力”（2004）。这种传译能力的获得往往要求我们在外语教学中，“根据语言的本质特征和外语教学的特点，遵循五个原则：交际原则，文化原则，系统原则，认知原则，情感原则。”（陈淑萍，2004）

其中，文化是翻译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也可能是最难的问题之一。文化和语言的关系非常密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为文化常常为一语言群体所特有，在另一语言群体中常常是空缺或差异。这造成了翻译的困难。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因此翻译是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

在翻译教学中培养跨文化意识要以文化主线来引导翻译教学的全过程，而不是以翻译技巧或语言的层面为主线。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应引导学生逐步发现本国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之间的异同，加深学生对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理解，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1、价值观差异

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是集体合作精神。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起源于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

我国的群体性文化，非常重视家庭亲友关系，把它视为组成社会的细胞；而在西方国家，崇尚独立自主自强自立。比如英语中父母亲的兄弟姐妹的子女共同使用一个称谓cousin，而汉语中同样的亲族关系可表现为“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堂哥、堂弟、堂姐、堂妹”。

2、宗教差异

不同同样会产生文化上的差异。 中国人信仰儒教，承认天和天命，但这种天和天命只是一种抽象的力量，没有主宰的神。它可以是老天爷，也可以是观音菩萨。 基督教则不同，它只承认一个上帝，认为上帝是世间万事万物，同时也是人类的创造者和主宰。 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人必须绝对地服从上帝。这种的差别在汉、英两种语言中反映得淋漓尽致。汉语中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天命不可违”， “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语言表达。英语则对应的有 Heaven is above all.（上帝高于一切），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 天 助）， Man proposes，God 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同时，这种上的差异也带来了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的英语民族侧重逻辑分析思维，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侧重整体与重形象思维。在英语句子中，其中一个现象就是连接词的使用非常丰富。比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英文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其中 “If”从句的使用让两句间的逻辑关系一目了然，表明了西方人擅长的逻辑思维。

3、习俗差异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存在各个方面的差异，传统节日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由于天气和季节在农业里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最初为农业丰收庆祝而创立的那些传统节日都和季节有关。像“春节” 与一些农业活动，如种植、收获，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清明”就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西方国家，宗教是文化和社会的中心。因此，节日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说圣诞节，复活节。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和西方国家的人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 “贪财”的嫌疑。而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另外，英汉词汇中有关颜色、动植物、吉庆语与忌讳语方面也有诸多文化差异，能够凸显出形象色彩的不同。比如结婚时，中国的红色代表喜庆，而西方喜用白色表示圣洁。再看“pine”（ 松）与“crane）（鹤），在汉语里比喻“长寿”。“松”又可喻“坚忍不拔”的精神，它们在英文中却没有文化意义。忌讳语方面，中国忌讳数字“4”，因为谐音“死”，所以医院住院部里常常没有四楼。而西方社会习俗中，数字“13”是需要回避的。这来源于“最后的晚餐”中第13个人“犹大”的背叛。

三、文化关联下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建议

1、培养文化对比意识。翻译理论家谭载喜曾说：“对于译者来说，没有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谭载喜，1999）。由此可见，翻译过程一定会受到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制约。所以大学翻译教学要强调对学生的文化导入，注重学生文化意识和文化修养的培养，让学生意识到文化背景知识的获取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注意研究中西文化差异在语言表达上的反映，熟悉英语形成和变化所依赖的地理环境，了解中西方在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上的差异。

2、拓展背景阅读。大学英语教材在设计上往往偏重于英语读写能力的培养，忽略文化背景知识的深入介绍。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学生普遍缺乏跨文化知识。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小而窄，尤其不太重视课外英语材料的阅读，只注重课内内容以及强化听说能力，造成词汇量难有质的突破。由于知识面狭窄，学生普遍缺少文化修养，而翻译的难点正在于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认识。多数学生只能翻译词句，却难以正确翻译出英语原文中大量涉及到英语文化、历史、宗教等背景知识的内容。教师要鼓励学生充分利用课外时间来扩大自己的目的语语言文化知识，有意识地接触经典英美文学作品和报章杂志，多看英美国家原版电影，拓展学生的背景文化知识。

3、重视母语文化

教师在引导学生熟悉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不能忽略母语文化的重要性。“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信息的转换与编码时，译者只有具备了双语言能力和双文化能力才有可能翻译出高质量的作品。任何外语文化的学习，都不能不以自身的母语文化为基础，脱离了母语文化的外语学习，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戴淑云，2010）。在英语交际时，往往存在英美文化中心论，欧洲白人文化中心论及主流文化中心论的误区。重视母语文化，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平，避免文字句式的欧化倾向，有助于中西文化间的平等互动。

结论

英语翻译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是大势所趋。当今的语言研究已经从单纯的对文字的研究深入到对文化的研究。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应该顺应形式体现这种变化，帮助学生意识到语言翻译是文化活动，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交流，对不同语言的理解不能脱离地域文化和时代背景。

参考文献：

[1]原传道.大学英语翻译之我见[J] 教育与职业2004（20）

[2]陈淑萍.翻译教学的原则与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J]，河南社会科学. 2004（5）

篇（10）

颜元，清初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颜李学派”始创人。章炳麟云：“叔世有大儒两人，一曰颜元，再曰戴震。”颜氏以其特立独行，敢“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开二千年不敢开之口”之气概，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写下了厚重的一笔，其质朴而诚实的学术思想对中国教育而言也有其值得郑重借鉴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特别是相较于今日之唯书、唯师、务虚不务实、急功好利的教育现状，更显其清新之风气和久远之筹计。

一、因行得知，彻底的知行合一观

颜元三十五岁学有成就时自号“习斋”，一个“习”字，便是他的学术思想全部精神所在。他说：“心上想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依旧是所习者出来”。王阳明高唱“知行合一”，曰：“不行只是不知”，殊不知，这在习斋看来，竟是浅陋了。习斋认为，王阳明还是偏于主知，或还是分知行为二，因此不是彻底的知行合一。习斋主张，不知只是不行，因行得知才算真正的知行合一。

习斋反对死读书，反对“朱子式”的静坐空想，极力推崇王安石的力行之学。习斋同道虽寡，但却抱宏愿要改变这种“空谈误国”的学风，成就新的气象。他说：“但抱书入学，便是作转世人，不是作世转人。”又说：“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诸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瘼矣，忍度外置之乎？”一席话将学者应担负的社会义务和历史责任说得再明白不过。但学人们仍还只是一味地唱高调，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读书何用？这真是读书人的悲哀！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唯心主义哲学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把物质世界看作是主观或“客观精神”的产物，把认识看作先于实践经验的东西，否认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奉行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认识路线，如王阳明“一念发动处便是行”，“生而知之”的认识论思想，近代西方的“天赋观念”说等。旧唯物主义持直观反映论，它把认识主体看成一种生物性的自然存在物，把人产生认识的过程看作是认识者消极、被动地接受外界刺激的过程。对此评价道：“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唯物主义哲学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基本前提出发，认为客观事物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从而把认识和对象，主观和客观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

对照我们的今天的教育教学，颜元的“习行”教育思想依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当前的教育教学，还是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灌输轻引导、重说教轻体验的现象，没有激发学生的主动性，没有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主动学习，学生只知伸长脖子被动接受一个知识，这样对知识的掌握无疑是肤浅的、不牢靠的。颜元的教育思想告诉我们，要做到“因行得知”，要引导学生自己去亲身体验、亲自实践、探究，去懂得某个道理、掌握某个知识，这样才能“得力”。

二、学而为用的实用主义宗旨

梁任公云：“质而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之根本主义也。”甲申之年，清师入关，平日里高谈阔论， 著述等身之众儒一筹莫展，惶然失措；向日里慷慨激昂，搞帮派一头劲的精神也早吓飞到爪哇国去了。习斋痛心疾首，云：“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有一死，抱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有‘不背于师有之，有益于师则未’，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仓惶久之”。

习斋学说初发于明之季世，虽清朝政府大兴“文字狱”，对“民口”之防甚严，但这并不能阻止心理上还臣服于已亡之明学人对明朝覆国的思考。

物竞天择，不进则退。社会机体的新陈代谢具有直露的功利主义色彩，社会的演进在基本物质手段――技术的推动下，显得单调而冰冷。物质是意识的载体，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最初从书本上汲取的是“养分”，是为了我们能“身强力壮”的走的舒畅，走的更远。完整的认识过程是两部分的综合：第一步，从实践到认识，这解决了认识的来源问题，我们最初的认识大都是前人所明明白白地告知我们的，我们是在被动中接受了这个世界。人的意识具有能动性，被动地反映，“摄像机式的”，只是它的一个功能，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它能去创造一个世界。这就是认识的第二步，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因所在，用认识去指导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社会进步取决于人才，人才源于教育。我们当前的教育还只是停留在让受教育者被动接受一个“定势”的层面上，使得他们与整个社会的生产脱节，与社会的发展分离，这不仅不利于受教育者的健康成长，更糟糕的是使社会的进步丧失了“助推器”。这与教育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而我们的教育却在这条“死胡同”撞了好长时间。

三、以苦为乐的真挚的求学精神

颜氏之学初发于康熙年间，至乾、嘉时已式微，咸、同时衰落无复提也。其门人也只不过些许数人，同道中人 亦甚少。德清戴望云：“每举颜李姓氏，则人无知者。会稽赵伪叔，当世之方闻博学振奇人也，闻望言，蹙然如己忧。于京师求颜、李书，不可得。则使人如博野求之，卒不可得。” 博野乃习斋桑梓之地，连他们对习斋都如此冷漠，足见颜学之不景气。

究其缘由，梁启超曰：“然元道太刻苦，类墨者，传者卒稀。非久遂中绝。”由是观之，在颜氏门下确是要吃一番大苦。但致其衰灭的，更在于当时之学风，学子们的求学观念和思想准备。希冀在嘻笑怒骂间、空谈静坐中得来真学，对艰苦卓绝地进行一番努力毫无思想准备。如此这般，岂有颜学兴旺发达的道理。信仰者寡，则从之者稀，衰灭之期不远矣！

当事人对自己学说影响的景况也有清醒的认识。习斋曾对王法乾说：“吾二人不苟交一人，不轻受一介，其身严矣。然为学几二十年，而四方未来多支，吾党未成一材。刚主为学仅一载，而乐就者有人。夫子不言乎：‘水清无鱼，好察无徒’，某将以自改也。”

即便是面临如此尴尬境遇，习斋也从未有半点动摇妥协的意思。他说：“苟无可苦，便无可乐。”其也带头身体力行，陶陶然乎其中。在耕作之余，虽身心俱疲，但心里却快活得很，神思缥缈：“思古人引仆控 ，披棉褐。仰目清天，和风冷然，白云聚散，朗吟程子‘云淡风轻’之句，不觉心泰神怡，复空载厚，若天地与我外，更无一物事。微闭眸观之，浓叶蔽日，如绿罗裹宝珠，精光隐露。苍蝇绕飞，闻其声，不见其形。如跻虞廷，听九韶奏也。胸中空焉洞焉，莫可状喻。”到今日我等读这段文字，犹觉心旷神怡、灵台清明，如入“化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