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药物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化学与药物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上海光源是我国设计建造的第一台第三代同步辐射装置，其性能位居国际前列，也是我国迄今建成并运行的规模最大和用户最多的大科学装置与多学科研究平台。它坐落在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犹如巨大的“超级X光机”，为科学家们照亮“看不见”的微观世界。

走进上海光源内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硕大的圆形装置，装置外侧分布着一个个用户实验站。上海光源的核心装备储存环是一台环形加速器，能量为3.5GeV的电子束以接近光的速度在其周长为432米的真空管道中飞行，电子束在弯转磁铁和特殊插入件磁铁中拐弯或扭摆运动并放射出高强度电磁波。这些电磁波被“条分缕析”成从红外到硬X射线等不同波长的、高品质的同步辐射光，并高效地传送到实验站的样品上。这些光可以看得到细胞的结构、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材料的空间结构及电子结构与磁结构等等。它的亮度是常规X光机的上百亿倍，可使人们能够在原子和分子尺度上细致观察物质的微观世界。

作为国家大科学平台，上海光源在科学界和工业界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可用于生命科学等多学科的前沿基础研究，以及微电子、医药、石等高技术的开发研究。

开放共享，聚焦国家科学目标

篇（2）

2007年，我国中成药进出口贸易达到3亿美元，但出口和进口各为1.5亿美元。作为拥有几千年中药文化的大国，相对于中药材的大量出口，我国中成药的净出口居然为零，实在令人惊愕。我国中药产品难以走出国门的原因众多，专家学者提出的应对策略也多种多样，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中药文化传播在中药产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中西药文化差异概述

中药产品国际化过程是一种跨文化的经济活动，不同国家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多数受其本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有句古话:“人境而问禁，人国而问俗，人门而问讳。”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中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之前了解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中西药是在各自不同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大。

首先，我们现在服用的中药，无论是中成药还是医生开的汤剂，绝大部分都是复方，一种中药往往含有千百个化学成分，而一个化学成分又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这些因素合起来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若以单一化学成分来说明某一中药的功效，无论是单味还是复方，十分困难。而西药则由单一的或有限的几个化合物单体组成，对于药物的有效成分要求一清二楚。因此，中药趋向于经验治病，而西药则更注重相关数据和实验的支持。

其次，中医药从整体上看问题，重宏观，重归纳，辩证论治。这主要表现在中药“标本兼治”上。中药文化中的治病不仅仅只是消除病症，更多时候重视的是人体的整体调理和平衡，如果阴阳、五行等方面失去了平衡的话就会导致人体各种疾病的产生。相对于中药来说，西药则着手于消除眼见和实在发生病变的人体部位的疾病，具有相当高的选择性和转移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药善于“治标”，因为只是治标，因此西药的疗程相对中药来说比较快。

再次，从哲学体系上说，中医药奉行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朴素辩证唯物论，而西医药则是机械唯物论。如果说西医西药是西方人长期以来的哲学和实践的技术产物的话，那么，中医中药则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传统人学的对外仿生思维和实践的技术产物。

最后，中医药讲究药食同源，而西医药学则将药食截然分开。中医药学认为人体不平衡即为病，而西医药仅承认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的改变才是病。中药用以调理人体平衡，而西药用于改变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已经明确中西药各自蕴含的文化，那么中药文化究竟有何优势呢?

一是深厚的历史背景。中药从起源到如今，有着五千年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从夏商西周形成雏形，到秦汉、隋唐，两宋、明清达到发展，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且并未曾中断。这样的医药文化及文明，是世界医学史上罕见的。中国传统医药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经过了与近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营养，遂出现了中西汇通合纂的探索。

二是中医以整体恒动观为指导，把“人”、“病”、“症”统一起来;把生物、心理、社会统一起来，这一思想带有方向性意义。近年来，多学科研究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地揭示出中医整体恒动观的科学实质，认为中医学含有整体性、相关性、有序性、动态性等原则。

二、中西药文化差异及文化传播对中药产品国际化的影响

为何中药在国外屡遇红灯?除了中药本身存在标准缺乏而导致鱼龙混杂问题外，近年来的重要原因是西方对中药文化的理解存在偏差。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和冲突，对中药产品国际化影响很大。

首先，中药和中医一样，都有着极其浓厚的中国传统特色和深厚文化，如中医中就有经络和穴道，而中药中就有着“毒药非毒，只要用法用量合理”等说法。这些都是用现代西方科学无法解释的问题。因为东西方文化不同，中药文化中就蕴含有一定程度的东方宗教文化，多少带有点神秘色彩，但西方文化则注重实证，以可见得到的东西和实验为准。比如经络、穴道、毒药能人药等等，用西方药学观点而言，是根本看不见也行不通的。因此从一开始，西方人就带着“巫医巫药”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药，多数外国人认为中医药是一种很玄妙并不能用科学解释的东西。

其次，中西药质量标准之间的分歧是中药进人国际市场障碍之一。西方的药品标准都是针对西药的，成分是什么、含量是多少、发生作用的机理是怎样的，都要求有清楚的数据显示，这是因为西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证、重视实验和数据。但这些要求对中药来说却很难实现，我国一直采用的是传统的中医药方法，主要靠控制品种来源、产地、生长年期、采收加工、炮制、贮存以及外观和一些简单理化鉴定对中药材进行质量评估。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至今仍是质量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不同国家因其医药文化的不同而制定了不同的药物质量标准，我国中药产品因为达不到标准而被拒之门外的事情屡见不鲜。

最后，中西药文化的差异在解说药物成分方面也造成了不利影响。西药受西药文化注重实证与分析的影响，讲究药物有效成分，对于药物中的有效成分一定要有准确的数据说明或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来证明，这些在西药说明书上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而中药讲究的是药物与药物之间的配伍和药物的炮制，一种中药往往含有千百个化学成分，而一个化学成分又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这些因素合起来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若以单一化学成分来说明某一中药的功效，无论是单味还是复方，显然是不合理的，大多数中药的药性、功效及药理作用，并不能以单体化学成分所代表。如广东著名的地道药何首乌，生何首乌本身含有蕙酿类成分，长期滥服确实对肝肾功能有一定损伤，但我国通过选用其块根，用黑豆汁反复炖蒸，经过炮制，其有毒成分已被去除，成为“制首乌”，能补肾固肝、益精乌须，是一种滋补良药。但这些很难向外国消费者说清楚，并得到他们的认同。

从中药产品出口的角度看，得不到消费者认同的中药产品很难走出国门，因此中西药文化差异带给中药对外贸易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

在了解文化差异对中药产品国际化影响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探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

广东中药出口的一大特点是出口市场集中在香港、日本、美国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2007年上半年对上述4个国家和地区合计出口5787.8万美元，占广东中药出口总值的85.8%;其中，对香港出口4139.2万美元，增长34.3%，占出口总值的61.3%。为什么广东中药出口的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香港等地区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东南亚各国和香港受我国中药文化影响较深，尤其是香港与广东一衣带水，文化同源。香港民众对中药的认知与接受程度丝毫不比广东人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汉药在这些国家深受欢迎。

由此可见，中药文化对中药产品的对外贸易来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接受了中药文化，那么就等同于接受了中药产品，这样中药产品进人该国家便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对外贸易是跨越文化、种族、国界的经济活动，各国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由需求决定的，需求是受文化背景制约的。对于中药这一特殊商品来说，因其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内涵，因此在让国外消费者接受中药之前，首先要让他们接受中药文化。换句话说，实现中药产品国际化，中药文化首先要国际化。这就需要跨越文化障碍，加强中药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只有通过文化传播，不断地增进文化认同，促进相互理解，才能消除文化差异带给中药产品国际化的消极影响。

三、我国中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及问题

1.我国中药文化的传播现状

从古自今，我国的中药文化传播一直没有停止过，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第一，我国各级政府积极参与中药文化的传播活动。比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科技部2006年7月17日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该计划包括6项优先领域和重点内容，其中的第五项内容是“推进中医药知识的传播”。2006年1月，广东省率先在全国提出“建设中医药强省”，2006年3月制定了广东省中医药发展“十一五”规划，其中第五项任务是“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这为广东省的中药文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药文化传播中学术机构和团体(包括大学)的作用明显。比如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宣传中医药特色与优势，促进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广州中医药大学多次派专家参加东南亚地区的亚细安中医药大会，并于1989年发起成立了穗台港澳中医中药界联谊会，是把广州、澳门、香港、台湾的中医药界人联系起来的学术团体。

第三，中药文化传播的主渠道是书籍、刊物、媒体。明代的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编成的《本草纲目》1596年首次刊行，17世纪初就流传中外，曾经多次刻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对世界医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现存最早的中医药期刊，是民国11年(1920年)由广东赞育医社出版的《赞育月刊》。1955年创刊的《中国中药杂志》则是我国现存创刊最早的中药学术性刊物，该刊物与其它学术期刊在传播现代中药学术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中医药报》等报刊、《时珍国医国药》等网站则实时传播现代中药文化的最新进展和变化。

第四，中药企业在中药文化传播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我国众多的中药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无论是产品广告的国际宣传、还是国内外企业的合资合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药文化在国际间的传播。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也有利于中药文化的有效传播，比如广州的“陈李济药厂中药历史博物馆”和广州白云山和黄中药公司的“神农草堂”等等。

第五，中药文化传播中的中外民间交流源远流长。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和香港的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中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受欢迎。

2.我国中药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中药文化传播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发展我国中药产业问题上，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讨论大多从中药产品的技术、质量和标准上做文章，或从绿色贸易壁垒人手，还有的是从中药产品的现代化、国际化角度讨论问题。但唯独中药文化传播问题鲜有人提起，就算是提及，也是在文章中草草带过，没有深人的研究。

第二，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欠缺中西药文化的结合。中药是我国的国粹，中国人相信中药是因为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相反，外国消费者、尤其是西方消费者很难接受中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西方文化。我们应该在中西药文化中寻找共同点，或合理地弥合它们的差异。一味地对外宣传中药的优势和西药的劣势，只会使国外消费者对中药更加反感。

第三，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缺乏具有影响力的中药品牌。产品的品牌对消费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品牌不仅包含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还包括产品的文化内涵，好的中药品牌会在中药文化传播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的中药老字号必须重视塑造强有力的产品品牌，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中药文化传播氛围，加速我国中药产品的国际化进程。

第四，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技术标准障碍。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西方国家要求对中药的药理药性有精确和可信度高的药理药性报告，而目前我国大多数中药企业达不到这一要求。目前我国中药包含植物、动物、矿物等多种成分，企业很难提交精确的药检报告通过欧美等国的审核，进而导致中药不能作为药品进人国际市场并合法销售。

四、推进中药文化传播、加快中药产品国际化的十大措施

1.

提高对中药文化传播、中药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是推进中药文化传播的首要措施。目前，专家学者、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等等都没有认识到中药文化传播对中药产品国际化的重要作用。如果说中药产品国际化需要软硬两种条件的话，那么中药文化的海外传播就是中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软条件，缺少这一条件支撑的硬条件本身(如产品质量、成分确定、疗效稳定、产品成本等等)很难有所作为。

2.发挥中药自身优势，强化中药文化建设，扩大中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药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除了治病之外，还能起到保健和养生的功效，这与国际上刮起的草药保健热不谋而合。既然如此，何不借此机遇强化中药文化建设呢?我们应该以中药文化为载体，结合中药的特点和优势，挖掘中药几千年来的文化精髓，培育国际知名中药品牌，不断地传播和演绎中药文化，为中药产品国际化铺路搭桥。

3.组织中药和语言学科领域的专家联合攻关，消除中药文化传播的语言障碍。语言是彼此沟通的桥梁，中药有很多专业名词如阴阳平衡、归经等等较难理解。如何用外文通俗易懂地阐释中药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对此，可以组织中医药专家学者统一进行整理、编写，然后再让研究外文的专家们来翻译，英译名的选择应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强调规范、通俗，适合西方思维习惯，以便于交流。

4.合理利用传媒力最传播中药文化。在利用各种媒介(图书、报刊、杂志、广播、影视、网络等)传播中药文化时，要注重适度、合理、可信的原则，做好受众定位、受众调查和市场预测，了解目标人群的需求，合理使用中外文，力争中药文化进人西方主流社会。比如对名药、名方、名医、成功的治疗病例进行系列介绍等等。

5.建立、发展和完善我国的中医药文化信息网，借助网络技术大力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中药文化。传统文化大多处于封闭状态而独立发展起来，与外界文化信息较少交流。而有生命力的文化应该是开放的文化。当今互联网已成为“第四媒体”。作为开放性的媒体，它使全球成为一个共时性的超越国界的整体，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传播面对的是整个世界。

6.积极发挥政府部门在中药文化传播中的主导作用。首先，政府主管部门对中药文化传播工作要进行总体的策划、组织和安排。其次，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一切机会向各国政府有关机构宣传介绍我国的中药管理、生产、中医考核等各种制度以及各种标准。再次，建立中外政府相关部门定期会话、交流、协商机制。最后，政府还可以成立专项基金，借助国内外的捐助，加速中药文化的对外传播。

7.积极开展中药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推进中药文化对外传播。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共同开发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一方面有利于宣传我国中药传统理论，普及中药知识，为中药走向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可借鉴国外药物研究成功经验，掌握国际社会对天然药物的规定和要求及发展变化趋势，进一步丰富中药文化的科技含量。

8.联手港澳，构建中药文化传播平台。广东、香港、澳门一衣带水，文化同源。广东与香港不仅在血缘上、历史文化上有较深的渊源，而且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济合作格局，经济上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为两地在更深层次上的中药文化传播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香港是国际金融、会议、展览、旅游中心，市场体系健全，法治完善，资讯发达，经济国际化程度高且熟悉西方文化，为中药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篇（3）

提起李约瑟，人们就会想到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这位英国科学史权威给世界留下了一个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兴起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在网上检索，关于这个难题的资料多达一千多条。

中国的四大发明一直就是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风光事。然而，外国人的看法却不尽然。“虽然17世纪的耶稣会士所传播的中国古代传说时代的纪元表至今仍然在起作用，它使人们把过多的东西看做是东亚发明的。然而同时却又存在着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认为任何一种重要的发明或发现都绝不可能在欧洲以外的任何地方产生……与此相似，在过去几年当中，有一些谈到后来的物理学、工程学和制陶业的某些方面的历史的论文，也由于与传说的资料不一致，而被不公平地忽视了。在1950年出版的一部关于技术史的有趣的著作中，（西方的一位）作者则没有把一些明明是属于中国人的成就归功于中国人。例如，关于中国人最先认识到磁极性、发明火药以及最早制造铸铁等等，在这部著作中都只字不提。至于（一些）中国科学家本身，也往往忽视了他们自己祖先的贡献。”（《李约瑟文录》）这位为中国科技史受到不公正待遇而鸣不平的老外，不是别人，就是自称为“名誉道家”的李约瑟。他甚至认为，西方的许多科学发明，只是为中国人的发现做了注释，他以此来“使人们想起过去不幸被人忽视和不被承认的许多东西”。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一位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胚胎生物化学创始人，也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长期致力于在中国和西欧间架设桥梁来沟通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他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里，但他却研究中国的儒家与道家。他认为，同情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人，一定不会抱怨儒家对一切鬼神怀有反感（作者注：反感二字过矣。孔子于鬼神只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子不语怪力乱神。”），同时也会承认儒家的神圣是与世间的道德体系结合在一起的。他也同情道教，虽然道家许多哲学观点和基督教义严重相悖（作者注：道教并不全等于道家），但是道家“以柔克刚”，强调阿芙洛狄忒（Aphrodite）胜过阿瑞斯（Ares），相信顺其自然和自然神秘主义，这一切对李约瑟来说都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特别是后来他埋首于研究中国的创造发明时，才认识到道家思想和技艺在自然知识和技术控制发展方面，在许多世纪中曾经起着主导作用。他发现了“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而且这种自然观虽然在不同学派那里有不同形式的解释，但它却和近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用的自然观又非常相似”的有趣现象。所以当有人问李约瑟，他把自己主要看做是一名科学家还是一名历史学家时，他认为自己最合适的称号应该是“名誉道家”。

为什么李约瑟对道家如此感兴趣呢？原来中国古代的许多科技发明与发现并不是什么科学家所为，而是发端于道家或方士的。

“方士”也叫“方术之士”。这类人以擅长“方术”为特点，同好几类人既有交叉又有区别。如作为“士”，他们同诸子百家有类似处，也是源在民间，因而有别于年代更早或同时在官为职的卜祝巫医。但同时从“方”的角度，他们又与官方的星历、医术专家传承同类知识，而不同于先秦诸子和两汉儒林。“方士”和“道士”的关系也很密切。作为词汇，“方士”是“有方术之士”，“道士”是“有道之士”即“有道术之士”，这在早期文献中，意思是差不多的，只是在出现了道教之后，“道士”才有了宗教性的含义。

在战国时期，方士的“方术”包括天文、历算和占星、气候以及医学、服食、等。只是中国的方士比医药学家有着过分的奢望，他们总是诡言长生不死、羽化成仙以取悦于当时的统治者们。秦始皇时代的徐福就是一个大方士，据说他后来流落到了日本。汉代初年，兴起了炼丹术。方士或道士们主要是以某些矿物为原料，按照设想的配方，放入密闭的器皿中加热升炼，希图用人工的方法制取到可令人长生不死的神丹妙药。《西游记》中孙大圣所推倒的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即是当年炼丹热的缩影。自然，这种炼丹活动在目的上必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方士们却在炼丹中认真地观察了化学反应，做了大量的化学试验，制取到了一系列自然界所不存在的化合物，也人工合成了很多非常纯净的化学试剂。这种活动也唤起了方士们对化学变化的规律进行思考探讨，形成了原始的化学思想。

炼丹活动也许是起源于一种原始迷信的闹剧，它的消亡是必然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炼丹术却对古代化学和制药学做出过重大贡献。炼丹术化学是古代化学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化学的原始形式。此外，炼丹术中那些有价值的科学成果，那些有着医疗效果的制品为后世的医药学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并且启发了医药学家对化学的研究，致力于新药物的合成。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古代很多大炼丹家、方士、道士其实就是早期的医药学家，并兼通医术。如东晋的葛洪，南朝的陶洪景，唐代的孙思邈、孟诜，五代的大明（道号日华子）等都是很有声望的医药学家，又是大名鼎鼎的炼丹家。

李约瑟这位“名誉道家”关心和研究中国科技史乃至饮食文化，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正是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促进了饮食文化的发展。

李约瑟在晚年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甚至派助手来中国收集烹饪史料。他也许想弄明白，西方近代的一些发现与发明，为什么很早就出现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了。

中国人很早就吃“粒食”。为了吃“粒食”，我们的先人发明了陶鼎，后来又给陶鼎加上箅子、盖子成了蒸饭的甑。而就是这种在中国祖祖辈辈相袭，不论大人小孩都会的用汽蒸饭的方法，直到近代，洋人们才将之用于生活。瓦特是英国发明家，是他将原始的蒸汽机做了改革和发明制成了工业用发动机，出现了蒸汽火车，当时已经是18世纪了。烹饪蒸法只是近百年才在法国出现，而我国在古籍《礼记・曲礼》中就已出现了“饭黍毋以箸”。饭在烹饪意义上的专指意还是把谷物放在炊具上蒸熟，如大米饭、小米饭、秫米饭等粒食食物。

跟蒸法一样，中国烹饪的炒法，靠的是急火，需要用煤来做燃料。而早在宋代，汴梁就将煤用作炊用燃料。马可・波罗管它叫做“能烧的石头”。“急火”烧煤要用风箱，那就是现代鼓风机的前身。“急火”高温烧出了可口的佳肴，可是很少有人想到这种高温热学的创造者竟是炼丹的道士或方士。

“高温”还造就了中国的瓷器。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陶瓷古国，中国与瓷器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在陶瓷工艺中，陶土、瓷土的选取与精制，陶瓷的焙烧技艺，各种釉料的选配，釉制烧制的火候与气氛的掌握以及瑰丽色彩的成色机理（如钧瓷五彩缤纷的窑变釉，建瓷的兔毫盏、雨点盏等），都是得益于古代方士们对早期化学工艺的贡献。

除了以上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硬件”之外，还有很多“看不见”的“软件”，这就是被民族的哲世观、思维方式与审美情趣制约整合着的那种世代相传的看不见的文化。

中国烹饪的最高境界，公认为是调和。美食家袁枚曾说，芸豆必须配肉，刀豆则切忌有肉。烧芹菜忌用酱油，烧茄子得多用酱油。再加上厨师掌握火候之妙，其中由之而来的化学变化原理以及量化数据，却谁也说不清楚。而西餐则是既讲营养又讲烹饪材料的量化和可操作性。西方的营养学家长于分析，连一根作料香菜都要精确地分析出需用成分几许，而中国美食家就反诘：总共不就几毫克吗？至于小题大作吗？中西研讨会每次都争得不可开交，一派强调科学，一派强调艺术。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此评论说：“前者（中餐）之所以异于后者（西餐）几希。前者是把肉、鱼、鸡、鸭等与蔬菜合烹，而后者则泾渭分明地分开而已。大多数西方人都认为中国菜好吃，那么你为什么就不能肉菜合烹呢？这连一举手一投足之劳都用不着，可他们就是不这样干。文化交流，盖亦难矣。”难在哪里？难就难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那些“说不清，道不明，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软件”上。

中国饮食最重要的“软件”当属味道。味道是什么？有人说味道是舌头和鼻子的合成感觉，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仅说对嗅觉的解释，至今仍为生理学家们所头疼。2004年，两位美国科学家就因为发现人类嗅觉系统的奥秘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气味就更复杂了，传统的“五味”加上鲜味，谁也说不清会产生多少味道。笔者在《“五味”与“天人合一”文化》一文中曾经谈到过，用舌头去尝可以很容易尝出“酸、甜、苦、辣、咸”或“咸、甜、麻、辣、酸”或者“咸、甜、酸、苦、鲜”这五味来，但这仅是从化学味觉的角度上说的。照此还可以从食品质地的物理味觉角度分析出“脆、嫩、细、酥、软”这五味来。但是“丰、腴、爽、适、舒”的口感五味则一定要用化学的味觉、物理的味觉，再通过心理感受来一起整合“品尝”。在这里“品”与“尝”是一个复杂的审美过程，是不可以截然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