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印刷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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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0)06-0011-05

钱存训(Tsuen-Hsuin Tsien)先生，1910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州市，193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52年、1957年分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钱先生赴美前曾先后担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馆长、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图书馆南京及上海办事处主任等职。赴美后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兼图书馆学研究院教授、远东图书馆馆长和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等职，现任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荣誉教授、东亚图书馆荣誉馆长、英国李约瑟科技史研究所荣誉研究员、美国中国出版服务公司董事长等职。

钱存训先生是海内外闻名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专家，著有《书于竹帛》《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东西文化交流论丛》《留美杂忆》等著述。钱先生对自己的研究曾有一个总结：“我的研究范围主要环绕两大主题：中国图书印刷史和中外文化交流，而两者的结合，从高度和比较的观点出发，所得出的结论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在中国出版史这一研究领域，钱先生在海外为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具体成就表现在下列方面。

1　对纸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及对中国书籍制度的影响做了全面研究

在印刷术发明前，世界各国的文字记录可谓丰富多彩。中国也是如此。王国维先生《简牍检署考》(1912)、罗振玉与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1914)等对简牍实物与文献记述进行了研究，但并没有涉及书籍制度的所有方面。《书于竹帛》的出版，对纸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做了全面研究，探讨了纸前记录方式对中国书籍制度产生的影响，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书于竹帛》的底稿是钱存训先生1957年提交给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印刷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和图书》(ThePre-printingRecordofChina：A Study of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Inscripdons andBooks)，经过修改后以《书于竹帛》(WrittenonBambooand Silk：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Books andInscriptions)为名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62年正式出版。该书共分9章。第一章是《绪论》，对中国古代文字记录方式进行了总体上的介绍。第二章是《甲骨文》，介绍甲骨文的起源和性质、甲骨文的形势和契刻、卜辞的内容及排列等。第三章是《金文和陶文》，对金文和陶文的性质、用途、款式等进行研究。第四章是《玉石刻辞》，对石鼓文和古代刻石、玉器刻辞等进行研究。第五章是《竹简和木牍》，对简牍的形式、整治、行格和书体、编装方式等进行了研究。第六章是《帛书》，对帛书的起源、发现、材料、形式等进行研究。第七章是《纸卷》，对纸的发明与改进、古纸的材料和制作、卷轴制度等进行研究。第八章是《书写工具》，对毛笔、墨、书刀等工具进行研究。第九章是《结论》，对中国书籍的起源与发展、书写和复制技术、文字的演化等问题进行研究。该书英文本出版后，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好评，除不断重印外，还被译成中、日、韩等其他文字。2004年，该书的英文第二版也再次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于竹帛》指出：“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及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称之为‘书’。书籍的起源，当追溯至竹简和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在纸发明以前，竹、木不仅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且在中国历史上被采用的时间，亦较诸其他材料更为长久，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简牍仍继续用作书写。”“竹简和木牍是中国最早的书写材料，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简牍制度有其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不仅中国文字的直行书写和自右向左的排列顺序渊源于此，即使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之后，中国书籍的单位、术语，以及版面上的所谓‘行格’的形式，也是根源于简牍制度而来。”这一观点，理清了书籍的源头，可以避免将早期“书籍”的范围无限扩大。

目前，《书于竹帛》已有4个不同的中文译本。1975年，根据周宁森博士译稿修订的《中国古代书史》，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再版：1987年，由郑如斯教授增补的《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由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1996年，台湾汉美图书公司以《书于竹帛》为名，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2002年，上海的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以《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为题，出版了该书的第四个增订本。这些不同的译本，充分显示了该书具有的不朽生命力。尤其是“世纪文库”本的《书于竹帛》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第二版英文本“Written onBambooand Silk”，以近年出土的考古实物为主，补充了新发现的殷墟以外和周初的甲骨、战国及秦汉墓中出土的竹简、帛书、各类古地图、敦煌遗书中最早的抄本等内容，更使该书具有新的生命力。

此外，收录在《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汉代书刀考》，对简牍时期整治书写材料和删改文字的书刀做了全面考证与分析，认为“书刀的功用在删除写错的简面，以便改正重写，或者削去旧简已经书写的旧面，取得新的简面，以便再行书写”，从而纠正了以往文献中认为书刀或刀削是简策上刊刻文字的工具这一错误说法。2对中国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做了全面研究

在《书于竹帛》一书的基础上，钱先生应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先生之约，为李氏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造纸和印刷》分册，198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刘祖慰教授的译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1995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拓、汪刘次昕的译本《造纸和印刷》。2004年，该书由北京大学郑如斯教授编订、增加了新材料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为名出版。

《中国纸与印刷文化史》堪称《书于竹帛》的姊妹篇。该书对印刷术发明后的中国书籍和文字记录进行研究。全书十章。第一章是《绪论》，从宏观上对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发明造纸和印刷术的

原因等进行介绍。第二章至第四章是有关纸的研究。第二章是《纸的性质和演变》，对纸的定义、造纸的起源与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第三章是《造纸的技术与方法》，对造纸的原料、工序等进行介绍。第四章是《纸的用途和纸制品》，对各种纸的用途进行介绍。第五章至第七章是对印刷术的研究。第五章是《中国印刷的起源与发展》，对印刷术的发明及历展进行宏观介绍。第六章是《中国印刷的技术和程序》，对雕版印刷的材料和工艺、活字版的种类和方法、中国书的版式和装订等进行了研究。第七章是《中国印刷的艺术和图绘》，对木刻版画、年画、套色复印技术等进行了研究。第八章至第十章是有关纸与印刷的传播史。第八章是《纸与印刷术的西传》，谈论纸与印刷术传向西方的过程，以及西方现代印刷术起源的中国背景。第九章是《纸与印刷术的东渐和南传》，谈论纸与印刷术传向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过程。第十章是《纸与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探讨纸与印刷术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作用。

《中国纸与印刷文化史》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全面探讨纸和印刷术的专门著作。虽然此前已有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1908)、贺圣鼐的《近现代印刷术》(1933)、美国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1925)、日本中山久四郎著的《世界印刷通史・支那篇》(1930)等书问世，但钱先生的这一著作，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要比上述著作深入。

《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收录了一些因篇幅受限而未能在上述书籍中展开论述的文章。如《纸的起源新证》，对1975―1976年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战国秦墓出土竹简中所见的“纸”字做了考证，认为它同1935年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漆马内的纸胎，可以作为战国时代有纸的证据。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版实物》，对1966年韩国庆州出土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该印本“为唐代中国所印制”。钱先生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有力地驳斥了韩国有人认为印刷术是韩国发明的论调，维护了中国是印刷术发明国的国际地位。由于韩国庆州出土该经时，中国国内正开始“”，对韩国的这一发现一无所知。1979年，钱先生回国访问时，特意将他自己收集的该经的复印本全份和有关报道、研究资料等赠送给上海图书馆保存，以供国内专家研究，更体现了钱先生博大的胸怀。

3　从世界文明比较的高度，阐述了中国出版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钱先生国学修养深厚，又受过严格的西学训练，因此，善于将中国出版史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进行探讨，通过国际比较，揭示文字记录与中西文明之间的关联。这种比较方法，大大拓宽了出版史的研究路径。

在《书于竹帛》一书中，钱先生特别提到中国文字的排列方式。中国文字的竖排、自右及左与西方文字的横排、自左及右完全不同。钱先生在《书于竹帛》一书中认为：“这种直行书写的原因虽不可确考，但可推测这一特点应和中国文字的构造、书写材料、应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等因素有关。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如人体、动物、器皿，大多纵向直立而非横卧；毛笔书写的笔顺，大多是从上到下；竹木材料的纹理以及狭窄的简策，只能容单行书写等等，都是促成这种书写顺序的主因。至于从右到左的排列，大概是因为用左手执简、右手书写的习惯，便于将写好的简策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因此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这一解释，合乎情理，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钱先生在《上海版新序》别指出：“中国古代的书籍和文字记录的多姿多彩、源远流长，是中国民族精神之所寄，也是世界文明有的奇迹。可是由于近代中国所受的外侮和屈辱，使中国人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丧失自信而盲目自贬，甚至现在还有人认为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是文字演进的规律和迎合世界的潮流，却没有深思汉字的特殊功能。假使没有汉字形体所独具的延续性和凝固性相维护而采用拼音文字，中国早已成为许多以方言立国而分崩离析的国家了。近代欧洲各民族以方言立国，足资证明。”钱先生的告诫，对保存中国传统出版文化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很早就出现了印章，但为什么没有发明印刷术?钱先生同样从比较的高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很早就应用印刷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很早就发明了纸，对印章和墨拓的运用奠定了印刷技术上的基础。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书写复杂性造成对机械复制的需求，由于科举而需要标准的儒家经典，以及手工抄写无法满足社会对大量佛经复制品的需要。在西方，纸到了很晚的时候才传入，印章没有移用作复印的用途，拓印到了19世纪才传入，印刷工人被形形的行会所束缚，字母拼写文字的相对简易性减轻了对机械复印的需求。……在欧洲不存在诸如和佛教有关的那种对大量复印品的需要作为动因；西方对书籍的需要手工抄写就能满足。直至15世纪中叶所有因素才有所改变”。中国的印刷术和西方印刷术在社会发展中产生了不同作用，其原因何在?钱先生认为：“在西方，印刷术同时激发理智思潮，促进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发展以及在文学上的应用，并鼓励了民族主义和建立新兴民族国家的行动。相反，在中国，印刷术帮助书写文字的连续性和普遍性，成为保持文化传统的重要工具。”此外，“中国的印刷事业一般由政府机构或私人主持，重在‘传先哲精蕴，启后学困蒙’，并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欧洲的印刷业则多为谋利经营，因此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出版工业。这些不同的动机，使得印刷术的发展与应用对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钱先生的这些论述，为更好地理解中国印刷术对社会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中，钱先生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16世纪末开始的西书中译活动进行研究，分析了“译书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反映出来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化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人文和社会科学在过去的译品中占主要地位，其总数达70％，而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仅占27％。……翻译的素材代表25个国家以上的著述，以英、日、俄文的作品为最多，其中有些是转译而非译自原文……。这一结论，也有助于了解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过程以及出版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4　指导了一批从事中国出版史方面研究的博硕士论文，丰富了中国出版史的研究

钱先生在身体力行从事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同时，还在芝加哥大学指导了一批博硕士生从事中国出版史研究，写成了多篇研究中国出版史的博硕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涉及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多个层面，丰富了海外的中国出版史研究。

在博士论文方面，潘铭粲(Poon Ming-sun)197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Books andPrinring in SungChina,960-1279”(《宋代图书印刷史》)，对宋代图书印刷史进行了研究。许丽霞(Lee-Hsia Hsu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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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印刷工业以年增长率高于10％的速度发展，约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2％。印刷业总的发展趋势是：数字化、网络化、多样化、快捷化。政府已经确立了印刷业今后的发展目标：第一步是力争在201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全球重要的印刷生产基地之一，第二步是到2020年，实现从印刷大国到印刷强国的转变，加入世界先进印刷国家的行列。

数码印刷作为一项科技含量颇重的新技术，其在中国刚刚结束了其概念普及推广期。因此，数码印刷技术的专业人才基本上处于空白。“十一五”时期，国家把发展职业教育摆在突出的位置教育教学论文，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实现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的转变、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的转变、从传统的以升学为导向向以就业为导向的转变。现代制造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批素质优良的高技能人才。但是，国内目前的高职教育仍然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在湖北中部个东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加速发展，现代制造业所需要的人才成为紧缺人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定了“十一五”期间印刷技术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三个一百，两个一千”，人才目标全部指向了高技能人才。

目前国内开设数字印刷专业的高职院校只有3所，且其他院校大都以传统印刷技术为主，很少涉及到数字快印技术。在数字印刷人才的培养上，大都以基本理论和仿真训练为主，缺乏真实的职业环境培养和真实的操作锻炼，毕业后不能真正适应社会及行业的认可。 而 “双元制”的教学模式正好弥补了教学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双元制”，是指学生既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和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培训，又在职业学校接受职业专业理论和普通文化知识教育。学校和企业分别是“双元制”职业教育中的“一元”中国学术期刊网。“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下职业院校主要负责学生的专业理论教育，企业负责学生的实践与技能操作。

一、高职数字印刷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1）围绕校内基地，建设以“双元制教学、‘2+1’订单式”的教学模式为特征的人才培养方式。

该模式即第一、二学年学生在校学习教育教学论文，学习内容的基础课和专业理论基础课为主，基础课由学校负责，专业理论基础课由企业负责，第三学年学生在企业学习专业技能，并安排顶岗实习。学习方式为：理论+实训+实习+顶岗。使师生在实训基地中接受企业化管理，在真实职业环境中学习实践，培养学生职业能力。

（2）重构“项目式、情境式”课程体系。

围绕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依据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开发的理论，以国家精品课程标准为依据，召开实践专家座谈会，分析典型工作任务，确定岗位能力、素质要求，结合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校企合作，制定学习领域和教学内容，构建“项目式、情境式”课程体系。如下图1。

 

情境1

实践项目与流程

检查

教学目标与项目

篇（3）

伴随着电子书媒介与“无纸阅读”方式的盛行，基于纸质媒介的印刷书与纸本阅读方式本身则成为了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逐渐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作为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国的我国，对于印刷史的研究一直在不温不火地进行着，其中，图书馆界的研究者和印刷界的研究者成为两大学术主力。

1图书馆学界的“印书史”研究

图书馆学家们关注书籍的印制与形成是自然发生的研究缘起。以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的张秀民(已故)老先生和钱存训博士为代表的一些学养深厚的图书馆学者们，把对印书史的研究扩展到对印刷史的研究，分别著有传世的关于印刷史研究的代表作。正如钱先生所说：“现代印刷并非单指印书，除用纸张印刷的纸币、纸牌等以外，还包括在纺织品、金属、塑料、皮革、木版、玻璃、陶瓷等表面上的各种印刷。但是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所以，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在图书馆界的研究者们看来，就是一部书籍图文的印刷史。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成长时期，这个时期的书史研究与教学开始兴盛，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都开设了中国书史课程，书史内容中融合了印刷史(主要是印书史)的内容，所以可称之为以图书出版印刷史为主流的研究阶段。

1956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都给新招收的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国书史课，并编出了新的书史讲义，其中以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影响最大。

武汉大学皮高品先生也于1956年推出《中国图书史讲义》油印本，书中提出按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对中国书史进行分期，故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1964年修订增补后铅印，1986年又以《中国图书史纲》为题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发行。

专门研究印刷史的当数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作者在广泛收集古今中外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例证的基础上，提出雕版印刷发明于唐初贞观年间之说，论述了印刷术对亚洲与非洲、欧洲的影响，编制了“世界印刷术发展年表”，“朝鲜金属活字史料”等。

张静庐先生(1898—1969)历时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辑注，推出了七部专题出版史料，全书共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创立至1949年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

除上述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大型史料集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出版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读物，如刘国钧著的《可爱的中国书》(1952年)、《中国书的故事》(1955年)、《中国的印刷》(1960年)、《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年)，陈国庆著《古书版本浅说》(1957年)，阿英著《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年)、《中国连环画史话》(1957年)等。

这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互相交叉融合，由于研究者都来自图书馆界、出版界等文史领域，所以印刷史研究实际上是着眼于图书文献范围，书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融为一体。

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是我国印刷史研究的萧条时期。除刘国钧、张秀民等又编写出几本有关书史、印刷史的通俗小册子，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内部编印几本“中国书史”讲义外，几乎没有出版印刷史学术新著发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间大陆内地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就在内地处于停滞状态之时，港台及海外学者没有停止出版印刷史的研究工作，编辑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论文集，这一时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的名誉教授、兼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书史》一书。该书原名《书于竹帛》(WtittenonBambooand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为复苏壮大时期，五年内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报刊史、印刷史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树，标志着这一阶段的高起点，也预示出版印刷史研究经长期蓄积、准备，盛期将临。这一时期国内也是以出版史研究为主流，但海外的钱存训博士为印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钱存训的《纸和印刷》(PaperandPrinting)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ChemistryandChemicalTechnolo-gy)的第一分册。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影响巨大。

198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中国图书史研究上又迈出新的步伐，郑如斯、肖东发编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国书史》、《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专业教材，故发行量较大，被多次印刷，广泛流传。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教授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注意从广泛的文化领域去说明图书出版、编纂和图书馆发展轨迹及相互关系，分析中国图书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贡献，局部理顺典籍发展的线索。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张秀民的又一鸿篇力作——64万言的《中国印刷史》。该书详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唐初贞观年间印刷术发明后，迄清末1300余年的印刷事业的源流演进。不仅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许多新鲜资料和独到之处，被美国印刷史专家钱存训称为“划时代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为中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丰收时期。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一些学术专著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富有论辩性。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曹之先生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开拓了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思路，其方法是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多角度扫描，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明说”。

220世纪后期“大印刷观”的印刷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刷工业界的一些学者专家们在对印刷史文化积累与保护措施的关注、印刷史知识的教学普及方面也有新动向，如1982年6月、王仿子先生联名提出《关于建立印刷技术博物馆的建议》，经过各方面的长期努力，1993年底举行了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1996年6月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1985年9月，北京印刷学院首次开设《中国印刷史》课程，由张树栋、张耀昆合编教材《中国印刷史(讲义)》。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印刷科技界专家对印刷史研究领域的加入，倡导“大印刷观”、从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问题的观念逐渐彰显，成为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观念相并列的另一流派。

1976年后，、王仿子、范慕韩等先生倡导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在鼓励学术研究之下，印刷史学研究成果迭出，先后出版了多种重要的印刷史书，1993—1999年举办了6次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北京5次，台北1次)、百余篇，出版5册论文集等。

1991年6月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赵永东著，作者从雕版印刷术的定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古代社会技术发明的一般机制和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技术背景等方面全面探讨了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问题。1998年4月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方向方晓阳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特技印刷工艺研究》，从印刷工艺角度研究了古代的特技印刷。

1999年出版的张树栋等印刷科技专家合著的《中华印刷通史》填补了印刷史上的大部分空白，赢得了业界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肖东发教授盛赞该书是用大印刷史观、横跨中华各民族、纵贯历史五千年，视野开阔、有史有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该书后来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明浓缩的版本。

以上约10年之间，印刷史学之研究成果远胜往昔。呈现如下突破：①由书史、印书史向印刷文化史转进；②由印刷文化史向印刷科技史转移；③由传统印刷史观向大印刷史观转移；④由争论“发明”年代向探讨“起源”时间转进；⑤由唐初向上延伸至隋代、南北朝、新石器时代；⑥由清末向下延伸至当代；⑦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及《中华印刷通史》问世；⑧中国印刷史由1300年往上延伸5000年，往下延伸百年。由雕刻凸版延伸到雕刻孔板、由汉民族延伸到各少数民族、由印纸延伸到印织物；⑨确认了与韩国的雕版纸上印刷品的发明先后之争，及多项模糊不清的史实结论。

3印刷史研究的认识观和方法论

如前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来自图书馆界、文化学术界，对印刷史的研究其实是关于印书史的研究。钱存训《纸与印刷》、《书于竹帛》，从书名就可显示图书馆界的学者将印刷史视为印书史。张秀民、曹之等先生的研究也关注的是印书史。研究者们在历史唯物论认识观与方法论指导下，注重实物考证与史料查证，这也是出版印刷史学领域通用的研究方法。90年代后，随着“大印刷观”的推行，研究界开始扩展史料考证范围，并进行了工艺史、专题史研究。

1993年在全国第一次印刷史研讨会上，郑如斯教授《书史研究与印刷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一文辨析了两门独立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她认为，书史与印刷史是交叉学科，两者研究的内容都涉及到图书的印刷。当然，两者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书史研究中，图书是主体。对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是主体，图书只是印刷品成果之一种，对图书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过图书探索印刷技术发展的成就和水平。

印刷的起源，历来是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诸多论断，大都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加以解释。大部分意见分歧，只是由于对早期文献中镌刻或印刷的关键名词解释不同。研究的方法在突破了印书史的套路后，强调探讨“起源”。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但无法确切知道中国的印刷术是何时由何人发明的。它是一种经验的长期累积，是一种源流的演进发展。从横的方向看，是相互重叠、综合应用的工艺。所以，探讨中国印刷史的源流演变，可将其看作一条光谱的谱带，李兴才先生更确切地比喻为一条调子丰富的连续调灰色尺，它可以概分为暗部、中间调、光部三大部分，但无法截然地明确分界。张树栋先生在《试论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中，主张将中国印刷史分为四个时期：准备与发明时期；手工刷印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古代史)；近代印刷术的传人与发展时期(近代史)；现代印刷术的兴起时期(现代史)。

印刷史研究中观点的歧义，往往源自技术分析的差异。由流溯源，使得近年来的印刷史研究更加倾向于技术的分析。如周广学、宋青梅整体勾勒出活字印刷的技术演进过程及变化的原因，并首次对不同阶段泥活字印刷技术进行了类型分析；而杨玲通过对宋代雕版印刷的基本要素纸、墨与基本工艺的考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揭示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背后的物质技术原因。

在实证研究方面上，北京印刷学院尹铁虎先生对毕升泥活字的仿真复原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在印刷史实证研究方面的一次方法创新。

从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史，即从整体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

1996年6月1日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之时，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落实论文49篇。论题进一步深化、细化、方位更广阔。会上延续了对印刷史研究的历史观、方法论的探讨。自然地显现出图书馆界与印刷科技界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着眼点差异。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曹之教授《关于印刷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探讨了印刷史研究的关于“印刷术”的概念问题。曹教授列举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认为印刷术不是印染术，适宜采用约定俗成的“印字术”、“印书术”。钱博士也认为，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关于印刷术的起源问题，曹先生认为其发明时限范围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不可能有千年之久。不能把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同应用时间混为一谈。印刷术就是印书术，但在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时候，就不能从研究印刷图书开始。

对于“大印刷史观”，曹先生认为要从造纸史、制墨史、制笔史、藏书史、目录学史、教育史、抄书史、书业贸易史、图书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变史、印染史、货币史等多方研究，全面考察。印刷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综合工程，需要由一支考古工作者、印刷工作者、文献工作者等组成的一支“大”的队伍，要努力改变各自为战，信息闭塞的研究现状。

印刷工艺界人士与图书馆界人士的认识观与方法论各有特点。海外与内地的观点也略有不同。范慕韩先生的“大印刷观”和李兴才、张树栋先生的“大印刷史观”大同小异。“以印刷为伍，着眼点自然是印刷”，“对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理应、也只有沿着印刷工艺技术的发生、发展这条主线，顺藤摸瓜，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真实，再现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过程。”印刷工业出版社的黄浮云、张子谦在《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势在必行》一文中指出，“印刷虽是以新闻出版为中心的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工艺技术，是工业，它的起源和发展，是沿着印刷工艺技术发展这条主线进行的。”

印刷工艺界人士认为，印刷术的导源和历程，织物印刷的起源，套印术的肇始和发展，近代印刷术的传人和发展，以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等一系列与印刷相关的领域的研究和考证，都是印刷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一个全面、系统、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局面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图书馆学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方法论体系的博大，印刷工业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延展。

4印刷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态势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了“盛世修史”的繁荣气象，印刷史研究也得到新的发展。笔者曾在2005年通过对国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检索，得知馆藏现有关于印刷史方面的各类图书资料近30种，其中部分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专著举例如下：①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②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③插图本中国图书史／萧东发、杨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④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项翔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⑤古代版印通论／李致忠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⑥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任继愈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2。

篇（4）

Key words: Zhejiang printing；environmental pollution；green printing；developing countermeasures

Abstract: Zhejiang printing industry， with geographic advantages and economic advantage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as gradually grown into a healthy and orderly printing market after 20 years’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sue posed by printing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is pap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rinting industry of Hangzhou， Ningbo， Wenzhou and Yiwu in Zhejiang Province have been introduced， the roo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the printing production process has been analyzed， and the correlative measures to treat the pollution have been discussed. What’s more， the idea that green printing is the inevitable wa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inting industry has been put forward.

印刷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印刷产品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制造产品并为产品提高附加值的同时，该行业也毫无例外地面临了环境、资源等问题。如何走环保和效益双赢的道路，已经成为一个行业长盛不衰的关键。

从2007年7月到2009年2月期间，笔者一行对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影天印务有限公司，杭州中粮美特容器有限公司，宁波三和印刷有限公司，宁波厚业印刷厂，宁波翰诗印刷有限公司，温州海宝印刷有限公司，温州龙港信睿印刷厂，义乌雅昌印刷有限公司进行了参观走访，并在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影天印务有限公司，宁波三和印刷有限公司，宁波翰诗印刷有限公司进行了实习。

1浙江印刷工业现状概述

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省印刷企业共有300余家，总产值约2亿元，利税约400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到2007年上半年，浙江省已有各类印刷企业20575家，数量居全国第二。其中，出版物印刷企业297家，包装装潢印刷企业7666家，从事年画挂历专项印刷的企业125家，其他印刷品印刷企业5633家，复印、打印、影印企业6854家。浙江印刷企业年产值约450亿元，约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6%，从业人员36万人[1]。从《印刷经理人》最新公布的“2007年中国印刷企业100强排行榜”来看，浙江有13家企业进入排名，数量位居广东与香港特区（29家）、上海（19家）之后的第三位。其中，10家为包装印刷企业，3家为报纸及出版物印刷企业。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浙江印刷工业蓬勃发展的现状，而且，在温州、宁波、义乌等地，印刷已经成为地方政府重点扶持的支柱产业。

浙江印刷行业主要以民营印刷企业为主，无论是在报刊印刷、商业印刷还是包装装潢印刷，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面对区域分布不匀、产业园区分散的现状，浙江印刷行业积极发挥地域特色和区域优势，致力于产业区块的建设，增强产业集聚效应，壮大产业链结构。

1.1杭州以出版物为主

“亚洲包装中心”2003年3月落户杭州，这是一个集制造、科教、研发、信息、贸易、会展、金融、服务为一体的世界性产业中心。该中心凭借自己独特的优势，吸引了众多包装龙头企业的集聚，形成了集成效应和集聚辐射功能。国际资本和行业巨头也纷纷抢滩浙江，使浙江印刷业成为了中国的一个巨大亮点，培育了一批世界品牌和跨国公司，形成了资源共享、产业集中、科技领先的整体优势，带动了浙江乃至全国印刷产业的飞速发展。

2003年杭州市工业兴市大会上，市政府提出了杭州要打造国家级、乃至世界级制造业基地的口号，确立了五大重点产业，印刷产业位列其中。

随着2008年浙江义务教育教材综合出版生产基地的成功建设，完善了以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为龙头的书刊出版物生产基地，使杭州成为国内一流的现代化出版物综合生产加工基地。同时，也造就了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杭州钱江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杭州东联印刷有限公司等众多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新生代印刷企业。杭州中粮美特容器有限公司、浙江曙光印业有限公司、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连续在2006、2007两年入围“中国印刷企业100强排行榜”。

1.2宁波以文具、纸塑、扑克、邮件票据为主

目前，宁波已形成以宁波市区、鄞州区、慈溪市、余姚市为四大核心区域的五大特色产业区块，即：以宁波市区、北仑、大榭、镇海区域为主，形成了纸箱包装和塑料包装印刷区块；以鄞州区、宁海县区域为主，形成了文具印刷区块；以慈溪市、宁波市区、奉化市区域为主，形成了扑克牌印刷区块；以鄞州区、余姚市、慈溪市区域为主，形成了邮件、票据印刷区块；以宁波市区为主的金属印刷区块。浙江广博集团有限公司和宁波亚洲中华纸业有限公司成为2007年“中国印刷企业100强排行榜”的上榜企业。

1.3温州以食品包装、商标印刷、挂历、笔记本为主

印刷产业是温州市政府重点扶持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企业规模以中、小型居多。全市从1998年开始在印刷企业较集中的县（市、区）建设发展印刷工业园区，并凭借“中国印刷城”提升区域品牌。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已建成数个印刷园区，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企业单体规模普遍较小、行业问题较多、发展周期较长和印刷业务来源不足等问题。有“中国印刷城”美誉的龙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截至2005年，包装印刷已经占当地工业总产值的34.4%，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行业结构。1997年以来，先后规划和建设了苍南县包装示范印刷工业园区、小包装印刷工业园区、城东综合工业园区和塑编工业园区。其中，包装示范印刷工业园区规划5平方公里，目前已完成一期项目，用地560亩，19家入园企业全部建成投产；二期用地330亩已经开工建设；三期550亩，正在加快园区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城东综合工业园区一期、二期、三期项目2300亩用地，正在开工建设，入园企业已达41家。小包装印刷园区用地205亩，有180多家企业已迁入生产[2]。总之，包装印刷已经成为龙港镇的第一大行业，该地区的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立可达包装有限公司成为2007年“中国印刷企业100强排行榜”的上榜企业。

1.4金华义乌以年画挂历、包装装潢、文化用品、工艺品为主

伴随着中国小商品市场的稳步发展，也推动了义乌及周边县市的服装袜业包装、纸制品加工、挂历印制等印刷市场的发展。据统计，目前金华地区拥有大小包装印刷企业3000多家，包装印刷企业数量和包装印刷业产值都在逐年持续增长。无论是在平版印刷、柔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及标识印刷，还是在数字印刷、纸业及其他特种印刷方面，发展都相当均衡。义乌目前拥有828家印刷企业，从业人员5万余人，年产值达60亿元[1]。印刷产业已成为义乌十大支柱产业之一，并成功取得了“中国商品包装印刷产业基地”的称号。

2浙江印刷发展中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

在印刷产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背后，存在着许多的环境问题。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印刷企业采取相应措施，来减少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2006年9月，日本印刷界率先审定绿色印刷工厂的标准，并使用绿色GP（Green Printing）作为绿色印刷的认定标记。相比之下，我国在这一方面相对比较滞后，目前还没有形成一部专门的法律条文，来控制印刷污染物如挥发有机物等的排放。浙江印刷产业在不断推动浙江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环境污染问题。

以下几点是笔者对浙江印刷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的初步探讨。

2.1 印刷材料污染 2.1.1油墨

油墨是印刷的主要原料，油墨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是目前印刷工业最大的污染源之一。

篇（5）

    《辞海》中对“人文主义”的解释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即“人文科学”;另一方面,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对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古代中国作为礼仪文明之邦,对于“人文”有着独特的理解。《易·贲》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化成”基本上是规范家庭、社会、国家各种人际等级关系的伦理概念。这时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注重人的文化教养的精神,即按当时社会的标准塑造教养有素的、多才多艺的人。同样的概念在西方社会也存在。在古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起,就开始为培养自由的成年公民而实行全面的文科教育。在经历了封建教会势力的千年统治后,人们开始挣脱精神上的束缚与奴役,被禁锢多年的古典文化又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驱散中世纪黑暗,建立资产阶级文化的重要武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不仅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也确立了个人的价值,肯定了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与宗教神权文化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

    上述历史语境下的人文精神之旨趣,在于强调人的尊严,注重人的感性生活追求以及自由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现在,人文主义已泛化成一种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文主义在中国书籍形态演变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中国书籍设计历史就是体现人文关怀的最好例证。

    装潢工艺的产生、自右向左的阅读方式、简牍装被卷轴装取代、卷轴装被册页形式取代等,都表明了人文主义精神在书籍设计中的作用及意义。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其中得以充分体现。简牍始于周代,至秦汉最为流行,直到东晋末年才被纸取代。中国古代许多着作都是写在简策上的,如《诗经》、《礼记》、《春秋》等,但由于竹木的分量很重,长篇的文字翻阅和携带很不方便,并且时间长了编绳容易折断,易产生脱简和错简的现象,很难复原。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开始寻找其它用于书写的材料,这样就出现了写在“缣帛”上的书,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使用最久的书籍形式——卷轴装。为了方便人们查阅,卷轴装的结构更加明确,分为卷、轴、、带四部分,并且每个结构上都进行充分设计,以满足阅读的不同需求。但卷轴装同样存在不易查阅中间部分的缺点,由此又产生了龙鳞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等,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与现代书籍形态结构几乎没有太大区别的包背装、线装。

    从以上可看出,书籍形态的更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需求。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不可忽视,怎样将二者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既是创新的基础,也是设计之源泉所在。在现代书籍设计过程中,应遵循人类发展的规律。人是社会的、自然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此为人的设计不是一种片面的行为,而应充分总结前人经验,不能认为书籍设计是一个简单的包装过程,装个封面,美化了事,应充分考虑“为人的设计”,以人的需求为设计的出发点,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去创造和满足人的更高需求,创造出消费生态和观念的有序化。人文主义精神在设计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应以此为基础进行思考、设计、创新,其创造性则更能够给人以启发,进而引导人们赋予生活以不断更新的内容。

    成书的手段一般是通过印刷,而纸是印刷的载体之一,但不是惟一的载体。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印刷系统被桌面系统所取代,使以前种种不可能印刷出的效果成为可能,印刷方式的发展使得能够印刷的载体更加丰富,在书籍设计过程中,可根据内容选择纸、布、皮革、海绵、有机玻璃、塑料等。只要是能够运用于不同印刷手段,使读者更易于理解所讲授内容的材料都可应用。在现代印刷中,单是纸的种类便十分丰富,要考虑诸多要素选择纸张、确定开本,不同的主题,都有其适合的纸张。

    一本书不单单是几十张或几百张印有文字的纸装订在一起,而是一个“活体”,并且是一个极富“表情”的“活体”。在这个活体中承载着写书人和做书人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合体”,可如君子之交般的淡然,可如暴风骤雨般的猛烈,可如清泉流淌般的平稳,亦可如浪花拍打岩石般的碰撞。写书人已运用文字将内容、思想、情感表达出来,做书人则要充分运用书籍的要素,构成人们享受这些内容的特有空间。书籍是人们交流的平台,实现这种交流,就要使读者融入其中,而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书籍的结构设计。可以通过一些独特的设计,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走入这个“世界”。在设计过程中,通过一些行为、动作使阅读成为一种互动,使读者的阅读方式成为主动接受。

    在书籍这个“舞台”上,文字、图形、色彩都是其中的角色,它们的不同组合、搭配能够达到各种效果。在文字、图形、色彩的编排过程中,则要符合人的一般视觉习惯,并设计出与同类书籍不同的视觉流程,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读者接受信息的程度,营造该书特有的阅读氛围,使阅读成为一种享受,并在享受过程中实现对知识的把握。不同种类的书籍,视觉流程的特点是不同的,如文学类的小说,其视觉流程应具有连贯性,在设计过程中应把握其“单线条”的整体性 ;而信息较多的杂志,其视觉流程可以是多条的,可并列而行、可主次有别、可正反相对。这其中的种种变化,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提高人的阅读效率。另外还需考虑版面的调性变化,通过调性的变化使人的视觉得到调节,达到松弛有度。

篇（6）

首先，从商品包装的图形图案上去表现。这种表现方法比较直观、形象且生动。在应用图案设计时，适度的比例与尺度是所有美感的重要因素，它体现在包装设计的各个结构之间，比如黄金律就是一个普遍的理想比例。包装的图案设计由于受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影响，平面的图形图案或视觉立体的影像化图案都会被生动的再现还原，所以应用在商品包装上去体现产品特色和品牌文化比较容易展现效果，利于消费者的识别和接受。在印刷上除了印刷技术的提升，印刷材质的多样化也是现代印刷技术提升的一个表现方面。相同的印刷内容印在不同的印刷载体上，呈现的视觉效果也不尽相同。相同的印刷内容印刷在吸墨性较好的材质上，印刷表面可能就相对哑光一些，虽然印刷表面看上去可能不够华丽，但是却给人一种质朴和内涵的视觉感受，有时印刷在自带固有色的表面时更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所以，图形图案在商品包装上的应用效果要想体现商品的属性和品质，除了设计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看印刷承载物的应用效果，这些都能左右整体包装设计是否能够准确地传达商品自身想要传递的商业信息和产品属性特色。

如在包装盒上用平面化的图形图案去表现产品的特点，并通过图案的造型和配色去体现民族文化特色。表现传统民族文化的包装设计主图颜色很多用到普兰色，上面妆点民间民族的代表图案，结合配色和印刷材质就可以强烈的散发着传统民族文化气息了。在印刷上配合能够凸显效果的相应的包装材料进行印刷，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民族文化特色倍增。

其次，商品包装的造型设计也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比包装的图案设计更能起到突出产品特色的作用。只是有时受商品造价、携带运输和陈设的影响和制约不能够随意进行造型设计。但是，应用率较高的具有一定特点的商品包装造型设计还是能够比较有效的吸引顾客的视觉关注度，也更直观的体现产品的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

如茶叶的包装举例，包装的整体材质和造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中材质部分分为纸质部分和金属部分。纸质包装部分上面的图案很多时候会应用到古代人物或图案，这种人物或图案突出了茶叶的传统文化历史感。茶叶原本是中国特有的传统饮品，具有很浓烈的历史感和民族文化特色，所以茶叶包装的一级包装部分也可为金属材质的茶叶罐。这种茶叶罐有的是带耳的青铜器造型，既体现了茶叶的品质又从器型上体现了历史和民族文化特色。

再说说酒瓶的包装造型，在设计上瓶型自身如果没有丰富的特别造型，那就可以在瓶身给酒瓶“穿衣服”衣服的款式如为盘扣旗袍，这就可以浓烈的散发着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韵味，这样的包装也就不难体现商品本身的产品属性和民族文化了。

再次，从包装设计的文字和版式上也能够体现出商品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有些包装上的文字部分是具有典型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字体和字体变形的应用。例：民族食品――月饼，在包装上会经常应用到书法字体和书法字体的变形。书法字体是中国特有的具有强烈民族文化特色和历史感的字体，它的应用可使包装从设计上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色。

我们身边无处不充斥着各种日用品，这些日用品的包装设计从各个角度都附着有视觉符号，这些视觉符号体现着商品自身的产品属性和民族文化特色，使消费者在选购或使用该商品的同时感受着商品的包装所传递出来的民族文化气息和产品特色。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商品的包装设计可以从它的图形图案、色彩搭配、设计造型、包装材质、文字应用等视觉符号去体现商品的特点，使商品的包装设计独具民族文化特色倍受消费者的青睐。与此同时，它更是传统民族文化传承和发扬的载体，是与现代商业相结合的契合点，是商业与艺术、商业与技术、商业与民族文化的传播的途径，是使传统民族文化走向更广阔领域和空间的舞台。

篇（7）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绘画艺术看起来和科技发展、工业革命之流的事情一点直接联系都没有，然而有一门隶属绘画范畴的艺术——版画，却恰恰出自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它出身自印刷技术。版画依其印刷原理可分为凸、凹、平、孔四种，按制版材料通常分为铜版、木版、石版、丝网版。

我们都知道，活字印刷乃是我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和纸张的发明更推进了世界文化传播的行程，加速了文明的传播与进化，更让我们得以告别蒙昧，照见真知。仅以此文略述印刷术及脱胎自印刷术的版画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

大概在四千多年前，最早的凸版模型诞生了。据《汉书祭祀志》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此时冶金技术尚不发达，主要以玉石篆刻（古时写作“瑑”，从玉字旁。凡属在玉石上雕琢凹凸的花纹，都叫做“瑑”）为主，后来青铜器冶炼技术逐渐发展，到了周代时，以青铜器为主的“周玺”逐渐兴起，到了汉代印章到达兴盛，史称汉印。汉印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西泠八家的奚冈曾说：“印之宗汉也，如诗文宗唐，字文宗晋”。大约到了公元3世纪的晋代（公元265年～公元420年），随着纸、墨的出现，印章、拓碑也开始盛行起来。同时，雕版印刷术也正在逐渐萌芽。东晋时期的一位道人葛洪在其所著《抱朴子》一书曾经记载：“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这说明在此之前雕版印刷雏形就已形成。到了隋唐时期，雕版印刷开始流行，目前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雕版印刷作品是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经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由七个印张连接折叠而成，图中释逝牟尼坐在“邸园精舍”的莲花宝座上，对弟子菩提长老及一千二百五十名信徒说法，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价为两亲敬造普施“的字样。到了北宋初年，由于经济的发达，四川地区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即纸币的最初形态，宋仁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具体记载，远早于德国人谷登堡1440年发明的铅活字。活字印刷术是世界印刷术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改革，极大的促进了文明的传播和发展。此后中国的木刻版画迅速发展，出现了不少有规模有影响的版画印制组织，比较著名的有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杨家埠等。

一直到明代，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工具都由我国率先掌握，欧洲人最早掌握的印刷术是木刻印刷。欧洲木刻印刷始于何时，目前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是一个标志。十字军从中亚带给欧洲大量的纸张印刷品，包括纸牌以及带有插图的宗教印刷品。具有确切记载的出现在公元1400年前后，欧洲出现了宗教肖像和政治领导肖像木刻印刷，这些圣像与文字编排在一起，成为具有插图的宗教书籍。到了15世纪中叶，意大利的金银器匠发明了铜版制版印刷，用来大量复制小幅圣像及书籍插图，同时也用于精细复制油画，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石版印刷取而代之。

到了近代，中国陷入战乱与闭关，无论经济还是科技发展都停滞不前，而欧洲正在大步的进行着科学改良试验。自炼金术诞生以来，欧洲人在化学研究上颇有成效，德国巴伐利亚松尔堆芬采石场特产一种质密和细腻的浅色石灰岩板，18世纪后期，塞内菲尔德发明了石版印刷并于1800年在德国奥芬巴赫开设了第一家石版工坊，他用油脂性笔在石板上面作画后，用阿拉伯树胶与硝酸的混合液涂覆，于是石版中的碳酸钙在被硝酸腐蚀之后会和油酸化合而得脂肪酸钙，具有亲油抗水的特性，而非油脂部分和硝酸反应生成亲水的氧化钙，之后滚筒上墨，油墨就会被图形部分所吸附，从而把图形转印至承印物上。正是由于这技术的革新，使得石板一发不可收拾，一路攻城略地，迅速的在欧洲取代了木版和铜版在出版业的位置，后，石印技术传入上海，对中国传统木版画产生了极大冲击，苏州桃花坞因离上海最近最早受到影响，甚至连桃花坞最负盛名的吴嘉猷（吴友如）和他的弟子也被上海《点石斋画报》聘去担任美编了。石版印刷的高质量和低成本，对于我国传统木刻雕版印刷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自明嘉庆年间开始逐渐衰退的传统版画自此一蹶不振，直至鲁迅先生大力提倡中国新兴木刻才得以复苏。一直到石版印刷诞生，之前的木版印刷和铜版印刷所印制的画面内容无非就是用于传播宗教故事，进行风景或肖像的写实绘画，或者干脆就是对当时写实油画的复制，很少有画家能够使用摆脱出来进行独立的艺术创作，甚至石版印刷诞生后也很少有石版画作品可以独立的被画家用来进行个人创作，这种窘况一直持续到摄影术诞生。

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Daguerre）发明了以碘化银为感光材料的摄影术，法兰西院士，当时著名的画家德拉罗士院士即席发表讲演，他的中心议题是：“从今天起，绘画艺术死亡了，而摄影术诞生了。”可以看得出来，这位院士兼画家很可能可以代表当时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心目中绘画的地位——就是再现现实，仅此而已，就如当年达芬奇在《论绘画》中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细述透视、解剖、构图等等一切绘画原理，在他心目中绘画就是一门严谨的科学：“画家的心应当象一面镜子，将自己转化为对象的颜色，并如实摄进摆在面前所有物体的形象。应该晓得，假设你不是一个能够用艺术再现自然一切形态的多才多艺的能手，也就不是一位高明的画家。”在摄影诞生之前一切都很好，自文艺复兴后画家们的技法越发纯熟，精品叠现，无论肖像或是风景都能轻车熟路的再现出来，版画不过是对此再现过程进行一个转换，把它更多的印制传播出去，仅仅是个复制工具而已，或者说，起到了今天复印机的作用？不过这个时候摄影术诞生了，忠实再现一个场景只要摆弄一下机器然后钻进暗房把显影过程做完就可以了，那么，画家们该做些什么呢？是否该思考一下自己的退路呢？于是暗流涌动。以同时期最晚诞生的石版画为例，石版画艺术的真正开创者当属戈雅，他80岁时创作的石版画《波尔多的公牛》宣告了创作石版画这一艺术的诞生，其产生的影响深远，对其后的艺术家如德拉克洛瓦、契里柯、杜米埃等人的石版画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此时，科技又在不断的进步着，1869年，珂罗板（collotype）技术发明了，是由德国人阿尔倍脱发明的，清朝末年光绪年间逐渐传入我国，我国最早是由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于1890年首先采用它印教会图画，这是最早的印品。过去都以为珂罗版由是日本引进的，实际上不是，它是从欧洲引进的，日本跟我们国家一样，也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是在日本技术比较发达，“珂罗”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日文的“胶质”的一个译音，所以珂罗版也叫玻璃版。珂罗版印刷原理就是以玻璃为板基，然后在玻璃上涂上明胶印刷质，在这个上面通过照相制版，把图象反映到胶质上，再通过采用油水不溶的这个着墨原理，使用无网点印刷的方式，把印品印出来。商务印书馆1907年开始用珂罗版，用它复制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和书法真迹，效果特别好，因而非常被重视。直至今日，珂罗版还在国内被使用着，进行水墨画的复制，比如荣宝斋的作品。

终于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变动发生在法国，印象主义诞生了，尽管此时的印象派巨头们的画面依然是描绘自然，但此时的画面已经不再是机械的重现，而是画家本人情感的忠实体现，从此以后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彻底的实现了欧洲艺术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摄影这一科学发明的诞生促成了这场变革，也使得版画创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伦勃朗、戈雅到毕沙罗、惠斯勒、德拉克洛瓦、毕加索、马蒂斯、蒙克、梅庸、蒙克、劳特累克等等这些巨匠们的版画作品的演变，绘画艺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画家们真正得以用画面表达自己自由的想法，绘画重归艺术的轨道，版画托工业革命的福从枯燥单一的工业印刷用途中解脱出来，真正的为艺术家所用，正式的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手段。

篇（8）

[分类号]G250

在高校人文社科文献资源的整体布局与保障中，外文期刊馆藏的数量与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作考察学术馆藏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外文期刊作为一种连续性出版物，它比较及时地反映国际上各学科专业的发展状态，长期以来作为高校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受到关注。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校图书馆就开始组织外文期刊协调采购、资源共享合作，以求让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益。各高校图书馆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合理安排资金，并将自有的文献资源加入到这一共享系统，发挥了国立大学和地方大学分工布局，互相协作，尽可能多地购买外国期刊的优势。经过十余年的建设，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馆藏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为人文社科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献保障。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文对于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馆藏分析研究，均建立在目录数据统计之上。为了研究分析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文中采用的外文期刊目录数据来源有：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期刊目录》与《全国高校图书馆进口报刊预订联合目录》，这是揭示我国高校外文印刷版期刊馆藏的两种最重要的联合目录。本文对高校外文印刷版期刊的各种数据分析，均依据这两种联合目录中的著录。而高校外文电子期刊目录数据，则主要参考了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外文电子期刊目录。笔者将以上这些印刷版与电子版外文期刊目录，进行各种数据处理，形成了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目录(简称“高校目录”)。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报刊部网站上公布的《中图报刊》(简称“中图目录”)，它对外文期刊的报道，多年来对高校外文印刷版期刊预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数据分析中，笔者选择它作为重要的参考目录。本研究所涉及的各种外文期刊目录数据处理，诸如以中图分类号为依据的学科分类统计，主要是得益于“中图目录”的详细著录。

・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馆藏的人文社科英文期刊目录(简称“英美6校目录”)。这6所大学在英美大学中名列前茅，学科水平为世界公认，其文献资源馆藏的规模与质量也被同行认为比较合理。笔者采用了这6所大学馆藏中的英文印刷版期刊目录数据，在统计分析中作为一种参照。

本文研究选取的目录数据，在著录内容上，包括刊名、国际刊号、出版社、中图刊号、出版频率、创刊年份、学科、语种、国别等项。而事实上，上述高校目录、中图目录、英美6校目录三个主要的参考目录，所著录的信息均不充分，也不完全对称。因此在数据分析时，笔者尽可能针对目录信息完全对称的内容进行比较，以使分析结果达到客观性和准确性的要求。

2、外文印刷版期刊的馆藏情况

根据高校目录的数据统计，到2009年8月止，我国高校馆藏人文社科外文印刷版期刊8749种，其中纯印刷版5210种，印刷版与电子版均订购的有3539种。本文主要就这8000余种印刷版期刊的目录数据，从学科分布、语种分布以及馆藏质量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

2.1　学科分布情况

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印刷版期刊馆藏在学科大类上有明显的不均衡性，社会科学类比例很高，而人文科学类则比例较低。在8749种印刷版期刊中，经济、社科总论、政治法律等类的期刊比较多，共占61％，而哲学、语言、文学、艺术和历史类的人文科学期刊仅占30％，如图1所示：

如果将高校目录与中图目录及英美6校目录进行比较(见图2)，我们可以看到：全国高校馆藏哲学、社科总论、政治法律、经济、文教、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工具书等10个类别的印刷版期刊，品种数量仅为英美6校同类别印刷版期刊的15.51％，占中图网上公布目录中同类别期刊的15.45％。从各学科类别上看，哲学、语言类期刊与英美6校同类别品种比例高于20％，其他8个类别均在20％以下；而中图目录各类别品种的比例，高于20％的类别也只有政治法律、语言和历史类，其他7个学科均低于20％。这些数据比较结果，反映出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印刷版期刊各学科馆藏量规模仍然偏小，如图2所示：

2.2　语种分布情况

在高校馆藏人文社科外文印刷版期刊目录数据中，可以统计到语种的期刊有5643种，这些期刊语种基本局限于英、日、俄、德和法文。这5个语种的期刊占86.27％，其中英文占65.39％，日文占9.02％，俄文占4.5％，德文占3.74％，法文占3.62％。此外还有43个语种的期刊，仅占13.73％，如图3所示：

由于国内购买外文期刊的可选目录主要来源于中图目录，因此该公司目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内期刊馆藏的质量、语种、出版国别、出版年代等的选择范围。从图4中看出，高校目录与中图目录的语种比重曲线非常一致，正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图征订目录中，日文和俄文期刊条目量偏少，仅占1.22％和1.05％，而高校对这两个语种期刊的订购量却分别达到了目录报道量的76.43％和44.64％。相比之下，高校馆藏量最大的英文期刊仅占中图目录报道量的11.25％。显而易见的是目录报道量严重地制约了高校的外文印刷版期刊的选择面，因此征订目录需要扩大小语种期刊的目录信息。

2.3　馆藏质量分析

我国高校馆藏的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的总体质量是比较好的。在高校馆藏的8749种人文社科外文印刷版期刊中，英语期刊有3457种见于英美6校的馆藏目录，占国内高校人文社科印刷版期刊总数的40.77％，占高校人文社科英文印刷版期刊的93.69％。也就是说，我国高校人文社科英文印刷版期刊几乎都在英美6校印刷版期刊的收藏范围之内。2008年SSCI和A＆HCI目录共有3328种核心期刊，我国高校图书馆馆藏了2436种，占73.20％。

从学科布局来看(见图5)，我国高校10个学科目前馆藏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的先后次序是政法、经济、文教、哲学、社科总论、历史、艺术；英美6校的次序为政法、经济、文教、历史、艺术、社科总论、哲学。两者前7类比较一致，甚至前3位几乎十分接近；后4类的次序略有差异。从各学科所占比例来看，在哲学、社科总论、文教、经济、文学类，我国高校比英美6校要高1％-2％；在政法、艺术、历史、语言、工具书类，英美6校比我国高校高出1％-2％，总体相差不大。可见，在学科分布上，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馆藏的比重与英美6校十分相似。如图5所示：

3、外文印刷版期刊的订购情况

《全国高校图书馆进口报刊预订联合目录》历年数据反映了我国高校1996-2008年外文印刷版期刊的订购情况。从1996-2005年10年间，参加该联合目录的学校逐年增加，期刊品种同比增加；2006年、2007年略有减少。从联合目录的统计情况看出：13年来，每年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外刊订购的品种最多不超过6000种(见图6)，平均每所高校每年订购的品种为50-60种期刊，全国高校馆藏的人文社科类外文期刊的总量与品种的比例为3:1。如图6所示：版期刊订购的同时，不能忽视印刷版期刊的馆藏，甚至应该在一些重要学科、受益面比较广的专业，继续增加印刷版期刊的订购。此外，在小语种期刊方面，馆藏印刷期刊品种数很少，现在也没有更多的电子期刊或数据库可以互补，因此，应该较大幅度地增加小语种期刊的订购。

4.2　补藏断刊和缺刊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笔者认为，首先可以从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补充和增加比较急需的外文期刊文献资源。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建立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文献中心并拨款进行专项图书期刊订购的条件下，可以再进一步扩大规模，增加投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从我国外文期刊馆藏需要来看，必须保证国外核心期刊的订购、馆藏。根据最新的SSCI和A&HCI目录，2008年有3328种核心期刊，CASHL已经订购了2436种，尚缺892种，应该尽快订购和补全。

・根据笔者对2003年与2008年复旦大学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外文期刊预订联合目录》中78所高校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2008年比2003年总共减少了711种文科期刊，其中西文496种、俄文51种、其他语种期刊164种，这是由于一些学校图书馆已经停订了部分期刊。应该对此进行分析，找出停订的原因，并恢复一些重要期刊的订购。

・一些集成商供应的数据库，虽然有电子刊，但是滞后时间超过半年和不稳定的电子期刊还是应有印刷版。

・全球著名的信息与期刊商SWETS公司于2009年9月提供了16万条文科期刊数据，其中出版信息比较完整的印刷版期刊有75 640种，包括在全球比较畅销的1.7万种期刊。根据我国大学学科发展需要和文献资源受益面的考虑，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国情逐步分批购买。可以首先考虑其中的5600种比较适合我国高校图书馆馆藏的英文期刊，尤其是英美6校已有馆藏的1172种刊。建议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文献中心原来订购馆藏的基础上，增加经费投入，组织高校图书馆从中挑选、订购部分期刊。

篇（9）

此外，本届深圳文博会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增强国际性，共有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16347家海外采购商前来参展。我国文化产品出易额达到123.82亿元，占总成交额的7.44%，同比增长7.46%。

——《中国文化报》外商投资中西部九省包装印刷项目可享优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日前联合2013年第1号令，公布（（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13年修订）》，该目录自6月10日起施行。

该目录包括全国22个省（区、市）鼓励类产业条目。其中印刷包装类条目有3种：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海南9省将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列入；内蒙古、广西、、新疆4区将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工艺美术品、包装容器材料列入辽宁省将金属包装、自动化立体仓库及仓储物流设备制造列入。

广电动漫类条目有3种：云南、湖南、海南3省将广播电视节目、电影制作业务（限于合作）列入；海南将电影院的建设、经营（中方控股）列入；吉林、黑龙江、安徽、四川4省将动漫创怍、制作（广播影视动漫制作业务限于合作）及衍生品开发列入。

两部委公告称，根据（《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国务院令2002年第346号）的规定，属于该目录的外商投资项目，享受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优惠政策。符合该目录规定的外商投资在建项目，可按照该目录的有关政策执行。

——《中国新闻出版报》

“爱阅读-爱戏剧”都市文艺生活主题季启动

5月18日，值北京图书大厦成立15周年之际，由北京图书大厦、繁星戏剧村、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北京戏剧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爱阅读·爱戏剧”主题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正式启动。

这是一次“图书”与“戏剧”首次跨界合作的有益尝试。图书和戏剧都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两种表现形式，一部戏剧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活动的书。把戏剧引入书店是为了增加书店的多元化文化元素，更好地发挥和增强书店文化平台的功能和作用，更好推广和普及戏剧。同时通过把读者引入剧场，更好地延伸阅读的外延功能。

“爱阅读·爱戏剧”系列活动，倡导都市文艺慢生活，提升市民精神生活品质。旨在创新文化产业宣传的新模式，引领文艺生活潮流，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助力西城区“文化兴区”的战略建设。这一项“文化惠民”活动，让舞台剧更具有普遍性、广泛性、群众性，让文化产品更加贴近百姓，培养小剧场戏剧爱好者，传递戏剧文化，丰富市民文娱生活。

——人民网

中国数字出版信息网开通上线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数字出版信息网日前开通上线。

据了解，该网站依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具有的政府资源、背景优势及品牌影响力，旨在建立基于互联网的行业资讯和商务运营平台，为全国数字出版企业服务。目前，网站设立了资讯、成果、需求、独家四大栏目，为业界提供海内外数字出版行业的最新资讯、成果、需求等信息，并推出历届国家数字出版会议会展资料。

——中国出版网

盛大文学首次版权拍卖

5月18日，盛大文学起点中文网首届版权拍卖会亮相深圳文博会，十部作品现场全部拍出。

这十部作品包括忘语的《凡人修仙传》、月关的《步步生莲》等，预计首印版税总额将达到600万元人民币。盛大文学公关市场总监王晶介绍，通过种种渠道，让“版权合作竞拍”常态化，可将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推荐给更多人，也可以使更多的好作品获得好的出版渠道，保障作家的收入。

——《深圳特区报》

武汉“移动图书馆”试运行

5月26日，武汉图书馆“第25届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在武汉辛家地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举办首场活动，工作人员向路过市民演示新亮相的“武图移动图书馆”。“只要下载一个手机客户端，即可享受武图丰富的数字资源。”

篇（10）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2）16-0001-03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网络的普及化，新型出版方式——数字化出版得到了快速发展。与传统出版方式相较，数字化出版具有以下特点：（1）写作、编辑的便利性，缩短出版周期；（2）可以同步出版、印刷、发行，做到按照发行数量决定印刷数量，从而减少库存；（3）节约出版发行的开支，方便检索，绿色出版。本文结合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现状，浅析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发展思路。

1　目前国内外期刊数字化出版发展现状

1.1　国外期刊数字化出版发展现状

在国外，数字化出版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初露锋芒。数字化出版运作主体主要是期刊出版大集团，在当时数字化出版虽然与印刷化出版是并存的，但是数字化出版已经开始在网上相关信息，这也就标志着印刷化出版已经慢慢向数字网络化的趋势发展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如Wiley-Blackwell等国际科学出版商（社）都相继建立了期刊的网络采编和平台、引文链接、全文数据库等各网络平台，并且还创建了链接多种资源的一站式网络服务出版平台。据有效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国外大约总共出版了6000多种高水平的学术期刊，ISI已经收录了超过50%的期刊。所以我们已经可以得出，当前数字网络化出版已经几乎覆盖了国际主流科技期刊。

1.2　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情况

在我国，期刊的数字化出版一直都得到政府的重视，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就有一项是推进科技期刊的数字化出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以数字化内容、数字化生产和网络化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新兴文化产业，积极发展电子书、收集报刊、网络出版物。鼓励自主研发数字内容、数字传播、数字服务终端的产品和装备。即将的“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中出版业及出版社的数字化改革是重点

内容。”

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数字化出版已经得到了飞速发展，2010年我国数字出版业的整体收入大约为799.4亿元人民币，较之2009年的404.4亿元人民币增长了50.6%；2011年的收入又比2010年增长了40.2%。据统计我国总共有4800多种科技期刊，超过八成的期刊已经通过知网、维普、万方这三家大型信息服务数据库实现了期刊的数据网络化出版。在我国按需印刷（POD）、期刊同步数字化上网、纸本期刊数字化等形式都是期刊数字化出版的主要形式，然而与国外同行业的相比较，我国的数字化出版仅仅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2011年数字化出版的收入只达到了传统印刷化出版收入的4%，然而在国外，数字化出版的收入与传统印刷化出版之间的比例已经可以基本达到持平，甚至数字化出版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传统印刷化出版的收入。

2　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中现存的问题

2.1　期刊学术水平偏低

在我国，虽然科技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科技论文，然而这些论文却普遍缺乏学术质量，无论是在国际学科影响力方面，还是在论文的引用率方面都不高。据有效数据统计得知，从2001年到2011年6月，我国科技论文的引用率为6.2，而在国际上，科技论文的引用率已经达到了12.03.按照论文的引用率进行排名，我国只能屈居第14位。期刊学术水平较低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因为我国科技期刊发展比较迟，所以在国际学术影响力较小；（2）根据现有的科技评价系统，学术质量高的科技论文一般都鼓励向国外期刊投稿，这是导致我国科技期刊学术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从21世纪开始，我国科技研究论文越来越少选择发表在国内科技期刊上，其数量从2000年的42.6%跌落到2010年20.2%；（3）数字化出版的科学评价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与传统纸质期刊相比，数字化科技期刊的社会肯定度不高，很多学者认为利用网络发表学术论文缺乏制约性，其论文的价值认可方面没有权

威性。

2.2　缺乏建设科技期刊数字化的自觉意识

目前，信息传播的方式日益增多，而主要的传播方式必然是网络传播，然而很多科技期刊并没有达到这个认识，很多科技期刊主要负责人至今对数字技术缺少认识，而科技期刊的工作人员的数字技术水平也普遍较低，所以缺乏建设科技期刊数字化的自觉意识，局限于已有的出版方式及出版形式，大家都在观望数字化出版的发展形势，与国外传媒相比较，我国的数字化科技期刊在动力、效果、方法方面都明显存在较大的距离。

2.3　人才与资金缺乏

如果推行数字化出版的方式，在前期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然而目前我国的大部分期刊，尤其是科技期刊，经营效果都不是很好，面对这笔较大的前期资金都只能望而却步。另外在人才方面同样也是一个较大的问题，如今数字出版方面的工作一般都交由具有计算机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但是这部分工作人员却普遍缺乏出版编辑学方面的知识，所以我国的数字化出版一直都举步维艰。

2.4　科技期刊的网站格局缺少创新性

现在虽然很多科技期刊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但是却缺乏创新性，很多网站无论在格局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出现了“千网一面”的现象。大部分科技期刊的网络版只是其纸质版的附带形式，常常忽略了对网站上的信息进行维护及定时更新，其传统品牌的效力在网络空间没有办法得到延续。网络服务、技术力量、信息量及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紧缺，所以根本就没有力量维护大访问量。很多科技期刊网站缺乏时效性及交互性，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在我国，只有不到30%的科技期刊网站具有在线交流互动的平台，也正是因为缺少这个平台，读者进入网站之后，只能浏览文章，不能与网站的后台人员进行交流互动。同时，为了不影响传统期刊的发行销售情况，大部分科技期刊故意推迟网络的时间，对期刊数据库的光盘发行也是一拖再拖，最长的时间可以达到4个月，甚至更迟。缺乏时效性。

2.5　数字化出版缺少统一的技术标准

如今，我国知识信息的检索方法及期刊的网络格式都缺少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知网、维普、万方这三家大型的信息服务商都有各自的技术标准。知网及维普在页面打印、页面原样浏览的方面都是采用自己公司开发的系统软件，只有万方是使用国际上通用的浏览器。因为有不同的存储格式，所以在进行期刊维护、资源共享、数据交换的时候没有办法使用统一的全文管理系统，从而为资源的传播带来难度。这样对于资源交流、共享、监督、整合方面都是不利的。

3　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发展思路

上面所提到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进程，所以我们应该运用有效对策为数字化出版的发展摈除阻碍，让我国科技期刊以更快地速度实现网络化、国际化及现代化的

转变。

3.1　改变理念，加强建设科技期刊数字化的自觉意识

如今，科技期刊的传统出版形式正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变革，它们必然要面对信息化、数字化的问题，每一个科技期刊的工作人员都要开拓自己的思维、扩大视野，加强建设科技期刊数字化的自觉意识，主动寻找适应数字化出版的运营管理模式，从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出版业出谋

献策。

在推动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发展的进程中，很多科技期刊都做了不少有效的探索。例如，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就与很多科技期刊结成战略合作关系，就像是中华医学会所属的系列期刊的结盟，这一结盟标志着重复出版、资源的多方授权的局面的结束，这是我国首个与信息服务商达成的独家合作。而广东省出版集团也在2009年1月开辟了新传媒的商业化运营的新局面，该集团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独立运营的数字出版公司，探索了数字出版新的运营模式。

3.2　加大资金量的投入，重视数字化出版相关人员的培养

在人才方面，数字化出版比传统出版方式要求更高，它需要的是既懂得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对计算机技术、现代化传媒技术、网络技术方面等方面的知识都有涉猎的综合性的人才，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需要投入更大的力量。而无论是人才的培养，还是在硬件设备的采购上，资金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加大资金量的投入，才能为数字化出版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条件。

3.3　建设科技期刊新颖的网络系统，积极建设数字化编辑部

据统计，已经有1000多家科技期刊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各个网络编辑部要紧跟国际数字化出版的技术，利用好网络的便捷性，构建网络编辑、产业整合等平台，提高编辑工作的时效性，从而实现编辑工作的现代化。建立网站互动交流平台，提高读者间、读者与编辑间交流的便利性。利用网络平台，将最新的科技信息传播给读者。

3.4　促进科技期刊国际技术标准的建设

数字化出版的发展是依托于网络的，所以在处理信息的时候最好要采用国际技术标准。如知网、万方、维普这三个信息服务商的管理都是采用信息的集成化，也就更要求一致的标准。在制定及执行技术标准的时候，要将灵活性和适应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合作性和国际性几个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让标准更具可操作性及兼容性，从而确保了网上资源信息开发利用的效果及水平。

3.5　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现今虽然我国数字化出版还处于较初级的阶段，但是它正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在发展中出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多相关法律法规已经跟不上形势，严重落后于数字化出版的发展。为了建设更优良的发展环境，推动科技期刊的数字化出版，要求更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无论是在评估标准、行业规范，还是在版权有偿使用机制或版权登记制度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健全，从而保护数字

版权。

3.6　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

不论出版业出现怎样的变革，质量优先的原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信息的生产及传播是期刊的生存之本，相对于其他因素，质量是期刊的核心竞争力。无论是传统纸质化出版，又或者是数字化出版，只要掌握了质量，就把握住了竞争的优势地位，所以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是谋求期刊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不断提高期刊的创新性和学术性，才有可能得到持续发展的力量。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网络的普及化，数字化出版已经成为期刊发展的必然趋势，科技期刊只有顺应这个趋势，及时改变办刊理念，才能在出版业中求得生存，谋得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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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娜．高校期刊数字出版现状与前景分析[J]．辽宁警专学报，2008，（6）.

[3]　何丽．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建设动因、现状及对策[J]．科技创业，2009，（5）.

[4]　王书柏．新形势下我国科技期刊办刊理念探索[A]．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第7届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论文集[C]．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