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领域剖析材料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意识形态领域剖析材料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象征就是：a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b文艺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与被象征的内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具体直观的表现。作为形象，象征可分为公共象征（传统象征）和私设象征（个人象征）两大类。

一、生存理念培养了中国人象征与隐喻的特性

长期的生存理念造就了古代中国人及其善于在毫无关联，不同时空的物象之间寻求一种潜在的神秘联系，并力图利用这种联系隐晦地表达对自然的理解，满足良好的祝愿和对邪恶势力的诅咒。

二、象征与隐喻在文学上的运用

篇（2）

中图分类号：S68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2）12-0139-02

1引言

盆景美学，是应用美学原理研究盆景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规律的学科。根据盆景美学自身的特点和要求，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机融合起来，从科学和哲学的高度研究它，建立起完整的、系统的盆景美学理论体系，将大大有利于盆景事业的发展。本文就盆景美学研究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2盆景美学研究的现状

2.1在认识上忽视美学研究的指导意义

目前部分盆景工作者片面把盆景学当做是自然科学，认为只要掌握好植物学知识、石料的特性和造型加工技术，就能制作出好盆景，而美学是社会科学，与盆景没有什么关系，这是美学家研究的范围，盆景工作者懂不懂美学无所谓，甚至有人认为美学是教条的理论，是限制盆景创作丰富想象的条条框框，这些看法从思想认识上忽视了美学对盆景创作和欣赏的指导意义。

2.2在内容上美学与盆景艺术脱节

虽然有过一些盆景美学文章发表，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哲学的盆景美学理论体系。美学家论盆景时较多地运用判断、概念等纯理性论述，偏重于对“美”、“美感”、“审美过程”、“审美关系”等抽象性词语进行无休止的条分缕析，缺乏创造性想象和艺术的技巧；盆景艺术家对美学的研究，又趋向于随感式直说，较多地运用具体的形象与技巧来表达，缺乏系统的论述和深入的剖析。美学家和盆景艺术家各自为政，各执一词，使得美学与盆景艺术脱节，无法融为一体。

2.3在方法上偏向于“注经式”叙说

现有对盆景美学的研究，还很少从哲学、科学的高度，自宏观到微观，进行具体、深入、本质的分析，人们基本持传统的艺术观念，传统的艺术观念和传统的研究方法相互制约，相互依存，以致于对盆景美学的研究成了“注经式”的叙说，引经据典，述而不作，缺乏独到见解和深入研究，颇具“乾嘉学派”遗风，似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之嫌，严重阻碍了盆景美学的发展。

3盆景美学研究的必要性

3.1美是盆景艺术的灵魂

盆景是一门艺术，美是艺术的根本属性，离开了美，盆景艺术就失去了灵魂。盆景是把名山大川、小桥流水、田园风光等自然界美景浓缩在咫尺之盆中，它源于自然，在其外形生态上总是追逐自然之美，利用山石、树木等物质材料构成一个美的生境。盆景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绝不会纯粹为艺术而艺术，必然要受当时的社会存在所决定，使作者由景而产生的思想感情转化为一种“意”的境界，以“意”这种语言来告诉人们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品格和气质。好的盆景总是离不开社会美，它不仅仅具有美的形体，更具有美的灵魂，具有形和意相结合的美的意境。

可见，任何盆景都含有自然美、艺术美和社会美三种形态，但不是三个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有机统一，相互融合，构成一个综合的美的体系。

3.2美学是盆景创作的导师

盆景创作既不是对自然界照套的复制，也不是作者随心所欲的虚构，而是根据人的意志，把客观物象即自然界美景变成人的审美意象，再由人的审美意象转化成为艺术形象即盆景。前半个过程是受作者美学观念支配，后半个过程是作者美学观念在盆景中的反映。盆景创作始终都是在美学指导下进行的。中国自古就崇尚自然，讲究意境，长于直觉感悟，力图从富于自然情趣的明山秀水之中体味出那种虚空飘渺的境界，追求那种超世脱俗的自然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表现在盆景艺术上，就是要求师法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不求形似，但求神似，创造出具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立体山水画，描绘自然界美丽的“形”，表现自然界气势的“神”，寄寓作者超然的“情”，使客观树石与主观情思融为一体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西方则认为，只有调整好数的比例和几何关系，达到对称、均衡和秩序，显示出人类的力量，才能产生美的效果，表现在盆景艺术上，就是把树木修剪成规则型的图案，或是动物的天真，使人一览无余，表现出人类要战胜自然、改造自然的强烈欲望。

由此可知，盆景创作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美学指导的，中国盆景因“自然美”而吟成了一首首婉约含蓄的抒情诗，西方盆景因“人工美”而谱写了一曲曲豪放明快的交响乐。作为盆景工作者，只有在掌握系统的盆景美学知识的前提下，才能得心应手，应变自如，充分利用各种材料，因地制宜地创作出优美的盆景。

3.3盆景艺术是美育的课堂

美学教育不只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纯理论灌输，更主要的在于日常生活中的艺术鉴赏，不知不觉地接受美学教育。人们欣赏盆景，感知到其美之所在，会唤起某种兴奋，诱发出一种冲动，引起敏锐的知觉，全部心血都活跃起来，把自已的心境、爱好、欢乐等与作者结合起来，观赏者的情感也被激发起来，将自已的情感融进盆景之中，与作者产生共鸣，通过想象领略到作品的真趣、神韵和意境，超越盆景本身所容纳的范围，达到回味无穷的境界。盆景艺术具有普及美育的功能，人们在欣赏盆景的同时，也积淀和发展了自己的感觉、思维、情感，当然也包括美感，优美的盆景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陶冶人们的审美情操，并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相融合而形成审美理想，使人们从小空间进到大空间，突破有限，通向无限，进行丰富的想象，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产生一种富有哲理性的感受和感悟。

所以说，盆景艺术是美育的有效课堂之一，盆景美学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盆景创作本身，更主要的是为了通过盆景凝聚起健康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输送给观赏者，诱发人们的审美机制，引导人们的审美活动。

4盆景美学研究的任务和方法

4.1盆景美学研究的任务

盆景美学，一方面依赖于人们的盆景审美的实践，从理论上概括出审美经验，另一方面能够反过来影响审美意识的发展，指导盆景艺术的创作。要认真研究盆景美学的产生发展规律、人们对盆景的审美反映，以及作为这种审美反映的集中表现的艺术规律，根据这些规律创作盆景，使之能适应广大人民的审美观念，观赏者能感受和领悟到其美之所在，并且乐于接受，才能真正引导人们的审美活动，塑造人们的审美理想。

目前，盆景美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盆景美学理论体系，现在急需我们去做的是先建立起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根据盆景美学自身的特点和要求，从科学和哲学的高度，自宏观到微观，进行具体、深入、本质的分析。从宏观的角度，进行高度的抽象，要富有哲学性，站得高，看得远，探讨大体和整体的趋势，对微观能起指导作用；从微观的角度，要更具体、细致、深入，要多角度、多层次，更具有科学性，为宏观研究提供思考和概括的依据。宏观与微观相结合，逐步建立起科学的、哲学的盆景美学理论体系。

4.2盆景美学研究的方法

4.2.1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盆景美学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既不能单从抽象的概念、定义出发，脱离盆景审美与艺术实践的实际，也不能仅停留于加工造型技术现象的罗列，而要从哲学的、科学的高度，自宏观到微观，对大量盆景进行深入剖析和概括提炼，上升到理论，建立起体系，再通过这些理论指导盆景创作和盆景审美的实践。

4.2.2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盆景美学是在盆景艺术实践基础上历史地变化着的，盆景美学的各个范畴和规律是随着社会生活的艺术发展而历史地产生和形成的，如果只从逻辑上去论述，很容易陷入抽象空洞的概念和推理之中，只有把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美学理论与盆景实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把盆景美学研究好。

4.2.3借鉴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

人类美学思想最早在奴隶制社会就已萌发，当时有很多思想家开始思考和探讨。18世纪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在德国诞生，1735年鲍姆嘉发表了《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第一次提出建立美学的建议，后经康德、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发展，逐步形成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至60年代初、80年代分别进行了两次美学大讨论，使美学得到了普及和发展。现在，美学园地空前繁荣，美学理论研究日趋深入，美学论著层出不穷。这些论著从审美对象方面，论述了审美的本质与特征、美的内容与形式以及美与自然、社会、艺术的关系；也从审美意识方面，论述了美的本质、审美的评价、审美过程以及各类艺术的审美特征；还从审美创造规律方面，探讨了现实与艺术美的创造；从树立崇高的审美理想方面，论述了美育与教育的关系以及美育对人生的重大作用。美学研究的深入，为建立盆景美学准备了理论基础。同时，与盆景美学相关或相近的美学分支学科，如技术美学、景观美学、园林美学、山水美学、文艺美学、绘画美学等研究也走向深入，发展极其迅速，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4.2.4逐步提高理论水平

想一下子把盆景美学的理论水平推到与盆景或美学并列的地步，是不切实际的，而要通过盆景界、美学界的人士一起努力，不断摸索，逐步提高。可以经常组织盆景界与美学界人士对话，共同举行盆景美学学术研讨会，交流经验，扬长避短，大胆探索，不断革新，这样不但有助于盆景事业的发展，也将促进美学事业的繁荣。盆景作者要努力提高自身美学理论素养，并用美学理论来指导盆景艺术实践，更欢迎美学家从事盆景艺术实践，从中提炼美学理论，共同创立出适应新形势的盆景美学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建留宝.美学通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170～368.

[2]王朝闻.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15～293.

篇（3）

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须与高等教育自身的教育教学特点和规律相协调，必须与大学生的特点和需求相适应。笔者通过对部分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开展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后认为，当前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还存在一些问题，应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

一、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的反思――基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反馈的正面信息

1．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同于专业课教学，它兼具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理论课从根本上来讲是以巩固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学科使命的，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其他公共学科教学、专业课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后两者的目标是使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中，知识的掌握只占很小的比例，“三观”教育才是最重要的，而其中态度的改观、信仰的树立、行为的实施又是最终目的。以此为出发点来理解便会发现，政治导向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个重要功能。

2．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当代大学生受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想的影响，在学习、生活中表现出极强的功利性，在人文知识的掌握上呈现较低的能动性，对英语专业课等的学习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使学科知识结构存在不平衡现象。走向社会后，在面对生活、学习中出现的疑难问题时，这些知识结构不均衡的学生往往很难客观审慎地分析和应对，从而陷入认知的混乱状态，引起行为过程中道德的失范，最终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教师可以为学生构建一个积极、健康、充满人文关怀的世界，大学生由此了解一些人文常识，并在教师的引导下化知识为德行，将所学知识内化为一种人文精神、外化为一种人文能力，树立起科学的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情感等，自觉改造外部客观世界和内部主观世界，从总体上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

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大学生提高自我认知能力

当代大学生在遭遇心理危机时的态度表明，他们还不能有效地将已有的人文知识、人文精神、人文能力转化为一种自我认知能力，一旦现实与理想相碰撞，就会因为不了解自己的优势和不足而选择逃避或委曲于现实。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学生一方面可以增强自我改造的意识，凭借对知识的掌握和感悟建立起一种相对完善的心理调节应对系统，从而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提高在实践活动中和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交往所必需的处世能力。

二、对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的反思――基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反馈的负面信息

不可否认，目前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从体系到实效都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被动的教学局面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自觉不自觉地沿袭一种“防御型”“任务式”的工作模式，从而制约和影响着素质教育的实施和效果。总的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第一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课程的时间安排有待科学化

部分教学管理工作者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没有透彻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根本目的，加之教学条件的限制，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时间安排上没有做到因材施教，不够科学严谨，从而出现思想政治理论课难上的局面。

（2）教学规模的设置有待科学化

目前，大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都采取合班上课的方式，学生多在100人以上。这种方式容易使大多数学生产生一种集体盲从心理，使不良学习态度在大范围内迅速传开；合班上课时过大的教室使教师与学生相距较远，教师很难与学生互动，不利于师生之间信任感的建立和教师权威的维护，从而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3）教学内容的设置有待科学化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以大学生为教学对象的，因此必须关注现实，关注大学生的生活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贴近学生，增加师生间的亲近感，提高这门课对大学生的感染力和吸引力。然而，目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普遍存在教学内容缺乏前沿性、内容设计过于绝对化等问题，这就造成思想政治理论课过于注重政治功能，或多或少地脱离了社会和受教育者的实际状况，缺乏适应时代的新内容。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针对学生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和个体差异，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2．教学形式单一化，教学反思形式化

调查发现，多数民办高校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渠道是第一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注重以概念、范畴、理论的演绎为主，而不是以问题为主体展开教学和讨论，甚至有的教师只管照本宣科，这种单一的第一课堂教学并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不能解释他们已有的问题和困惑，相反，还加剧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满和敌对情绪。此时若有好的教学反思，就不仅能够帮助教师本人认识到教学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而且有助于教师之间的交流和学习，但问题是当前好的教学反思比较缺乏。目前，我国民办高校自身存在的风险性和不稳定性使教师大多缺乏足够的归属感，因此师资队伍流动过快，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师的不安全感，从而造成恶性循环。民办高校的这一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部分教师工作的消极性，使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极易出现“完成任务”的心理，一旦教学任务结束，就极少有人积极主动地针对教学过程中的内容设置、教学方法、教学语言等问题进行系统、理性的书面反思；一旦上级有要求必须进行教学反思时，就按照模板进行信息补充、修改，或者对以往的教学总结进行改头换面，这种有失真实、有失真诚的教学反思很难使教师真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割裂了课堂教学与课后巩固的连贯性。

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的“两难处境”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理论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的课，需要教师有非常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只有这样，教师才能把理论性与趣味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既能及时反映理论前沿问题，又能结合学生的需求深入浅出地分析一些案例。但在实践中笔者发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想达到两者的完美统一实属不易，因为问题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往往要背负很大的政治风险――习惯上教育主管部门在考核教师时倾向于“用言行论功过”，而教师在课堂上的言行也往往成为考试不及格学生状告教师道德素养、思想品质的证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整合意识形态，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政治原则，但是如果仅从理论探索上来讲，就势必会牵涉一些极为敏感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讲不讲就是一个难题：讲，教师就要背负很大的政治风险；不讲，教师又很难把理论前沿的东西反映到课堂中，也就无法促使学生进行思想层面的思考和探索。因此笔者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的这些现象是教师亟须突破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解决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不良倾向的对策

1．树立先进的教学理念

良好教学效果的取得是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支撑的，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定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落后的教学理念，“从关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以及提升个体生命价值和生活质量入手”，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培养学生求真、求善的学习态度，在实践中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2．依据教学对象把握教学内容

当代大学生总体上自主意识较强，思维也较为活跃，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处理教学内容时要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大一新生来讲，因其刚刚步入大学校门，对未知的大学生活和复杂的社会现象有较多疑惑和不自信，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要尽量结合学生的生活和他们关注的现象、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突出这门课程的方法论意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的价值观，从而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解惑”功能。

3．重塑教师的人格魅力

一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通过学习加固理论功底，丰富知识储备。深厚的理论功底有助于对思想、道德、法律知识作出深入的解读，从而增强教学的理论性；丰富的知识储备能够保障教学内容解读的广度，从而增强教学的趣味性。

二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反思能力，通过有效的教学反思提高自己的教学技能。教学是一门艺术，敏捷的思维、激情的演说、清晰的板书、得体的着装等都有助于教学效果的改善。

三是加强与学生的交流，提升自己的亲和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通过现代化网络平台加强与学生的交流，提高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可信度，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可和接纳。

4．提高重视，加大投资，建立科学有效的教学考核、评价机制。

一是必须确保必要的经费投入。民办高校通过加大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金和资源的投入，可以优化教学环境、提高教师待遇，进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学生学习的能动性。

二是针对学生特点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方式。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手段不仅不能很好地检验学生是否具备运用系统的理论去解释、反思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还加重了学生强制记忆的不良倾向，使学生对学习产生了反感和抵触心理。因此，在考核形式和内容上，教师可以尝试口试与笔试相结合的方式，围绕一些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材料、案例，通过辨析、论述等形式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

三是针对教师教学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对教师的评价可以围绕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双向展开。就教学过程的评价来说，可以通过考核测评表对教师的教学态度、板书、教态、教学内容等主要教学环节和方面进行考量。就教学效果来说，可以把学生评价、系部评价、同事评价、督导评价四个方面结合起来，同时注意控制学生评价所占的分值比例，以免出现教师为求高评价而一味迎合学生需求的不良现象。

综上所述，要克服当前我国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诸多不良倾向，就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学生和学校相关部门全方位配合，共同致力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篇（4）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2-0018-08

Commodity Fetishism： The Contradictory Nature and the

Reversed Fantasy of the Value Relationship

NIE Hai-jie

（Philosophy and Public Management Institut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Henan， China）

Abstract：Commodity fetishism is an inherent nature incidental to commodity production. Owing to the duality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itself， the human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in the commercial world are reversed as commod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goods， and it is actually further assimilated into the valu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dities. But at the time when the subject creative power of commodity producers is crystallized into the socialized substance value in which its ghostly value configuration is objectified， the inherent contradictory nature of commodity value forms will certainly derive a series of subversive and corresponding fetish fantasy.

Keywords：Marx； commodity fetishism； commodity production； relative value form； equivalent form

“拜物教”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几乎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虽然很早就有学者对之进行过研究，然而，马克思是第一个创造性地将拜物教与商品联系起来的人。他通过对商品形式即商品生产本身蕴含的经济关系的形式规定的科学剖析，通过对价值关系本有矛盾的分析，深刻地揭示出了商品形式中所蕴含着的一系列颠倒关系。正是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中感性与超感性、具体与抽象、特殊与普遍的对立及其发展，不但使得价值形式本身披上了一层“谜一般的性质”，而且由此衍生出充满颠倒迷幻的拜物教幻象。

一、源于商品生产本性的拜物教特质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然存在着拜物教倾向。在那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较小，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对自然界的盲目崇拜。例如，对“树木、太阳、大象、石头……等等都曾当作神灵来崇拜，以求获得庇护”[1]2。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初期普遍存在着的景象，并且在非洲土著那里表现得较为明显和突出。16世纪在环西非海岸的非洲从事贸易活动的葡萄牙人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当地的非洲土著把小型的祭拜品当做护身符去崇拜。葡萄牙人因此将这种附身符称为“feitico”――“做”或“制作”，意即“用符号来模仿”。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无论是何物，非洲土著赋予了它们人的灵魂和性情，人们通过对它们顶礼膜拜或实施巫蛊，并在意念中与其达至合一。这种对物的神化其实已然就是一种拜物教倾向，即他们赋予自己的制作物以神性或魔力，从而将普通的物品当做“物神”去崇拜。事实上，英语中的“fetish”（物神、盲目崇拜的对象）正是发源于此。一般而言，“拜物教到目前为止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指原始人的巫术，是在宗教意义上使用的；二是指宗教意义之外的其他用法，如马克思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的三大拜物教，即像宗教崇拜那样对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1]2。通过对商品形式的科学剖析，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一旦劳动产品采取了商品形式，商品就成了一个可感而又超感的怪物，并且商品形式本身也因而“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2]88。为了更为形象地阐明商品形式本身的这一特性，马克思显然从形式上借用了由法国哲学家夏尔・德・布罗斯所创立的“拜物教”（法语为fétichisme，英语为fetishism）这个概念[3]，认为在商品世界中也存在着这种表面相像于物神崇拜的景象，即在商品世界中也存在着人们对他们自己创造物（商品）之宗教式的崇拜现象。

由此可见，拜物教的一个根本的内在规定及其突出特征就是偶像崇拜，即人们将原本是自身本质力量的某种“物”看做独立于自身以外的神秘力量，从而拜服在这一创造物面前。这一境况在宗教意识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明显。在那里，“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不取决于他个人，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发生作用”[4]160。也就是说，人们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或者外化为一种异己的、充满神秘属性的存在物，从而自己跪拜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而顶礼膜拜。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幻象的实质在于，“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地里存在的东西”[2]90。于是，人们就在自己的头脑里构造出一个彼岸的宗教世界出来，并且沉浸在这个作为现实世界之宗教映射或投射的幻境中，将之视为唯一真实的世界。

在商品世界里，也有着与宗教世界这个幻境相类似的现象。它以人与物关系颠倒的方式蕴含在商品的价值形式中，并集中体现为生产者与他自己的商品之间关系的本末倒置。由于价值关系本身的矛盾，进而在价值表现中衍生出一系列感性与超感性、具体与抽象、普遍与特殊的颠倒性幻象，并滋生出人们的商品拜物教这一主体迷误。在这个人们自己构筑出来的世界里，他们把自己首先化身为交换价值这个抽象的价值实体，并且将价值表现对象化于一个具体的有用物上面，进而又将价值当做一种天然的属性赋予这个作为等价物的商品身上，从而为商品镀上了一层神秘的玄幻色彩。

针对商品世界本身的这种特性，马克思认为，“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5]469。“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这其实与宗教世界里人们对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及神秘化相类似，“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这乃是包括资本主义发达的商品生产在内的一切商品生产形式本身所必然具有的性质，即“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2]90。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的世界，不但“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2]47，而且“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2]48。因此，在商品这里，就内在地蕴含着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因子，或者说资本主义拜物教实际上就以萌芽的形式潜存在商品这个细胞形式中。正因如此，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就必须首先对商品形式中所蕴含着的拜物教性质进行深入的剖析。亦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首要就是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

人们的宗教幻象实则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歪曲的、本末倒置的映现。换言之，意识形态领域的宗教幻象，实则是现实世界自身的矛盾运动，是以一种颠倒的、歪曲的方式在深受这种关系制约和束缚的人们思维中的投射。与之相类似，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实则也是商品世界自身矛盾运动在深受商品生产这一特定生存方式所制约的人们思维中的反映。与人们在宗教意识形态领域更多地体现出主观的认识论迷误不同的是，在商品拜物教这里，人们更多地是体现出一种“实践迷误”，即人们不自觉地甚至自然而然地将他们自身的本质力量及其社会性质对象化为独立于他们之外的价值实体，并且进而使得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转化和置换为价值关系。“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2]90究其根本而言，商品拜物教之谜根源于商品生产这一特定的生产形式本身的矛盾，并且集中体现在价值关系中所蕴含的一系列颠倒本性中。

二、相对价值形式中的拜物教倾向

究其实质而言，价值关系所表征的是两个不同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商品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特殊性，使得价值关系实际上成了商品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质的规定。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人们各自是作为商品生产者和占有者而存在的，“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2]103，即必须彼此承认各自是自己商品私有者这个客观事实，从而必须通过商品交换这个渠道和中介才能够实现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意味着，对于任何一个单个的商品生产者而言，他的生产就不是直接地为自己进行生产，而是为别人生产以满足他人需要的使用价值。换言之，他是把产品当做商品去生产，从而纯粹地是为了实现自身产品的交换价值。不仅如此，这些商品生产者和所有者在这里已然无法自我确证自身的社会性质以及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主体只有通过等价物才在交换中彼此作为价值相等的人，而且他们只是通过彼此借以为对方而存在的那种对象性的交换，才证明自己是价值相等的人。”[1]也就是说，他们唯一地只有通过结成一种实则外在于和独立于他们之外的价值关系，他们才能在确立彼此的社会联系的基础上获得各自的生存生活之需。然而，也正是在价值关系的确立过程中，在价值形式的两个对极，即相对价值形式以及等价形式那里，自然地滋生出逐步加重的拜物教幻象。

一旦商品生产者唯一地将自己的产品当做商品去生产，就意味着他们将自身的社会性质转化为一种抽象的交换价值，并且进一步在交换活动中将之对象化。这是通过两个不同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价值关系来实现的。“最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不管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这种最为简单的价值形式可以用如下这个等式进行表现，即“x量商品A=y量商品B，或x量商品A值y量商品B。”马克思这里是以“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个最为普通的交换关系作为例子[2]62。这一价值表现本身有着对立统一的两极。由于麻布要表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它的价值在这里表现为相对价值，并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这一极；而上衣则处于等价形式这一极，对麻布起着等价物的作用。但一个不容忽略的经验前提在于，麻布和上衣之所以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这决非自在自为的事情，作为其支撑的是这样一个经验事实，即“这只是对同时出现的两个不同的个人来说，而且只有在同时出现的两个不同的价值表现上才是这样”[7]151。因此，对于上面这个价值形式来说，它所表征的或者承载的乃是两个不同商品生产者和所有者之间的社会联系。“对A来说，他的麻布――因为对他来说，首先是从他的商品出发――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而另一个商品上衣，则相反地处于等价形式。在B看来，情况正好相反。”[7]151这里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显然，价值关系及其形式唯一地就是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呈现，从而价值关系的本质内容就是社会关系。然而，这在从事生产和参与交换的人们看来，它纯粹地是两种物即麻布和上衣之间的交换关系。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2]62。也就是说，即使在这个最为简单的价值关系及其价值表现中，也蕴含着人与物关系的颠倒，并且隐藏着拜物教性质。

在这个价值表现中，织工的产品麻布自身的价值是无法自我显示的，“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要求另一个与麻布相对立的商品处于等价形式”[2]63。也就是说，它必须通过其对立面的另外一个商品（上衣）相对地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价值形式中，就隐然地有一个作为前提的基础――“不论一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一个这样的比例总是包含这样的意思：麻布和上衣作为价值量是同一单位的表现，是同一性质的物”[2]64。因此，在这个价值表现中，在织工和缝工他们之间的这个价值关系中，“麻布=上衣是这一等式的基础”[2]64。这才是价值关系及其等式成立的前提性的关键所在。然而，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都忽略了这个“质之同一”而专注于价值量的分析。并且，正如上文所述，这两个被看做质上等同的商品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麻布在这里是作为相对价值存在的，它需要上衣担当等价物这个角色。因此，在这个等式中，上衣构成麻布的价值存在形式，“因为只有作为价值物，它才是与麻布相同的”[2]64，它因而就成了价值物或表现麻布价值的商品。两个不同种的商品（例如麻布和上衣）之所以能够被看做质之等同，显然是由商品体自身的二重性决定的，即任何一个商品，它们都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并且，对任何商品而言，在作为劳动产品而撇除掉自身使用价值的差异后，它们共同地都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或结晶。但把商品看做价值，这其实是我们基于商品体自身的内在规定，即通过分析把商品化为价值抽象，但是并没有使它们具有与它们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换言之，这仅仅是基于商品自身矛盾规定的一个观念抽象，“价值”实则被归结为商品的社会属性，从而价值形式被看做不同于其自然形式的社会形式。这里已然蕴含着作为商品“幽灵般的对象性”[2]51的价值属性必然地就是一种社会的价值对象性，即它必须通过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即交换关系才能被表现出来。

在相对价值形式这里，商品体的这个幽灵般的价值对象性以其独有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也就是说，它是通过对象化到独立于其外部的另外一个商品身上得以体现的，作为表现自身价值的商品A，将自身的这个相对价值对象化到其对等的等价物B之上，由此确证了自身价值的存在。从而，“一个商品的价值性质通过该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而显露出来”[2]65。例如，在“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个普通的价值等式中，二者之所以等同，根本上显然是由于它们蕴含着同等的人类劳动。并且，在这个价值关系中，麻布和上衣都是首先被化为这个同质的东西，即被当做同一性质的物，被当做价值。因此，当麻布将自身的价值对象化在作为等价物的上衣之上时，上衣“是当作表现价值的物，或者说，是以自己的可以琢磨的自然形式表示价值的物”[2]67。也就是说，麻布之所以能够将自身价值对象化到上衣上面，一个前提的规定就是它们都是抽象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因此，在这里物体上衣或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是被织工直接地当做价值了，或者更为确切地说，上衣被麻布生产者织工直接地当做了自身商品价值对象化的承载，从而成了价值的化身，“物体上衣代表着它和麻布所共有的价值实体即人类劳动”[7]153。正是这样，在麻布生产者织工看来，就出现了如下景象：从使用价值即自然形式这个角度看，麻布和上衣当然是不同的商品，即它们是根本不同的、具体的可感物；但是，当上衣以自己的自然形式去充当麻布的等价物时，它却又成了和上衣毫无区别而质之等同的东西，“即使上衣扣上了纽扣，麻布在它身上还是认出与自己同宗族的美丽的价值灵魂”[2]66。因而麻布就被其生产者织工先在地或近乎先验地看成了“上衣”。

马克思明确指出，麻布通过价值等式取得与其自然形式不同且独立于其外的价值形式，即它的价值存在通过它和上衣相等表现出来，这一点“正像基督徒的羊性通过他和上帝的羔羊相等表现出来一样”[2]66。这个既形象又深刻的判断，实则充分道明了在相对价值形式这里蕴含着的人与物关系的颠倒及其拜物教倾向。在这里，正如我们已然分析的，作为前提的是两个不同的商品所有者织工和缝工之间的价值关系，无论是这个价值等式成立的基础还是其量的规定性，归根结底都是人类劳动及其劳动时间对象化到商品生产这个特殊生产劳动中的结果。然而，这个作为前提支撑的物质基础是不为生产当事人所注意和察觉的。在这些商品生产者和所有者眼中，价值关系不是他们自己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而成了两个不同商品之间纯粹的物的关系。并且，仅就这里分析的相对价值形式而言，当麻布取得独立于其外的价值表现形式，从而当另外一种商品上衣以自己的自然形式表征麻布的价值的时候，对于作为卖方的麻布生产者而言，上衣就自在地有着价值这个天然的社会属性，或者说，价值就作为一种自然属性从属于上衣。上衣因而就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2]88，一个充满灵性的东西。这一点对于沉浸在商品世界中、受制于价值关系的人们来说，甚至已然是一个自然而然而又平凡无奇的事情。然而，价值作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或结晶，原本不过是对具体的、可感的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体的抽象属性。但现在，这个“抽象”却不但取得自身实体存在，而且对象化到一个具体的可感的物上面。如此一来，具体的东西反而成了一个超乎于其上的“抽象”的化身，这因而就“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2]88。在以柏拉图主义为圭臬的旧哲学那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经典预设：感性事物只有“分有”作为其“型相”的理念才能确证自身的存在，从而感性事物不过是理念的化身。这在中世纪基督教那里发展为一种浓烈的神学悬设：上帝是人的创造者，人是上帝的肖像。在相对价值形式这里，商品生产者确证自身价值存在的方式，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充满形而上学玄幻而又隐然地带有神学韵味的方式实现的。

这种拜物教倾向，在相对价值形式的等价形式那里得到了最为明显的表现。对此，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法文版附录中，将这个带有强烈形而上学色彩和神学味道的商品拜物教专列小结阐明，“等价形式的第四个特点：商品形式的拜物教在等价形式中比在相对价值形式中更为明显”[7]161。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价值关系的等价形式这里，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和凸显。

三、等价形式中的拜物教性质及其凸显

仍以“20码麻布=1件上衣”为例，上衣在这里是以自己的自然形式，即作为一个自然的物理客体而成为麻布的等价物。“上衣因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属性，即处于能够与麻布直接交换的形式”[2]70，上衣实则是以自己的使用价值这个自然形式成为它的对立面即麻布的价值表现形式。这因此也构成等价形式的第一个特点。显然，直观地看（尤其是对于那些处于这个交换关系中的主体来说），等价形式的这个特点在于，“商品的自然形式成为价值形式。”然而与价值关系的确立是建立在两个不同的人之间的交换活动这个作为客观前提的经验事实一样，这里发生的物体上衣成为价值形式的这个转换，“这种转换只有在任何别的商品A（麻布等等）与它发生价值关系时，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实现”[2]71。也就是说，只有在价值关系中，更为确切地说，只有在等价形式中，处于等价形式这一极的某一商品才能作为另外一种处于其对立面（相对价值形式）的商品的等价物，以它自身的自然形式担当价值存在物这个超感样态。这一点的玄幻性其实在相对价值形式那里就已然蕴含着，在那里，它集中表现为感性与超感性的对立。然而，商品生产者A使得自己的商品在它之外取得一个同质等量的价值存在，这一点虽然隐藏着形而上学的微妙，但是“这个表现本身就说明其中隐藏着一种社会关系”[2]72，即作为生产和交换的双方当事人来说，他们虽然意识不到彼此交换关系所蕴含的对立和颠倒，然而他们都清楚这是彼此之间的社会联系。但在等价形式这里，这种隐约感触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印象就被进一步地虚无化和蒸发了。

这种虚无化根本上是由等价形式本身的特性所导致的。“等价形式恰恰在于：商品体例如上衣这个物本身就表现为价值，因而天然具有价值形式。”[2]72虽然从事交换活动的双方当事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天然价值形式”是在他们彼此之间的社会联系中确立的这一基本经验事实，然而，他们其实却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或者说，由于他们先行地将自身本质力量及其社会性质转化为价值客体，因而必然导致他们在交换活动中忽略掉这个前提而紧紧地抓住眼前这个结果：商品自在地有着自己的天然属性“价值”。另外，又由于在劳动产品采取商品生产这种方式下，价值作为商品的属性“不是由该物同他物的关系产生，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2]72-73，即任何一个商品都无法自我显示自己的价值存在，因此必须通过交换活动及其价值关系，将蕴含在自身内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对象化到独立于其外的另外一个具体物体上。因而，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必然性就导致如下错觉的出现，“上衣似乎天然具有等价形式，天然具有能与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属性，就像它天然具有重的属性或保暖的属性一样”，“从这里就产生了等价形式的谜的性质”[2]73。这种迷幻进一步体现在等价形式的第二个特点那里。这个特点其实是由第一个特点所直接引发和导致的。当商品以自己的自然形式去充当另外一个商品的价值形式，这其实意味着这个商品的物体形式或者自然形式被当做了价值形式。进而言之，这实则更进一步意味着，它被当成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然而，就制作这个“有用物”或“使用价值”的劳动而言，它并非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而是具体的、一定的、有用的某种劳动。因此，一方面，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必须表现在不管是哪种有用物、但必须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的价值体上面；另一方面，充当等价物的商品，即“等价物的一定的物体形式，无论是上衣、小麦或铁，都始终不是抽象的人类劳动的化身，而是一定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7]157。例如，裁缝的劳动、农夫的劳动或木工的劳动的化身。正是这样“因此，生产等价物商品体的一定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在价值表现中必然总是被当作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定的实现形式或表现形式”[7]157-158。这就意味着，正如在第一个特点那里，从直观表现这个角度看，等价物的使用价值直接地就是价值形式；同样地，在第二个特点这里，一种商品当它作为等价物时，它直接地就是以一种具体劳动充当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由此也就直接地推导出等价形式的第三个特点，即“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2]74。

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或者说商品拜物教的品性，在等价形式这里表现得一览无余而又极为突出。在以上等价形式的三个特点中，存在着一个贯穿其间的颠倒本性。也就是说，“在价值关系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表现中，并不是抽象的一般的东西当作具体的、可感觉的现实的东西的属性，而是相反，可感觉的具体的东西被当作只是抽象的一般的东西的表现形式或一定的实现形式”[7]158。例如，在作为等价物的上衣那里，包含在它里面的“裁缝”这个特定的具体劳动，作为与麻布的价值表现相对应的存在样态，并不具有也是人类劳动这种一般属性，“相反，它是人类劳动这一点被当作是裁缝劳动的本质；而它是裁缝劳动这一点却被当作只是它的这种本质的表现方式或一定的实现方式”[7]158。就这一转换本身而言，它实则由商品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矛盾和必然性所致，即只有抽象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才凝结成价值，从而价值只能是一般的、社会化的人类劳动的结晶。然而，价值关系的这一必然性却是以颠倒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颠倒是价值表现的特征，它使可感觉的具体的东西只充当抽象的一般的东西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相反地使抽象的一般的东西充当具体的东西的属性”，并且正是“这种颠倒同时使价值表现难于理解”[7]158。马克思这里对关于价值形式本身所蕴含的颠倒关系的揭示，显然是与上述相对价值形式以及等价形式的分析相契合的。在相对价值形式那里，作为等价物的商品直接地是以其自然形式即具体的可感的有用物这个使用价值形态，来充当另外一个商品的价值形式的。或者说，相对价值形式这一端的商品蕴含的“幽灵般的对象性”，是通过对象化到其对立面一个可感的具体的物理客体上面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实则就是一种经典的柏拉图主义的幻象架构。而在等价形式那里，这种颠倒本性及其幻象更为突出。相对价值形式那里虽然已然蕴含着可感与超感的对立，一个商品的价值对象性通过价值关系将之对象化到一个独立于其外的具体的物理客体身上，这件事情本身虽然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然而，作为生产和交换的当事人，人们还是隐约地能够体验和觉察到：这是他们两个不同的商品所有者在从事着交换活动。但在等价形式那里，这种感觉就彻底消失了。因为，等价物直接地就以可感的具体的物理客体形式去充当抽象的普遍的价值实体的属性或表现方式。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颠倒本身的形而上学玄幻及其神学特色，马克思举了一个浅显的例子，“如果我说罗马法和德意志法都是法，这是不言而喻的。相反，如果我说法这种抽象物实现在罗马法和德意志法这种具体的法中，那么，这种联系就神秘起来了”[7]158。这个例子的指向性在于，如果如此预设的话，实则是意味着存在着一个大写的“法”（法律本身，法律的Idea，即法律的型相）。从而存在着一个独立于一切现实中具体法律之外的法律实体，不但如此，这个实体还是一个神秘的主体，因为现实中所有的具体法律条文都是这个作为实体的“法”对象化的产物和结果。正是如此，当在价值形式那里存在着这样一个质的统一的颠倒品性的时候，商品世界就因而充满了由人与物颠倒所必然导向的拜物教性质与气息。通过以上关于价值关系及其形式的分析，这种颠倒首要地就是价值关系本身矛盾的颠倒表现，因而它绝非一种主观的任意的错觉，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在内，生活在商品世界中的人们都可以抽象地、一般地意识到，价值或交换价值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然而，早已沉浸在一种人与物关系颠倒的幻象中，并且更是根本地在他们自己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中去这样实践的这些抽象的人们，他们是无法觉察到这种价值关系本身是被物的外壳所遮蔽和掩盖着的。

人们之间不是直接地用自己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不是以商品的自然形式去结成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只有将自己的商品（具体的有用物）转化为并当做交换价值才能同别的使用价值相交换，因而“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8]426。这种人与物关系的颠倒对于沉浸在商品世界中的人们来说，对于价值关系构成其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容的人们来说，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8]427由于这种颠倒本身是价值关系自身矛盾必然展开的结果，因此这些处于价值关系中的人们必然产生与之相应的拜物教主体迷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2]91。马克思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如果我说，上衣、皮靴等等把麻布当作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化身而同它发生关系，这种说法的荒谬性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当上衣、皮靴等等的生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麻布（或者金银，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性质）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2]93显然，这个例子根本不是对一个偶然现象或者经验事实的描绘，而是对这些生产当事人所采取的“商品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矛盾、性质及其独特的表现方式，从而是对商品生产之内在矛盾及其外部表现的科学剖析。

这种关于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们那里，被进一步夸大为一种意识形态粉饰。在日常生产当事人的意识中，商品内在地具有价值及其价值量的天然属性，而这一点“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形式，就像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2]99。马克思认为，这种拜物教迷误甚至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例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那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在他们那里集中表现为近乎统一地“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2]99。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除了由于深受经验实证主义束缚从而无批判地沉醉在了对价值量的分析那里，而忽略了更为前提和根本的问题；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这是他们狭隘的资产阶级视野所致。“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质。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掉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2]99古典经济学这里将劳动一般地看做价值的创造者，从而部分地实则客观上揭示了为物的形式所遮蔽和掩盖的资本生产的内容。但是，在庸俗经济学家们那里，古典经济学所蕴含的客观的科学性就被消解殆尽了，“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2]99。因此，究其实质而言，“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它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2]99。对此，马克思认为，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可以在他们针对自然在交换价值的形成中的作用而进行的“枯燥无味的争论中得到证明”[2]100。由于交换价值不过是表示消耗或耗费在物体上的劳动的一定的社会方式，或物化在产品中的社会化劳动，这种将交换价值归结为自然物质及其属性的做法，因而就不但荒谬且充满了拜物教意味。

四、结论

商品生产这一生产方式所蕴含的人与物关系的颠倒，亦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转化和置换为商品生产者与商品之间的价值关系，并在价值关系本身之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以颠倒的、本末倒置的方式呈现在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当事人的实践及其意识中，由此就构成商品拜物教产生的客观基础及其主体迷误。作为一切商品都蕴含的抽象的“幽灵般的对象性”这个价值属性，基于商品生产这一生产方式内在的客观矛盾，通过人们之间的交换活动，自我对象化于一个独立其外的物理客体之上；同时，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原本不过是具体有用劳动的社会性质及其普遍性规定，在价值关系及其形式中则相应地在一种具体的、特殊的有用劳动中体现出来。商品生产本身矛盾的这种自我颠倒，使得处于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那些当事人必然地产生与之相应的主体迷误。在他们看来，价值不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或只有基于社会关系才能确立的属性，而是商品自身自在地蕴含着的如重量、保暖一样的天然属性；价值关系不是他们之间以特定方式确立和运行着的社会关系，而是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关系；作为人们抽象劳动凝结和结晶的产物，超感性的东西不但被人们幻化为实体，并且进而被人们自己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赋予其神奇的主体力量，由此使得商品世界成了一个如宗教世界一般的幻境。在这里，人们是商品的生产者和创造者这个主体地位被他们实现自身主体力量的方式所消解和虚无化，商品之间的价值关系运动也成了独立于人们之外的一种神秘的异己的运动，由此导致了“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2]92。作为整个商品生产方式本身及其价值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商品世界又自然地成了被物这一抽象外壳所遮蔽和掩盖的世界。这种境况和景象仅仅存在于采用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在中世纪，“正因为人身依附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像在商品生产基础上那样，劳动的一般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2]95。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观地体现在他们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中，或者说，他们的劳动产品直接地就体现着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例如，虽然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也是用劳动时间去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个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同样地，“交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这就越发显得在采用商品生产这个生产方式的社会中人与物关系颠倒的特殊性所在，“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2]95。对此，马克思以原始的或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村家长制生产以及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劳动生产为例，进一步指出了商品生产及其拜物教性质本身的历史合理性及其限度，“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和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而这只有在如下这个历史条件下才能实现，即“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2]97。因此，这是需要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和现实的历史前提的，并且这必然地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甚至痛苦的有着一定限度的历史过程。

总之，归根结底，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是以商品生产为劳动生产方式的社会所必然导向的一个结果及其主体迷误。这在根本上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制约，即一方面是彼此独立的私人生产，生产资料为私人所占有，而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商品生产的日渐拓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在私有制条件下最终只能通过日渐扩大和成熟的商品交换这个中介渠道予以解决。因此，价值关系构成商品生产方式下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本质内涵、价值形式构成他们之间社会关系的表现方式，这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客观的物质基础支撑。之所以商品生产方式本身内在地有着拜物教的性质，主要地是由价值规律及其起作用的方式所导致的。价值规律在整个交换关系中是以一系列颠倒的方式（感性与超感性、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等方面的对立）发挥作用的，它自身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所呈现出来的自然的必然性，由此必然使得沉浸在商品世界中的人们产生拜物教的主体迷幻。因此，拜物教可谓附着在商品生产上面的一层自然的“颜色”，它的产生是商品生产本身矛盾运动的结果，并且这种颠倒的表现方式必然以直观的形式投射在处于这一矛盾运动中的生产者那里，从而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拜物教迷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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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khail Lifshitz.The philosophy of art of marx[M].London：Pluto Press，1972：35.

[4]马克思.马克思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0.

[5]马克思.马克思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9.

篇（5）

一、引言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接轨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英语成了越来越重要的交流工具，并且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得到英语学习者的重视。但是大多数人都在学习英语的这条道路上苦苦挣扎着，始终修不成正果，其中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听力。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交际，而听的技能又是语言交际中最要的方面。就像卡尔韦弗（Carl　Weaver）所说，“听是交际活动的核心”。【1】那么核心把握不好，一切都是白费。从大学生英语四、六级，英语专业四、八级，出国考试托福、雅思来看，英语听力水平都不太高。许多人都能说、能读、会写，唯有跨不过听力这道坎。拿我自己为例，从初一就开始学英语一直到大学，课上能说，课下能读，考试能写，唯有听力让我头疼不已，听力原文我能看懂，甚至能背下来，但是拿起耳机听时，发现最多能听懂几个单词，整个文章，甚至于每个句子，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上大学后才逐渐了解到，这也是每个英语学习者在练习听力过程中的共同感受。而且，现在有许多英语方面的专家在研究听力，试图找出提高英语听力的制约因素和提高听力的计策。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发现，阻碍听力提高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音素、词汇量和文化背景、发音规则、语法、语速和心理因素。

二、解听力“难”

（一）音素障碍。许多学生因为英语入门没学好，基础没打好，以至于一些字母的音都发不准，更何况单词呢。拿母语来讲，如果我们不认识“否极泰来”这个成语，也不会读，或者见过这个成语，但读音错误，那么别人说这个成语的时候，我们一定听不出来吧！然而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读准每一个音素是练好听力的最初阶段。一些学习者入门没入好导致在发字母“H”的音时，发成“挨去”，更甚至有一些学生把每个字母旁边都标上汉字，这是极其错误的做法，英语字母在汉字里找不到相对应的发音，如果硬要找一个汉字去对应，那么发出的音会相当难听。还有一些学习者用学汉语语音的方式去学英语语音，换言之，对学英语的人来说，其语音总受母语的影响。疯狂英语大师李阳说过，说汉语用的是“力”，口腔、喉腔并用；但说英语用的是“气”，口腔、喉腔和胸腔，三腔并用才能说好英语，所以汉语和英语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汉语拼音中有字母“f”，与音标中的[f]长相相同，但发音绝对不同，英语英标中[f]需要咬唇，而且声带不振动。再如/p/、/t/、/k/是清辅音，发音时送气要强，但声带不振动，在词末不要加上元音/ /，如果加了/

/，那就是汉语拼音中字母的发音了。还有一些音素，即使没有汉语的影响，也不一定能发准，例如/θ/、/ /和/z/，前两个都是咬舌音，但是发/θ/时，声带不振动，发/ /时，声带振动，而/z/，　不咬舌，但声带振动，如果这三个音素弄错，那“tooth”和“this”就会被发错，“close”和“clothes”会被弄混，以至于听英语听力时，分辨不出是“close”，还是“clothes”。还有一些因为地方口音而读不准音素的，如广西人发/l/和/n/音时，总是发错，可笑的是，他们说汉语时也弄错，把“奶奶”读成“来来”，而在英语中他们更分不清“look”和“nook”，所以在听听力时，也分辨不出来。因此，练好、练准每一个语音因素是练好听力的前提，就我个人而言，我建议大家跟着李阳老师练，那么你的语音面貌将会变得很美。

（二）发音规则。英语中音素组成了音标，音标就是单词的发音，而单词构成了句子。但是语音中音素读得准，单词发的标准，读成句子后，却不一定读得准、美。因为，单词间有连读、浊化、同化、吞音和爆破，整个句子还有语调。连读和爆破是听力中的最大障碍。句子中连读很多，往往是前一个单词的词尾辅音和下一个单词的开头元音拼读，辅音没发完全时就滑向元音。如果对连读不了解，那么在听听力时就很难区分，更不可能理解所听到的内容；而爆破也相似，前一个单词的词尾是辅音，后一个单词的首字母也是辅音，前一个辅音只有舌位口型，而不发出声音就立即滑向后一个单词。例如：I’ll　think　about　it.　“about”中“t”和“it”中“i”就需要连读，听起来是“/ail@θink bautit/”。连读和爆破从理论上讲很简单，但实践起来却有一些难度，并且对听力有极大影响，原本一看就明了的句子，可就是听不懂。更难的是有的连读需要外加字母，如“law　and　order”连读时听起来是“/l　r　n@　rd　r/”，因为law和and之间加了一个“r”，使得听起来连贯优美，但是听英语听力时极难分辨。所以，在平常读英语句子、文章时就要按发音规则来读，养成习惯，再听英语听力时就不难分辨了。而浊化、同化、吞音以及句子的语调相对连读、爆破简单一些，经常找一些优美的文章进行模仿，等到和原文模仿的相似时，这些发音障碍差不多都克服了。平时跟着录音读课文时，就要细细品味它的发音技巧，哪些连读了，哪些浊化了等等，长期下去，发音规则就都掌握了，听力自然而然也就提高了。

（三）词汇量和文化差异。如果在听英语听力时，出现不认识的单词，就会影响对整个句子，甚至整篇文章的理解。例如：It　has　always　been　hard　to　get　this　car　into　first　gear，　and　now　the　clutch　seems　to　be　slipping.　如果不认识gear、clutch和slipping，那么整句话的意思就不会理解。所以，要想提高听力水平，记单词还是有必要的。当然还要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因为中国与英语国家在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的审美观、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风土人情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语言材料是文化的载体，我们使用的听力材料都饱含着西方文化气息，因此，文化差异常常使学生错误的理解所看所听的材料，从而导致判断的失误。例如：“You　are　an　Uncle　Tom！”，当听到这句话时，一定感觉很怪，其实这句话中“Uncle　Tom”是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里的主人翁。在小说里，Uncle　Tom是一个逆来顺受、宁愿忍辱屈悲也不会反抗的弱者，所以人们习惯用“Uncle　Tom”一词来代替这种性格的人。因此，平时留意一下西方国家的文化习俗，对听力是有很大帮助的。

（四）语法障碍。要想练好听力，语法也是一大障碍，因为人们在考试或“在交谈时，听话人获取的是信息和内容，而不是语言形式，更不会花力气去推敲各个句子成分的排列顺序”。[2]更何况，在考试时也没必要把整个句子一字不落的全听下来，只要你分清句子的结构，把握重点，就能轻而易举的选出答案。但是，有些句子结构不是一般的复杂，主从句复合，从句中套从句，还有各种时态的复杂，尤其是虚拟语气，这就要求学习者对语法的掌握及运用达到很高的造诣，才能理解听到的内容。

（五）语速。说到语速，可以肯定的是学习者接受汉语信号的速度要比英语快，前提是二者语速相同。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汉语是我们的母语，重点在于我们复杂化了转化过程，在听英语听力时，我们把听到的内容记忆，记忆后翻译出相应的汉语，然后形象化，下一步是理解，最后是记忆。因此，学习者在听英语听力时总是感觉语速快，跟不上。而Kenneth也将听力过程分成在顺序上递进的五个阶段：辨音（discrimination）、信息感知（perception　of　message）、听觉记忆（auditory　memory）、信息解码（decoding　message）、运用或储存信息（use　or　store　message）。[3]因此经历如此复杂的过程，的确会感觉语速快。这就要求听者有较好的知识功底以缩短反应时间，其次多听一些英文广播，因为它的语速较快，慢慢去适应这种语速；最后，在日常生活中自己说英语时就快一些，因为“如果你说的又准又快，那么，你也听得又清又快。”[4]

（六）心理障碍。可能有些人会有这种状况，在每次上听力课，最开始老师放听力时，连最简单的句子都听不懂，究其原因，太紧张了。一是感觉自己的听力太烂，二是担心老师提问问题回答不上来，因此而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障碍。这些心理障碍无疑是学习者的大敌，听者在听英语听力之前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即要达到理想的境界，必须先经过‘但丁的地狱煎熬’。”因此，做一个时刻有准备的人是很有必要的。平时要多听，那么在课堂上或考试中就不会太紧张了。但是许多人在练了一段时间后，感觉没有多大成效，就放弃了，这种急于求成的心里是不可取的，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一定要坚持到底。

三、结语

“英语听力是英语听、说、读、写、译五种能力中的一种，这种能力的训练既有它的独立性，又有与其它几种能力训练的关联性。”[5]也就是说，听力的提高有助于其它几项能力的提高，反过来亦成立。“听”可是汲取语言营养不可缺少的渠道，所以，一定要克服各种障碍，坚持训练，最终修成正果。

参考文献

[1]周启加.英语听力学习策略对听力的影响[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第23卷第3期

[2]谭家祥.听力障碍的剖析与治理[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1998（2）：30-33

篇（6）

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企业的有机延伸。先进文化为先进生产力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也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的必要条件。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党的五个执政能力建设之一，可见先进文化是多么的重要。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这一科学论断，准确地论述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深刻地阐明了文化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殊而重大的作用。企业文化是以人为本的管理科学，把培育企业全体人员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企业管理体系的主导性措施。通过企业文化建设，能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充分发挥精神、文化因素对于制度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反作用，促进企业全面发展。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全体成员共同的价值体系。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中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企业文化建设是以人为管理主体，以企业精神为核心，以员工群众为基础，以追求理想的经济目标为目的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力量，象无形的制度制约着人们，发挥着的对人的凝聚、导向、激励、规范的作用，主要体现以下方面：一是企业文化可以培养员工的团队意识，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团队意识代表着企业全员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它促使人改变原来只从个人角度出发的价值观念，潜意识地产生一种强烈的向心力，达到自觉关心企业，承担企业的责任和目标；二是业文化可以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企业文化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企业的领导都十分注重通过企业文化的途径来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三是企业文化可以促进员工队伍素质的提高。员工素质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企业文化塑造的过程，也是对员工从思想、文化、业务等方面培训和提高的过程；四是企业文化可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美誉度。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是靠良好的企业文化来实现的，通过企业宣传自我，展示自我，提高企业的美誉度；五是能够从根本上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激励的作用。所谓激励，就是指导企业的领导或管理者科学地运用各种方法，激发员工内在的正确工作动机，调动员工生产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企业文化管理的整合性特点，在激励手段上，它强调的是一种综合的、非理性的方法，这样它的激励效果就更加显著。

企业文化关系着企业的经济命脉，关系着企业的发展。先进的企业应建设优良的企业文化，以企业文化为龙头带动企业的全面发展。同时，企业文化也应随企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我们应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列宁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一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永远不能打胜仗的。企业同样是如此。总的说来，企业文化建设，具有“凝心、铸魂、育人”作用，我们常说“以文铸魂、以文塑形、以文育人、以文兴企”就是企业文化的魅力所在。

二、剖析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涵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在十六大报告的基础上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作的新概括，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执政观念的重大转变，是我们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调控经济运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笔者认为，要理解人本管理，就是要完整地认识管理中的人，掌握人性的实质。企业的“企”字无“人”则“止”：企业是人至上的事业，有人才有企业，没有人就没有企业。这种拆解既形象生动而又深刻丰富地说明了企业是人的事业，以及企业坚持以人为本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企业文化的根本任务是重视人、相信人、理解人、发动人、引导人、教育人、培养人和塑造人。企业管理要重视物的管理，更要重视人的管理。

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不断实现心中的目标，人工作的意义也正在于不断形成和实现心中的目标，从而不断促进自我的发展。当然，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严格意义上讲，以人为本之中的“本”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本位”、“根本”、“目的”之意，它是一种从哲学意义上产生的对组织管理本质的新认识。

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就是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人人都能成才的观念。以人为本在本质上是以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广大员工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提高员工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尊重和保障人权，创造人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良好氛围。

坚持“以人为本”是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趋势，对企业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极大的紧迫性。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建设企业渴求人才，人才渴求企业的人文环境，就是要把人的素质提高、人际关系的升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当作发展的目的，就是要把人的需求当作发展的动力，把人的变化当作发展的标志，以人为中心开展经济与管理活动。企业文化作为管理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本，以文化为特征，以激发调动内在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目标的经营管理思想与模式，而不是游离在经营管理活动之外的一种文化现象。

当前，正掀起创建学习型企业的热潮，按照学习型组织的观点，21世纪是强调“把人作为发展中心”的世纪，21世纪的人，不应仅仅是泰罗和法约尔看成的“经济人”、梅奥看成的“社会人”、马斯洛看成的“自我实现的人”、麦格雷戈提出的X—Y理论及此后的超Y理论看成的“复杂的人”，也不仅是70年代戴维斯对组织文化的研究中强调的“组织中的人”、80年代公司文化兴起后把企业看作为“文化人”，而应是能系统思考的、不断自我超越、不断改善心智模式的、积极参与组织学习的、能在共同愿景下努力发展的，不仅把学习看作人的天性，也是生命趣味盎然的泉源的“学习型的人”。

建设良好的企业文化，就是要通过扎扎实实、持续不断的努力，使企业员工真正成为一个具有个性的“完整的人”，全面发展的“真正的人”，能够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自由的人”，努力营造成一个“人人受重视，个个被尊重”的文化氛围。

三、建立人为本的新型文化

人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市场经济是人才经济。实践证明，谁拥有足够的优秀人才，谁就拥有竞争的决定性优势。作为企业主体的广大员工群众，不仅是企业物质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企业精神文化塑造者，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员工在企业中的主体作用，直接关系到企业文化建设的成败。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树立人本主义的管理思想，把人做为管理的主要对象，充分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研究员工的各种需求，发挥每个员工的积极因素，求得企业和员工的发展协调。

1、关心爱护人，打造良好的物质文化。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的一致性。员工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证，是员工主体地位是否得以实现的重要标志。作为企业要把维护员工利益，提高员工物质文化生活纳入企业文化建设的范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物质文化是由企业员工创造的产品和各种物质设施构成的器物文化。物质文化是一种以物质为形态浅层或表层文化，它是企业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显现和外化结晶。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果，企业创造的企业环境、企业建筑、企业广告、产品包装与设计等等，这些都有是企业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人们首先是通过物质文化来了解企业的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因为其表层属性而忽视企业物质文化。

抓物质文化建设，要努力实现员工与环境良性互动、和谐共进，实现企业面貌整洁有序、优美和谐。建立一个净化、绿化、美化、香化为一体的花园式企业。培育员工“以厂为家”的归属感和献身企业的责任感，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要努力为员工构建一个良好的生产工作环境，积极创造条件为员工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要尽快建立健全企业标志及厂歌、厂旗等。

要充分重视技术、设备和管理在企业中的具体运用。注意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运用，注意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电算化的运用，注意先进管理思想、管理手段、管理方法的运用。

2、教育塑造人，构筑宽松的精神文化。企业精神和企业价值观，是构筑以人为本企业文化的核心、灵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精神。成功的企业精神或口号，能使员工产生积极的、具体的联想，而正是这种联想，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当我们一说“铁人精神”，就会立刻想到铁人王进喜跳在油池里，代替搅拌机在搅动原油；一说“雷锋精神”，就会立刻想到一个战士，抱着孩子，扶着大娘，打着伞走在泥泞的路上……正是这些包含着具体事件或人物的口语，有着典型形象的精神才会给人以巨大的鼓舞和激励。

要培养员工的企业精神，使之入脑入心，决非几日之功，必须持之以恒，坚持源于实践反复提炼升华，反过来回到员工的实践中渗透灌输，形成一种环境的熏陶，逐步地规范养成，把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植根于员工的身心和实践之中，才能疑心育人，融汇企业追求卓越的强大动力。

要使员工深刻体会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和人才发展的成就感、渴望成才、成功、不断进步、不断开发自我，超越自我，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展示才华，为企业的发展建功立业。要努力营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一个让人充满信心的岗位、一个体恤员工的领导，对员工来说比拥有财富还重要。

3、管理激励人，建立严格的制度文化。在企业文化中，企业制度文化是人与物、人与企业运营制度的结合部分，它既是人的意识与观念的反映，又是由一定物的形式所构成。企业制度文化是企业为实现自身目标对员工的行为给予一定限制的文化，它具有共性和强有力的行为规范的要求。只有制度才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企业制度是企业管理的条件，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实施都是通过人的作用来体现的。而人的品质、意识、观念及诸多要素从各个层面上影响企业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只有把严格的刚性管理与柔性的人文关怀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良好的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要努力做到法治透明，令行禁止。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依法治企，以德治企，法德双治。要不断建立健全有关管理制度，做到凡事有章可循、有人负责、有人监督、有据可查，制度建设应按“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达到删繁就简、实用管用、有限责任、有人负责、有效制衡、管理有效长效的目的。

要搞好制度文化，就是不断改进对人的管理，变“行为控制”为“自我管理”：变“训导、训服”为“启发、自觉”；实行“无情管理、有情操作”，通过人文关注，人情关爱、人性理解、人道关怀、人格尊重，达到人和共事、同心同德，培育员工的归属感，由衷地爱岗敬业，才能不断提高管理效率。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我们要大力推行人性化管理，主动关注和积极解决人的需求、人的属性、人的心理、人的情绪、人的信念、人的素质、人的价值等一系列与员工有关的问题，建立符合人性的管理理念，创造适应人性的工作环境，培植满足人性的发展土壤，不断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团队意识，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力。

篇（7）

项目化管理通常是指管理者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运用系统的观点、方法和理论，对项目涉及的全部工作进行有效的管理[1]。高校共青团工作项目化管理即在高校共青团工作中，以活动项目为基本单位，采用招标制度立项，通过立项申报、答辩、审批、项目执行、中期检查、项目验收和评价等程序，使校内外的人力、物力、信息、资金等多方面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的共青团工作管理方式[2]。高校共青团工作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高校共青团能始终保持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吸引和凝聚，就必须首先打破原有的工作模式，创新管理方式，这显得尤为重要。

一、项目管理模式在高校开展共青团工作中的意义

1.高校共青团工作职能得到进一步完善。一直以来，高校共青团工作一味侧重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而往往忽视了如何为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共青团工作要着眼于如何在具体工作中帮助青年学生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提升青年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这正是高校共青团工作所面临的职能转换与完善问题。项目管理作为一门管理科学，整个过程就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项目管理的实行，必将加快高校的共青团工作职能转换进程，使其更加趋于务实。

2.活动组织的效率和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共青团工作中引入项目化管理模式，引进竞争机制，采用招标形式，一方面中标的项目都是经过反复认证和推敲的，是众多相似或同类型项目中教优秀的，从而更好的保证活动质量；另一方面，在此模式下，对项目策划人和负责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项目化管理的成果目标要求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策划和组织出新颖而有意的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活动组织效率和质量的有效提高。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得到进一步升华。共青团工作项目化管理模式基于学生的需求设计项目，有目的、有规划地开展活动，一方面充分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锻炼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促使其以积极的姿态适应社会、服务社会，促进育人过程的民主化和个性化；另一方面打造了主体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较好地适应了当代大学生的新要求，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项目管理模式在高校共青团工作实施中的可行性分析

高校共青团工作和项目化管理的特征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通过寻找他们之间的契合点将项目管理模式引入共青团工作的组织管理工作中，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行性。

1.项目化管理与共青团工作的目标性相似。项目化管理模式一般采用多层次目标管理，项目团队成员在各自任务及目标的指引下，分工负责、协调合作，共同完成既定目标。共青团工作的开展自始自终以实现目标为原则，这与项目化管理体现出的目标性极为相似。

2.项目化管理与共青团工作的阶段性相似。项目管理模式实施过程中包括启动、规划、执行、监督、控制以及收尾等阶段，这些阶段相互影响，关系复杂。共青团活动的组织一般经历策划、申报与审批、实施与督导和总结与评优等阶段，各个阶段尤其自身特点，但也必须相互串联才能取得活动的最优效果。

3.项目化管理与共青团工作的成果评价特征相似。从项目化管理的成果方面看，独特是项目可交付成果的重要评价特征。共青团工作同样要求与时具进，要求推陈出新，要求不断赋予活动新的内涵，以激发广大学生的参与热情，提高活动实效。

三、高校共青团工作项目管理模式的构建

1.高校共青团工作项目管理模式的组织机构

校团委建立四级管理的组织机构：决策层，即由校团委书记和二级院系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组成，是项目管理指导委员会，确定项目发展的方向和资金额度，协调各类关系；管理层，即由校团委的相关人员组成，是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落实项目的实施、监督等各种事务性工作；联系层，即由二级院系的团委书记担任，是项目的联系人，根据校团委的统一部署，负责对所在院系学生进行项目的宣传、立项和协调等工作；执行层，即由具体立项的项目组人员组成，是具体组织项目建设并完成项目的人。

2.高校共青团工作项目管理模式的基本过程

按照项目管理科学的一般原则，结合高校共青团工作的特性，将项目管理的精髓有机融入到高校共青团工作中，总结出项目启动、规划、执行、监控和结束工作5个过程，这5个过程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组[3]。

（1）项目启动过程：高校共青团可以在校团委成立项目管理领导小组或办公室，结合党政中心工作和青年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拟定项目宏观构架和工作范围，制定项目实施办法和评价体系，明确工作责任。要求各级团组织结合自身实际将各项工作进行项目化申报。

（2）项目规划过程：对于申报的项目，项目管理机构进行审核通过后，各项目负责任必须制定详细的项目管理计划。

要对项目的具体范围、工作流程、质量控制、人员分工、经费预算、时间安排、工作进度和潜在风险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变更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说明。

（3）项目执行过程：在项目执行之前，各项目负责人须依据项目管理计划组建自己的项目团队，并加强团队内部建设，合理进行人员分派。团组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要严格按照项目管理计划进行，同时要对由于客观因素导致的计划变更提出变更请求或补救措施。

（4）项目监控过程：监视和控制项目工作过程是监视和控制启动、规划、执行和结束项目的各个过程。项目管理机构要不定期召开项目工作会，及时了解项目的进展，并依据项目评价体系对项目团队工作绩效进行考核，该项考核要纳入到共青团工作考核评价体系中。

（5）项目结束过程：项目团队要对照计划认真总结项目过程的经验与教训，并依据项目评价体系进行项目成果自评。项目管理机构根据绩效考核和成果验收情况进行综合考评，评选出优秀项目予以表彰和嘉奖，并将打造出的精品项目加以推广，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 3.高校共青团工作项目管理模式的基本制度

（1）项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即根据项目的任务特点、时间跨度和重要程度对活动进行分级管理。其中第一级项目是大学生科技文化节、大学生艺术节、暑期社会实践等重点项目。这类项目要重点管理，以精品化和品牌化为目标，充分考虑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性；第二级是数学建模、电子涉及、定向运动比赛等特色创新项目，这类项目要通过专业团队来组织，体现独特性和创新性，要有超前性、先进性；第三级是各类学术报告、学术讲座、问题竞赛等一般性项目，主要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具有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和大学生参与的普及性等特点。

（2）项目招标及负任人制度：项目申报实施招标制度，各级团组织、学生组织、学生班级以及学生组建的临时团队、学生个人工作室等向高校团委提出申请，高校团委根据申报情况，组织全体申报者现场公开、公平、公正竞标。同时，明确责权，健全运行体制，制定活动项目负责人制度，将责任层层落实，保证项目分解后，责任落实到人。项目负责人可以由团体或个人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承担。

（3）项目运行全过程监督制度：为了避免工作的脱节，在项目进行过程中需要制定相关的项目管理规程，项目组要按照规程对项目进行运作，校团委要组织专门人员对目实施的过程进行检查监督，随时掌握项目进展状态，对其效果、资金和进度进行监控，保证项目实施效果。

（4）项目激励及培训制度。定期对中标项目的成效、规范、影响等进行综合测评，并给予奖励，将其与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挂钩，进一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培训制度。同时，利用各种有效资源对各级团干部及学生干部进行培养，让其有足够的能力和素质适应项目管理的实施，并请专业人士参与培训活动，及时知道和解决项目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四、高校共青团工作实施项目管理模式的相关配套措施

高校共青团工作在运行项目化管理过程中总会遇到许多的问题，并有可能产生一些负面效应，我们应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避免造成对团学工作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当做好如下环节的工作：

1.加强项目管理观念的引导和宣传，调控好抵制情绪。共青团工作即使是在部分学生活动中运用项目化管理，它对于以往传统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也是一种冲击，各级团学组织和社团已经习惯于过去固有的管理模式，对于创新变革难以接受，产生抵制情绪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在共青团工作中推行项目化管理模式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针对各级团学组织的负责人进行有针对性的项目管理培训，植入项目管理理念，并积极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根据不同的意见需哦出合理的应对办法。

2.及时调整项目管理的实际应用范围及视角，避免实施过程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某些活动的管理中，如以项目管理方式切实可行，可采取引导和传统方式相结合，使得项目管理合理有效地发挥在共青团工作中的作用，努力避免并及时消除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不能够抱着那种一蹴而就的观点来对待共青团工作中项目管理的进程。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可以在个别活动中或者先在某几个社团所开展的活动中进行项目管理实践，条件成熟再进行推广，不断应用项目管理的方法，使项目管理模式向纵深发展，以事实效果验证项目管理再团学工作中的实际意义和良性作用，逐渐形成高效、成熟的项目化管理体系。

3.形成科学的评价激励机制，进行广泛的经验交流。评价激励是项目化管理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若团组织把此环节做深、做细、做实，不仅公正评价了此次活动，同时也为下一次活动积累了有益的经验。高校团委通过验收总结材料、召开经验交流会、组织讨论交流、评比奖惩等方式正确评价项目的完成情况，并形成制度。

利用项目管理模式进行高校共青团工作方式创新，是提高共青团工作效率，加强共青团建设的需要，提高团员青年能力和提高工作水平的必要途径，也是利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提高高校共青团工作管理效率的有益探索。我们应通过不断实践，提高项目管理在高校共青团工作中的适用性，完善各项相关配套制度，以寻求高校共青团工作方式更大的创新和突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