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社会学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医学社会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白鹤医院实践的同学主要在内科实习，他们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最基本的服务，如量血压等，同时做老师的助手，有时也做一些护理工作。星期一有个中暑病人昏倒后前来就诊，我们的一位同学协助老师参与抢救，及时有效地替病人缓解症状，为老师进一步治疗争得时间。还有一些老年病人往往行动不便，同学们就会上前搀扶，领他们配药，注射等。这些都得到了病人和家属的称赞，虽然比较辛苦，但我们无比自豪，因为这一点一滴都是为人民服务，是自身价值的体现，是无私爱心的奉献。

    在丹顶鹤卫生服务站实习的同学们为病人量血压、测体温，做一些基本的护理，为他们解答一些日常生活健康方面的问题等。通过实习，我们对医生的角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医生惟有具有技术、责任和爱心才能成为受患者爱戴和尊敬的好医生，才能不辜负病人对医生的期望，才能对得起病人把生命都托付给医生的这种信任，才能对得起医生这个称号。看到现在这么多病人受慢性病的折磨和一些不治之症，我感到医生们任重而道远，而这就是我们将来的使命，是我们若干年后的神圣职责。社区医生们和蔼耐心的态度，细致认真的工作为我们树立一个又一个的好榜样，那天在丹顶鹤站，医生听到急忙前来的家属说90多岁的老人躺在家很不舒服，他急忙拎起医药箱，顶着烈日出诊，这些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医德教育的课堂。丹凤和孔雀卫生服务站也是为其邻近居民解决常见健康问题，同学们在那边也受益匪浅。

    儿童保健科是专门面向儿童，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有效地预防各种易发病提供咨询，保健服务，并为了保证儿童健康成长，在饮食，营养，睡眠，运动等各方面给予各种建议，指导家长科学地养育子女。我们在这里了解了儿保科医生的工作，他们细心地为每一名儿童建立成长档案，定期为他们体检，为家长仔细解释在养育孩子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篇（2）

(一)大学生及教师对学习权益的认知度不够

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错位或缺位现象据笔者对所在学校师生调查发现，对学习权益有比较清晰认识的比例中，教师占比为46.9%，而学生则仅有31.7%的比例，总体来说相对较低。

(二)高校教育评价机制比较单一

目前各高校一般按照《学生课程考核办法》，对学生学习成果进行评价，具体评价方式主要是笔试，对一些社会学方面的课程也进行了一些案例考核和口语考试，但真正与实践联系较紧的技能操作考核方面的评价方式，目前运用得还比较少，从而造成了高校教育与社会实践有所脱节。

(三)现行教育方式很难让学习自由进行选择

从而影响了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发挥一般来说，学习自由包括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主要是指对学生学习不作过多干预，给予其充分的发展自由;而积极自由则是指对学生进行积极引导，帮助学生拓展学习空间［1］。但目前的现实却是，我国大学生课程教学几乎全部由教师来控制，学生参与的机会较少，其只是被动地接受，这样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积极性。

(四)基于高校资金匮乏和管理受限

大学生学习权益缺乏有效的物质保障据笔者调查发现，目前各高校校舍、图书馆、实验仪器建设良莠不齐，一些不太知名的高校图书馆规模很小，连最基础的实验仪器有时也没有配备到位，从而导致大学生没有条件去进行自主地学习，限制了学生创新、创造能力的拓展和发挥。

(五)我国目前没有形成具体明确的学习权益保障和救济体制

学生很难进行有力地权利诉求和主张经笔者归集发现，我国还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对学生的学习权益进行明确规定，有的仅是根据“受教育权”来进行相应地引申和发展，大学生相关的学习权益保障和救济更是无从谈起。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前我国教育体制的大环境下，学生对学习权益关注还不多，因此在这些方面的司法和行政救济应用还很少见，但随着社会进步和权利意识的发展，未来这方面的实践案例必然会日趋增多，并且会逐渐成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议题。

二、大学生学习权益受损的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我国大学生学习权益受损的具体表现，经笔者归集，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既有师生个体方面的，也有教育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的，需要结合当前我国大学生教育的宏观环境和微观行为，进行分析和应对。

(一)从师生个体层面来看

基于学习权益意识的相对薄弱，从而导致学习权益的自觉性和自主性较差。学习权益从认知、认同到提出要求、权力救济，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学生对教师的顺从和服从，教师对学生的命令和权威，目前仍在深深影响着每一个大学生的思想行为方式和教师的教育思维模式。据笔者在大学生中调查发现，他们对学习权益缺乏良好的认知，大多数学生均认同“老师所传授知识的正确性、老师教育学生的权威性”，而他们对学习权益受损很难识别，自然也无从进行权益主张和救济。与此同时，笔者对教师群体也进行了相应访谈，由于我国现代教育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真正拥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教师还相对较少，在教学中能够充分考量到学生的学习权益并进行有益的教学实践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有比较多的高校教师仍然习惯于传统的灌输式教育，较少运用启发式和创造式教育，长期以往，大学生个体为了迎合教育体制的要求，迎合教学考核的需要，自然也对学习权益有所漠视或忽视了。

(二)从学校教学管理层面来看

由于教学管理体制僵化和各种软硬件的相对不足，造成了大学生学习权益缺乏良好的体制跟进和物质支撑。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也一度甚嚣尘上，教育产业化作为其中一个典型代表，由于其与教育公益性价值取向不相匹配，后来就逐渐退出了官方的发展规划。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在教学体制改革方面，迟迟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应试教育的弊端日益显现，而素质教育一时也很难真正树立起来，由此造成了包括学习权益在内的一些现代教育新理念，迟迟没有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得到充分体现，尽管高校相对要好一些，但由于我国教育经费的相对不足，真正的“大家”“大师”相对匮乏，再加上高校一直也没有真正树立起“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高校的教育成果与社会认可度、社会评价体系没有进行有效接轨，由此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学生学习权益的构建和发展［2］。

(三)从法律法规层面来看

权利入宪和依法治国的具体跟进措施没有及时地体现到具体法律法规中，客观上造成了大学生学习权益受损后，在寻求相应的权益保障和救济时却无法可依。前文述及，我国法律法规没有为学生的学习权益进行科学设计，其根本原因在于“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并没有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不可否认，在目前高校的发展规划中，也提出了很多“以学生为本”的教学口号，但在具体落实上难尽如意。笔者一直认为，与我国教育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若能在具体条文中给予学习权益以必要的关注，并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和法律手段来推进，不仅有利于“依法治教”政策落到实处，也会进一步推进包括大学生学习权益方面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民利进程。

三、社会学视域下大学生学习权益的保障对策和提升措施

(一)加强培育大学生与高校教师个体良好的学习权益意识

对于大学生来说，首先要明晓自身的学习权益，并将其与个人素质提升、学习竞争力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争取应有的学习权益，全力培育自身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特别是对事物的系统分析和科学研究能力，从而确保在大学毕业前打造出过硬的专业知识、业务技能和社会发展能力，为大学阶段及毕业以后的成功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于高校教师来说，要尊重学生的学习权益，在日常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向大学生灌输自主学习、快乐学习理念，在进行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等相关课程学习时，要将学习权益教育有机融入其中，引导大学生树立起科学、健康、有益的学习观念，实现大学生个性发挥与教育教学规范的辩证统一，使大学生在现行高校教育大框架内，能够尽最大努力地提升良好的学习效果。

(二)吸引大学生主动参与，形成科学、多元的学习评价体系

根据斯克里文有关评价学说的理论，目前大学生的学习评价主要包括总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3］。但笔者调查发现，我国高校目前对大学生的评价以总结性评价为主，尽管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为了跳出应试教育的怪圈，笔者认为，我国高校当前应将学生的主动参与纳入到学习评价体系的核心地位，努力在构建科学、多元的学习评价体系中有所着力。

(1)注重形成性评价。高校教师要将注意力放在大学生掌握学习能力和技能水平提升方面，改变过去“一考定终身”的做法，通过高校教师在学习过程中的指导和帮助，在大学生学习结束后形成总结性的评语，提出大学生的优点和不足，使大学生对自己掌握某一门课程的情况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从而有利于大学生明晰今后持续改进的方向并保持信心。

(2)鼓励大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在高校大学生学习评价系统中，其对象是大学生，而要想使评价结果让大学生真心接受，吸引大学生参加其中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鼓励大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就是一个良好的尝试。在大学生自我评价中，教师的指导和其它学生的反馈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对客观、公正的自我评价结果，理应纳入教师的最终学习评价报告中。

(三)加快推进教学改革，不断提升大学生学习权益的载体建设

大学生毕业后，最终是要走向社会的，因此建立起与市场接轨、符合社会要求的教育体制与教学机制，是我国当前提升大学生学习权益的重要内容。

(1)“唤醒”学生自主学习意识，使课堂教学以“学生”为本，以“学”为中心。建议在大学生课程设计中，增加有关的社会教育内容，促进大学生尽早向“社会人意识”方向转变。

(2)以实践性为着力点，不断完善实践教学制度，尽快扭转我国大学生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局面。明确要求社会实践教学内容在高校教育体系中的合适比例，特别是一些职业技术类院校，更是要将社会实践作为教学考核的核心［4］。

(3)在教学考核体系设计中，还应结合课程要求，帮助大学生设定一个合适的门槛，不宜太高，也不宜过低，让大学生通过切实有效的努力，以及积极的学习力，顺利完成量身定做的学习目标，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学习效果。

(四)将学习权益纳入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完善权益保障和救济途径

从现代法治社会构建上来看，学习权益作为人权的基本内容，理应体现在相应法律法规中，并通过明确而具体的权益内容规制，以及相应的权益保障和救济，从而发挥出学习权益良好的法律效能。

篇（3）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的逐变求新经常达到了令观赏者震惊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现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尔(AndyWarhol)的波普艺术(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约翰•凯奇(JohnCage)的“无声音乐”(4分33秒)乃至奥兰(Orlan)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一次次地冲击着艺术边界，让观众对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产生质疑。

有人认为这种凸显观念而弱化审美的当代艺术不过是一场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符号游戏，它利用哲学化的观念外衣掩盖了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的本质;也有人认为当代艺术的勃兴不过是艺术界各方如拍卖行、画廊、策展人、投资商、经纪人、艺评家、收藏家联手，通过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来的艺术泡沫。这些争端背后的一个基本问题浮出水面: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在大量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和实践面前显得束手无策。随着杜尚、沃霍尔们被冠之以前卫艺术家并逐渐被艺术机构所接纳，随着艺术品和日常物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疑惑:到底何为艺术?谁是艺术家?艺术生产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是独特的天赋授予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制造出的集体幻象?艺术界或曰艺术体制论正是在传统艺术理论频频遭受当代艺术实践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曾指出:“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艺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Becker145)。面对花样翻新的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以莫里斯•韦茨为代表)先是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获得灵感，提出“艺术不可定义”说，这一观点因其逻辑漏洞以及无建构意义的虚无和空洞性而很快被众多美学家(如曼德尔鲍姆)攻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可以定义”说又应运而生，只不过这种定义的路径已和本质主义艺术定义(如模仿说、表现说)大相径庭，它超越了传统美学只从外显性(exhibited)特征出发寻找艺术普遍本质的局限性视域，而主张从非显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来重新界定艺术。沿着这条路径，20世纪60年代在美学内部围绕着艺术定义展开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以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乔治•迪基(GeorgeDickie)为代表的“艺术界”(artworld)和艺术惯例理论。关于二者的相关理论的详细介绍目前已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简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艺术需要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的阐释，而迪基则更为关注各种艺术界体制———如已建立的惯例、习俗、常规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艺术品资格的，因此其理论常被称为“艺术惯例”论。尽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艺术哲学的理论视域内，然而可以看出，当代美学越来越呈现出溢出艺术哲学边界，向文化社会学靠拢的趋势，尤其是迪基的“惯例”说，空前地将“体制”这一因素引入到艺术定义的思考中，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特点。而社会学家贝克和布迪厄通过合作的“艺术世界”和冲突的“艺术场”理论体系则摆脱了哲学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将当代艺术问题、艺术体制的考察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实处。

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艺术世界———借鉴社会学资源的艺术体制理论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们的艺术体制论不久，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HowardS．Bec-ker)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对艺术体制的专门研究。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中就已初现从艺术体制视角来研究艺术的苗头，此思路源于对“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这一艺术形而上概念的驳斥，如法国的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el)和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泰纳(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会环境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史流派的影响，而后者反过来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时代的社会状况。这种艺术反映观的主要持有者还包括以马克思以及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叶，直接或间接借用了经典理论的一大批学者，如夏皮罗(MeyerSchapiro，1973)，豪泽尔(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艺术主张的核心是: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赋予艺术品以美学形式和内容。受这一主张的启发，艺术反映论的学者们并将艺术品的研究同对艺术家的生活的研究结合起来，去分析生产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阶级结构，他们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分析原则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这些原则包括:艺术家是特定集体的成员，而非被赋予独特创造性天才的孤立个体;在商品社会中，艺术品是商和社会机构用货币或其它类似方式购买或投资的对象;艺术品取决于物质和技术的生产媒介，而后者以社会劳动体系为先决条件;艺术品用审美的形式和内容“反映”或“编码”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艺术品所负载的价值并非在一切时代都是必然有效的，仅仅对那些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消费”它们的特定社会群体才有效(哈灵顿10－11)。这些主张虽然为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然而其相对单维的反映论难逃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的嫌疑，没能捕捉到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体制中各个节点之间互动性和动态性关系结构。

几乎与分析美学对艺术定义问题的讨论同时开展的另一种研究，是开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国和法国社会学学者进行的关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与的艺术社会史不同，比如它对价值判断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并回避审美评价、审美内容，而是更加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接收实践，它“建立在对艺术市场、艺术职业机构、艺术管理、专业艺术网络和艺术消费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在经验上的种种应用”(哈灵顿23)。美国和法国的研究者分别以贝克和布迪厄为代表，二人都表现出与社会学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种亲密性。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艺术世界》(ArtWorlds)。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显然是受到丹托“艺术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会学理论中“符号互动论”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启发。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和语言、文字等媒介一样，是一种通过不断交流、沟通与协商来塑造意义的物化手段。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艺术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结构，认为应以“互惠”的社会互动关系框架来研究艺术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另一位符号互动学派的社会学家邓肯(HughDun-can)也提出从分析微观机制的社会互动出发研究艺术和艺术生产的过程。邓肯建构了一种“作者－批评家－公众”的三角互动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动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尽管“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号化的，并非是社会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还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隐含着一种“社会团结”(socialsolidarity)，这种社会团结又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促成互动各方的“同态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贝克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艺术圈(演奏爵士乐)的亲身经历，贝克与艺术家群体有着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艺术领域具体活动和实践的特点，因此他不是像哲学家或一般社会学家那样在简单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层面上谈艺术，而是依据他本人在几种艺术世界中的个人经验和参与，对艺术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过程进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说丹托和迪基将传统艺术哲学的本体化追问“何为艺术”置换为“为何某物为艺术”或“某物如何获得艺术品资格”这类问题，那么可以说贝克则将这一追问转化为更具社会学色彩的问题:艺术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细分析这一追问，不难看出贝克对艺术界问题的讨论是以某对象已经被艺术体制接受为艺术品这一事实为前提的。简单总结贝克关于艺术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个，即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s)、常规(conventions)和标签理论(theoryoflabeling)。按照贝克在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章③中的理解，艺术世界是围绕着一种惯例而实现合作生产的艺术界公众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在《艺术世界》的开篇，贝克就对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界定:“艺术世界是由所有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个或其他世界规定为具有艺术特色的作品之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艺术世界的成员要参照惯例性理解协调那些活动，生产出作品，而这些理解则包含在共同实践和经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样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复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产类似的作品。因此，我们把艺术世界视为一个诸多参与者合作关联的网络”(Becker34)。

艺术首先是集体行动的结果，这是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了艺术生产中的协作性:艺术家虽然占据艺术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艺术品并不是个别天才艺术家通过天赋、灵感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不同的参与者在作为行动者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艺术世界中协同合作的产物。贝克采用“任务组”(bundleoftasks)和协作链(cooperativelinks)———即艺术世界中参与和从事各种艺术活动的行动者们来代替传统美学中的天才艺术家。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既因时而变又相对稳定。贝克这里还指出了我们在分析艺术世界的劳动分工时容易产生的一种狭隘理解:我们会认为表演类艺术(电影、音乐会、戏剧、歌剧)是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之上的艺术，但是像诗歌和绘画这类的艺术似乎不存在劳动分工，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作品是由艺术家独自一人完成。然而劳动分工并不仅仅意味着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像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同时甚至同地协作劳动，而是要求每位参与者在适当的时间或者环境下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以当代美术为例，一幅画作背后的劳动分工网除了艺术家本人之外，还应该包括:画布、画架、颜料、画笔的生产商;提供画展场地和经济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馆管理者;制定美学理论的评论家和美学家;提供保护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的政府机制;对作品做出回应和反馈的公众;过去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画家，因为一幅画必须置于他们所创造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可能产生意义。④同样道理，表面上更为独立自足的诗歌创作实际上也无法脱离出版商、印刷业、诗歌传统等分工。

然而艺术世界中的诸行动者之间的集体合作行为并不是暂时和随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约，而是按照某种彼此一致认同的规范(norms)组织起来的，是什么保证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后果等方面产生默契?这就涉及到贝克艺术世界理论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常规(conventions)，⑤常规并非艺术界内在的、先在的结构，而是经过艺术界各方在长期的冲突、妥协、调和中产生的结构性规则，同时又反作用于艺术界，起着整合、凝聚、规范艺术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规的雏形是行动者相互协调后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和协议，其后逐渐演化为常规。艺术观念是艺术常规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种艺术观念随着艺术界合作行为而逐渐被结构化和体制化，它就能发挥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艺术界资源的作用。正是常规使得艺术生产中形态各异的劳动分工和实践得以反复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顺利进行。贝克将艺术界常规分为非专业和专业常规两种类型。非专业化常规指的是所有社会化成员都熟知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艺术观念等，例如我们习惯性地根据不同媒介将艺术分为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认定存在艺术和非艺术的领域等等，非专业化常规通常体现为在社会发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观念，这些观念有些来自于文化传统，有些源自艺术世界内部或艺术媒介本身。专业化常规主要包括一门艺术的专业知识、美学理论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过专业的艺术机构才能学到，可以说是进入艺术场大门的通行证。另外，非专业和专业化常规并非固定不动的观念，而是随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相互转换。无论是专业化常规，还是非专业化常规，都属于艺术观念，是艺术界公众共同认可的规则的主要成分，换句话说，贝克关于常规的讨论，主要还是围绕着艺术观念展开的。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体现了贝克艺术界理论的优势:他并不像传统艺术社会学那样，仅仅将以物质形式呈现的艺术品放置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以考量诸社会外部因素对艺术生产、传播的影响，而是借用对艺术世界常规理论的研究，把关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会学理论中，即艺术是艺术观念控制下的艺术，艺术价值是在艺术观念或常规的运作下的美学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就是一种观念。在贝克的理论视域下，我们不仅仅思考“什么是艺术”、“某物品是否为艺术”等问题，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们将某物判定为艺术”，或我们对物品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是在何种艺术观念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些艺术观念又是如何形成、变更和产生作用的。

贝克对社会学理论的一大贡献是标签理论，《艺术世界》及相关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给予大篇幅的深入讨论，但却处处渗透着标签论的色彩。在贝克看来，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声誉(reputation)都是通过“艺术世界”获得的，并非是像传统美学所宣扬的那样，艺术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启发性的、深邃的等本质属性被赋予其独一无二的价值，进而艺术家因其作品的“伟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赋而获得声誉的光环。从贝克的标签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艺术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艺术世界的集体行为，是艺术界的行动者如策展人、经纪人、拍卖商、艺评人多方生产和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解构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祛魅艺术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们揭示:二者的获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这个角色本身也是艺术界公众运用共同的艺术常规对其“标定”而产生的一个称号，或者说是一种“标签”。艺术家的声誉是协作生产的结果，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声誉一经确立以后又会成为艺术品生产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区分和筛选的功能，因此，贝克“标签”理论对我们重新发现艺术世界中声誉机制的确立和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传统美学中被神圣化了的“声誉”在标签理论的破解下被还原为艺术世界通过集体合作而生产出的一个神话，一种幻象。

“艺术世界”(artworlds)这一技术性定义，是贝克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观上，它凸显了艺术生产中的集体协作性;在微观上，这一概念又将研究触角伸向了艺术生产网络中依据共同的“常规性理解”而反复合作的形形的个体，而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常规则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艺术观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艺术观念如何在艺术世界维持相对稳定的结构的同时又在不断流动和变革中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贝克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资源拓展到艺术领域，克服了传统经验主义过于实证化的局限，他对艺术生产，尤其是艺术分配领域的分析具有结构性框架的特征，从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是如何在艺术关系网络的运作中生成及演变的，而艺术家的“天赋”又是如何经艺术界各行动者的点石成金之手而逐渐被神圣化为“声誉”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机制，后者作为艺术界体制权威和象征资本又进而投入到艺术再生产中去，有效地行使着筛选和区分功能。可以说，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艺术品”这一问题。从这些层面上来看，贝克的艺术世界体系和两位分析美学家的理论相比无疑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明显的先进性。有关艺术体制的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如果说贝克强调的是作为关系网络的艺术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则更侧重的是艺术世界中的冲突与竞争维度。作为将当代艺术体制理论置于社会学路径下进行研究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贝克和布迪厄都将关注点放在了艺术世界或艺术场中个体和体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贝克通过大量的列举和描述展示了艺术世界的复杂性，有着将艺术生产泛化为文化产品的生产的倾向，然而在艺术观念的频频发生革命性变迁的现当代艺术界，仅仅用合作来解释新艺术对既有艺术体制的反叛、否定和颠覆显然是不够的，而布迪厄的艺术场概念则对理解新旧艺术观念之间及其相应的人或行动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有着颇有助益的启发。不同于贝克的是，布迪厄试图用诸概念搭建起一个理论构架，通过这个构架来分析艺术场内部的运作，他更注重的是复杂艺术世界中的总的结构、法则和机制，他坚信艺术界和其它社会场域一样，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构的基本秩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理论对布迪厄的影响。

布迪厄对艺术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92年发表的著作《艺术的法则》(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贝克和布迪厄都将艺术世界定位为一种动态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被命名为“艺术场”。为了寻找艺术界内部的客观关系结构，布迪厄引入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来分析艺术界内部的冲突与竞争:“场”(field)、“惯习”(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资本(capitalofculture)，这四大概念无疑是布迪厄艺术场理论大厦的四座基石。“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贝克的由互动行动者构成的合作关系网相比，布迪厄的场是一个更为结构性的概念，场中的每个行动者(个体或群体)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的是，布迪厄对艺术场域的考察渗入了权力的思考。或者说他将文化艺术生产场域放置于权力场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说是一种“元场”(meta－field)，元场控制着所有场域中的各种资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位置。和结构主义理论的静止不变的结构相比，场域中的位置是相对的和动态的，是在各种关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预先存在的。携带着不同资本的行动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构成了场中结构的不平衡性，是作为权力场的艺术场中各方冲突和斗争的源动力:行动者为了占据、保持或改变位置而进行着权力争夺，这种冲突推动了艺术场内的关系结构在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同时不断变化。简单概括，艺术场是一种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些位置被诸行动者所占据，他们携带着几种形式的资本去争夺特殊的符号资本(权威、声望、名誉等)。

布迪厄对的资本概念进行了改造和拓展，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转换成金钱，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两者则被布迪厄称为“符号资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将文化资本描述为一种知识形式，它赋予了社会行动者以一种识别力或竞争力，用以解码文化关系或解读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引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等级分化和权力分配不单单依靠物质因素或者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曰符号资本这类非经济力量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具体的状态(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观的状态(objectifiedstate)和体制化的状态(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体的状态指的是行动者用以应对文化话语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长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习得的;客观状态是指文化资本以物质载体(如书籍、绘画、歌曲、电影、乐器)等形式出现;而体制状态下的文化资本包括文凭、头衔以及各种形式的体制认证。从文凭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进入职场，获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以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场为例，布迪厄将文化生产场分为两个次场:有限生产场(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规模生产场(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艺术场，后者则是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生产场，遵循的是他律原则，以文化产品尽可能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为主旨，艺术品的广泛认可与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资本直接挂钩。和其它社会领域如经济场或政治场一样，作为文化场子系统的艺术场也有着自身的场的逻辑和资本形式，艺术场存在的主要条件是文化资本，它遵循着“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原则。然而和大规模生产场的运行模式正好颠倒的是，自主的艺术场以否定经济利益、“摆脱”功利性为准则，并依托于以少数艺术界专家所构成的精英机制。然而布迪厄却敏锐地指出，这种“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资本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实现权力操控和统治，将文化等级分层变得神圣化、合法化的过程。换言之，艺术场中文化资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潜能，这种相互转换的潜能也更好地解释了艺术领域中的创新作品如何被最终体制所接受并认可的过程:艺术中介(拍卖商、策展人等)通过发现、展出、阐释及评估那些不同于常规趣味或传统学院派风格的艺术品，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累积，通过培养出新的审美趣味导向，在艺术场内创造了新的位置，从而也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增值(收藏、拍卖)。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合谋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中的一些现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在国际双年展上频创佳绩，掌握了可观的文化资本(声誉)，进而通过拍卖行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利润，从昔日的艺术场的异端和忤逆者变为体制内的主流和强势占位者。

和贝克从合作和常规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艺术世界不同，布迪厄是从冲突和竞争的层面来分析艺术场的客观关系结构。这种考察既涉及艺术场内部人之间的占位争夺，自律(autonomy)原则与他律(heteronomy)原则、正统(orthodoxy)与异端(heterdoxy)的斗争，又包括艺术场和大规模文化生产场之间的相互渗透。我们可以将艺术场的自律原则(为艺术而艺术)看成是以专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艺术家、美学家、艺评家等等)为了维护或将自己所持有的权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号。在艺术自律的主张下，他律原则(经济、政治)因其“不纯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艺术场之外;通过制定“正统”的艺术观念并将其神圣化，权威守护者把不符合其“正统”艺术观念和美学原则的异己驱除场外或将其边缘化，从而完成了艺术场权威位置的巩固。一个艺术场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导地位的专家阶层就越强势。随着资本的介入，当代西方艺术界越来越受到他律原则尤其是经济原则的围攻，专家所标榜的“纯粹的”无功利艺术只是一个美学幻象，艺术从来就不曾真正地脱离过艺术市场。

篇（4）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风建设中的作用

充分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特别是其中的“个人”层面，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教育和学风建设相结合，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丰富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形式，提升学习态度的崇高性，把“求功求利”的学习目的转化为爱祖国，爱家乡，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树立远大的理想目标，坚定学好本领的理想信念，把热爱伟大祖国，发奋学习，建设美好家园作为学习生活中的动力源泉。挖掘“敬业”的本质意义，加强学生的“责任教育”和“职业教育”，一方面，加强学生的责任教育，帮助学生在社会、家庭、自身三个维度明确所肩负责任，做好一名学生的本质工作。另一方面，在入学之初进一步加强专业教育，帮助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情况的学习、职业发展规划，为各层次的学生搭建适合自身的发展平台。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特别是在考核考试中，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考核考试，严肃考风考纪，增强学生的自律能力，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学习科研方式。一方面，引导学生重在平时，在点滴中积累，严禁抄袭作业。另一方面，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养成诚信品质，提升学生的个人品德。培育学生团结友善，互帮互助的学习生活氛围，“积极营造多民族和谐团结的校园文化，形成学生快乐学习氛围”4，作为学风建设的载体，为学生发展培育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强学生的“融入感”，加强对学生的情感支撑，为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保证。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学习互助小组的实践形式，教师和学生结对子，学生和学生结对子，在学习和生活上相互关心、相互帮助。

篇（5）

二基于社会化全程式一对一大学生就业指导模式的师资队伍建设及实施要点

为了真正达到指导效果与目的，该模式倡导以专业或学科为基础构建以班主任为主体，充分整合就业指导工作人员、专业教师、优秀校友、优秀毕业生及用人单位招聘代表等相关力量，形成专项指导导师及“一对一”指导导师两支队伍，实施具体帮扶工作，具体实施要点如下：第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将领导负责制与班主任联系制、专项导师制与“一对一”导师制有机结合，统筹安排并分专业制定所有在校生的就业指导工作。第二，各专业要制定专人负责“一对一”指导方案的制定、实施、协调及完善工作，如提交队伍建设建议、工作实施方案，具体负责帮扶人员的聘请、选拔及使用等具体问题，接受学生的学业、就业、创业及职业发展等相关问题的咨询指导，为学生配备“一对一”指导导师，安排相应的活动、约谈等，并建立、配发、回收帮扶台账，整理留存学生的成长发展情况，为对其进一步的咨询指导提供依据。第三，为各专业配备专业素质强及工作热情高的优秀专业导师、校友导师各一名，负责通过邮件、讲座、座谈、约谈等方式解答学生相关困惑。在每届毕业生中选拔优秀就业、升学或创业毕业生作为朋辈教育导师，向低年级学生提供成功求职、升学或创业经验，分享最新的成功资讯。同时，联系在该专业就业过程中发展方向对口且广受学生欢迎的用人单位招聘代表作为社会导师为学生提供企业招聘要求、发展需要、入职条件、职业适应及发展等相关问题的讲座及指导。综合构建专业导师、优秀校友导师、朋辈教育导师及社会导师的专项、多维指导模式，积极鼓励家长参与帮扶教育工作，综合使用讲座、咨询及一对一指导等多种手段，全方位关注学生成长发展需要。第四，构建阶段化、个性化、渐进式的帮扶模式，结合专业及不同学生个体发展需要，根据学生的学业、就业、创业等成长需要，分阶段设立有针对性的、渐进式的帮扶目标并完善实施。

三基于社会化的全程式一对一大学生就业指导模式的阶段划分及实施要求

基于社会化的全程式一对一大学生就业指导模式以综合性的师资、全程化的系统指导见长，充分整合多方力量，以各专业、各年级学生不同阶段的成长需要为着眼点，具体指导方式以“一对一”约谈为主线，辅以专项讲座、座谈、分享等形式，通过“了解、引导、解答、帮助、跟踪”，在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发展力的同时促进就业指导工作的良性发展与循环。该模式具体指导工作的阶段划分及实施要求如下：

1大一年级（了解及信任建立期）

建立“一对一”指导档案，为每专业学生配备专业导师、校友导师、朋辈教育导师及社会导师，以班主任为主，其他领域导师力量为辅，全面了解学生家庭、经济、生活、学习等各方面情况，接受并解答学生以大学生活适应问题为主的各种咨询，整理专项导师情况简表及学生“一对一”指导扶导师情况表，制作指导台账。2大二年级（引导及方向明确期）在此阶段，结合学生专业及个性发展需要，引导其明确方向，积极完善自身素质，充分认识专业特征及社会发展需要，从而科学规划人生，更好地利用时间、分配精力，努力成长。组织“一对一”指导导师分阶段进行专业认识问题、学业规划问题及素质养成问题的专项约谈，帮助学生认识了解专业、进行学业规划、完善自身素质。同时组织专业导师进行专业介绍讲座、校友导师进行素质养成讲座、朋辈教育导师进行专业学习讲座、社会导师进行专业前沿发展讲座等活动。

3大三年级（解答及整合准备期）

既要整合学生的共性特征也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指导工作，积极解答学生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困惑，帮助学生积极探索社会，明确专业与社会需要的对接重点，锤炼情商、逆商，合理规划职业发展路径并指导其积极进行准备。组织“一对一”指导导师就实习实践、毕业准备等问题进行约谈，根据学生的自身情况帮助引导其制定自主实习实践方案，帮助学生探索毕业去向并进行准备。组织专业导师讲解专业与社会需要的对接重点、校友导师讲解社会相关要求及情商逆商锤炼、朋辈教育导师结合自身及相关同学的经历帮助学生探索毕业去向及准备条件、社会导师活动讲解相关专业招聘要求及就业准备要求。

4大四年级（帮助、解决就业期）

将共性指导与个性指导有机结合，充分关注毕业生的各种发展需要，对毕业去向受阻毕业生予以重点帮助，为实现其梦想助航。一方面积极促进毕业生高质量、高满意度地落实毕业去向，一方面积极联系就业、升学及创业领域的优秀毕业生，发展朋辈导师，积极贮备力量。同时对毕业期间没有就业的学生进行重点指导，帮助其分析原因，解决问题，为离校后继续帮扶做好准备。组织“一对一”指导导师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毕业选择进行简历设计、升学准备或创业准备的专项约谈，及时针对准备就业的同学进行心理调适、毕业准备及离校入职问题的约谈，帮助同学们设计简历基础模板、确定升学方向并进行准备、评估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及风险，引导学生适时进行心理调适、明确毕业准备及相关政策和流程、帮助学生做好离校准备。同时，组织优秀校友导师及社会导师从社会化的角度进行就业准备及职业发展准备相关问题的讲解，并进行职业角色转换等相关问题的咨询答疑。

篇（6）

 

大学生就业是一件关系千家万户的大事，大学生就业难也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引起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很多，但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缺乏和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其在求职时缺乏竞争力而陷入困境。本文所说的社会实践，指大学生在学校课堂之外的一切实践活动。包括假期实习、专业实习、社会调查和考察、社团活动、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志愿者活动，勤工助学、兼职工作、创业活动，自助旅游等。正如徐小平老师所说，成功就业是教育和经验的均衡。大学生在追求知识和学历的同时，增加个人的社会实践是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核心解决方案。

一、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遭遇的一些难题

笔者在日常就业指导教学和就业心理咨询中发现毕业生在求职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困难，现将部分问题分类整理如下：

1、信息缺乏

很多学生对招聘单位、具体岗位、所在城市和行业的了解不多，搜集信息的渠道少，获取信息的能力差，掌握的信息表层化社会实践论文，过于依赖学校和老师等。调查显示，50.2%的毕业生认为学校应该提供准确的就业信息。“就业岗位信息不足”是毕业生求职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比如一些同学经常会问：这个岗位好吗？会有发展吗？工资能养否活自己？您能给我说说各大银行的岗位情况和相应的待遇吗？一些北方的同学很少关注南方企业，究其原因是不了解外面的世界甚至其没有出省的经历。

2、简历内容不充实

简历是用人单位筛选应聘者的第一道关口，是大学生在校期间生活和学习经历的浓缩，直接关系到能否参加面试。有些同学的简历比较丰富，参加了校内外的诸多活动、担任了一定的职务、获得了一些荣誉和奖励、取得了若干资格证书、具有突出的爱好和特长。但这部分学生在大学生整体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多数同学都属于简历内容比较匮乏：无社团活动经历、无兼职经验、无获奖和证书，专业成绩平平，爱好特长就是上网、看书、听音乐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有些同学除了基本信息就无话可说。

3、综合素质与就业能力不强

“工作经验和就业能力缺乏”是毕业生求职面临的主要问题中位列第三位。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欠缺的问题也比较常见。有些单位会在面试中问求职大学生一些专业与社会热点相结合的问题，学生的回答难以令考官满意。某银行、某药业公司和某财务集团在招聘现场考察学生使用EXCEL，POWERPOINT等软件的能力，学生的表现均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而使之失望。但社会实践经历丰富的同学普遍反映在实践过程中学会了坚持、忍耐，学会了重新审视自我，学到了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提高了具体操作能力、应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更能坦然面对求职中的困难。

4、职业决策困难

在上海一家公司招聘电话营销岗位的面试中，笔者遇到两位同学，一位同学兴高采烈说：老师，我这次面试成功真是太高兴了。在职业生涯规划课中听您讲在大学期间最好做份兼职，我就在商场做了段销售，我特别喜欢那种顾客接受你的感觉，能接受你推荐的产品，而且我一直想去上海工作。这时另外一个女同学则紧锁眉头、愁容满面，“我也被录取了，但是我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这份工作，能不能干好社会实践论文，我也没做过营销类的工作，到底去不去呢？”。还有些同学面临升学或就业，考公务员还是去企业，接到几家用人单位的录用通知时，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二、社会实践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有效途径

社会实践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重要途径。要彻底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和毕业生本人的努力与配合。但正确认识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价值，创造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机会和营造积极参与丰富的社会实践的氛围，对提高的学生的求职能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社会实践是实现大学生社会化的必由之路。人的社会化，是指作为个体的自然人转化为一个能够适应一定的社会文化、参与社会生活、履行一定社会角色、有着健康人格的社会人的过程。很多学生在初入大学时出现了适应不良的情况，这是“儿童我”向“社会我”转变过程中发生的反应。通过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大学生可以广泛了解和深入社会，全面地、恰当地评价自我，找到理想中的我与实际中的我差距。调整角色期望值，不断完善自我，积极锻炼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促进大学生健康社会化。

2、社会实践是提高学生职业化的有效途径。大学期间完成了“儿童我”向“社会我”转变以后，大学生求职时面临着从“社会我”向“职业我”的转变。高考的评价标准和职场的评价标准截然相反：我国的教育体系大量依靠记忆，分数几乎成为高考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但职场需要的是具有创造性的说写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领导能力的毕业生，个体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成为用人单位选拔人才的标准。通过参与社会实践和积累工作经验，大学生能认识并深刻体验到评价标准的变化，改变重知识轻能力的观念，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的生活以获得平衡的职业生涯。

3、社会实践有利于形成教学、科研、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教育体系。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社会需求往往是具体的、不断创新的，二者不能做到完全对接社会实践论文，需通过社会实践锻炼学生实际工作能力，从而达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以用促学的目标。社会实践能让学生了解本专业领域发展的前沿和方向，架起学校与社会的桥梁，学校也可根据社会的需要适当调整专业结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

三、构建完善的大学生社会实践体系来促进大学生就业

构建“政府重视、社会参与、学校组织、家庭支持、个人践行”的社会实践网络体系来促进大学生就业，能提高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改变我国大学生就业的严峻形势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1、政府政策引导和支持，完善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保障体系。政府政策引导和支持在构建大学生社会实践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引导，保障大学生社会实践必要的人力和经费投入；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呼吁用人单位提供更多的实践岗位和多层次的职位；政府出面整合社会、高校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相关问题研究，提高社会各界对开展大学生实践的责任意识，推动大学生社会实践体系的建设。

2、高校重视和参与，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程体系。高等学校要把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规划和教学大纲，规定学时和学分，提供必要经费，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积极探索和建立社会实践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校园文化活动相结合、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与勤工助学相结合、与择业就业相结合、与创新创业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应针对不同专业、年级、层次的学生特点，提出不同的目标和要求，提供师资指导和后续辅导，丰富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

3、家庭支持和学生投入，完善大学生自我发展体系。传统观念认为学生应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家长一般不太鼓励学生在大学期间获得兼职、志愿者等经验。“一个好工作靠的是关系”之类的想法，也影响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但到求职时社会实践论文，“实习经历”被专科生认为是就业中最具竞争力的个人因素。有超过2/3的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把“提升个人素质，促进自身成长”作为出发点和主要目的。大学生要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专业和职业发展方向，有选择参加适合自己的实践，在各种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能力、增加社会经验和完善自己性格。

大学生就业影响着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学生成功就业是文化基础知识和社会实践经验的平衡，个体职业生涯的持续发展是多种角色平衡的结果，因此社会实践在大学生成长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1] 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首选调查报告[J].中国大学生就业，2010(18).

[2 ] 宋江照，王俊京，赵海娟，王晶晶.对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思考[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09(10).

[3] 尹德树.论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长效机制的建立[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7).

[4] 李霞.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状况的调查分析.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1).

[5] 刘同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现状与发展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

篇（7）

溯源上来说，布鲁尔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性著作《知识与社会意象》中，提出知识社会学探寻知识本性的“强纲领”（因果性，无偏性，对称性，反身性），要求以一种无偏的态度对待所有的知识，用同样的方式寻求知识何以成为知识的因果解释，就已经预设了其持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主要通过对称性和反身性表达）。而在具体的概念界定上，布鲁尔等人在通常的相对主义的定义上作了修正，限定了一种特殊的形式。通常相对主义具有下列条件：（1）同一论题有不同的信念；（2）信念依赖于所处的环境。除（1）与（2）外，布鲁尔等人又为此增设了一条“等值假设”：（3）“所有信念，就它们可信性的原因而言，都是彼此平等的。”3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来说，并不是说所有信念都是真的或都是假的，而是，它们都是有问题的，需要经过经验研究，找出其为真或为假，为合理或为不合理的原因。这种相对主义的界定，使布鲁尔等人更愿意称自己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而这种界定，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旨趣所在：反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反对传统的知识社会学仅涉足人文社会知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而不敢涉足科学知识；反对对知识本性的分析只限于哲学家的任务这一传统观点，主张社会学家应该介入这一领域；反对将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只止步于“科学家的社会学”（默顿的科学社会学），而不是“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反对科学中的正确用理性解释，而错误用社会因素说明的不对称做法；反对科学至上的权威主义，科学主义。因此，他并不是主张所有知识都是错误，而是所有知识的可信性都是同样有问题的，都应该受到开放的，审慎的重新检验，哪怕在显然的自明性的数学与逻辑领域。

2．认识论的相对主义：

借着强纲领，布鲁尔等人开启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历程，揭示出知识的社会本性：“所有知识都包含着社会维度，而这种社会纬度永远无法消除或超越”。这使得其相对主义立场成为非常显著的“认识论相对主义”。虽然布鲁尔自己坚持称，“强纲领之强并不在于说知识纯粹是社会性的，或完完全全是社会性的”，但随着经验研究的累积，尤其后期“社会学有限论”纲领的提出，使认识论相对主义立场尤其鲜明：“任何语词的使用，其未来的使用都是开放式的，实用主义的，充满情景偶然性的，社会利益深入其中。”。认识论相对主义是关于知识的一种相对主义形式，即宣称知识相对于某种背景，如文化、语言、社会环境等。如果说方法论的相对主义尚不那么激进，认识论相对主义就激进得多，“道德方面的相对主义丛哲学方面看是可以接受的，认识方面的相对主义却是无法忍受的”。当然，其相对主义特点，正是布鲁尔等人为之辩护的起点。

二、相对主义的特征

1．反对绝对主义的相对主义

布鲁尔从作为爱因斯坦的继任者、物理学家弗兰克（PhilippFrank）对于真理概念的定义出发，认为弗兰克在《真理：相对还是绝对》一书中指出的科学中的真理概念不指向任何绝对属性，相对主义被定义成绝对主义的否定，承认相对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知识与绝对真理，根据这一定义，科学永远不曾拥有“绝对”这一特征，因为它预设了知识是完美的、不可改变的，不受时间、空间与视角限制的，它不可能是假想，臆测，估计或依赖于知识主体所处的环境等的。而事实上，科学总是伴生着简化、理想、范围限制、折中、选择、臆测和近似等等不确定的因素。布鲁尔将弗兰克对于相对主义的定义形式化为：R＝～A（相对主义＝绝对主义的否定），指出，这一定义大多数哲学家并不太接受，因为他们会宣称自己毫无疑问并不是绝对主义者，同时也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们认为抛弃绝对主义并不意味着拥抱相对主义，一定有某种问题存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定义中。由此，布鲁尔认为，根据这些哲学家们的观点，这个定义需要修正成：R＝～A＆F，即反对绝对主义是成为相对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要成为相对主义者，除了反对绝对主义，还需要附加一个条件F：即拥有别的什么信念F。至于这个附加的信念F，布鲁尔分析了反相对主义者对相对主义的几种误解，揭示他们所强加给相对主义者的这个F到底是什么。

2．坚持唯物主义的相对主义

夏皮尔（Shapere）批评相对主义者接受如下假设：科学家完全被自己的假定所主导。实际上科学中总是有些东西是独立于我们的假定的，不管我们自己如何解释与选择，总是会出现实验与假定不符的情况。无论科学共同体对于预测多么有信心，世界总有办法让人们惊奇。布鲁尔认为夏皮尔对相对主义的这种理解可称为“唯心主义”。从哲学上来说，唯心主义是指认识对象依赖于认识主体而存在，没有独立的物质实体是知识的对象，没有存在独立于思想，实在的东西其实是心理的产物，———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完全因为我认为他存在。布鲁尔指出，这种对相对主义的误解具有如下形式：R＝～A＆I（I表示唯心主义）。即反相对主义者认为相对主义反对绝对主义，并且接受唯心主义。在布鲁尔看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大谬不然的了”。因为这种对相对主义的理解存在如下问题：它把相对主义绝对主义之间的区分同唯心主义唯物主义间的区分给混淆了，而两者并不是一回事。相对主义者可以是唯心主义者，也可以是唯物主义者。布鲁尔坚持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所持的相对主义，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是持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者并不否认物理世界的存在，也并不认为科学家在选择数据与解释证据时能够独立于物理世界，坚持物质世界的实在是理所当然地、无论如何都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知识或信念而存在的某种东西，但同时，布鲁尔又指出，相对主义者坚信，所有被选择的数据与被解释的证据都是需要因果解释的，都是在科学家共同体内得到共识的，“即科学家需要两个世界：面对物理世界与社会世界”。如果有人故意质问：多少知识来自自然，多少知识来自社会，这个问题是毫无疑义的，假如你给出一个百分比，说95％来自物理世界，百分之五来自自然世界，这就如同你问物理学家，人们的视知觉中到底多少来自视感官刺激，多少来自大脑一样，物理学家从来不这样提问，同样的，社会学家也不这样。可以说，承认相对主义又承认唯心主义，是布鲁尔一再强调的立场：存在着独立自存的客观世界，它不依赖于人们的认识而存在，人类共享着这个共同的外部环境，但是关于这个外部世界的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一个动态的网络中，是一个语境化的认知世界。对于逻辑来说，人们有着一致的心性，但是个体的推理能力并不足以决定何者成为集体共享的推理模式，这里存在着一种集体化的建构过程，成为逻辑规则的，是那些经过群体间的互动与协商，以及去语境化的解释过程而被甄选出来的。所以布鲁尔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可视为“实在论”的，它承认实在论的各种一般的假定，世界并不是社会的世界，实在（就其一般意义）也并不是某种社会的构想，相反，关于世界、实在的知识才是从社会角度被人们创造出来的。因此布鲁尔并不接受批评者强加给他的知识纯粹是社会的，或者说知识完完全全是社会性的（如，知识根本没有任何来自实在的、感性方面的输入），而是一再强调：我们所主张的，或者隐含在强纲领中“强”的力量是指：所有的知识都包含着社会维度，这种维度永远存在，无法消除与超越，无论是数学知识、逻辑知识、科学知识、还是日常经验知识。“强纲领的意思是说，社会成分始终存在，并且始终是知识的构成成分，但并没有说，社会成分是知识唯一的成分，或者说，必须把社会成分确定为任何变化的导火索，事实上，它可以作为一种背景存在。”

3．坚持客观主义的相对主义

鲍伊德（Boyd）把相对主义定义为没有客观的认识论标准，布鲁尔认为这种定义是把相对主义定义成：R＝～A＆～O，即相对主义等同于与反对绝对主义，并且反对客观主义。布鲁尔认为这种定义同样混淆了相对主义绝对主义与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的区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持的相对主义是客观主义的而非主观主义的。布鲁尔指出，什么是客观性呢？客观性的反面是主观性，要问客观性不妨追问科学中的客观性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如果客观性仅仅是知识的相对属性，那么相对主义者并不拒绝客观主义：“相对主义接受科学的客观性，但是拒绝以绝对主义的立场理解客观性。”承认相对主义又承认客观主义，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一再强调的立场。科学知识社会学断言科学构成客观性知识，亦即断言知识并不仅仅是主观性的，科学知识来自个体心灵中的情感、倾向等。而知识的客观性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来自物理世界的环境，另一个层面来自于知识的主体之间彼此互动的需要，二者作用共同构成了客观性。在对于客观性的理解上，布鲁尔并不否认存在客观的认识论标准，相反，他指出好的实验实践或可接受的推理，必须能够被科学家全体所共享，也即一个共享的标准是一种社会惯例或制度，存在于人们使用它指涉它的实践中。面对相对主义带来“怎样都行”或“科学家在竞争性理论间的选择是任意的”诸如此类的指责，布鲁尔指出相对主义可能会带来此类问题，但不一定必然会带来此类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否认的是存在绝对的标准，而不是根本不存在标准，若根本不存在标准，那么确实“怎样都行”，“随意选择”，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所持有的相对主义没有否认客观性，没有否认客观性标准的存在，所以并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4．反对绝对普遍主义的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如何回答诸如“伦敦与柏林的重力加速度一样，光的本性在爱丁堡与芝加哥一样”之类关于科学知识的普遍性问题？相对主义强调信念跨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这些似乎与人类学家关于文化的普遍性与人类的共同之处似乎有些冲突。比如，所有语言都有“红”这个词，它们指向同样的那个物理刺激。由此，相对主义被指是某种形式的特殊主义，否认常识与文化的普遍性，他被定义成如下形式：R＝～A＆～U。布鲁尔又一次追问：这种普遍性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如果是相对的，那么相对主义便不与此矛盾，如果绝对的，这定义就自相矛盾，而且人类如何知道它是绝对的普遍性的呢？按照弗兰克对科学的理解，科学中从来没有绝对性的，所有的绝对性仅仅只是它超出了人类现有认知的范围，因此被认为是绝对的、非相对的。

5．反对理性主义的相对主义

对绝对普遍性的反驳，也集中反映在布鲁尔、巴恩斯等人的战斗檄文似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一文中。面对理性主义者郝里斯（Hollis）与路克斯（Lukes）提出人类有共同的基本知觉信念和共同的基本推理规则等共享的合理性内核，布鲁尔等人指出，这个有一定的貌似合理性，因为只有假定异族人像我们一样对知觉刺激做出反应，向我们一样进行推理，才能使得翻译成为可能，才能使得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成为可能。正是在这里，问题就出现了。首先，整个论证是以假定翻译的作用作为前提的：翻译是触及意义的最直接途径。布鲁尔等人指出，母语的获得并不需要一种翻译过程，为了理解一种异族文化，人类学家只需要像当地人一样去做就好了。如孩子学习简单的概念“鸟”，这是个孩子在大人的帮助下不断的尝试与不断的获得纠正的过程。大人可能指着天空中某个飞行的物体，说这是鸟，在几次获取这样的示意以后，孩子可能就会对不同的鸟作出辨认与区分。但他也可能指着空中的飞机说：这是鸟。此时大人就会对他进行纠正：不，那是飞机，不是鸟。布鲁尔指出，这个学习的过程是“社会控制与文化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的、从文化中的特定惯例中获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知觉经验被加以组织成序，纳入到社会特有的惯例与习惯以及特定的文化模式之中。这里不存在合理性的桥头堡，不存在标准的意义、标准的翻译。因此“合理性的桥头堡，亦即所有文化具有共同的信念内核，不过是一种纯粹想象的构造，没有任何经验的基础。”其次，针对理性主义者所假定的人类有共同的推理规则，诸如演绎规则：（p，pq）q（读作：p，p蕴涵q，所以q。）布鲁尔指出，演绎推理的有效性如何得到保证？理性主义者可以说演绎知识的有效性可以用理论得以证明。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就合理性的证明来说，不能用演绎的方法证明演绎规则，因为它会陷入循环论证；不能用归纳的方法证明演绎规则，因为它过于微弱。也许推理的有效性是从逻辑连接词的意义得来，但普赖尔（Prior）已经使这种想法变得无望。那么是否演绎推理的有效性可以从人们的生物构成与大脑组织方式找到答案呢？布鲁尔发现，“在我们已生物构成为基础的推理倾向的解释中，没有哪一种解释能够证明某个独特的逻辑系统是合理性的。正如我们关于一个共享的物质世界的经验不能保证共享对他的语言描述一样，我们共享的自然理性也不能保证某个独特的逻辑系统是先天合理的。”

三、相对主义的实现途径

总体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相对主义是一种方法论的、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它从反绝对主义出发，坚持客观主义，坚持唯物主义，反对理性主义。这种相对主义立场通过几个途径来实现：

1．经社会学修正的自然主义立场

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知识视为一种自然现象，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像研究自然现象一样探求它的因果关系，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但有其自身特点：通过社会学修正的自然主义，即在寻求知识成为知识的原因的时候，既寻求它的自然原因，又寻求它的社会原因。布鲁尔从密尔对于数学的自然主义分析受到启示，认为密尔注意到了数学所具有的经验因素，却无法说明数学如何从经验中产生，通过增加社会学因素，则可解决这个问题：知识来自于经验，却不完全是经验。知识所“分享”的东西确实存在，但是，这种分享并不是柏拉图分享“理念”意义上的分享，存在于知识“之外”的东西，比知识更加伟大的东西，使知识得以存在的东西，正是社会本身。经社会学修正的自然主义坚持知识具有自然与社会原因，使得相对主义者坚持唯物主义成为可能，但同时又要接受客观主义，还需要承认以下立场：社会实在论立场。

2．社会实在论立场

科学知识社会学延续了康德以来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将社会对称地处理为某种同自然相对应的实在，使得知识的形成既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仍以逻辑为例，根据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定义：知识是集体共享的信念，则逻辑推理是集体共享的行为模式，因此推理模式的接受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探求其自然与社会原因，通过寻求逻辑的自然与社会基础，布鲁尔发现，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心理构造，但是可能处于不同的社会或文化之下，不同文化型塑了不同的推理模式，对于解释逻辑而言，“心理学是必要的，却不是充分的”，必须从心理学开始而从社会学结束。心理学解释处理的是人们趋向于如何推，而社会学解释处理的是人们应该如何推。通过社会实在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坚持知识具有社会本性，但并不是随意约定，而是集体认可的惯例，坚持客观主义立场的社会认识论。当然，在实际操作的时候，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原因而忽略自然原因，使得自然原因在知识成因中几乎不起作用，尤其后期的社会学有限论，强调了两个观点：一、个体变成社会的利益傀儡，人们完全受到利益的驱动而无自主性；二、世界如同一个蛋糕，刀子掌握在社会手中，如何切割由社会所决定。这样的处理尽管在方法论上合理，强调社会性且为了清晰解释这些社会性，将其置于明处，而将知识的自然性置于暗处。但它显然为人们尤其科学家所不能接受，由此引发了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

篇（8）

【关键词】社会学前卫/大众文化/微观政治/当代艺术

【正文】

在2005年7月9日举行的第2届成都双年展座谈会上，评论家李公明教授与王林教授对展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李公明认为展览具有嘉年华的特点，但艺术家还是对社会提出问题太少。他强调了艺术与政治的内在相关性，认为当代艺术应该有对世界的积极回应，承担对社会进步与公平的责任，从而继续寻求对宏大叙事的营造的可能性。

王林则对展览中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和展览策划提出了批评，他的观点与李公明有相近之处，即“当代艺术家距离问题太远”。他认为不能说新一代艺术家年轻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当代艺术中的政治性不能回避，中国的前卫艺术从来没有回避过政治问题，而一个不触及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展览是缺乏学术性的。对于两位评论家的批评，展览策划人范迪安教授回应说：“当代艺术和大众文化相关联是我们讨论的问题，说我们没有考虑学术问题是不对的，技术和学术我们都要考虑。”（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

范迪安的简要回答提出了“当代艺术与大众文化”这一重要问题，即对于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具有浓厚大众文化特征和个性化日常经验的艺术表达，应该如何认识？在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宏大叙事之外，当代艺术有没有可能从其他方向切入当代社会？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对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当代流行艺术的文化判断，也提供了一种对过去二十年来由“八五美术思潮”所形成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的机会。判断一个展览是否具有学术性，不在于一个展览是否涉及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是否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反思批判，而是看这个展览与当代社会的视觉关联，以及这个展览以何种方式组织和表达这种艺术与社会的视觉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观察并表达当代艺术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呈现，正是新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课题。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处在不算发达的现代工业与商业环境中的中国的大众艺术，会有怎样的特殊表达方式和视觉形态？这是我们作为策展人不能不关注的艺术趋势。

1939年，格林柏格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现代主义理论名篇《先锋派与庸俗艺术》，在这篇文章里，他注意到在同一社会可以并存着看起来似乎并无关系的不同事物，例如艾略特的诗与锡锅街乐队的流行音乐，勃拉克的画与《星期六晚邮报》的版面，也就是所谓的“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差异与并存。问题在于这种差异是否就是诸多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新出现的和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格林伯格认为，讨论这一问题必须考察这样一种关系：特殊个体经历的审美经验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由此，格林伯格讨论了先锋派艺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批判与历史批判的不妥协态度。这种对现实的勇敢批判却导致了现代派艺术家对社会的自觉疏离，它既排斥革命的政治也拒绝资产阶级的政治(当然，它无法拒绝资本主义的市场)。因此，先锋派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和最重要的功能是寻找一条途径，在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激烈冲突中保持文化的运行。“先锋派艺术家和诗人完全从大众中退离出来，通过把艺术局限于或提高到表现绝对来努力保持自己高水平的艺术，在这种对绝对的表现中，要么解决一切相对性和矛盾，要么对这些问题不予理睬。于是，‘为艺术而艺术’和‘纯诗’便应运而生，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题材和内容”（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先锋派艺术将注意力关注于艺术语言和表达媒介自身，将经验还原为“为表达而表达，表达比所表达的东西更重要”，这种专业上的专门化、精英化和对题材、内容的冷漠，疏远了许多不能或不愿了解他们技艺奥秘的人。大众对精英文化的漠不关心使先锋派在当代文化的发展中由于缺乏群众和市场基础而受到生存的威胁。

在对先锋派艺术在总体文化中的处境日渐艰难感到忧虑的同时，格林伯格注意到了工业化所带来的另一种“后卫”艺术——庸俗艺术。根据格林伯格的归纳，它包括流行的商业性的艺术和带有彩色照片的文学、杂志封面、插图、广告、通俗黄、喜剧、流行音乐、踢踏舞、好莱坞电影等(在今天，我们还应该加上电视娱乐节目、数码影像、动漫、电脑游戏等)，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流行艺术与大众文化，是一种为城市市民和住在城里的乡下人所需要的消费文化，这些市民与民工对正统的文化价值无动于衷而又渴望某种文化娱乐，借以打发无聊与排遣城市生活的压力。

格林伯格对庸俗艺术的生产模式做出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并且痛斥它对于志在创新的前卫艺术的巧取豪夺：“庸俗艺术为了自身的目的可以充分利用成熟文化所发现的东西、成果和完善的自我意识。它从这一文化传统中借取技法、诀窍、策略、经验方法和主题，并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体系，抛弃不需要的成分。它从历史的积累起来的经验库存汲取自己的生命血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今天的通俗艺术和文学曾是昨天属于创新深奥艺术和文学的真正含义。”（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今天，大众文化已成汹涌潮流，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日益紧密，本雅明所预见的复制性艺术对传统的手工技艺的经典艺术造成极大冲击。我们对待大众文化与流行艺术已不能再持一种简单的批判与声讨，而应该更深入地研究当代艺术与当代社会的复杂的美学关系。

在我看来，格林伯格对于流行艺术的全面否定(虽然他也承认庸俗艺术有时也制作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某种带有真诚民间风味的东西)是站在美学前卫的立场上反对流行艺术对艺术语言的资源掠夺与形式上的自由挪用。但是格林伯格没有注意到当代流行艺术对大众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青年一代是如此重要与深远，与之相比，一些知识分子在专业刊物上对流行文化的批判与声讨就如同在大海中扔进几个石块。社会生活的潮流激变使我们和8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青年之间日益陌生，而他们正是当代艺术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与接受者。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北京“798区”举行的艺术展览和活动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陌生的年轻面孔，他们对艺术的定义和态度与我们已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对于当代社会的切入与表达，有关艺术语言和技术表达的问题不再居于中心，而是让位于对于现实生活和个人经验的综合性表达。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寻找当代艺术中的前卫性，那么这不再是一种专注于艺术语言与媒介的“美学前卫”，而是一种重视社会生活变迁与个体感受的“社会学前卫”（注：关于这两种前卫的概念与历史，请参阅我的论文《前卫》，载《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90年代中期的注重艺术语言的阶段后，在某种意义上又一次回到80年代后期新潮美术对于社会、政治的关心与表达（注：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有一句著名的话“重要的不是艺术”，说明了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社会学性质而不是美学性质。）。区别在于，80年代青年艺术家对于社会、政治的变革热情是在历史与传统的背景上所产生的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而今天的青年艺术家更多地从个体经验出发，在微观沉潜的层面上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剧烈变化。

借用语言与文学的概念，如果说，80年代的前卫艺术还具有一种古典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情结，它的表述方式更多地像一种演说与宣言。这种演说与宣言，具有古典主义的宏大叙事特征，是一种单方面的自我表现，它所面对的，是艺术家想像中的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叛逆与革命的对象，艺术家在自己的实验艺术中象征性地完成了对传统的批判与摒弃。

当代艺术中的价值观发生了转换，当代青年艺术家的表达方式更多地具有一种自语与对话的特点。观察成都双年展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70年代和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艺术家的普遍状态。这一代与80年代新潮美术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没有那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英雄主义与救世理想，而是将个人的生活和大众文化与影像图像作为重要的艺术表达资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用异样的眼光观察物象，从中获得异样的感受。当然，这种感受没有前辈画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由坚定的理想与价值教育所形成的不容置疑的确定性，我们在这一代青年画家的作品中看到若干游离与恍惚，暧昧与自恋。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会流露出无言的茫然和对前景的困惑，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在作品中对于闲暇与享受的表达更具有一种对世俗生活的体验、认同与投入。而他们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已经由于当代艺术信息的丰富来源和材料的多样化，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与综合性。

意大利艺术评论家奥利瓦在《超级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热超前卫”(HotTransavanguàrdia)和“冷超前卫”(ColdTransavanguàrdia)的概念，这大概是借用了现代艺术中的“冷抽象”与“热抽象”的概念。他所提出的这两个概念不是平行的共时性概念，而是先后的历时性概念，即“热超前卫”的一代人以使用语言的方式来利用强调艺术价值的机会，这种语言求助于历史，以此作为其分离于日常用语的标志。而当前的一代人却采用一种综合的、或然性的方法，即对材料和语言选择中的固有难题做出直接的反应，哪怕这些材料和语言是根据同样的疏离以及折中的能力来加以使用，奥利瓦称之为“矫饰主义者的模仿”。他指出“时下的艺术家们按双重意向来操作，即首先选用可辨认的事物，并将其加工处理，使之在与观众的目光相遇时起刺激作用；其次是采用形式化的场所和建设性方式，使之能够以新近精炼出来的距离感和意图来环绕其作品”（注：奥利瓦：《超级艺术》，毛建雄、艾红华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在这里，他实际上区分了早期现代主义的精致语言的前卫艺术与后现代时期受到大众文化影响与渗透的缺乏修养的流行艺术。

当代艺术的传播越来越依赖于艺术信息的获取和艺术活动的配套操作，大众媒介、收藏与市场日益成为具有评论价值的重要因素而发挥着影响力。当代艺术家已经意识到通过展览与大众媒介建立自己的符号系统即商品品牌识别系统，从而增加艺术神话的附加值的重要性。为此，选择社会熟悉的大众文化符号并对已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加以挪用，是一个与大众和传媒建立紧密的消费联系的公关策略。

美国艺术史家T·J·克拉克注意到前卫艺术的这种复杂性，也就是前卫艺术与“现代性”的关联：“在1860年—1918年间作为艺术的一些前后联系，前卫艺术的丰富性可以依赖它给予平面性的这种复杂和兼容的价值——必定从其他地方而不是从艺术中得出的价值——而重新得到描述。它将使那种平面性作为‘大众化’的同义词——因而将某种东西精巧地、清晰而显著地构想出来。或许它表示了‘现代性’，因为平面性意味着用幻觉召唤出的广告、商标、时髦画片和照片的纯粹两维性。”（注：T·J·克拉克《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艺术理论》，见《波洛克及其之后》，纽约哈珀与劳出版公司1988年版。）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与大众文化具有血缘关系的流行艺术？还是在成都双年展的座谈会上，陈瑞林教授的观点对我们可能会有启发，他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艺术家提出过多的要求，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消解，家长里短也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改变社会的还是大众艺术。改变社会思维方式的还是流行艺术。我对大众艺术、实用艺术比较感兴趣。让民众感受艺术，也是好的。大家不要太刻意，现代艺术是很宽松的。”（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这一观点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中国知识界与艺术界的影响，流行艺术已经并且将会获得更为宽容的发展环境。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今天已经不再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先锋派，也就是说，不再有令人震惊的艺术和受震撼的社会之间的那种张力，这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它证明了在西方社会，先锋派已经取得了胜利，社会本身已经接受了创新与变革，但这恰恰导致了“前卫”的制度化，并赋予它不断推陈出新的任务。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注意到西方艺术经过现代主义的前卫洗礼，已经获得了一种文化冲动力，即艺术“已呈现出一种追求新颖和独创性的主导性冲动，以及寻求未来表现形式与轰动效果的自我意识，这就使得变革与创新的设想本身遮盖了实际变革的成果”（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9页。）。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前卫已经死亡，理由是在当代艺术中，形式革命的空间已经发掘殆尽。而前卫艺术极端强调的个性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很大的虚幻性，个人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福柯认为，现代主义强调的主体性并不存在，所有的主体性都是虚幻的，个人在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中存在，为这种关系所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以及规范化，个体接受社会权力的制约和社会规范，自觉内化，这是一种被动的“生产性的主体”。但福柯也强调个人要从被他人改变转向自我转变，从而发展出以分散、多元对抗统一性的“微观政治”。“微观政治”是反体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是强调主体行动的自觉性的，“必须把政治行动从一切统一的、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救出来，通过繁衍、并置和分离，而非通过剖分和构建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的办法，来发展行为、思想和欲望”（注：福柯：《反俄狄甫斯序言》，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在福柯的著作中，主要讨论的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如何被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和规范化，个人处在全方位的社会权力网络体系中，每一种人际关系都是一种权力关系，个体似乎处于悲观的无助地位。但在福柯的晚期，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强调“统治技术”转向强调“自我技术”，即强调个人如何被他人改变转向强调如何实现自我改变，他呼唤一种在社会微观层面发展起来的多元的自主斗争，用一种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学概念取代了现代的宏观政治学概念。通俗地说，当分散的个体不具有对整体社会中心权力的控制权时，他可以通过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来获得对自我的控制权。这种“微观政治”以两种反话语形式获得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一种是“话语政治”，即边缘群体通过抵制将个人置于规范性约束下的霸权话语来解放自我，获得自由；一种是“生物性政治”，即个体摆脱规试性权力的束缚，通过创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形式来重塑躯体，从而颠覆规范化的主体认同和意识形式。将“”与“欲望”提升到一种文化与政治的高度来切入社会，是当代艺术对于传统价值的一种和平颠覆的后现代策略，这就要求我们对当代艺术中的“”和“欲望”从社会学的角度还原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基础，这也是我们了解行为艺术与身体艺术的一个切入点。

展览现场

篇（9）

2.有效融入的策略

2.1确定明确目标在初中政治课中融入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观念，从而提高他们的价值分析能力和选择能力，从而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3］。因此，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要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敏锐性和自觉性，认真思考如何将二者有效融合。如在《政治生活》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公民教育内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结合有关国际社会的知识加强他们对改革开放重要性的认识。

2.2使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在有了明确的教学目标之后，科学、恰当的教学方法成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教学质量的环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丰富又抽象，如何在思想政治课上将它们有效转化为教学内容，让学生容易理解是对教师方法选择的重要考验。其实政治课上的好多道理都可以结合身边小事加以理解。因此，教师可以采取情境教学法，选取一些发生在学生周围的，且他们关注的文化或政治现象，作为课堂讨论的内容，让他们自主探究，提炼观点，同时教师进行针对性指导和评价。如事件中的打砸行为，其中心焦点是爱国主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说明该行为的可行性，让学生在探究讨论中得出结论，从而加强对爱国主义的理解。

篇（10）

【Abstract】AIM:Toobservetheeffectsofoctylphenol(OP)oncellcycleandcyclinexpressionofMDAMB231breastcancercellsandtoprobethemolecularmechanismsofOPinhibitingMDAMB231breastcancercellproliferation.METHODS:Thechangesofcellproliferation,cellcycle,cyclinD1mRNA,cyclinD3mRNA,CDK2mRNA,CDK4mRNAandcyclinD1proteinexpressionsofMDAMB231cellstreatedwithOPwereobservedbyusingMTTtest,flowcytometry,immunocytochemistryandRTPCR.RESULTS:WhenMDAMB231breastcancercellsweretreatedwith4or8μmol/LOPfor48h,thecellinhibitionrateswere(17.13±4.1)%,(40.25±8.7)%,andthefluorescencevaluesofcyclinD1were55.1±10.2,41.4±11.2,significantlydecreasedascomparedwithcontrolgroup(89.9±11.2,P<0.05).WhenMDAMB231breastcancercellsweretreatedwith8μmol/LOPfor24and72h,thecellratiosintheG0/G1phasewere(67.0±17.6)%and(44.4±11.9)%，significantlyincreasedascomparedwithcontrolgroup［(46.6±12.8)%at24h,(15.3±3.1)%at72h,P<0.05］.OPinhibitedthemRNAexpressionsofcyclinD1,cyclinD3,CDK2andCDK4andtheproteinexpressionofcyclinD1.CONCLUSION：OPcaninhibittheproliferationofMDAMB231breastcancercells,whichmayberelatedtodownregulatingtheexpressionsofcyclinD1,cyclinD3,CDK2andCDK4mRNAandcyclinD1protein.

【Keywords】cellproliferation;breastneoplasms;octylphenol;cyclinD1；cylindependentkinases

【摘要】目的:观察辛基酚(OP)对细胞周期及周期蛋白表达的影响，探讨OP抑制MDAMB231乳腺癌细胞增殖的可能分子机制.方法：以MTT试验、流式细胞分析、免疫细胞化学和RTPCR等方法观察OP对MDAMB231乳腺癌细胞增殖、细胞周期、CDK2，CDK4，cyclinD1和cyclinD3表达的影响.结果：4,8μmol/LOP作用MDAMB231乳腺癌细胞48h时，其抑制率为(17.1±4.1)%,(40.3±8.7)%，cyclinD1表达量荧光值为55.1±10.2，41.4±11.2，比对照组(89.9±11.2)明显降低(P<0.05).8μmol/LOP作用MDAMB231乳腺癌细胞24h和72h，G0/G1期细胞为(67.0±17.6)%和(44.4±11.9)%，G0/G1期细胞比对照组［24h，(46.6±12.8)%；72h，(15.3±3.1)%］明显增高(P<0.05).OP导致MDAMB231乳腺癌细胞中CDK2，CDK4，cyclinD1和cyclinD3mRNA的表达降低，且cyclinD1蛋白的表达也降低.结论：OP能抑制MDAMB231乳腺癌细胞增殖，其机制可能与OP能降低乳腺癌细胞中CDK2，CDK4，cyclinD1和cyclinD3mRNA及其蛋白的表达有关.

【关键词】细胞增殖;乳腺癌;辛基酚；细胞周期蛋白D1;细胞周期蛋白质依赖激酶类

0引言

辛基酚（octylphenols,OP）是一种环境雌激素，近年来对它的雌激素活性检测及其生殖毒性效应研究较多［1］.OP能促进ERα+MCF7乳腺癌细胞的增殖，表现雌激素活性，却抑制ERα-MDAMB231乳腺癌细胞的增殖［2］.细胞增殖与细胞周期密切相关，本研究将OP作用于MDAMB231乳腺癌细胞，观察细胞的增殖和CDK2,CDK4,cyclinD1，cyclinD3表达的改变，探讨OP影响MDAMB231乳腺癌细胞增殖的作用机制.

1材料和方法

1.1材料试剂中，OP纯度>98%，sigma产品.cyclinD1抗体为兔抗人抗体，使用浓度为1∶75倍稀释，FITC标记羊抗兔抗体，北京中杉产品.RTPCR试剂盒，上海sangon产品.二甲亚砜(DMSO)，纯度>98%，进口分装试剂，用于配制OP.MDAMB231乳腺癌细胞由中科院上海细胞所提供.实验前将MDAMB231乳腺癌细胞在无酚红的DMEM/F12中培养24h以耗尽细胞的内源性雌激素，然后以该培养基进行实验.实验分为3组：对照组，给予DMSO；4μmol/LOP组；8μmol/LOP组.

1.2方法

1.2.1MTT试验以492nm波长测定活细胞的吸光度（A），抑制率（PR）=(对照组A值-实验组A值)/对照组A值×100%，每次试验设2个平行孔，试验重复3次［3］.

1.2.2细胞周期相及凋亡检测实验各组细胞处理24,48和72h，收获细胞，700mL/L冷乙醇固定，RNase消化，碘化丙啶(PI)染色，流式细胞仪检测，每次试验设2个平行孔，试验重复3次.

1.2.3cyclinD1表达分析细胞生长于小盖玻片上，多聚甲醛固定，血清封闭，加一抗于37℃孵育50min，加荧光素标记二抗孵育20min，甘油封片，LeicaNT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照相及数据分析，实验重复2次.计算荧光强度时每组实验取3张片子，每张片子取36个视野，每个视野取5个细胞，计算其平均荧光强度.

1.2.4RTPCR检测CDK2,CDK4,cyclinD1,cyclinD3的mRNA表达实验各组细胞处理24h，收获细胞，用Trizol试剂一步法提取各组细胞总RNA，逆转录为cDNA，置-80℃备用.引物由上海sangon合成，CDK2：F5′GCTCTCACTGGCATTCCTCCT3′，R5′5′CGAAATGAAGGCACTAGAGC3′，产物546bp；CDK4：F5′CTACCTCTCGATATGAGCCAGT3′，R5′CATCTGGTAGCTGTAGATTCTG3′，产物563bp；cyclinD1：F5′GAGGAACAGAAGTGCGAGGA3′，R5′TCTGGAGAGGAAGCGTGTGA3′，产物501bp；cyclinD3：F5′TGTCAGGAGCAGATCGAAGC3′，R5′CCTTTAGAAGGCACTAGAGC3′，产物453bp；βactin：F5′AGGGGCCGGACTCGTCATACT3′，R5′GGCGGCACCACCATGTACCCT3′，产物202bp.25μL体系加样本总cDNA，上游和下游引物各1.5μL，依次加入试剂盒其他成分.反应条件为94℃灭活40s，60℃或61℃退火40s，72℃延伸40s，22个循环，20g/L琼脂糖电泳，照相，半定量分析以凝胶成像系统的分析软件Q1来分析其灰度值，每实验重复3次，以目的条带/βactin之比值为结果，各组间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统计学处理：数据用x±s表示，组间比较用SPSS10.0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2结果

2.1MDAMB231乳腺癌细胞增殖以4,8μmol/LOP作用MDAMB231乳腺癌细胞48h，细胞抑制率为(17.1±4.1)%，(40.3±8.7)%.

2.2MDAMB231乳腺癌细胞周期相分布8μmol/LOP作用MDAMB231乳腺癌细胞24h和72h，G0/G1期细胞分别为(67.0±17.6)%和(44.4±11.9)%，G0/G1期细胞比对照组［24h，(46.6±12.8)%；72h，(15.3±3.1)%］明显增高(P<0.05).

2.3MDAMB231乳腺癌细胞中cyclinD1蛋白表达cyclinD1蛋白主要表达于细胞的胞浆中(图1)，4,8μmol/LOP组cyclinD1表达量荧光值分别为55.1±10.2，41.4±11.2，比对照组(89.9±11.2)明显降低(P<0.05).

A：对照组；B：4μmol/LOP组；C：μmol/LOP.

图1OP对MDAMB231乳腺癌细胞中cyclinD1表达的影响SPFITC×400（略）

2.4MDAMB231乳腺癌细胞中CDK2,CDK4,cyclinD1,cyclinD3mRNA表达mRNA的表达以电泳条带的亮度来判断，亮度值越强，mRNA量越高，经凝胶成像系统软件处理，与对照组比较，OP组CDK2,CDK4,cyclinD1及cyclinD3mRNA表达均降低(图2).

M:marker;1:8μmol/LOP;2:4μmol/LOP;3:对照.aP<0.05vs对照.

图2OP对MDAMB231乳腺癌细胞中cyclinD3,cyclinD1,CDK2,CDK4mRNA表达的影响（略）

3讨论

雌激素是哺乳动物体内分泌的一种性激素，起着调节动物生长、分化和生殖的作用.OP是一种苯环类化合物，能与ERα结合，显示出雌激素活性.OP主要用于生产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增塑剂、热稳定剂、光稳定剂等，广泛存在于生活、工作环境的水体、淤泥、土壤和食物如鱼类、贝类及饮用水中［4］.MDAMB231乳腺癌细胞是一株ERα-的细胞，>15μmol/LOP对MCF7乳腺癌细胞会产生毒性作用，1~10μmol/LOP会对MDAMB231乳腺癌细胞产生毒性效应，抑制MDAMB231乳腺癌细胞的增殖［1］.以植物雌激素三羟异黄酮作用184B5/HER细胞，结果发现活细胞数量减少，呈剂量效应关系，同时G0/G1期细胞增高，细胞凋亡也增多.本研究结果显示4，8μmol/LOP均能抑制MDAMB231乳腺癌细胞增殖，并呈时间效应和剂量效应.

细胞增殖依赖于细胞周期的顺利进行，该过程受G1/S，G2/M两个关健点调控.植物雌激素三羟异黄酮能将MDAMB231乳腺癌细胞阻滞于G2/M期，细胞凋亡增加［5］，超二倍体增加.本研究结果显示OP作用MDAMB231乳腺癌细胞24h，G0/G1期细胞(凋亡峰)明显增加(P<0.05)，表明OP具有急性毒性作用，细胞迅速凋亡.OP引起MDAMB231乳腺癌细胞周期阻滞与三羟异黄酮不同，这可能与三羟异黄酮具有多种生物活性有关.

细胞增殖依赖于细胞周期的顺利进行，细胞周期的正常进行又依赖于细胞周期调控蛋白如cyclinD，cyclinA，cyclinE等及细胞周期依赖性激酶(CDK)的正常表达.cyclinDCDK4是G0/G1期的限速步骤，过度表达G1期的周期蛋白如cyclinD，cyclinE能加速细胞快速通过G1期.cyclinD1蛋白表达与细胞周期运行有关［6］，抑制肿瘤组织生长与P53的高表达及cyclinD1低表达相关［7］.以17羟雌二醇作用雌性Wistar大鼠60d，发现雌二醇通过减少CDK2，CDK4的表达以及降低CDK2活性，将细胞阻滞于G1/S期［8］.本研究结果表明，OP作用MDAMB231乳腺癌细胞后，能降低CDK2,CDK4,cyclinD1及cyclinD3mRNA的表达，降低cyclinD1蛋白的表达，抑制乳腺癌细胞的增殖，细胞阻滞于G1/S期，导致MDAMB231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受抑，并呈剂量效应和时间效应.

【参考文献】

［1］YoshidaM,TakenakaA,KatsudaS,etal.NeonatalexposuretoptertoctylphenolcausesabnormalexpressionofestrogenreceptoralphaandsubsequentalterationofcellproliferatingactivityinthedevelopingDonryuratuterus［J］.ToxicolPathol,2002,30(3):357-364.

［2］VermaSP,GoldinBR.EffectsofsoyderivedisoflavonoidsontheinducedgrowthofMCF7cellsbyestrogenicenvironmentalchemicals［J］.NutrCancer,1998,30(3):232-239.

［3］艾金霞，刘良，王冰梅.SBHL对Hela细胞生长抑制作用的影响［J］.第四军医大学学报，2004,25(19):1791-1793.

［4］彭俊华，张峰.辛基酚对机体健康的影响及其机理的研究进展［J］.西北国防医学杂志，2004,25(6):445-446.

［5］PoLS,ChenZY,TsangDS,etal.Baicaleinandgenisteindisplaydifferentialactionsonestrogenreceptor(ER)transactivationandapoptosisinMCF7cells［J］.CancerLett,2002,187(12):33-40.